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贾谊赋考论四题
  近年来，汉赋再度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在以往的研究中，贾谊赋研究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具体地讲，有四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贾谊赋与楚文化之间的关系。二是《惜誓》、《旱云赋》是否出自贾谊之手?三是汉赋运动的轨迹是从骚体赋到散体大赋，在这中间，贾谊赋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四是汉简《神乌赋》面世后，为重新认识汉赋的构成提供了新的依据。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贾谊赋与通俗赋之间是否存在着某些联系?上述四个方面是贾谊赋研究过程中的薄弱环节，鉴于这样的原因，本文打算就贾谊辞赋创作与楚文化及汉赋之间的诸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学者。
  一 贾谊与楚文化之关系考辨
  贾谊是如何接受楚文化的?这要从其所学说起。《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贾生名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征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按，《汉书·贾谊传》改“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一语为“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可知贾谊精通《诗》、《书》，其学术思想主要取法于儒学。后人将贾谊政论文辑录为《新书》，这些文章的立论依据以儒学为主，如《新书》引用《诗》、《书》论政，其价值标准源于儒家。又如《新书》阐释君主尚德爱民守礼的立场也源于儒家。故刘毓崧指出:“西汉承暴秦之余习，公卿多刀笔吏，皆以簿书钱谷为事，而不知大体。即所谓学士大夫如儿宽、公孙宏（弘）者，亦不过缘饰为进身之具，曲学阿世以自保其身家。求其沉潜经术，学贯天人，上足以匡君，下足以救世，卓然自立，不愧为一代之大儒者，吾得二人焉，一为洛阳贾谊，一为广川董仲舒。”[1]可知，贬谪长沙之前贾谊之学以儒学为主。
  从另一个层面看，贾谊之学又兼及“诸子百家之书”。诸子百家包括老庄，老庄之学来源于楚文化[2]。贾谊著述多次谈到《道德经》和《庄子》，如其著《审微》以《道德经》“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立论;《退让》谈论楚国政事时，强调了《道德经》“报怨以德”的思想;《谏铸钱疏》分析“令禁铸钱”和“铜布于天下”的利弊时以老子的祸福观为结。《汉书·食货志下》云:“孝文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贾谊谏曰:……”故《谏铸钱疏》作于汉文帝五年（前152），在贾谊入楚之前。又如《劝学》所言南荣事迹见于《庄子·庚桑楚》，等等。其情况表明，早在贬谪长沙之前，贾谊已注意到以老子为代表的楚文化，进而为其倾心于楚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贬谪长沙是贾谊人生的转折点，这一时期，贾谊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关注楚文化，乃至于在写作方面出现了两个不同于以前的特点:其一，以贬谪长沙为起点，贾谊开始了辞赋创作的历程，如《吊屈原赋》、《鵩鸟赋》等完成于此时，这些作品以楚辞为底色抒写了因贬谪带来的伤痛。其二，除了辞赋创作以楚文化为底色外，这一时期的政论文也表现出自觉接受楚文化的思想倾向。如《修政语》、《先醒》等作为贾谊入楚后的思想记录，在立论取譬方面都具有自觉运用楚国历史掌故的特征。《修政语》重点谈论治国之理，所谓“修政语”，是指古代圣君谈论治国之道的语录。其文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大禹、汤等圣君的言论，其中，颛顼为楚人的先祖。如《修政语》上篇云:
  故黄帝职道义，经天地，纪人伦，序万物，以信与仁为天下先。然后，济东海，入江内，取《绿图》，西济积石，涉流沙，登于昆仑。于是，还归中国，以平天下，唯躬道而已。
  是故尧教化及雕题、蜀、越，抚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独山，西见王母，训及大夏、渠叟，北中幽都，及狗国与人身，而鸟面及焦侥，好贤而隐不逮，强于行而甾于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
