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权近《天人心性合一之图》研究
  到李朝时期，作为易学一部分的易图学研究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代表人物是高丽末期、李朝初期的哲学家权近。
  他在中国易学家周敦颐《周氏太极图》的影响下，创制了《天人心性合一之图》。
  《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与《周氏太极图》的轮廓大体相同，都是黑白相间、酷似人形，反映了太极为本、阴阳互补、天人合一的特征。
  但《天人心性合一之图》又有它独特的一面，将伦理、心性等问题纳入易学体系，完成对前者的超越。
  关键词:权近;易图学;周敦颐;天人心性合一
  一、权近生平与著作
  出身文臣大贵族家庭。
  其曾祖权溥(1262―1346)是与其老师安晌、白颐正、禹倬等人一起最早从元朝引进程朱理学的人。
  权近活动的14世纪后半期，高丽封建社会正处于内外交困的混乱之中。
  在国外，相邻的中国正经历着元、明两朝交替的阵痛;在国内，高丽统治层内部分成改革、保守两派，各自寻求着摆脱社会危机，挽救自身统治地位之路。
  在高丽末期，面临迫在眉睫的两朝交替局势，改革派内部又分化为温和、激进两派。
  当此之际，权近跟随李穑，在政治上持温和的改良立场。
  1389年，他按李穑的旨意，作为门下评理尹承顺的副使，赴明请求明朝派使臣监督高丽王朝，以制止李成桂为首的新兴激进势力。
  但是，此举由于明朝的不干涉态度而没有达到目的，之后又曾多次向明朝提出类似请求，均遭拒绝。
  权近被牵连到此事，而从1389年到李朝初期的1393年初为止，度过了流放、坐牢和闲居的在野生活。
  在这四五年期间，权近并没有虚度光阴。
  他一方面专心著述，其《人学图说》等就是在此期间撰作而成，另一方面又以教导后生为己任，热心从事教育事业，当时有许多仰慕其学问的儒生云集于他的谪居地向其请教。
  新王朝的太祖李成桂大力崇尚程朱理学，以此为国家的指导理念，因而很需要像权近这样的大儒家。
  况且李成桂和权近之间有特殊的私人关系，李成桂和权近的父亲权僖是知己的同乡学友。
  于是李成桂于1393年2月亲自召见权近，封给他艺文春秋馆学士、大司成、中枢院使等官职。
  然而，在出任初期，他继续受到开国功臣郑传道等人的猜忌和暗害，因为他是已垮台的高丽朝的忠臣。
  当时，权近赋诗描绘了自己政治上的不安情绪:
  名鞋挽我曰奔驰，过事堪悲染素丝。
  已矣六经俱扫地，只收容悦要人知。
  他历任政堂文学、司宪府大司宪，为李朝的安定和巩固作出了贡献。
  因此太宗即位后，他被褒奖为佐命一等功臣，受到太宗的信任和宠爱，官至艺文馆大提学兼成均馆大司成等。
  权近的著作有《入学图说》、《易・诗・书・春秋浅见录》、《东国史略》、《礼记浅见录》等，其中《入学图说》和《礼记浅见录》是其代表性著作。
  《入学图说》，本于周濂溪之图，杂《庸》《学》章句之说，作图以示，又取先贤格言，以释其意，旁取他经凡可作图者，皆图之，间附己见。
  图说分为前后集，凡二十五图，其中《天人心性合一之图》、《大学之图》、《中庸首分释之图》尤为著名。
  《天人心性合一之图》(如上图)①是《入学图说》最所致力、最为基本的部分，又与后世学者之说深有关系者。
  也可以说，此图乃着眼于儒教根本――天人合一观念以及天人心性四端混为作图。
  此图半白半黑，上圆下方，上部画太极、天命、阴阳、五行之圈。
  自理之源演绎四端之情，自气之源演绎可善可恶之七情。
  但善恶之分在意几②。
  又于四端下有诚字圈，七情之下有敬字圈，恶字之下有欲字圈，以示圣人、众人之分。
  又于三者之间有数条连线，以为虽自暴自弃，近于禽兽之人，固有一条光明之理，未尝无善，那么众人于此，如果能变化气质。
  敬以存养，敬以省察，作之不已，乃可为君子。
  君子成功，则参天地、赞化育之域，又可以至之矣。
  权近此思想，即本于周濂溪所谓“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之言敷演而成。
  要其言，人之本性具有感性的方面与理性的方面。
  而感性的方面，易诱至动物的欲望，则常须以理性克服之，使无以横出作恶。
  《天人心性合一之图》是易图学中太极图的一种。
  易图学是在象数派中发展起来的。
  易学象数派盛行于汉代，但现在所见的易图却首先是宋代象数派的创造。
  那么数的本原又是什么呢
  就是河图洛书。
