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1920年7月，在北京大学经受“五四”运动锻炼和考验的广东学生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毕业后到广州，被高师、法专聘为教授后，即与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陈独秀（他们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老师）联系，予以响应，并努力在广州传播马克思主义。谭平山还积极与原在“五四”运动中联系的同乡、南武中学教员谭天度（后为高师附中教员）密切联系。于1920年10月，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谭天度创办了《广东群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
  国立广东大学创办后，原前身各校的中共党员、青年团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5年1月改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团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社员，陆续组成学校的支部或总支部，中共党组织起了核心作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青年团员，又在学校国民党特别区党部中发挥骨干作用，因之，学校的革命力量占了优势，学校的各种革命活动得到蓬勃发展。
  为了响应上海人民反帝斗争，中共广东区委派邓中夏等到香港发动工人罢工，广东大学学生、中共党员蓝裕业也被共青团广州地委派往香港发动学生罢课。6月19日，省港大罢工开始后，广东大学职员周鼎培和史学系学生毕磊等参加发起，于6月23日举行援助“五卅”运动5万多人的示威游行。队伍来到沙面对岸的沙基时，遇到沙面租界英、法帝国主义分子的枪杀，死52人，伤117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沙基惨案”。
  “沙基惨案”发生后，广东大学学生进一步把反帝斗争坚持下去，将声援上海“五卅”反帝斗争与支持省港罢工斗争结合起来，并将以学生为主的上海“五卅”后援会，改为全校教职员学生的广东大学救国会。为进行反帝宣传提供理论武器，救国会演讲部邀请廖仲恺、胡汉民等多位名人来校讲演救国问题。救国会利用暑假期间，举办500人的广州学生军讲习所，并在校内举办40人的救护讲习所。全校还组织30个演讲队，出发省内各县市进行反帝宣传。救国会调查部，还进行国货与英日货的识别调查，开展抵制英日货运动，从经济上打击英日帝国主义。救国会还组织学生接待、安排从香港罢课回广州的学生；派出100多位同学深入罢工宿舍、食堂慰问采访，更多的同学走上街头，为罢工工人募捐。郭瘦真、蓝裕业等中共党员还被派往省港罢工委员会编辑机关报纸《工人之路》。
  筹备成立广东大学期间到该校任教的中共党员还有：被陈独秀指定出席中共“一大”的包惠僧，为解决当时来广州活动的生活费用，到广东大学师范部兼每周6课时的课。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谭平山、谭植棠，分别被聘为文科和法科的教授。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袁振英，被聘为文科哲学系专任讲师。日本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被聘为法科教授。
  1924年9月国立广东大学开学后，陆续来校任教和指导工作的中共党员更多，为民主革命时期之最。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林伯渠，这时以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农民部长身份参加广东大学中共组织生活，当国立广东大学改名国立中山大学时，被特聘为筹备委员。中共“一大”前入党的恽代英，这时任中共广东区委青年部长兼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也在广东大学过中共组织生活，被聘为广东大学政治研究班教授，后又被聘为国立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委员。被聘为广东大学政治研究班教授的中共党员还有：张太雷、黄日葵、邵力子、孙炳文、熊锐、于树德、阮啸仙、段锡朋等。