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李骏张陈陈|中国城市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基于不同数据和测量的交叉验证
  转向测量类型化的教养方式，使用职业、教育和综合地位作为阶层的三重指标，可以重新检验中国城市社会阶层之间是否存在教养方式的显著区别。
  一、阶层与家庭教养:社会学的理论命题
  二、教养行为与教养方式:社会科学的定量检验
  三、研究设计、数据与测量
  更准确地说，社会学在理论上关心的是家庭教养作为阶级或阶层再生产的一种微观或过程机制，因而关注不同阶级或阶层的父母在教养子女的理念、方式、行为等方面是否存在系统化的区别。
  较早的文献一般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前后美国学者科恩的系列研究。
  这些教养方式研究具有浓厚的微观、定性和文化取向色彩。
  正是受到布迪厄的启发，拉鲁开始使用文化资本、惯习等概念或理论，重新对美国社会在家庭教养上的阶级差异进行定性研究。
  拉鲁进一步认为，协作培养对儿童发展有积极影响，进而巩固了阶层地位的代际再生产。
  拉鲁之后，学者们又在美国之外的社会情境下开展定性研究，继续探讨家庭教养的阶级或阶层区别。
  对利兹市34个家庭的访谈研究也发现了阶层分化，尽管都承认教育的重要性，但中产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和未来有更清晰的战略定位和发展规划，而工薪家庭只保持了有限的效能感。
  对于这个问题，拉鲁本人都不回避。
  这些跨学科的定量研究数目繁多、不胜枚举，综合来看都验证或支持了教养方式存在阶层差异这个理论命题。
  西方心理学家在研究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时，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一种取向注重具体的教养行为，探讨父母某一行为维度的影响;另一种取向则将家庭教养方式类型化，探讨父母整个行为模式的影响。
  最早的研究是第一种取向，例如西蒙兹分别用接受(拒绝)和支配(服从)两个维度来区分教养行为，由于这两个维度分别指向情感和控制，众多心理学家继而研究情感和控制对儿童心理行为的影响。
  心理学对教养方式的研究貌似出现了一个轮回，但其实表明，两种取向都有其合理性。
  因此，教养行为更为具体(particular)，而教养方式更为全局(global)，后者的间接和复杂影响应该被理解为家庭教养的一种氛围或情境(context)。
  遗憾的是，纵观从心理学到社会学的定量研究，大多测量的是教养行为而非教养方式。
  这个问题在国内社会学者关于教养方式的定量研究中被延续了下来，甚至带来结论性的争议。
  洪岩璧、赵延东从布迪厄出发，探讨中国城市家庭教育模式的阶层分化，发现中产阶级与底层阶级在教养理念上并无差异。
  仔细审视还会发现，洪岩璧、赵延东并未按鲍姆林德的方式测量回应和要求两个维度，田丰、静永超的三个维度(养育观、亲子关系、能力培养)也偏离了拉鲁的三个维度(亲子互动方式、家校互动方式、课外生活组织方式)，在测量工具上都显得过于随意。
  由于拉鲁的“协作培养vs. 自然成长”两分法测量涉及维度复杂、尚未达成一致，鲍姆林德的权威型、专制型、民主型、放任型四分法在心理学中已有长期研究基础，所以本研究选择用后者来测量教养方式。
  具体来说，我们使用王红宇根据前人研究和她自己对北京、珠海两地家长的深入访谈所开发的量表工具。
  但是，上述测量对回应和要求得分高低的划分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主观的。
  我们在调查中还沿用了洪岩璧、赵延东的测量以作比较。
  本研究还将使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收集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5年数据(下文简称CEPS)，以得到对全国城市具有代表意义的结论。
  国内相关研究的另一个缺点，是对阶层变量的操作化没有统一和细致的讨论。
  但问题是，模型中教育的显著影响被忽视了，而教育和收入也是阶层划分的常用指标。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儿童性别、儿童户口、儿童独生情况、家长性别、家长户口、家庭类型等。
  表3是对CEPS数据的多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上栏是全国样本，下栏是上海样本。
  阶层差异在三个因变量上出现三种不同的模式，说明洪岩璧、赵延东的定序测量方法确实存在问题。
  表5报告了基于四分类测量的多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结果。
  表6报告了基于三分类测量的多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结果，与表5相比，它呈现出的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更为稳健。
  鉴于此，本研究按照心理学中已有长期研究基础的鲍姆林德式分类法，转向测量整体的教养方式。
  同时，使用职业、教育和综合地位作为三重指标，重新检验阶层之间在教养方式上究竟是否存在显著区别。
  本文发现，不论是全国样本还是上海样本，尽管对教养方式的测量不尽相同，但教养方式确实存在阶层之间的差异，社会地位越高的家庭越可能采取权威型或民主型教养方式，而非专制型或放任型教养方式。
  由于权威型和民主型的共同特点是高回应，而专制型和放任型的共同特点是低回应，因此，阶层之间在教养方式上的主要区别在于父母回应子女心理或社会需求的高低。
  与洪岩璧、赵延东的开创性研究相比，虽然本文有证据显示他们的测量确实存在问题(在同一套数据中表现相互矛盾)，但却并不能证明他们当时的结论一定有误。
  正如田丰所说，中国的社会变迁太过急剧，使得教养方式既可能与西方存在差异也可能因时代而不同。
  早期英文文献中，有华人或亚裔家长更偏向于专制型教养方式而非“以孩子为中心”的结论，解释往往是，儒家文化强调尊卑、孝道，因而注重家长对孩子的约束、管教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