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翟建、隋福民：民初北京政府奖励工艺政策述论
  北京政府;工艺品;奖励政策;工商业发展民初北京政府在清末新政的基础上，又颁布了多项保障和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规，如《公司条例》《商人通例》《暂行工厂通则》等。其中包括一项对工艺发明进行奖励的制度设计，即《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在该章程中，奖励分为技术专营权(专利)和褒状两种。这两种奖励都不甚需要财政出资，对于财政一直比较拮据，但振兴工商业的任务又极为艰巨的近代中国来说，不失为一种“适宜”的选择。毋庸讳言，奖励工艺政策的颁布和施行，在推动工艺发明改良、科技兴业、国货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不得不说，此政策对于工业化的促进有结构性差异，对于民族轻工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但对于需雄厚资本方可兴建的重工业却显得力不从心，这大略也是无奈的历史选择。关于奖励工艺政策的研究，有部分学者在对民初经济政策进行整体研究中有过概括性涉及①,也有部分学者从科技进步及专利的角度进行过简单评述②,但总体上看，学界针对工艺品奖励政策实施的历史场景、政策的主要内容和落实情况以及其对经济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还显得相对薄弱。本文拟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当时的官报、统计等一系列史料对北京政府奖励工艺政策做一个略为详实的研究，不足之处，还请方家指正。民初北京政府的奖励政策是清末奖励工商政策的延续。戊戌变法提出了很多经济改革措施，比如，保护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局，提倡开办实业；设立铁路、矿产总局、全国邮政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等。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即对“各省士民著书、制器及捐办学堂等事给予奖励”,并要求总理衙门拟章上奏，“自古致治之道，必以开物成务为先，至应如何详定章程之处，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行妥议具奏”。①据此要求，总理衙门参考西方各国先例，认为西方各国工艺新法发达，在于国家给予优奖。“泰西各国，当二百年前，一切新学新法皆未开辟。自英有刑部尚书培根者，始定一例，凡有能置新器、著新书之人，国家给以优奖，保其专利。自此各国效之……智慧以相摩而开，才能以相竞而出。论者谓泰西富强之原全在於是”;而我国“人才日乏，国势日蹙者，殆由提倡激励之未得其道也”,遂拟定《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旨在仿效西方，对工艺发明予以奖励。该章程共十二条，以官衔、专营权等方式奖励于国计民生有利的各种新式机器、工艺、制造、仿制、著书、捐资办学等。该章程首次引入了现代意义的专利概念，用若干年的专营权对发明进行奖励，如凡能制造船械、枪炮超越各国旧有机械，出新法、兴大工程者有利于国计民生者，许其集资设立公司并给予专利50年；凡能制造新机器，其法为西人旧时所没有者，许其专利30年等。②这是清政府试图以法令形式对工艺和技术创新予以奖励，授予发明者以专营权及更高的社会地位，并借此来推动科技兴业风气，进而提高中国工业技术水平的举措。然而，此政策还未及实施便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而迅速夭折，时人评价，“戊戌变政之事，惜其如彗星一现，忽驾就灭”③。尽管变法失败，但强国必须先振兴工商等实业的共识没有破裂。清末新政时期，政府继续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工商政策，如《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奖给商勋章程》等等。