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如果笔者的上述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推导出这样一个政治哲学意义上的结论，即：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其主要对象应是中国国家与公民的关系③，而决定这一关系的性质和样态的则是中国政治体制，所以，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研究就是对中国国家与公民关系的研究。所谓政治体制，即指国家的治理和统治形态以及国家政治体系的运行方式。公民就处于国家的治理和统治的形态以及国家政治体系的运行方式之中。国家的治理和统治形态以及国家政治体系的运行方式，直接决定了国家与公民间关系的性质和样态。现代政治哲学的主要范畴和主要问题，如“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法治”、“民主”等，实际上就是首先从国家与公民间关系的性质和样态中提炼出来的。国家与公民间关系的性质和样态存在着严重问题，公民生活就必然会遭到侵害，从而整个社会秩序就会陷入紊乱。如果国家权力直接渗透到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把公民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挤压得极其狭小，那么即便连形式上的“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民主”等都将难以实现，遑论把实质上的“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民主”等落实到实处（即体制和制度上）。从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过程及其趋势来看，相对好的政治体制有助于形成以人民为核心的“授予关系”，有助于公民和民间组织广泛参与公共事务决策以及有效监督国家权力的运行，同时也有助于较充分地实现公民的各项权利，故能使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得到良性和健康的发展，从而也使整个社会充满活力和创造力。因此，至少就目前中国学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来说，其视野不焦距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就不可能把中国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而也就不可能有中国文化语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
  “表现之一”：反复重复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哲学如何正确，论证其有多么重要的现代意义或启示，并勐烈抨击西方学界有些学者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曲解，但就是在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面前“晃来晃去”，不切入其中，从而使马克思政治哲学（以下也称“经典”）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隔岸相望”，两不相干。笔者并不否认马克思政治哲学所具有的跨时空的世界历史意义，然而，对于中国来说，这种跨时空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切入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才能彰显出来。
  例如，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中，目前学界有一种值得注意的认识倾向，即：绕过前资本主义的“官本位”或“等级本位”为特征的社会关系及其对整个社会机体腐蚀作用的问题，固执地认为，只要实现了形式上公有制（这种认识倾向往往把国家所有制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所有制相混淆），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就会被理顺，实质上的平等、公正等就会自然而然的实现。一方面，这种认识倾向扭曲了马克思相关思想的原意。因为，在马克思那里，社会所有制实现的条件只能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像俄国这样的相对落后国家，其社会主义的发展，一定是建立在批判性地汲取和创造性地转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基础上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完成和实现社会所有制，一定是与国家的自行消亡紧密相连的；真正的平等、正义、公正等的全面实现，一定是把国家权力还给社会和人民的产物。当然，“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量”，是一个非常漫长、复杂的过程。因此，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马克思政治哲学所讲的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其实质就是：限制“国家的自由”，以“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在这里“社会”与“公民”和“人民”是重合的——引者注）”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