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学人|沈卫威:民国学人“文艺复兴”路径上的“积极”与“消极”(上
  “积极”与“消极”(上)
  文|沈卫威
  民国时期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影响深远，然而无论是运动期间还是运动之后，在观念导向上均存在着 “积极”与“消极”两种思路 。
  前者 以北京大学胡适、钱玄同的“文艺复兴”和“国学”研究的基本观念为代表 ，后者 以南京东南大学“学衡派”成员的文化、文学观念为代表 。
  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相互制衡的力量。
  “积极”与“消极”
  正是这年1月，胡适借助《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并由此引领一场中国文学的变革。
  文学革命极大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豪迈的步伐，语言文字的变革成为变革中国文化最有力的推波助澜的手段和最有效的传播新知识的工具。
  胡适1917年在美国写作博士论文时就明确指出:“如果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组织的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因而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实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损失。
  他顺应时势，登高而招，顺风而呼，自然成为“新中国知识界领导人物”。
  陈寅恪与汤用彤(1893-1964)是“学衡派”成员中与胡适彼此敬重、信任、可以事相托付的朋友，在实证、考据的“道问学”上也颇为一致。
  往访尹黙，与谈应用文字改革之法。
  1月20日，他又明确指出:
  这可以看做是钱玄同对“新中国知识界领导人物”的最好响应。
  文艺复兴的不同路径
  惟中西文之书，皆未多读，不明世界实情，不顾国之兴亡，而只喜自己放纵邀名者，则趋附“新文学”焉。
  事实上，北京大学的学子傅斯年(1896-1950)、顾颉刚(1893-1980)、毛子水(1893-1988)等读得的“中国书”绝对不是几本，他们不是“皆不赞成”新文学，而是由赞成变成了新文学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们作为黄侃(1886-1935)、刘师培(1884-1919)选好的仪征学统或太炎学派继承人移旗改帜，归到胡适门下，并挥举《新潮》反戈一击。
  他甚至将自己比作多情的贾宝玉。
  面对国内新文学运动的汹汹大潮，吴宓、梅光迪等相约学成回国后与胡适、陈独秀等相对为垒，大战一场。这样的言论，堪比国内1919年林纾(琴南)欲将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学倡导者“食肉寝皮”的短篇小说《荆生》《妖梦》了。
  正是在这样一种心态下，吴宓一度精神恍惚，情绪错乱。
  他说，面对国内文学混乱，自己“忧心如焚”，担心回国之后难挡邪说横流，也无处藏身。
  之后，他认为“沧海横流，豺狼当道。
  事实上，回国后的吴宓对“解放”“独立”“自由恋爱”诸说很快就接受了。
  吴宓在《学衡》第4期刊出《论新文化运动》一文时，言辞已有所收敛。
  这都是反六七年来新文化运动的现象。
  陈寅恪对吴宓的看法是:“昔在美国初识宓时，即知宓本性浪漫，惟为旧礼教、旧道德之学说所拘系，感情不得发舒，积久而濒于破裂。
  这一痛苦的根源，即作为主观情感上的浪漫诗人与信念理性上的古典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分裂。
  在阐释“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两种看似对立的基本观念时，以赛亚·伯林(I. Berlin，1909-1997)强调:“在目的一致的地方，惟一有可能存在的问题是手段问题。
  它们不是政治的，而是技术的。”“文艺复兴”一词自民国以来在文化教育界被广泛使用，且在《新青年》杂志上出现的频率很高。
  胡适回国后立足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学革命的领袖后，梅光迪却在南京大学组织力量创办《学衡》，再次挑战胡适。
  胡适1933年在美国做了多场演讲，演讲内容结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他在致梅贻琦(1889-1962)的信中说:
  他不担任“孔孟学会”的发起人，是早有心理基础的。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从文化的平衡发展来看，“激进”与“保守”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策略，是各有其贡献的。
  在《国风》第七卷第二号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二十周年纪念刊》上，有吴俊升写的《纪念母校南高二十周年》一文。
  正是这种“保守”和“批判”，才能“维持学术思想的继续性和平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