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贺来:哲学以何种方式改变世界
  通过对现实社会“矛盾”的反省推动世界的改变
  众所周知，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做深刻反省，是马克思重要的理论贡献，正是通过这种分析，马克思哲学才成为“改变世界”、影响现代世界的伟大思想。
  在《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一书中，哈维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中“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劳动的社会价值与它的货币表现形式”“私人财产与资本主义国家”“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自由与控制”“资本与自然界的关系”等“资本社会”的各种矛盾，认为马克思所开辟的矛盾分析方法，为“投入战斗、对抗资本体制中所有其他形式的歧视、压迫和暴力压制”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量。
  这一事实启示我们:“矛盾分析”是哲学重要的工作方式，也是哲学“改变世界”、影响人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
  运用反思批判的眼光，透过事物的表象，解除种种虚假伪装掩饰和扭曲所造成的对“事情本身”所导致的遮蔽，从而引导人们“回到事情本身”，并因此推动人们采取合理的行动以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这是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体现。
  而要透过“表象”，解除“遮蔽”，一个重要策略是深入到对事物内在矛盾的分析和揭示中，并推动其超越“矛盾”，向新的可能性敞开空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把人从“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中摆脱出来，为人们自觉理解和揭示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打开了空间。
  瓦解矛盾的、在绝对不相容的两极对立中思维，是前述先验主义的、本体化的思维方式的重要特点。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它“以抽象的有限的知性规定去把握理性的对象，并将抽象的同一性认作最高原则”⑥，而“按照有限规定的本性，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必须于两个相反的论断之中”，“肯定其一必真，而另一必错”⑦，它“仅坚执片面的知性规定，而排斥其反面……
  独断论坚持各分离的规定，当作固定的真理”⑧。
  在对待矛盾的双向度领域时，它把先验的本质规定作为绝对中心和终极尺度，来“统一”矛盾的另一极，以本质世界来统一现象世界，以超感性世界来统一感性世界，以真理世界来统一意见世界，以“自由”世界统一“非自由”世界，等等，构成其最基本的思维定向。
  与此相反，实践活动恰恰是一种矛盾性的活动，自然性与自由性、感性与理性、因果性与目的性、被动性与受动性等矛盾性的因素和向度在实践活动中否定性地统一在一起，生成我们充满矛盾的、活生生的现实世界。
  对这些矛盾关系中任何一方的抽离，都将会使人的现实世界失去其现实性。
  这一点构成了人区别于其他存在者的独特之处，纯粹的自然物或纯粹的超自然物(神)都是无所谓“矛盾”和“悖论”的，前者是铁板一块的“死的物质”，后者是极端超越的神圣世界，单极性、单向性构成了其存在的基本特性，唯有“人的存在”及其世界充满矛盾性和悖论性。
  在此意义上，坚持实践观点，必然意味着超越两极对立的观点并坚持矛盾的观点。
  在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实践观点的上述思想内涵并没有完全被触及。
  但是它为逐渐展开这一思想内涵并显示这种理论效应准备了重要的前提。
  改革开放40年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所讨论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矛盾、资本的利用与资本的驯服的矛盾、个人主体性与共同体的矛盾、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矛盾、社会的分化与社会的统一性的矛盾等等，都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展开中并对于社会发展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重大问题，对它们的自觉反省，有力地提升了人们对自身生存状态的自觉，并为“改变世界”，推动社会变革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举两例来说明这一点。
  首先以“资本的利用”与“资本的驯化”的矛盾为例。
  随着以实践标准讨论为肇始的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曾被视为“万恶之源”的“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地位被重新评估和肯定，“彻底消灭资本”的主张和做法被“利用资本”的立场所取代。
  “资本的利用”以及以此为重要前提的“市场经济”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策略。
  而且，围绕着市场经济对于摆脱人的依附关系，推动个人的独立性所具有的重大积极意义，或者说，对于市场经济在“经济之外”所内蕴的价值规范内涵，人们也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但另一方面，“资本逻辑”自身固有的扩张和膨胀倾向以及它对经济生活之外的其他领域所具有的“总体性”渗透和操控本性，却又使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意义危机、自由丧失等韦伯以来的社会理论家、思想家揭示的社会病症显露出来，“抽象对人的统治”成为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威胁，在此情况下，如何“驯服资本”也就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凸显出来。
  “资本的利用”与“资本的驯服”于是成为现实社会发展过程中一对尖锐的矛盾。
  正是在对此矛盾的反思中，围绕如何在这一矛盾的张力中重构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性”，学者们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深入研究，尤其在对资本逻辑限度的反省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应该说，这些工作一方面是对中国社会“新型现代性”的实践的回应，又反过来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这一实践。
  再如“个人主体性”与“共同体”矛盾。
  20世纪80年代的主体性问题的探讨，将“主体性”把握为马克思哲学重大的思想理念和理论原则，它要求承认和发挥主体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使之成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源泉，要求一切都要经过理性的反思和省察，在主体的批判性眼光面前证明自己的存在合法性;要求确证个人的“存在价值和权力”，而不是把人作为达成自己目的的手段，等等。
  这一切深层地体现了为中国现代性建构奠定价值规范基础的努力，与80年代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时代精神有着内在的呼应关系，为唤醒人的主体自我意识，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但是，随着现代性进程的深化，“主体性”原则所具有的局限性和片面性逐渐显露出来，如“主体中心”与“自然的价值”“个人自由”与“社会团结”“个体性”与“共在性”“自我”与“他人”等之间的矛盾凸显出来，如何超越主体性原则内蕴的“对象性逻辑”，寻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性”而非“对象性”关系成为当务之急。
  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通过对马克思哲学关于人历史发展三阶段学说的阐发，对其“自由个性”思想的研究，寻求“个体”与“类性”内在地统一，从而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中拓展和重构“主体性”的内涵;一些学者对马克思社会关系思想的考察，并融合西方“主体间”性思想成果，寻求个人与共同体矛盾的辩证和解的可能性;还有一些学者从马克思哲学的相关思想出发，结合当代哲学的重要成果，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等等。
  很显然，哲学中所做的这些探索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性建构进程日渐深入和复杂这一现实情境是密切相关的，它对于在充分吸取现代性成果的前提下，避免西方现代性的弊端和陷阱，不断调整我们现代性的目标和途径，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通过对现实社会内在矛盾的反省，从而影响社会发展，这种哲学“改变世界”的方式体现着马克思哲学的灵魂，尤其随着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哲学这种切入现实生活的方式将获得更大的思想空间。
  发挥哲学的理性反思功能，研究和探讨这一主要矛盾的具体表现、根本特点和内在趋向，为不断克服和超越这一矛盾提供思想力量，在此过程中，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也将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③巴迪欧:《当下的哲学》，吴冠军、蓝江译，第9页。
  ④伯林:《现实感》，潘荣荣等译，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