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藩镇时代的启幕:读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危机与重构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无论哪一种对唐代中后期的研究，其实都绕不开两次重大事件，也就是安史之乱和王黄之乱。
  不过出于书评体例，以下还是先就笔者的理解，对李书内容略作介绍:
  其次，作者分四章，分别讨论了河南、关中、河北、江淮四个大区域之中，随著安史之乱的爆发而产生的种种动向。
  第一章《河南:对峙开始的地方》。
  (第104-111页)
  就神策军而言，因为涉及到中晚唐禁军的形塑，乃至五代、北宋时期禁军的膨胀，也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
  特别是对于神策军驻地在空间上所呈现出来的三条平行线的揭示，颇为直观。
  -763，761-763在位)时期得到持续，最终也因史朝义的失败，以及各地不同将领的向背，而使得河北地区在名义上回到唐廷统治之后，分裂为不同的藩镇。
  (第328-335页)
  首先是永王璘(720
  以上四章内容之后，作者以《藩镇时代的意义》为题写了一篇“代结语”，揭示从安史之乱到宋初这么一个“藩镇时代”的存在意义。
  对于李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从动态的过程来展现安史之乱的不同面向，因为这场乱事并不是一部预先安排好的剧本。
  首先，作者在第一章开篇提及了《新唐书·忠义传》所载宋真宗(968-1022，997-1022在位)东巡的事件(第15-16页)，又在把张巡(708-757)之事梳理一遍后进一步指出宋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并未经过当时的应天府(唐代的睢阳)，从而展示出《新唐书》编者欧阳修(1007-1072)的一种“杜撰”。
  其次，需要讨论地名(特别是地域名、藩镇名)的断句问题。
  就李书而言，主要涉及两方面:
  江、淮进奉船千余艘，泊涡口不敢进。”
  亦即，作者并未认识到，或并未在此指出，其实“蜀、汉”、“江、淮”、“闽、越”，都不必用顿号顿开，即应该是“蜀汉”、“江淮”、“闽越”。
  此外，对于地域名的断句，除了与理解原文表面意思有关，也涉及到唐人的地域观念。
  二是藩镇名(以及节度使)的断句。
  这条职衔中，“行凤翔尹”、“充本府及秦陇兴凤成等州节度观察使”是李鼎真正就任的实职。
  上段详论凤翔节度使名，主要是想说明两点:第一点是作者对点校本的使用，很大程度上会误导读者的观感，导致对藩镇名和节度使名的误解。
  -792)时，引用点校本《资治通鉴》曰:“以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兼平卢、淄青、兖郓、登莱、齐州节度使，讨李纳。”
  (第83页)其之所以在“平卢”、“淄青”、“兖郓”、“登莱”、“齐州”这五组词之间加顿号，是依从了点校本《资治通鉴》原文对“平卢”、“淄青”、“兖郓”、“登莱”、“齐州”这五组词分别划专名线，即点校者大概认为这五组词分别代表五个藩镇或五个节度使。
  第三，地名除了断句不同会造成混乱外，对固定地名内涵的不同理解和使用，也会产生一些误区。
  然而，就“河西”而言，此词内涵虽有不同的解读，但在唐代所指应该是河西节度使之河西，而非今陕西省和山西省交界之黄河中段以西。
  而且，河西党项此前有永定等一十二个羁縻州的规模，内属后分为公劳等一十五个羁縻州，可知其活动范围应该经历了一次空间转换，并且藉此调整了部落数量。
  此外，就“陕北”而言，作者多次在行文中使用此词，似不恰当。
  虽然作者在讨论时涉及到的鄜、坊、丹、延等州属于鄜坊节度使辖境，自成一个地理单元，且可以在地域上约等于今陕北地区。
  此外，结合笔者本人的兴趣，李书所涉及之问题中可以进一步阐发的，尚有如下几点:
  首先，中兴理念的存在。
  中国古代作为一个王朝社会，政治生活最重要的主题就是王朝兴衰。
  李书对于中兴并未具体关注，但由于所讨论的内容本身主要包含三次中兴(肃代中兴、德宗中兴、宪宗中兴)，故而后来者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唐人的中兴理念来观察唐后期的这类中兴现象。
  其次，行营组织的设置。
  随著府兵制的日渐衰落，唐前期盛行的行军体制也不再流行，直至睿、玄之际节度使体制的起步，新的驭边策略，乃至战争动员机制开始出现。
  在笔者看来，行营有两类情况:一类是神策军在各驻地的神策军行营;一类是战争期间具有临时性质的行营。
  第三，藩镇时代的延续。
  所谓藩镇时代的延续，不仅是指全国大部分地方在行政体制上以藩镇体制为主导，也指各地在经济社会及文化上存在的藩镇思维。
  作者在代结语《藩镇时代的意义》中，已经阐发了藩镇时代所带来的两大影响:一是地方政策从“关中本位”到“中央本位”，二是地方基层势力的崛起。
  这种差异虽然是在安史之乱以前即已存在，但在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割据状态下被加强了。
  目前来看，虽然由于对藩镇个案的雷同性研究已经过多，导致大家深感疲惫。
  启幕之后，是藩镇时代的具体展开，这方面还需要更多关注，希望本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已刊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3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6月，第350-365页。
  Nicolas Tacket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 Cambridge(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关于安史之乱和王黄之乱的学术史，分别参见王炳文:《从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第7-17页;胡耀飞:《百年来王黄之乱研究综述(附:王黄之乱学术史编年录)》，林淑贞主编《中国唐代学会会刊》，第21期，中国唐代学会，2015年12月，第69-107页。
  相关研究史及代表性专著，参见张达志:《唐代后期藩镇与州之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冯金忠:《唐代河北藩镇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
  Wang Gungwu, 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3;中译本见: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胡耀飞、尹承译，中西书局，2014年。
  李碧妍、仇鹿鸣座谈，王子恺整理:《安史之乱为何没有导致唐朝灭亡》，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2015年11月21日。
  维舟:《另一种“唐宋变革说”》，《经济观察报》，2015年10月27日。
  笔者参考的是维舟自己在豆瓣贴出的网络增补本: ，2015年11月13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〇，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辛卯条至十一月丁丑条，中华书局，1995年，第1568-1577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二，真宗大中祥符七年正月壬寅条至二月辛酉条，第1862-1865页。
  以上意见和史料参考刘本栋在豆瓣上对李书的网络书评《“东巡”非“东封”:有关〈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一书的一点意见》，2015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