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Iriye的著作《冷战在亚洲》出版于1974年，是传统冷战史研究中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作之一。由于身处冷战历史现场，作者对70年代初国际政治局势的判断未免囿于时见，其将冷战缓和期视为冷战秩序的结束以及待定的新国际秩序的开启，在经历过1989-1991年历史动荡的后人们看来，自然是有失准确。在以美苏二元霸权阵营对抗为结构的冷战体系背景下，冷战博弈进程的终结必然是以其中一方转换其原则或立场、发生衰变、乃至自我瓦解为方式而产生，70年代初（甚至更早）的冷战关系缓和仅仅是冷战对峙状态的某种松弛和调整，却并未根本上改变固有的围绕意识形态认同和政治经济权力基础所形成的二元对立的国际秩序结构，后者限定了冷战作为一种零和博弈（zero-sum game）的斗争格局，其终结方式也受制于这一格局下的基本规则。按此逻辑反观东亚朝鲜半岛分断这一被文在寅称为“冷战最后一块坚冰”目前所呈现的积极和缓态势，到底是真正变更半岛的冷战遗留结构，还是仅仅是某种暂时的松缓状态，仍然是未知数。在70年代初（甚至可追溯到1960年代初柏林墙修建以后），美苏冷战的总体和缓氛围，以及西德采取旨在修缮东西阵营紧张关系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对此的积极回应，在当时都共同促成一种关于穿越铁幕、乃至超越冷战本身和在东西德之间形成重新整合（reunification）的趋势影响和可能性，但是，到了1979年和80年代初，和缓所带来的新希望终究还是让位于美国新保守主义上台后与苏联燃起的第二次冷战（the second Cold  War），而铁幕的最终撕破和柏林墙的真正被穿透仍然要伴随苏东剧变这一零和游戏逻辑下的冲突结局到来而才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