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文章|《中国金融》2016年第22期
  无论是互联网金融、科技金融还是数字普惠金融，都经历了一个从理论到实践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
  发展普惠金融，客观上要求传统金融机构转变业务模式，下沉金融服务，能够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为小微企业、农民、偏远地区居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提供更加广泛、便利、快捷的金融服务，让那些传统金融服务的边际人群享受到适当金融服务，增加金融服务的深度、广度、便利性与可得性。
  “在这十年中，数字金融已经成功地提高了G20以及非G20国家妇女、穷人、年轻人、老年人、农民、中小企业和其他未获得充分服务的消费者群体金融服务的可得性。”
  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界定，《原则》并没有统一的定义，“泛指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
  不过《原则》也给出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具体内容，涵盖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如支付、转账、储蓄、信贷、保险、证券、财务规划和银行对账单服务等)，通过数字化或电子化技术进行交易，如电子货币(通过线上或者移动电话发起)、支付卡和常规银行账户。
  随着各种数字普惠金融商业模式的创新和发展，在传统金融模式下无法解决的信息不对称、风险大、成本高等种种难题，已经有了全新的解决方案。
  一是现有分业监管体制与金融业混业经营格局的错配问题。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信息通信技术使现代金融更加灵活、敏捷、智慧，也进一步加剧了金融业混业经营格局。
  利用数字技术研发的金融创新产品的属性和边界越来越模糊，很难确定其应该由银行业、证券业还是保险业监管机构来进行监管，甚至处于监管的真空地带。
  二是现有法律、监管规则的制定滞后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
  从法律渊源上讲中国属于传统大陆法系。
  在这样一个传统下，应对新的金融产品的出现、金融市场发展的快速变化，法律体系往往具有滞后性，往往需要先有立法或制定监管规则。
  三是金融创新与风险控制的协调问题。
  上述三大挑战，其中监管体制改革与弥补法律与监管空白已经纳入了下一步金融改革议程，而如何平衡创新与风险，构建法律与监管框架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平衡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与风险，《原则》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与建议。
  同时，为构建良好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法律与监管框架，《原则》指出，要为所有市场参与者和监管机构建立一个灵活的法律监管框架，包括在资本的操作和流动、市场行为准则、创新性风险管理和监督以及消费者保护等多个领域的内容;促进公平和开放的行业竞争，树立明确一致的规范和标准，确保所有市场参与者拥有平等合法的权利，同时承担应有的责任;对国家和地方的数字普惠金融相关的法律进行评估，对重叠和矛盾的部分进行解决。
  从实践看，英国金融行为准则局(FCA)一方面为了向金融创新提供有利的监管环境，促进英国金融业的创新发展，另一方面，将英国本土的创新企业和监管举措推向世界，进而将英国打造为世界的金融创新中心，引领数字金融的国际潮流，于2015年3月推出了“监管沙盒”(Regulatory sandbox)计划，成为国际上率先引入“监管沙盒”这一全新概念的国家。
  所谓“监管沙盒”，主要是指金融监管部门在其金融创新中心设立的旨在为金融机构金融创新(尤其是科技金融创新)提供一个“安全空间”的一整套新型监管机制。
  监管当局采用“监管沙盒”的目的是改变以往传统的被动式监管，主动接近金融科技创新、引导和促进金融科技创新，在标准、企业和技术等方面培育领先世界的金融科技水平，最终成为全球金融创新的领导者和规则制定者。
  从应用“监管沙盒”的外部条件来看，重视金融科技发展，打造优良的金融创新环境，并设立相应的专业管理机构，实施针对性的促进措施等一系列要件构成的市场和监管生态环境是实施“监管沙盒”并保证其良好运行的重要基础。
  除了已经与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签署合作协议的澳大利亚和新加坡，中国香港和泰国的“监管沙盒”计划也已经在制定中，法国、阿布扎比、日本和中国台湾也都表示希望运用“监管沙盒”促进金融创新，提升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效率与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