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童庆炳:中西文学观念差异论
  一、中国文学观念--以“抒情”为主--审美论
  中西文学观念的比较研究，此前也有不少相关论著，但一般都认为西方重再现，中国重表现。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与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文学观念有巨大的差异。
  汉代汉武帝年间，中国版图扩大，国家的雏形开始形成，皇权思想也日益强大，“独尊儒术”成为主导的倾向，开始把先秦儒学批判社会的理论，变为控制人的思想情感的统治者的意识形态。
  到了魏晋六朝时期，随着社会的变化，人的逐渐的觉醒，加之社会混乱，农民起义，董卓之乱，曹操专权，人们对圣人之言产生怀疑，儒家的意识形态开始走向衰微。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提出的“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则说明了魏晋六朝时期有见识的士人已注意到了诗人、作家的整个创作过程。
  总的说来魏晋六朝时期，看到了诗人既是社会性的存在，更是个体性的存在，因此与汉代一味主张抒发社会性感情不同，而主张诗人可以抒发个人性情感。
  到了唐代，特别是到了盛唐，诗歌作为当时主要的文学种类，个体性抒情与社会性抒情取得了多样的发展，既有单纯抒发个人情感的诗，也有完全抒发社会情感的诗，而更多的是，他们往往通过抒发个人性的情感去表达社会性的情感。
  另外，此时虽有唐传奇一类叙事性作品出现，但文学抒情的观念并未改变。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转折期。
  这就可能引起不知中国宋诗的人的误解，以为中国文学从此抛弃情感的抒发，转变为与西方相仿的知识的形式。
  应该说，宋诗的确没有刻意模仿盛唐诗歌的作法，也的确多有议论入诗，更重视诗歌语言的字斟句酌和推敲，却表现出宋诗的独特面貌，那就是它崇尚“理趣”，在“理趣”中来抒发情感。
  黄庭坚的江西诗派许多人的诗都有这个特点。
  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社会世俗化大为加强，明清以来，戏曲、小说作品的大量出现，从表面看，似乎离开了抒情传统，转向了叙事方面。
  董以董之情而索崔、张之情于花月徘徊之间，余亦以余之情而索董之情于笔墨烟波之际。
  总而言之，我们通过对中国文学发展几个时期文学观念的梳理，可以见出中国的文学观念是抒情性的。
  二、西方文学观念--以“摹仿”为主--认识论
  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把文学看成是摹仿。
  文学“摹仿”观念，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来说，统治西方文学理论两千多年，整个西方的文学和文学理论虽屡经变迁，从写实主义到古典主义，再到浪漫主义，再到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始终或显或隐地贯穿着“摹仿”这个概念。
  以至于德里达也认为“摹仿”说处于西方文学理论和美学的中心地位。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有个著名的“床喻”，这是大家都熟悉的。
  一种是木匠造的床，再一种是画家画的床。
  悲剧诗人既然是摹仿者，那他就像所有他们摹仿者一样，自然而然地与国王或真实相隔两层。”柏拉图告诫人们，千万不要相信画家和作家的制作，因为他们是摹仿者，就像一个人拿着一面镜子到处照的话，那么你会看到动物、植物和你自身的影像，只有小孩和愚笨的观众才会相信。
  后来，他的学生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试图取消“理式”，认为我们人所看到的自然就是真实的，就具有真知的价值，所以认为诗人的摹仿是有价值的。
  其后西方的文学由摹仿自然转为摹仿人生再转为摹仿现实，但始终是摹仿的观念。
  “虚构”就是作家的虚拟，可达·芬奇为何要把“虚构”看成是对于世界的哲学的思辨呢
  在摹仿说看来，无论是诗人还是画家都是真理的追求者和知识的发现者，虚构则是一种科学的探讨，这与人的情感无关。
  18-19世纪，西方各国的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资本主义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资本主义创造空前未有的财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77;vol.1)。
  于是那个时代的作家、诗人分别走了两条不同的路，一条就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路，他们还是主张文学摹仿、再现和揭露罪恶的现实，狄更斯、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等作家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另一条是浪漫主义的路，他们不再主张文学是摹仿和再现，而主张文学是理想的照耀，是想象的表现，是人的情感的自然流露，借此或烛照现实或躲避、疏离现实。