这些政策为民初政府制定和颁布奖励工商政策奠定了基础。北京政府执政后，着力推动工商业发展，在中央设置农林、工商两部(1913年底合并为农商部),地方设立实业司、实业科。从刘揆一继任工商总长起，各项“以实力振兴工商业”的经济政策相继颁布。他对于以科技促产业兴旺非常重视，并深感科技发明之艰辛，积极主张政府对发明创造予以奖励与保护。他认为，“著一新书、创一新理，必费若干之才力、巨大之岁月，不保护之无以示鼓舞也”,“发明者既经几许艰难，幸而有成，利在国家，政府对於此人不可不给以适宜之报酬。奖励之法兴，从进发进明者自必踊跃，工业必日趋于光明”。④在他的大力倡导下，民初第一个工商奖励政策即《工艺品奖励章程》于1912年底得以颁布。该章程共十三条，部分继承了清末奖励工艺政策的思想与内容，采用五年专卖权和褒状两种形式奖给制造品的发明或改良者。章程还规定食品、药品及有紊乱秩序妨害风俗之虞者不得申请奖励；获奖者需接受政府之监督并享有禁止他人仿造、冒用之权利。⑤章程颁布后，时人专门著文解释，给出了工艺品的定义，“就是把天然的物产，加上些人工手艺，制成可供各项使用的种种物品”。为何要制订此章程呢?“因为我们中国天然物产及其丰富，工艺却极不发达，所以各项工艺品多半购用外国的，我们的金钱，都教外国人赚去，闹得民穷财尽……”,因此“想出了一个救济的法子，凡是自己发明新法制成的物品，可供各项使用，就给他奖励，教大家都乐于向制造上去用心”。⑥可见，政府颁布此政策的目的是鼓励更多人投入到发明制造中，以进口替代为导向，推动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在此基础上，实现“堵漏卮、收利权”。随着工商业发展及奖励申请数量的增加，原有条款已无法满足需求。正如农商部建议颁布修订章程时所言，“伏查近年来国内工业状态已逐渐发达，呈请奖励案件亦日行增多，前项奖章规定简略，殊有穷于应付之势，自非增修条款不足以便遵循而促进步”,1923年3月，北京政府“谨将前项暂行工艺品奖章酌量修正”,出台了《修正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二十一条)并附《施行细则》(二十二条)。⑦修正章程增加了可获奖的项目，包括工艺方法及利用外国成法仿制品，另食品、药品可申请获得褒状；明确限定了获奖者必须为中华民国国民；规定受领奖励者需缴纳照费或褒状费；并对专利的继承和转移予以了专门规定。此外，对于不得申请奖励的工艺品，他人对专利的妨害，获奖者自身的不合规行为等限定及禁止事项予以相应的限制及惩罚。《施行细则》则详细规定了工艺奖励的呈请、审查、奖励、继承与移转、取消、查禁、届满终止、公布等程序事项，将获奖工艺品的全周期管理纳入统一规范中。在农商部的积极推动下，工艺奖励政策基本照章执行，从政府公报的公布中可清晰看出具体执行程序。奖励的核发程序，以农商部颁发的第二号奖励执照，即奖给诸人龙制造的丝光纱五年专利为例，“江苏省立工业学校教员诸人龙呈称试验制造丝光纱，四年来苦心研究，发现一种改良新法，价格低廉，成绩优异”,该申请人将制成品样本、说明书及申请呈交江苏省民政长官，并由其转呈至农商部。农商部经审查认定，“此种丝光纱制法系英人所发明，惟该呈请人能於第二工程上光液内混用猪油，结果甚佳，应认为改良之处，按照工艺品奖章第四条第一项准予专利五年”。⑧该专利执照由农商总长签发，令江苏省民政长将奖励执照及审查报告书转发给此发明人。可见，颁发工艺奖励的具体程序为，申请人呈交申请至本地行政长官，本地行政长官转呈至农商部，农商部派专员审查试验，确系符合章程规定者颁给奖励，并将专利或褒状发回该属地民政长官，由该民政长官转给获奖者。同时，获奖工艺品在政府官报上予以公告。为促进工艺方法的普及与自由竞争，农商部亦及时在公报上发布到期专利的届满通告，比如民国九年一月十五日农商部布告，“所有民国三年七月至十二月间经本部核准专利各物品……”, 并附清单，“所有民国三年七月至十二月间经本部核准专利各物品，现专卖年限均已届满，依章应将物品种类、制造者姓名及核准给照年月日开单公布，特此布告”⑨,并附清单。奖励章程明确将专利权限定于发明创造，这是对晚清政府将专利作为特许经营权授予有势官绅的一种校正。章程对于专利继承和转移的规定，显示出政府已将专利作为一种财产权利，并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发明者的权益。这激发了国民参与发明创造的热情与潜能，为技术创新成批、集中出现创造了条件。