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简明中国新闻史》共产党报刊的创办
  第一节 共产党报刊的创办
  一、工人报刊的新发展
  五四时期，我国已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报刊。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领导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中心工作，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为了加强工人运动的宣传鼓动，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工人，指导斗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一九二一年八月间，在上海创办了机关刊物《劳动周刊》。
  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张全国性的工人报纸，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张特立、包晦生、李震赢、李启汉、李新旦等。
  张特立为编辑主任，而实际负责编辑工作的是李启汉。
  《劳动周刊》的宣传是紧紧围绕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中心任务进行的。
  当时党规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任务是“发达劳动组织，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
  根据这一方针，《劳动周刊》在发刊词中就明确宣布“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 “ 我们希望中陶工人们都拿材料来供给这个唯一的言论机关，都来拥护这个唯一的言论机关，扩大解放全人类的声浪，促进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实现”。
  因此，宣传工人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建立真正工人工会，成为刊物的宣传中心。
  它反复强调工人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才能推翻压迫者剥削者，求得解放，号召“一个产业底下的工人，不分男女地域，都联合起来，结成一个大团体，再与别种产业的团体大大联合起来，成一个世界全体工人的大大结合”，就能求得工人的彻底解放。
  为了克服影响工人组成大团体的行会思想、地方观念，《劳动周刊》大量刊登各地各行业工人都一样地受资本家压迫剥削的事实，教育工人认识到“无论那一省的资本家对待工人都是尽力压迫和剥削”， “我们工人均是处在被掠夺的地位，所受的痛苦和压迫，均是一样，不但无省界，连国界也没有，因为我们都是……
  一个阶级的人，无产阶级的人。”
  《劳动周刊》还报道了全国各地工人运动的情况，总结斗争经验教训，用事实说明工人斗争只有团结一致，严密组织，才能取得胜利。
  《劳动周刊》的宣传对教育工人提高阶级觉悟，起了显著的作用。
  《共产党》月刊在介绍《劳动周刊》的宣传情况时说， “ 办得异常完善，大可以增进劳动者的知识，这是教育训练劳工们一个最好的机关报”，深受工人群众的欢迎。
  正因为这样，它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受到帝国主义的迫害后，决定把总部迁往北京，由邓中夏任主任，将北京出版的《工人周刊》作为总部的机关报。
  《工人周刊》是北京党组织以工人周刊社的名义出版的，创刊于一九二一年七月，由邓中夏、罗章龙等负责编辑。
  到一九二叫年又改为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刊物。
  中间虽因遭到反动派的破坏几度停刊，但仍然坚持出版到一九二五年十二月。
  《工人周刊》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在第一次罢工高潮中，工人运动已经从经济斗争提高到反帝反军阀政治斗争的转变过程，充分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已进入日趋成熟的时期。
  该刊在及时报道全国各地工人罢工斗争、总结斗争经验的同时，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工人。
  在《工人们勿忘了马克思底教训》一文中，针对当时出现的“好人政府”， “ 联省自治”等虚伪口号，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何种形式都是维护地主军阀统治的。
  在《无产阶级的战术》一文中，介绍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各地都设有分部，分部大都创办了刊物。
  如山东分部(王烬美为主任)，创办的《山东劳动周刊》，湖南分部(毛泽东为主任)的《长沙劳动周刊》，湖北分部(林育南为主任)的《劳动周报》，香港分部的《香港劳动周刊》等，都是比较重要的工人刊物。
  在一九二二年一月至一九二三年二月，我国第一次工人罢工斗争高潮中，各地工会又创办了许多工人刊物。
  如陇海铁路总工会在一九二二年二月出版了《陇海路总罢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一九二二年初创办了《京汉路日刊》，唐山工会出版了《唐山潮声》，湖南出版了《工人之路》等。
  其中湖北省工团联合会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十日，在汉口创办的《真报》在罢工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最为突出。
  它由林育南主编，施洋等参加编辑工作。
  该刊全力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揭露军阀破坏和镇压工人运动的罪行，成为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有力喉舌，被罢工工人看成是劳动者的福音。
  这些工人报刊，在版式上大都采用《每周评论》的形式，但刊登的消息更多，更富有鼓动性。
  对于评论也十分注意，经常把评论放在头版的重要地位。
  评论的形式也因适应斗争需要而多样化，有社论、演说、评坛、自由演坛，短评，杂感、随感录等。
  文章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很受群众欢迎。
  这些刊物还经常刊登小说、诗歌、故事、歌谣等通俗的文艺作品，主要内容是反映工人群众的生活和斗争。
