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水文文化】中国水文志·秦汉时期（三）
  水，不仅孕育了华夏民族，还影响了中华文明的产生，在中华文化的演进历程中演绎出丰富多彩的面貌，形成了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水文化。现开设“水文文化”专栏，转发刊载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章作品，厚植文化底蕴，擦亮水文底色。《中国水文志》是中国第一部水文领域的专业志，它记录了中国水文事业发展历程，对中国水文作了系统的科学总结，本期水文志将讲述古老文明时期中秦汉时期中国的水文发展——自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秦代(公元前221年～前206年)据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地虎秦墓出土的秦代竹简《秦律十八种·田律》(《睡地虎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载(译文)：“下及时雨和谷物抽穗，应即书面报告受雨、抽穗的顷数和已开垦而未耕种田地顷数。禾稼生长期下雨，也要立即报告降雨量和受益田地顷数。如有旱灾、暴风雨、涝灾、蝗虫及其他虫害等损伤了禾稼，也要报告受灾顷数。距离近的县，由走得快的人专送报告，距离远的县由驿站传送，在八月底以前送达。”汉承秦制，汉代也有“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测报雨量的制度。(《后汉书·礼仪志》)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为了完成全国统一大业，克服进军岭南的运输困难，于始皇二十八年命监郡御史禄开凿灵渠，以沟通湘江与漓江之间的运道。是二干余年来岭南(今广东、广西)与中原地区的主要交通干线。灵渠由渠首、南渠和北渠三部分组成。渠首拦河坝拦断湘江上游(海阳河)以抬高水位，分水入渠，南渠与漓江沟通，北渠与湘江相连，以实现通航。拦河坝折成人字形，称大天平和小天平，平时水入两渠，洪水季节，将多余水量溢流排入湘江故道。在大、小天平的交点起和由上游海阳河深泓延伸砌成一长70米的导水堤(称作铧嘴)，以劈水分流，平顺地导入南北两渠。两渠分水比例为1:2左右。海阳河多年月平均流量17.33立方米每秒，一般可保证通航的需要。灵渠上有多处分洪和节水建筑物，以保障渠道的安全和通航水深。整个工程形成有机的科学建筑群体，有效地实现了输水和通航功能。水文效应显著。据《汉书·五行志》载：惠帝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溪谷绝。”江、河系古代史籍对长江、黄河的通称。嘉庆《四川通志·祥异》引载此条，但具体地点不明。安徽地方志则有：“太平府(今安徽当涂县)大旱，江水少，溪谷水绝。”的具体记载。据《汉书·高后纪》载：高后三年，“夏，江水、汉水溢，流民四千余家。”《汉书·五行志》载：高后三年，“夏，汉中、南郡大水，水流出四千余家。”汉中郡治在今陕西汉中市，南郡治为今湖北江陵县。这是有关长江流域洪灾的最早记述。五年以后，即汉高后八年夏，又有“汉中、南郡水复出，流六干余家。南阳(今河南南阳市)沔水流万余家”的记载。据《淮南子·地形训》(成书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前后)记述：“汾水濛浊而宜麻；姊水(济水)通和而宜麦；河水中浊而宜菽(豆)；雒水轻利而宜禾(小米)；渭水多力而宜黍；汉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这是先民们对各条河流水质适于灌溉的不同农作物所作的研究总结。据《史记·河渠书》载：元光三年“河决于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泅”。当年堵口失败。这是黄河第一次南决夺淮。直到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始行堵合，计泛滥夺淮二十余年。据《史记·河渠书》载：汉武帝接受庄熊罴建议，“自徵(今陕西澄城县)引洛水至商颜(商颜山在今陕西大荔县)下。岸善崩，仍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又据《汉书·西域传》载：汉宣帝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按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卢仓以讨之。”根据王国维(1877～1927年)的考证(见《观堂集林·西域井渠考》)，“……卑鞮侯井，也是井渠，似已向西传播。井渠即坎儿井。”坎儿井是在干旱地区通过地下渠道，利用地下水灌溉农田，减少水面蒸发损失的好办法，在今新疆有很大发展。坎儿井据《汉书·沟洫志》载：“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今云阳县治谷)，尾入栎阳(在今陕西临潼北渭水北岸)，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饶，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阳(今陕西泾阳县西北)、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言此两渠饶也。”说明当时泾河水含沙量大，引泾淤灌，增加土地肥力，得以增产。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前87年?)