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符鹏:再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尝试及其内在危机--蒋子龙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 中的青年问题(上)
  在文革结束新时期开始之时，乔厂长式的现代管理学无法应对青年工人的身心危机，而这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新的要求。
  刘思佳以政治反讽的方式对抗僵化的工厂体制，但他在“哥们儿义气”中投射的理想主义诉求，并不能为工人赋予共同体的价值信念。
  而解净在管理实践中重启的政治工作方法，最终同样不能为之指出“明确的前途”，化解这种身心危机。
  蒋子龙回应历史诉求的努力之所以陷入这种认识困境，与其建立在“单颜色”与“全颜色”之上的人性论密切相关。
  这种多元人性论未能把陷于身心危机的青年再造为社会主义新人，反而最终将之引向没有约束的个人主义。
  《赤橙黄绿青蓝紫》连环画封面
  “社会主义新人”作为一个类型学概念，被广泛运用于当代文学批评。
  不过，一旦脱开具体的历史状况，仅止于长时段的类型考察，便很容易抽空这个概念的特定意旨。
  事实上，在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叙事中，“社会主义新人”作为专有名称几乎没有出现过，常见的指称性说辞是“新人”，并没有“社会主义”的修辞限定。
  而这个概念的真正出现是在新时期的开端。
  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要求文艺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描写和培养”与“现代化”的时代精神相匹配的人物典型，并首次将之称为“社会主义新人”。
  那么，从不言自明的“新人”到须加限定的“社会主义新人”，社会主义实践所要求的主体精神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内在转换
  尽管不少研究者都以“新人”来泛指具有社会主义精神的文学人物，但培养“新人”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诉求，乃是1960年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产物。
  这场运动直接反映了毛泽东“反修防修”的危机意识，他特别强调其性质乃是“把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为新人的伟大运动”。
  随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将这场运动引向难以控制的灾难性局面，并最终宣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失败。
  而邓小平在新时期开端的特定历史语境中重提“新人”，显然是为了重塑文革结束后人们危机四伏的主体意识。
  而他以“社会主义”加以限定，并不是向毛泽东时代“新人”的复归，而是将之对象化，否定其阶级斗争的诉求，重新赋予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意涵。
  事实上，正是在这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时首次提出这个概念，并将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文艺要求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意识形态规划之中。
  那么，这种以再造新人为指归的意识形态规划，是否能将转型时代的中国人带向身心安顿的伦理状态
  要回答这个问题，便需要重审这种规划是否有效地回应了当时人们遭遇的主体危机。
  如果更切近地考察当时中共以及知识界关注这一精神问题的社会面向，会发现青年问题正是其力图回应和解决的核心问题。
  毫无疑问，转型时代的张力与冲突在青年身上得到最为直接，最为激烈的显现。
  而所谓的“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主要指向的便是青年群体:“基于以上理解，本文将以蒋子龙的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为中心，围绕其中塑造的青年工人形象，讨论新时期之初再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尝试及其内在危机。
  这一类研究在当代文学领域中极为常见，比较典型的论述如黄平:《再造“新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调整及影响》，《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刘卫东:《从“新人”到“英雄”--社会主义新人理论的演变》，《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
