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两种文化”的讨论除了说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外，更注重从伦理道德角度对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家进行评论，有时人们还把从事自然或人文研究作为是否具有道德心和责任感的隐性分野。“两种文化”的分裂是客观存在的．它与人类生活的目标转向有关。
  由于我国国民文化科技素质水平较低，因此应对知识经济挑战必须以提高国民文化科技素质为前提。这就要找准症结、分清原因，突出重点、狠抓关键。一要不断更新国民思想观念；二要优化国民知识结构；三要提高国民的创新能力。同时，还要采取稳定与引进并举，扩大科技队伍；建立有效激励机制。激活科技队伍等措施。
  儒家关于智慧的理解对中国人的生活之道产生了长远而全面的影响，同时也为中国哲学与宗教的“智慧型传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从比较哲学的角度，通过解读先秦儒家知与智、智与德、智与乐、智与水等多维度的内涵，可以看到儒家智慧观不仅仅是一种对日常生活有用的箴言集合，而且是关于宇宙、历史、社会和人性的道德形上学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关于人超越自身局限，获得理想人格的一种阐释。
  孟子把“恻隐之心”视为“仁之端”，试图在君子心性中为仁爱理想奠定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坚实起点。但依据儒家的血缘亲情精神，尤其是依据孟子在批判墨家时提出的“一本”原则和“爱有差等”原则，他的“恻隐”说不仅会像夷子的“爱无差等，施由亲始”说那样变成违反天理的“二本”，而且会像墨子的“兼爱”说那样沦为“无父”的“禽兽”，从而陷入深度悖论。
  王充视着书立说之鸿儒为儒生的最高层次，肯定其文化创造力，空前突出鸿儒与“立言”的价值，其儒生观对于儒生的自我定位、儒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孔丛子》载有大量孔子和子思的对话，但是，学界普遍认为子思在孔子去世时年龄太小，无法亲受孔子之道，从而怀疑《孔丛子》的史料价值。《史记·孔子世家》等几种子思生年的说法均不能成立。伯鱼比颜回早卒，颜回的卒年是考察子思生年的下限时间。颜回卒于公元前491年(鲁哀公四年)。子思生年不会晚于此年。
  在史前先民的信仰中，月亮有自我发育和自我更新的神力，月神因而成为生命之神。上古时代胶东半岛西北隅活跃着以黾类为图腾的月族，即赢姓的莱夷以及黄人和弦人。莱都归城，归城实即“鬼城”、“巫觋之城”、“月亮之城”。归城南侧的莱山，是莱夷巫觋祭月，将人之亡魂送归月亮以求能像月亮一样永生的神山。最早的一批方士正是从归城一带的巫觋中蜕变而来。其根据是，莱地月神崇拜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而灵魂不死的观念来源于月神崇拜；莱人很早就有航海活动，早期方仙神话中的海中三座仙山(岛)，其得名都与莱夷以及月神崇拜有关；海市蜃楼的奇观胜景自古以胶东半岛西北海隅最为常见；莱地近齐，春秋末叶以降地属齐国，邹衍学说风靡于世，莱地自应得风气之先。
  僧肇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推动佛学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运用大乘佛学中道空观的方法，批驳了魏晋以来玄学对有无关系的解释，以及受玄学影响的佛教内部各派对佛学“空”观的误解，继而以“空”来观照宇宙人生，建构了体用一如、境界工夫合一的中国化的佛教哲学体系。
  隋唐以来，儒学式微，佛道呈上升趋势，北宋统治者急需一种强有力的理论以巩固王权专制。二程适应时代要求．以援佛入儒的方式，对异质文化的佛学进行了批判吸收和改造，建立了新儒学。这种新儒学含括了佛学的理论结构和论证方式，提高了传统儒学的哲理思辨性，使儒学这一思想体系更趋严谨和缜密。二程的援佛入儒，一方面显现了佛学的理论魅力，另一方面也充分证明了二程哲学与佛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寒食节是我国古代一个十分重要的节日，汉代以来，寒食节或禁而不止，或昌盛于世，或不禁而止，经历了十分复杂的演变过程。寒食节兴衰的历史反映了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的相互作用．也在一定范围内反映出这种作用的深度和广度。从寒食节的兴衰可以看出，一项习俗有其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没有行政力量干预时，习俗只取决于民间力量自己的变化，与官方力量无关，但在二者构成特定关系的社会中，一项习俗的兴衰与变迁就只能取决于这两种力量之合力的方向和大小。
  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商鞅以消除社会犯罪现象为法治的目标，他以法律预防犯罪的思想系统、完整。在心理层面，强化人们对犯罪的畏惧感，消除犯罪脱刑的侥幸心理，建立法律公平感．培养人们对法律的心理亲和性和主动守法意识，利用功利心理诱导人们循法行事。在理性层面，普及和强化法律认知，达到人人“自断”。最终在行为层面，使社会成员皆能自律、自治．以至“天下无刑死”。商鞅尤其重视防范官吏犯罪，提出了一些独到、深刻的见解和卓有成效的措施。商鞅预防犯罪的思想也存在着明显的缺失。