  还经常刊载群众的来信来稿，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使刊物充满了群众的声音。
  这些刊物无论在政治思想水平，还是对实际斗争所起的指导作用，与五四时期的工人报刊相比较，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二、青年团刊物的出现与《中国青年》
  一九二 0 年夏，先后在上海、北京、长沙、广州、武汉、济南等地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党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
  随着团的工作的开展，团的刊物在各地陆续发展起来。
  团的刊物首先是由地方团组织创办起来的。
  一九二一年春，成都团组织出版了《人声》周刊。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北京刚组织出版了《先驱》半月刊。
  同年三月，广州团组织出版了《青年周刊》。
  八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在周恩来领导下，在法国巴黎创办了《少年》杂志，以后改名为《赤光》继续出版，邓小平参加过这个刊物的编辑工作。
  在这些刊物中以《先驱》半月刊影响最大。
  《先驱》半月刊由邓中夏、刘仁静负责编辑，后因北京军阀政府禁止发行被迫迁往上海。
  从第四期起成为团中央临时中央局的机关报，是团中央的第一个机关报。
  以后担任主编的有施存统、蔡和森等。
  邓中夏以“重远”的笔名在第一期上发表的《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一文，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有力批判，基本上划清了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
  他说;共产主义不象无政府主义那样反对一切政权，而是主张“从资本主义移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要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以办理经济上把一切属于有产阶级私有的资本统统归国有，实行生产方法底革命变革。”
  《先驱》很重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对中国青年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它先后出版过“国际青年共产主义运动”、“五一纪念”、“国际青年日纪念”、“苏维埃俄罗斯五周年纪念”、“马克思诞生一百零五周年纪念”等专号，大赶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国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情况、理论和经验。
  在介绍中比较注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
  “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 其要点就是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三种原理。”
  不少文章对码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作了比较深入的介绍和论述。
  这些宣传既满足了广大青年渴求学习革命理论的愿望，更是对无政府主义的尖锐批判。
  《先驱》也注意对中国青年运动情况的报道，特别对青年团的建设，如团的性质、任务及活动方法等问题进行过深入的讨论。
  还报道了全国各地学生运动的情况。
  由于建团不久，对开展青年运动的经验不足，《先驱》在宣传中也不免存在蓿一些缺点和错洪。
  《先驱》停刊不久， 1923 年 8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团的工作作了全面的讨论和总结，对团的宣传工作也作了专门研究。
  《中国青年》于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日在上海创刊。
  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肖楚女、林育南、邓中夏、任弼时、李求实、张太雷等都参加过编辑工作，并成为主要撰稿人。
  恽代英、肖楚女分别长期担任过主编。
  《中国青年》出版达四年之久，一般发一万二千多份，最高达三万多份，在广大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中有广泛的影响。
  《中国青年》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杰出的革命报刊之一。
  首先表现在它积极投入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政治斗争。
  它通过报道帝国主义制造的一系列侵略事件，如临城案件、万县惨案、威海卫案等，具体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北京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激发了广大青年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热情。
  在《中国青年》上，邓中夏提出“我们认定革命的主力的三个群众是工人、农民和士兵”，恽代英指出“帝国主义是一戳便穿的纸老虎。”
  这些论述在当时的革命报刊中是极为少见的，也是很可贵的。
  加强对青年的教育，引导他们摆脱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走上革命的道路，是《中国青年》宣传中的突出贡献。
  它创刊初期，正值胡适所鼓吹的“读书救国”论和梁启超、张君劢、章士钊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所散布的谬论在青年中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
  胡适在《努力周报》里办了《读书杂志》增刊，专门从事提倡读古书，诱骗青年学生脱离现实斗争。
  他为青年们开列了近二百种图书，声言这是青年最低限度的必读书目。
  其中包括经、史、子、文学、哲学等，佛经占了二十二种，如《阿弥陀经》、《妙法莲华经》等。
  东方文化派也积极提倡中国旧伦理学，反对科学和物质文明，主张研究古书等。
  对于这些反动思潮，《中国青年》给予有力的回击。
  它发表了许多文章，教育青年“在这种军阀的横行，国际的侵略，以至国民流离困苦的悲惨情况下”，怎能做“纯粹读书不问世事”的“自私自利的书呆子”呢
  它向青年们呼吁“我们的热情应该寄托到反抗压迫的事业上去”，“负起改造新中华的重担!
