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如何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
  在儒家思想体系里，政治和伦理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但是，从论述的角度出发，两者却有不同的着重点。《大学》比较通俗平易，强调各种伦理规范对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意义，实践性很强；《中庸》比较高深微妙，把这些伦理规范提升到了天人关系的高度加以考察，思辨性很强。《大学》和《中庸》都是儒家学派的经典代表著作，长处都在于方法明白、条理清楚。数千年来，这两部著作已成为无数仁人志士初窥儒家之门的必读书目。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是唯一从未中断、延续至今的一种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能远播海外，以伟大的人文精神———人道、仁道、和谐、中庸之道辐射到周边国家，形成广大的儒教文化圈，这充分说明了孔子思想不仅对中华文明，而且对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以，孔子早已是属于全世界和全人类的孔子，孔子的思想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儒学早在汉唐时期便超出中国范围，向东南亚和东北亚国辐射，形成"儒教文化圈"。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孔子创立的儒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而且是东亚地区的文化传统和文明精神，在世界思想史和世界文明史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许多学者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不靠武力，远播海外，辐射到周边国家，形成了广大的儒学文化圈，覆盖的人口超过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孔子文化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传到欧洲，造成很大震动。中国的文官制度经欧洲人改造，成为西方的文官制度；孔子、儒家思想还启发了欧洲启蒙思想家，在思想启蒙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法国霍尔巴赫主张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狄德罗认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艺术、智慧、政治、哲学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伏尔泰认为儒家是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并将"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写入法国最早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莱布尼兹主张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相互结合、沟通；沃尔夫主张以儒家伦理来补充基督教的不及，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所用的精神辩证法与中国儒家经典《大学》的辩证法相吻合；费尔巴哈汲取孔子"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强调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并试图把这种道德推广到家庭、集团、社会、民族和国家中去。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大大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
  《如何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作者：刘梦溪  载于光明日报百年中国，再没有其他学说像儒家思想这样，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反复跌宕和严峻拷问。　　蔡元培先生是何等样人，中国现代教育泰斗的称谓，他比任何人都当之无愧。但他不赞成读经，致使被请来与之共襄民国初立之教部的马一浮离他而去。当然不伤友情，十五年后蔡先生出掌北京大学，又礼聘马先生担任文科学长。马先生的回复是：“礼有来学，未闻往教。”以古礼婉拒。于是改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又请来胡适之执教文科讲堂。　　读经和反对读经，成为当时学界和舆论界争吵不休的一桩公案。反对者显然占上风，连鲁迅也站出来发声，批评提倡读经者即使是真正的老实人也不过是“笨牛”而已。　　文革十年，不仅作为传统社会大传统的儒家思想成为众矢之的，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所呈现的文化的小传统也被冠以“四旧”之名，必欲清除扫尽而快之。　　改革开放后中国拨乱反正，重新起航，把历史还给历史成为思想学术界的共同呼声。孔子由被幼童也参与唾骂的斯文扫地变而为正常的文化古人。　但儒学重启，则是近十年的事情。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经识者推动，但收效甚微。九十年代深入研究人文学术的风气开始出现，公正评价儒家学说、重估孔子历史地位的论著受到关注。但由于所经历的“毁圣弃知”的时间实在太长，难免积非成是，改变世人乃至学界部分人士的成见尚需时日。马一浮先生曾经拟过一副联语：“鲁国多讥儒及戏，秦人惟以吏为师。”诚然是借古典来嘲讽世情，但如果将孔子的家乡和儒家思想的故乡等量齐观，则儒家思想在百年中国的遭遇，就不仅仅是以之为戏了。　　所以如此的缘由，也有对儒家学说本身存在诸多误读不无关系。我觉得有三个与儒学直接相关的问题，需要予以澄清，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评价孔子和儒学的历史地位。　第一个问题，需要明了在儒学产生之初，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影响比之墨家或犹有未及。所以孟子颇为焦虑地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他因此想起而矫正此种“仁义充塞”的时代风气，欲以承继虞舜、周公、孔子的圣道为己任。　　第二个问题，汉代中期汉武帝听从大儒董仲舒的建言，实施“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使儒学的地位骤然提升，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儒学以外的学说仍有存在空间。东汉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即为明证。