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什么是三夷教
  所谓三夷教,即祆教、景教、摩尼教,也在华得到传播
  三夷教在古代中国，显非主流宗教，也没有流传到近代。如果不是由于考古发现的激发，学者刻意探索，三夷教在中国社会历史上的真实面目及其影响，殆不为人所知。因而，对三夷教的研究，可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纯学术研究；其与当前社会生活，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殆无任何直接的联系，自然难以产生时尚所追求的社会效益。至于其学术价值，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即便自己略有所见，也应避卖瓜之嫌，更何况身在庐山，本来就看不清。不过，忆当年身为研究生时，业师蔡鸿生先生指示就该领域去作学位论文，余遂穷尽办法，检索收集有关研究的论着目录，发现无论国内国外，不管和平时期抑或战乱时期、冷战时期，总有那么一批学者前赴后继、持续不断地从事该领域的研究，个中还不乏真正饮誉全球的学界泰斗；由是而深受鼓舞，也就一年一年坚持做下去。$P$　　 对中国学者而言，三夷教的研究实际是属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范畴。而就这方面，蔡鸿生先生根据陈寅恪先生的治学之道和有关识语，演绎概括了如下的核心思想：$P$　　 中古时代的文化传播，既是渐进的，又是曲折的。由于当时物质技术条件的限制，来自“文化本原”的直接传播不可能起主导作用，“辗转间接”纔是普遍存在的方式。因此，为了探索一种文化因缘在空间上的展开，也即为何从此地传入彼地，必须找出中间环节，纔不致于架空立说。
  三夷教，是指隋唐时期的三大外来宗教，即祆教、景教和摩尼教。
  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年），舒元舆为鄂州永兴县迁建的重崖寺作碑铭，对东汉以来佛教的兴盛状况备极赞誉，称“十族之乡，百家之闾，必有浮图为其粉黛。国朝沿近古而有加焉。亦容杂夷而来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祆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当吾释寺一小邑之数也。”此处所谓摩尼、大秦、祆神，分别是指流布于唐朝的摩尼教、景教和祆教等三种宗教，即所谓“三夷教”。舒元舆虽然是站在佛教的立场，对由“杂夷”传来的宗教持贬斥态度，但是从这段记载中可知，这几种外来宗教也得到了唐朝政府的正式认可，并在“天下”各地建有寺观。此时摩尼教借助回鹘的力量，在唐朝各地势焰正盛，从舒元舆排列三夷教的先后顺序上，也反映了当时各种宗教在唐朝影响的强弱。 1.摩尼教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中叶由波斯人摩尼(mani，216-277年?)创立的一种二元宗教。216年4月14日，摩尼生于安息帝国巴比伦的马尔迪努(mardinu)，其父原籍哈马丹，后移居泰西封（ctesiphon）近郊。摩尼自幼随父加入当地基督教诺斯替教的支派浸礼教团，后来得到天使的启示，在240年创立了摩尼教。最初摩尼在祆教影响较弱的梅克兰、图兰和信德一带传教，并建立教团。242年，摩尼获得了波斯国王沙布尔一世(240-270年在位)的支持，摩尼教在波斯境内迅速传播。波斯王巴赫拉姆一世(271-274年在位)即位后，在祆教祭司贵族的强大压力下，开始限制和排挤摩尼教。巴赫拉姆二世(274-293 年在位)更是在277年将摩尼投入监狱杀害。此后，摩尼教经典大量被毁，教徒惨遭屠杀，纷纷逃亡各地。摩尼教虽然在波斯国内无法立足，但是却在波斯以外的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在较短的时期内，在阿塞拜疆、小亚细亚、中亚、北非等广大地区都建立了摩尼教团，并进一步向西传入欧洲各地，向东传入中国和印度，成了跨亚、非、欧三大洲，并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宗教。