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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陆的明清史学界从1950年代开始流行「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但是在「资本主义」的概念和理论并不清晰的状况之下，出现五花八门的「萌芽论」。在研究上有几个大方向，一是侧重在明清商业扩展与商品化的现象，藉以证明国内市场的形成，标志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另一方面侧重「封建」生产关系的松弛和衰落，而有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尤其是雇佣劳动关系的出现；还有学者研究明末清初「启蒙思想」的出现，认为这是资本主义萌芽；也有学者研究明清江南城镇中「市民阶级」的形成，当作资本主义萌芽等等。这些研究在本质上是把生产关系当作资本主义形成的要件，无意识地成为了「唯生产关系」论者。在这类研究中，生产力实际上并沒有太大的地位。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的影响，学界才开始转而重视生产力。西方学界在1980年代有一批研究「近代早期」(earlymodern)的学者，也开始强调明清经济的大规模商品化。然而以上的这些研究模式，无论是侧重交换的市场与商品化，或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仍然都是站在供给的一方面，而忽略了需求面的研究，也就是消费方面的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时期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学者，有两位专家已意识到消费面的重要性。他们就是在大陆的傅衣凌和在美国的杨联陞，两位先生几乎是在同时都注意到明人陆楫(1515-1552)有关奢侈的言论。前者认为陆楫的言论主张奢侈可以助长社会经济的发达，反映出「启蒙思想的特点」，「和当时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歷史条件相适应。」后者认为陆楫的言论提出鼓励奢侈消费的主张，可以说是最接近「经济分析」的方式。
  有关明清奢侈风气的研究讨论中，有些议题在观点和立场上是颇有争议的，特別是关于奢侈风气的普及问题及其歷史作用，呈现了非常两极化的看法。有些学者持较保守的态度，例如刘志琴认为奢侈消费在城乡之间呈现两极分化，奢侈风气主要集中在商业繁荣、消费人口集中的江南及沿海的城市与市镇，而广大的农村则仍沿袭着故有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这些城市中，谋食的众多下层人民仍是生活在最低水平缐上，他们用繁重劳动换取的是仅供维持生存的消费品。王家范就主张明清江南的高消费，「仍具有传统的贵族奢侈消费的性质，它与宫廷消费相互激荡，形成病状的畸形消费，只能导致商品经济的虚假繁荣，无益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有人批评上述的观点是因为还沒有从传统农本思想的框框跳出来的缘故，但是仍主张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使得奢侈风气朝向负面的恶性膨胀，尤其是加剧了统治者的腐化。另外一方面，別的学者对奢侈消费风气的探讨，显示这类现象不该如此简单地化约。徐泓研究明末江浙地区的地方志记载，已经呈现出奢侈风气不限于城市，也不局限在富商大贾与豪家巨富，城郊市镇与一般小民即便是「僕隶卖佣」、「娼优贱婢」亦是如此；如此现象再进一步地会影响既有的社会秩序之安定，且对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也造成冲击。也有学者强调这波风气的散播形式是由城市为中心，再往乡村传佈，所以乡村亦受影响。
  对奢侈的歷史作用也出现对立的看法，有些学者的评价是负面的，认为奢侈消费只限于流通领域而未转化到生产领域，对社会经济并沒有帮助；或是认为这种奢侈性消费把更多的人吸引到奢侈品的生产和奢侈服务业上来，而对小农经济是严重的冲击，也对国家赋税财政造成极负面的影响。近年对明清奢侈风气的研究，则有不少是提出正面的评价，例如有学者认为奢侈风气的盛行，增加了人们对社会产品的需求，扩大了商品市场，从而刺激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奢侈风气还刺激了手工艺业的进步与特色产品的产生，所以出现了一批能工巧匠，以及经营特产品的着名店号；其结果是使手工业和商业内部分工越来越细，也加剧了产品之间的竞争。大陆学者遂将此现象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联上关系。陈国栋的研究则进一步地指出了奢侈消费的发达所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经济层面，还包括制度与社会层面的影响。诸如手工业或手工艺制品的需求快速增长，促进工艺技术的改良，造就工匠从业人数的增长，加快官手工业与匠籍制度的解体，提升手工业与手工艺者的社会地位等等。
  柯律格指出在晚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原先象徵身分地位的土地财富，转变成奢侈品的收藏。特別是文化消费方面，古物经商品化后成了「优雅的装饰」，只要有钱即可购买得到，也造成一种求过于供的社会竞赛。当购买古董成了流行风吹到富人阶层时，他们也纷纷抢购以附庸风雅。原来是士人独有的特殊消费活动，却被商人甚至平民所模仿，于是他们面临了社会竞争的极大压力，焦虑感由然而生。他又指出像《长物志》这类品味鑑赏手册，体现出文人眼中的精品分类，书中用「雅／俗」（狭／精、用／玩、奇／巧）等对立字眼，有意地将物质文化的消费作普遍性化约。这类以古物的有无来区分雅、俗的文化，形成一种流行的炫耀性消费，造成流行时尚与社会倣傚之风，渐渐从精英士绅普及扩大到富人（尤其是徽商）。概言之，「时尚」观念的出现，反映的是明代士人对物品的一种焦虑，于是用其特殊的「雅」品味，来区分与其他「俗」人之不同，而《长物志》这些书籍的作者，其实也就是时尚品味的创造者。所以柯律格认为商品化的文物，应该从社会的角度来理解。该书从社会的角度，重新解释晚明时期的文化消费现象，堪称经典之作。然而，他所指出的现象，不只是出现在文物与艺术品这类文化消费，就是一般日常生活的物质消费方面，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本书将在其理论基础上，作进一步多面向地探析。
