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党史学习教育】《氾胜之书》中的术与道
  点 击 蓝 字 关 注东 阿 住 建在汉武帝广辟田亩、大兴农事之际，我国古代杰出的农学家氾胜之兴神农之教、继陶朱之风，“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他在指导关中农业生产实践的同时积累了丰富的农学经验，对当时流行的“粪种法”“溲种法”等种田方法进行了改良，创新了“区田法”，使关中地区获得丰产，保障了当时汉帝国都城的粮食供应。氾胜之的思想成果纠集于《氾胜之书》中，标志着精耕细作的农学思想新发展，并为《齐民要术》等后世农书广为征引。然而《氾胜之书》原书在流传中遗失，当今版本乃是根据《齐民要术》所引条文辑录而成。《氾胜之书》现存18篇，囊括了禾、黍、麦、稻、稗、大豆、小豆、枲、麻、瓜等13种农作物的栽培技术，提出了“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六条紧密关联的农业生产原则，其中既包蕴着天人合一等中国传统农业思想和哲学基因，又体现着鲜明的资政重本取向，乃是“术”与“道”的统一体。“氾胜之术”：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精耕细作是在集约用地情况下所采用的一套整地、选种、施肥以及田间管理的综合技术方案，其优势在于以增强劳动投入改善自然环境、提升生产效率，同时达成农田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技术模式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的沟洫农业，在秦汉时期的北方地区关中平原得到了长足发展。《氾胜之书》涵盖了汉代精耕细作农业的诸多标志性技术成就，提出了溲种法、点种法、区田法等生产方法。郑玄称氾胜之的贡献在于“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氾胜之术也”。所谓“土化之法”，即是改良土壤、增加农产的方法，而改良土壤的前提，则是对土壤强弱、肥瘦、厚薄等性质有充分的了解和区分。氾胜之善于观察土壤的状态，判断改良不同土壤的时机。如春天地气通达，则是耕硬地黑垆土的时节，此时多次耕地，以磨平泥块、将土和匀，这就是“强土弱之”法。相应地，在杏花繁盛时则应耕弱土，通过辊压、牛羊踩踏等方法使土质紧实，就是“弱土而强之”法。通过调节土壤结构，农田得以保存空气、留存水养，提供有利于作物根系的良好条件。“溲种法”是氾胜之在“粪种法”基础上用以改良土壤的重要方法。他认为“以粪气为美，非必须良田也”，在13种作物栽培中，氾胜之一一列出采用针对性的粪肥配方。关于“溲种”，书中亦列有详细的处理过程：“又取马骨锉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漉去滓，以汁渍附子五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蚕矢、羊矢各等分，挠，令洞洞如稠粥……至可种时，以余汁溲而种之，则禾稼不蝗虫。”“无马骨，亦可用雪汁。雪汁者，五谷之精也，使稼耐旱。常以冬藏雪汁，器盛，埋于地中。治种如此，则收常倍。”现代农学家分析指出，马骨、蚕粪和羊粪有利于为禾苗增肥，而剧毒的附子则可以杀灭细菌、防治害虫。雪水相比普通雨水，重水含量少75%，因此更有助于植物生长。氾胜之发明的“区田法”，则在我国古代农业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区田法”假托伊尹“教民粪种，负水浇稼”之事迹，在三辅地区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区推广，据氾胜之所言，可达“十亩收千石”的丰产效果。尽管这一产量估计存在争议，但其中的先进性至今依然为农学家推崇。实施区田法，首先需要精细整理土地，预先规划农田的数目、面积、功能分区及挖土深度，同时按田亩方寸分配不同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务求“庶尽地利”。再者，种植区田需要合理播种，疏密有度，按照不同种类作物安排植株区间，以满足各种庄稼通风和光照的需求。同时，“区田法”需要配合精确施肥、适量灌溉、适时田间管理等农作技术。整体而言，“区田法”的农业生产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利用单户家庭内的劳动力存量，具有高产的前景。尽管相较于当时正在普及的铁犁牛耕并不具有太大优势，但合理利用天时地利配以人和的农业思想依然具有借鉴意义。“氾胜之道”：天地人统一的农业哲学思想在中国传统“三才论”基础上生发出的天地人统一的农业哲学思想，指导着精耕细作农业的运作。而这一模式获得农业丰产的秘诀，则是本着天（农业生产的气候条件）、地（农业生产的土地条件）、人（农业生产的主体）三才统一的整体观，使人的活动与天时相协、与地利相调，从而改善作物的生长环境。正像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所总结，中国传统科技体系的背后，是一套有机主义的自然观。从《夏小正》开“三才统一”的先河，到《礼记·月令》《吕氏春秋》描绘“天—地—人”的宇宙图式，“三才论”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业，不仅重视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物质循环，而且摆正了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氾胜之书》取得的思想成就，离不开天地人统一的农业哲学基础。氾胜之在《耕田》篇中贯彻了顺应天地的精神。他说：“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其中居于前两位的“趣时”与“和土”便为天与地的条件，而其余的“务粪”“泽”“早锄”“早获”则是人利用改造环境做出的努力。