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再索其份 – 浅谈香港婚姻财产法律制度下的变更之诉
  内地的有关规则可见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婚姻家庭司法解释一”）。关于离婚协议的履行和效力争议，可见于婚姻家庭司法解释一的第六十九和第七十条。这两条规定：第六十九条当事人达成的以协议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调解离婚为条件的财产以及债务处理协议，如果双方离婚未成，一方在离婚诉讼中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财产以及债务处理协议没有生效，并根据实际情况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和第一千零八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当事人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六条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的条款，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登记离婚后当事人因履行上述协议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第七十条夫妻双方协议离婚后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依据有关《理解与适用》，关于这两条，有以下四点要注意：第一，在内地法下，离婚协议属于附条件生效的合同，而其生效条件为夫妻双方前往婚姻登记机关或者法院登记或者调解离婚。第二，离婚协议是依法成立的合同，对于男女双方当然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双方必须全面履行。第三，对于双方在离婚协议当中约定不明的财产，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认为“司法实践中，应当以通常的文字解释方法来对待离婚财产处理协议和条款，充分运用社会经验和常识，适当分配举证责任，妥善确定证明标准”。具体来说，例如离婚协议当中约定“各自名下财产归各自所有”，那么通过常识判断，则如果某财产价值较低或者在夫妻共同财产中所占比例较小的情况下，一般认为该财产已有约定；反正，如果该财产价值较大，则未在离婚协议当中明确列项就较为不符合常理，此时，主张该财产应予以分割的当事人，只要证明该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且未列明即可，而由主张这一财产属于概况性约定财产范围之内的另一方当事人来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在离婚协议当中未明确约定的财产的分割请求权，则是婚姻家庭司法解释一第八十三、八十四条的范围。第四，对于撤销（变更）离婚协议的情形，婚姻家庭司法解释一一方面并不认为欺诈和胁迫是人民法院支持撤销诉讼申请的唯一条件；但在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又认为在审理乘人之危、显失公平等《民法典》第151条当中规定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上，人民法院应采取较为严格的裁判尺度。而离婚后的财产分割请求权基础乃是婚姻家庭司法解释一的第八十三、八十四条。这两条规定：依据有关《理解与适用》，关于这两条，需要注意的是以下三点：第一，离婚后的财产纠纷，通常包括以下四种情形：（1）夫妻双方离婚时，没有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离婚后对于共同财产的分割问题产生的纠纷；（2）夫妻双方协议离婚时达成了财产分割协议，离婚后因履行该协议而发生纠纷，由此引发诉讼；（3）夫妻双方离婚后，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一方请求撤销财产分割协议引发的纠纷；（4）婚姻关系终止后，一方发现对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存在离婚时未分割的其他共同财产而引发的纠纷。