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在过去25年中，中国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人口转变过程，从一个“人口转变中社会”成功地过渡为一个“人口转变后社会”。
  中国人口转变的历史意义，不仅是因为它改变了按传统的人口指标所衡量的人口变化:死亡、生育和人口增长。
  但当前缺乏对中国人口现状和人口政策的重新考察，就如25年前忽视了对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认真审视，使得民众和决策者无法充分理解人口因素过去和将来在经济转型中所扮演与将扮演的角色。
  一、25年来的人口变化
  死亡率与生育率都已大幅下降。
  死亡率的大幅下降使期望寿命延长了50%以上①。
  如此迅速而成功的人口转变并没有阻止一种与经济改革理念相反的人口政策的延续。
  (一)人口变化的制度环境
  1. 经济和社会改革将经济决策权从国家下放到家庭与个人
  2. 计划生育工作内容与方法发生重大转变
  3.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与迁移
  人口流动使许多人领略了城市的消费文化，以及低生育率的社会环境。
  (二)人口变化的主要指标
  1. 人口增长率和生育率
  显然，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已跌至低谷。
  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22。
  虽然官方数据可信度低，但我们不应该质疑近些年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可能性。
  婚龄推迟以及结婚后生育年龄的推后，使总和生育率和出生人数大幅下降(郭志刚，2000)。
  2. 死亡率与健康
  而且在这10年中，男女的期望寿命均大约增加了4年。
  期望寿命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婴儿死亡率的进一步下降。
  然而，有研究表明，近期的死亡率数据仍过于乐观，因为2000年人口普查低报了死亡人数(Li等，2003)。
  3. 迁移和城市化
  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均先于中国经济改革，但流动人口数量的增加以及与之相随的城市化却明显是改革的产物。
  4. 家庭户类型和居住方式
  生育率下降、期望寿命延长和流动人口增多也使中国家庭户规模和组成发生显著变化。
  家庭户规模缩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对夫妇家庭户数的增加，而并非三代以上家庭户数的减少。
  三代以上同堂家庭户的比重几乎未变，但两代同住家庭户的比重却从1982年66.6%下降到2000年的55.9%(Zeng等，2003)。
  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女性老人群体中，只是单独居住的比例更高。
  二、中国生育率下降是否产生了人口红利
  所谓的“人口红利”，是由生产与消费的差异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相互作用而产生的(Bloom等，1998;Mason, 2001; Bloom等，2002)。
  第二个红利则源于人们预期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比如退休重要性的提高，而相应调整个人行为与公共政策。
  (一)第一个人口红利
  仅仅分析生产力如何随年龄而变动是不完备的，因为消费也随年龄而变化。
  依据普查的人口数据(以及我们的人口预测)与以上给出的中国城市人口的消费、生产-年龄曲线，我们估算出1982~2050年中国的第一个人口红利的变化。
  1982~2000年，人口红利非常可观，因为抚养比的提高有力支持了劳动者人均产出的增加。
  而同期人均真实(依PPP调整的)GDP每年平均增加8.4%(World Bank, 2004)。
  然而，中国已享尽了第一个人口红利的绝大部分。
  抚养比的变化趋势体现了有效劳动力和有效消费者人数变动的作用。
  以上对人口红利趋势的概括实际上还掩盖了中国内部人口变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在中国城市，人口老龄化更迅猛，城市中新的劳动力供给队伍已开始萎缩。
  在中国和在其他一些国家，第一个人口红利是一个相对长期性的，但同时也是阶段性的现象。
  但对于更遥远的未来，这种净效应就非常弱了。
  中国的经验并非与其他东亚国家相悖(Mason等，2004)。
  注:所有的数值计算利用了2000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与消费图。
  从表1可见，中国台湾地区的模式与中国大陆地区非常相近，尽管它的转变进程起步较早。
  1982~2050年间，日本的抚养比一直下降，使人均产出增长率年均缩水0.4%。
  (二)人口老龄化和第二个人口红利
  第一个人口红利是一项量化抚养比变化对经济作用的指标。
  转移支付体系是生命周期财富的另一种形式，它是一个个体、一个队列或一个总体一生所接受的净转移财富的现值。
  生命周期财富与资源流动方向紧密相连。
  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影响生命周期财富总量的主要因素。
  在给定充足的强假设下，生命周期财富和年龄结构间的关系很容易总结。
  Lee(1994)指出，在稳态增长和黄金法则下，生命财富与劳动收入(或者消费)之比等于生产和消费的平均年龄之差，即 ，其中生产和消费的平均年龄分别为:
  当然，另一种可能性是，人口老龄化会加速财富转移而非资本积累。
  随着期望寿命的延长和退休后生活年限的增加，人们要么累积更多财富，要么就得承受老年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
  这两种形式都可以满足一个正在膨胀的老龄群体退休后的生活需求，但只有资本积累才可以影响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而财富转移则不会(Lee, 1994)。
  本文的分析凭借经济学中一个高度程式化的模型。
  这里假定人口的生产和消费的横截面年龄分布曲线的形状保持不变，但其绝对水平可以变。
  在以上这些给定条件下，人口老龄化使得从劳动年龄人口流向儿童的资源大幅减少，同时使得从劳动年龄人口流向老年人口的资源大大增加。
  两条年龄间财富转移渠道，从劳动者到儿童和从劳动者到老人，在图中均用箭头表示。
  年龄结构对生命周期财富的影响非常清晰(见表2)。
  若要满足老年人的消费需求，稳态生命周期财富量将上升到劳动收入的7.1倍。
  注:根据2000年城市收支调查提供的各年龄段家庭消费和劳动收入估计值计算而得。
  儿童抚养比中生命周期财富估计值是根据对中国人口预测得到的2000年生育平均年龄计算所得。
  假定生命周期财富符合黄金法则，呈现稳态增长。
  第二个人口红利的多少将依赖于资源再分配的机制。
  资源可以以多种形式，依据不同组织机制从“盈余年龄段”向“赤字年龄段”进行重新配置(见表3)。
