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黄克武 | 晚清社会学翻译中的思想分途：严复、梁启超与章太炎所译社会学之研究
  黄克武，牛津大学东方系硕士，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系、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为台湾中生代中国思想研究的代表人物。晚清的时间范围大约是1900年到1911年之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具有开拓性的时代。王德威先生曾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从晚清开始，有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的交汇，中国社会开始了知识转型，由从前经学为主的知识结构转到以现代科学为主的知识结构。社会学引入中国时，被认为不仅是解释世界的学科，也是改造世界的方法。事实上，在晚清时期的中国，人们并不知道社会学具体所指。“社会”属于王权统治之外的范畴，中国长期处于帝制统治下，从未有社会的概念，当然也不会有“社会”这个词汇。我在研究晚清思想的过程中，注意到当时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几位大师对于“社会学”的翻译问题。晚清是中国社会学开始的阶段，我试图从翻译的角度来谈历史转向的问题，这其中牵涉到“社会”“群”这些词汇的竞争以及社会学起源的问题。社会学概念引入中国后，很多人追问：中国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封建制度或者封建势力是否还存在？中国是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关于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大问题。这也是1920、1930年代所谓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辩论中，社会学是个非常关键的议题，社会学的引荐促成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和唯物史观在中国社会迅速传播。有趣的是，当时参与论战的几乎都是左派思想家。像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完全不参与论战。胡适的名言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根本不愿意、也不认为可以对中国社会作概括式的研究。论战以后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对比是：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积极探讨中国社会的性质，开始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自由主义者完全不介入这种讨论，也不认为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和自由主义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之间有任何联系。这其实是中国自由主义发展的一个致命伤——没有注意到西方理论在中国嫁接的问题。胡适的这种想法，我认为是受赫胥黎的怀疑精神和杜威的实验主义的影响，由此，他最重要的想法，即是“拿证据来”。而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中国社会形式是什么样的社会性质？这基本上不可能拿出胡适所要求的“证据”。在自由主义观念之下，胡适所介于的社会学传统，其实是斯宾塞的社会学传统。这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统摄中国以前，中国社会学最重要的思想传统。社会和社会学的概念对中国近代思想变迁影响很大。首先，从地理上来说，社会观念引进来之后，我们发现，中国是世界中的一个国家，中国社会是世界中的一个社会。第二是正当性基础的演变。中国传统正当性的基础是天，整个天给了中国政治传统最重要的核心基础。社会观念引入之后，特别是严复翻译《天演论》之后，政治正当性基础变成了和历史社会相关的概念，而不再是抽象的形而上的概念。第三是宇宙观的改变，尤其是从宋明理学和从汉代开始的阴阳五行的宇宙观，转变到近代科学的宇宙观。斯宾塞的社会学传统引入中国的过程绕不开这几个人：翻译《天演论》和斯宾塞《群学肄言》的严复、在《新民丛报》上译介斯宾塞思想的梁启超、译介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社会学》的章太炎。他们的研究，基本上形成了晚清社会学界透过翻译来引介社会学的最重要思想倾向。这里要谈谈“群”和“社会”的语汇竞争。晚清时期有大量留日学生，大量日本语汇通过他们涌入中国。严复的翻译是直接从西方翻译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和日本的翻译之间有强烈的竞争关系。然而，严复翻译的名词其余几乎全部湮没，其中包括了“群”。严复把society翻译成“群”，但后世典型的翻译却是通过日本而翻译过来的“社会”。