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王朝兴衰周期：经济下行25年左右内乱增加
  无需深厚的史学造诣，人们就能明白一个道理，“一般来说，每个王朝都不可避免地经历成长、成熟、鼎盛、衰落的生命周期”。换句话说，任何一个王朝的盛世，都有终结的时候，只是或早或迟。《经济学季刊》曾发表过一篇文章，《气候变迁、政府能力与王朝兴衰——基于中国两千年来历史经验的实证研究》，探讨了气候变化、人口密度、政府能力与王朝兴衰的关系，其中兴衰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内乱发生频次、外患等。这项研究的跨度为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11年，共17个王朝，即从秦一统天下到大清覆灭。这项研究以及它所综述的文献，有不少有意思的发现，抄录如下。1、气候变化与王朝兴衰：冷抑暖扬1973年，竺可桢根据中国历史文献中自然物候与灾害记载资料，首次建立了过去五千年中国东部地区的温度变化曲线。之后，古气候学者进一步利用史料及树轮、冰芯、石笋、沉积物、孢粉、珊瑚等自然证据重建了大量高分辨率中国古代气候变化序列。具体而言，气候变迁包括五个方面：温度变化、降水变化、降雪异常序列以及水灾、旱灾发生频次。气候变化与王朝兴衰的关系较为密切经验研究表明，大凡社会稳定、经济发达、国势强盛、人口增加和疆域扩展的大一统王朝时代，恰恰都与气候暖期或变暖期大体一致；而藩镇割据、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的分裂混乱时期，则都属于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冷期与变冷期。通过对中国唐末到清朝的战争、社会动乱和社会变迁的系统对比分析发现：战争数量与气温显著负相关，70%~80%的战争高峰期、大多数的朝代变迁和全国范围的动乱都发生在冷期。将旱灾和黄河支流决堤作为降雨量多寡的代理变量，分析气温、降雨量与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战争冲突的关系，结果发现：游牧民族10年间主动进攻的频数与降雨量显著负相关, 但气温与战争频数相关性不显著。旱灾会驱使游牧民族为了生存而进攻农耕汉族。中原王朝越早于游牧政权建立,被后者征服的概率则越高。以玉米为代表的美洲作物的引种并未能让中国像欧洲国家那样摆脱“气候—治乱循环”。气候变化可能会通过影响政府的财政能力而影响内乱发生率。气候变迁对王朝兴衰有显著影响：总体来看，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能够促进经济繁荣，有效降低内乱发生的概率；寒冷、干燥气候的作用则相反，从而使得王朝兴衰表现出“冷抑暖扬”的特征。2、人口密度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关系随着王朝年龄的增大，经济发展水平先呈上升趋势，到达鼎盛之后再下降。在王朝初年，人口密度小，资源充沛，要素的报酬是递增的；但是，拐点到来后，人口继续增加，要素报酬递减，人口的增长会带来人地比例的提高，造成人与自然资源的紧张关系，从而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在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下，广大自耕农虽然在名义上有着人身的自由，但在异常严格的户籍、地籍管理制度下，其实质却是“国家直接控制下之佃农”。中国古代官府工商业的规模极大，触角伸及各个行业，采取垄断经营。如秦汉时期，国家就已经控制了盐、铁的经营，其生产、运输、销售全部由官府垄断，主要采用徭役或刑徒进行劳作。在中国古代经济繁荣程度达到高峰的宋代，官府工商业也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其涉及领域包括铸钱业、军工业、造船业、纺织服饰业、造纸印刷业、建筑业、瓷窑业、商业、酒业等，而且规模都相当可观，远超同时期的西欧。在这种环境下，民间的私营工商业常常都是国家官府的配角，受到种种束缚，无法开拓出自主发展的局面。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繁荣程度与政府能力的变迁呈现出高度的一致。从气候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来看，降水和降雪的增多有利于经济发展。降水变化主要是通过影响粮食丰歉而影响经济发展。粮食丰歉应该主要通过影响国家财政进而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3、政府能力通常，王朝在创始人在位或之后的一段时期内达到鼎盛。但随着时间推移，既得利益日趋巩固，统治阶层越发腐败低效，而王朝政治与军事实力则每况愈下，最终导致王朝衰亡。作为政府能力的核心，财政能力对社会治乱也有着显著作用，富足充裕的财政状况与社会动乱显著负相关，与经济繁荣显著正相关。气候变迁主要通过影响粮食丰歉而作用于国家财政，表明经济因素是气候变化影响政府能力变迁乃至朝代兴衰的重要途径。4、内乱与外患2000多年间，每10年，内乱、外患的发生频次分别为21次和15次，水灾和旱灾平均发生13次和12次。2000多年间，有56%的年份是处于全国统一状态。在考虑了政府能力和气候变化的条件下，农业收成的好坏并不会对内乱的发生率造成影响。因为内乱的发生首先需要足够的后勤供应(最重要的是粮草)。如果出现大范围的农业歉收乃至饥荒，那么具有一定规模的军事活动也很难组织起来。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实际的饥馑，而是对未来陷入饥馑的预期。国家财政能力的提高可以有效缓解内乱爆发的风险。王朝年龄与内乱发生率之间存在U形关系,与经济繁荣程度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王朝年龄对内乱发生率的边际作用，由负转正的时间大约在110~140年，而王朝年龄对经济发展的边际作用由正转负的时间大约在85~120年。换言之，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一个王朝周期内，经济发展的拐点一般早于内乱发生率的拐点到来，二者之间的差值为22~28年。这意味着，王朝的衰落始于经济领域，平均而言，在经济发展处于下行之后25年左右，内乱的发生率开始升高。社会动乱的发生一般都具有某种持续性，如果近10年来内乱频发，那么未来10~20年发生内乱的可能性也比较大。政府能力的下降倾向于引发内乱，但内乱的发生也会削弱政府能力，从而使得二者之间存在逆向因果关系，导致内生性问题。外患的发生既有可能是气候变化引起的生存压力，也有可能是中原王朝衰微诱致的。外患发生的概率随温度的下降、降水的减少而显著上升，但在考虑中原王朝政府能力的情况下, 外患的发生主要和朝代的个体异质性有关。版权说明：本文内容与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