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日本幕藩体制与武士道伦理化，日本与中国文化的联系
  德川家康关原之战，获得了大胜。
  他在执政期间，整顿各地方诸侯，建立了幕藩体制。
  江户时代，德川幕府的出发点是建立了封建集权，对诸侯领地和皇室公卿领地重新组编，德川幕府掌握了全部的管辖权，并且划分了工农商的身份，把它们放在不同的地区，诸侯居住在城市的中心，商人以及武士居于城市边缘的城邑，农民则就居住在离城市很远的农村。
  同时，在全国建设了三个城市，以京都，江户，大阪为中心，集中发展工商业经济，尤其是经过了宽政改革后，加强小农经济以及商品经济，在幕藩体制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强化了官民之间的矛盾，加强了贫富的差距，所以为为政者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政治和社会问题 。
  江户时代前期，宽永十四年的岛原之乱，就是由反对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而引起的。
  至江户时代后期，天明年间及天保年间全国连续发生大饥荒，带来瘟疫流行，全国人口死亡数十万。
  尤其是明治维新前夕，政权腐败，民不聊生，农民起义再度掀起了新高潮，规模之大创历史新高，大大地动摇了幕藩体制的统治根基。
  单看文化的方面，同时就丧失了向上的精神。
  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中，不无感慨地说:“武士以他所拥有的武力并把它付诸实践的特权而自豪，同时，对《孟子》里提到的“仁”思想却毫无保留的表示认可;一个国家的荣誉思想训条，竟然与他国的训条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实属是令人诧异。
  当时问世的倾向以新儒学文化为背景的武士修养书《叶隐闻书》，简称《叶隐》就体现了将义理作为规范，也将它作为主统思想来推进家系，巩固这个社会的秩序，同时，完善完成了日本的武士文化，也就是这一个时代的新文化。
  如果说，新儒学文化为《叶隐闻书》准备了理论条件，那么此前元禄十五年发生的大石良雄等47名武士，为主君浅野长矩报仇，袭击江户本所松板町的吉良义央宅邸失败，最后以切腹自杀的惨烈方式，实践了武士忠主君的精神，则直接在行动上给予《叶隐闻书》作者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
  其后宽延二年国剧歌舞伎根据此事件编出《假名范本忠臣藏》。
  在武士的训条中，忠于主君是优先于一切，至高无上的。
  人的生，需要长时间，可是切腹殉死，也就在一瞬之间。
  日本民谣就唱道:“花是樱花，人是武士。”
  如果一般没有自觉的荣誉感，没有感情上的极端冷静，或者没有态度上的沉着坚毅，是不可能自己毫不犹豫地下手切腹的。
  也许正是日本国民在本国的土壤上长期地培育了这种审美观和对忠义的坚定信念，所以对于切腹自杀不以为然，有的人反而认为这是展现了美与力的闪光，甚至有人将武士道的精神，称做“大和魂”。
  《叶隐闻书》一书中还表明，尽忠是不为神佛所迷的。
  尽管如此，作者并没有把同神佛的联系完全切割开来，书中还多次引用湛然和尚平生的戒训:“神和心永远一致就好，武运就会变得强大而长久”;“武士把勇气浮于形式，自己的心中如果没有慈悲，也就不会有武士的本分，所以，武士在行为中需要更加贴近于出家人，并且追求出家人本来就具有的慈悲心“。
  武士如果不能专心于武士道，就毫无意义，就不是武士道”;然而武士“一肩扛着忠和孝的重担，一肩担着勇气和慈悲的大梁，只要把这两座大山一般的责任镶嵌到自己的骨子里，那就算尽了本分了，也就算是武士的一生就可以得以安身立命了 ” 。
  武士道的真谛，是“智、仁、勇”三德，写道:“要不惜身家性命，把自己献给主君，首先必须以智、仁、勇三德修身，方可为事。”
  所谓仁，就是为他人着想，每当自己的利益与别人的利益相冲突时，总是把他人的利益放在首位;所谓勇，就是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不管前后踢开障碍往前直冲。
  这诸艺，包括连歌、俳句、狂歌、平曲和茶道等艺道文化。
  《叶隐》的理想恋爱，是为了恋爱必须一死。
  《叶隐闻书》批评了五是追求金银之风的风气，还强调了武士一定要摒弃金银的欲望，并且严格的禁止武士阶层从事商业，鄙视享乐、沉湎女色，还强调武士最为禁忌的，是“忌酗酒、骄傲自大、穷奢极欲”三者;乃至说如果沉溺于出家人创作的《徒然草》一类的书，是“无法成就武士之业的”。
  由此可见当时武士的克己训练和生活管理是非常严格的，许多藩国都严厉 执行 对奢侈的禁令，要求武士过素朴的生活。
  归纳来说，就是“报仇”与“切腹”四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