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河西史地】清朝兴复敦煌的现实及历史原因
  邓涛内容摘要：清前期，清朝逐步统一了直省和藩部地区，形成了二元并存的疆域结构，即清朝的版图结构大体可分为直省和藩部两个部分。甘肃作为清代直省的边缘地带和地处最西北的直省，在清朝西北边疆经略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康熙朝开始，清朝的统治范围逐步延伸到甘肃边外的藩部地区，地处嘉峪关外的敦煌地区也逐渐内地化并成为甘肃的一部分。综观整个清代，敦煌地区在清朝西北边疆的稳定和开发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是清朝经略西北边疆的重要依托。关键词：清朝;敦煌;兴复;边疆;作用中图分类号：K8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0）06-0124-07Abstract：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e Qing Empire gradually united outlying vassal areas and areas controlled by local military governor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the effect that the national territory of the country consisted of two distinct parts. As a frontier area of the vassal provinces， as well as the westernmost province of the empire， Gansu province played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managing of the northwestern frontier in the Qing dynasty. Beginning in the Kangxi era， Dunhuang was gradually assimilated as a part of Gansu. Throughout the Qing dynasty， Dunhuang played a unique part in stabilizing and utilizing the northwest frontier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piece of the Qing dynastys strategy for managing the northwest frontier.Keywords：Qing dynasty; Dunhuang; unification; frontier; role（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关于清代敦煌，以往有一些研究涉及，如刘传飞对清代沙州卫的设置时间作了辨析，认为敦煌地区和沙州绿营具有“平定准噶尔与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前沿阵地的重要地位”[1]。陈光文就清代敦煌设治的历史意义作了论述，认为“清朝对敦煌的重新重视和再度经营，不仅反映了清朝积极的西域进取政策，同时也实实在在地为西域的经略和安定作出了贡献”[2]。聂红萍对清朝经营敦煌的背景和行政体制改革做了研究，认为“清代雍乾朝对沙州的经营，为控制关西地区以及统一新疆提供了一个物质和后勤基地”[3]。陈光文还就清代西北边疆局势和敦煌人口变化的关系做了研究[4]。