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工时是甚么？
  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工时」是工人为僱主提供劳动力的第四维度（时间）量度单位，综合各国法律的工时内容还包括有限定的工作时数、工人可以自主支配的有薪假期、加班工作的计算方法、限定的加班时数、待命、连续工作期间的小休和吃饭等，以小时、日、週和月来做计算单位，僱主以工资形式来购买这些劳动力单位。
  马克思在《资本论》对工时有如此定义，指工时（工作日）由两部份界定，一是工人身体的界限，二是社会道德界限。《资本论》提到，「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身体的其他需要，如吃饭、盥洗、穿衣等等。除了这种纯粹身体的界限之外，工作日的延长还碰到道德界限。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1]马克思在此强调了休息的重要性。
  工时过长会影响工人的健康，即马克思所说的身体的界限，这不单只是工会争取缩减工时的话语，连资本家也基本同意，不过他们要求工人阶级犠牲健康来换取经济繁荣，使他们赚取更多金钱（剩馀价值）。有关标准工时的争论也谈及工人的作息平衡问题，这涉及家庭关系及个人社交，即马克思所说的精神和社会需要。进一步说，长工时令工人无馀闲，哪有时间进修工作技能，为公司增加利润？这一点资本家也认同。试以「爱国」来进一步解释马克思的社会需要，如工人无馀闲去学习庄重地唱国歌，如何能好好地表达爱国心，以免将来误犯《国歌法》。
  歷史已告诉我们，资本家会不断延长工时来维持其利润，冀能得到絶对剩馀价值。
  英国于1850年颁佈的《工厂法》，规定每天工作为10小时，内有半小时早饭时间，和一小时午饭时间。当时厂主如果没有给予工人充足的食饭时间，会被指责偷窃了工人的工时。时至今日，资本家连偷窃行为也不做，强横无理地说，没有饭钟钱。
  工业革命后，大机械的生产和分工细化，促使工厂需要统一和协调工作时间，以提高生产效率。进入第二代工厂工人时，工人为争取10小时工作展开了斗争，继而进行集体谈判斗争，就工时的含义进行谈判，提出8小时工作制，进而是减少加班时间和保证加班工资。
  欧美国家工人用了上百年的时间，把工时每週60小时以上，缩减为每週35至40小时，并引入有薪假期制度。
  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服务业和新技术领域出现了新一轮延长工时潮流，美名为灵活化、非正规化等为特徵的弹性工时制度。在这情况下，工时和非工时的界限越来越模煳，在弹性工时的选择上，个人的意愿因素增加，而集体意愿的因素相对减弱了，因此工会无法发挥集体谈判的力量。据此笔者重点提出，工人要阻延长工时的趋势，必须加入工会发挥团结的力量，阻止延长工时的趋头向前，保障自己的健康。
  从瑞银于2015年9月公佈的报告显示，香港是全球工时最长的地方，每周平均工时逾50小时，而国际劳工组织的建议，工人每週的平均工时应为40小时，中国亦已立法规定每週工时为40小时。
  回到现实的香港，以巴士车长为例，根据《工作、休息及用膳时间指引》的规定最高工时为每天14小时（最高驾驶时间为11小时）。工时过长会造成车长疲劳驾驶危及道路安全，今年深水埗的巴士意外正是因此而产生的，可惜此事仍未能引起市民对长工时的加深注意。
  再以城巴公司为例，新制车长底薪最高不足一万三千港元，加上其他奖金，每月只有约一万五千港元，薪酬低于陆路运输平均工资的一万九千港元，逼使不少车长要依靠超时工作，来赚取足够的生活费用，造成自愿加班工作超过指引的14小时上限。因此巴士业职工会联盟提出「减工时、加底薪」的双轨方案，正是解决过劳驾驶，保障司机和市民安全的两全方案。回顾歷史，香港邮政局员工会于八十年代，向局方提出加薪减少加班的斗争，成功改善邮差的待遇，可见以上方的可行性。
  以上意外发生后，巴士公司振振有词说依足政府指引，但意外却是因长工时而起，为何如此呢？就是因为我们被粗暴夺去集体谈判权，未能在公司内的生产安全上有发言权。
  2017年2月，标准工时委员会向政府提交报告，建议是劳资双方以合约规管形式的合约工时，列明工人每日或每週的工作时数。合约工时不具法律效力，只是通过个別合约来保障工人，订明超时工作所获得的补偿。从工人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史[3]来看，我们知道没有立法保障的工时制度，对工人的保障是有限，甚至没有作用。亦不要忘记，我们的目标是三八制，即8小时工作，8小时敎育，8小时休息。要完善工时制度，就一定要夺回集体谈判权，参与制定工时制度。
  现时的《僱佣条例》并无对加班费、工时上限和休息日作出具体规范和列明违法罚则。但有关青少年劳工的法例，却对这问题有具体的规范，并清楚列明罚则，以达保障青少年的目的。
  工党在工时问题上，建议立法规管，订立标准工时和休息时段，确保工作和生活可得合理平衡；并建议每天标准工时为8小时，每週标准工时为44小时，每週工时上限为60小时，加班补水为正常工资的1.5倍。
  要完善工时制度，除了要把夺回集体谈判权等量齐观外，亦要把正在争取的划一公众假期和劳工假期、生活工资等包括在内。
  [2]赵炜着：〈制造业工时制度变化研究──以社会实践概念为视角〉，载黄德北等着：《全球化下的劳工处境与劳动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2011），第75页。
  [3]笔者亦正在整理一篇工时歷史的文章。
  「教改三头马车」的伏枥老骥，到底志在甚么？
  香港路德会弟兄姊妹，你们感到背负的十字架太轻省虚浮吗？
  是刘德华可悲，还是香港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