  卜正明的专书表面上看似一本描述明代社会文化史的通论书籍，但内容则是深入浅出地探析明朝各个时期重要的变化与特徵。该书第三章中关于晚明的部分有许多涉及消费，首先作者指出因为晚明粮食市场的稳定，人们可依赖市场取得粮食，于是促使其它物品的商品生产成为可能，特別是纺织品的生产。其次，作者在谈到贸易方面时，特別注意白银流通的问题，因为「在明代后期，白银是所有消费和生产的润滑剂。」作者最重要的贡献是举出晚明的「时尚」现象，他强调晚明多变的时尚舞台，是社会阶层追逐与竞争名分地位的场所。时尚是上层社会既得地位者所创造与裁定的，为的是阻止与排挤上流社会的追随者，于是两者之间会发生永无止境的冲突。卜正明并以时尚服装业为例，指出百姓仿效士绅，而士绅同时扮演了时尚变化的代言人和反对者的双重角色。接着又引述柯律格关晚明文化消费与品味鑑赏手册的研究，指出鑑赏知识在身分区別的重要性。可能因为篇幅的限制，作者对于物品消费的时尚所讨论的仅止于此。本书第三章中将以实例讨论晚明的流行时尚对生产面的影响、流行时尚与商人的的关系，以及士大夫的「双重角色」。
  另一类着作是尝试将中国与西欧比较，或把明清的消费现象放入世界史，以重新检视西欧的歷史发展是否真得如此「特別」。虽然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的研究取向与企图仍然难逃「西方中心论」，不过，已不再是过去看到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说或「现代化」这类理论，不再将西方文明视为世界歷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有S.A.M.Adshead所撰之《15至18世纪间欧洲与中国的物质文化：消费主义的兴起》(MaterialCultureinEuropeandChina,1400-1800:TheRiseofConsumerism)[1997]与彭慕兰(KennethPomeranz)的《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TheGreatDivergence:China,Europe,andtheMakingoftheModernWorldEconomy)[2000]二书。
  S.A.M.Adshead全书的假设是在于：在15世纪以降世界经济走向「全球化」的发展，某些地区对食、衣、住、能源等物质的消费，不仅发生性质上的重要改变，也在产量上鉅幅增加，从而在对本国经济带来「进口替代」的效应，刺激并提昇了本国的经济成长。15世纪以后促使物质文化产生鉅变的主要动力，是一种心态上的鉅变，即是他所谓的「消费主义」(consumerism)的形成和发展。作者强调「消费主义」不只是经济行为，而是一种面对物质世界的特殊心态，这种心态不仅要的是消费享受得更多，也要消费享受得更好。他将物质文化区分为饮食、服饰、居室、能源、讯息、象徵符号等六个不同范畴(fields)，藉以考察15至18世纪间欧洲与中国消费者，如何在六个不同范畴做出选择、如何在各自选择过程中表达出不同程度的价值观。他的结论指出：中国由南宋时一般消费能力领先的局面，转变为15世纪以后反由西北欧超前，特別在服饰时尚、能源使用这两方面趋势最为明显。欧洲与中国在消费心态的发展方向以及消费能力的优劣消长，决定了双方近代经济成长的先后顺序与速率的快慢。他的比较策略非常地新颖，但是关于中国在消费主义的心态方面所作的评估，仍有需要重新检视的空间，本书第三章中将有进一步地讨论。
  彭慕兰的新书尝试扭转过去西方学界流行的观点，也就是认为近代早期的西方优势胜过东方，此论一出果然引起中西学界热烈地讨论。书中有专章从三个角度来比较中、西的消费情况。首先是从奢侈品大众化、普及化的角度，以日用奢侈品的茶、糖为例作比较，结果显示：在15至18世纪的欧洲，糖、茶还不算普及的大众消费，直到1850年以后才真正普及；而同时期的中国在糖、茶的消费量与普及程度要更高过欧洲。其次，他从耐久品与奢侈品消费的角度出发，探讨奢侈品的拥有取代扈从制度，成为身分地位的代表，在中、西都有如此相同的变化。当奢侈物品的消费成为身分地位的竞争，是否会推动消费「量」的增长？他比较中、西方非菁英阶层在棉织品方面的消费量，估计结果是中国不比西方少。再就其他庶民消费率而言，如庙会节庆、进香、买书、建筑与娱乐、家具的消费等等，彼此相似的地方颇多。第三，他比较中、西方对舶来品的需求与时尚的变化速度，他认为中国对西方输入的舶来品，除了白银之外，其它的商品兴趣不大；而进口中国的舶来品大多是东南亚的燕窝、鱼翅，这些属于採集而来的稀有奢侈品，对中国国内产业的刺激毫无帮助。相对地，同时期的欧洲用殖民地白银换取东南亚商品，造就快速运转与淘汰的时尚体系。故而中、西方在18世纪中叶以后消费速度出现西快而中慢的差异。该书和前书有相类似的企图心，但在比较策略上更清楚地接近欧洲史的研究取向，而在结论上前书强调此时期中、西两方的差异性，而后者较倾向突显此时期两方的相似处。笔者基本上贊同该书作者的看法，惟书中在统计数量作比较时，常会受到史料的限制。本书第五章的附录中，将利用新的史料，修正该书对中、西方家庭拥有家具数量的比较结果。
  在西方无论是欧美史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门，开始盛行消费文化的研究都比中文学界来得更早，所以在歷史实证与理论层次方面都有更丰富的研究成果。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研究明清消费文化的西方学者，也是从这些实证与理论中吸取了许多养分，进而丰富了明清消费文化的解释。下一节将尝试整理西方消费文化研究的脉络。
  西方史学界关于消费文化的研究，大约是在19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逐渐壮大，尤其是集中在近代早期的研究。其所以兴起涉及到许多背景脉络，但总归一句话，就是对西方史学的反思。首先要指出的是，过去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与社会史的研究，都将消费模式与消费过程边缘化。过去政治史一向是史学的主流，而许多史家也将政治和宗教视为文化史的核心，于是在瞭解社会变迁下，消费成为只具有边缘意义的副产品，而不被重视。