日本学者所著《讲座敦煌2：敦煌的历史》亦涉及清代敦煌的屯垦和建制变革等[5]。综观以往研究，本文认为在清朝兴复敦煌的历史原因、敦煌在清朝边疆经略、统一藩部中的独特作用等，还可进一步研究和深化。关于清代“藩部”的定义，张永江认为藩部是同属国相对应的概念，广义的藩部是指同清朝建立封藩关系的部落，含内属部落，狭义的藩部则专指享有自治权的外藩部落[6]。本文所提及的藩部为广义的藩部。一 敦煌地区的兴复和设治敦煌地区在秦汉之际为月氏地。西汉时，敦煌开始纳入中原政权版图，在该处设立了敦煌郡。此后东汉、曹魏、晋、前凉、后凉、北凉、西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北宋、西夏、元、明等朝代或政权皆统治过该地，期间敦煌曾更名为沙州。（一）明朝放弃敦煌与明清鼎革明朝时，明廷先后在敦煌地区设立沙州卫、罕都左卫。明后期，由于国力的衰退和吐鲁番东侵控制哈密，逐渐放弃了对嘉峪关外的经营。明嘉靖时，“嘉峪以西，声教不至矣”[7]。嘉峪关以西成为吐鲁番的势力范围，敦煌地区日渐残破，明末时“沙州仅有空城”[8]，敦煌地区的发展跌落到了谷底。清朝时，敦煌地区再次为中原王朝所有，清朝实现了对该地的稳定统治。清朝入关之后，很快统一了蓟镇、宣府、大同、太原、榆林、宁夏、固原等原明的九边地区。顺治二年（1645）正月，顺治帝“以西安大捷、三秦平定”[9]，在武英殿接受朝贺。清朝在统一陕西三边地区之后，并未将兵锋拓展到嘉峪关外，而是引兵南下，进攻南明、大顺、大西等。到康熙初期，清朝基本統一了漠南蒙古和原明直省地带，但边外的哈密回部、青海蒙古等地尚未归附清朝，位于嘉峪关外靠近哈密的敦煌，“本朝初，为边外地”[10]，并未纳入清朝版图。（二）应对漠西蒙古与敦煌地区的兴复清朝兴复敦煌，与康熙前期的北部边疆局势联系密切，是清朝西北边疆拓展的重要一步。康熙前期，噶尔丹统治下的漠西蒙古准噶尔部逐渐崛起，统一了漠西蒙古，控制了南疆，并将势力范围拓展到哈密至沙州一带。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尔丹东侵漠北蒙古，“噶尔丹大举入其庭，再战再北，三部落数十万众瓦解，先后东奔”[11]，进而威胁到漠南蒙古。康熙二十九年（1690），清军同噶尔丹军在漠南蒙古乌兰布统激战，噶尔丹败逃。此后六七年间，清朝虽多次出兵攻剿，但始终未能降服噶尔丹。康熙三十五年（1696），清军西路军在昭莫多大败噶尔丹。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帝西巡宁夏，指挥进剿噶尔丹。同年，噶尔丹病死，困扰康熙朝多年的西北边患终于解决。在清朝应对噶尔丹威胁、出兵攻击噶尔丹的过程中，甘肃逐步成为清朝的军事基地和前沿。随着清朝大军驻扎在甘肃沿边地区、清军在昭莫多之战的获胜及此后噶尔丹的病死，甘肃边外的藩部意识到归附清朝是大势所趋。此后，清朝未使用武力，甘肃边外的青海蒙古、阿拉善蒙古、哈密回部相继归附清朝。康熙三十六年，青海蒙古扎什巴图尔台吉等人亲自赴京朝觐。次年一月，康熙帝“封扎什巴图尔为亲王，土谢图戴青纳木扎尔额尔德尼为贝勒，彭楚克为贝子”[12]，青海蒙古之地开始为清朝所有。康熙三十六年，阿拉善蒙古“奏愿以所部编置佐领，为旗一”[10]。同年，哈密“其地始内属，授为扎萨克一等达尔汉，以旗编其所属，视各蒙古”[13]，从此清朝确立了对哈密的统治。随着以上藩部相继纳入清朝版图，清朝亦收复了地处青海、蒙古和新疆哈密之间的敦煌地区。当时清朝并未在敦煌设治，该地依然为藩部地带。雍正初年，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曾上奏说“布隆吉尔、沙洲，原系蒙古地方”[14]。（三）哈密、西藏、青海的局势与敦煌设治康熙五十四年（1715），漠西蒙古首领策妄阿喇布坦派兵袭击哈密，清廷从甘肃向哈密增派绿营，“共合三千之数，由是哈密兵势克振”[15]，哈密一带成为清朝绿营兵的重兵驻扎之地。军队在哈密驻扎，亦起到管控敦煌地區的潜在作用。