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观点 | 张祥龙：适生科技与高科技
  对技术和科学的看法有许多种，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一类认为技术与科学是改造自然的工具，即人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有效能大小之别，但科技本身无好坏之分，这是一种科技价值中性观。另一类主张技术与科学不止于手段，对它的运用会反过来改变人本身，比如说使用工具的劳动造就了人并不断加深人对世界的认识的观点，就属于这一类有技术（或科技）乐观主义倾向的看法。第三类看法认为，技术与科学本身隐含着某种危险，特别是当它发展到现代技术与科学即高科技阶段，对人的影响就明显变质了，从主要是帮助人、成就人的中介变为了控制人和带人进入危险境地的构架。道家（提醒人要警惕技术）和海德格尔（批判现代技术）的技术观就属于这类，可视为某种程度上的技术悲观主义或科技警示论。本文同意后两类看法共享的这样一个观点，即技术并非是价值中性的，同时重视第三类观点的警示，并根据技术或技艺先于科学而构造人生的见地，提出适生科技的思路，主张科技的多样性和互补竞争性，以获得最利于人类生存的效果。人类从来就有技术（Technik，technology，technique；技艺），不存在一个还没有广义技术的人类阶段。如果从这样一个观点——今天似乎没有人会否认它——出发，对“什么是技术”就可以有一个简易的看法，即技术是人类为求生存和舒适，历时习得的基本能力。既然是“历时习得”的，技术就与人天生就有的能力如吮吸、抓握、爱恶等不同，它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学习经历和熟练过程，甚至是可继续改进和创新的过程；而说它是“基本”的，就使之区别于那些需要更充分的对象化意识参与的能力，如进行科学、哲学活动的能力。在这样一个视野里，并从人类意识的生成角度来看，语言就是一个技术，而且是首要的技术或技艺。它既是历时习得的，又是基本的和前反思的，尽管它与人天生就有的某些能力如发声和想象能力内在相关，同时也是那些需要充分对象化、目的化意识参与的活动的前提。儿童玩玩具和做游戏是一种技术，比起成人使用工具毫不逊色。当然，使用工具——从过去使用石器、犁镐、蒸汽机，到今天使用汽车、电器、手机，明天使用机器人——的劳动能力是相当重要的技术，有些思想家甚至认为是它让人成为了人，但这似乎是忽视了技术的童年和晚年而只关注它的成年的结果。应该说：是包括语言在内的广义技术或原初技术使人变成了人①，尽管有的技术如做游戏和使用（及制造）简单工具是人与其他某些哺乳类动物（如黑猩猩）共享的。所以，技术不止于“人类器官能力的延伸放大和投射”②，而同时是或首先是这种放大和投射得以可能的前提。就此而言，技术也不止于“应用科学”。作为具有某种研究范式的精细探索，科学奠基于技术之上，有的学者因而提出“技术是汪洋，科学是孤岛”的口号③。没有技术的铺垫，比如高质量透明玻璃的发明和相应的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出现，相应的近现代天文学、医学和材料学是不可能的。④说到底，技术并非应用科学，而科学反倒是技术的研究范式化。因此“科学技术”实质上是“技术科学”，尽管“科技”的习惯用法已经难于改变，本文也只好从众。综上所述，技术与相应的科学不只是中性的工具或认知，而首先是参与构造人类意识和世界图景的策源地（matrix）。从一个角度来看，技术出自人，是人在运用技术，而且技术也的确放大了人的器官功能；但这运用会回过头来运用其运用者，将后者造就成适应这运用的人。之所以会有这种“运用技术”和“被技术运用”纠缠出来的旋涡，是因为人不得不用技术，而不能像野马、大雁一样主要靠天然能力来维生。但这并不必然导致技术悲观主义，即认为科技会完全控制人类并造成恶果，因为科技的根子毕竟在技术而不是刚性的研究范式，而人类自童年起就沉浸其中的技术游艺，其中潜伏着不可测的变异可能，让人具有再选择的能力。同理，技术乐观主义是更为肤浅的，因为科技并不总是听话的仆人，而更是某种意义上的幕后主人，如果这身兼主仆者闹起事儿来（现在已露端倪），后果堪忧。