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形式逻辑与辩证法
  作者：三木清
  康德有句名言：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逻辑学从未向前迈进过一步。这里提到的是今天通常所说的形式逻辑学。形式逻辑学是在希腊产生的，可以看作是希腊式的逻辑学。但需要注意的是，逻辑学之父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其他希腊哲学家乃至逻辑学家，并没有认为其逻辑学是“形式的”。对他们来说，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结合最为紧密。逻辑与其说是形式的东西，毋宁说是实质的东西，具有存在论的意义。希腊的逻辑学，本就不是形式的，而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并在一定的关系中变成了形式逻辑学。实质意义的东西在历史中转化为形式意义的东西，这在所有文化领域都是没有的，像这样的转化——我一般想以“意义的历史的转化原则”之名来包摄的转化，我们可以在逻辑学中确实地发现。盖因这样的转化的存在，文化的传承和蓄积才是可能的。
  所谓形式逻辑学在希腊哲学的内部，在什么意义上是实质的呢？逻辑之所以是实质的，是因为它包含着与存在的内容的、内在的关联。然而，当谈到“存在”时，这个词的实质并不是在所有场合下都被一义地规定。在卓越的意义上，或在根源的意义上直接理解的存在，这在各个历史时代中是不同的。然而，如果要对存在的种进行最一般的区分，那就是“本质存在”和“现实存在”之间的区别。现在所谓的形式逻辑学相关于本质存在是实质的，相关于现实存在是形式的。在希腊哲学中，它之所以被认为内容的、从而是存在论的逻辑学，是因为在那里，在卓越的意义上的存在确实是本质存在。然而，当所谓的存在从根源上是现实存在时，它就沦为了形式的、从而变成了抽象的逻辑学。盖因任何思维，本就是存在的思维，故而任何思维法则之学，即逻辑学，也总是在与一定存在领域的必然关联中形成。对逻辑学具有这样的形成的意义，换言之，逻辑学从其中形成的存在的领域，可以被称为该逻辑学的固有领域[1]。一定的逻辑学之于其固有的领域，始终是内容的逻辑学。只有当它被扩展到其固有的领域之外的存在的领域时，逻辑学才首次成为形式意义的东西。这一点我们首先可以用希腊式的逻辑学来说明。
  什么存在是本质存在？这颇似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说柏拉图的哲学是基于“逻辑的研究”。相反，从前的哲学家们将火和土视为万物的根源，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他们都是依据“物理的考察”的人。特别与逻辑的研究结合的理念是什么呢？与火和土等“各个的东西”相对，柏拉图将理念思考为“一般的东西”。现实的东西，就像这张桌子、那张桌子一样，是一个个的东西。但是，既然每一张桌子都是桌子，那就必须有某种一般的东西，即桌子本身或桌子的本质。理念就是这样。理念可以被看作是超越时间而永远存在的东西。我这个人，以及在我身边发现的所有现实的人，都是在一定时间出生，在一定时间死去。但是，既然在我们之前死去的人，以及在我们之后将要出生的人，所有这些人都可以成为人，那么人本身，人的理念就必须超越时间而成为永恒。与现实的人生成、消灭和变化相反，它始终保持“一且同一”。本质存在是自己同一的、永恒的存在。而这正是柏拉图所说的“真的存在”。现实中存在的东西有生成和消灭，因此，它们不是真的存在，而是要被视为存在的同时又非存在，或者是两者的混合物。因此，柏拉图认为，只有关于理念的科学才有可能。只有不动的、不变的、永远自己同一的“自体”才能成为科学思维的对象。然而，现实的世界并不是纯粹的思维的对象，而是与感性的知觉有关，并且对它只能得到意见（doxa）。思维在本性上只面向理念。在柏拉图看来，存在和思维就这样完全是一义相属的。感性的事物和感性的知觉也完全是一义相属的。而科学和意见则完全不是一义相属的。这种完全一义的思维与存在之间的相属性，正是希腊意义上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的理念说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逻辑的研究”。