康熙五十六年（1717），漠西蒙古侵入西藏，拉藏汗政权倒台。蒙古诸部多信仰西藏黄教，漠西蒙古控制西藏，不仅直接威胁到清朝的西北边疆，也影响到清朝对漠南蒙古、漠北蒙古的管控。为应对漠西蒙古的威胁，增强清军在嘉峪关以外的军事存在。位于哈密回部和青海蒙古之间的古沙州、古瓜州开始为清朝所重视。康熙五十七年（1718），清朝“置靖逆卫及赤金卫，兼设同知”[10]402，并设柳沟所，但未在敦煌设立沙州卫。雍正元年，清朝平定了“罗卜藏丹津之乱”。雍正二年（1724）三月，年羹尧在“防守边口八款”中认为沙州距离藩部较近，“地方紧要，应分一营官兵驻劄……沙洲，增设卫千总一员”[14]507，并建议在沙州设治。经议政大臣会议并上奏，雍正帝同意年羹尧所奏条款。彼时，沙州为级别较低的所，不是卫。刘传飞考证出雍正初沙州所确实存在且设立于雍正二年[1]105。雍正四年（1726），清廷将沙州所升格为沙州卫。清朝在甘肃地区推行卫所改府州县，雍正三年（1725），在甘肃“裁行都司，边卫以次改府县”[16]。清廷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取消卫所的大背景下增设沙州等卫，体现了嘉峪关外的设治的渐进性和独特性。在战略地位重要、民人不足、可驻扎绿营兵的靠近直省的区域，清廷先设卫所，更能起到巩固和保卫边疆的作用。结合当时的情形看，清朝在敦煌地区设治，是为了应对漠西蒙古和青海蒙古的威胁。乾隆二十年（1755）八月，清廷开始在沙州地区设同知，“惟沙州一卫，偏在西南，远难兼顾，添设沙州同知一员，与副将同城”[14]1153，标志着沙州地区体制开始内地化和民事化，其背景便是沙州地区的民人日益增多，需有专员处理屯民相关事务。沙州添设同知，为沙州由卫所改州县创造了条件。清朝统一漠西蒙古和平定“大小和卓之乱”之后，开始改革甘肃嘉峪关外的行政体制。乾隆二十五年（1760），“以西域平定，裁卫所……以沙州卫置敦煌县”[16]384。乾隆二十七年（1762），安西府府治移至敦煌县[16]384。乾隆三十八年（1773），安西府降为安西直隶州，敦煌县不再是附郭。此后，直到清末，敦煌保持了县的级别。（四）清朝兴复敦煌与清朝君臣的历史认知诚然，清朝兴复敦煌有现实原因，但历史因素也不可忽略。清朝为满洲人所建，入关之后，满洲人虽然强调保持民族习俗，但并不妨碍他们学习汉文化和历史。清朝诸帝对中国历朝历史较为了解，并以历史资治，乾隆帝下令订正《通鉴纲目续编》时即强调 “关系前代治乱兴衰之迹”[17]。康熙帝否定放弃沙州的提议源于其对敦煌历史的熟稔。康熙五十六年（1717），康熙帝下谕：“哈密以西即古瓜州、沙州，所通之地甚广，前有以守边界之说进者，势必将边墙之外弃去，断断不可。”[12]691面对漠西蒙古的威胁，有人建议放弃边外敦煌、哈密等地，以长城为边界，只守边内，康熙帝拒绝此议，认为这些地方战略位置重要，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康熙帝看来，敦煌等地归属中原政权有史可循，理应纳入清朝统治。清朝在敦煌地区驻军屯田，有历史依据。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清廷计划于敦煌地区屯田之初，满洲人、靖逆将军富宁安便上疏说：“嘉峪关外布隆吉尔之西，古所谓瓜州、沙州、燉煌郡之处，而蒙古人呼为库库沙克沙。昔曾建筑城池，屯兵耕种，至今旧址尚存，田土广阔，宜于牧放马畜。兼有河水，若于此处屯田，驻扎绿旗兵三四千名，设总兵官一员管辖……”[14]470富宁安建议在沙州等地屯田驻兵，既有现实原因，亦有历史依据。敦煌历史是清朝一度将敦煌设为府治的重要原因。乾隆二十七年（1762），陕甘总督杨应琚在建议将敦煌县设为安西府治时说：“稽之志乘，汉晋以沙州为敦煌郡，唐设沙州刺史，元为沙州路，自历代以来，无不以沙州为郡”[18]。他认为敦煌地区自古即为郡治、州治所在地，将安西府治移至敦煌有史可循。乾隆帝同意杨应琚所奏。二 敦煌绿营在西北边疆稳定中的作用敦煌同周边藩部广泛接壤，战略位置重要，“为西陲紧要之区”[18]77。