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前沿荐读 | 温铁军等：劣绅”驱逐“良绅”，当前农村遭遇的发展困境
  农村发展；乡村治理；利益同构；“劣绅”驱逐“良绅”；留守群体；交易成本；合作组织；“大农”吃“小农”；精英俘获在农村留守人口日益老年化、女性化，原来的辅助劳动力己经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的背景下，探索农村发展的出路，己经成为一个新的重要命题。现实中的广大传统农业区域所遭遇的普遍情形却是资本不断外流，很难获得投资的机会；特别是在优质劳动力也长期大量外流后，同时遭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不足的农村更难以获得这些经典理论所暗含的发展前提。要使中央政府反哺农村的善意变成真正的善举也面临着诸多难题。一方面，大多数传统农业地区的地方政府仍遭遇着资本极度稀缺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留守于农村的老人和妇女，还是劳动力价值已遭受了“多阶剥夺”回到乡村的第一代农民工，他们的人力资源存量都相对较低，难以符合奉行单一GDP增长的地方政府的发展需求。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他们的劳动力资源只是相对于标准化的外部产业资本而言不能满足其获利需求，如果我们对其残存的人力资源进行社会性的综合开发，仍有可能使其转化成多功能、多元化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在经历了长期的去组织化后，由于乡村内部缺乏有效的组织对接，政府反哺资源在向农村传递过程普遍会遇到交易费用过大的老问题，使得资源传递的公平性和效率性都难以保证。所有这些问题，都将我们对于当前农村发展问题思考的目光，转到改善乡村治理上来。在税费时代，乡村组织作为利益主体的行为目标清晰、结构功能明确。随着农业税费改革的施行和农业税的最终取消，农村进入了后税费时代。这对乡村治理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在基层债务和财政刚性开支压力下，乡村公共事业建设艰难；另一方面，村干部和农民的联系越来越弱，转而与乡镇政府形成“利益同构”，使得乡村精英的行为选择越来越偏离社区整体利益。并且，村庄行政权威的物质基础被削弱，村庄公共权威出现“真空状态”（田先，2006），一些学者称之为基层权力的“悬浮”（于建嵘，2010）。本来，乡土社会历来就是精英政治，但是在经过了长期的演变后，乡村的良性治理生态受到破坏，社区精英的行为选择越来越偏离社区整体利益。这是在长期制度变迀背景下普遍产生的一种结果。20世纪80年代土地分户经营后，由于乡村两级行政组织客观上不再拥有自我维持运行的财产基础，各地财政部门纷纷“放权甩包袱”（准许乡镇政府对农民征收统筹费满足其开支需求）。当宏观环境严峻时，城市经济危机的制度成本向三农领域传导和转嫁，引发农村经济关系紧张，演变出历史上曾经普遍发生、当代也有发生且在泛滥中的“劣绅”驱逐“良绅”，进而形成对乡村治理所依存的社会生态的破坏（温铁军、冯开文，1996；董筱丹、温铁军，2008）。于是，在面对外来资源时，一方面客观上必须以这些精英作为代理来承接；另一方面，乡村内部则出现大部分收益都被大农户和精英占有的大户治理、“大农吃小农”型的合作。在乡村社会普遍出现“精英俘获’侵蚀公共利益的问题。同时，随着乡村精英从“保护型”向“营利型”角色转变，可能照顾到社区内部弱势群体的良绅治理机制也遭到破坏。随着国家行政权力对乡土社会的挤压和市场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乡土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和社会网络逐渐退化成员间的联系逐渐物质化、利益化。在这种治理生态中，己经蜕变为“谋利型”角色的社区精英，因为权利来源的改变，其行为逐渐疏离社区公共利益而强化对具有强势话语的人利益的满足，少数弱势群体的利益难以得到照顾。同时，占人口多数的普通农户对于弱势群体也趋向于排斥而不是保护。于是，当各种资源到达社区后，无论是依靠精英操控还是依靠大多数人表决，都不能真正照顾到最需要被扶持而又最缺少话语表达的弱势群体。同时，这种乡村内部资源传递的不公平，显然也很难指望乡村外部的监督来解决——他们同样存在着在乡土社会监管成本过高的矛盾。总之，在农村社会日益原子化的客观状态下，村庄要有效承接外来资源，一方面要承认精英对节约交易成本的积极作用，满足他们高于普通农户的“超额收益”的利益要求；另一方面，必须孕育内生的制衡机制，防止外部资源过度被大农户和精英俘获、加剧弱势人群被排斥的趋势。正如上面的分析已经指出的，由于以妇女老人为主的留守人群的物质及人力资源存量普遍较低，而在乡村治理劣化状况下也难以有效动员这些弱势人群以形成多功能、多元化的社会资本，使得其难以符合外部资本投资获益的需求，从而被排斥在发展之外；这种排斥反过来又加剧了资源从农村地区流出的状况，使得农村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存量更低，同时也加剧了农村社会内部的分化，进一步地削弱了乡村治理的物质和社会基础，从而使这些人群陷入治理劣化和排斥性发展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分散的留守个体自我发展能力缺乏，从而被排斥在社会发展之外。