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开放赢得大发展
  □孟红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对外开放，是邓小平倡议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长期基本国策。
  邓小平果断地提出这一政策，首先来源于他对中国长期以来闭关锁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深刻的认识和总结，特别是对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的反思。他说：“我们吃过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的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熙乾隆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300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200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邓小平下决心实行对外开放，也是他敏锐观察当代世界经济形势和科技发展的结果。邓小平说过一句话：“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他一再强调：“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二战”后，世界发展的显著特点是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并形成全球性扩散，国际分工日益深化，经济一体化日渐加强。这为发展中国家直接采用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国际分工的好处，跳跃式追赶先进水平，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同时，世界各国又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经济和技术竞争，不能在这种竞争中站稳脚跟的国家，将会再次被历史抛在后面。
  当时，对外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恐惧，怕对外开放会使中国变色。对此，邓小平坚定地说：“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
  1984年10月22日，在中顾委全体会议上，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要达到在下世纪上半叶实现现代化的新目标，离开对外开放政策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
  “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雄韬伟略里，对外开放的一个重大步骤就是创办经济特区。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和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调整国民经济和当前的思想理论工作。
  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与主管经济的省委副书记王全国一起赴京参加会议。广东省代表团更重视的还是经济问题。在会上，王全国代表广东在中南组讨论时，向中央汇报了广东如何利用有利条件为国家多创外汇的措施。汇报是按广东省事先准备好的材料讲的，可习仲勋等不及了，在王全国的汇报过程中多次插话，向中央提建议。他说：“广东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家，但现在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中央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然后他又补充说：“如果给广东一个特殊政策，经济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与会同志对习仲勋的意见都表示赞成，并且补充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无独有偶，在会上，福建省也提出了在厦门建立出口加工区的要求。
  会议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向邓小平作了汇报。谷牧说：“广东有这样的思想，先走一步，划一个地方出来，搞改革开放，然后全面推开。”邓小平表示赞成。谷牧说：“但是名字定不下来。”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当谈到解决配套建设资金时，邓小平大手一挥，十分果断地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8月26日，经过反复论证、13次修改草稿，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并批准公布了国务院提请审议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4个经济特区的设立，是中国对外开放航船扬帆启程的重要标志。
  然而，对于成立特区引发的争论更甚于国内改革。广东省负责人感到压力很大。面对诸多争论，邓小平决定去特区看看。1984年1月底至2月上旬，邓小平赴深圳、珠海和厦门3个经济特区进行考察。一到广东，邓小平就对前来看望他的广东省负责人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 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邓小平欣喜地看到，短短几年间，深圳和珠海等经济特区，利用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大胆引进外资，引进外国技术和管理，使这两个毗邻香港和澳门的边陲小镇，迅速崛起，初具现代化城市雏形，到处生机勃勃。邓小平心里宽慰了许多，踏实了许多，更有信心了。他兴致勃勃地先后为珠海、深圳和厦门经济特区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对特区的肯定和鼓励发自心中，跃然纸上。
  邓小平的这次南方之行，引发了中国第一次沿海开放的高潮。
  “不只是对西方开放，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
  经济特区的成功，使邓小平把目光转向中国的第二大岛——海南岛。1987年6月，邓小平欣慰地告诉外国朋友：“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海南岛由行政区改为海南省，全岛划为特区。这个新的最大的特区的出现，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也表明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
  1988年，成立不久的海南省委、省政府，在海南发展可选择的“上策、中策、下策”中首选了“中策”，即吸引外资在个别区域成片开发，实行封闭式隔离管理，特区中再套“小特区”，取得经验后再在全岛推开。于是，洋浦被推到海南改革开放的风口浪尖上。当年12月，海南正式向中央请示：将洋浦30平方公里土地使用权，一次性出让给外商成片开发。
  当由“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而引发的“洋浦风波”沸沸扬扬之际，邓小平在海南省委的汇报材料上批示说：“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决策正确，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讲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邓小平的批示犹如一粒“定心丸”和一副“催化剂”，让海南省的对外开放信心十足，快马加鞭。
  1992年，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在这些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中央决定采取有力措施，加速将对外开放推向纵深。中国对外开放出现了新的局面。
  1992年，中央决定以上海浦东为龙头，开放芜湖、九江、黄石、武汉、岳阳、重庆6个沿江城市和三峡库区。与此同时，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4个边境和沿海地区省会城市也被决策开放。随即，还开放了绥芬河、黑河、伊宁、塔城等13个沿边城市，鼓励沿边城市发展边境贸易和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随后，太原、合肥、南昌、郑州、成都等11个内陆省会城市也陆续开放。这样，就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
  然而，邓小平眼中的对外开放，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发达国家的开放这样一个层面。1984年11月1日，他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他说：“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开放，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邓小平关于对三个方面开放的思想和筹划，也被称之为全方位对外开放，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全方位对外开放，拓展了中国对外经济活动的领域，有利于促进中国西北、东北、西南诸省的开发。以后的历史发展还表明，对外开放的多元化，避免了中国经济受制于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在政治上极为有利。
  （据2008年第11期《党史纵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