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两晋时期弹劾文化的发展，监察规则的变化，官僚体制运行的论述
  监察体制的构建和监察机构的设立，是古今中外政权关注的重点之一。而近年来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也已成为学界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两晋南朝时期的监察体制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的成熟时期，其中突出表现在弹劾文化的确立与延续。
  目前学界对于监察制度的研究也积累了一定的成果，不管是两晋南朝监察制度的通论研究，还是专题研究，大多关注监察机构及职官的设置等问题，对于弹劾运行本身及其所反映的文化则鲜有涉及。
  本文将在前人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文化视角，探究两晋南朝时期的弹劾文化。随着两晋南朝时期监察制度的成熟，监察官吏实施监察，上奏弹劾官员已形成稳定的文化，弹劾文化也已成为官僚体制运行及国家治理的重要理念。
  监察机构与官员的设立，其目的是对整个官僚群体实施监督。两晋南朝时期处于汉唐历史时期的过渡阶段，其制度也具有过渡性的特征。在门阀的背景下，皇权和相权的力量消长也呈现出有别于其他朝代的独特性。两晋南朝时期的监察体制的改革是源于中央与地方行政体系的变革。
  西汉时期，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地位低于丞相，所以监察官吏不敢直接弹劾丞相，司隶校尉“无所不纠，唯不察三公”。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监察官吏直接弹劾八公的案例比比皆是，这对于监察权力的有效实施和公平性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尚书台成为国家的行政总署，承担尚书台内行政监察的官吏尚书左丞的地位日益突显。对于尚书台的监督，既有来自内部的尚书左丞的监察，又有来自外部的御史台的监察，尚书左丞和御史中丞还可以互相纠察。再者，正因为在两晋南朝时期，丞相司直非常设机构，此时的国家行政总署尚书台内的监察由尚书左丞负责。
  然而汉时丞相与司直的关系与此时尚书令与尚书左丞的关系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时司直是丞相府属官，由丞相自行辟除，两者存在“君臣”关系，而尚书令虽然是尚书左丞的上级，然尚书左丞的任免须经吏部，最后由皇帝批准。尚书左丞有权力监督尚书令。
  两晋南朝时期国家对地方的控制一直是统治者需要解决的问题，加强对地方的监察也是控制地方的重要手段。刺史在转变为地方行政首长后，其监察职能大大削弱，典签的设置很好地填补了地方监察权力的空白。
  总之，在两晋南朝时期，监察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突出的是御史台地位的提高以及御史组织的增强，以及典签制度的设立对于地方行政组织的监督。但我们同样应该看到，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时期，监察制度还有需要完善之处，各级监察机构和官员之间权力的交叉、配合与衔接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两晋南朝时期的监察体制，其本质仍是皇权主导下的国家监察，其根本目的还是维护皇权统治。
  监察机构及官员在整个官僚体系中的地位十分特殊。在两晋南朝官员等级序列中，两晋时期，御史中丞列第四品，治书侍御史第六品，黄沙治书侍御史第六品，侍御史第六品，禁防御史第七品，尚书左丞第六品，而司隶校尉列第三品。
  可见萧梁时，御史中丞已是清官，虽然与世族的观念相左，但梁武帝为了提高御史中丞的权威和地位，将其纳入清官系统，排在第十一班首位，并在世族钟爱的清官尚书吏部郎之前。近年来，张旭华先生关于中古清浊官制的研究为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制度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在其著作《中古时期清浊官制研究》一书中也赞同宫崎市定先生的观点，认为御史中丞在梁天监官班制确立后已成为清官。
  从御史中丞由浊官向清官性质的转变我们可以发现，从国家层面上来说，由于御史中丞职掌的重要性，国家不断提升御史中丞的地位，甚至不惜突破世族固有的观念，将其纳入清官系统中来。同样的，宫崎市定先生还认为在萧梁官班制确立之后，“从各班首位的官来看，都是当时之选的清官”。而尚书左丞正是排在第九班的首位，和御史中丞情况类似，作为监察官吏的尚书左丞也被纳入了清官系统。
  除监察官员个人外，两晋南朝时期还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监察官吏家族，他们敢于弹劾，善于弹劾，不仅在朝廷留下了刚直的弹劾精神，其正直守法的家风也被世代传颂。
