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明亡的教训是什么？ 
  本文约两万字。《明末钱法、盐法及其财政货币体制问题——以董应举致仕事件为中心的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9,56(06).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ZS04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CZS019）；
  作者简介：李义琼，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金华 321004）；邱永志，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南昌 330013）。
  关 键 词：明末经济 财政货币体制 钱法 盐法 政争 户部
  内容提要：
  钱法、盐法事关王朝国家经济大权掌控和财政收入。天启五年，身兼钱法、盐法侍郎的董应举从盐课中取本铸钱，触动了晚明钱法、盐法两套体制，结果深陷政争，受弹劾而被迫致仕。此事件揭示了学界鲜有关注的明末财政货币体制在复杂政局中的互动问题：其一，天启以后，户、工二部在铸权方面的争夺十分激烈，虽然户部获胜，但二部皆为获取铸息以增加财政收入，而非掌握货币经济的主动权，无意亦无力从根本上扭转钱法颓势；其二，在盐法领域，明末张养新纲法是接替袁世振纲法的新一轮纲法，它在户部打压董应举的立纲法的基础上出台，仍未能解决明代盐法中积引存在的基本问题。故董应举致仕事件，不仅反映明末财政货币体制存在钱法部权不清、国家逐利，盐法积引严重等问题，而且说明明末户部正日益成长为财政部。
  正文：
  钱法、盐法事关明代国家经济大权掌控和财政收入。目前学界关于明代钱法、盐法的研究，虽有一些成果，但总体处于割裂式研究状态，较少将盐法、钱法关联起来，分析两者在复杂政局中的互动。①
  明末是一个财政、军事危机四伏，政局纷乱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天启五年上半年，董应举以工部侍郎兼户部侍郎的身份，专管工部宝源局铸钱事务，并兼理盐法。他试图以盐课银为铸本，为国理财，为此，他对明代钱法、盐法进行疏理，然而终未成事。其随从被诬告、毒杀等，他本人则深陷与户部盐臣的纠葛中，且遭到台谏官的弹劾，于该年底抱憾致仕。董应举从盐课中取本铸钱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当时王朝国家正处于财政、货币体制性矛盾集中爆发，权监魏忠贤崛起掌权、政局纷乱的阶段。
  天启间是明朝乱亡时期，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衰亡局面，尤其在制度方面，值得探究。钱法、盐法是明代经济史研究的关键问题，明代钱法的铸本，很大一部分来自盐课，但明代钱法、盐法却长期分属工部、户部管辖，对二者的研究也分属货币、财政两个范畴，不利于对明代经济史的整体研究。所以，我们对明代户部、工部同为财政部门，财权争夺十分激烈的问题，研究还很不够；对明代钱法的看法，还停留在总体失败的印象，对其如何运作而知之甚少；对势要干预盐法的认识，多停留在抽象层面，缺乏生动的个案研究；对明末最重要的纲盐法的了解，仅停留在袁世振纲法方面。从资料上看，明末留下了大量反映财政货币问题的一手官方财经文献和个人文集，比如《度支奏议》《宝泉新牍》《崇相集》等，为我们推进明代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切实可行性。
  天启末董应举身兼工部、户部侍郎，兼理钱法、盐法之事，其事为我们提供了深入观察明末钱法、盐法两套体制运作的机会。虽然董应举铸钱失败，但我们却能借机一窥明末钱法、盐法在复杂政局中的具体运作。譬如，户部如何在与工部的财政争夺中维护铸钱权和盐法管理权？袁世振纲盐法推行完之后的新纲盐法如何出台？明末钱法与盐法的关系如何？本文拟以该事件为切口，以其演进为线索，逐步深入分析明末的财政、货币制度在复杂政局中的具体运作。
  一、宝源局与宝泉局：董应举管理铸务的艰难
  铸钱之事关乎国家经济之根本，尤其在白银成为主币但辅币铜钱缺乏的晚明。靳学颜曾感叹钱法不兴带来的问题，具体包括：其一，银贵且被富家窖藏，则利权操控于豪右而非官府；其二，流通之银愈少，百姓交纳税银愈加不便。②所以，在晚明，铸钱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凡有识之士当政，都会将铸钱事宜提上日程。
  (一)铸钱目的与荆州铸局的重要性
  天启前期，时局动荡严峻，边镇问题特别是辽东问题突出，财政、军事等制度处于赋役折银和世兵制向募兵制转变的过程中。此时的董应举是一位实干家，在被任命为钱法侍郎前，曾经营屯务，颇有成效，获廷臣称颂并升职为右副都御使。③
  天启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朝廷“命督理屯田副都御史董应举为工部右侍郎专理铸钱，建局荆州，统率荆西道，催攒铜料，工程鼓铸司官亦着工部差遣廉干的去”④。紧接着，六月十四日又命董应举“兼理户部盐课”⑤。董应举以工部右侍郎兼户部侍郎，专管盐法，同时兼理盐课，足见取本铸钱之事很重要。为了不辜负朝廷隆遇，他于该年六七月份连上两疏，要求将朝廷允诺的人员配备落到实处。⑥他还举荐了南京户部员外魏良佐、福建盐法道葛寅亮、候选运判监生汪应皋、州同加衔通判贡生方学周等，助他于荆州建立铸局。而且，为使自己名正言顺地疏理盐法，他请求皇帝在敕书上写明“户部盐法”等字。朝廷皆一一同意，且许其便宜行事。
  作为工部钱法侍郎，董应举认为此次铸钱是为了“大济时艰”⑦，即以钱生钱，增加财政收入，补充兵饷，而非为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考虑。万志英也指出，天启时期的铸钱，并非从掌控国家社会经济生活来考虑，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增加财政收入。⑧所以，只要铸钱获息颇多，便是目标达成。