  这里提到的地名、人名及国名均与楚国的名物及神话有密切的联系。王洲明等先生指出:“这两段文字中的‘积石'、‘流沙'、‘昆仑'、‘雕题'、‘交趾'、‘独山'、‘王母'、‘大夏'、‘渠叟'、‘幽都'、‘狗国'、‘鸟面'、‘焦侥'等地名、人名、国名，都与《山海经》、《淮南子》、《楚辞·招魂》以及《荀子》等属于南方文化系统的典籍中记载相同。如‘雕题'，《招魂》中有‘雕题黑齿'的诗句，（王逸注:雕，画也。题，额也。言南极之人，雕画其额，齿牙尽黑……）而《山海经·海内南经》则云:‘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郁水南。'又如‘焦侥'，《荀子·富国》:‘譬之是犹乌获与焦侥搏也。'（杨倞注:焦侥，短人，长三尺者。）《山海经·大荒南经》:‘有小人，名焦侥之国。几姓，嘉谷是食。'而《淮南子·墬形训》则云:‘西南方曰焦侥。'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因为贾谊短暂的一生却有不太短的一段时期是在楚地度过的，他融汇、吸收楚文化是极自然的事。”[3]这一论述大体上道出了贾谊与楚文化之间的联系。
  入楚给贾谊政论文的表述方式带来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在《先醒》中也有较为完整的反映。汉文帝三年（前177），贾谊贬长沙。六年（前174），贾谊作《鵩鸟赋》。七年，汉文帝召贾谊入京。《汉书·贾谊传》云:“后岁余，文帝思谊，征之。至，入见，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谊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乃拜谊为梁怀王太傅。怀王，上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贾生傅之，数问以得失。”师古注:“汉朝问以国家之事。”《先醒》的开头有“怀王问于贾君”语，其内容主要是与梁怀王谈论治国之道。此语与“数问以得失”相扣，写作时间应在汉文帝七年以后。进而言之，《先醒》写作的时间上限应在贾谊任梁怀王太傅之后。何谓“先醒”?贾谊解释道:“辟犹俱醉而独先醒也。”（《先醒》）溯本求源，此语源于《楚辞·渔父》。《渔父》引屈原语云:“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据此可知，《先醒》一文是在接受楚文化的背景下完成的。
  检索《新书》，贾谊论治国之道的文章不在少数，但广泛引用楚国掌故入论的文章主要出现在贾谊入楚以后。《先醒》与《修政语》属于同一类型的作品，以此推论，其写作的时间应大体相当。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先醒》与《修政语》都是谈论治国之道的文章，摘引了古代圣君谈论治国之道的言论;二是都注意到楚国的掌故，如《先醒》引用了楚庄王的言论，《修政语》引用了楚人先祖颛顼的言论;三是《修政语》与《先醒》在内容上有一定的承接性。问题是，《修政语》作于何时?我们以为，以《先醒》为参照物，它们的写作时间应大体相当[4]。
  综上所述，入楚不但使贾谊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还给他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内容。可以说，全面地关注楚文化的形态，发生在贾谊入楚即贬谪长沙之后。
  二 贾谊赋的范围及写作年代考述
  班固《汉书·艺文志》题录“贾谊赋七篇”，其中，《吊屈原赋》和《鵩鸟赋》的最早记载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稍后，班固在《汉书·贾谊传》中又予以确认。此外，与贾谊赋相关的作品还有《惜誓》、《旱云赋》和《虡赋》（残篇）。这些作品的存在不但表明了贾谊赋与楚辞之间的传承关系，而且表明贾谊的辞赋创作始于入楚之后。
  贾谊的辞赋创作始于贬谪长沙。《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又云:“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适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贾生既以适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按，类似记载又见于《汉书·贾谊传》。这里明确交待了贾谊作《吊屈原赋》和《鵩鸟赋》的时间、地点。以此为起点，贾谊开始辞赋创作。对此，沈约评价道:“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5]贾谊赋的上源是屈原、宋玉，广而言之，贾谊赋的创作是在楚文化的影响下开始的。
  除了《吊屈原赋》和《鵩鸟赋》之外，《惜誓》、《旱云赋》、《赋》的作者为谁?学界一向有争论，我们认为，将《惜誓》、《旱云赋》著作权归于贾谊当不成问题。按，《虡赋》只有残篇残句，《艺文类聚》、《初学记》、《古文苑》、《太平御览》、《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等均认为《虡赋》出自贾谊之手，故不论。
