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专栏 | 陈心想：社会学美国化的历程及其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启示
  陈心想，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摘要
  回顾社会学美国化的历史，借鉴其经验和教训，对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体系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就社会学美国化的历程从三个方面加以梳理：社会学早期发展与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关系，以统计技术和科学地位作为合法性的学科独立，以及“范式”概念受到的挑战与多元化的社会学取向的形成。基于社会学美国化的经验和教训，本文提出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三个方面的重要启示：一是在学术体系中的理论话语上，要以社会学的学术立场，回应中国和世界的时代重大命题；二是在社会学作为学科的方法定位上，要重视实质性问题，避免极端量化科学主义；三是社会学学术体系要具有开放包容性，实现学者学术地位与公共影响的相互促进。
  关键词
  社会学美国化；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体系；学科合法性
  1979年，中断近三十年的社会学在中国重建，迄今已经历近四十年的发展，成就非凡。社会学从欧洲到美国扎根成长，经过了近一个世纪，形成了美国风格的社会学，也即美国化的社会学，从而使美国成为世界社会学的重镇，影响甚至主导了世界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新时代中国社会学的定位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因此，回顾梳理社会学美国化的历史，借鉴其经验和教训，对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术体系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笔者拟就社会学美国化的历程及其对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体系的启示做一梳理和分析，把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总结一下，以期抛砖引玉，供大家批评和讨论。
  一、社会学美国化的历程
  社会学的三大经典奠基人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皆为欧洲人。美国社会学创立是从欧洲学来的，存在着社会学美国化的问题。社会学美国化的历程总体而言，就是社会学在美国获得合法性的过程。作为一门草创的社会科学，社会学的合法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追求：社会学是科学的（scientific），这是最优先的诉求；社会学是有用的，可以参与公共话语和政府社会项目，这也是社会学存在的合法性必不可少的。围绕着这两个追求，一代一代美国社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参与了社会学美国化的过程，在特定时空下不同角度的碰撞造就了美国社会学的格局和特征。
  美国第一代社会学领军人物莱斯特·沃德、威廉姆·萨姆纳、富兰克林·吉丁斯和阿尔比昂·斯莫尔等人都不是社会学科班出身。到以奥格本等人为代表的美国第二代社会学人开始致力于社会学的美国化。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有两点促成了美国化的社会学，一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Mills，1969；赵鼎新，2018），一是科学化（Haney，2008）。科学化是以统计学技术的发展为依托的统计量化分析。大力提倡并极力鼓吹科学化的中坚人物则是以《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s: with Respect to Culture and Original Nature）而著名的奥格本。
  注重运用统计学知识和量化方法，以达到社会学的科学性是美国社会学的最重要特征。这一特征从美国社会学的开创时就已种下基因，并通过发展过程中诸多社会历史因素的推动和促进，到20世纪60年代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社会学发展中的分水岭。美国社会学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从欧洲引进社会学思想，直到二战爆发之前，是其创立和羽翼渐成期。二战爆发时，各高校社会学系基本完成了独立门户，而不再依附于其他系（主要是经济系）。同时，社会学年会也与其他学科年会分开，社会学作为一个职业真正实现了独立门户（Young，2009）。二战后，社会学为自身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合法性而奋斗，加速了量化研究的进展和对科学性的诉求（Haney，2008）。我们先来看二战前的美国社会学创立和羽翼成长阶段。
  （一）美国社会学的创立与初步发展：与经济学和统计学的亲缘
  1.为什么初创期社会学设在经济系？来自欧洲的两个思想根源
  从美国社会学起源史看，与其说社会学在美国学科化是从统计学和历史学两个学科排除的领域转换而来的（Turner，2007），不如说是从经济学和统计学两个学科领域转化而来的（Young，2009）。原因主要在于虽说是历史学学科，但主要是历史经济学，即德国经济学传统的制度主义学派。而经济学的计量方法和统计学的量化技术给美国社会学从草创期就打下了量化方法的深深烙印。美国社会学最初是设在经济学系里的，如果不是回顾社会学史，我们现在很难想象经济学系曾是社会学的母体。美国社会学的量化方法和科学追求要追溯到第一代社会学人中坚分子富兰克林·吉丁斯。吉丁斯于189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被聘为社会学教授，虽然是一位主要靠自学成才的社会科学家，但在美国经济学会里得到了很大的荣耀和尊重，并且是统计学会的研究员（fellow）。在吉丁斯的带领和经济学系顶尖教授的帮助下，哥大成长为美国社会学的领导中心（Young，2009）。
  杨格（Young，2009）根据美国各个社会学系在1920-1939年间所培养的博士生的总数排出前20名，考察这些精英社会学系的起源，统计结果显示其中17个（85%）都是从经济学系开始设置社会学课程的。另外三个中，一个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1894年独自建系起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独立的社会学系。但这是一个半偶然的事件，主要是为了聘用斯莫尔（Albion Woodbury Small）入职芝加哥。斯莫尔在德国学的是历史经济学，并在美国经济学会创建人政治经济学巨擘理查德·伊利(Richard T. Ely)手下拿到博士学位，也就是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办人和首任系主任是经济学家出身。另外两个不是从经济学系羽翼下发展而来的社会学系皆为教会大学，重在社会学的“社会工作”一面，但后来都失去了影响。从经济学系羽翼庇护下成长的社会学系，是主流的哥伦比亚模式（the Columbia model of sociology）。哥伦比亚大学在1924年才把社会学从经济学系独立出来，成立社会学系（Young，2009）。