  董应举所建铸局，之所以选址荆州，理由如下。其一，荆州的经济地理位置便利。它位于交通发达的中部地区，便于从西南和周边地区购买铜材，并通过江河运铜至铸局。成功铸钱后，如果将钱投放当地市场，比较容易加速铜钱的流通。其二，荆州本地资源丰富。铸钱所需煤炭、工食物料和劳力，荆州皆易获得。⑨其三，荆州设立铸局后，将会遏制私铸，将分散在民间的铸权收归朝廷，也有利于控制因私铸的市场竞争而抬高的铜价。⑩其四，在荆州铸钱的工价等成本，比运铜北上京师铸钱要节省很多。(11)其五，在南方铸钱，可利用差异较大的南北银钱比价，多获利一倍。万历四十六年(1618)，给事中官应震也提到京师钱银比为600：l，而南京则为1200：1。(12)泰昌元年(1620)，南京户部尚书汪应蛟指出：“若铸之南而用之于北，则一转移间，将可得倍收之息。”(13)所以，直到崇祯三年(1630)，国家仍然坚持在荆州铸钱的政策。(14)可见，天启五年朝廷派董应举铸钱的主要目的，是欲以银生钱，快速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铸局选址荆州，是因该地交通发达，物产丰富，银贵钱贱，是建立钱局的理想之地。
  (二)工部宝源局铸钱的问题
  董应举所建荆州铸局，乃工部铸局宝源局在京师以外的分局。而工部的宝源局，在天启朝户部设置铸局之前，是明朝位于京师的唯一合法铸局。从制度上看，荆州分局必然带有宝源局所属的工部铸钱体制上的特点。那么，工部宝源局在铸钱方面究竟有哪些特点呢？又存在哪些问题呢？
  京师工部宝源局铸钱所需铜本，主要来自户部，而工料则来自本部虞衡司。如果南京工部也铸钱的话，则铜价和工料，皆由南京工部负责。据万历末的《工部厂库须知》记载：
  所开工料，每年止照太仓钱数支办。其北钱铜价出于户部，工料出于本部衡司，南钱铜价、工料俱出南部。近因工料解不如期，每先经本部衡司代发，后移文催补。其杂料五项，旧系炉头自备，至万历三十五年，炉头韩得春等告归，杂料商人任一清承办本局，挨铜给票，与炉头径自支领。(15)
  材料中的“太仓”，指户部的太仓银库，而“南部”，应指南京工部，因为《工部厂库须知》是工部专门的财经专书。该史料还提到，铸钱所需杂料，在万历三十五年以前，是当差炉头之物料负担，到万历三十五年之后，才由商人任一清承办，然后发给炉头使用。不过，有时为着特定工程而进行的铸钱，也会由工部银库节慎库出银做铸本，“本部另动节慎库事例银两，另雇炉头，量行添铸，专济大工”(16)。由于该疏提到所铸之钱为万历金背钱，故用节慎库的白银充当铸本铸钱专济大工之事，应该发生在万历时期。
  铜本是用来买铜的白银，虽然由户部承担，但是，如何买到铜料，并运到工部铸局，还涉及具体人群。这可能导致铜本会转嫁到某些人身上。具体来讲，用铜本银买铜，既可能由中央派专官负责，也可能召商买办。如果召商买办，则会牵涉另一专门群体，即铜商。很多材料都在讲铜商如何拿了朝廷的白银，但所交铜料质量低劣且不足额，甚至没有交给朝廷铜料等。(17)虽然原因可能与商人贪利冒险脱逃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制度性原因，在于政府政策僵化，例如当铜价上涨时，铜商买铜成本增加，导致他们难以承担，只得逋负铜料。(18)
  至于天启之前，工部下辖宝源局铸钱的铸本，每年大概有多少，似无准确数据，且不同时期，铸本银的多少可能也不一样。嘉靖四十三年末，徐阶指出，户工二部(应该不包括南京户、工部)每年大概投入了28000两。(19)万历四年，太仓库发银50193两，寄存工部节慎库，发给商人买办物料铸钱。(20)万历后期，南工部铜价银以及南北二工部的杂料银和工食银，每年大概为30667两，再加上京师户部的铜本银，应该更多。(21)而到天启五年董应举开荆州铸局时，明确提出其所需铸本高达262158余两。(22)
  在铸钱的过程中，工部的管理存在很多问题，比如铜铅工料低假短少甚至被商人盗卖，账簿登记不规范，贮藏物料的库藏破旧以及安保工作不到位等。(23)但是，其中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工部铸局宝源局与内府库之间的紧密联系。内府库中贮钱的库藏主要有两个，司钥库和广惠库。限于篇幅和主题，对广惠库暂不展开分析，先分析跟宝源局关系密切的司钥库(又称天财库)。该库主要职责为贮藏皇城九门及各钞关的商税钱钞，还有皇城各门的钥匙。(24)此外，司钥库还负责接收和贮藏京师唯一铸局——工部宝源局铸造的铜钱，而在支出上，司钥库的钱钞主要供皇帝御用，例如赏赐大臣等。(25)
  司钥库属于皇帝财政的内库体系，明代正统以后，它便是独立于外廷的国家财政体系的另一套系统。(26)基于让外廷承担财政责任的考虑，内府库的税收由外府代征后解进。在开支上，它主要为皇帝服务，用作宫廷用度、皇帝赏赐、补贴国用。这些均由皇帝裁决，外廷不得干预。该库在具体管理上，由宦官负责。在财政稽核方面，内府库账目收支不清，难以监管。故内府库的财政收支，基本是一笔糊涂账。而且，内外两分、外廷不得干预内廷的明朝财政体制，还可通过具体事件来证明。天启四年，工部郎中万燝因为想将内府废弃的铜料拿来铸钱，惹怒了魏忠贤，被魏忠贤下令杖死。此悲剧性事件，虽直接体现了魏忠贤的残暴，但魏忠贤责罚万爆的理由“外边擅查内边之铜”(27)，却道出了明朝财政体制的管理实态，即内府财政是王朝国家财政体制中的禁区，外廷不得妄议和干预。正是基于这样的管理体制，这些进入司钥库贮藏的铜钱，究竟在多大意义上起到了加强流通、活跃小额贸易和基层市场的作用，让人怀疑。
  宝源局也有将铸钱解入户部太仓库，因为它需要用部分铸钱来抵还户部支给它的铜本银。这些铜本银，户部本要用来发放边镇军饷或者官俸，所以，等工部铸出铜钱后再还回来，户部的财政工作才能正常开展。《工部厂库须知》是万历末记载工部财政的法定专书，它指出，每年“本部每季进内库钱三百万文，久已停铸。本部每季铸解太仓钱一百五十万文，户部给各衙门俸钱”(28)。也就是说，按照规定，宝源局每年(按四季来算)要向内府司钥库解进铜钱1200万文，给户部解去铜钱600万文，合计1800万文，但实际上，可能每年只能完成解给户部的600万文的任务。虽然可能由于万历末铜政衰颓，难以完成内库的既定任务，但宝源局解往内库和户部的铜钱，显然前者的更多，而且，应该也会优先考虑解往内库。毕竟，内库归最高统治者皇帝管控。
  正因为工部宝源局铸钱存在成本与开支权责不一致的问题，比如成本并非出自本部而是户部，所铸铜钱又大多解往供皇帝赏赐用的内府司钥库，所以，对于肩负国计民生财政责任的户部来讲，由工部宝源局铸钱，并非一件好事。
