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中国本土固有法的人类学解释--兼评张冠梓《论法的成长》
  --引自张冠梓《论法的成长》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大理想与现实进程的激发下，人们焦灼地感觉到认识和解释中国本土固有法的时代需要。
  近些年，从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到张冠梓《论法的成长》等一批著作发表后，都产生的持续而强烈的反响，正可见这种需求的热切与紧迫。
  一、取法乎上:法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
  其实早期人类学的发展与法学家的研究活动有密切的联系，19世纪西方许多著名的人类学家都是职业律师、法官或法学家，以至有这样一句的法律谚语:如果你的学科是法律，便有一条通往人类学的平坦大道。
  法人类学使得法学的视野扩大，发现了法的民族特色和法的多元主义。
  20世纪上半叶西方法人类学经典如梅因的《古代法》、《早期的法律和习俗》，马凌诺斯基的《蛮族社会之犯罪与习俗》等传入中国后，法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具有的解释价值就引起了中国学人的高度重视，瞿同祖先生读后慨然有撰述中国法律史之意，发愤写成传世名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而享誉国际。
  中国的法人类学之所以能够得到法理学、法哲学的重视，张冠梓先生认为，是因为在寻求中国本土的法律资源及法制化的问题上，法律人类学提供了理论及方法上的支持。
  西方人类学的传统是“视他”，不是“视己”，主要从事对异文化的探索，其重点在史前时代与野蛮民族。
  法人类学是一开始就以考察非西方社会的固有法为起点，法人类学家的学术理想是使法成为普遍的概念并具有跨文化比较的价值，不再将世界上某些地方或族群视为“无法社会”。
  在借取、运用西方法人类学的知识和方法时，作者一直保持着适当的学术反思，比如本书十分警惕研究中西方中心论的潜在扩张--对法的变化(成长)的解释不应再以传统的西方价值中心论为理论依据。
  同时，作者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清醒地省察着自己研究的有关因素:在方法上自己是否可能存在对西方法人类学等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认识不够深刻完备
  由于作者自知不属于南方山地民族的任何一个民族，对他们的生活缺乏足够的观察和参与，作者非常留意自己在从事客位观察时，不可避免的“事先想象”、理论预设、对异文化的解读的过滤、遗漏或妄加等可能的问题。
  上述可能出现的问题，即使中国的法人类学研究者意识到了，也许并不能完全克服，但保持反思和警醒对于研究的客观性却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走出中国本土固有法的解释困境
  近代西法东渐以来，特别是清末修律正式启动中国法律现代化以来，中国本土固有法在强势的西方法面前节节败退、萎缩和转型;中国法学长期亦是对处于扩张状态的西方法学的照搬、移植和回应。
  然而，解释中国本土固有法并非易事。
  以《论法的成长》取材的中国南方山地法律民族志的解释为例，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一般是以民俗性规范的形式在民族志里对该地区各民族的固有法加以简单的附载，或至多只是用其作为所谓民族法学中的一章，以注释当代的民族自治权问题。
  他们总是忽视或过于狭隘地看待中国南方山地的法律民族志资料对于研究法的起源、演化等重大理论问题所具有的深刻而丰富的学术价值。
  人们对南方山地民族固有法的探索尚在被称为“民族法学”的初试阶段，大多数研究者将少数民族的固有法称为习惯法，或笼统地记述某个民族的习惯法的内容，或一般性地罗列、整理、汇编各个民族的习惯法，或剪裁某个民族的习惯法“条款”，以编织成研究者自己心目中已经预设好了的该民族的习惯法。
  这样的研究还无力、也不能真正揭示、解释南方山地民族多种多样的法律文化的独特风貌和法律内涵。
  面对纷繁复杂的南方山地法律民族志素材，作者凭借自己的深厚学养和扎实功力，熟练地应用法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力图走出中国固有法的解释困境。
  三、建立中国法律解释体系的有益尝试
  作者也意识到，虽然我们现在就应着手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法律解释体系--即建立以本土文化的价值观念为中心的诠释体系，以提防西方社会的“地方性知识”演变为“法律帝国主义”，并避免中国对西方社会的法律盲目或生搬硬套而陷入理论或现实的困境，但是当我们被中国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人文资源所深深鼓舞的时候，亦不应忘记我们实际上仍处于对西方价值体系的“回应”时代。
  “固有法”就是本书从西方法人类学借来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产生于一个民族的本土文化的法律，与之相对应的是继受法或移植法。
  对于解释南方山地地区民族固有法，传统法的概念能否适用是一个值得反省的问题，因此，本书重新讨论了法的概念。
  以南方山地民族固有法丰富的实证材料为具体例证，作者选取了广义的文化观及其四元结构说为依据，既注意到固有法所在族群的社会内部因素，又注意到其外来因素的影响，构建了一个关于“法的成长”的法人类学的解释框架。
  由于法律变迁的过程是一个文化系统综合变迁的过程，实现中国法律现代化，必须合理地借鉴、汲取、移植西方社会的法律文化，正如张冠梓先生指出:借鉴、汲取、移植的前提是充分认识和依据中国本土的法律文化资源，因此，建立起一套中国法律解释学体系是当代法学义不容辞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