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找准“十二五”规划的关键着力点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非改不可信息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对我国信息社会发展的十个基本判断(上)承上启下之年节能减排发力发展低碳物流降低能源消耗美国是如何保障能源安全和节能减排的(上)
  “十二五”开启之际，预计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规模、开放和发展的阶段特征看，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效益性和可持续性，都是这一期间最为重要的任务。
  “十二五”规划的战略重点应该放在稳速增效均衡发展上，突破的方向是：1)以空间要素集聚和工业现代化并举作为新的发展动力;2)以人为本提高社会分享水平，特别是提高劳动者报酬，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和谐;3)以全球低碳经济发展为契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改变生产和生活模式，保持经济、社会与自然的平衡;4)以深化体制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为激励机制，发挥市场基础配置资源的作用，保证机制转型;5)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运行规则的制定，加强国际合作，主动防范国际经济波动的风险，建立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十二五”以继续纠正结构失衡为主线，努力克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发展的失衡，如内外需失衡、消费投资失衡、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关系失调、城乡和区域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等失衡现象。非均衡发展本质上是后发国家赶超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但随着经济增长，人均GDP水平步入到中高收入阶段，非均衡增长的矛盾就会越来越显现出来，必须依据可持续发展的规划目标连续不断地进行牵引、约束才能纠正过来。否则非均衡发展终会导致经济和社会在中等收入阶段长期停滞徘徊。
  “十二五”期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需要改变长期以来经济非均衡赶超的增长模式，进行发展模式转型，奠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
  道上来;预计“十一五”期间年均GDP增长速度将达到10%以上，远远高于规划的增长速度，为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在“十二五”期间GDP增长速度可以降低到7.5%的水平，稳定在潜在增长率区间。
  所谓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正常地充分利用且不引发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潜在经济增长率表明一定时期内消除了通胀条件下的经济增长长期趋势，现实经济运行围绕潜在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如果现实经济增长率过高地超过潜在经济增长率，各种资源供给的瓶颈制约就会非常严重，经济运行就会绷得很紧，产业结构失衡，引发严重通货膨胀;反之，如果现实经济增长率过低地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则会造成生产能力过剩和资源的严重闲置，引起失业、企业经营困难，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各项社会事业也难以顺利发展。现实经济增长率可在适当的幅度内围绕潜在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既不引起资源的严重制约，也不引起资源的严重闲置，物价总水平也保持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这一波动幅度可称为潜在经济增长区间，也可称为目标增长区间。我们计算的潜在增长率区间为，年通货膨胀率在0～4%相对的增长率区间为7%-9.5%，经济增长超过10%通常会引起5%以上的通货膨胀。过高的经济增长迫使经济、社会和资源体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难以进行结构调整、和谐社会建设和友好环境的建立，更难以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效益型。要坚持“又好又快”的原则，把好字放在第一位。
  中国在“十二五”的发展阶段还要面临着非常多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如国际热钱和资源价格上涨的直接冲击，很容易引发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汇率、资源公共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一方面会减低经济结构的扭曲，但同时会产生价格上涨的压力。随着成本正常化，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如果不能增加效率，只能通过价格转移就会引起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等。新发展阶段和面临的国际形势，总体上看是一个偏向于资产和物价上涨的趋势、格局，将经济增长速度目标降低到接近潜在增长率的下限水平7.5%，为价格机制调整和改革留有余地，才能有效地激励企业增加效益，走上循环、绿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新世纪以来，城市化和工业化一直是带动中国经济的两大增长引擎，但也是中国经济粗放发展的动力来源，不顾资源、环境和人口等的约束，从乡镇到县市均积极开展了城市化运动。在不合理的利益驱动下，土地城市化远远快于人口的城市化，房地产价格上升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城市化过程拉动土地成本、房地产价格、公共福利、基建等成本快速攀升，导致了中国经济成本的上涨，而户籍制度、区域化社保、城市房地产价格过高阻止了人口的城市化，城市集聚效率难以发挥，影响着产业竞争力。土地城市化的超速增长直接打破人、社会与自然的平衡，耕地保护、环境保护和农民失地引起的社会冲突等问题越来越显得突出。“十一五”针对城市化与环境等问题采取了主体功能区的空间布局规划，取得了初步效果，应继续强化执行。
  全球城市化发展的经验表明，一国城市化水平与单位资本GDP间高度相关。原因是人口和资源的空间集聚产生了规模收益递增的效应。对于工业化的城市，聚集效应更明显，因为知识和新技术在交流、竞争和传播等方面效率更高，城市运行成本低(因公用设施密集)，产出效率高。可以观察到，以东亚为主的新兴经济体走的正是大城市圈为特征的、围绕工业化而展开城市化的路子。随着空间要素集聚水平和规模的提高，服务业会被快速推动，使得城市发展的多样性增加，服务业就业和产值占GDP的比重会快速上升。不论是工业还是服务业，其竞争力都受到城市化带来的成本上升的压力，必须获得更大集聚效率才能保持产业竞争力。提高空间集聚水平、密度和规模性是发展服务业和保持产业竞争力的关键。
  二五”的另一重要增长动力。在城市化、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推动下，竞争成本正常化，土地、环境成本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水平更是要较快增长，只有工业的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才能从高效益中消化成本上涨因素，维持我国在全球的产业竞争力。