  (三)户部创设宝泉局
  宝泉局是户部铸造铜钱的机构，创建于天启元年。与工部铸钱主要解进内府库不同，宝泉局创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支援边饷。所以，宝泉局所铸铜钱，主要供户部用来发放官俸或边镇兵饷。(29)万志英也指出，与万历时期相比，天启间铸钱的目的，并非要建立货币对经济生活的主权，而是尽可能地增加财政收入。(30)所谓建立货币对经济生活的主权，是指国家通过发行货币，为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便利提供媒介。之所以说铸钱是为了增加国家收入，是因为“万历三大征”之后，国库空虚，又加上辽东战事紧张且败绩连连，故欲以银生钱，增加收入。
  天启二年到天启四年间，户部宝泉局直接利用本部税银，包括盐课银、轻赍银等充当铸本，采取官员买铜和铜商领银买铜相结合的办法，购买黄铜、红铜，铸造了一批天启钱。天启初年宝泉局铸钱的铸本与制钱的具体情况，详见表1、表2。
  由表1可以看出，宝泉局的铸本银类项多样，有钞关税银、盐课银、漕粮银、赃罚银，还有其他已解入户部太仓库的难以区分类项的白银，总之，它们皆为户部税银。如此，至少可以避免工部宝泉局铸钱中的铸本和制钱权责不一的问题。户部可以更好地控制铸钱成本，至少可以保证归还铸本而不致亏损。铜钱充作官俸和兵饷的开支去向，则保证了制钱为国所用而非供个人使用的目标。
  表1还表明，参与买铜解铜的力量是多样的。既有铜商领取价银代为买铜解铜的行为，也有地方政府、税课司局或钞关利用本部收入买铜解铜的情况。铅料的购买和解运，与铜料的运作类似。
  从表2可以看出，铸造出来的铜钱，开支去向有二。其一，解回太仓库，或作归还的铸本，或充当官俸；其二，解往北方边镇例如常平镇、永平镇，充当兵饷。
  从表1还可以知道，从天启二年正月至四年正月的两年，宝泉局铸钱所用的铸本银为209059两。又据载，“以上四项共值银伍万贰千捌百肆两伍钱玖分壹厘(约52805两)，俱系本外利息，连前已发钱万伍千捌百贰两贰钱壹分叁厘(约75802两)，通共得利壹拾贰万捌千陆百陆两捌钱肆厘(约128607两)”(31)；即除本银之外，共获利息银128607两。故这两年铸钱本息共计银337666两，如果按照表1中的钱银比价560：1来计算，则两年里共铸钱189092960文，平均每年铸钱94546480文，而铸钱获息率则为61.5%(即128607/209059)。从年铸钱额来看，天启前期的年均铸钱额为94546480文，是上文《工部厂库须知》记载的万历末工部每年实际铸钱600万文的15.8倍。显然，至少从数量上看，天启前期户部宝泉局的铸钱比万历末工部宝源局的多得多。
  综上可知，天启初期户部宝泉局的铸钱，在数量上比万历后期工部宝源局的要多，在开支去向上比工部宝源局的铸钱更具为国理财的公共性特点，而且从成本和开支两方面考虑，因皆由户部负责，故在管理上权责更加明确。
  因此可推测：其一，董应举在户部已经拥有铸权，且铸钱颇有成效的情况下，突然要重启工部铸局，对于户部来讲，这肯定不是一件受欢迎的事；其二，董应举所需铸本，基本来自户部掌管的盐课银收入，而鉴于以往工部铸钱没有成效，难以归还所借铸本银的教训，户部对工部铸钱的效益肯定难有好的预期；其三，董应举为获得盐课银，直接插手户部管理的盐政，建议调整纲盐法，于是户部必须反对，我们将在下文分析。
  二、立纲法与铺纲法：董应举插手两淮纲盐法的失败
  关于钱务与盐务的关系，董应举借御史刘弘光之口，指出“钱法以盐法为母”，意思就是铸本要取资于户部的盐课银，但由于担心自己作为工部钱法侍郎，从户部那里获取铸本不大顺利，所以他接着说“倘彼此之职守未通，将往来之取资或滞，欲于臣官衔敕书中明着户部盐法等字，庶呼之即应此”，他的要求得到了皇帝的同意，“董应举敕中，着兼户衔，以便行事”(35)。故董应举身兼户、工两部职衔，于天启五年八月十日，动身前往两淮督转运盐使和巡盐御史的驻地扬州(36)，并于九月初一抵达。而且，根据原有计划，他此次要去荆州建局铸钱的铸本，打算全部从两淮盐课银中获取。(37)其取银对象，非两淮运司库现贮白银，亦非袁世振纲法管理下的盐法，而是袁世振纲法结束之后淮南的新纲法，即董应举自己筹谋的新一轮淮南纲法第一字日字纲的部分余盐银。(38)
  (一)万历末至天启前期两淮的袁世振纲盐法
  天启五年九月，董应举抵达两淮后，一直忙着与两淮巡盐御史陆世科接洽，商量如何调整盐法，特别是盐利最丰的淮南盐法，以筹措铸本银。当时，两淮正在推行万历末袁世振制定的纲盐法。(39)袁世振纲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两淮的积引。他打算在淮南用十年时间，在淮北用十四年时间，在淮南推行“圣、德、超、千、古、皇、风、扇、九、围”十字纲法，在淮北推行“天、杯、庆、寿、齐、南、岳、帝、藻、光、辉、动、北、辰”十四字纲法。照此计划，淮南大概每年以1纲行积引22万引，9纲行新引507262引，从万历四十六年起行至天启七年(1618-1627)，将积引行尽；而淮北则大约每年以1纲行旧引7万引，13纲行新引153000引，从万历四十六年起至崇祯三年止(1618-1630)，将积引销完。(40)按照计划，当袁世振的两淮纲法执行完毕后，两淮盐法中的积引问题便得以解决，此后，盐法便可全部推行新引。
  天启五年，正好是袁世振纲法的淮南纲法即将推行完毕而将更换新纲的时候，所以，董应举于此时提出关于淮南推行新纲的建议，时机比较恰当。而且，户部对淮南如何更换新纲的问题，已在考虑中。所以，当天启五年董应举找两淮巡盐御史陆世科探讨淮南盐法时，陆世科的态度还算积极。但是很快，估计在与户部尚书李起元沟通之后，陆世科就坚决站到董应举提出的新纲法立纲法的对立面。(41)显然，董应举和户部在两淮盐法管理方面，存在直接对立关系。两者的对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在司纳银还是在部纳银，以及两淮在推行完袁世振纲法之后，是否还存在积引的问题。
  (二)积引、部商与袍价
  盐利是明朝户部财政收入之大宗，据《万历会计录》记载，盐课银收入约占户部太仓银库收入的三分之一。户部的盐课银收入，两淮运司交纳的最多，而两淮盐课中，淮南盐场交纳的又远多于淮北盐场的。故从财政地位上看，两淮盐法中的淮南盐法，乃明朝盐法的重中之重，亦是董应举打算调整的主要对象。
