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论古代小说的抒情色彩
  古代小说以叙事为基本文体特征，尤其是源于民间“说话”伎艺的白话小说，但古代小说家讲故事的目的则各自不同。有的是为了娱乐消闲，有的是为了教化劝导，移风易俗，当然有的小说为更好地实现劝化效果，往往寓教于乐。值得注意的是，文人叙事绝非单纯地为叙事而叙事，一般都有情志寄托，纵观古代小说史，凡经典之作大多具有较强的抒情色彩。对此，学术界往往因过分重视古代小说的故事性而忽视了抒情性这一古典小说的显著民族特色。
  在某种意义上说，抒情性是促成古代小说文体走向独立的重要因素。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古代小说文体的独立，恰如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所言，它“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而“诗笔”即指唐传奇小说浓郁的抒情色彩。洪迈《唐人说荟·凡例》称“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他将唐传奇与唐诗相提并论，也是强调其鲜明的抒情特质。明桃源居士更是将唐人小说的抒情性溯源至楚骚抒情传统，称《楚辞》之后，唐人以其“奇宕不常之气，钟而为诗律，为小说”，言外之意，唐人小说与诗歌一样承载着作者的情感心志。毕竟，唐传奇作家大多为诗人，他们往往以诗性思维叙事写人，如《枕中记》《任氏传》作者沈既济在《任氏传》中即宣称其小说创作是为“传要妙之情”。再如，沈亚之的《湘中怨解》《秦梦记》《感异记》皆为典型的“楚调小说”，它们情节淡薄，不以故事性见长，而是通过穿插《湘中怨》《光风词》之类极富感伤色彩的楚歌来酝酿凄美迷离的情调，着意渲染一种隽永绵长、哀感顽艳的情绪。清人所编《唐代丛书》《唐人说荟》在收录《湘中怨解》的同时并附上《湘君》《湘夫人》，也意在强调这篇小说浓郁的抒情特征。
  古代白话小说源自宋元以来的“说话”伎艺，为迎合读者的审美趣味，故事性乃其第一要务，但随着话本小说与章回小说的文人化，其主体抒发色彩亦渐趋显著。如《三国演义》虽属世代累积型作品，但古代小说评点融评、改于一体的批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赋予评点者以“第二作者”身份，因此《三国演义》最流行的版本毛评本已属文人小说，具有了鲜明的抒情色彩，其卷首《临江仙》（滚滚滚长江东逝水）一词即为全书奠定了悲怆的感情基调。
  质言之，我们在关注古代小说的故事性、娱乐性的同时，不应忽视作为其民族特色的抒情性。对于小说抒情意味所产生的的艺术效果，郁达夫《我承认是“失败了”》有着极为精到的说明：“历来我持以批评作品的好坏的标准，是‘情调’两字。只教一篇作品，能够酿出一种‘情调’来，使读者受了这‘情调’的感染，能够很切实的感着这作品的‘氛围气’。”以此审视那些具有浓郁抒情色彩的古代小说，也极具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