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英文版导言
  戴维·凯特勒尔弗尔克尔·梅亚尼可·施特尔科学史家托马斯·S.库恩认为，范例经验研究比纯粹理论反思更能决定性地影响科学的新发展。如果说《意识形态与乌托邦》[2]和《思想的结构》[3]代表卡尔·曼海姆重要的理论探索，关于《保守主义思想》[4]的论文则广泛被视为严格的经验的知识社会学范式。尽管许多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并不完全满意于曼海姆试图探索他帮助创始的那门学科的理论预设和涵义，他们仍然认为曼海姆的保守主义研究对那项揭示复杂理智结构的社会根源的科学事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那篇产生这种影响的文章，顶多反映了曼海姆1925年在海德堡提交《大学授课资格论文》工作的一半。当《保守主义思想》两年后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档案》上发表时，原稿中远不止一半的内容被略去了。曼海姆生前在准备该文的英文版本时又试图将手稿的另外部分也加进去，这表明他不断看重更多的内容。和许多别的计划一样，这个计划也因其过早辞世而中断，只好由其继承者来完成。直到最近才发现的文章全文，澄清了曼海姆的保守主义研究和他的其他成就之间的关系，因为它有助于解释曼海姆是出于何种考虑才沿着社会学探索与哲学反思这两条线前进的。他已尽可能使社会学探索在经验上可靠；而哲学反思则从理论上探究这样一类主张，如认为知识社会学是“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学的研究法（organon）”。删节后发表的版本揭示了这门复杂研究的一个方面，这很可能正是曼海姆所希望的。正如过去用英文和德文发表论文时显示的那样，它很自然地被看成是对作为某种政治信念类型的形成与发展之基础的社会因素的经验研究。而且，由此概括出的研究模式，此后作了相当程度的精致化，既涉及描述尚待解释的类型的方式，又涉及针对有关的社会学非难所作的说明与证实。但正如书中所示，它也表明了曼海姆对政治知识的性质而不仅仅是对信念的关注，以及他的一个从未泯灭的希望：科学探究的模式可以达到这类知识而不必为证据或公正牺牲掉科学激情。因发现这个复杂的文本而使新的解读成为可能，这不是要证伪已经公认的诠释，而是要认识另一个更有问题也更具哲学雄心的方面，揭示那种使曼海姆把自己交给韦伯宣扬的科学苦行主义的焦虑。曼海姆的经验转向曼海姆的保守主义思想研究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观念：自然科学科学和历史科学之间长期存在的差别以及那些争夺历史科学领地的最具影响的方法，都在19世纪德国保守主义运动中拥有自己的历史先驱。他对此所作的分析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基于观念的社会历史，第二阶段基于一个形态学阐释，第三阶段是文本解释和社会学解释的历史结合。首先，曼海姆试图说明政治意识形态这种特殊文化类型于18和19世纪在人类经验的精神序列中取得的中心地位。在此基础上，他考察了法国大革命以后以保守主义政治观念为中心的世界观是如何取得主导地位的。在解决世界观组织中最重要的政治信念冲突时，曼海姆改变了他早先在反思艺术史的基础上提出的更具理想化色彩的理论，增加了对冲突和结构变化的考虑。对新的意识形态世界的解释，以及对保守主义在其中的地位的解释，强调国家的形成和全面的理性化这种双重过程的效果。保守主义从社会角色（和一些观察者）中的传统主义的心理态度结晶而来，这些人觉得新发展是有害的，却又不能将其忽略或以秘密的、个人的方式对其做出简单反应。意识形态替代了赋予经验世界以意义的传统的和宗教的方法，构成了与新近才理性化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相适应的定位方式。根据曼海姆最初的解释，保守主义是作为一种思考“人与社会”的方法出现的，它重视某些被理性化毁坏了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但又通过一个有效性标准为新近才政治化和理性化的世界提供了实践的方向。因此，它显然和它的对手一样也属于新时代。曼海姆对保守主义的第二种刻画，试图对这种意识形态的不同的和变化着的表现形式共有的一种内在结构做出说明。曼海姆强调，这样一种“形态学”不得将他自己所谓的“思想的风格”与理论体系或政治纲领中的任一个相混淆。进行结构分析需要一种能适合这种特殊类型客体的特殊方法。这种方法揭示了保守主义思想对待人类经验的典型的形成（formative）态度，因为它存在于一切详尽的理论阐释之先，根植于具体经验和特殊场合，是一种对时间连续性的特殊感觉。然后在更加理论性的层次上，保守主义思想反对构造任何自认为受控于理性化普遍模式的对人类关系的建构，诸如在有关自然法的启蒙主义学说中可以发现的那样。尽管曼海姆对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关于财产与自由的概念作了简要比较，他对保守主义的政治信条的兴趣，远不如对他认为是保守主义的“风格”所固有的题材要点和思想方法的兴趣浓厚。在第三个也是最雄心勃勃的层次，曼海姆考察了保守主义的发展史，以图对其发展中的决定性阶段和变异做出区分，并从经验上表明在前两个阶段中揭示出的社会学和形态学特征，如何相互作用而形成一种历史的类型与运动。在一个导言性的概述中，曼海姆规划了这个发展的八个阶段，但他只详细地写出了两个。在这两个中相比更为完备的那一部分里，他引用尤斯图斯·默泽和亚当·米勒的作品来代表一种保守主义，其关于“财产”的政治观点敌视官僚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国家，影响了新出现的后启蒙主义知识阶层的浪漫主义思想。第二个历史分析讲的是历史法学的杰出代表萨维尼。他的著作被认为体现着拥有贵族联系的官方由以反对构造普遍准则或普遍权利的那种严正性。曼海姆的分析很巧妙，既没有观念的还原主义，也没有武断的社会学驳难，使得许多社会学家认为他关于保守主义思想的著作是其最杰出的成就，是对政治信念的社会学系谱进行经验研究的范式。曼海姆的主要研究对象都是法学家，但是他对法律问题的兴趣在这里并不比在其他著作中更大。