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内容提要：对证明责任的解释有主观的证明责任与客观的证明责任之分。尽管客观证明责任在我国理论界已经一统天下，但实务界在使用证明责任这一概念时，几乎都是从主观证明责任的含义上使用。主观证明责任从当事人的角度说明证明责任，客观证明责任从法院裁判的视角解析证明责任，将证明责任定性为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法院的裁判规则。客观证明责任揭示了该制度的本质，但主观证明责任对该制度的说明简单明了，客观证明责任则复杂、曲折，这是立法、司法解释、裁判文书无法使用客观证明责任概念的原因。主观证明责任在诉讼实务中的适用率远远超过客观证明责任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内容提要：单纯从理念上讲，证明责任规则为裁判规范，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论题，可一旦脱离证明责任的抽象理论，进入到证明责任的具体分配领域，有些学者则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证明责任的这一属性，重新将证明责任纳入到事实认定中的证据规范范畴，甚至将结果与行为、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相混合。证明责任的抽象理论，于是不得不借助当事人举证责任这一具体内容进行支撑，否则就成为了纯粹虚空的架构。因此，有必要正本清源，去疴归真，在进一步明确证明责任为裁判规范的同时，应当设定具体的适用程序，避免证明责任理论的空设，以及在运用时需重新纳入到事实认定程序的不当做法。
  内容提要：消极事实是当事人在诉讼中经常主张的事实，但并不能直接视同为消极要件事实。基于消极事实的证明难度，其举证责任的分配通常就决定了诉讼的胜负结果。根据新《民诉法解释》第91条确立的规则来分配消极事实的证明责任，对于负举证责任一方当事人而言显然过于严苛，尤其是在证据偏在型诉讼中，可能导致实质的不平等。为此，通过举证责任倒置、举证责任转换、表见证明、证明度降低、强化相对人的具体化义务及事案解明义务等方式加以缓和，殊为必要。
  内容提要：宗教法是宗教法学的基本概念，决定着宗教立法的基本内容，关系着宗教法学的研究取向。作为沟通国家立法与宗教规范的中间概念，是调整宗教社会关系、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及社会和谐的基石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主要借鉴西方国家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成果，忽略了中国文化多元语境下宗教法内涵的理论探讨和归纳，相关研究呈现出碎片化、自说自话以及罔顾时空语境变迁的特点。相对而言，西方学术界对宗教法的界定和使用颇具创造性。造成这样的结果既有学术传统的原因，又与中西学界对时空变迁的整体把握和关注力度有关。因此，重新检视宗教法的基本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宗教法概念的界定应当立足于中国一体化之下多元族群、宗教、教派的具体时空语境，应当具有自身的开放性和包容度，在中国语境下，宗教法是指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调整宗教社会关系的有关国家法律规范与制度的统称。
  内容提要：我国刑法中一些犯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存在极大争议，我国学者提出了严格责任说、复合罪过说、客观超过要素说、罪体—罪责—罪量说、主要罪过说等理论方案加以应对，但是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难题。复杂罪过形式认定难题的症结之一在于整体分析方法所存在的固有缺陷，其无法实现罪责的精确化，也存在着罪过形式认定基准的混乱。美国《模范刑法典》的罪过立法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要素分析新路径。在中国刑法的特定语境下，应当采取要素分析法与整体分析法相结合的模式，以更好地应对主观罪过形式的认定难题。
