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国语”与“国家” 现代中国建构统一国家语言的困境
  这次研讨会在法国巴黎召开，这让我想起让一皮埃尔·里乌（Jean-Pierre Rioux）和让一弗朗索瓦·西里内利（Jean-Francois Sirinelli）主编四卷本《法国文化史》中的一段论述。在这部书第一卷第二章的一开头，作者追问：“（法国的）人们究竟在哪个时代停止了讲拉丁语？”这一有关语言史的问题引出了重要的文化史话题。按照这部文化史的叙述，正是因为法语取代拉丁语，知识阶层取代贵族阶层，用法语表达的新文化（如说唱、演出、文学）改变了中世纪的旧传统，才奠定了法国这个民族国家的文化。
  但是，在二十世纪初现代中国国家意识和国民认同的建设过程中，如何建立“中国语”（国语），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大清帝国作为国家标准语言“国语”（或“清语”）的满语，随着大清帝国被中华民国所取代，汉语成了“国语”的基础。可是，由于取代大清帝国的中华民国仍然延续着“五族共和”的国家形态，除了大多数汉族中国人使用的汉语与渐渐衰落的满语之外，至少还存在藏、蒙、回、苗等“近百种少数民族语言……分属汉藏、阿尔泰、南亚、南岛、印欧5大语系”，因此，仅仅以汉语为基础，规定“国语”，就产生了很多矛盾。这些矛盾归纳起来，就是：
  第一，在各种汉语方言中，以什么地方性语言作为这个新的现代“国家”统一语言的基础？
  第二，汉语之外，其他各民族的语言应当如何处理？如果他们也是“国民”，他们必须使用汉语为基础的“国语”吗？
  第三，如何解决由于政府规定某民族语言为“国语”，因而造成的不同语言族群的敌意和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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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当时学界对于如何处理中国不同民族语言问题的论述既不明确也不很多，可是，由于晚清民初学界普遍承认，语言、血缘、风俗、历史等，是界定民族的要素。所以，当人们要把各个不同族群纳入“中华民族”，使之与“现代中国”相配适的时候，这个“中华民族”如何能有一个共同语言，便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
  或许从一开始，以汉族学者为主的中国主流学界就没在这一方面过多深思。他们一方面自觉地接受“五族共和”成为一大“中华民族”，但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以汉语为统一“国语”之基础。这里以文化领袖之一的蔡元培（1868-1940）民国十九年（1930）题为《三民主义与国语》一次演说为例。蔡元培指出，“（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和国语关系最多”。
  尽管他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也意识到中国内部有不同民族，也举出若干例子来说，外国也未必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但是，他又强调中国汉族人口最多，“其余四族（满蒙回藏）甚少，不甚显著”，甚至说“满蒙藏本是藩属，回族散布各地，更不显著，满族自经辛亥革命以来，并且都改了汉姓”，所以，他仍然建议以汉语为国语基础，“从民族学统上看，统一国语很为重要”。今天来看，他的说法中显然有汉族中心主义的意味。
  不过，尽管当时中国学界没有想好如何处理“异族殊语”问题，但当时人们又始终在努力为新的统一国家，设计新的统一语言，这统一语言就是民国肇建以来以汉语为基础的所谓“国语”。
  我们不妨看当时对国语运动最热心的语言学家黎锦熙（1890-1978）对“国语运动”的描述。他曾经回忆说，新的国语建设过程，理念上应该包括“以世界语为国语”、“汉语用罗马字母拼音”、“注音字母独用”、“注音书报之推行”、“新闻学之提倡”、“小学改用语体文”、“国民一二年级先改”等从远到近的七项。如果眞是这样的话，那么，新的“国语”并不是用“汉字”书写的“汉语”，而是以罗马字或注音符号书写的“拼音汉语”即新的国语（尽管这还是以汉语为语音基础，但不同民族在辨识文字上至少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事实上，能够兼容殊族异语的“国语”还只能是想象或理想。
  其实，他们也曾经对这一问题有所考虑，黎锦熙曾在《国语周刊》创刊号的“发刊辞”上层说，最广义的“国语”，应该包括“属于本国的异族语（如蒙回藏语）和曾经受过汉文汉语影响的他国语（如朝鲜日本语）”。不过，由于实际上无法找到一个可以通约以上各种语言的统一方案，所以，他退一步说，“广义的国语”，只是汉语以及属于汉语的方言，而实际上可以做到的，则更只是“不广不狭义”的国语，即以汉语为基础的“统一全国的标准语”，并不包括其他族群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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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中的国语运动是与中华民国的建立同步开始的。中华民国刚刚建立的民国元年（1912），就有了“读音统一会”，据说，当时各省派代表两人至中央开会，“制定注音字母三十九个”。只是由于这一事情并非当务之急，而且各个地方往往不同意，所以这一方案暂时搁置下来。