他更关心对知识的概念和方法的对比，关心理智的战略而不是抽象的逻辑体系化，他认为后者和自然科学、资本主义、国家组成以及理性化的流行过程的其他方面是一回事。在曼海姆看来，虽然社会和政治资源以及对这些策略的运用有助于对它们进行详细说明和描述，但在这些方面尚未穷尽其意义。而且这种研究会不断地回到这个更为广阔的意义上，尤其是回到它与对他自己时代的理智状况的诠释的关￼系上来。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曼海姆在说明了第二个历史阶段后突然不再写下去了，这很令人遗憾，因为如此之多的讨论都涉及尚未写成的关于黑格尔的部分。在曼海姆看来，黑格尔是保守主义立场尤其是其中几个著名派别的代表，马克思的追随者如格奥尔格·卢卡奇就在社会主义思想中对它进行了改造。不过曼海姆还是充分而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信念——保守主义是自然科学模式在理智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以及自由资本主义理性化在社会知识中的主导地位新近出现的对立面。但是，《保守主义》没有详尽阐述这个更宽泛的涵义。这部著作要求它的读者首先把它看作一项公正的研究，该研究出于把保守主义描述成一种思想结构这个有限的目的而将社会学和形态学的方法统一了起来。事实上，曼海姆对保守主义的研究在他的著作中是独特的。在其朴素明晰的理论主张中，它把自己描述成知识社会学的一个专题产品，一个新的学术专业。在他的其他研究中，还没有一个如此专注地研究来自以往的素材，如此敏锐地处理个别思想家的观念。而且，在导言中谈到方法时，曼海姆用外交技巧来处理当时的方法论大论战，而在别的地方则诉诸论辩的手段。如果说这里有什么倾向的话，那就是倾向于一种经验的说明的方法，强调需要新的学科来揭示认识现象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提醒人们要反对满足于对各种意思之间的和谐做出解释性说明的倾向。即使曼海姆和他后来的编辑们删节后出版的版本有着特殊的声望，该研究的这些特征还是使许多评论家认为这篇关于“保守主义思想”的文章（一部社会学文稿），没有受到他在某些其他著作中被认为是误导人的哲学矫饰的东西的损害。如果缺乏这些特征，他们会批评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计划。[5]奇怪的是，曼海姆在其学术发展的这个阶段创作了这样一部作品。这部作品以《早期保守主义》为名于1925年12月递交到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当时正值他的创作多产期，他完成并发表了《历史主义》[6]和《知识社会学问题》这样重要的论文，并于1924年写成《文化及其可知性的社会学理论（联合性思想和交互性思想）》。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经验的解释性追问都从属于对哲学史的大跨度探索。并且在所有这些文章中，曼海姆都推崇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7]，在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黑格尔式解读中他为自己的学术进程找到了重要方向。虽然曼海姆从来没有接受卢卡奇的共产主义政治教义，也没有接受把社会主义革命看成是阶级斗争顶点的马克思主义蓝图，但他还是对卢卡奇的这一观点深感兴趣：卢卡奇认为理论化是对社会世界进行实践干预的必要组成部分，通过在一个复杂总体中揭示阻碍社会发展的物化的基础和功能，就能消灭这些物化，有助于构建注定要推动进一步发展的社会角色，从而对下一个步骤起促进作用。在曼海姆看来，对这些被集体中的社会演员认作社会知识的理解进行社会学解释属于这个阶级的理论行动，会导致对卢卡奇意义上的历史总体性的理论理解。然而，一部试图不偏不倚地研究19世纪前半期德国保守主义的专著符合这样一种计划吗？正如曼海姆在这一时期的其他著作中所构想的那样，对观念进行“不带价值取向”的研究，似乎总是会放弃隐含在这种“历史主义”之中的批判意义，因此，对社会知识进行评价不能脱离历史解释本身。如果最终现实是通过历史哲学理解的，如果对知识进行社会学解读能够使我们明确它们与那种历史现实的具体联系，解释它们的理解的范围和局限，那么，批判性判断就是知识社会学所固有的。哲学对在这样的评价中使用的逻辑进行阐述时可以有一些用武之地，但是，不存在它得以操作的独立的有效性领域，所以也不可能存在明显的独立的评价过程。在《保守主义》中，曼海姆回到了他1917年用匈牙利文撰写却用德文发表的博士论文[8]和1921年撰写的《论文化社会学知识的特征》[9]的立场上来。他在那儿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说明任何文化实体的社会起源都不能从逻辑上引申出有关其有效性的判断，因为这样的判断必须符合文化产品本身的条件。曼海姆在写作《保守主义》的那几年完全放弃了他较早时期的观点，这种彻底性也反映在一个术语的改变上，这个改变是他1926年在对自己1921年写的有关方法论的研究的一部分加以整理以供发表时做出的。在原来的文章中，这部分名为“内在论解释和发生论解释”，揭示的是马克思有关物质基础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10]之间关系的表述中的发生论上的悖谬，而在后来的文章中，这部分更名为“知识现象的意识形态解释和社会学解释”[11]，在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时颇具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意义。尽管这个文本中存在一些模棱两可，但这种改变是确定无疑的，我们一定要参考他在同一时期准备的一部主要著作，这部著作宣称对它正在解释的思想的评价问题要留给另一篇不同的论文。安身立业为了说明曼海姆的文章的这些令人迷惑的特点[12]，在开始时谈一谈他写作时的处境与志向不无裨益。曼海姆是一个犹太人、匈牙利人和政治避难者，在库恩·贝拉苏维埃政权倒台时离开了布达佩斯。他写这篇文章是为了达到获得海德堡大学教师资格的基本要求，自1921年以后，他一直作为编外教师在海德堡大学生活。