  西晋傅玄泰始四年为御史中丞，五年转司隶校尉，史称其“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简，整簪带，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死后，谥曰刚。其子傅咸，“刚简有大节，风格峻整，识性明悟，嫉恶如仇”，武帝时任尚书左丞，惠帝时任御史中丞，后遭母忧去官，起以议郎，长兼司隶校尉。死后谥曰贞。
  傅咸从父弟傅祇惠帝时任司隶校尉，后行安西军司，讨齐万年，后又为中书监。傅祇子傅宣在赵王伦叛乱平定后，惠帝曾以宣为尚书左丞，不就，后转御史中丞。傅玄一家多人多次历任监察官吏，故史臣曰：“傅玄体强直之姿，怀匪躬之操，抗辞正色，补阙弼违，谔谔当朝，不忝其职者矣。及乎位居三独，弹击是司，遂能使台阁生风，贵戚敛手。”
  刘宋时王准之，“除御史中丞，为僚友所惮。准之父讷之，祖临之，曾祖彪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职”，也是一个监察官吏家族。又荀伯子先任尚书左丞，后迁御史中丞，“莅职勤恪，有匪躬之称，立朝正色，外内惮之。凡作奏劾，莫不深相谤毁，或延及祖祢，示其切直，又颇杂嘲戏，故世人以此非之”。其子荀赤松曾任尚书左丞，组弟荀昶后为御史中丞。又袁淑元嘉二十六年任御史中丞，其子袁凝后亦为御史中丞。
  这些两晋南朝历史上著名的监察官员和监察家族，将法治思想和正直的品格贯彻始终，成为国家整顿吏治，净化生态的利剑。这种稳定的弹劾文化体现在整个官僚群体尤其是监察官吏对于监察、弹劾有着很强的社会心理和文化观念上的认同，同时也体现在国家内外，全国上下的共享价值上。
  监察官员及家族中许多人还有文集传世，其监察事迹及弹劾文章继续影响着后代的监察官吏。如南梁徐勉有《左丞弹事》五卷，王僧孺有《两台弹事》五卷，南陈孔奂亦有《弹文》四卷，这些都对南朝弹劾文化的确定和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
  虽然两晋南朝时期涌现出一批刚正不阿、恪尽职守的监察官员和家族，但这一时期监察体制仍是皇权主导下的国家监察，所谓的“监督”都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的角度出发，监察体系虽然日臻完善，但在古代人治的背景下，监察能力毕竟有限，监察效能难以最大发挥，导致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现象时常发生。然而两晋南朝时期的弹劾文化，其思想与内涵又是十分丰富的，并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对我们当下进行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三、两晋南北朝弹劾文化的当代启示
  两晋南朝时期处于汉唐历史时期的过渡阶段，许多制度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监察制度也不例外。陈寅恪先生谓隋唐之制度，南朝梁、陈是其一源。两晋南朝时期的是中国古代监察体制的成熟期，弹劾作为一个行为，是监察机构的日常运作；作为一种思想，深深植根于监察官员的思维之中；作为一种文化，时刻与环境尤其是国家治理产生互动关系。
  这一时期，构建了较为严密的国家监察网络，将整个官僚群体都纳入国家监察的体系中，各朝君主都注意提升监察机构及官员的地位，以便使其更好地承担起皇帝耳目和工具的角色。
  这一时期，弹劾有了固定的程序，颇具仪式感，弹劾文也出现了格式化的倾向，先代的弹劾案件和事例成为后代监察实施时的必要理论依据和事实支撑而被援引，“谙晓故事”成为优秀监察官吏的必备素养。同时，在弹劾文化的熏陶下，一支刚正不阿的监察队伍和家族已经形成，他们不畏强权，敢于弹劾，善于弹劾，彰显了正直刚毅的精神。
  完善国家监察组织机构设置，深入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可以从两晋南朝时期国家监察机制和弹劾文化构建中汲取智慧。监察机构的地位方面：应明确国家监察委员会（以下简称监委）的功能定位，强化其监察职能。修订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功能、职权，以及与其他国家机构的关系。
  在各级监察委员会的人事编制，组织管理和经费来源等方面，加强管理，提升绩效。监察权力自身监督方面：加强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监察体系，实现对监察权力的监督。完善舆论监督体制，建立监察信息公开制度，让监察在阳光下运行。监察职权的运作方面：制定监察工作实施细则。监察法规定的留置、询问、技术调查等措施与手段应进一步细化、规范化，形成监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密切配合、相互协作的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