  后发国家赶超的实质就是通过政府动员资源并配置到高增长的现代化部门实现经济增长的加速。后发国家都认识到，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增长率要远高于农业部门，因此运用政府动员体制有效地将农业资源转移到工业部门，就会引起结构转变性的赶超，走上所谓的非均衡加速道路。结构失衡就是源于这种经济规模扩张的过程，但结构失衡会造成很大的经济和社会矛盾，而且还会产生很大的增长和利益分配的路径依赖，并将原有的赶超机制转变为阻碍经济持续发展的因素。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到中高收入水平后，结构失衡推动的规模增长效率就会快速递减，必须进行战略转型，转到一个均衡的可持续发展轨道上来。
  纠正结构失衡的关键就是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加强反垄断机制的建立，特别是要缩小行政垄断的范围，逐步调整资源价格，提升资本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积极作用，让市场能有效配置资源，让企业能按市场信号进行理性决策，这才能有效地消除结构失衡的配置和利益激励基础，建立起均衡增长的机制。
  克服结构失衡的另一大根本因素就是变革政府的治理方式，政府减少对经济增长的干预和主导，更为重要的是，要消除各级政府单纯追求“快”而获激励的机制。这需要深化财政和行政体制改革才能完成，这是“十二五”期间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要变建设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当政府用一种比较规范的方式来行使公权力时，经济主体自会在市场的作用下，完成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型。“十二五”规划的政府行政变革的核心是强化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能，将政府的目标转到满足公共服务需求上来，提高行政管理能力，积极加大政府自身建设和转型。
  以人为本，建立社会分享机制，提高居民收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消费投资失衡，内外需求失衡的问题。中国初次分配过程中要素收入系统性低于国际水平，低于发达国家相当于我们发展时期的20%，低于新兴市场国家15%。中国劳动收入报酬低，直接导致了中国居民消费率低的特征。如果劳动者报酬提升至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则消费率会提高10个百分点;如果能加大企业的分红和保持正利率水平，中国的财富报酬也会提高进而带动消费率提高4个百分点;刺激消费措施和提高社会保障等方法，有可能再提高消费率3个百分点。这样，中国就会扭转消费和投资失衡的状况，扩大内需的方针也才能落到实处。
  提高劳动者报酬和居民的财产收入是“十二五”期间最为重要的以人为本的富民目标，根本上就是要建立一个社会普遍分享的体制，调整收入分配机制，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增加就业，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积极促进卫生、教育、保障性住房和公共服务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和谐化，为2020年全面小康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国加入WTO后，经济体系已经融入了全球化中，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全球化步伐有所加快，已经远远不是对外贸易可以概括的，而是全方位的加入和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国家了。要积极开展区域合作，推动全球化规则的制定，包括金融监管规则、贸易规则、低碳规则等。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给中国参与全球金融货币的治理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使得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有了更大的机遇。低碳经济的发展，要求中国要有既符合自己发展权益又对世界承担责任的表现。要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变化应对规则的制定，发出自己的声音，体现自身的利益诉求。通过国际规则的制定激励本国加速转变增长模式，促进节能减排，在低碳经济发展中，提升我国制造业水平，促进我国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观念和文化是统领规划实施的关键，复兴中国文化传统，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观念，积极引领全球和谐文化观，推进中国和谐式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是校正当前很多失衡，特别是人与自然不平衡的重要方面。
  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东方文化和谐观的复兴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才能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十二五”时期将是我国发展改革进程中十分关键的5年。但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十二五”期间的改革将面临严峻挑战，以改革破解发展难题的任务较为艰巨。
  改革头绪繁多：即将开启的“十二五”改革重点方向在哪里?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看来，虽然“十二五”时期我国面对的改革难题林林总总，但以转变职能为核心，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似乎是解决相关问题的一把钥匙。
  记者：在您看来，“十二五”改革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迟福林：我们不能“就改革谈改革”。我国的发展已从“生存型阶段”步入“发展型阶段”，公共产品短缺“取代”了私人产品短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讨论“十二五”改革，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关键出路在于加快建立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这样才能使社会发展取得新的进步。
  “十二五”时期我国社会发展能否实现平稳转型，关键在于政府对社会问题的估计与改革决策的选择。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方式转型的更大挑战不是经济社会本身，而是“政府转型”与“政府决策”。
  而改革能否有实质性进展，关键在于改革能否适应发展方式转变的需求，并成为内在推动力。现在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发展方式转变滞后带来的。
  例如，资源环境问题与某些市场化改革滞后有关;消费不足则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滞后、公共服务体制不健全有关;过分追求短期GDP总量增长，则与行政管理体制、财税体制改革滞后直接相关。
  记者：那么，政府转型该怎么转?又该如何解决已经存在的现实困难?
