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本文不是一个战役综述或史记，而是对若干重要且有争议的问题的剖析和探讨，以此纪念淮海战役70周年。
  一、淮海战役，徐蚌会战，哪个命名更准确？
  淮海战役，是上个世纪40年代末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也就是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联合实施的一次战略大决战。这场战役，以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歼灭了国民党军徐州刘峙集团主力而告结束，因而对全国战局产生了至关重要的重大积极影响。
  与其他两场决战相比，淮海战役具有以下特点：
  而淮海战役呢？一直到华野主力南下陇海路开始捕击黄百韬兵团的11月5日（也就是淮海战役正式开始的始点），统帅部也好，中野、华野首长也好，都还没能确定与徐州刘峙集团“决战”的决心――战役的设想也仅仅是歼刘峙集团三分之一左右。
  直到华野主力即将完成对黄百韬兵团的包围的11月9日，在充分征求并取得共识的各方意见后，统帅部“就地全歼刘峙集团”决心才得以确定。
  （三）淮海战役基本上是通过战斗解决问题。辽沈战役中，东北蒋军锦州、沈阳、长春的三大重兵集团中，锦州、辽西之敌（实际上就是沈阳之敌）是以战斗解决问题，而长春之敌起义的起义，投降的投降，是以和平方式解决的；平津战役中，北平之敌（即傅作义集团主力）是以和平方式解决的。而淮海战役中，除战役开始之时，冯治安部三个半师在贾汪起义外，其余的黄百韬集团、黄维集团、邱（清泉）李（弥）孙（元良）集团，均为战斗解决，中野、华野也为此付出很大代价――伤、亡、失踪人数达到6位数。（参见表1-1）
  淮海战役最先提案者，是时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粟裕将军，他在济南战役尚未完全结束时的1948年9月24日，就致电中央军委、华东局和中原局，提出了济南战役结束后华野主力作战建议。
  粟裕在建议中提出了三个方案，其中的首案即为“淮海战役”，其要点为：
  ⒈乘两淮敌军空虚，由华野苏北兵团攻占淮安、淮阴、高邮、宝兴，华野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线，准备打击出徐州出援之敌；
  ⒉尔后，以3个纵队占领海州、连云港，华野全军转入休整。
  在粟裕提出的“首案”中，淮海，当然指的是预设的战场范围，即两淮（淮安、淮阴）和海州地区（广义的理解，是指海州、连云港地区）。战役的目的显而易见：首先取两淮和海、连，歼灭国民党军在该地区的那两个整编师（军），同时准备打击由徐州来援之战，迫敌主力退守津浦沿线，减少刘峙集团机动作战兵力，将山东、苏北解放区连成一片，改善华东、中原我军态势，为渡江南进创造条件。
  所以，粟裕将军的这个“淮海战役”，是名符其实的“淮海战役”。
  但是，后来那个“为以徐州为中心，东起黄海之滨，西至豫皖苏边，北自陇海铁路两侧，南达淮河的广阔战场上，与国民党军徐州刘峙集团的大决战”，与粟裕的这个“最初建议”相比，已经面目全非，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后来那个“大决战”，使位于津浦、陇海两大铁路干线枢纽上的徐州为中心的地区，变成了一个燃烧的“十字架”，而粟裕原建议中的“淮海战场”，却反而被予以边缘化，基本上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值得一提的战事。
  此“淮海”，已非彼“淮海”，后来发生的“淮海战役”，实际上已经名不符实。
  倒是国民党军方面对这场决战的称谓更为准确：徐蚌会战。
  粟裕最初提出的“淮海战役”，还是基于华野作战范围的视野，无论是作战规模还是范围都很小，战役目标也很十分谨慎与节制，胃口张得也并不大。而且，这个建议如果不经修正，实际上也是无法付诸实施的：粟提出建议的敌情判断基础，是徐州之敌主力邱清泉、李弥、黄百韬三个兵团尚在集结于徐州准备北上援济，黄百韬兵团尚在津浦路上丰县-徐州一线，陇海路徐（州）连（云港）线上的新安（黄百韬兵团的原集结地）、宿迁、运河车站一段，尚处于空白状。如果这个态势没有变化，那么粟案中的苏北兵团出两淮，华野主力置于宿迁、运河车站一线，准备打击徐州援敌的设想，是有理由，也是有依据的。
  但是战争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就在粟裕提出建议的同时，徐州之敌因畏惮于华野为攻占济南所配置的强大打援集团，不敢卯然北进。而济南刚被攻克之后，黄百韬兵团即刻恢复了战前的原态势，回据了新安一带。于是，粟原来设计的“淮海战役”，实际上已无法付诸实施：华野苏北兵团南下取两淮的行动受到严重威胁，华野主力原拟进至宿迁、运河车站的设想也不可能实现（这片地域已在黄百韬兵团控制之下）。
  更何况，粟裕原案中的“打援”是居于“掠地”之后的位置，只有徐州之敌出援，这个“援”才能打上！而就算是苏北兵团包围了两淮之敌，徐州之敌是否会为了这一个整编师（军）之敌向河湖港汊纵横的两淮地区出援，也不是一件很有把握的事情――参照一下徐州之敌对济南被围的出援态势与行动，差不多可以肯定：徐州之敌不太可能为会了这一个整编师之敌而大批出援。所以粟裕原案中的“打援”，差不多就等于：打得上就打，打不上，也无碍！
  关于粟裕初步设想中的“淮海战役”，在半月后的10月12日，华东局饶��石、粟裕、谭震林致军委电中曾经有过这样一番检点：
  前曾提议组织淮海战役，首先以夺取两淮为目标，歼击增援敌，再打下新浦、海州、连云港，此着因黄兵团已先我东调新安镇集结，堵我南下，我小部下去不能解决敌人，大部队穿过，后方补给困难，恐敌亦可能先我加强两淮守备，该方案在战役第一步，似已较难实现。