  巴门尼德作为最初阐述“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这一命题的人而闻名天下。他把存在变成了不生不灭的永恒。这位巴门尼德又被认为是逻辑学上的矛盾律的发现者。他站在从存在中被区别出来的某物不是非存在这样的话在存在论上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主张之上，要求作为思维法则的矛盾律。因为存在是不动的，不变的，所以存在总是存在，非存在则被绝对地排斥在自己之外。存在是存在的，因此它必然不会产生，因为它不必从已经存在的东西中产生，而如果它要从非存在的东西中产生，那么就必须矛盾地思考存在是无。要想思考不容于非存在的存在，就必须像巴门尼德所说的那样，在那里作出“要么存在，要么是无”这样的绝对的决定。然而，这样的矛盾律绝对妥当的存在，不可能是任何物理的东西。在这方面，必须说，几乎是作为物理学家来把握存在的巴门尼德，要么隐去了问题，要么留下了问题。而且，只要巴门尼德主张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他的所谓存在，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正确地解释的那样，一方面虽然是物理的存在，另一方面也必须被理解为“逻辑的”存在。在巴门尼德那里，存在的概念是暧昧的，而在柏拉图的理念说中，则可以被视为纯粹且明确地规定了。对于作为真的存在的各个理念，在巴门尼德那里，作为矛盾律的根本的“存在是存在的”这一命题在最充分的意义上是妥当的。现实的东西是“同时存在和非存在”，与两者同时分有相反，只有相关于“始终同一”的理念，才能完全说“存在是存在的”[2]。
  如果存在是本质存在，那么它就永远是自己同一的，那么矛盾律、从而自同律就不单是形式的，而且在实质的、内容的意义上是妥当的。本质不是感性的存在，而是睿智的存在。康德说：“逻辑学不是依据形式，而是依据内容，是一门理性科学。盖因它的诸规则不是从经验中取得的，同时也是因为它以理性为对象”。[3]我们在希腊的意义上解读康德的这句话，可以说形式逻辑学的诸原理在希腊绝不单与思维的形式相关，而且还由对象来规定。固然，人们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矛盾律。然而，它并不是立于逻辑学的发端，而是在形而上学中与从前的哲学家的形而上学问题联系起来处理（《形而上学》第四卷第三章以下）。亚里士多德对这一原理所做出的全部表述，与现代人的单纯逻辑的态度（甲是甲，甲不是非甲）明显相去甚远。亚里士多德用如下的言辞规定它：“同一者在同一角度中不可能同时属于且不属于同一者。”[4]显然，他力图通过这一命题的严格形式，达到作为它自己被限定在自身中的、排除两义性的、事物中不可分割的点。事物中的不可分割的点，无非是事物中的理念，即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形相（M 6）。
  亚里士多德论述了科学本来只有对“永远存在的东西”才是可能的。科学至多只是涉及到“在大多数场合下始终存在的东西”，如果单纯与“附带或偶然存在的东西”相关，那么科学通常是不可能的。这一根本的、且与柏拉图相通的思想，一直包含在以于运动中考察事物之人而闻名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之中。亚里士多德也说：“若万物皆运动，则无物为真，而凡物皆伪。”。因此，他认为，为了完全保证矛盾律的妥当性，有必要假设一个完全不变的存在。而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这是通过区别与运动中的事物有关的可能和现实来达到的。他说，“在可能中，同一者可以同时是矛盾的，但在现实中，则不可能。”
  但不仅如此，根据他的说法，真正自己同一的东西必须通过运动的过程显示自己始终保持自己同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真正限定事物的逻各斯，即所谓的定义，必须是το τιην ειναι（本质）的逻各斯，而且它也必须表示ειδος γένους（类的埃多斯）。 后世的学者将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规定形式化，指出 “定义由邻近类概念与种差构成”。 然而，我们必须首先从根源上理解这个词的存在论意义。 如果上述事项能够得到充分的理解，我们也就可以把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的三段论法的形式，不单作为形式的东西，而且也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把它理解为内容的、实质的东西。在所谓的三段论法中，占据最重要位置的是中概念。所有三段论法的生命都集中于此。中概念具有一种存在论的力量。这是因为，所谓的三段论法，是以中概念为媒介的推理，在这个推理中，原则上要求中概念保持自己同一，如果不这样的话，三段论法就会陷入逻辑学者所谓的中概念的暧昧的误谬（（Fallacy of ambiguous middle））。“亚里士多德说，中概念是原因”（Anal. post. II, 2.）