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2022-044】《从制造到服务：结构转型期的宏观经济学》（张斌）：1.中国的宏观稳定政策实践在2012年以来遇到了保增长（就业）、稳房价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三难选择。三个政策目标当中只能兼顾其二，不能三者兼得。（1）选择保增长（就业） 目标和稳房价目标：与之匹配的手段是通过政府隐性债务扩张提升总需求，不降低利率刺激房价。代价是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2）选择保增长（就业）目标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目标：与之匹配的手段是通过降低利率提升总需求，不扩张政府隐性债务。代价是房价上升。（3）选择稳房价目标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目标：与之匹配的手段是不降低利率也不扩张政府债务。代价是需求不足带来的经济不景气和失业率上升。2.三难选择是总需求不足情况下货币、财政政策工具的权衡。在政府隐性债务规模还没有足够大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时候，中国选择的是保增长（就业）目标和稳房价目标，主要通过政府隐性债务扩张扩大需求，中国在2008-2018年的多数时间里是这个选择，个别时间段也有调整。在政府隐性债务规模过大并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担优的时候，中国选择的是稳房价目标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目标，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总需求。比较典型的是2018 年加大金融部门去杠杆和治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力度，这些政策有效地防止了房价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上升，代价是物价水平和经济活力显著下降，失业率上升。中国也采取小幅度的货币政策放松应对需求不足，但是力度非常有限。中国在货币政策方面，特别是降息方面尤其谨慎，这与发达国家应对总需求不足的政策有着显著区别。3.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降低利率刺激总需求，财政政策则是扩大政府预算内开支直接增长总需求。货币与财政政策工具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是通过低利率刺激私人部门开支，是尽可能地借助市场自发的力量提高总需求；后者则是通过政府的力量提高总需求。我国遇到总需求不足的时候，应对措施的重点不是降低利率或者扩大预算内支出这些规范政策工具，而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扩张增加基建投资。近些年中国的债务扩张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扩张。地方融资平台新增债务对应的资产收益不高，融资成本高且期限结构不匹配，很多债务靠着借新还旧才能维系下去，这部分债务越滚越大，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也随之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