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近年来，关于父代投资如何影响子代的人力资本积累，如何实现代际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优化，成为劳动经济学领域重要的话题。子代生命周期内，父代对其人力资本投资如何实现最优化？代际人力资本投资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如何调节社会借贷约束以促使代际人力资本投资实现最优化？代际人力资本投资对于社会有何影响？最近诸多文献对于这些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我国人口红利已经逐步减少，正由人力资本大国走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型期，梳理这些文献，对其结论进行总结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人力资本是指具有经济价值的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和健康状况等因素之和，人力资本投资无论对个体还是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明瑟、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了比较完整的人力资本理论，其核心观点有：（1）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2）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大于物质资本；（3）教育投资可以提高人口质量，从而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尽管这些结论并非无懈可击，但基本上给出了人力资本理论的框架。个体的人力资本增长源主要来自于家庭投资和公共投资，家庭投资差异是个体人力资本差异的主要原因，子代人力资本投资能否达到最优化主要取决于父代对子代的投资决策。
  父代对子代人力资本的投资主要通过教育质量和教育年限两个维度来衡量。显然，高收入家庭子代的教育年限和教育质量都要高于低收入家庭子代。低收入家庭的子代可能因为资金上的限制提前进入劳动力市场，所以低收入家庭子代的教育年限一般低于高收入家庭。即使低收入家庭子代与高收入家庭子代的教育年限相同，但高收入家庭子代可以进入高质量的教育机构或获取高质量的教育资源，所以其人力资本质量要高于低收入家庭子代。Strulik（2004）发现低收入国家通常有较高的童工比例，这将阻碍子代接受更多的教育以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相关研究发现，在控制了青少年的家庭构成、父母年龄、教育、种族等因素后，家庭收入和财富分布顶端四分位和底端四分位的子代入学率的差距扩大到30%。这些研究表明，不同家庭的代际人力资本投资存在显着差距。但是这些显而易见的结论并没有多大的政策含义，有必要进一步考察：（1）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的代际人力资本投资是否达到了最优水平，也就是说，低收入家庭少投资，高收入家庭多投资就是符合最优化逻辑的吗？（2）对国家而言，应该设计怎样的教育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金融市场政策使得国家的人力资本战略和父母的投资激励相容？
  相关研究发现，根据对教育回报的估计来看，家庭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常常不能达到最优水平。如何优化代际人力资本投资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并在该领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代际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关研究一直在艰难中向前探索，首要原因是计量方法问题。计量上的难题主要来自家庭收入的内生性问题以及实证的选择性偏误问题。不同收入家庭的子代，其家庭环境差异较大，而且在家庭收入变化的同时，其他的因素也会发生变化，例如父母失业或晋升、疾病或婚变等。这些因素都有可能既影响家庭收入又影响父母对子代的抚养行为，传统的实证研究很难将家庭收入以及其他不可观测的家庭环境因素区分开来。对家庭收入和子代成就的因果性持怀疑态度的代表性学者Burtless（1997）就提出家庭收入对子代成就的影响不可信。不过，后来大量研究表明，在子代的幼年时期的家庭收入对子代能力的养成影响很大。
  除了计量方法的争议外，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争议，那就是父代遗传因素对子代人力资本的影响。怎样剔除遗传因素的影响一直在不断探索之中。遗传的确有着重要的作用，在相关探索过程中，经济学家加深了对于遗传规律的认识，由此也使得他们对于父代后天投资对子代影响的研究更加严谨了。研究表明，禀赋只能部分遗传，随着时间推移，一个家庭的第N代（N1）所遗传的第一代的基因比例会逐渐缩小，子代禀赋将会向均值方向回归，即当父母禀赋小于均值时，其子代的禀赋也会小于均值，但会大于父母的禀赋；当父母禀赋大于均值时，其子代的禀赋也会大于均值，但会小于父母的禀赋。子代的禀赋向均值回归意味着，当进行多代追踪时，先天禀赋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小。
