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陈仁仁:试论传统民本思想的内涵与困境
  内容摘要:民本思想 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论域，西周初年已大体成型，经先秦诸子的理论阐发，一直到清末，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政治实践中一直有着重大影响。
  其中包涵着一种内在的困境，表现为民本与君本的冲突，其实质是民作为目的性存在和工具性存在之间的冲突。
  关键词: 民本;民生;内涵;困境;政治主体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论域，一项重大思想成就，内涵十分丰富。
  不过，它也有自身内在的困境，限制了自身的充分实现。
  有学者指出传统民本思想的内在理论困境，比如，崔宜明先生认为民本思想的理论困境是政治伦理与伦理政治的冲突，是儒家最高理想“内圣外王”的自身冲突【2】。
  一、传统民本思想的渊源与内涵
  《礼记·表记》“夏道尊命”章概括了夏商周三代治道质文之变迁，其中亦可见“民”的状况与地位的变迁。
  “民本”一词出自《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
  毕竟此时的君民关系也许并不像后世那样存在激烈的冲突，尽管此时的老百姓朴野难治，统治者也不过多束缚和索取。
  商朝的统治是一种神权统治，以神权巩固政权，对民众采取一种高压的态势。
  但是并不是说商朝就没有“敬民”的思想观念。
  《尚书·商书》的《高宗肜日》就有“王司敬民，罔非天胤”一语。
  周初“民本”思想的形成是以思考夏商周政权更替的根本原因为背景的。
  但是夏桀失道，老百姓都说“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尚书·汤誓》)。
  在这种情形下，商汤讨伐，并且成功地取代了夏桀的统治。
  此时的“民”与“天命”、“上帝”在理论上是什么关系，尚无明确的论说。
  对于政权更替、天命转移，周人以夏商失天下为鉴，作出了深刻的思考。
  (《尚书·多士》)能够维持天命的王，都是有德之人，否则他的祭祀也是没有用的。
  那么成型的民本思想有哪些基本的构成要素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先生认为，君主以民的苦乐为第一义，而不以自己为本位;天下非为君主而存在，乃为民而存在。
  这两点，形成了“民本思想的双璧”【10】。
  张分田先生则提出“以民为本”包含“立君为民”、“民为国本”、“政在养民”三个面向的综合性定义【11】。
  以上的分析其实遗漏了传统民本思想的一个极重要的构成要素:天或天命。
  “天理”的概念一方面保存了传统的神、天命、天的威权和力量，另一方面把天命和天的内在的“德”的内涵充分实现了出来。
  夏商两朝虽然也有重民、敬民之类的观念，但是并没有形成完整的“民本”思想，到周初才真正形成起来。
  根据这些构成要素而形成这一具体内涵，是通过如下观念来展开的:
  2.天需要考察君主的德性来决定是否由他膺受天命。
  3.天对君主的考察是从民的立场来进行的。
  4.君主的德性表现为注重民生。
  如果君主重视民生，老百姓满意，就表明此君主有德，那么天就会让他得天命，或者继续维护他的天命。
  可见，天在保障君的天命的同时，也就是在保障民生。
  二、困境:目的性与工具性的冲突
  在民本思想成型之前，早就有了“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的思想观念。
  《孟子·梁惠王上》有著名的“五亩之宅”章，充分体现了孟子的民生思想。
  萧公权先生对孟子的民生思想有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孟子的养民之论，深切著明，为先秦所仅见。
  于是，问题也就产生了，到底民生本身是目的，还是说民生其实只是实现王道政治的工具
  孟子还有一句极有名的话，往往被引证说明传统的民本思想，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民贵君轻”似乎不能说是一种社会现实，因而不是一个事实判断。
  如果说“人民是国家、社会的价值主体”，那么是不是说“君主”不是价值主体
  我们且看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上下文语境:
  也就是说天子以得天下、安天下为目的，所以要重视民生以得民心，因而“民”或者“民生”本身似乎不是真正的目的。
  关于君民关系，荀子有君民舟水之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
  但是在传统民本思想中，民有没有作为目的性存在这么一个维度呢
  (《荀子·大略》)这是非常明确地说，民为天所生，民的存在不是为了君，而是反过来，君的设立，是为了民。
  与前述“民”作为工具性的存在似乎是相矛盾和冲突的。
  “民”并不能从根本上真正为自己作主，而只能寄望于有德的君王发善心、施仁政。
  三、造成困境的根本原因:民作为政治主体的承诺与失落
  两者越对立，则越乱。
  本来在上古天命神学的信仰中，天的力量转移给了民，似乎民才是真正的政治主体。
  也就是说，民意代表天意的观念其实在春秋时期被动摇了。
  这很像上引徐复观先生所谓“今日的民主政治”。
  根据现代主权国家的概念，其基本要素有四项:人口、领土、政权和主权。
  在部落联盟制和封建制下，尽管彼时有天下共主，但各诸侯国有很大的独立性，天子与诸侯王不纯粹是内部君臣关系，而带有大国与小国的关系，故有大邦殷与小邦周之说。
  所以，只要不把“民”逼反，“民意”在日常的社会治理中其实没有多少表达的途径，也体现不出它的重要性来。
  当然，古代也有采集民意的机制和官员，但是层次并不高，实施的成效也难以保障。
  尽管“民”在某种特殊的时刻比如革命，能表现出巨大的力量，但由于“民”生来地位低下，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依然是看不到有多大作用的，依然不能以主体的形式存在。
  在这种条件下，民的地位有赖于君主，而不是民自身。
  民，西周早期盂鼎金文作“
  ”。
  按甲骨文亦有民，字作
  乙118、
  直到明清之际，才有思想家旗帜鲜明地批判君主专制制度。
  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把黄宗羲纳入“近代民主思想”的范畴。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其本质特征，强调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并且以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关，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来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明确突出“民主”的价值。
  【1】韦政通:《中国的智慧》，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39页。
  【3】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全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09页。
  【4】孙希旦，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全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10页。
  【5】孔安国撰、孔颖达疏，廖名春、陈明整理，吕绍纲审定:《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2页。
  【6】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3页。
  【8】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龚抗云、李传书等整理，刘家和审定:《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364页。
  【10】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龚颖译，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348页。
  【11】张分田:《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上)，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39页。
  【1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1页。
  【13】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94页。
  【14】李山译注:《管子》，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页。
  【1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载汪荣祖编校:《萧公权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7页。
  【16】李存山:《“人本”与“民本”》，《哲学动态》2005年第6期。
  【17】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73页。
  【18】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 《淮南鸿烈集解》(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92页。
  【19】张分田:《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上)，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1-144页。
  【20】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第104页。
  【22】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浦卫忠、龚抗云等整理、杨向奎审定:《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75页。
  【22】郑玄注、贾公彦疏、赵伯雄整理、王文锦审定:《周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12页。
  【23】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27页。
  【24】古文字诂林编纂委员会:《古文字诂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907页。
  【25】古文字诂林编纂委员会:《古文字诂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908页。
  原载《现代哲学》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