  在具体分析袁世振两淮纲法的积引问题之前，我们先要明白积引问题的重要性。积引问题是指在盐业运转的生产、运输、销售任一环节出现问题，导致户部管理盐业的凭证即盐引，出现堆积而无法流通的情形。这种问题，可能与生产环节的灶户产盐太少，难以完成盐引规定任务有关，也可能与南京户部发到运司的盐引，被来自中央的“势要”(内官、外戚等)或盐商中资本雄厚的“囤户”等截支、囤积有关，还有可能与私盐横行，正盐难以销售导致盐引堆积有关。因为，一般来讲，盐商在完成在边纳粮后，便可凭借纳粮凭证仓钞，在运司兑换盐引。在接下来的到场买盐、运盐回到运司、到批验所称掣、到州县销售环节，每完成一环，便要截去盐引一角，截角完毕之后的盐引，再由州县收齐缴回布政司或运司，由盐引管控的盐业专卖所有环节才算完成。(42)总之，积引的出现，意味着盐法运转不畅，作为国家财政收入重要来源的盐课难以正常征收。
  天启五年前后，两淮盐法的积引主要指两类，一类是袁世振纲法疏理的旧积引，淮南每年22万引，淮北每年7万引，另一类是指袁世振纲法行完之后而产生的新积引。在旧积引的存在方面，董应举和户部尚书李起元皆无争议，二者争议的是旧积引的招商权在户部还是在运司。董应举认为应当在两淮运司招商，而李起元事实上做到了在户部招商，“今盐院与饷司合谋饵奸，突出积引名目，纲册不繇淮定，而定之于京”。(43)那么，户部直接颁定纲册，在部招商纳银，对董应举奉旨疏理的两淮盐法有何影响呢？
  李起元在部发卖积引，招商纳银的时间，刚好是董应举到达扬州商议淮南新十字纲法的九、十月份。彼时，董应举已开始招商认纳他制定的新纲第一字日字纲的余盐银，“盐臣出示立纲，群商大集，认纳者六百余人。……间忽接邸报，户部具题招商刘国祚、金常裕等，承认积引旧窝二十二万引，陆续上纳”(44)。可见已有六百余盐商认纳，但与此同时，户部在京师招商，而且将此事以邸报形式通告天下。估计陆世科在接到邸报后便反对立纲，并派人捉拿主张立纲的盐商吴惟顺。(45)李起元通过此举，将两淮纲法招商权掌握在京师户部手中，从而让董应举在两淮无法推行新纲法，自然也就无法从新纲法中获得20多万两盐课银。
  于是，董应举对此十分不满，他直斥李起元在部招商是突破在淮招商的祖制的行为，认为在部招商会导致国家盐课收入的减少，以刘国祚等部商为例，他们每得盐1引，只需交纳白银1两，比起其他在运司纳完正引价银、余盐价银和辽饷的盐商，每引少纳0.46两，22万积引总计每年少纳101200两。(46)此外，他还针对李起元打算以新积引为基础来推行的两淮新纲法，进行辩驳。
  在两淮盐法是否存在新积引方面，董应举认为，在袁世振纲法推行完毕后，两淮不应再有积引，“臣以两淮边引共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引，而行盐乃至百万以上，安得有积？且前纲积引亦已销尽，而明疏禁绝矣”(47)。他假设如果新积引存在的话，将有三大坏处：盐引壅滞，影响开中法的顺利进行；积引妨碍正引的行销，从而使正引逐渐变成新的积引；盐引壅滞，意味着盐课交纳迟缓甚至无着，将使国家收入减少。(48)所以，他反对李起元以新积引为基础规划的新纲法，更反对李起元给盐商的过多让利，认为有损国课。于是，他将李起元之法命名为铺纲法。同时，他认为应该推行自己制定的立纲法，因为推行立纲法好处颇多。
  所谓部商，就是不在两淮运司交纳盐课银而在京师户部交纳盐课银的盐商。之所以说他们突破了祖制，是因为，在明代的盐政管理中，盐商不与户部直接接触，而是由户部下辖机构运司管理。明后期，盐商交纳盐课银是在各盐课司、盐运司和批验所，然后由盐运司将盐课银统一解往京师户部。但天启五年，为了对抗董应举强力干预盐法的需要，户部尚书李起元制造了部商。而部商实际上也是两淮盐商，只是为了获得更多行盐优惠，响应户部号召去京师交纳盐课银而已。(49)上文提到的刘国祚等，便是部商。
  袍价的存在，说明部商出现的原因，除了与董应举强力干预盐法有关外，还与干预盐法的宦官以及投靠宦官的大臣有关。据载，“前件查得，两淮运司原无袍价旧额，始于天启五年，织监李实题准两淮动支余盐银三万，又两浙动支余盐银二万，每年二、八月解交织监，以充袍价”；此处的袍价，是指派驻在外的织造太监为了完成宫廷的织造任务，而向两淮、两浙索取的盐课银，它在天启五年以前并不存在。此外，投靠了魏忠贤的大臣郭兴治、崔呈秀，在天启五年三月也试图从户部分割盐利。(50)
  可见，对于天启五年的户部尚书李起元来讲，作为本年财政收入大宗的盐课银，所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既有工部要分割盐利做铸本，又有宦官拿走了盐课银充当袍价。这些都是导致户部银库收入锐减的重大问题。可能正是基于保障户部银库收入的考虑，李起元首次允许持有积引、不在运司而在户部交纳盐课银的部商出现，这样至少可以保证盐法管理权掌握在户部手中，保障部分盐课银进入户部银库。
  (三)立纲法、铺纲法与两淮新纲法
  在两淮盐法有无新积引的问题上，董应举认为两淮盐法没有新积引，主张新纲法主要目的在行销新引，而李起元则认为仍有新积引，主张新引要搭配积引一起行销。用文献中的专有名词来讲，董应举主张实行立纲法，而李起元则站在董应举的对立面，实行铺纲法。这次争议的结果，则是户部尚书李起元主张的铺纲法实质上成为两淮的新纲法，只不过，两淮新纲法到了崇祯三年，当毕自严担任户部尚书时，借助两淮巡盐御史张养之手才得以推行。(51)但就这次争议的过程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新纲法的症结是积引问题，从而明白明末盐法陷入混乱的原因。
  董应举提出，在袁世振的淮南纲法于天启七年行完之后，新的立纲法仍“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十字，为淮南纲”，而且，立纲法宣布之后，“群商大集，认纳者六百余人”。(52)董应举指出立纲法有六大好处，主要为增加国课、盐引无滞、边粮充足。(53)两淮巡盐御史陆世科一开始也赞同此法，但是，在向户部汇报并得到反对意见后，他立马反对立纲法。“十月二十日，盐臣(陆世科)出巡，臣(董应举)始开征，众商争纳，约二十五日完。乃二十三日，盐臣(陆世科)拿吴惟顺之牌至矣。牌开部叅，惟顺即吴建，创立新法，刻书传布以为骗局。”(54)陆世科没有明确反对董应举，而是指责吴惟顺(吴建)创立新纲法，并刊刻成书骗人，所以要予以缉拿。董应举虽然上疏为自己辩白，但朝廷却并未给他机会，结果就是董应举试图推行立纲法以获取铜钱铸本银的铸钱事务全面宣告失败。具体过程，由于事涉政争，拟于下文分析。