  杨格（Young，2009）把美国社会学从经济学系或政治经济学领地创立直到二战爆发之间与经济学的分道扬镳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赞助期（the era of sponsorship：1880-1906）。也即在1906年美国社会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 于1959年更名为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以下均称“美国社会学会”）创立之前，社会学人都是在经济学会里活动，加入的是经济学会。1905年成立的社会学会的发起人查尔斯·韦迪兹（Charles Veditz）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在美国经济学会的帮助下，9名社会学家核心积极分子安排部署了社会学会成立活动。而这9名社会学家中，只有1人不是经济学会会员，且其中7人研究生期间接受的是经济学训练，4人曾经或即将成为美国经济学会的核心领导。比如吉丁斯就曾经出任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
  在美国社会学会成立后开始了20年的与经济学会的合作期（1906-1936）（Young， 2009），这是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主要是通过与经济学会联合开年会的方式进行合作。比如从1906年到1935年，30次年会中有21次是联合开的，占70%，两个年会开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甚至会长演讲也是联合的，双方一起聆听。但是从1930年到1950年这个阶段，社会学与经济学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合作的高峰期后渐行渐远，到二战爆发时基本上实现了社会学的完全独立，年会再也不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联合召开，而是各开各的，会员也各自分开，共享会员越来越少（Young，2009）。
  简要回顾这些美国社会学与经济学关系的历史，是为了说明美国社会学的背景和经历，以便于理解社会学的美国化。这时我们会问：为什么早期美国社会学会在经济学系羽翼下创立并发展开来？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回顾社会学从欧洲飘海越洋到新大陆时候的情况。美国社会学来自欧洲的源头有两个，分别是英国斯宾塞社会学思想和德国的历史经济学（historical economics）(Young，2009）。斯宾塞社会学深深扎根于市场的比喻：社会也是竞争和分工。斯宾塞思想资源更多地来自于经济学，受到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的影响，他本人曾经在《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做了五年编辑(Coser，1971)。德国的历史经济学与马歇尔经济学以及后来的凯恩斯经济学不同，历史经济学强调制度，属于制度主义经济学派。制度主义强调传统、习俗、思维方式等，与社会学的研究更为亲近，也被称为社会学的经济学。这一制度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领域的存在，再加上斯宾塞强调竞争与分工的思想，使得经济学人认为社会学可以拓宽经济学的领域。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社会学受到了支持和重视。但是，到了20世纪30、4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问世，政府干预、调整利率和就业的思想使得制度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领域的领地逐渐萎缩，地位式微，而新古典经济学的胜利让社会学在经济学领域再也难以抬头。换句话说，经济学内部的新古典和制度主义之间的矛盾曾经让社会学得到过经济学系的庇护，获得支持与合作，而随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胜利，经济学内部这一大矛盾消隐，造成社会学最终与经济学分道扬镳（Young，2009）。
  2.美国社会学的量化传统与统计学的早期亲缘关系
  量化研究和统计学的运用是美国社会学草创时期就立下的传统。卡米克和谢宇对美国社会科学的统计学转向曾做过深入的探讨，在19到20世纪的世纪之交，哥伦比亚大学掀起了社会科学的统计学转向，心理学的詹姆斯·麦基恩·卡特尔(James McKeen Cattell)、人类学的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经济学的亨利·穆尔（Henry L. Moore）以及社会学的富兰克林·吉丁斯(Franklin H. Giddings)这四位社会科学先驱是各自学科统计学转向的代表（Camic & Xie，1994）。人类学和心理学领先一步，社会学和经济学紧随其后，把欧洲发展起来的统计方法应用到各自的学科；因为彼时学科之间界限模糊，作为“新来者”（newcomer），社会学和经济学学者们画出边界，取得学科合法性则是关键工作(doing boundary work to legitimate their disciplines)(Camic & Xie，1994)。故而对社会学而言，在这一背景下，以吉丁斯为代表的学者向心理学和人类学学习，采用了为社会学获得学科合法性的统计学转向策略。
  在吉丁斯为其弟子奥格本等推出的第一本研究生培养手册中，就定下了量化社会学的要求（Bannister，2014）。其中毕业于1911年的两位博士威廉·奥格本（William F. Ogburn）和斯图亚特·查品（Stuart Chapin）为未来的社会学量化研究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奥格本尤为突出。社会学与统计学的亲缘从奥格本个人经历中也可见一斑，他在1929年任社会学会会长，1931年任统计学会会长，而且曾担任《美国统计学会杂志》编辑（1920-1926）（Abbott，1999；Odum，1951）。社会学与统计学的亲密关系还可以从两者当时联合开年会情况看出。根据杨格（Young，2009）的统计，自美国社会学会成立后的1906年第一次开年会到1935年的30次年会中，有19次是与统计学会联合的，占63%，仅次于与经济学会联合次数。排在第三位的是政治科学，仅为8次。而人类学和心理学这两个我们现在认为与社会学比较近的学科，则一次也没有。彼时这两个学科与社会学距离很远，几乎不相往来，二战前，社会学几乎没有在这两个系里开课。
  3.威廉·奥格本：一个“知我、罪我”的关键人物
  在美国社会学风格形成过程中，威廉·奥格本是一个关键人物。美国社会学先驱以沃德、萨姆纳、吉丁斯、斯莫尔和罗斯等为代表，他们成为第一代美国社会学人核心人物。而对后来影响巨大的当属吉丁斯的哥伦比亚社会学派。吉丁斯是美国社会学领军中心的哥大学派的创办人和核心人物，是量化社会学的积极倡导者和实际执行者。“吉丁斯不仅是统计学重要的支持者，更是一位超越技术专家（technical expert）之上的富有远见的技术狂热者。他领导和推动了美国社会学量化经验研究（quantitative empiricism），尽管早期是经济学家为他的学生提供高级统计训练”（Young， 2009：95）。其实，在20世纪20年代，社会学家们比如吉丁斯的学生罗伯特·查多克（Robert Chaddock）还在为经济学学生教统计学课程（Young，2009：95）。吉丁斯指导的博士生众多，超过50位，且多在大学、出版及公共事务等方面身居高位。其中六人后来当过美国社会学会会长，奥格本就是其中之一。