  余斌:《新人的概念与文学中道德主题的出现》，《
  一、《赤橙黄绿青蓝紫》与当代中国精神史中的青年问题
  如今，蒋子龙是一位几乎要被遗忘的作家，尤其是他在新时期之初创作的工业题材小说，更是鲜有研究者关注。
  随着1980年代“改革文学”风潮的过去，经过“纯文学”洗礼的研究者往往以批评的眼光，将这种类型的创作看作改革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
  这种表面化的判断沿袭至今，而对其在特定历史状况下的思想意涵，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和认真讨论。
  其中，与盛名犹存的《乔厂长上任记》相比，蒋子龙另一篇轰动一时的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则早已被人淡忘。
  这篇小说之所以在当时引发轰动效应，与其塑造的两个形象鲜明的青年工人形象--解净和刘思佳密切相关。
  1981年年底，就有研究者在评论中将这两个青年工人称赞为“四化建设中的社会主义新人”。
  后来为数不多的讨论都沿用这种说法，而其理解大抵没有超出改革主义意识形态之类的断言。
  在我看来，仅仅停留于这样的意识形态批判，便无法解释这篇小说何以在当时获得许多青年人的共鸣和认同。
  蒋子龙在后来的创造札记中，专门引述青年人阅读这篇小说时的种种痴迷情状，并强调当时读者来信的数量虽不及此前的《乔厂长上任记》和《开拓者》等作品，却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来信者多是青年人;二、每封信都有一定的内容，那种空泛而简单的祝贺信较少，即使是对小说提出批评，也很具体;三、来信者多是和小说中的人物对上了号或者从解净、刘思佳身上照出了自己的影子。
  以往也有不少人跟我的小说中的人物对号，但多是找“反面”人物。
  这常常使得我哭笑不得。
  而这次惹得许多青年人来对号的两个人物，却是深深地寄托着我的同情和信任的“正面”形象。
  不难明白，这两个虚构的青年工人形象，包含着蒋子龙对文革结束之后青年问题的敏锐观察和深刻把握。
  那么，如何理解这种把握方式在文革结束新时期开始之时的思想意涵
  最近少数关注《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研究者，有意识将之与前一年发生的“潘晓讨论”关联起来，试图重新打开这篇小说的历史意义。
  有论者从这次讨论中引申出“潘晓难题”，即文革结束之后潘晓一方面对既有的共同体理想感到不满，另一方面又不甘心退守个人主义狭小空间的两难境地，进而将该小说视为这种难题的文学展现。
  也有论者将“潘晓来信”视为某种历史“询唤机制”，借此“建构”和“召唤”一个受害的青年形象，对文革的错误进行否定，并以此为据重审这篇小说所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背后的意识形态裂隙。
  显然，这些解读方式的高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对于“潘晓讨论”作为青年问题在当代精神史中意义的认识。
  正如贺照田对此的深度解读所示，从表面上看，潘晓对人生意义的追寻，是作为否定文革的个体形式出现的，但他在此过程中表现出的理想主义冲动，得益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教育。
  因此，他身上表现出的意义焦虑包含着双重内涵:“一方面是真实的虚无情绪，否定一切价值的冲动，另一方面是同样真实的理想主义冲动，对意义感的强烈渴望。”在这种意义上，“潘晓来信”对当代知识生产的真正挑战在于:如何一方面转化此理想主义，另一方面吸收和涵纳虚无主义情绪。
  相形之下，这些深层的精神史问题并没有被上述论者带入讨论视野。
  不仅于此，上述论者也没有注意到潘晓与解净和刘思佳共同的身份特征--青年工人。
  “潘晓讨论”本身并不包含明确的阶级指向，“潘晓”的名字也是《中国青年》编辑部为了讨论需要而虚构的。
  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身份设定显然来源于人物原型之一黄晓菊，她当时是北京的青年女工(另一人物原型潘祎是大学生)。
  而“潘晓来信”中所述人生经历和主要观点都源自她的来稿。
  从这个角度来说，由此引发的人生观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反映了城市青年，尤其是青年工人的身心状况。
  事实上，1980年代初期出现了大量关于青年问题的社会学调查研究。
  从这些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到青年工人与青年农民在体认和调整人生观方面的诸种差异，甚至在农村青年中流行这样的说法:“理想是城里人才有的东西。”在此意义上，由“潘晓讨论”带出的青年问题面向，并不能完全涵括农村青年的身心感受。
  正是因为这种失察，上述论述较为宽泛地把握“潘晓讨论”作为青年问题与《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内在关联，而未能有效打开青年工人这一阶级身份背后的历史变动的思想意涵。
  如果深究这部小说中的青年问题在当代精神史中的思想位置，就必须将之纳入当代工人阶级主体性叙事的历史脉络。
