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周礼》中的人道和谐思想
  本文从两个方面探讨了《周礼》中的司法思想，认为“肺石”制度(类似于后世的“直诉”制度)、缓刑制度、三刺三赦三宥制度及聚教罢民制度等等都体现了一种人道的司法理念，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又认为《周礼》将“谐和”即和谐当成一种最高的司法价值来追求，主张通过实行调解制度或其他具有人道精神的司法制度来促进和谐。
  《周礼》的上述制度设计及其中体现的司法理念值得我们加以借鉴。
  其中《冬官司空》早佚，汉时以《考工记》补之。
  《周礼》是“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
  古文经学家认为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出于战国，也有人指为西汉末年刘歆所伪造。
  近人曾从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参证该书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定为战国时代的作品。”“作者或得见西周王室档案，故所述古制，极为纤悉具体，当然其中也参入作者之理想。
  《周礼》为先秦典章制度之重要文献，对后世政治制度影响极大。
  如由北周迄于清代之国家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制度，即本于《周礼》之六官。”也有学者指出:“《周礼》虽非西周的作品，更非周公所作，而出于战国人之手，但其中确实保存有大量西周史料，只要我们善于择别，并证以其他先秦文献和出土资料，就可以为今天研究古史、特别是西周史所用。”张亚初、刘雨合著的《西周金文官制研究》通过将《周礼》与西周金文中所记职官的比较研究，“发现西周金文中的职官也有许多与《周礼》所记相合”，《周礼》与西周金文“有如此众多的相似之处，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偶然的巧合，只能证实《周礼》一书在成书时一定是参照了西周时的职官实况”。
  “《周礼》一书在其主要内容上是参照了西周官制的，《周礼》的作者一定是一位十分熟悉西周典章制度的宿儒。
  所以，我们认为对《周礼》一书似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对这部书过去一段时间的研究多从否定方面出发，而今后有必要多从肯定方面，援引第一手金文材料，找出其合于西周制度的内容，充分利用它帮助我们开辟西周职官研究的新途径。”上述说法值得我们借鉴。
  下面，我们将对《周礼》中的司法思想略作考察。
  人道司法观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赞司寇听狱讼:一刺曰讯群臣，再刺曰讯群吏，三刺曰讯万民;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
  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断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后刑、杀。”(《周礼·秋官》)大意是，“司刺”之官掌管三刺(三次讯问)、三宥(三次宽宥)、三赦(三次赦免)之法，以协助大司寇审理狱讼。
  《周礼·秋官》还对“司圜”这一狱官的职责进行了界定:“司圜掌收教罢民。
  可与以上引文比照观看。
  由此可见，“以圜土聚教罢民”制度也体现了一定的人道精神，它注重对被监禁者进行劳动改造、教育感化，并且对其要“不亏体”、“不亏财”，这在当时来说符合一种人道的司法理念。
  和谐司法观
  《周礼》认为，司法的目标就是追求社会的和谐、国家的稳定和政权的长治久安，并且主张在司法领域通过某些具体的制度安排来促进社会和谐。
  例如，通过实行调解制度来实现社会和谐。
  《周礼·地官》曰:“调人掌万民之难而谐和之。
  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这里指纠纷。
  “调人”是负责调解的官员，其职责是通过调解来化解民众之间的纠纷，达到社会和谐。
  “谐和”即和谐。
  并认为《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刑典》“以洁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
  这就是说，《礼典》所追求的目标也是国家与社会的和谐，而根据周代“出礼入刑”的观念，违反礼的规定要受到刑事制裁，那么可以说刑罚也是辅助礼达到和谐的目标。
  因此，如果说周代刑事司法所追求的基本目标是社会和谐，当不为过。
  《周礼·秋官》曰:“司救掌万民之邪恶、过失，而诛让之，以礼防禁而救之。
  其又过失者，三让而罚，三罚而归于圜土。”注释者指出:“据郑《注》，邪恶轻于过失:邪恶，是指不尊敬长者和老人、言语伤人之类而尚未构成犯罪;过失，则是指酗酒争讼，或以兵器误伤人之类，已经构成犯罪。”(杨天宇:《周礼译注》，引文句意谓“司救”之官负责了解民众的邪恶和过失，并对其加以责罚，用礼来防禁和挽救他们。
  凡属“邪恶”之民，三次谴责还不改悔则加以挞罚，三次挞罚而不改悔则施加明刑，令其坐于嘉石之上羞辱他，再转交司空处服劳役。
  对“过失”犯罪者，三次谴责而不改悔则加以挞罚，三次挞罚而不改悔则关进圜土(监狱)。
  据上所述，对待品行不端或过失犯罪者，要进行谴责、挞罚或施以耻辱刑，对不改悔者则进行必要的处罚，其目的在于挽救他们，让他们回归正途，以利于社会和谐。
  而非唯惩罚是用，把刑罚当成目的，如果过分迷信刑罚的暴力作用，则无助于社会和谐。
  综上所述，本文从两个方面探讨了《周礼》中的司法思想，认为“肺石”制度(类似于后世的“直诉”制度)、缓刑制度、三刺三赦三宥制度及聚教罢民制度等等都体现了一种人道的司法理念，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又认为《周礼》将“谐和”即和谐当成一种最高的司法价值来追求，主张通过实行调解制度或其他具有人道精神的司法制度来促进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