所著中国第一篇水利通史文献《史记·河渠书》，叙述了从大禹治洪水开始，直至西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间的黄河决口、复堤及各地开渠引灌等史实，全文共1653字。文中提到黄河瓠子堵复决口工程盛况后说：“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首次提出“水利”一词。《史记·河渠书》据《汉书·五行志》载：成帝河平三年二月丙戌，“犍为(治今四川宜宾市西北)柏江山崩。捐江山崩，皆壅江水。江水逆流环城，杀十三人。地震积二十一日，百二十四动。”同一时期，在南安县(今乐山)熊耳峡，亦发生“山崩地震，江水逆流。”其后，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又有“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的记载。据《汉书·沟洫志》载：绥和二年九月，贾让应诏上书，提出治理黄河方策三种，后世称为“贾让三策”。上策是从黎阳(今浚县一带)改道北流，“徒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中策是“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为东方一堤，北行三百余里，入漳水中，”从淇口至漳水筑石堤、设水门分水北流，由漳下泄。此策有三利：“若有渠溉，则盐卤下湿，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粳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转漕舟船之便”。即淤灌改良土地，旱作改种水稻，可多增产和有通航之便。下策是在黎阳一带“缮完故堤，增卑培薄，”但势将“劳费无已，数逢其害，后患无穷”。据《汉书·沟洫志》载：汉平帝元始四年，“大司马史长安张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诸郡，以至京师东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干燥，少水时也，故使河流迟，贮淤而稍浅；雨多水暴至，则溢决。而国家数堤塞之，稍益高于平地，犹筑垣而居水也。可各顺从其性，毋复灌溉，则百川流行，水道自利，无溢决之害矣。”张戎根据黄河多沙的特点，提出在春季枯水时期，停止中、上游引水灌溉，以免分水过多，造成下游河道淤积而遭决溢之患；要保持河水自身的挟沙能力，排沙入海。这是史书上关于黄河的水沙关系和利用水力冲沙的第一次记载。据《汉书·王莽传》记载：始建国三年，“河决魏郡(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泛清河以东数郡”，经濮阳、平原、济南，流向千乘入海。当时王莽以为河水东去，从此他在元城(今河北大名附近)的祖坟可不再受黄河水害，未予堵塞，以致黄河又一次大改道。东汉王充(公元27～约97年)所著《论衡》一书的“顺鼓篇”中说：“案天将雨，山先出云，云积为雨，雨流为水。”在“说日篇”中说：“雨之出山，或谓云载而行，云散水坠，名为雨矣。夫云则雨，雨则云矣。初出为云，云繁为雨，……”。在“物势篇”中说：“下气蒸上，上气下降。”对地面蒸发、行云、降雨的水循环现象作了解释。在“书虚篇”中说：“其朝夕往来……，其发海中之时，漾驰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浅狭，水激沸起，故腾为涛。……涛之起也，随月盛衰，小大满损不齐同。”对河口潮汐的生成作了解释，并第一次指出潮汐生成的大小与月球的圆缺有关。比17世纪英国人牛顿(1643～1727年)提出的潮汐成因理论早1600年。(《论衡注释》，中华书局，1979年)东汉许慎(约公元58～147年)于建光元年完成《说文解字》一书。对“测”字解释为“深所至也”。据段玉裁(1735～1815年)注释：“深所至谓之测，度其深所至亦谓之测。”前一句指测水位，后一句指测水深。“测”字从水，则声。许慎解释“则”字为“等画物也”，注中说：“等画物者定其差等而各为介画也。”即刻划的间距相等的意思。嗣后观读水位的设备以“水则”命名。(《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据《后汉书·五行志》载：“桓帝延熹九年四月，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清。”黄河水浊，不易发生清水现象，一旦发生则认为是一种祥瑞的征兆，史必书之。清初顾炎武(1612～1682年)所著《日知录》中也提到上述记录，还记有“隋书言：齐武成帝河清元年(562年)四月河清。……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武阳郡河清数里。十二年(616年)龙门河清。……金卫绍王大安元年(1209年)徐沛黄河清。……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十一月戊寅，黄河自平陆三门碛石下至孟津，五百余里皆清，凡七日。”据1974年3月在都江堰鱼嘴附近发掘出一个石人，身高2.9米，肩宽96厘米，重4.5吨，石像长袍的衣襟和两袖上刻隶书题记三行：“故蜀郡李府君讳冰，建宁元年润月戊申朔廿五日都水掾，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珍——“镇”之意)水万世焉。”(《文物》，1974年第7期)，原李冰所立三石人水尺已毁，至建宁元年又重立。来源：《中国水文志》扫码关注我们菏泽市水文中心● 求实 团结 奉献 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