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万喆：“碳中和”背景下“绿色丝绸之路”危机中育新机
  原标题：万喆：“碳中和”背景下“绿色丝绸之路”危机中育新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转型对自身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没有沿线国家的绿色转型，就没有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万喆 丨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
  
  近年，世界主要大国都纷纷宣布碳中和的目标，西方国家更是将碳中和作为引领世界气变规则制定的重要抓手。随着中国政府庄严向世界作出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的“30·60”承诺，将其写入了“十四五”规划中，西方国家开始把碳中和的矛头对准“一带一路”。近来，美国、英国、日本等西方国家加紧协调，炮制所谓的“一带一路”替代方案，推动“高水平基建”“高水平融资”以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美西方国家提出的所谓的“一带一路”替代方案，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指责在碳中和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通过在“一带一路”投资设厂，变相实现“碳排放转移”。因此，西方国家必须团结起来，推出西方版“一带一路”绿色替代方案，强化与中国的“绿色竞争”，抢夺绿色的国际领导权。在碳中和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如何在危机中育新机，带动疫后绿色复苏，引发各界关注。
  
  “一带一路”的绿色博弈升温
  
  “碳中和”是指一定时间内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实现正负抵消，相对“零排放”。虽然中国政府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承担大国责任角度出发，宣布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愿景，反映了《巴黎气变协定》“最大力度”的要求，并承诺将付出艰巨的努力达到目标。但是美欧国家始终视气变问题为占据未来产业和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关键举措，加紧联合对“一带一路”绿色发展问题进行集中施压。
  
  拜登政府将气候变化议题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议题，上任当天立即宣布重返《巴黎气变协议》，并于2021年4月22日至23日，举办首次领导人气候视频峰会。拜登政府一方面在气变问题上要求中国开展合作，通过国际组织提出高环保标准。另一方面，拜登视华为头号的竞争对手，拟以气候变化为抓手，对我国经济形成牵制。拜登政府提出2万亿美元气变综合应对计划，目标促美2035年无碳发电，2050年100%清洁能源。通过大力推动新能源发展，意图在新能源领域与我国争夺市场。拜登政府主张制定更高的环保标准，限制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和建厂，指责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通过在“一带一路”投资设厂，变相实现“碳排放转移”。此外，拜登还明确反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化石能源项目提供资金，补贴出口，认为这是将污染向外转移。
  
  欧洲国家作为后工业国家的典型代表，在气候变化和绿色经济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欧盟内部通过欧盟碳排放交易系统（Emissions Trading System，简称ETS）对碳排放进行定价，高排放行业需要为每吨碳排放支付大约25欧元。由于外国企业不必支付这笔费用，导致其产品可能会更具竞争优势。这样一来，所谓“碳泄漏”的风险也就随之增加：电力、钢铁和水泥等高碳产品的生产可能会转移到其他排放政策不太严格的国家。“碳泄漏”会对欧盟国家的就业和投资构成威胁，并影响气候政策的落实。欧盟一向主张必须建立碳排放的强制措施和明确标准，规范企业碳排放行为，欲凭借气候政策在世界大国的竞争中占据先机。
  
  2019年12月，欧委会通过的《欧洲绿色协议》，将碳边境调节税连同能源税制改革作为加速绿色转型的方式之一。碳边境调节税要求进口商品支付与欧盟同类商品相同的碳价，以反映其对气候的影响。而同样征收了国内碳税的经济体的产品则可以享受豁免，此举将激励其他国家也采用更加有力的气候政策。根据协议框架，预计在2021年上半年将正式实施“碳边境税”，即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排放的商品（主要适用水泥，钢铁，铝以及电力生产）在进口至欧盟时会被征收额外的税费，限制我国“一带一路”化石能源、电力、基建材料、工业园区等项目意图较为明显。
  
