text: 摘要：本文以《庆湖遗老诗集》《东山词》为基础文本，结合史料，探讨贺铸仕宦经历与其心态、创作的关系。元�v六年的武官转文官，是贺铸仕宦生涯的重要节点。此前任职武官虽沉沦下僚，但他仍渴求出现转机，诗词中多发建功立业的强烈诉求或才高位低的不平之鸣，体现着明确的功名进取意识。转入文阶后，他曾一度满怀希望，但现实境遇的难以改变，最终使其归于消沉、退隐状态。此间作品多呈现生活困顿之苦闷或渴望归隐之心怀，少有豪放之作。贺铸心态、创作上的变化，是其为官经历的真实写照，也与北宋社会文化背景密切关联。
  至宣和七年（1125）去世，为文官时期。元六年，贺铸由武官转文官，之后诗人心态发生了重要转变。本文拟以元六年为界，将贺铸的仕宦历程，特别是元时期及其前后的为官经历，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以求对其思想和创作情况作一些细致探讨，进而对他的心态变化进行分析。
  贺铸早年自号“北宗狂客”，晚年则称“庆湖遗老”，转变的分界线大体上是元六年。绍圣三年（1096），贺铸在宝泉监任上，为诗集所作序中指出：
  贺铸追溯祖辈，表明自己乃忠义豪侠庆忌的后代，庆湖是祖辈隐居的地方。因而可以看出“庆湖遗老”有追随祖辈的意思。自序中还指出“铸少有狂疾，且慕外监之为人，顾迁北已久，尝以‘北宗狂客自况。今老且疾，念归何时？而亟更旧称者，亦首丘之义耳。”{2}由此可知两点：一是贺铸前期狂放不羁，后期消极隐退；二是贺铸选择归隐于山阴之地，而非生养之地卫州，因为这是贺铸十分尊崇的先辈所居住的地方，为了效仿先辈“以持先业，皆力田自洁，不复为仕宦计”{3}。这两点是息息相关的，这与贺铸一生职官迁转情况有关。根据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4}，现列贺铸一生所任职官情况如下：
  从中可以看到以元六年为界，贺铸所任官职分为武职与文职，但职位都比较低。元六年文武换官基本处于贺铸官宦生涯的中间时段，是人生心态发生起伏的重要时期。前期贺铸专心仕途，积极用世，试图改变自身地位卑微的境遇，但一直没有成功，最后寄希望于通过换官获得转机，却最终失败，所以决意远离仕途，归隐南方。因而从“北宗狂客”到“庆湖遗老”，这是贺铸自我心态与现实处境调适的结果。
  贺铸的心态变化在其创作中有明显的表现。元六年以前，诗歌中大多表达着对于仕途的渴望。如有表达自己积极进取的一面，贺铸元丰二年、三年在滏阳做官，关心民众疾苦，如《喜雨》题下作注“己未岁，余官滏阳，涉春旱熟，四月晦，雨始大澍，而二麦已藁死，采老农言，赋是诗”{5}，对于农民麦子因缺水导致枯死的事实进行了说明。除此之外还有如《春行》和《暑夜》：
  前者通过春日里农民忧苦与士人游乐的比较，表达对于人民的同情；后者则表达了自己济世安民的理想。元以前，这种进取的意识是占据了上风的。
  从元开始，贺铸的心态逐渐发生变化，表达自己壮志未酬情感的作品开始变多，但这亦是贺铸对于仕途抱有希望的侧面反映。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去世，哲宗即位，次年改元元，由此拉开“元更化”的序幕。此时旧党上台执政，贺铸也由徐州回到京城。由于贺铸与苏轼及苏门弟子黄庭坚、秦观、张耒等有一些交情，因此虽然此时仍是沉沦下僚，但最初对自己的前途还是有所期待的。如元二年（1087）正月，贺铸领将作监属官，尽管这是一个低级武职，但他仍不畏强权，秉公职守，杖责“骄倨不相下……盗工作物”{8}的贵人子同僚（《宋史・文苑传》）。贺铸虽然心系天下，但却身处卑位。元三年，面临残酷的现实，贺铸作了《六州歌头》一词，怀念少年之时的豪情壮志，用以表达自己报国无路的悲愤：
