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2020年十大传媒伦理问题【案例背后三大传播变革】
  本课题选取的2020年传媒伦理事件虽然只是个案，但已能管窥随着传播环境的大变革，传媒伦理出现的新趋势、新问题。
  查德维克将这种多元行动者以及组织边界模糊的新传播生态称为混合型媒介系统（the hybrid media system）。其中，特别突出的是普通用户对新闻传播的参与，使新闻从一种专业活动变成社会化活动。不仅是媒介系统、行动者的混合，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流将事实、观点、情感等混搭在一起（hybridity），事实当中又混杂了已经发生的事实、可能发生的事实、希望发生的事实等等。新的传播生态，无疑会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以及公共讨论的话语面貌。大量传媒伦理问题由此产生。
  对于新的混合型传播生态，当然要重视大量错误信息甚至阴谋论等破坏性传播产生的可能，但同时也要意识到这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信息传播渠道，而且社交媒体具有“公众声音放大器”的效果，提供了一种平衡力量，“来平衡人们感受到的体验与官方机构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之间的不匹配，以及对它们的缺乏信任”。因此，无论科学界还是专业媒体、政策制定者，都需要重视这场传播革命，邀请公民等非专家一起，来为后新冠社会寻找制订新的战略。
  在新的传播生态下，新闻业正在“解体”，以至于不再有一个稳定的实体可以贴上新闻业的标签。谁算新闻工作者，什么算新闻工作，以及什么是适当的新闻行为，什么是越轨行为，都出现游移模糊的情况。外部行动者一旦闯入新闻传播领域，必然带入他们原来的伦理规范。比如李文亮在微信群中发布“非典”的消息，实行的是朋友间要共享重要生活信息互相帮助的伦理标准；传播疫情患者隐私的不少是奋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他们或许有炫耀自己掌握独家信息的心态，同时也不乏提醒亲友注意防范的善意。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泽利泽将新闻工作者视为一个阐释性社群，他们通过各种专业讨论共享职业价值、建构职业认知、确立职业权威、设立职业边界，同时也组成职业共同体。但是我们也发现，在诸多议题上中国的机构媒体工作者尚无法形成共识，在疫情期间围绕廖君获奖等争论就反映了这个问题。
  新闻实践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未来还会有更多对新闻业边界的挑战和竞争会以传媒伦理争议事件的面目出现。
  新闻宣传上的惯性和惰性，是造成伦理争议事件的重要原因，往往让正面宣传反而起到负面效果。李泽厚认为，现代社会以前，个人经常是从属于群体的，个体以群体生存、延续作为生活的目标原则，而现代社会以降，自启蒙主义突出了理性和个人，个人成为轴心并以之建立，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也就是说，对个体权利意识的尊重，是现代性观念的特征。一些媒体报道没有重视这种价值观念变化，难免受到大众的指责。另外，民族主义、民粹思想、女权运动等各种现代性价值观念冲突不断涌现，也对媒体如何把握好时度效，处理好伦理争议问题提出挑战
  作者：新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