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西夏新样文殊图像研究
  西夏新样文殊图像研究
  贾子萱
  1975年敦煌研究所在莫高窟第220窟发现了同光三年（925）的文殊图像，依据题名“敬画新样大圣文殊师利菩萨一躯并侍从”将之定为新样文殊，这是最初的新样文殊“三尊像”。此后学者对图式作了界定：“三尊像”有文殊菩萨、于阗王和善财童子。“四尊像”在其基础上加入文殊老人，“五尊像”又加入佛陀波利。此种图式可追溯到五代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主持修建的功德窟第61窟五台山化现图，图中首次反映了文殊化老人典故，故事分别在图中表现的西台和北台的右面，代表佛陀波利两次登山。两个画面旁边均有榜题：“佛陀波利从罽宾国来寻台峰，遂见文殊化老人身，路问其由”，“佛陀波利见文殊化老人身，问西国之梵”〔图一，图二〕。榆林窟第19窟西壁南侧的文殊变右上角画出一白衣老人拄杖而行，前有一僧人合十礼拜，内容与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一致，反映了这一时期文殊和五台山信仰在敦煌、瓜州一带的流行〔图三，图四〕。孙修身对莫高窟所绘五台山图进行分类考释，说明文殊化老人属于五台山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西夏新样文殊图像的探讨大都是个案，系统的分析研究存在缺失，本文针对此类问题研究发现：首先，西夏文殊变在“三尊像”的基础上，频繁出现文殊老人和佛陀波利，图式偏好“五尊像”，说明此时期文殊化老人典故的描写得到强化。其次，新样文殊的图式不仅出现在文殊变中，也会衍续到普贤变，并且多以对称的形式出现，说明西夏文殊信仰的传播比普贤信仰更为广泛，受到从皇室到民间的普遍崇拜，文殊信仰在西夏地位至高。最后，笔者通过对西夏石窟新样文殊图中佛陀波利、善财童子和文殊老人形象的考证，再结合与俄藏黑水城出土的卷轴画比较辨析，认为x-2435的主尊并不是《丝路上消失的王国：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所判定的观音菩萨。
  一
  新样文殊石窟壁画考
  榆林窟石窟现存新样文殊图像者有第3和第29窟。东千佛洞第5窟南壁亦有新样文殊图，但已剥蚀不清，北壁对应的普贤变则清晰可辨。位于东崖上层北端的第6窟，虽修建于元代，但文殊和普贤变均有西夏晚期特征，故均纳入考辨范围。五个庙石窟中的新样文殊图在第1和第4窟，但因这一带气候湿度较大，第1窟有部分脱落，人物面部模糊，但组合关系和背景可供探究，第4窟壁门上文殊变和普贤变则漫漶严重，无法看清原貌。旱峡石窟南北壁分别绘普贤变和文殊变，画面残缺严重，北壁文殊身侧一僧人形象值得考究。可供考辨的西夏经变图壁画有8幅，元初有2幅。
  （一）老者与童子形象
  榆林窟第3窟西壁北侧文殊变中主尊手持如意，半跏趺坐于青狮上。前方有一束发老者，脊背微佝，右手握杖，左手拿经书，身穿皂袍，束绿色裙，项戴璎珞，眉似垂柳，苍髯如瀑〔图五〕。同窟南侧普贤变，主尊身后也有一老者，头戴硬脚幞头，身穿宽袖蓝边长袍，须髯若神，根据王中旭判定，老者乃文殊老人〔图六〕。赞宁撰《宋高僧传》中记载了佛陀波利来到五台山虔诚礼拜文殊师利，见一老翁从山中而来的场景。在《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甲类S5573（底本）《五台山赞》中提到文殊化老人的典故，称“不可论中不可论，大圣化作老人身”。榆林窟第29窟东西壁中部，分别绘文殊变〔图七〕和普贤变〔图八〕，图中骑狮的文殊菩萨和骑象的普贤菩萨居中，周围簇拥着随行的天人。有趣的是，两幅图中都有一个极为世俗的倚杖老人，文殊变中，老者面向主尊侧身而站，普贤变中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图九〕。两位都头有圆光，配戴平式幞头，三绺髭髯，穿圆领大袖长袍，足踏麻鞋，手持杖，面容枯瘦，这里的老者应同是文殊老人。