章程设置的专利年限最多为5年，与同期西方各国设定的专利年限相比明显过短，“美以十七年为限，英以十四年为限，德意奥匈瑞士等国均以十五年为限，惟法国则分五年、十年、十五年三种”⑩。这反映出政府在保护发明者权益之外，更希望各项专利及工艺方法得到快速推广与普及，从而推动全社会工商业的进步。章程亦提倡对国外先进技术及产品的学习与效仿，这是后发国家在近代化过程中普遍所走的路径，以图更快地推动本国工艺进步并逐步实现进口替代。对于发明创造者而言，奖励具有正向激励的作用，因此，在经济实践中得到了大量工商界和科技界人士的认可。他们积极发明创造并适时申报，农商部则根据章程规定，具体落实了各种奖励。1913至1927年间，共颁发专利122项，褒状205项，平均每年颁发8.7项和14.6项。参照当时的商品陈列规则、商标分类规则等，结合实际颁奖的侧重点及获奖工艺品的情况，我们对获得专利及褒状奖励的工艺品进行了分年分类统计，如表1、表2所示①。1.《农商部历年给予五年专卖奖励之工艺品一览表》,《统计月刊》1919年第18期。2．《政府公报》布告：1920年1月15日第1409号；1920年7月8日第1579号；1921年1月8日第1753号；1921年7月6日第1927号；1922年1月9日第2104号；1922年7月6日第2277号；1923年1月12日第2457号；1925年8月12日第3363号；1926年8月12日第3712号。3．《农商部公布已经核准奖励之制造品》，《实业杂志》1925年第88期。4．《实业部布告第一号》，《政府公报》1927年8月16日第4065号，第8-9页。《农商部历年给予褒状奖励之工艺品一览表》,《统计月刊》1919年第18期；其他资料来源同表1。由以上统计可知，获得专利奖励最多的为机械及工具类，共66项，占全部专利奖励的54.1%;获得专卖奖励第二、第三位的分别为化工制品、印刷及文具，分获奖励18、14项，占全部的14.8%和11.5%;以上三类合计共获专利98项，占比80.3%。获得褒状的工艺品以纺织及服饰类为最多，共52项，占比25.4%;化工制品、机械及工具、印刷及文具三类亦较多，分别为40、36、29项，占比分别为19.5%、17.6%、14.1%。1923年章程修订后，化工类制品中出现了药品，至1927年共有10项药品获褒奖。最能反映工艺进步的机械及工具类，共获得102项奖励，体现出政府对机械工艺进步的格外重视。获奖机械主要分布于纺织业，如各式纺纱机、织袜机；食品工业，如制麦粉机；农业生产相关，如各类灌溉机器；及其他各类简单机械，如雷石瓦斯发机、新式公共电话机、制煤球机械等等。这些获奖机械以小型简单机械为主，涉及行业有限，且多是在仿制国外机械的基础上略加改进。化工方面，综合专卖权与褒状，可知基础化工类工艺及制品较少，获得专利的主要有改良电汽制造洋硝、制纯锑衣子新法、含铅锡矿处理法等；获得褒状有制造纯碱、化炼硝渣制造氯酸钾、芒硝蛤壳制碱、碳酸镁等。而伴随基础化工的进步，日用化工制品更多的出现在奖励名单中，包括火柴、电池、各类染料、味精、肥皂、油墨、橡胶制品等等。1923年工艺奖励规章修订后，药品得以出现在褒状奖励中，主要包括眼药、神丹、灵宝丹、牛黄解毒丸、金刚片等。纺织服饰类的获奖工艺品较多，综合专利及褒状，共有61项制品获奖，其中获得褒状的工艺品多达52项，占褒状总数的1/4强。获得专利的工艺品主要有各种草帽和草帘；获得褒状的纺织制品包括各种呢料、锦缎、布料、袜子、夏帽、花边、绒线、席子等等。印刷及文具类是获得奖励的另一大类，共43项。获得专利的制品主要包括铅字、算盘、算尺、板擦等；获得褒状的制品主要包括理化仪器、石笔、石板、粉笔、各类纸张、算盘、铅字等等。在其他类获奖项目中，获得专卖奖励的项目包括工艺制造方法，如提取胡麻秸秆纤维及漂制办法、冰鲜法、飞立花边接头法、含铅锡矿处理法等；砖瓦等建筑材料；医用护具如护痘外罩、树胶谬痘外罩等；以及发条、水烟筒、婴孩卫生便器等杂项。获得褒状的工艺品以日用品居多，如眼镜、时钟、衣架、剪子、扣子、蚊香等等，还包括石瓦、陶器、皮革、鬃刷等其他杂项。获奖成果品类繁多，包括各种生产生活用品，体现出工艺技术的整体进步。但总体来看，获奖工艺品以简单机械工具及轻工业制品为主，多是为满足人民日常生活所必需；而有关基础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明创新则十分罕见。这样的成果反映出当时工业结构中存在重大缺陷，即基础工业发展严重不足。