那些讨论他的申请的记录还一直保存着，表明对他的申请存在着不同意见。对此他不可能一无所知，这还很可能使得他在这篇文章中陈述自己的所有观点时都相当谨慎小心。这篇文章本身在社会学家埃米尔·莱德勒和阿尔弗雷德·韦伯的热情推荐下很快就在系里获得通过。但是，学校的学术委员会（Inner Senate）在收到系里的大力推荐后询问曼海姆是否应该首先获得德国居民身份。系里在对学术委员会的答复中说曼海姆的大量出版物都是用德语写的，他的母亲是德国人并有亲戚担任“官员、法官和军官”，另外曼海姆在自己所属的院系以外也赫赫有名。这封信还说道：该学科的诸多代表一再地、不厌其烦地向系里对曼海姆博士的人格作了保证性的说明，从他的整个态度和所有爱好来判断，他都是一个过去从没有并且将来也永远不会介入政治的人。莱德勒先生和韦伯先生在鉴定中还专门就这最后的一点作了个人担保。[13]有几点一定令人觉得尴尬。与系里的说法相反，曼海姆实际上已经开始作为一个以他的母语匈牙利语写作的政治家而小有名声。[14]他的作品中甚至有两封书信描绘海德堡的孤陋寡闻[15]，并且直至1924年他还毫不掩饰地宣称自己是一个来自匈牙利的货真价实的政治流亡者，还不无骄傲地指出，在那些因一时疏忽卷入革命的库恩政权而被迫流亡的人，与像他本人这样因合理地抗议压迫性的霍尔蒂政权而流亡的人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他认为，像他这样的自愿流亡者“怀有一个重要的民族目的：他是为了拯救和保存匈牙利人心中的自由精神，唤醒匈牙利人民的良知”。[16]这些细节表明，为了使他的担保人就他的政治态度所作的担保确实可信，他必须委屈自己，在几个方面自我否定。在这个事件中，维护他的努力获胜了，学术委员会在1926年5月以6票对4票的微弱多数批准了他的编外教师资格。然而入籍却拖了几年。这一时期的记录援引了符腾堡和巴伐利亚有关部门的指示，反对把居民身份授予这样的“外国人”“文化外族”。[17]当然，对曼海姆在写作这篇关于保守主义的文章时与他的担保人之间所进行的交流的性质，只能进行猜测和根据后来的事情加以推断。有一桩有趣的事情涉及阿尔弗雷德·韦伯。他非常器重曼海姆，欢迎他参加自己的研修班并给予他多方面的鼓励。曼海姆提交给1925年德国社会学家大会的论文得到了好评，但随后的讨论记录却表明当韦伯认为曼海姆过于接近马克思主义时，他很快就公开批判了曼海姆。这一记录还表明，莱德勒也同样迅速地去维护曼海姆并促使他对这一点加以否认。[18]曼海姆的学生钦佩他的勇气，因为他在海德堡大学的编外教师的生涯开始于举办长达一年的关于格奥尔格·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研修班。然而有理由假定，作为那张证书的申请者，他远离了他以前的那些思想，为了自己的抱负，也是为他的支持者着想，他变得小心谨慎。几年后，曼海姆强调保守主义和德国大学之间的紧密联系。[19]他对保守主义的研究，无论是在方法和内容上，还是在规避策略上，都表明他尊重这种关系。￼学术实验尽管这些背景对理解《保守主义》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但把曼海姆的计划简化为一部传记却是一种浅薄的、误入歧途的解读。曼海姆本人在讨论亚当·米勒在萨克逊－魏玛法庭上讲演的动机时——这次讲演强调了论战性的反自由主义的论点——也遭遇了类似的问题。曼海姆坚持认为，米勒和反自由主义的贵族之间存在着学识的和社会的亲缘关系，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这篇演讲的学识结构上，而有关米勒的可能的动机的证据则给这一判断增加了经验的佐证。他所暗示的是：这些亲缘关系的意义和影响必须通过解释思想而不仅仅是通过探求引起兴趣的动机来寻找。同样，研究曼海姆与他正在寻求进入其中的世界的结合点也很重要。初到海德堡时，他感到一种对立：“一边是大学，另一边是无垠的著作的世界。”[20]这有助于理解他对大学的承诺，因为这个承诺他必须获得这所大学的批准。要解释曼海姆在这所大学以及社会学这门学科原理中寻找的是什么，以及这一研究与保守主义思想的关系如何，就必须更加仔细地读一读这部作品，并较为精心地把它放置到他更广阔的学术研究背景中去。曼海姆最早的著作中有一个他永不放弃的计划。他宣称文化和社会史是对社会经验和社会知识的建构，他这一代人的任务就是获得先辈的发现，从而把那种获得本身转化为超越还原主义和与“历史主义”[21]休戚相关的相对主义的道路的出发点。用当时的哲学语言来说，他认为有必要建立一种本体论，以克服由于对在旧的认识论保护下的确定性进行历史解构而带来的文化和社会危机。他偶尔也表现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德国神秘主义的热情，但最为吸引他的是能够完成这一计划的两种不同的道路。一条道路是沿着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给有哲学头脑的公众建议的路线，寻找建构知者和被知者关系的不同社会维度的方法。曼海姆在一些著作中探讨了这种可能性，这些著作明确地把对文化对象所作的社会分析和内在评价区分开来，但同时把前者作为后者的必然先导。另一条道路取决于发现一种历史哲学的可能性，以这种历史哲学为基础，就能够动态地理解什么是正在形成的和必须存在的以及它们是如何被知晓的。曼海姆在他所崇敬的导师格奥尔格·卢卡奇那里看到了这种希望，他对转向他通常所称的“黑格尔－马克思”[22]之前及之后的卢卡奇都很重视。虽然在写作《保守主义》时第二种可能性似乎对他更有吸引力，但是出于几种考虑，他对第一条道路也保持开放，实际上，他对其他可能性也甚为敏感。曼海姆一贯承认这种开放性本身的价值。这种承诺是他出版论文集而不是系统性著作的基本理由之一。例如，在1928年，曼海姆计划把他两篇关于“历史主义”和“知识社会学”问题的论文与一篇关于马克斯·韦伯的新论文一起出版成书。[23]当出版者保罗·西贝克要求曼海姆对这两篇原先出版的论文进行加工以形成一个独出心裁、更为统一的整体时，曼海姆回答道：至于对另外两篇论文进行加工，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彻底的，因为这些著述代表的是对当代学术条件的一种探索性的、试验性的透视；作者立场的转变、他在学术上的探险不应该被掩盖。[24]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德文版和英文版中都坚持认为，该书收录的论文必须作为互不相同的和互相重叠的试验来接受。