  ” 这就必须投身到实际革命斗争中去。
  它响亮地向青年们提出了“到民间去”(即到工农中去)的口号，为青年运动指明了方向。
  当时，在部分青年中流行着为艺术而艺术及恋爱至上的错误思想，起着腐蚀革命斗志的不良影响。
  五四运动推动了广大青年走向进步，走向革命。
  但在青年中有部分人整天以文学陶醉自己，忘记了现实世界，也有的迷恋于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至上的思想情感中，因而消失了奋斗进取的精神。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青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行热情而耐心的教育，引导青年们认识到在祖国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统治之下，个人是不会得到真正幸福的，只有投身于革命斗争，国家得救了，个人的愿望和要求才能实现。
  对于爱好文学的青年，《中围青年》教育他们，只有文学作品服务于革命斗争才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只有投身于实际斗争，接触广大劳动群众，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中国青年》根据肖楚女的特点，采取问题讨论、读者问答等方式，开展有的放矢，生动活泼的教育活动。
  它以明白晓畅的文字，尖锐犀利的笔锋，回答和解决青年运动中的许多迫切问题，动员和鼓舞了广大青年投入革命斗争。
  同时对青年的学习生活，组织活动、失学失业等各种具体问题，经常开展同志式的讨论和分析，引导他们认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和根本解决的方法。
  对于一些错误思想认识，也热情关怀，启发诱导，做深入细致的工作。
  不少青年是从读《中国青年》开始认识社会，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而走上革命的。
  因此《中国青年》受到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
  人们认为“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出版界最是唤起青年的沉梦，告诉青年以革命的理由、步骤的弦， “ 当推《中国青年》第一。”
  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中国青年》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国家主义派、批判国民党右派、批判戴季陶主义以及抵制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等方面，都作出了出色贡献。
  《中国青年》所取得的成绩是同它的主编恽代英、肖楚女的努力分不开的。
  恽代英，江苏武进县人，一八九五年生，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和著名青年运动活动家，党的杰出的宣传家和报刊政论家。
  他在求学期间就参加了革命活动，是五四时期武汉地区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并参加了许多报刊的宣传活动。
  一九二三年他到上海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兼《中国青年》主编，上海大学教授。
  国共合作后，先后担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秘书及《民国日报》的编辑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广州秘密编辑《红旗报》，以后被调至上海，任党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一九三 O 年任沪东行动委员会书记。
  同年五月六日被捕，次年牺牲在狱中。
  恽代英对党的事业，特别对青年工作怀着极其炽烈的热情，废寝忘食地工作着。
  他勤于写作，精心编辑，差不多每期都有文章，有时不止一篇。
  他善于做青年思想工作，从青年的学习、生活的实际出发，怀着满腔的革命感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入浅出地教育青年。
  对于敌人的攻击和谬论，他能抓住要害，穷追猛打，分析精辟，说理透彻，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和强烈的战斗精神，使敌人难以反驳。
  革命青年读了他的文章没有不受感动的。
  肖楚女，湖北汉阳人，生于一八九七年，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政治活动家，青年运动的著名领导人，也是党早期的报刊活动家和政论家。
  五四前他就参加过报刊宣传工作。
  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和恽代英一起领导武汉地区铁学生运动并创办革命报刊，开展宣传活动。
  一九二三年到上海在团中央工作，编辑《中国青年》。
  国共合作后回广州，先后任广州民运动讲习所教务长，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教官。
  一九二七年在广州“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中，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他在编辑《中国青年》时，同国民党右派、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派等反动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做出了卓越贡献。
  他也是极善于做青年工作，写了许多有关青年思想修养的文章，对于教育青年参加革命斗争起了很大作用。
  他的文章平易近人，分析精辟，论述深刻，逻辑性强，有很强的说服力。
  他被广大青年称誉为“真理的战士”， “ 革命的煽动家”。
  《中国肯年》在他们的主持下，教育了整个青年一代，为我国青年报刊树立了优良传统。
  三 、 《向导》等党的报刊的创办
  党一诞生就十分重视报刊的宣传工作，在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中，对党中央及其地方组织出版报刊问题作了规定，确立了党对党报的领导原则。
  党报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宣传，必须与党的路线保持一致。”
  一九二二年七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及其各项政治主张，为中国民主革命指明了方向。
  为了向群众宣传党的纲领和政策，党中央出版了机关报——《向导》周报。
  《向导》是党中央的第一个政治机关报，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在上海创刊，到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停刊，共出版了二。
  《向导》的第一任主编是蔡和森。
  瞿秋白、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等都先后参加过编辑工作。
  “五卅”运动期间，蔡和森因事离开上海，由彭述之接任主编。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前迁往武汉，瞿秋白曾一度负责主编工作。
  《向导》周报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大影响的刊物，这与蔡和森的努力分不开。
  早年同毛泽东一起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投身于革命斗争，共同组织了新民学会。
  五四运动时，他是湖南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与毛泽东一起创办了《湘江评论》。
