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契丹的部族管理，南大王院的职能和地位研究，官职体系的职能变化
  契丹北、南大王院的职能和地位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最早关注此问题的有日本学者岛田正郎和爱宕松男，之后陈述、蔡美彪、何天明、刘国生、武宏丽等中国学者也开展专门研究。
  何天明、武宏丽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何天明在《试探辽代北、南大王院的职掌》中对北、南大王院的职能作了专门的考察，认为北、南大王院的职能虽然主要集中在处理本部事务上，但在北面朝官系统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其对职能部分的叙述比较简略，并且未对北、南大王院的地位进行考察。
  李桂芝分析了北、南大王院大王在皇位继承中发挥的作用。武宏丽对辽代北大王院的职能和地位都作了考察，表明北院大王具有处理部族事务和参与国家军政两项职能，并且在辽朝的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地位，但其叙述只是以北大王院为整体，没有涉及南大王院，并且未从辽朝职官体系的角度探讨北、南大王院的职能和地位变化。
  可见，学界的研究多是对北、南大王院在契丹某一历史时期所发挥的作用和地位进行探讨，但缺乏对北、南大王院的职能和地位变化作整体性研究。北、南大王院作为契丹重要的部族机构，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从迭剌部析分而来。迭剌部是契丹在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最为强大的一部，“终遥辇之世，强不可制云。
  正是在迭剌部的支持下，耶律阿保机才从夷离堇升任为统治契丹各部的最高首领可汗，最终得以登基称帝。在他称帝之后，他的几个弟弟在迭剌部的支持下，于太祖五年（911年）五月发动了反对他的“诸弟之乱”“皇弟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端谋反”。平定叛乱后，出于对迭剌部的忌惮，耶律阿保机赦免了他们的罪行。
  在天赞元年（922年），耶律阿保机正式登基建国之后不久，以“迭剌部强炽，析为五院、六院”，将迭剌部分为“五院”和“六院”两个部分，北、南二院由此产生。同时，两院被纳入两府宰相的治下，其最高部族管理机构的地位为两府宰相所取代。辽太宗即位后不久，于会同元年（938年）十二月，进行官制改革，建立南北官制，“升北、南二院及乙室夷离堇为王。”并建立大王府，北、南大王院地位有所提高。
  契丹是依靠部族的力量得以建国的，可见部族是辽朝的统治基础，因而辽朝皇帝在处理国政时需要北、南大王院的协助。会同元年（938年），燕云十六州归辽，之后辽政权的机构建设得到初步发展。在设置和调整统治机构的过程中，太宗升北、南二院夷离堇为王，北、南大王院成为辽朝中央政权的组成部分，“在朝曰北大王院”，北、南大王院大王成为在朝官。
  此时，契丹刚刚得到幽云地区，耶律德光帝位尚未稳固，为保证政局平稳，他对北、南大王院大王“尝屏左右与议大事”，表明他需要北、南大王院大王在国家军政事务方面给予协助，体现出北、南大王院大王在辽初具有很高的地位。辽朝皇帝在政变之时，北、南大王院大王作为维护皇权的重要力量，在扈卫皇帝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
  在辽朝皇帝的宫廷内部事务中，也需要北、南大王院的参与。辽朝在举办一些礼仪性事务时，需要北、南大王院的赞助。辽朝的“腊仪”规定，北、南大王院大王在举办仪式中要“进马及衣”。北、南大王院大王需要承担进献贡品的义务，应是体现部族首领对皇帝忠诚的需要。
  在皇家举办的大型建筑工程中，需要北、南大王院大王分摊费用，北大王院大王普奴宁在统和元年（983年）春正月，“进助山陵费”。在太平八年（1028年）六月辽圣宗应北大王院大王耶律郑留的要求“诏以豪盛者三十户给其费”。表明对工程项目的赞助，并且组织各部族会亲事务是两院所具有的职能之一。可见北、南大王院大王具有处理礼仪、费用及会亲等事务的职能。