  其次，消费文化原本属于经济史研究的范畴，过去经济史关于工业革命的讨论，有两大议题的辩论是涉及到消费的，一是探讨生活水准的长期趋势，主要检视真实收入、财富分配以及广义的生活品质，包括生命预期与环境恶化等方面；一是考量工业革命是否依赖之前在需求结构与规模上的扩大。然而，这些经济史的辩论考量到消费时，主要是联繫到生产的变化；从他们注视报酬率(wage-rate)，而非家庭的总收入和花费，可知经济史关心的核心问题仍是在生产面。
  消费文化的研究能够勃兴，和新史料的发掘与利用关系甚密。包括日记、书信、帐本、预算、宫廷记录、政府档案、时尚杂志与广告等等，渐渐地被广泛利用在消费的研究，尤其是遗产清册与拍卖报告书，更是被充分地用来分析与重构近代早期欧洲消费者的物质文化。
  在史学着作中具有先趋与典范作用的，是布劳岱尔所撰的《15世纪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CapitalismandMaterialLife,1400-1800)[1974]一书。虽然他早期的歷史分析模式遭到不少学者的批评，但是这套晚年的作品却为日后歷史学研究消费文化奠定了基础。特別是第一卷中，他以西方为中心，再比较其他文明的物质生活，主张西方资本主义并非一朝一夕出现的，其基础只能在人们千百年来长时段的日常物质生活中，找寻变化的轨迹。因为物质生活是成千上万的琐事，然后构成了现实的系列，在他所谓的歷史「长时段」中慢慢地演变。
  布劳岱尔之后的另外一部经典之作，是英国史家NeilMcKendrick,JohnBrewer和J.H.Plumb等人深具启发性的着作《消费社会的诞生：18世纪英国的商业化》(TheBirthofaConsumerSociety:TheCommercializationofEighteenth-CenturyEngland)[1982]一书，他们研究英国18世纪中产阶级的消费文化，并提出「消费革命」论。他们指出当时英国消费文化的变迁，包括家庭收入与需求、市场的扩大、城市人口的成长、奢侈品的普及、流行时尚的大兴、社会倣傚的作用、奢侈观念的变迁等等面向；他们声称第一个「消费社会」(consumersociety)在英国诞生，而需求将带动大量生产，这也为工业革命的到来舖好了路。几乎接下来的歷史研究都是在McKendrick等人的基础上，作更进一步地的验证，或是反驳前者部分之说法。
  之后的研究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的研究取向，一类走实证路缐，利用当时如遗产清册这类记载人们实际拥有与花费的社会史料，来重构当时消费社会的现象。最先的研究当然是从英国的消费现象开始，接着法国、德国与美国的研究陆续出版，这些研究成果显示在西欧其它的国家以及美国，都出现类似英国所谓消费社会的现象，似乎消费的变化朝向同样的歷程，只是在不同地区的速度有差异。
  上述的这类研究中，有许多是延续McKendrick等人的想法，从家庭需求面出发作探讨。此外，也有学者从市场面出发，主张18世纪西欧经歷和体验了「商品世界」的巨大扩张；由于地理大发现和随之而来的殖民掠夺，许多新的商品源源不绝地流入西方社会，使得西方人的消费规模扩大，而且改变了他们的消费内容和消费习惯，这是导致工业资本主义发生技术革命的必要条件。如ChandraMukerji挑战消费革命说法，把消费社会出现的时间，提到更早的15与16世纪。他跟随着某些经济史家的后尘，指出当时国际贸易与全国贸易网络的兴起，使得农民和一般市民的个人拥有物品更普及、更多样化，随着启蒙运动抛弃旧传统的理论，更使物质文化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促进需求的兴起。
  另一类是较倾向探究文化的面向，注意消费物品的象徵与文化意义，以及消费论述之类。这类学者一方面是受到新文化史家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人类学与社会学的洗礼。研究大众文化的新文化史家，诸如NatalieDavis和CarloGinzburg等人，他们藉用人类学的方法来分析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不但复杂化了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且也丰富了史家的「文化」概念。他们反对经济决定论，而强调文化与观念的角色，不再将文化视为只是经济与社会构成的反映，而是主张文化更会主动的决定与型构经济与社会。这样的观点刺激了研究消费史的学者，开始关注消费社会中的文化面向，也挑战了旧有强调权力宰制的消费文化理论。
  消费文化的研究不只是在西方的歷史学界引起波澜，在社会科学界方面也逐渐抬头，特別是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西方史学界关于消费文化研究的兴起，就受到人类学与社会学理论很大的影响。至于经济学对消费的态度，可以「实用理论」(utilitytheory)来形容，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人们买他们需求的东西」。经济学家注意的是消费与收入、储蓄的关联性，对消费者的「动机」并无兴趣。虽然也有部分经济学家提出「理性抉择」说，但仍然忽略了人们消费的动机，相当可能是受到社会关系与文化脉络的影响，也就是消费需求的起源可能是非经济因素。再者，为了解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去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论者只对生产关系作探讨，似乎仍有不足之处。于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界开始注意到消费的社会文化变迁，也应该是讨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不可或缺的面向。他们理论的共同特徵，可以说是企图提供一种消费的「动机结构」(motivationalstructure)。