  “洛书者，数之源也。’
  ’在宋代人看来，河图洛书是数的苯源，数是卦象的本源，这是他们创造河图洛书的基本动机。
  在此推动下，出现了一大批易图和易图作者。
  用图像去解释某种思想，是当时许多思想家的共同愿望。
  易图有助于既成思想的流布，它把道理图像化，使这些道理一目了然。
  图像本身的审美价值使人们在获得知识时也得到了美的享受，因而它起到了单靠文字所起不到的作用。
  无论是义理还是象数，突破都非常困难，易图学的兴起，为人们开辟了一个广阔天地。
  易图学发展史的重要事件，是朱熹《周易本义》及《易学启蒙》的问世。
  从此以后，所有的易学著作，几乎是无图不成书了。
  正因为如此，权近的《入学图说》中才会有影响深远的《天人心性合一之图》。
  二、《天人心性合一之图》解析
  《天人心性合一之图》极其精微，可以为权近著述之自眉，权近学问之精深，可由此而窥知。
  图之精妙之处，表现在以下几点。
  1.酷似人形。
  《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上部为圆，下部为方，俨然一个半身人像。
  从图中可以清晰分辨出头、颈、肩以及腹部。
  之所以画成人形，是为了状天人合一之理，故名之为《天人心性合一之图》。
  古代哲学的起源，从天人关系开始，围绕天人问题的讨论而形成。
  其发展的总趋势是:最初，天具有绝对的权威，人仅是天的顺从奴仆;后来，天的绝对权威下降，人的作用、地位相应提高;最后，天的权威继续下降，人的作用、地位进一步提高，强调天人的和谐、均衡、统一，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肯定。
  《系辞》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说卦》还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天道、地道指的是自然法则，人道指的是社会法则，特别是伦理法则。
  《易传》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伦理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这是《易传》天人合一观的特征。
  《乾・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曰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大人”指道德高尚、智慧超群的人。
  他的道德与天地相配，效法曰月之普照万物;遵循自然法则按时令顺序行事，其前途或凶或吉，虽不经人筮却与鬼神之意相合。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人要效法天之德，像曰月之普照万物那样无私，人要遵循自然法则，按法则行事，无往不吉。
  天自身具有刚健的品格，人遵循天道行事，自然要自强不息。
  遵循自然法则行事本身就是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的过程。
  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顺天行事，得天之助，趋吉避凶。
  《系辞》说:“佑者，助也。
  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白天佑之，吉无不利也。”
  它将别人的保佑只视为外在的，认为如果人能讲信用，就能得到别人的帮助。
  一个人如果既能得到天的帮助，又得到人、特别是贤人的帮助，就无往不利。
  权近的《天人心性合一之图》将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巧妙结合起来，蕴涵了天人合一的精深思想。
  人兽草木千形万状，各正性命者，皆白一太极中流出。
  故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源，一草一木各一太极，而天下无性外之物。
  故《中庸》言，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呜呼，至哉。”
  在此基础上，他又着重解释了“五常”、“四端”、“七情”等心性问题。
  他说:“心之虚灵知觉则一而已宜矣，然语其虚灵之所以为体，则不过五常之性，万事万物之理无不统。