  北、南大王院大王作为部族机构的军政长官，是辽初“四大部族”之一。北、南大王院大王手握重兵，承担着领兵出征的重任，其中镇戍边疆地区是其重要职能。
  迭剌部在耶律阿保机尚未建国之时，就承担着戍卫边地的任务。在被析分为北、南二院之后，辽太祖分别设置夷离堇以统领之。两院夷离堇在辽太祖时期就率军出征，“南府宰相苏、南院夷离堇迭里略地西南”，“南府宰相苏、北院夷离堇斜涅赤、南院夷离堇迭里是夜围忽汗城”。
  辽初，辽太祖将北、南院夷堇安排在皇都和辽东地区，专门负责戍卫该地。皇都是契丹世居之地，而辽东则是辽太祖崛起的根据地，辽太祖安排两院戍卫两地，表明两院承担了重要的防卫任务。辽太宗在帮助后晋消灭后唐之后，“尽有山前后十六州之地。”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南北官制，北、南大王院大王得以借此提升地位，山前后之地则成为北、南大王院大王的戍守之地。
  北大王院负责镇戍的地区“云州（今山西省大同市）、归化州（唐武州，今河北省宣化）之北。” “西南至山后八军（云、应、蔚、新、朔等州军）八百余里。”对于新拓展的疆域，是需要北、南大王院大王负责帮助守卫的。北、南大王院大王戍卫在边疆地区，是辽太宗建立南北官制作出的贡献。
  在中京建立前后，契丹开始以中京为统治重心，并在边防中专设了职官体系，为“北面边防官”。辽兴宗时，辽朝的五京体制正式确立，以此形成了完善的边防体系，北、南大王院大王也隶属于北面边防官。中京并非契丹内地，而是奚人的居地，属于边疆地区。辽圣宗开始向中京地区移民，使中京成为“奚、契丹、汉人、渤海杂处之”地，这应是迁徙了一些契丹人来此。
  辽道宗在滦河设有行宫，此地大体上位于今天的河北省沽源以东地区，在中京附近。此地发生了耶律重元企图推翻辽道宗的政变，最后在北大王院大王的军队到来之后得以解围。北大王院大王可能就在中京地区戍守，辽圣宗应是迁徙了北院的部民来此安置。辽中京建立之后，北、南大王院大王开始在边防体系中凸显其重要作用。辽兴宗时期“北大王……四十万之军戎，咸归掌握”。北、南大王院大王握有兵权，以此承担镇戍边疆的重任。
  枢密院地位上升，两府也隶属于北枢密院，均纳入契丹的边防官系统中，成为辽边防体系的一部分。《辽史·百官志》记载：“北面边防官。辽境东接高丽，南与梁、唐、晋、汉、周、宋六代为勍敌，北邻阻卜、术不姑，大国以十数；
  西制西夏、党项、吐浑、回鹘等，强国以百数。居四战之区，虎踞其间，莫敢与撄，制之有术故尔。观于边防之官，太祖、太宗之雄图见矣。……五院司。六院司。已上上京（中京）路诸司控制诸奚。……南王府。北王府。……已上西京诸司，控制西夏。”详细看，这些官员似乎涵盖上京路之内容，故应为上京、中京及西京路诸司更为合理。这些官员地位尊贵，根据余靖记载，奚王府率军守卫山南，其地位与中京留守平起平坐，故此处应为上京、西京和中京共同记载，而奚王府则是中京路诸司的官员。
  辽朝在建立五京制度后，通过五京来统治不同的区域和民族。有学者认为辽朝五京中有三京是依靠军路形成防御体系，不依靠部族，只有上京和西京是为防御部族而设置的，即二者存在由不同的力量负责镇戍的职责。但根据研究可见，上京和西京确实是有两院的驻牧地和镇戍地，但其他三京也有部族军队驻防。
  根据前文考证，北大王院戍守地在道宗的滦河行宫附近，属中京地区，当地还有五院部、六院部民众居住。陈述曾考证，认为《辽史·百官志》中“北面边防官”中的“已上上京路诸司”是录自《契丹国志》：“上京路控制奚境，置诸军都虞候司、奚王府大惕隐司、大国舅司、大常衮司、五院司、六院司。”上京路做中京路，上字讹。
  可见，在中京地区也有北、南大王院的军队驻扎，在上京、西京和中京地区，都有北、南大王院部族的驻牧地。两院在辽设立北枢密院之后，地位逐渐下降，其职能和作用更多地体现在边防体系之中。而其“在朝”的意义即是传统的部族官，同时也涵盖了其作为边防官体的地位。
  综上，北、南大王院是辽太祖析分迭剌部而来。此后，随着辽朝制度的不断完善，北、南大王院的地位不断变化。北、南大王院的职能主要有维护皇权统治、镇戍边疆地区、处理本部事务三个方面。随着契丹制度的完善，北、南大王院在契丹职官体系中的地位不断变化，由四大部族“在朝官”，最终成为卫戍上京、中京的“北面边防官”体系中的一员，但其仍具有一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