  人类学与社会学在消费文化研究的方法上各有其特色，如人类学关于「物质文化」(materialculture)的研究取向，关注商品对使用者个人或群体意义，而强调不只有实用的功能，也有表达象徵的功能。而且人类学对消费品的定义更为广泛，他们着眼的消费还包括了物的交换。如ArjunAppadurai主张物因交换而有价值，且认为物本身是有生命的，商品只是物生命中的一个阶段，物可以进出其间。IgorKopytoff也指出物的生命有商品化过程，但也有被刻意地特殊化的过程，使之局限于狭隘的交换领域，故而其象徵意义更大于商品性质。D.Miller强调消费者的主动性，即消费者可以透过「创造性的再脉络化」(creativerecontextualization)，使原本可分离(alienable)的商品转化成不可分离(inalienable)的文化物；也因此，消费活动是一种「工作」，是一种转化商品的价值的过程。
  而社会学的研究偏向探讨消费如何影响社会阶级的概念与实践，或是消费如何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如早期的学者凡勃伦(ThorsteinVeblen)关于炫耀式消费(conspicuousconsumption)的说法，对后来学界的影响甚鉅；布赫迪厄(PierreBourdieu)提出消费理论作为一种社会阶层区分他我的研究途径；MaryDouglas和BaronIsherwood试图探索物品如何作为一种定义社会关系的工具。当然这两大领域在消费文化方面有许多概念是重叠的，而且在方法上也是互相影响。
  回顾过去中、西史学界有关近代早期的消费文化研究，无疑地受到歷史发展的「结果」所影响，正因为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同时期的中国相对地显得落后，以致于会有「以成败论英雄」的推论，于是西方学者倾向将工业革命的起源往前推进，而中国学者则易贬抑明清消费文化的歷史地位。本书无法解决过去歷史的争端，也无意涉入歷史的论争，只是想透过更具体而细緻的实证研究，探讨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的消费文化，希冀打开晚明消费史的多元面向，丰富这段歷史。
  本书有两大主轴，其一是尝试把近代早期中国的消费史，放在世界史的脉络下，观察晚明时期的重要性。关于这方面，前述西方歷史学的着作，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晚明消费史上的许多重要课题。布劳岱尔有关近代早期物质文化的研究，提出了一套物质文化发展的世界史架构。虽然仍是一种欧洲中心论，对其他文明的观察与叙述多少会有失公允，但是也因为他所奠定的基础与留下来的空白，可以让后人盡情的发挥，补白他的不足之处，或修正他的观点。本书探讨许多议题的灵感，即得自阅读他的经典着作后的心得。而英国学者NeilMcKendrick等人所提出的消费革命说，主张消费社会在英国诞生的现象与背景，可以提供研究晚明消费文化一个对照组，也开拓一条重新检视晚明奢侈风气的新视角，本书的第一章即朝此方向探索。
  此外，NeilMcKendrick等人所提出的消费革命说，其中一项论点即主张18世纪的英国，出现了流行时尚的快速地变迁与追逐时尚的潮流；有更多人仿效上阶层社会的消费行为与消费品味，形成一种社会竞赛，也带动了瞬息万变的流行时尚以及追逐时尚的潮流，学者们称此类现象为「社会倣傚」(socialemulation)。甚至还出现有介绍时尚的广告与出版品引导大众消费，促进了商品快速替换的消费需求，因而可以带动后来的工业革命。有的学者反对这样的解释模式，因为这样的概念已然预设文化的影响力必然是由上而下的发展，彷彿只有精英阶级有能力创造与带动流行文化，而下层的庶民大众只有接受的份。有许多反向运作的歷史事例，足以推翻这种固定由上而下的解释模型。暂且不论上述消费革命促成工业革命的说法是否成立，然而英国的歷史经验点出了流行时尚在歷史上的地位，也提供我们思考晚明消费史的新视野。本书第三章的主旨，即由此角度出发，探讨晚明的流行时尚。
  就像本书的开头所言，消费文化的研究是一门非常复杂的领域，牵涉的因素与面向很广，所以非常需要借用跨学科的方法来探讨。本书第二条探讨的主轴，就是士大夫的消费文化，即需要新的研究取向与解释模式，才能深入理解许多复杂的理路。于是本书尝试採用许多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来重新观察晚明士大夫的消费文化。
  文化人类学有关物质文化的研究以及物的消费理论，在方法上都有助于歷史学的研究与解释。人类学在这方面的贡献之一，在于强调研究物自身的特性时，应与社会文化结合，来探讨物性如何被塑造或凸显社会文化。亦即物性有其象徵意义，不只是交换价值的商品而已，还铭刻了某种文化意义与文化价值。这样的观点提醒我们在探讨歷史上重要的消费品时，不要忽略了其背后所具有的某种象徵意义。
  何谓「消费」？现代人常将之视为有別于生产与投资的相对物，然而若要为「消费」一词下定义的话，则牵涉甚广，往往无法一言以蔽之。一般人的观念中，消费通常接近「购买」的意义，也会想到「使用」与「服务」；除此之外，消费还可以分为维生的基本需求，以及享乐的其它花费，后者更常成为我们观念中的消费定义。
  20世纪以来当代生活的现代性(modernity)特徵之一，就是大众消费的兴起。正由于消费在当代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中日益重要，并且具有显着的影响作用，故而近二十年来，对消费文化的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研究的边缘进入到核心，受到歷史学与其它不同学科的关注，于是「消费文化」(consumerculture)成了众学科中的重要名词。
  不过，「消费文化」和「消费」一词同样都有许多不同的面向与定义。经济学的观点认为消费即是因为人的欲望，有需要而购物。然而，消费并不只是满足需求而已，文化人类学观点下的消费文化，强调人类的欲望是受到文化的影响，物品消费的本身就是一种人际关系、社会义务。社会学者认为研究消费文化，与社会竞争、社会阶级或社会阶层、社会化以及身分地位等等因素息息相关。政治学的观点主张高度市场化的消费文化，系为文化帝国主义或是具有文化霸权的统治阶级所服务，作为宰制或操纵大众文化的工具。由此可知，消费文化的研究是一门非常复杂的领域，牵涉的因素与面向很广。
  对歷史家而言，消费文化与消费社会绝非只是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产物，更应该从歷史中去找寻其源头。西方史学界关于近代早期(earlymodern)的研究中，消费文化已成为一重要的研究领域；同样地，明清史学界对消费的研究也正方兴未艾。在进入本书主题之前，有必要釐清中、西史学界关于消费研究取向转变的脉络。