  大体而言，在1950年代的工业题材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工厂体制创造的劳动空间对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的深刻形塑，以及由此构造的伦理共同体所滋养的工人精神状态的饱满和充实。
  用梁漱溟的说法，这种体制创造的团体生活，使得“工人生活得到保障安定而人心透出”，获得个人尊严和创造性。
  不过，如蔡翔的深刻分析，在这种以“尊严政治”为中心的想象性叙事背后，隐藏着“工人/主人”这一身份概念与现代生产/管理体制之间的深刻冲突。
  这种体制性力量一方面威胁着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也不断生产出他们的个体欲望。
  这一结构性矛盾在19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表述为资产阶级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潜在威胁。
  1963年丛深的剧作《千万不能忘记》正是这种危机意识的文学化表述。
  该剧通过青年工人丁少纯利用业余时间“打野鸭子”事件所引发的观念冲突，揭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生产所要求的“工人/主人”的阶级主体，在面对物质欲望形塑的日常生活诉求时所产生的伦理焦虑。
  尽管剧作的结尾以阶级斗争话语驯服了这种日益增长的个体意识，但由此引发的思想难题，并没有因为“文革”的爆发而得到根本解决:如何处理革命生产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如何将社会主义的革命理想转化为一套足以安顿日常生活的伦理原则
  如果说1980年代个人主义话语对阶级斗争话语的反转，是以解决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这种结构性冲突为根本指归，那么改革规划的展开是否提供了回应上述问题的有效方案
  的确，有心的读者都会注意到，在《千万不能忘记》中备受批判的物质消费和业余生活趣味，在《赤橙黄绿青蓝紫》中获得了正当性。
  不止是刘思佳、叶芳注重吃穿用度的日常消费，甚至解净也开始学会着装打扮。
  更重要的是，在人物关系上，解净和刘思佳的人物关系也很容易被类比为季友良与丁少纯的“范导者”与“落后青年”的关系。
  然而，在我看来，这种简单比照的方式，大大简化了蒋子龙这部小说在转型时代所展开的社会思想问题的诸多面向。
  一方面，我们很难简单地将这部小说抽象为1980年代个人主义意识之成长的缩影，因而也不能视之为《千万不能忘记》中阶级话语的直接反转。
  另一方面，蒋子龙在小说中所讲述的并不只是“范导者”教育“落后青年”成长的故事。
  更为重要的是，她以政工干部身份进入工厂汽车队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引导刘思佳，而是要通过现代管理手段将其重新打造成一个有效运转的生产空间。
  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由此形塑的新的观念状态和现实规划，是否能够吸纳和转化以“潘晓”为代表的青年工人身上的理想主义诉求，涵括和吸收他们的虚无主义情绪，从而再造安顿“社会主义新人”的政治、社会和伦理机制。
  一旦我们这样思考这篇小说，便必然会触及其中落实这种诉求的现代管理体制、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物质奖励与再分配、个人意识与共同体重建(一与多)的关系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思想环节。
  显然，经由这些环节寻求进入特定历史状况的方式，仅仅打通文学史和思想史是不够的。
  如前所论，蔡翔通过这种方式重构文学与政治关系，并以此对十七年文学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他所关注的是文学或意识形态想象的总体性方面，亦即黄宗智所谓的“表达性现实”，而基本不涉及作为“个体”的工人的真实存在状况，也就是“客观性现实”。
  在他看来，以个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来评述文学，已经是文学批评的常识。
  很明显，如果借用黄宗智以“客观性现实”批评“表达性现实”的思路来看文学，正是蔡翔所说的批评常识。
  这里要强调的是，在中共的革命实践中，这两种现实往往不可分割地关联在一起，重要的不是以一者批评另一者，而是要在理论、政策和经验的相互作用关系中，理解历史的结构性矛盾的运动方式。
  这要求我们在面对工人问题时，除了文学史和思想史层面的考量之外，还要关注中共对工厂的理念设计、制度规划和组织方式。
  只有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参照和互动，才能从整体上把握《赤橙黄绿青蓝紫》这部小说背后所对应的政治、社会和伦理过程。
  刘士昀:《在四化建设的广阔背景上塑造新人--评蒋子龙的新作〈赤橙黄绿青蓝紫〉》，《思想战线》1981年第6期。
  蒋子龙:《创作札记》(1981年7月24日)，《蒋子龙文集》第14卷“人生笔记”，
