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中共党史研究︱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的六国会议
  1962年11月30日出版的《时代》杂志封面，国际舆论当时普遍认为中印冲突的走向，将取决于毛泽东与尼赫鲁的博弈。
  事实上，中国对于这种困难局面，早有估计。
  7月11日，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汇报边界形势时，便表示:“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
  如何才能争取到这种支持呢
  11月18日，此前一直保持强硬态度的尼赫鲁在发表国内讲话时，忽然一改口风，声称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纠纷。
  11月21日凌晨，周恩来再度约见苏卡尼，表示停火撤军的决定已经顺应亚非国家的要求，希望印尼能够抓住这一良机进行斡旋。
  回国前，黄镇还委派张彤以及驻锡兰大使谢克西作为观察员，留守科伦坡密切关注会议进展。
  1955年万隆会议时的(左起)印度总理尼赫鲁、加纳总理恩克鲁玛、埃及总统纳赛尔、印尼总统苏加诺、南斯拉夫总统铁托。
  走向失控
  得知六国会议势在必行后，印度才决定派出两路特使前往各国游说，但《印度时报》颇为悲观地指出，此举只不过是临急抱佛脚，“并不会在一夜之间带来新德里迄今未能谋得的同情和谅解”。
  12月10日，六国会议在科伦坡开幕，阿联代表萨布里率先提出一个与印度主张类似的提案，不料引发缅甸的强烈反对。
  奈温表示，反对会议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只同意做一般性的呼吁。
  西哈努克亦响应中国的意见，也决定提前离开，仅留下外交部长宋双继续参会。
  由于六国存在如此强烈的自主性，印度开始担心六国会议的主张会脱离中印两国的诉求，因此印度政府新闻处指出，即便六国会议最终达成一致，中印两国也显然不可能因此就接受六国会议的结果。
  路透社当时就指出，使用“基础”这样的的字眼，实际上已经多少超越了调解、呼吁的范畴，无异于将该建议作为中印谈判的先决条件。
  当时中印谈判之所以未能举行，原因在于印度坚持中国军队应撤退至“1962年9月8日线”，而非中国主张的“1959年11月7日线”。
  这样的“调解”必然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弹。
  然而，当班达拉奈克夫人在新德里会见尼赫鲁后，却又另外发表了一份对“科伦坡建议”的“澄清”，其中指出: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军队撤出后形成的隔离地带，“将由双方民政点进行管理，这是科伦坡会议建议的一个实质部分”。
  在3月4日致尼赫鲁的信中，周恩来也不再强调举行谈判的迫切性，而是表示“愿意耐心等待”。
  眼见六国会议的成果即将化为泡影，班达拉奈克夫人于3月7日再次致函周恩来，劝说中国不要保留“两点解释”以促成中印谈判。
  4月20日，周恩来在回信中重申“我们没有旁的办法，只能耐心等待”，“中印谈判一时不能举行，局势也不会恶化到危险的程度”。
  4月21日，萨布里展开访华之旅。
  周恩来向萨布里坦承，中国对于“科伦坡建议”可谓“始料不及”，因为该建议不但“超出了调解的范围”，而且“是不公正的”。
  与其造成这样的不良后果，中国政府宁愿耐心地等待”。
  结果，萨布里被周恩来说服，表示:“科伦坡建议只是建议，总不能作为裁决。
  连立场最亲印的阿联都已经意识到“科伦坡建议”不可能成为中印谈判的基础时，这份建议的最终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安抚六国的失望情绪，周恩来于12月19日向阿联总统纳赛尔提出，六国会议仍有着积极作用，应当保留这一机制--以后印军越界时，中国将告知六国，请六国“设法将印度劝回去”，如果印度置之不理，“那时我们才实行自卫反击”。
  纵观中国针对六国会议的外交因应，明显存在一个从主动策划到被动应变的过程，中国积极推动会议的召开，初衷在于利用外界协助调解，却不曾料到会议的进程逐渐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