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余永定：不少学者比较讳言投资，提高消费成为一种“政治正确”
  今天，我主要和大家分享两个观点。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2023年GDP增速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问题。一、2023年中国经济形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新冠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相信2023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可以超过5%，达到6%+也并非不可能。我的主要理由有两个：第一，中国还有实行扩张型宏观经济政策的较大空间。1、财政政策。尽管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严重，但根据IMF的数据，中国政府债务，中央+地方对GDP的比在2021年10月为止是71.5%。同中国相对比，日本的国债对GDP的比262%，意大利是151%，美国是137%，西班牙是118%，新加坡是118%，加拿大是113%，法国是113%，欧元区是95.6%，德国是69.3%。考虑到中国GDP的潜在增速和中国的高储蓄率，中国的财政状况显然好于大多数国家，财政政策空间大于大多数国家。2、货币政策空间也还是有的。作为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准备金率，中国准备金率目前是11%。美国的准备金率自2020年3月已经降到了0%。中国的其他各种政策利率工具，比如2007年和MLF也仍有下调的空间。3、通货膨胀是执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最重要制约条件。中国在过去十多年，CPI通胀率一直保持在2%左右。PPI从2012年3月起有54个月的负增长；2019年1月起有17个月的负增长。2022年12月，CPI同比增长1.8%，PPI同比下降0.7%。2023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可能会上升，上升多少现在很难估计。如果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明显恶化，中国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空间就会大大压缩，这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但到目前为止，从通货膨胀率角度来看，中国实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空间还是比较大的。第二，2023年GDP增速基数较低，而且多年来中国GDP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速。放弃清零政策之后，外国投行纷纷上调了2023年中国GDP增速预测。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我感觉，如果不出“黑天鹅”事件，中央所说的中国经济总体回升，形成一个独立的向上运动轨迹是可以期待的。2019年、2020年和2021年，中国GDP的增速分别是6%、2.2%和8.1%，三年平均值是5.4%。2022年初中国政府把GDP增速目标定为5%-5.5%之间，应该是以2019年、2020年和2021年三年平均数为依据的。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消除基数效应，另一方面又把中国潜在经济增速考虑了进去。如果不是疫情的反复和清零政策，2022年实现2022年初国务院提出的增长目标是完全可能的。设想一下2023年的经济增速。因为我没有计量经济模型，所以只能做一些简单推算。假设2022年GDP增速为3%（根据刚才听到的新闻，2022年GDP增速为3%）， 2019年-2022年四年间，中国GDP平均增速是4.8%。由于2022年GDP增速之所以为3%，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清零政策有关。因而4.8%并不能代表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假定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为5%，由于2022年的基数较低，2023年GDP增速可以达到7%。如果把潜在经济增速定义为不会导致通胀的经济增速，由于三年的疫情，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应该有明显下降。如果潜在经济增速为4%，2023年的经济增速就应该为5%；如果潜在经济增速为4.5%，2023年的经济增速就应该为6%。这里我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推算，用英文来讲就是a back of envelope calculation，这不是预测。从上面简单分析中可以看出，2023年中国可能实现的经济增速不仅同基数有关，而且同中国潜在经济增速有关。不管怎么说，除非出现严重的“黑天鹅”事件，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超过5%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为了提振信心，把GDP增速定在6%+也无不可。二、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将来自何处？由于时间限制我只能简单谈谈。回答经济增长动力从何而来，离不开对“三驾马车”的讨论，这虽然是老生常谈，但却是一种标准的分析方法，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如果要讨论如何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经济，就难以避免讨论如何驾驭“三驾马车”。（一）消费。毫无疑问，消费短期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中国需要尽快恢复消费需求的增长，但直接刺激消费的效果如何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虽然在一定时间内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报复性”消费增长，但如果收入不增长，收入预期不改善，居民恐怕就不会持续增加消费，我非常赞赏张军扩主任的观点。很多学者提出发放消费券，直接补贴等主张。这类措施，我觉得对扶贫，保持社会稳定是有必要的，各地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加以实行。但作为一种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发放消费券之类的举措到底有多大作用？我有些疑惑。我认为不解决预期问题，居民就可能会把非正常的额外收入转化为储蓄。比如我把消费券发下去了，居民可能会把用消费券购买消费品省下的钱存入银行。根据2023年1月10日人民银行公布的数字，2023年逐步存款增加17.84万亿，大幅度高于2021年9.9万亿的新增水平。居民储蓄存款增加不等于居民储蓄增加，这是显然的。但居民消费偏好降低，居民储蓄率上升应该是个不争的事实。出现这种情况是预料之中的。随着疫情的好转，这部分储蓄中的一部分会转化为消费，但消费需求是否可以持续增长关键还是要看中国稳增长的目标是否实现了。只有当经济增长了，基于经济增长的居民收入增长了，居民收入预期改善了，消费需求才能稳定地增加。（二）净出口。刚才朱部长的讲话讲得非常好，我也非常赞成。2022年前三个季度，我们的进出口对GDP累计同比贡献达到32%，第四季度则出现负增长。