  中国大陆的明清史学界从1950年代开始流行「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但是在「资本主义」的概念和理论并不清晰的状况之下，出现五花八门的「萌芽论」。在研究上有几个大方向，一是侧重在明清商业扩展与商品化的现象，藉以证明国内市场的形成，标志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另一方面侧重「封建」生产关系的松弛和衰落，而有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尤其是雇佣劳动关系的出现；还有学者研究明末清初「启蒙思想」的出现，认为这是资本主义萌芽；也有学者研究明清江南城镇中「市民阶级」的形成，当作资本主义萌芽等等。这些研究在本质上是把生产关系当作资本主义形成的要件，无意识地成为了「唯生产关系」论者。在这类研究中，生产力实际上并沒有太大的地位。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的影响，学界才开始转而重视生产力。西方学界在1980年代有一批研究「近代早期」(earlymodern)的学者，也开始强调明清经济的大规模商品化。然而以上的这些研究模式，无论是侧重交换的市场与商品化，或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仍然都是站在供给的一方面，而忽略了需求面的研究，也就是消费方面的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时期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学者，有两位专家已意识到消费面的重要性。他们就是在大陆的傅衣凌和在美国的杨联陞，两位先生几乎是在同时都注意到明人陆楫(1515-1552)有关奢侈的言论。前者认为陆楫的言论主张奢侈可以助长社会经济的发达，反映出「启蒙思想的特点」，「和当时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歷史条件相适应。」后者认为陆楫的言论提出鼓励奢侈消费的主张，可以说是最接近「经济分析」的方式。
  有关明清奢侈风气的研究讨论中，有些议题在观点和立场上是颇有争议的，特別是关于奢侈风气的普及问题及其歷史作用，呈现了非常两极化的看法。有些学者持较保守的态度，例如刘志琴认为奢侈消费在城乡之间呈现两极分化，奢侈风气主要集中在商业繁荣、消费人口集中的江南及沿海的城市与市镇，而广大的农村则仍沿袭着故有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这些城市中，谋食的众多下层人民仍是生活在最低水平缐上，他们用繁重劳动换取的是仅供维持生存的消费品。王家范就主张明清江南的高消费，「仍具有传统的贵族奢侈消费的性质，它与宫廷消费相互激荡，形成病状的畸形消费，只能导致商品经济的虚假繁荣，无益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有人批评上述的观点是因为还沒有从传统农本思想的框框跳出来的缘故，但是仍主张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使得奢侈风气朝向负面的恶性膨胀，尤其是加剧了统治者的腐化。另外一方面，別的学者对奢侈消费风气的探讨，显示这类现象不该如此简单地化约。徐泓研究明末江浙地区的地方志记载，已经呈现出奢侈风气不限于城市，也不局限在富商大贾与豪家巨富，城郊市镇与一般小民即便是「僕隶卖佣」、「娼优贱婢」亦是如此；如此现象再进一步地会影响既有的社会秩序之安定，且对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也造成冲击。也有学者强调这波风气的散播形式是由城市为中心，再往乡村传佈，所以乡村亦受影响。
  对奢侈的歷史作用也出现对立的看法，有些学者的评价是负面的，认为奢侈消费只限于流通领域而未转化到生产领域，对社会经济并沒有帮助；或是认为这种奢侈性消费把更多的人吸引到奢侈品的生产和奢侈服务业上来，而对小农经济是严重的冲击，也对国家赋税财政造成极负面的影响。近年对明清奢侈风气的研究，则有不少是提出正面的评价，例如有学者认为奢侈风气的盛行，增加了人们对社会产品的需求，扩大了商品市场，从而刺激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奢侈风气还刺激了手工艺业的进步与特色产品的产生，所以出现了一批能工巧匠，以及经营特产品的着名店号；其结果是使手工业和商业内部分工越来越细，也加剧了产品之间的竞争。大陆学者遂将此现象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联上关系。陈国栋的研究则进一步地指出了奢侈消费的发达所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经济层面，还包括制度与社会层面的影响。诸如手工业或手工艺制品的需求快速增长，促进工艺技术的改良，造就工匠从业人数的增长，加快官手工业与匠籍制度的解体，提升手工业与手工艺者的社会地位等等。
  柯律格指出在晚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原先象徵身分地位的土地财富，转变成奢侈品的收藏。特別是文化消费方面，古物经商品化后成了「优雅的装饰」，只要有钱即可购买得到，也造成一种求过于供的社会竞赛。当购买古董成了流行风吹到富人阶层时，他们也纷纷抢购以附庸风雅。原来是士人独有的特殊消费活动，却被商人甚至平民所模仿，于是他们面临了社会竞争的极大压力，焦虑感由然而生。他又指出像《长物志》这类品味鑑赏手册，体现出文人眼中的精品分类，书中用「雅／俗」（狭／精、用／玩、奇／巧）等对立字眼，有意地将物质文化的消费作普遍性化约。这类以古物的有无来区分雅、俗的文化，形成一种流行的炫耀性消费，造成流行时尚与社会倣傚之风，渐渐从精英士绅普及扩大到富人（尤其是徽商）。概言之，「时尚」观念的出现，反映的是明代士人对物品的一种焦虑，于是用其特殊的「雅」品味，来区分与其他「俗」人之不同，而《长物志》这些书籍的作者，其实也就是时尚品味的创造者。所以柯律格认为商品化的文物，应该从社会的角度来理解。该书从社会的角度，重新解释晚明时期的文化消费现象，堪称经典之作。然而，他所指出的现象，不只是出现在文物与艺术品这类文化消费，就是一般日常生活的物质消费方面，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本书将在其理论基础上，作进一步多面向地探析。