  奥格本出生于1886年，1911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导师是吉丁斯。同年毕业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就是吉丁斯的另一位高徒斯图亚特·查品，生于1888年。两人均凭借自身学术成就以及培养弟子对美国社会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前者1929年出任社会学会长，后者1935年任会长。
  奥格本在美国南方乔治亚州出生并接受教育，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是量化的关于童工立法的统计学研究（Bannister，2014）。奥格本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美国社会“走出乡土”的躁动期。随着国民经济的崛起和交通网络的开发，各地间社会流动和交流迅速增加。原来的地方性乡土社会里稳定的信仰和价值观也随着这种流动和交流而开始动摇，各地的价值取向随着时代变迁变得非常不同。在班尼斯特（Bannister，2014）看来，美国第一代社会学家成长在稳定期，是对过去美好的怀旧。但是奥格本这一代社会学人则直接处在混乱期，没有那个稳定期的“美好往昔”可怀旧，但又要求一种共同接受的规范。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客观化（objectivity）的要求。这是促成奥格本追求社会学的科学性的一大原因，换言之，走出乡土的时代推动了奥格本对社会学客观化的追求。
  时代因素之外还有个人的原因，这是拉斯利特（Laslett，1991)提出的。奥格本早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父亲角色的缺失，使得他总是对男子汉气概比较推崇。他选择吉丁斯的社会学研究，也正是看中了其研究的理性、客观和科学的特征，这标志着男子汉气概。但是，拉斯利特同时也提出，奥格本生长的时代正处于人们从乡村流向城市的“走出乡土”的阶段，挣面包的男人到城里工厂参加劳动，妇孺留在乡村，那个时代的乡村男孩成长过程中多缺乏父亲角色，这些人共同的追求在学术上的表现就是客观和理性，即科学的学术。
  个人与时代共同塑造了奥格本对客观主义和科学的学术的狂热追求。奥格本试图借助统计学和量化把道德、情感和信仰等排斥在外，并把早年在教会（学校）里习得的宗教情结借助客观主义排除掉。奥格本把统计学当成上帝。后来，当他对统计学的热情消退后回忆说：“我对统计学的崇拜在某种程度上是宗教性质”，“但是上帝仅仅满足情感的需要而与理性毫不相关”（Bannister，2014）。
  1929年奥格本作为时任社会学会会长，在年会会长发言中告诉他的同行，社会学对促进世界进步并不感兴趣，而感兴趣的只有“发现新知识”。因而社会学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毫无情感色彩的行文风格（wholly colorless literary style）和严格的方法，最好是统计的(Ogburn，1930)。
  奥格本不赞同将情感和道德等感情内容当作社会学研究对象，因为看不见摸不着，不客观，但他却从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里虚无缥缈的梦的隐性内容发挥想象，提出了他的“文化堕距”理论（Ogburn，1964a）。在奥格本成长的走出乡土社会的时代中发生了很多所谓“错位观念”，即属于这种“文化堕距”现象。比如旧时代女子在家纺织、制皂等，后来这些都转到工厂里生产了。可是一些人仍然认为家庭妇女还应该在家做这些活计。奥格本认为，不是个人观念错误，而是他们没有跟上技术的发展，文化观念需要调整，符合技术发展的情况。还有人据此将奥格本斥为技术决定论者。
  奥格本闻名于世的著作是1922年出版的《社会变迁》，“文化堕距”概念也就是在这本书里提出的。该书1935年由费孝通翻译，在中国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此著作中几乎找不到以当时的标准看来比较复杂的统计学方法的运用。奥格本在1952年66岁高龄时表示，尽管自己对没有在统计学应用上跟进新技术很遗憾，但是“我在技术和社会变迁以及社会演化方面的工作给了我很多的智识上的快乐和兴奋”（Laslett，1991：529）。他追求的是大思想而非小技能。尤为有趣的是，奥格本在1951年荣休会上发言时竟然说，他在华盛顿为美国政府做顾问时提出的建议都不是科学的（scientific），虽然他也运用了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但科学并不等同于智慧（wisdom)和明白（understanding）（Laslett，1991：514）。
  和他的导师吉丁斯一样，奥格本弟子众多（包括中国社会学先驱陈达），后来深度影响美国社会学的当属奥迪斯·邓肯（Otis Dudley Duncan,1949年从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在奥格本去世8年后，即1967年，邓肯就与布劳发展出了量化测量科学的布劳—邓肯模型，促成了社会分层和流动领域大量统计回归论文的出笼。邓肯是奥格本的博士，而对邓肯人生影响最大的人则是查品的弟子塞维尔（William H. Sewell，1939年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1971年任社会学会会长）。似乎是通过奥格本这一代，吉丁斯的量化社会学传统得以继承并传递给以邓肯为代表的下一代，并形成了美国化风格的社会学。
  过于推崇科学化和数量化的奥格本放在他所在的时代，尤其是结合他的导师吉丁斯的学术环境来看，可以理解。初创时期的社会学不仅要通过统计量化获得合法性，而且要摆脱玄学和宗教的影响。只不过过于推崇量化造成了“矫枉过正”。奥格本在这个意义上似乎也可以像孔子面对完成的《春秋》一样自我感叹：“知我者其惟‘量化’乎?罪我者其惟‘量化’乎？”
  4.罗伯特·帕克：与奥格本的张力及芝加哥学派
  与推崇统计量化的奥格本社会学理念明显不同的是罗伯特·帕克，一位早期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的中坚人物。按年龄看，帕克出生于1864年，大概可以算作奥格本老师辈的人，但是因为帕克多年从事记者工作，直到1914年他50岁时才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所以其从事学术的时代与奥格本早年重合。帕克1925年任美国社会学会长，次年即从芝加哥退休。帕克实际上退而不休，1933年69岁高龄时来到中国燕京大学，影响了费孝通等一代中国社会学人。就在帕克退休次年，即1927年，奥格本从哥伦比亚大学转到芝加哥大学，任社会学系主任。这一时间点值得玩味，它很可能体现了奥格本与帕克之间的学术方法和理念的张力(Smelser，1997)。
  帕克求学历程与奥格本迥异。他本科期间在明尼苏达大学读了一年，即转到密西根大学，师从著名哲学家杜威。从事新闻记者职业之后他跑遍了美国诸多大城市，有着丰富的记者经历（Odum，1951）。之后在34岁时到哈佛大学读哲学，师从詹姆斯。取得硕士学位后到了欧洲，师从社会学大师齐美尔，40岁获得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帕克并未马上进入学术界，而是进入社会活动领域，直到1914年50岁时才入职芝加哥大学。帕克在芝加哥任教共12年，成为芝加哥学派两个关键代表人物之一。1934年帕克离开芝加哥大学，标志着传统意义上的以田野经验研究为重要特征的芝加哥学派开始衰落（Abbott，1999）。