  东千佛洞第6窟有一位头戴结式幞头，面侧向文殊菩萨的老者〔图十〕，胡须满腮，手持拐杖，这是典型的文殊老人。东千佛洞第5窟普贤变主尊身后也有一老者〔图十一〕，张宝玺在《瓜州东千佛洞西夏石窟艺术》一书图版41（3-3）中，将身穿间色条长袍、右手握经卷奉行的老者界定为于阗王，此判断有误。沙武田在莫高窟第220窟新样文殊图考释中，把头戴风帽、身着外袍、足登毡靴、腰带挂有蹀躞的青年形象判定为于阗王。而东千佛洞第5窟图像中戴幞头帽，长须佝偻的老者形象显然不是，此老者与东千佛洞第6窟文殊变中老者的形象极为相似。西夏新样文殊图像中的文殊老人，倚杖或握经书或双手合十，戴黑色幞头帽。一种为瘦骨嶙峋或极为世俗的形象，一种是模仿宋代士大夫褒衣博带的形象。
  新样文殊中最早出现童子形象是在盛唐时期，稚气灵动的善财童子历历可辨。榆林窟第3窟两幅经变图都有童子出现，文殊变画面的左前方，有善财童子引路，童子顶前留发一束，发丝分披两鬓，裸身戴项圈，长巾绕于双肘，手捧莲花，双足立于莲肉上，状态虔诚，周身笼罩在圆光之中〔图五〕。与此对应的普贤变中，画面右前方为接引童子，脚踩莲花，长巾螺旋状向上飘荡〔图六〕。善财童子出现在与文殊有关的图像，源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典故。据《华严经·入法界品》受文殊的教导和启发，善财童子前至五十三处参访善知识，其中第五十二参是文殊菩萨，最后一参为普贤菩萨，最终证入无生法界。榆林窟第29窟两幅经变图右前方同时出现善财童子，普贤变中引路的童子秃发，仅额上有一撮短发，身穿圆领羽袖短衫，下露光腚，脚上短袜麻鞋，双手合十，跳跃行进中回首顾忘〔图十二〕。文殊变虽遭烟熏破坏不能看清童子完整的面貌，但根据人物的关系和配饰的项圈、耳珰和手镯，以及裸露的上身，可以明确其身份〔图七〕。东千佛洞第5窟普贤变，主尊坐于莲花座上，乘着白象徐徐前行，象前的善财童子，着素色汉式长袍，形象可人〔图十一〕。善财童子一般以接引的方式出现，西夏善财童子大多为秃发，挽有双发髻或多髻，垂有小辫，体态丰满，身缠丝带，手腕脚腕佩有镯饰，双手合十恭敬虔诚。
  （二）僧人形象
  榆林窟第3窟文殊变中主尊菩萨左边一比丘，右手持锡杖，左手拿钵，浓眉高鼻，络腮胡须，似西域僧人形象〔图五〕。《宋高僧传》五台山佛陀波利传中记载：
  释佛陀波利。华言觉护，北印度罽宾国人，忘身徇道，遍观灵迹。闻文殊师利在清凉山，远涉流沙，躬来礼谒。以天皇仪凤元年丙子，杖锡五台，虔诚礼拜，悲泣雨泪，冀睹圣容，倏焉见一老翁从山而出。
  这是佛陀波利第一次手持锡杖入五台山的场景。此形象与法国图书馆收藏的唐代敦煌美术《渡海文殊图》（编号P.4049）和日本醍醐寺光台院所藏绢本《文殊渡海图》（绘制于13世纪镰仓时代）中的比丘形象一致。孙修身确认，P.4049中比丘为佛陀波利无疑。同窟普贤变中童子左边的西域僧人，双手合十以礼拜状，头发卷曲，胡须满腮，手足均可见有浓密的汗毛，体格健壮，背负大捆经卷，形象与同窟文殊变中的佛陀波利对应〔图六〕。
  旱峡石窟北壁文殊变，虽大半画面残去，但仍可看见文殊身侧立着一弟子，双手捧着经卷，应是胡僧佛陀波利〔图十三〕。《宋高僧传》五台山佛陀波利传中记载：
  波利遂与顺贞对诸大德翻出。名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波利所愿既毕，却持梵本入于五台。
  这是佛陀波利手持《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第二次来到五台
  山，这一形象比榆林窟第3窟文殊变中的佛陀波利，眉目更为清秀，脸型扁平且圆润，颅骨相对较低。旱峡石窟比丘的特征，代表着西夏佛陀波利形象的转折。东千佛洞第6窟文殊变主尊身后深褐色头光、双手握经卷的形象与旱峡石窟北壁佛陀波利相似〔图十〕，同窟普贤变主尊身侧前方，站立着背着经篋的佛陀波利〔图十四〕，这与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化现图中，背经篋见文殊的佛陀波利形象不谋而合。东千佛洞第5窟普贤变主尊身后正向画面的佛陀波利，耳垂丰厚，双手合十，穿红色袈裟在祥云上恭敬站立〔图十一〕。西夏佛陀波利的形象从西域僧人样式逐渐汉化，前者表现为手持锡杖与钵第一次入五台山的情节，后者描绘成持经书或背经篋第二次入五台山的典故。
