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在康熙到光绪两百年里，清朝的权力结构，在中央的阁部，必定双设首长。例如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尚书侍郎、都察院左右都御史、乃至下设汉臣的机构，无不双设首长并严分满汉。
  如六部均设满汉两尚书，满汉左右二侍郎，表面沿袭明制，实则以满驭汉。以执行政府职能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为例，通清一代均设满汉二尚书，满汉左右侍郎各二名，就是说每部有正部长二、副部长四，而且都强调族群出身。
  雍正时期，历史上以“摊丁入亩”“废贱籍”等众多铁腕改革著称的清世宗通过信用其弟怡亲王，始建军机处，剥夺内阁职权，并十分注意军机大臣的满汉均衡，去世前委任的顾命大臣大半为旗人。
  直到晚清，曾国藩生前仍仅得协办大学士虚衔，左宗棠入军机处数月便不安其位，李鸿章位列首辅长达二十年，至死仍无军机大臣头衔，均可见满汉双轨制在清朝的运作实例。
  文化政策方面，自从清顺治元年（1644）在皇城内建立“堂子”，直到清亡，满洲的祭天和出征回师等军国大事，必由皇帝亲率满洲王公大臣，至堂子举行萨满传统仪式。起先还允许官居一品的汉大臣与祭，到康熙中叶便取消汉臣参与，一直到清亡皆如此。以此来维系满人认同。
  人们常常称道康熙帝尊孔崇儒，却忽视康熙尊孔实际是将康熙自己诠释的朱子学，定作意识形态准绳。这是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 ），即他统治晚年之后的事情。康熙按政治需要重新诠释孔孟程朱之道，剔除前朝过于强调“以夏变夷”的极端排外思想，小心翼翼地把多民族语言融汇进来。“以汉制汉”，绝不妨碍他恪守祖制，“以满驭汉”。
  同时，在蒙藏地区，清廷重点发挥藏传佛教作用，不但通过金瓶掣签等措施对藏传佛教进行主动掌控，还积极把藏传佛教信仰及其配套建筑物引入内地满汉族群。而在平定准噶尔之后，不改变回部的伊斯兰信仰。审理海富润教案时，准许内地回民继续出版《天方至圣实录》等宣传回民信仰的阿拉伯文、波斯文、汉文著作。在一些重要建筑物的匾额上同时使用蒙、满、汉、藏、回等多种文字。这些都证明满清统治者实际上不以宋明“道统”定是非：凡帝国疆域内诸族表示臣服，使用满清正朔、服色和官制，就允许各族保持原有文化、信仰。
  乾隆帝在嘉庆三年(1798)一首诗的识语中，把这层意思阐发得十分明白:“各国之书，体不必同，而同我声教，斯诚一统无外之规也”，又说“夫疆域既殊，风土亦异，各国常用之书相沿已久，各从其便，正如五方言语嗜欲之不同，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也”。
  不消说，其历史效应，就是破除儒释道三教合一传统，在客观上承认大一统帝国内部，可以存在多元文化。自然，这也使蒙、满、汉、藏、回诸族在一个国家框架下，保持各自文化心理认同延续至今。
  于是，在满人成为紫禁城的主人之后，帝国的文化政策看似矛盾，其实颇高明：它实现政治大一统，却对各族群的文化传统又打又拉，一个来自东北亚的人数不多的渔猎族群建立的一统帝国，竟然超越“胡无百年之运”的魔咒，续命近三百年，个中奥秘，不值得史家深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