青海蒙古“西南界连川藏，沿边与内地合（河）州、沙州接壤”[19];新疆哈密“南至沙碛中之博罗图阿璊四百余里，接甘肃敦煌县界”[16]739-740;新疆焉耆“南口接甘肃安西州敦煌县”[16]755。（一）敦煌城防建设和敦煌绿营的地位“沙州有故城，即汉敦煌郡，经党水北冲，圮其东面”[20]，清朝在沙州故城以东修建了新沙州城。新沙州城规模最初远低于安西州城。安西州城“周六里七分、高二丈七尺”[20]931，而敦煌城池原本周长只有三里三分，高一丈九尺，但乾隆九年（1744）“于城东、南、北三面，接筑围城周五里五分”[20]932。敦煌（沙州）绿营在安西地区绿营中占有重要地位。雍正三年（1725），清朝在安西地区设总兵官，并在沙州地区设副将，“沙州协副将一人，左右二营各都司以下将领七人，兵共一千五百名”[21]，相比安西其他地区，敦煌地区军事建制在成立之初就较高。清朝统一新疆之后，沙州驻军仍保持了相当的规模，乾隆三十二年（1767）时，沙州协依然有额兵1200名。此后，随着新疆局势日益稳定，清朝开始裁拨沙州地区的绿营兵。乾隆四十一年（1776），将沙洲协改归肃州镇，从由乌鲁木齐提督统辖改为由甘肃提督统辖。乾隆四十三年（1778），清廷“改沙州协为沙州营，裁副将一人”[21]284-285。乾隆后期，沙州营参将有兵556名。清末同治朝时，安西和敦煌地区经历了多次兵燹，光绪朝时沙州绿营兵数仍为安西地区之首（附表）。从以上论述可知：清前期，清朝曾在敦煌地区设立沙州协并驻有重兵;在清朝经略南疆时，敦煌西南方向成为清朝绿营的密集驻扎之区;清末西北动乱之后，沙州绿营兵数多于安西协，体现了沙州绿营的重要地位。（二）敦煌绿营是清廷应对漠西蒙古的依托敦煌地处甘肃通往新疆的过渡地带，该区域成为清朝应对漠西蒙古的前沿。雍正九年（1731）六月，清朝北路军在和通淖尔失利，清廷不得不采取防守策略，雍正帝为防万一，对直省沿边地区的防御作了调整。此后，清朝在同漠西蒙古议和的同时，加强了在甘肃边外的防御。沙州地区是清朝重点防御的战略要区。雍正十三年（1735），陕西总督刘于义上奏：“沙州协标出征兵丁，现经撤回沙州，足资防范。所有原拨沙州之凉镇兵五百名、安西兵六百名，请俱撤回本镇。每年于夏秋二季，派沙州兵四十名前往巴颜布拉克看守墩台。”[14]724在清朝同漠西蒙古对峙之时，沙州地区是清朝的大军驻扎地，沙州绿营有巡视墩台、预防漠西蒙古之责，在应对漠西蒙古方面有重要作用。（三）敦煌綠营是清朝稳定西北和收复新疆的依托同治朝西北动乱时，敦煌城是甘肃和新疆地区为数不多的一直为清朝所掌控的城池。清朝在甘肃、新疆的统治陷入危机，即便是清朝重点设防和重兵驻扎的哈密和肃州亦曾被攻陷，如同治四年（1865）五月，哈密汉城被攻陷，“破汉城，办事大臣札克当阿战死”[22]，哈密回城亦被攻克。同治朝西北动乱原本为清朝的内部动荡，但随着清朝在西北地区的统治陷于崩溃，随着浩罕国阿古柏入侵南疆和俄国入侵北疆，清朝军队在西北地区的存在显得十分必要。敦煌城是少数几个未被攻陷的城池，清朝没有完全丧失对西北局势的控制，为之后清朝兴复新疆创造了条件。史料中有关敦煌在历经多次进攻之后岿然不动的记载很多。如同治七年（1868），“旋攻扑敦煌城垣，经该城防守员弁将贼击退”[23]336。同治十年（1871），南疆阿古柏侵略军攻陷北疆乌鲁木齐等地，俄国也乘机侵占伊犁，并觊觎北疆领土，清朝在新疆的统治几乎崩溃，甘肃关内也处于动乱之中，而嘉峪关外的敦煌和哈密地区作为直省通往新疆的必经之地，尚在清朝的控制下。因此，清朝尽力保住敦煌等地，为后续收复新疆奠定基础。同治十年（1871），“窜扰敦煌之贼，亦经李天和等于秦安坊地方击败”[24]，敦煌地区成为清朝在甘肃边外的坚固基地和战略支点。敦煌地区在经历多次战事之后，“兵勇死亡过半”[23]512，因此，同治十二年（1873）七月，清朝命迅速增援敦煌，“敦煌兵勇无多，势难堵御，著文麟飞饬马队营官张明等，迅速设法绕道，前赴敦城”[23]512，体现了清朝对敦煌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视。