这六项原则相互配合，才能为农作物创造良好的生长环境。论及耕田时机的选择，氾胜之时刻注意人的农作活动是否与天、地相应，即便土地瘠薄，只要注意天地人的和谐统一，也能达到高产丰收的目的。判断春耕、夏耕和秋耕的时节，需要根据天气与地气的变化，以便掌握土地温度、湿度等状态。如“春冻解，地气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气始暑，阴气始盛，土复解。夏至后九十日，昼夜分，天地气和”，此时耕田，就可事半功倍。同样，在农历五月和六月耕种麦田则可“一当三”、“一当再”，而七月再耕则误农时，效果亦“五不当一”。在天地自然的约束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农业环境，是《氾胜之书》的中心内容。根据不同作物的习性，氾胜之遴选合适的种植方法与时机，务求每种作物各得其时，得到天地长养。他为作物争取合适的天时，认为九谷种植皆有忌日，“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秫忌寅未，小麦忌戌，大麦忌子，大豆忌申卯”，忌日的天时地气与作物本性相冲突，若强行种植则收成微薄。种黍需要“先夏至二十日，此时有雨，强土可种黍”，种麦则“得时无不善。夏至后七十日，可种宿麦”，种稻需“春冻解，耕反其土”，种禾需“三月榆荚时有雨，高地强土可种禾”等等。这些是综合季节、物候、雨水、土质等各种因素确定的经验总结，其中天的因素包括“榆荚时”等物候、“夏至”等节气、“有雨”等天气，地的因素则包括“春冻解”、“高地”、“强土”等等。农民的任务就是顺应天时地利，挑选合适的植株，创造作物茁壮生长的自然条件。《氾胜之书》中的“治国之道”：资政重本的思想取向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生产在国家全局中的突出地位不言而喻，因而古代农学家的思想都带有明显的实践指向。我国农史专家石声汉曾言，“以农业生产和农业劳动者，作为国防上人力物力的来源，在我们中国是‘古已有之’的‘农本思想’”，此言精准概括农业思想家资政重本的共性，《氾胜之书》亦无出其外。虽然现存的《氾胜之书》仅为残本，但从其成书背景、书中具体的种植术到书后杂项，无一不渗透着氾胜之对农事与国政紧密联系的认识。氾胜之关于农业生产地位的更多思考已不得而知，但其保障粮食安全的思想，则在《氾胜之书》中尤为突出。早在战国时代，农家已经意识到农业生产的极端重要性，如《吕氏春秋·上农》中开篇即言“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且将农业生产与社会道德和秩序联系起来，主张通过重农达到“边境安，主位尊”、“公法立，力专一”的统治效果。氾胜之认为“谷帛实天下之命”，一语言中农业生产在国家运转中的关键地位。《氾胜之书·杂项》中提到“神农之教，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弗能守也”，言明粮食问题事关国家存亡；同时，称赞“卫尉前上蚕法”和“今上农事”乃是“忠国忧民”的做法，亦暗言自己写作此书的目的。氾胜之资政重本的思想取向，与当时西汉拓土战争下的社会状况存在深刻联系。武帝朝长达50余年的对外战争带来了国内深重的粮荒与财政危机，据《史记·平准书》记载，“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同时，汉武帝时代灾荒频发，据历史学家整理，西汉共历11次大型水旱灾害，武帝朝占4次，频繁的自然灾害直接降低农业产量，影响战争局势。财政危机与自然灾害严重威胁着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同时战时体制下关中作为汉帝国核心区域的稳定需要，又突显出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氾胜之“督三辅种麦”，正发挥着辅“天下之命”的作用。《氾胜之书》将维护粮食安全当作重要任务，围绕关中地区粮食生产保障问题提出了三方面解决措施：精耕细作以增加产量，作物种类多元化以备荒年，发展漕运以保障粮食供应。区田法作为氾胜之的主要发明，增加施肥、灌溉和田间管理，动员单户家庭的男女劳动力等方法提高农田单位产量。同时，《氾胜之书》中所收录的13种作物中，有不少是为备荒所种，例如稗子“既堪水旱，种无不熟之时……良田亩得二三十斛，宜种之备凶年”，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谨计家口数，种大豆，率人五亩，此田之本也”。此外，氾胜之引用吴王夫差开邗沟之例，暗示漕运亦为保障地区粮食安全的方法。瓠子河决后，汉武帝采纳大司农郑当时所言“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而益肥关中之地”，开凿黄河漕运，使关中地区粮食供应又添一重保障。《氾胜之书》提出了一套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总结了10余种农作物的栽培技术，是当时劳动人民的实践智慧与劳动成果的结晶，其中的某些农业技术至今依然具有参考意义和实用价值。《氾胜之书》是中国古代传统农学天地人统一思想的具体运用，是中国古代“三才论”哲学观点的衍化成果，继承和丰富了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既发展了天人和谐的中国传统自然观，亦充分肯定了人作为生产主体的积极作用。《氾胜之书》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和备灾备荒的忧患意识，为适应汉武帝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编辑：刘宝丽审核：汤斌监制：井绪峰文章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