在给沃斯的一封信中，曼海姆愤怒地反驳亚历山大·冯·谢尔丁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对《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所作的批判性评论，他抗议冯·谢尔丁压制这一事实：作者明确地说过他是在探索，说过几种体系在同一个人那里起作用，并说他本人因此——笃信这种“实验性思想”的新方法——并不掩盖其中出现的不连贯性。[25]非常有趣的是，开放性也给曼海姆在1920年用德文撰写的一个剧本提供了主题。在独幕剧《来自比亚里茨的女郎》的结尾，主人公，一位艺术家，在每年一度地拜访一位据说住在比亚里茨的情人时，意在不欺骗妻子的他，恰恰欺骗了他的妻子。在令人窒息的浓烟和尼采￼似的宣言中，这位主人公坚持认为，为了在他自己和他的妻子以及他的不同自我之间保持距离，他的关于一位远方情人的故事是必要的。要保持开放的可能性，就必须有距离：我已经发现了这个谜，提出了这个问题：人只是他自己的一种可能性，其余的可能性埋藏在我们之中。我要把我的自我中的所有一切都揭示出来；人们必须摧毁自我封闭的日子，不再对它恋恋不舍。道路在我们的身后延伸，远离固定的形式。[26]这些活力论的哀婉动人的表白本身展示的东西很少。然而，如果联系到曼海姆终生不变的观念，即他的著作必须允许探索互不相容的可能性，这一表白则指出了一种深刻的信念，或者说，它至少指出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幻想。最后，在《保守主义》的手稿（似乎曾经呈交到系里）的正文和注释之间，曼海姆用一页的篇幅重申了一个类似的主题：“这部著作只是一本尚未完成的书的一部分；鉴于此，请谅解阐述和讨论中的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27]就像这个记录所表明的那样，曼海姆对自己把学术活动看成一系列连续的未完成的实验有很强的意识，但是他力图把这个剧本的夸张的二律背反抛在身后，力图为这个系列中的每一个实验确立合法性、严格性以及内在的一致性。因此，曼海姆特别重视大学及其学科的约束体制。他接受了一个挑战，即通过在设定的有限条件之内工作的方式来进行他的大部分研究，努力以一种海德堡的价值判断能接受的方式来确定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事情。在一个方面出现了倒退，这一点很快就会清楚起来；但是这个计划既有趣又清楚。社会根源：说明与论证曼海姆的其他与《保守主义》同时写作的著作认为，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历史主义是他的同时代人正在努力地走出思想和文化危机的方式。但是，这种历史主义由于被施宾格勒[28]和其他与他类似的人以及与马克思主义有联系的人通俗化，在学术上也是可疑的。《保守主义》分析了这种历史主义和旧的保守主义思想风格之间的几种至关重要的联系，并表明保守主义根源于敌视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阶层。这一说法并不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方式，或注重解释的相对化效果的方式——这种方式曼海姆在别的地方强调过——进行的意识形态的揭示。更确切地说，它是在表明历史主义的根源性，为不同的“动态”思想，甚至是像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一样的“动态”思想提供保守主义的合法性。被保守主义批判视为无根源的和分裂的现象，在曼海姆看来是德国保守主义的合法继承者。虽然在韦伯的社会科学看来，这些现象是价值中立的，在保守主义者的眼中却不是这样，曼海姆的讨论揭示了这些现象的系谱学，给予了它们事实上的支持。反讽形式是曼海姆这一时期著作反复呈现的一个特点：他对文化社会学方法的研究[29]，表明正在研究中的方法一直在被用来进行研究，同时，他的有关知识社会学问题的文章[30]也肯定地宣称自己进行着同一种反思运动。曼海姆对揭示保守主义思想社会根源的积极意义的意识，以及他自己对那一意义所作的实验非常明确地表现在术语选择上，这一选择涉及一个成为他后来全部研究之中心的概念。曼海姆在他的有关知识社会学的研究中一直使用了两个相似的、通常可以相互替换的术语，来表示他用来进行社会学解释的全部思想的共同特性。用德语来说，他所谈到的是“存在联系”（Seinsgebundenheit）和“存在关联”（Seinsverbundenheit）。这两个术语对评论者和翻译者来说一直都是一个难点，尤其是联系到他在后来的一次方法论讨论中所说的一段话时更是如此，这段话对两者进行了区分却没有加以充分地说明。[31]在讨论曼海姆在《保守主义》中对第二个术语的特殊用法之前，应该明确这个术语在他的著作中的一般地位。存在联系指的是思想在世界中的存在条件和思想自身的组成之间的一种较为严格的客观联系；存在关联也表示这样的联系，但更多地是指在社会中承载思想的那些人的主观负责功能和主观认同功能，因此也相应地不那么固定。这两个术语的次要含义也有区别，前者的意义之一接近于因果决定性，而后者更多地用来指精神联系和家庭纽带。对这两个术语的另一种比较方式也很接近曼海姆这一时期的思想，这就是把存在联系这种更加紧密的纽带视为存在关联所把握的联系的一种物化形式。这种表述更符合曼海姆在1931年首次发表的一段话，在这里他把这两个术语互相对立起来：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向可以是这样的：它并不导致把存在关联[connectedness to existence （Seinsverbundenheit）]绝对化，而是在发现当前见解的存在关联（existential connectedness of present insights）时，就确切地找到了分析存在联系[existential bondedness （Seinsgebundenheit）]的入口。[32]无论如何，这两个术语在曼海姆那里通常是非常接近的。两者都指向思想家的社会性质和知识社会学所要解释的思想特点之间的紧密联系，却又避免指明这种联系的精确的逻辑位置。