  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研究和帕克提出的种群生态学概念给人印象最为深刻。芝加哥学派当时的主要特征是坚持参与观察和社区的经验研究。这种研究路数在中国为费孝通等燕京社会学学派所继承并发扬光大。这种参与观察的经验研究，或者说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用奥格本的社会学理念来衡量是不够科学的。奥格本等人曾宣称“社会科学的‘科学的’未来依赖于对统计方法的顺从”。这一说法也曾为人所诟病（Turner，2007：18）。
  在斯梅尔塞（Smelser，1997)看来，帕克和奥格本之间的张力在于科学理性（dispassion）与干预(intervention)两种观点之间的困境。这种困境在奥格本和帕克之间转化成了个人关系的紧张。帕克同样重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从事大量经验研究，但是同时也坚持芝加哥学派优先关注城市实验室里受煎熬者的社会问题。而作为反对理论的经验统计学者（empirical statistician）的奥格本，则认为“民族志研究取向的芝加哥学派不够科学（not being scientific enough）”(Smelser， 1997：24)。奥格本开始启动他推崇的经验精准（empirical precision）、测量和量化研究方法。在奥格本到芝加哥大学之前，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从未开过统计学课程，奥格本是第一位开统计学课程的教授（Laslett，1991）。由此，芝加哥学派在后帕克时代开始向量化转型，传统意义上的芝加哥学派成为历史，虽然后来多次要恢复其传统，皆无疾而终（Abbott，1999；Haney，2008）。
  帕克及其弟子做过很多底层人群或者边缘人群的研究，对社会有着深厚的关怀。其实奥格本早年也是一位热心投身边缘底层救助事业的学者，博士毕业后他在俄勒冈的里德学院教书，在假期里为无家可归者服务，但他发现收效甚微，并认定只有通过科技发展，才能真正帮助他们（Laslett，1991）。笔者认为，这次社会服务经历影响了奥格本，使其终生重视技术发展问题，并追求客观科学的学术取向。
  帕克与奥格本之间的争执延续到了下一代学人。前文提到的奥格本同门量化社会学家查品有关查品对明尼苏达社会学的影响及索罗金去哈佛大学创办社会学系之前在明尼苏达的崛起，参见陈心想，2012。在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培养的弟子，毕业于1925年（帕克当会长之年）的兰德伯格（George A. Lundberg，1943年任美国社会学会会长）沿循其师承的量化与科学追求传统，继续了这一争执，二战后不久出版了《科学能够拯救我们吗？》（Can Science Save?），彼时影响颇大。此书大概是针对社会干预观点而发的。以《中镇》一书闻名于世的林德于1939年出版《知识何为？》（Knowledge for What?）一书，攻击兰德伯格一派的科学主义贫乏冷漠，倡导人文批判主义和政治积极主义(Smelser，1997）。近一个世纪之前的这种张力在当下学术界似乎依然如故。
  （二）美国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统计技术和科学地位作为学科的合法性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基本上实现了独立，连年会也不再与其他学会放在一起了。从经济学的制度主义学派和统计学相结合的学科背景下独立的社会学，首先需要在社会上立住脚，要取得合法性学科地位，就要依托于对客观性和科学性的诉求。这也是美国社会学创立以来社会学人努力的方向。对于独立之后的社会学，这个要求就更为迫切（Haney，2008）。
  在量化技术的使用和社会学追求客观性和科学性的背景下，从1945年到1963年，美国社会学家们对社会学的科学性和人文性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论。这种争执在哈尼（Haney，2008）的著作《社会科学的美国化》中主要化约为社会学人在追求科学地位和学术水平（scientific status and academic standing）与社会关怀和公共参与(social relevance and public engagement)之间的张力。该书副标题为“美国战后的知识分子和公共责任”。这一知识分子所面对的追求科学地位与承担公共责任之间的张力是奥格本与帕克之间张力的延续。
  二战后美国社会学占统治地位的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在哈佛大学崛起并与哥伦比亚大学一起统治美国社会学三十多年。帕森斯这一宏大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正是对芝加哥学派的反动（Johnston，1986）。1936年，帕森斯取代索罗金成为哈佛社会学的掌门，开始缔造统治美国社会学界并在世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宏大理论，即结构功能主义。芝加哥学派统治美国社会学的霸权地位被帕森斯的哈佛—哥伦比亚学派取代。帕森斯的这一宏大理论压倒奥格本当时带领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的量化研究，对于反对建构理论观念的奥格本来说，帕森斯的哈佛学派与奥格本的芝加哥学派之间存在根本的紧张。
  但按照哈尼（Haney，2008）的研究，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科学大厦是有目的地削弱里斯曼（David Riesman）和米尔斯（C. Wright Mills）等人的影响力，因为后者的作品是建立在人文方法论基础上的。即使在帕森斯这里，社会学的科学性依然是根本的追求。在二战后的时代，科学地位和统计分析越来越在社会科学家职业权威和合法性上占据核心地位。帕森斯与社会科学研究会曾努力让社会学进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但基金领导认为社会学不是科学。这样的经历对于帕森斯和社会学人而言不能不说是一次学科建设中的挫折，激励和推动了社会学的科学化进程。
  在极力强调科学化的过程中，社会学家们越来越关注精确量化的小研究，而忽视了社会关怀和公共参与，为了科学性而忽略了有用性。而强调人文方面的社会关怀和公共参与的社会学家——比如索罗金、里斯曼、米尔斯和林德等则被边缘化（Haney，2008）。米尔斯于1959年出版了《社会学的想象力》，对帕森斯的宏大理论和量化科学主义传统一并加以批判。里斯曼出版的《孤独的人群》在当时成了广受大众欢迎的畅销书，尽管如今已是经典著作，彼时在学术界却并不受欢迎，因为其回避使用学术术语，且是记者风格，在彼时追求科学性的社会学界受到冷落排斥。1958年里斯曼入职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社会学系被帕森斯整合后的名称），教授普通社会科学而非社会学专业本科生，且被“最好的学生”认为是“知识的贫民窟”。
  前文我们介绍了兰德伯格和林德之间关于科学主义和人文关怀之间的争执。到了帕森斯的学生罗伯特·默顿，则提出了“中程理论”的概念，指出社会学家一方面要做科学而精准的研究，得到与经验一致的可以累积的知识；另一方面也应避免沉溺于无关紧要的小题目，虽然精致却对社会无甚意义（Haney，2008）。默顿试图通过经验知识的积累实现社会学完整的关于社会的科学（a science of society）的目标（Turner，2014），同时他声称自己具有“把社会知识的人文和科学方面联结在一起的难以控制的偏好”(Merton，1994：19)。公共社会学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在布洛维等人的倡导下在美国社会学会彰显其影响。
