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西方艺术史：日本美术-佛教美术时代“101”
  日本佛教美术时代是指公元３８５年由百济传入日本的金铜像为始，直到公元１２世纪左右的数百年间。由于佛教地位在日本国的确立和发展，佛教题材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建筑雕刻、绘画的主要内容，产生了为数众多的优秀作品和优秀作家。
  佛教传入日本对日本文化艺术带来了极深远的影响。随着佛教传播，我国建筑的许多形式被日本采用，并不断加入了他们自己的特点，建于奈良的法隆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国古都长安也一度成为日本京城建筑的范本。
  法隆寺
  公元５９３年圣德太子摄政临朝，他倡导佛教，广修寺院，此后，一千多年来修筑了许多佛教建筑。这些建筑造型庄严，结构精巧，布局合理，不仅能充分与佛教精神相吻合，而且显示了日本人民的高度智慧。这些代表性作品有唐招提寺金堂、东大寺大佛殿、当麻寺三重塔、室生寺五重塔等。
  唐招提寺金堂
  东大寺大佛殿
  当麻寺三重塔
  室生寺五重塔
  日本在佛教美术时代的建筑，无论是寺院、神社、或者官厅、民舍大都是以木结构的各种穿榫组架为主。它们的屋脊结构，以其不同特点，被称为所谓"切妻造"、"入母屋造"、"寄—V造"、"宝形造"等等各种类型。不过，无论哪种屋脊结构都是以大屋顶、大斜度为其特点的。公元１０５３年建筑在宇治河畔的平等院凤凰堂，中有头驱，侧有两翼，似凤凰展翅之势，因此而得名。这是日本美术史上富于变化独具匠心的建筑范例。
  平等院凤凰堂
  公元５２２年，我国梁代雕刻家司马达等赴日造佛像，世代相传。司马达的孙子鞍作止利所造佛像成为日本佛教雕刻早期的最权威最典型的样式。这些佛像脸型较长，杏眼，仰月形口唇带着微笑，流露着沉静和善良的美。鞍作止利的代表作品是藏于法隆寺的释迦三尊像。
  释迦三尊像
  公元７世纪末到９世纪末，日本的佛教雕刻直接受益于唐文化。这个时代佛教雕刻的写实主义能力有显著的提高，同时在材料的使用上也扩大了范围，除传统的金铜、石、木等外，塑像、干漆、脱活干漆等技法亦日臻完美。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很多，较早的有旧山田寺的佛头、新师寺的师像、鹤林寺的观音像等。稍晚的有法隆寺五重塔的塑造群像、兴福寺干漆造十大弟子、八部众像，东大寺卢舍那大佛像，招提寺脱活干漆鉴真和尚像等。其中许多造像姿态生动，表情细腻。特别是鉴真和尚像惟妙惟肖地表现了鉴真大师的精神和像貌，雕像中心空荡，壳薄如纸，至今完整无缺。
  东大寺卢舍那大佛像
  唐招提寺——鉴真和尚坐像/脱活干漆鉴真和尚像
  公元１０５３年建造于宇治平等院凤凰堂的阿弥陀佛像，造形圆满柔和、稳健端庄，成为影响一个时代的典范作品。这种风格，因作者的名字叫定朝而被称为"定朝式"。同时，在这座阿弥陀佛堂内的壁楣上的许多高浮雕，也是十分精彩的作品。
  宇治平等院凤凰堂的阿弥陀佛像
  法隆寺有一件叫做玉虫厨子的佛龛，佛龛侧壁面上的一幅漆画是《舍身饲虎图》。这幅画在黑漆的底面上，以朱、绿青、土黄三色制作，构图明朗，造型概括简练，对比鲜明，很好地显示了材料的特点，是日本早期绘画的杰作。
  《舍身饲虎图》
  公元８９４年以后，唐的影响渐渐衰微，却刺激了日本美术民族风格的发展。抒情细腻的笔触和复杂多变的心理状态的描写，使一些文学作品获得了很大成功。画家们将这些文学作品画成连续的故事性的长手卷，被称为绘卷物，其中不乏优秀之作。《源氏物语绘卷》是绘卷物的代表性作品。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力和灵活多变的构图，巧妙地安排了各类人物和环境。人物、道具的勾勒和设色，显得华贵而真实，整个画面透露出装饰美。
  《源氏物语绘卷》紫式部
  绘卷的第十三面《铃虫》(二)的局部和《东屋》(一)局部。画上出现源氏公子与宾客会见的场面,在侧长椅上有吹奏乐器的娱者。
  《源氏物语绘卷》蛉虫
  另一幅《东屋》(一),讲源氏公子在东屋休憩、阅读、抚琴等几个不同的生活片断。室内以屏风间隔。绘卷人物形象用线条勾勒,画法颇具程式化。
  《源氏物语绘卷》东屋
  从公元７世纪起，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频繁，汉字逐渐被日本采用。先后有许多很有学问的日本人潜心研习汉字和书法，出现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批汉字书法名家。其中空海、橘逸势、嵯峨天皇三人，被称为书道三笔，他们遒劲秀丽的行草，大有我唐人高手的风度。在稍晚的时代还出现了根据日文假名书写的假名书法。假名书法缠绵宛转如游丝，与日本诗风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民族性格很强的美术形式。
  惟独存在日本不用文字去书写的书法“円相”
  书道三笔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