在《保守主义》中，曼海姆在讨论保守主义法学家萨维尼时采用了“存在关联的思想”（Seinsverbundenes Denken）这一表达，指的是两种法学思想中更为保守的那种。两种法学思想的这种区别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它与“交互性”（communicative）思想和“联合性”（conjunctive）思想之间的区分密切相关，后一区分于曼海姆早期对文化社会学雄心勃勃的解释有中心意义。[33]在这里曼海姆认为它属于萨维尼的法律思想。总之，一种思想叫作“抽象思想，与具体的东西（the organic）无关”，据说只进行严格的定义操作，局限于纯粹的形式构造。另一种思想的显著特点是“认识主体必须生存于某一￼社会之中，人们会在这里找到活生生的变动不居的法律”。[34]这样，曼海姆就在现代历史主义在保守主义运动——该运动以反对理性化为标志——中的终极起源，与某种团体生活所固有和推崇的思想类型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术语上的联系。两者都被认为是表现了以具体存在为根基的特征，与可严格定义的、在逻辑上系统化了的形式的抽象相对立。这个计划还表现于曼海姆在《保守主义》中使用的“社会上自由飘荡的知识分子”（sozial freischwebende Intelligenz）这个概念上。这一表达的最有名的用法出现在那篇关于作为科学的政治学的论文中，该文以《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理论为核心。在那里，这个概念刻画的是一个社会阶层，由于其独一无二的开放和选择能力，据说在综合互不相容的意识形态并因此可能找到一条走出危机之路方面起着决定作用。然而，在本文中，与这种社会地位有关的那些特征似乎更加模棱两可。这种不同是由一系列细微的差别构成的，并产生了一种对知识分子更具反讽意味的看法。曼海姆在《保守主义》中用“社会上自由飘荡的知识分子”来指浪漫主义的倡导者。但是，他很快发现，这同一个社会组织也传播启蒙思想。因此他宣称这些知识分子一直都是自18世纪以来精神世界的守护者。他坚持认为，只要他们还与启蒙主义待在一起，他们就保持着与资产阶级——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出身于这个阶级——的联系，但是，他们一旦出于纯粹理念的原因而反对理性主义，就发现自己“在社会学以及形而上学上都处于异化和孤立状态”。[35]唯有此时，这些知识分子才表现出这种社会实体所有的全部特征，其中最主要的是“极端敏感，道德上不稳定，总是愿意冒险以及接受蒙昧主义”。[36]曼海姆也觉察到“这些独立的知识分子都是典型的辩护士、意识形态专家，都长于替他们为之服务的政治设计提供基础和支持，而不管这些政治设计是什么”。[37]另一方面，在曼海姆看来，这一阶层也是对历史进行哲学反思和对从浪漫主义阶段开始，经过黑格尔、特赖奇克和马克思一直延伸到曼海姆自己时代的德国社会学的整个时段进行全面深入的解读之中心所在。他写道：“这无疑是他们行为积极的一面，因为必须而且应该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并不那么受眼前事务的羁绊，并不仅仅关心‘下一步’。”[38]但是，在他看来，当“具有内在体系和总体感的社会独立的知识分子把自己与具体表现出来的社会力量的设计联系起来”时，这些建设性的成就就转向了。换句话说，如果这些社会独立的知识分子要完成更大的精神任务，就必须具有比他们的精神状态更为有效的与社会现实的联系。然而，通过对社会关联这个概念进行引申，曼海姆显然不仅仅是通过给历史主义提供真实的社会根基而将其吸收到历史保守主义运动之中。实际上，在我们前面引用过的对萨维尼的讨论中，把具有有机根源的思想看成“存在关联的”（seinsverbunden），这种描述被证明只是暂时的，它将让位给另一个刻画——“团体-协会思想或与团体相联系的思想”。这一概念上的转变，与曼海姆谈到知识分子和主要社会力量之间相当疏远的关联时所作的转变截然相反。认识到这种差别并不是要否定曼海姆的实验计划显而易见的保守主义的一面，这一点我们在一开始就已经看到，但是，还需要对这部著作的其他层面进行思考。保守主义的思想方式我们已经发现，从保守主义的观点来看，曼海姆的探究可以看成是保守主义思想方式的一个范例——它通过分辨社会根源来确立意义。但是，实际上，曼海姆只是把这看成是理解和组织思想功能的三种保守主义方式中的一种。对这三种方式进行评述，将会同时揭示出曼海姆在他自己的研究中也有所展现的几种相互补充的学术策略。为了揭示一种起先是保守主义的思想方式是怎样超出那种政治联系而在当代社会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他把保守主义思想应用于保守主义。换句话说，不能认为曼海姆只是在单纯地迎合大学及其学科中流行的保守主义。他旨在表明这种倾向有意义，并由此引申出保守主义者没有意识到的任务。就像他在关于历史主义的论文中所说的那样，他希望简单地通过揭示当前事物自身的真面目而实现转变。这种设计解释了为什么曼海姆对保守主义的政治实质如此漠不关心，却又如此重视其思想风格的各个方面和阶段。曼海姆确定的三种保守主义思想方式中的第一种，就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种。他认为在萨维尼那里有所展现和有所改进的存在关联（seinsverbundenes）和团体关联性（gemeinschaftsgebundenes）思想所起的是澄清作用。如果这种思想是思想家“带着全部的个性”投入的团体所固有的，那么他精心构造出来的思想只不过是阐明和解释了那些已经被人深知而又没有明确表达出来的思想，而他正在向这些人阐述他的思想。曼海姆把这一概念从萨维尼追溯到尤斯图斯·默泽，它与“联合性”思想十分相似，而后者在曼海姆早期有关文化社会学的理论文章中已经是范式性的了。在《保守主义》中，曼海姆也从萨维尼一直讨论到他自己时代的文化社会学所从事的主要工作。这成为他本人研究的一个方面。曼海姆在亚当·米勒那里发现了关于思想功能的第二个概念的保守主义范式。曼海姆称这一概念为“中介”。其主要特征是：第一，它认为事物都是互相对立的；第二，它把思想与实践者的主观判断相等同，这些实践者试图就某一冲突提出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方式，而这种解决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要从有关的对立过程中引申出来。