  率先对《惜誓》的作者提出质疑的是王逸。在刘向《楚辞》的基础上，王逸编撰了《楚辞章句》。王逸指出:“《惜誓》者，不知谁所作也。或曰贾谊，疑不能明也。”[6]这一观点受到宋人洪兴祖的质疑:“贾谊，洛阳人。文帝召为博士，议以谊任公卿。绛灌之属毁谊，天子亦疏之，以谊为长沙王太傅。意不自得，及度湘水，为赋以吊屈原。赋云:‘所贵圣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麒麟可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又曰:‘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微兮，遥增击而去之。彼寻常之污渎兮，岂容吞舟之鱼。横江潭之鲸兮，固将制于蝼蚁。'与此语意颇同。”[7]洪兴祖所说的“与此语意颇同”，是指《吊屈原赋》中有一段话与《惜誓》“彼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羁而系兮，又何以异乎犬羊”大体上相同。洪兴祖虽没有明确地说《惜誓》出自贾谊之手，但话语之中已包含了将《惜誓》著作权归于贾谊的意图。承接其余绪，王夫之力辨《惜誓》的作者是贾谊。他指出:“今按贾谊渡湘水，为文以吊屈原（按，指《吊屈原赋》），其词旨略与此（按，指《惜誓》）同，谊书若《陈政事疏》、《新书》，出入互见，而辞有详略。盖谊所著作，不嫌复出类如此，则其（按，指《惜誓》）为谊作审矣。”[8]王夫之依据洪兴祖提供的思想路线，除注意到《惜誓》与《吊屈原赋》之间的联系外，又注意到贾谊文与《惜诵》之间存在着“互见”关系，应该说，这一发现是有道理的，辨析也是有说服力的。在此基础上，龚克昌先生指出:“洪、王两人的看法是值得考虑的。在还没有确凿的反证以前，我们是应该把《惜誓》的著作权划归贾谊所有的。”[9]至于《旱云赋》的作者是谁?后世多有辨析。唐初欧阳询《艺文类聚》将《旱云赋》题作《旱颂》，又将著作权归于东方朔，然而，《汉书·东方朔传》不见记载。我们认为，《旱云赋》的作者为贾谊当不成问题。贾谊《论积贮疏》云:“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据《汉书·食货志》引）“汉几四十年”系取其约数，时间当为刘邦建汉以后的三十八或三十九年，以此推论，时间为汉文帝十一年（前169），或十二年。《汉书·文帝纪》:“九年春，大旱。”据此，龚克昌先生指出:“据《史记》、《汉书》文帝本纪和《汉书·五行志》记载，文帝在位期间，共发生三次大旱，即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秋旱，前元九年（公元前171年）春旱，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春旱。《旱云赋》所写的，不会是后元七年春旱，因为那时贾谊已逝世十几年了。也当不是前元三年那一次秋旱，因为那时贾谊正处在春风得意时期，所谓‘文帝召以为博士，是时谊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诸生于是以为能。文帝说（悦）之，超迁岁中至太中大夫'（《汉书》本传），在这种情景下，贾谊似不会去指责统治者，以至把自己也包括进去。合理的解释当是写前元九年春旱。”[10]
  这一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需要作进一步的补证。
  经过秦末战争和楚汉之争，汉初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平准书》）的局面。针对这一情况，贾谊向文帝刘恒提出了“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论积贮疏》）的忠告，并进言道:“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羸老易子而咬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论积贮疏》）贾谊上书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所言“兵旱相乘，天下大屈”与汉文帝年间发生全国性的旱灾及汉王朝以来一直存在的边患有关（按，贾谊《匈奴》、《势卑》等文直言匈奴入侵事，可见旱灾及匈奴入侵是困扰汉王朝的大事）。故汉文帝“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汉书·食货志》）。这一内容可作为贾谊写作《旱云赋》的背景材料。《旱云赋》云:“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隆盛暑而无聊兮，煎砂石而烂渭。汤风至而含热兮，群生闷满而愁愦。畎亩枯槁而失泽兮，壤石相聚而为害。农夫垂拱而无聊兮，释其锄耨而下泪。忧疆畔之遇害兮，痛皇天之靡惠。惜稚稼之旱夭兮，离天灾而不遂。怀怨心而不能已兮，窃托咎于在位。”对民瘼的关心与贾谊《论积贮疏》的思想是一致的。
