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性之变:改革开放40年的梳理与思考
  关键词: 性/社会变迁/中国经验/本土论述
  五、风起云涌的性与多元性别:2010年以来
  基于到目前为止的观察，“多方力量之间的动态博弈”可以被设定为现阶段的关键词。
  (一)政治经济环境变化下的性
  近40年以来，与性有关的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从经济上看，性研究的经费整体上有所缩减，但是其资助来源及偏向上存在差异。
  此外，出版环境也在发展改变。
  从学术上来讲，另一个挑战则在于主流学界对于性研究“有趣但不重要”的判定，也使得性研究话题很难进入到主流话语体系，除非认为某些性现象触碰到了社会稳定与秩序，比如家庭婚姻、性别比失衡、艾滋病防治等议题。
  此外，国际局势的变动，包括整体上保守力量的增强、福特基金会纽约总部的资助策略转变、全球LGBT运动的影响，以及跨境人口及信息流动的加强，也更为直接地影响着中国大陆的性现状。
  而就在2018年10月，与“中国走出去”及非洲投资同步，以“非洲留学生-艾滋病-与中国女性的性(滥交)”为核心词的报导所引发的朋友圈刷屏与“10万+”评论正在掀起裹挟民族、种族与跨国议题的新一轮道德恐慌与“性的(国际)政治化”⑩。
  学术、政治、经济、技术发展之间的多方博弈也将带来新布局之下具体行动与研究策略的重新思考。
  (二)五个显著的性发展态势
  第一，扫黄加剧，社会争议反映复杂拉扯。
  2010年以来，与性相关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在反腐背景之下扫黄的加剧(Huang and Pan，2014)。
  第二，LGBT进一步显化，并在活动形式上有了明显的变化。
  延续着上一个阶段，男同的MSM化及艾滋病化，或者称艾滋病的男同化越发凸显。
  家长们不再或不仅仅忧心自己的孩子是否早恋、发生婚前性行为，而是更加担心孩子“年少无知容易受诱惑或赶时髦而成为(男)同性恋，感染艾滋病，毁了一生”。
  此外，LGBT社群的倡导活动开始逐步显现“社会运动”的特点，而且因为受限于国内环境的紧缩，活动形式进一步国际化。
  相较于十年前，今日LGBT的权利要求、反歧视行动的具体形式更为多元，与主流社会的碰撞也更为直接。
  商业与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带动了中国的粉色经济。
  这种进步的面貌，在挑战了原有带着强烈歧视色彩的医学体系与异性恋霸权、扩展情欲空间的同时，其所隐含的理念预设及新的治理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其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微妙与动态。
  LGBT近期的运动重点，除了在社会上发声、反歧视、出柜问题，还触及婚姻平权、家庭关系与收养孩子等议题。
  也因此，LGBT与婚姻、家庭这一更加宽泛也更加主流的社会议题进一步勾连在一起。
  第三，新女权兴起，催动性别特定议题。
  女性(权)主义在中国大陆经历显著的变化，甚至出现新旧女权的说法，即便是在新旧内部也存有很大差异。
  一系列被泛称为“青年女权行动”的活动--“占领男厕所”“受伤的新娘”“上海地铁反性骚扰”和“光头姐抗议教育部”，等等，为2012年带来了“女权元年”的称号(魏伟，2015)。
  如果说在性议题上，主流女性主义只有零星的论述，基本处于消声的状态，那么新女权至少立场更强:宣称“性很重要”，重视女性的性自主，对于跨性别、拉拉议题有更多的交织与支持，在对待性工作、性骚扰等议题上有着直接的介入。
  这种介入，通过厦大教授被控骚扰学生而发酵的惩治签署事件、柳岩被闹伴娘事件、东莞扫黄等性/别事件，以及近期在高校首先开展然后扩展至慈善圈的metoo运动，在新媒体的作用之下，来势凶猛，且在当下的国内外政治局势中所能连接起来的社会力量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
  在反性骚扰问题上，参与争论的主体与观点是多方的，绝对不是赞同与反对这两种，而且与其他社会议题的连接，与国内外左右政治的连接也前所未有的明显。