  卜正明的专书表面上看似一本描述明代社会文化史的通论书籍，但内容则是深入浅出地探析明朝各个时期重要的变化与特徵。该书第三章中关于晚明的部分有许多涉及消费，首先作者指出因为晚明粮食市场的稳定，人们可依赖市场取得粮食，于是促使其它物品的商品生产成为可能，特別是纺织品的生产。其次，作者在谈到贸易方面时，特別注意白银流通的问题，因为「在明代后期，白银是所有消费和生产的润滑剂。」作者最重要的贡献是举出晚明的「时尚」现象，他强调晚明多变的时尚舞台，是社会阶层追逐与竞争名分地位的场所。时尚是上层社会既得地位者所创造与裁定的，为的是阻止与排挤上流社会的追随者，于是两者之间会发生永无止境的冲突。卜正明并以时尚服装业为例，指出百姓仿效士绅，而士绅同时扮演了时尚变化的代言人和反对者的双重角色。接着又引述柯律格关晚明文化消费与品味鑑赏手册的研究，指出鑑赏知识在身分区別的重要性。可能因为篇幅的限制，作者对于物品消费的时尚所讨论的仅止于此。本书第三章中将以实例讨论晚明的流行时尚对生产面的影响、流行时尚与商人的的关系，以及士大夫的「双重角色」。
  另一类着作是尝试将中国与西欧比较，或把明清的消费现象放入世界史，以重新检视西欧的歷史发展是否真得如此「特別」。虽然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的研究取向与企图仍然难逃「西方中心论」，不过，已不再是过去看到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说或「现代化」这类理论，不再将西方文明视为世界歷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有S.A.M.Adshead所撰之《15至18世纪间欧洲与中国的物质文化：消费主义的兴起》(MaterialCultureinEuropeandChina,1400-1800:TheRiseofConsumerism)[1997]与彭慕兰(KennethPomeranz)的《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TheGreatDivergence:China,Europe,andtheMakingoftheModernWorldEconomy)[2000]二书。
  S.A.M.Adshead全书的假设是在于：在15世纪以降世界经济走向「全球化」的发展，某些地区对食、衣、住、能源等物质的消费，不仅发生性质上的重要改变，也在产量上鉅幅增加，从而在对本国经济带来「进口替代」的效应，刺激并提昇了本国的经济成长。15世纪以后促使物质文化产生鉅变的主要动力，是一种心态上的鉅变，即是他所谓的「消费主义」(consumerism)的形成和发展。作者强调「消费主义」不只是经济行为，而是一种面对物质世界的特殊心态，这种心态不仅要的是消费享受得更多，也要消费享受得更好。他将物质文化区分为饮食、服饰、居室、能源、讯息、象徵符号等六个不同范畴(fields)，藉以考察15至18世纪间欧洲与中国消费者，如何在六个不同范畴做出选择、如何在各自选择过程中表达出不同程度的价值观。他的结论指出：中国由南宋时一般消费能力领先的局面，转变为15世纪以后反由西北欧超前，特別在服饰时尚、能源使用这两方面趋势最为明显。欧洲与中国在消费心态的发展方向以及消费能力的优劣消长，决定了双方近代经济成长的先后顺序与速率的快慢。他的比较策略非常地新颖，但是关于中国在消费主义的心态方面所作的评估，仍有需要重新检视的空间，本书第三章中将有进一步地讨论。
  彭慕兰的新书尝试扭转过去西方学界流行的观点，也就是认为近代早期的西方优势胜过东方，此论一出果然引起中西学界热烈地讨论。书中有专章从三个角度来比较中、西的消费情况。首先是从奢侈品大众化、普及化的角度，以日用奢侈品的茶、糖为例作比较，结果显示：在15至18世纪的欧洲，糖、茶还不算普及的大众消费，直到1850年以后才真正普及；而同时期的中国在糖、茶的消费量与普及程度要更高过欧洲。其次，他从耐久品与奢侈品消费的角度出发，探讨奢侈品的拥有取代扈从制度，成为身分地位的代表，在中、西都有如此相同的变化。当奢侈物品的消费成为身分地位的竞争，是否会推动消费「量」的增长？他比较中、西方非菁英阶层在棉织品方面的消费量，估计结果是中国不比西方少。再就其他庶民消费率而言，如庙会节庆、进香、买书、建筑与娱乐、家具的消费等等，彼此相似的地方颇多。第三，他比较中、西方对舶来品的需求与时尚的变化速度，他认为中国对西方输入的舶来品，除了白银之外，其它的商品兴趣不大；而进口中国的舶来品大多是东南亚的燕窝、鱼翅，这些属于採集而来的稀有奢侈品，对中国国内产业的刺激毫无帮助。相对地，同时期的欧洲用殖民地白银换取东南亚商品，造就快速运转与淘汰的时尚体系。故而中、西方在18世纪中叶以后消费速度出现西快而中慢的差异。该书和前书有相类似的企图心，但在比较策略上更清楚地接近欧洲史的研究取向，而在结论上前书强调此时期中、西两方的差异性，而后者较倾向突显此时期两方的相似处。笔者基本上贊同该书作者的看法，惟书中在统计数量作比较时，常会受到史料的限制。本书第五章的附录中，将利用新的史料，修正该书对中、西方家庭拥有家具数量的比较结果。
  在西方无论是欧美史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门，开始盛行消费文化的研究都比中文学界来得更早，所以在歷史实证与理论层次方面都有更丰富的研究成果。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研究明清消费文化的西方学者，也是从这些实证与理论中吸取了许多养分，进而丰富了明清消费文化的解释。下一节将尝试整理西方消费文化研究的脉络。
  西方史学界关于消费文化的研究，大约是在19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逐渐壮大，尤其是集中在近代早期的研究。其所以兴起涉及到许多背景脉络，但总归一句话，就是对西方史学的反思。首先要指出的是，过去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与社会史的研究，都将消费模式与消费过程边缘化。过去政治史一向是史学的主流，而许多史家也将政治和宗教视为文化史的核心，于是在瞭解社会变迁下，消费成为只具有边缘意义的副产品，而不被重视。