  拜登上台执政后，加强了美欧在气候政策上协调力度，一方面进一步限制化石能源投资。虽然《赤道原则》没有明确排除化石能源，但全球金融机构正在面临退出煤炭的压力。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超过120个金融机构制定了限制支持煤炭的政策，已有超过45个金融机构限制对石油和天然气的支持。另一方面，和欧盟共同协商推动“碳边境税”落地。实质上是建立一种以绿色为标签的“欧美关税同盟”，在新一轮WTO改革中利用气变等条款占据价值链高端，其对全价值链的覆盖将使中国产品出口或“一带一路”产能国际合作受到冲击。
  
  “一带一路”铺就绿色底色
  
  实际上，绿色一向以来就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底色。中国政府通过多种形式的务实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绿色转型的能力。2019年，习近平主席就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强调，“要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把绿色作为底色，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绿色金融，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这一重要讲话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明确了方向。2021年4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深刻指出，“中方还将生态文明领域合作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内容，发起了系列绿色行动倡议，采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金融等一系列措施，持续造福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各国人民”。
  
  绿色基建层面，中国坚持《巴黎气变协定》，积极倡导并推动将绿色生态理念贯穿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签署了关于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与3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合作协议。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已成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路径，100多个来自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共同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中国企业承建和设计“一带一路”项目时，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同时，充分考虑生态因素，实施了一批绿色、低碳、可持续的清洁能源项目，建设了大量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项目。肯尼亚蒙巴萨-内罗毕铁路成为一条绿色之路，蒙内铁路在设计和建设中多管齐下，尽最大努力做好野生动物保护，如优化线路方案，尽量避让内罗毕野生动物园；设置一定数量的野生动物通道，并设置引导设施，引导动物安全穿过铁路；线路两侧设置隔离栅栏，避免动物爬行通过时与列车相撞等。在铁路沿线，随时可能看见从预留野生动物通道穿行的斑马、狒狒、角马等。据统计，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额每年维持在20亿美元以上。
  
  绿色投资层面，据全球基础设施中心（GIH）估计，从2016年到2040年，全球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94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据世界银行计算，基础设施和建筑物在建设和运行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70%，且一旦建成其年排放量将在未来数十年保持不变，具有明显的“碳锁定效应”。这要求相关机构在项目建设和运营中需要更多考虑环境和社会因素，积极开展绿色投资。2018年，中英绿色金融工作组联合发布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将低碳和可持续发展议题纳入“一带一路”倡议，以提升投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水平，进而推动“一带一路”投资的绿色化。截止2021年4月，已有39个全球的大型机构签署了该原则，这些机构管理着高达48万亿美元的资产，并共同承诺要在“一带一路”的国家和地区，加强绿色低碳投资。美国著名智库--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发布的报告也显示，从2014年到2020年，中国在“一带一路”项目中可再生能源投资占比大幅提升了近40%，超过了化石能源投资，这也让所谓中国借“一带一路”搞“碳排放转移”的指责不攻自破。
  
  绿色金融层面，2016年杭州G20峰会上，作为轮值主席国，中国首次将绿色金融作为G20峰会重点议题，体现了中国推动经济向绿色转型的决心和大国的担当。当前，全球气候投融资市场逐步成长，成效已经初显。2019年全球绿色债券发行规模1734亿美元。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绿债市场，在岸市场发行贴标绿债约2885亿元。同时，实践绿色金融不但是社会责任，也是金融业自身的重大发展机遇和防范风险的内在要求。“绿色金融合作网络”在发布的报告指出，气候变化通过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很有可能转化为金融风险，并号召全球央行、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行动起来，增强金融体系抵御环境和气候风险的能力，加快绿色发展。近年来，中国金融机构积极响应责任投资理念（ESG），将更多全球资金配置到相关绿色项目，为建设绿色“一带一路”提供资金支持。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主要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的平均违约率低于各项贷款平均违约率，更低于“棕色”贷款违约率。
  
  在上述系列措施下，“一带一路”绿色成色更加凸显，绿色逐渐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底色。
  
