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20世纪上半世纪关于国学定义的争论
  所以拟从头说起，先行综述关于国学的词源、国学内涵的论说。
  “国学”原义是很清楚的，就是国家设立的学校及制度。
  教育内容为礼、乐、射、御、书、数，合称“六艺”。
  《周礼·春官宗伯·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汉代称太学，晋代称国子学，北齐称国子寺，隋代称国子监，唐宋时则以国子监总管国子、太学、四门等学，元代设国子学，也叫国子监，明、清两代仅设国子监，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开始设学部，国子监遂废止。
  但是在不同人的使用中，它却含有着国故学、国粹学、国家固有文化学的三重意义。
  何炳松:《论所谓“国学”》(《和汪震、王正己合编《国学大纲》(北平人文书店，1933年)则是较早提出“国学”一词源于外国的。
  据我国学术界的考证，国学这一概念引申义的最初使用情况是:
  1902年秋天，梁启超在日本谋划创办《国学报》，遂写信与黄遵宪商量，希望他们俩和马鸣，三人合力此事。
  梁启超写道:“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
  以严氏与其它留学欧美之学童相比较，其明效大验矣。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年12月14日)梁启超打算办的《国学报》，其目的在于批判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要振兴“国学”。
  梁启超在信中所用的国学一词，其主要指向应该是“国家固有的学术文化”，即“国故”。
  黄遵宪不赞成当时就办《国学报》，主张略迟数年再说，认为中国学界须先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俟新学盛行，以中国固有之学，互相比较，互相竞争，而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届时而发挥之，彼新学者或弃或取，或招或拒，或调和或并行，固在我不在人也”。
  (转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这可能是目前所知近代最早使用“国学”一词者之一。
  1902年，罗振玉在日本撰写的《扶桑二月记》中，使用 “国学”概念，也是在“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的意义上使用的。
  这时候一些以“国学”命名的学术性组织，也是在“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的意义上使用的国学这个词语的。
  如出版过《三十三年落花梦》的“国学社”，在1903年就成立了。
  其出版活动则多在1905年以后。
  这样看来，其出现的历史背景就再清楚不过了: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师夷长技”而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承认西学的先进，进而对中学产生动摇，成为旧有学问的代名词。
  这一变化在知识界激发了文化危机感，遂成为倡导国学的动因。
  为抵御西学的冲击，反对清廷取法欧美、列强推行其教育制度、青年中的西化倾向。
  “国学”概念就在这种情形下转化引申成为:“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包含着国故、国粹、国学的三重内容。
  清朝统治者中，如张之洞等也主张保存国粹，倡议在各省设存古学堂及古学院，还有奏请设立国学专门学堂的。
  (赵炳麟:《谏院奏事录·请立国学专门疏》，《赵柏岩集》卷一，曾国藩也曾对国学书局的创建有所期望。
  (《国学书局本末》，《江苏省立图书馆第三年刊》，南京国学图书馆1930年)
  清末民初倡导国学者的言论，非常重视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的辨别，并发挥为“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则国之亡遂终古矣。”(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第1年第7期)
  为抵御西学冲击、捍卫本国固有学术文化的思潮，促使这一时期的民间国学研习组织，更是遍地林立。
  章太炎在东京办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东京国学讲习会宣称:“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国学讲习会序》，《民报》第7号)章太炎在1906年提倡“以国粹激动种性”，其在1908年的《规新世纪》一文中，就是将国粹、国学、国故三词作为互换同义词并用的。
  章太炎的弟子马裕藻等发起北京、杭州国学会;
  唐文治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
  1908年，北京吴仲、沈宗畸等人创办的《国学萃编》;
  1911年在北京、1914年在日本，罗振玉、王国维创办的《国学丛刊》。
  1911年2月，王国维为《国学丛刊》做《序》，他对西方政治伦理乃至科学论是有保留的，对“光绪中叶，新说渐胜，逮辛亥之变，而中国之政治学术，几全为新说所统一矣”，也表示不满。
  但同时他在吸收康德、尼采、叔本华的思想时明显倾向西学，“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
  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观堂集林·别集》)王国维是我国较早提出学问学科分类的学问家。
  1914年在东京、北京由陈尔锡、吕学沅等人创办的国学扶危社及《国学》杂志;
  1915年在上海，倪羲抱等人创建的国学昌明社与《国学杂志》;
  南社姚光等人创办的《国学丛选》等。
  这些组织的建立，足以表明国学一词已经为学界所认同，只是对其内涵的理解尚不完全相同。
  1919年 3月由北京大学文科编辑出版的《国故月刊》，刘师培在为此刊《发刊词》中公开声明该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此后，刘师培撰写《国学发微》出版，“国学”一词成为国人对中国传统学术的通称。
  章太炎在上海讲授国学的记录稿，由曹聚仁整理成书。
  系统介绍了传统经学、哲学(诸子学)、文学的流变、对各时期学术发展的特点、代表人物、著作，都有精湛、独到的评价。
  1922年出版的《国学概论》中说:“国学的名称起于近代，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为了区别于西学，于是称中国本有的学术为国学。
  清代学者论学术，将学分为三类:一为义理为学，二为考据之学，三为词章之学。”(章太炎:《国学概论》1922年)《国学概论》可视为论述国学专著之始。