  渥兹渥斯、柯尔立治、雪莱、雨果等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然而在西方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摹仿说深入人心，它能统治西方文坛两千余年。
  如法国伟大作家巴尔扎克就说:“法国社会将写它的历史，我只是当它的书记。
  但巴尔扎克比别的作家深刻的地方，在于他看到“现实”本身有时不真实，因此需要“典型人物”，需要“文学真实”，他曾这样说:“生活不是过分充满戏剧性，或者就是缺少生动性。
  可是主张走浪漫主义的诗人们因为偏离了文学“摹仿”的路线，就要遭到别人的责难，于是诗人们就不得不站出来“为诗辩护”。
  他说“科学家追求真理”，但“诗是一切知识的菁华，它是科学面部上的强烈的表情。”雪莱也是浪漫主义诗人，与渥兹渥斯、柯尔立治在诗的观念上是一致的。
  他们也是法律的制定者，文明社会的创立者，他们更是导师……”十九世纪西方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并行不悖，无论是主张摹仿现实还是主张理想的表现，都认为文学与科学具有同等地位，它们都是知识。
  二十世纪，由于西方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的晚期，各种社会矛盾丛生。
  文学也从现实主义进入现代主义，再进入后现代主义。
  因为艾略特说:“正是在个性消灭这点上才可以说艺术接近科学。”我们觉得不可理解。
  作为“欧洲思想”摹仿论的要点就是被德国那些哲学家或文学家们所揭示的那些哲学公式: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偶然与必然、特殊与普遍、有限与无限和个性与共性等，即无论是文学与科学在内容上是相同的，都可以提供有价值的知识。
  其中把这个思想说得最明确的就是德国大文豪歌德。
  所以西方的文学观念在历史的长河中虽有变化，但无论怎么变，都是典型的认识论，与中国古代的审美论是有很大差异的。
  三、中西文学观念基本差异的历史文化根源
  (一)中国的农耕文明与西方的海洋文明的区别
  农耕文明的特点就是以家庭为单位协同劳作，以便获得丰收，解决衣食住行的生活基本问题，更进一步则全家和睦相处，这就是幸福了。
  这种家庭内部的仁爱的感情延伸出去，那么就转为君臣有义、朋友有信。
  再延伸出去，就要爱国家、爱乡土、爱家园、爱乡亲、爱土地、爱山水、爱花鸟……为什么西方人在文学上主要持摹仿论的认识论呢
  这就是与西方人的海洋文明、商业文明和其后的工业文明相关。
  用柏拉图的话说要依靠“回忆”。
  但上面这些看法还是比较简单和笼统的，我们还必须进一步从人文主义、科学求实精神的角度，形成中西文化比较，才能进一步解读中西文学观念差异的文化原因。
  (二)中国的人文传统与西方的人文主义
  不同的文化，都首先要回答一个人从哪里来，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神为本，人具有什么价值，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人等。
  中国古代人文传统与西方的以“神”或“上帝”为本是不同的。
  而中国文化，既认为‘天命’与‘人生’同归一贯，并不再有分别，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要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钱穆 93)。
  既然人是从自然中来的，那么人文的起点就是自然。
  这里虽然是在说明八卦的制作过程，但我们可以从中体悟到人类的文明，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对天地自然的效仿。
  既然人文的起点是自然，并且是效法自然而来，是极其庄重的事情，那么人和人文是就有极大的价值的。
  《礼记·礼运》:“人者，天地之心也。”人道和人文的意义是巨大的宝贵的。
  既然人文有如此大的意义和价值，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人
  在“爱人”这个前提下，进一步衍化出“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等人与人关系的人伦原则，这五种人伦关系被称为“五达道”，是很重要的，这里包含人对人的亲爱、人对人的尊重。
  中国历史是发展的，上述儒家的人文传统在不同时期也有升沉，有进退，有变化，有起伏，不是固定不变的，总是随着中国之治乱而发生变化。
  与中国人文传统不同，西方的人文思想传统经历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英国著名史学家、牛津大学副校长阿伦·布洛克说:“一般说来，西方思想分三种不同模式看待人与宇宙。
  布洛克所讲的三种模式，也可以理解为西方文化的变迁的历史。
  中世纪是第一模式时期。
  文艺复兴时期时期是第二模式即人文主义模式时期。
  那么，这些文化巨人从哪里去获得思想资源呢
  苏格拉底之所以受到特别尊敬，正如西塞罗所说，是因为他把哲学从天上带到地上”(布洛克 14)。
  这就与中世纪对人的看法相关。