既然技术是人“必有的习得”，或者说是与人共命运的，那么就人是一种具有独特生存特点或者说是有自己的幸福——最适生存态——追求的存在者而言，就应该有一种最适技术（optimal technique），也就是最适合人的生存特点的技术或科技，可名之曰“适生科技”（the tech-science best-suited to human life）或“适度科技”（appropriate tech-science）。换言之，人类对技术或科技的追求应该有内在的价值收敛极，不应是无限发展的，也就是总在追求“更者”——如更高、更快、更强——的，因而永没有“止于至善”的一天。但问题在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信仰的人们对于“什么是幸福”或“什么是人类的生存价值、终极意义”，总有不同的回答。即便限于宗教和哲学的范围内，古今中外对这个问题或类似的问题，也有相当多的答案。从先秦的百家争鸣，古希腊、古印度的众多流派，到各个民族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和伦理规范，其中映射出的生命意义观或幸福观，各种各样，不一而足。这种参差不齐表明，幸福就像一只自由的野生小鸟，不能被人们的观念之笼养活。比如，一些哲学家觉得这一点是自明的，即幸福就是快乐，而快乐就是身体感到的愉悦而非痛苦。它当然有其不可轻视的道理，可一旦加入时间的考量，比如今天喝酒的快乐和明早因喝酒头疼的痛苦，这种快乐幸福论就露出破绽。就是同样主张快乐是最重要价值的功利主义者，也有边沁的量化主张——认为快乐可以通过七个指标来衡量（其实它们之间就常有冲突）⑤——和穆勒的质化主张（精神快乐比感官快乐更高级[但什么是精神快乐就大有争议了]）的争论。正是因为有这种根深蒂固的不一致，所以科技就可以利用其中的某个或某些观点，或今天利用这个观点，明天利用那个观点，来为自己的无价值收敛的线性发展寻找理由，或干脆将自身隐藏在“技术中性工具论”的盾牌之后，相当成功地回避了适生科技的问题，甚至培育起强大的科技乐观主义，让世人相信更高的科技就意味着更多的人类福祉。什么是高科技？从字面上讲，高科技就是高端的、先进的、前沿的科学和技术。但从其实质内容上讲，高科技是被充分对象化的、能较快地产生新奇效果——新的生产力、商业利润、诺贝尔奖项、科技异人名声——从而提升持有者对自然及他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的新科技。一种科技产品，越是被精确地对象化，即数量化和系统形式化，就越容易成为一种具有改造自然事物和人际关系的力量和手段。中医与西医的差异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时至今日，西医对于人体和疾病的看法已经是相当对象化了。认识人的身体主要通过解剖学，由此而得知人体组织、器官、体液和神经网络运行的知识；后来又发现了细胞、细菌、病毒和基因这些更精细的对象，通过它们来解释人体的形成和疾病的原因及治疗。特别是基因的发现，被认为是获得了理解和改造生命体、包括人体的钥匙。与之不同，甚至在某些方面相反，中医虽然也有自己的有效研究方式，基于阴阳五行、五运六气等理论和假说，充满了时间化或时机化的理解，但它对人体的认知不是精确地对象化或物理空间定位化的。即便是对“五脏六腑”的认知，也不等同于解剖学意义上的脏器（这曾成为攻击中医不科学的理由之一），更多的是功能性的、交叠式的或全局意义上的认知。经络基本上是非对象化的，但又是真实的人体存在，将它还原到某种身体对象上，比如“细胞—缝隙—结缔组织—血管—淋巴—体液（内分泌—免疫）—神经多元系统”，即便有所帮助，也替代不了中医原本范式中直观自明的经络理解。通过脉象能知晓身体状况和病情，也不是对象化的因果关系可以合理解释的。至于“五运六气”等时间化的学说，就更让对象化思维摸不着边儿了。所以，中医不是高科技。其次，什么是高科技崇拜？它是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和意识形态，即将高科技的知识和成果当作每个领域、事项的唯一真理，要向全世界无条件地推行；同时将在同一领域和事项中的其他研究或实践方式视为异端邪说，起码是非真理，一定要排斥、打击掉而后快和心安。这种崇拜的历史来源或思想方式的来源，主要是西方宗教对于唯一至上神的崇拜。这些宗教坚信自己是关于这个世界和人生的唯一真理，信仰者有责任将其向全世界传播；同时全力排斥其他宗教、包括它们内部的对手，视之为魔鬼唆使的异端邪说。当西方近代科学如哥白尼的天文学出现时，曾遭到天主教教会的严酷迫害，布鲁诺为此被烧死，但当这种科学和技术取得类似当年天主教教会的统治地位之后，某些人、首先是一些哲学家们乃至政治家们就担当起了教会神父或宗教裁判者的角色，宣称高科技的真理垄断权以及那些不同于它的另类科技⑥的低劣性、虚假性（伪科学性）及有害性。