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钱学森之问”到底问什么
  2005年7月29日，钱学森在与国家领导人的谈话中指出：4年后，这段交心之谈因钱学森逝世再度引起媒体高度关注，并被普遍概括为“钱学森之问”，引发媒体尤其是报刊宣传和研究热潮。“钱学森之问”蕴含着钱学森关于创新人才培养问题的五重思考，为新时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提供了重要启示。人才培养主体即钱学森所言“大学”。人才培养是大学的主体功能，位居大学“四大职能”之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校只有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才能办好，才能办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由此导致的教育发展阶段与社会整体文化水平不同，我国人才培养主体经历了从低等教育阶段（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50年代末，以扫盲即识字为目标）、基础教育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至改革开放，以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为目标），到高等教育阶段（改革开放至今，以培养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的递进式发展阶段。从“钱学森之问”中不难发现，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主体是大学、关键在大学阶段。这与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需要、要求和期许完全一致，也与我国教育发展历程中人才培养主体的历史演变相吻合，符合国家发展与教育发展相互支撑的客观规律。人才培养指向，即钱学森所言“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钱学森在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中开宗明义向秘书指出，他所说的是人才培养问题，但“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无论是在跟国家领导人交谈中，还是在跟秘书谈话中，钱学森所言均强调“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其基本内涵包括三个方面或三个层次，一是科学人才，主要指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科学发现）的人才；二是技术人才，主要指从事技术创新（技术发明）的人才；三是创造人才，主要指直接面向社会和市场的工程技术（技术应用）人才。钱学森对人才的划分与他晚年构建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纵向维度的三个层次——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技术——可谓不谋而合。而就其价值趋向而言，他的三维度“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实际上契合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培养与供给的体系化需求。而从钱学森的大成智慧学思想体系、从钱学森林林总总的教育论述、从钱学森生前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中不难发现，钱学森所言杰出人才与钱学森晚年屡屡言及的“科技帅才”在指向上无疑是一致的，换而言之，即集学科和领域之深度、跨学科跨领域之广度、跨层次之高度于一体的“三维科学家”。大学办学特色，即钱学森所言“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创新是大学的基本职能，大学的创新教育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就教师而言，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二是就学生而言，培养创新型人才尤其是科技创新人才，在教学相承和知识转化中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关于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培养，高校教师很多同为科技工作者，教学科研“双肩挑”。钱学森认为，营造良好创新氛围尤为重要，“要进一步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创新思想。要大力支持有创见、有才华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登上学术讲坛，为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同时，还要在国家层面“建立我们社会主义科学技术的工作体系”。关于创新型人才培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钱学森所言“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即能产生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培养造就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这离不开大学创新教育的支撑。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一要遵循科学发展尤其是科学创新的基本规律；二要符合中国实际（尤其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三要尊重并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钱学森认为，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关乎国家长远发展，高等教育能否培养适应国家长远发展需要的科技创新人才，是“一个大问题”。人才成长规律，即钱学森所言“‘冒’出来”。钱学森在谈话中虽然使用的是口语化的形象说法，但一个“冒”字却深刻揭示了人才成长规律，即杰出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是聚集培育的产物和“优中选优”的结果。早在2004年，中国科学院推出“爱因斯坦讲席教授”计划等多项人才计划，旨在到2010年，拥有百余名能够率先作出重大科学发现、开创新领域的战略科学家和具有战略眼光与卓越组织管理才能的科技管理专家。这一计划通称“百名战略科学家培育计划”。此后，为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重大改革项目，教育部推出“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旨在培养造就一大批创新能力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各类型工程技术人才，为国家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战略服务。这两大时间跨度长达近20年的国家拔尖人才培养计划，聚焦科技、教育、人才三大战略，使一大批科技领域的战略科学家和工程领域的卓越工程师在聚集培育中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