段锡朋是1925年底聘为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的，及后还被聘为筹备改名国立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被聘为国立中山大学训育部委员的中共党员还有：邓中夏、苏兆征、于树德、罗绮园、施存统。还有国民党左派、国立中山大学国民党特别区党部委员何香凝，施存统是何香凝推荐为委员的。施存统是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与周佛海在日本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是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时由陈独秀向戴季陶推荐来中山大学任教授兼秘书长的。参加广东大学中共组织生活的中共党员，还有任国民党议员的李锡九。
  当时来校任教的中共党员还有：吴玉章到广东大学兼教法文，陈启修为广东大学专修学院教授兼主任，被特聘为改名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曾任法科科务主任兼经济学系主任。王若怡则是改名中山大学后被聘为矿物地质系教授的，最早倡议成立两广地质调查所。
  郭沫若到校后，即适应文科学生的要求，在革命学生的要求和大力支持下，开展了整顿文科教务，从而触发了一场冲击教师队伍的校史上有名的择师运动。结果是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同意广东大学辞退文科不受欢迎的黄希声等15名教授出校而结束。这是文科教学改革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学校创办后教学改革的成功尝试，是革命势力的一次重大胜利。
  郭沫若参加北伐后，革命师生极希望聘一位富有革命性的教授来主持文科。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根据革命师生的请求，推荐了其父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时居住北京时的邻居鲁迅。这时学校已改名国立中山大学，校长是戴季陶。在他到委前，陈独秀要陈延年以聘鲁迅到中大任教作为戴季陶到中大任职的条件进行谈判。陈延年部署了恽代英、邓中夏、李求实、毕磊、徐文雅与戴季陶商谈，谈了几次，终于谈妥。
  鲁迅是1927年1月18日到达广州的。陈延年部署中大对鲁迅给予热情接待和热烈欢迎。鲁迅到校后，即被聘为全校唯一的正教授，是由大学委员会呈请国民政府聘任的。同时被聘为中国文学系主任兼学校教务主任。
  鲁迅虽担负校、系繁重的教学与行政领导职务，还亲自讲授小说史、中国文学史（上古至隋）几门课程，还准备开设中国字体变迁史，后因时间来不及，未开。鲁迅讲课很生动，吸引了大批学生听课，尤其文艺课程，选学学生204人，为全校之最，由于课室容纳不下，只好晚上集中到大礼堂上课。当时随鲁迅从北京、厦门转学来中大读书的约有百人左右，可见鲁迅影响之大。
  百忙中，鲁迅还应邀演讲。如到香港青年会、南中国文学会、岭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黄埔军校等单位作革命学术讲演。在中大期间，鲁迅还撰写了多篇革命性的杂文。特别是，他和成仿吾、何思敬等100多人共同签名发表在4月1日出版的《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30期上的《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一文，“对反动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共同镇压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罪行，提出了严重抗议，唿吁英国工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同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打倒帝国主义”。可见鲁迅等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坚决态度和坚定立场。
  事变发生后，鲁迅义愤填膺，挺身而出，营救被捕的革命师生。4月15日下午，鲁迅以教务主任名义，召开各科主任、各部门负责人和部分教授出席的营救被捕师生紧急会议，由于学校负责人不愿意出席，而与剥去进步伪装主持校务的学校委员会委员朱家骅发生激烈的争论。由于朱家骅的阻挠，鲁迅营救被捕师生无效，愤然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于1927年9月27日离开广州，去了上海。