  汉魏之际的祢衡以出众的文才、特行独立自主奔放的品性、蔑视权贵怪异无忌的言行，享誉士林。这一切恰恰不适宜官场的生存，而他又偏偏期望在官场实现人生价值，这就注定了他的人生只能走向悲剧的结局。他的文学作品少而精，一篇《鹦鹉赋》使他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大量资料表明，传统的关于广东学田数量的记载是错误的。清代广东学田来源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以官府拨置和捐献为主。关于学田的经营管理，政府没有统一的规定，其管理方式灵活多样。但无论采取那种方式，政府都要利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以确保学田的租税收入。
  从科学解释学的视角看，世界观是描述、解释、说明和预测世界所有现象包括自然和社会的有组织的方式，它具有根本性、似真性、公理性、隐喻性、独立性、整体性和稳定性等特征。人类在认识世界过程中形成了四种不同的世界观，即神秘诗意世界观、有机论世界观、机械论世界观和语境论世界观，这些世界观表面上看是对立的，而实质上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且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彼此可以整合为新的世界观，其中互补性是描述不同世界观之间整合的最佳概念框架，并且它的对科学认知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诚信是一个涵盖伦理道德、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范畴。一个国家社会诚信水平的提高，诚信氛围的形成，离不开健全完善的诚信机制的保障和支撑。针对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内在缺陷、制度缺失等问题，我们必须借鉴国外诚信机制建设的先进经验，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诚信机制，包括诚信约束机制、评价机制、激励和监管机制等。
  改革开放以来，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人的本质与人的价值问题、人的主体性问题等陆续进入我国人学研究的视野，成为我国人学研究的主要问题。目前，我国人学研究的新视角是人的全面发展。全面深入地把握人学研究的规律，着眼于在制度创新、文化建设、扩大交往等方面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一项新的时代课题。
  网络文化具有开放性、互动性、不可控性、创新性、渗透性等基本特点。在建设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适应的网络文化过程中，出现了社会主义文化与网络融合迟缓、过度追求商业效益、不良信息蔓延等问题。为此，我们要采取适当的对策，提高人们对网络文化的认识程度，加强网络建设工作，尽快构建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适应的网络文化。
  现代市场经济虽然有不同的模式，但各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在经济运行中都起着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政府履行一定的经济职能已是经济运行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政府履行经济职能，又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政府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特征。我国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完全可以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在调节经济运行中所提供的经验与教训，以实现政府经济职能的转换与创新，更好地发挥政府在保证经济良好运行中的积极作用。
  顾炎武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爱国学者，而且是卓有成就的诗人和散文家，在清初文坛享有盛誉。其散文贯彻着“经世致用”的写作原则，体现出作者对社会、人生的高度关怀，语言简洁凝炼，文风朴实无华。
  儒家文化人格对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孔子及其弟子子路作为一对卓显的儒家文化人格符号，对《水浒传》中的宋江和李逵这对文学形象的孕育、塑造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深层次上，宋江和李逵的形象不是《三国志演义》影响的结果，而是儒家文化人格浸润使然。
  细读构成了金圣叹文本解读学的一个重要特色。金氏所谓的细读是一种“文本阐释”策略，它是以紧盯细究的方法，对文本进行逐字逐句甚至逐篇地加以批注，以便见出文学作品的精微细妙，它颇类似于欧美“新批评”所主张的“closereading”。金圣叹的这种细读批评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注入了理性分析的血液，无疑是对长期以来那种“妙处不必可解”批评模式的反拨。
