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在《力比多经济学》中，利奥塔毅然决然地同马克思主义以及那些未能同马克思主义截然决裂的同代人划清了界限。
  在同他的志同道合的“兄弟”（他自己这样称呼的）博德里拉、德勒兹与加塔利的一篇对话中，他批评说：“在博德里拉那里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它和我们的观点既非常接近，又相互对峙。和我们的观点非常接近，这一点你只要读一下他的作品就能看出来。然而又和我们的相去甚远，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位兄弟仍然背负着理论和批判的债务，在他的道路上蹒跚前行”。博德里拉太理性主义了，仍然困陷在真理与再现这些现代问题之中，例如，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拒斥，乃是出于［他认为］他发现了一种更好的、更真实的理论。
  不仅如此，在利奥塔看来，博德里拉把符号交换置于生产之上，这种作法乃是基于一种把古代社会理想化的怀旧情绪。尽管博德里拉拒斥理论中的自然主义倾向，拒斥将历史地形成的行为模式自然化的政治经济学企图，但是利奥塔认为，博德里拉的作品仍有些许的自然主义色彩，譬如不断地重复人种论的高贵野蛮人形象，重复与丑恶的生产相对立的美好的符号交换。《后现代状况》一书再次提出了这样的批判，在该书中，利奥塔写道：萦绕于博德里拉头脑中挥之不去的是“对已失去的‘有机’社会的天堂般的幻想”。
  按照利奥塔的看法，博德里拉犯了一个同马克思以及其他激进现代理论家相同的错误，即“幻想有一个世外桃源”，在那里，激进的欲望将会成为（革命）力量而非生产的发动机。这种关于一个“未遭异化的世外桃源”的神话经过博德里拉的一番改头换面之后，又变成了另一种神话：在现代社会中可以找到激进的、边缘化的局外人。这样，“对于他（博德里拉）来说，他所提到的那些颠覆性的力量，亦即那些好的野蛮人和好的嬉皮士，乃是作为一种肯定性的力量，而不是像马克思所想象的工人阶级那样，作为一种否定性的力量，存在于现代社会中”。
  利奥塔本人早些时候拥护一种肯定性的颠覆政治，并在当代社会中找到了这种颠覆政治的载体，但是现在他却把这种政治谴责为另一种“宗教幻想”，并转而肯定一种没有一块可据之地的绝望政治：“也许就政治而言，我们将总是不停地欲求，并将总是归于绝望”（这是因为“我们”，缺乏一种积极的革命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