  迟福林：“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非改不可。过去30年，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扩大经济总量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未来要对这种增长方式作科学权衡。
  既有的“地方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以追求GDP总量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重化工业项目为主要特点，以行政推动为主要手段。这种方式在提高经济总量过程中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但是，“十二五”时期的主要目标是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基础则是消费主导，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非改不可。
  因此，下一个5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仍将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改革重点。
  记者：您能否具体解释一下，如果目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不转变，会给“十二五”时期的改革带来哪些方面的阻碍?
  迟福林：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为例，现在，我国基本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矛盾不是能力问题，而是财政支出结构的问题。之所以这些年我国收入分配方面出现一些突出问题，与追求总量的发展方式密切有关。
  因此，我建议政府在“十二五”这5年制订约束性指标，使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从60%提高到65%，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升至50%以上，城乡收入差距控制在3：1之内，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达到30%。
  此外，我还建议通过实施相关计划，使城乡人均收入在“十二五”期间翻一番，年均增长15%左右。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增长，包括实际收入、劳动报酬、最低工资增长幅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税制改革、通胀预期控制等。
  再比如，在公共产品供给上，仅仅由政府或公益机构作为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往往不计成本，并容易形成垄断，从而模煳对效益、效率的追求。而通过招标采购、合约出租、特许经营、政府参股等形式，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部分公共职能交由市场主体行使，优化传统公共产品生产模式，利用对政府公共财政支持的同类项目的竞争压力，则能提高政府所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
  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管办不分”的体制下，公共服务如何核算成本、评价效率等问题都难解决。我建议继续进行“大部门体制改革”，设置具有独立性、权威性和专业化的公共服务监督管委会，对各类公共服务提供机构，如医院、学校、基础科研单位进行监管，并探索社会监督机制。
  记者：您认为“十二五”期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在哪里?
  迟福林：首先是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公共职责分工。我认为，“十二五”期间应该以立法的形式，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范围、权力运作方式、利益配置结构、责任和义务明确下来，使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进一步制度化。
  同时，要推动行政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的联动改革，因为如果行政体制改革不突破，财政体制改革也没有方向。近年来经常出现的“上级请客、下级埋单”，看似是财政体制的问题，但是实质上却是行政管理体制的问题。
  此外，我建议，“十二五”时期应深化大部制改革，并在健全公共权力的社会监督机制上有所突破，尽快建立完善的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以及完善政府财政预算管理制度。(迟褔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信息社会究竟是什么样?
