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论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在甘肃地域文化中的地位
  自古以来，甘肃就是一个多民族活动的区域，以汉文化、藏文化、伊斯兰文化为代表的多种文化同生共存，相互渗透，共同缔造了五彩斑斓的甘肃地域文化。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历来对甘肃文化中的藏文化、伊斯兰文化的研究比较薄弱，而对其进行研究，堪当甘肃地域文化研究的基本内容和重要课题，对藏文化、伊斯兰文化精神特质的阐发揭示更是提升甘肃地域文化研究整体水平的根本要求。
  甘肃地域文化，是由汉文化、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共同构成的多元一体文化。
  充分认识和深入研究藏文化、伊斯兰文化在甘肃地域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不仅对真实准确地了解甘肃社会历史的发展历程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对客观深入地了解和把握甘肃省情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在甘肃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研究中，对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甘肃地域文化研究的整体质量与水平。
  为此，笔者就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在甘肃地域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谈一些粗浅认识和看法，谨请有关方面的专家批评指正。
  一、甘肃地域文化的构成
  除汉族外，戎、羌、氐、月氏、乌孙、匈奴、鲜卑、吐谷浑、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众多古代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经过移迁、碰撞、融合的复杂过程，最终形成今天的汉、藏、回、蒙、东乡、裕固、保安、撤拉、哈萨克、土等多个民族聚居的分布格局。
  曾经在甘肃大地上活动过和至今生活在甘肃境内的众多民族共同创造了甘肃悠久而辉煌的地域文化。
  甘肃地域文化是在甘肃大地活动生息的众多民族在国内外思想文化发展变化的大环境中顽强奋斗，经历了多种文化因素的长期互相影响和渗透，凝聚和继承，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支柱的汉文化、以藏传佛教思想为支柱的藏文化和以伊斯兰教思想为支柱的伊斯兰文化三大文化体系构成的颇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虽然在这三大文化体系外，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类型的文化，如祆教文化、摩尼教文化、景教文化及后来的基督教文化等，但都未形成一定的体系，传播的范围和影响的深度也很有限，对甘肃社会历史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甘肃地域文化三大体系中，汉文化无疑是占主导地位的。
  至2000年占全省人口总数91.25%的汉族是汉文化的主体人口，全省14个市州和86个县(市)、区中，有12个市和65个县(市)、区为汉文化分布区，分别占市州的85.71%和县区的75.58%。
  大地湾文化和伏羲文化不仅是汉文化之源，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
  甘肃境内的藏文化、伊斯兰文化都受到汉文化的多方面影响。
  甘肃地区的藏文化以安多文化为代表，藏文化民族成分除藏族外，还有裕固族、蒙古族和土族。
  到2000年，甘肃藏族人口共有443228人，除以上集中地区外，其余75个县区均有藏族人口分布。
  裕固族主要分布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2000年总人口为12962人。
  蒙古族主要分布在肃北蒙古族自治县，2000年总人口为15774人。
  土族聚居区有卓尼县的勺哇土族乡和天祝县的朱岔土族乡，其余主要分布在天祝县境内备乡镇和积石山县部分乡镇，2000年总人口为30338人。
  甘肃地域文化中属伊斯兰文化体系的民族有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和哈萨克等民族，分布区域有临夏回族自治州及所属临夏市、临夏县、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撤拉族自治县、永靖县、和政县、广河县、康乐县及天水的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酒泉的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共10个县(市)。