用《旧约》的话来讲，他们捍卫的是“一个妒嫉的神”（《旧约·出埃及记》，20：5），决不容忍信徒们还同时信奉其他的神或替代品。简言之，虽然这些崇拜高科技的人的具体主张与天主教会的主张不同甚至对立，但两者的思想方式——唯我独尊、非此即彼、你死我活——是一致的，有些科学史家还很有根据地做了这样的论证，即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出现与西方宗教之间有某种内在关系。⑦科学史表明，一个时代的科学真理，可能被后来时代的新发现所修正，甚至在某些要点上被推翻。比如牛顿力学被相对论修正，平直空间的设定被推翻。而量子力学的某些发现如量子纠缠、叠加及其相关认知，更是颠覆了以往的多个科学真理，连爱因斯坦也接受不了，必欲去之而后快。这表明，所谓高科技掌握的真理，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真理——如果那意味着完全符合实际并因此能给人生带来幸福的话——而只是一些会给掌握者增加强力的知识和技术。可见，高科技崇拜所真正崇拜的东西，并非真理，而是力量，并且是不断增强的力量，因为这高科技，如前所示，实际上是“更高化”的，即永远还不够高、总要更高的科技。按照目前通行的衡量标准，相对于其他文明和文化的科技，高科技取得了更令人瞩目的成就。其原因何在？以上讲到，高科技通过科学假说和实验检测的结合来运作，而科学假说中浸透了西方形式化数学的精神。所谓经验中的实验检测和反复校正，甚至某种意义上的科学假说，是各种科技都会实施和提出的，只有假说中的“西方数学因素”，为高科技所独有。所谓“数学因素”⑧，是指让人能做一种自己与自己玩儿（总有新的组合可能，可判定输赢成败）的形式化、数量化游戏的结构。因此，它具有一种内在于形式的推衍能力，让科学假说可以探伸出超经验的预设触角，比如根据某种引力异常，推想并计算出某个地方可能有一颗行星，或根据某些理论预设，推衍出光线穿过大引力场时会产生某个角度的偏斜。这样，即便后来实验的结果大多不是肯定性的，但从整体上看，这种在假说引导下进行的实验，一旦应合，它们所达到的新奇和随机引发的深度，是其他类型的实验和经验尝试无法抗衡的。这种数学因素深刻影响了整个高科技探索。这就是康德讲的“人为自然立法”的格局。人通过所谓“先天有效”的数学形式和概念化因果推理，形成能够对自然进行精确对象化发问的科学理论和实验设计，在反复的检测和理论修正乃至革新中，严刑拷问自然，逼她吐露出在别的情况下本会隐藏的秘密。所以科学探索和技术发展，在这种研究范式中，就不只是对经验的观察、归纳、消化、联想、提炼乃至慢慢地体会（如广义的博物学），而是主动地和残忍地（想想那些以动物活体所作的实验吧）定位逼问。因此，它获得的成果——不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就是更加突出的、充分对象化的、总无止境的和惊人的，如果不是令人惊恐的话。由此可见，在高科技中，体现数学因素的科学占了上风，成为知识之神、国王、将军，起码是帮主；而技术则沦为实验性的角色，充任祭司、官吏、农夫、工匠、核查员、战士、打手、行刑者，丧失了它从头引发思想的大部分功能。上面的讨论让我们看到，这种高科技的可怕创新力量建立在它的偏执之上。数学因素既能出奇，又体现出了偏执，它让人只看到形式突出者的存在和价值，而且倾向于A∧¬A（不是甲就是非甲）的二选一架构。以科学假说加极端化的实验来拷问自然，居然就能拷问得出来，这本身当然是了不起的成就，违背了人们的常识，其中的关键还是数学因素。数学这种似乎是自恋的——直观自明的纯形式化棋艺——的游戏，却可以透露出茫茫宇宙和大千世界的某种关键信息，对于囿于日常经验的意识而言，实乃不可思议之事。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提出“数是万物的本原”，却没有讲出很中肯的原因。康德《纯粹理性批判》⑨对此给出的理由是：数学是人类感性直观的纯形式（空间和时间）表达，而人类应对世界只能透过这种形式，就像你永远戴了一副有色眼镜。如果有一种知识，也就是数学，它能展示这副眼镜（首先是镜片）的内在构成机理，那么对你了解世界的秘密肯定大有帮助，起码能够给出重要提示。康德的回答尽管很有启发，但也有重大疏漏。