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日前，在泉州市与华侨大学联合举办的“华大讲堂”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应邀作了一场题为“新工业革命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学术报告，他提出了中国制造业应如何应对新工业革命大潮的一些新观点，记者撷取一二与读者分享。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英美等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纷纷开始实施所谓的“再工业化”战略，其主要变化来自能源、信息化两个领域。能源领域有重大突破，包括能源互联网、页岩气开发等，而现在公认的真正的工业革命不是在能源领域，而是在信息化领域，如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突破，这对世界未来的竞争格局影响非常深远。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认识到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并不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所占的比例，因为现在发达国家服务业比例达到70%至80%，第二产业往往占20%至30%。制造业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主要不是体现为制造业直接创造的价值或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而是体现为制造业所蕴含的生产性知识的复杂性。制造业对于国民经济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该部门直接创造了多少经济价值，更体现在它对于国民经济长期增长的驱动作用。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提法在2011年后逐步引入我国，其核心是制造业信息化，强调个性化的数字制造，主要是数字机床、智能制造、机器人等形成的革命，这种革命满足的是个性化需求。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有四项，一是数字制造，二是人工智能，三是工业机器人(截至2012年底，中国累计安装工业机器人超过10万台)，四是3D打印技术，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最具标志性的核心技术。这种制造技术的优势在于能够简化制造工艺，提高设计效率;无须模具，增量生产，降低制造成本;及时反馈，快速成型，加快市场响应。现在3D打印技术应用最多的是生物、航空等领域。
  制造业服务化和信息化趋势，将给中国制造业带来什么样的挑战?
  第一，直接从事生产制造的人数将减少，少量“现代机械和知识型员工”对大量“传统机械和简单劳动力”逐步进行替代;第二，未来竞争的关键是企业具有快速响应市场个性化需求的品种适应能力，因此企业会更多选择在消费地进行本地化制造;第三，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的趋势加快了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的趋势，二、三产业的界线将模煳化;第四，在产业价值链上，制造的战略地位将变得与研发和营销同等重要，甚至超越其他的价值创造环节。
  2010年以来，以福特、GE为代表的美国制造业企业明显加大了在本土的投资规模(技术密集型、劳动集约型);2012年底，库克宣布在2013年投资1亿美元，把部分电脑生产线转移回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曾预测，2020年将会有多达60万个制造业岗位从中国返回美国。
  “第三次工业革命”对我国也是一种机遇，这种机遇不是简单地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国工业转型升级的新机遇。近些年，在新型工业化战略指导下，我国一直坚持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在制造业信息化方面掌握了一定的核心关键技术，中国制造业已经具备了抓住机会的良好条件，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正确的战略应对。
  比如，要及早打造国家级共性技术平台，包括战略共性技术、基础共性技术等平台，甚至考虑组建以发展共性技术、带动产业发展为使命的国家工业技术研究机构。现在我国科研体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共性技术的研究机构少了，这些年的科研体制改革把以前的共性技术研究机构都划分到各大企业集团。这样产生的问题是，这些研究机构不再为产业或国家做共性技术研究，而主要为企业做商业化技术研究，共性技术、关键性技术、基础性技术就没人来做了。
  从未来发展来看，应该专门组建一些不隶属于这些大产业集团的共性技术研究院，为中小企业提供共性技术、战略性技术、关键技术，这对我国中小企业发展非常关键。我国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少技术来源。
  未来的我国产业规划和政策要强调支持用先进制造技术改造传统生产方式，突出“先进制造技术”，弱化“先进制造业”概念。实际上，只有“朝阳技术”和“夕阳技术”，没有“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
  比如纺织产业，一般认为是“夕阳产业”，但用现代技术改造的纺织产业，现代科技含量很高，包括用纳米材料或新材料。国家产业政策不要只扶持某个产业，应该突出先进制造技术，扶持一些有前景的技术，只要先进技术出来之后，就可以应用于很多产业。
  此外，要把握新工业革命趋势，重视企业管理创新。具体而言，生产管理要实现从低成本、大批量向快速响应消费者的需求转变，人力资源管理要逐步实现少量“现代知识型员工”对大量“传统简单劳动者”的替代，营销管理要顺应产品与服务日趋融合的趋势，战略管理要实现从核心能力战略向平台战略转变，组织管理要实现从层级结构向网络结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