$P$摩尼教是在3世纪末年沿着丝绸之路向东方传播的，在新疆吐鲁番发现的摩尼教残片文书中，除了古突厥语文书外，还有中古波斯文、帕提亚文、粟特文、大夏文、乙种吐火罗文等各种文字的文书，表明古代中亚的许多民族中都曾流行过摩尼教。$P$最晚在唐高宗时代，摩尼教就已传入中国内地。据宋代僧人志磐《佛祖统纪》载：“延载元年(694)，波斯国人拂多诞(原注：西海大秦国人)持《二宗经》伪教来朝。”明代何光远在《闽书》中也称，摩尼在波斯灭度之后，“以其法属上首慕阇。慕阇当唐高宗朝行教中国。至武则天时，慕阇高弟密乌没斯拂多诞复入见，群僧妒谮，互相击难。则天悦其说，留使课经。”《闽书》虽然时间晚出，但与《佛祖统纪》出自同一史源，且内容更为详尽，可补后者的阙略。慕阇与拂多诞都是摩尼教对高级僧侣的专称，据摩尼教经典《摩尼光佛教法仪略》载，慕阇为第一等，意为“承法教道者”，拂多诞为第二等，意为“侍法者” 。从以上记载可知，在武则天时，摩尼教教义已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赞许，得以在内地合法传播。玄宗开元七年(719年)，吐火罗国与大食、康国、南天竺国等派遣使团来到唐朝，吐火罗支汗那王帝赊向唐玄宗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称“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慕阇，亲问臣等事意及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艺能，望请令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精通天文，只是为传播教义服务的一种辅助手段。早在武则天时，摩尼教的合法地位就已得到唐朝最高统治者的确认，并将拂多诞留在朝廷“课经”，但是在过了25年之后，吐火罗国仍然以慕阇精通天文为由，请求唐玄宗垂询摩尼教法，并设置法堂，表明在此期间摩尼教对唐朝廷的影响不是很大。$P$   安史之乱以后，摩尼教借助回纥的力量，在唐朝境内再次大兴。回纥汗国是继突厥、铁勒之后，在唐朝北方兴起的又一个游牧政权。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逃往成都，肃宗继位灵武，与回纥和亲修好，回纥发兵，助唐收复西京与东京，在与唐朝的交往中逐渐处于优势的地位。丝绸之路贸易，是回纥汗国经济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回纥人将北方草原出产的马匹以及珊瑚、翡翠、琥珀、琉璃器、象牙、香药等西方出产的物品带到唐朝，同时又将以纺织品为主的唐朝特产转贩往西方，由唐朝输入回纥的绢帛有时一年竟达上百万匹之多。经回纥进行的东西方贸易，主要掌握在亚洲内陆著名的粟特胡商手中。史称“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资殖产甚厚。”反映了当时粟特商人在回纥汗国内兴贩贸易的状况。回纥汗国内大批的粟特人对回纥经济活动和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将摩尼教带入了回纥汗国。随着回纥汗国封建化进程的加深和粟特人经济地位的提高，摩尼教很快就发展成了回纥的国教。据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现的“九姓回鹘可汗碑”记载，回鹘可汗“将睿思等四僧入国，阐扬二祀，洞彻三际，况法师妙达明门，精研七部，才高海岳，辩若悬河，故能开政教于回鹘。”所谓“二祀三际”，就是“二宗三际”。碑文又称，回鹘在接受摩尼教后，“薰血异俗，化为茹饭之乡；宰杀邦家，变为劝善之国。”社会生活习俗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P$P$回纥信奉摩尼教的时代，正值唐朝安史之乱之后，回纥因助唐帮助唐朝平叛，恃功而骄，而摩尼教也借助回纥的力量在内地再度流传。代宗大历三年 (768)，唐朝在京师为摩尼教徒立大云光明寺。唐人李肇称“回鹘常与摩尼议政，故京师为之立寺。”清楚地表明了摩尼教得以在京师立寺的原因。大历六年（771），回纥“请于荆、扬、洪、越等州置大云光明寺，其徒白衣白冠。”