  参见朱杰:《人生“意义”的重建及其限制--“‘潘晓’难题”的文学展现(1980-1985)》，博士论文，上海大学2010年。
  参见杨庆祥:《“潘晓讨论”:社会问题与文学叙事--兼及“文学”与“社会”的历史性勾连》，《
  参见贺照田:《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和观念成因》，《开放时代》2010年第7期。
  参见彭明榜:《“潘晓讨论”始末》，见《中国青年》编辑部编:《“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
  这方面的调研资料很多，兹不一一列举，可参见《青年研究》、《青年探索》、《上海青少年研究》等杂志。
  关于青年工人的研究报告，影响比较大的是于燕南在《杂志发表的《正确估计我们工人阶级的新一代》一文;关于青年农民的上述说法出自高克勤:《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要放在青年农民方面》，《青年研究》
  参见梁漱溟:《中国建国之路》，《梁漱溟全集》(第3卷)，
  参见黄平:《再造“新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调整及影响》，《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杨庆祥:《“潘晓讨论”:社会问题与文学叙事--兼及“文学”与“社会”的历史性勾连》，《
  黄宗智对这两种现实的区分，参见其论文《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 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
  参见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现象(1949-1966)》第六章“‘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叙事”，
  中国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期间
  二、现代管理学的诞生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再出发
  管理问题是邓小平推动改革转型的核心问题之一。
  然而，这个问题迄今尚未被当代史研究者作为专门的思想课题加以关注。
  事实上，邓小平对此极为重视。
  自1973年复出开始，管理问题一直贯穿在他关于工业问题的历次讲话中，并被视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关键所在。
  而蒋子龙的工业题材小说创作，对这种改革转型的态势保持了高度的配合关系。
  如何通过现代管理手段整顿和重建“文革”后工厂的生产活动，成为其创作的核心主题之一。
  这些年，有研究者开始注意到蒋子龙小说对管理问题的处理方式，但这种关注主要集中在最为著名的《乔厂长上任记》，而少有关涉其他同主题小说。
  真正关注到《赤橙黄绿青蓝紫》这篇小说，并以参照视野讨论管理问题，只出现在朱杰的博士论文《人生“意义”的重建及其限制--“‘潘晓’难题”的文学展现(1980-1985)》中。
  不过，作者过快地以管理者与工人阶级的关系问题抽象概括这篇小说的主题，而忽略了蒋子龙处理这一问题的内在脉络。
  如何管理工厂是中共在建国后一直非常关心的问题。
  1950年初《人民日报》刊发社论《学会管理企业》，强调与此相配合的职工代表大会和工厂管理委员会。
  这三个方面构成中共实施民主化管理的主要实践方式。
  然而，在具体的实践环节中，这三个方面因为不同历史状况下的政治论争和经验差异而落实为不同的管理政策。
  中央随后在推行这种制度时强调，这只是为了弥补管理干部的经验不足，经过提高之后将过渡到“一长制”。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这种制度逐步得到推行。
  然而，在此后的工厂管理中，这种体制不断遭到批评:弱化党的领导，不利于群众参与生产管理。
  1958年“大跃进”开始之后，工厂体制改革的步调日渐激进。
  1960年毛泽东依据鞍钢的技术革新报告，提炼出著名的“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
  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大跃进”之后，修改调整“八大”确立的管理体制，突出厂长的生产责任，并将之写入1961年“工业七十条”的管理章程:“在企业的生产行政上，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文革”期间，“工业七十条”被批判为修正主义的教条，而“鞍钢宪法”得到高度赞扬。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鞍钢宪法”不再被提起，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肯定“工业七十条”中的相关条款(后来被概括为“工业三十条”)，并强调坚持“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重要性。
