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义利之辩”与“理欲之辩”
  “义利之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传统的“义利观”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义论的义利观和功利论的义利观。
  传统的“义利之辩”强调“义以为上”、“义以为质”。
  墨子认为“义，天下之良宝也”。
  “理欲之辩”实际上是“义利之辩”的深化和发展。
  明清之际，以王夫之、戴震为代表的思想家才纠正其偏弊，指出天理不能离欲而独立，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凡事为皆有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最适宜而不能改变）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下）理的实质就是在于“情之至于纤微无憾”，“以通天下之情，逐天下之欲”。
  害人欲者，则终非天理之极至也”。
  戴震说：“欲，其物；理，其则也”。
  可以看出，“义利之辩”、“理欲之辩”虽然其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它们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个人与整体、个人与私利与社会公利的关系。
  “义利——理欲之辩”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个人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归根到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
  其实，合理的物欲追求是无可厚非的，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使人们的物质需求极大地满足，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所以，我们决不能置个人利益、局部利益于集体利益、整体利益之上，因为集体利益本身就包含着正当的个人利益和长远的局部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