  （三）背景与组合关系
  在探究组合关系前，对壁画中的背景内容进行辨析，能够对图像的主题加以确定，从而为组合关系提供论证。榆林窟第3窟两幅经变图，背景远处的山峦群峰耸立在清澈的水面上，环抱着许多巍峨的佛寺神宇，这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所说从古以来菩萨居住的清凉山。榆林窟第29窟两幅经变图，背景突出五台山的流云样式和山峦松柏，表现手法与法国吉美博物馆藏10世纪绢画《五台山化现图》几乎完全一致。东千佛洞第6窟两幅背景，都有向上滑动的云气纹，与榆林窟第29窟表现相似，这种云气纹的绘制来源于五台山的云纹样式。同时五个庙第1窟的两幅经变图，上方的背景也都有层峦叠嶂的山峰，山中树木萧森，又有清泉流过，这种表现又与东千佛洞第6窟两幅经变图一致。山石树木间，有水墨点染的效果，反映了五代、北宋山水画兴起后对石窟艺术的深刻影响。山中隐隐可见的巍峨寺院，以及山的上方画出的云中化现的佛手和佛头等瑞像，是根据五台山的传说而画。西夏五台山图的绘画技法，既有线描也有赋色，既有中原山水画特征，也有藏传风格的影响，此时期出现多融面貌并不奇怪。画面背景起伏的山峦、点状的松柏、庭院的造型、云气的纹理等表现，都是在描述文殊说法道场五台山的万般庄严。由此可确信，此类图像均反映的是五台山文殊信仰，那么图中出现描写文殊化老人的典故，以及佛陀波利和善财童子的组合便很合乎道理。
  关于西夏新样文殊图的组合关系，榆林窟第3窟、东千佛洞第5窟和第6窟均为“五尊像”。特殊的是榆林窟第29窟，可能是“四尊像”，此种组合略去了佛陀波利，与“五尊像”为一个体系。根据组合关系，能够对东千佛洞第6窟两幅经变图缺失的部分再次辨析，同时对五个庙第1窟中两幅经变图中的形象予以判定。东千佛洞第6窟文殊变中，青狮走向的右下角有一小块头光，比例较小，推断是接引的善财童子。同窟普贤变缺失较多，佛陀波利身下余留少部分头光，参照同窟文殊变的图式，应该是残去的文殊老人，同理推断白象前方便是善财童子接引。五个庙第1窟门西侧为普贤变，形象模糊不清，根据组合关系判断，白象旁边手握经书，头部微微前倾的是佛陀波利，象后头戴幞头帽，手捧一莲花形物，身披绿色长巾，驼背羊髯的是文殊老人。白象前方余留的少部分圆光应是接引童子〔图十五〕。门东侧文殊变脱落严重，同理推断，主尊左侧持莲花菩萨旁边，体态微微佝偻，穿白色长袍的是文殊老人，雄狮右方头部绿色圆光，剃发袈裟的比丘是佛陀波利。画面正前下方仅留少部分圆光的是善财童子〔图十六〕。五个庙第1窟两幅经变图也是“五尊像”。
  二
  俄藏黑水城出土新样文殊卷轴画考
  前学者对俄藏黑水城出土的卷轴画考辨，落脚点大多集中在主尊身份上，其中存在身份判定不准的情况，主要原因还是缺少对胁侍关系的考究。根据西夏新样文殊壁画组合关系，能够明确x-2447是增加了文殊老人的“四尊像”，x-2445和x-2446是又增加了佛陀波利的“五尊像”（x-2445略去了于阗王）。因此可证西夏俄藏黑水城出土的文殊图，也是强化了文殊化老人的典故。
  x-2447〔图十七〕青狮前方有双手合十的善财童子，后方头戴黑色幞头，络腮胡须，手持杖的老者在《丝路上消失的王国：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中辨为阎摩，存在误判。传统中阎摩的形象面目凶恶狰狞，瞪着火球似的通红眼睛。此老者与东千佛洞第5窟普贤变和第6窟文殊变中的老者形象一致，能够明确是文殊老人。与此画对应的x-2444〔图十八〕普贤菩萨，手持三分枝莲花，其上放置的经书，本应是文殊的持物。此画中人物形象特殊，拉六牙象的驭驶者变回昆仑奴。文殊菩萨身边有童子与老者，童子与x-2447形象一致，但老者头戴通天冠，身穿青缘大袖皂袍，手持香炉的形象和榆林窟第3窟文殊变画面左侧第一位圣人形象几乎一致，并非西夏文殊老人特征，x-2444中老者形象不能明确身份。