  目前，较为普遍接受的对信息社会的定义是在2003年日内瓦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原则宣言》中所提出的，“以人为本、具有包容性和面向全面发展的信息社会。在此信息社会中，人人可以创造、获取、使用和分享信息和知识，使个人、社会和各国人民均能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并提高生活质量。”
  事实上，作为一种新型社会形态，信息社会已经在经济、社会、政治、生活等各个领域表现出全新的特征。而总结来看，主要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知识型经济，这是一种以知识和人才为基础、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经济形态;二是网络化社会，主要表现在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备性、社会服务的包容性、社会发展的协调性等方面;三是数字化生活，包括了生活工具数字化、生活方式数字化、生活内容数字化等内容;四是服务型政府，指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信息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为了定量测量信息社会发展水平，我们提出了信息社会指数(ISI)。根据这一指数，可以将信息社会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信息社会发展将表现出不同的特点，面临不同的任务和问题。
  ━起步期，即ISI值在0.3以下。这一时期的基本表现为信息技术的初步应用，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培训和提高社会认知。
  ━转型期，即ISI值在0.3-0.6。这一时期信息技术应用扩散加速，实效开始显现。而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任务则是加快调整与改革，逐步消除发展中的不利因素。
  ━初级阶段，即ISI值在0.6-0.8。这一时期信息技术的影响逐步深化，面临的主要是互联互通和一些实用性问题，主要任务就是要加快体制和机制方面的改革。
  ━中级阶段，即ISI值在0.8-0.9。这一时期由于信息技术的影响，经济、社会各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面临的主要是包容性问题，主要任务则是要关注弱势群体和实施普遍服务。
  ━高级阶段，即ISI值在0.9以上。这一时期基本已经形成包容性社会，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如何进一步在技术上的突破与创新。
  从全国发展水平看，我国2000年的信息社会指数(ISI)为0.2215，处于起步阶段;而到了2008年，ISI就首次超过0.3，达到0.3327，2010年ISI指数预计将达到0.3929，表明我国目前正处于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的加速转型期。
  而在这一历史时期，信息社会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
  首先，信息技术应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开始从量变走向质变。向信息社会转型步伐加快。在起步阶段，信息技术在社会中的普及率不高，应用程度不深，技术应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局部的或者是“量”的方面，如办公自动化提高了工作效率，在企业中的应用提高了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等。随着信息技术普及率到一定临界点，其扩散速度会明显加快，对经济社会发展开始产生“质”的影响。如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已经并将继续催生新的产业形态，网站已经成为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渠道，网络民意将越来越深刻地影响政府决策与社会制度的完善，互联网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应充分认识和考虑到当前向信息社会转型的时代特点，充分发挥信息技术手段在解决问题和化解矛盾过程中的作用，消除其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美国的罗杰斯提出的创新扩散理论认为，一项新技术在普及率达到10%-20%时将进入快速扩散期。按照这一理论，目前我国的主要信息技术扩散已经总体进入加速期。
  以互联网为例，到2005年，我国互联网实现1亿用户规模大约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而从2006年互联网普及率突破10%，达到10.5%以后，就开始进入快速扩张期。到2007年1月，就实现了2亿用户规模，2009年1月、2010年3月又分别跨上了3亿和4亿用户规模的台阶。不过，截至2009年底，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仅仅为29%，刚刚超过全球的平均水平。因此，我国互联网用户规模扩张的空间仍很大，预计“十二五”期间仍将处于快速扩张期。
  又如在计算机应用方面。我国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计算机拥有量在2001年超过10台以后进入快速扩张期，2009年达到65.9台，普及率在20%左右。相比之下，农村家庭每百户计算机拥有量到2009年还只有7.5台，普及率只有2.4%，离快速扩张的临界点还有较大距离。受农村影响，2009年全国平均计算机普及率达到11%左右,开始进入快速扩张期。
  此外，彩电在中国家庭已基本普及，进入扩散后期;数字电视入户率2008年首次超过10%后进入快速扩张期，2009年达到15.2%。
  在2010年全国各省市信息社会指数(ISI)排名中，前十位的分别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江苏、福建、辽宁、黑龙江和陕西。其中，绝大多数为东部地区，可见在信息社会发展中，东部地区的优势十分明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和北京的ISI均已超过了0.7，分别达到了0.7614和0.7074，已经率先进入了信息社会的初级阶段。分析其原因，主要有政府重视、经济发展水平高、知识型劳动者相对集中、国际化程度较高等。
  而预计，“十二五”期间，天津、浙江、广东、江苏等地也有望进入信息社会初级阶段。
  为适应全球信息化加速发展的形势，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并加大力度积极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信息技术应用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体来看，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应用的跨越式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时间上实现赶超，即某种信息技术应用比其他国家用了更少的时间达到同样、甚至更高的普及程度。另一方面，是技术上实现赶超，即某种信息基础设施直接应用国际上的先进技术，或通过自主研发达到国际领先的水平。
