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宏观经济】当前经济形势分析及对策建议
  全文约5Q字阅读时间5分钟（音频20分钟，建议1.5倍速收听）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优化，内需逐步复苏，中央确定的一系列“稳增长”政策持续落地显效，全年GDP实现5%左右的增长目标没有问题。但也要看到，外需疲软、财政压力加大等结构性挑战仍较突出，亟需短期与长期政策形成有效合力。建议短期多管齐下从提振消费和投资双需求，强化市场预期和信心，激活经济内生增长动力；长期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处理好政府与市场间关系，培育孵化市场主体，尊重和保护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稳妥化解内外部风险，塑造有利于发展的稳定的内外部环境。一、2023年全年总体判断预计2023年全年GDP达到5%左右的目标可以实现。全年GDP走势前高后低态势，即上半年略高于下半年，然后趋于平稳。判断依据：一是疫情防控政策逐步优化，之前三年疫情抑制的消费动能在上半年的释放强度将高于下半年。上半年相关财政货币政策密集出台，释放政策红利，“稳增长”力度较强。市场主体的预期和信心会逐步平稳。二、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一）财政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财政政策方面，2022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别较上年增长6.1%、3.9%和6.4%。与此同时，国有资本预算支出比上年增长29.5%，“三本账簿”中仅政府基金预算支出受房地产市场震荡影响同比下滑2.5%，其余支出增速均显著超过同期GDP，反映出积极财政政策力度较强。2023年根据政府工作报告，财政赤字率拟按3%安排，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同时拟安排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8万亿元，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强支撑”有望持续。货币政策方面，2023年2月广义货币M2余额273.81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国内货币环境继续为经济复苏提供有力支撑，稳健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较大，市场流动性仍然合理充裕。人民币贷款增加1.61万亿元，同比多增3700亿元，其中短期贷款与中长期贷款分别同比多增1674亿元和6048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存量社融同比增长9.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新增社会融资规较上年同期多增1.95万亿元，反映出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优化和稳增长政策加快落地实施，市场主体信心增强，有效融资需求有所增长。人民币存款增加2.81万亿元，同比多增2705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7926亿元。超额储蓄为潜在消费和投资提供了资金支持，而提升居民消费和投资意愿还需要一个过程。超额储蓄能否转为新的消费和投资动力，关键还在于能否有效提升居民收入和消费和投资意愿。（二）基层财政收入下滑，收支矛盾加剧受疫情冲击、经济下行、楼市、土地市场低迷等影响，地方财政收入下滑，而民生、债务等刚性支出不减，收支矛盾加剧，地方财政脆弱性风险日益上升。地方政府性基金下降很大。财政部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同比下降2.1%，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同比下降21.6%。2022年全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上年增长6.4%；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比上年下降4.7%。由于地方本级收入受到明显冲击，地方更加依赖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来维持基本运转。2022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为9.71万亿元。转移支付成为地方政府维持基本运转的主要资金来源，2022年地方财政自给率为48.4%，比上一年下降4.3个百分点。土地收入对地方财政的影响很大。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地方政府性基金中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约6.7万亿元，比上一年减少约2万亿元，降幅达23%。虽然在政策宽松、销售回暖以及优质地块的加持下，土地市场会出现一定程度回暖，但由于地方财政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度很高，土地收入减少将会对地方政府、居民以及企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叠加债务集中到期压力，一些地方政府将面临财政紧平衡的状况。（三）地方债还本付息压力大近些年地方发债规模大增，相应还本付息压力增加。2022年底，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5万亿元，债券利息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近21%。地方偿还本金可以依赖借新还旧，但利息必须要财政资金偿还。地方债付息增速较快，冲击基层政府可用财力。一些地区债券利息规模快速增长，叠加疫情冲击、土地出让等收入下滑影响，对基层财政承受能力的冲击较大。