  x-2445〔图十九〕图中有二菩萨、二护身，以及佛陀波利、文殊老人和善财童子，老者的形象与东千佛洞第5窟普贤变中的一致。此外，x-2446〔图二十〕画面左下角挽两发髻、赤裸上身的是善财童子。此卷轴画右侧虽磨损严重，但依稀可见头戴黑色幞头，身穿白色长袍，身体微微前倾的文殊老人，再根据x-2445图式推断，x-2446画面左侧侧身戴官帽的圣人旁边，背经卷的是佛陀波利。
  俄藏黑水城出土卷轴画中颇有意思的一张是x-2435，其主尊形象极具融合性〔图二十一〕，关于此画主尊的身份，学者们众说纷纭。有些学者认为主尊头戴阿弥陀佛，这是观音菩萨的特征；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则认为，菩萨手持经书，这通常与文殊师利有关联；也有学者根据宝座上绘有六牙象，认为可能是普贤菩萨。若要以更充分的理由判定，需要从主尊与胁侍的关系，以及同主题图像的关联性进行论证。在《丝路上消失的王国：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中，作者分析图中双手合掌祈祷的老者侍像是地下十殿阎罗之一，另一侍像则是道明和尚，带着一大叠有关亡者的记录，这通常是地藏菩萨的胁侍，笔者认为此判定有误。
  画中老者穿深色圆领长袍，双手合十的形象与榆林窟第3窟普贤变中的文殊老人完全一致；长眉长须，戴黑色幞头帽的形象，又与x-2445中的文殊老人一致。另一位胁侍，双手托着用红色绢布包裹的经书，眼眉祥善，其僧人的形象与x-2445一致，根据西夏壁画可知应为佛陀波利。主尊前方双手合十、秃发、手脚戴镯饰的善财童子，在西夏壁画中频频出现。由此，根据组合关系判定，主尊只可能是文殊或普贤菩萨。对比x-2446和武威市博物馆藏凉州区新华乡亥母洞出土的文殊菩萨图〔图二十二〕，其中的佛陀波利、文殊老人和善财童子图式与x-2435完全一致。那么图中为什么又加入了观音的形象特征？卷轴画下方所绘两位女供养人是此画的施主，人物身侧皆有题榜，年长夫人之侧题榜云“白氏桃花”，年幼女子题榜云“新妇高氏□香”，人物身份是高氏家族的富家妇女和新入门的新娘。由此试着推断，可能是当时西夏的文殊信仰极为盛行，名门望族多请来画师绘制供养礼拜。高氏家族既对观音菩萨发愿祈求送子，又渴望文殊菩萨保佑孩子有德行、通智慧，因此主尊融入观音形象的特征合情合理。最终推断x-2435主尊不是观音菩萨，而是文殊师利或普贤菩萨。
  三
  新样文殊盛行成因
  文殊化老人典故主要记载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三宝感应要略录》第三十六尊胜陀罗尼经请来感应、《宋高僧传》五台山佛陀波利传、《广清凉传》佛陀波利入金刚窟第十二以及《佛祖历代通载》《佛祖统记》《净土往生传》译本中。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中记载：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者。婆罗门僧佛陀波利，仪凤元年从西国来至此汉土，到五台山次，遂五体投地向山顶礼曰……礼已举首，忽见一老人从山中出来，遂作婆罗门语谓僧曰……然汉地众生多造罪业……唯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能灭众生一切恶业，未知法师颇将此经来不。僧报言曰，贫道直来礼谒不将经来。老人言，既不将经来空来何益，纵见文殊亦何得识，师可却向西国取此经，将来流传汉土……举头之顷忽不见老人。其僧惊愕，倍更虔心，系念倾诚，回还西国，取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关于文殊和帝王李元昊的渊源，其中有效仿文殊菩萨化身老人的典故，朱旃在《宁夏志笺证》中记载：
