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如何区分效力性规范与管理性规范
  您好！如何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请您阅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意见，全文如下：伴随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最高人民法院在数十年来民商事审判的实践中，越来越明显地贯彻鼓励交易、契约自由的合同法精神，倾向于保护合同效力，对认定合同无效的态度日趋谨慎。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将“强制性规定”限定在“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范围内，明确了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合同效力。该司法解释实施后，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成为考量合同效力的关键，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引发热烈讨论。综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件和典型判例，可采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两个标准，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详析如下：【强制性规定分类】首先，强制性规定包括效力性规定与管理性规定，并非所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均一概无效，应判断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构成效力性规定，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当然无效。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首次在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的层面上，提出了应当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认定合同效力的观点。奚晓明院长在该次会议中指出：“强制性规定又包括管理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管理性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此类规范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效力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此类规范不仅旨在处罚违反之行为，而且意在否定其在民商法上的效力。因此，只有违反了效力性的强制规范的，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出台，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了人民法院不得仅以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的司法态度。该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15条亦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最高人民法院王闯法官对此作了详细阐释。王闯法官提出，我国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就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之间区分和效力形成的共识：强制性规定区分为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合同未必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意味着，司法解释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作出效力性和管理性之区分，人民法院不得仅以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该区分原则的理论基础在于：效力性强制规范着重于违反行为之法律行为的价值，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违反效力性强制规范的，合同应被认定无效；而管理性强制规范着重于违反行为之事实行为价值，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违反管理性强制规范的，合同未必无效。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此类合同未必绝对无效。【如何区分】其次，如何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认为，二者主要区别在于追求的目的不同：不确认违法行为无效不能达到立法目的的，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仅在防止法律事实上之行为的，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前引奚晓明院长讲话与王闯法官意见，也不同程度阐释了这一观点。就具体如何识别强制性规定是否构成效力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应当采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两个标准的司法意见。在肯定性识别上，应区分以下两个层次判断。首先的判断标准是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合同无效，如是，则该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次，法律、行政法规虽然没有规定违反将导致合同无效的，但违反该规定如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也应当认定该规定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在否定性识别上，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第一，从立法目的判断，如强制性规定的目的是实现管理的需要而设置，并非针对行为内容本身，则可认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第二，从调整对象判断，一般而言，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针对的都是行为内容，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很多时候单纯限制的是主体的行为资格。 当然，采取上述正反两个标准判断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以偏概全，还要结合合同无效的其他因素考虑。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叶阳法官提出，关于效力性规定的实质判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第一，违反效力性规定的结果是对公共利益造成直接、现实性的损害，如果仅仅是间接的、可能的损害，则一般不属于效力性规定；第二，违反效力性规定的结果应当是对公共利益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如果仅为轻微损害则不宜认定为效力性规定；第三，辨识效力性规定还应当综合把握公共利益与交易安全、信赖利益等利益关系的平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识别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标准。该意见第16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人民法院对于此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慎重把握，必要时应当征求相关立法部门的意见或者请示上级人民法院。”【举例】如《合同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合同中“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无效。