西方的society通过日本的翻译转移到中国也有个过程。大约从1870年代开始，日本的思想家开始翻译society，试过不少词，包括“政府”，各种翻译在1870年到1880年之间已经在日本彼此打了一场硬仗。最后，日本学界达成一个共识，将society翻译成“社会”。“社会”其实是中国传统的语汇，大约在唐代以后就存在了，但是到了1870、1880年代以后，“社会”才和西方的society之间形成对等的关系。这是“社会”透过日本到中国的情况。严复翻译之初，把society翻译成“群”。量化统计发现，1904年到1905年之间，中国学界基本上放弃了“群”，大量地用“社会”，有学者认为当时士绅势力的扩展使得对于日本词汇的接纳更加顺畅。我个人觉得，这是因为日本翻译的书刊数量太大，所以“社会”这个词汇大概在1905年以后的中国就已经是一个固定词汇了。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50号有一个“新释名”的专栏，详细解释了“社会”概念。严复于同年翻译了甄克斯“A History of Politics”，书名被译为《社会通诠》。中英文对照的话，应该翻译成“政治简史”。这里把“政治”翻译成“社会”，意味着当时的人们完全不了解什么是社会，只能不断揣摩想象。此外，还要追溯1902年到1903年两个最早的社会学译本——章太炎的《社会学》译本和严复的《群学肄言》。这两个译本是中国社会学的鼻祖。谈严复必须谈《天演论》。现在收藏在北京历史博物馆的味经本《天演论》（1896），是1898年《天演论》正式中译本出现以前的更早的版本，这是严复请吴汝纶指正的版本，上面有吴汝纶的修改意见。味经本《天演论》体现了严复最初接触赫胥黎思想时的反应。而后，吴汝纶给他很多建议，严复删改了很多地方，严复最初的意思也因此逐渐改变。严复还翻译了《群学肄言》，1908年，他将版权转给商务印书馆，直到1919年，至少发行了10版以上。可见，严译的《群学肄言》在清末民初曾广泛流传。第二个人物是梁启超。他在当时介绍了斯宾塞社会学说，以及日本社会学者建部遯吾（Takebe Tongo, 1871-1945）的《社会学序说》（译介在《新民丛报》上）。建部遯吾学说的特色在于，尝试将儒家思想与西方社会学（特别是孔德和斯宾塞；与日本同时期学者相比，建部更重视前者）结合起来。第三个人物是章太炎。他深受美国心理学派社会学家吉丁斯（Franklin Giddings, 1855-1931）的影响。章太炎于1902年翻译了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原因之一是为了反驳严复的斯宾塞式以生物学为基础的社会学。吉丁斯的心理学取向最显著的贡献在于，其所提出的社会的基础是“同类意识”，这种同类意识是促使社会团结的最重要根基。章太炎的思想结合了岸本能武太和吉丁斯的思想，也结合了他自身的民族主义倾向。因此，清末有两种社会学的倾向。严复与梁启超采用调适取向来看待社会变迁，章太炎则采取转化取向。1907年，章太炎基于革命的立场，撰文批评严复翻译的甄克斯的《社会通诠》，以及严复于此书所展现的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未来规划的蓝图。其实，两人对于社会学理解的分歧由来已久，章太炎早在1898-1902年就已酝酿了对于严复的观念的批判性的基础。严复有关“社会”与“社会学”的观点，受赫胥黎和斯宾塞的影响，有四个特点：第一，以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进而能制定出明智的政策；第二，认为演化是客观法则，无论自然世界或人类社会的运作皆得通过竞争；第三，认为一个社会是由许多彼此相关之个体所组成的有机体，其中个体素质的高低，影响了其所组成社会整体素质的高低。严复受斯宾塞的影响，批评传统的圣王观念（英雄史观或者大人物史观），并提倡以渐进调适方式去培养国人的“民德”、“民智”、“民力”。这个“三民”主义其实是翻译了斯宾塞的概念，后来通过梁启超的传播，在中国社会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严复的中国传统观念渊源深厚。其第一个来源是《易经》与邵庸的“运会”观。严复指出，中国正历经自秦代以来最大的变化，然而我们却无法得知促成这一变化的理由，如果要用一个词汇来描绘，就是“运会”。其第二个来源是荀子。严复批评圣王观念，背后也是荀子思想的影响。他还讲到：“荀卿之言曰，人之异于禽兽，以其能群也。”（卮言十一，页18）这也是他把社会学翻译成群学的原因。孟子的“法先王”与王道观，是一种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看法。荀子的“法后王”与“霸道观”，则是从自然经验的角度来看待圣王。在孟荀思想的抉择上，严复选择了荀子。另外，荀子的劝学与解蔽观念也对严复翻译社会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在1897年至1898年间，严复翻译了《社会学研究》第一章并刊于《国闻汇编》上，名为《斯宾塞尔劝学篇》。在近代，严复其实比张之洞更早地强调劝学的重要性。解蔽的观念也和斯宾塞有关。严复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实际上是讨论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强调如何解除客观和主观的弊害。