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张卫平:民法典的实施与民事诉讼法的协调和对接
  《民法典》的颁布无疑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法治进步最大的立法事件。
  对于我国民事法治乃至整个法治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作为一项系统的、重大的立法工程，《民法典》的编纂已经完成，终于实现了新中国几代人的夙愿。
  法律的实施和落实之中一条最重要的方法和路径，就是在具体的争议事件的诉讼中得以适用。
  《民法典》要想在具体争讼事件中得以适用，就必须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民事程序(诉讼程序和民事非讼程序)，通过司法裁判的“三段论”模式，使得《民法典》的具体规定成为其具体案件的裁判根据。
  诚然，在现实中，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依然会存在不一致或脱节的情形。
  这是因为:其一，民事程序法能否与民事实体法保持一致，与人们的认识有关，认识出现偏差时必然会影响民事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协调与对接。
  由此，民事程序法与民事实体法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滞后，存在着不能完全协调和对接的情形。
  -直以来，民事诉讼法通过自身的不断修订，以及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范，总体上保持了与民事实体法发展变化的协调和对接，尽管在某些方面或细节上还存在不能协调对接之处，在时间维度上存在滞后的情形。
  虽然在民法典制定之前，学界有过对民事诉讼法与民法典的对接这一议题的探讨，但人们更多地是从民事诉讼法的角度，讨论《民法典》与民事诉讼法的单向对接，即《民法典》的制定如何考量民事诉讼程序的维度。
  因为此时《民法典》的制定还处于酝酿之中，除了民事诉讼法外，学者们还希望《民法典》在制定的过程中关注与宪法以及其他相关部门法--商法、刑法、行政法、环境法、国际私法等的关联，而非独自前行。
  与彼时不同，当下的情形是，通过几年的酝酿，《民法典》已经颁布，无论是民事实体规范，还是实体法中的程序规范都处于既定状态。
  一、民事诉讼法与《民法典》协调和对接的基本思路
  在宏观层面，其基本思路是什么
  (一)民事诉讼法与《民法典》的协调
  在民事诉讼法与《民法典》的一致性方面，又主要涉及到以下三个大的方面:
  其二，实现专有概念上的一致性。
  其三，实现和保持与《民法典》原则、制度规定上的一致性。
  1.在原则和精神层面与《民法典》保持一致性
  在民事诉讼中违反自愿处分原则的情形实际存在，并且为民事诉讼规范所实际认可。
  2.在具体制度层面与《民法典》保持一致性
  还应当注意的是，《民法典》中的一些原则和制度往往还需要民事诉讼法再加以明确，以便在程序中予以适用;相反，实体法也可以直接对民事诉讼的某些具体程序和制度作出规定。
  尽管如此，民事诉讼法还需要按照《民法典》的这些程序性规定，进一步细化程序规则。
  (二)民事诉讼法与《民法典》实施的对接
  民诉法与《民法典》的对接，还包括在程序上需要设定或建构一些新的程序以实现《民法典》关于权利义务的规定。
  就民事诉讼程序的设置而言，其程序差异主要考虑的是民事纠纷的性质、争议标的数额和民事主体的关系等差异性因素。
  《民法典》作为私法的基本大法，不仅设定民事主体的权利义务，同时在民事权利义务发生争议时也会对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解决路径作出规定。
  无论是给付之诉，还是形成之诉，其诉讼标的以及裁判效力都与民事实体法有直接关系。
  民事程序--无论是诉讼程序还是非讼程序都有两个基本的维度需要考虑，一个是实体法维度，一个是程序法维度。
  所谓根据民事纠纷的特点就是基于实体法维度的考量。
  为了维系社会稳定，助力民事争议的解决，《民法典》特别明确规定某些争议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就该争议向司法裁判机关提起诉讼，通过司法途径予以解决。
  (三)通过民事诉讼法对实体法规定的不足进行“后期”处理
  在实体法规定不明确或有缺失时，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法或司法解释规范予以明确，消除歧义(尤其是司法解释作为完全不区分程序和实体的规范，更能发挥其便利)。
  本条中的“法律文书”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法律文书至少包括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仲裁裁决书、仲裁调解书等。
  那么可以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法律文书是否就是指这些法律文书
  这一点是需要确定的。
  学者们的研究论证对此已早有一致的看法。
  再如，《民法典》生效后，《婚姻法》即失效，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也将随之失效，自然也包括司法解释中的相关程序规定。
  二、民事诉讼法与《民法典》协调和对接的主要方面
  (一)《民法典》实施与诉的制度的协调和对接
  诉包括两个维度:诉的主体和诉的客体。
  1.诉的主体
  因为特定的权利义务总是由一定的主体来享有和承担，其在实体法上的地位也就决定了其在诉讼法上的地位。
  这些新增规定使得民事权利义务的内容和体系更加完善、精确和细化。
  另外，除了当事人之外，新的权利义务还可能涉及到诉讼第三人。
  2.诉的客体
  在诉的客体方面，《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对民事诉讼法的影响就更为广泛，也更需要民事诉讼法在这方面与《民法典》进行有效的协调和对接。