  还有平凉的康庄、寨河、峡门、大秦、白庙、麻川、上扬、西阳、大寨，华亭的神峪、山寨，会宁新添堡，正宁的五顷塬，礼县的白关堡，徽县的东关，临潭的卓洛、长川、古战，定西的香泉等19个回族乡。
  同时全省各地广泛分布有回族比较集中的街道和村庄。
  到2000年，全省回族总人口1184930人。
  东乡族集中在东乡族自治县，总人口451622人。
  保安族主要分布在积石山县，总人口15170人。
  撒拉族亦主要分布在积石山县，总人口11784人。
  二、藏文化的地位和影响
  甘肃藏文化从其源头来说，历史悠久并不亚于汉文化。
  安多藏族的先民古羌、戎是甘肃境内最早生活的部族，与汉族先民共同开创了甘肃地域文明史。
  藏族在甘肃的活动历史，不仅仅是今天甘肃藏族地区和藏民族的历史，包括汉民族在内的多个民族和甘肃全境的整个社会历史，都曾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受到藏文化的重要影响。
  古代分布在安多地区被汉文史籍称为羌或西羌的部族，实际上是藏族先民的一部分，而作为吐蕃前身的土著羌人是后来形成甘肃地区藏族的主体。
  ①(注:洲塔:《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
  自有文字记载以至于秦，今甘肃境内羌人占有绝对优势，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羌人部落仍是甘肃境内人口的主体，深刻影响东汉社会历史进程的三次羌人起义都发生在今甘肃境内。
  隋唐时期，来自吐蕃本土的藏族先民与世居甘肃境内的西羌诸部落相结合，形成以地缘联系为纽带的新的人们共同体的安多藏族。
  唐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了甘肃大部分地区。
  后来，尽管部分地方逐步为唐王朝所收复，但社会基本构成仍是以吐蕃及吐蕃化了的各部落为基础。
  至宋代，秦(今甘肃天水)、凤(今陕西凤县)、泾(今泾川)、原(今镇原)、仪(今华亭)、渭(今平凉)、河(今临夏)、洮(今临潭)、岷(今岷县)、迭(今迭部)、宕(今宕昌)、阶(今武都)、文(今文县)、凉(今武威)、德顺(今静宁)、通远(今陇西)、积石(今青海循化，包括今积石山县)乃至河西之地都仍是吐蕃部落的分布区。
  宋初建凉州府，汉民仅300户，“凉州城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作，余皆吐蕃”，②(注:《宋史》，卷492，《吐蕃传》。)
  此时仅秦凤、泾原各地吐蕃部落即存800多个。
  元明以后，陇山周围地区众多藏族部落在州县地方行政机构管理下，部落组织逐渐解体，甘青草原、祁连山麓及洮河、大夏河、白龙江流域3大区域在土司制度管理下形成今天的藏族分布。
  清代后期改土归流加快，藏族部落一批又一批地先后汉化，至民国时期最后一批土司被撤销，又有一批藏族汉化。
  因此，藏族是甘肃一定历史时期和相当区域内的主体民族。
  正因如此，藏文化对甘肃社会历史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具体可分为4个层次:一是今天的藏族地区，二是信仰藏传佛教的裕固族、蒙古族和土族地区，三是原来土司所管辖范围内改土归流后已汉化的藏族地区，四是藏文化特别是藏传佛教在整个甘肃地区的影响。
  藏文化在前3个层次方面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就第4个层次的影响而言，元明清的数百年间，由于朝廷的极力推崇，藏传佛教在全国的地位甚高，处于中原与藏区联系纽带的甘肃，藏传佛教也盛极一时。
  洮河下游及河西等地区，藏传佛教的势力与影响远远大于汉族正统的儒家文化。
  元代武威幻化寺、临洮宝积寺，明代岷州大崇教寺、卓尼禅定寺，清代夏河拉卜楞寺，僧人均数以千计，而同时期这一地区的各州、县儒学、书院加上社学，在校学生均只有数百人。
  特别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之一的甘南夏河拉卜楞寺，创建300年来，成为一座在整个藏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寺院，设有六大学院，即闻思学院、上续部学院、下续部学院、时轮学院、医学院和喜金刚学院。
  修习内容包罗了藏族文化的全部学科，并形成独具特色的藏族哲学、文学、教育、法律、天文、医学、美术、建筑、宗教、音乐、语言等庞大的文化系统。
  拉卜楞寺的属寺遍布于安多、内蒙、新疆、四川等地。
  到公元18世纪末，其政教势力已渗透到甘、青、川和内蒙古地区的广大农牧区，成为整个安多藏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①(注:洲塔:《论拉卜楞寺的创建及其六大学院的形成》，1998年。)
  拉卜楞寺在1982年被列为全国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甘肃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中被专列为“拉卜楞文化”。
  藏文化对甘肃社会历史的影响表现在多个方面，是全方位的。
  首先是佛教思想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方面的影响。