比如，他断定古希腊式的数学是感性直观纯形式的唯一表达，以及牛顿物理学是对物理因果关系的唯一表达，就失之独断；后来非欧几何的发现表明，几何学可以不止一种，过直线外一点可能做出不止一条平行线；而物理学在20世纪的新发现，以相对论、特别是量子力学为代表，也说明线性的或定域的（local）因果关系，只是理解存在者关系的一种，而且是比较粗糙外在的一种。虽然康德的这种判断失误似乎只是关乎西式数学和科学，但这种根底处的反例（结合库恩的“范式”说）还是显示出，康德所谓的“先天”有效范式，或人认知世界总会带有的“必要偏见”（库恩语），并非一元化的，也不必是形式化数学的和线性因果性的。只要能形成“研究范式”（paradigm）⑩，具有某种形态的推衍力，能直接体现先验想象力的原构造，那么就有伸展出理论预设从而引导实验的能力。比如，数学可以不那么形式化，就如中国的《九章算术》（刘徽注）所显示的，甚至《易》象数也是一种有某种先天推衍力的“象思维”构架。并没有一个标准能衡量尽所有范式的优劣。（11）可见，不同的研究范式有不同的长处和短处。高科技研究范式的特点是数理形式化、精准对象化、强力化、竞争化，推崇这些长处的标准也属于此范式，而以往的另一些范式，比如儒家的、道家的、佛家的、泛神论的和亚里士多德的，并不会赞同这样的标准。广义技术或技艺的在先性使得科技本身一定会参与相关人群的意识、价值观和生命意义的构成，并不存在价值中性的科技。换句话说，科技不只是工具和忠仆，而是人的幼年保姆甚至义母，以及成年人的师父和密友。所以对于人类来说，适生科技或最佳保姆和师友的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另一方面，对于“何谓适生”，即“什么是最适合于人的生存方式”或“人生的终极意义何在”这样的问题，也无法找到一个形式突出的唯一答案。任何人群都在追求他们认同的幸福生活，但只要以对象化的明确方式、比如边沁式的幸福指数或快乐七标准的方式表达出来，没有哪个会被普遍认为是唯一正确的。甚至同一人群在不同的时候，对其适生形式的表达也会不一样。但这也并不是一个“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的发散局面，不然不同的人群之间就无法有效交流了。我们总能感到，这种适生追求是有收敛方向的，特别是当我们突破成人的标准化，将人生意义的视野拉长到也包括童年和老年时。比如，一颗赤子之心不只是追求满足生理需要，也有恍惚中所朝向的价值追求。（12）同理，我们知道应该有适生科技，但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对之虽有感觉或直觉，但却不能从正面说得完全清楚明白，或不如说是当它被说明白时，很难得到实际人生的普遍赞同。然而，我们却能从反面来接近它，也就是说，我们的确知道它不会是个什么样子，就像我们回忆一个名字时，虽然想不起它是什么，却知道被建议或被说出来的某个或某些名字不是它。我们明确地知道，高科技本身不是适生科技，高科技崇拜是一种误人导向。高科技成果对于人类来说，有时是危险的，甚至是极度危险的，比如一些化工产品（塑料、杀虫剂等）、废气排放、热核炸弹、各种污染垃圾、纳米材料、基因改造、超级人工智能（还有待实现）等等。一句话，高科技有能力制造天使和恶魔，却没能力把恶魔关到瓶子里。而其他科技，比如中国古代科技、古埃及科技、印第安科技，虽然也能大致满足当时的生存需要，却不会带来这类危险。而且，随着高科技的“总要更高”本性的驱使，它的未来产品会更具有改造世界和人类基本结构的力量，也就更加危险。但高科技崇拜让人看不清楚这种危险的紧迫性和致命性，或者让人相信这种危险即便有，也只能靠更高的科技来解决，绝无用其他科技来替代或部分替代以解决问题的可能。例如，烧煤污染，就升级为烧油；更污染？那就用电，电动汽车会减轻城市污染。大量的电从哪里来？热电场也污染，就建核电站。核废料会长期污染？那就在将来建核聚变的电站。生产和处理电池有污染？那就再找污染少的……地球被污染得让人住不下去了？那就移居其他的“类地行星”。无论如何，总有“更高”的希望和许诺在前边吊着，让高科技引出的一切灾难都成为永远进步中的曲折。高科技的自我改进永远可能，所以它也就总是唯一的人类选择，只是因为它能大大增强我们改造自然和人类本身的能力，不管它是否正在将我们带向越来越危险、也就是容错空间越来越小的生存境地。想一想，如果人类的未来希望就在于驶离地球的小小宇宙飞船上，或在比地球生态糟得多的火星移民地上，那么对于高科技及其意识形态将我们带向何方，就会有一个直觉判断了。高科技崇拜实际上是对人类意识的超级绑架，逼我们永远付出信任这种科技的赎金。