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本文拟以英国外交部档案为基础，辅以英国内阁、议会、殖民部、国防部以及中国内地、香港和美国相关的档案、文献，论述1956-1958年英国对中国政府在香港设立官方代表问题的反应过程，以加深了解英国对港政策的内在逻辑和深层原因。
  一、中国政府提出在香港设立官方代表
  同时，美苏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使英国在对华问题上不可能与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偏离太远。
  英中商贸关系逐渐恢复。
  同时，内地和香港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也不断升温。
  1956年2月，广东省人民政府为便利两区间的旅行，完全取消香港同胞出入境通行证办法。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政府酝酿并正式提出了在香港设立官方代表的问题。
  1955年10月，港英政府总督葛量洪(A.Grantham)访问北京，周恩来总理会见他时就改善内地同香港关系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就包括派中国政府代表驻香港问题。
  葛量洪当时并未回应。
  12月23日，周恩来在接见香港大学的布兰顿教授时谈到北京、香港和广州之间的关系，他说:“这个问题是最切身与最现实的问题，我们希望关系更紧一些，更密切一些。”
  “过去我们经常经过外交途径，把一些情况告诉英国代办处，我们希望今后不必都经过英国代办处，而和香港政府能够直接接触，这样会便于两个地方关系的增进，也就是香港和北京之间的关系。”
  二、英国政府的首次评估:接受与拒绝之争
  事实上，为了应对中国政府的建议，英国政府从战略和战术层面进行了讨论:战略层面，是否同意中国政府的建议
  2月27日，欧念儒致函英国外交部，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他认为，中国的建议可以接受。
  然而，殖民部对这一建议疑虑重重。
  3月13日，葛量洪致函殖民大臣伦诺克斯-波伊德(Alan Lennox-Boyd)，强烈反对欧念儒的看法。
  3月21日，殖民部提出，在英中关系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在香港设立官方代表问题太小，即使接受也很难说会有助于改善英中关系，但对香港士气的消极影响可能性大。
  3月22日，外交部与殖民部的官员进行了初步讨论。
  针对葛量洪的反驳，欧念儒迅速作出了回应。
  过去几年英中在香港的共处并不意味着拒绝这一现成、友好的建议会变得更容易。
  在欧念儒看来，英国拒绝的风险要高于接受的风险。
  外交部对此有自己的考虑。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前往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军事行动受阻。
  1954年，美国政府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以条约的形式明确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意愿。
  殖民部进一步表达了对此问题的意见。
  4月4日，伦诺克斯-波伊德致函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Selwyn Lloyd)。
  面对欧念儒的质疑，葛量洪的态度有所软化。
  葛量洪显然担心英国政府可能会接受中国政府的建议，就设法拖延时间，尽可能减少其所谓的“危害性”。
  4月11日，英国外交部对中国政府的建议做了综合评估。
  外交部认为葛量洪4月7日的建议既不可行又不理想，现阶段英国并不想跟中国互换大使。
  外交部的综合评估显示出英国这样的应对逻辑:
  一方面，英国外交部认为港督原来的论据十分确凿。
  中国应该意识到，对香港采取更积极的敌对政策只会使英国投入美国人的怀抱。
  在综合评估之后，4月16日，劳埃德复函伦诺克斯-波伊德，认为这项建议必须在中国政府最近努力使香港与内地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大背景下作出判断。
  与伦诺克斯-波伊德对远东利益的考虑一致，由于担心会给同属华人社会的新加坡带来不利影响，新加坡总督关注着讨论的进展。
  但这一答复未能平息争议。
  三、英国政府的二次评估:正式拒绝中国建议
  11月，在对九龙暴乱的评估中，英国认为中国对香港政策已发生变化，共产党在香港的影响力在扩大，已危及英国的殖民统治。
  1956年10月的苏伊士运河危机给英国的声誉造成重大打击，迫使英国对自身实力做出重新评估。
  1月28日，他要求内阁殖民地政策委员会递交一份关于各个殖民地的“损益表”，要求必须考虑经济、政治和战略因素。
  而这一切的成本都是微不足道的，英国几乎没有为香港发展花费一分钱。
  这个评估反映了英美这一时期的主流看法。
  1950年代中期，美苏间的对抗发生了新的变化，冷战在欧洲呈现出缓和态势，在第三世界进行持久的“人心之争”代替了原先的危机应对。
  麦克米伦对外政策调整的重中之重是修复英美关系。
  两国在香港问题上的协调加强。
  9月，英国国防部在香港布置计划时，同意在与美国进行下一轮联合计划之前什么都不做。
  中国方面，10月29日，周恩来接见英国贸易部驻议会次官埃勒尔(F.J.Erroll)时再次提及这一问题。
  威尔逊还认为中国收回香港的时机可能还没到来，即使没有官方代表，中国若要挑起点麻烦也有很多办法，如果中国代表明显要在香港惹致其他的麻烦，这将为英国提供现成的理由，使我们可以认为在有必要时，不再推进那些满足中国政府政治要求的举措;等等。
  11月19日，葛量洪致函诺克斯-波伊德，提出反对意见。
  英国终于下定决心不再拖延。
  1958年2月27日，劳埃德约见中国驻英国代办宦乡，告知他英国不能接受中国的建议，劳埃德说:“尽管我们之间存在差异，但我们真诚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然而，这必须有耐心、慢慢推进。”
  首先，这是英国在香港战略价值不断提升的冷战背景下作出的选择。
  第一次讨论时，在英国拒绝中国的理由中，强调了反共、士气、信心、人员往来和中华文化对香港的影响力。
  其次，这是英国在英美中三边关系下对英中关系进行风险评估的结果。
  驻华代办认为，英国拒绝的风险要高于接受的风险。
  盟友美国对英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显而易见。
  第一次讨论中，英国担心若同意中国政府的建议，会让美国认为英国无法抵抗来自共产党政权的压力。
  再次，这折射出新中国成立以来英国遏制共产主义又试图维系与中国关系的心态。
  第一次讨论时，英国担心作为“祖国”的代表，中国政府在香港的官方代表会参与香港的许多左翼活动。
  第二次讨论时，港督认为这一代表的存在有助于共产党在香港的统一战线活动获得新动力，这成为讨论中反对中国建议的强劲理由。
  另一方面，英国又不得不试图维持与中国的关系。
  另外，这体现了英国政府内部的共识、分歧与协调。
  因此殖民部将香港视为冷战时期抵御中国共产主义在远东扩展的堡垒，担心中国的建议被英国殖民地仿效，激发华人的反英情绪，进而影响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利益。
  港督和驻华代办的态度同样引人瞩目。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是英国出于争夺人心以维护在香港殖民利益的目的。
  英国认为香港的真正危险来自内部颠覆，面对共产党在工会、教育、文化、青年等各个方面不断增长的影响力，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是脆弱的。
  香港政府或英国政府的任何弱化迹象都可能造成破坏性后果。”
  原文载《安徽史学》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