严复的翻译明显受到荀子“解蔽”观念的影响：他翻译斯宾塞的“objective difficulties”（客观蔽害）为“物蔽”；“subjective states”（主观状态）为“蔽于心习”。梁启超比较注意日本翻译斯宾塞的情况。他在1902年至1903年间经历过一次激烈的思想转变。在1903年2月20日到12月11日的美国之行中，当看到华人在民主制度下也无法好好实行民主，梁启超对于中国民主发展的未来变得悲观，对孟子的看法也从早年的肯定转为保留。他由原先的强调公德进步、自由权利转变为强调私德。这个转变和斯宾塞有关。而严复所翻译的《群学肄言》在梁启超的思想转变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可从梁启超所编《新民丛报》第38-39期合本内容看出。此期为纪念斯宾塞于1903年12月8日过世，刊出了斯宾塞的照片和《新民说》后期最重要的文章之一《论私德》。在有关“私德”的讨论中讲道：“要造就新的国民，不能完全依靠西方自由民主的权力概念，而必须依赖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这里面两次征引严复所译《群学肄言》。此外，还有一篇介绍斯宾塞的传文《大哲斯宾塞略传》。经张国巨的考证，此文的作者就是梁启超本人。在这篇文章里，他强调了斯宾塞反对革命的观念。可见，梁启超开始接受斯宾塞缓慢的改革方式。梁启超也注意到斯宾塞的思想取向是一种介于激进与保守之间的“中间路线”：“先生之学又英国民族之产物也，非在进取与保守两主义相调和之国，而先生之学派必不可得出现。”这应该是他首次以“调和”来描述斯宾塞的观念。梁启超1904年在《新民丛报》上刊登了《记斯宾塞论日本宪法语》，这其实是从日本的《太阳杂志》翻译过来的一篇文章。当时《太阳杂志》从形式到内容都对梁任公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是了解晚清思想的一本很重要的杂志。在这篇文章里，任公介绍金子坚太郎(Kaneko Kentaro, 1853-1942)、森有礼(Mori Arinori, 1847-1889)与斯宾塞讨论关于日本制定宪法的种种问题。1892年8月23日，斯宾塞去信对金子坚太郎表明，“保守”是日本改革应该采取的路向。此文显示，梁启超的思想转向严复渐进调适的模式。任公对荀子与孟子的看法亦随着此次思想转变而变动。他原本批判荀子，但是后期重新评估荀子思想。就撷取荀子思想作为解释社会形成的基底而言，梁启超是与严复类似的。而梁启超“超出严复”之处，在于没有跟着严复把Society翻译成“群”，而是采用日本翻译的“社会”一词。他同时非常强调日本社会学者建部遯吾对社会的描述。此外，梁任公对社会的想法除了受到斯宾塞的影响外，还受到法国Gustave LeBon (1841-1931)群众心理学的影响。他后来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讲“个性为中心的仁的社会”。这样的想法和他的社会学认识是相关的。总之，任公逐渐从生物性社会学转向心理性社会学，这已经和斯宾塞生物学演化性的社会学不同了。章太炎从1898年开始认识斯宾塞，到1902年，他基本上接受斯宾塞的进化观念，这也成为章太炎此时诠释事物的理论框架。而1902年的日本之旅，则促使了章太炎的思想转向。此时他接触到了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章太炎用大约两个月时间翻译了这本书。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本社会学的译著。章太炎思想中的日本因素很复杂，包括他对儒家思想的诠释，都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当时日本的远藤隆吉翻译了吉丁斯的社会学。可能是因为远藤隆吉的关系，章太炎理解了岸本能武太翻译的吉丁斯社会学。当时正是吉丁斯社会学思想在日本盛行的时候。这是斯宾塞以外的另一个社会学系统。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思想包括了吉丁斯的心理学社会学和斯宾塞的生物学社会学，可以帮助章太炎理解历史变迁。所以，1902年成为章太炎学术思想的转折点。相对而言，章太炎的翻译比较忠实于原文。严复所翻译的斯宾塞《群学肄言》穿插了太多附会、诠释和投射，相比之下，章太炎的《社会学》反而是比较朴实的翻译。在章太炎的《社会学自序》里可以看到，他推崇岸本能武太，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岸本能武太批判斯宾塞。章太炎认为，吉丁斯社会学强调人类的同类意识，优于斯宾塞的生物社会学。相对来讲，严复一直用生物学基础来谈社会学。1906年之后，章太炎大力批判斯宾塞式的社会学。1906年《民报》第七号，他的《俱分进化论》讲进化“苦乐俱进，有进有退”，摒弃了斯宾塞不断乐观一路演化的社会学。他还批判严复所译的《社会通诠》，认为严复仅知道社会的共同点，不知道自我的独特性或地域文化的差异。以上就是晚清时期的两种社会学传统：一种是严复和梁启超受到斯宾塞影响的社会学传统，一种是章太炎受到岸本能武太影响的社会学传统。这两种大致是1949年前最主要的社会学理论。晚清社会学的翻译，不仅是解释世界，也是改造世界，而且，从一开始就是和改造世界的意图结合在一起的。对晚清思想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晚清思想的发展。通过社会学，我们或许可以看到20世纪思想变化的一些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