曼海姆认为这种思想方式是重要的，可以替代“理性-进步”的理解概念，他认为后者完全依赖于根据一般规律对个别进行的系统归纳，而他注重的是它的实践性。它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它对对立力量的洞察和对两者的不完全的调和，而且还取决于对某一判断适用于某一对立状态的一种审美意识。这样的判断解决实际问题，但它并不因此就取消对立或将其诉诸逻辑的系统化。曼海姆注意到，在解释接近于被强加的男-女二极性的事物中的对立时，米勒本人显得充满先验的幻想，他先是把中介点罗曼蒂克化，再将其物化——比如在奥地利他就这么做过一次。尽管米勒的计划失败了，曼海姆还是认为这种设想是富有成效的，因为它有助于计划动态思想的发展，并能以一种有目的的方式处理无法消解的矛盾。曼海姆使用“综合”这个术语来指构成这种思想方式的判断，但是他强调，每一个判断的特性都取决于它由以起源的出发点，或者更主观一些，取决于它所实施的设计。对矛盾进行调和与整合的运动是存在的，但是不可能重新结合成一个新的无所不包的总体，借以取消旧有的对立，而这一点在完全辩证的思想中是必定要发生的。曼海姆发现，这种对“中介”的冲动在自己时代的学术领域中以一种令人惊奇的含蓄方式存在着，这一点极为明显。他认为，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倾向于将在一个对立世界中运动并做出生命判断所获得的双重经验绝对化，以至于对现实自身说不出什么。然而，可以说，通过反对各种形式的自由的理性主义，它显示了自己的生命力。由于这种生命主义的持续影响，曼海姆把尚未完成的著作看作对正在进行的学术探讨的一个真实记录，想将其发表。然而，“中介”这个概念在组织他自己的思想时的作用，更多地源于这个概念的早期形式。他把保守主义的历史看成是一个聚合点（Knotenpunkte）系列，每一聚合点都代表着对一种有偏见的、￼派性的类型的综合，他将这种类型同米勒联系起来。保守主义的冲动与传统和自由理性主义之间的对立互相结合，每一结合都具有鲜明的特点，与其所达到的发展阶段和其他历史环境，以及占主导地位的保守主义因素相适应。当保守主义在理解事物运动上不断遭受失败时，曼海姆确实提出了一个探讨这些较后阶段的计划，但是他对这些阶段的考察远未完备就停止了。在散见于全文中的对他自己时代的解释中，保守主义要么是包括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内的政治-学术领域的一个主要角色，要么是组成“当代思想状态”的因素的一个整体。在两种场合，曼海姆描述的都是似乎不可调和的对立面的一种遭遇，而不像在几年后撰写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里那样，是一种危机。几种具有不同可能性的结合为占据主导地位而斗争，但争斗者都局限在一个共同的领域，问题继续向前运动。死胡同是不存在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因素虽然互相对立，但从来不可能彼此完全分离，这种一贯性就存在于保守主义作为一种传统主义冲动的理性化方式这个概念之中，这也是这个研究的出发点。[39]曼海姆有关当代问题的讨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充满信心地一再讲到社会主义思想和保守主义思想之间的相似点和亲缘关系，尽管两者在社会和政治问题上是对立的。事物的每一实际的转向——简而言之，时间中的实际运动——都是米勒意义上的中介的产物，都是各个获得了足够的支持而暂时有效的判断的结果，这些判断并不否认它们的偏颇的出发点，也不声称要取消或吸收对立面。保守主义的计划作为各种各样的结合中的一个因素，在保罗·冯·兴登堡当选为总统和保守主义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参加根据魏玛宪法组成的联合政府的那一年写了出来，这并不是一桩历史怪事。无论如何，曼海姆在著作中表达的对事物的这种看法，几年后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重新修正为现实辩证法（Realdialektik）（“经验辩证法”可能最为贴切），但是，在那里，这一过程所不得不处理的，是在曼海姆看来已露端倪的危机和停滞不前，以及一种通过对总体的彻底的重新组合而在较高层次上实现对立面的统一的更为迫切的理论需要。这种与后来作品的矛盾，更为明晰地表现了《保守主义》的相对主义式谦虚和怀疑主义式节制。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也许可以说这是一种镇定的乐观主义。至于他所概括的萨维尼的保守主义思想，曼海姆试图通过采取米勒的中介模式而把政治上甚至形而上学上有趣的信息带给保守主义的读者，同时又不明确抛弃他一再重申的一点，即本文只记录保守主义思想的事实，并且是以一种避免价值判断的科学的方式。这一点至少好像正是他的意图。这种意义上的“中介”也影响着《保守主义》的许多内在组织。形态学的阐释和社会学的解释这两种因素并驾齐驱，然后在历史性的阐述中结合起来。但是，那种阐述并不使讨论完全变为社会-历史性的，保守主义的许多特点，如现在正在评论的几种思想方式，都被看成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具有意义的结构性实体，与那些导致它们出现的原因完全不同。保守主义的出现本身对把握“当前”就具有范式性的重要意义。曼海姆意识到了他的方法的这种互补性，即便是后来，他更为坚定地要去克服这一点时也是这样。根据1929年2月由曼海姆和阿尔弗雷德·韦伯联合举行的研修班的一份记录，曼海姆在研修班结束时承认，“形态学”与他正在维护的——韦伯却一直将其作为“理智主义”来指责——对思想的功能主义的历史解释一样“具有自己的合理性”。他说道：“作为事物的互补的方面，形态学和理智主义有共同的合理性。”[40]然而，我们必须考虑到他做出这一陈述的场合——在有关格奥尔格·卢卡奇的问题上与阿尔弗雷德·韦伯一起出场，我们在开始时讨论过曼海姆在《保守主义》的成书过程中谨慎和讲究策略的重要性。￼介于黑格尔和韦伯之间的曼海姆只有在考察了第三种思想类型——曼海姆将其追溯到保守主义——在其著作中的地位之后，才能回答这些问题。