  在性的议题上，与西方女权相比，中国大陆女权主义到目前为止更多地连接着美国以麦金农为代表人物的支配论与法理女权主义的观点(丁乃非，2018;黄盈盈，2018a)，尚且缺乏更为批判与本土的性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女权主义在性问题以及更广的性别问题上的介入显然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而与LGBT议题类似，女性问题、性别平等作为一个“进步”指标，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位置也将更加凸显。
  第四，保护与教育展现了年龄的性政治。
  相比于十年以前，年轻人--不再仅仅作为被教育者，也以更为主体的同伴教育者身份--在性与多元性别的舞台上开始站位。
  大约从2014年开始，反对校园霸凌、争取友好校园的紫色行动，已经在国际组织的带动之下飘进中国的大学校园，而这股紫色之风在2016年广为报导、广受评论的有关中关村二小的学生欺凌事件中再次发酵升温。
  尽管个别人提出“过度保护”的风险，但是社会的娇贵化趋向(何春蕤，2011)正在加快步伐。
  另一方面，早期经由艾滋病防治项目以及各类国际发展项目所引入的“同伴教育”，在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系统)的积极推动下，最近几年有了迅猛发展。
  而“年轻人自己组织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一种先进性与年龄身份的正当性，这也是国际组织努力推动与扶持的理念之一。
  而在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不断变化的当下(包括从独生子女政策到二胎政策的转变所带来的可能变化)，青少年的崛起其意义与趋势都值得进一步观察与分析。
  第五，反性大妈动员传统论述加入性博弈。
  在性的舞台上，还有一股力量不容忽视，那就是近年来奋起抵抗的“反性大妈”。
  “西方阴谋论”这个老论调，体现出早期“把西方腐朽生活方式阻挡于国门之外”思维的死灰复燃，只是，这个论调得到的大众反应已经今非昔比，觉得可笑者居多。
  更为重要的是，在反对“性博会”的论战中，这些大妈们自称是“平民百姓、女性、母亲”，把“性博会”则定性为有着“政府、商家、(性学)专家”当后台。
  较之以往，以上五个议题的一个共同点是:辐射面更广、介入的主体更多、与其他社会议题的连接(包括政治、经济)也更加显化。
  2010年以来，从整体的话语层面来看，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性的医学与科学话语犹在，性的商业化也有了粉色经济与身体自主等新议题的注入，女性主义的性论述(以反性骚扰以及对于支配性结构权力关系的强调与法制化介入的呼吁)在加强，而作为抵制的不同类型的反性声音也不断出现在评论区。
  面对2010年以来变动的国内外政治经济情境，更多性与性别主体的兴起，以及本地学者所处的学术情境，近年来，以中国社会的性文化为核心，性研究领域的跨地域交流也有所加强(黄盈盈，2018b)。
  尽管我们很难以一个清晰的框架图来勾勒糅合了时间、变迁维度、参与主体与性/别特点的复杂性，但是从大体上不妨做一个初步判断。
  总结而言，“性”在中国大陆首先是一个缺乏扎根于历史文化与生活情境的研究的问题。
  2000年以来艾滋病的介入，则显然把主体导向了公共卫生体系及其所标定的性传播相关的“高危人群”，性的议题也越发集中在风险行为与疾病论述，而国际力量伴随着艾滋病项目开始凸显。
  2010年以来的性生态，虽然“风起云涌”，但是不管是论述主体还是议题，其实越来越趋同于国际化的某些方面与某些“发声者”，在显化却也窄化的过程中，“性”整体上呈现出再度(多重)政治化的显著趋势，而在这种趋势下，性话语，包括其中的社会情绪与性经验之间的鸿沟也越来越深。
  当下，性政治的特点更趋向多重。
  除了自上而下的权力控制，性政治也开始具有不同的进步面向，并与国际政治有了更为明显的连接，呈现多边拉扯之态，也变得更加难以批判与简化论述。
  但是这种政治化的发展趋势带来的，却同样是与历史文化及更为日常而多样的老百姓生活实践之间的距离，与“非政治性”(尚未进入主流政治话语体系)的琐碎日常经验之间的距离。
  以上观察依然偏粗线条，部分触及了“性在中国当下呈现为什么问题”。
  但是，在更为整体地响应“性在中国社会是个/些什么问题，可以带出怎样的本土论述(及世界对话)”方面则为时尚早。
