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中国联合国会费分摊比例升至第二这意味着什么？
  不久前的第73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2019至2021年联合国常规预算（即会费）和维和预算经费分摊比例决议，根据该决议，2019年中国在联合国的会费分摊比例由之前的7.92%升至12.01%，首次成为联合国会费第二大出资国。在联合国维和预算经费中，中国的分摊比例由之前的10.24%上升至15.22%，仅次于美国。
  那么，中国的联合国会费分摊比例为什么会升高？缴纳更多的会费对中国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会费分摊怎么变？
  事实上，中国的会费分摊比例提升到多少，不是联合国秘书长一拍脑袋就决定的。分摊比例的变化，也反映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实力、角色变化。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和长期的做法，联合国会费分摊比例坚持支付能力原则，实行比额计算方法，即根据经济总量和人均国民收入确定各国分摊比例。会费分摊还坚持多边主义原则，每个国家都要交纳，最少0.001%，最高22%。同时，考虑“低人均收入宽减”和债务调整这两个要素，对人均国民收入低于世界平均值的国家给予一定的宽减。
  在维和经费分摊方面，则实行集体责任和特殊责任，即会员国有承担维和经费的共同责任，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承担超出会费比额的特殊责任，经济发达国家自愿承担更多摊款，发展中国家则享受必要的宽减。
  回顾历史，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第二年恢复缴纳会费。1974年至1979年，中国的会费比例增至5.5%。1980年中国的比例下调为1.62%，随后一路到1995年下降为最低的0.72%。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分摊的会费比例持续较快上升。中国的会费比例从2000年的0。995%，上升到2001年—2003年的1。541%，然后每三年一个台阶上升到2016—2018年的7.921%，2019—2021年的12.01%。中国的会费比例在过去的近20年里增加了12倍，是会员国中增长最多最快的。其中原因，除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还由于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不断接近世界平均值，能享受的宽减越来越少。
  应该看到，按核定的比例缴纳会费是各个会员国的义务。中国一直按时、足额缴纳会费。然而，每年都有50个左右的国家拖欠会费，其中美国拖欠最多、最久。2018年，美国承担的联合国会费不到6亿美元，只是其该年度6000多亿美元军费的1‰，却至今未缴。
  随着缴纳会费的提升，当然也会有一些权益上的变化，中国未来在联合国秘书处的职位数量也将相应增加。目前，中国在联合国秘书处职员的比例只有1%多一点，属于代表性不足的国家。随着我国对推送和选派工作的加强，预计在联合国的中国籍职员会有一个比较快的增长。
  但是，这也对我们在国际组织人才方面的储备是一个考验。在联合国工作的人员，不仅对各种语言的熟练程度要求非常高，而且要对联合国繁杂的规章制度、各种决议案非常熟悉。此外，在国际组织中，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工作人员如何实现和谐、高效的配合，考验的不仅仅是工作能力，更考验工作技巧和情商。过去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年轻人有不少具备在跨国企业、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的背景，比较容易适应在联合国相关机构的工作。相信这里未来也可以成为中国年轻人的舞台。
  会费的增加有利于扩大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但不是根本因素。会费也不能自动转化为影响力。有的国家曾提出“支付责任”概念，将权力与会费挂钩。即谁交钱多，谁就应拥有更大的权力。这实际上违背了联合国遵循的主权平等原则。但这与大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并不矛盾，特别是五个常任理事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负有更大和更特殊的权力和责任。
  大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除了应尽财政上的义务，更主要是通过提供强有力的政治外交支持和承担更大的责任来实现。中国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
  近年来，中国还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难民署、妇女署等联合国机构提供大量捐助。上述基金和援助都是中国自愿提供的，表明了中国对多边主义的信心和对联合国的支持。此外，“一带一路”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对接，将成为中国与联合国合作和相互支持的重要路径。
  近年来，全球化遇到挫折，多边主义屡受冲击。面对单边主义、逆全球化、民粹主义等挑战，联合国需要加强改革实现转型，全面提升在全球治理中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同样，塑造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新型关系也要求中国的多边外交特别是联合国外交的转型，在建设性贡献的基础上更多地发挥引领作用。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国与联合国的合作和相互支持更显得任重而道远。（作者是复旦大学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