  美国社会学发展的主流和支脉在社会学美国化过程中相互交织，最终形成了一个强劲的传统，即由吉丁斯、奥格本和邓肯一脉传承的基于统计技术的量化传统。奥格本在芝加哥的博士邓肯被称为“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重要的量化社会学家”（Goodman，2007；Xie，2007）。1967年邓肯与布劳合作出版《美国职业结构》一书，提出布劳—邓肯模型。邓肯把美国主流社会学转化成了经验基础上的量化社会科学。但是邓肯对“统计至上主义”也做了尖锐的批评。比如在他最钟爱的自己的著作《关于社会测量的注释》中，有一封致弗里德曼的信件这样写道：
  我们经常发现被我称之为统计至上主义的症状：统计至上主义认为做研究等同于计算，同时天真地相信统计是科学方法论完整或充分的条件基础。他们迷信于统计公式能够评估具有不同实质意义理论的相对价值，或者评估影响因变量的原因的重要性。他们误以为解构任意或随意组合的一组变量就可以检验“因果模型”和“测量模型”。（转引自谢宇，2008：94）
  邓肯对布劳—邓肯路径模型是这样解释的，它“只是对复杂的社会过程的一种粗略、简单的近似估计”。模型的简约性经常被后人误解为“社会科学的统计模型最终是简约形式而非结构形式”。谢宇进一步总结说：“因此，O.D.邓肯的观点是，量化方法绝不应该成为发掘普遍规律，从而描绘和解释所有个体行为的工具。他完全反对这种尝试，并认为这样做毫无意义。他认为量化分析所能做到的就是总结组间差异的实证形态，同时暂时地忽略组内个人差异。社会科学家可以逐步将分析复杂化，从而增强我们对社会世界的理解”（谢宇，2008：92-93）。作为量化社会学的顶尖学人，邓肯对量化和科学方法的认识是深刻而富有洞见的，是许多追随者所不及的。
  总体而言，美国社会学人对科学的社会学的不懈努力在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这段时间还是富有成效的。布迪厄曾认为这一阶段是社会学职业身份演化的关键分水岭。他说：“1945年之后，社会学通过构建成职业（profession）而获得充分尊重的抱负才得以实现”（Bourdieu，1991：378）。
  （三）“范式”概念和多元化的社会学取向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近20年里，虽然说社会学在学科获得合法性的“科学的”诉求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同时也给公众留下了一个研究鸡毛蒜皮的琐事且与公众距离甚远的形象。可是，这一“科学的”地位很快就遇到了致命的挑战。196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出版，提出科学首先是学界共同认可的假设、理论框架及方法构成的范式，当范式受到巨大挑战无力应对时就会出现新的范式，这是不连续的，这就打破了默顿他们通过经验累积实现社会学成为“社会的科学”的企图（Haney，2008）。四年后，伯格和卢克曼合作出版了《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他们认为社会生活缺乏独立于知者（knower）的本质存在，任何群体的人的视角都更多地反映着他们自己的兴趣和视角，而不是对存在的客观理解。一年后加芬克尔发表了一系列常人方法学作品。这样，社会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受到了根本的挑战，加上后现代思想从哲学上的批评，社会学的“科学的”身份已然难以牢固树立（Haney，2008； Turner，2014）。帕森斯曾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来构建一个社会学的范式，但是没能成功，不仅学术界不接受，连帕森斯所在的哈佛社会学系本身都抵制（Haney，2008）。“邓肯则开诚布公地反对模仿物理学中寻求社会普适法则的研究……已经敏锐地察觉到类型逻辑思维和总体逻辑思维的差别，他才更加意识到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差异只会让寻求普适法则的努力徒劳无功”（谢宇，2008：91）。
  在这些挑战和反思之下，美国社会学的“科学的”理想终结了，“科学的”议程实质上已不再是努力的中心点。而主流社会学不再是一个一致连贯的思想，更多的是地位群体（status group）的职业偏好的体现（Turner，2014：100）。不过，这种偏好是稳定的：偏爱统计的高超技艺，并把量化技术应用到新的领域。
  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框架一统学术界的状况也无法维持，从对帕森斯宏大理论的批评开始，社会学出现了不同的流派。比如科塞和达伦多夫批评帕森斯只关注社会结构的秩序生产，而提出关注其冲突的冲突论；米德等人也提出了符号互动论（Haney，2008）。冲突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柯林斯把各派理论梳理总结出一本著作《四大社会学传统》，分别为冲突传统、理性/效用传统、涂尔干传统和微观互动论传统（Collins，1994）。这一多元理论和方法的存在实际上宣布了作为“物理”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性对于社会学已失效。尽管社会学仍以量化为主流，但不再以“科学的”为诉求。这一时代已经不是社会学寻求立身之时，而是历经半个多世纪，有了社会学的历史传统。传统成了“科学的”合法性之外的一个替代性来源。同时，社会学的另一个合法性来源，即“有用”也有了很大的进展。虽然奥格本早年就在二战时政府机构中做了大量工作，而且美国士兵项目也让社会学得到了一次亮出身份的机会；到了约翰逊总统时期，对贫穷开战的政府大项目让社会学家成为了重要参与者，社会学“有用”也让社会学人在公众面前得到了尊重和地位（Haney，2008；Turner，2014）。
  二、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体系的启示
  中国社会学虽然酝酿于19世纪末，创立于20世纪初，但一度被取缔，直到1979年才恢复重建，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社会学重建后，经过中国社会学人40年的努力，已经为中国社会学学科和学术体系打下了比较牢固的基础。在新时代背景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体系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机遇。通过梳理美国社会学美国化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体系的建构。
  （一）学术体系中的理论话语：社会学的学术立场与回应时代问题
  美国社会学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回答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迁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关于美国社会学早期议题，参见谢宇，2018）。奥格本的《社会变迁》一书《前言》第一句话即“作为我们时代特征的巨大社会变迁，对关于社会演化和实践规划而言，社会学理论极为重要”（Ogburn，1964b： v）。奥格本成长的时代正是美国社会走出乡土的重大社会变迁时代，其“文化堕距”概念和理论恰好是对那个时代的回应。芝加哥社会学学派的形成也正是对当时美国城市化和南方黑人移民大量涌入芝加哥城的社会学观察和研究的结果（Faris，1967）。帕森斯的宏大理论结构功能主义正是美国走出大萧条和二战后需要社会理论创新以回应时代的结果，同时，彼时学术界对芝加哥学派的不满也呼唤着新的理论，该理论可谓应运而生（Johnston，1986）。
