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试论唐五代内职诸使等级化
  唐代的内职诸使具有使职的特色，除处于最高级别的枢密使和宣徽使，其他内职诸使之间没有形成明确的高下等级关系。
  至五代，内职诸使之间逐渐形成明确的高下关系，并且随制度的发展更加严密化、系统化。
  在整个五代的变化过程中，以后晋为界限，前后王朝内职诸使的等级化现象呈现出不同的趋向。
  后晋之前主要以职务为主，后晋之后则主要以职阶为主。
  这种变化与整体内职诸使制度的外官化发展存在互动关系，因而体现于内职诸使的外官化过程之中。
  唐朝中期后，使职大量出现并从临时性转为固定化，出现了以宦官为主要任使者的内职诸使。
  其中，内职诸使占有一定比例，它与其他使职相比，有几个特点:职务内容上与皇帝、皇室、宫廷有密切关系，供职地点集中在宫城，任使者主要是宦官。
  宦官使职是唐代使职系统中的重要部分，它的出现是唐代宦官专权政治局面形成的关键。
  《新唐书》云:“(崔)胤遂奏:‘高祖、太宗无内侍典军。
  天宝后宦人寝盛，德宗分羽林卫为左右神策军，令宦者主之，以二千人为率。
  其后参掌机密，至内务百司悉归中人，共相弥缝不法，朝廷微弱，祸始于此。
  请罢左右神策、内诸司使、诸道监军。’
  于是中外宦官悉诛，天子传导诏命，只用宫人宠颜等。”
  崔胤提出除去宦官权力时，“请罢左右神策、内诸司使、诸道监军”，这基本上包含了唐代宦官担任的全部使职。
  历代史家皆用内诸司使表示唐代宦官担任的使职。
  胡三省云:“唐中世以后，置内诸司使，以宦官为之。”
  内诸司使和其他使职相比，其最主要区别标准是使职担任者的身份，即宦官。
  到了五代，唐代设置的枢密使、客省使、庄宅使等所谓的内诸司使仍然存在。
  不过，天复三年(903)朱全忠杀灭宦官之后，经过一段过程，内诸司使全由士人担任。
  虽然任使者的身份出现变化，但五代时期每个王朝皆实行了内诸司使制度。
  唐至五代期间，政治、社会的不同状况，加上使职本身具有的临时性和个别性都影响到了内诸司使的发展。
  因此，有些使职出现不久即消失，而有些使职能够延续到五代末，也有些使职则始见于五代。
  唐与五代内诸司使之间，除了使职担任者身份发生变化之外，还出现了数量上的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问题就需要重新考虑。
  宫苑使、皇城使皆始于唐中后期，整个五代时期一直存在。
  它们在五代内诸司使系统中具有一定的地位。
  但唐代的宫苑使、皇城使主要由士人担任。
  从宦官身份为内诸司使之重要标志的角度看，唐代的宫苑使、皇城使并不属于内诸司使。
  另外，引进使、内染院使、内衣库使等五代时期设置的内诸司使并不见于唐代内诸司使名目上。
  在这种情况下，以“内诸司使”统称唐代和五代设置的诸使，恐怕有失妥当。
  如果要统称唐五代这些使职的话，需要一个比唐代内诸司使概念稍大，同时比五代内诸司使更准确的名称。
  关于此共同点，如利用“内”、“外”概念而描述的话，它们都属于“内”。
  此外，考虑到任使者身份有宦官和士人两种不同的情况，可以说职务性质是比任使者身份更重要的共同特点。
  因此，以职务性质为主的提法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其内涵。
  就执掌“内职”而言，“内职诸使”一名也许更适合于概括唐及五代的这些使职。
  唐代政治发展过程当中，枢密使、宣徽使等握有重权的个别内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因此，它们早已成为学者所关注的对象。
  但从整体集团或制度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基本始于唐长孺先生。
  唐先生的研究框架至今指导着内职诸使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杜文玉、赵雨乐、宁志新、贾艳红、赵冬梅、李军等学者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现，不断填补空白，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掘新的内使、梳理其所担任的职务及执掌。
  其中，赵雨乐主要关注唐五代内职诸使转为宋代三班官阶的演化过程，从唐宋变革的角度探讨了唐代内职诸使发展情况以及宋代使臣官阶与差遣问题，把我们的视角拉长到宋代。
  唐到五代的内职诸使，从个别使职发展转变，逐渐形成一整套制度。
  一般情况下，制度整体出现之后，适应于现实状况，逐渐变形、分解、零散化，最后彻底被取消。
  与此相比，唐五代内职诸使的发展情况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
  不过，目前的研究大部分还是在探讨个别使职的发展情况。
  从制度形成与运作的角度讨论内职诸使，将更加有助于了解内职诸使的整体发展情况。
  目前很难确定唐代最早设置的内司使职。
  不过，可以推知它的兴起与宦官得权有紧密的关系。
  到玄宗时期，内职诸使开始增加，一直到唐末曾经出现过四十多个内职诸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