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赵燕菁：危机当口，中国经济如何避免误入歧途？
  不久前，《文化纵横》2020年4月刊曾发表史正富先生《功能货币论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一文，其中提出以功能货币的“双轨制”来撬动中国的基础性战略性资产投资，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由作者授权“文化纵横”新媒体整理其新近观点后重新编辑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从常态增长转向危机增长：
  正如新冠病毒的致命性在于其并发症肺炎，真正导致此次危机的，是内外投资需求下降带来资产负债表缩表并发的流动性枯竭。
  （一） 表现之一：流动性不足
  与投资共生的社会融资下降，加之受贸易摩擦外贸顺差缩小，使得以信贷为对象的“便利发行”和以顺差为基础的“外汇发行”同步收窄，极有可能在短期内因基础货币供给不足引发通缩这一更加危险的并发症。
  此时的货币就好比市场的氧气，一旦流动性突然枯竭，微观层面将表现为企业和家庭部门资金链断流，宏观层面将表现为经济被拖入险恶的系统性风险（所有市场主体都选择持币而不消费）。
  但这样做的前提，是现有货币供给系统可以把流动性快速注入缺氧的实体经济。
  （二）表现之二：货币政策失灵
  任何经济都可以分为资本供不应求和供大于求两种状态。
  在投资需求充沛的增长周期，资本供不应求，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降息、降准，通过商业银行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而一旦投资需求不足，资本供大于求，银行通道供给货币就不会进入实体经济。
  央行释放再多的流动性也只会堆积在资本市场，造成“流动性陷阱”。
  这就好比是新冠病毒如果把经济的“肺”也感染了，货币政策释放出来的“氧气”再多，也无法通过常规的路径输送到需要流动性的实体经济。
  因此，危机下经济的最大的难题，不是货币供给是否应当宽松，而是怎样将货币注入实体经济。
  （三）表现之三：错误工具加重危机
  二者的比值一旦越过临界点，资产形态财富的增速就会超过实体形态财富的增速，实体经济的货币就会被逆向吸入资本市场，从而进一步推高资本的价格。进入危机阶段，所有对于经济增长评判指标要换一套新的目标。
  如果说常规增长的特征是以私人部门的运营型增长为主，那么危机增长的特征就是以公共部门的资本型增长为主，也就是目前热议的“新基建”。
  危机增长为什么要选择公共服务部门？
  公共产品（服务）具有“集体消费”和“重资产”的特征，由分散的私人部门自我提供成本很高，由大家协商集体提供又很难达成一致性行动。
  不同经济体的公共服务深度不同：有的公共服务提供到发电，私人部门需要自己接入电厂；有的公共服务可以提供到终端，私人部门只需将电器接入到电源插座。
  正由于公共服务集中了全社会资产最重的部分（史正富称之为“基础性战略性资产”，Basic Strategy Asset，简称BSA），高投资、长周期和低直接回报就是其固有特征，这也决定了常规增长阶段，资本很难流入公共服务领域。
  那么，启动危机增长的条件是什么？
  ▍建立新的危机货币供给渠道
  （一）危机货币供给渠道
  其原理是通过资产规模（而不是价格）扩张资产负债表。
  办法就是从公共部门的资本型投入，将新增货币注入市场，形成央行基础货币发行的双轨制。
  （二）危机货币发行机构
  由于在危机中政府税收能力下降，发债导致赤字扩大，融资成本也会更高。
  财政赤字约束了政府发债的规模。
  在现代政府职能分工中，财政的功能主要是负责运营性增长，体现的是现金流的收和支；央行的功能主要是负责资本型增长，体现的是资本的收和支。
  将BSA投资从财政收支表划给央行资产负债表，更符合两者所负担的职能。
  由于这一功能是传统央行所没有的，因此需要成立专门的“自然资源银行”。
  （1）代表央行收购、持有、转让国家基础性战略性资产（BSA）；
  （2）负责资产的保值、增值；
  （三）危机货币适时退出
  危机货币是经济衰退周期，传统的货币供给渠道失灵的替代产物。
  商业银行系统通过市场价格机制为货币寻找最优的投资者（项目），再次成为货币主要的发行渠道。
  判断经济是否恢复的一个关键指标，就是失业率（劳动不足必然资本过剩，反之亦然）。
  ▍基础性战略性资产的发现与策划
  过剩的规模越大，增长的潜力就越大。
  （一）项目选择
  符合危机增长条件的项目包括：
  通过“先租后售”、“共有产权”等模式帮助新市民完成家庭重资产的配置，是使无房家庭跨入中产阶级最关键的一步，进而真正实现全面脱贫和小康社会建设。
  （2）国家海洋开发计划。
  现代气象、定位、通讯、能源技术，为国家像深海投送公共服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
  （3）国家百万程序员/职业护士培训计划。
  （3）全球贸易冲突是帮助中国发现和筛选BSA项目最好的工具。
  国家需要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向这些项目注入资本：包括通过立法宣布凡是列入瓦森纳协议和其他国家出面禁止中国获取的技术，自动失去在中国市场上的专利保护；制定国家关键性工业技术全球招标计划，通过对“卡脖子”技术进行悬赏，越过前期论证和技术准备，吸引已经完成前期技术但缺少资本的民间甚至国际人才加入BSA项目；选择最成功的风险投者跟投，降低识别技术的成本和风险。
  （二）资产运营
  地方政府是固投的主要发起者，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有助于恢复市场融资需求，为重启社融，恢复供给货币的常规渠道创造条件。
  （1）收购地方政府资不抵债的公路系统后，建设可以随时获取不同车辆使用道路系统的信息监控系统，以及能够支持自动驾驶的高精地图系统，通过对流量精确收费，将道路改造为能带来稳定现金流的高价值资产。
  （2）也可以启动“先租后售”计划，通过收购烂尾/违章项目，将其纳入BSA计划，低成本租给无房的新就业者，一定年限后出售，收回资本。
  （3）在自愿的基础上，大规模收购弃耕的耕地，通过完善耕作基础设施，建立农村基础公共服务，建立从播种到收割，从融资到销售一系列服务，使自耕农成为轻资产的国家专业佃农。
  （4）世界上愿意接受人民币定价的债务和资产。
  ▍功能货币的边界
  （一）边界1：劳动力
  政府就业兜底还可以和企业救助相结合，通过将《劳动合同法》中企业对员工义务的社会化，恢复劳动力市场的的弹性，减轻企业困难时期的压力。
  国家“最终雇佣者”计划的边界，就是充分就业。
  执行危机货币的央行要把常规的盯住通胀的政策转向盯住失业。
  （二）边界2：主权货币
  由此可以看出，外汇是支撑央行货币信用的主要基础，这也是人民币采用联系汇率的主要原因。
  大规模执行危机货币，将意味着人民币信用基础的改变，不解决汇率形成机制问题，就有可能出现套利的风险。
  中国参与全球分工，始自于与世界主流货币（美元）挂钩（1994年汇改）。
  （三）边界3：绑定资产
  所有货币（债务）必须有对应的资产，而不是央行仅需“敲击键盘”就可以“购买想要的任何东西”。
  税收（人民对政府的负债）和公共资产的使用费用（变相的税收）决定了一个经济能驱动多少货币（在这个意义上，减税对于创造货币而言是适得其反），而货币经济之外的剩余要素（例如剩余劳动力）决定了货币所能拉动增长的上限。
  政府并不能“无限开支”。
  ▍另一种危机政策：消费
  当年德国就是投资高速公路的透视，大力发展汽车；投资劳动力的同时，大力建设个人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