。然而，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存在论中分析出了四种类的原因，即质料因、运动因、目的因以及形相因。所有这些都被认为在中概念中可以达到各自的表现。其中，后面三种类的原因，正如《物理学》中著名的部分所说的那样，常常归入形相（physic 7）。因此，作为推论的理由的中概念，是本质，至少在其功能上，是可以代替本质的东西。故而，亚里士多德说：“本质乃是三段论法的原理”。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如三段论法一样的东西，其基础也在于存在的构造，而且它的重心仍然是“本质”。
  没有必要再去深入阐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了。总之，很明显，于希腊成立的形式逻辑学本来是实质的逻辑学，而且只有在与本质存在相关时才是实质的。那么，这样的逻辑学在历史上是如何形式化的呢？它首先被与希腊世界的终末一同出现的注释家所形式化。盖因注释家的工作在许多场合下通常会唤起抽象化和形式化。然而，希腊的逻辑学之所以沦为形式的东西，更进一步的根本的理由，必须被看作是深深地横亘在其他地方。基督教为了把宗教体学说用科学的方法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体系，使用了希腊哲学的诸概念和诸原理。与此同时，希腊的逻辑学也脱离了固有的领域，被转移到了完全不同的领域中。这就是它形式化的根源所在。盖因基督教的世界中的“存在”不是希腊式的“本质”，而是“生”。出自黑格尔流派的埃尔德曼戏称亚里士多德为“异端的首领亚里士多德”，并宣称坚持亚里士多德原理中的自同律和排中律是“非基督教的”。因为对立物的和解乃是基督教的根本思想，相反，固执于对立物则被认为是异端。
  库萨的尼古拉被布鲁诺称为“神一般的库萨”，他以“矛盾的调和”的思想而闻名，但他首先意识到，这与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学是相反的，细究起来，这与逻辑学的根本原理，即矛盾律，是不相容的。总之，很显然，希腊式的逻辑学与基督教世界相左，已经不能具有实质的意义，而只能是形式的[5]。这种逻辑学的形式化是在基督教的经院哲学内部进行的。因为经院几乎在所有的场合下都为了教义的目的而引起科学的形式化。
  现实存在与本质存在是有区别的。然而，一目了然的是，现实存在是运动的、变化的。辩证法作为“运动的逻辑学”，对现实存在而言，是具有内容的、实质的意义的逻辑学。诚然，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运动的概念也是最重要的。然而，正如我前面所述，从他认为形相因、运动因和目的因这三个种类的原因最终只归于一种，即归于本质或形相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的关切的中心与其说是运动本身，毋宁说是在运动中永远自己同一的东西。作为运动和变化的例子，他喜欢举所谓的人生出人的事实。在这种场合下，可以视形相因与目的因为同一的，而且与运动因也是同一的。现实的人的死、变化，对他来说不是问题，他注意到，既然双亲、子孙都有人的形相，那就有穿过各代人的不变的形相。把运动和变化的现实存在作为现实存在来思维的逻辑必须是辩证法的逻辑，而不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 这样的运动中包含着矛盾。从而，形式逻辑学的自同律乃至矛盾律在这里就毫无用处。这一点连辩证法的批评家特伦德伦堡也承认了。他说：“运动作为同时存在且不存在的概念上的同一点，比如行将死去的年轻人，是只会不断重复的自同性的生的反对物。”然而，他还在其他地方说：“矛盾律不能适用于运动，但只有运动才会制约和产生适用于矛盾律的诸对象。”这句话是秉着亚里士多德的精神说出来的。例如，在运动的过程中，人才生出人，但这种运动本身并不适用矛盾律。然而，既然生出来的人也是人，就具有自己同一的人的本质，矛盾律乃至自同律必须适用之。同时，将运动作为矛盾进行分析的特伦德伦堡不得不更进一步，以便把现实存在作为现实存在来把握，而不把它还原为本质存在。否则，最初的运动就不会被现实的把握，就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盖因运动不仅产出了对象，而且还产出了对象的不断的变化。因此，运动的逻辑学，即辩证法，对运动所造作的对象也是妥当的。因为运动所造作的对象也在不断的变化中，所以矛盾也在那里，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变化是现实的存在的矛盾（der daseiende Widerspruch）。因此，矛盾的逻辑学，即辩证法，是之于现实存在的内容的、实质的逻辑学。