其原因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工商行政管理者在宏观产业布局中对基础工业重视不足。刘揆一的工商政策，选取了以大宗输出为目的且“国内物产已有成绩及用途最广者”的丝业、茶业、瓷业，以及“可以供国内之需要杜外货之漏卮”②的铁业、纺织业、石油业为基本产业而予以重点扶持。随后，张謇所主张的“棉铁主义”,则“为捍卫图存之计，若推广植棉地纺织厂；又惟有开发极大之富源，以驰逐于世界之市场，若开放铁矿，扩张之铁厂”③。两位民初政绩卓著的工商总长，均从扩大出口、减少进口及满足国内需求的角度进行产业布局，而对于需要更高技术及大规模资金的重工业等基础工业则未加以更多提倡。另一方面，刚刚兴起的民族资本工商业力量薄弱，技术水平低下，难以聚集起大规模资本；且为获取更高利润，民族资本必定以即时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将资本和技术改良落实到纺织、食品等以大众消费为导向的轻工业。因而，对于需要大规模资金和更先进技术力量才得以发展的重工业无能为力。政策制定者的思想局限及民族资本的弱小，使得奖励工艺政策成果在重工业发明创新方面无法取得有效突破。1913至1922年间，政府公告的奖励列表中记录了获奖者所属省份，而在1923年章程修订之后，获奖公告中不再有省份信息。因此，我们在这里仅利用1913至1922年十年数据进行统计说明(见表3)。同表1、表2。从上表可知，奖励成果在各区域分布不均衡，以北京为中心的京兆、直隶地区和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所获奖励数量名列前两位，分别获得专利26项、24项，褒状44项、77项，合计为70项、101项，大幅高于其他地区。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在政策的执行方面起到了示范和引导作用。北京政府在北京开办了商品陈列所、工业实验所、工艺传习所等实验和示范机构，这些机构在工艺创新改良方面斩获了多项奖励，如1917年京师工艺厂通艺社所制电报油墨获五年专利④;1920年宗人府教养工艺厂总司事员所制人力纺纱机获五年专利⑤;1915年京师工艺厂通艺社所制蓝色印纸获褒状奖励等⑥。而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则是民初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该地区的商人企业家与政府联系紧密，有名望的商界代表，如上海求新机器厂厂长朱志尧与恒丰纱厂厂长聂云台更被刘揆一聘为工商部顾问⑦,因而此区域商界对中央经济政策的推广和执行亦较为重视。此外，此二区域的技术基础相对雄厚。1910年南洋劝业会可谓清末中国工业实力的一次集中展示，在最能反映技术水平的机械馆中，直隶的北洋劝业厂、北洋机器局及江浙的上海求新机器厂、江南制造局和南通资生铁厂所生产的各种机器，“注目者颇多”;而尤“以上海求新厂朱开甲君监造各式轮船图形及轧豆机器、印刷机器为最”。⑧可见，清末时期江浙与直隶地区的工业技术便居国内领先，特别是近代工艺技术最发达的江浙地区，几乎集中了当时所有的机器工厂，且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机械制造业向此区域集中的趋势更加明显。⑨表4列出1933年各省机械制造厂数情况。在全国119家机械制造厂中，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共有94家，占全国总数的79%;而其他各省的机械制造厂数均寥寥无几。张梓生主编：《第二次申报年鉴》,申报年鉴社，1934年版，第723页。以1915年各省公司数及资本额为例，也可看出经济基础之作用。⑩当年全国共有1338家公司，资金总额为1.57亿元。以北京为中心的京兆、直隶地区共有公司91家，资本额为4200余万元，占全国资本总额的26.8%;以上海为中心的江苏、浙江地区共有公司379家，资本额为5000余万元，占全国资本总额31.93%;两区域资本额合计占全国资本总额的58.73%。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无论是公司数目还是资金额均居全国之首，并集中了几乎当时中国所有的工业行业。因此，更多的工艺发明出现在此两区域便显得顺理成章。