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历史篇】张之洞与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是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产物，而作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重要主持人张之洞1893年兴办的自强学堂，是国立武汉大学的直系源头。
  一、张之洞:清末“第一通晓学务之人”
  清末实行学制改革，管学大臣张百熙在编制学堂章程之际，奏请添派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入京会商学务，张百熙在奏折中称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①。
  张之洞辞世后，四川总督赵尔巽奏请为之设祠，奏折赞誉张氏业绩，尤其强调“其生平精神所寄，尤在振兴教育，储备人才，以备国家缓急之需，而救当世空疏之习”②。
  张之洞是晚清朝野公认的重视教育、通晓教育，并为文教近代变革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
  张之洞并非近代新教育的最初开创者。
  在近代教育“萌芽期”，张之洞尚置身局外。
  当19世纪60、70年代奕言斤、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大吏在北京、上海、福州、天津等地兴办各种新式学堂之际，张之洞或尚在科举应试途中，或在仕途初期，其教育实践是以学政及巡抚身份在湖北办经心书院(1870)，在四川办尊经书院(1875)，在山西办令德书院(1882)。
  其办学宗旨基本蹈袭传统故迹。
  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张之洞由清流党向洋务大吏转变，开始大力兴办新式教育。
  他指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
  有鉴于此，张氏提出“设文武学堂”、“酌改科举”、“停罢武科”、“奖励游学”等四项建议。
  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即留意于物色主持新式教育的人才，引时务入教育，改变科举制义的老套。
  光绪二十八年(1902)，管学大臣张百熙制订《钦定学堂章程》(当年为壬寅年，所颁学制称“壬寅学制”)，提出我国第一个具有近代色彩的新学制。
  这个学制虽参考了“欧美日本各邦成法”，其实多半取法日本。
  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清廷派蒙古旗人荣庆会同张百熙管理大学堂事宜。
  恰在同年六月，张之洞入京，因他“负海内重望”，“尤抱整饬学务之素志”③ ，故张百熙奏请张之洞参加修订学堂章程。
  朝廷同意加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二位管学大臣以日本学制为蓝本，重订学堂章程，该年十一月(1904年1月)重行颁布，这便是《奏定学堂章程》。
  清末新教育便根据这一章程在全国实施。
  因光绪二十九年为癸卯年，故称“癸卯学制”，是中国第一个经政府正式颁布后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的学制。
  张之洞不仅是“癸卯学制”的主要制订者，还是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推动者。
  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之洞与湖南巡抚陈宝箴联名上奏《妥议科举新章折》，吁请废除八股，“变通科举”;光绪二十九年在制订新学制的同时，张之洞又与张百熙、荣庆一起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
  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之洞与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等会奏，“立停科举，以兴学校”。
  清廷遂于光绪三十一年八月，颁布“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的上谕。
  嗣后学校日渐推广，学术思想因之变迁，此其大关键也。”
  二、张之洞在湖北的文教兴革
  张之洞的教育活动是全国性的，而湖北为其主要的展开区域。
  早在同治六年(1867)，张之洞简放湖北学政，曾在武昌建文昌书院(后改名经心书院)。
  光绪十五年(1889)调补湖广总督，自此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除两次暂署两江总督、一次入京编制学堂章程外，十余年间一直督鄂，其间的教育兴革略分三个阶段:
  (一)光绪十六至二十二年(1890―1896)为“书院时期”，针对当时空疏虚妄学风，改造经心书院，创办两湖书院，开始兴建新式学堂。
  (二)光绪二十三至二十六年(1897―1900)为“书院改制时期”，在书院原有的经学、史学、文学之外，加入舆地、算学、格致、体操等新科目，又进一步兴建一批专科学堂，聘请外国人任教习。
  经改制的两湖书院已接近于新式学堂。
  (三)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后为“新学制时期”。
  张之洞两次署理两江总督(，在两江兴办新式学堂有成(著名者为三江师范学堂，1905年更名两江师范，此为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又力倡出洋游历，为此他于1895年7月上《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多选才俊之士，分派游历各国的建议。
  张之洞除主张派遣官员出洋游历外，还选派学生四十名，分赴英、法、德三国留学，意在“知外洋各国之所长”，进而“知外洋各国之可患”。
  暂署两江以前，张之洞在湖北的教育活动主要是书院改制，而暂署两江阶段则转向创办新式学堂，从两江返回湖广本任后，其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游学生的计划便大规模展开。