  五四后发起组织中国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活动.带领一批青年赴法留学。
  在法国他认真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一九二一年冬，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法国政府以“宣传共产主义”罪名遣送回国。
  此后在党中央工作，党的“二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负责党中央的宣传工作，主编《向导》。
  他写了大量政论文章，运用马列主义观点阐明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成为党的优秀的政论家之一。
  一九二五年参加领导“五卅”运动，同年出席共产国际第五届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一九二七年回国。
  “八七”会议后，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
  一九三一年在香港被英帝国主义逮捕，不久引渡到广州，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向导》创刊后，集中力量宣传党的“二大”提出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纲领，发表了大量文章，初步运用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揭露封建军阀对内压迫人民、对外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的争权夺利是造成中国贫苦落后、战乱不安的根本原因。
  《向导》报道帝国主义制造的一系列事件，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新手段和新阴谋，教育群众认清帝国主义侵略面目。
  对于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进行辩护的反动理论，也进行了坚决斗争。
  胡适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国际的中国》一文，说中共“二大”宣言指出的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支持各派军阀打内战， “ 很象乡下人谈海外奇闻”。
  他为帝国主义侵略罪行辩护说， “ 外国投资者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亚于中国人希望和平与统一”。
  还公然提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 “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恶梦”。
  对于胡适的谬论，《向导》给予严厉驳斥，指出中国人民所希望的统一与帝国主义所希望的统一是根本不同的。
  中国人民希望的统一是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反动统治后，实现人民民主主义的统一，而帝国主义所希望的统一是要官僚军阀来统一中国，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为他们造成一个“安全”的境地，让他们任意压迫剥削奴役中国人民而不起来反抗。
  《向导》进一步指出，胡适的言论所起的作用“比美国每年花上三千万银子雇派许多牧师、记者、侦探、顾问、学者向我们所做的亲美宣传，还更明显而有力”。
  经过《向导》一年半左右的集中的反帝反军阀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口号深入人心，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积极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是《向导》创刊后面临的又一艰巨任务。
  建立统一战线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孙中山正确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抛弃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幻想，确立只有依靠广大群众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思想，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
  《向导》担负了这一任务。
  它发表了一系列对国民党进行热情帮助和善意批评的文章，反复阐明了“没有最革命的劳动阶级奋斗”， “ 中国资产阶级解放运动不能成功”。
  孙中山在党的帮助下，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兰大政策。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形成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
  《向导》还注意及时总结群众运动的经验，正确指导群众斗争。
  《向导》的宣传，尽管由于党处于幼年时期而存在着一些不足，甚至错误的地方，但是它第一次在人民群众中高举起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大旗，为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继《向导》之后，党中央又创办了《前锋》杂志和复刊了《新青年》季刊。
  《向导》主要通过对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问题进行报道和评论，来指导革命斗争。
  《前锋》与《新青年》季刊则侧重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宣传，加强党的理论建设。
  《前锋》于一九二三年七月一日，在上海创刊，瞿秋自主编。
  原计划为月刊，实际上未能按期出版，到一九二四年二月，出了第三期后停刊。
  它的特色是重视调查研究，一些重要文章都运用详细的统计数字和实际材料作依据来阐明自己的论点，代表了当时革命报刊注意研究实际问题的优良倾向。
  《前锋》一创刊就规定了它以宣传国民运动为其主要任务，着重对中国革命的一些专门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
  但它的宣传也受到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观点的影响。
  在陈独秀撰写的《发刊布露》中说，在国民运动中“我们不敢说是领袖，更不敢说是先觉，只愿当先锋，只愿打头阵”。
  在第二期上他又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进一步地暴露了他的右倾错误观点。
  《新青年》月刊在一九二二年七月，出满了九卷之后停刊了约一年，到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重新复刊，改为季刊，瞿秋白主编。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至第四期后休刊。
  一九二五年四月恢复出版。
  原计划出版月刊，但从未能按期出版，实际上变为不定期刊，到一九二六年七月出至第五号，国党忙于北伐战争而停刊。
  《新肯年》季刊的宣传重点在于全面地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在瞿秋白撰写的《(新青年之新宣言》中，规定了它的使命是担负“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方针”的任务。
  它用大量篇幅介绍列宁和斯大林著作，介绍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总结斗争经验教训，从政治上和理论上阐明党的纲领和政治主张，以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对于早期党的理论建设作出了出色贡献。
