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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橄榄型”社会，是指社会阶层结构中极富极贫的很少，中间阶层却相当庞大。从社会学意义上说，中间阶层的壮大，使得对立的贫富两极成为一个连续性的排列，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看到拾级而上的希望，有助于舒缓贫富差距蕴蓄的对立情绪、以及由此衍生的系列社会问题。
  从全球视域来看，世界上许多的现代化发达国家都是这种结构，当然也正是这种结构铸就了许多国家今日的发达和辉煌。因为，庞大的中产阶级（middleclass）具有对社会贫富分化较强调节功能和对社会利益冲突较强的缓冲功能。一个社会的理想类型是衣食有余、人人富足、共同富裕，但我们必须默认人的禀赋能力差异和社会对效率的“选择性激励”，所以所谓人间的富穷都必然相对地存在，而正是人际效用比较所体现出的正常差异才会推动社会的进步。同时，这种“差异”并非无限度地拉大，也并非一定要制造出两个对立的阶级才会推动历史的进步，那种过分的贫富分化所造成的事实和教训在历史上已经不无领教。假如仍然处在“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状态之中，那么贫富分化所导致的阶级对立肯定会加剧“为富不仁”和“杀富济贫”并存促推式的永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于国于民于生产力都极为不利，这是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愿意重蹈的覆辙。“哑铃型”结构无疑是一种病态的社会结构模式。
  1999年，在遭受了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长江流域大洪水以后，国家开始实行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政策。面对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国际国内曾经有不少人唱衰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经济学家赵海均先生，根据当时的实际，写出了《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一书。这本书由着名经济学家董辅礽先生作序，书中的不少观点立刻引起国内经济学界的关注。
  在这本书中，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之所以出现一系列问题，是因为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因此，他就当时中国社会大家关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譬如投资拉动问题、消费问题、收入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包括大家后来热议的区划调整问题。
  他最先提出了“橄榄型”社会的概念。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共同贫困”的局面已经消失，但“共同富裕”还只是一张蓝图。深深困扰政府和社会的一个问题是：东西分化、城乡分化、地区分化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分化，形成所谓的“马太效应”，即，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
  当时，有人认为中国目前的收入状况是一种“金字塔”形的。赵先生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种“倒陀螺型”社会，是一种极不稳定的结构。他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国民收入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高居顶尖的少数人占据着大量的财富。但是与发达国家收入的“量级”不同，少数富有者中间的大部分占有着很多不良资产，因此超高收入和高收入者约占国民的20%—30%。而中低收入者和贫困居民没有多大差别，可以看成是同一类，占居中国居民的绝大多数，约70%—80%。因此，其结构形状像一个“倒陀螺”型，上圆锥形，下圆柱形，两层级的。
  赵海均进而分析，发达国家的经济是一种稳定的或趋近稳定的状态，其市场机制、产业结构、生产消费均处于这种状况，从而人们的收入也比较稳定，由于不同收入结构的形成，进而社会各阶层也就形成。在这种稳定状态下，以收入来划分的社会各阶层的结构是一种“橄榄”形状，中间大、两头小。它是稳定状态下的合理（或者说是科学的）的结构。大致可分为五层：一是超高收入阶层；二是高收入阶层；三是中等收入阶层；四是低收入阶层；五是“贫困阶层”。五大收入层级，构成了一国社会的经济结构，不仅影响着一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风气、精神状态和价值取向。
  赵海均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合理的收入阶层结构还没有形成，一旦这种结构形成，中国经济就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阶段。因此，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政府的政策就应该促使其形成合理结构的收入阶层。在“转轨时期”：经济不断增长，价格适时上涨，收入不断提高。这应是一条看似简单而实际又是重要的法则！
  在《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一书中，赵先生还针对当时的国有企业整体塌陷，经济处于困境中的情况提出了“点启动”理论和“梯级发展”理论。按照梯级发展，中国应该是在中部选择启动点。为此，中国出版社的负责同志不敢出版此书，并专门邀请赵海均先生到北京修改书稿，因为当时中央刚提出要进行西部大开发，征得赵海均的同意，书稿中“中国应该在中部选择启动点”改写为“中西部”地区才得以出版。另外书中还提出了消费量级以及区域规划等一系列有远见卓识的观点。其中在区域规划中，他认为中国应该实行扁平化管理，缩省设州，把中国变成50到55个州。同样一些观点做了比较隐晦的处理。
  赵海均的许多观点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前瞻性和独到的地方。对此百忙中的着名经济学家董辅礽">家董辅礽先生看到书稿后，欣然为《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一书作序。国务院发展中心和《中国经济时报》，工业经济研究所的一些专家学者还就此专门与采访赵先生进行了座谈。2001年以后，他的许多经济思想后来被媒体采用。不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开始认同“橄榄型”社会。
  通过社会政治改革，改写不合理的社会规则，给民众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实现各个阶层之间的良性社会流动。当前，由权力精英、资本精英和知识精英构成的排斥性体制，已经且日益固化、僵化，很多底层民众根本没有向上流动的平等机会。低收入者被“锁定”在底层的现象日益严重，而且这种被“锁定”状态具有代际传递的特征。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穷二代”、“新生代农民工”、大学生“蚁族”等问题，就是底层被“锁定”的现实例证。
  通过公共政策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和利益分配机制，缩小贫富差距。根据国际上通常的做法，就是向富人阶层征收高额的累进税来补贴穷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扮演重要的“劫富济贫”角色。
  通过公民教育和宣传工作，提高民众的参与意识和能力，培育健全的公民社会。良好的公民社会是抵制国家侵犯个人权利的重要力量。因此，要想实现社会结构的调整和转变，需要充分发育公民社会，提高公民的社会参与水平。
  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带来的最大危险，就是社会不稳定。众所周知，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两头小，中间大”，也就是中间阶层的数量和规模比较大，精英和底层的数量相对较少，这样的社会结构有利于社会稳定。中产阶层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力量，他们是沟通精英和底层的桥梁和纽带，中产阶层庞大意味着社会经济资源的分配相对比较合理，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不会很激烈。
  相比较而言，在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中，经济社会资源的分配存在很大问题，贫富分化比较严重，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比较激烈，没有庞大的中产阶层作为缓冲带。比如当前流行的“仇富”、“仇官”等社会不满和怨恨情绪就是明证，这也是诱发社会泄愤等大规模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助燃剂”。
  更具危险地是，中国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的底层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社会结构在动态下沉，造成人心不稳。这里的下沉，并不是表示绝对贫困人口增加。而是指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底层的生活水平在往上走，但是底层的人数是在不断增加的。这一点有些社会学家不承认。但你不能认为有电视看，有手机用，就比几百年前的皇帝过得还牛？底层增加的判断标准不是说他没有生活来源了、没有电视看了，而是他缺乏了原来作为中产阶层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