  铺纲法是董应举提出来的，而与其主张推行的立纲法相对立的新纲法，就是在认可新积引存在的前提下，在实行新纲法时，新引附带着积引一起行销，“千方百计止欲销行无名之积引，始曰翻纲，翻此积引也；曰铺纲，铺此积引也”(55)。与立纲法相比，铺纲法由于让盐商少纳盐课银，故将使户部收入减少约50万两。(56)铺纲法一词，在董应举立纲取本失败后，就很少使用，但其主张，实际上得到了崇祯间户部的贯彻。那么，天启五年至崇祯时期，在袁世振纲法行完以后，在承认产生新积引的前提下，户部在两淮推行的新纲法情况如何呢？
  两淮新纲法由崇祯初年的两淮巡盐御史张养推行，虽然不叫铺纲法，但实质上仍然沿用了董应举所反对的铺纲法的思路，就是承认积引存在，并要解决该问题。按照袁世振的两淮纲法，淮南十字纲法比淮北十四字纲法先解决完积引问题，在等待淮北纲法行完一轮的过程中，淮南要用四年时间帮助淮北销售新引。在积引问题全部得到解决后，两淮就可以一起推行新纲，详见《度支奏议》的记载：
  若夫淮北纲法，原应十四年而尽，今虽销过十纲，而辉纲以下委不能行。盖世振原议淮南十纲完后，即将积引之窝，代为淮北销行新引代纳余课，淮北每年专行积引二十一万，计三年，而淮北积引六十三万始尽。今淮南重编积引，另自输课，则不能为淮北代销新引，代纳余课者，势也。(57)
  由材料可知，在袁世振纲盐法即将结束的时候，淮南纲法并未按照原计划，帮助淮北销售新引，从而使两淮盐法获得统一推行新纲法的机会。淮南纲法认为自身仍然存在积引问题，就置淮北纲法于不顾，打算单独推行新十字纲法，详见下述记载：
  今淮南十纲已尽，盐臣拟以调、和、赞、化、育、羹、鼎、裕、盐、梅十字继之，以所查真正积引七十五万□□一百四十五引，配行于调、和、赞三纲之内，新□兼行，至化字纲积引已完，即以二十二万积□之窝改行新引。(58)
  材料中的“今”，应指崇祯元年或二年，因为：其一，该疏是户部尚书毕自严对大臣调整盐法的上疏的回复，发生在崇祯二年九月，而大臣调整盐法的请求，肯定比这更早；其二，袁世振的淮南纲法，当于天启七年结束。淮南新纲法的推行之人，是两淮巡盐御史张养，推行时间大概在崇祯三年。至于在袁世振淮南纲法本应行尽的天启七年，两淮新纲法为何没有及时接替推行，而是隔了两年之后才推行，原因尚不明确。但可以肯定的是，毕自严是认可李起元主张的以新引附销积引的新纲法的。他指出，“前部臣李起元仿行纲法，仍欲销行积引二十二万。今盐臣虑有壅滞，每岁止行一十七万”(59)，只是崇祯间销行的积引比李起元计划的少。
  具体来讲，淮南新十字纲是指“调、和、赞、化、育、羹、鼎、裕、盐、梅”十纲。其中，新淮南纲法中的前三字纲，除推行额定新引外，还要附销约75万余引的积引。然后，到新纲的“化”字纲，因积引行完，可按每年22万引数推行新引。按照张养的淮南新十字纲法，淮南的纲法得以继续维持，但这样做的不利之处，就是置淮北纲法的困难于不顾。淮北纲法在推行至袁世振的辉字(第11字)纲时，已经难以继续推行。不过，在张养筹画淮南新十字纲法时，对淮北新纲也一并做了规划，制定了淮北新十字纲，即“恒、盈、丰、国、计、足、课、助、天、家”十字纲法。(60)
  淮南新积引问题，不仅在天启五年以前存在，“旧纲自超字纲起，至今(天启五年)尚有扣留未销一十六万九千六百三十一引”(61)；而且至天启六、七年时数量陡然增加，达百万余引之多(62)。据崇祯间盐臣的分析，以上新积引和袁世振疏理纲法时的旧积引，稍有不同，“臣等查得，世振所行积引系纳过余课之引，盐臣议行积引系未纳余课之引，其名虽同，致则各殊”(63)。也就是说，袁世振纲法要疏理的积引，盐商已经交纳了盐课之一的余盐银，而崇祯间张养纲法要疏理的积引，盐商尚未纳课。可见，崇祯年间的积引问题比万历末年更严重，因为积引不疏，意味着户部盐课银的损失。综上，积引问题是明末盐法的基本问题，其危害性很大，不仅意味着户部损失巨大的盐课银，也意味着盐业专卖制度失序。所以，积引问题是万历末袁世振变革盐法、推行纲盐法的基本原因，也是袁世振纲法没能按计划推行而变更为张养新纲法的基本原因。
  三、工部与户部争夺钱务、盐务
  在天启五年的取本铸钱事件中，董应举身兼工部侍郎和户部侍郎两职，大权在握、信心满满地从京师启程南下，但数月之间，不仅盐务、钱务工作难以开展，本人受到御史弹劾，还连累身边人遭遇横祸。显而易见，此事件首先牵涉的便是工部和户部关于盐法、铸钱方面的财权争夺，是天启五年扑朔迷离的中央政局的缩影。
  (一)争夺盐务
  工部和户部在盐务、铸务方面的权力争夺，激烈异常。在盐务争夺方面，董应举描述了和他一起工作的官吏以及支持立纲法盐商的悲惨下场。他认为，户部和两淮巡盐御史为了阻止他从盐课中获得铸本，不惜打击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比如，受到盐臣陆世科打击的人，包括他的书办张经历、在荆州铸钱的运判汪应皋和贡生方学周。汪应皋和方学周是朝廷命官，他们都被告发各贪赃三千两。更为凄惨的是，方学周因病亡故但陆世科“仍行应天剖棺以验”。(64)这些打击措施，让董应举难以接受，其字里行间透出泣血般的控诉和绝望。
  受到户部打击的人，除与董应举共事的官吏外，还有盐商及一些因资料缺乏而身份暂时不明的人。比如，支持立纲法的盐商吴惟顺(又名吴建)，被陆世科以“创立新法，刻书传布以为骗局”的罪名逮捕入狱(65)；还有向董应举反映淮南盐法情况，要求立纲的盐商汪重光、方位。此外，还有身份不明的吴学充、许高第等。而吴学充的家人亦牵连其中，被陆世科“挐其幼子，惊死其老母”(66)，其状甚惨。
  董应举指出，立纲法与铺纲法是两种对立的纲法。(67)户部打击董应举等人，意在阻止立纲法的同时，制造部商，承认积引的存在，预征盐价，推行铺纲法，这已在上文分析过，恕不赘述。
  董应举后来也意识到自己从盐课取本，在荆州开局铸钱之事引发了中央部门间的权力争夺。“议者咎某专督鼓铸，不宜干预盐政，固矣。然立纲取本，出自部覆，敕书载焉。画一立纲之疏，又盐院之所画题者，某岂自专也哉？若谓不宜干预，则部覆、敕书宜审，而盐院亦不宜欢然画题矣。此其罪，某不任受也。”(68)他承认自己的确不该干预盐政，但之所以能插手盐法，是因为得到朝廷上下的同意，故不应有罪。
  (二)争夺钱务
