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公司利益缺失下的利益冲突规则
  从公司利益受损 的角度来判断，是实质标准，从合同双方的权力控制角度来判断，是 形式标准。
  比如1987 年的司法部教材， 仅仅在有限责任公司中提到了"董事的义务，一般包括两个方面:1. 董事对公司应尽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
  也有学者对大股东的侵害行为进行了 实证考察，发现中国大陆的大股东侵害为6%，显著高于美国、日本、 新加坡、香港、泰国、菲律宾等，相当于印尼的水平。
  最高人民法院的公司法解释迟迟不能出台，但 鉴往知今，已有的司法实践、思维习惯和理论观点可以有助于理解利益冲突规则司法实现的可能路径: 1.交易种类。
  按照现行立法，将交易界定为 "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按照司法实践，这其实是一个"书面"合同的标准。
  3.责任形式。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不断介入公司 的日常交易行为，对交易的对价进行审查;(3)公有组织的组织原则和 决策程序，尤其是公司化的国有企业制度，使得公有组织的决策方式 带入到了公司治理。
  公有组织的组织原则包括集体决策、上级授权、 向利益攸关者负责等，使得利益冲突交易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遏制。
  缺乏公司利益的界定，如同缺乏了比较的尺度，就不可能有良好有效的司法调整。
  法律规定了归入权，这不过是"不当的个人 利益"，而不是"对公司利益的损害"，是"不当得利"的标准，而不是"侵权"的标准，是利益冲突交易本身所产生的"积极利益"， 而不是公司损失的"消极利益"。
  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判的一个简单纠纷 为典型例子，原告系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持有40%的股权，被告二人 持有公司60%的股权。
  在公司放弃了对某租赁房屋的使用之后，出于 公司不当放弃对房屋的经营而被告二人联合在该未到期的房屋上继续经营的事实，原告认为两被告侵害了公司资产。
  法律和法院倾向于回避对实体利益大小的衡量，认定公司利益损失的标准转化为"意志"(will)理论和授权原则。
  不仅公司的市场机会、交易中的利益对价等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即使是无形资产， 诸如特许权利、商誉(good will)等无形财产的公司归属的确认都存在着困难。
  除了对积极利益的归入，对公司损失的"消极利益"，股东是否可以请求诚信义务人赔偿，赔偿范围如何认定，存在很大困难。
  善意第三人的规则，本来包括"应当知道"和"知道"两个层面，但实践中变成了"知道"成为单一标准。
  公司试图去证明第三人"知道"，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广义 的利益冲突交易，中国法上几乎不可能对公司提供合同无效或可撤销，并由此产生各自返还(包括利益或原物)、撤销履行等法律责任的救济手段。
  循此逻辑，"归入权"也就构成了中国法上对利益冲突交易的主要救济方式，但实际上这是对公司内部管理关系的一种替代。
  再加上， 这一阶段对公司本质的探讨和国际上的争论几乎同步，所以产生争论 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