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朱汉民：如何解读董仲舒给汉武帝的“天人三策”
  其实，还可以将“天人三策”理解为西汉时期儒家士大夫与君王为开启政治合作的协商与对话。
  董仲舒（资料图）
  一、儒家士大夫与汉朝君主寻求合作
  那些有机会接近君主的儒家士大夫利用各种机会，向当朝的君主推广其儒家学说。
  我们认为这一种观点是偏激的，也是非历史的。
  两汉以来确立了中国传统政治形态。
  应该说，汉以后的中国传统政治形态，既不完全是君主专制的政治形态，也不完全是士人政府的政治形态，而应该理解为君主与士大夫通过政治妥协、政治合作而建构起来的政治共同体。
  先秦儒家学者本来是从事民间讲学的士人群体，体现了儒家士人的独立思想。
  我们可以将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奠定儒家经学作为王官之学的重大历史事件，看做是汉代士大夫与君主在谋求政治合作过程中努力追求思想共识与政治盟约。
  二、“天人三策”的政治协商
  “天人三策”从表面上看是汉武帝向董仲舒策问治国大略，但是其实质上却是君主、儒生寻求文化共识、政治协商的对话，其目的是确立君主与儒家士大夫合作的政治盟约。
  汉武帝（资料图）
  汉武帝《制》曰：
  汉武帝表达了自己“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的恭敬态度，也就是承认、尊敬儒生董仲舒的文化权力。
  他对汉武帝表示：
  董仲舒肯定汉代朝廷能够建国，是因为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的“天意”合法性，所以他愿意服从、遵循汉武帝的政治权力，并且为这一政治权力的长治久安而效力。
  既然双方已经确认了对方的权力和利益，这就要看董仲舒提出的方案和条件。
  《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董仲舒特别强调，汉代“更化”而确立在德治、教化的治国之道，其实来源于尧、舜、禹“三圣相受”之道，也是夏、商、周代代相传之道，其旨意是在强调儒家士大夫之道的权威性，既有文化的权威，也有政治的权威，因为尧、舜、禹、文、武均是“圣王”。
  董仲舒在此特别指出，他给汉武帝提出的治国方略、大道之要，其实是有着十分久远的来源，是尧、舜、禹“三圣相受”之道，也是夏、商、周一直贯彻、执行的“三代先王之道”。
  董仲舒不仅为汉武帝提出了经世治国的大道之要，他又进一步提出了相关的方略和条件。
  他强调，为了保证汉帝国能够稳定而长久地坚持德治、教化的治国之道，他要求汉武帝必须独尊“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他说：
  他还提出在教育制度上确立对儒家士人的培养，在政治制度上让儒家士人进入国家官僚队伍，这样才能够确保后代的帝国政治永远能够继续与儒家士大夫开展政治合作，共治天下。
  这一系列主张，可以看做是董仲舒对汉武帝开展政治合作、建立政治盟约而提出的合作条件或盟约条款。
  但是，有一个问题，董仲舒给汉武帝提出了这一些重要的政治合作条件和建议，如何能够保证他们建立的政治盟约能够有效地执行呢？
  董仲舒特别指出，儒生和君主的政治合作是建立在“天人相与之际”的基础上，故而“天”会通过天瑞、谴告的方式，来监督帝王一方对政治盟约的执行，以保证董仲舒提出的政治盟约条件能够有效地完成，特别是保证尧、舜、禹和夏、商、周一直贯彻、执行的“先王之道”能够得以继承和延续。
  我们注意到，在汉武帝、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对话过程中，“天”并不是政治对话的参与者，而始终是这一个政治盟约的公证者、监督者、裁决者。
  而且，根据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话语体系，他多次表述的“《春秋》之法”，君、民、天是这样一种关系：“《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
  在这里，出现了“屈民”、“伸君”、“屈君”、“伸天”几个十分重要的观念。
  《春秋》（资料图）
  董仲舒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
  董仲舒心目中的“天”，还与人一样具有喜怒哀乐的不同情感：“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所以，董仲舒将“天”宗教化为“天神”、“天意”的人格神，其最终目的还是在汉代政治体系中的人。
  三、“天人三策”的历史意义
  历史事实证明，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合作条件，并且遵循了“天人三策”提出的政治盟约及其相关条款。
  后来历代朝廷也按照汉武帝奠定的政治形态和文化模式，尊重、服从儒学价值体系以及相关的文化权力，以维护儒教文明的稳定和发展。
  在中国政治史上，汉武帝与董仲舒讨论“天人三策”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其蕴含的历史意义本来就是多维的。
  原文载丨《孔子研究》，2018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