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布莱克是纯粹社会学的创始人，现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社会科学教授。布莱克善于将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应用于法律、道德、冲突、宗教等研究领域，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布莱克的《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为我们审视检讨法律和司法活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布莱克提出法律有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实体维度，包括法律的内容和目标;第二个维度是程序维度，具体规定法律规则如何被制定和实施;第三个维度即社会学维度，意指不同案件各不相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义。《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就是布莱克专门探讨法律的社会学维度的代表性着作。
  在本书中，布莱克直面法律的社会差别，致力于案件社会结构的研究，提出应自觉地将社会学应用于法律活动中。作为立论的基础，布莱克首先提出社会差别无处不在，需要对案件的社会结构进行研究。布莱克认为，法律写实主义的中心主张――法律的原则――规则和原理，本身并不足以预示和解释案件怎样判决;法律中充满了社会差别，案件的处理具有社会相关性――歧视是普遍存在的。社会异质性、歧视的普遍存在，使得法律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布莱克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不存在的。除了法律的技术性特征，每一案件还有其社会特征。由此，研究案件的社会结构即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和方向成为必要。法律随着关系距离和文化距离的不同而不同，案件的社会结构可以预测和解释案件的处理方法。案件参与人的社会性质构成了案件的社会结构，每一个案件都是社会地位和关系的复杂结构;社会地位（如财富、教育水平、受尊重程度、社会参与程度、传统性等）是法律生活差异的来源，并形成差别待遇。下行的法律严于上行的法律，法律量与社会地位有直接的关系。相对方、律师、第三方（法官及检控方）、讲话方式等社会特征都影响着法律的适用。
  为减少社会歧视，实现平等，布莱克提出了三种改革方案。
  为减少组织歧视，提出把个人凝合为组织（法律合作社团），实现主体平等。立法常常是偏向于利益集团和各类组织的，由于组织歧视的存在，应尽量避免法律个人主义，减少法律事务中的个人参与，通过法律合作社团介入法律活动。以组织的力量抵消组织的力量（以名誉和驱逐来约束社团成员），通过改变案件涉及的社会结构和处理过程，做到主体平等，得到司法的平等与公正。
  为减少信息歧视，提出减少案件的社会信息，实现案件处理的非社会化。社会信息是歧视的基本成分，任何一种法律歧视，都取决于法律环境中社会信息量的多少，信息越多，在案件处理中就越有可能出现社会区别，歧视也越多。布莱克进而提出，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必须消除案件自身的社会特征（即非社会特征化）。案件社会信息的减少――法的非社会特征化――将有助于法律生活中歧视的减少。通过排除与该案件社会特征有关的证人证词和其他介绍来实现部分的非社会特征化，通过排除律师实现激进的非社会特征化，通过关闭法庭并以电子司法模式来实现彻底的非社会特征化，彻底消除法律歧视。
  为减少纠纷解决歧视，提出减少法律应用，实现调整社会关系的非法律化。削减法律是能够减少法律差异的最终解决办法，为此需要减少法律的数量，实现社会的非法律化。自我帮助、逃避、协商、通过第三方解决、忍让等解决冲突的方式都可以成为法律的替代物，但这些冲突解决方式的共同缺点是对身处社会底层的人是很不利的。在布莱克看来，法律最小化甚或完全脱离法律，非但不会使现代生活陷入混乱，反而还可促进信任、信誉和道德的显着提高。
  布莱克从社会学的角度检视了法外因素对法律活动的影响，绝大部分观点都很客观，对司法有借鉴价值――司法过程不但要重视实体维度和程序维度，还要重视社会学维度。具体说来，《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至少能带给我们以下四个方面的启示。
  一是要重视社会化司法。在笔者看来，重视法律的社会学维度首先应重视社会化司法。案件的社会结构纷繁复杂以及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唿唤专业司法与社会化司法的融合统一。法律本来是世俗的活动，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不能一味强调法律运行的专业化，否则可能导致司法活动的日益形式化。过度专业化还可能导致繁文缛节、过于注意细节性问题而忽视大问题，或者过度关注一些程序性问题而大大减少对法律实质性问题的关切，也可能仅注意到法律的普遍指导意义而相对地忽视具体问题中的是非。1社会关系和案件结构的纷繁复杂、迥异的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当事人的多样化以及纠纷形态的多样化让单纯的专业司法难以应对，决定了我国目前的纠纷解决机制要么多元化发展，要么强化社会化司法，二者并行，方能承受纠纷之多和纠纷之重。当前，正在自上而下推行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检察调解等“大调解”纠纷解决模式因其社会参与度高、贴近当事人、方法灵活、成本较低、易于执行等特征显着，在基层司法中或许可以大显身手。
  二是辩证看待非法律化。布莱克在书中提出了调整社会关系非法律化的观点。一方面，且不论司法的历史必然，单从纠纷解决的多元化角度，这种观点也是欠妥的。削减法律数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法律差异，但现代社会的治理却无法离开法治，很难想象社会治理的非法律化。另一方面，当我们在强调法律的功能作用时，也应避免唯法律至上的极端论调，防止出现法律越多、秩序越少的窘况。毕竟，除了法律外，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和方法多种多样，法律的和非法律的调整方式应协同发挥作用。
  三是在司法实践中可探索当事人身份信息的过滤方式。为防止因信息歧视给司法过程带来负面影响，布莱克提出通过减少案件的社会特征信息来确保公正，这实际上是可以引入司法程序的。如现行刑事司法程序，对当事人身份背景的介绍已成固定模式。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尤其是职务犯罪案件当事人的身份信息）串联着更多的社会关系信息，司法官在作出判断时极可能有意无意地留意相关信息，并因对利弊关系的考量而影响公正裁判。对此也许可以进行适当改革。如在裁判作出之前，对当事人的身份背景（除犯罪构成要件所要求的主体身份外）及其他信息（民族、学历、籍贯、简历、家庭背景等）应作过滤或屏蔽处理，暂时对司法官及律师保密，待生效裁判作出后才录入当事人的详细信息资料，以此避免因信息歧视引发司法官的偏见或法外干扰。
  四是慎用电子司法。在布莱克眼中，通过电脑用同一种程序处理所有的案件，公平对待就能够实现。在笔者看来，布莱克提出此种观点在逻辑上存在问题，而且不太可行。一方面，我们应当重视现代科技在司法过程中的运用，如推行电子司法、网络司法等;另一方面，要注意防止简单司法和机械司法，只能将电子司法作为司法过程的辅助手段，更多地让其在办案流程上发挥作用。
  在今天看来，作为纯粹社会学的创始人，布莱克提出的一些观点难免过激或偏颇。如为实现主体平等而提出将个人整合为法律社团介入法律活动过于理想，无法解决如何对组织成员进行约束、如何处理组织与个人间的法律关系等问题，并且人为增加了程序的繁复程度。布莱克还阐述了法社会学怎样帮助律师去运用法律，这对律师实务具有指导作用，同时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
  但不论怎样，布莱克在《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所倡导的司法理念仍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司法实践既要重视案件的普遍的法律技术特征，又要注意解剖案件的社会结构把握其独特个性;既要强调法律的重要作用，又要注意寻求法律与社会的最佳契合，实现案件处断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任何一个国家的建国时期都有一个非常政治状态。”在这个阶段，都有一个宪法时刻。
  《民间规约与中国古代法律秩序》对于中国古代民间规约及其在古代法律秩序中的地位进行了全面的探讨与解读。
  请问，旧版网站中的法律讲堂是否已经取消？
  投稿的地址怎么没有啊？
  这个是谁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