  南京东南大学的梅光迪、吴宓、汤用彤等创办《学衡》杂志。
  北京大学胡适等创办《国学季刊》杂志，胡适任编委会主任。
  他在《发刊宣言》中指出:这份刊物正是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适总结毛子水、张煊、傅斯年等人1919年曾在《新潮》杂志上论说的“国故”与“科学”观念，进一步明确提出:“‘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
  ‘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
  “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1924年1月胡适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班演讲时强调:“‘国故’这两个字，是章太炎先生提出，比从前用的‘国粹’好多了;其意义，即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史，包括一切。”胡适提出要从学术的角度来谈“整理国故”，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一开始便将全文的四大纲要标举出来，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胡适提出要从三方面来推进国学研究:“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
  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他还说:“国学的使命是要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胡适:《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亚东图书馆，
  胡适说:“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1918年底，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指出:“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1921年底，在北大开学典礼上，他说:“我们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将我国固有文明输出。”1922年，在北大成立25周年纪念会上，蔡元培总结北大宗旨，他说:“课程一方面，也是谋贯通中西，如西洋发明的科学，固然用西洋方法来试验;中国的材料，就是中国固有的学问，也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他。”此时，欧洲汉学研究对中国的影响并不显著，尽管19世纪起，德、法、英、荷兰等国都设立了汉学研究机构。
  倒是俄、英、德国、法、瑞典、美等来华进行考古发掘，发现敦煌文书、西域简牍等大批文献器物和遗址，中国学令全世界学界刮目相看。
  看到中国固有文化的国际价值，更感国内必须扭转国学研究的困境。
  国学保存会刊登文章说，准备开设的国粹学堂，学制三年，学习科目为:经学、文字学、伦理学、心性学、哲学、宗教学、政法学、实业学、社会学、史学、典制学、考古学、地舆学、历数学、博物学、文章学、音乐、图画、书法、翻译、武事等。
  国内一些学校受此影响，也纷纷开设“国学概论”的课程，钱穆的《国学概论》，就是他1926年至1928年在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苏州(江苏省立苏州中学)的“国学概论”课程讲稿整理所成。
  钱穆认为:“学术本无国界。
  (钱穆:《国学概论·弁言》，1926年)钱穆指出:“一、当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为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之历史应略有所知;二、所谓对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随附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发展之希望。”20世纪的20、30年代，是国学研究的鼎盛期。
  胡适等人提倡的“整理国故”，使国学研究成为时尚，表现为:教育和研究机构竞相设立、青年后学踊跃投考、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杂志和丛书纷纷出版、报刊上开辟国学专栏等等，发表大量国学研究论说。
  京、沪之外，扩展到西北、东北、闽粤、香港。
  自 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文科研究所国学门之后，清华、厦门、燕京、齐鲁和东南大学等校相继组建国学研究所或国学院，辅仁、东北、西北、大夏、中国、齐鲁、正风等院校成立国学系或国学专修科。
  192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上，甘肃教育厅提出《融合并发扬中华民族文化案》，要求从融合五族文化入手，巩固共和。
  其八项办法中的两条，一是大学院设立国学研究所，以整理国故;一是全国各大学均设国学专科(中华民国大学院编:《全国教育会议报告》，
  傅斯年说过:“国故本来即是国粹，不过说来客气一点儿;而所谓国学院也恐怕是一个改良的存古学堂”。
  清季有所谓存古学堂，本是呫哔咿唔之化身，不待论矣。
  然国故一词，本为习用，即国朝之掌故也。
  乃太炎尽改其旧义，大无谓也。
  表明他始终认为国学就是国故。
  陈独秀认为:“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太明白。
  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古学，王静庵所长是文学。
  郑伯奇认为:“本来‘国学’二字是很笼统的名辞，而国学运动云云更令人不易理解。
  是一种劝人研究古籍的运动呢
  还是劝人研究一切中国的---不论古今新陈，只要是中国的---文化、思想、学术、文学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中国的国民性、各地方的风俗习惯的一种运动呢
  前者顶好不过劝人用新眼光读古书罢了。”(郑伯奇:《国民文学论(下)》,《创造周报》35号，1924年1月6日。)朱自清也认为:“我想‘国学’这个名字，实在太含混，绝不便于实际的应用。”(《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1926年4月11日)
  吴宓是清华大学研究院主要设计者和开办前期的主持者， 他明确宣布，“本校研究院在中国实属创举，他校如北京大学亦设国学研究所，然组织办法颇有不同”。
  吴氏更具体指出，清华的国学“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