当然，受制于空间距离与交通状况，政府政策的发布及贯彻效率在各区域间亦有很大差别。“政府公报为公布法律命令之机关，凡法令及应行公布之文电等统由政府公报刊布”,并发往京外40个官署，覆盖全国。政府公报发布后到达各官署的时间，从最近的直隶3天可达，江浙一带10天，甘肃省城30天，云南、贵州省城40天，新疆80天，至最远西藏120日方可到达。⑪因此，在许多边远地区，中央政府的政策发布严重滞后，推广及实际执行效果大打折扣。奖励工艺政策对当时中国经济有正向的影响，激励了发明者，营造了良好的发明创造氛围。整体来看产业实现了迭代升级，国货得到了发展。从获奖列表中可知，不少发明者不止一次获得奖励，其中专攻同类制品的两位获奖者当属获奖者之典范。宁波人史翔熊专攻研发各种草织品，“备受中外人士称誉，其一生心血与财产，亦均牺牲于发明各种物品中”①,其发明的多项草织品，包括1915年的软席、1923年的龙须草帘、1925年的加花龙须软帘的折卷、1926年的粗龙须软硬帘均获五年专卖奖励。汕头人王少楠专注于化工制品，其于1924年研制的野花化制花露水、软皮黑鞋油、著色火柴，1925年研制的腾空开伞运珠串锦烟火均获得褒状奖励。另有浙江丁选贤、山东林宝亭、江苏吴葆元等多人获得两次奖励。企业获奖者中，如山东琅琊草帽公司所制黄草草帽于1915年被授予五年专卖奖励，其改良琅琊草帽又于1924年再次获得五年专卖奖励。还有同一制品多次获奖的事例，如浙江人李毓蒙以其研制的同一产品——弹索机于1922、1923年连续获得五年专卖奖励，可见其工艺技术在不断改良更迭。其他界别人士也积极投入到工艺发明中，并有所建树。如1922年获得褒状奖励的夏云溥原为教育界人士，其兴办的工艺社所产出的各类产品颇受欢迎，“兹有教育界素著名之技能科夏云溥，现组织一家庭工艺社，专为提倡工艺之先导。该社制造各种教育用品及儿童玩物，两年以来，颇受社会欢迎。闻农商部择其最新发明幻匣，为最有趣味之物品，已於日昨给以褒奖，以示鼓励”②。另如上文所提到获得农商部第二号执照的诸人龙，本人为江苏省立工业学校教员，其研制的“改良丝光纱”于1914年获五年专利。工艺品的发明改良有助于发明者获得丰厚利润。比如，纺织机的工艺改良就让纱厂获利颇丰。1914年欧战的爆发让进口棉纱量锐减，棉纱进口总量从1915年的2,685,528担锐减至1918年的1,131,631担③,这给中国纺纱业的发展留出了窗口期。棉纱事业乃成为“近数年来，吾国实业中进步最速而又为社会所最欢迎者……且近年纱厂营业获利甚厚，利之所在，人争趋之。故其进步亦在情理之中”④。191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技师所研制的华文打字机获五年专卖奖励、新印中国名画获褒状，而同年此馆红利也相当丰厚，高达34%。⑤利润的取得反过来会进一步刺激发明创造。从奖励成果与行业发展的关联度上看，获奖最多的工艺品所涉及的行业与当时工业部门中最重要亦是发展最快的几大行业高度吻合，分别为纺织业、食品工业、化学工业。据统计，1920年全国纺织、食品、化学工业分别有厂家475个、280个、383个，资金总额分别为82750、63246、47558万元，均居工业行业的前三位。且从增金额的增长速度来看，与1912年相比，到1920年增长最快的前三个行业仍是此三大行业，分别为纺织工业增加154.2%、食品工业增加241.5%、化学工业增加136.3%。⑥直到1930年，根据工商部的调查与分类统计，全国各业工厂总数为1975家，工厂数最多的前三个行业仍然是纺织、饮食、化学，分别为695家、405家、261家，占总数的35.2%、20.5%、13.2%。⑦可见工艺技术改良对行业发展具有持续正面的影响。在这些行业里，化学工业起步较晚，但逐渐成为较为重要的新兴行业。彼时，在工业机构中开始出现科研人员，时任东吴大学化学系代理主任的沈惠元更提倡参考各国经验，在“各工业厂尤须设立研究室”,认为“欧战以前，化学工业最为盛者，莫若德意志……考德国工业之发达，研究室即为其基础。故觉悟之后，各国工业之研究室，遂接踵而起。”故而，“设立化学研究室，为我国工业界急不可待之举”。⑧可见科技人士开始关注和重视工业产品的研发，并希望尽快落实至生产。分别于1918年、1923年以化炼硝渣制造氯酸钾和味精获得两项褒状的吴葆元于1925年成立了天厨味精制造厂⑨,该厂一直经营发达，其生产的天厨牌味精畅销不衰，驰名中外。此举可谓将工艺研发成果直接运用于工业生产，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典范。