  由于吐蕃赞普信奉佛教，敦煌一带的吐蕃官吏也大多崇奉佛教，不但在官府中设置僧官以便对佛教界进行管理，而且实施各种兴佛举措，开窟造像、建寺度僧、抄写佛经之风蔚然成风，很快将敦煌佛教推向了高峰。
  所以，这一时期遗留下来的佛教文献数量比较多，既有各种佛教经典，又有大量记载敦煌吐蕃高僧大德之思想与活动的文献，还有众多记录佛教信徒设坛做法、唱经诵佛、发愿祈福等佛事活动所遗留下来的释门杂文②(注:杨富学、李吉和辑校:《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
  这些都是前弘期吐蕃佛教发展的真实反映。
  唐朝中期，汉地禅宗一度对吐蕃佛教形成较大影响，成为吐蕃民众佛教信仰的主流。
  禅宗后来虽然在拉萨僧诤中败给了印度高僧，势力大衰，但对西藏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③(注:杨富学、王书庆:《关于摩诃衍禅法的几个问题》，《唐史论丛》(第10辑)，2008年，)
  汉地佛教在宋以后与儒学相杂糅，虽进一步深入民间，但汉传佛教逐渐衰微，而藏传佛教却在元明清历代朝廷的推崇下空前兴盛，因此，佛教思想在从朝廷到民间的影响，主要是藏传佛教，甘肃地域内更是如此。
  佛家慈悲为怀、与人为善、因果报应、爱惜生灵、崇敬自然及“四谛”、“八正道”等思想与理念，深入渗透到社会备阶层群众的意识中，在相当程度和范围内直接影响甚至支配着社会意识和人们的行为。
  佛家持戒修行、节欲制怒等自我修养也同样为各民族、各阶层的人们提供了完善自我的行为榜样，上至达官巨商，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在其影响下生活，并由此进行自我人格的完善。
  其次是文化艺术方面的影响。
  藏文形成于7世纪，一直沿用至今，文献丰富，汗牛充栋，是我国和世界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敦煌出土的大量吐蕃文献，对研究唐代吐蕃历史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
  唐人所记吐蕃史，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加上政治、军事常处于敌对状态等因素的影响，记载多有不确，舛误、遗漏和欠准确的地方时有所见。
  ④(注: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再版前言》，)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作为同时代的藏文历史文献，记载准确，不像后世藏文文献那样因受宗教信仰的影响而掺入了诸多传说成分，故而能够在许多方面填补吐蕃史的空白，又可为汉文史书的记载提供印证，纪年清晰明确，成为“研究吐蕃古代史的基础”。
  ⑤(注:麦克唐纳著，耿舁译:《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
  藏语言对甘肃社会历史影响很深。
  甘肃境内至今大量存在的藏文地名，不仅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更是藏文化在甘肃社会历史中留下的宝贵印迹，这些地名在今洮河、白龙江和大夏河流域、河西的广大地区尤其普遍，如炳灵(万佛)、八松(三顶帐房)、官鹅(沟口)等等。
  在这一区域内，藏语对汉语方言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有些方言直接引用了藏语词汇。
  藏族文学、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舞蹈等等在甘肃社会生活中均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世界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发源地之一即在甘南的玛曲县境内。
  藏语称“拉夏”的格言，是藏文化中独具特色的文学艺术形式，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
  拉卜楞寺贡唐仓三世所著的《水树格言》《世故老人之劝世箴言》等闻名中外，脍炙人口。
  在甘肃、西北乃至全国具有广泛和深远影响，至今在西北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中占有不可替代地位的“花儿”，即由藏族民歌“拉伊”发展演变而来。
  作为藏族绘画艺术主要流派之一“热贡”艺术主要流行区的甘肃藏区的雕塑绘画艺术，是中国传统艺术园地中的一枝奇葩，受到国内外艺术界的关注。
  藏族歌舞艺术更是甘肃歌舞艺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藏族歌舞，今天甘肃歌舞艺术舞台是很难完善的。
  藏族音乐以其深沉而优美动人的旋律深入人心，无论是其宫廷音乐、民间音乐还是佛殿音乐，都受到各民族群众的喜爱，“藏歌热”经久不衰。
  藏族舞蹈种类繁多，如锅庄舞、弦子舞、踢踏舞、热巴舞及宗教舞蹈“羌姆”等，对各地群众文化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藏族说唱艺术也是民族艺术宝库中的瑰宝，深受群众欢迎。