分散经营的小农户只能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细碎化经营带来的费用的提高，使其不得不在高成本下生产；同时，由于在独自经营时对信息和对市场把握能力的缺乏，他们很难涉足附加价值较高的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而这些环节往往赚取了大量利润，使生产者的获利空间大大压缩；此外，由于单个农户获得市场信息的成本太高，在信息滞后的情况下还经常要遭受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打击。原子化的农户难以自发组织起来进行互助合作缺乏构建良性治理的基础。无论是由政府、社会组织等主体推进的各种发展项目，还是其他市场主体试图建立的与农户间的合作，都由于缺乏现成的组织载体对接，不可避免地会遭遇任何外来主体进入乡土社会时都会面临的与大量分散的农户间交易费用过高而导致交易难以进行的困境。当前虽然利用行政体制——村两委来组织项目实施，但由于大部分地区的村两委在长期的去组织化历史中己经失去了对农户的普遍动员能力，其降低组织实施成本的作用十分有限，且带来资源分配的许多其他问题各种项目深入到农村后往往需要重新组织，动员成本极高，也难以获得社区内部各种社会资源的有效配合，项目实施的总成本被大幅推高；而且，由于难以充分动员，缺乏参与和监督，往往会在资源使用、收益分配中产生大量的问题。这不仅使得农户的真正合作难以实现，也会引起乡村内部的进一步分化，使得乡村治理更加难以得到改善。既然农村剩余人口获得发展的障碍主要是因资源存量低而难以被资本化，以及交易费用高而难以与外部对接，那么，针对这部分人群可行的措施就是提高其组织化程度，重构社会资本以补足物质资本的缺乏，并形成规模交易主体。然而，要提高长期处于分散状态的小农组织化程度，促使其开展合作，要解决的两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支付合作初期的巨大组织成本，以及如何产生稳定的收益以维持合作的持续。通过对各地新农村建设经验的总结、对国际经验的比较及笔者所在研究实践团队近年来针对草根群体所做的乡村建设实验，形成如下初步认识。因为，文化本来就是社区同质性的一种非物质承载，对乡村文化的重建本身就是增强社区合作意识、合作能力的过程。并且，投入小、见效快且本来就不以物质利益衡量的文化生活领域本来就是农村中最容易产生合作的领域。文化合作之所以制度成本较低，是因为文化生活本来就藴藏于乡村社会之间，只需要适当的力量就能带动起来使之重新焕发生机，而不必用高成本的投入去重建。作为一种习俗的乡村文化，既有千百年来的历史惯性，也有近代以来的全新内容。特别是民间传统节日和重要礼仪，都承载着乡民们重要的生活理念或者文化内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文化组织入手提高了参与性的同时，也带来了社区文化价值和良性治理生态的改变。在文化合作和社区资源动员机制比较成熟以后，可以考虑在农村社区引入综合性合作的框架，以提高弱势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众所周知，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农业的比较收益低下，单靠农业经营很难使农业生产者获得稳定收益；一般人不愿承认的是，即使组织化的小农，其单一领域的合作也往往难以应对巨大的市场波动及自然条件变动的风险。因此，单单依靠生产领域内的简单合作仍难以使农户摆脱发展的困境，全世界单纯搞生产的农业合作社大部分是失败的。随着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实施，政府掌握的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的倾斜不是问题；当前迫切需要反思、明确农民合作组织的目标模式，在此基础上推动以广大“草根”群体为本位的“再组织化”，体现新农村建设战略内含的“普惠制”原则。合作社可能不是经营效率最高的组织，却是农民可以信赖的组织。但是，能够促进公平、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的合作社，难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和当前的行政生态下自发形成，因而一定是代表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的国家战略特别扶持的结果。继续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多元化投入力度，增加利于农村弱势群体提升组织化程度的社会文化开支，以更多的政策优惠扶持和促进弱势群体广泛参与的社会和文化组织逐步向综合性、多功能的社区合作社过渡，进而，在多元化社会组织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乡村良性治理结构形成，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乡村振兴正当时，漂洋过海来看你，我们期待来自各界的宝贵意见和大力支持！也欢迎您的投稿和荐稿。我们的联系邮箱是shanxidaxuexz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