  文殊殿，在贺兰山中二十余里。闻之老僧，相传元昊僭据此土之时，梦文殊菩萨乘狮子现于山中，因建殿宇，绘塑其相。画工屡为之，皆莫能得其仿佛。一旦，工人咸饭于别室，留一小者守视之，忽见一老者鬓皤然，径至殿中，聚诸彩色于一器中泼之，壁间金碧辉煌焕，俨然文殊乘狮子相。元昊睹之喜甚，恭敬作礼，真梦中所见之相也，于是人皆崇敬。
  文殊化现老人典故中明晰记载了北印度罽宾国佛门高僧佛陀波利亲自来清凉山礼拜，盼望看到文殊菩萨圣容。当他进入清凉山时，见一老人从山中迎来，此老人乃文殊菩萨化现，此来指示佛陀波利，波利见老人后立即返回国度，历尽艰难取得《佛陀尊胜陀罗尼经》，再次来到五台山说法修行。直到后来西夏李元昊时期，还出现了老人泼墨化现文殊的典故。
  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331件文书中有283件是佛教类文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汉译佛典名经的刻本。仅《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妙法莲华经》三种佛经的各种刻印本就占了其中的近百件。据统计保存的西夏文佛经中，以《大方广佛华严经》为最多。五台山（即清凉山）是文殊菩萨道场，和华严宗有密切关系。《大方广佛华严经》诸菩萨住处品第三十二记载：
  东北方有处，名：清凉山，从昔已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一万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
  《五台山赞》中多次提及文殊菩萨，甲类S5573（底本）中记载：
  佛子道场屈请暂时间，志心听赞五台山。
  毒龙雨降为大海，文殊镇压不能翻。
  佛子清凉寺里遍山崖，千重楼阁万重开。
  文殊菩萨声赞叹，恰似云中化出来。
  五台山在西夏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据《西夏纪事本末》所载《西夏地形图》，贺兰山内记有“五台山寺”。西夏僧人所编《密咒圆因往生集》中的题款记有“北五台山清凉寺出家提点沙门慧真编集”。这个清凉寺所在地北五台山，或为贺兰山的一部分。北宋宝元元年，李元昊向宋朝提出要求，希望派使臣前往五台山供佛。后来宋、夏交兵，西夏人前往五台山朝圣受阻，不得已遂依据五台山寺庙的样式，在贺兰山中自建“北五台山寺”，当作西夏全国性的佛教中心。西夏在贺兰山佛祖院大量刻印《大方广佛华严经》，并抄写金银字《大方广佛华严经》，在西夏天盛年间（1149－1169）僧人释智已把《文殊真实名》（即《圣妙吉祥真实名经》）译为西夏文，并作为剃度党项族和藏族行童的必诵经文之一，其中也提到了文殊信仰。黑水城藏品中还有西夏文《文殊师利所说不思议佛境界经》《文殊师利咒藏中数珠功德现量经》《圣柔吉祥之名真实诵》等。这些关于文殊菩萨的典籍和华严经典在西夏皇室及民间广为流传，共同促进了西夏文殊信仰的兴盛。
  四
  总结
  新样文殊图式在西夏石窟壁画和黑水城出土的卷轴画中可以互为印证。西夏皇室对五台山和文殊菩萨高度信仰，多部有关文殊的典籍和《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广泛普及提供了经典支撑。新样文殊图像的发展在晚唐和五代的敦煌已积淀深厚，西夏皇室为了在民间普及文殊信仰，因此加入文殊化老人的典故，并将佛经描绘成通俗易懂的故事画，在延续敦煌五台山信仰和继承“新样文殊”图式的同时，强化了文殊老人、佛陀波利和善财童子题材，创作出带有强烈民族烙印的“西夏新文殊”。不仅如此，还出现了图式与佛典杂糅互通的多种尝试，尤其体现在x-2435中。纵观西夏新样文殊的发展盛况，文殊化老人典故在西夏普遍流传并且达到顶峰的过程，揭示了文殊信仰的发展脉向。
  文章来源：《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