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明儒做学问之启示
  何乔新“随时设教，不拘旧闻”、江盈科“宜于古者不宜今”等对学术创新的表述在明代并不少见。学术研究同样不能离开创新精神，人云亦云则无价值可言。创新过度，易出怪论。明代中后期的学者好谈怪论，常刻意提出有悖于常理的怪论，主观臆断地提出各种结论，以博得声名。如称秦桧为南宋再造，称岳飞未必能复国，称范仲淹多事，称魏徵谏君是博名等。毫无根据的“创新”则陷入怪论，当今许多历史爱好者也多主观臆断地乱下结论，提出与众不同的“新观点”以博得眼球，实际上这些“创新”是毫无根据的。不可标新立异，故作玄虚。创新应建立在史料证据之上，切忌拍脑门做决定，不可先出结论，后找史料，任何观点都要在大量收集阅读史料的基础上形成。明代中后期学者重视“自得”之说，自得思想贯彻明代各个学派，成为了明儒做学问的基本要求。“自得”出自《中庸》，发挥于孟子，意为自我体悟。明代最初重视自得是为强调心学之内省，故带有很强的心学色彩。但随着时间推移，自得之说不囿于心学体系，成为了学术共识。清人多批判明儒不读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虽有一定偏见，但亦能反映明儒之一侧面。部分明代学者由于过度重视自得，往往追求顿悟、空谈，脱离书本与实践。如陈献章曾言“学者苟不但求之书而求诸吾心……非得之书，得自我者也”，强调“静中养出端倪”。离开材料做研究，是史学研究的大忌。毫无根据的空谈，称不上学术训练，只能说是讲故事。善于独立思考，不可处处依赖他人提点。做学问贵在有自己的观点，若常需他人提点，往往很难形成自己的观点。做学问也应密切关注最新学术动态，多读学术著作，不可自我孤立，否则得出的结论要么已是陈说，要么显是误说。清人俞樾批判明学有六弊，其中之一便是“务博”。然博学绝非做学问的弊端，今人（乃至部分清人）多承认清学于哲学方面的成就远不如明学，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清专精而明务博。明代往往被视为中国文化的总结阶段，各个领域都对该领域的学问进行总结归纳。此外，明儒好做“百科全书”，如张岱的《夜航船》等。学术研究亦是如此，将自身困在某一领域是一种极为狭隘的做法，专门性研究是建立在对历史整体的认知之上的，缺乏对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认识，是无法做到这一时代的任何小切口研究；缺乏对中国历史的整体认识，也无法做到对明代的断代史研究。博学不是要求什么都要研究，而是要在专门研究过程中展现出自身对历史整体的认识。同时，历史学与文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关系紧密，不可将历史学孤立出来。由于明儒务博，不少学者尽其力博览群书，涉足众多领域。除儒学外，像禅学、玄学、风水、地理、经史、子集、历法，到晚明时乃至西方之学也无不好奇。由此塑造了明儒杂而不专、不辨善伪的治学弊端。汉儒、宋儒、清儒等都有着给研究者较为明确的单一认识，但明史学家很难用准确的语言概括明儒的治学特点，这便是因为明儒做学问过于杂乱。学术研究亦是如此，我们不可能对任何时期都能深入分析，在学术训练过程中，必须形成自身的稳定兴趣领域，我们提到陈宝良先生会想到明代社会史，提到吴晗会想到明初政治史，提到顾诚会想到明末农民战争史，提到刘志伟会想到明清经济史，这些大家无不拥有自身的固定研究领域，只有确定了自身的兴趣领域，才能在学术方面有所成就。历史学习当中应打破学科壁垒，多学其他领域的知识，不可将自己局限于某个学科，甚至某个切口。在博学的基础上，还应找到自己的兴趣领域，逐渐形成以兴趣领域为主，其他领域为辅助的学习方式。阅读应读好书，善于辨别学人、著作的优劣。先读大家之书，读领域权威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