  其次，消费文化原本属于经济史研究的范畴，过去经济史关于工业革命的讨论，有两大议题的辩论是涉及到消费的，一是探讨生活水准的长期趋势，主要检视真实收入、财富分配以及广义的生活品质，包括生命预期与环境恶化等方面；一是考量工业革命是否依赖之前在需求结构与规模上的扩大。然而，这些经济史的辩论考量到消费时，主要是联繫到生产的变化；从他们注视报酬率(wage-rate)，而非家庭的总收入和花费，可知经济史关心的核心问题仍是在生产面。
  消费文化的研究能够勃兴，和新史料的发掘与利用关系甚密。包括日记、书信、帐本、预算、宫廷记录、政府档案、时尚杂志与广告等等，渐渐地被广泛利用在消费的研究，尤其是遗产清册与拍卖报告书，更是被充分地用来分析与重构近代早期欧洲消费者的物质文化。
  在史学着作中具有先趋与典范作用的，是布劳岱尔所撰的《15世纪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CapitalismandMaterialLife,1400-1800)[1974]一书。虽然他早期的歷史分析模式遭到不少学者的批评，但是这套晚年的作品却为日后歷史学研究消费文化奠定了基础。特別是第一卷中，他以西方为中心，再比较其他文明的物质生活，主张西方资本主义并非一朝一夕出现的，其基础只能在人们千百年来长时段的日常物质生活中，找寻变化的轨迹。因为物质生活是成千上万的琐事，然后构成了现实的系列，在他所谓的歷史「长时段」中慢慢地演变。
  布劳岱尔之后的另外一部经典之作，是英国史家NeilMcKendrick,JohnBrewer和J.H.Plumb等人深具启发性的着作《消费社会的诞生：18世纪英国的商业化》(TheBirthofaConsumerSociety:TheCommercializationofEighteenth-CenturyEngland)[1982]一书，他们研究英国18世纪中产阶级的消费文化，并提出「消费革命」论。他们指出当时英国消费文化的变迁，包括家庭收入与需求、市场的扩大、城市人口的成长、奢侈品的普及、流行时尚的大兴、社会倣傚的作用、奢侈观念的变迁等等面向；他们声称第一个「消费社会」(consumersociety)在英国诞生，而需求将带动大量生产，这也为工业革命的到来舖好了路。几乎接下来的歷史研究都是在McKendrick等人的基础上，作更进一步地的验证，或是反驳前者部分之说法。
  之后的研究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的研究取向，一类走实证路缐，利用当时如遗产清册这类记载人们实际拥有与花费的社会史料，来重构当时消费社会的现象。最先的研究当然是从英国的消费现象开始，接着法国、德国与美国的研究陆续出版，这些研究成果显示在西欧其它的国家以及美国，都出现类似英国所谓消费社会的现象，似乎消费的变化朝向同样的歷程，只是在不同地区的速度有差异。
  上述的这类研究中，有许多是延续McKendrick等人的想法，从家庭需求面出发作探讨。此外，也有学者从市场面出发，主张18世纪西欧经歷和体验了「商品世界」的巨大扩张；由于地理大发现和随之而来的殖民掠夺，许多新的商品源源不绝地流入西方社会，使得西方人的消费规模扩大，而且改变了他们的消费内容和消费习惯，这是导致工业资本主义发生技术革命的必要条件。如ChandraMukerji挑战消费革命说法，把消费社会出现的时间，提到更早的15与16世纪。他跟随着某些经济史家的后尘，指出当时国际贸易与全国贸易网络的兴起，使得农民和一般市民的个人拥有物品更普及、更多样化，随着启蒙运动抛弃旧传统的理论，更使物质文化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促进需求的兴起。
  另一类是较倾向探究文化的面向，注意消费物品的象徵与文化意义，以及消费论述之类。这类学者一方面是受到新文化史家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人类学与社会学的洗礼。研究大众文化的新文化史家，诸如NatalieDavis和CarloGinzburg等人，他们藉用人类学的方法来分析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不但复杂化了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且也丰富了史家的「文化」概念。他们反对经济决定论，而强调文化与观念的角色，不再将文化视为只是经济与社会构成的反映，而是主张文化更会主动的决定与型构经济与社会。这样的观点刺激了研究消费史的学者，开始关注消费社会中的文化面向，也挑战了旧有强调权力宰制的消费文化理论。
  消费文化的研究不只是在西方的歷史学界引起波澜，在社会科学界方面也逐渐抬头，特別是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西方史学界关于消费文化研究的兴起，就受到人类学与社会学理论很大的影响。至于经济学对消费的态度，可以「实用理论」(utilitytheory)来形容，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人们买他们需求的东西」。经济学家注意的是消费与收入、储蓄的关联性，对消费者的「动机」并无兴趣。虽然也有部分经济学家提出「理性抉择」说，但仍然忽略了人们消费的动机，相当可能是受到社会关系与文化脉络的影响，也就是消费需求的起源可能是非经济因素。再者，为了解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去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论者只对生产关系作探讨，似乎仍有不足之处。于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界开始注意到消费的社会文化变迁，也应该是讨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不可或缺的面向。他们理论的共同特徵，可以说是企图提供一种消费的「动机结构」(motivationalstructure)。