  以3G为例，首先，我国在3G方面的投资和建设不断加快。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共完成3G网络建设直接投资1609亿元，建设规模超过以往10年来累计无线通信网络建设规模的一半，开创了全球电信发展史上建设规模、建设速度的新纪录。
  其次，我国3G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如作为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技术的重要内容之一的TD芯片性能快速提升，终端产业化能力不断增强。目前，我国TD芯片工艺已从2008年的130nm提升到了90nm，而65nm的解决方案也即将推向市场，45nm方案开始研发。此外，2009年我国TD芯片出货量已达1200万片。
  信息社会的发展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但同时也为实现服务型政府目标创造了条件。从理论上看，信息社会中的服务型政府，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应具有科学决策、公开透明、高效治理、互动参与等特征。
  对于我国而言，在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迈进的历史时期，发展电子政务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手段和重要内容。而通过对电子政务的评测，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才开始起步，虽然在信息公开、在线办理、
  公众参与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整体水平与实现“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总体目标，仍有较大差距。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公共服务提供方、即政府来看，尽管政府信息技术应用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总体上政府业务信息化覆盖率还不高，许多服务事项尚不能实现网络化办理，同时政府公务人员的信息化能力也参差不齐，影响了政府网上服务的效率与质量。
  其次，从公共服务接收方、即公众来看，全国公众总体信息素质较低，尽管我国网民人数已从1999年的890万上升到2010年6月的4.2亿，但占我国总人口比例只有1/3左右，仍有大部分人不会使用电脑，或不会上网，也就无法通过网络享受政府服务。
  第三，从政府服务传递的基础设施上看，我国农村地区的网络、计算机和手机普及率都要远低于城市，信息化实现政府普遍服务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知识型经济是信息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而高度发达的经济水平，作为实现知识型经济的必要条件，其对信息社会发展无疑也就有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却也不能将经济发展就视为决定信息社会水平的惟一要素。要知道，信息社会的定义是一个以人为本、知识和信息成为最重要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因此，信息社会发展水平是由经济水平、经济结构、劳动者素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普及率、电子政务发展等多方面因素来决定的。
  曾有许多学者做过信息化水平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分析，结果表明信息化水平促进了经济发展而不是相反。因此，经济落后地区如果能够抓住机遇，应对得当，如优先发展信息化，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大教育投入等，就可以促进当地经济跨越式发展。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政府的优先发展战略是推动信息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意愿推动的信息社会发展速度相对会更快。
  2010是承上启下之年，在这个节点上，节能减排任务异常艰巨。
  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2010年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等指标公报。2010年上半年，能源消费同比增长11.2%，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1.1%，以此测算，单位GDP能耗同比上升0.09%，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降低1.25%。从主要耗能行业单位增加值能耗看，煤炭行业下降2.69%，钢铁行业下降1.64%，建材行业下降7.61%，化工行业下降4.28%，纺织行业下降2.42%，石油石化行业上升11.35%，有色行业上升8.11%，电力行业上升4.19%。
  二季度单位GDP能耗增幅虽然低于第一季度，但下半年完成节能减排任务面临相当大的压力，我国要实现2010年单位GDP能耗较2005年降低20%的目标，显然面临严峻挑战。
  近期，国务院严令中央企业如期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任务。
  5月10日，国务院国资委主要领导在中央企业节能减排工作视频会议上表示，“十一五”结束后，对中央企业节能减排工作：完不成任务的，将在2010年业绩考核兑现时进行追溯处理;下属企业节能减排目标的完成情况，将与企业负责人的绩效薪酬紧密挂钩;工作不力的，将追究责任人的责任;如发现弄虚作假，数据严重不实的企业，将坚决严肃处理。
  去年第三季度以来，随着经济逐步回升，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快速增长。特别是今年第一季度以来，重点类中央企业单位能耗全线上升，其中发电、石油石化、煤炭、建材等企业由降转升，钢铁企业能耗继续攀升。
  据悉，与2005年相比，2009年中央企业万元产值综合能耗下降15.1%、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36.8%、化学需氧量减少33.04%，提前完成了“十一五”减排目标。中央企业节能减排资金等投入进一步加大，2009年的投入超过878亿元。
  目前，全国的节能减排特别是节能的形势非常严峻，全国节能目标完成情况与“十一五”20%左右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
  2009年，全国单位GDP能耗下降2.2%，但各地区除新疆降幅低于全国平均值外，其他地区均高于或远高于全国均值，其中下降幅度超过4%的有26个地区。