  尽管该领域的研究面临上述难题，但探索的脚步没有停止。目前，代际人力资本投资对子代的影响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上都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代际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理论模型最早由BeckerTomes（1979,1986）建立。该模型考虑了父代的利他主义程度、市场借贷约束对代际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CaucuttKumar（2003)建立了多阶段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的不确定性以及父代早期投资与后期投资对子代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影响。ThakurataDSouza（2017）建立了多阶段的生命周期模型，综合考虑了以上因素以及父代的教育程度对代际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影响。RosenzweigWolpin（1995）建立了初始禀赋是异质性的家庭内部投资模型，有力地证明了家庭资源配置偏好的存在。DelBonoetal（2012）基于初始禀赋是异质性的家庭内部投资模型，研究了英国和美国的父代资源配置偏好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本文基于以上理论，从人力资本形成的生命周期特征、影响因素等方面梳理了相关文献，研究了优化代际人力资本投资的有效途径，以及优化代际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社会的收益。
  目前，代际人力资本投资对子代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投资对子代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影响的研究上。认知能力包含记忆能力、计算能力和列举能力。非认知能力是指影响社会关系的能力，比如情感、意志等。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是影响收入、教育程度、犯罪倾向以及个人社会网络的重要因素。
  父代收入对子代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主要经由两个途径：一个是显而易见的资金传导途径：更高金额的投资意味着可以通过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来提高子代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这些商品和服务包括食物、住所、教育、医疗服务以及用以激发学习兴趣的材料。另一个影响途径是不易被发现的精神传导途径。人力资本投资约束会使父母产生挫败感，这种负面影响又会传递给子代，从而对子代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大部分低收入家庭的父母会在教育孩子上产生挫折感，这种挫折感很可能演变为对孩子的负面情绪。一些研究表明，低收入家庭不仅会减少商品和服务的支出，还会减弱对子代的关爱以及抚养责任，同时有可能加大对子代的惩罚。资金途径对子代认知能力的影响要大于对子代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精神传导途径对子代非认知能力的影响要大于对子代认知能力的影响。经济困难而形成较大精神压力的父母参与子代人力资本培养活动的可能性较低，例如在子代的作业帮扶、心理沟通等方面的参与度较低，而经济状况良好的父代能给子代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子代常常能从中受益。
  父代对子代的时间投资也会影响子代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时间投资对物质投资既有互补作用也有替代作用。物质投资不足导致对子代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可以通过时间投资来弥补。父代对子代时间投资的机会成本是父代在该时间可获得的收入，父代对子代时间投入越多，其收入越低，物质投资也越低，即对物质投资产生替代作用。不同家庭的生产率和时间的可用性不同，物质投资和时间投资的替代性和互补性程度不同。早期时间投资对子代后期产出的影响或许比物质投资更加有效。DelBonoetal（2012）研究发现，父代早期的时间投资对子代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时间投资有助于增强父代对子代禀赋和能力的了解，准确估计子代投资的回报率，优化子代后期的人力资本投资。
  研究发现，由于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自创性和并协性，不同时期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是不同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自创性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指某阶段获得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会持续到以后的阶段；二是指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可以自我加强，比如某一阶段意志力加强后，会使下一阶段获取计算能力、列举能力的效率更高。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并协性也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对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早期投资有助于后期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投资的产生，即对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早期投资会通过个人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增强而引致父代更多的投资；二是如果早期的投资没有被后期的投资跟进，那么早期的投资就不能在后期转换成子代的人力资本。