  辩证法的固有的领域是现实存在。如上所述，希腊哲学的代表们认为本质存在是卓越的意义上的存在，因此这样的逻辑学不可能充分展开。Dialektik这个词本来是希腊的起源，但是那个时候Dialektik反而是形式意义上的。亚里士多德认埃利亚的芝诺为Dialektik的创始人。然而，作为芝诺的Dialektik基础的却是他的老师巴门尼德的矛盾律。与巴门尼德相反，赫拉克利特主张运动的实在性。黑格尔在哲学史讲义中说：“赫拉克利特的任何命题，无不纳入我的逻辑学之中。”虽然他的思想是辩证法的，但与其说他是理论的思想家，毋宁说他是直观的哲学家。古人们用“晦涩之人”的绰号称呼他。从“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和“太阳只有人的脚那么宽”这些被作为他的东西流传下来的断片中，可以看出他对精确的特殊科学研究是多么漠不关心[6]。 所列举的表示辨证法的关系的事物，如昼与夜，夏与冬，满足与饥饿，清醒与睡眠，青年与老年，等等，都是直观的。他仍然是一个依据“物理的考察”的人。我们可以认为他的辩证法的直观主要是在现实存在中获得的。然而，赫拉克利特不单在物界，还在人生中还看到了辩证法。
  但辩证法的思想反而在基督教的世界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这是因为，在那里，作为现实的存在的生进一步的成为问题。黑格尔是作为基督教的逻辑的确立者而出现的。他的辩证法被认为是通过将基督教的生进一步客观化、现实化而产生的。这一点由于他的泛神论前提是可能的。他的考察方向是历史的、社会的生。通常被称为思辨构成的他的辩证法，反而是经验的、记述的、分析的性质的东西。在其辩证法与现实存在相结合的地方，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相对于——如在费希特那里的——纯粹自我的辩证法的无限优越性的来源。辩证法的固有的领域不存在于睿智的领域，而存在于现实的领域。尽管如此，黑格尔作为一个观念论者，想要将现实的东西不断还原为本质的东西。我在其他场合说过的黑格尔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在这里也存在，而恰恰在这里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思辨构成的秘密”。《神圣家族》第五章第二节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如果我从现实的苹果、梨、草莓、扁桃中得出果实这个一般的观念，如果再进一步想象我从现实的果实中得到的果实这个抽象观念就是存在于我身外的一种本质，而且是梨、苹果等等的真正的本质，那末我就宣布（用思辨的话说）果实是梨、苹果、扁桃等等的实体，所以我说：对梨说来，决定梨成为梨的那些方面是非本质的，对苹果说来，决定苹果成为苹果的那些方面也是非本质的。作为它们的本质的并不是它们那种可以感触得到的实际的定在，而是我从它们中抽象出来又硬给它们塞进去的本质，即我的观念中的本质——果实。”
  因此，辩证法是以现实存在作为其固有的领域的，因此辩证法的研究必须将现实存在始终作为现实存在来研究。始终保持在现实存在中，这正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要求。因此，辩证法作为唯物辩证法应被认为是现实的。马克思在其《经济学批判》的序说中，通过提到“经济学方法”，将这种保持在作为其固有的领域的现实存在之中的唯物辩证法的要求公式化为方法论的要求。他认为经济学上的研究应该采取从具体到抽象的向下的方法和相反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向上的方法来进行。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现实的出发点”是“整个浑沌的表象”。这也是“被表象的具体物”。但这些词并不是指什么黑暗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而是与亚里士多德在其《物理学》一开始所说的“错综复杂的东西”一样，亚里士多德说，这反而是“对我们来说最明显且直接明了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又称其为“全体”，这与马克思所说的全体相同。在这一意义上，具体的全体，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遵循感性知觉更容易被人知晓的东西”。马克思也说过，作为现实的出发点的表象的具体物，也是“直观及表象的出发点”。因此，从现实出发的研究，正如两位导师所说，只能通过对这些具体的全体的分析来进行。