  在铸权争夺方面，如果跳出天启五年，观察天启元年至天启四年、天启六年至崇祯末这两个阶段，我们发现，自从户部从天启元年、二年左右开设宝泉局，并设置钱法侍郎专理钱局后，不仅铸钱事务有所进展，而且，明末的铸权自此以后一直掌握在户部手中，理论上工部铸权仍然存在，但基本无所作为。(69)故天启五年，董应举试图让工部重掌铸权的行动失败，蕴含着某些充分的理由。具体来讲：
  其一，董应举及以前的工部铸钱的铜本银，多取自户部收入，但所铸铜钱，却优先解入内府，供皇帝使用，然后才分给户部一部分以偿还铸本。这对明末财政入不敷出的户部来讲，损失收入的风险较大。
  其二，董应举打算变更袁世振纲法为立纲法，打算从盐课银中获取26万两的铸本银，但遭到户部尚书李起元的坚决反对，让其取本铸钱计划彻底落空。因为，董应举打算推行立纲法，有两点前提。一是两淮纲法仍在两淮运司招商，二是袁世振纲法结束时，已经销完所有积引。但是，盐法管理权属于户部，董氏在两淮推行新纲法，若未得户部尚书首肯，当属越权越界行为，而且，袁世振纲法推行不易，旧积引尚未销完，新的积引已经产生。所以，为维护盐法管理权，户部尚书李起元坚决反对董应举推行否认新积引存在的立纲法，直接在京师户部招纳盐商，并且打算在认可新积引产生的前提下，推行新纲法。当然，李起元主持的盐法，局面的确十分复杂，譬如，天启五年以前，两淮巡盐御史崔景荣因贪酷而留下了烂摊子(70)，以及织造太监干预盐法，用袍价来分割盐利等。
  其三，户部铸钱之后，在铸本和铸息的管理上，专门设置钱法侍郎和钱法堂来管理铸务，不仅理顺了机构间的行政关系，而且管理更加严密。因为户部钱法堂的铸本，来自户部本身的收入盐课银、关税银等，这样就使得铸务权责一致，财政损失的风险变小。而且，户部发银买铜和官员解铜的时间，以及从哪个部门发银，在哪个机构交铜，都有具体规定。每年先一季发放铸本银，下一季先交所铸铜钱，然后再发放新铸本银，而且，发放铸本银和验收铜钱的机构，皆为钱局(钱法堂)。(71)
  综上，在董应举取本铸钱事件上，工部和户部在盐法和钱法上有着明显的权力较量。在这场较量中，户部不仅抓牢了其对盐法的管辖权，而且还吸取了以往工部铸钱的教训，理顺铸务的管理体制，掌握了铸钱的主动权。
  结论：天启间财政货币体制的特点
  董应举是晚明十分活跃的士人，一生致力于经世致用，挽救时弊。(72)钱谦益评价他道：“……升工部侍郎，总督钱务，兼董两淮盐课，转输鼓铸。台臣害其权重，嗾言官奏罢之。崇相去而国事益不可为矣。”(73)此评价比较中肯。因为董应举以工部侍郎兼户部侍郎，兼理盐法专理铸务，以经世之才为国理财，但却深陷政争，一事无成，仅数月间便抱憾致仕。这只能说明，天启五年的董应举取本铸钱事件，实乃明末钱法、盐法痼疾深重的缩影。
  明代钱法因其管理体制存在问题，一直比较失败。明代钱法失败的原因众多，包括铜材缺乏、银钱比价定价不合理等，但从管理体制上看，至少在工部掌管钱法时代，宝源局铸钱存在权责不一、成本收益难以控制的问题，即文中指出的工部铸钱铸本多出自户部，但所铸铜钱却优先并大量进入内府以供御用的现象。此外，即使户部在抢夺了工部铸权开设宝泉局之后，仍与工部铸钱体制一样，存在共同的问题，即铸钱目的并非为了掌握经济长期有效发展的主动权，而是为了短期获得铸息以增加财政收入。
  明代盐法经历过三次重大调整。明初实行开中法，是实物财政体制的重要表现。(74)明中叶白银货币介入盐法，于是出现了在司纳银开中正盐，以及转而在边纳粮开中正盐在司纳银获得余盐的正余盐制并行的体制。(75)明末，为保障盐课银的获得以及加强对商人的控制，户部实行纲盐法。(76)然而，不论是万历末的袁世振纲法还是天启后的张养新纲法，一直未解决的基本问题，便是积引始终大量存在，从而导致旧纲新纲皆未实现消除积引、让盐法正常运转的目标。所以，在董应举取本铸钱事件中，户部尚书李起元虽然维护了本部掌控铸钱的事权，但其主张的新铺纲法，仍以积引的存在为前提，而且又处于魏忠贤的宦官势力崛起并分割盐利，以及辽饷的财政压力增大的情况下，使得盐法日益陷入困境。
  天启五年的董应举从盐课取本铸钱但却被迫致仕事件，揭示了晚明财政货币领域存在钱法部权不清、国家逐利，盐法积引严重、势要干预盐法等经济体制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又碰巧处于战事紧张、政局纷乱的时局中，调解甚难，所以晚明日益深陷经济政治体制性矛盾集中爆发的危局。不过，户部在同工部争夺铸权、维护盐业管理权方面获胜，说明明末的户部虽然不像宋代、清代的那样，是国家除皇室财政之外的唯一的财政部，但其正努力成长为国家的财政部。
  参考文献：
  ①明代财政赋役研究主要参见梁方仲：《明代赋役制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岩井茂树：《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明代钱法、货币研究主要参见：Richard 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000-1700),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黄阿明：《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邱永志：《“白银时代”的落地：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明代盐法研究主要参见藤井宏：《明代盐商的一考察——边商、内商、水商的研究》，刘淼等：《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徐泓：《明代的盐法》，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1972年；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此外还有罗冬阳关于明代余盐，汪崇筼关于明清淮盐与盐商，以及叶锦花、李晓龙、徐靖捷等关于明清福建灶户制度、广东盐场运作、两淮盐场与州县关系的研究。
  ②胡我琨：《钱通》卷二《正朔一统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6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85页。
  ③张廷玉：《明史》卷二四二《董应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289-6290页。