  内容提要：意思表示的构成与瑕疵类型的划分受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的影响，其效力设置则取决于意思自治与信赖保护之间的调适。我国意思表示瑕疵类型可分为真意保留、通谋虚伪表示、错误、欺诈、胁迫、显失公平，以及表示意识的欠缺。对于不存在相对人信赖保护的类型，意思表示瑕疵的效力应当尊重表意人的意思自治；对于存在相对人或第三人信赖保护的类型则相反。因现代社会信赖保护和交易安全的需求日益强烈，民法典总则应当贯彻善意相对人或第三人的合理信赖优先于表意人的意思自治的立法政策，并以此为基础设置意思表示瑕疵效力的技术性规范。
  内容提要：违法建筑的私法地位，尤其是物权法地位是讨论违法建筑治理问题的逻辑起点。基于《物权法》第30条而得出违法建筑仅有动产所有权、占有权，甚至无权利的认识在逻辑与价值上均有不妥；而试图通过扩大解释的方法将“违法建造”包含在“等事实行为”之中的论证思路亦难成立。就规范属性而言，应将《物权法》第30条视为具有概括条款性质的转介规范，其旨在形成与纷繁复杂之建筑管制规范的沟通。基于财产权保障和比例原则，我们不宜将建筑管制规范直接转换为所有权不发生的私法规范。相反，承认违法建筑的不动产所有权地位，在公法与私法上均具意义，故有必要正面肯定违法建筑的登记能力。
  内容提要：生命利益的立法定位需要承认生命的安全机制。生命利益的法律化，应走出“好人好命”“坏人坏命”的文化误区，将其结构化区分为：一级形态“生活或生存”以“生存权”规定，二级形态属于生命“安全或安宁”利益作为“生命维持1”层面，三级形态“健康或无病”的健康利益作为“生命维持2”层面，与四级形态“生命权侵害”救济利益作为“生命维持3”层面，构成各类生命安全层面“生命安全权”范畴，并与五级形态“生命权处断”选择利益构成完整的生命权立法思路。以生存权、生命受保护权、生命安全权、生命安宁利益权、生命健康权、禁止侵害他人生命利益、生命损害求偿权、生命处断权和生命利益交易权等体系化思维，完善生命权立法。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我国在知识产权司法裁判中一直遵循着“停止侵害当然论”。但是，在近些年的司法实践中，开始出现知识产权停止侵害救济例外。一方面，知识产权停止侵害救济例外在立法上“突而不破”；另一方面，知识产权停止侵害救济例外在司法实践上“破而无据”。实际上，停止侵害救济例外不仅具备合理性理论依据，而且具有域外立法经验。为此，我国应结合知识产权立法宗旨和司法实践需要，设置知识产权停止侵害救济例外制度，以实现知识产权立法的社会福祉目标。
  内容提要：刑事错案多源于错误的事实认定，错案的防范应对事实的形成机理加以深刻的反思。侦查中心主义下，事实定格于侦查，无法实现对证据能力的审查，庭审证明形式化、证明标准虚置，辩方的主体地位及诉讼权利受到压制，冤错案的发生再所难免。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强调事实形成于庭上，审判中心主义下，重塑了审前与审判活动的关系，强化了冤错案的监督、制约机制；要求实现庭审证明的实质化，确立了冤错案的发现、救济渠道；强化控辩对等，为冤错案的防范提供了对抗性制度的支撑。以冤错案的防范、救济为指向，未来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应以证据裁判原则为核心，构建完善的刑事证据规则体系；以庭审实质化为目标，细化并落实庭审程序规则；以被告人的权利保障为重心，完善辩护制度。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之后，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困境越来越突出。在安理会的决策方面，大国一致原则导致的选择性制裁和反应迟钝问题日益凸显。在军事行动的执行方面，安理会缺乏及时和有效的管控手段。与此同时，战略转型后的北约以“危机应对”为路径，开始谋求成为全球性集体安全机制。在“自愿合作”取代“整体对外”，成为军事干涉的决策基础之后，北约的军事干涉机制更加高效，但也更加危险。科索沃战争与利比亚战争都说明：联合国与北约两种集体安全机制的兼容存在相当大的困难，但并非不可能。实现兼容的两个前提是北约的军事干涉能够获得安理会的事先授权，并且安理会能够对北约的军事行动实施及时和有效的管控。当两者无法兼容时，考虑到北约集体安全机制的封闭性、进攻性和危险性，我们只有坚持安理会的权威才能真正保障世界和平。国际社会不应对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失去信心。一方面，即使美国及其北约盟国也无法彻底放弃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另一方面，在推动联合国改革的基础上，通过遵守和完善《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集体自卫权与区域办法，两种集体安全机制仍然可以实现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