  不过，在这些表面的历史延续性背后，邓小平已经开始调整工业管理体制。
  在1975年钢铁工业座谈会的讲话中，他强调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乃是钢铁工业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蒋子龙1976年发表的《机电局长的一天》，与这种调整保持高度配合的关系。
  如有研究者所注意到的，党政关系在此时发生微妙变化:霍大道作为行政领导成为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主导性力量，而作为党委书记的云涛“只是一个帮他敲敲边鼓的角色”。
  不过，即便如此，小说对领导关系的处理，并未脱离“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霍大道以强力直接介入生产的每一步，都及时向云涛汇报并征得同意后才付诸实施。
  从表面上看，霍大道的这种威权式管理方式缺乏民主:职工代表大会和工厂管理委员会在此不复存在。
  但这样批评显然脱离历史语境，事实上，这两种管理方式的消失是霍大道式改革的前提，而非其结果。
  文革中“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激进做法，基本取消了这两者的效用。
  尽管工人的意见以大字报的形式受到霍大道的重视，但这种抽象化的间接处理方式，显然略过了工人群体在文革后实际的身心状态和主体诉求。
  到了1979年发表的《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的关注点开始从管理者扩展到管理方法。
  在此过程中，他处理党政关系的方式更为激进。
  与霍大道和云涛的关系相对应，小说中同样出现了乔厂长和党委书记石敢的角色。
  不过，有所不同的是，石敢完全成了乔厂长组织生产的副手，在他的调动安排下介入工厂管理，而不再以党委书记的身份统筹和监督其组织工作。
  这种处理方式，显然已经超出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范畴。
  而在不久之前的中国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所强调的仍是这种领导体制。
  蒋子龙对党政关系的激进处理，显示出他对现代管理方法的理解。
  在小说中，这种管理方法被表述为“大考核，大评议”，以此确定奖惩的具体对象和标准。
  “文革”期间，工人阶级工资收入、奖金福利的严格受限，以及相关生产制度的恶化，都大大挫伤了工人的积极性。
  物质奖励在此作为管理手段重新出现，主要是为了调动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恢复和发展生产。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管理手段在工厂体制中所处的位置已经发生变化。
  1949年之后中共在工厂管理中实行的物质奖励制度，在原则上服从思想政治工作的阶级教育诉求，因此，在不同时期的形势判断中，这种制度处于不同的管理层次。
  而在“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放弃阶级话语，重新理解政治与经济关系，以经济方式处理政治问题。
  由此，物质奖励不再受制于阶级斗争形势的总体判断，而成为恢复生产，激励工人的核心手段。
  不过，以这样的方式表现现代管理的主题，在同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中极为常见。
  真正有意思的是，蒋子龙在叙述这一管理过程时所连带出的工人阶级身心状态。
  在小说中，乔厂长在深入车间整顿生产的过程中，最关注的是机器运转的效率，以及工人与这种现代化生产的配合度。
  至于工人阶级在“文革”后身心状态的变化，并没有进入他的视野。
  但是，作为党委书记的石敢注意到了这一点:
  电机厂工人思想混乱，很大一部分人失去了过去崇拜的偶像，一下子连信仰也失去了，连民族自尊心、社会主义的自豪感都没有了，还有什么比群众在思想上的一片散沙更可怕的呢
  这些年，工人受了欺骗、愚弄和呵斥，从肉体到精神都退化了。
  乔厂长对此的失察，使得他在面对像杜兵这样自由散漫的青年工人时，仅止于不满他们的操作技术和工作态度，并不深究这种表现背后的身心状态。
  故而，他采取的办法是，通过“大考核，大评议”，将考评不合格的青年工人编入服务大队。
  但问题在于，由于没有经过思想教育的环节，这些小青年并未坦然接受这种结果，认为自己“栽了跟头，没脸见人”。
  而杜兵更是因此被女友抛弃，“对乔光朴真有动刀子的心了”。
  可以想见，这种不配合的身心状态，必然会影响到乔厂长组织生产的最终效果。
  然而，此时蒋子龙沉醉于对这种管理方案的想象性实现，并没有意识到其中潜藏的危机，而只是强调工人在面对决策英明的厂长时，“习惯于服从他，甚至他一开口就服从”。
  一旦蒋子龙意识到工人的身心变化对乔厂长式管理学提出的挑战，便一方面开始以现代科学修正这种管理方式，另一方面重新提出思想政治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意义。
  在次年发表的《开拓者》中，他借省委书记车篷宽之口，首先提出这两者在青年工作中应有的配合关系。