一句话，高科技崇拜压抑了人们的先验想象力，将其束缚于现代性和高科技范式所创造的高大形象和价值结构之中。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闷裹住人的本源思想自由的新宗教裁判所。尽管有这些批评，但这里也并非要主张所有的社团、民族乃至人类抛弃掉高科技。先不说这种抛弃在现实上是不是可能，只就适生科技的思路本身来说，一种偏激、盲目但确有强效的科技，如果处置得当，打破其垄断，避其短而用其长，对于人类应对未来不测的变化，也是有益的。关键是，我们必须恢复对所有科技、包括高科技的选择权和处置权，不能让高科技本身的价值取向——追求强力和控制——垄断我们的生存自由和思想自由。人类首先要生存，而且是长久的良好生存，所以适生科技是我们的选择方向。而如上所论，“适生”有意向（或意象）却无定形，所以适生科技也没有清晰可辨的明确形态。高科技不是适生科技，但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科技，如以上提及的中国古代科技、古埃及科技、古罗马科技、印第安科技等，在现在的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就其整体而言，也不是适生科技。那么，为什么各个非适生科技的并用就可能产生适生科技呢？这应该不难理解，就像每一个还不是钟表的零件的恰当组合可能产生准点报时的钟表一样。首先要有组成适生科技的“零件”，也就是多种功能不同的科技。既然我们知道适生科技不会是单一科技，那么无论某种科技在某些方面表现得多么抢眼，也绝不能让它独霸天下，而要树立科技领域中的反垄断意识，尽量鼓励不同种类或不同范式的科技的共存、竞争和相互间的取长补短。简言之，适生科技必须是多样化的，而且这种多样也不是散漫无归，而是内含人类良知（比如表现为否定形式的良知判断）的隐形制约。如果所期待的多样化和良知导向果真能同时存在，那么我们所处的生存形势就会大大改观。比如现在交通凭借的主要是高科技产品如汽车、飞机、高铁等，如果科技适生化了，那么在可行的地方，就会尽量鼓励传统科技和绿色科技（它可能是高科技与传统科技结合的改进型）的参与，比如凭借改进过的马车（美国的阿米什人一直到现在，都基本上在用马车出行）、自行车、风力工具等来实现。为此，完整的、体现人类生命时间，尤其是代际时间的技艺或技术，应该取得优先地位。我们必须为人类后代找到柔和善良和多种多样的保姆和师友，而不能让某一位狠角色独占家的生存时空。虽然现在“他”——科技“老大哥”或“Big Brother”——已经成了家庭管家和教头，但技术首先面对的毕竟是小孩子，他/她们还听不懂“天演论”那样的弱肉强食的道理和“高科技是唯一真理”的布道，也玩不了手机，而只愿听儿歌母语、被抚爱，喜欢真情的欢笑和互助公正的行为，所以，尽管高科技越来越控制大局，但其他的可能也还有，只要赤子之心和亲亲之爱还存在于这个世界，只要人们还能倾听大自然本身的呼声。毕竟，是技艺引领科学，童年的技艺还没有与亲爱完全分离，而大自然对童年和青春的感召也还在。以亲爱或亲亲为源头，儒家主张“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即有道德和“多”“艺”（《论语·子罕》）、“游于艺”（《论语·述而》）的人，不应让自己局限于某类技术的“容器”里。以自然为源头（《老子·二十五章》），道家主张“有什伯[佰]之器而不用”（《老子·八十章》），也就是不可使用那种成十上百倍增长效能的巨力器具；因为“有[此‘有’可理解为‘贪有’‘崇尚’]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庄子·天地》）当然，我们关注和借鉴儒道的技术观，不等于将中国古代科技等同于适生科技，但也不认为那种传统科技及其价值观完全过时而无用了。华夏古代智慧的要求是，技术或科技不可反自然或摧毁自然整体，不管这自然意味着人生自然（比如家庭）还是生态自然。只要满足这个条件，那么任何科技都可登台。适生科技欢迎多种多样的科技，包括高科技，但条件是任何科技都要有利于、起码不破坏人类的长久和良好的生存，其中当然包括对人文自然及生态自然的保护。即便我们不明确地知道最佳科技的细节，但我们已经知晓，某些科技发明或它们的某种应用是会破坏人类生存的，比如上面例举的一些。我们还知晓，一种科技绝不足以应对当今和未来的复杂挑战，必须有尽量多样科技的各擅胜场、相互补充和应时启动，才有可能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所以，中国、各国及联合国应该设立相关的研究院来评估众科技的适生性，并由各自的科技部来据此管辖科技，按照适生科技的思路来立法并贯彻执行。