  在有可能构建另一类中国“性”论述之前，在更广的时空中，以边缘批判的视角在以下三个相互交叉但是各有侧重的方面做出努力是必要且重要的:第一，动态把握多重社会世界中的性实践，其所处的具体历史、政治、经济与社会情境，以及当地所发生的对话语境(尤其是中文语境，包括研究与社会讨论)这三个经验层面的现状特点、变化脉络与各方张力;第二，时刻警惕各种“政治”与多重“生活”之间的距离;第三，就本地学者而言，保持“积极的反思”与“批判的借鉴”立场，看清并正视现实困境，虚心学习可供借鉴的经验与论述，脚踏实地地应对存在的诸多挑战--政治经济结构的约束、知识结构的局限，以及扎实的经验研究的缺乏(包括对于历史文化文本的细致探究及现实世界的扎根研究)。
  本文相关内容在“中国经验与第三世界的全球问题”讨论会(2018，清华大学)、“郑钢社会学人系列讲座”(2018，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第五届“重新认识中国”研讨会(2019，中国台湾)上作过发言。
  ①前者比如高彦颐、贺萧、安克强、马克梦、吴存存、康文庆、魏浊安等学者对于从汉至民国不同时期不同性文化议题的研究;后者比如James Farrer，Elaine Jeffrey，Sandra Hyde，艾华等学者对于现代中国各类性议题的英文论述。
  ②本研究的立论基础包括与“性”有关的中文研究文献，也包括对于当时社会话语的了解。
  感谢评审老师提出的意见与建议。
  ③有关不同学者对于“性”相关定义及概念争议的讨论，参见:黄盈盈，2018b。
  ④sex，简单而言，至少对应于两层含义:相对于常说的社会性别之生理性别，以及性行为意义上的“性”。
  ⑤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性医学与性教育，第一次引进潮发生在20世纪初，与西方sexology兴起相关的内容涉及性心理、性教育、优生学、新婚卫生，以及连接着传统文化讨论的娼妓、婚姻家庭、性关系、女性及同性议题等是当时不少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争论点之一(张仲民，2016;桑梓兰，2015)。
  ⑥比如:李银河在20世纪90年代对于中国女性的访谈中也涉及更早时候的性经历，并在“保守-开放”“耻感-罪感”的文化框架里简略地对比过中西方女性的性文化(李银河，1998)，近年基于《人民日报》的相关报导，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性的政治话语与意识形态进行了偏简化但比较系统的文本分析(李银河，2014);个别针对老年人的口述史研究也开始触及这段时间被政治话语所掩盖的男同经历(比如景军主持的老年同志口述项目，康文庆对于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男男关系的研究)。
  ⑦1980-2007年之间的性研究综述详见:潘绥铭、黄盈盈，2008;Huang，2012。
  有意思却也很好理解的是，无论是潘绥铭还是更为年长的性社会学家刘达临，他们对于性的接触除了来自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比如上山下乡/插队时老乡的各类性玩笑，酸曲)，更为自觉的“研究意识”却来自图书馆里的“外来文献”:马林诺夫斯基的《原始人的性生活》和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
  ⑧已有一些研究，比如现就职于伯克利大学的龙彦博士的研究即偏向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关注艾滋病领域国际组织的介入及效用。
  ⑨比如，我自己参与其中的潘绥铭主持的2000、2005、2010年三次全国抽样调查结果为基于个体的性之变及其变化速度与显著性提供了具体的数据支撑;调查触及城乡以及14-17岁的校内外青少年群体(主体是18-60岁成年人;2010年调查触及青少年)(潘绥铭、黄盈盈，2013)。
  这些数据以及90年代已经开展的红灯区研究使得我们有底气以人文社会科学的视角参与到与公共卫生的跨学科对话之中，尤其是以生活逻辑与生活常识为重点、以田野调查为方法对话于艾滋病时代的医学知识与制度逻辑(黄盈盈，2019)。
  ⑩比如东方快递报道“中国首位公开艾滋病女大学生朱力亚:被黑人男友感染，依然爱他”，
  (12)“本土”这个概念在中国大陆也有被滥用与简化及本质化的趋势，甚至近年呈现出越来越强的被政治性地使用之态。
  陈筱茵，2005，《岛屿边缘:一九八、九○年代之交台湾左翼的新实践论述》，台湾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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