例如，西部某县2020~2022年债务利息年均增长10.66%，每年在“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前提下，难以有多余的预算资金偿还政府债务利息。2023年地方债到期规模约为3.65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到期压力主要集中在6、8、9月，绝大多数省份地方债到期规模较2022年均有所增加，地区间分化明显，江苏、山东和安徽等的地方债到期债务压力较大，均在2000亿元以上。（四）外需放缓，出口承压已成共识当前，世界经济衰退风险上升，外需增长显著放缓，国际供应链格局也在加速重构，春节后微观观测数据，世界级港口舟山港、上海港、盐田港均出现集装箱货柜大面积空置现象，其中盐田港货柜空置率一度达到3年来最高，外贸发展环境严峻。一是由于欧美国家继续维持紧缩的货币政策，且加息预期升温，经济增速放缓，海外需求进一步减少，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减弱。二是逆全球化浪潮仍在加剧，美欧对我打压遏制不断上升，俄乌冲突加剧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中美科技领域的脱钩加速，产业链转移压力较大，对外贸的负面影响提升。三、短期政策建议：多管齐下提振需求强化预期（一）实施“稳增长”优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协调性、连续性加强不同政策协调形成更有效的“稳增长”合力，提振居民和企业的信心和预期。一方面部门内部政策保持连续性与前瞻性，避免前后矛盾，扰乱市场预期。另一方面不同部门间政策协调配合，避免出现财政、货币政策发力，但其他政策收紧的矛盾。财政政策方面，要适度加力，在支出方向上注重提效。一是完善税费优惠政策。将税费优惠政策突出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特殊困难行业的支持，从重在扩大退税规模转向重在支持对象的针对性。二是将财政支出投入到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支持基础研究、科技攻关、乡村振兴、教育、基本民生等领域。三是提高专项债资金对投资的乘数拉动效应。适当扩大专项债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有效撬动项目建设资金。四是慎重对待“财政赤字货币化”倾向。我国在立法层面不允许央行直接在一级市场购买国债。“财政赤字货币化”极有可能加剧现有地方隐性债务高企、政府刚性兑付等问题。要平衡好短期财政刺激与长期流动性管理间关系，避免“财政货币化”造成的高债务、高通胀与汇率贬值风险。货币政策方面，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稳定宽松，保持信贷稳速增长，管理汇率预期，精准有力支持实体经济。一是重塑市场主体的信心预期。面对美联储加息周期，货币政策应坚持以我为主、“稳增长”导向优先，特别是在2月通胀数据低迷（仅为1%）的形势下，价格因素对货币政策掣肘较小，更应向市场释放明确的托底信号。二是支持有效融资需求。在维持物价和宏观杠杆率水平稳定前提下，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避免利率大幅波动对实体经济和市场预期产生负面影响。信贷政策引导金融机构扩大对制造业的中长期贷款规模，加大对科技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同时用好降准、公开市场操作等工具，推动企业融资和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三是发挥结构性货币工具的“精准”作用。货币政策将继续保持结构性宽松方向，运用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科技创新再贷款、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等工具，对低碳绿色、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企业技术改造等重点领域给予长效稳定的金融支持。（二）扩大消费，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意愿一是增强消费发展综合能力，着力增加居民就业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劳动者工资性收入特别是城市工薪阶层、农民工收入水平。二是建立完善的全覆盖社会保障体系，妥善处理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福利问题，改善居民预期，提振居民消费。三是积极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消费新活力。比如，大力发展潮流夜市、后备箱集市、社区民生夜市、音乐角市集等新型消费场景。四是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促进新型消费。如培育壮大智慧产品和智慧零售、智慧家政、数字文化、智能体育、“互联网+医疗健康”等消费新业态。通过数字赋能、商旅文化融合等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消费活力。五是鼓励企业推进消费提质升级，优化消费品供给品类，推动消费品质量从生产端符合型向消费端适配型转变，以创新供给引领消费需求。（三）继续加大投资支撑力度激活经济内生增长机制一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仍呈明显“投资驱动”特征，相较于出口与消费，投资的可控性最高、对经济的支撑最明显，特别是在全球需求收缩阶段，保障投资的托底作用，可对冲出口下滑，并激活“需求回升-企业盈利-收入增长-消费复苏”的可持续“造血循环”。二是基础设施投资仍大有可为，特别是补短板、保民生、促升级相关基建项目。我国存量基础设施分布仍不均衡，乡村与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短板有待补齐，同时光伏、新能源汽车等新兴战略产业配套的储能站、充电站，以及大型科研装置、现代化实验室等新型基础设施需求十分旺盛，此外，应对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所需的学校、医院、养老院等民生基础设施的缺口也较突出。