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而另一些学者对西方经济学不屑一顾，认为它除了意识形态和描述表面现象外，毫无可取之处，应该将它扔进“历史的垃圾箱”中。
  为厘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其本身含义出发进行梳理。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
  (一)“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以西欧各国(更准确地说是英国)这一农民被完全剥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代表所做的分析，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在那里是“农业的工人”，“无产阶级”与“人民群众”基本等同，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事实上就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因为在西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衰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二)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正确认识人类社会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晚年对于西欧发达社会以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问题，进行了更多的思考,反对将他发现西欧历史进程的意义扩大化，认为“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显地限于西欧各国”。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演变规律的揭示逐渐被我国所认识。
  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晚年的“跨越卡夫丁峡谷”思考，亦即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成果”，对我们借鉴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成果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的依据，而恩格斯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创新”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三)剩余价值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的整个理论大厦建立在“经济人”假说的基础之上，我们在批判它严重脱离现实时，也不能不看到它也许是对市场经济中人类经济行为最好的抽象。
  在理论基础上，一些学者过多地关注了劳动价值论的价值取向，而事实上它与西方经济学“均衡价格论”一样都能经得起“科学”的检验，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仅包含着对价格背后原因的本质解释,而且还包含着对“自由、平等”背后隐藏的“不平等”的揭示(郭冠清，2015b)。
  马克思在1868年7月11日致路德维希·库格曼信中讲道，“即使我的书中根本没有论‘价值’的一章，我对现实关系所作的分析仍然会包含有对实在的价值关系的论证和说明”。
  众所周知，“生产”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市场经济的“生产”不是为自己而生产，“交换”自然成了重要的组成部分。
  值得强调的是，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将静态分析动态化、短期分析长期化,建立了第一个经济增长理论模型。
  “分配”是市场经济的不可或缺部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资源配置”。
  总的来说，马克思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比西方经济学更实用、更科学的市场经济动态分析框架，剩余价值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构建市场经济理论框架时，需要从批判角色转换为建设角色，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学说”。
  (四)《反杜林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指导意义
  第一，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
  按照恩格斯的定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
  第二，对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质的论述。
  第四，构建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五)《帝国主义论》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的发展
  三、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遗产
  (一)列宁领导的俄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1921年春，面对“战时共产主义”后期出现的日益扩大的各种冲突，列宁发现，在一个小农经济主导的落后农业国直接向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过渡，严重脱离了俄国的客观条件。
  以1921年3月16日俄共(布)十大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团正式通过的《关于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和原料收集制》的法令为标志，俄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正式拉开了序幕。
  列宁领导的俄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我们探索出一条在政治、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那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根据生产力所处的阶段和本国的国情，寻找适合的发展道路。
  (二)前东欧对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尝试
  尽管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为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改变提供了理论的框架，但是斯大林的专制并没有给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留下任何实践的空间。
  市场社会主义第一次登上试验的舞台，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南斯拉夫。
  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计划与市场结合，以及政府权力下放，这种模式的最伟大之处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主要方式的大胆尝试。
  这种模式在经历了对“命令体制”不满释放的活力之后，由于所有制形式超越社会发展规律、缺乏市场经济中赖以存在的“微观主体”、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内生缺陷，逐渐从促进经济的发展演变为将经济带入泥潭的根源。
  匈牙利对社会主义下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探索也很有借鉴意义。
  1956年匈牙利力图摆脱“苏联模式”来振兴社会主义的改革，遭到了苏联的镇压，造成了匈牙利悲剧。
  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进行市场社会主义试验的同时，市场社会主义的缔造者兰格也在领导着波兰的改革，并与布鲁斯等一道创造了“含市场机制的集中计划和分散管理相结合”的波兰分权模式。
  四、我国传统文化的“基因”
  (一)集体主义的价值模式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价值模式差异对企业规模影响是明显的。
  在农村实施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是结合我国价值模式的典范。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和“交换”篇章中，我们需要考虑集体主义价值模式对组织形式、企业规模、流通过程等的影响，设计出交易成本较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安排。
  (二)长期导向的伦理模式
  伦理模式对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中，除了在生产和交换篇章中需要考虑伦理模式的影响外，可以将伦理模式作为经济增长理论的内生变量去研究。
  五、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明成果
  (一)借鉴和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具有“工具取向”的文明成果
  第一，对于马克思所处时代无法运用数学模型表述内容，借助于西方经济学工具进行精确表述。
  第二，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具有“工具取向”的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资本生产、交换和分配内容。
  第三，将西方主流经济学稳定经济的工具结合我国实际进行改造后，纳入到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的工具箱中。
  (二)批判地借鉴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一些文明成果
  (三)借鉴和吸收国民经济学合理的内容
  在李斯特看来,“世界主义经济学”由于忽略了“国家”的存在，对于财富本身(价值)给予了过多的研究，而忽视了对产生财富原因(生产力)的研究。
  国民经济学的另一个充满智慧的地方是，李斯特以“国民生产力学说”为基础，提出了“保护幼稚工业”为主要特征的“国际战略贸易理论”。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李斯特“打着为国家经济发展幌子掩盖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本质”进行了多次批判(黄瑾，2011)。
  李斯特的“国民生产力学说”为我们勾画了一个在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国家“如何发展，怎样发展”的清晰图案;由“国民生产力学说”衍生的“国际战略贸易理论”也给予了我们如何在国家发展不同阶段在贸易政策取向上“贸易什么，保护什么”清晰指引。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基
  第一，毛泽东提出了撰写中国自己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任务。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破题
  第一，突破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的阶段”的论断。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深化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集成
  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对生产力理论进行了新阐释。
  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
  在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既不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修修补补”，也不是重新走向高校教学和政策决策“神坛”的“政治宣言”，而是一个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理论基础的“系统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