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塑造和传播自身形象。较之其他领域，文学以其独特的建构与维护、批判与整合功能，成为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文学作品对外传播中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因其普罗大众的交流方式，具有较高的价值信任度；因借助鲜活的人物、生动的情节传递中国形象，具有良好的可接受度；因具有可分享性，容易得到其他民族情感上的亲近、观念上的认同、行动上的支持。文学作品对外传播中塑造的浸润着民间色彩和个性表达的中国形象，更容易引发“他者”的关注和兴趣。中国当代文学通过他者传播和自我推介，塑造了形态各异、侧重不同的中国形象，而这些形象不同程度地更新、突破了西方对中国的旧有认识。
  从他者传播来说，西方世界通过译介《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李顺大造屋》《陈奂生的故事》《浮躁》等反映中国工农业领域改革的作品，塑造了“改革中国形象”；通过翻译莫言、王安忆等人以及“新写实”、“新生代”、“80后”作家描写普通人、揭示世间万象、刻画人生百态的小说，建构起“世俗中国形象”；通过对寻根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建立起涵盖道家文化、儒家文化和民俗文化的“文化中国形象”。而其中“改革中国形象”与“世俗中国形象”更是体现了中国与时俱进的新面貌，更新了西方文化中长久以来停滞的、弥散着陋习的中国形象。
  西方文化中的中国形象，直到20世纪，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出现转型。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光朴不屈不挠、一往无前的改革决心，敢做敢为的英雄锐气，向陈规积习开刀问斩的凌厉作风，让西方人看到了中国向现代化迈进的坚定姿态。该作品译成英语和德语后，在西方世界产生了较大反响，认为乔光朴“体现了中国改革者新的作风”。尽管西方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解并不十分准确，但西方人所接受的“改革中国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沿袭已久的旧观念，重塑了阔步向前、发展进步、执着坚毅的中国形象。
  西方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与接受中塑造的“世俗中国形象”既不同于历史上“中国热”时期所塑造的痴迷于瓷器、丝绸、茶叶和园林艺术等“中国风”意象，也不同于对旧生活中诸如漠视女婴、裹脚陋习等阴暗面的刻意渲染。新写实作家以普通人的平凡生活描绘最本真的体验感受，传递对现实社会和生存状况的关注；莫言对农民的生存状况、居行环境、心理状态、文化品性的全方位观照，传递出中国广大农民阶层在时代巨变中物质和精神的蜕变；“新生代”、“80后”作家映射出都市新一代年轻人追新求异、放荡不羁的生活样态。这些作品译成英、法、德文后，受到西方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例如，王安忆的《长恨歌》在美国作家弗朗辛·普罗斯看来给外国读者提供了强烈的现场感，而她的小说集《流逝》“给西方人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当代社会的独特视角”。这些“世俗中国形象”以丰富的层次性、强烈的时代感，使得“局外”的西方人，从“局内”的视角，了解到中国社会的纷繁万象，一定程度上更新了世界对中国旧有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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