  鲁迅虽然离开了中山大学，但他那革命文学大师的伟大形象，却永留在革命师生心中。他的许多优秀作品，成为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的爱国师生的精神粮食，激励他们走向革命，成为共产主义的战士。
  民主革命时期，中山大学的中共党员有多少？这是至今谁也无法准确回答的问题。
  民主革命时期，中大各阶段的中共党员人数大概是这样的。
  1938年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中大先迁云南澄江，继而迁粤北坪石，及后又迁东江及梅县各地和连县、仁化办学，直至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回广州原校址。这期间，部分学生牺牲自己的学业，到华南各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武装斗争，党员分布各地。即使校内，迁至云南时有段时间组织关系未转到校，处于无人领导状态。及后通过党员个别串连，找到原中大学生党员、时任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的李群杰请示，同意先建立临时党支部。待党员组织关系陆续转到，将中大临时支部改为中大特别支部，下设支部或小组。1941年秋中大迁到粤北坪石后，党的组织直接受中共粤北省委青年部领导，加上原在广东“抗先”工作的党员及进步学生回校复学，党的力量得到加强。1942年5月，中共粤北省委被国民党当局破坏，中大党组织同年10月遵照党的白区工作方针暂停活动，执行勤学、勤职、勤交朋友的“三勤”任务。这时期组织活动的高潮是1944年夏秋之交，组织党员及进步学生参加原中大学生曾生为司令员的东江抗日纵队。这一时期，中大有党员135人，其中教工党员9人，学生党员126人，另有10名党员与迁校到外地办学前的名单重复未计在内。
  1945年10月中大从各地迁回广州办学到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的4年中，从各地党员陆续汇集广州，至1946年2月成立中大党总支委员会，到全面内战爆发后，于1946年8月中共广州市委改为特派员制，中大党组织活动改为单线联系。由于中大医学院地址处广州市区，党的组织关系不属中大党组织管理，故这一时期党员人数缺医学院的。这时期中大有党员156人，其中教工党员3人，重复的6人未计在内，学生党员153人，重复的5人未计在内。
  民主革命时期，中大为革命事业献身的优秀儿女究竟多少人，至今仍未能掌握准确的数字。仅就目前接触到的名字，包括大学本部及各附属单位，前后献身的大约108人。
  教职工8人，中共党员教授熊锐、孙炳文，卫生部事务员、中共党员苏家骐，理科职员刘秀文，护士陈伯华（女），和3名未知姓名的学校工友。
  学生50人，其中中共党员25人。即毕磊、叶浩秀、吴炳泰、蓝裕业、沙文求、吴毅、区夏民（女）、邹师贞、敖昌骙、陈辅国、沈厚堃、沈厚培（已毕业离校）、陈铁军（女）、陈铁儿（女）、卓庆坚、黄振士、陈佩仁、曾昭秀、黄承先、朱光震、廖家桢、邵贞昌。共青团员25人。即杨承丙、张肇志、郑作贤、欧阳继统、陈世嗣、金世杰、罗其屏、卢福茂、甘吉杰、李铭兰、袁德韵、何鸿柱、刘启贤、夏梅白、彭德录、吴笑梅（女）、张兴、余创之、余冠英、邓季甫、陈德宾、黄大钧、李应兹、欧阳业瀛（女）、陈嗣炎。
  广州起义，中大再次为人民献出一批优秀儿女。廖家桢全家被捕，本人被杀害。吴毅到香港向省委汇报广州起义情况，1928年3月回广州，7月底在市委机关不幸被捕。在狱中受尽肉体折磨，坚贞不屈，惨遭杀害，年仅21岁。沙文求在广州起义后，被党安排任共青团广州市委秘书长，不幸于1927年8月被捕，壮烈牺牲。广州起义失败时，陈铁军、陈铁儿与周文雍撤退到香港省委机关，1928年1月初返回广州工作，2月2日中共设在广州西关的机关被敌人破获，被捕者叛变，供出他们所住机关，敌人即往荣华西街周宅逮捕周文雍和陈铁军。他俩在狱中经受严刑拷打和名利诱惑，始终坚贞不屈。2月6日，他俩被押往红花岗英勇就义。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就是反映他俩英勇斗争直至就义的壮烈场面。他俩牺牲后，陈铁军妹妹陈铁儿悲痛万分，在《红旗》杂志发表《悼周文雍同志》一文，又写一本陈铁军传记。不久，陈铁儿与中共党员林一素结婚。1932年，陈铁儿在香港被捕，被引渡回广州，她的丈夫也在香港赴汕头途中被捕。陈铁儿在狱中产下一女，敌人惨无人道将其毒死，于1932年8月将陈铁儿押赴红花岗杀害。
  综上所述，中大师生为民主革命献身已知名单的共约108人。加上抗战胜利后，途中因交通事故遇难的55名师生约共163人，其中初步了解到的中共党员52人。
  为民主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中大优秀儿女的光辉革命业迹，将永远记载在中山大学的革命史上，为中山大学的后辈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