  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自创性和并协性使得早期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大于后期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对子代早期的投资能产生乘数效应，且会通过提高学习效率来降低后期投资的学习成本。正因为如此，在子代早期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更深远。子代的早期投资对成年时期的学术成就、经济成就、刑事犯罪等方面会产生积极影响。CunhaHeckman（2008）用全国青年纵向调查数据研究了父母对子代的早期投资对于子代的高中毕业率和工资的影响，结果发现，父母对子代6~7岁时的投资增加10%，可以使子代成年后的收入提高249%，并促使高中毕业的概率增加644%，这比任何一个阶段的投资边际收益都大。Cunhaetal（2010）研究发现，提高子代的幼儿时期的教育程度和教育质量有助于降低子代成年犯罪率。Lancker（2018）研究发现，提高育儿投资可以显着提高子代成年收入水平。CameronHeckman（1998,2001）研究发现，美国处于收入分布顶端家庭的子代考入大学的概率比处于收入分布底端家庭的子代高大约30%。他们进一步提出证据表明，子代幼年时的家庭借贷约束对子代大学入学率有显着影响，大学以前投资较少的子代的大学教育回报率也较低，这说明可以通过提高子代童年或青年时期的人力资本投资来提高大学回报率。但是，若对劣势儿童的早期投资没有被后期投资跟进，那么早期投资的影响在后期会被减弱，就像美国国家级的早教项目（HeadStart）的参与者在离开项目后，没有后续投资跟进的情况下又回到了劣势状态所表现的那样。
  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自创性和并协性使得后期人力资本投资弥补前期投资不足的作用是微小且高成本的。首先，早期人力资本投资具有不可修正性。父代不能回到子代的早期来修正次优的投资选择，只能通过后期的代际投资来弥补早期的次优代际投资决策，弥补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跨期替代性。但研究表明，后期投资对早期投资的替代性很小。其次，由于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具有自我创造性，早期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较强的子代的后期学习能力也更强，早期学习能力的差异会导致后期能力积累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在后期弥补前期差距的成本越来越大。PerryPreschool是美国最早启动的也是最着名的幼儿教育长期效果研究项目。该项目的实验结果表明，对参与者儿童时期的干预政策提高了他们的高中毕业率与大学毕业率,并且还减少了犯罪，提高了参与者成年时的生产率。该计划提供的早期投资，在退出项目时，将刚参与项目时处于认知能力分布最低分位的儿童提高到了认知能力的第4分位，但是，当对同样的目标人群在青年时再进行投资来弥补早期差距时可以发现，若要达到一样的高中毕业率，青年时期的补偿性投资要远远大于童年的投资。该计划还发现，儿童在6岁的认知能力越差，后期进行旨在消除早期认知缺陷的补救计划的效果越微小。
  既然对子代早期投资的回报率大于后期，后期投资对早期投资的弥补作用微小且成本较高，那么低收入家庭为什么不提高子代早期的人力资本投资来优化代际投资呢？除了资金不足等客观因素外，主要原因在于父代对子代早期投资回报率的认知存在主观性，且家庭类型不同，主观程度也不同。首先，低收入家庭对子代早期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的主观性有向下的偏误，即主观回报率低于客观回报率。当父代对子代早期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观回报率提高时，父代会增加对子代的早期人力资本投资。当参加社会活动，培养兴趣爱好等多种投资活动存在时，父代对子代投资回报率的判断偏差就会增大，因为他们无法判断不同投资活动的相对回报率。能相对准确了解不同投资回报率的父母，对子代的教育投资活动的选择会更加明确，可以将更多的物质资源和时间资源用于更适合子代成长需要的活动上。一般来说，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父母对投资回报率的认知较低，对子代的投资效率更低。其次，子代的早期投资回报率具有不确定性，早期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并不能立即体现，且不能确定是否在后期一定能产生应有的回报率。所以，不同投资回报率判断偏差以及早期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对子代投资活动的次优安排，降低了父代对子代早期人力资本投资的实际回报率。公共政策可以通过改变父代对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的认知程度来提高早期代际人力资本投资。Chuhaetal（2013）研究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即使碘盐并不贵，不了解碘盐可以预防早发性脑损伤的父代一般不会使用碘盐。当父母了解碘盐的作用后，子代的成就增加了14%的标准差。PerryPreschool项目研究发现，提供给父母更多儿童发展的知识，可以在对子代投资相同的情况下对子代产生更大、更长远的影响。
  影响父代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主要因素有父代面临的借贷约束、父代对子代的偏好以及父代的利他主义特征等。家庭借贷约束是从社会资源分配角度来研究不同家庭的代际人力资本投资差异，父代对子代的偏好以及父代的利他主义是从家庭内部资源分配角度来研究不同家庭的代际人力资本投资差异。