  考虑到粟裕提出实施“淮海战役”（即“小淮海”）的同时，济南巷战尚在进行之中，所以这个建议中对后来的情况变化估计不足的问题，属于正常范畴之内。更何况，刚率华野经历了一场大战的粟裕在这个仅仅是初步设想的建议中，还包含有最积极最有价值最具光彩的内涵：济南战役后，华野主力将倾力南下，寻战于徐蚌线以东，而不是西出徐州以西――西进徐西，虽然能会合中野，但有可能面对的是敌华中白崇禧集团、徐州刘峙集团这两大重兵集团，有可能陷于不利情况下的决战；而寻战于徐蚌线以东，在一定时间内，面对的则只有徐州集团一个对手。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粟裕将军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思路，早在1月前的8月23日（济南战役前）就已向中央军委提出：“两个月以后，我们即可举全力沿运河及津浦路南下，以一个兵团攻占两淮及高邮、宝兴地区，则苏北局势即可大大开展”。
  金边银角草肚皮，粟裕将军的这个盘算，是很有价值的。
  ⒈估计敌邱（清泉）兵团将退商州、砀山地区，黄（百韬）兵团将退新安、运河车站地区，华野应以歼黄兵团为目标。
  如此一来，粟案的“淮海战役”目标函数就发生了很大改变：不仅仅是吃掉两淮和海、连那两个整编师（军），而是整个黄百韬兵团！――而且“歼黄”是首要目标！
  这就是中原野战军。
  中原野战军，是淮海大战发起前的1948年5月9日由原晋冀鲁豫军区南征野战军和晋冀鲁豫军区的陈谢集团编组改称而来的，同时还重建了中原军区（区别于中原突围时期那个“中原军区”）。至淮海战役发起前，中原野战军已发展到了拥有7个步兵纵队15万余人兵力，重建的中原军区所掌握的能够独立作战的地方武装也拥有了20余万人的兵力――这些地方武装很多是由挺进大别山的原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的主力为骨干编成的。
  这个“编组改称”的背景，是中共中央图略中原的大政方针。
  这个大政方针，实际上早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拉开“战略反攻序幕”时就已开始筹措――从彼时开始，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呈“品字型”展开，先后杀入了中原大地。但是，当时这三路大军还是各自遂行军委赋予的任务，尚未形成统一的指挥。
  半年之后的1948年初，鄂豫皖、鄂北、豫皖苏及豫西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于是中央军委也“与时俱进”，于1948年1月2日首次提出了“三军协力”打歼灭战的意见，并拟以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在平汉路以西，汉水以北，陇海路郑州-潼关段以南广大地域，实施机动作战[6]――陈粟大军的西兵团一度还准备渡江作战[7]。
  1948年1月22日，粟裕致电军委，提出建议：
  ……我一个战略区之兵力，对当面之敌作战，则难取全胜，如待三个战略区兵力集中，则又失去战机。而敌人则利用其较我优良的运输条件和建制的临机变动，以集中或分故对付我军。但我军则因缺乏固定补给来源和足够的运输能力，又不便长期集中强大的兵团于一个地区（或方向）作战。
  因此，建议三军（刘邓、陈谢和我们）在今后一个时期，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战方式，以求能较彻底的歼灭敌人一路（我们一军如不担负打援，兵力是够用的），只要邻区能及时协同打援或箝制援敌迟进，歼敌一路是很可能的。在此区歼灭战结束，敌向此区集中，则我又分散或转至邻区，总以何区便于歼敌，即向何区集中。如此能有两三次歼灭战，则形势可能变化。管见是否有当，请示知。如认为可行，则请刘邓统一指挥。
  1月31日，对三军协同作战再陈拥护之意：
  因此于最近时期，将三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三个地区辗转寻机歼敌（华野除叶王陶外可以三至四个纵队参战――本文作者注：“除叶王陶外”，是因为当时三个纵队由准备由粟率领渡江南下），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
  如是则使敌人机动兵力大为减少，而我军在机动兵力的数量上，则将逐渐走向优势；同时也可因战役的胜利，取得较多的休整与提高技术的时间。如果我军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取得优势，则战局的发展可能急转直下，也将推进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
  粟裕的建议与中央军委的设想是吻合的，中原战区统一指挥的酝酿也日渐成熟。
  1948年3月23日，中央中央决定：“由中原局管辖津浦路东陇海路南包括豫、陕、鄂整个地区，统一该区党政军民一切工作之领导”，且“陈毅、邓子恢同志加入中原局”[10]――在此前，刘、邓就曾表达过请华东方面派“对土地改革和财经工作富有经验”的大员来加强中原局的工作，解决各路人马在中原作战时的“吃饭问题”。而擅长理财的邓子恢当作为一个绝好的人选，当然也就成了刘、邓向中央指名索要之士。
