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我主要结合之前看过的叶明怡老师的《<民法典>第157条（法律行为无效之法律后果）评注》来回答一下，之前也有答主提到了。
  从比较法上看，为民事法律行为（以下简称“法律行为”）最终无效单独规定清算后果属于少数派，仅若干国际示范法，以及法国、日本、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如此；多数国家直接诉诸不当得利法。然而，以今日眼光回望，1999年《合同法》选定此种单独立法例是何等睿智英明，其背后固然有我国不当得利法异常简陋的原因，但它客观上的确代表了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完美避开了因不当得利法诸规则当然适用于合同无效场合而带来的种种烦扰；尤其是在我国《民法典》新增若干不当得利规则（如得利丧失抗辩）的背景下，这种独立式体例显得更为重要，有些域外学者对此曾有深切感受。
  主流学说认为本条（原《合同法》第58条）是物的返还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合体，并非独立的请求权基础；少数说认为它是一项独立的请求权基础。少数说契合我国审判实务一直以来的通行立场。本文认同少数说。本条所谓财产返还请求权并不等同于原物返还请求权。详言之：（1）它不仅适用于有体物的转让，而且适用于其他一切财产权益（股权、知识产权等）的移转。在合同无效时，本条的适用范围要比《民法典》第235条（原物返还请求权）宽泛得多，后者根本不能替代前者。（2）即便是在有体物买卖合同无效场合，本条“财产返还”的外延也较“原物返还”更宽。例如，已办理不动产物权移转登记后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卖方为回转登记，固然可援引第220条（更正登记），但亦可援引本条，但绝对不可援引第235条。进言之，德国法理论认为，“不正确之登记状态，体现为对真实权利人的妨害”，故《德国民法典》第894条（更正登记请求权）属于特别法，优先于同法第1004条（排除妨害请求权）获得适用。可见，更正登记与排除妨害有关，而与原物返还无涉。（3）它还适用于非权利移转型合同无效的财产占有返还。例如无效租赁合同的出租人若并非该物的所有权人，则其可根据本条主张返还租赁物，这显然不是第235条可实现的。（4）独立适用本条是我国审判实务的长期传统。自《民法通则》施行以来起算，已有三十多年的传统，其间积累了不计其数的案例，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实务立场，形成了异常珍贵的解释论本土资源。没有必要先否定其独立性再转介到别的规范上。
  通说认为，无论是否承认独立的物权行为，合同无效场合的返还财产请求权性质均应为物上请求权。也有少数学者持不当得利请求权说。本文认为，在涉及绝对权（物权、知识产权、股权等）移转的合同无效场合，返还请求权是物权性请求权或绝对权请求权。因为在不承认物权行为无因性的框架下，物之权利移转合同确定无效后，转让方仍保有相应的绝对权，此时其要求返还占有或回复登记的权利性质当然是物权性请求权，而非债权请求权。审判实务的通行立场与理论通说相同。知识产权转让合同无效也会发生知识产权自动回转或从未移转的效果，转让方享有的也是绝对权性质的回复原状请求权。最高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转让无效后果问题上，向来援引的都是原《合同法》第58条的规定（而非类推原《物权法》第34条）。在返还原物可能、可行时，本条返还财产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请求权（《民法典》第122条、第985条）存在竞合。
  法律行为无效场合下的折价补偿请求权被认为是不当得利，只因它满足不当得利的最简单定义：一方受损，一方无法律依据获益，二者间有因果关系（第985条第1分句）。作为一种不当得利，折价补偿请求权被定性为债权请求权，应适用诉讼时效。同时，折价标准应适用不当得利理论中的客观说。另外，基于无效的提前清偿协议而进行的期前清偿，在协议被撤销或确认无效后，债权人（受领者）并不构成不当得利（第985条第2项）。
  然而，合同无效清算之折价补偿，其实完全可自成一类，无须也不应仰赖不当得利法，因为不当得利法最特别的法效果——得利丧失抗辩（第986—988条），在合同无效清算场合不应适用，此乃比较法上的共识。另外，明知合同无效或可撤销仍予以给付，也不构成明知型非债清偿（第985条但书第3项），因为此场合下给付者为给付实为期待对方为对待给付，亦即其并无矛盾行为。有学者认为，本条前段规定概括，故相对于同法第985条反而有一般法的意味。然而，一方面，以条文详略来定孰为特别法似欠缺科学性；另一方面，基于上述两点差异，在法律行为无效清算之折价补偿时，应以第157条为特别法，以第985—988条为一般法。
  贴一下原文，感兴趣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