  一般来说，低收入家庭面临的借贷约束要大于高收入家庭，借贷约束的存在常常使得低收入家庭的父母不能预支未来收入，所以对子代的投资不能达到最优。在完全资本市场中，由于没有借贷约束，低收入家庭可以预支子代未来收入来提供对子代的投资资金。收入较高的父母无论在完全资本市场还是不完全资本市场，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都有能力达到最优，因为高收入家庭的资金相对充足。显然，在完全资本市场中，低收入家庭可以通过借贷缩小与高收入家庭子代的差距。
  当个人现今投资的边际成本等于未来边际收益现值时，借贷金额达到均衡状态。在借贷约束较高的情况下，因为不能通过预支未来收入平滑消费和投资，使得现今的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成本较高，父代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水平较低。借贷约束对子代的影响存在个体差异和时间差异。首先，借贷约束对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不同的子代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个人未来收入不仅取决于个体的投资还取决于个体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一般来说，对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较强子代投资的未来收益较高，其均衡状态的借贷数量高于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较低的子代。其次，子代早期的借贷约束对子代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大于后期的借贷约束，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早期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高于后期，尤其对于劣势子代。早期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较差的子代在后期即使没有借贷约束，其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也较低。二是实证研究发现，早期的家庭收入对子代的教育程度和其他成就的影响大于后期的家庭收入。
  优质的学前教育的回报率较高，但低收入家庭对子代的学前教育投资较低，除了父母对子代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的认知差异以外，借贷约束也有很大影响。首先，政府的助学贷款主要针对大学生，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金融机构，都没有对家庭提供支持子代早期人力资本投资的贷款；其次，在子代成长早期，父母没有可靠的信用记录，获得贷款的可能性较低。相关研究发现，放宽借贷约束对父母教育程度较高家庭的子代的影响更大，因为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对子代投资的期望较高，借贷资金会用于对子代的投资上；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对子代投资的期望收益较低，借贷资金主要用于家庭消费。对父母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来说，有目的放宽借贷约束比单纯放宽借贷约束产生的效用更高。
  KeaneWolpin（2001）的结构生命周期模型，Abbottetal（2013）的世代交叠模型，FrancesconiHeckman（2016）的人力资本和工作经验的生命周期模型都从生命周期角度深入研究了借贷约束对子代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这些模型的基本思想如下：将父代的一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父代对子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期，第二阶段是父代完成对子代人力资本投资之后，两个时期父代的偏好不变。父代通过一定的利率预支第二阶段的收入来支持第一阶段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预支限额为第二阶段的父代与子代的总收入。在一生收入不变的情况下，第一阶段的家庭收入越多，代表其受到的借贷约束越小。研究结果发现，第一阶段的家庭收入越多，子代的一生收入越多，这表明父代在子代人力资本投资时期可以通过借贷提高子代未来收入。有关借贷约束对子代人力资本积累影响的研究是多角度的，除以上理论外，他们还通过家庭收入分布梯度研究了借贷约束对子代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基本思想是：将家庭收入分布的梯度作为家庭收入时间分布的度量，坡度值越大，表示家庭早期收入占一生收入的比例越小，后期收入占一生收入的比例越大。若家庭收入分布的坡度对子代的投资没有影响，表示借贷约束对子代人力资本投资没有影响，若家庭收入分布的坡度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产生影响，表示借贷约束会影响子代人力资本投资。研究结果发现，家庭收入分布的坡度与子代成就呈负相关，即借贷约束会显着影响父代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且家庭早期收入越多，子代的成就越大。
  覆盖整个生命周期的借贷的效用大于短期借贷的效用。由于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自创性和并协性，早期投资获得收益需要后期投资的跟进，否则早期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能实现收益。Caucuttetal（2017）研究发现，父代根据预期收入决定借贷金额，父代在一个阶段借贷资金的多少决定了在其他阶段可以借贷的资金，只针对一个阶段的借贷宽松会使其他阶段资金变紧，因此，若只放松早期的借贷约束，那么后期投资就会因为资金变紧而不能起到跟进和加强前期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使得早期人力资本投资不能产生其该有的影响。但若同时放松生命周期所有阶段的借贷约束，父代对子代投资的优化程度会提高，因为所有时期的借贷约束放松后，家庭可以调整所有时期的投资，从而达到不同时期人力资本的均衡分配。