2023年全球经济形势严峻，再加上2022年进出口增速基数高，2023年中国出口的增长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如果它不拖累经济增长，就已经不错了。更何况，为了实现“双循环”发展战略调整，中国必须下决心进一步调整出口政策，实现资源的跨境优化配置。我们不应该采取扭曲市场的方法，如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和汇率贬值等办法来刺激出口，当然我这样讲也并非主张放弃海外市场，关键是给企业，无论是出口企业还是非出口企业以平等竞争的机会，中国企业应该凭自身的竞争优势占领海外市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出口的增长才是同资源的合理配置相一致的。（三）投资。不少学者比较讳言投资对经济增长驱动作用，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则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我以为，对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取舍需要有平衡的认识，要区分消费和投资对当期和未来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人类从事经济活动最终目标是消费，消费关系到国民的福祉，国民不能像在计划经济时代那样把消费推迟到遥远的未来，消费和投资之间的选择同时也是在现在多消费还是在未来多消费之间的选择。这里涉及公众的时间偏好问题，也涉及地缘政治问题。消费只是在短期，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才谈得上拉动经济增长；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主要是使经济能够在当期实现充分就业，充分利用生产能力，除非从提高人力资本有关，消费本身并不能提高经济增长潜力。与消费不同，投资具有双重作用，投资不仅在短期内刺激经济需求，而且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国过去确实存在消费率过低，投资率过高的问题。把过高的投资率降下来是必要的，但最近几年，投资增速下降速度过快则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下降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2019年中国投资率43%，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投资率可能还是偏高的。但我个人认为，在判断中国投资率是否过高需要十分慎重。根据国家统计局，2021年中国房地产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为27.1%，明显高于其他国家。房地产开发投资同制造业、基础设施投资不同，一般而言，房地产开发投资不生产资本品，不提高人均资本装备程度，不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提高未来的人均GDP。因而，在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时，比较中国投资率高还是低时，对这些因素应该充分考虑。“三驾马车”中的投资主要包括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我本来想对这三类投资分别谈一下自己的看法，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去多谈了。这里只是简单谈一下基础设施投资问题。与制造业与房地产投资不同，基础设施是公共产品，基础设施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主导的，事实上也只能如此。经济不景气是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佳时期，除提供公共产品外，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冲销房地产投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可以带动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还可以带动消费，比如基础设施投资提高了农民工的收入，使他们能够和敢于消费；简言之，中国2023年扩大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恐怕还是需要通过支持基础设施投资来拉动。对于基础设施的理解不能只限于“铁公基”或仅仅区分“新基建”和“旧基建”。我想强调一下，中国并不存在基础设施投资过度问题，三年疫情已经充分暴露出中国在医疗、卫生和防疫领域基础设施建设的严重不足。如果按人均来算，中国基础设施的缺口更是极其巨大。确实，基础设施投资中存在严重浪费现象，例如，一系列的“白象工程”（昂贵无用，华而不实的政府工程项目），又如，大搞开发区，最后无人问津。对这类问题应该建立相应机制，尽量事前杜绝，并事后追责。但这些是“如何”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问题，而不是“应不应该”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问题。2022年前11个月，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8.9%，增速连续七个月回升，对稳定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应该看到，这一较高累积的增速与上年同期的低基数有关。2018年、2019年、2020年和2021年，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速分别为3.8%、3.8%、0.9%和0.4%。传统上，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基础设施的年增长速度大多维持在30%左右，基础设施投资速度过高固然不可取，但2018年以后，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的下降速度之快，令人瞠目。2023年，面对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国内消费需求的不确定性，基础设施投资应该而且可以对GDP实现较高增速，发挥关键作用。基础设施投资中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融资结构存在着严重问题，即低收入缺乏现金流的，具有极高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过度依赖市场化的高成本资金。这样一些情况应该加以解决。解决的结果不外乎是增加政府的开支，增加中央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加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等等。对这个问题，我和我的同事也发表过相应的观点。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总而言之，我对中国2023年经济增长是有信心的。对中央提出的，在2023年中国经济有望实现一个“总体回升，形成一个独立的向上运行轨迹””的判断，我是非常赞成的。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说到这，谢谢大家！（本文为作者在2023年宏观形势年度论坛暨第四届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论坛上的主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