在曼海姆看来，米勒的思想方式中所具有的部分、暂时的综合特点，并不表示保守主义思想的可能局限。曼海姆也不认为它们是他自己的方法论思想的最终阶段。对保守主义的研究一再涉及黑格尔，并且曼海姆屡次提到辩证法源于保守主义前辈的第三种思想模式。在他看来，辩证法思想源于对米勒提出的对立和运动的意识，但是，它把综合看成是无所不包的和在本体论上基于现实推动的。曼海姆称辩证思想成功地把浪漫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成就理性化了，把它连接成为保守主义所支持的一个全面发展的理论，这一发现后来被马克思改造成为一种有关一个阶级的思想研究法，这个阶级在对付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理性化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对保守主义发展的这一阐述是曼海姆研究中最为大胆的一面，因为它指出了保守主义与新历史主义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完全超越了保守主义思想的其他两个方面，并掩盖了保守主义的全部历史政治内容。从这一点来看，并且也体现在曼海姆那些年写作的其他著作中的是，对保守主义的分析最终会以功能转换（Funktionswandel）这个概念为轴心。保守主义的贡献最终会被看成是起源于某一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因素，实际上，令人迷惑的是它们的功能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种研究观点必定会判定保守主义已经过时，其社会主义继承者的观点必定会以对保守主义无上的知识成就的辩证颠倒为基础。这种事情在计划之中，并在几个提纲性的部分里提出来过（当然没有这么大胆），但这样的计划从来没有充分展开。正如上面所说，手稿的最后一个句子提到的有关黑格尔的那个部分从来没有写出来。实际上，曼海姆在讨论哲学问题时给予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终极意义有时似乎又被否认，因为他把黑格尔包括在一个有关其他六个话题的名单中，其中有些话题只具有极有限的历史意义，留待以后再研究。然而，考虑到其他证据，这种隐含的否定是不可信的。曼海姆没有实现有关黑格尔的许多承诺，也没有完成自己作品的辩证统一，这是必须加以研究的。当时的个人情况和历史环境再一次提出了显而易见的解释。如果曼海姆确信，他对保守主义之于当代历史主义的贡献的解释会导致与（作为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继续的）卢卡奇对当前问题的理解相类似的理解，那么，终止两种对为什么要尊重当代历史主义所举出的主要是保守主义的理由的分析，而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模式最终会占主导地位，这从政治以及职业的角度来看岂不是不谨慎吗？明确发出这种完备的、政治上爆炸性的、职业上破坏性的信息，难道不是一种毫无必要的触犯众怒之举吗？这种解释虽然貌似合理并且确实也不是离题万里，却没有合理解释曼海姆的意识与困惑。曼海姆一直接受卢卡奇的这一说法，即辩证思想的社会主义形式取决于对必定会采取下一个历史行动的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一个承诺。然而，曼海姆永远不会做出这一承诺。如果他要将这种来自他的哲学反思的计划进行下去，他的困难就是要找出另一种辩证统一的方式，黑格尔把它建立在保守主义承诺和形而上学推理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把它建立在社会主义承诺和经济分析基础之上，这两种方式都是他不能接受的。如果缺乏这样一种方式，辩证法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未完成的大纲，就是一种想法。他真正的动机是学术原则所固有的那种悬搁判断——这被他自豪地接受。这一点在那篇后来（1929年）写成的有关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学的论文中，在讨论政治学派时简略地有所阐明。但是，最令人感兴趣的提法出现在一封信中，因为这封信是写给曼海姆的自由主义导师奥斯卡·亚兹的共产主义儿子的，并且是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前两周写成的。我们能够提供给你的是一个相当深入的研究群体，与教师关系密切，却很少持有教条主义的信条。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政治党派，但我们必须有所行动，就好像我们时间充足并能够就对每一个问题是赞成还是反对展开从容的讨论一样。另外，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不仅要继续讨论辩证法，而且要看到事实，要仔细观察社会现实的个别问题与方面，而不仅仅是谈论它们。[41]曼海姆没有充分讨论黑格尔是有充分根据的，同样他也没有充分讨论马克斯·韦伯。曼海姆在写于1921年的《海德堡通信》[42]中把那里的社会学家说成是马克斯·韦伯的追随者，并把他们看成是整个大学的代表，与忠于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的文学圈正相反对。[43]曼海姆当时选择社会学作为自己研究的学科背景，这就引出了他与去世的马克斯·韦伯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比他与马克斯·韦伯的兄弟阿尔弗雷德·韦伯的生前交往问题更为重要。曼海姆在其早期著作中对马克斯·韦伯文化社会学的不同方面作过批判性的评论，后来又多次尝试要弄清继承和改变韦伯的社会学研究的方式。《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有一个著名的章题（“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可能的吗？”）就是用一种挑战的方式指向韦伯的两篇最为有名的论文。