  截至去年年底，“十一五”全国单位GDP能耗累计降幅只有14.38%，由于今年是“十一五”的最后一年，第一季度单位能耗又逆向回升，政府目前面临很大的节能压力。
  各地方政府正在加大力度，确保全面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任务。
  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消息,截至7月14日,全国22个省区实施的优惠电价措施已全部取消,涉及金额150多亿元。此次取消优惠电价对促进全国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所有高耗能企业开始执行新的差别电价政策。
  目前是实现“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下降20%目标的关键时期，各部委相继出台多项举措，对钢铁、有色、电力、建材、石化等重点行业，采用取消优惠电价、执行差别电价、加大对高耗能企业关停力度等多种手段加以抑制。此外，宁夏、四川、浙江等多个省区自6月1日起相继取消对高耗能行业的优惠电价，导致区内高耗能企业减少用电量。这是6月份全国重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速大幅回落的重要因素。
  国家倡导并严格执行的节能减排政策,表现在对高耗能企业的差别电价政策从而对重工业用电量产生一定影响，被众多专家认为是包括众多高耗能行业在内的重工业用电量增速环比下降较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能源局发布的6月份及1—6月份全社会用电量数据，6月用电量同比增速14.14%，创下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速新低，其中重工业用电增速环比下降8.89%。业内专家认为，用电量从超高速增长放缓是“理性回归”，表明政府对一些高耗能产业的宏观调控手段初见成效。
  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近日在各省区节能主管部门座谈会上指出，节能减排将作为“重大专项规划”列入中国政府正在研究制定的“十二五”规划中。除现有的单位GDP能耗下降指标外，还将新增单位GDP二氧化碳减排指标。
  对“十二五”规划中“节能减排”的规划，将涵盖具体目标、实现途径、保证措施、政策机制等，研究建立节能减排“长效机制”，以促进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今年国家将安排833亿元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并要求各地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建设项目要向能尽快形成节能减排能力的短平快项目倾斜，尽早下达资金，尽快形成节能减排能力。
  为确保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5月份国家推出一系列举措，旨在遏制能源密集型行业的能耗水平。
  —从6月1日起，全国对高耗能企业开始执行新的高差别电价政策。
  —6月22日，财政部发出通知，自2010年7月15日起取消406个税号的产品出口退税，其中包括部分钢材、橡胶、有色金属建材等“两高一资”产品。
  —国务院计划安排的833亿元中央资金，正陆续投向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建设、淘汰落后产能、城镇污水垃圾处理，以及节能环保能力建设等。
  正如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近日所指出的，我国经济正处在由回升向好向稳定增长转变的关键，要确保“十一五”规划各项目标的完成，为“十二五”发展奠定良好基础。节能减排重点在工业，难点也在工业。
  当前，要坚持节能与发展相促进，开发与节约相协调，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抓好节能减排工作。要具体落实：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加快实施重点节能工程，抓好重点领域节能减排;大力推广高效节能产品，积极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切实加强用能管理，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严格执行节能减排法规标准，坚决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深化改革，健全和完善节能减排长效机制;深入开展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总之，要标本兼治，多管齐下，努力使政府的节能减排目标通过推进机制变革和加强制度及管理约束变成企业乃至全民的自觉行动，如此，“十一五”节能减排取得的可观战果，必能为“十二五”经济科学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交通运输业是仅次于制造业的第二大油品消费行业，油品消耗量约占全社会油品消耗总量的33%。各种运输方式的二氧化碳排放比例：小轿车52%、货运汽车31%、海运6%、航空3%、铁路3%、其他5%。而在这些运输方式中，公路、海运和航空运输耗油量大、碳排放量大。公路运输被视为物流业减排的重点。低碳经济要求物流业加速绿色化，
  德邦物流公司副总裁施鲲翔告诉记者,运输过程中的燃油消耗和尾气排放，是物流活动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采用低能耗、低排放量运输车辆十分重要。“让物流企业感受最深的就是车辆了。车辆是物流企业，尤其是零担物流企业降低能源消耗、建设绿色物流的重点。所谓零担物流，特指一种介于快递和整车物流之间的模式，服务对象以中小企业为主，每票货物重量在50～500kg居多。
  据施鲲翔介绍，全公司拥有自有车辆1600多台，其中有近100台节能型的长途卡车，和十几辆普通长途卡车，同型号两种车辆相比，节能运输车每百公里的平均油耗为33.21升，而普通车油耗为41.9升。尽管节能卡车每百公里油耗比普通车要低20.74%，但购车成本却要高出57.03%。所以，国内物流行业采用的重型车的油耗远远高于国外的平均水平。
  施鲲翔认为,要想打造低碳物流，还要对运输线路进行合理布局和规划，采取缩短运输路线，提高车辆装载率等措施。国际的配载标准是95%～98%，而国内物流业的装载率只有50%～60%。记者了解到，目前德邦物流的装载率为95.26%。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认为，我国全社会物流费用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20%，而美国、日本少于10%，中等发达国家平均约为16%。粗放和低效率的物流运作模式，造成了能耗的增加和能源的浪费。
  目前“低碳”在很多物流企业中还没有落实到实际操作层面，因为这些公司会为此支付不同的费用，经营成本的增加成为这些企业最先要面对的问题。成本压力成为第一道关。据专家介绍，降低轮胎滚动阻力能节省油耗，从而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因为滚动阻力的原因，轮胎所造成的燃油消耗量约占整个轿车燃油消耗量的20%。但让很多物流公司望而却步的是，能够节约燃油的轮胎价格也往往不菲，其价位要比同类高10%以上。低碳真的将成为很多物流企业的负担吗?