这次新冠疫情的大规模流行和应对，暴露出高科技的一些局限，特别是高科技崇拜的漏洞。首先，在非典出现仅仅十几年后，又暴发与之类似的病毒所引起的大规模疫情，说明高科技面对威胁人群的新疫情，还缺少有效的预知、预防措施和治疗办法。而且，高科技目前还不能提供可直接消灭该病毒的特效药，于是只能将希望寄托于疫苗。即便广泛注射疫苗抑制了疫情，但也已然丧失了有效防控疫情的最佳时机。在许多情况下，这并非科技人员的无能，而是高科技的特点决定的。精确对象化的研究方式要求对象出现后并且是被仔细（比如基因层次上的）辨认后才能研究，这就预设了一段时间差。此外，传染病的病源也不是完全可对象实体化的。你可以用疫苗控制甚至消灭天花，较有效地应对霍乱、疟疾和血吸虫病，但病原体是活物，它们中的一些会随时间进程而变异，适应新的医药、人体环境，产生所谓的“耐药性”或新型的传染方式，所以我们在高科技的视野中还看不到消灭所有疫情的可能，甚至看不到有效预测和防控大疫的办法。再次，由于高科技医学对于人体的充分对象化的研究角度，它的治疗方案绝大多数是针对病原体和发病器官的，采取的是直接对抗即“上帝对抗魔鬼”的策略，也就是杀灭病原体或激发抗体以杀灭之和切除患病部位等“战争化”策略。这种策略在一些情况下是必要的，也很有效，但注定是有重大缺陷的。首先，如上所述，充分对象化的应对方式跟不上生命时间的流变，比如病原体变异以及形成耐药性就是高科技医学无法测度和有效应对的。其次，这种治疗方式还会产生两个不良后果，即辨识疾病，尤其是流行性传染病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以及用药和手术的毒副作用。总会有新的病原体及其变异出现，所以只凭借高科技医学辨别眼前的疾疫现象到底属于哪种病就变得越来越繁琐、专门和困难，需要专业人员的长期培训和高端设备。尤其是传染病流行期间，在蜂拥而来的患者体征中有把握地区别出它们，特别是新出现者或有重大威胁者以便行政部门能够采取决断措施，是相当困难的。至于高科技医学的另一个问题，即用药和手术的毒副作用，也是触目惊心的。中医药强调要关注人的身心整体活性（阴阳相交而产生的元气），诊断和用药的时机性强，对象性弱，方剂讲究药物之间“君臣佐使”的互补搭配效果，又重视“治未病”——治疗或预防那些还未对象化的疾病，所以总体而言毒副作用相对小很多。中成药如果只是像西药那样呆板地应用，有些的确会产生不容忽视的毒副作用，但它们在中医的原本范式中是可以避免或弱化的。由于上次应对非典的经验，这次中医比较早就介入了新冠疫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并起到了与高科技不同的、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中医学理解和治疗这类疾病有自己的独特范式，也就是有自己的一整套理论、思路、术语、诊断、用药和检测方式，与高科技有质的不同。简单说来，高科技医学对待疫情类似于现在流行的对付夏季洪水的态度，即修建大坝、水泥堤岸、排水管道的思路，简言之就是堵截和排掉；而中医则近乎对于江河湖沼的亲水性调节，或俞孔坚教授等人讲的“大脚革命”（指放开束缚河沼的“裹小脚”策略）或“海绵城市”的致思方向，当然中医有更长久和独立得多的历史和更丰富的内涵。从目前的现实情况看，两种乃至多种思路和应对策略都是必要的。总之，异质于高科技的中医对于这次疫病的预测、诊断、治疗和预防，都有独特的不俗表现。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绩，与中医理论和实践中含有的非对象化、阴阳时机化的维度密不可分。所以中医不止于“治未病”，对于已然形成的疾病乃至重症（比如这次疫情中的重症病人），也有应对之策和相应效果。如果能够充分尊重中医自身的研究范式和历史传承，那么在目前的状况里，有机的、灵活的和相互平等的“中西医结合”，乃至各种医术比如再加上藏医、蒙医等的多元结合，的确是一条比单个的西医或中医应对方式更佳的防控疫情的路线。医学领域中的高科技崇拜的主张——唯有高科技医学掌握了关于人体的真理，中医等另类医术根本不是科学，甚至是有害的江湖邪术——是错误的，盲目坚持这一理念，带来的只是危险和灾祸，而不是繁荣和强大，更不是和谐与久远的美好生存。如前所及，适生科技是最适于地方社团乃至整个人类的长久总体生存的科技。