  接下来，民国五年（1916）黎锦熙等人开始创立“国语研究会”，第二年（1917），以蔡元培为会长的“中华民国国语研究所”宣告成立，试图通过教育部“改国民学校国文为国语”。黎锦熙指出，这是与新的国家需要新的国民分不开的，他说，如果大多数国民不能通文字语言，对国家政治一无所知，那么，就会出现帝国时代一样的，一两个人操纵政治的结果，现在，中华民国成为共和制度国家，如果“不图其本，一任大多数国民聋盲如故，则‘民意’二字，又将为少数人所僭夺，眞正之共和制度，亦终不可得而见”。
  这里需要提及欧洲历史的影响和胡适等新文化运动推手的作用。在晚清民初即被张灏称为“转型时代”，欧洲近代的历史过程曾经是中国追寻“文明”和“富强”的必经之路，欧洲走出中世纪过程中的“文艺复兴”与“民族国家”，成为中国亦步亦趋的样板。文艺复兴时期民族国家建立中国家共同语言的推动作用，被很多学者注意。其中，最为重要的应该就是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和“五四新文化推手”的胡适。
  1917年，胡适在美国留学回国途中，曾有仔细阅读了薛谢尔（Edith Helen Sichel）有关欧洲文艺复兴的著作The Renaissance，在日记中详细抄录其中的若干原文，并且做了一些重要的批注，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这部著作的内容，归纳为“述欧洲各国国语之兴起”。
  从胡适日记的摘录以及后来形诸文字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显然注意到，欧洲文艺复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结果，是改变了中世纪文字著作都用拉丁文的传统，在“俗语”基础上形成了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国语”，而形成“国语”则对形成这些现代“国家”非常重要。所以，他把拉丁文与文言并列，而把意大利语、法语等等现代国家语言（国语）和中国宋代的语录、元代的小说以及民众口语相提并论，认为这就是普及国民文化，提升国民意识，形成现代国家的重要因素。
  ​显然，思想家和语言学家都已经把这种叫做“国语”的统一语言建设，提升到了对新国家和新国民的启蒙意义上，根据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经验，统一国家必须有统一语言，这种统一语言又应当建立于民众日常语言基础上。
  因此，“国语统一”运动就和“言文一致”运动相连接。到了民国八年（1919），刘半农、周作人、胡适、钱玄同、马裕藻、朱希祖等人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案》，提出把“国文读本”改作“国语读本”，建议学校教育不再用文言，而是用“国语”。这一年，恰逢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语言问题便引起各方的重视，在巨大的冲击之下，终于改变了社会“麻木不仁之症”，同时，政府也开始重视国语，教育部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会”；1921年，教材与法令都改用语体文，黎锦熙说，“国语运动之发生，新文化运动之前，而其运动之成功，则新文化运动之加社会以刺激，实是莫大之助力”。
  一个在旧帝国基础上重建的新国家，虽然不像过去改朝换代需要“改正朔，易服色”作为万象更新的政治象征，但是，按照这个新时代来自西洋的理论和东洋的经验，新的现代民族国家要素之一，就是要有与统一民族国家相匹配的语言，就像本文开头所引《法国文化史》所说的那样，近代法兰西国家是在法语基础上形成认同的，因此，一个国家当然要有一个国语——尽管事实上，法国人讲法语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正如科林·琼斯（Colin Jones）所说，过去法国国内语言并不统一，南方有奥克语和北方有奥依语，“十九世纪中期，在法国有四分之一的法国人并不讲法语，而且还有四分之一的人不太懂法语”——但是，逐渐建立统一语言始终是建设统一国家的目标。
  这个道理，晚清的吴汝纶就明白，他在访问日本时，一个日本大学校长就告诉他，“凡国家之所以成立，以统一为第一要义”，而这个“统一”就包含了精神、制度以及“国语”。所以在晚清，统一语言就逐渐成为共识，就连清廷也曾一而再再而三地颁布指令，要求语言一致，以期“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
  在中国，仅仅是汉语，各个地方的方言差别就很大，在传统帝国时期，为了沟通不得不有“官话”，即在官方通行的互相懂得的语言，民国肇建，对于“重建国家”很有热情的“国语”呼声就更高，人们把它与“启蒙”和“救亡”连接起来，像1925年发刊的《国语周刊》上，钱玄同就非常热烈地说，“国语运动是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一味圣药，因为有了国语，全国人民才能互通情愫，教育才能普及，人们的情感思想才能够表达”。
  他觉得，在英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下的中国，“祸至之无日”，要完成新的国家，要唤起民众，不能没有共同语言。
