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利益衡量是法学方法中的重要内容，在民法的适用中非常必要。利益衡量的开放性特质，正是利益衡量的活力所在，同时也是适用的难点所在。论文阐释了展开利益衡量的一般性问题，认为民法适用中的利益衡量是一种综合的思考方式，其具体运用需基于衡平理念。
  在法律发展史中，法律的滞后性（即法律与其所调整的社会生活或大或小地脱节的现象）总是对法律的稳定性提出挑战，而法律的解释无疑成为衡平法律稳定性与变化性的“活化剂”。早在罗马法阶段，就出现了基于对诚信契约和诚信诉讼进行解释而产生的诚实信用原则。而在资本主义进人垄断阶段后，为了推行社会化政策，在诚信原则名义下对传统“私权神圣”进行的解释却促成了“权利不得滥用”法则的产生。此种实例不胜枚举。法律解释就像坐标系中的点点轨迹，勾画了成文法律在微观领域中的运动曲线。{1}（p64）关于民法解释的具体方法，理论上包括以下几种：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分为扩张解释、限缩解释、反对解释和当然解释）、法意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和合宪解释。并就适用以上方法的顺序和位阶关系形成了一定的规律[1]。
  然而，一种大致的规律毕竟不是“帝王法则”，无法涵盖法律解释具体操作中庞杂、丰富而流变的内容。对其盲目的遵循，无异于注释法学将法律适用变成“自动售货机”。并且，对这种规律的运用本身即会受到解释主体个体差异的极大影响。同时，“对于一种健全的法律生活来说，仅仅重视法律解释的方法是不够的”{2}（P354），基于此，利益衡量作为一种对民法解释的思考方式受到愈来愈多的重视。本文亦对民法适用中的利益衡量作一探讨。
  二审法院同时认为：原被告双方同在本次爆炸事件中遭遇不幸，现在加害人虽已被抓获，但由于其没有经济赔偿能力，双方当事人同样面临无法获得全额赔偿的局面。五月花公司在该事件中虽无法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过错，但是，应当看到：原告一家是在实施有利于被告获利的就餐行为时使自己的生存权利受损，被告受损的则主要是自己的经营利益。不考虑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失衡，仅以原告应向加害人主张赔偿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违背了民法的基本原则。最终，二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第157条规定，平衡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失衡，判决酌情由被告五月花公司给原告一家补偿一部分经济损失。
  这一案例（以下简称五月花案）的显着意义就在于：明确地展示了对冲突利益的衡量过程以及选择判决支撑依据的利益取舍结论，审慎而公开地彰显了利益衡量在民法中的运用。因为归根结底地说，任何一种法律都是围绕“利益”而展开的，为解决利益对立和冲突而设置的基准。各种民事权利也不例外，它们都是在寻求一个“利益支点”，使得其所调整的各方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达到一种平衡。本案中，二审法院经历了双重角度的利益平衡：一是从现有法律制度出发，明确在消费关系、侵权行为关系等各个情形下，法律所欲保护的利益状态和保护的尺度，从而不至于因为存在消费者作为弱者的利益，而对法律作出扩大解释或曲解。另外一个层面则是，在严格进行推理之后，从本案的实际出发，在更高层面上考虑双方的利益状态，探寻是否存在因法律漏洞而导致的合理利益未被保护或结果上的不正义。由此可见，当民事主体间因为利益而导致纷争出现时，运用衡量的方法，可以对权利背后所蕴涵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实质判断。
  其一，利益衡量有无客观标准，从而体现其内在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利益衡量在当今各国的司法实践中业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然而其在运作中的正当性问题时常面临着理论和实践的置疑。利益衡量所主张的是法律解释应当更自由、更具弹性，在适用法律时考虑具体案件当事人的实际利益，最终做出一定的价值判断。这一特征使得利益衡量充满了浓重的主观色彩。基于此，学者们提出利益衡量有无客观性可言？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法定利益中，法官究竟如何决断甲种利益应当高于乙种利益？显然，若在运用利益衡量时，不能建立起一套相关的规则，并以法学理论与实证经验作为支撑，那么裁决的结果或许可能是个案中的公正，但在更大范围则是不公平的。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利益衡量在民法适用中的展开做进一步的探讨。
  利益衡量是自由法运动后，利益法学派所喊出的口号。这一学派主张：法律的实际作用比法律的抽象内容更为重要。据此，法官在阐释法律时，不应囿于何种阐释方法方可为之，应当运用其智慧，自动审察和衡量立法时的利益取舍以及现行环境及各种利益之变化，由法律秩序内观察而得到法律的价值判断。{4}（P175）由此可见，利益衡量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够更好地因应社会客观实际的变化，指导人们做出合理的价值判断。然而，正是因为利益衡量的这种“开放性”特质，使得人们在追求客观而又能为社会所接受的法律结果时，面临着各种难题：
  台湾学者王泽鉴曾举过一个有关“电缆案件”的例子，{5}（P79～92）讲的是因施工疏误挖断电缆，导致某社区内停电，从而导致各类利益遭受损害的情形。那么，是否所有的损害都应得到赔偿呢？抑或在何种情形下可以向加害人请求损害赔偿呢？这一问题在国际备受关注。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化，那种在传统民法上“预设主体双方可以相互交换立场，并假定他们的利益在本质上是等质的”利益观正在被利益多元的社会现实所冲击。由于存在着多种利益，并且每一种利益在法律上均有其价值，而法律上又没有确定何种价值优先，因此，在法律的适用过程中，欲要直观地判断出何种利益应为保护，何种权益不受保护变得愈发困难。在各种利益之间进行权衡、考量具有了更加现实的意义。
  诚然，我们可以说，公平、正义、诚信，公序良俗等所要求保护的利益毫无疑问就是上位利益。但是，诸如“公共秩序”、“善良风俗”、“显失公正”、“正当事由”等不确定法律概念所要体现的权利往往缺乏明确的构成要件，这也会给利益的纷争提供无限的空间。{6}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民法中的问题是为调整极其微妙的具体利益并实现价值的调和。所以，仅靠公平、正义等抽象理论并不当然能够解决微观领域中各种利益差别的大量具体问题。
  必须明确，一个开放性的法律制度所设定的利益框架不仅仅局限于制定法所界定的利益范畴，而是一个以现有法定利益为中心、并根据社会需求不断向外辐射的多元利益格局。在这种格局下，一方面法官须在既定的法律规则（主要是民事实体法）框架内寻求当事人所主张的权利依据；另一方面，法官又可以通过能动性司法，当出现新的现实要求而实体法存在“权利空白”状况时，在利益衡量的基础之上运用解释运动来扩充“张口”，{7}使得新类型的权益被纳入保护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