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论底层文学中的女性生存策略
  “底层”在中国最早出现时与国外理论中的“底层”无多大联系，这是一个直接指向“弱势”群体的直观概念：所谓底层，就是处于社会最下层的人群。
  这个标准的内容如果再详细一些，可能包括政治上地位低下、经济上困窘、文化上教育程度低等，被称为底层的可能是三个条件全部满足， 也可能只满足其中的一个条件。
  文学界对于底层这个概念至今没有确切的定义，而文学意义上的底层更具有情感化，接近于“弱势群体”、“边缘群体”。
  所以说“底层文学”的命名是有一定感情倾向的，从命名伊始就在无形之中透露出一种无奈感和凄凉感，无奈的是这一文明社会的阴暗角落难以根除，凄凉的是生存——这一人类的基本权利在底层弱势群体之中变得如此艰难。
  由此，“生存”成为了底层文学最为关注的问题，底层人群的生存方式、如何争取生存的权利以及怎样生存成为了呈现的焦点。
  女性往往被视为弱势群体，那么底层女性则是“弱势之中的弱势”。
  在底层文学中，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问题往往成为表现的重点。
  在作家笔下，底层女性选择了不同的生存策略，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趋向，包括传统女性意识支配下的隐忍生存、现代女性意识觉醒的反抗与奋斗以及身份定位意识催生的将自己作为筹码。
  可是在当前底层文学的研究之中，对于底层女性生存问题的探讨还是比较薄弱的。
  所以本文从文本出发，论述底层文学中女性的这三种生存策略，试图通过这种较深层的探讨来显现底层女性生活状态以及精神思想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1 传统女性意识支配下的隐忍生存
  所谓传统女性意识，指的是女性在自我认知的过程之中自觉地将善良、淳朴、坚韧、宽容视为一种美德，并以此为标准来要求自己。
  它的形成与人类自身的生产有关。
  女性在历史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无非是抚养子女，打理家务。
  她们在历史过程中无法实现自我，而这种心理压抑已深深积淀于女性的精神气质和深层心理中，从而认为把自己奉献于男性是女性的天职。
  在底层文学中，受到传统女性意识支配的女性往往被表现为拥有勤劳、善良美德以及达观、宁静的人生状态。
  面对底层生活的艰辛，隐忍生存是她们的选择，本本分分做女人是她们的人生信条。
  当这种传统女性意识戴上了“美德”的光环，它就具有了一定的传承性和扩散性。
  因此，在底层文本中可以看到很多在传统女性意识支配下隐忍生存的女性。
  《端米》中的端米、《女工》中的浦小提、《浮生》中的水仙、《喊山》中的红霞等等都被塑造成为拥有传统女性意识的形象。
  对于这些女性来说，“隐忍”可能是有效的生存策略，也有可能是扼杀自我的“紧箍咒”。
  原因就在于对于“隐忍”的“度”的把握。
  所以从这一角度可以将女性的“隐忍”分为适当的隐忍和过度的隐忍。
  适当的隐忍是指女性在传统意识支配下认清了现实，进行了脚踏实地的人生选择。
  这是一种在压力之下所形成的内在超越的精神自救方式 ，使心态保持平衡 ，以此来对抗现实的苦难。
  《端米》中的乡村妇女端米质朴淡然，勤劳坚忍。
  她在隐忍的同时多了一分机智，体现了一种生存的智慧。
  对于嗜赌成性的丈夫，端米看似沉默放纵，其实她心里早已有打算。
  最终丈夫被端米感化，浪子回头；《浮生》里的水仙在公公和丈夫被炸死后，“就想买台缝纫机，开裁缝店，还欠债，然后供小叔子念书，要他学了文化离开西白兔”；《黑脉》中的柳腊梅在丈夫和大伯子死后，决心让女儿小水改姓韩，让她学文化。
  在遭受了重大的打击之后，这些女性在隐忍的同时没有放弃生活的信念，在她们身上呈现的是一种生命力量，一种情感力量。
  在经历磨难之后，她们往往更能明确生活的方向，坚强活着。
  这就是在理想支撑之下的一种自我拯救，这种自我拯救便是底层文学对于底层女性适度隐忍的一种呈现。
  与适当的隐忍不同，过度隐忍是传统女性意识在“美德”的光环之下存在的一个阴暗角落，是一种对女性权利的抹杀。
  在底层文学之中，选择过度隐忍的女性往往表现为过度沉默、一味地隐忍退让，对于一切损失不计较、也不在乎，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丧失自我之后的缴械投降状态。
  《女工》中的浦小提希望从容隐忍可以帮助自己对抗苦难，可是一些过度的隐忍却给她自己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创伤。
  红霞是《喊山》中的女主人公，面对丈夫的折磨，她选择毫无抵抗的隐忍，在这个生性残暴的男人手中， 红霞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语者。