“之所以具体物是具体的，是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总括，从而是多样的统一。”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唯物辩证法的场合下，这样的分析，从而也是抽象运动的进行，也必须始终保持在一定现实的东西的范围内，因为一旦走完向下的道路，就要求从到达的最抽象的东西，再次综合向上到最具体的东西。“在第一条道路上，丰富的表象蒸发成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诸规定引导在思维的道路上具体物的再生产。”而且这里重要的是，向上的过程的必然性制约着向下的过程的进行。由于受到这样的制约，思维在分析、抽象上完全自由，但又不至于行进到非现实的东西。因此，他在之前引用的《神圣家族》的文章中续写道：“思辨的思维从各种不同的现实的果实中得出一个抽象的“果实”——“一般果实”，所以为了要达到某种现实内容的假象，它就不得不用这种或那种方法从“果实”、从实体返回到现实的千差万别的平常的果实，返回到梨、苹果、扁桃等等上去。但是，要从现实的果实得出“果实”这个抽象的观念是很容易的，而要从“果实”这个抽象的观念得出各种现实的果实就很困难了。不但如此，要从抽象转到抽象的直接对立面，不抛弃抽象是绝对不可能的。”对于唯物辩证法来说，只要它是科学的，抽象永远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是，抽象并不涉及到某些非现实的、非历史的、非社会的概念，而是必须保持在现实的范围之内。
  然而黑格尔说过，“那提出一些抽象的论证或借口、一味坚持哲学的纷歧性的人，由于他厌恶或害怕特殊性，不知道特殊性也包含普遍性在内，他是不愿意理解或承认这普遍性的——在别的地方我曾经把他比做一个患病的学究，医生劝他吃水果，于是有人把樱桃或杏子或葡萄放在他前面，但他由于抽象理智的学究气，却不伸手去拿，因为摆在他面前的，只是一个一个的樱桃、杏子或葡萄，而不是水果。”黑格尔在这里所说的“其他地方”，是指《百科全书》导论的第八节注解，它是这样写的，“在这里，普遍的东西和特殊的东西必须按照整体的真正规定加以区别。形式地看待普遍的东西，把它和特殊的东西并列起来，普遍的东西也会成为某种特殊的东西。这样的做法在日常生活对象上会自然而然地让人奇怪，看做不妥和不谙事理，例如当一人要求得到水果却拒绝接受樱桃、梨子、葡萄等等——因为这些据说是樱桃、梨子、葡萄，却不是水果，就会如此。”现在，当把这些文章与上面马克思所写的文章作比较时，读者大概会看到，这些文章虽然同样以果实举例，但其释义却完全相反。此外，我们不能不认为这些解释中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根据。于是，当我们追问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时，我们会发现，最根本的是，这两位思想家在根源上的“存在理解”是不同的。马克思毕竟是辩证法家，在特殊与普遍之间的关系上，肯定也是像黑格尔那样考究的。然而，两人之所以以同样的果实为例，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是基于马克思对“现实存在”、黑格尔对“本质存在”的存在概念的根源的理解。当我们说“存在”时，一个人理解为感性的东西，另一个人理解为与之相反的睿智的东西，以一种完全自然的、卓越的方式。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人的存在论的决定是不同的。作为其最根本的前提，无论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一定的存在论的决定都是作为其基础的。——与此相应，在普遍的概念之下，前者从根本上将之理解为法则的东西，后者则从根本上将之理解为理念。正如在其他地方所示的那样，在将“理念”置于根底的存在论中，作为辩证法的辩证法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它反而被迫转化为“有机体说”。
  这里应附加以下内容。关于自然辩证法的问题作为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仍在争论不休。但是，在某些方面，这个问题也是最容易解决的。 不管“自然科学”是怎样考虑自然的，但作为“现实存在”的自然是辩证法的。因此，像黑格尔那样，即使是对辩证法的说明，也展露着自然物，例如发芽、开花，结果的现实的树木。我们发现的且与之现实交涉的自然是现实存在的，这样的自然，无论自然科学中掌握的自然是怎样的，都必须说是辩证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