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重现乌托邦:中国传播研究的想象力-王维佳
  关键字: 传播学 中国传播研究 新闻传播 中国新闻界 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 意识形态 中国社会科学发展
  一、危机与转型的时代
  从思想基础来看，19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将文革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在“告别革命”的语境下追求“思想解放”的“封建/反封建”的二元思维转换为“传统/现代”这一新的二元思维。
  对现代化的想象与对西方的想象逐渐耦合在一起，形成了至今仍没有褪色的“彼岸情结”。
  正如苏力的描述，这个时代“人文学科可能还好一点，还有些传统;社科大致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1990年代，大学与研究机构中的学科界限渐渐明晰，西方社会科学体系开始被大规模引入，学术评估也越发繁琐和严格。
  对于新闻传播研究来说，这些思想、制度转变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随着中国与西方知识界沟通渠道的建立，中国新闻界对新闻规律的自发探讨立刻与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建立了关联，并深受其影响。
  与此同时，已经在高校中制度化了的传播学科也成为媒介改革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我们急需回答的是，大众传媒在中国失衡的经济结构和新的社会阶层分化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沿着这样的思路，在中国传播的语境下至少有两个“历史”问题值得重视:
  在传播领域，从五四到延安一直得到推行的群众路线(工人报刊、记者下乡、通讯员制度、群众办报)与奉行至今的“党性原则”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对立统一的关系，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逐渐替代和变形
  自由主义、专业主义、技术理性等作为指导新闻传播实践的各种意识形态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又有何种实质的诉求
  其次，重新回归历史不仅意味着回溯过往来理解和关照当代，它也意味着以一种动态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社会与传播问题，借此为知识分子发挥超越现实的想象力提供机遇。
  “有没有用”甚至已经成为衡量各种思想和知识价值高低的唯一标准。
  回归历史不仅意味着将传播问题放置在时间的连贯承袭中来认识，它还意味着回归社会的空间场域。
  近年来，国内外的理论家们将社会的视角带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这则公益广告的表面用意自然传达得准确，然而带给我们更大冲击的却是隐藏其中的对不同阶层之间社会关系的认知。
  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现代”的二元论不但是无法成立的，也有可能成为限制知识分子想象的桎梏。
  试图通过“恢复”中国传统带来社会和谐，甚至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努力更是难以和文化的外部可能性直接划等号，甚至有可能成为压制其它现代文化想象的霸权。
  除了“恢复”传统的努力，中国社会中多种多样的寻求意义与价值的努力都应该纳入到传播研究者的视野当中来进行讨论。
  我们固然可以对各种文化身份认同的具体政治内涵进行批评，但是愈演愈烈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不会根除人类对共同归属和集体记忆的需求，正是这些对意义与价值的追寻帮助人们认识他们的历史、他们在世界中的位置和他们的未来。
  脱胎于欧洲启蒙思想的现代社会科学传统对于我们系统地认识人类社会确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当技术理性成为一种“规训与惩罚”的霸权，将“科学/非科学”的认识框架强加给知识分子和整个人类社会时，我们就必须反省“启蒙辩证法”的课题。
  承接前文有关历史问题的讨论，在中国的语境下，我们将“重新发现乌托邦”特别地指向一种在全球反殖与反资运动中所形成的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思想和对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理想社会的可能性期待。
  总之，回顾近30年来的中国传播学研究，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近乎完全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社会体验放置在割裂的、专门化的西方知识体系当中。
  (本文载于《现代传播》2010年第5期)
  赵月枝相关英文文章出处见注释13和3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 北京. 三联书店. 2008: 32.
  柯文著，林同奇译.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55.
  雷迅马著，牛可译.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汪晖. 历史的可能性——想象与实践:答北京大学中文系师生问. 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73.
  王维佳. 作为劳动的传播:我国新闻工作者的劳动状况研究. 北京大学博士论文. 2009.
  宣传画可见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 北京. 三联书店. 2008: 3.
  张旭东. 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