  时人评说道:“张香帅(自两江)回鄂以来，以强学为本，务令于省垣中创设武备学堂”，“张香帅以时务为学问之急需”。
  可见，暂署两江是张之洞文教活动近代化的重要转折，而总督湖广则是其文教兴革的展开。
  三、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的兴办
  同其他洋务大吏一样，张之洞创办新式教育，为的是满足洋务事业急需，故首先从方言(外语)学堂和军事学堂开始，其次便是实业学堂，普通教育尚在之后。
  盖其动机缘于对外。
  故外国语及海陆军得此期教育之主要，无学制系统之足言。”
  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说:
  石田千里，谓之无地;愚民百万，谓之无民。
  不讲农工商之学，则中国地虽广，民虽众，终无解于土满人满之讥矣。
  表现了对农工商等实业教育的重视。
  张之洞在湖北建立的实业学堂主要有下列几所:湖北方言商务学堂(1891)，湖北算术学堂(1891)，矿业学堂和工业学堂(1892)，湖北驻东铁路学堂(1896)，湖北农务学堂(1898，此为华中农业大学前身)，湖北工艺学堂(1898，此为武汉科技大学前身)等。
  此间张之洞十分重视外语人才培养，先后创办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
  张之洞在设立两湖书院时，曾有续设方言、商务学堂之议。
  张之洞奏立湖北自强学堂，堂址在武昌城内铁路局旁。
  他阐述学堂宗旨道:
  湖北地处上游，南北冲要，汉口、宜昌均为通商口岸，洋务日繁，动关大局，造就人才，似不可缓。
  湖北自强学堂初分方言(指外国语)、格致、算学、商务四门，清末著名数学家华蘅芳曾在算学门任教，精通英国文学的辜鸿铭在方言门教英文。
  张之洞对这四门学科的重要性分别叙述:
  方言学习泰西语言文字，为驭外之要领;格致兼通化学、重学、电学、光学等事，为众学之入门;算学乃制造之根源;商务关富强之大计。
  学习方言的学生须住堂肄业，其余三门学生只按月考核成绩。
  其后算学改归两湖书院教授，格致、商务因师资、教材都成问题，“多空谈而少实际”，只得停课，这样，自强学堂仅存方言一门，分英、法、德、俄四个语种，每一语种以30名学生为限，五年毕业，实际成为一所类似京师同文馆的外语学校。
  1898年，张之洞上奏折，请自强学堂开设日、英、法、德、俄五国外语。
  光绪二十八年(1902)管学大臣张百熙在《筹办大学堂情形豫定办法》中论及为大学豫备科的“高等学”时，特别肯定湖北自强学堂为全国翘楚:
  查京外学堂，办有成效者，以湖北自强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为最。
  自强学堂改组后，虽以教授方言为主，但仍兼课化学，并附译西书。
  张之洞于1898年5月另立湖北方言学堂(清末“方言”指外国语)，校址在武昌城内东厂口，教授英、法、德、俄、日五国语言，以及地理、历史、算术、公法、交涉等学科，以培养外交人才为目的。
  学生额150名，每国文字30名。
  学生年龄15岁至20岁。
  先以自强学堂学生，择其品端文优者入学。
  后又以普通中学毕业生升入。
  学制五年，前两年以华人为教习，后三年聘洋人为教习。
  以湖北试用知府程颂万为提调。
  1903年，自强学堂并入湖北方言学堂。
  湖北方言学堂实为湖北自强学堂的后继，此为张之洞所确认。
  张氏光绪三十三年(1907)《请奖各学堂毕业生及管理教员折》曰:
  至方言学堂，先名自强学堂。
  惟方言学堂原名自强学堂，开办远在定章之前。
  此处“定章”指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钦定学堂章程》。
  四、湖北方言学堂的后身:从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到国立武汉大学
  民国成立以后，湖北方言学堂多次演变进化:
  1912年在方言学堂基础上成立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全国六大高师之一)。
  1924年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改建国立武昌大学。
  1926年底国立武昌大学联合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等校共组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亦称国立第二中山大学)。
  1928年在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基础上组建国立武汉大学。
  2000年武汉大学与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
  故武汉大学校史略为:
  湖北自强学堂(1893)→
  湖北方言学堂(1898)→
  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12)→
  国立武昌师范大学(1923)→
  国立武昌大学(1924)→
  国立武昌中山大学(1926)→
  据此，1893年兴办湖北自强学堂、1898年兴办湖北方言学堂的张之洞，堪称武汉大学创始人;
  武汉大学校史发端于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创办之湖北自强学堂。
  武汉大学校训“自强弘毅求是拓新”，其首语“自强”即源于自强学堂。
  责任编辑 吴大洪
  ①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八，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五年上海版。
  ②赵尔巽奏折，《张文襄公全集》卷首上，北京文华斋刻本，
  ③刘禺生:《世载堂杂记
  ④ 《清史稿》卷一百七，志八十二，选举二。
  ⑤ 《清史稿》，卷一百七，志八十二，选举二。
  ⑥ 《设自强学堂片》，《张文襄公奏稿》，卷二十一。
  ⑦ 《设自强学堂片》，《张文襄公奏稿》，卷二十一。
  ⑧ 《清史稿》卷一百七，志八十二，选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