  施鲲翔是位会计学博士，经常与各种财务报表打交道的他并不这么认为。“从德邦建立开始，就一直追求绿色环保，降低能源消耗，同时，也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施鲲翔告诉记者：“德邦每年保持60%的增长速度。”
  “我们这里其实更像一个IT公司，每年投入到IT系统建设的资金都达千万级，不断完善自身的IT平台，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施鲲翔介绍说，运用完善的信息化设备，综合考量交货时间、以及订单情况，将客户的货物累积，将同类航向客户的货品综合一起，减少货物不足导致的空箱，同时减少运输次数，既可以减少成本，又可以降低油耗。“目前有80%的订单是通过终端网点下单，有20%的订单是通过网络自助下单的。随着德邦对IT系统的持续投入，以及客户对物流企业网络服务的信任和习惯，逐渐会有更多的客户会通过网络来完成物流消费。”
  发展低碳物流正逐渐成为物流业的共识。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戴定一提醒企业注意，低碳问题在物流领域将会越来越重要，一旦减排政策法规出台，将会直接影响物流业的运营模式和发展方向，我国物流业必将主动或被动承担起更加明显的减排任务。
  美国众议院7月30日通过了旨在加强近海钻探监管的《统一土地、能源和水资源法案》，这一法案取消了目前原油泄漏事件责任方的7500万美元赔偿上限;禁止过去7年中存在重大安全或环境违法行为的公司获得新的近海钻探许可;要求石油公司证明自己具有应对可能发生的石油泄漏事件的能力，其油气开采关键设备的安全性也需经过独立机构认证。
  从1973年石油危机开始，美国能源忧患意识不断增强，开始重视能源污染问题，并综合运用法律和经济手段，充分调动政府、企业和社会的积极性，全面推进能源安全。具体来看，美国在保障能源安全和节能减排方面采取了以下做法。
  在能源立法方面，美国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能源危机紧急应对阶段。为应对1973年以来的石油危机，1975年美国颁布了《能源政策和节能法案》，1978年颁布了《国家节能政策法案》和《公用电力公司管理政策法案》。二是降低电器设备耗能阶段。1987年制定了《国家设备能源保护法》，颁布了《国家家用电器节能法案》。三是制定国家能源综合战略阶段。1992年颁布了《能源政策法案》;1998年颁布了《国家能源综合战略》;2005年颁布了《国家能源政策法》;2009年2月17日通过了《复兴和再投资法案》，法案明确到2012年美国人所用电能的10%来自可再生能源，到2025年这个比率将达到25%;2009年6月众议院审议通过了《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亦称《气候法案》)，该《法案》提出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到1990年的水平，2050年在1990年水平的基础上降低80%。为此，美国确定了“总量管制和交易”制度，并通过对高碳经济征税以补贴新能源，通过配额交易发展低碳经济。
  奥巴马政府以新能源战略带动经济发展。首先，通过在未来十年中投资1500亿美元，帮助创造500万个就业机会，把清洁能源作为未来发展的方向;其次，在未来十年里，通过技术创新节省比从中东和委内瑞拉现有进口总和还多的石油;第三，到2015年，推广使用100万辆插电式电动混合车，并使汽车耗油标准达到150英里/加仑;第四，到2012年，美国所需电力的10%来自可再生能源，到2050年，25%来自可再生能源;第五，实施碳捕捉和交易制度，到2050年使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比2005年减少83%。
  为占据技术制高点，美国将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起点。美国将在发电技术(包括地热能、太阳能、风能、水力发电)、交通运输技术(包括生物质能、燃料电池等)和能效方面的技术等领域进行重点研发。美国政府2009年对此给予22亿美元的财政支持，其中可再生能源发电3.14亿美元，先进燃料和交通工具6.59亿美元，能效方面7.68亿美元。《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明确了对清洁能源技术和能源效率技术的投资到2025年将达到1900亿美元，其中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900亿美元，碳捕捉和封存技术600亿美元，电动汽车和其他采用先进技术的机动车200亿美元，基础性的科学研发200亿美元。