  首先，可以在“盈余年龄段”累积资本，然后在“赤字年龄段”享用资本收入。
  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三种分配组织机制。
  在诸多社会中，不同年龄段人群间的资源再分配主要是由家庭负责的。
  假定在我们所考虑的整个历史中，对老年人的再分配体系完全依赖于资本积累，在改革前，这意味着国家通过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变相资助养老金计划。
  上述这些计算不过是启示性的，还有很多复杂的情况尚未说明。
  现有的证据支持这个论断:在人口转变非常迅速的许多东亚国家，人口变化都使人均产出更迅猛地增长。
  中国显然已经享受了第一个人口红利带来的有效消费者人均产出增加，能否能继续享有第二个红利还拭目以待。
  三、人口变化的社会后果
  (一)出生性别比和女童存活率
  1982年时，出生性别比为108.5，仅略高于正常水平。
  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年的出生性别比已为116.9。
  女婴缺失并非都由漏报造成，尤其是不能用来解释近年来超常的女婴死亡率的攀升。
  (二)婚姻的社会分层
  在过去20年中，根据社会地位决定婚姻机会的现象又重返中国社会。
  (三)区域差异
  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的各省期望寿命的估计值表明，在中国国内，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死亡水平同时存在。
  不仅如此，在过去的近20年时间内，中国这两组极端省份间的死亡率差距也始终没有弥合(见表4)。
  注:重庆市和海南省由于当时尚未建立，所以数据缺省。
  另外，已公布的关于死亡原因的数据显示，1980~2000年，中国农村因呼吸道疾病而死亡的病例几乎翻了一番，从平均10万人中有79个增加到142个，成为在过去10年中死亡的首要原因。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和公共医疗体系下，人口死亡率很早就开始迅速下降。
  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比经济水平相仿的绝大多数国家要成功得多。
  这种被人为加速了的人口转变过程，使中国在其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段内获取了相对较多的人口红利(王德文、蔡昉，2006)。
  中国经济转变过程中得以受益的人口红利在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生育率的下降，而不是一孩政策。
  早熟有早熟的代价。
  正如我们上面所说，在经历了人为加速的人口转变之后，中国将有很长一段时间面临劳动力供给萎缩以及老龄人口迅速膨胀。
  而这种趋势难以在短期内被扭转。
  这些都是严重而持久的社会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各地区未来面临的许多人口挑战也会大相径庭。
  这些人口差异对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有重要影响。
  ②这些数字根据中国官方统计资料公布的历年人口数计算而得。
  ③尽管2000年人口普查低报率只有1.8%，但相比1990年人口普查已增长了6倍。
  ④非中国的数据来自http: //www. prb. org。
  ⑤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第102页的数据计算所得。
  ⑥其余有20%的城市人口增长源于农村和城市居民户籍的重新划分，还有20%来自于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Chan等，2003)。
  ⑦给定生产-年龄曲线，高生产力年龄段的人口份额增加必将提升人均产出。
  ⑧有效生产者人数的度量方式是用图1中显示的年龄别劳动生产率对人口加权。
  ⑨任何遗产、馈赠都列入消费中。
  ⑩上述平均年龄是以“美元加权”的平均年龄。
  (11)若孩子向处于“盈余年龄段”的成年人借钱来为自己的消费“买单”，信贷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12)给定Cobb-Douglas生产函数，工人的人均产出和资本产出比的关系为:Y/L=(K/Y)。
  (13)中国台湾的动态模拟分析见Lee等，2003。
  (14)想生男孩的心理外加夫妇进行性别选择性流产会造成性别比的失调，而溺女婴的行为也可能使报道的性别比陡升，因此一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人们采用各种手段来生一个男孩。
  (15)超额女性死亡率是根据观测到的女婴死亡率水平高于期望水平的百分比来测量的。
  (16)对这种性别分布模式逆转，一种较乐观的反对意见是:成年女性死亡有明显下降。
  (18)2000年中国城市居民中，男性和女性的期望寿命分别是74.95和79.2岁;农村居民中，男性和女性的期望寿命分别为69.44和72.88岁(Li等，2003:43)。
  (19)1981年，城市居民中，男性和女性的期望寿命分别是69.08和72.74岁。
  (20)1981、1989~1990年计算城市人口期望寿命时包括镇的居民，而2000年统计时没有包括镇上居民，只包括了城市居民。
  (21)根据美国人口咨询局公布的2005年世界人口数据(www. prb. org)，发达国家的期望寿命平均为76岁，欠发达国家(不包括中国)平均为63岁。
  郭志刚(2000):《从近年来的时期生育行为看终生生育水平》，《人口研究》，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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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中清、王丰(2000):《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三联书店。
  王德文、蔡昉(2006):《人口红利的获得与丧失》，载于蔡昉主编:《人口转变的社会经济后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阎瑞、陈胜利(1993):《40年来中国人口分年龄死亡率与寿命的研究》，《中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北京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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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广宇、原新(2004):《对90年代出生漏报和生育水平估计问题的思考》，《人口研究》，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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