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诗人者，撄人心者也”
  他认为，最根本的是民族文化危机，更是文化危机背后的“人心”的危机。
  “救国必先救人，救人必先救心”，因此“第一要著”在“改变”人与民族的“精神”，他把“人心”即人的精神置于至高地位，并以是否有利于人的心灵自由、健康发展为衡量一种文化的标尺，而改变人的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他首“推文艺”，此主张可以用四个概念来思考解释---“神思”、“白心”、“心声”、“撄人心”。
  这与当时处于“实业救国”和“科学救国”的主流思潮相悖，鲁迅与之决裂成为必然，同时意味着他被边缘化。
  第二层含义，鲁迅怀着对“物质”与“科学”的肯定中的否定，还对“民主”与“平等”进行反思（“民主”如果演变为“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就会变成新的专治；“平等”如果变成“夷隆实陷”，“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就必然扼杀“个人殊特之性”，并且降低社会发展水平，“精神益趋于固陋”与平庸）。
  讲到个体、个性意义时强调，个性和个体每一个具体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自己裁判、自己标准、自己执行，同时自己负责，由此可知，个性、个体并非是放纵的，这是鲁迅思想的全部出发点；鲁迅还认为，自由应该具有一种独立不依“他”的特性，即不依附于任何其他力量，包括国家、社会、民族、他人等，彻底走出被他者奴役而进入人的生命的自由状态。
  鲁迅在不停的质疑、拒绝“国家”意志与“众意”，他终其一生，作为一个永远的批判的知识分子，对一切权力关系产生的奴役，都采取了不妥协的批判态度，具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这是鲁迅思想发展的一个贯穿性线索也未可知。
  鲁迅眼里的“近世文明”（现代化），他认为，单一的富有、科学、民主并不是我们追求的现代化目标，他强调最终或者根本的衡量标准，还是要看能不能保证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精神自由与健康发展，如果人的个体精神自由被剥夺了，还不能算真正的“近世文明”，鉴于此，提出“立国”先“立人”，这种观点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到的“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此观点具有现代意义，也很有意思。
  鲁迅的“二患”，他打破关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神话，对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专制主义和西方工业文明中的弊病（“现代病”），被他称之为“二患”，保持双重疑惧和高度的警觉，也保持着独立的批判立场。
  另一个重要且特别有趣的问题：“立人”的根本在立人的“信仰”，而真正的信仰应该具有内发性和自发性的特点，必然是执迷的，这种“信”且“迷”谓之“迷信”，在他看来，“迷信”所表现出来的信仰的坚定性应当受到尊重，“迷信”存在于那些“朴素之民”即普通老百姓的身上，存在于“古民”（“气禀未失之农人”）身上。
  与“迷信”相对应的是鲁迅深恶痛绝的具有主、奴两性的“正信”，而“正信”属于那群缺乏精神信仰、又要扼杀别人的信仰、并把自己打扮成信仰的捍卫者的知识分子，实则为“伪士”。
  往往这些“伪士”因为善于迎合（权势和大众），爱好唬人，总是和专制体制（既是国家的专制，也是众数的专制）联系在一起，鲁迅又成他们为“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者”。
  鲁迅特别提醒我们要用“真”和“伪”来区别真的现代知识分子和假的现代知识分子。
  鲁迅在区别了“朴素之民”和“伪士”后，还提出了“精神界之战士”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