  如在中世纪著名思想家奥古斯丁笔下，“人是堕落的生物，没有上帝协助无法有所作为;而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的看法却是，人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达到最高的优越境界，塑造自己的生活，以自己的生活，以自己的成就赢得名声”(布洛克 36)。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西方世界，都具有人文传统。
  上述情况，反映到文学上面，那就是: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的人文主义，无论在那个时期，都是针对人的压迫和物的压迫，因此始终贯穿着一根人道主义的红线。
  人道主义成为西方文学的主题是在与蒙昧主义斗争中获得的。
  这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学始终是在“五达道”中延续是不同的。
  (三)中国的务实精神与西方科学传统
  或者如章太炎所说:“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章太炎 689)。
  但中华民族的文明是不欺人、不骗人的诚实的务实精神和踏实作风却世代相传，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特征。
  与中华文明的务实精神不同，西方文明那里却注重探求自然规律的科学精神。
  质疑精神则认为对于自然事物的认识是一个无穷尽的过程，没有绝对真理，只有相对真理，只有在质疑中真理才能前进。
  西方人重科学，反映到文学上，就会有充满众神的史诗精神，有堂吉诃德式的幻想精神，有浮士德式的创造精神，有作家巴尔扎克等的批判精神。
  中国的务实精神和西方的科学精神有明显区别。
  “经”就是经纬，“纶”是指纲纶。
  西方人的科学精神重玄想，他们的科学精神与宗教伦理不是矛盾的。
  西方经历过的文艺复兴时期时代，宣扬人文主义。
  从上面所做的叙述中，我们可以了解中西文化和文学理论的差异是巨大的，其差异的历史文化原因也是复杂的，但我们必须从中西文化不同入手，才能寻找到中西文学观念不同的文化根源。
  历史发展到了近现代，西方的文学理论被不断地引进中国，于是与中国原本的文学理论进行了对话。
  中西文化有巨大差异，但我们不认为中西文化是水火不相容的，我们不同意“文明冲突”论，我们认为中西文化可以互相学习，互相补充，而这互相学习和互相补充的途径就是“对话”。
  《春秋左传正义·昭公二十五年》，见杜预注孔颖达撰《春秋左氏传正义》。
  见《毛诗大序》，《先秦两汉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342-345。
  参见《中国文论大辞典》(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2。
  参见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
  白居易:《与元九书》。
  见王夫之《船山遗书》卷六十四《夕堂永日绪论》内编评苏轼黄庭坚。
  参《庄子·渔父》，郭庆藩撰《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023页。
  见《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7页。
  转引自王柯平《〈理想国〉的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页。
  参锡德尼:《为诗辩护》，见《锡德尼“为诗辩护”杨格“试论独创性作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参雪莱:《为诗辩护》，见《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9-169页。
  《别林斯基选集》第5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
  见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学论文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1页、第5页。
  见《歌德谈话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47页。
  同上，146-147页。
  《论语·公冶长》。
  《孟子·尽心上》。
  《吕氏春秋·上农》。
  《礼记·礼运》。
  《老子·第二十五章》。
  《易·乾卦·文言传》。
  《庄子·齐物论》。
  《周易·系辞下》。
  《春秋繁露·立元神》。
  参见《论语·颜渊》。
  《孟子·尽心下》。
  《易·屯》。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
  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国文化》1(1991):93-96.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
  朱自清:《诗言志辩》。
  上海:凤凰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