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盐课，是清政府的重要经济支柱，占到国家收入的一半左右，清首任两淮巡盐御史李发元称其“损益盈虚，动关国计”，康熙帝亦在上谕中说盐课“关系国赋，最为紧要”。
  清政府视盐课为国家之根本，对盐运的管理很是严格，除了大力疏销以外，盐政从来都以缉私为首务。江都地处两淮食盐南运的第一关，走私与缉私的斗争尤为激烈。为了加强缉私，清政府盐政从江都到扬州部署了三条防线。
  一是盐运设专道。
  运盐河，是从湾头连接运河，经宜陵至泰州横穿江都全境的运盐专属河道。它在泰州又继续东延，其支流通向淮南各盐场，称为串场河。清政府规定：淮南所产食盐，一律由各盐场经串场河运至泰州过坝，再经运盐河从湾头至运河，在仪征解捆，装入江船，运往上江及江南等六省。这中间有泰州坝、湾头、仪征等关查验。而江都白塔河巡检衙门，则是从盐场进入扬州的第一道关口。运盐船到湾头前，商人得将照单赴白塔河巡检衙门呈验，经每船具结后，才能报送运司查放盐船过湾头，出仪征。当年在白塔河关，可见河上盐船云集，关前人头攒动，阵势浩大，景象繁忙。
  清政府在泰州、扬州的15个港口、隘口设巡役75名，水手30名，巡船15只，专事水上巡查缉私。除泰州各盐场的13个隘口外，扬州沿江有江都的大桥与仪征二个港口，而三江营是防范的重点。后鉴于江都贩私严重，乾隆五十九年（1794）在嘶马、大桥、张纲沟设兵役巡缉。乾隆六十年（1795），又在江都的廖家沟、石羊沟、黄家沟三沟密钉三层排桩，木栅多加管木，增缆编扎牢固，并于汛池一、二里之外，加钉双层排桩一道。每沟专设夫役二名，昼夜巡查，以资堵截。
  后来，又沿通扬运河设役巡查，从邵伯至仪征月塘的14个隘口，以增派兵役缉私，可谓层层布防，道道把关。
  当时，由于社会动荡，民生凋敝，贩卖私盐又获利尤丰，所以走私贩私者铤而走险，缉私收效甚微，从原先只是“扬州府属三江营地方恶棍贩卖私盐甚多”，到后来“江、甘两县尤为私盐充斥”，直至盐枭们备有武器，与督府对抗。
  贩卖私盐的大枭，大都集中在盐场与沿江一带的港口小镇上，除地处盐场的东台小海镇、海州板浦镇，沿江则集中在江都的嘶马镇，其大头目有蔡标与孙琪两人。蔡标为人强悍，孔武有力，人称“九千岁”，手下徒众甚多，并拥有瓜皮艇多艘。他们从海滨生产官盐的灶户购得私盐，集中到嘶马，然后待机外运。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江都仙女庙又有朱盛椿，人称朱大麻子；朱羊林，人称朱花脸，他们率众百人，执持枪械，拒敌官兵，坐地分赃，缉私兵役对他们亦无可奈何。后来，在江都又出现了一个大盐枭，火拼后替代了他们，这就是扬州徐宝山。
  徐宝山于光绪十九年（1893）参加仙女庙抢劫案后逃回老家丹徒，后为官府抓获，送往甘肃劳役。在押送至山东的途中，徐宝山逃脱，从此便潜入江湖，以“洪帮”名义另立“宝盖山”的山头，开设“春堂会”的堂口，自诩为帮中龙头老大，专事贩运私盐。随着势力扩大，徐更是独霸一方，干脆在长江沿岸拦劫官盐，经常出没于嘶马、三江口、大桥、六壕口、七壕口、瓜洲、十二圩一带。清缉私营往往视徐如虎，不敢阻拦剿捕。甚至连十二圩盐防营、江苏省督驻瓜洲巡防营的管带、头目皆与徐宝山歃血为盟，结拜兄弟，成了“兵匪一家”，被当地民谣称为：“官盐三门走（盐场东西中三大门运官盐），私盐一码头（指徐宝山私盐专运码头）。”光绪二十六年（1900），徐宝山被清廷收买，正式当上了新胜缉私营管带，反而在江、甘、高、溧、句等岸缉私，这就是清政府在江都缉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