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谭徐锋:未尽的历史追寻
  “地方”的凸显
  在他看来，“文献怎样产生，怎样流传，什么文献保留下来，什么文献没有，都在某类田野经历过一定的时间。
  科大卫此书，深刻关注了国家秩序在明清时代如何形塑晚期中华帝国的地方历程，并对其中礼仪、宗族、商业与崇拜都做了细致入微的爬梳，将那些或明或暗的历史角落一一照亮，对于人们如何塑造自我的认同与记忆也着墨颇多。
  王东杰《 国中的“异乡” -- 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 》一书则从四川的角度，对于明清以来四川的地域认同进行了独到的梳理，相对于其中蕴含信息量极大的社会文化内涵，可谓开拓新宇与别有洞天之作。
  该书从明清之际四川地区人口的锐减与移民的大量涌入为远景，认为，到十九世纪中晚期，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后裔，经过长期生息、融合，已逐步形成一个“四川人”的地方认同。
  作者最见功力的是，将“乡神”、“国家”、“蜀学”这些四川文化关键词的传播与讨论一一揭出，让人细致地看出时人如何以语言做事，进而呈现特殊的语言背后那群特殊的人，以及这群人为了这片土地的兴替而奔走的身影。
  华南学派大将刘志伟教授与文学研究学者孙歌教授的对话《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从刘志伟自身的研究经历出发，以对话的形式，试图让华南研究的成果为更多领域的人得到共享，侧重关注如何表表述活的历史，如何把西方式普遍性的理论感觉相对化，以及如何看待整体性，以整体史的立场从事区域史研究，并进而实现整体与局部的互涉。
  当我们更深入地进入“地方”，重现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与历史动力的多样性才更有根基性力量，正如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所倡导的，把中国以地区、省、市、县甚至一个村分开来探讨，查勘其历史本原与历史图景及背后的历史网络，其中可谓包罗万象，如何走向“地方”的深处，很可能是中国史学家很长一段时间的思考方向。
  近代史的新境
  近年中国近代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既表现在成名学者的厚积薄发，也表现在不少三十出头的史学新锐的横空出世。
  著名学者桑兵教授今年出版了两本近代史著作。
  《走进共和》作为一种新尝试，发掘了大量第一手的近代私人日记，从整体史与个人史的互动着眼，不是倒着讲，而是顺着讲;不是隔着讲，而是贴着讲。
  著者有志于从日记的视角，发掘近代中国重大历史转变时期的深层记忆，此书也是其“大转折时代四部曲”之一，后续各卷《北伐与易帜》、《沦陷与重光》、《解放》尚在写作之中。
  著者年近六旬之时，还愿意进行如此大胆的尝试，其学术勇气值得让人佩服。
  他的另一本著作《历史的本色》则是近十年论文结集，涉及科举、教育、政治话语、区域概念，较多从方法论的层面对近代中国史研究做了深入的梳理。
  这些研究路径的反思，为我们澄清了不少似是而非的观念，有心人循此进而将历史问题情境化与深度化，其中的收获会喜不胜收。
  民国政治史是近三十年中国史研究的热点与难点，随着大量档案、日记、书信的披露，逐渐生发出许多新的话题与研究。
  马忠文教授继2015年《晚清人物与史事》之后，又再次以《荣禄与晚清政局》为我们揭开了这位晚清重臣的复杂面相，荣禄的相关材料零散，作者从相关档案与书札中一一爬梳，对于荣禄在当时政局中的左冲右突与彷徨歧路有了极为细致的考索，考证文字却又娓娓道来，让人很是受用。
  张仲民新书《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从阅读史的角度对于晚清西学东渐大背景之下的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做了一些独到的探索，其中不少个案让人眼前一亮，如启蒙、新的性道德与生育理念，一些与西方现代性密切联系的关键概念像黑格尔、古滕堡、世界语等，为我们理解当时的精神氛围与传播流变增加了丰富的注脚。
  李文杰新书《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展而成，作为茅海建教授的高足，本书继承了茅氏特有的扎实学风，试图回答“近代中国外交官从何而来”这一问题。
  这一探索，其实提示我们即使是看似最无空白可填的中国近代政治史领域还有很多值得重访的空间，唯一需要我们付出的是涸泽而渔的求索，而不是随着新潮流的鼓荡而飘摇不定。
  国外非虚构写作的大兵压境及其可能趋向
  后者出自日本汉学大师宫崎市定之手，以一己之力，发掘了雍正帝专制君主的个性及其背后的体制，生动描摹出雍正帝勤勉与好胜、暴躁却又充满人情味的复杂形象，认为“清朝特有的中国统治体系是由雍正帝完成的”。
  《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属于重版书，译者吴金贵教授是唐史研究专家，选取唐代物质文化史为研究对象，涉及了唐朝家畜、野兽、飞禽、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药品、纺织品、颜料、矿石、金属制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书籍等，共18类170余种，举凡生活所需、日常所用，几乎无所不包，被誉为“在研究中国方面资料最翔实、最博学精深，并且写得最赏心悦目的著作”。
  《哈佛中国史》则是一套出自知名汉学家的通史著述，其中各卷都是相关作者长期耕耘的领域，但同时又充分吸收了近三十年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给读者奉献了一部很有深度的中国通史。
  让人可喜的是，随着大量珍贵档案的披露与中外学术界的互动，中国近代史研究包括历史普及方面已呈现出新的面貌。
  辛德勇教授《海昏侯刘贺》一书借作为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及其出土文物，结合广博的秦汉历史素养，以刘贺文字记录为出发点，辅以精彩发掘文物，将刘贺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与政治危局之中，重建了刘贺本人的生活环境与性格特征。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凭借其在学界的巨大号召力与资源，组织两岸学者共同编写，以专题形式呈现，分为晚清卷、民国卷，一共四册，既关注了政治、经济等以往研究的重点与难点，又对于社会史、思想文化史、外交史的最新进展做了细致的梳理，使得一般读者对于中国近代史的整体格局与最新研究趋势都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各专题作者都是相关领域高手，叙述深入浅出，文字清新朴实，可以说是中国学者在历史普及方面走出的可贵一步。
  从版权输出的角度预测，以上两套中国学者的历史论述，很可能在不久就会输出日文、韩文、英文版权，便于外国读者更轻松地了解中国历史，将会成为了解中国史学家写作技艺的最初尝试。
  新史料的大发现
  海昏侯刘贺墓葬的发掘及其整理，为我们认识汉代历史提供了最为丰富的考古资源，其中最具学术价值的是数千枚竹简和80余版木牍，据初步释读，已知其中的内容有《论语》、《易经》、《礼记》、《孝经》等儒家经典，还有农书、方伎类文献与冢赋，后者勾勒了墓主豪华墓室的营造经过。
  20世纪前期，日本在对华扩张中，以满州铁道株式会社为依托开展对中国农村的大规模调查，持续时间长达四十多年，形成著名的“满铁调查”。
  其他各类文集的整理出版，也值得大书特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百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为我们揭示了近代思想与思潮的复杂面相，其中不少原来较少为人所知的思想家因此而出现在学术研究的视野之中，如果进而对相关文献进行更为细致的整理，可谓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福音。
  未尽的历史
  (柯文语)
  历史在当下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紧急时刻，恰如许纪霖教授所说全球已经到了一个“特朗普时刻”，当我们无法改变历史的时候，记录你我所经历的当下，书写过往的无尽岁月，这其中想必有无尽的宝藏，正孕育着我们未来的历史道路，正是改变历史的又一种方式。
  本文为《经济观察报》书评周刊专稿，此为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