  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民法典》就是可诉性的系统规定(实体法上的请求权构成)。
  但实践中只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民事权利义务所发生的争议才能实际纳入民事诉讼程序。
  因此，对于是否具有可诉性，法院通常会通过案由予以把关、限制，将不具有可诉性的争议阻挡在立案阶段。
  民事诉讼法与《民法典》的实施最具关联性的，无疑是《民法典》中规定的实体请求权与诉讼标的的关系。
  每一个实体权利对应相应的实体请求权，即基于特定的实体权利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不同的实体请求权构成不同的诉讼标的。
  例如，借贷关系中的本金请求权与利息请求权就是不同的诉讼标的。
  诉讼请求是以实体请求权为基础和核心的，民事诉讼审理要查明的实体内容正是实体请求权是否成立的要件事实;作为形成之诉需要查明的是形成权是否成立的要件事实;确认之诉则是请求确认的法律关系是否存在。
  (二)审理程序的对接--以与《民法典》禁令制度对接为中心
  在《民法典》的实施与民事诉讼法的协调对接上，最具有讨论空间的可能就是《民法典》中规定的禁令制度与民事诉讼法相关制度的关系问题。
  以民法学者的认识，人格权行为禁令不同于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行为保全，因此，在程序上也不应适用获得行为保全裁定的程序，且认为此种行为禁令不以是否存在或可能存在相关本案诉讼为前提。
  而行为禁令不同，其目的就在于对人格权侵害的阻止，获得禁令阻止侵害就是行为禁令的目的，与后续的诉讼没有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行为禁令就不是行为保全。
  在民事诉讼法学界，一直有一种认识，认为行为禁令实际上就是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行为保全，行为禁令的作用就是阻却侵害行为的发生，而诉前行为保全也同样是为了阻却侵害 (从扩展的行为意义上，将要发生侵害也包含在阻却对象之中)，因此，行为禁令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
  相信在今后这类行为禁令还会在具体的侵权法领域中出现。
  与之不同，民事诉讼上的财产保全和行为保全，民事诉讼法都明确将其限定在“保全”的意义上。
  所有以保全为目的的措施都是程序性的。
  无论是民法学者还是民事诉讼法学者对行为禁令的认识都受到美国禁令概念的影响。
  人格权行为禁令是否应当设置一个独立程序
  不能否认关于行为禁令的案件依然带有争讼性，案件的争讼性与对审性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
  (三)证据制度方面的协调与对接
  其一，证据方法上的协调与对接。
  在这方面，下文主要从《民法典》中新的规定与证据方法的关联角度进行分析:
  1.抚养权争议中子女的诉讼地位
  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该子女的陈述意见属于什么性质
  是否为证人或其他证据
  此种情形下，子女的意见属于案件事实的范畴。
  2.关于高空抛物行为人的事实认定中公安机关的诉讼地位
  在发生此类侵权事件的，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
  3.电子证据应用的协调与对接
  其二，证明制度的协调和对接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司法解释》)明确了证明责任的分配一般原则。
  2019年最高法院又出台了取代2001年《民事证据规定》，该规定在许多方面完善了2001年《民事证据规定》，实际上成为民事证据规范的升级版。
  (四)执行制度的协调与对接
  民事执行规范虽然广义上也属于民事诉讼法，但与审判规范有很大的不同，是实现包括审判、调解、仲裁、公证债权文书等执行根据的规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民事执行规范与《民法典》实施的协调或对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大的方面:
  1.民事执行规范的调整
  2.民事执行规范的对接
  居住权的设定被认为是《民法典》中最具亮点的制度创新之一。
  但它却并不能阻止执行;当执行为房屋交付时，如果居住权的设立是合法有效的，居住权的存在能否成为案外人执行异议或执行异议之诉的根据对抗执行，是今后执行实践中会遭遇的问题。
  其二，执行制度规范与《民法典》诉讼时效制度的协调一致。
  《民事诉讼法》第239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
  如果超过时效，请求权便无法通过强制执行予以实现。
  其三，在《民法典》实施之际，按照实体争议诉讼解决的原则对民事执行救济程序进行调整。
  民事实体法规定的实体权利都有相应的实现机制--实体请求权，并且均可以通过诉讼途径加以救济。
  但现在，在民事执行中依然存在着虽涉及实体权利义务的争议，但却采取非讼方式解决的方式。
  依照实体争议诉讼解决的原则，执行中涉及夫妻债务争议的应当通过夫妻债务确认之诉予以解决。
  只有通过诉讼才能完成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证明、当事人之间的质证以及法院对证据的认证。
  在协调对接的处理方式上应该如何操作，也需要针对不同情形而有所不同。
  如何更好地实现民事诉讼法与《民法典》的协调和对接，与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直接关联。
  这一认识不统一，则必然导致亲子关系原告适格的确认问题。
  本文主要从民事诉讼法与既定的《民法典》的协调对接这样的单向视角展开，但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从来都应该是互动的，彼此都存在如何协调对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