  “一带一路”推动疫后绿色复苏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肆虐地球，几乎导致地球“停摆”，整个世界的经济活动因此陷入了历史罕见的停滞中，对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造成了历史性冲击，也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遭受了巨大冲击。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20年GDP平均萎缩2.5%，但2021年预计将增长6.5%，2022年增长5.5%。疫情再次警示人类不能沿着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发展不讲保护、只讲利用不讲修复的老路走下去。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全球人口的60%左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全球GDP的47%，全球年二氧化碳排放的55%，全球遭受PM2.5空气污染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人口的68%。这些数字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转型对自身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没有沿线国家的绿色转型，就没有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沿线国家单位GDP能耗比经合组织国家仍然要高40-50%，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经合组织国家要高80%，石化能源消费占比和石化能源发电占比仍居高不下，沿线国家的绿色转型发展和碳中和目标仍然任重道远。
  
  在疫情背景下，“一带一路”合作中的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产业得到了逆势上扬，让绿色的含量更加凸显。中国政府在疫后经济复苏阶段，提出“新基建”“中国碳中和承诺”等绿色低碳发展举措，呼吁各国要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在危机中育新机，采取系列绿色措施，推动疫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
  
  一是强化政策引导。将生态文明领域合作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内容，在疫后加强绿色“一带一路”的政策引导和能力建设，进一步突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推进重点绿色投资项目，打造惠及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绿色产业链。
  
  二是加大绿色基建。顺势调整“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比重，推动陆海天网四位一体联通，优先考虑低碳项目和低碳投融资，大力发展水电、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领域，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供给向高效、清洁、多元化方向加速转型。从老基建为主向以数字经济等新基建转型发展，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框架下，协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数字经济，包括互联网普及计划、数字产业推广、推动有关产业数字化。
  
  三是固化绿色产业链。依托重点绿色投资项目孵化绿色发展共同体，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绿色能力建设，加快实现绿色转型。加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绿色供应链合作与示范，深入推进绿色采购、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一体化，打造“一带一路”新型绿色产业链。
  
  四是配套绿色资金链。加强绿色融资对绿色投资的支撑和引领，设立“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基金，充分发挥其与双多边开发资金以及国内金融机构优势互补的协同效应，全方位支持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绿色投资。针对重点绿色投资项目及围绕其形成的绿色产业链，为绿色投资提供更多融资工具的选择，构建“绿色融资支撑和引领绿色投资，绿色投资回馈绿色融资”的绿色资金链。
  
  五是搭建绿色投资服务平台。建立绿色项目信息和绿色认证信息的“一带一路”绿色项目库，为项目与资金方提供对接平台。利用人工智能、卫星监测、大数据等新技术，对“一带一路”重点项目投资全球碳排放开展实时监测，推进“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建设。
  
  六是参与引领国际绿色治理。利用中国在可再生能源设备和技术世界领先优势，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清洁煤电技术、防沙治沙、生态修复技术，助力、引领共建国家绿色发展。继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碳中和以及气变的韧性，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WTO机制下对“碳边境税”的协同，共同反对利用气变实施单边主义，损害疫后世界经济复苏的信心。
  
  七是落实应对气变第三方市场合作。在“一带一路”项目上，加强与美欧在碳市场和碳排放机制的合作力度，在绿色标准一体化的对话中，各监管机构和市场参与者可以一同探索将亚洲、欧洲和拉美纳入其框架的机会，将关键市场联结起来，为“一带一路”项目的开发吸引更多绿色资本，降低投资和环境风险。切实加速推进中美欧“一带一路”建设第三方市场合作，推动低碳转型。
  
  当前，由世界经济复苏虽呈现复苏势头，但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以及疫苗接种的不平衡性，经济整体复苏仍不稳定不平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复苏的前景仍不明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20年各经济体公布的复苏计划相关支出共约14.6万亿美元，其中只有3680亿美元的支出项目符合“绿色标准”，而且大部分绿色支出集中在少数高收入国家，这很可能加剧疫情前就已存在的绿色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
  
  绿色地球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在世界经济的“绿色复苏”过程中，绿色竞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意识形态为界限排他性的“小圈子”。实际上，世界经济的“绿色复苏”需要包括中美在内的国际社会共同加强多边主义合作，共同捍卫经济全球化。正如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所指出的，“只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人类必将能够应对好全球气候环境挑战，把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留给子孙后代”。我们也相信，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绿色的成色将更足，必将为世界经济绿色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成为疫后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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