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清末时代巨变下知识阶层的思考与回应
  我国在清末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动荡，被称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突如其来的剧变，知识阶层最初也是手足无措，但还是尽己所能去理解眼前的形势，并努力寻找能够自我保护的有效措施以及未来的出路。于是，在清末民初这段时期，新观点不断涌现，知识阶层在社会、经济、思想各方面都进行了探索和尝试。这就是费正清和邓嗣禹在《冲击与回应》这本书中所展现的主要内容。
  《冲击与回应》的题材很独特，是费正清串讲起来的文献汇编集。在“冲击-回应”模式的框架下，作者把1839年至1923年间，能够反应近代中国士大夫阶层对时代剧变的思考和提出的应对措施的文献资料串联了起来。这些资料包括奏折、书信、对话记录等原始文件。从这些原始文件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这些知识分子的真实态度。
  费正清
  费正清提出了“冲击-回应”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过程。他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西方首先刺激了中国，而后清朝对此做出了响应，即他所称的“冲击-回应”。
  这样看来，这个假设模式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被动，也就是说认为中国始终在被动回应西方带来的冲击以求自保。
  我觉得把清朝当时的反应看成完全被动的，也不太妥当。
  当西方列强突然扣关、要求开放关口展开贸易的时候，清朝还稳坐着自己的天朝梦，甚至把西方国家当作前来朝贡的边疆小部族“夷”来看待，态度充满轻蔑。可是西方的坚船利炮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这个时候的清朝的确是被动的，要在懵懵懂懂中使劲儿努力还不太看清楚形势。
  不过，坚船利炮也让知识分子明白了西方胜在科学技术的先进。于是，呼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声音纷纷响起。从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以期培养相应人才，到开展“洋务运动”自己制造新武器，创办实业、修铁路、办邮局等经济、军事和社会方面的努力，到最后试图进行维新，都不能说是完全“被动”的。改变毕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马上反客为主，但毕竟还是主动作出了一些努力。
  再回到“冲击-回应”这个理论。其实这是一个很普遍的概念，不管人和事，遇到刺激做出回应，这几乎是最自然的反应，几乎一切事物都符合这个描述，并不独独体现在清末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上。具体是怎么做的，才是值得讨论的关键所在。
  我们看到，最初知识阶层只认识到西方火器的厉害之处，提倡学习西方科学，尝试进行工业化。到后来认识到了西方在制度上的优势，尝试维新。但是，每一次的努力，最后几乎都收效甚微。
  对于从1895到1905甲午战争前的这十年，书里这样写道：“同样的十年里，中国人还在空谈改革，而在一水之隔的日本，锐意进取的领袖人物已将对岸的空谈变为现实。”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
  导致每一次努力到最后失败的，还是当时的制度和人，尤其是人的因素，不可忽略。保守派对改革和维新的顽固阻挠在这里不多讨论，主要看看在执行方面的影响。
  其实当时的很多人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戊戌变法失败后，褚成博认为最要紧的其实是变人心，因为很多事“大率有初而无终，言多而行少……远猷败于粉饰，患气扶于贪私”。
  很多时候，知识阶层提出的方案是不错的，可是执行结果很差。这首先是因为负责的清朝官员最关心的是自肥。贪腐的问题，导致执行结果走了样，就像《冲击与回应》这本书中所说，“传统的管理方式及其背后的私德，也是现代化的阻碍”。其次，底下执行的人，同样最关注自己的私利，并不好好做事，这也折射出上层未尽到管理责任的问题。总之，上梁不正下梁歪，上下通力，把好经念歪了。从办学堂的情况就可以看出一二。
  陆建德在《戊戌谈往录》中第一篇文章《厨子于八、德国粮台、瓦赛公案——关于腐败的想象》就讲到了这个问题。他提到齐如山回忆当时的京师同文馆，厨子于八就能从每日的采购中大捞油水；馆中的学生很多都领着高薪，在学业上却完全不思进取、应付了事，“据说有一位学生俄文学了十三年，总算把字母表记住了”；学生在食堂吃饭也是浪费严重，故意破坏，故意先把汤喝干、最后把火锅烧穿，用过的碗远远扔回去碎在地上……损坏行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哪还有点做学生的样子。
  京师同文馆的情况应该不是个例。当知识阶层多方争取才筹集到资金、建立了这些新式学馆以期培养优秀人才的时候，应该想不到实际情况却是这样的乱象。所以，即使知识阶层认识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在举办新式学堂的过程中，中间有官员贪腐，底下有执行人的敷衍了事，他们的雄心在落地执行时早已面目全非，怎么可能达到预期效果呢。
  当然，也并不能说知识阶层多年的努力和尝试毫无作用。抱着腐朽的旧制度不放的清朝，其灭亡是必然的。知识阶层所做的一次又一次的探索和尝试，从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到思想文化的不断深入思考和改变，虽然无法为气数已尽的清朝续命，却为未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没有他们的积淀，也就没有新时代的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