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寻衅滋事罪司法适用的扩张与限制
  根据刑法第283条，下列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1）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2）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3）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情节严重的；（4）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一、寻衅滋事罪的口袋化现象一是，该罪被积极用于处理一些维权行为、信访行为以及其他群体性的事件等。由于这些行为会涉及到社会秩序层面的法益内容，而且具有典型的政策相关性，故其一旦被定性为破坏社会管理秩序，并且在解释者作出相应情节或者结果严重的规范性判断后，相关行为就容易被定以寻衅滋事罪。二是，在网络社会背景下，该罪被积极用于对网络谣言的规范治理。网络谣言常常被认定为属于以起哄闹事的行为侵犯公共场所秩序，但这在无形之中将公共秩序等同为公共场所秩序，从而在解释层面扩张了该罪的构成要件范围，使得该罪的适用出现口袋化的现象。三是，在整个刑法体系的意义上将该罪作为填补刑事处罚漏洞的兜底性罪名。（刘浩.寻衅滋事罪口袋化的司法限缩路径[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4(01):162-172.）二、学界提出的限制方案（一）对寻衅滋事罪的法益内容作出明确界定童德华教授认为，本罪的规范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但如果缺乏个人法益的佐证，寻衅滋事罪的判断就无可靠抓手（童德华.寻衅滋事罪的建构理性与司法经验[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3(07):61-76.）。陈兴良教授认为，本罪所保护的法益是社会秩序，但其行为方式包含了侵害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以及破坏公共场所秩序等内容，即社会秩序是本罪的主要法益，而行为所产生的其他法益侵害结果则属于本罪所保护的附带法益。张明楷教授认为，本罪是保护公共秩序的犯罪，但公共秩序本身过于抽象，需要联系具体行为类型确定本罪的保护法益。（1）“随意殴打他人”应是一般交往中他人的人身安全；（2）“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应是他人在公共生活中的人身自由、名誉或者活动自由；（3）“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应是有关财产的社会生活的安宁与平稳；（4）“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应是多数人在公共场所的自由与安全。（二）对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要素予以限定通说认为，本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处于寻求精神刺激，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发泄不良情绪等流氓动机（陈兴良.寻衅滋事罪的法教义学形象:以起哄闹事为中心展开[J].中国法学,2015,185(03):265-283.）。但张明楷教授认为，要求流氓动机没有具体意义，一是即使没有流氓动机的行为也可能侵害本罪的保护法益；二是，不要求流氓动机也可以从客观上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寻衅滋事行为；三是不要求流氓动机不会造成本罪处罚范围的扩大；四是要求流氓动机可能是源于对案件事实的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