第二，无论是以上哪种情形，若希望提起婚姻家庭司法解释一第八十三条之请求权，其所主张的应被分割的财产必须“离婚时未涉及”的条件，而这一条件的根源乃是“一事不再审”原则的限制。第三，婚姻家庭司法解释一第八十四条规定的诉讼时效，乃是针对《民法典》第1092条所规定的侵权请求权（一方隐匿、转移、变卖、挥霍夫妻共同财产）。而对于“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请求权，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这是一项物权请求权，因而不适用诉讼时效。终于来到了大家更为感兴趣的香港婚姻财产制度当中的变更之诉环节。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变更之诉，尤其是，内地读者可能会问：笔者在此便有必要使用一定的篇幅来解释一下变更之诉的法理基础了。要了解变更之诉存在的合理性，读者需要先理解这两个原则：第一， 在普通法下，配偶在离婚之时向对方拥有的请求权，乃是一项获得赡养费（）的权利；对应地来说，这就是另一方的。这一项义务是（），直到权利方再婚或者去世，义务方都需要支付赡养费。成文法，即香港的《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条例》（香港法例第192章）（“《婚姻财产条例》”）的第4条和第7条（对应英国的 1973（1973年离婚诉讼法案）第23条和第25条），对于法院如何裁判这项普通法的请求权进行了规制，但这并没有改变这一项权利/义务的性质，即其是持续性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家庭当中男女同样都具备了收入能力，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夫妻在离婚后也选择了组建新的家庭（尤其是义务方），这就使得在现实生活当中出现了“分手费”和“分干净”的需求。基于此，成文法当中，即《婚姻财产条例》的第4条，规定了法院可以授予一笔一次性的费用，来补充或者代替按月/年给付的赡养费。但这一笔一次性费用（）（俗称“分手费”）乃是基于定期给付的赡养费进行折算的。而所谓的“分干净”（）的“分手费”，也是对于定期给付的赡养费施加一定的年限（），从而免除义务方在权利方恢复其收入能力之后的义务。在此重复，不论是“分手费”（即一次性给付）还是“分干净”（即施加年限）都没有改变赡养费义务的性质，即其是持续性的。读者需要理解的第二个原则，笔者曾在一文当中介绍过，那就是乃是不可被双方通过协议的方式进行减损和剥夺的；换言之，。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往，婚前协议甚至会被认为因为违反了公共政策而无效，其原因就是婚前协议涉嫌减损和剥夺普通法下法院授予和审视赡养费的权力。在理解两个原则的基础上，即（1）普通法下赡养费的义务是持续性的，以及（2）普通法下法庭授予和审视赡养费的权力是强制且不可被剥夺的，我们自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么有关的具体规则是什么呢？对于变更之诉的有关成文法规则，可见于《婚姻财产条例》的第11条第（1）和第（7）款：换言之，在考虑变更包括定期给付和一次性给付赡养费在内的经济给养的命令时，香港法庭拥有，其需要考量“”，包括“”的“”。那么，这个广泛的酌情权应当如何行使呢？在普通法当中，香港法庭会援引AEM v. VFM案第14.4-14.8段当中所设置的原则作为指导 [笔者省略了这些段落篇幅当中的所有判例和引用]：既然我们知道，变更之诉乃是对于原先存在的一个经济给养（和赡养费、分手费）命令和判决的变更，而且这个原先判决，通常还是基于双方合意所取得的，那么，“不应明显背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换言之，法庭应当在多大程度上给予这个原先判决（和其作为基础的离婚协议）效力呢？关于这一点，和两案可以给我们提供规则指引和参考。香港法庭在案中认为：变更之诉在效果上属于“上诉”，故只能在例外的情况下作出。而法庭必须推定原先的命令是正确的；。而情势变更，除了案所考虑的通胀、子女抚养费用增加、以及一方遭受的困难外，（即一般而言，离原命令作出时间越短、越难更改原命令），以及，也会是法院所要考察的重点。香港法庭在案当中进一步认为，除非有充分理由（）表明遵守协议将带来不公义，一份由双方获得适格法律建议而合理、公平地达成的离婚协议应当被给予效力。对此，变更之诉不应当被认为是给双方离婚协议或者离婚诉讼当中的和解协议的一次反悔机会。