《海商法》第四十四条前段规定，“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作为合同凭证的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中的条款，违反本章规定的，无效”。《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前段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超出业务范围管理权利人的权利的，由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其与使用者订立的许可使用合同无效”。采用肯定性识别标准，上述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合同或合同条款无效，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又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商品房预售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预售合同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登记备案。采用否定性识别标准，该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实现管理的需要，并非针对民事行为内容本身。《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条明确，当事人以商品房预售合同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应当遵守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百分之八等五项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规定。采用否定性识别标准，该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实现管理的需要，并非针对民事行为内容本身。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信用社违反商业银行法有关规定所签借款合同是否有效的答复》（法经27号函）中明确，《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是“关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方面的规定，它体现中国人民银行更有效地强化对商业银行（包括信用社）的审慎监管，商业银行（包括信用社）应当依据该条规定对自身的资产负债比例进行内部控制，以实现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经营原则。商业银行（包括信用社）所进行的民事活动如违反该条规定的，人民银行应按照商业银行法的规定进行处罚，但不影响其从事民事活动的主体资格，也不影响其所签订的借款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在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即举此例，“例如《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即属于管理性的强制规范”。《国际海运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经营无船承运业务，应当向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并交纳保证金”。采用否定性识别标准，该规定的调整对象是限制主体的行为资格，并非针对行为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未取得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的经营者与托运人订立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或签发的提单是否有效的请示的复函》（民四他字第19号）中明确，根据《国际海运条例》的规定，经营无船承运业务，应当向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并交纳保证金。本案中当事人在未取得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的情况下签发了未在交通主管部门登记的提单，违反了《国际海运条例》的规定，“受理案件的法院应当向有关交通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建议交通主管部门予以处罚”。但当事人“收到货物后应托运人的要求签发提单的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该提单应认定为有效”。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中，亦有对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是否构成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判例。这些判例中亦体现了对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判断方法。如（2003）民二终字第14号民事判决，最高人民法院认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资产时要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范围和额度进行收购，超出确定的范围和额度要由国务院专项审批的规定，是基于行政管理作出的规定，违反该规定并不必然导致债权转让合同的无效”。上述认定的核心观点为，债权转让合同违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基于行政管理作出的规定，不属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能认定合同无效。又如最高院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梅州市梅江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江南信用社诉罗苑玲储蓄合同纠纷案），人民法院认定“国务院《储蓄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是对金融机构管理性规定，不是对储蓄机构对外签订、履行储蓄存款合同的效力性规定，不影响储蓄机构在从事民事活动中的行为的效力，不能以储蓄机构违反该项规定为由，确认涉案储蓄合同关于存期的约定无效”。上述认定的核心观点为，针对特定主体的对内管理行为、不涉及公共利益的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总结】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作出区分，在实务界与学术界均渐成共识。但亦有不同观点，认为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无实义。有学者提出，“效力规范与纯粹管理规范的区分是一记‘马后炮’，其实质不过是对强制规范对合同影响之判断结果的一种描述，并无能力指导法官的预先判断”，“要真正识别出效力规范与纯粹管理规范是离不开实质的利益衡量方法的。如果舍弃了实质的判定，效力规范抑或纯粹管理规范的区分几乎就无法展开。而一旦我们采取了实质的判定标准，效力规范抑或纯粹管理规范的区分也就失去了意义”。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叶阳法官回应，“这一观点虽不无道理，但从司法实践角度，强调将违法作为判定合同无效的标准无疑意义重大。一方面，公共利益本身性质决定了其抽象性和不确定性，难以从实体上界定。如脱离违法的层面而单以利益作为判定合同无效的标准可能导致法官因其个人认知的不同而使得合同无效判决随意化，造成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显著不公。……另一方面，合同无效的本质乃是损害公共利益，而违法则包含了损害公共利益的绝大多数情形。”综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件和典型判例可见，合同不因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当然无效，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当然无效。应当采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两个标准综合衡量，判断强制性规定构成效力性规定还是管理性规定。谢谢阅读！