  有了历史维度，社会科学才会“永葆青春”（eternal youth）(Weber，1949/1904)。阿伯特（Abbott，1999）在研究芝加哥学派时提出时间和空间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芝加哥学派正是把时间和空间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关键，比如社区研究和帕克的种群生态学思想都是把时间和空间引入了社会学研究。“而在社会学的主流中，社会事实是位居某个位置的事实（social facts are located facts），是特定社会时间和空间的事实，这样一个思想对当代社会学是陌生的。所有的社会事实都位于其背景脉络中。那么为什么要假装它们不是呢？”（Abbott，1999：197-198）社会事实不同于自然界的现象，社会事实必须要放到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来考察。谢宇（2012，2018；Xie，2011）也一再重申，任何社会学研究都不能脱离具体情境，否则即无多大意义。赵鼎新（2018）不满于西方社会科学对时间的忽视，而提出中国社会科学要引入“道家时间”。成伯清（2015）、冯仕政（2012）和渠敬东（2015）等中国社会学人也提出把历史维度（时间）带回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的时间和空间脉络性质已经逐渐得到关注。行文至此，笔者想到了青年费孝通在《关于实地调查》中所说的话：“且慢用外国名词来形容中国事实，我们得在实地详细看一下”（费孝通，1999a：405）。从彼时彼地概括出的一个外国的名词，不一定适合于中国此时此地的事实。
  中国社会学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奠基人基本上都具有欧美留学背景，尤以得到美国社会学训练者居多（阎明，2010）。孙本文师从于吉丁斯、帕克和奥格本等人，毕业于纽约大学。陈达和吴文藻则毕业于早期美国社会学摇篮的哥伦比亚大学。吴景超先后在明尼苏达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学习，被帕克称为他最好的弟子之一（Chiang，2001）。潘光旦虽非社会学科班，但也是留学美国接受西学训练的。费孝通作为第二代社会学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马林诺夫斯基，且受帕克影响极大。
  民国时代中国社会学大体上有三大传统，一是以孙本文为代表的中央大学综合学派，二是唯物史观社会学派，再一个则是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燕京学派（周晓虹，2012）。孙本文是中央大学（现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首任系主任，根据周晓虹的研究，其学派是新政权前的社会学主流。其实彼时社会学流派不止三家，还有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学派”，以及以陈达和潘光旦为代表的社会学“清华学派”等（闻翔，2016）。
  “清华学派”的陈达和潘光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类比为奥格本和帕克。陈达的博士生导师为奥格本，毕业论文是研究在美国的华人劳工，这也是奥格本及当时美国社会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即劳工领域。陈达和奥格本都是社会学科班出身且重视统计分析。潘光旦学术训练非社会学，与帕克类似，而且两人都具有社会人文关怀。不同的是，潘与陈的学术张力并没有导致个人间的紧张，而是丰富了清华学派（闻翔，2016），而奥格本和帕克之间的张力则导致个人间的不合，当然两人都对芝加哥学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Abbott，1999）。
  唯物史观社会学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由于其目的指向中国革命而带有浓厚的政治经济学色彩（Chiang，2001）。以上海大学瞿秋白的社会学研究和毛泽东的社会调查为代表，这一学派有着非常强烈的社会关怀，要实现共产主义，消灭阶级不平等，理想宏大。
  中国大陆的社会学在1979年恢复重建时，费孝通给重建后的社会学打上了明显的“燕京学派”的社会学色彩。重建后的社会学继承的是唯物史观和燕京学派相结合的学术体制，孙本文的综合学派已经不具有影响力。20世纪80年代初期，社会学的“南开班”现象则把美国社会学特点作为一脉力量为重建的中国社会学增添了新的活力。“布劳—林南—李哲夫构成的‘理论—方法论—统计技术’课程几乎就是帕森斯—默顿—拉扎斯菲尔德‘铁三角’的翻版”，重建社会学的中坚分子大多来自该班，一定程度上打上了美国社会学的烙印（张龙，2017：307）。
  不管是费孝通为代表的“燕京学派”，还是唯物史观的社会学派，都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和公共参与精神及行动。费孝通在社会学重建中的影响力无人可及，而费孝通的学术传统既来自于马林诺夫斯基、史禄国、帕克，也来自于英国费边社思想领袖托尼（Richard Henry Tawney）。如果考虑到费孝通在接受美国人类学家巴博德的采访时说，“生产力决定社会的一切”的马克思主义观念他是早就接受的（费孝通，1999b），可以说费孝通个人承接着“燕京学派”和“唯物史观”学派两家的思想。这一学术传统加上儒家的“经世致用”传统，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新传统就既具有很强的学术立场，又具有社会关怀的风格（陈心想，2017；Wu，2009）。这与社会学美国化的路径依赖一样，中国社会学学术体系特色必然受到中国社会学传统路径的影响。
  以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为代表的“燕京学派”社会学为中国社会学奠定了社会学与人类学密切结合的社会学研究传统，麻国庆把人类学与社会学的互动整合为比较社会学的方法传统，并认为“在这方面，费孝通教授的社会人类学思想，为比较社会学在中国的实践和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麻国庆，2016：15）。费孝通的燕京学派与帕克的芝加哥学派风格最为接近。帕克的芝加哥学派在彼时美国量化研究主流中异军突起，影响了世界社会学的发展。继承和拓展费孝通等燕京学派开创的中国社会学派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术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量化研究越来越主导社会学学术的时代，我们应该从美国社会学发展中学习经验吸取教训，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术体系保持对多元取向的宽容和平衡，当是中国社会学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之一。
  （二）社会学作为学科的方法定位：重视实质性问题与避免极端量化科学主义
  美国社会学与经济学和统计学早期多年的亲缘关系，奠定了其量化与统计技术使用的传统。美国社会学在取得完全独立的学科地位后，为了保障新学科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表现出强烈的科学化诉求倾向。奥格本早年很热衷于社会学研究的科学化，推崇统计学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应用。社会学美国化的这种追求科学化的技术主义给美国社会学带来了很大的弊端。在科塞看来，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社会学家们在研究中过于看重精确测量，而不是实质性问题。使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因缘是他作为年度会长在1975年社会学年会演讲之前一个朋友对他说的话。那位朋友是美国一家社会学重要期刊的编辑，很骄傲地对他说，不管一篇论文实质水平如何，用那些老方法而不是使用回归和路径分析的新技术的，一概拒掉。一篇论文，充满着模型和数据图表，看上去很美，编辑们就很看好。自从普通最小二乘回归（OLS regression）出现，社会科学杂志即变得充满了回归表格、OLS方程、路径模型以及变量为中心的视角（Abbott，1988）。这个问题导致的结果就是研究方法比问题的实质重要性更重要。