  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会影响家庭内部子代发展的平等性。有关父母资源配置偏好有不同的分类方法：一种是根据投资的目的性对父母偏好分类；另一种是根据家庭背景对父母偏好分类。目的性分类中，父母对子代的投资偏好可分为加强型策略偏好、补偿型策略偏好和中性策略偏好。加强型策略认为父母会对禀赋较高的子代投资更多，从而达到因材施教的目的。补偿型策略认为父母会对禀赋较低的子代投资更多，从而达到提高家庭子代平等性的目的。中性策略偏好认为家庭内部父母对不同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子代的禀赋没有关系，无论子代的先天禀赋差异如何，父母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都是均等的。一般来说，当父代面临资源限制时，在子代的某些方面，他们偏向通过补偿型策略使子代的产出更加平等，但在另一些方面，他们偏向于采取加强型策略。Ayalew（2005）研究埃塞俄比亚农村家庭子女的禀赋差异与父代对子代人力资本投资偏好的关系时发现，父母对子代教育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采用了加强型策略，健康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采用了补偿型策略。Bharadwajetal（2013）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模型研究了非双胞胎和双胞胎家庭父代的投资偏好与子代先天禀赋的关系，研究发现，非双胞胎家庭的父代的投资是补偿型的，但双胞胎家庭父代的投资没有差异。Abufheleetal（2017）基于智利的双胞胎样本，研究了子代的成就与父母资源分配偏好的关系，结果发现，智利的父代具有中性偏好，而且无论父母的教育水平如何，其偏好都是中性的。实际上，父代对子代资源配置偏好由家庭文化以及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决定，所以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家庭对子代的资源配置偏好是不同的，也就是说，父母的投资偏好是社会的人口学特征和结构约束的产物。经济学家区分了受教育程度低的父母和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的资源配置差异，Hsin（2012）等研究表明，对于高中辍学的父母，其家庭文化可能是“扶强不扶弱”，而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其家庭文化可能是“让弱者更强大”。前者选择加强型策略，将人力资本投资优先给予更具优势的子女，而后者选择补偿型策略，优先给予具有劣势的子女。尽管这些结论有争议，但这些研究引导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家庭文化对国家人力资本投资战略的影响，父代对子代资源配置偏好具有重要的政策制定含义。
  在客观层面上，家庭文化对子代资源配置的偏好还受国家宏观经济状况影响。在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源限制，父代在子代某些发展方面，例如健康，采取补偿型策略；在子代发展的另一些方面，例如教育，则采取加强型策略。而发达国家更倾向于引导父母形成中性偏好，从而促进子代的平等发展。当然，父母偏好中性意味着若子代初始禀赋不平等，那么后期与禀赋相关的产出也是不平等的，这会使子代的不平等程度一直延续。
  父母的利他主义程度是指在家庭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父母在选择自身消费与子代人力资本投资时，倾向于后者的程度。父母资源配置的利他主义思想是：父母t时期的效用由父母t时期的消费和子代在t+1时期的福利共同决定；子代t+1时期的福利由父代对子代在t时期的投资和子代的先天禀赋决定。当父代是利他主义时，表示t时期消费对父代产生的效用要小于子代t+1时期的福利对父代产生的效用。此时，父代会选择牺牲自己t时期的消费而加大对子代t时期的人力资本投资。当父代是利己主义时，表示t时期消费对父代产生的效用要大于子代t+1时期的福利对父代产生的效用。研究发现，在父代是利己主义假设下，父母收入的变化对子代的教育程度和产出的影响并不显着，即表明利己主义的父代在收入增加的时候并不会优先选择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然而，在父代是利他主义的假设下，却得到相反的结论，即利他主义的父代在收入增加的时候会优先选择增加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Ihorietal（2017）建立了具有如下特征的模型，研究了利他主义如何影响父代对子代的教育投资。模型假设父代是完全利他主义的；收入越高的家庭面临的借贷约束越小；父代和子代共同决定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且子代人力资本投资的费用来自对未来收入的预支；子代的收入完全由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决定且子代在工作之后可以获得父代转移的财富。该假设下所得出的结论是，高收入家庭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高于最优水平，而低收入家庭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低于最优水平。这表明当父代资金充足或借贷约束较小时，利他主义可以提高父代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父代的利他主义程度还受到父代对子代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的了解程度和期望的影响。相关研究发现，父母对子代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的较低期望会降低父代对子代的利他主义程度，经济社会地位越低的父母，对子代的能力发展的期望越低，对子代的利他主义程度也较低。在父代的利他主义程度有限的地区和时代，禁止童工的法律以及提倡义务教育法来干预子代人力资本投资的措施都必须非常严格。