  人类学与社会学在消费文化研究的方法上各有其特色，如人类学关于「物质文化」(materialculture)的研究取向，关注商品对使用者个人或群体意义，而强调不只有实用的功能，也有表达象徵的功能。而且人类学对消费品的定义更为广泛，他们着眼的消费还包括了物的交换。如ArjunAppadurai主张物因交换而有价值，且认为物本身是有生命的，商品只是物生命中的一个阶段，物可以进出其间。IgorKopytoff也指出物的生命有商品化过程，但也有被刻意地特殊化的过程，使之局限于狭隘的交换领域，故而其象徵意义更大于商品性质。D.Miller强调消费者的主动性，即消费者可以透过「创造性的再脉络化」(creativerecontextualization)，使原本可分离(alienable)的商品转化成不可分离(inalienable)的文化物；也因此，消费活动是一种「工作」，是一种转化商品的价值的过程。
  而社会学的研究偏向探讨消费如何影响社会阶级的概念与实践，或是消费如何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如早期的学者凡勃伦(ThorsteinVeblen)关于炫耀式消费(conspicuousconsumption)的说法，对后来学界的影响甚鉅；布赫迪厄(PierreBourdieu)提出消费理论作为一种社会阶层区分他我的研究途径；MaryDouglas和BaronIsherwood试图探索物品如何作为一种定义社会关系的工具。当然这两大领域在消费文化方面有许多概念是重叠的，而且在方法上也是互相影响。
  回顾过去中、西史学界有关近代早期的消费文化研究，无疑地受到歷史发展的「结果」所影响，正因为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同时期的中国相对地显得落后，以致于会有「以成败论英雄」的推论，于是西方学者倾向将工业革命的起源往前推进，而中国学者则易贬抑明清消费文化的歷史地位。本书无法解决过去歷史的争端，也无意涉入歷史的论争，只是想透过更具体而细緻的实证研究，探讨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的消费文化，希冀打开晚明消费史的多元面向，丰富这段歷史。
  本书有两大主轴，其一是尝试把近代早期中国的消费史，放在世界史的脉络下，观察晚明时期的重要性。关于这方面，前述西方歷史学的着作，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晚明消费史上的许多重要课题。布劳岱尔有关近代早期物质文化的研究，提出了一套物质文化发展的世界史架构。虽然仍是一种欧洲中心论，对其他文明的观察与叙述多少会有失公允，但是也因为他所奠定的基础与留下来的空白，可以让后人盡情的发挥，补白他的不足之处，或修正他的观点。本书探讨许多议题的灵感，即得自阅读他的经典着作后的心得。而英国学者NeilMcKendrick等人所提出的消费革命说，主张消费社会在英国诞生的现象与背景，可以提供研究晚明消费文化一个对照组，也开拓一条重新检视晚明奢侈风气的新视角，本书的第一章即朝此方向探索。
  此外，NeilMcKendrick等人所提出的消费革命说，其中一项论点即主张18世纪的英国，出现了流行时尚的快速地变迁与追逐时尚的潮流；有更多人仿效上阶层社会的消费行为与消费品味，形成一种社会竞赛，也带动了瞬息万变的流行时尚以及追逐时尚的潮流，学者们称此类现象为「社会倣傚」(socialemulation)。甚至还出现有介绍时尚的广告与出版品引导大众消费，促进了商品快速替换的消费需求，因而可以带动后来的工业革命。有的学者反对这样的解释模式，因为这样的概念已然预设文化的影响力必然是由上而下的发展，彷彿只有精英阶级有能力创造与带动流行文化，而下层的庶民大众只有接受的份。有许多反向运作的歷史事例，足以推翻这种固定由上而下的解释模型。暂且不论上述消费革命促成工业革命的说法是否成立，然而英国的歷史经验点出了流行时尚在歷史上的地位，也提供我们思考晚明消费史的新视野。本书第三章的主旨，即由此角度出发，探讨晚明的流行时尚。
  就像本书的开头所言，消费文化的研究是一门非常复杂的领域，牵涉的因素与面向很广，所以非常需要借用跨学科的方法来探讨。本书第二条探讨的主轴，就是士大夫的消费文化，即需要新的研究取向与解释模式，才能深入理解许多复杂的理路。于是本书尝试採用许多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来重新观察晚明士大夫的消费文化。
  文化人类学有关物质文化的研究以及物的消费理论，在方法上都有助于歷史学的研究与解释。人类学在这方面的贡献之一，在于强调研究物自身的特性时，应与社会文化结合，来探讨物性如何被塑造或凸显社会文化。亦即物性有其象徵意义，不只是交换价值的商品而已，还铭刻了某种文化意义与文化价值。这样的观点提醒我们在探讨歷史上重要的消费品时，不要忽略了其背后所具有的某种象徵意义。
  本书透过具体而细緻的实证研究，探讨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的消费文化，希冀打开晚明消费史的多元面向，丰富这一段歷史。全书的两大主轴，其一是尝试把近代早期中国的消费史，放在世界史的脉络下，观察晚明时期的重要性。作者指出晚明已形成「消费社会」的现象，以修正英国史学家关于「消费革命」的歷史解释。
  本书另一个主轴是士大夫的消费文化。从消费文化的角度，一方面可以看到晚明社会结构的变动，特別是士、商关系的变化；另一方面士大夫也透过消费文化，塑造消费品味与流行时尚，来重新建构他们的身分地位。
  国立台湾大学歷史学博士，现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明清城市史与明清社会文化史，主要聚焦于明清城市群众的集体抗议、明清物质文化与消费文化。研究成果丰硕，着有《奢侈的女人：明清时期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2005）、《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2007）、《游道：明清旅游文化》（与狄雅斯合着，2010）、《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2011）、《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閑消费与空间变迁》（2013）、《劫后「天堂」：抗战沦陷后的苏州城市生活》（2017）等书，另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及多篇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