  当时，宋朝西北边境连遭西夏军威胁、入侵，面对如此危急局面，主政的保守派却一味忍让求和。北宋王朝崇文抑武，词人长期处在武官的队伍中，渴望为国尽力却得不到任何的重用。
  由于怀才不遇，贺铸在赠别友人之时，也会为才高位低的友人鸣不平。如元元年（1086）在京作《送李主簿夷行之官河阳》四首其二言：“古时英特士，往往沈下僚，念君鹄姿，首蓬蒿。”{10}其三言：“君才本高绝，流俗固难谐。桂生樗栎林，宁免相突排。”{11}这样的作品，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他的仕途进取意识。元三年，贺铸作有《长安在何许》二首：
  长安在何许？疑是青天上。矫首西风，溪云断人望。
  当然，长期沉沦下僚的生活，也使贺铸生出了些许怅然若失以致渴望隐退之意。元六年二月，贺铸卸任和州管界巡检，返回东京，途中他在高陲作《留别田昼》一诗，其中有云：“云逵谢攀跻，长铗与人还故。异时结驷来南驮，耕者老夫锄者妻。”{13}此时的贺铸经历了太多的不如意，他本长于文辞，但迫于家境衰落，只能依靠恩荫入仕成为低级武官，此后长期得不到重用，因此不免失意。这样的感慨，实为其仕宦生涯后期创作的先声。
  在诗中，他期待弃武从文之后能够改变命运，从而收获功名。他的期待并非是没有缘由的，据南宋学者、诗人刘克庄的记载，贺铸在元时已文名颇高，“虽坡、谷亦深嘉屡叹”{16}（《跋徐总管诗卷》）。
  但是贺铸改官之后，因病耽误，最后只谋取了一个监北岳庙的职位，他的仕途依旧没有好转。他在元八年（1093）写给友人的《留别王景通二首》其二中，描述自己的仕宦生涯是：“游宦差池大半生，君方倥偬我伶俜。官衔转落百僚底，衫色浑偷两鬓青。”{17}这对于他来说，无疑是更为巨大的打击，因而贺铸毅然归隐。这在同年所作的诗词中皆有反映：
  此时贺铸尚在京城，但是他已准备离开，遨游江湖，用扬州、山阴来安放自己的灵魂。选择庆湖作为自己归隐的居处，以一种遗老的姿态来安处晚年。
  对于贺铸转入文阶后对官场仕途的态度，程俱在《贺方回墓志铭》中指出：
  岳祠吏属于祠禄官。《宋史・职官志》言：“宋制，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22}这类官职往往授予那些“宗室、外戚、老臣等不宜担任职事者……虽无实职，但为官清闲，且俸禄较为优厚”{23}。贺铸甘愿选择有名无实的祠禄官，这反映出他的功名进取之心日益淡化。在经历了各种官场失意与挫折之后，贺铸也充分意识到为官不易，隐居亦艰难，如绍圣二年（1095），《京居感兴五首》其五中“谩赋芳草篇，长安居不易”{24}等句皆反映出生活的艰难，如果没有物质基础，要过退隐生活更是免不了遭受饥寒之苦。
  绍圣三年（1096）三月，贺铸前往江夏赴任宝泉监，途径江陵时，他写了很多留别的诗篇，反复强调想要皈依佛门的愿望，如“与君更结莲社游，径取盂囊付舟尾”{25}（《赠僧孚》）“北道音尘长断望，西庵香火不无缘”{26}（《重别和上人》）等。这些均表明贺铸内心对仕途已是心生抗拒，一心想要归隐，此时做官已经不谋求于政治仕途上的高升，只是为了生存而已。