  担任工厂团委书记的青年女工凤兆丽向车篷宽请教工作中遇到的青年问题，他在回信中这样解答:
  你是做团的工作的，自己又是个青年人，应该成为党的出色的思想政治工作者。
  我所说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谈心，解疙瘩，交朋友。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在我们企业里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甚至连它的定义都被曲解了。
  因此，有些人，特别是年轻人，一听到思想政治工作这几个字就有点反感。
  其实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渗透到生产和管理中去，把思想政治工作同现代化生产跟紧密地结合起来。
  而且还要结合工业的特点，吸收现代科学中合理的成分，如工业工程学、工业心理学、工程心理学、工效学和社会学中那些确实反映了事物客观规律的部分，加以整理，使之成为一门科学。
  显然，蒋子龙试图将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纳入现代工业管理的具体过程。
  然而，这不过是一种完美的设想，并没有在随后的情节中得到展现。
  重要的是，他由此提出同时代作家很少触及问题:如何在改革规划中，将青年工人的思想政治工作与现代工业管理结合起来。
  在我看来，他随后发表的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直接回应。
  蒋子龙在多篇创作谈中都曾提及这篇小说的创作，缘于一位担任政工干部的女孩在“文革”后的遭遇。
  这个女孩在1970年进厂后，“表现得很好，不穿奇装异服，不烫发，不提前谈恋爱”，后来顺利被提升为团支部书记、政工组长。
  然而，“四人帮”垮台之后，政工干部不受待见，加之没有技术，并不能像其他工人一样涨工资。
  更糟糕的是，碍于她的党员和政工干部身份，即便别人热心介绍，也未能找到恋爱对象。
  后来风气渐变，她开始学会穿衣打扮，总算如愿以偿。
  正是这些观察，启发他创造了解净这个青年工人形象。
  在小说中，解净是钢厂党委书记祝同康一手培养起来的青年政工干部。
  在这位勤勉正直的领导的影响和保护下，解净对政治工作保持着单纯而执着的热情，“她对政治生命比对自己的肉体更重要。”可是，“文革”以后，这种政治热情和工作方法都遭遇巨大的危机。
  首先是一向善于知人的祝同康发现，原本应对裕如的工作，自己开始难以胜任:
  职工的阶级成分比过去简单得多了，纯洁得多了，可是思想却十倍、百倍的复杂了，甚至可以说复杂到混乱的地步。
  他拼命想去了解，想摸索出一条新的规律，可是办不到。
  职工涨了工资，发了奖金理应能够减轻思想政治工作的负担，谁知反而加大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和重量。
  祝同康所遭遇的这些困难，折射出文革结束后工人阶级的身心变化。
  在中共革命过程中，工人的数量十分有限，建国后不少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加入，逐渐扩充了工人阶级的队伍。
  而“文革”结束后，青年工人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
  按照1981年底的统计数据，全国1966年以来参加工作、年龄在35岁以下的青年工人已达到六千多万，约占职工总数的60%左右。
  他们大多数来自城市，出身工人家庭的占到80%左右。
  与为数不多的老工人相比，他们对社会主义的集体情感和主人翁的责任感都不够强烈。
  因而，虽然工人群体的阶级成分相对简单，但思想问题反而愈发突出。
  不仅于此，他更加敏锐地感觉到，工资和奖金作为现代管理手段，无助于团结和统一工人阶级的思想。
  换言之，蒋子龙在此充分展开了《乔厂长上任记》中隐而未彰的问题:乔厂长式管理在面对工人阶级身心危机时的有限性。
  面对上述工作困难，祝同康意识到，自己二十多年的政治工作经验难以发挥效用。
  他无法理解青年工人身上发生的变化，尤其是玩世不恭的刘思佳对工人的影响力，居然超过自己。
  他为此陷入巨大的困惑:“是他党委书记的影响力太弱，还是刘思佳这伙青年人的腐蚀力太强
  现在的青年人一个个简直都是无法猜透的谜，自己的儿子是谜，刘思佳是谜，现在解净也成了谜。”事实上，“文革”后，他作为老干部，“地位和威望越来越高”，而解净身为从事宣传的新干部，“由接班人的地位一下子降到处处吃白眼”，陷入巨大的身份危机。
  更令他吃惊的是，解净坚决放弃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愿继续担任政工干部，希望回到基层。
  在他眼中，“她以前单纯得厉害，现在又固执得可怕。”然而，深究起来，解净这种选择不仅依赖于他的过度保护所形塑的政治认识，而且受制于以否定文革取代对原有政治经验做深度分析的流行做法。
  因而，这种选择本身并不能直接带给她进入基层的工作方式。
  事实上，解净一进入汽车服务队，便遭遇基层青年工人的直接挑战:他们对其曾经的政工干部身份充满敌意，不计后果地制造事端捉弄她。