  明清文学的复古派发轫于南宋的严羽，在明代得到了全面的展开，清中期的沈德潜在继承复古派理论的同时，吸收了该派在创作中的经验教训和反对者的批评，对复古派的理论进行了修正：针对明代复古派对个人性情的偏倾和清初神韵派大行诗坛的诗歌背景，重视诗歌的社会功用；针对复古派限隔时代、截断源流的文学史观，提出沿流讨源的主张；修正严羽的“别材”“别趣”说，给诗歌创作中学养、见识以充分的重视，提出“以虚运实”，“议论须带情韵以行”的观点；拨正明代复古派对杜甫的七言歌行、七言律诗的只及一点不及全面的批评。
  民初逸事小说与鸳鸯蝴蝶派之间关系密切，民初约有百分之八九十的逸事小说都是鸳鸯蝴蝶派文人创作的。这一方面说明早期鸳鸯蝴蝶派的文人具有关注国计民生的“入世”风格，另一方面，在时代社会潮流及早期鸳鸯蝴蝶派文人自身思想选择的合力作用下，民初逸事小说也形成了鲜明特色。文人强烈的复古主义思想，补正史之缺的传统小说观，以复古思想、平民意识为主的历史观以及写作手法上的史传色彩等，构成了民初逸事小说的“民初特点”。
  作为西方中世纪教父时期美学思想的最大代表，奥古斯丁把上帝当作美的本体，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思考美学问题。其关于上帝的美、精神美和物质美的思想为解决古希腊罗马美学中具体的、可变的、有限的美与普遍的、永恒的、无限的美之间的对立提供了崭新的思路；把“美与丑的对立统一、和谐、映衬”的观念引入美学中，给予丑一定的美学地位，从而丰富了西方美学史范畴的内涵。奥古斯丁论述审美经验专注于人的内心世界．这是其美学思想、一个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美学的重要之处，在许多方面决定了西方中世纪美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强调艺术应该具有形而上的价值，其使命在于歌颂上帝和为宗教神学服务，从而为西方中世纪美学对艺术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解奠定了基础。
  鲁迅的科学思想基于其生命主义立场。鲁迅看到了科学理性的理性特征，但他更愿意从生命意识的角度去理解科学理性，把生命意识看作是科学理性的本体。据此．鲁迅认为科学理性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是“长时段”的而非急功近利的。这正是鲁迅否定洋务派思想的主要根源。
  现代都市风情小说是指通过都市民众的生存表象、生存背景的展陈与勾画，试图探究潜隐其间的历史深层文化内涵和精神气韵，并最终承续文化启蒙与文化隐喻使命和负载的小说，其启蒙言说在启蒙主题的定位、启蒙的对象、方式和视角等方面与其他类型的启蒙小说相比是比较温情的。这几个方面又是通过其独异的叙述方式来实现的。
  五四文学革命后，才出现了从文学观念到作家及作品的现代化品格的全面含蕴，因此以1917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是适宜的。1917年之前其他时段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诞生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为五四文学革命质的飞跃准备了量的积累。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应当根据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这种内在逻辑主要体现在文学的叙事结构的断裂上。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在叙事结构上的断裂是20世纪初的1902-1905年，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在叙事结构上的断裂是1985年，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始于1902-1905年，中国当代文学始于1985年。中国古典文学具有前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具有现代性，中国当代文学具有后现代性。
  萧红小说浓郁的故乡情结、生命意识，反映了其小说界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悲剧美的艺术特色。作家对故乡深切的眷恋与怀念已超越时空界限，成为人们对人类精神家园永恒的追求与向往。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历经“女性文学批评”(或“妇女文学批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几次命名的变化，其中每一种命名的背后都蕴含着不同时期对于女性及女性写作的文化心理期待，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因此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间向我们展现出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发展足迹。
  王蒙在20世纪末创作的四部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和《狂欢的季节》被称为“季节”系列。作品对反讽、元小说、双声语与复调等手法的成功运用，显示王蒙对小说现代性叙事的探索和成就及其文学史意义。
  “新历史小说”力求保持历史的原生态，而不再成为教科书的知识补注。“新历史小说”突破了过去单调划一的历史发展模式，对现实社会和当代人性进行总体性观照。“新历史小说”作家真实地反映历史，而不作简单的价值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