三 边疆粮草的供应重地：敦煌后勤供应与新疆经略敦煌地区土地相对肥沃，粮饷供应充裕。安西府城位于戈壁中，“沙州则土田广沃，物产饶裕，远胜安西”[18]77，能够支撑更多的绿营兵。“沙州处处水草丰裕，又自沙州历可可砂石等处而至哈密，沿途有水草之处亦多”[18]78，有助于军马牧养，沙州曾是新疆清军的军马来源地之一，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伊犁缺少军马，清廷命从巴里坤、沙州等地拨解[25]116。（一）敦煌是清前期西北边疆驻军的粮饷来源地雍正四年（1726），川陕总督岳钟琪“廵边至沙州，相度地利，题请改卫，并招甘省无业穷民二千四百户，开垦屯种”[26]。清朝在远离嘉峪关的敦煌地区屯田，显然是为了解决军粮问题，以应对漠西蒙古。相比甘肃嘉峪关外其他地区，沙州地区自然条件相对优越，城池较大，是清朝储备粮饷之地。乾隆元年（1736），川陕总督查郎阿上奏建议在沙州采买粮食以固边储，乾隆帝同意此议，认为“军务虽竣，而多储蓄以备不虞，亦极是之举”[25]569。沙州粮食是新疆哈密驻军的军饷来源。乾隆十六年（1751）七月，甘肃布政使杨应琚上奏提到：“哈密驻防官兵二千一百余员名，岁需口粮麦五千余石……现柳沟、沙州两卫，均有节年余麦，请拨二万五千石”[25]170。哈密城是清朝经略新疆的重要节点，沙州地区供应军饷方便。乾隆十八年（1753），甘肃巡抚鄂乐舜上奏：“口外边防要地，积贮最重。查沙州卫贮粮七万石，安西、柳沟、靖逆、赤金四卫，止贮一、二、三、万石不等，未甚充盈。”[25]885沙州被清朝视为边防要地，且在安西地区的边储上占有首要地位。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朝平定阿睦尔撒纳之乱时，哈密地区是清朝军需汇集地。当年二月，甘肃巡抚吴达善上奏：“查沙州一卫，贮粮较他卫独多，距哈密又近，应请先于沙州卫仓拨小麦一万石，磨面运交哈密。”[25]729沙州一地的粮食储备始终在清朝边疆经略上占有重要地位，是清朝出兵漠西蒙古的后勤支撑。（二）敦煌是清后期稳定和收复新疆的后勤支撑早在同治初新疆北部尚未被攻陷时，敦煌一地即是新疆北疆驻防八旗粮饷的重要来源地。同治三年（1864），清廷“著恩麟饬令安西敦煌等处地方官，筹办粮石，解赴巴里坤满营，以资接济”[23]134。同治五年，在北疆接连失陷、哈密清军多次受到攻击的背景下，清朝为支援哈密，“令敦煌等县迅速拨运仓储粮食十数万石，以顾征兵要需”[23]254。同治七年，哈密清军乏食，军心不稳，清廷不得不“派弁前往敦煌守催粮石，著于此项粮石到日，迅速分拨哈密驻防各营，免致饥军哗溃”[23]326。哈密为新疆沟通直省的要道，也是整个新疆的战略要地，可以说保哈密方可保新疆。在新疆陷入混乱、哈密驻军粮草匮乏、军心动荡且关内粮食无法及时运达的背景下，敦煌粮食成为清朝稳定新疆局势的重要依托。敦煌地区亦是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后勤基地。同治十二年（1873）十二月，左宗棠提到敦煌等地由于遭受战乱，地多荒芜，但“安西、玉门颇多沙瘠，而敦煌为上腴”[27]，主张拨银、拨衣赈济敦煌等地贫困百姓，“冀留此灾黎，尽力屯垦，庶异时余粮出粜关外，各军可就就近采买，稍节劳费也”[27]492。他将敦煌地区视为清朝收复新疆军队的军粮来源地。四 直省和藩部的过渡区域敦煌在清朝开发新疆的作用敦煌所在的安西地區界连哈密，是甘肃距离新疆哈密和北疆最近的地区，为清朝开发和稳定新疆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敦煌地区是清朝开发新疆的移民来源地敦煌位置距新疆较近，是安西人口较多之地，成为新疆的移民来源地。清前期鼓励和扶持内地民众赴沙州等地屯垦定居。雍正五年，川陕总督岳钟琪积极推行招民垦种的政策，“檄甘肃布政使钟保，转饬平、庆、临、巩、甘、凉、西七府及肃州厅，各于所属酌量补招，务足二千四百户之数”[25]925。