讲得更清楚一些，从时间角度看，这种科技让人们可以最佳地结合当下亟须和长远未来的利益；从方法上看，它既可以是对象化的，又可以是非对象化的；从它促成的生活质量上看，它使人们能够将安全与舒适、物质（生理）与精神、保守与进取（或传统与创新）、简朴与丰富、自然与人为等，最大程度地相互嵌入和糅合起来，从而体验到一种美好的生活。比如，造就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思想和技术，在历史上就是构造华夏适生科技的参与者；《农政全书》《天工开物》《黄帝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中的许多技术和知识，如果结合地方实际情况运用，也是适生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上还讲到，高科技有它的特别强大之处，但也有它的无能和危险之处，如果能够善用之，则会参与适生科技的构成，造福于人。但要善用它，首先就要破除高科技霸权，让别的科技平等地参与进来，这样才能弥补它的缺失，克制它的毒性，就像中医方剂让不同性质的药材（有的单用时有毒）相互生克，从而达到最佳效果。然而，“平等”这一条，在高科技崇拜流行的时代，是很难实现的。这次疫情防控中，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对于中医的怀疑、误解、否定和抹黑一直大量存在。只是由于中医这二十年来在抗疫中的出色表现，这次中医才能更多地介入主流诊治。中医在国家医疗事业中占有的资源和比重乃至享有的容错空间，与高科技医学相比，差距极大。造成这种不公正、也不科学的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高科技崇拜。所以，要恢复中医乃至各种当代还有益的传统科技——比如传统的天文学、数学、农学、绿色耕作法、传统手艺、食品加工、纺织布艺、金属冶炼及加工——的元气，让它在未来发挥更大作用，就必须首先深刻反省这种崇拜的谬误，去除高科技及其意识形态一家独霸和排斥异己的恶习，让“和而不同”的思想和实践不打折扣地进入科技界。当然，这些传统科技的复兴也不只是复旧，而是要相互借鉴，包括适度地吸收高科技的某些方法和技术，以创造出特别能适应当下和未来的适生技术或适度技术。中医要选择性地汲取西医的某些东西，如对人体的解剖知识和药材的微观认识，技术上更是如此（如手术、注射、生命支持术等），但这些都绝不等于硬性的“中医科学化”“中药有效成分化”，因为那样会使中医和类似的传统科技丧失自己的思想生命。所谓“适度地吸收”意味着既要向高科技开放，又绝不能开放得被打散被收编，而是要保持自己的研究范式，也就是自身的哲理、理论、话语、方法、实验的完整独立性，由此而具有自主选择权，也就是由自己来决定吸收什么，不吸收乃至抵制什么，绝不能“被吸收”，即被强迫着吸收那些足以扼杀自身范式的东西，比如用高科技的组织解剖化人体理论来代替阴阳五行、运气经络的理论，用CT等对象化诊断方式来顶替望闻问切的传统方式，完全用西式大学和西式医学界的方式来教育、培训和鉴定中医师。一个社团乃至一个国家或人类共同体要有自主选择使用何种科技或何项具体科技的能力和权利。它们不能被高科技崇拜所掌控，不能一看到能提高人对自然和他人控制力的高科技新产品，就觉得采用它们是硬道理，就像电脑、手机、应用软件和网络的不断升级似乎是逼迫人接受的硬道理一样。要像在经济领域中反垄断一样，设立科技反垄断法，消除和避免某一种科技独霸所有研究资源和思想空间的状况，其中要包括旨在阻断科技研究与商业利益串通一气而掌控全局的条款。通过这种以及相关的一系列措施，逐步改变社会和政治单位的科技态度，也就是从高科技崇拜转变到科技多元或适生科技的生存策略和发展道路上来。①如果造就人的主要动力来自使用工具的劳动生产，那么工具的改进就会导致人类的生理和心理上的进化。但智人的历史并未展现这种进化。从数万年前使用粗糙石器到后来改进为新石器，再到使用青铜、铁器、动力机器和电器，我们这种现代智人的生理和心理并没有实质的相应改变。如果考虑到原初技术如语言、音乐和绘画等等，那么这种工具技术与人类特性的不匹配就不那么触目了，因为原初技术一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②这种观点的最著名的代表是E.卡普（Ernst Kapp，1808～1896）。他在开创了技术哲学的著作《技术哲学基要》（Grundlinien einer Philosophie der Technik，1877）中，提出了“技术是人类器官的投射和外化”的观点。