对于诉讼最终性的公共政策，以及命令、尤其是同意判决所要求的的“分干净”的分手费，一般也不应被撤销和更改，除非有足够说服力的理由（）使得法庭如此行事。而这个充分理由（）通常可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在双方时，存在（），以及（2）在该离婚协议所遭遇的（）。但是，即便离婚协议或者基于离婚协议达成的同意判决需要充分理由才能更改，但这并不代表这一命令是不可被更改的。笔者所参与办理的案便能说明这一点。案的事实背景如下：男方F与女方C在1993年结婚，之后在2013年以协议和同意判决的方式离婚。离婚时，男方拥有一家名为的公司的相当权益，该权益被估值为港币1887.5万元，男方同时经营TMHK公司并担任其高管，具有可观的收入。基于此，在离婚时，双方约定，男方需支付给女方每个月1万美元的生活费（女方于1999年便移居美国，男女双方所生育的女儿也在美国就学），且当男方出售公司后，男方需向女方支付对价的一半（当时根据当时估值，减去男方所拥有的的二人在美国洛杉矶购买的婚房的权益价值，为港币750万元）。男方按照协议约定和同意命令的规定每月向女方1万美元。但当时间到了2015年，男方所经营的公司遭遇严重困难，他每个月向女方支付的赡养费也从2016年1月起降低到了每个月5000美元（在2017年3月，随着男方经济状况稍微好转，赡养费上升到了每月5500美元）。男方最终在2017年10月出售了其在公司当中的权益，但对价仅为18万欧元。男方在2019年1月被公司解雇，其也于2019年2月开始停止向女方支付赡养费。男方在2019年4月便提出了变更之诉的申请。法庭最终在考虑完男女双方各自提交的证据之后认为情势发生了重大变更。而在考虑男女双方在变更之诉申请提交时的财务状况后，法庭将男方的给付义务更改为象征性的1港币每年。案其实是一个较为“另类”的案件。这个案件之所以“另类”，不单单是香港法院选择基于情势的重大变更，更改了双方之前达成的离婚协议和法院颁出的同意判决，也不仅是这是一个一方基于收入能力和资产显著降低从而要求“降低”而非“增加”赡养费的案件，而是在本案当中，由于女方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可（包括女方在男方告知其经营状况恶化后、向男方发出的安慰邮件和女方开庭时的陈述）了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更这一事实。而后，法庭将主要的讨论篇幅和证据分析，放在了男女双方现时各自的财务状况上。换言之，法庭在实务当中所感兴趣的，不仅仅是这些便给了我们实务当中以下启示：第一，当事人双方都要谨慎地注意自己给对方发送和表达的信息。例如，在离婚后，当负有给付义务的一方向另一方表达前者的公司或者就业出现重大挫折时，后者所表达的安慰和勉励需要慎重。这是反直觉的，甚至是反人性的；但在法律上，由于持续给付义务和变更之诉的存在，可能在达成离婚协议时，律师便需要提醒当事人注意这样做的风险。第二，法庭在认为发生重大情势变更后，会自然地关心一个新的给付命令是什么，于是法庭便会当然地想要了解当事人自身的财产状况。这一点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考量：（1）书面证据，即当事人双方各自的银行、证券、保险公司账户流水，以及双方的不动产信息等，以及（2）当事人双方的证人证词（）和他们开庭时的陈述。就书面证据来说，对于对方离婚后财产信息的掌握，主要通过双方的律师代表当事人发出的表格E和财务状况问卷及其答复（）、以及向法庭申请的披露令（）的形式来实现。这既考验当事人双方律师团队的专业性和细致程度，也需要当事人双方充分调动其主观能动性（例如发现对方财产线索）以及信任自己的代表律师。第三，就证人证词而言，律师需要告诉当事人，香港家事法庭实践的精要在于“帮助法庭来帮助你”（）。因此，当事人的诚信将非常重要。律师需与当事人建立充分信任，同时耐心的告诉当事人有关于提供书面证词和出庭作证的规则；从而使得法庭充分相信己方当事人。第四，当事人双方在离婚后，可能会出现父母双方对其赠与、收入增加、投资升值等诸多情形，而在其后的变更之诉当中，有关情况都会相关、从而影响新的命令达成。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也会出现诸如父母亲属会让其代持股份、土地等资产的情形，就这一点来说，如何提前做出规划、以降低后续变更之诉的风险，便也是我们律师需要提请当事人注意、协助当事人的。对于这一点，笔者将在后文《鹊桥之约 (补) - 浅谈内地离婚协议和调解书转化为香港判决的规则和实践》当中再另做详细探讨。作者：诸思诚律师（毅嘉大律师事务所）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