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摘要】中国的经济运行没有像奥肯定律所描述的那样：高经济增长带来失业率的大幅降低，其原因，一是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推动了经济增长，但没有促进就业；二是我国经济转轨时期，隐性失业显性化；三是由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的结构性差异所引起。所以，应该确立以就业优先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以扩大劳动总需求，降低失业率。
  按照西方经济理论，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一般是正相关关系。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根据美国统计资料，经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失业率变动与实际GDP增长率之间是1：2的反比例关系。这就是“奥肯定律”。许多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他们的经济增长的实际过程都证明了经济增长与失业反向变动的关系。
  那么，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的情况如何呢？
  就业与失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由上述“我国GDP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并非是完全的反比例关系”可得出“我国GDP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非同向变动”的结论。
  对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同向变动的原因，笔者认为有如下三个方面：
  1998年以来，中央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旨在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通过大规模发行国债的财政政策，与银行信贷配合，把投资重点投向基础设施领域，如：农林牧渔、交通通信、环境保护等，而这些投资领域恰恰是吸纳就业能力较弱的行业。也就是说，扩张性政府投资具有逆就业倾向。
  以2002年为例，该年的政府国债投资在不同行业的比重及这些行业的就业指数见表三。从表三中可看出，政府在不同行业的国债投资中的优先次序与这些行业就业指数的高低顺序刚好相反，即积极财政政策所引导的重点投资领域，恰好是就业密度程度低的行业。另外，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随着市场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和基础性作用日益增强，但政府职能和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尚未彻底转变。于是，各级政府部门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都把GDP增长速度放在首要位置，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资源配置偏离效率中心，导致一些项目和企业低效运作，短期内GDP是上去了，但长期内许多资产闲置，就业不能如期增加。
  从货币政策看，政府持续下调利率，以刺激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但是，在资金的供给方面，居民出于对失业等种种不稳定性预期，因而储蓄倾向相当高，伴随利率下调，储蓄存款反而上升。在资金的需求方面，大型国有企业、大型项目享受政府保护政策，是银行放贷的首选对象，而中小企业很难得到贷款，资本需求被人为压低。这样，在资本供需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利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资本的价格被人为扭曲。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形成了二元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工资形成机制仍然是刚性的，即使在失业现象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传统体制内的工资水平仍然呈较快的上升趋势。这样，对于那些容易得到贷款的大型国有企业来说，资本变得相对便宜，劳动相对昂贵，从而导致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GDP增加不能带来相应的就业增加。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追求的是低层次的“普遍就业”，采取的是“低工资、广就业”的政策。这种做法是靠牺牲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工资来增加就业的，是靠不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来维系的，其结果必然导致冗员充斥，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在企业内存在大量富余人员，造成庞大的隐性失业。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企业经营机制不断健全，制度不断完善，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隐性失业人员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富余人员被企业分流出来。于是，隐性失业显性化，失业率上升。但由于分流出来的是那些边际成本高于其劳动生产率的富余人员，因而国家的实际GDP并不受影响，从而出现经济增长与失业增加并存的现象。
  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的关系，引入“名义就业人数”和“有效劳动需求量”两个概念。名义就业人数指企业中在编人员的多少，仅是一个统计数量；有效劳动需求量指就业的有效性和利用程度。在我国，名义就业人数和有效劳动需求量的数量关系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和在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计划经济时期，有效劳动需求量小于名义就业人数，其表现是企业对劳动力的低效率使用、人浮于事，即隐性失业；在市场经济改革初期，有效劳动需求量和名义就业人数的数量偏差逐步缩小，而当经济增长带来有效劳动需求量增加时，名义就业人数并不一定随之增加，而是表现为企业对冗员的充分利用；当市场经济改革完全到位时，经济增长与有效劳动需求量就会出现协同变动，而且所有就业人数均为有效就业者。可见，有效劳动就业量的扩张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提高已就业职工的劳动效率和质量；二是增加劳动者数量，主要表现为利用企业储备的富余人员。现在，我国处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因而经济增长只是增加了有效劳动需求量，提高了劳动效率，较为充分地利用了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储备的富余人员，但转轨时期企业要排出更多的富余人员，故而使名义就业人数下降。可见，经济增长对就业增加并非完全无效，只是我国处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被就业制度、经济制度、统计方式等因素所扭曲，造成“有效就业增长中的名义就业量下降。”从表一数据也可看出，我国GDP增长与就业增长有时是正向相关，有时则是反向相关。假设二者之间呈线性关系，其线性拟合模型为y=1.532+0.041x，可决系数R2只有0.013，远小于0.7；且相关系数R只有0.114，小于0.4。尽管此模型说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同向变动关系：当GDP增长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就业增长率将会随之上升0.041个百分点，符合经济意义。但此模型的F检验和T检验都没有通过，说明：回归方程的线性关系不显着。由此可见，1980年以来，我国GDP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之间同向变动关系很微弱。