  在表述上，《旱云赋》与贾谊赋亦有一致之处。《鵩鸟赋》云:“且夫天地为炉，造化为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安有常则?千变万化，未始有极!忽然为人，何足控揣;化为异物，又何足患!”《旱云赋》亦云:“阴阳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贪邪而狼戾。终风解而雾散兮，遂陵迟而堵溃。……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违节;阴气辟而留滞兮，厌暴至而沉没。”贾谊的阴阳思想来源于阴阳家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刘邦得天下以后，采用张苍之议，自以为得水德。汉文帝即位后，总结秦亡天下的原因遂成为巨大的社会思潮[11]，在探讨秦亡天下的原因时，人们逐步认识到汉得秦统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秦采用五德终始说以水德自居，汉也以水德自居，自然不合制度，那么，应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为此，笃信五德终始说的贾谊提出了改制主张。五德终始说特别看重瑞兆与灾异，认为凡施行德政者，上天将遣祥瑞以鼓励之;反之，则遣天灾以示警。很有意味的是，《旱云赋》在描写自然灾害给百姓带来痛苦时也十分强调注意灾异。《旱云赋》云:“惜稚稼之旱夭兮，离天灾而不遂。怀怨心而不能已兮，窃托咎于在位。独不闻唐虞之积烈兮，与三代之风气。时俗殊而不还兮，恐功夫而坏败。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违节。阴气辟而留滞兮，厌暴至而沉没。”将灾异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与贾谊积极主张改制的思想是一致的，据此，也可以间接地证明《旱云赋》出自贾谊之手。
  三 贾谊赋与汉大赋之关系辨正
  贾谊辞赋创作的上源可以追溯到楚辞。班固《汉书·艺文志》将汉赋分为四大类，第一类首列屈原赋，随后列唐勒、宋玉、赵幽王、庄夫子、贾谊、枚乘、司马相如赋等。第二类首列陆贾，随后列枚皋、朱建、庄匆奇、严助等各家之赋。这一排列透露了三个信息:一是汉代辞赋的发生发展以屈原为宗，汉赋走向成熟直接受到屈原赋的哺育;二是陆贾与贾谊是汉初最重要的辞赋家;三是将骚体赋的代表作家贾谊与散体大赋的代表作家枚乘、司马相如等并列，可知散体大赋源于骚体赋。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可知在楚文化的影响下，两汉辞赋创作受到陆贾、贾谊的沾溉，同时也可见贾谊在汉代辞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贾谊赋可以系年的作品有《吊屈原赋》、《鵩鸟赋》和《旱云赋》。《吊屈原赋》是贾谊最早的辞赋作品，作品旨在通过吊唁屈原抒写郁结于胸的不平之气。在行文方面，《吊屈原赋》有刻意模仿屈原的痕迹，甚至在遣词造句方面都打上了《离骚》的烙印。如它吸收了“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在描述贤愚易位、邪正颠倒的现实时用“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排遣愤懑之情。又如屈原经常采用连类博喻的手法以扩大社会批判的范围，贾谊在诉说不平之气时，用“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左右乔)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等一系列清丽易晓的比喻进行社会批判。此外，屈原善于以悲愤的笔调抒写欲罢不能的思想矛盾，这一情绪也直接感染了贾谊，乃至于贾谊时而要屈原“袭九渊之神龙兮，深潜以自珍”，像深渊中的神龙那样过隐居自爱的生活;时而要屈原像翔于千仞的凤凰那样“览德辉而下之”，去寻访并辅佐贤明的君主;时而要屈原“见细德之险征兮”（《吊屈原赋》），远离昏君和小人。对《离骚》的刻意模仿甚至在“乱”词方面都有惊人的相似。如《离骚》“乱”词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吊屈原赋》“讯”词曰:“已矣!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抒写内在的矛盾是为了营造一腔悲愤无处诉说的氛围，在这里，贾谊尽情地列举、反复地咏叹，旨在通过为屈原的遭遇抒写不平，将社会批判寓于其中。也就是说，贾谊抒写愤世嫉俗之情的方法直接受到屈原的影响，在思想上是以屈原为同调的。它表明，贾谊对赋的理解大体停留在楚辞的水平上。进而言之，当贾谊寻找适当的艺术载体来宣泄内心难以名状的情感时，以凭吊为触发点来抒写因贬谪带来的伤痛时，选用楚辞体来承担内心的诉求是必然的选择。《文心雕龙·诠赋》云:“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汉赋与楚辞之间的天然联系，可以从贾谊赋中找出运动的轨迹。
