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于2002年12月23日九届人大三十一次常委会上得到了审议，标志着我国民法典的起草工作正式进入立法程序。民法典的起草和制定已纳入了立法机关的议事日程，只有制定民法典，才能为交易当事人从事各种交易行为提供明确的行为规则，才能真正保证当事人的交易安全，使其明确自由行为的范围，逾越法定范围的后果和责任，从而对其行为后果有合理预期，这就能从制度上保障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有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不仅如此，民法典的制定也有利于我国民法体系的完善，即民法典的体系化。民法典是现实中的实在法以一定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的外壳，要将这些杂乱存在的实在法组合在一起，就得为其提供一个体系框架，使每一民法材料都能在这个体系框架中各得其所，和谐共存，这就是民法典的体系结构。有了以一定结构构成的体系，各种民法材料的加工才有一个归属。因此，体系结构的设计是民法典制定的基础。民法典的制定过程，实际上是民事法律体系化的过程。
  民法典的基本结构是要能容纳全部民法内容并有合理的逻辑性的结构。基本结构的确定可从两个层次上考虑，一是全部民法内容的搜索，二是内容编排的逻辑性。对全部民法内容的搜索其实是民法调整对象的职责，民法调整对象的功能应首先是民法范围确定的标准，而不是其它。当然，调整对象所能承载的民法信息除了调整范围之外，还有内容安排的顺序、哲学基础等。不考察内容编排的重要性，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这是我国《民法通则》所确定的民法调整对象，也是调整对象理论在我国发展的结果。这一调整对象是符合法律调整的性质及社会关系的分类标准的。
  法理学认为，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民法同其它法律一样，也是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手段。法律部门的不同只在于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不同，但在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上是没有区分的。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平等主体间的社会关系。这种平等性的解释取决于意思自治，而非经济关系的性质。民法是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法，因而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民法也要遵循平等性。以平等性作为判断民法调整范围的标准；凡是平等主体的关系由民法调整，非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民法不加以调整。这样的认识容易产生两个方面的误解，进而会伤及民法调整对象的合理性的。一方面的误解是逻辑反复，从民法调整的对象上得出了平等性，又回过头来以平等性作为判断民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其实就是以民法调整对象作为判断民法调整对象的标准，落入概念反复的俗套。另一方面的误解是对调整对象的范围的误解，容易理解为民法只调整商品经济关系，不调整人身关系。在财产关系具体表现的时代信息不断变化的时候，人身关系的具体表现并没有出现多大的变化。平等在财产关系上的理解容易，但在人身关系上的理解就不容易了。其实，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平等性并非来自于商品经济关系的平等性，而是来自于意思自治。民法调整的是私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关系是由私人的意志决定的。而人的意志能够体现的就是意思自治，要能意思自治就要求主体之间的地位平等，不平等就无法意思自治。这才是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平等性特征的来源。这种意思自治既可能存在于财产关系之中，也可能存在于人身关系之中。至于平等主体的社会关系之中是人身关系在先或是财产关系在先，这是民法内部自身的问题，而不是民法与其它法的区别问题了。
  在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内，民法是以人为本位、以权利为中心、以责任为手段进行调整的。这种关系的逻辑结构就是“人－权利－责任”的结构，而不是单纯的“人－物”对应的结构或“总－分”对应的结构，因此，民法典的结构应按照“人－权利－责任”这一结构来设计。在这一结构中，人是不变的，变的是社会文明程度对人的态度。罗马法时的人分自由民和奴隶，资本主义民法时的人实行男女平等，“社会主义民法时的人是社会主人……任何时候的民法都离不开对人的规定”。权利是人的权利，作为权利产生的一般规则是不变的，无论是古代法或是现代法，人的需求永远是权利得以产生的催化剂；变的只是权利客体的范围：古代民法中空气不是权利的客体，现代民法中空气却可以成为权利客体了。责任是权利的保护手段，没有责任的权利是无法存在的。因此，民法典的基本结构应是：人－权利－责任的结构，即以人、权利、责任作为逻辑支撑点的结构。
  蔡俊、尹颖，单位均系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非民事法律行为无需承担任何民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