还制定优惠政策确保垦户安居，雍正末年，清廷从内地招募移民六百五十九户赴敦煌，“因所置牛只，节年倒毙，不能买补，恐误耕作，雍正十三年（1748），经抚臣奏明，每户借给银十五两，购买牛骡，以资力田之用”[28]，使前往敦煌屯居的民众得以安生。清朝还多次蠲免沙州民户的积欠。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安西地区卫所改州县时，“安西、柳沟二卫，并为一县，驻扎安西城;靖逆、赤金二卫，并为一县，驻扎靖逆;沙州卫户口较繁，改为一县，驻扎沙州”[29]。乾隆朝统一新疆之后，在东北和蒙古实行封禁政策，在新疆却实行了移民之策，以开发和巩固新疆。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廷在“敦煌等三县，招有情愿赴巴里坤种地民一百八十余户” [16]197。乾隆三十年（1765），清廷“令将甘省与新疆接壤居民，量其道路近便，迁移乌鲁木齐，俾资生有借，旷土愈开”[14]2502。此后，陕甘总督杨应琚“于肃州、张掖、敦煌等州县招有七百户”[30]。大量的民人由敦煌迁徙至新疆，为清朝统一新疆之初的开发作出了贡献。敦煌地区的绿营兵亦是开发新疆的力量之一。乾隆三十一年（1766）十月，清廷规定“巴里坤兵丁差繁，应将原派在屯之镇标兵二百名，彻回一百名。明春即于沙州、安西、靖逆各营调兵四百名，千把总、外委四员，共合五百名，定额屯田”[14]2550。被派至敦煌的遣犯，亦被清廷从敦煌调至新疆。乾隆三十一年清廷规定：“查沙州等营分发遣犯内，其年力精壮者，可得一百五十名，请就近拨赴巴里坤，随兵耕作。”[25]515无论是民人，还是士兵，或是遣犯，此后都成为新疆北疆的开发者，促进了新疆多民族共生共存民族格局的形成。（二）敦煌是接纳新疆藩部及流民的重要地区敦煌一地自纳入清朝版图之后一直为清朝所统治，该区域自然条件较好，一旦周边地区遭遇战乱或饥荒，敦煌往往成为周边地区的避灾和谋生之地。康熙四十二年（1703），土尔扈特部阿喇布珠尔等人从中亚绕道漠西蒙古赴西藏熬茶，在准备回中亚牧地时为漠西蒙古所阻挠，“乃款塞乞内属，赐牧敦煌之色尔腾”[16]776。当时，清朝未在敦煌设治，将敦煌部分土地赐予土尔扈特部游牧为生。同治朝新疆动乱之后，战乱频仍，百姓流离失所，一直未被攻陷的敦煌地区成为新疆流民躲避战乱的目的地。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清廷下谕：“乌鲁木齐、奇台、古城等处，自变乱后，户民流寓敦煌者甚多。”[16]662敦煌成为彼时流民躲避战乱之地。（三）敦煌地区曾是直省至新疆军台驿站的重要站点甘肃嘉峪关至哈密的军台驿站是直省同新疆沟通的重要通信线和运输线，也是清朝开发新疆的依托。雍正四年（1726），清朝在计划撤回吐鲁番及哈密的部分驻军时提到：“撤所设军站，其自嘉峪关以至安西、沙州、哈密，应留军站，以备递送。”[14]532清朝在裁撤军站的同时，保留了自嘉峪关经敦煌至哈密一线的军站。乾隆三十二年（1767）七月，陕甘总督吴达善上奏：“新疆往来官员及入觐回目伯克等，向系肃州标镇并沙州、哈密二协营各拴、喂马一百匹，供应乘骑。”[14]2568敦煌绿营有供应往来人员马匹的职责。由于清朝在新疆地区的开发不断推进，乾隆三十二年（1767）七月，清朝对安西地区的军台系统作了改革，“照前规，将沙州台站仍设安西”[25]683。敦煌军台迁至安西旧路，敦煌地区在清朝西北军台系统中的地位下降。五 结 语通过对敦煌地区重新纳入中原政权统治及其在清朝西北边疆经略中作用的论述，可总结出以下几点：一是中国古代历史是清朝君臣治边的重要依据。清朝决定在敦煌设治且不放弃该地，除了现实原因，也有历史原因。清朝皇帝出于对敦煌自古属于中原政权这一认知，决定开发该区域，驳斥了部分官员建议放弃敦煌等边外领土的短视看法。二是藩部地带是中原直省的屏障。清朝西北边疆局势是敦煌地区纳入清朝统治的时代背景。