  这种情况到了贾谊写《鵩鸟赋》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叙述方式上，《鵩鸟赋》更注意运用比兴手法来揭示人的内心世界。《鵩鸟赋》以鵩鸟起兴，借助于鵩鸟这一意象来抒发郁积于胸的思想情绪。与《吊屈原赋》相比，《鵩鸟赋》在句式结构上有追求语言文字散体化的特点，并明显地增加了叙述铺陈的成分。在《鵩鸟赋》中，贾谊在比喻的基础上，反复使用反问句式，从而将内容的重点落实到了发议论、述哲理的方面。《文心雕龙·才略》云:“贾谊才颖，陵轶飞兔，议惬而赋清，岂虚至哉!”刘勰用“议惬而赋清”一语概括贾谊的文体风格，其论述范围兼及贾谊政论文与辞赋等两个方面，它给我们的启示是，贾谊赋发议论的内容与他的政论文是相通的。具体地讲，《鵩鸟赋》发议论、述哲理之风格的形成与他的政论文风有直接的联系。从《吊屈原赋》到《鵩鸟赋》，议论成分的增加，表明贾谊对“赋”开始有了新的理解。换言之，《鵩鸟赋》虽是一篇仿骚赋，但散体大赋的必备元素已初见端倪。如《鵩鸟赋》对举“小智”与“达人”、“贪夫”与“烈士”、“怵迫之徒”与“大人”、“愚士”与“至人”、“众人”与“真人”时，其意虽重在说理，但已出现排比铺陈之势。在语言形式方面，《鵩鸟赋》的句式趋于整齐，基本上以四言为主，并有不用“兮”字的情况发生。如“‘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兮，语予其期。'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臆”，这段文字基本上由四言构成，其中“兮”字仅出现一次，句式结构出现散文化的倾向。在行文结构上，《鵩鸟赋》采用了主客问答式，这个问答形式对散体大赋的问答式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鵩鸟赋》问答式结构的出现，散体大赋以问答式结构为主流的情况就很难出现。此外，《鵩鸟赋》还打破了楚辞专事抒情的传统，如“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等，通过用贴切的比喻，把抽象的道理形象化，从而以说理的方式打破了楚辞抒写心志的文化传统。
  与《吊屈原赋》、《鵩鸟赋》相比，《旱云赋》在表达方式上更具有散体化的特点。散体大赋的“散”主要有两个艺术特点:一是用简笔交待事情的原由，以铺陈的手法强化叙述，在排比中加强语势;二是在行文中，将散文句式夹杂在韵文之中，使句式更富有变化。如果不抱任何成见的话，应该说这两个特点在《旱云赋》中已有充分的展示。
  先看第一点。《旱云赋》从“遥望白云”入笔，全方位地描绘了旱云的形象:“运清浊之洞兮，正重沓而并起。嵬隆崇以崔巍兮，时仿佛而有似。屈卷轮而中天兮，象虎惊与龙骇。相抟据而俱兴兮，妄倚俪而时有。遂积聚而给沓兮，相纷薄而慷慨。若飞翔之从横兮，扬侯怒而澎濞。正帷布而雷动兮，相击冲而碎破。或窈窕而四塞兮，诚若雨而不坠。阴阳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贪邪而狼戾。”贾谊通过层层铺叙，有力地渲染了旱云的嚣张气焰。从表面上看，贾谊关注的对象只是云涌之势，但由于“旱”是作品的文眼，因此，写云涌的实质是为描述旱情造势。至此，贾谊犹嫌不足，为进一步渲染旱情的严重，又宕开一笔写道:“终风解而雾散兮，遂陵迟而堵溃。或深潜而闭藏兮，争离而并逝。廓荡荡其若涤兮，日炤炤而无秽。隆盛暑而无聊兮，煎砂石而烂渭。汤风至而含热兮，群生闷满而愁愦。”如果说云涌之时还有可能看到降雨带来的希望的话，那么，风吹云散以后，烈日如火势必要带来“煎砂石而烂渭”的恶果。在这里，贾谊展开丰富的想象，通过层层铺垫和气氛上的烘托，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刻画了旱云的形象。可以说，这种艺术表现手法是深得散体大赋善于铺陈的精髓的。
  再看第二点，韵散相间的写作手法在《旱云赋》中也时有运用。如贾谊在《旱云赋》的结尾处写道:“嗟乎!惜旱大剧，何辜于天无恩泽。忍兮啬夫，何寡德矣!既已生之，不与福矣!来何暴也!去何躁也!孳孳望之，其可悼也。”这段文字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文中有意识地运用长短句，造成错落有致之感;二是在韵文中夹带散文句式，造成一波三折之感。从这两点中可以看到，《旱云赋》在铺陈排比方面已初步展示了骚体赋向散体大赋发展的特征。这说明，贾谊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有了新的艺术追求。这一追求对后来散体大赋的形成有直接的启示力。
  综上所述，贾谊赋具有从骚体赋到汉大赋的演进特征，其赋不但具有上承屈宋、下启两汉的重要意义，而且还为散体大赋的“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吊屈原赋》，中经《鵩鸟赋》，再到《旱云赋》，贾谊在摸索中探索“赋”的内涵，为汉赋走向成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 《鵩鸟赋》与《神乌赋》之关系辨
