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古希腊与华夏文明差异形成因由，看文明间法治与德治的发展
  东西方文化有很多差异，但是这种差异说到底是个人与集体，法治与伦理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是两个文明随自身发展演化而成，并非某一个君主凭借一己喜好就可以建立和改变的，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本文通过古希腊这一西方文明源头和华夏文明的社会传统为例，讲述两大文明集体与个人，伦理与契约，德治与法治的演进源头。
  华夏文明的传统文化，更注重集体价值，群体意识强烈。在这种社会文化成长之下，我们几乎都认为个体是渺小而无足轻重的。但是以古希腊为文明源头的西方文化，则更注重个体在群体当中的作用，甚至将个体提到很重要的地位。在西方看来，个体的存在才是集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一切社会的发展，包括集体的兴旺，都源于个人在其中的作用，这是两大文明体系最初的区别。
  因为西方更注重个人，表面上而言可能不会产生对自然的敬畏，毕竟就华夏文明发展历程而言，正是因为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自然的不屈服，所以群体组织才更为聚集强大，共同对抗种种自然危机。但文明的发展就是这样，不可琢磨。西方文明以个人为主，但同样对大自然无比敬畏。与此同时，为了适应自然，在群体意识落后与个人意识的情况之下，西方文明更注重对自然的研究，这一定程度上也成为西方自然科学发达的原因之一。
  华夏文明则注重群体，注重社会与伦理关系。在华夏先祖看来，对于自然的敬畏，更多的体现在对于自然的顺应和对抗的基础之上，人多力量大，通过组织可以对自然进行疏导改造。华夏文明的思维逻辑是以人为基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影响大自然，与西方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恰好截然相反。
  在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文明鼎盛时期，西方人更多的讲求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的联系和作用，很多哲学家都直接脱胎于自然哲学。同时，很多哲学家也都广泛地联系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而华夏文明则更多的讲求纲常伦理，教人们如何做人，所以华夏文明的哲学差不多就是伦理学，而与自然无甚关系。
  这也造就了两大文明体系，最初的演进方向。这是因为希腊人更多的关注于自己，关注于自然的运转法则，所以他们更要求一种精确，更要求一种固定化的规律。对于大自然，他们要发现大自然的科学规律，而对于人类社会，他们则更强调一种近似于自然的人类社会管理体系，所以法治由此产生。
  华夏文明虽然与自然斗争的历史相比于西方的古希腊文明更早，而且所体验和归纳自然规律也不比西方少。但是我们更多的是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所以在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并没有引起华夏文明的重视，即便曾经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如昙花一现，最终被束之高阁，而我们所研究和重视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在社会当中，我们通常把正规的获得官方和民众普遍认可的伦理关系称作道德，所以我们便是德治为先，法治为辅。
  回过来，其实我们不得不承认，世界上每一个延续到今天的民族都曾经历过自己的辉煌，从古代的原始社会当生产力的逐步发展，文明程度逐渐提高，社会成员从原始的血缘部落为纽带组成的最初集体，慢慢形成城邦，国家甚至帝国。这种文明发展的历程，不仅仅是希腊人和华夏人，包括埃及，巴比伦，希伯来，印度，波斯，等诸多优秀古老文明都是通过这种脉络演进的。
  古希腊文明是当今整个西方世界文化的摇篮，同时也几乎可以说是世界文明的摇篮，在科学，哲学，艺术，历史，政治，法律，经济等等方面都对现在起着或多或少的影响。而且其发源都来自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时期，那么古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自身有何特点呢？
  我们都知道古希腊是城邦国家，也是城邦文化。在农业方面来看，希腊属于巴尔干地区，其自然地理环境并不肥沃，农耕土地的条件差，但这并不是说古希腊时期的土地贫瘠，只是古希腊文明所占据的狭长的土地相比于农作物，更适宜耕种一些经济作物。为了自身的发展，它必须要与外界取得联系，进行交换和贸易，所以出海是他们最主要的营生，也是他们的生存之道，所以他们最早进入了工商业的繁荣时期。
  大海对于希腊文明至关重要，有关海洋的知识，有关天文地理和气象的学习和利用对于他们的海洋探索更为重要。由于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和对自然的探索与研究，所以古希腊人是诸多文明体系当中对自然进行科学化研究，实证化探索最突出的民族。在对外探索的过程当中，往往会背井离乡，这通常会发生三件事。
  工商业就在这过程中得以成长发展，这三种情况同时发生以后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呢？
  首先，古希腊社会的传统不属血缘关系被打破，并不是大家不重视血缘，相反大家更重视血缘的联系。在政治上就会出现古希腊殖民城邦子邦与母邦之间的联系，但是就个人的发展而言，血缘部落无法对个人进行十足约束，一个一个独立的人格开始形成，开始独立的经商。
  自然这种独立并非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去与其他陌生的部落和人群交换，而是交换的这些最初的商人和其他希腊人可以较为自由的不受群体组织的约束，自由交换。当这些外出发展的人口逐渐繁衍壮大以后，以商业为基础的部落就会聚集成为最初的文明形态，城邦。但是西方文明的标准并未改变，依然是个体为先群体在后。