  因中央考虑了粟裕再三要求“华东离不开陈军长”的意见（刘陈邓也提出“无论陈毅同志在中原局任何职，其在华野的任职不变”[11]的要求），所以陈加入中原局时，其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职务也予以了保留。应该说，粟裕的这个挽留意见并不是出于客套或矫情而是出自由衷的：粟裕在军事指挥上的成长和杰出才华的展露，与陈粟间的合作历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粟裕战役指挥步入辉煌的历程始于“黄桥决战”，那一仗因陈粟相得益彰的合作堪称完美之作。
  而山野、华野合并为华野之后，“陈出题目，粟作文章”合作格局又创造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经典战例。粟作为“后起之秀”的军事指挥家在尚未建立起足够的军事指挥威望而在指挥上每遇障碍之际，井冈山上的老骡子陈毅只要操起电话说一句：“粟副司令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一切就能摆平；而当粟负责战役指挥的南麻、临朐战役受挫之时，也是这位井冈山上的老骡子向中央主动承担责任并力陈“我认为我党廿多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并肩迈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
  而粟裕本人，实际上也在“加入中原局”之列（刘邓于1948年5月5日至军委电中还提出过由粟兼任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的建议[13]）。
  如此，整个中原战区就被置于了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之下，不仅可以指挥中原野战军，也可以指挥进入中原战区作战的华东野战军――甚至还包括配属行动的华北军区部队，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的协同与配合，也因此而进入了更高的层次。
  华东局的陈毅、邓子恢、粟裕加强中原局，而中原局下的豫皖苏分局书记宋任穷也兼任华东野战军副政委，实际上也是在加强正筹划中的两大野战军在“逐鹿中原打大仗”上的“协力配合”。而且，此后的中野、华野都有比较密切的协同作战，中野首长指挥过配合的华野部队，华野首长也指挥过配合的中野部队，彼此间配合得也十分密切（其实这种配合解放战争以来就一直存在着）。
  应该说，李、白二位是颇具战略眼光的。
  就这么着，国共双方对同一个问题，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关于国民党方面的选择，李宗仁先生曾有如下评判：
  为指挥这一方面的战事，蒋先生曾于三十七年春（1948年）初召开战略会议，决定白崇禧兼任华中剿匪司令长官，驻节武汉，与徐州形成犄角之势。我闻此讯息，即向蒋先生建议将黄淮平原划成一个战区，由白氏统一指挥。因为在战略上说我，黄淮平原西至潼关、宜昌，东达滨海岸，本是一个地理单位；更有陇海、平汉、津浦三路纵横构成一交通网，调遣部队和指挥作战均极方便。无奈蒋先生不接受这一建议。他硬要把这个战略单位分裂为“华中”、“华东”（注：应为徐州）两个剿匪总指挥部。此种分割已铸大错，而以刘峙担任更重要的华东（应为“徐州”）剿匪总司令长官，尤非其选。
  李老先生的评判相当准确精当。淮海大战期间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老先生也曾回忆，当时他也向顾祝同询及此事：
  ……“南京不少人说：‘徐州是南京的门户，不派一只虎将镇守，也应派一只狗守门嘛！怎么派一条猪呢？’”
  顾祝同连忙解释说：“你不知道，蒋铭三（鼎文）日嫖夜赌，不理事，刘经扶虽然老实一点，还肯管事，总比蒋铭三强。”
  这大概就是曾一度传说蒋鼎文任徐州“剿总”司令，而终于换成了刘峙的原因。
  同一个战略区域，两个截然不同的选择，一个划一了，一个划不了一，这对后来的战事发展，特别是淮海战役的战事发展，影响至大。
  大战前夕，两军在“统一指挥”上的决策过程与结果，当然也就截然不同。
  [3]《粟裕等关于调苏北兵团参加济南战役致中央军委等电（1948年8月23日午时）》，《济南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第107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8]《对今后作战建军之意见（1948年1月22日）》，《粟裕文选㈡》第432～第43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9]《对中原战局的认识及渡河南进的方案（1948年1月31日）》，《粟裕文选㈡》第442～第44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12]《陈毅关于南麻、临朐战役总结致中央军委及华局电（1947年8月6日）》），《陈毅传》38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14]《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的建议（1948年4月18日）》，《粟裕文选㈡》第458～第46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15]《中央军委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组织、管辖境地及人选的通知（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8年）》第151～第15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