元和二年(807)，回纥使者又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摩尼寺遍布南北各地。 $P$P$从这一时期摩尼教对寺址的选择，也可反映出回纥境内的摩尼教与九姓商胡的密切关系，这时唐朝北方遭到战乱的破坏，长安、洛阳为唐朝东、西二京，太原为唐朝北都，除了这些大都市外，摩尼教徒首先选择在江淮流域商业活动最繁荣的荆州、扬州、洪州、越州等地建寺，这些地区不仅是最著名的商业都会，而且多以对外贸易繁荣著称，寺址的选择显然与从事商业贸易有关，史称“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正好可为摩尼教徒选择寺址的商业目的提供注解。$P$回纥衰亡之后，摩尼教的传播受到严重影响。在李德裕起草的答复回鹘请求唐朝提供粮食和牛羊的书信中，谈到了摩尼教的传播及其式微的过程：“摩尼教天宝以前，中国禁断。自累朝缘回鹘敬信，始许兴行。江淮数镇，皆令阐教。近各得本道申奏，缘自闻回鹘破亡，奉法者因兹懈怠，蕃僧在彼，稍似无依。吴楚水乡，人性嚣薄，信心既去，翕习至难。且佛是大师，尚随缘行教，与苍生缘尽，终不力为。朕深念异国远僧，欲其安堵，且令于两都及太原信向处行教。其江淮诸寺权停，待回鹘本土安宁，即却令如旧。”正如摩尼教的兴盛借助了回鹘势力一样，回鹘的破灭是江淮流域的摩尼教衰微的直接原因。会昌三年（843），唐武宗更进一步禁断摩尼教，废除寺院，焚毁经像，没收财产，摩尼师或殉教而死，或配流诸道，一时作鸟兽散。此后，传入中国的摩尼教与中亚地区的摩尼教团失去了联系。内地的摩尼教分为两途，一种转向地下，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秘密结社和佛教异端合流，在下层普通民众中广为流布，与其它民间秘密结社和异端一起，被统治者总称为“吃菜事魔”。另一种则继承了保持了摩尼教的寺院制度，采取了“道化”或“佛化”的形式，远离尘世，在寺院中修行摩尼之法。魔尼教寺院主要存在于宋元时代的东南沿海地区。而在我国新疆的吐鲁番地区，在回鹘西迁之后，摩尼教也继续得到回鹘统治者的信奉，与佛教并行不悖，直到数百年后方才绝迹。$P$
  最晚在唐高宗时代，摩尼教就已传入中国内地。据宋代僧人志磐《佛祖统纪》载：“延载元年(694)，波斯国人拂多诞(原注：西海大秦国人)持《二宗经》伪教来朝。”明代何光远在《闽书》中也称，摩尼在波斯灭度之后，“以其法属上首慕阇。慕阇当唐高宗朝行教中国。至武则天时，慕阇高弟密乌没斯拂多诞复入见，群僧妒谮，互相击难。则天悦其说，留使课经。”《闽书》虽然时间晚出，但与《佛祖统纪》出自同一史源，且内容更为详尽，可补后者的阙略。慕阇与拂多诞都是摩尼教对高级僧侣的专称，据摩尼教经典《摩尼光佛教法仪略》载，慕阇为第一等，意为“承法教道者”，拂多诞为第二等，意为“侍法者” 。从以上记载可知，在武则天时，摩尼教教义已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赞许，得以在内地合法传播。玄宗开元七年(719年)，吐火罗国与大食、康国、南天竺国等派遣使团来到唐朝，吐火罗支汗那王帝赊向唐玄宗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称“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慕阇，亲问臣等事意及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艺能，望请令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精通天文，只是为传播教义服务的一种辅助手段。早在武则天时，摩尼教的合法地位就已得到唐朝最高统治者的确认，并将拂多诞留在朝廷“课经”，但是在过了25年之后，吐火罗国仍然以慕阇精通天文为由，请求唐玄宗垂询摩尼教法，并设置法堂，表明在此期间摩尼教对唐朝廷的影响不是很大。 $P$$P$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摩尼教具有开放的性质。如同在西传过程中汲汲取了许多基督教的思想成份一样，摩尼教在东传过程中也逐渐吸收了佛教的因素，如开元十九年(731)由入唐摩尼教徒编撰的《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中专列“寺宇仪”一节，记载了摩尼教寺院仪规。