  语其知觉之所以为用，则不过四端七情之感，而万事万物之变无不管。”
  又说:“四端属于性发，而七情……
  其所发，或有不中节者，不可直谓之性发。”
  权近还提出了天人相类相通的神秘学说。
  他指出:“盖天地万物，本同一体，故人心之正，则天地之心亦正，人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
  是天地之有灾祥，良田人事之有得失也，人事得，则灾祥顺其常，人事失，则灾祥反其正。”
  化生阴阳
  《天人心性合一之图》最上端即“太极”两个大字，下面即是人头状的回互阴阳鱼。
  由此可以看出此图本于周氏太极图。
  但不同点在于他在图说中的解释是太极即理，理统摄万物，理为气之本，气再化生阴阳。
  在《三峰集卷十・心气理篇注》中说:“理为心气之本源，有是理然后有是气，有是气然后阳之轻清者上而为天，阴之重浊者下而为地……
  天地之理，在人而为性，天地之气，在人而为形，心则兼得理气，而为一身之主宰也。
  故理在天地之先，而气由是生，心亦禀之，以为德也。”
  显然，他所说的理，既能生万物，又能统辖万物，甚至还可以创造客观规律性。
  权近的学说本于中国宋代的程朱理学，他继承朱子“理是万物的本体”的思想。
  朱熹以太极为理，阴阳变易之理即是太极。
  就筮法说，太极指画卦的根源。
  当其未画卦之前，太极只是一个理，而两仪、四象、八卦及六十四卦之理已混然于其中。
  一理之判，始分出或散开为一阴一阳，则为两仪。
  其上又各分出一阴一阳，则为八卦。
  如此层层推出，以至六十四卦而至于无穷，如同树根生干，干生枝，枝生叶一样。
  太极分出两仪、四象、八卦之后，太极之理又不离乎两仪、四象、八卦，而寓于卦爻象之中。
  照此说法，这种关系乃不即不离的关系。
  但从画卦的程序看，总是有太极之理，方有阴阳画卦，此即“推其本则太极生阴阳”。
  一理散之而为万物，合之则又归于一理。
  理是万物的始生点，也是万物的归宿处。
  一理弥漫涵盖天地，统摄万物，而又能退藏于微隐，万物统一于它。
  理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
  天地有生灭成毁，而理是无始无终的，是不依赖天地万物而永恒、独立存在的。
  他在《入学图说》序中说:该图是“以周濂溪的《太极图》为主，参考了朱晦庵的《中庸章句》而作的。”
  由此可见，他对太极即理，此乃万物之本的观点是深信不疑的，并加以细致的解释和阐述。
  3.黑白相间，阴阳互补
  此图黑中有白，白中有黑，黑白相间。
  白为阳，黑为阴，表示着阴阳互补。
  阴阳是一对特殊的矛盾，二者既矛盾又统一。
  统一即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居于主导地位，起决定作用。
  阴阳互补，正是天地万物的反映。
  天与地、曰与月、暑与寒、昼与夜、刚与柔、健与顺、明与幽、进与退、辟与阖、伸与屈、贵与贱、男与女、牡与牝、君与民都被纳入到阴阳范畴之中。
  万事万物普遍存在着对立的两个方面，一方为阳，一方为阴。
  阴阳两个方面总是相伴而生，有阴即有阳，有阳即有阴。
  举凡向上的、光明的、暑热的、刚强的、健壮的、显露的、前进的、开放的、伸展的、尊贵的一方即为阳，而表现为向下、暗晦、寒凉、柔弱、顺承、幽隐、后退、闭闻、屈缩、卑贱等属性的一方则为阴。
  阴和阳这两种属性相比较而存在，因而是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
  而且，没有对立一方的支持和补充，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独存在，也不能成就某种事物。
  如只有光明没有黑暗，构不成昼夜;只有暑热没有寒凉，构不成四时;只有动而没有静，则形不成变化，等等。
  也只有阴阳兼备，事物才能完成其本性。
  因此权近在他的图中说:“神发于阳，形成于阴，质具于中，气行于外。”
  4.五行之说，化生万物
  在《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
  它们位于人形的颈部，十分明显。
  这足以证明权近继承了周濂溪的五行学说，认为阴阳生五行，五行化生万物。
  阴阳生五行指“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
  “变合”即阴阳二气交互作用，由阴阳交互作用而生出水、火、木、金、土五行。