  由上所述可知，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相关性很弱，高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必然带来高的就业。其原因是：经济增长是就业增长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这可用GDP就业弹性来解释：GDP就业弹性=就业增长率/GDP增长率。由此可见，就业增长率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经济增长率，二是GDP就业弹性。那么，就业增长率与GDP就业弹性的关系如何呢？由此可见，经济增长能否扩大就业不仅仅依赖经济增长率，还取决于GDP就业弹性的大小。从表一可看出，GDP就业弹性虽然有一定波动，但总体上呈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在就业弹性越来越小的情况下，通过经济增长来提高就业量的作用就越来越不明显了。
  我国不但GDP就业弹性每年都不一样，而且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不同，它们的增长水平和就业弹性也有很大差别，因此，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所产生的就业效应也就不同。从表四可知，我国2001～2003年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平均劳动就业弹性依次为0.149，-0.041和0.323。显然，第二产业增加值已经不再能带动就业的增加，这主要是由于工业特别是制造业部门趋向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劳动生产率提高造成“机器排挤工人”的现实；而第三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增长效应明显。但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还很大，2001～2003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占GDP总量的平均百分数依次为13.4﹪、45.33﹪、41.27﹪，而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平均依次为49.7﹪、21.77﹪、28.53﹪。可见，第二产业在GDP中占据首位(45.33﹪)，但其就业比重却处于末位(21.77﹪)。而且，第二产业增长速度还要快于其它产业，2001～2003年三次产业的增长率平均分别为2.73﹪、10.3﹪和10.03﹪。这种产业之间增长速度、产出比重与就业增长和就业比重倒置的结构性差异，必然在整体上导致经济高增长伴随低就业状态。
  前面的分析表明，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奥肯定律所描述的规律与我国实际情况不符，我国经济增长与失业率的变动相互分离，几乎毫无关系，这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在这个特殊时期，要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又要降低失业率，且在我国劳动力供给逐年上升的情况下，可能的出路就是扩大劳动总需求。
  符钢战(1992)给出了决定中国劳动总需求的模型：DL=f(x,y,z)。即劳动总需求DL由三个变量决定：资本-劳动比例X、经济增长率Y和制度需求强度Z。根据此模型，符认为：解决中国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经济增长率Y。随后，江文生(2003)对符的模型进行了修正，认为：中国当前的失业问题是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经济增长率和就业弹性下降及制度需求弱化的共同作用下，造成劳动总需求远低于劳动总供给形成的。而要得到较高的就业弹性，必须以较低的资本有机构成为前提。因此，解决我国失业问题的关键是要从资本-劳动比例X因素入手，通过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来解决。
  基于符钢战和江文生的扩大劳动总需求的模型，及前面对我国高经济增长与失业率上升并存的原因的分析，本文提出了如下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
  一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有两种不同思路：一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即把经济增长作为最重要的目标；二是就业优先的发展思路，即把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前面的分析表明，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必然解决就业问题，我国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并没有促进就业增长。而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相对缺乏，我国将长期面临沉重就业压力等现实，决定了我国在确立经济发展战略时，应该选择就业优先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避免政策实施的逆就业倾向出现。
  解决我国失业问题的关键是扩大总需求，而刺激总需求的政策手段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政策。在内需不足、民间投资和企业自主投资意愿不强的情况下，应重视运用财政税收政策如财政支出、税收、国债、贴息等来刺激经济增长，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虽然经济增长对就业增加的作用比较微弱，但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增加了有效就业，因此还须努力促进经济增长，利用减税来刺激民间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利用国债投资和常规性支出来加强对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减少因基础设施短缺而造成的经济发展瓶颈约束，发挥公共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乘数”作用，进而促进就业扩大。二是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降低利率，松动银根，来刺激民间投资需求。这样，通过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互配合，形成有效的政策合力，来刺激和扩大内需，增加就业。
  从产业结构上看，第三产业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最强。而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这种经济结构无论是对扩大就业还是经济增长都是不利的。因此，必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且应该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在财政支出、税收减免和补贴、金融体系和投融资政策等方面大力向发展服务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倾斜，降低其进入成本和创业风险。在注意提高就业吸纳水平的同时，还要重视对产品劳动技能等级的提升及高端服务业的发展给予扶持和引导，这样才能既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又使我国经济在国际上不失竞争力。
  从企业规模看，应该积极发展中小企业。因为中小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低，就业弹性大，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其贡献远远大于大企业。根据我国情况，可采取如下措施来支持和发展中小企业：一是政府对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担保，进行投资补贴和贷款贴息，同时减免税收，并借鉴国外的经验，设立专门的中小企业投资银行，对中小企业的生产项目、技术发明和创新进行政策性投资，对特殊地区和行业进行财政补贴。二是对中小企业加强指导服务和开展创业者培训。我国应该积极创造条件，把中小企业联合起来，成立中小企业协会，为中小企业的创业、经营管理等方面提供培训、指导服务，以推动中小企业发展，扩大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