  科塞（Coser，1975）说，他这位朋友的看法并不是绝无仅有，更多的人心照不宣。可是，这些人忘记了，虽然计算机可以帮助我们更精确地测量计算，而测量本身只是实现更好分析和解释的工具。如果概念和理论较弱，无论测量多精确，都无法促进解释科学的发展。实际上，没有理论支撑的量化测量结果是没有根基的，或者说是没有灵魂的。针对这个问题，科塞认为，一些学者存在错误认识，以为可以通过方法上的“强”弥补理论上的“弱”。现代的研究方法确实大大提高了社会学研究质量。而科塞关心的不是这些方法的使用，而是滥用方法的问题。一些微不足道的小问题却使用了最为精密的方法。好像用了这些方法就不用管研究的问题和发现是否重要了。科塞用了一个比喻，就像工具定律所说的：“给小男孩一把锤子，他就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要敲敲砸砸”（Coser，1975：692-693）。
  在采用统计回归方法之后，训练新一代社会学人时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这些学子们不去碰那些难以搜集数据的研究问题，都集中到容易获取数据的领域。结果会造成大量垃圾信息，顶多也就是对一些问题彻底研究透，而对另一些问题则毫无感知。这样培养出的社会学者，至少有些证据证明他们具有超强的研究技术，但缺乏理论创新的思考能力。谁还愿意冒风险去做艰苦的理论工作，因为量化的论文安全快捷，发表又多又快。缺乏雄心的新手们通过追求数量而非发表的质量来获取职业生涯的提升，这就导致他们对方法精益求精，而不关注理论。
  科塞引用其他学者的话来描述这种量化发论文之快捷。“一种快速发论文的办法就是应用‘（同样）的程序、论题或者工具，一次又一次反复用，或者引进一些新变量，或者原来的变量略作修改，就这样很快地做出了大量研究成果’”（Coser，1975：693）。正如那位编辑所宣称的一样，学术杂志越来越偏爱充斥着回归和模型的论文，而倾向于拒绝那些“软”（soft）的理论论文。在这种报酬机制下，谁还敢去搞理论创新，费时费力又不容易发论文。
  这种问题并不是方法本身错了，而是使用方法的人有问题。科塞举出了一个当时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布劳—邓肯模型在社会分层领域的应用。著名的布劳—邓肯模型就是得益于路径分析（path analytical methods）。1967年，布劳和邓肯两位社会学家在《美国职业结构》一书中提出了分析父子代际职业流动模型，系统地追踪父亲的职业和教育水平对儿子的教育和第一份工作职位的影响，第一次对现代工业社会里职业结构分层体系中个人所受到的祖荫和个人努力的影响做出测量。这里研究的是一个社会阶级的分布性（distributive）的方面，而不是关系性（relational）的方面。问题就在于这种分布性的研究容易获取资料，有了这样一个模型，使得像《美国社会学评论》这样的顶尖级刊物都接二连三地发表类似的研究，而极少有人去研究具体的关系性的方面。究竟不同的阶级权力和社会优势是如何运作的？不同阶级或者利益群体之间是如何互动的？造成这样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机会的差别的原因是什么？这样的关系性问题更加重要，至少也应当与分布性的问题平分秋色，但因为方法和数据搜集难易程度存在巨大差别，社会阶级的关系性方面在实际研究中难以获得重视。
  除了科塞批评的对关系性方面的问题的忽视之外，还存在研究者使用不当的问题。比如邓肯本人对社会学采用此方法也很不满，“原因是很多研究者使用此方法时不予思考，过于随意，完全违背了他的初衷”（谢宇，2008：92）。
  另外，统计量化技术决定主义也根植于美国个人成就的意识形态。所以“总起来看，在有限领域里统计方法与意识形态相结合阻碍了我们的学科的发展，使我们无法对那些塑造我们的共同命运和决定我们的生活机会的主要社会力量作出充分分析和解释。如果计算机和新的方法工具不能够充分处理我们所提出的问题，那么就让我们至少在理论解释上先向前推进，即使以后需要通过更精确的经验研究进行淬炼或者修改。让我们不要再继续走在一条削足适履的道路上，用诗人罗伊·坎贝尔的诗句说，即‘他们把马嚼子马衔索扣得都很好，但那马已浑身是血’”（Coser，1975：695）。这也是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所批评的美国社会学的弊端。
  即使我们撇开因为数据搜集造成的实质性研究问题的偏差，就模型分析方法本身而言，多年来也积压了难以否认的问题，造成了目前颇受关注的“科学的危机”（Young，2018）。这一危机与模型的不确定性（model uncertainty）直接相关。原来的统计分析假定“真正的模型”已知，研究者设定的模型即是该模型。而实际上可能的模型非常多，我们也无法知道哪个是唯一最好的“真正的模型”。学者们倾向于“挑樱桃”的选择方法，在论文里把自己喜爱的模型结果报告给读者。这样便导致同一个数据不同的研究者得到的结果不同。许多研究不能在重复分析中得到同样的发现，造成了科学的危机（Young，2018）。
  即使没有这一“科学的危机”，技术决定主义的经验研究也会带来知识的碎片化，导致“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在积累大量知识的同时也弱化了我们的直觉和智慧，使得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赵鼎新，2018：21）。这也可以解释笔者先前所说的奥格本自己很少使用复杂统计，并说自己在做政府部门顾问时给的建议不是“科学的”，因为其失去了智慧。可见奥格本对“科学的”量化社会学的认识还比较清醒，而绝大多数科学主义者不具有这种清醒的认识。借用赵鼎新的话说：“实用主义社会科学貌似很科学，但是社会科学家自身的价值观、秉性甚至狭隘和无知都从后门中走了进来”（赵鼎新，2018：22）。
  （三）社会学学术体系的开放性质：学术地位与公共影响相互促进
  社会学的学术体系的开放性质意味着一方面社会学研究不可局限在狭隘的学术圈子，用行话包装所谓的学术作品，疏远公众；另一方面，社会学家的公共影响是社会学学术体系的一部分，而不应被排斥在外，造成社会学人在公共影响方面的成就不是提高而是削弱其学术地位的尴尬局面。
  科塞在批评量化方法导致的弊端时，也指出了当时的常人方法学所存在的问题。当时的常人方法学学者们陷入一个非正常的误区，即把常识用外人难以理解的行话包装起来，自娱自乐，形成内部交流的小圈子。科塞直接指出大卫·沙德诺（David Sudnow，1972)的作品就是行话连篇而未传达出任何东西。科塞说：“当我试着跟我四岁的孙子说，过马路时一定要小心，我会跟他说，‘永远要看好过往的车辆’。我认为沙德诺的行话只是表达此意而已”（Coser，1975：696）。科塞批评的问题正是美国学术体系日益科学化和精致化所导致的弊端。
