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刘元春：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几点看法及政策建议
  一、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更低增长”的新时代刘元春：我认为对于全球最严重的“滞胀”格局的说法，目前还没有证实。实际上，在上世纪70年代，欧美所面临的宏观环境比现在还要严峻。一方面，当时的经济下滑幅度更为严重，经济增长放缓的程度更大；另一方面，当时的通胀压力也更为突出，甚至出现了长期高通胀的情况。这一次欧美的通胀成因非常复杂，而且它所带来的冲击也没有像想象中那么大。但世界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美贸易冲突、三年疫情叠加、俄乌冲突以及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重构的环境下，全球经济增长下滑，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一方面面临着更低的增长，同时还要应对高通胀、高利率、高风险等一系列冲击，所有国家都面临着更加复杂、恶劣的外部环境。刘元春：那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到全球经济中，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发展格局以及全球风险特性的变化，都会对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第一，我们看到以欧美为主的国家对中国在高新技术等领域实施打压，这会对我们目前的高新技术发展造成一定的冲击，并对我们的出口产生巨大影响。第二，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重构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挑战，但是同时也会带来一些契机。第三，疫情的冲击的确使经济复苏面临一些新问题，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变化会导致非传统性风险和传统性风险持续上升，比如俄乌冲突、地缘政治冲突所带来的一些风险。还有很多问题，都是我们可能要面对的。这一轮经济复苏的确与以往的复苏不一样。二、下半年经济增长速度必须达到4.7%以上刘元春：第一，从前两个季度的数据来看，中国经济依然在不断修复的进程之中。不能够简单地从二季度的经济波动得出经济复苏中断的结论。经济复苏出现一些波动是在目前特殊环境下一种常态的现象。第二，二季度增长的确显示出经济复苏有所波动，复苏的动力有回缓。一季度两年平均的同比增速是4.65%，而二季度两年平均的增速只有3.4%，回落了1.25个百分点。考虑到同比的基数效应，导致6.3%并没有完全反映中国复苏和修复的进程。从环比就会看到，一季度GDP环比是增长2.2%，但是二季度就回落了0.8%。房地产的回调、外贸的疲软，民间投资的下滑，导致复苏有所回缓。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参数目前依然保持着环比正增长。同时，我们也感觉到一些核心参数出现了一些下滑的迹象。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目前二季度宏观经济承压，直接导致下半年我们要保证增长至少达到5%以上的水平就必须做出政策的调整。下半年经济增长速度必须达到4.6%-4.7%才能够完成年初所确定的增长目标和就业目标。因此，在下半年宏观经济政策需要进一步宽松，以提供必要的支持。第一，我们认为下半年经济环比增速会有所回暖，可能会有一个持续提升的过程，从而推动中国经济修复的进程，但同比增速却会出现回缓。在三、四季度之所以环比增速会有所回暖，主要依靠一系列稳增长、稳就业、控风险的政策陆续推出，产生系统性的托底效应。第二，高新技术领域的发展，尤其是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电子和光伏设备等领域的盈利性进一步显现，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尤为重要。第三，通过对重点领域、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的帮助，资产负债表将逐步得到修复。这种修复将对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尽管在第三季度，外贸和房地产将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我们仍然对全年经济增长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四季度触底回升概率依然较大。我们认为在四季度，房地产渡过目前的艰难期，应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经济快速修复，恢复常态化运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三、全年物价水平难以回到2%左右的区间刘元春：第一，年初政治局已经定位的积极财政政策需要加力提效，以应对二季度经济回缓的压力。我们需要评估上半年财政政策的实施状况，并根据需要进行再定位和调整。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广义财政支出速度不到1%，这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此外，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约束和土地出让金减少也导致地方政府在许多项目和规划上无法到位，从而产生了收缩效应。