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危机四伏，将才匮乏：浅析武举制度在明朝得以发展的原因与由来
  在中国古代的教育史上，科举制度似乎是普通文人子弟突破阶级，实现人生抱负的唯一途径，其实科举考试分“文科举”和“武科举”，同样是起源于唐朝，但是武科举的发展之路却比文科举要曲折的多。唐朝武举主要为选拔将才替代朝中根基已深的武勋权贵，但是朝廷武官的大面积换血势必会影响朝中局势的稳定，所以唐朝武举仅是创立阶段。来到赵宋，重文轻武的传统彻底限制了武举考试的发展，乃至明初，明太祖对于开国功勋家族的大肆屠戮，和明成祖本人骁勇善战，多次重创蒙古，都未能给武举提供很好的发展温床。明朝中后期，土木堡之变之后，明朝和蒙古之间的关系也越发的紧张，嘉靖年间，蒙古一度打到了山东地区，烧杀抢掠，导致明朝蒙羞，武举才真正得以发展女皇武则天执政期间，创立了武举制度，中间历经两次停止，其后就一直延续下来。从选用角度分析，唐朝的武举选材主要项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战斗中的各项技能，二是身体素质。这一考核标准的提出，遭到许多重臣的反对，例如薛谦光和蒋防就曾提出改革，他们认为武举不可只重视武学，理应和“谋略”相结合，重视文才武略的综合人材，但是由于延用两汉时期的制科制度已经发展起来，所以此项建议并未被实施。唐朝的武举制度所带来的最明显的利处，莫过于平定安史之乱的一代名将，郭子仪。郭子仪就是通过武举选拔上来的将才。“郭子仪出身武举，熟悉兵法，善于谋略，临危受命，救大唐于水火之中，又岂能说是没有谋略的粗人？”所以，唐朝时期的武举，虽过于重视武艺考核，但是重要的意义在于，这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开创之举，虽然整体体系并不算完善，但是依旧具有跨时代的重要意义，为军事将领的选拔提供一个全新的思路。也有不少人认为，在隋朝已经开设武恩科，关于此观点，并无详细资料的记载。而唐朝开设武举，却有其充分的记载“长安二年......天下诸州宜教武艺”。当然，女皇开设武举，并非全为国家大局考虑，也有部分巩固政权的原因。武则天称帝，其主要阻力就来自于李氏家族，且李氏家族的主要势力是军事领域的关陇勋贵集团，女皇首创武举，把选将之权和皇权相结合，就可以达到打击勋贵的主要目的。宋朝建立之初，就奠定了重文轻武的思想，因而，宋初并未设置武举制度，但是在北方少数民族的武力威胁之下，也不得不将武举考试纳入科考范围，以此选举武艺超群，谋略出众的将才。宋朝武举开设于宋仁宗时期，在1029年颁布的《武举条例》中记载，北宋时期的武举连同科举考试一同举行。宋朝武举和科举体系相似，皆是三级考试体系，但是武举比科举多一道程序，称之为“引试”。引试是武举考试的第一道关卡，包含“武艺考试”和“程文考试”，引试之后是解试，再之后是省试和殿试。引试由兵部主持，偏远地区则由将帅主持，选举人数为200人，解试选举人数为70人，到了省试，关于武艺考核部分的考试项目就增多了有，弓步射，弓马射，弩踏，刀枪等。程文考核又分两类，策问和墨义。策问是写一篇有自己见解的军事战争的文章，而墨义则是，关于《孙子兵法》和《司马》等兵书的名词解释。宋朝的殿试开始于宋仁宗执政的第八年，时间集中在每年的三，四月份和八，九月份。殿试以策问为主，最初殿试仍会淘汰一些考生但是到了1056年，凡是有能力参与到殿试环节的应试考生皆不会被淘汰。总体而言，虽然宋朝重文轻武思想严重，但是在客观外部环境的影响下，武举考试的制度仍然比唐朝更加完整，这也为明朝科举考试奠定了根基。明初，朱元璋执政期间，虽在建国之初设立了武举制度，但是形同虚设。其一是因为跟随朱元璋征战天下的武将数量较多，其二则是明太祖担忧武官集团的权利过大，这让明太祖很缺乏安全感，他不仅借机屠戮武将，还让武将学习儒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武举制度的顺利实施。在明宪宗之前，明朝的军队主要分为京军和地方军。京军是精锐之师，明太祖的京军有48卫，明成祖朱棣时期，京军又增加至72卫。这时期的军队将领以三类为主，开国将帅，世袭罔替的将领，还有一类由文臣统领。这就说明，明初对于武举选拔人材并无太大需求。且明太祖朱元璋曾说“后代之武学，专讲文韬武略，不事儒家经文，专习战场之干戈，拘于武艺之偏哉！今朕欲用武举，立庙学”，可见其重视科举，对于武举存在很大的偏见。明初历经几位帝王的发展，对于蒙古的过度打压所维持的北方安定局面，在明英宗继位之后就被打破了。