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责任新闻理论逐步发展起来，这也是西方媒体为了实现新闻自由而采取的一种自救行为。
  新闻自由将权利、义务、责任整合统一起来，更加强调了媒体的社会责任，这是在我们谈论新闻自由之时往往忽略的，很多人往往就"自由"而论自由，忽视"自由"概念本身不断发展的内涵。
  社会责任理论在强调保障新闻自由的同时，也不像传统理论那样否定政府在促进新闻自由方面的积极意义，而是主张政府要积极行动起来保障新闻自由，促进积极自由的实现。从整体上来看，我国自1979年至今，新闻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79年到1989年，是我国新时期新闻政策的探索阶段，在这一阶段，改革者和媒介实践者对过去的新闻宣传政策进行了反思，特别是对"四人帮"干扰新闻 工作 的行为进行了批判;改革者和媒介实践者对改革开放之后的新闻政策走向并不清晰，完全处于摸索阶段;同时对于诸多西方的自由思潮展开了大范围的讨论，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讨论。
  在而后的几次重大会议当中，都多次强调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舆论监督功能的提出，是对我国新闻媒介功能的拓展，同时也是新闻媒体寻求自主性和提升自己独立地位的一种尝试，也标志着我国新时期新闻自由向着健康的轨道迈进，开启了我国新闻自由的新时代。
  如果说舆论监督的首次提出开启了我国第一次舆论监督高潮的话，那么1994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开播，则应视为我国新闻舆论监督进入全面发展，遍地开花的开端。
  2、民生新闻、公共新闻扩大了新闻报道的深度和广度，新闻自由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中国新闻报道长期以来是以传者为中心，受众在大众传播过程中位于末端，处在被动接受的地位。
  2002年江苏台《南京零距离》的开播，打破了这种局面，也开启了国内民生新闻的新时代。
  2003年10月，江苏卫视推出《1860新闻眼》，从而再次开启了国内公共新闻的时代。
  通过这两种不同的报道方式，新闻自由的灵活度得到了提升，不仅民众可以直接参与到新闻事件中来，甚至可以成为新闻报道的制造者。
  《规定》虽然要在2016年10月17日自行废止，实施也不到两年时间，但是却为政府同外国记者相互合作进行了一次演练。
  《规定》作为过渡性产物，也必将被新的相关规定所取代;同时，从现实角度来看，中国全球化进程正在不断加速，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环境只会越来越宽松，而不是像有些人所揣测那样再次回到原点。
  政府信息公开也是中国政府多年来为了打造现代服务型政府、进行政府转型而不断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5、新闻媒体市场化加速，进一步打破了新闻业同党政的依附关系，新闻媒体独立性增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94-95页
  罗杰•埃内拉:美国、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新闻和出版自由，载于路易斯•亨金:宪政与权利，郑戈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66页。
  蔡雯:《公共新闻:发展中的理论与探索中的实践--探析美国公共新闻及其研究》，载《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