清初的敦煌地区原本是藩部地带，此后，漠西蒙古崛起且不断侵扰哈密、西藏等地，威胁到了清朝西北直省以及清朝对藩部的统治，使清朝不得不重视敦煌等边外地带在保卫清朝西北上的作用，为清朝恢复中原政权在敦煌地区的统治创造了条件。明末清初时为藩部地带的敦煌，逐步实现了从藩部边缘向直省州县的转变，流官体制在敦煌地区再次复兴。三是二元并存疆域结构下清朝对藩部的经略离不开直省地区的支撑。乾隆朝实现大一统后，清朝疆域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流官治理的直省区域，“为省一十有八，分置各府，以领诸县”[10]243;二是各非直省地带，主要指北部藩部地区，“至各边外之地，隶在舆图者，复以千万里计，四履之盛，固已超轶汉唐”[10]243。在清朝统治者眼中，无论是直省还是非直省地区，都是清朝疆域的组成部分，但清朝对边外藩部的统治深度要弱于直省地区。清朝对藩部地区的统治面临危机时，同藩部接壤的直省地区，特别是同新疆、青海广泛接壤的甘肃边外地区，成为清朝御控藩部的依托。拉铁摩尔提出了“内边疆”概念[31]，认为包括内蒙古、宁夏、甘肃等地在内的长城沿边地区是中国古代的“内边疆”，是相对新疆、漠北蒙古等“外边疆”而言处于内侧的边疆。随着清前期敦煌地区从藩部地带逐步转变为直省地区，随着大一统政权下直省体制的拓展，敦煌地区成为清朝稳定西北边疆的依托和基地，反映了直省地区为清朝经略西北边疆发挥着重要作用，亦说明了“直省-藩部”二元并存疆域结构下直省地区和藩部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参考文献：[1]劉传飞.清代安西卫、沙州卫设置时间考——兼论沙州所建制的有无[J].敦煌研究，2015（3）：106.[2]陈光文.清朝再度经营敦煌的历史意义[N].团结报，2018-09-13（7）.[3]聂红萍.清代雍乾朝经营敦煌述论[J].敦煌学辑刊，2017（4）：352.[4]陈光文.清代敦煌人口问题研究[J].敦煌学辑刊，2018（1）：55.[5]榎一雄.讲座敦煌2：敦煌の历史[M].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6]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24.[7]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上海：上海书店，1998：433.[8]俞浩.西域考古录[M].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347.[9]清世祖实录：第1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126.[10]清朝文献通考[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02.[11]魏源.圣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4：103.[12]清圣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康熙三十七年正月辛巳条.[13]（嘉庆）大清一统志[G]//续修四库全书：第6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301.[14]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78：508.[15]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6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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