这就是明朝著名的“土木堡之变”，也是明朝军事实力由盛转衰的开始。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之变中大败，被蒙古瓦剌首领活捉，五十万明军几乎覆灭。北方边防在此战中损失过大，导致军事实力被大大的削弱。自此之后，北方边境就常年处于战争状态。明朝为了加强北方边境的安全，重新整修了长城，还设置了九个边镇，但是长期的对峙状态，让蒙古各部落成为明朝最重要的军事问题，重新选拔优秀的军事将领，也成了解决问题的主要办法。除了蒙古各部的威胁，明朝还面临，在海防上日寇的不断侵扰，以及层出不穷的农民起义。明朝海岸线绵延数千公里，早在明朝初年就出现了日寇骚扰沿海居民的迹象。特别是到了明世宗时期，军事力量的减弱，让沿海的日寇更加的嚣张，甚至达到深入内地烧杀和在明朝沿海地区建立军事据点的地步。明朝的农民起义，也困扰着明朝的统治，据记载，在永乐年间的农民起义就多达上百次，发展至明朝中后期，更是此起彼伏，不断涌现，譬如，以刘通为首的，以杨虎，叶宗留为首的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明初将领政策中，世袭罔替的原因，导致很多将门世家发展到明朝中后期，后代子孙以不学无术，养尊处优者居多，无法培养出合格且优质的将领，难以堪当大任，统领军队。大明王朝在天顺八年，颁布了第一部和武举制度相关的法律——《武举法》。这部法律对于武举考试的内容，录取标准，俸禄发放以及后续授官等，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一，参加的范围包括，具有军事才能的所有官民。二，“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为基本原则。三，帅府之中考试策略，校场内考试弓马。四，成绩合格者，授予中式官，月俸禄，三石米。五，所有中式者前往军营总管队报道，或担任要职，或听候差遣。明朝此次颁布的《武举法》处于创设阶段，不仅没有固定的考试时间，甚至筛选出来的人材也寥寥无几。原因可能是由于：明朝武举的地位远远不如文举的地位高，所以应试人数并不多；民众只有在文举考试上面屡次不中，才会考虑武举；武举中式的官职和待遇与文举中式之后相比，相差太多，多数为部队的中下级官员；明宪宗时期的策问考试过于严格，导致很多有武功和谋略的人无法中举。面对《武举法》的弊端，也有部分官员提出质疑，陕西官员项忠实就曾提出，武举考试过于重视策问，有纸上谈兵的嫌疑，将很多有实力的将才挡在门外，更加不利于良将借助武举来提升自己。因而他认为武举应该以武艺为主，策问为辅。明朝弘治七年，武举六年一次，弘治十七年改为三年一次，且考不中的可以下次再考。正德三年至嘉靖二十二年，明朝的外部环境变得异常严峻，除了北部蒙古依旧在边境虎视眈眈，沿海日寇问题，农民起义外，西方的殖民主义者东来的问题也显现出来。明武宗时期开始，西方殖民主义也开始在东南沿海地区频繁活动。到了嘉靖时期，更是强行占领了“香山澳”（澳门）。《武举法》在这一时期不得不继续完善，来选拔更多的优秀将领。正德《武举条格》对于明朝《武举法》的改革。此次改革主要是以下两点：第一，建立了完善的考官机制，监试官机制，且试卷的密封，编号皆做出详细规定。会试中的考官由翰林官二员担任；武闺内场的考试，试卷弥封白纸加厚，以杜绝舞弊行为；试卷弥封，糊名，让考试官不能得知考生姓名；眷录制度，由专人负责抄写试卷，防止考官认出考生笔记。第二，明朝的武举考试发展为两级考试，一级为乡试，二级为会试。此次改革之后，“武举中式者资质平庸，难以委以重任”，无法选择出良将，必须再次进行改革。再次改革的主要地方在于“殿试”的增加，明朝武举殿试早在明熹宗执政期间就被提出，但是并未被采纳，直到崇祯四年才得以实施。武举殿试和科举殿试类似，由皇帝亲自主持，以策问为主，马射和步射的成绩按照会试计算，取前三名，首名谓之“状元”。整个明朝时期，武举殿试共计举行五次，这也是明朝武举制度的最终形态。弘治年间，武举录取人数为35人，发展至崇祯年间，人数就多达120人，整体看还是呈现上升趋势的。但是即使如此，武举制度和科举制度不同之处在于，这是顺应国家将才的需要，外部环境的影响和武举的发展密不可分，和平年代鲜少能有哪位君主真正重视武举，因此人们心中并未形成相应的观念，所以武举考试并未真正在民间发展起来，这也影响到人材的选拔。参考文献：《资质通鉴》《明史》《新唐书》危机四伏，将才匮乏：浅析武举制度在明朝得以发展的原因与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