  随着强制性规范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人们又将强制性规定进一步的区分为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那么怎样区分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呢？首先要从二者的概念说起。管理性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此类规范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例如《商业银行法》第39条对商业银行贷款应当遵守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规定，即属于管理性的强制规范；效力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其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其作用在于对违反者加以制裁，以禁遏其行为，此类规范不仅旨在处罚违反之行为，而且意在否定其民商法上的效力。因此，只有违反了效力性的强制性规范的，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对于如何区分某个强制性规定是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还是管理性强制性规范，专家、学者有不同的认识。根据最高法院法官的观点，其认为识别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可采取正反两个标准：在肯定性识别上，首先的判断标准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合同无效，如果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导致合同无效，则该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比如《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其次，法律、行政法规虽然没有规定违反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违反该规定如使该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也应认定该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如《建筑法》关于保证工程质量的规定；在否定性识别上，首先，从强制性规定的立法目的进行判断，若目的是为了实现管理的需要而设置，并非针对行为内容本身，则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比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54条有关租赁合同应签订书面合同的规定。其次，也可从强制性规定调整对象来判断，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针对的都是行为内容，而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很多时候单纯限制主体行为资格，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58条有关房地产中介需取得营业执照的规定。 有的学者对区分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持有以下观点：第一，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的，该规定属于效力规定。第二，法律、法规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但违反该规定以后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也应当认定为该规范为效力性规范。第三，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违反该规定以后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并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则该规范就不属于效力性规范，而是管理性规范。 上述区分的方法其本质属性是相同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严格区分某一行为侵犯的是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还是当事人个人利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法律对此也没有明确的标准，因此，以上区分法依然没有满足到可以判断所有强制性规范的程度。过去我们一般是从条文使用的某个术语或者词语进行判断，这是不准确的，审判实践中应当注意。 笔者认为, 区别效力性、管理性标准极难，除了运用上述方法外，还应当运用法律目的和诚实信用等法律解释手段，对于具体的强行性规范进行具体分析。具体的界定方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 1、合同违反的禁止规定是针对一方当事人的还是针对双方当事人。禁止单方的规范是作为对该方当事人的“纪律条款”来规定的，不属于效力性规范，违反规定一方应负该法律规范所确定的行政法上责任，另一方当事人则既不需负行政法责任，自然也不应在民事上承担不利后果。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经政府审批，但如未经批准转让的，该法第六十六条规定责令出让方缴纳土地出让金，没收违反所得并可处罚款，转让合同效力不受影响。 2、合同违反的禁止规定是禁止的重心是行为手段（或方式）还是禁止合同本身。如不问手段如何，合同行为均为禁止时，则为效力性规范，合同应为无效；但如禁止的仅仅是行为手段或行为方式，依其他手段也发生同一效果时，则为管理性规范，并不因此认为其无效。如《野生动物保护法》二十二条规定，禁止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即为效力性规范，违反禁止规定则买卖合同无效。又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转让房地产不得瞒报或者作不实的申报，其禁止及应受处罚的是瞒报行为，转让合同效力不受影响。 3、合同违反的禁止规定是禁止合同标的还是合同当事人的经营资格。禁止合同标的的为绝对禁止，合同无效；法律规定只能由特定主体从事活动，实际上是对于经营主体的限制，违反这种制度无证经营或超范围经营，并不当然无效，还应当进一步审查法律禁止或限制的目的。如《建筑法》同时规定禁止无资质和超越资质承包工程，但其禁止的程度有所不同。禁止无资质（包括挂靠、借用资质）企业和个人承包工程，属于效力性规范，但对于超资质的规定应当属于管理性的，禁止低资质企业承包高资质工程，实际上是限制性的，因为资质本身是在变化之中，所以，超资质承包合同应当有效，但行政责任并不免除。又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未取得预售许可证开发商不得进行预售活动，其目的是规范商品房预售活动，保护消费者利益，防止不法开发商利用预售合同进行欺诈，并不是为了禁止预售房屋活动。且该规定也是针对开发商单方作出的，故预售商品房应当取得许可证的规定，不属于效力性规范，预售时没有许可证，而事后补办的仍然应当认定合同有效。 此外，区分管理性法律规范和效力性法律规范的重要标准还要看该行为是否具有补正性。从立法目的看，如果该规范是为了实现管理的需要而设置，而不是为了侧重内容本身，并且其本身结果的出现并非不可容忍，只要行为人在事后补正，并不会造成国家、社会或当事人利益的损失，则此类规范是管理性规定。如果行为本身及其结果自始受到严厉的否定性评价，该行为一旦实施将造成国家、社会或个人利益的不可恢复，则此类规范为效力性规范。虽然行为人在实施某种行为时不具备某种资格，但如果这种资格的设置只是为了行政管理的需要，行为的实施并不必然损害国家、社会或当事人个人利益，且行为人也完全可以在事后弥补自己的过错，那么行为人实施的这种行为应该就是有效的。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 因此，总体来说，人民法院在认定合同无效时，应该坚持审慎态度，如果当事人的行为并不必然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且当事人可以在事后补正自己过错的时候，应该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和维护交易稳定的原则出发，认定其行为有效。 总之,对于法律、行政法规，我们要严格分析其是否真正保护的是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适用其认定合同无效，如果只是为实现其管理职能，就坚决的予以排除。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即鼓励交易，又保护了社会公共利益，才能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第1页 共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