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唐亚林教授：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带有标识性的名词概念、理论范式乃至知识原理的构建方式经历了两波“引进潮”。
           第一波，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留学日本、英美、俄国等国的知识分子，将包括政治、革命、主义、组织、政党、民主、共和、经济、服务、科学等现代政治、社会与科学术语引进到中国，既开启了国家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构建之路，又开启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构建之路。
           第二波，在改革开放之后，通过翻译国外名著、引介国外思想、留学美英国家等方式，将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嫁接到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构建起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诸多概念体系、知识原理与理论范式等。
           回顾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历程，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以解决紧迫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拿来主义”现象居多，缺乏对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认真梳理与充分认知，缺乏将国家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新经验新优势新模式转化为标识性的概念创造与体系化的理论提升。
  　　为此，需要我们按照“利害相一致”原理，对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中舶自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带有标识性的名词概念、范畴方法、公理公式等进行正本清源，重点追问三个问题。
           第一，该名词概念、范畴方法、公理公式乃至制度体系最初是为解决什么问题而产生的？
           第二，现实情境发生变化后，它们又进行了何种程度的自我调适与自我革新？
           第三，是否最大程度地调动了社会各方力量的主动性、能动性、行动性、道德性之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