  毫无疑问，在那个时代要求使用不兼容异族殊语的“国语”，确实隐含着汉族中心主义的意味，也确实是在为了国家的同一性压抑民族的多样性，不过，这是中国这个特殊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遗产，也就是继承了大清帝国疆域与民族的现代中国无可奈何的困境，当时的语言学界大概无法解决这一难题。由于汉族的人口最多，学者们的汉族身份，汉文化的历史影响，使得很多学者在使用“国语”这一概念来重建统一国家的统一语言时，只是重视解决汉族语言的方言问题，却没有重视到其他民族的异言殊语。
  但是，这毕竟仍然是为了这个“统一国家”的努力，不妨看一个小插曲。众所周知，在统一国语的推广上，文学之外，电影与广播相当重要。1936年，设在南京的中央电影审查委员会宣布，为了推广国语，各地不得制作方言电影，并且明令两广地区禁演粤语电影；也是在同一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播音教育委员会，赵元任为新成立的中央广播电台撰写《广播须知》，就是以汉语为基础的“国语”为标准语的。
  有意思的是，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广播电台最先播放的专题节目，就是叙述“中华民族”和“中华民国”的两部著作，即孙本文（1891-1979）的《我国民族的特性与其他民族之比较》和邵元冲（1890-1936）的《中华民国开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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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说到，虽然在“国语”问题上，当时学界确实有汉族中心主义立场，但是，当时的中国学界领袖们，也并没有完全忽略边疆和异族。
  作为促进民族与国家认同的国家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傅斯年（1896-1950）曾特别指出，“方言”与“异族语言”的研究极为重要。按照他的设想，首先，是收集最可宝贵的民族、语言和历史资料，其次，是在民族的历史、风俗和语言问题研究领域，要与西洋和东洋学者争胜，再次，则是不接受中国只是本部十八省的观念，要全面和完整地把握“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以各个民族的普遍认识，形成一个“中华民族”。
  所以，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中，他也提出不仅要研究汉语，还要研究“西南语”和“中亚细亚语”，而在专门为语言研究问题而撰写的《本所对于语言学工作的范围与旨趣》中，他一方面对要从德国人那里了解新疆一代的东突厥方言，感到极为郁闷和羞愧，对不能掌握中亚语言而不能与德国法国学者较量“识大宛而辩大夏，考于阗而迹疏勒”感到愤怒和痛心，他说，“如果印度支那语系的一行学问也被欧洲人占了先去，乃真是中国人的耻辱”。
  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中亚语言中的梵文、吐火罗文之外，突厥、蒙古、满洲语言，仍是中国境内活的民族语言，西南除缅甸、暹罗之外，西藏和云贵川的非汉族，也是与“汉语的同族……这些语言历史的、地理的、政治的，都和中国又不少的关系”。
  特别是在抗日战争（1937-1945）期间，国民政府丢失了汉族中国的主要核心区域，退到过去的边缘即所谓“边疆”，在这样的国家与民族危机影响下，中国学界在1930-1940年代，虽然一方面仍在推广国语配合统一国家认同的需要，但另一方面则努力开始对各种方言特别是异族殊语进行采集，以强化大一统国家的内部认知和整合。因此，汉藏、藏缅、苗瑶、壮侗、突厥、蒙古、满语的研究（但不是使用），在那个国难深重的时代，反而开始兴盛起来。
  不过，国语运动并没有终止。只是由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伦陷，1932年“满洲国”成立，1933年7月在日本策动下蒙古召开“自治会议”，11月“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在新疆成立，紧接着是1935年所谓“华北自治运动”的出现，一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日本大举侵略中国，使得中国陷入国土分裂的空前危机之中，“国语”问题才逐渐被边缘化，而发掘、保存和认识异族殊语的热情则逐渐高涨。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绝不意味着为了统一“国家”，建设统一“国语”的努力从此终止。
  一旦民族危机结束，政府可以腾出手来，有机会在统一语言问题上加以关注的时候，建设国家统一语言，强化国家国民意识的努力仍将继续。因此，我们看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了“去日本殖民”，强调与塑造中华民国的国民认同，光复后的台湾就有“国语”推行（1946-1948），而大陆则将“国语”改称“普通话”，更强调文化普及，则由政府颁布政令加以强力推广（1950年代），[22]大概都可以看作是这一“国家意志”的体现。
  结语
  但是，无论是民国初年（1912）的统一读音、1920年代的“国语运动”，还是1940-1950年代的“国语”或“普通话”的推广，从根本上说，它仍然没有解决前面提到的深层问题，即以“汉语”为基础的“国语”，如何能够也成为使用其他语言的其他族群也认同的共同语言？这个问题，就像现代中国如何建构多民族的国家意识和国民认同一样，仍然是棘手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