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基于技术创新中介调节效应的分析
  从环境规制影响产能利用率的理论脉络出发，探讨实现绿色技术创新与产能利用率提升的双赢路径，进而采用2001-2017年全国省际面板数据，借助机器学习方法筛选控制变量，构建面板固定效应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双模型，验证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作用机制以及技术创新对该机制的中介调节效应。
  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工业产能利用率之间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
  环境规制对工业产能利用率产生的“先抑后扬”影响主要体现在结构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两个方面。
  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发现，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的完全中介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产能利用状况，且这种作用受到产业结构的正向调节。
  “十四五”时期，应将完善环境规制体系、改进环境治理方式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坚持创新驱动生产方式绿色转型，以高质量供给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从而为迈向“碳中和”布好局起好步。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产能利用率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项目(产业经济学)。
  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
  然而，长期依赖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制约着经济体系优化升级。
  进入新发展阶段，环境规制成为推动工业绿色发展和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抓手。
  如何更好地协同发挥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正向引导和逆向“倒逼”作用，从而在新发展格局下实现绿色创新能力提升、产能利用率提高、经济韧性增强等多重目标，是“十四五”时期持续推进产能过剩治理和环境政策工具创新的共同要求。
  实际上，运用环境规制淘汰落后产能的思路和实践本身就是中国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融合创新的成果。
  2013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采用严格环境准入，包括提高产能过剩行业的环境标准、加大环境执法力度等措施，倒逼企业加快处置落后产能。
  此举意味着环境规制作为治理产能过剩的重要手段，被纳入工业绿色发展的政策框架之中。
  此后，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不断强化环境规制在产能过剩治理中的应用。
  随着相关政策措施连续落地实施，2016年以来，总量性“去产能”任务全面完成。
  然而，在产能过剩治理过程中，“关、停、并、转”等行政手段仍在较大程度上主导着“去产能”政策工具的投放。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短期环境绩效，忽视中长期工业经济韧性的塑造和产业高级化发展，运用“一刀切”的环境执法方式抑制过剩产能，甚至以过早或过度“去工业化”的“代价”换取单一环境指标的改善。
  这种“重表轻里”的治理模式切断了通过技术创新的正向激励和市场化的反向淘汰共同推动实现环境质量改善与产能利用率提升“双赢”的路径，不仅难以根治产能过剩“顽疾”，而且不利于巩固维护环境治理成果。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转型等多重目标同步推进的重要作用，要求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支持绿色技术创新，推进清洁生产，发展环保产业，推进重点行业和重要领域绿色化改革”。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讨论环境规制影响产能利用率的机制以及技术创新在其中的作用方式和效果，但现有研究成果在方法和机制检验等方面仍有尚待完善之处。
  鉴于此，本文基于全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1)，运用机器学习的方法，设计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尝试回答环境规制能否提高产能利用率，重点论证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作用于产能利用率的中介调节效应。
  随着研究逐步深入，学者们开始从环境规制视角解读产能过剩的成因，探讨环境规制能否提高产能利用率，力图廓清环境规制作用于产能利用率的内在机理。
  相关研究以产能利用率为代理指标，建立计量回归方程，刻画环境规制与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并围绕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影响的异质性以及环境规制作用于产能利用率的路径和传导机制等问题展开讨论。
  其中，韩国高等基于OECD国家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环境税主要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能够显著提高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水平，且环境税治理产能过剩的效果在经济发展水平高、技术创新能力强、市场发育完全的国家更为显著。
  近期的研究大都肯定了环境规制以倒逼排放不达标的落后产能退出市场为主要途径来提高产能利用率的作用，而对于环境规制如何间接地改进产能利用率，研究者从促进技术创新、塑造竞争新优势、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造市场新需求等角度开展了定量分析，但结论并不明朗。
  在推演环境规制作用于产能利用率的机制时，现有文献多以“波特假说”为理论依据，将技术创新作为纽带，搭建“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产能利用率”研究框架，以此检验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能否产生正向激励取决于政策工具的选择，且只有当跨越了技术创新的门槛值，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共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效应才能得以显现。
  尽管部分研究捕捉到了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提高工业产能利用率方面存在门槛效应和中介效应，但并未充分探究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不确定性，也没有深入分析技术创新是否会接受其他变量的调节作用。
  实际上，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产生的作用往往受到产业结构、生态环境监管体系以及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考核体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致使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及其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大，进而削弱了其改进产能利用率的正向传导力量。
  陈晓红等指出，环境规制监管机构身份的转变和升级成为提升环保督查制度效力、满足国家环保督政的必然要求。
  Kostka&Genia的研究则发现，虽然中国以环境目标为核心的实践有助于激励地方官员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规定，但在具体执法过程中产生了目标僵化、周期性行为、数据质量差等问题，加之缺乏独立的监测机构，造成监管目标与结果之间出现较大偏差。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提供了丰富而深刻的洞见，但相关研究仍有拓展的空间。
  由于未采用定量方法筛选变量，控制变量选取难免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导致实证结果产生误差。
  在分析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作用于产能利用率所具有的中介效应时，现有研究对这种中介效应是否受到其他变量调节这一重要技术问题给予的关注不够。
  为此，本文在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力改进变量筛选方法，以期获得更加稳健、高质量的回归结果。
  同时，进一步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提升工业产能利用率的效果，从而更准确地展示环境规制调节产能的传导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