  这些出人意料的状况，极大挫伤了她的自尊心:“这算什么工人阶级，简直是一群流氓。”她开始觉悟到，自己对基层工人身心状态的隔膜:“进工厂六年多了，却没有真正了解工厂。”这种隔膜感使她无力应对青年工人的挑衅行动，并进而彻底怀疑以往政治工作的意义:“现在当她感到自己心里的长城一下子垮掉了，过去她视为很崇高很重要的工作，原来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甚至有许多是空对空，是糊弄人的，对群众不仅无益反而有害。”解净的这种否定方式，与其政治工作经验的有限密切相关。
  作为文革期间被提拔的新干部，她不可避免地从一开始便陷入空泛失衡的政治宣传工作。
  这种有限性决定了她不可能从这种空洞匮乏的经验，转向对文革前中共政治工作传统的深度分析和整理，反而是以偏概全地从总体上否定了政治工作的内在价值。
  经由这种表面化的否定性认识，解净希望把学习业务作为重建个人生活信念的第一步:“一切从头开始，掌握一门实实在在的本领。”她相信，只有具备了良好的业务能力，才能够摆脱政工干部在车队青年工人心中的负面形象。
  后来的事实表明，解净的这些努力，的确对刘思佳和何顺这样的“二流子”工人起到威慑作用，剪灭了他们有恃无恐的挑衅姿态，重塑了个人形象。
  但问题并未因此得到解决，解净和基层工人之间的关系依然毫无改善，面对何顺的不服从，她无计可施，不得不采取“拉泼头”式恐吓威胁的办法。
  虽然何顺最后无奈服从，但她满心委屈，“实实在在地感到发愁，自己什么也不懂，光看到一堆问题，却拿不出一个解决办法。”在遭遇这些实际困难之后，解净开始着手整顿汽车服务队的管理工作。
  借助刘思佳匿名提供的“八卦图”，她制定了服务质量和经营管理的考核标准图。
  究其实质，这张科学管理图表与乔厂长式管理并无两样，即责任考评和奖惩制度。
  对于整顿秩序而言，这两项举措的效果很快便发挥出来。
  解净通过申明个人责任与奖惩利害，终于制服了何顺，同时她又宣布恢复奖金制度，鼓动其他青年工人的劳动积极性。
  蒋子龙力图借此塑造解净的正面形象，至于这种管理方式的收效，在此并未明言。
  如果联系前引祝同康的困惑，便不难明白其中的限度。
  不过，他在这里无意忽略的环节，在同时期的其它小说中表现得更加明了。
  《弧光》中白如信以为，涨工资就能鼓励工人的干劲，尝试失败后感慨:“现在有的人连为了涨工资而表现一下自己的热情都没有了。
  冷漠，可怕的冷漠，对一切都不在乎!”而《锅碗瓢盆交响曲》中的青年干部牛宏同样为管理工人发愁。
  经过整顿和奖励后，“饭店变好了，人的面貌并无大的改变。”“最可气的是一个人一个心眼儿，不抱团儿，不以饭店为重，你跟我上不来，我跟你过不去，今天这两人吵嘴，明天那俩人又不说话了，而且和顾客争吵的事也时有发生，影响饭店声誉。”显然，由这些描述来看，此时蒋子龙已明确意识到，现代管理方法并不能真正回应青年工人的身心危机。
  因而，在《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末尾部分，蒋子龙重新引入政治工作的维度，通过解净与刘思佳的谈话，试图探讨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结合的可能。
  那么，如何认识这种努力所包含的思想内涵，关系着再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尝试能否最终实现。
  参见李海霞:《新的科学与人生信条的诞生--对新时期改革文学的再认识》，《项静:《告别与想象:重返转折年代》，《扬子江评论》
  参见《学会管理企业》，《人民日报》“社论”，
  参见刘少奇:《关于在国营工厂中建立党委的问题给高岗的信》(195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党对国营企业领导的决议》(1951年7月19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编译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参见程光炜:《文学的“超克”--再论蒋子龙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
  参见邓小平:《工人阶级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优异贡献》(1978年10月11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
  参见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龚小夏译，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
  蒋子龙:《开拓者》(1980)，《蒋子龙文集》(第6卷)“赤橙黄绿青蓝紫”，第21页，
  蒋子龙:《漫谈写小说--1989年12月在本钢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蒋子龙文集》(第14卷)“人生笔记”，
  蒋子龙:《赤橙黄绿青蓝紫》，《
  参见于燕南:《正确估计我们工人阶级的新一代》，《
  蒋子龙:《弧光》(1981)，《蒋子龙文集》(第6卷)“赤橙黄绿青蓝紫”，
  蒋子龙:《锅碗瓢盆交响曲》(1982)，《蒋子龙文集》(第6卷)“赤橙黄绿青蓝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