  ④《明熹宗实录》卷五八，天启五年四月己亥，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2705页。
  ⑤《明熹宗实录》卷六○，天启五年六月庚寅，第2825-2826页。
  ⑥董应举：《崇相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95-99页。
  ⑦董应举：《崇相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2册，第98-99页。
  ⑧Richard 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000-1700),p.175.
  ⑨这两点分析，参见陈仁锡：《陈太史无梦园初集》漫集一《钱法》，《续修四库全书》第1381-138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09页。
  ⑩董应举：《崇相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2册，第100页。
  (11)董应举：《崇相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2册，第100页。
  (12)嵇璜：《续文献通考》卷一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2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62页。
  (13)汪应蛟：《计部奏疏》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48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42页。
  (14)嵇璜：《续文献通考》卷一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26册，第268页。
  (15)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卷七，《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47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09页。
  (16)葛昕：《集玉山房稿》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92页。
  (17)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卷六，《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47册，第505页；吴亮：《万历疏钞》卷二七，《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5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316页。
  (18)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26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3页。
  (19)徐阶：《世经堂集》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402页。
  (20)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八，《续修四库全书》76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4页。
  (21)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卷七，《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47册，第509页。
  (22)董应举：《崇相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2册，第104页。
  (23)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卷二，《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47册，第360页。
  (24)申时行《大明会典》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78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43页。
  (25)刘若愚：《酌中志》卷一六，《续修四库全书》第43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17页。
  (26)李义琼：《亦存亦废的明代承运库》，《史原》复刊2013年第4期(台湾大学历史系)。
  (27)《明熹宗实录》(梁本)卷四三，天启四年六月戊戌，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2401-2403页。
  (28)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卷七，《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47册，第507页。
  (29)另一说为创建于天启二年。此外，各省在明前期也有叫作宝泉局的铸局，名称虽然一样，但是性质不同。因为它们是省属铸局而非京师铸局，是工部下辖铸局而非户部的铸局。
  (30)Richard 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000-1700),p.175.
