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钱云|从“四夷”到“外国”
  不少当代学者也注意到这次史书体例变化，像杨联升、王赓武都注意到“在宋朝‘外国(列)传’已成为史书中的一项”、“1279-1739年间撰写的宋、辽、金、元、明五个朝代的正史，……然而，考察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是否如晚近学者所称，“外国传”在宋代开始成为历史书写概念的选项之一汉唐正史中的“四夷模式”
  《史记》的周边叙事对后代正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叙事策略和模式中。
  透过梳理相关争论就可以知道，中古时代，有关正史的编次方式已经形成了一套广泛接受的模式，即所谓“先诸传而次四夷”。
  如果将汉唐时期正史中的周边叙事放在一起，很容易看出这种观念的影响:正史大多在各族群叙述的基础上，将其大致以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排列在一起，并通常将这些列传放在类传之末。
  或有观点认为，这种变化是从《汉书》开始的。
  后世截然两分的经、史之学，此时共同构建了同一性的帝国想象:经典中的清晰区分为历史纂述的分类、重组提供了概念工具;历史纂述中的基本史实，则为论证、阐释经典中含混模糊的周边叙事提供了具体案例。
  在“内”与“外”的区分日渐清晰时，“外”也开始了秩序化和标准化的演进。梁元帝萧绎《职贡图》北宋摹本
  先看《晋书·四夷传》总序:
  可以说，从《史记》开始创设的周边叙事传统，在几个世纪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清晰而整齐的“四夷”叙事结构，本文将之称为“四夷模式”。
  汉唐时期的《外国传》
  生活于5世纪的佛教徒使用“外国传”作为西行行记的名称，应当是受佛教世界观的影响。
  宋代的释志磐在《佛祖统纪》中便说:
  章怀太子墓室壁画之“客使图”
  同样原书散佚，但在《太平御览》等书中还残留部分内容的是《吴时外国传》。
  司马贞为《史记·大宛列传》“大宛……这一条之所以值得关注，不仅是其名称采用了“外国传”，还因为这条记录中所体现的世界形态:在这样一个范围广阔的“天下”中，“中国”、大秦、月氏都是其中的国家，而且三国各有特长，那么，仅以此来论述“中国”为这个世界中唯一进步的文明中心，就显得不太合适了。
  从4世纪左右翻译的《十二游经》开始，在多部汉文佛教典籍中都记有这样的世界形态:
  元修三史中的 “外国传”与“蛮夷传”
  事实上，我们并不能轻言元代史官抛弃了正史书写的传统。
  但是，即便元代史官深受汉唐以来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却又不得不面对10-13世纪曾真实发生过的历史。
  正史书写是以帝王(本纪)为中心而展开的，透过表、志、列传等综合性地体现国家结构与统治秩序，其中对外交往是国家政治结构中的一环，在史书中的体现就是“四夷传”部分。
  (元)钱选 《西旅献獒图》
  依《辽史》所言，“辽属国可纪者五十有九，朝贡无常”，就其周边来看，除宋以外悉为属国的范围。
  事实上在元代修史时，针对三史中有关西夏、高丽记录如何处理便存在疑问，苏天爵就曾致信欧阳玄提出:“高丽、西夏皆尝臣服于宋、金，及与辽人战争，今于三史，当各附见乎
  既然薛居正所修《五代史》早已亡佚，现存的各个版本《旧史》都要追溯至清代乾隆年间邵晋涵的辑佚本，因此，要讨论《旧史》的“外国列传”部分，首先须对这个辑佚本的内容详加辨析。
  但正如陈垣已经指出的，清辑本不仅没有完整辑录薛史的全貌，而且还被四库馆臣删改，书中凡触犯清朝避忌，及遇胡、虏、夷、狄等字时多有窜改。
  由此，我们认为《旧史》此版本不能反映原作者的世界观，对于其中使用“外国传”一词也应持保留态度。
  从几个方面推测，“外国传”的名目为邵晋涵所拟的可能性非常大。
  陈尚君在《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中即不取“外国列传”为列传名，而径以各族、国名为篇名，其理由有二，一是“各种文献无引称‘外国’传者”，二是“与唐、宋正史之一般体例亦不合”。2、宋国史中的“四夷传”与“夷狄传” 元代官修《宋史》本于宋代官修国史，自明清以来几成定谳。
  在南宋王应麟(1223-1296)的《玉海》中曾记录了大中祥符九年(1016)修成的《太祖太宗两朝国史》之目次:
  可见在宋代修纂的国史中曾以“四夷传”为域外记载的列传名。
  国家图书馆藏有宋代名臣余靖(1000-1064)著《武溪集》二十卷，为明成化九年(1473)刻本。
  期间余靖又曾担任知制诰，有机会接触大量宫廷藏书。3、汉宋时期正史中的外国 在传统中国的纪传体史书中，不乏使用“外国”以指称“中国”以外国家、政权的例子。
  也就是说，虽然宋以前的正史中，在指称“天下”范围内的其他国家、政权，并非仅仅局限于“蛮夷”等华夷思想影响下带有尊卑差别的词汇，有时也会使用“外国”(可作域外邦国之解)一词来作对域外国家的指称。
  前文已说过，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没有为我们提供证据以判定证明在宋代国史编纂中是否直接采用“外国传”、“夷狄传”或“四夷传”作为记录周边的类传名，但是在《长编》中用“外国”指称周边国家的情况则多有出现。
  在真宗朝时，似乎“外国”一词已经大量出现于各类文献中，不仅出现在奏章，也出现在皇帝的谕旨中;不仅包含了如契丹、西夏这些在军事上势均力敌的对手，还包括了对宋不具军事威胁的高丽、占城。
  但需要注意的是，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编成以后，因为卷帙浩繁，刻印困难，所以成书后传世的诸本多是节录本，而且大多逐渐散佚、残缺，直到乾隆年间由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原文，并将其重新厘定为五百二十卷，其中徽宗、钦宗两朝全缺，英宗、神宗、哲宗朝也有缺漏。
  四库馆臣或多或少的调整给本研究带来了巨大的麻烦，这不仅体现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前文已经引证过的《武溪集》中也是一例。
  (清)《万国来朝图轴》，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小结 历史书写是近年来一再引发争论的话题。
  本文转载自《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历史中国之内与外”专栏，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