  微观层面，家庭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储蓄和代际投资，家庭依据其效用最大化的条件，也就是说消费、储蓄和投资的边际效用相等的原则，决定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相关研究表明，低收入家庭父代认为对子代早期投资的回报率要低于储蓄的回报率。但另一些研究表明，对子代早期投资的回报率要远高于储蓄的回报率。例如，Gertleretal（2014）通过研究牙买加的旨在提高儿童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的项目发现，该项目使子代的教育年限增加了06年，22岁时的收入增加了25%，该回报率远大于长期储蓄的回报率。父母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缺乏对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的正确认识，在家庭决策时不能做出有利于子代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从而使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处于次优水平，所以子代最终会陷入贫困陷阱。
  不同类型家庭的消费、储蓄、投资的边际回报率是不同的。ThakurataDoSouza（2017）根据父母的教育程度将家庭分为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受教育程度中等的家庭，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三种类型。父母受教育程度越低，家庭面临的借贷约束越大。父母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没有多余的资产来变卖，也不能通过借贷来支持子代的学业，当教育成本增高时，他们的子代就会放弃学校教育提前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的收入风险增加也会使家庭增加预防性储蓄，同时减少学前教育的支出，进而会影响子代早期的人力资本投资。所以针对不同的家庭类型，优化代际人力资本投资的途径也不同，对于父母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如何放宽借贷约束、提高父母对代际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的正确认识，对其代际人力资本投资的优化具有重要影响。
  宏观层面如何优化整个社会的代际人力资本投资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只有当每个家庭的代际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相等时，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才是最优的，否则总可以通过帕累托改进来提高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假设所有家庭都是同质的，在初始收入分配给定的情况下，完全资本市场的存在使得父母可以通过预支未来收入使子代的投资回报率等于资金的市场机会成本。此时，所有家庭的子代投资回报率相等，代际人力资本投资在完全资本市场中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程度。但由于父母的资源配置偏好、利他主义程度以及教育程度不同，对代际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的认知程度也不同，在考虑家庭异质性对于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的影响后，即使资本市场是完全的，不同家庭子代的成就也不相同。完全的资本市场虽然提高了代际人力资本投资的有效性，但是并没有达到最优，根据家庭的异质性制定相关政策引导父代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是非常有必要的。
  不同政策对代际人力资本投资的优化作用不同。第一，投入到低收入家庭子代的公共教育投资回报率大于投入到高收入家庭子代的回报率。例如，Bakeretal（2008）估计了加拿大和挪威的全体儿童护理项目对不同类型家庭儿童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该项目对中等收入家庭和高等收入家庭的儿童没有影响或者有负的影响，对低收入家庭具有显着正的影响。Cunhaetal（2010）估计了个体从出生到学业结束时期的人力资本形成情况，发现对低收入家庭的子代提供更多投资有助于提高资源分配的有效性。第二，引导父母对子代早期进行时间投资的政策具有较高有效性。父母对子代早期的时间投资对子代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具有重要影响，但父代在子代早期的时间投资却相对较少。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父母关于时间投资对子代的影响知之甚少；二是在子代早期投资中，因为父母处于事业的起步阶段，会将更多时间分配给工作，忽略了对子代的时间投资。所以，对初育女性普及相关知识是低成本且高收益的。