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司马迁对后代知识分子的影响？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他写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韶”。由此故，古人与今人论述司马迁与《史记》的文章特别多，可谓汗牛充栋。笔者不揣浅陋，仅就司马迁生死观的三个方面作一下探求。    1.司马迁的人性论对生死观的影响。“汉代人普遍认为人性本恶，倾向于荀子的人性观。 司马迁也不例外，他对人性的看法主要受黄老和荀子的影响，认为人性本恶，认是趋利避害，自私自利的。人的自然本性和生存本能，在生活中往往超出道德因素的制约，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儒家说父子恩情出自“天性”。司马迁很怀疑这种说法，在《史记·卫康叔世家》中感慨地说：“余读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相让……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向杀，兄弟向灭，亦独何哉？”他自己在遭李陵之祸时，“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报任安书》）饱尝了世态炎凉的苦楚，对人性的冷酷有了更深刻的体验.在对世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后，他指出：“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 ，“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司马迁的这种人性论不仅对其历史观、人生观等许多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在其生死观众也有明显的反映。他在《伯夷列传》众说；“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耶非耶？”这段话既是对天道的质疑，对善人不得志，恶人横行的不满，也是对人应当怎样活着的思考：人应当为善还是为恶呢？人应当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呢？同时司马迁还对大人物的死和受辱做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报人安书》中列举了西伯、李斯、淮阴侯、彭越等人受囚的例子后说：“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并进一部分析说：“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这就打破了大人物身上附加的光环，洞悉了这些历史人物的真相与本来面目，他们并不像书中记载的那么崇高神圣，处于劣势时他们同样忍受着卑贱屈辱。甚至他们的慷慨一死，有时也是出于“不得一也”。当然，司马迁揭示的是一种普遍现象，他并不否认，甚至激情地赞扬、提倡那些“弃小义，雪大耻”的人物。    2.注重人生价值自我实现的生死观。诚然，司马迁的生死观有着丰富的内涵，但注重人生价值实现，扬名于后世，成就大我，无疑是最重要的方面。司马迁赞扬忍辱含垢，以就大业的生，反对苟且偷生和随意轻生。为此，他赞成韩信的忍受胯下之辱；伍子胥的弃小节，背父兄，去国远逃；勾践的卧薪尝胆。他在《伍子胥列传》中说：“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须臾忘郢耶？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至此哉！”热情讴歌了那些忍辱负重，以实现自我价值的生。司马迁自己又何尝不是这种人呢？他受宫刑之后，“肠一日而九回”，“局则乎乎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但他最终选择了活着，因为“恨私心有所未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司马迁既赞扬“弃小义，雪大耻”的生，也赞成不甘屈辱，保持名节的死。为此，他饱含深情地描写田横耻于降汉的自刎，李广不堪面对刀笔吏的自杀，项羽愧对江东父老的自杀，栾布为尽臣子之义，“哭彭越，趋汤如归”。他赞美这些慕义而死的人，具有高节，“岂非圣贤”，“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像屈原那样“死而不容自疏”的高洁之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自投汨罗江，虽令才人志士痛心丧气，但这种死却激起人们对于昏君佞臣的痛恨，引起人们对于更广泛、更深层的许多问题的思考，树立起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人格。    关于生死观问题，有时确实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古往今来的许多思想家都对此进行了自己的解答。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发出了“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的千古疑问。对这一问题，司马迁作出了自己的回答，那就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认为是生还是死的唯一标准就是看是否有意义，是否能实现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    3.司马迁生死观中的道家倾向。前人对于司马迁生死观的论述多从其含垢忍辱，发愤著书着眼，认为其生死观体现了儒家向上奋发的精神，而对其生死观中的道家倾向论述不足。司马迁道家家学深厚，其父司马谈“习道论于黄子”，并著有《论六家要旨》极力称赞道家。司马迁本人也是儒道俱重，因此其生死观不可能不受道家影响。此现有材料来看，司马迁生死观中的道家倾向在其晚年表现得很明显。    据王国维先生的观点，司马迁（前145—前86）因李陵之祸受宫刑在公元前98年，于次年升任中书令一职，在公元前93年基本上完成《史记》的撰述。中书令侍从皇帝左右，出纳奏章，位卑而权重，被朝野目为“尊崇任职”。此时司马迁又深得武帝信任，可以说这段时间是司马迁权重而少事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