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非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相关罪名辨析及量刑规范
  另一种观点认为，本罪的犯罪对象指一般陆生野生动物，即未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其他所有陆生野生动物。
  非法狩猎罪以违反狩猎法规为前提，其客体是国家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管理制度。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及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的规定，法律法规所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是指珍贵、濒危、有益的和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因此，作为非法狩猎罪犯罪对象的，也必须是除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之外，具有法律保护意义的陆生野生动物，而非所有一般陆生野生动物。
  为了表述方便，将在这个意义上使用“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这一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全面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没有对禁猎野生动物的种类、保护等级及狩猎行为是否发生在禁猎区、禁猎期或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等作出限制。
  实施多次狩猎行为的情况下定一罪还是数罪，不能一概而论。
  以上两种观点结论一致，分析路径大同小异，核心观点是认为在相同概括故意下连续实施的非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的行为，属于性质相同的数个行为，在规范评价意义上可视为一个(或整体)行为，不能将一个(或整体)行为割裂为两部分并数罪并罚，而应以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定罪，并将非法狩猎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行为作为从重量刑情节。
  本文同意这一核心观点，但在个案中能否将数个非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的行为评价为在同一概括故意下连续实施的、具有相同性质的犯罪行为，仍应结合实际案情具体分析，尤其在连续性的判断上，可参照连续犯判断的规则，从行为的性质、对象、方式、环境、结果等客观方面和行为人有无连续实施某种犯罪行为的主观故意综合分析。
  以本案为例，被告人叶某某实施了3次非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的行为，前两次是与被告人许某某结伙，以火药枪射击的方式非法猎捕野鸡、竹鸡，时隔几个月后，单独以自制捕兽夹埋设陷阱的方式猎捕了梅花鹿，时间上无明显的连续性，客观上针对不同的猎捕对象，选择了不同的狩猎区域并有选择性地使用了不同的工具、方法。
  考虑到杭州市临安区有三个梅花鹿自然保护小区，被告人叶某某系当地居民，对于梅花鹿系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应当是明知的，且极有可能是有针对性地选择了梅花鹿可能出现的区域埋设了陷阱，主观故意内容比较明确，不宜认定其所实施的三次非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的行为都是在同一概括故意下实施的，因此对其二罪并罚处理更合适。
  三、量刑因素分析
  对于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应严格根据司法解释规定认定是否属于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区分行为人实施的是猎捕还是杀害行为，猎捕、杀害的野生动物保护等级，是否具有“三禁”情形等因素准确量刑;对于非法狩猎罪，也应充分考量行为人违反狩猎法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严重程度分别量刑;法定的量刑情节之外，行为人的年龄、文化水平和当地的狩猎传统、野生动物保护及宣传教育现状等因素，会影响行为人的违法性认识和主观恶性，也应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此外还有以下几项因素需要关注:
  本案被告人叶某某、涂某某均曾因为狩猎制造枪支而被判刑，被告人叶某某尚在缓刑考验期内又实施了本案犯罪事实，主观恶性较深，均未赔偿其犯罪行为造成的野生动物资源损失。
  三被告人到案后虽认罪认罚，但对被告人叶某某、涂某某的从宽幅度从严把握，对被告人许某某则适当从宽并适用了缓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