另外，治碱、染料、橡胶、制药、肥皂等日化产品在获得奖励的名录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如共有7种染料、4种肥皂、10种药品获得了奖励，这对于处于起步阶段的化学工业起到了积极的激励作用。奖励工艺政策促进了行业的技术升级，而行业的实践与发展又推动工艺技术的进一步创新，形成了良好循环的局面。对新兴行业技术的侧重与激励则促进了行业的发展，体现出政策的积极引导作用。发展本国工商业是奖励政策的初衷。奖励工艺政策以提倡工艺创新为出发点，积极奖励在抵制外货运动中出现的国货产品，这对推动国货进步意义重大。1918年担任《申报》自由谈编辑的陈栩园创办了家庭工业社，1921年该社的两项制品碳酸镁和牙粉获褒状奖励。获得奖励的无敌牌牙粉颇受欢迎，迫使日货退出市场，成为美谈。随着牙粉销量的猛增，该社进行了增资扩股，“家庭工业社因制无敌牌牙粉畅销全国，颇有供不应求之势……此次增加股额亦已满足每日之出袋粉十二万八千包，瓶匣粉各四百打，仍是不敷分配”⑩,可见其产销两旺。而对于其飞速发展的原因，时人评价道，“其能受人欢迎之故，实由精神所注，不蹈普通工业家之恶习。试以上年出品与前年较，其香味实增胜，更以今年出品与上年较，则香味又胜一筹”,与其他牙粉相比，其“色质之悬殊，尤显而易见”。⑪可见，无敌牌牙粉重视工艺改良，使得产出品质逐年提高，成为其多年畅销的制胜因素。对于其他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国货产品，奖励政策亦给予了提倡与支持。如据1920年报道，国产颜料“近来销路年缩一年，至欧战之际，几全为外货所占，销路既绌，出品愈稀”。而欧战爆发后，“外货并无输入，渐成坐困之势”。故此，农商部发文进行调查并设法提倡，“染料一项为社会需用大宗，惟我国工界对于此项制造殊欠精研，以致出品销售均无进境。所有各省区染料出品数目及销售成绩亟应分别调查，刻日呈报，以便设法提倡”。⑫大约同期，多种染料获得了奖励，如1916年、1917年、1918年获得五年专卖权的灰色染料、华春染料、钠钠钨养四媒染料，1918年、1923年获得褒状的黄黑红三种染料、绿色染料等等。可见政府对特定制品的提倡对推动此类制品的工艺发明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继之又对此类工艺成果颁发奖励以资鼓励，使得奖励政策与工艺技术改进形成了良性互动。奖励政策尽管有一定的效果，但受制于当时中国工艺技术发展水平，以及政局不稳且中央权威过低，使得奖励政策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暂行工艺奖励章程》是民初北京政府为促进工商业发展所颁布一项重要法令，对推动工艺技术进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正如罗斯托所言，在某一特定时间里，一个社会向科学和发明投入人才的实际数量，是社会对这种发明活动给予奖励的结果，不管这种奖励是经济的或别的性质的。①该政策采用专利和褒状两种形式奖励工艺发明，激发了参与者的热情与潜能，开创了社会科技之风气，引导更多知识分子重视并积极投入到科技发明中。彼时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吾国工业乃得千载难逢之自动发展机会”②,因此，奖励工艺政策对于推动国货进步亦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随着工艺技术的进步与推广，新兴工业门类不断出现，如化学工业，从而使整个工业结构有了逐渐优化的可能。但总体上看，由于当时中国工艺整体水平仍处于从手工向机械制造过渡的阶段，获奖工艺品多为手工制品，说明奖励政策尚未能在基础工艺模型或原动力机械等更精深的工艺方面有所作为；也说明了推动基础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没有大规模的资本参与难以完成。奖励政策作为一个辅助政策，可以“锦上添花”,但不能“雪中送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官网http://ie.cass.cnhttp://ie.css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