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PPP模式的政府性风险机理和支出责任
  目前，PPP 在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日本、印度等多个国家广泛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根据城镇化规划，预计未来十年带动 40 ~50 万亿元投资，引致的新型城镇化融资需求巨大。
  然而，面对目前的 PPP 热潮应审慎乐观，不夸大，更不应排斥，尤其要防范以往出现新生事物的“冒进、过剩”以及“放乱收死”的局面，政府在微观操作、宏观体制层面均应主动应变。
  目前，世界上三分之二国家实施了中期财政规划，但我国依然是年度预算为主，中期财政规划刚起步。
  ( 一) PPP 模式效率存在不确定性
  PPP 模式有助于缓解当期支出压力，改善财政预算行为; 但 PPP 模式使用不当、过滥，也可能与降低债务、提高效率的初衷相悖。
  PPP 模式可广泛适用于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社会事业等多个领域。
  由于当事人都可能存在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同时私人部门以盈利为目的，与项目公益性目标可能冲突，即便在 PPP 模式比较成熟的英国等西方国家，也有相当一部分批评声音认为，PPP 模式实质上从私人部门获取了一大笔“零首付长期贷款”,最终会导致政府花费太高，私人谋取暴利( 黄景驰、弗莱德·米尔期，2013) .
  PPP 项目存在量化评估难、监管难问题，导致 PPP 效率大打折扣。
  PPP 模式容易导致政府失灵或市场失灵，需要很强的治理机制应对。
  需要关注的是，很多 PPP 项目并不是很有效率，但政府通过各种补贴和优惠政策掩盖着低效和浪费。
  从国际经验来看，PPP 的效果或成功率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吴卓瑾、乔宝云，2014) .
  ( 二) PPP 模式可能诱发财政幻觉和风险隐匿
  事实上，社会资本大都以 BOT( PPP 模式的一种) 等方式投资运作了这些相对优质的项目，地方政府相对容易解决经营性领域的投入。
  PPP 模式在平滑财政支出压力的同时，可能会隐匿风险，诱发债务风险或危机。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由于 PPP 产生了大量的政府或有负债，加剧了 1997 年亚洲金融风暴( Aliona,2008) .
  2011 年葡萄牙政府发生的财政危机的重要诱因就是 PPP 滥用以及负债管理不当。
  政府由于筹资方式、公共收入获取形式、或有债务安排等方面差异，很容易导致“财政幻觉”现象。
  同时，由于政府预算会计不完备及政府“有意识”金融性操作，进一步加剧了债务风险隐匿、低估、错配，反过来诱发或加剧了经济风险。
  同时，财政风险也必然导致政府无法及时、足额支付给项目公司( SPV) ,则直接影响投资者、金融体系的投资回报和现金流，进一步损害经济运行。
  政府必须确保 PPP被用于提高效益的正确目的，而不是被用来将支出移出预算和将债务移出资产负债表( IMF,2007) .
  ( 一) 政府性债务厘清与风险分担机制
  或为了项目更具有财务及商业可行性，或源于讨价还价能力差异，政府往往需要提供融资、担保、补贴、救助等方面的责任。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应将全部风险转移给私人部门。
  如果简单地将风险转移给对方，可能造成合作难以为继，单方也无法把控所有风险，可能会造成“零和博弈”或“双输”.PPP 理念的价值来源于双方优势互补以发挥协同效应，政府提升效率的同时，私人部门则通过各种创新、自身管理能力获得一定的市场溢价收益。
  在不完全契约框架下，PPP 项目的债务、效率、风险三者密不可分。
  在风险分担和治理机制安排失效情形下，让政府来承担重大损失，则加大了政府债务负担，影响项目效率和社会福利; 让私人部门负担重大损失，私人部门出于自利动机，极大可能通过各种方式降低损失或要求较高的补偿，进而影响项目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