  元和六年是贺铸仕宦乃至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此前，尽管官卑位低，但他的内心始终保持着渴望改变命运，希图建功立业的热情。由武转文的成功曾一度使他满怀信心，但这种转变并未对他的现实生活产生任何积极改变，而这也最终令贺铸内心的希望泯灭。故而元六年之后，贺铸虽身处宦海，但已有意沉浸在自己的精神家园中。我们在程俱为他所做的墓志铭中看到，徽宗政和（1111―1117）年间的贺铸是“观其抗任气，若无所顾忌者，然临仕进之会，常如临不测渊，觑觑视不敢前，竟疾走不顾”{27}，可见贺铸对于官场，对于仕进，已带有一定程度的拒斥与戒备，全然不复以前。
  贺铸心态的变化，究于武官换文。“官分文武，惟王之二术也。”{28}宋以前，文武官员之间的整体态势是基本对等的。宋太祖赵匡胤鉴于晚唐五代藩镇割据、武人作乱，导致王朝频繁更替的历史教训，在立国之初便定下“以文治武”的祖宗家法。在宋代，文官与武官在待遇上有着较大区别，在薪俸、恩赐、休假等方面，文官都要比武官的待遇优越。在这种崇文抑武的社会背景之下，文职往往更受欢迎，武职却是低人一等。因此在宋代请求换文的武官人数历朝都有不少。杜情义《宋代文武换官制度研究》指出：“宋代官员换官的途径一般有三种：荐举、自请后考试及荫补。”{29}北宋前期，经由名臣举荐而由武官转为文官的情况较多。而随着换官考试制度与方法的日益完善，至北宋中后期，举荐换官的情况逐步减少。特别是朝廷数次强调不得举荐他人换文，以至于形成“今荐而用，则百不得一”{30}（李昭《代贺方回谢举换文启》）的局面。
  在荐举为文比较难的元时期，贺铸却最终成功转阶，因而一开始他的情绪是较为高昂的。自元六年（1091）至大观三年（1109），武官换文之后的十八年，他由承事郎做到奉议郎，只是迁转了四阶。{41}根据《宋代官制辞典》附表28《元丰改制后至北宋末文武寄禄官请受表》，承事郎月料钱为一万钱，衣赐为“春、冬绢各三匹，冬绵十五两”{42}；奉议郎月料钱为二万钱，衣赐为“春、冬绢各七匹，绵三十两”{43}。由此可见诗人的官运并没有因为改入文阶而走上亨通，借此来改变命运不过是空想罢了，生活仍是困顿不堪。所以即使后来仍然身处官场，但贺铸已然变为隐退。贺铸元年间的人生变化亦折射出了贺铸整个人生中的矛盾性，正如程俱在《贺方回诗集序》中所指出的：
  程俱所谓“不可解者”，正是贺铸前期昂扬与后期保守处在人生不同阶段中的真实反映。
  宋哲宗元元年（1086）至六年（1091），此时的贺铸正当壮年。他怀着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心怀步入仕途，然而现实却让他空有一身抱负，长期徘徊于一些低级武官的职任上，难有作为。在由武阶改入文阶之后，他仍没有改变自身困顿的命运。这种重复性的受挫，加上时代风气的影响，使贺铸心态发生了改变，由进取转变为隐退。而这种转变又是与北宋社会大背景密切相连的。从时代风气来看，贺铸仕宦生涯后期所处的徽宗朝，是“士大夫文化”的低潮期。对此，符继成、赵晓岚曾有所概括：
  在这样的环境下，仕途的不顺，生活的困顿，导致贺铸的士大夫进取精神渐渐散失，特别是他那种元换官之前“言志”的豪放之作，在后期作品中已不再出现，处在个人境遇与时代文化低潮期的士大夫，必然只能追求“独善”。由此贺铸诗词创作呈现出阶段性特点，正如杨时在《跋贺方回鉴湖集》中所言：“方回之诗，予见之旧矣。复出《鉴湖集》示予，其托物引类，辞义清远，不见雕绘之迹，浑然天成，殆非前日诗也。”{46}贺铸作为这一时代代表性的困顿诗人，他的创作也成为时代风貌的一种独特展示，带给我们别具特色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