加强以上领域投资，实现短期支撑增长与长期结构优化的“双赢”。三是基础设施投资更注重效率与效益，投资重点集中于人口流入、市场活跃、基建使用需求旺盛地区，有效提升基建项目的财务平衡性与可持续性。四是加快培育地方政府基建项目谋划、运管与整合能力。由中央政府牵头，联合深耕基础设施项目的金融机构与市场运营主体，结合各地方实际资源与经济环境，对地方政府开展基建项目开发、设计能力培训，加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并推动基建项目投融资模式创新，注重培育项目自身现金流，匹配地方中长期财政能力。四、长期政策建议：改革发展与防范风险相辅相成（一）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减少政府对市场不必要的干预，要多发挥市场作用，特别是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做好市场体系建立、市场效率提升的工作。注重呵护民营中小微企业，培育创新型市场主体，鼓励企业家精神，让市场换发生机和活力，形成经济内生增长新动力。持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进一步简政放权，放宽市场准入，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将行政许可事项全部纳入清单管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改革反垄断执法体制。（二）加大开放力度，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应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以高水平开放更有力促改革促发展。一是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扩大市场准入、全面优化营商环境。二是扩大市场准入，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力度。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做好外资企业服务工作，推动外资标志性项目落地建设。三是在投资促进、提升服务、扩大开放、优化环境四方面下更大力气，努力把优质的存量外资留下来，把更多高质量的外资引进来。（三）防范化解房企风险，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发展一是房地产政策应准确定位为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纾困”，而非重回“以地谋发展”的老路，需坚持 “房住不炒”，逐步从高周转、高杠杆、高房价的旧模式中走出来。二是持续推动房企转型。推动房企从物理空间建造者逐步转变为不动产资产综合管理方案提供者，加速推广REITS等资产证券化模式，形成负债率更低、财务安全性高、报表更轻的新发展模式。三是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因城施策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实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四是探索更加多元的土地开发增长模式。推动产城融合和职住平衡，创新政府性基金增长模式。在土地财政和土地融资能力走弱、“房住不炒”定位明确的前提下，探索更加多元的土地开发增长模式；改变以往过度依赖住宅型土地出让的模式，地产项目逐渐向商圈、产业园和公租房等经营性资产项目拓展，从过去“简单粗暴”的“盖房—卖房”模式，转变为促进“人的发展”为目的的“多业态经营—服务提升”模式等。（四）完善相关体制机制，积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一是强化工作措施，着力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一要合理控制政府性投资，合理控制政府性投资规模。二要分类处置债务风险。三要努力做大综合财力，持续优化营商政策环境，加快兑现各类惠企政策，多向发力，做大“财政蛋糕”，促进财政可持续发展。二是优化债务期限结构，降低利息负担。将鼓励城投平台与金融机构、国有企业、社会资本等合作，使用合适的金融工具通过借新还旧、展期等方式对债务进行置换，以市场化、法制化处置机制拆解存量债务风险。地方专项债券对应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建设项目，目前这类项目越来越少，但中央向各地安排的专项债额度还在增加。除了继续安排地方再融资债券外，还可以批准将一部分专项债额度用于借新还旧，这有助于逐步消化隐性债务。三是加强监管和强化信息披露。持续规范融资管理，强化债务项目审核力度以及穿透式监管强度，严禁地方政府违法违规担保和变相举债，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让地方政府举债规范、透明、有约束。（五）加强多领域国际合作化解输入性风险，塑造稳定外部环境一是鉴于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利用美元霸权进行金融制裁，越来越多国家对自身外汇储备与结算货币单一美元化的担忧，建议借助沙特寻求增加石油贸易人民币结算，以及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的契机，以中东产油国能源结算为突破口，加快推动提升人民币在国际大宗商品与证券市场现货、期货交易结算的占比，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非美元支付结算系统。二是绝大多数国家并不愿意明确追随美国对华战略打压，因此建议全力争取中立国家，扩大双边、多边经济金融合作，特别是团结受俄乌冲突、美国加息冲击较重的新兴经济体，建立友好、稳定的国际产业链、供应链、金融链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