  “五行顺布，四时行焉。”
  五行按顺序发生作用，而形成春、夏、秋、冬四季。
  金木水火土早期被称为“五材”，“五材”也被作为五种基本物质，后来人们又进一步推广，把世界上一切物质都按五行分类，反过来又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这五种物质构成的。
  世界既然由这五种物质构成，那么这五种物质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
  早期思想家根据它建立了最初的规范图，五德终始说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五行气的循环决定着王朝的兴衰换代。
  比如黄帝时，土气盛;大禹时，木气胜;商汤时，金气胜;周文王时，火气胜。
  这种学说影响如此广泛，以致秦朝建立时，推定自己是水德。
  因为水克火，自己应该代替周朝做皇帝。
  有人说，我们推翻了秦朝，土克水，应该是土德;有人说不对，秦朝根本不该算一个朝代，我们应继周代之后，为水德。
  以上的五德终始说正是由五行生克循环推导出来的。
  五行生克循环就是五行之气的生克循环。
  春天，木气胜;夏天，火气胜;秋天，金气胜;冬天，水气胜。
  土气胜，则一年四季兴旺。
  这本来是用五行说去解释冬寒夏热春暖秋凉，反过来，阴阳家却说这是五行气的循环决定着四季的交替。
  四季交替决定着万物生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也必须根据四季的交替来安排。
  权近的《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中金木水火土处于图的显著部位，足以证明他对五行学说的看重。
  既然世上一切都由这五种物质构成且生克循环，那么，四季的更替、朝代的更迭都是顺乎天意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权近所处的时代正是高丽末期，不久高丽王朝就被李朝政权所取代。
  权近也将这一历史变故看淡了。
  另外五行之间的关系正是世间一切事物的规范图，一切事物都应有一定的原则去规范它的行为。
  人间道德层面中的五行即仁、义、礼、智、信，也规范了人的种种行为。
  性情之分
  《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中头部与身体连接之处有一个“理”字，中心部位有一个“性”字，“气”和“情”字位于心的两端。
  权近在《三峰集卷十・心理气篇注》中强调“理”的绝对权威，说:“理为公共之道，其尊无对。”
  在性、情、善、恶之分上，权近将周濂溪的观点与朱熹的观点合二为一。
  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有“善”“恶”字、“敬”字圈、“欲”字圈、圣人之性、四端和七情。
  周濂溪是理学开创者，他的人性论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由性一元论向二元论的过渡环节。
  他是继汉代学者把阴阳引人人性论后，进一步把刚柔观念引入人性论，用以和善恶相组合。
  他认为学习圣人，要领是无欲。
  他的观点是吸取道家主“清静”和佛家主“寂静”的观点而提出的。
  他对思想界的影响很大，被后世理学家称为发千古之秘的大贡献者。
  对性的看法，权近更多是受朱熹的影响，明显可以看出他的《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中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
  “天命之性”是理派生的，而“气质之性”是气派生的。
  朱熹说:“天地之性，则太极本然之妙，万殊之一本也;气质之性，则二气交运而生，一本而万殊也。”
  又说:“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
  朱熹认为天命之性具备了大至君臣父子之理，小至万物具体之理，而其中主要是仁、义、礼、智之理。
  而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
  由于气的清浊不齐，而决定性有善有恶，气质之性有善恶的不同。
  他还在《朱子语类》中说过如算命推五星阴阳交际之气，当其好者则至美，逢其恶者则不肖，又非人之气所能预也。