  藏戏特别是安多地区藏戏“南木特”，综合西藏藏戏、羌姆(拉卜楞宗教法舞)、京剧、民间歌舞等艺术形式，得到广大僧俗群众的赞誉，每逢演出，观众数万，影响甚大。
  同时，甘肃以拉卜楞寺为中心的众多寺院，珍藏了大量的卷帙浩繁的各类典籍，除宗教、哲学外，还包括文化艺术、天文历算、工艺技术及医药等各个方面，仅拉卜楞寺即珍藏有10余万部。
  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极为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再次是藏医药的影响。
  和中医药一样，藏医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藏族人民在长期生产和生活过程中，通过自我医疗经验的积累并且博采中医、印度医学、尼泊尔和阿拉伯医学之长的基础上形成的，熔藏族古代哲学、天文历算学、生物学、化学于一炉，并同藏传佛教紧密结合，是祖国传统医药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藏医对生理、病理的认识，高度概括为“龙”、“赤巴”、“培根”这三种机能在人体上保持平衡，就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有疾病就意味着这三种机能失调。
  在具体运用中，对疾病的诊断、治疗、护理，则以寒、热、虚、实、表、里作为辩证施治的准则。
  在总的治疗中，含有汗、吐、下、和、消、清、温、补的8法作用。
  按藏医经典《四部医典》将病理分为病因、依所、类型，具体分为男子病、妇女病、幼儿病、老人病与普通共有病5类。
  普遍共有病又以三邪、首要、病位、病种4个方面分类，每一类为101种，共计404种。
  其中由“龙”(在生理上表现为动气的功能)盛引起的101种，有“赤巴”(在人体的主要功能是调节产生体温、帮助消化、保持气色，并使人生智、壮胆、明目)盛引起的101种，由“培根”(在人体的功用主要是供营养、长脂肪、润皮肤、调节体质胖瘦，使人耐心、温和、味觉灵敏)盛引起的101种，其余101种为外因“邪恶”环境所致。
  这处独特的藏医理论是藏族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资源。
  在藏药中，共有2000多种植物、159种动物和80余种矿物可以入药，这是世界上许多民族的医药都难以比拟的。
  藏医不仅为藏文化系统内多民族的医疗保健发挥决定性作用，也为汉族和其他民族所接受。
  早在元明清时期，上至朝廷皇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有大量利用藏医藏药的事例。
  明代李时珍所编的《本草纲目》中，就载入藏药多种。
  在甘肃各地，民间医药实际上是汉族中医与藏医的融合。
  “目前，200多种藏药已经被列入国家药典，336种藏药被载入国家卫生部颁部标准。
  36种藏药已被300多家中西医著名医院采用。
  40多种藏药制剂已有了批准文号，14个藏药品种被列入国家传统医药保护品种”。
  ①(注:陶柯:《论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民族出版社，2006年，)
  仅在甘南藏族自治州藏医院、夏河县藏医院、拉卜楞寺寺院门诊部每年就诊人数达10万人次，其中将近一半是汉族和回族，也有不少外国游人。
  第四是风尚习俗方面的影响。
  佛教思想影响与高原畜牧业为基本生产方式的藏文化系统各民族，其吃苦耐劳，纯朴敦厚，好骑射，尚勇武，珍爱生灵，崇尚自然，尊老爱幼，乐于施舍等优良传统和生活习俗，不仅是藏族社会意识与风俗民情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形态之一，而且影响和融入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社会生活与意识形态之中。
  由藏族浪山活动、采花节等发展演变而来的“花儿会”，至今仍是甘肃大部分地方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民间节会;庆贺佛诞日的农历“四月八”庙会是甘肃各地最普通的庙会节日。
  其中浪山活动已成为甘肃各风景名胜地旅游节会的基本形式，越来越多的各族群众和省内外游人参与其中。
  总之，从历史到现实，甘肃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深深地打上了藏文化的烙印。
  作为藏文化的传播中心，遍布各地的佛教寺院正是藏文化在甘肃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中地位和影响的标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甘肃共有佛教寺庙4396座，其中汉传佛教寺庙仅有200多座。
  ①(注: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等编:《甘肃省志·宗教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第112页。)
  由此可见，藏文化在甘肃的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