  如果男人没有因意外而死，那么红霞将永远生活在黑暗之中，她将永远的成为一个哑巴，也就更不会有那挣脱了束缚后的生命的呐喊了。
  隐忍应该是有一个底线的，不能以毫无节制的牺牲自己作为代价，这种无反抗状态无疑抹杀了女性最为基本的生存权利。
  此时的“美德”不再是光环，而成为了紧箍咒，禁锢了她们的思想和行动，剥夺了她们追求自我的权利。
  对于“隐忍”的“度”的把握实质上是对于传统女性意识的继承问题，传统的女性道德往往认同的是勤劳、善良、朴实、甘于奉献、不求索取以及无反抗的容忍。
  然而这些品行给女性带来的是幸运还是灾难是无法一概而论的。
  所以在传统女性意识的继承上，应当有一定的辨别选择。
  否则浦小提、红霞所遭受的痛苦将会无休止的延续下去，这也是底层文学呈现这一问题的意义所在。
  2 现代女性意识觉醒的反抗与奋斗
  乐黛云教授曾经说过：“应从三个层次来理解：第一是社会层面，从社会阶级机构看女性所受的压迫及其反抗压迫的觉醒；第二是自然层面，以女性生理特点研究女性自我，如生理周期、生育、受孕等特殊经年；第三是文化层面，以男性为参照，了解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独特处境。
  ” 底层文学中的女性选择反抗与奋斗的生存策略便是从第一个社会层面来体现现代女性意识的。
  底层文本将采取这种生存策略的女性表现得如同野草般坚韧与顽强， 她们借助勤劳的双手改变生存的现状，使生活充满幸福感和关爱。
  这些不相信命运、不断奋斗的底层文学中的女性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进城务工的农村女性，另一类是留守农村的女性。
  在底层文本之中，进城务工的农村女性往往要承受城乡之间的巨大落差以及深深的心理隔膜，她们选择了这样的生存策略就预示着她们的前行之路不会平坦。
  但是这些女性没有为她们所遭受的不公而怨天尤人，她们清楚，这样做不会对她的生活有任何改变，她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抗争和奋斗。
  《白水羊头葫芦丝》中的阿英，《春草花开》中的春草以及《大嫂谣》中的大嫂都在城市里留下了她们奋斗的足迹。
  最终，命运也给了她们应有的回报，春草在城市站稳了脚跟，而大嫂的二儿子考上清华大学也抚慰了一下大嫂那颗伤痕累累的心。
  另一类留守农村的女性所承受的压力则来自于乡村本身。
  底层文学表现农村生活的文本之中，往往会存在一种乡村的固有秩序，如同“潜规则”一般，明明不合理，却根深蒂固，难以根除。
  这种不合理秩序的最大受害者便是这些留守农村的女性。
  《飞翔的女人中》中的“巴掌”，《草儿》中的“家规”，《耍家》中的“赌钱恶习”，这些都是不合理秩序的具体性呈现。
  由于受到传统、长辈以及男性权威的拥趸， 这些长期存活于乡间的本应当涤除的伦理或规矩，却以不容置疑的“合法”姿态压制着底层女性的生长。
  底层文学在表现这些留守农村的女性时并没有将她们置于默默忍受的阴暗角落，而是将她们推上了反抗的道路。
  《耍家》中的刘翠翠就是这类女性中最为典型的代表。
  刘翠翠与张大志的新婚之夜，张大志就偷偷溜出去赌钱。
  起初刘翠翠不过是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小手段，可是丈夫并没有悔改，于是刘翠翠改变了策略，昂首阔步地走上了她的反抗之路。
  只要丈夫赌钱，她就去报警；她还给丈夫下了最后通牒，见没有奏效，她就拿起了法律的武器，走上了通往法院的道路。
  在刘翠翠的不断努力和反抗之下，这种固有的秩序终于被打破了。
  这就如同秋菊（陈源斌《万家诉讼》，后被改编成电影《秋菊打官司》）一样，她始终以“讨个说法”为支撑自己反抗的信念，同时她也明白了反抗要有正确的途径，只有用法律手段才能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这对于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村女性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秋菊和刘翠翠都从小打小闹、撒泼耍赖的反抗方式中跳脱了出来，她们学会了思考，学会了如何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并且凭借着执着倔强和永不退缩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这无疑是对女性现代意识觉醒以及勇于反抗的生存方式的极大肯定。
  无论是进城务工的女性还是留守农村的女性，在她们的身上都展现了底层社会新女性的品质和特征，同时也代表了女性对于现代性的追求。