  但生产力和工商业的发展繁荣以后，城邦建立。即便再想要自由，再想一个人主义，也必须拥有集体的观念，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集体就以个人之间的联合为表现形式，城邦通常设立公民大会由公民共同决定某些事物，选举领导人。这样个体没有受到群体的阻碍，而群体则来源于个人，同时每一个人又必须要保证个人和个体的自由，所以他们必须订立一个广泛的受人们普遍接受的契约。保证群体的权利来自于每一个人的授予，而非一个绝对公民的权威。
  这一种规章制度便是法律。当然，这也需要一系列优秀的政治人物把关，并逐步完善的，最初是由公元前594年雅典的领导人梭伦进行的城邦改革。随后在公元前六世纪初的克里斯提尼，最终在公元前450年，伯里克利担任雅典执政官，使得城邦民主制达到鼎盛。而这种意识经历中世纪的束缚，在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时期，再一次被霍布斯，孟德斯鸠，卢梭等人提起并完善创新。
  在他们看来，人类文明的发展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自然阶段，第二个是社会阶段。两者的间隙就是文明和城市的形成。在自然阶段，人们是血缘部落的，讲求伦理。在社会阶段，人们共同富裕城邦和集体以管束所有人的权利，国家政府是大家委派给国家办事的机构，法律是能保证政府不侵害民众权利的证明。但这是双向的法律，同样也是政府约束民众行为的工具，双方以法律为纽带，相互制衡，这种精神便是契约精神，便是法治精神。
  这种精神必须建立在一个外向性的文明发展基础之上，西方满足其一切条件。这是因为商业的发展，必须要订立契约，并获得共同遵守，才会共赢。不论是在政治上的公民与城邦，还是在经济上的物质贸易交换，都要有权利和利益的制衡以及交换需求，法治才能真正建立。
  华夏文明的文明演进逻辑，与此有着根本的不同。在总体而宽泛的概括中，我们知道华夏文明也同样经历了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部落国家，这一系列西方文明也经历过的过程。包括母系氏族阶段，父系氏族阶段，军事民主制阶段。但是与西方文明的发展演进道路分道扬镳的事件，便是家天下的创立。如果按照古希腊人的逻辑，当时的夏朝仿佛就是城邦统治，一个城邦管理者将公民授予政府的权利据为己有，并传给自己的儿子，并宣布这一做法是合法的，符合天道的，而最终的结果是大家也接受了这一说法。
  华夏文明的国家就是这样建立的，接下来中西方文明的差距会逐渐拉大。华夏文明生活在广阔的平原地区，非常适合农耕部落们。除了打仗，基本不会主动迁移到其他地区，除非是因为自然力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华夏民族的性格趋于内敛，但一定要注意，这是内敛，而并非保守。
  华夏民族自古以来也是十分注重迁移，并且有着数千年迁移历史的民族，但是更多的依然在华夏平原地区躲避自然灾害和出于某种政治需要。从来不会向希伯来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一样远涉重洋，并且变得更加分散。华夏文明的迁移是有组织者集中组织的一种群体性迁移，原有的社会组织和部落组织对个人依然有着绝对的约束权力，而国家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如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基础不同，华夏文明更讲究一脉相承，由部落直接过渡，而西方文明则是由部落当中出来的人追求个性并重新聚集订立契约而形成的国家。希腊城邦的血缘在政治生活当中，因为个人的张扬和重新的社会契约而被约束，并最终被地域部落取代。而华夏文明在传统的血缘部落中不断加强，最终掌握国家机关形成家天下家国一体，而这在希腊文明看来是绝不可行的，因为这必然导致绝对权力，而绝对权力必然导致个人权利遭受迫害。
  当家族和国家成为一体，在治国方面就不存在契约，只存在家庭观念。而家庭观念的社会体现就是伦理。在政治上十分讲求血缘的亲疏，通常进行分封制，国家进行一种网状化的管理结构，这种像蜘蛛网似的政治管理结构在中国持续了近3000年，直到郡县制的确立。
  可以说两大文明走出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分封制的华夏文明及国家状态绝对不可能是法治的，因为通过分封，所有的国家都是自己人，有什么犯法不犯法？更多的都是通过一种家庭伦理对社会进行约束，而伦理的社会体现就是道德之理。而之后两大文明的国家理念也出现了交换。
  首先，西方文明的这种契约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就被专制击败，建立帝国。从而也开始讲求分封制，建立封建社会并进入漫长的中世纪，一直持续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以后这种状态才被打破。而华夏文明则在秦朝时期建立了短暂的法治，虽然之后并非依法治国，但是法度的基本框架与伦理道德融合起来，从而也形成了君王的社会契约，但是双方文明所固有的传统并不会因为这种交换或者交融式的发展而有任何改变。
  所谓的德治和伦理，依然在封建制建立以后的华夏大地，维护着专制王朝的基本运作。同样民族付出了巨大代价，最突出的便是抑制了人们的思想。对于思想的抑制并不是一种简单粗暴的理解，更非一种明确的打压。而是将思想的主导性与社会需求联系起来，通过科举，通过做官进行强化和取舍，使得社会读书人自愿将自己划分到同一个思想体系之下。另一方面也抑制了发明创造，由于伦理型的儒家文化一直注重人际关系，社会等级秩序，所以对于自然的探究一直不足，甚至以其为耻，所以科技的发展在华夏大地并没有兴旺繁荣起来。
  两大世界级的文明，就是因为群体与个人的价值，形成了最初的城邦契约与家国一体。进而在政治理念上出现重大分歧，各自在自己的文明道路上不断发展。一个更注重自然科学和哲学，而一个更注重伦理道德和规范，双方其实并没有有显明显的优劣之分。对此，我们也不能一味的矫枉过正。
  在封建专制时期，这种强调伦理与阶级秩序的封建道德制度确实比西方的城邦文明更加成功。但是当进入真正的商业社会，全球经济一体化开始，那么西方对自然的探求和对法治契约的重视，则更具有优势。
  所以这便是古希腊与华夏文明之间的差异，以及在这种差异之下所形成的法治与德治，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并影响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