下半年应当回归到积极的财政政策，以使广义政府支出达到6~7%的水平。形成稳增长、调结构和控风险的推动力，对地方财政产生直接的帮助。第二，财政政策不仅要在总量上恢复到积极，还要关注短期风险、中期结构性问题和逆周期问题。对年轻人就业的问题要给予积极的帮助，对于中小微企业减税、降费力度可以进一步加大。第三，政府应该在保障性住房方面进一步发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发挥政府端对房地产投资和存量住房销售的支撑作用。此外，财政还应对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提供持续帮助，并对消费刺激和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政策实施给予重点帮扶。对于货币政策而言，目前看似结构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并不稳健，大量的信贷偏向性向一些融资平台、国有企业和头部企业集中，而对于经济有核心支撑作用的民营经济支持力度与效应没有全面显现。因此，需要对结构性货币政策进行反思。一方面，结构性货币政策没有真正专注于逆周期需要调整的主体；另一方面，结构性政策本身难以解决深层次结构性问题。目前的政策应该从结构性政策向总量性政策转变，并从稳健定位转向适度宽松。同时，应从以数量宽松为主要手段的扩大信贷政策转向数量与价格运行的宽松政策，以进一步降息来帮助企业特别是高债务的平台和民营企业。因为目前整个宏观债务总量已经超过300万亿这样的规模，所以持续降息100个基点能够产生的利润或成本削减会超过3万亿。这对于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和增强内生动力非常重要。因此，利率政策可以进一步调整，特别是对于房地产抵押贷款利率，应该有所放松。民间融资，尤其是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应该进一步加强政策支持。我认为，当前物价水平持续下滑，全年物价水平难以回到2%左右的区间。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政治局所讲的内需不足的问题，已经全面显化，有所加速。因此，货币政策应该在总量上有所作为，同时财政政策应该在结构上和总量上同步发力，以帮助实现稳增长、稳就业和控风险的关键点，采取相应的政策举措。四、不能简单地用周期性方式对冲就业难的问题刘元春：就业问题目前所呈现出的这种分化，的确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一方面，25-59岁失业率已经低于2019年0.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青年失业率却持续上扬，已经达到历史新高。这种状况表明，目前面临着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三重约束。一方面要从宏观角度对目前就业的质量、结构给出更为深入、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对于青年失业率要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因为青年失业率已经达到21.3%，处于一个较高水平。从宏观角度来看，它所带来的冲击远不及在社会和政治层面那么严重。16-25岁的年轻人剔除在校生后，实际就业人数远低于1.33亿人的总体规模。实际参与就业的人数有8000多万人。劳动经济人口15-24岁的区间内，劳动就业人口的比重只有5.5%左右，总体失业人数占总体人群的失业比重也不到5%。因此，它在宏观层面上并不像很多人所宣扬的那样会带来经济系统性风险和危机。但是对于年轻人就业问题和大学生就业问题，实际是关乎经济扩张、关系到新增就业规模。在这个层面上依然要高度重视，从社会意义来看，一个家庭供养一个大学生，但是无法就业，它产生的经济社会综合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必须看到今年大学生就业规模达到1,158万人，同时还要考虑到过去三年疫情期间推迟毕业和就业的人数有200-300万人，以及滞留在海外的学子人数有100万人。此外，进入高中和中职的人数也达到新高。简单地用周期性方式对冲年轻人失业和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没有办法全面解决。我们测算，即使中国经济达到常态化的6%左右的增速，大学生就业规模中仍然会有几百万人难以就业。这就需要国家制订出台专门的项目和政策，甚至建立大学生就业基金，来进行专项攻坚和帮助。目前，人社部和教育部已经给出了一整套解决年轻人失业问题，尤其是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方法。从我们目前的判断来看，一揽子稳增长、稳就业的举措将会产生系统性的效应，使大学生失业率在今年四季度出现明显下降。此外，还可以通过针对教育中长期结构性调整和对大学生毕业人数过高的问题采取相应的基金支持，期待未来能够产生良好的作用。解决目前年轻人就业难、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需要在逆周期政策、结构性政策和体制机制改革上同步发力。五、消费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需从结构角度发力刘元春：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即消费不仅仅取决于价格，还取决于未来的恒久收入。