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近代法中的“个人所有及活动的自由”，渊源于法国的人权宣言及法国民法，后为各国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所承受，其本质是立足于自然法思想的观点，即认为人生来在其本性中就有自由且平等的权利，站在形而上学的立场上认为其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所以，它只有理论的外衣，其内容则完全空虚。要理解它能起什么样的社会作用，简直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这个原则因社会状态不同而起不同的作用。按照耶林内克（Jellinek）的主张、多数学者赞同的观点，人权宣言是以美利坚合众国独立时制定的1776年以后各州的权利宪章（Bill of Rights）为范本而提出的。而自然法思想在这两者中所起的中心作用不同。在美国，是把英国人从古老习惯中认许的权利，变为殖民地人民的永久不变的权利而起保障作用。与此相反，在法国，所起作用是打破封建制度的桎梏，赋予个人以未曾有过的权利。反抗、否定现存的权威，则是两者的共同点。在这一点上，两者还起着变革社会状态的创造性作用。  当因此而变革的制度趋于安定时，自然法不仅要维护这一制度，而且要起将这种制度中产生的事实上的支配关系永久神圣化的作用。近代法中崇高个人自由的自然法思想，就这样变换其作用。不了解这一点，要评判其价值是不可能的。  只要稍微具体地考察一下社会的变化过程，上述道理就可得以理解。总之，不管什么场合，在社会变革过程中起某种作用的某一法律原理仅仅靠空洞的思索是不可能发生的。常常是，具体的社会需要成为促其发生的原动力。近代法的上述原则，即使其基础在于18世纪自然法理论，也不能否定其抽象的一般原则都体现为希望得到各个具体自由的社会需求。所以，这些原则，无论其内容多么一般，其哲学根据是如何先验的，在其被主张的时代，肯定有其很具体的目的。  如果这样，则当其目的达到而社会对这种原则的当初的需求消失后这个原则仍然存续时，对其在现实中起的作用，就应该另作探求和批判了，这几乎是不言自明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