  连云港尹湾汉简《神乌赋》出土是汉赋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自《神乌赋》出土后，许多学者对它进行了研究。如裘锡圭先生指出:“《神乌赋》是一篇基本完整的创作于西汉时代（大约在西汉后期）的佚赋。它的篇幅虽然比不上字数以千计的那些所谓大赋，但是也不能算短。如果把残去的字也算在里面，全赋约有六百六十字左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具有独特的风格，在现存的汉赋里连一篇同类的作品也找不出来。”[12]这一认识大体上道出了《神乌赋》在汉赋发展史上的地位。
  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看，任何一部作品都有其发生的背景，《神乌赋》也不例外。为追溯《神乌赋》的上源，裘锡圭先生指出:“此赋是通篇用拟人手法写鸟的作品。目前所看到的这类文学作品，以《诗·豳风·鸱鸮》为最早。其次就要数到此赋了。”[13]从民间故事类型学的角度研究入手，刘乐贤、王志平先生指出:“这一类型的故事，从现有资料看，其源头可能是《诗经》的《鹊巢》，承上启下的则是《燕子赋》。而《神乌赋》的发现，填补了《鹊巢》到《燕子赋》间的缺环，使这一故事类型的内容更为丰富。”[14]针对这一观点，谭家健先生反驳道:“有人认为，《神乌赋》这一类型的故事，‘其源头可能是《诗经》的《鹊巢》，承上启下的则是《燕子赋》'。这一判断似欠周密。按《诗经·召南》之《鹊巢》篇只有‘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两句，没有故事性、没有拟人化，算不上寓言。方玉润《诗经原始》说是‘婚礼告庙词也'。张西堂《诗经六论》以为是‘送嫁和亲迎的婚姻仪式诗'。陈介白《诗经选译》说:‘诗中鹊巢鸠居，只是诗之取兴，比喻女之居男室。鹊善筑巢，故以为此。'总之，该诗不具备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寓言特征，只是选取这一自然现象让人产生某种联想，并没有批判讽谕的目的，也未能表现出事情的过程和情节，与《神乌赋》似难看成同一类型。”[15]在探索《神乌赋》的文学上源时，谭家健先生又指出:战国时期的寓言已出现了禽鸟或禽虫对话的故事，《庄子》“鸱鸮笑大鹏”的“情节虽然简单，但想象奇特，寓言深邃，引起后世无数文人学士的不断效法和探究”，另，《战国策》“鹬蚌相争”、《淮南子》“鹊巢旁枝”、《说苑》“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鸠以枭徙居不如改声”等寓言，“虽然思想内容和文章体裁与《鸱鸮》、《神乌赋》不同，但在将禽鸟拟人或人格化的形象思维方式上，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16]。这些观点对于我们研究《神乌赋》的文学上源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问题是，在《神乌赋》之前的汉赋作品中，是否可以找到与《神乌赋》品质接近的作品呢?我们以为是有的，具体地讲，就是贾谊的《鵩鸟赋》。
  《鵩鸟赋》对《神乌赋》的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在构思上，《鵩鸟赋》采用了拟人化的方式，这一人禽问答的方式对《神乌赋》创造鸟儿问答的方式有直接的启示力。如《鵩鸟赋》为代言体，《神乌赋》亦为代言体。贾谊是汉初最重要的辞赋家，两汉辞赋在发展的过程中与贾谊有莫大的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鵩鸟赋》运用拟人化的手法，对于大量引用先秦、秦汉典籍的《神乌赋》是有启示作用的。进而言之，在《神乌赋》之前，汉赋具有拟人化特点的作品只有贾谊的《鵩鸟赋》，比较两者间的异同，我们认为，《神乌赋》鸟儿问答的形式应受到《鵩鸟赋》的影响。
  其二，在叙事方面，《神乌赋》的叙事结构与《鵩鸟赋》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如它们均从交待事件的缘由入笔。《鵩鸟赋》云:“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鸟予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异物来萃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谶言其度，曰:‘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请问于鵩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兮，语予其期。'鵩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臆。”《神乌赋》云:“惟此三月，春气始阳。众鸟皆昌，蛰虫彷徨。蠉飞之类，乌最可贵。其性好仁，反哺于亲。行义淑茂，颇得人道。今岁不祥，一乌被殃。何命不寿，拘丽此咎。欲循南山，畏惧猴猿。去危就安，自托府官。”可以说，在行文方面，《神乌赋》有刻意模仿《鵩鸟赋》的一面。