恒久收入不仅仅决定于当期收入，还决定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因此，要想提振消费，很重要的一点是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虽然今年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了6.5%，比一季度有所提升，但是还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个，上半年的基数效应是很明显的。也就是说，如果把去年和今年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情况相加，我们会发现目前整体居民收入增长的情况远远低于疫情之前的增长状况。第二个，还要看到这是个平均数。考虑到结构问题，我们会发现一些底层居民的收入水平实际上改变的幅度并没有像平均数改变的那么大。如果大家看到我们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实际上只增长了6.1%，比平均数低0.4个百分点。更为重要的是一些边际人群，比如农民工和零工经济的主体，他们的收入可能有所下滑，而不是持续上涨。第三个，必须不仅从流量的角度来看居民收入问题，还要从存量的角度，也就是从资产负债的角度来看。过去三年，大家的收入都不太正常，从而导致资产负债表出现大的调整。在这个调整过程中，一方面是对过去各种储蓄的过度支出要有一个修复和补充，以应对紧急情况；另一方面也是对未来风险的评估，以及为弥补疫情期间储蓄的减少，来进行安全性的主动储蓄。这样就会导致我们在资产负债表受损，资产负债表调整过程中消费内生动力不足。如何促进消费，从短期来看，可以通过补贴和转移支付等途径，对受损比较严重的主体进行收入补贴。同时，还可以通过发放消费券的方式，支持民众在短期消费上发力。商务部刚刚公布了10条促消费的举措，但这些政策还不足以让边际人群和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的人群能够放心消费和生活。加大对边际人群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安全网的支撑建设非常重要。体现在农民工市民化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一方面是中期消费持续扩张的根本。在做消费方面，要按照李强总理所讲的，一方面要在逆周期上有所作为，但是这种作用在短期和中期的效果是有限的，即使采取大水漫灌的方式，也很难解决一些结构性问题。这就要求在结构性角度上有所发力。消费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对整个宏观调控的理念和宏观调控的机制体制都会带来一系列的挑战。六、高技术投资是穿越周期最为重要的主导力量刘元春：一定要看到民间投资的主体结构以及它疲软的主体结构。民间投资中第一大块是房地产。目前整个房地产持续负增长，房地产主体是民营经济。在1-6月份同比下降接近8%，而去年同比下降10%，这种连续下降会对民间投资增长速度造成巨大压力。第二个板块是民间投资集中在制造业，特别是传统的制造业。由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再造和全球需求下滑的因素，很多出口导向性的传统制造业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从而导致很多民营企业在出口导向性制造业为主体的行业中面临着盈利能力的大幅度下降，当然也会导致投资的下降。第三个板块是服务业。我们看到服务业中很大一块是民间投资，而服务业的投资增长速度持续低迷，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民间投资比较低迷。第一个原因是民营企业利润率明显弱化，没有利润，那么他们对未来的投资收益预期就比较悲观，当然不会进行投资。第二个原因是围绕着一些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争论，导致很多民营经济关注安全问题，这不仅仅关注产权安全的问题，同时也因为一些非传统风险的外溢，导致很多人关注下一步投资所产生的收益会不会受到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影响。由于预期问题、投资收益率下降等原因，民间投资的行为已经明显受到影响。此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目前利率结构扭曲，大量的信贷并没有被投向民间企业，这也导致了民营企业面临融资约束、人才约束和技术约束等问题。因此，当前的数据显示民间投资出现了由正转负的现象。当然，高新技术产业是国家的战略发展方向，国家在产业层面进行了大量的支持，孵化出了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持续推动创新驱动战略，持续加强研发投入，提升金融扶持力度，推动高技术投资的发展，这已经产生了良好的收益并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今年上半年，支撑中国外贸的“新三样”（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都是基于高技术投资的产物。组织层面，我认为这是一定要看到的一个极大的亮点，也是穿越周期最为重要的一个主导力量。对于当前一些投资结构性变异和总量性变化，需要进行客观和理性的分析，而不是简单化。（本文作者刘元春系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 。本文转载自7月20日“财视传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