表明东方摩尼教设有寺院，寺院有“专知法事”、“专知奖劝”、“专知供施”的三名“尊首”，并设有经图堂、斋讲堂、礼忏堂、教授堂、病僧堂等五堂，这一套较为完备的寺院制度，受到了佛教的强烈影响。此外，在摩尼教经典中有大量佛教词汇，如善知识、业轮、生死海、功德、金刚、如来等等，甚至教主“摩尼”也被冠以“摩尼光佛”的称号。 $P$$P$对佛教因素的吸纳，大大便利了摩尼教在民间的传播，开元二十年(732)，唐玄宗颁布敕令，禁止摩尼教在民间传播，称“末摩尼(即摩尼——引者) 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者。”陈垣先生分析这条记载说：“开元二十年，去延载元年才三十八年。此三十八年间，其教之流行，已有明令禁止之价值，其盛可想。曰‘妄称佛教’者，以其所翻经典，常有佛典通用术语也。曰‘诳惑黎元’，则中国人已有信奉之者矣。”在诏令中，并没有禁止居住在唐朝境内的“西胡”信奉摩尼教，但是摩尼教在内地民间传播的势头受到了扼制。 $P$$P$安史之乱以后，摩尼教借助回纥的力量，在唐朝境内再次大兴。回纥汗国是继突厥、铁勒之后，在唐朝北方兴起的又一个游牧政权。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逃往成都，肃宗继位灵武，与回纥和亲修好，回纥发兵，助唐收复西京与东京，在与唐朝的交往中逐渐处于优势的地位。丝绸之路贸易，是回纥汗国经济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回纥人将北方草原出产的马匹以及珊瑚、翡翠、琥珀、琉璃器、象牙、香药等西方出产的物品带到唐朝，同时又将以纺织品为主的唐朝特产转贩往西方，由唐朝输入回纥的绢帛有时一年竟达上百万匹之多。经回纥进行的东西方贸易，主要掌握在亚洲内陆著名的粟特胡商手中。史称“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资殖产甚厚。”反映了当时粟特商人在回纥汗国内兴贩贸易的状况。回纥汗国内大批的粟特人对回纥经济活动和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将摩尼教带入了回纥汗国。随着回纥汗国封建化进程的加深和粟特人经济地位的提高，摩尼教很快就发展成了回纥的国教。据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现的“九姓回鹘可汗碑”记载，回鹘可汗“将睿思等四僧入国，阐扬二祀，洞彻三际，况法师妙达明门，精研七部，才高海岳，辩若悬河，故能开政教于回鹘。”所谓“二祀三际”，就是“二宗三际”。碑文又称，回鹘在接受摩尼教后，“薰血异俗，化为茹饭之乡；宰杀邦家，变为劝善之国。”社会生活习俗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P$$P$回纥信奉摩尼教的时代，正值唐朝安史之乱之后，回纥因助唐帮助唐朝平叛，恃功而骄，而摩尼教也借助回纥的力量在内地再度流传。代宗大历三年 (768)，唐朝在京师为摩尼教徒立大云光明寺。唐人李肇称“回鹘常与摩尼议政，故京师为之立寺。”清楚地表明了摩尼教得以在京师立寺的原因。大历六年（771），回纥“请于荆、扬、洪、越等州置大云光明寺，其徒白衣白冠。”元和二年(807)，回纥使者又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摩尼寺遍布南北各地。 $P$$P$从这一时期摩尼教对寺址的选择，也可反映出回纥境内的摩尼教与九姓商胡的密切关系，这时唐朝北方遭到战乱的破坏，长安、洛阳为唐朝东、西二京，太原为唐朝北都，除了这些大都市外，摩尼教徒首先选择在江淮流域商业活动最繁荣的荆州、扬州、洪州、越州等地建寺，这些地区不仅是最著名的商业都会，而且多以对外贸易繁荣著称，寺址的选择显然与从事商业贸易有关，史称“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正好可为摩尼教徒选择寺址的商业目的提供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