  3 身份定位意识催生的将自己作为筹码
  底层文本中的女性，往往会产生“身份定位”的危机。
  她们在底层不断地努力和挣扎，为的就是获得生存的权利，走入上层社会的生活，“身份的定位”成为了她们价值评判的重要标准。
  然而当事与愿违之时，“身份定位”的危机随之产生，一系列的焦虑、苦闷以及外界的压力不断袭来，这就催生了另外一种生存策略——将自己作为立足于社会的筹码。
  若是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理解，选择此种生存策略的女性实际上是被置于传统女性意识与现代女性意识的夹缝之中。
  她们以自身作为筹码，为的就是获得自己的一片天地，实现身份定位，可是这种方式无法在现代女性意识之中得到认可，更是以清白、贞洁为重要标准的传统女性意识所不齿的。
  底层文学中的女性特别是农村女性对于都市生活往往有着强烈的渴望。
  物质的享受不断地诱惑着她们，欲望没有节制的膨胀，当“占有”变成了她们思想之中的唯一信条，身体和心灵的双双出卖便成为了她们的选择，即“身心双重失落”。
  她们将自己作为筹码，把身体当作资本，为的就是赚取更多金钱乃至成为城市上流女性。
  这种生存策略从一开始就预示着悲剧的结局。
  《我们的成长》中的农村女孩许朝晖和春妹、《明慧的圣诞》中的明慧、《兄妹》中的心、《米粒儿的城市》中的米粒儿都这样轻易地做出了选择，走上了歧途。
  这种生存策略无异于一场赌博，然而对于“身份定位”的强烈渴望使得这些农村女性在主观意愿上忽略了这场赌博的高风险性。
  最后等待她们的结局往往是 “身心失落”导致的“城乡双重失落”。
  她们与城市之间有着深深的隔膜，根本无法真切地融入；回到故乡之后则受到更大的屈辱，与故乡格格不入。
  对于这些农村女性来说，城市和家乡都无法成为容身之所，她们被城里人伤害，被家乡人伤害，更被自己所伤害。
  如果她们能理智的看清现实，没有过度的欲望，也就不会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
  从“身心失落”到“城乡失落”，这其中隐含的是道德的失陷和生命价值的失陷。
  在许朝晖看来，最大的屈辱并不是她的失贞失节， 而是她付出了身体的代价却依旧被排斥在城市之外；作为高中毕业生的明慧之于工作本来会有更多的选择，但是在选择工作之时，她没有矛盾，也没有心理斗争，她是心甘情愿选择靠青春美貌挣钱的，以身体为资本来向上爬。
  在这些女性身上，很少能看到那种受尽屈辱之后的撕心裂肺的剧痛，更看不到她们内心的抗争过程。
  此时的道德底线已经变得异常脆弱，用弹指之力便能轻易摧毁。
  在这些女性的内心世界之中，道德已经缺席，她们可以不带任何负罪感甚至是带有某种自豪感地奔向卖身现场。
  这些农村女性最为担心的就是成为真正的农妇，为了跳脱这一身份定位，她们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而她们的家乡人也对于她们疯狂的“赌博行为”给予了艳羡甚至是肯定。
  这就引出了更加沉重的话题，即乡村传统道德在集体心理意识上的崩落。
  在底层文学的乡村叙事中，原本应当朴实纯真的农民已经面目全非，在他们身上传达出的信号是传统伦理道德的彻底崩溃。
  乡村女性依靠自己的身体挣钱以及村民对于这种做法的态度不能不让人悲哀。
  阎连科的《柳乡长》中的槐花因为挣到了钱，被乡长树为致富模范；吴玄的《发廊》所表现的不仅仅是乡村姑娘肉体和道德的沦落，在这种现代性的沦落背后，居然印着村人的集体认同，出卖身体被塑造成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卖淫的女孩被塑造成村人的榜样。
  在底层文本之中， 这种传统道德的崩落或多或少有一些“简单演绎”的倾向。
  为了配合审美目标的凸显， 在作家笔下传统的伦理道德在物质面前溃不成军，现代性的侵略性与乡村伦理道德的沦陷已经造成了社会的失范。
  作家在不知不觉中将道德的失落“简单化”了，他们将笔墨的重点放在了“失落”的结果上，却忽视了底层女性跨越那条道德底线的过程，然而这恰恰应该是表现的重点，毕竟并不是所有的良家妇女都心甘情愿的变成娼妇流莺。
  只有将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嬗变展现出来，将巨大的心里挣扎和对抗描写出来，才能表现出人物的情感深度，同时小说的说服力也才能大大提高。
  在当前的底层文学之中，女性可以成为主角，可以为自己的生存做出选择。
  底层文学正是通过对不同生存策略的描写展现了底层女性生活状态的多样化以及精神思想的复杂性，将一个个鲜活的、富于特点的生命呈现在读者面前。
  当然，作家能否真真切切地为这些“沉默的大多数”代言依然是底层文学表现底层女性的一个问题，是有待改进和完善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