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对于时间投资的收益认知高于受教育程度低的父母，所以针对父母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普及相关知识的政策对于其子代会产生较高收益。第三，从长期来看，教育政策对劣势家庭子代具有较高的有效性。教育是个人积累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低收入家庭子代的辍学率较高，针对他们的教育政策可以有效提高子代的教育程度。第四，不同类型的收入转移政策对子代的影响不同。没有限制的收入转移（给予家庭一次性支付，不限制其用途），对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的子代人力资本投资的促进作用更高，因为受教育程度低的父母会将转移支付主要用于消费，而非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有限制的物质转移（提供给子代更好的物质环境），对子代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要大于无限制的收入转移。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政策（只有当子代的发展满足一定的标准时才给予现金）是最有效的，因为一些没有资格的家庭会有效调整他们对子代的投入来满足标准。第五，高收入家庭有足够的收入对子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其收入的变动并不会对子代人力资本投资产生影响。所以，可以将高收入家庭的教育补助转移给低收入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这不会改变高收入家庭的代际人力资本投资，但会提高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代际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质量。
  对子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关系到子代的未来发展、子代家庭的福利，而且关系到一个国家的诸多方面，例如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状况对社会的稳定性、平等性、经济发展有深刻影响。
  人力资本投资可以通过降低子代的犯罪率、提高子代生活的稳定性来促进社会的稳定性。首先，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子代的合法工资收益，进而提高实施犯罪的机会成本及被关押的机会成本，还可以提高人们的道德标准，增加犯罪的心理成本，进而降低犯罪率。LochnerMoretti（2004）基于美国个人层面的监禁普查数据、国家层面的统一犯罪报告数据、全国青年纵向调查（NLSY）等不同数据集，得到了上述结论。美国的PerryPreschool项目、芝加哥儿童父母中心项目以及美国较大规模的早教项目HeadStart等实验结果表明：PerryPreschool参与者成年的犯罪活动要显着低于同龄的未参与者，包括暴力犯罪、财产偷盗、贩毒等；CCPC项目的参与者在26岁时，其重罪逮捕、吸毒的概率比同龄未参与者分别低25%和24%；CCPC项目参与者在18岁时，其被捕概率比未参与者低42%。其次，代际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子代生活的稳定性。拥有房产概率、拥有储蓄账户概率以及结婚概率是衡量社会生活稳定的重要指标。PerryPreschool项目学前教育参与者拥有房产的概率比未参与者高10%；参与者拥有储蓄账户的概率为76%，未参与者拥有储蓄账户的概率仅为41%；参与者在40岁时已婚的概率为37%，未参与者在40岁时已婚的概率仅为24%。这些数据都表明，代际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了子代生活的稳定性。
  代际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代际流动性，减缓社会不平等。子代的终身收入由先天禀赋和后天投资决定，在个人禀赋向均值回归的假设下，后期人力资本投资是决定终生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受教育程度高、收入高的家庭对子代的投资质量和数量都要高于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低的家庭。上一代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会通过代际人力资本投资传递给下一代，这会使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影响社会的收入分布以及代际流动性。所以提高低收入家庭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缩小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的代际人力资本投资差距可以降低收入分布的基尼系数，同时提高代际流动性。代际流动性常常没有我们想象的乐观。一直以来，美国青年人坚信美国的代际流动性很高，只要努力奋斗，就可以在社会拾阶而上，但最新数据表明美国的代际流动性比年轻人想象的低得多。如果用父代收入与子代收入的相关性来衡量代际流动性，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的代际流动性大约在02~03之间，而美国的代际流动性大约在04~05之间。低收入家庭的子代获得高收入的机会与高收入家庭子代获得高收入的机会并不相等，代际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平等阻碍了个体之间的平等发展，增加了社会阶级的粘性。所以，有必要采取相关政策对代际人力资本投资进行干预，提高低收入家庭的代际人力资本投资，为低收入家庭的子代创造更公平的社会环境。