  朱熹还从“心”的体用关系来论述人性的善恶问题。
  他在《朱子语类》卷五中说:“孟子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仁，性也;恻隐，情也，此是情上见得心。
  盖心便包得那性情，性是体，情是用。”
  又说:“心有体用，未发之前，则心之体，已发之际，乃心之用。
  性是“心”的体，理是静而未动;情是“心”的用，即“性”的动;心是性与情的精神主体。
  这里，作为“心”的用的情，是处于发动中，是有善有恶的。
  权近秉承朱子思想，在《三峰集卷十-心气理篇注》中说:“心则兼得理气，而为一身之主宰也。
  可见，权近对朱子思想体悟之深。
  6.承前启后，融合创新
  权近的《天人心性合一之图》是对中国宋代程朱理学的继承，并试图将程朱理学图示化、通俗化，以达到浅显易懂、教育后人的目的，同时又有他融合中国易学思想，结合自己学习体会，阐释自己独到观点之处，
  关于权近《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中所包含的程朱理学思想，李混曾作诗并作注予以评论，诗云:“阳村图说尽为奇，状到天人合一时，只恐犹多强牵缀，恨无真眼订吾诗。”
  自注说:“入学图说，说道理尽细密，但以心字，状天人合一之理，巧则巧矣，恐未免杜撰牵合之病。”
  李混在肯定权近《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中阐释道理详尽的同时，也指出该图“状天人合一时”又“多强牵缀”，而“恐未免杜撰牵合之病”，可谓一语中的。
  其后，韩元震也曾议论说:“且是图标榜天人心性合一之理，而分析太甚，名实不同。
  虽然如此，但理气、心性、情意、四端七情以及二物、二体、二用等理学重要概念在权近图中已经尽有。
  这对程朱理学在李朝初期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权近的《天人心性合一之图》虽然本于周濂溪和朱熹的学说，但也有自己的观点和主见。
  他把自己的观点特别放到了儒教原本最高的理想“天人合一”里。
  他尽量引导读者把天人关系连接起来。
  例如:“心之虚灵知觉，则一而已矣。
  然语其虚灵之所以为体，则不过五常之理，而万事万物之变无不管。”
  “四端属乎性发，而七情……
  其所发，或有不中节者，不可直谓之性发……”
  在权近看来，所谓天人合一的儒教思想，特别是在把握了心性问题之后才能达到的，因而他把着力点甚至放在说明“五常…
  他的学说表明，他既探讨周濂溪、朱熹等前人探讨过的问题，又经过自己的研究，通过对四书、五经的理解对性理学进行了新的扩充。
  《天人心性合一之图》反映了权近的伦理学说和社会政治观。
  他把“天人合一”思想运用于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当中，为李氏王朝的封建秩序制造理论根据。
  他认为“五行之理”即为“五常之性”，就是说，五常(仁、义、礼、智、信)之类的人伦只不过是“天地之理”在人间的体现而已。
  又说:“人伦曰用之间，莫非天命之流行发现，汝在父子则当亲，在君臣则当敬，以至一事一物之征，一动一静之际，莫不各有当行之理，流动充满，无小欠缺，是孰使之然哉。
  皆上帝所以开导启迪于斯民，使之趋善而避恶，以不昧于其所适从也。”
  基于这种儒家伦理观，他极力为李朝封建社会的合理性及其存在的天经地义性作辩护，把李氏王朝说成是李太祖受天命而建立的国家。
  强调历代国王应当遵循理学，实行儒学的王道政治。
  在他看来，为了实行这些封建伦理纲常，人人应当明天理，禁人欲，其修养方法是“常存敬畏而必加省察”。
  他所理解的“天理”，实质上即“仁、义、礼、智、信”的纲常伦理，“人欲”则指人们的生活欲望。
  他使人们放弃生活欲望，绝对遵守封建伦理的教条，这完全是一种禁欲主义。
  他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此言重义轻生之事，以明老氏养气贪生之失。”
  综上所述，权近堪称15世纪李氏朝鲜初期程朱理学的思想代表。
  他的以《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为首图的《入学图说》网罗诸说，次加己说，最著于世。
  盖其书为朝鲜儒学图说之鼻祖，且其裨益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