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从“国美控制权之争”到“阿里巴巴海外上市”，从“宝万之争”到“中兴事件”，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滞后，导致上市公司和监管部门面临诸多挑战。
  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李维安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公司治理亟须从‘零敲碎打’到‘通盘考虑’、从‘临时喊话’到‘依规问责’、从‘引领中国’到‘对接世界’，实现治理准则与国内外法律和实践接轨，与时俱进地反映国际公司治理的新趋势。”
  中国经济时报：在《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开征求意见稿中，就新出现的现象给出了明确意见。比如，针对很多上市公司通过修改公司章程来抵御“野蛮人”入侵，新规第七条明确表示，“不得通过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决议或者董事会决议等剥夺或者限制股东的法定权利”。这一条款的设置主要是针对“宝万之争”后很多上市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增加反收购条款。控制权市场矛盾已经非常突出，显然不能一禁了之。那么，究竟该如何规范控制权市场？
  李维安：这的确是该案例的意义所在，不仅引发600多家上市公司自发修改公司章程，而且反映了治理规则建设的需求。“万科控制权之争”案例暴露出万科集团在应对敌意收购的过程中，公司治理章程及其相关制度存在较大漏洞，缺乏有效的遏制或规避措施。特别是对于股权高度分散的现代公司，应做好公司治理制度建设的“事前准备”，即在公司章程、董事会规则中事先预备好“防盗门”，设置反收购工具，但必须事先获得广大中小股东的支持，以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侵害。当然，在反收购工具运用的过程中，需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规范运行，防止反收购工具的过度应用阻碍公司控制权市场功能的发挥，甚至可能被公司高级管理者或董事会用于规避股东的监控。
  基于此，建议增加条款：一是在中小股东支持的前提下，上市公司应制定应对敌意收购的相关制度。二是应确保控制权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保证各类反收购工具不要成为公司高级管理者及董事会控制公司、规避股东问责的手段。公司设置反收购机制应由提案人在股东大会中详细论证其必要性，并由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确保不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中国经济时报：这次准则修改最大的变化是将对中小投资者保护进一步完善，能否通过万科的案例谈一谈上市公司保护中小投资者的重要意义？
  李维安：万科以其“工厂化”的高标准、高质量的产品获得了广大客户的青睐，实现了快速发展。但在资本市场，万科股价长期处于被低估状态，其市盈率和市净率指标长期低于地产股平均值。这不仅使广大中小股东难以有效分享公司高速发展的收益，也给潜在收购者提供了低点布局的机会。万科股东大会的投票率仅有35%左右，使得投资者日趋短期化、投机化。
  在万科控制权争夺的激烈过程中，万科股东大会的投票率也仅有35%左右，说明众多中小股东游离在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的决策之外，作为中小股东的重要代表机构投资者也“发声”不多，这恰恰是万科危机的根源所在。从现在的万科股东结构看，有不少于11%的股份为较大的机构持有，尤其是银河、中信、华泰等三家在三季度低位布局的机构，据估算已收获70多亿元的账面盈利。这些机构握有为数不少的股份和表决权，如能发挥其治理作用，而不仅仅只是追求财务投资回报，对于我国公司治理的进一步完善有着积极的意义。
  所以，建议增加以下条款：上市公司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包括移动终端)，履行股东大会相关的通知和公告义务，做好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相关组织和准备工作，使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境外投资者更便利地参与治理。
  另外，建议修改的条款：股东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重大事项，例如，公司章程或类似治理文件的修订；股份的增减或回购；重大交易，包括公司转让、受让重大资产或者对外提供担保等方面享有知情权和参与权。上市公司应建立和股东沟通的有效渠道。
  最后，增加机构投资者发挥公司治理作用的条款。
  李维安：独立董事，顾名思义最主要作用就是如何发挥好独立性，作为公司长期价值的关注者，同样承担着维护公司利益相关者不受侵害的责任。特别是在大股东、现有管理层董事的意见产生分歧时，作为独立的第三方独立董事意见的发表更具重要意义。因此，需要相关制度加以保障。既要鼓励独立董事站出来发声，又不能掺杂个人或商业利益。
  建议修改：独立董事应当忠实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利益，尤其要关注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独立董事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要求，认真履行职责，以公司可持续发展和公司长期价值为导向，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是关注公司各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中国经济时报：围绕新型网络公司控股权存在的问题比较多，在诸多上市公司实战案例中，阿里巴巴美国上市也属于这类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维安：阿里的合伙人制度本质上类似于给予马云等合伙人控制权优先股，是国内现有规则难以解释或允许的治理模式创新。香港当时也不允许，所以阿里到美国上市了。香港现在修改规则了，我们也不得不考虑修改上市规则，以适应互联网公司上市治理的需要。但是，我认为，香港取消“同股同权”的作法代价太大了，有可能动摇资本市场和公司治理的根基，可以考虑赋予创始人或者高管以“控制权的优先股”，是实现投融资双方以更大灵活性参与到公司治理中来的必要保障，也是顺应网络经济发展、网络治理模式变革需求的制度创新。
  当前，加快导入控制权优先股，能够保证握有公司发展关键智力资本，因为只有较少股权的创始人、管理者等可以控制公司经营发展方向，这些人最了解公司的发展方向，也对公司最有“共生共存”的意愿，而且这类控制权优先股也可以在国企改革中作为“金股”，以帮助国家对关键行业企业的控制，这既避免了政府为实现控制而消耗过多资本，也是在法律框架下行使股东权利、避免其利用政府权力干涉企业经营，实现了国家对关键资源的高效控制。然而境内对于这方面的治理规则还未涉及。因此，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在股权设置方面，可以适度引入控制权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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