  通过公共投资可以弥补低收入家庭的子代和高收入家庭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差距，从而提高社会的平等性。公共教育资源的不平等会导致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降低，公共教育设施质量较低社区的代际流动性要低于质量较高的社区。由于公共教育设施质量较高的地区房价也较高，所以高质量的公共教育资源主要被高收入家庭的子代使用，低收入家庭因为无法负担进入高质量学校的房价，进而失去了接受更高质量教育的机会。高质量的育儿设施有助于提高子代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加大对劣势儿童育儿设施的投资可以提高劣势子代的教育成就和劳动产出，缩小与高收入家庭子代成就和产出的差距。这些发现使得很多国家开始重视育儿设施投资，比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OECD）；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人将育儿服务设施视为社会流动性最好的均衡器；之后，欧洲政府也开始加大对育儿服务的投资，在欧洲2013年的社会投资计划书中，欧洲委员会强调了高质量的育儿设施和服务对减轻代际贫穷和不平等的重要性。
  首先，研究表明，美国对3～4岁儿童提供普遍的高质量学前教育，提高了子代成年后的综合素质，带来约100亿美元的年均收益。其次，对子代早期健康保健以及教育工程（ECCE）的研究发现，对子代人力资本的公共投资会产生很显着的社会净效应。最后，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可以通过提高社会平等性增加国民收入。RolnickGrunewald（2003）的研究表明，将储蓄转化为对子代人力资本的投资，比将储蓄用于自身的消费，能带来更大的产出效应，尽管消费会带来乘数效用，但代际人力资本带来的乘数-加速效应，所以产出效应更大。
  优化代际人力资本投资不仅能提高子代的福利，而且对社会的稳定性、平等性等方面都会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家庭投资差异是个体人力资本差异的主要原因，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自创性和并协性使早期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大于后期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且后期人力资本投资对早期投资不足的弥补作用是微小且高成本的，因而代际人力资本投资应该在子代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最优化，而不是阶段的最优化。借贷约束、父代对子代的资源配置偏好以及父代的利他主义程度都会影响代际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优化。
  目前，我国家庭教育支出水平存在较大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教育资源配置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改进借贷政策、引导家庭教育投资行为，对于优化我国代际人力资本投资具有重要意义。根据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学前教育阶段，农村生均家庭教育支出为3155元，城镇为8105元，城镇学前生均家庭教育支出是农村家庭的26倍。小学教育阶段，农村生均家庭教育支出为2758元，城镇为8573元，城镇小学生均家庭教育支出是农村家庭的31倍。高中教育阶段，农村生均家庭教育支出为122万元，城镇为182万元,城镇高中生均家庭教育支出是农村家庭的15倍。城镇和农村教育支出的差距主要在学前教育阶段和小学教育阶段。根据家庭教育负担率（每生每年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其比例越高，表示父代对子代的投资意愿越大），农村家庭学前和基础教育阶段生均教育支出负担率为106%，城镇为143%；高中阶段，农村生均教育支出负担率为309%，城镇为256%。中国目前的家庭教育支出现状表明，城乡代际人力资本投资差距较大，且早期城乡代际人力资本投资的差距要大于后期；而且，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对子代后期的投资意愿要都大于对子代早期投资的意愿，且农村家庭对子代后期的投资意愿要大于城镇家庭。中国家庭教育支出现状反映了我国教育资源配置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城乡代际人力资本差距较大反映了农村面临的资金约束较大；父代对子代后期的人力资本投资意愿大于早期投资意愿，反映了父代对子代的不同时期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缺乏正确的认识，而且对于农村家庭较为严重。家庭收入的差距和信息不完全使代际人力资本投资偏离最优化水平，所以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家庭教育投资行为对于优化代际人力资本投资是非常有必要的。
  目前，我国正处于人口结构转变和人口红利减弱的时期，这对于优化代际人力资本投资带来了新的挑战。在19世纪之前，西方经济增长缓慢，生育率一直居高不下，一直到20世纪中期，情况才得以转变，生育率下降，经济增长加快，同时教育程度大大增加。相关学者认为这是父代对子代进行数量和质量权衡所导致的。目前，中国也开始处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阶段，依据子代数量和质量的权衡理论，中国的低生育率会导致父代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但另一方面，中国家庭的养老压力也在加大。如何使得一个家庭在配置子代人力资本投资和养老支出时，实现代际人力资本投资最优化，是人口老龄化时代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需要展开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