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古典时代末期雅典城邦精神重构的失败
  对雅典而言，“维护其文化存在的成本太高，所消耗的资源远远大于自身能生产的资源”。
  因此，雅典致力于将巨额开支转移给盟邦，不断扩张势力，最后引发伯罗奔尼撒战争。
  当上述措施无法奏效时，雅典的城邦危机便出现了并日益凸显。
  一、雅典城邦危机
  伯罗奔尼撒战争严重破坏了雅典的经济基础，并冲击了城邦民主政制。
  战局的紧张与经济的衰败凸显了资源的紧缺，激化了社会矛盾，城邦陷于内讧与动荡之中。
  民主制在战争舞台上的失败总是与寡头政变的危险相辅相成”。
  三十僭主统治的建立及其后民主政治的恢复反映了这一时期动荡的时局，许多公民成为牺牲品。
  “许多公民已无力自己出资武装，且为他人利益作战的积极性较弱。
  根据纯粹商业原则组织的雇佣军队就是出路”。
  持相对主义与怀疑论的智者是城邦精神危机的先驱。
  雅典青年向他们缴费学习雄辩术以更好谋求私利，中断了与长辈的城邦意识的承接关系。
  战争迫使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其间爆发的瘟疫也深化了精神危机。
  “在人口密集、卫生状况极差、满负荷甚至超负荷运转的城市中，瘟疫传染极快”。
  雅典城邦精神的基础是城邦整体主义与城邦至上原则。
  个人私利意识的觉醒使雅典公民大会在讨论城邦重大议题中表现出极端的狂热与偏执。
  同时，城邦戏剧展演类型由悲剧向喜剧转变。
  二、三位哲人对城邦精神的重构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深信“城邦应该是一种为至善而存在的、包括全体公民在内的道德共同体”。
  三位哲人均以理性主义作为重构城邦精神的基础。
  苏格拉底并未提出具体的政治建议，而是引导人们去追求真理与美德以正确思考与生活。
  苏格拉底在思想层面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思维方式--理性主义。
  所以，重构城邦精神的问题便等同于城邦如何得以完善的问题。
  公民根据其德性分成管理者、保卫者与生产者，拥有智慧的哲学家担当管理者，拥有勇气的武士担当保卫者，拥有节制的劳动者则负责生产。
  根据正义原则，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城邦利益。
  柏氏框架下，城邦正义等同于城邦幸福，二者是循环论证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为实现最高的善，即正义而存在。
  亚氏由此确立挽救城邦的原则:实现多元利益的平衡，“在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间找到中间道路”。
  基于理性达成的多元利益的平衡与法治能实现城邦的有序稳定，而中庸统治则是对理性的合理诱导。
  因此，亚氏重构城邦精神的政治思想大致可归为三点:
  “分配的正义是根据个人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差异对他们予以相应的待遇;而交换的正义则是无差别地对一切人平等。
  第二，国家必须实行法治，正义原则由法律规定保障。
  真正的理性恰恰意味着对人的理性持某种怀疑态度”。
  实行法治还得注意法律变化性与稳定性的平衡。
  第三，城邦进行中庸统治，有两点体现。
  为重构城邦精神，亚里士多德采用现实主义取向，以公民个人的利益为立足点，承认其正当性，反对绝对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