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二十世纪中国新闻业和新闻观念的发展
  从20世纪初到辛亥革命，新闻从业者把发源于19世纪中叶的新闻观念启蒙推向高潮，使新闻业走向现代化。
  19世纪上半叶，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后，一方面，西方新闻观念像一阵风似地吹过来，另一方面，国人很自然地用中国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外来的事物。
  林则徐以睁眼看世界的豪情和“采访夷情”的心态搜集外国人在广州、澳门出版的各种报刊，请人翻译汇编成《澳门新闻纸》，他的译报想法在魏源那里演化成“夷情备采”的主张，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服务。
  当20世纪新的一页翻开的时候，这个新闻观念启蒙时代已进入异彩纷呈的发展期，直到辛亥革命后以新闻为本位的时代取而代之。
  从辛亥革命到30年代左右，人们全面、系统地思考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问题，走向以新闻为本位的时代。
  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民主自由意识得以加强。
  与此同时，报纸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制造舆论逐步被反映舆论、代表舆论所取代，此外，一批崇尚民主自由、担当社会道义的报人开始致力于发展独立于政党之外的新闻事业。
  随着《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等在实业化浪潮中先后实现企业化，一些报纸开始面向媒介市场、面向读者。
  所有这些，都使新闻业务发生转向:政论的主体地位被新闻报道取代，一些报纸以新闻的优势争取读者，确立自己的地位;言论取“不偏不倚”的观察家姿态;报纸的兴奋点由政治转向文化，设立各种专刊、专栏、增刊，以传播知识，走进都市文化的中心地带。
  在这种背景下，新闻观念启蒙时代的那种政治色彩渐渐褪去，代之以在更为开放、民主、自由的心情中，把报纸和新闻置于世界交往体系中加以考察，追录新闻传播之道。
  邵飘萍当时把新闻业的发展趋势归结为“以新闻为本位”，其实，新闻观念的演进也相应地延伸到“以新闻为本位”的时代。
  从30年代到49年，新闻业走进大众化与新闻宣传并存的时代，人们对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问题的思考向纵深发展。
  1929年林伯修(杜国庠)在《一九二九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一文中，首次论述文艺的大众化问题，从此展开了对这一问题的长时间的大讨论，并由以前的教育民众，转向“到大众中去，向大众学习”和“向群众学习”的文化立场。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申报》副刊《自由谈》于1934年展开大众语言讨论，指出大众语言应该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并且为“大众高兴说，高兴听，高兴写，高兴看的语言文字”。
  从1949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是新闻被纳入意识形态轨道的非市场化时代，新闻传播与组织传播合二为一，人们转向“以党报为本位”的新闻研究，偶尔在“新闻本位”层面的思考，也是被笼罩在意识形态“权力话语”之中，单一化、简单化、经验化，直至只停留于“学习”、“领会”某种新闻的宣传政策。
  1949年对于中国新闻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