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田兆元丨论北朝时期民族融合过程中的神话认同
  内容提要: 在中国两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运动中，神话充当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造成民族融合的因素很多，有政治经济联系加强的原因，也有种族血缘混同的缘故，而文化的认同却更为重要。
  民族是相对稳定的文化群体，但始终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不同民族间的接触，会引起集团的扩张、缩小或者离散。
  中华民族自先秦两汉时代传下一批文化典籍，它是自新石器时期以来，夏商周秦汉各部族群体共同创造的文化结晶，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本。
  一、共同的帝王神话模式使北方各族在政治神话上与秦汉典籍接轨，构成了一种典型的统治者的神话模式
  北汉刘渊为匈奴人冒顿之后，汉初时高祖妻宗女于冒顿，约为兄弟，故子孙姓刘。
  关于刘渊的出身，有这样的神话:
  此一故事，脱胎于传统神话及纬书故事迹象甚明。
  《汉书·董仲舒传》引《贤良对策》云:
  若依五德相克说，白鱼指殷之金德，而赤乌为周火德，以火克金，白鱼入舟只是殷亡之征，而赤乌现世才是周的符瑞。
  此类神话在北方民族政权的统治者身上屡屡发生。
  匈奴俗之拜日跟华夏传统郊祀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因为匈奴与华夏本有文化与血缘联系，《史记》称匈奴为夏后氏芮裔不是空穴来风。
  关于刘聪感日而生的神话，也是来自纬书。
  《河图著命》:“扶都见白气贯日，意感生黑帝子汤”。
  我们将北方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的神话作一排比，发现其主流已不是原先的民族神话。
  慕容德，鲜卑人，南燕皇帝。
  “母公孙氏梦日入脐中，昼寝而生德”。
  ⑤《晋书·慕容德载记》
  拓跋珪，鲜卑人，北魏皇帝。
  北方民族的统治者如此热衷于编造帝王符命神话，原因在于这些民族在中原统治区内、夷夏交织杂居，他们开始在中原建立政权，文化根基尚浅，便不得不以神话强化其地位。
  神话形式的仿造也带来了内容的重演，一定的模式是依凭一定的内容而建立起来的，帝王神话袭用了远古先祖与图腾神话的外衣，使帝王跟神发生直接的联系。
  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神话是对传统统治思想与方略的一种继承，显示出少数民族政权向共同文化的皈依。
  二、选择共同的祀典标志着北方民族站到中华文化的同一神灵庇护所下
  北方民族统治政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不仅求得自己的一席之地，而是觉得自己是整个天下的主人。
  刘渊在称帝前有这样的宣言:“夫帝王岂有常哉
  鲜卑慕容 生于幽漠，当他作了燕皇帝，便告晋使者说:“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
  前秦符坚是北朝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对传统文化颇为醉心者。
  他向往一统天下而封天禅地，他始终以中国正宗之位居之，而称“东南一隅未宾王化”，时时计划引兵讨之。
  北魏政权建立后，其祀典起初是一个周秦传统的祀典与鲜卑民族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其核心是周秦祀典。
  《魏书·礼志》:
  天兴元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坛兆告祭天地。
  很明显，拓跋珪一称帝就归入了皇天后土的麾下，这是中原古来天子的共神;而继黄帝之后，不仅意味着种族认同，更是帝德传承，于是北方中国有了一个强大的“正统”政权。
  但早期祀典中颇多鲜卑旧礼，如郊天，太祖西郊，则与周秦祀典之南郊不类，但天兴二年便转为“亲祀上帝于南郊”，把原先对西方故乡的恋情也割断了。
  孝文帝还主持一场规模盛大的帝德讨论，这是关系到国家接受怎样的文化传统，关系到南北对峙的历史哪一方是正统的问题。
  当时高闾等人的滔滔宏论，显示出对中原神话传统的精深研究与把握。
  北朝各族政权采用传统祀典并接受五德转移学说，将南北统一在共同的神祗之下，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
  三、皈依同一祖先 南北同为炎黄子孙
  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刘渊是典型的打着汉室宗亲旗号的匈奴贵族。
  他认为，没有汉人的拥护，尽管实力强大，也是难以称王的。
  刘氏匈奴之后，铁弗匈奴一支的首领赫连勃勃不满于刘渊以汉朝为是，他要绍夏后氏之统，故“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与匈奴一样，鲜卑在北朝时期也融入中华民族群体之中、慕容氏、拓跋氏、宇文氏是北朝时鲜卑强姓。
  显然他们自认为黄帝子孙。
  拓跋氏则直述其为黄帝之后。
  (《魏书·礼志》)
  北魏的几代皇帝都到桥山黄帝陵祭奠，而自己在大鲜卑山(即今天大兴安岭)的老祖先的庙都要忘掉了。
  宇文氏鲜卑自称炎帝神农氏之后，(《周书·文帝纪》)这完全将自己置于炎黄子孙的地位，其政权命名为周，是绍周秦之统。
  以上我们考察了北方匈奴、鲜卑两大民族融合到整个中华民族之中的过程，发现神话的认同与归宗乃是民族融合的关键。
  北朝时期的民族文化认同是以传统华夏文化为中心的内向认同，它是中国神话的一次内聚，北方各族相继以中原古神话为准的作精神归，形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民族融合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