在结尾的参考文献中也提到了韦伯，并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44]的中心论题就与韦伯的理性概念有关。虽然曼海姆对韦伯的许多观点的评价不断变化，但是，他在这门学科的建设和在这所大学的象征说明（Symbolic representation）中给予韦伯的中心地位，却使得以下这一点尤其值得人们注意，即他从来没有兑现一个由来已久的诺言：对韦伯作长篇论述。他曾经把马克斯·韦伯作为他在海德堡任编外教师的首次讲课的三个可能题目之一提出来。在1928—1932年间，他首先要求J.C.B.摩尔公司的出版商保罗·西贝克等待他的一篇有关韦伯的论文，然后又要他等一整本书。但是这样的作品却从来没有露头儿。曼海姆有关韦伯的评论是零散的、断断续续的、前后不一致的。曼海姆以一种好奇的、引人注目的方式把韦伯带进《保守主义》，他也以一种同样显著的方式把自己与他区别开来。萨维尼相信某些非理性的力量是社会意义的最终保证者，曼海姆对此进行分析时，追溯到了一位较早的德国法学家古斯塔夫·胡果。同时，他这样来刻画胡果的思想：他是某种艰涩地、毫无希望地接受一个事实世界的代表，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原则都是相对的，所有的发展最终都是偶然的。曼海姆在解释这种痛苦的现实性观点时指出了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下，两个互相竞争的社会阶层势均力敌，研究者各自使用对方的见解来诋毁对方：“在这里，‘价值自由’与‘不存在空想’就成为客观性和是否接近现实的标准。”[45]他称这种心理状态为幻灭现实主义（Desillusionrealismus），并发现马克斯·韦伯时代的德国思想中正好流行这种东西。这种具有现代形式的现实主义，赞成社会主义对自由主义幻想的揭露，但是又反过来用这种使幻想破灭的方法反对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主义。在曼海姆看来，马克斯·韦伯是这种思想方式最为重要的代表，他的现实概念和科学方法概念都留有这种基本态度的深深痕迹。曼海姆没有明确表示自己也属此列，但是看看他对萨维尼超越胡果现实主义的运动所作的解释是非常有意思的：在胡果和萨维尼两种论证方式之间，我们谈到过耶拿战役的失败、外国统治和解放战争，这样，理论探讨就转化成实际的探讨，一个民族的兴起……成为现实。[46]差别在于“代的不同”。曼海姆认为事情的这一方面也具有当代意义，他在这个问题上最为关心和确信的是代的命运：在我们的时代，自我反思和多方面的相对主义正不断归于荒谬，对于所有这一切将导向哪里的本能恐惧在增加。怎样去克服历史上的相对主义？如果我们能学习（萨维尼这个）榜样，那么答案就必定是：不是以内在理论的方式而是以集体命运的方式——不是通过对相对主义思想的拒绝，而是通过对新的不断出现的内容进行阐释。文化的代的成长在此具有巨大意义。尽管相当大的个体自由是可能的，但是，可以从现象学的角度确定的是，最新兴起的信仰在大多数最新一代人那里所具有的特点，与在那些没有参与这种兴起的较早一代人那里所具有的特点有很大差别。[47]有关曼海姆自己这一代与韦伯那一代之间的这样一种生命主义的区分原则，早就出现在他早期的主要论文之中。虽然如此，这仍然不是对他与韦伯关系的一个满意的澄清。并且，完全地弄清这种区分必然要求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做出承诺。与曾经受韦伯保护的格奥尔格·卢卡奇不同，曼海姆不会做出这种承诺。因此，这种区分原则就更加显得不够充分了。代的问题是曼海姆要研究的下一个主要问题。随后几年他研究了乌托邦、幻灭以及社会知识和理想的互相诋毁。熟悉这些复杂、费力和最终没有完成的著作的人都不能否认，曼海姆克服他所发现的存在于韦伯经验主义原则之中的悲观主义的各种努力，都不是通过辩证跳跃或代的兴起而进行的。《保守主义》的状况、形式和内容，都证实了他的事业的严肃性和艰巨性。它学术上的保留有这样一个最终解释。曼海姆在一封给奥斯卡·亚兹的信中痛苦地回忆起他那一代的承诺，荒谬的是这个承诺本身就是1933年所谓的德国复兴的一个主题。这封信在1933年4月由社会主义政党的信差偷带出德国。可惜的是，这里的一切都毁坏了；正在行动的一代人本来可以在德意志民族的范围之内行动，把历史引向一个不同的方向，然而，他们却被成功地鼓动了起来。这是我第二次经历此类事情，但是，我总是有勇气重新开始，百折不挠。[48]曼海姆准备在英国争取另一个机会。这个国家的保守主义先是使他愤怒，后来又令他高兴。他晚年咄咄逼人的社会学主义（sociologism）预设了这样一群听众，他们被对现代主义的理性所进行的传统抵制深深打动。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被迫移民的悲剧之一就是，他们常常被迫选择，要么接受被当成外国人和神秘的预言家，最多在他们所聚集的国家正在进行的学术事业中被授予“启发的”价值的命运，要么按照新模式重新塑造他们的思想，这些模式的细微之处却不是轻易就能掌握的。泰奥多·W.阿多诺曾经先后做出了这两种选择，是一个完全有资格说话的人，他写道：每一个流亡的知识分子都毫无例外地遭受了打击。如果他不想把这种苦涩教训带进他禁闭的自尊的大门，那么他最好承认这一点。无论他多么善于应付各种劳工组织或交通，他都生活在难以理解的环境里。他不断地处于困惑之中……他的语言被剥夺了，曾经滋养他的知识的历史资源枯竭了。[49]移民的代价对卡尔·曼海姆来说也是沉重的，这既体现在他的英文著作中，也体现在他对早期著作的翻译之中。他以及他恪尽职守的继承人努力使一些著作成为严格意义上“经验的”，使它们合乎新环境下对科学意义的各种要求；这些著作不如贯穿其中的思想那么细微，那么有趣，尤其是，这些调整的尝试没有完全成功过。这一点最为鲜明地体现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英文版中。[50]另一方面，贯穿在他的德语著作中的对经验方法以及对社会科学的韦伯式反思的兴趣模糊了。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对曼海姆原初著作的全部复杂性的历史发掘，有助于将其成就带出博物馆，使之有益于当今的科学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