  美国要求电力公司执行强制性可再生能源配额政策，它要求电力公司必须向用户提供最小比例或一定数量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对那些不能满足要求的电力公司，将给予相应处罚。到目前为止，美国实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州已经发展到20个，其中，纽约州的目标是到2013年可再生能源要达到能源总消费量的24%。
  美国还鼓励厂家、用户使用自愿性能效标准。获得“能源之星”标识的节能产品可以获得由公益基金提供的资金返还。“能源之星”标识产品主要集中在家用电器和建筑领域，目前已成为美国居民购买产品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
  住空调房、输营养液、淋温水澡、听音乐会……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如此惬意的生活恐怕谁都向往。东阳市花园村就有这么一个处所，但在这里享受"小资"生活的却是黄瓜、番茄和茄子等一群蔬菜。这事听起来有点搞笑，但这项严谨的农科实验，不仅让听音乐的蔬菜产量提高不少，身价也是普通蔬菜的两倍。
  "让蔬菜听音乐并非我们心血来潮瞎搞，其实这是一项农业高新技术。"这项技术被称为植物声频技术，是浙江花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从浙江科技学院引进的研究成果，专门用来生产有机、绿色、无公害农产品。
  据了解，植物声频技术，也称为声波助长技术，其原理是根据植物的声学特性，通过对植物播放特定频率的声波，与植物本身固有的生理系统波频产生共振，从而提高植物活细胞内电子流的运动速度，刺激植物的生理活动，促使植物叶片上的气孔张开，增强对营养物质的吸收、传输和转化，提高植物的光合作用效率，从而促进生长发育，达到增产、增收、优质、抗病的目的，并减少化肥和农药的施用量。
  这些记录从蔬菜子种下那天起，童富良每天一记，以区分蔬菜听不听音乐的不同。以小黄瓜为例，童富良的记录显示，黄瓜苗出土两个星期后，音乐区的黄瓜苗比普通黄瓜苗要长25厘米，而且抗病能力也明显强很多。到了挂果期，音乐区的黄瓜挂果率明显提高，且果实个头要大。最终的对比结果显示，音乐区的小黄瓜产量高出了13%。
  同样的实验结果也体现在小番茄和茄子上。其中音乐区的小番茄产量高出普通小番茄33%，茄子高出16.5%。
  在构成我国信息社会指数(ISI)的诸多指数中，数字化生活指数从2000年的0.0319迅速增长到2010年的0.3910,10年中增长了10倍，远远超过了知识型经济指数和网络化社会指数的增长幅度(这两个指数同期增长分别为27.7%和10%)。由此可见，信息社会的发展对于个人生活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深刻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个人拥有的现代信息产品显着增加。目前，我国的电视、电话、计算机、互联网等普及率不断提高，并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以手机为例，2009年我国手机普及率为56.3%，是2000年的5倍。
  其次，现代信息技术在各个领域中的创新应用正在塑造着全新的生活、工作与学习方式。据抽样调查显示，2009年我国约有2.3亿人经常使用搜索引擎查询各类信息，约2.4亿人经常利用即时通信工具进行沟通交流，约4600万人利用互联网学习和接受教育，约3500万人利用互联网进行证券交易，约1500万人通过互联网求职，约1400万人通过互联网安排旅行
  而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通信、计算机、消费电子和数字内容的不断融合，一种新的数字家庭形态正在构建当中。当前，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在加快普及基于各种终端的家庭设备安全监控系统，还把数字家庭建设作为解决老龄社会问题的一种途径。
  总而言之，信息社会发展正在令一切变得更为便利和快捷，也令个人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更加广阔的空间来施展才能。由此，可以这样说，个人是信息社会发展的最大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