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释、道、玄之风大炽，其思想所宗更非只有儒学一家。隋唐佛教发展的势头，亦不在儒学之下。但如果认为隋唐时期的思想主潮是佛而非儒，轻忽儒家的地位，又有误读古人之嫌。直承郑康成而撰《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即是当时继往开来的儒学健将。明清以还，儒学的地位日趋稳固，但佛、道两家在民间社会的影响也开始定式成型。　　第三个问题，儒家思想在宋代呈现变易之势。二程和朱子等宋代大儒，诚然是承继了先秦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朱子的理学实为思想大汇流的产物，道家和道教的思想，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一起参与进来成为理学的助发资源。“三教合一”在学理上得到论证，肇始于唐，而宋代实为集大成，此即陈寅恪先生所谓“新儒家之旧途径”是也。　　我提出上述三个问题，是想证明儒家是具有包容性的学说。儒家的包容性，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而儒家所以具有包容性，在于儒家不是宗教。陈寅恪先生对此十分肯定：“中国自来号称儒释道三教，其实儒家非真正之宗教，决不能与释道二家并论。”（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版，第219页）儒家也重“教”，那是“子以四教”的教，“有教无类”的教，“教化”的教，而非宗教的教。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大传统的代表，处在不断地被检讨和重新诠释之中。经过检讨、诠释，便有增加、有变易、有更化。儒家由先秦而宋，已经是在增加、变易和更化了。明代心学出，是又一更化。王阳明的学理初衷，本在减少（他认为朱子增加的未免过多），但阳明心学很快被边缘化，可以为后学所宗，却无法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潮。　学者有“制度化儒学”之称，这在唐宋以前并不明显，主要是明清两朝，伴之以科举命题以“四书”取义，儒学不仅制度化，而且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影响尤为深钜，因此其存在形态难免因固化而僵化。儒学在晚清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局”中出现危机，实与儒学在明清的固化与僵化直接相关。所谓危机，恰好是“制度化儒学”的危机，而非先秦孔子和孟子原初思想学说的危机。这里涉及到儒家思想的“变”与不变的问题。变易与更化给儒家学说带来了活力。但儒家精神亦有不变的一面。这让我想起《易》有“三易”，即不易、简易、变易。儒家原初思想的“简易”，有《论语》可证。孔子深知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所以出语至简，有时至于说“予欲无言”。理由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所不变者，是为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六艺”经典的核心价值。　　“六艺”后称“六经”，有的或为孔子所作，有的是前于孔子而为孔子所删订的典籍文本。孔子思想与“六经”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论语》即可视作“六经”的简易读本，只不过表达方式已化作日用常行。马一浮不称“六经”而称“六艺”，是沿用典籍的初称。孔门之教，分技能训练和典籍传习两大类。技能则礼、乐、射、御、术、数，此处之“礼”，为“执礼”，类似礼仪程序的排演，“乐”则咏歌诵唱，不学无以为能。典籍传习则《诗》《书》《礼》《乐》《易》《春秋》，以为传道之本。两者都称“六艺”而型态不同。　　马一浮所述论之“六艺”，自是后者，故他说：“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泰和会语》）马一浮的发明处，是将“六艺”和诸子、四部区隔开来，称“六经”为中国文化最高的特殊的文化形态。而熊十力则标称，“六经”是中国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依据。这样，“六艺”即“六经”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系统中，便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诸子、四部无以取代，与现代学术的文、史、哲科分亦不相重合。　　“六经”的形上意义在于它的系统的价值伦理，也就是马一浮所说的“六艺之道”。唐宋儒所致力的“传道”，所传者即为“六艺之道”，也就是“六经”的价值伦理。近年我从《易经》《礼记》《孝经》，以及孔子、孟子的著作中，抽绎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价值理念，包括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而不同等，经过分梳论证，我认为它们是几千年以还一直传下来的，可以称之为中华文化的永恒的价值理念，同时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理念。不仅适用于传统社会，也适用于当今的社会；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可以适用于全世界的人。此正如康德所说，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　“六经”义理内涵所呈现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具有绝对意义的道德理性，永远不会过时。《易经》乾卦的《文言》引孔子的话说：“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现代人的人生选择虽然更趋丰富，但其大道要旨，亦无非进德与居业二事。因此忠信和立诚便成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具备的道德理性，甚至可以说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　　论者有谓传统文化需要现代的转化，其实就道德理性的建构而言，“六经”的价值伦理进入现代人的精神血脉，自是顺理成章之事。可惜百年以来的现代教育变成了单纯的知识教育，忽略了“传道”的内容，致使一千二百年前的韩愈之叹继续成为我们的今日之叹。　虽然，古与今宜有别也，礼俗政俗亦因地而异。但正如孟子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所以如是，盖由于人之心或曰人的心理，有理之“所同然者”（《告子上》）。故孟子又云：“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离娄下》）而近世大儒钱锺书先生则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中华文化的最典范的价值伦理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正不足为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