  (31)陈于廷：《宝泉新牍》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838册，第520页。
  (32)陈于廷：《宝泉新牍》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838册，第518页。记载为轻赍本银2000两，表格为笔者计算银数。另，表格其他数据，皆为文献记载数，也与笔者的计算一致。
  (33)陈于廷：《宝泉新牍》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838册，第519页。记载为太仓铜本银209055两，表格数据为笔者计算数，与文献记载数额稍有出入。
  (34)笔者按1：560的银钱比价计算得出。
  (35)董应举：《崇相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2册，第97页。
  (36)杨洵、徐銮：万历《扬州府志》卷二，《北京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25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48页。
  (37)董应举：《崇相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2册，第104页。
  (38)董应举提出，“盐臣欲以库镪那臣。臣曰：‘所奉勑旨取新纲四十八万，非可以他镪抵也’……臣又面与盐臣议，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十字为淮南纲……合将淮南丁卯(天启七年，1627)应纳日字纲余银，每引先征三钱五分，该银二十六万二千一百五十八两四钱，作为铸本，尚存银六十三万二千二百余两，尽留丁卯年解部”。董应举：《崇相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2册，第101-102、104页。
  (39)关于明末袁世振纲盐法的研究，主要参见藤井宏：《明代盐商的一考察——边商、内商、水商的研究》，《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合肥：黄山出版社，1987年，第244-345页；藤井宏：《明代鹽埸の研究》下，《北海道大擧文學部紀要》1954年，第89-132页；徐泓：《明代后期的盐政改革与商专卖制制度的建立》，《台湾大学历史学报》1977年第4期；汪崇筼：《明万历淮盐疏理中的两个问题和利润分析》，《盐业史研究》2001年第4期；《明万历间两淮盐政变革及疏理》，《盐业史研究》2009年第2期；卜永坚：《盐引·公债·资本市场：以十五、十六世纪两淮盐政为中心》，《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卜永坚：《明代的公共资本市场：以两淮盐引为中心》，《明代研究》2007年第10期：卜永坚：《商业里甲制——探讨1617年两淮盐政志“纲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黄国信：《盐法变革、商业繁荣与国家和市场新型关系研究——基于明代财政体系演变的考察》，《海屋集——黄启臣教授八秩华诞纪念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5-326页。
  (40)徐泓：《明代后期的盐政改革与商专卖制制度的建立》，《台湾大学历史学报》1977年第4期。
  (41)董应举：《崇相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2册，第102、107页。
  (42)杨鹤在《两浙订正鹾规》中记载：“各商领引出司，到场买盐，完日场官验明，出场截去第一角；运盐到所申司，截去第二角；掣毕，该所截去第三角；运盐到州县住卖，截去第四角。封收在官，候卖盐毕日，浙省州县申缴布政司，直隶州县申缴运司类觧。”参见杨鹤：《两浙订正鹾规》卷一，《北京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史部第58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第413页。
  (43)董应举：《崇相集》卷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2册，第139页。
  (44)董应举：《崇相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2册，第102页。
  (45)董应举：《崇相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2册，第106页。
  (46)董应举：《崇相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2册，第103页。
  (47)董应举：《崇相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2册，第106页。
  (48)董应举：《崇相集》卷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2册，第137页。
  (49)毕自严曾说：“及查前项，部商要即淮上旧商，因其在部输银，故名部商，非与淮商有两也。”参见毕自严：《度支奏议》山东司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487册，第567页。
  (50)嵇璜：《续文献通考》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6册，天启五年三月，第494-495页。
  (51)李起元任职户部尚书的时间为天启四年至六年，而毕自严任职户部尚书的时间为崇祯元年至六年，参见张德信：《明代职官年表》第一册，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第659-661、663-668页。
  (52)董应举：《崇相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2册，第102页。
  (53)董应举：《崇相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2册，第109页。
  (54)董应举：《崇相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2册，第107页。
  (55)董应举：《崇相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2册，第103页。
  (56)董应举：《崇相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2册，第111页。
  (57)毕自严：《度支奏议》山东司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487册，第636页。
  (58)毕自严：《度支奏议》山东司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487册，第636页。
  (59)毕自严在崇祯元年十一月时，建议两淮仍然要仿照袁世振纲法，推行新纲。参见毕自严：《度支奏议》山东司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487册，第567页。
  (60)毕自严：《度支奏议》山东司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487册，第636页。
  (61)董应举：《崇相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2册，第104页。
  (62)毕自严：《度支奏议》山东司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487册，第584页。
  (63)毕自严：《度支奏议》堂稿卷一五，《续修四库全书》第483册，第659页。
  (64)董应举：《崇相集》卷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2册，第136页。
  (65)董应举：《崇相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2册，第107页。
  (66)董应举：《崇相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2册，第112页。
  (67)董应举：《崇相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2册，第108-111页。
  (68)董应举：《崇相集》卷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2册，第135页。
  (69)Richard 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000-1700),p.192.
  (70)金日升辑：《颂天胪笔》卷九，《续修四库全书》第43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70页；万斯同：《明史》卷四○二，《续修四库全书》第33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42页；万斯同：《明史》卷四○六，《续修四库全书》第331册，第413页。
  (71)毕自严：《度支奏议》新饷司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484册，第354页。
  (72)关于董应举的生平、年谱和文学方面的成就，参见王倩：《董应举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董应举在乡的作为，尤其在福建盐业和海防方面的建树，参见黄国信、叶锦花：《食盐专卖与海域控制——以嘉万年间福州府沿海地区为例》，《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3期。
  (7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卷一一，《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9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462页。
  (74)李龙华：《明代的开中法》，《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2年第4卷第2期。
  (75)藤井宏：《明代盐商的一考察——边商、内商、水商的研究》，《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合肥：黄山出版社，1987年，第244-345页。
  (76)徐泓：《明代后期的盐政改革与商专卖制制度的建立》，《台湾大学历史学报》1977年第4期；汪崇筼：《明万历淮盐疏理中的两个问题和利润分析》，《盐业史研究》2001年第4期；《明万历间两淮盐政变革及疏理》，《盐业史研究》2009年第2期：卜永坚：《盐引·公债·资本市场：以十五、十六世纪两淮盐政为中心》，《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卜永坚：《明代的公共资本市场：以两淮盐引为中心》，《明代研究》2007年第10期；卜永坚：《商业里甲制——探讨1617年两淮盐政志“纲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