  其三，《神乌赋》句式结构有可能吸收了《鵩鸟赋》的表达方式。《鵩鸟赋》的句式结构以四言为主，《神乌赋》亦以四言为主。《神乌赋》产生的年代正是散体大赋走向兴盛的年代，这一时期，散体大赋作为汉赋的主流，其言说形式早已突破四字句的格式，韵散相间，长短句出现在行文之中，使汉赋的形式更富有变化，然而，《神乌赋》的句式结构没有取法于散体大赋，而是趋同于《鵩鸟赋》，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神乌赋》与《鵩鸟赋》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进而言之，《神乌赋》的句式结构以四言为主，与《鵩鸟赋》以四言为主的格式有直接的联系。
  其四，《鵩鸟赋》借助于鵩鸟议论人生充满了哲理的意味。这一叙述方式———用假托的故事或拟人化的手法来说明某个道理的艺术表现手法，与先秦诸子论政取譬时以寓言为论据有直接的关系。在艺术构思上，《鵩鸟赋》有借鉴寓言的一面，与之相比，《神乌赋》的寓言气息更为浓厚一些。在叙述方面，为了增强说服力，《神乌赋》特别注意摘引先秦典籍，如在不到七百字的篇幅中，先后引用了《诗经》、《论语》、《礼记》、《孝经》、《周易》、《淮南子》等典籍。这一叙述方法与《鵩鸟赋》的叙述方法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如贾谊在抒写人生感喟时曾引用《道德经》等典籍，以老庄之语进行自我调适，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明《鵩鸟赋》的叙述方式对《神乌赋》是有启示力的。进而言之，贾谊借鵩鸟抒写内心的积愫，直接影响到《神乌赋》叙述方式的形成。
  以上我们从四个方面论述了《鵩鸟赋》与《神乌赋》之间的相似点，旨在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传承关系。从另一个层面看，《鵩鸟赋》的叙述方式显然不是贾谊个人的发明。《文心雕龙·事类》云:“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唯贾谊《鵩赋》，始用《鹖冠》之说。”按，《鹖冠》是指《鹖冠子·世兵》，这里是说贾谊的《鵩鸟赋》在用语方面多与《鹖冠子·世兵》相同。换言之，贾谊《鵩鸟赋》有刻意模仿《鹖冠子·世兵》的一面。此外，四言赋还出现在《荀子·赋·箴赋》中，这似乎也表明《神乌赋》在写作的过程中可能注意到荀赋的形态，尽管如此，贾谊作为汉初最重要的赋家之一，对《神乌赋》产生积极的影响应不成问题。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张强，1956年生。1997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为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发表过专著《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等。
  [1]刘毓崧《通义堂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4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69页。
  [2]老子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庄子“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据此，老庄之学源于楚文化。
  [3]王洲明、徐超《贾谊集校注·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4]汪中《贾子年谱》，王心耕《贾子年表》，王洲明、徐超《贾谊年谱》等没有交待《修政语》写作的具体时间。
  [5]沈约《宋书·谢灵运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78页。
  [6][7]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7页。
  [8]王夫之《楚辞通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9页。
  [9][10]龚克昌《骚赋作家贾谊》，《中州学刊》1985年第4期。
  [11]张强《西汉“过秦”思潮的发生和发展》，《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12][13]裘锡圭《〈神乌赋〉初探》，《文物》1997年第1期。
  [14]刘乐贤、王志平《尹湾汉简〈神乌赋〉与禽鸟夺巢故事》，《文物》1997年第1期。
  [15][16]谭家健《〈神乌赋〉源流漫论》，《中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