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中国古代告密举报史（二）——商鞅告奸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出身的商鞅，在秦国施行变法，他也是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将告密举报制度化，而且是必须履行的法律责任、法律义务来规范和要求民众。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後民莫敢议令。可见周显王十年（公元前359年），变法令下，商鞅是不许百姓议论新法的，而在对百官和人民的监察上，商鞅实行了告密举报制度，并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什伍连坐法》。所谓什伍，是以五户或十户为单位，统一管理。所谓连坐，是要求百姓相互监督，相互检举，若不揭发，十户家庭共同定罪。而把告密与作战同等看待，告密等同于杀敌，不告密视为降敌，这大约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严厉的告密法律了。这样的法令，还将告密与连坐捆绑执行，如果发现有违法行为不告密的，所有人连坐腰斩。这无疑剥夺了任何人独善其身的生存空间，商鞅利用国家法律激发、调动、强迫释放人性深处邪恶、阴暗的成分，作为控制民众、服务政治的手段，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商君书》里也说过：“国以善民治者必乱治削，国以奸民治者必治则强。”；“故曰：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尽管关于“奸民”准确含义没有定论，从商鞅驾驭百姓，弱民的思想结结合来看，显然商鞅是鼓励告密的奸民的存在，秦国则变成了一个人人监视、人人自危，没有温情的地方。刘向则记载写道：商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铁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人，渭水尽赤。可见商鞅的告密举报制度，最终也造成了大屠杀的出现。   此外，秦国的告奸制度，还包括“亲属告奸”、“官吏告奸”、“其他告奸”等类型。其中官吏告奸，针对于秦国官员之间的罪罚管理。《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语书》记载：闻吏民犯法为闲私者不止，私好、乡俗之心不变，自从令、丞以下智（知）而弗举论，是即明避主之明法殹（也），而养匿邪避（僻）之民。如此，则为人臣亦不忠矣。若弗智（知），是即不胜任、不智殹（也）；智（知）而弗敢论，是即不廉殹（也）。此皆大罪殹（也），而令、丞弗明智（知），甚不便。今且令人案行之，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论及令、丞。有（又）且课县官，独多犯令而令、丞弗得者，以令、丞闻。以次传；别书江陵布，以邮行。可见秦朝是鼓励官员之间要积极检举，如果知道“令、丞以下”的官员犯了罪，却选择沉默不言，“弗举论”、“弗敢论”，那么不主动举报的官员则触犯“不廉”的罪状，是大罪。可见秦国是以此强制性要求大家积极互相告发罪证，否则自己将迎来大祸。   秦国告奸制度表明看有着全民监督的思维，其实商鞅立法告奸的目的，不是为了监督，而为了防止百姓议论反对变法，为了维护君主专制。于是，在秦国出现了诬告成风的局面。尽管秦朝出台防止诬告法令，诸如“非公室告”、“州告”、“家罪”三种告奸却不予受理的特殊状况。《秦简·法律答问》就记载：“贼杀伤、盗它人为‘公室’；子恣父母，父母擅杀、刑、髡子及奴妾，不为’公室告’。“ “‘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其罪。告者罪犯行，它人又袭其告之，亦不当听。”“伍人相告，且以辟罪，不审，以所辟罪罪之”   可见秦国的法令对虚假举报，家庭内部纠纷举报等不予受理，强行举报者还要受到处罚。但这样并不能扭转秦国告奸成风的局面，秦国则变成了一个法令严酷无情、人性扭曲黑暗的时代。后来，六国故地之民反叛秦朝也是有其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