一般都认为这是一种人本主义，是古希腊智者派“人是万物的尺度”的现代版或技术哲学版（夏保华：《卡普、德克斯与技术哲学谱系》，载朱葆伟等主编《技术的哲学追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也有思路上的相似。但在此书2018年英文版的长篇导言中，J.W.Kirkwood和L.Weatherby却反驳了这种流行的理解。在他们看来，卡普讲的器官投射是无意识进行的，而这种投射造成的技术运作却反过来从头塑造了人类对自身和世界的理解。因此，那种“从我投射到对象”的单向主张，也就是认为人类是发动技术的主体和现成模型、用自己的尺度来衡量万物的人本主义，恰恰是卡普学说要反对的。实际上，他的学说是一种突破了主客二元的、“我与对象通过技术运作而被构成”的双向主张，所以被导言作者称为“后人本主义”（posthumanism）。（Ernst Kapp:Elements of a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On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culture,edited by Jeffrey West Kirkwood and Leif Weatherby; translated by Lauren K.Wolf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8,p.xi）③④此口号由吴国盛教授提出，参见他的《技术作为存在论差异》一文，载《技术的哲学追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页。⑤这七个指标是：强度、持续度、确定性、方便性、丰富性、纯粹性、广度。出自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⑥非西方文明或文化中产生的关于自然的知识，比如中医、藏医、巴比伦和古埃及的天文学，是否可称为“科学”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为了行文方便，也由于作者的相关认识，对此问题取肯定的答案和态度。所以，我们可以说“古代中国的科技”“印第安人的科技”等。当然，它们有别于“高科技”。⑦彼得·哈里森：《科学与宗教的领地》，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彼得·哈里森：《圣经、新教与自然科学的兴起》，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米歇尔·艾伦·吉莱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张卜天译，湖南科技出版社2012年版。⑧海德格尔在《现代科学、形而上学和数学》中提出了“数学因素”（das Mathematische,the mathematical）这个思路。参见《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编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47～884页，特别是第850、875页。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特别是第一（大部）“先验要素论”中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第一编。⑩关于“科学研究范式”的含义，参见托马斯·库恩的力作《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特别是该书第二、第五章。（11）参见拙文《范式、家族相似和文化间性——库恩与维特根斯坦及儒家比较》，《世界哲学》2013年第5期。（12）保罗·布卢姆：《善恶之源》，青涂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乾元西学教室带您，，回顾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与时代对话，与未来共鸣。（微信同号）请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