  另一方面，因为学术体系具有封闭性，社会学人的公共影响力甚至会降低自己的学术地位。以畅销书《特权：圣保罗中学精英教育的幕后》而闻名的可汗（Khan，2011）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年轻教授。他在采访甘斯时告诉甘斯，他在哥大的资深同事曾警告他：“当你的作品有很大的公共影响时，就表明其不那么学术”。可汗问甘斯，当年丹尼尔·贝尔、内森·格拉泽(Nathan Glazer)和赖特·米尔斯这些人不仅在学术界受尊重，而且还有公共影响，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甘斯回答说：“首先，我认为你不要过高估计往日的美好；与今天相比，那时也只有那么几位社会学家广为公众所知，其作品为公众所阅读”(Gans & Khan，2012：140)。贝尔和格拉泽是以编辑和欧洲风格的写作起家的，都不是从正统的社会学专业里出来的。米尔斯当年并不快乐，60年代才成为公共人物。贝尔在1960年出版了使他获得博士学位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被批评得一塌糊涂，说社会学如此糟糕。格拉泽1961年出版的书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戴维·里斯曼大概是二战后美国第一位公共社会学家，可他是以法学教授和律师起家的，后来才自学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这些都不是典型的社会学家路子，不适用于当下的多数社会学者。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里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他在《财富》杂志做编辑期间写成的。他在该书“引言”里对自己的文章做了说明，他说他这些文章不是写给专家的，而是写给受过教育且对思想有反应的读者的。他的文章不是那些由假设、参数、变量和范式等构成的结构风格，不是多变量量化分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文章不够“科学”和学术。这也可以说明贝尔老先生为什么没有在美国社会学旗舰学术期刊《美国社会学评论》发表过论文。
  接着甘斯也分析了制度条件的变化。当年的学术学科训练还没能定型，因而研究生的培训还有很大的弹性，学生的研究自由度也更大，他说这是他的幸运之处。他说贝尔、格拉泽和里斯曼都是当时学生中较为聪明的人，大概对于今天而言也属于少数的聪明人，关键是他们没有“被训练成局限在某一个学科”（disciplined into a discipline），从没有人告诉他，你要成为社会学者并在高校里拿到终身教职，你必须做这些。那时候不这么官僚化，学者有更多的自由。
  笔者以为甘斯道出了问题的关键：学术体系究竟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一个学者被嵌入到科层学术体系里，评上职称生存下来是最重要的，而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到公共事务上，在评审职称时派不上用场，按部就班地按照什么研究才是学术的来进行，尤其还要是学科认同的学术才是最关键的。主流期刊的导向和学术把门人的控制，导致了在博士学术训练期间就被告知哪些不能做，哪些可以做，这种哪些不可以做的消极性训练也是美国精英社会学的一部分。凡勃伦曾用“受过训练的无能”（trained incapacities）来描述经过训练而关闭了潜在的知识发展方向之大门的学术体系的特征（Turner，2014：95）。
  社会学本来就是一门关于社会的（of society）学科，保持其对公众和公共议题开放性的学术体系是应有之义。美国学术主流量化体系之外还有着丹尼尔·贝尔、戴维·里斯曼和米尔斯等这样的学术“边缘人”，可以看出，美国社会学学术体系有着开放的一面。不过这一面似乎越来越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体系建构中需要避免的缺憾。
  三、结语
  本文从社会学美国化的历程提出了笔者对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体系的一些思考。笔者无意于详细叙述美国社会学史，仅就与社会学学术体系建构比较有密切关系的方面大略地做一梳理。从社会学美国化的经验看，笔者认为有两点值得重视，首先社会学美国化不是着眼于某个概念是否出自美国本土，而是在大局上从美国土壤里重塑社会学的气质，这种气质要摆脱欧洲的人文和思辨风格，以统计量化技术的发展为契机，结合社会上的实用主义哲学意识形态，发展出了美国化的社会学。其次，美国化的社会学出现了自己的弊端。美国社会学在摆脱欧洲的思辨弊端的同时，陷入了过度重视技术（尤其是量化研究）一端。
  社会学美国化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体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如果说社会学美国化是对欧洲社会学的纠偏而自成风格，那么面对美国社会学主导西方社会学的中国社会学界，则可以避免美国社会学的过于技术化和实用主义的精巧，开创中国化的社会学。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可以说，欧洲社会学为“正”，美国化的社会学为“反”，中国社会学则要向着“合”的风格努力。这样的话，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其实是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避免欧美社会学过于思辨或者过于技术化的弊病，形成富有中国“中庸”风格气质的社会学。
  如果这样定位社会学中国化，则不会仅仅着眼于某个社会学概念是否足够本土，是否足够对接西方，而是要在整体格局上形成中国气质。我们一方面要借鉴吸收西方的理论资源，就像至今美国化的社会学的主要理论传统还是要追溯到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这三位社会学奠基人那里一样。另一方面我们还要避开西方社会学的一些缺陷，提防像美国社会学那样由于过于技术化而失去了“灵魂”。
  美国化的社会学深受其实用主义哲学影响，中国的社会学如果扎根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和现实中，也将自然形成中国风格，比如应星对“气”的研究（2010）、渠敬东重返历史视野的尝试（2015），以及周飞舟“行动伦理”概念的提出和分析（2018），等等。这就要求我们在评价社会学作品的时候，要有自己的标准，不能把美国社会学作品的评价标准照搬来用，削足适履。照搬他们的标准将会把社会学学术体系的本土特征给淘汰掉。同时，也正如谢宇（2018）所提示的，中国社会学首先是社会学，在方法论上没有东西之别，不能在本土化的讨论中走入误区，迷失自我。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术体系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第一，社会学的理论建设要反映时代中国和世界的重大命题。任何社会学的事实都是嵌置在特定时空背景里的事实，历史维度和空间维度是社会学研究的最根本结构元素。第二，在社会学方法的定位上，要以实质性研究问题为导向的多元方法为宗旨，同时兼具科学性和人文性双重特性，避免极端定量化和（所谓的）科学化的技术主义弊端。第三，作为及时反映中国时代命题的中国社会学学术体系，应当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体系，在这个体系里的学人既可以参与到公共话语的建设，也可以参与到政府和非政府社会服务部门，为社会和公众服务，同时保持学术的独立性，也不会因为这种参与而降低其学术品味和地位。在这样的社会学学术体系里，社会学人不只是学术圈子里的俱乐部成员，还是一位肩负社会责任的公民。
  责任编辑：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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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幅有限，参考文献、脚注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