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唯GDP论，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什么危害？
  理论：    其一，注水GDP不仅损害地区党委政府的公信力，还会直接导致对地区经济走势的盲目乐观，从而影响到决策层的政策制定和把握，并“带动”地方领导趋于做“书面”文章，在很多地方，地区政府缺乏有效监督，多数一把手在一年内连走马观花地到自己管辖的部门和地区看一看都做不到，更无法谈深入调查研究，故决策产生偏离和表面化在所难免。    其二，GDP和所有统计指标一样具有局限性，生态环境、就业形势、收入分配状况、人民生活水平等内容都很难从中体现。在GDP大棒指挥下，一些干部难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唯拉动GDP的工作才干，唯增长GDP的项目才上，而不愿花费时间和精力沉下身来，做一些无关数据却关乎民生的事情，以致于在经济繁荣的表象下，大多数老百姓并未得到多少真正的实惠。    其三，引发系列增加财政收入的短期行为。现实中的“土地财政”、“财政依赖矿产（资源）”、高能耗财政高污染换取财政收入的“并行”，使我们的发展正在逐渐丧失可持续的后盾。如土地财政，很多城市土地出让金已占地方财政一半以上。2009年，我国70个大中城市土地出让金同比增加140％，北京、上海的土地出让收入达到了财政收入的40％以上。地方政府过分依赖土地收入，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带来城市规模无序扩张，更可怕的是由此带来的集中于国土、房地产管理部门的腐败滋生。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要改善民生，而GDP增长只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    实际：    唯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危害是重复和盲目建设带来资源浪费。我国60年的发展史，投资冒进、重复建设一直是困扰我国发展的顽疾。一边限制产能过剩，一边新开产能项目，致使一些产业陷入自相矛盾的发展“陷阱”。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超过1亿吨，水泥产能过剩近3亿吨，铝冶炼行业产能利用率仅为65％左右，造船业有1/3左右的产能过剩，而在建氧化铝、电解铝产能仍达560万吨和200万吨；平板玻璃已拥有生产线203条，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停产近30条，但在建的仍达有近120条；光伏产业3/4以上已经倒闭歇业，但是还有一大批项目在建或即将建设。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使我们“主动”陷入两难境地，以光伏产业为例：从2001年到2007年，我国光伏电池产量由3兆瓦激增至2000兆瓦。金融危机引发国外市场急剧萎缩，多晶硅价格从最高500美元/公斤跌至70美元/公斤，逼近国内生产企业的平均成本。粗略估计，投向多晶硅行业的千余亿元投资约有一半将打“水漂”，能存活下来的企业不超过10家。    在产业发展陷入趋同的情况下，资源浪费更是惊人。2002年，我国产值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倍，到2007年上升到3倍。冶金、有色、电力、化工等8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平均高40％以上。我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不足6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应清醒看到，目前我国人均水资源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1/4，石油、天然气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5左右，人均耕地资源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30％。资源不能再浪费，否则就将真的“断了子孙的活路”。    与此同时，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地方政府盲目发展盲目投资所形成的债务，以粤西某县为例，当年度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2.7亿元，GDP为80亿元，而政府债务就达12亿元，其中直接债务占90％；全国百强县之一的浙江某县级市，5年前的政府性负债就已逾24亿，债务率达310％，超过警戒线210个百分点。粗略估计,目前全国地方政府负债总额可能已超2万亿，其中乡镇政府债务规模约7000亿左右。数年乃至数十年都还不起的债务，其实已代表着一些地方政府的“隐性破产”，其将带来的负面影响要比全球金融危机还严重。    唯经济增长的危害还表现在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的发展不可持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障碍和隐患，严重制约着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和高质量地稳步发展。粗放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高昂的环境和生态成本之上的。据统计，我国1/3的土地上遭遇过酸雨的袭击，土地荒漠化增量每年增加2460平方公里；1/4的人没有纯净的饮用水，1/3的城市人口不得不呼吸被污染的空气。我国的污染损失每年约占GDP的 5％，其中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因污致贫”、“因污返贫”的现象。某县因皮革产业造成的水质、土壤等污染使其经济总量由全省第29位降至93位，还造成了严重的人体健康危害，连合格兵源都难以征选。
  我国GDP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政府强力推动下所出现的，在很长的时间内，各个省份的GDP上升速度，成了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这样一种制度路径之下，对GDP的推崇渐渐演化成了“唯GDP论”，只要能对推升GDP有作用的，不管什么手段都可以畅行无阻，为了发展经济，有的地方过于注重投资，盲目扩大的投资超越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实际需求，造成资源的浪费;有的地方实施过度开发，造成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有的地方过度依赖房地产市场对相关行业的拉动作用，造成房价畸高;有的地方对企业过于迁就，造成职工利益维护的缺失。所有这些，虽然保证了GDP的高增长，但这种高增长意味着更多的能耗需求，也造成了对银行信贷的饥渴式追求，推动物价上涨，使中国经济经常处于通货膨胀的重压之下。很显然，当下的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得益于GDP的快速增量，但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有很大因素也是因为“唯GDP论”所带来的祸患。    其实，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制订GDP增长规划，这并没有错。事实上，在我国制订各种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时，GDP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都被考虑在内。比如，我国的“九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实现人均国民生产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十五”计划提出，要为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奠定现实基础;“十一五”规划则提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比2000年翻一番。在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露头的时候，为了有效地遏制危机对我国的袭扰，中央政府也曾明确了保证GDP增长8%左右的战略目标。问题在于，对GDP保持适当增长速度的追求，如果演变为“唯GDP论”，政府工作就很容易出现偏差，以至出现GDP虽然增长，但民众的福祉反而下降的逆反现象。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却始终低于GDP的增长速度，民众未能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在某些地区反而在为这种增长买单，就是“唯GDP论”所带来的危害。    事实上，这种“唯GDP论”的增长路径，忽视了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也是不能取得长久效应的。GDP增长了，但民众收入没有跟上，社会购买力就无法对投资扩大后产生的市场需求形成支撑，反过来又会压抑投资的进一步扩张，这种状况在我国近年的经济运行中已经成为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因此，就目前来说，政府应该放弃“唯GDP论”和以此形成的政绩考核管理思路，积极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经济环境。在此次地方“两会”上，重庆将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列入考核指标，在未来5年内将当地基尼系数由0.42降至0.35，得到了普遍的赞誉。显然，这是一种比单纯考核GDP更为科学的制度设计，它将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并让民众切实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