  一九二四年《前锋》停刊以后，《新青年》季刊加强了对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研究，兼负了《前锋》原来的任务。
  四 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
  在笫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除了积极参加并领导了政治斗争之外，十分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工作。
  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很注意对中国社会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对中国社会各个阶级进行分析，从而阐明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领导力量以及革命的战略战术等重大问题。
  翟秋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中做出了卓越贡献，是继李大钊之后的又一杰出代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设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瞿秋自是江苏常州人，生于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出身子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世家。
  十六岁时，中途辍学，到乡间谋一小学教员的职位，以求供养家庭。
  一九一七年初他到了北京，先在北京大学旁听半年，后考入了免费的俄文专修馆。
  残酷的政治斗争现实，打破了他的唯心主义的厌世观，由消极避世走向积极的斗争。
  五四运动中，他是积极参加者，并成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领袖，思想逐步倾向于社会主义。
  为了宣传新思潮，他同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许地山等人，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创办了《新社会》旬刊，这是他从事新闻工作的开始。
  一九二 O 年三月，他参加了李大钊在北京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十月应聘作为北京《晨报》的特派记者去俄国。
  在到达莫斯科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除了为《晨报》写了大量的通讯报道之外，认真阅读了马列著作和共产国际的文件，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任教，讲授马列主义理论。
  一九二三年初回国后，一方面投入实际革命斗争，另一方面从事马列主义理论宣传。
  瞿秋白把《新青年》季刊第一期编辑为共产国际号，介绍共产国际的纲领和策略以及它的发展概况。
  第二、三期着重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批判了唯心主义观点。
  第四期介绍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如《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国战争》等。
  瞿秋白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突出特点，是注意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重大原则问题。
  他第一个提出了在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一九二三年六月，党的“三大”制定了党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瞿秋自在《新青年》季刊发刊词中提出了“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 “ 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功”。
  这个论述虽还不够系统，但在当时全党都尚未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
  随着革命的发展，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越来越系统化理论化，并在实际斗争中加以贯彻，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损失。
  他在《向导》上发表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在《前锋》上发表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就是右倾理论的代表作。
  瞿秋白针对陈独秀的错误观点，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给予有力批判。
  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了认真分析，不仅进一步指明。
  “只有无产阶级最先进”， “ 革命性最坚决，最彻底”， “ 能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 “ 能取得广大农民的支持”，所以“做了革命之领袖阶级”，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指导者”，而且特别强调了领导权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
  他说“中国革命有两个可能的前途;第一，是资产阶级取得领袖权，而使中国的革命毁于民族改良主义手中，其结果使中国……
  仍受帝国主义支配，第二，是无产阶级取得领袖权，使中国彻底实行民权民族的职任，其结果可以开始社会主义的建设。”
  (《中国革命巾之争论问题》)
  翟秋白也是党内最早注意到农民问题的领导人之一，并明确提出建立工 00 联盟问题。
  陈独秀、张国焘等都是不要农民的，认为农民落后、保守，散漫、自私，没有革命性。
  瞿秋自批判了他们的错误观点，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还在一九二二年，瞿秋白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指出过。
  “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
  (见《瞿秋自文集》第一卷第一八七页)一九二三年初，他回国后在热情歌颂支持汹涌澎湃的工人运动的同时，及时注意到了农民问题。
  他在一九二三年六月，为党的“三大”起草的党纲中就提出了“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的正确主张。
  可惜这个正确意见没有被陈独秀所接受。
  同年七月他在《新青年》季刊上发表的《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一文中又指出; “ 中国农业的破产，农民阶级流离失所”， “ 生话困苦颠连”， “ 因而充满着郁勃不平的倾向”，看到了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革命性。
  一九二五年他又进一步指出， “ 中国革命运动的主力军很明显的是中国工人和农民”。
  不久更明确提出了建立工农联盟的观点。
  他说共产党员应当; “ 努力组织农民，发动农民运动”， “ 使工人与农民携手”， “ 巩固结成工农的革命联盟”(见《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一文，载《新青年》不定期刊第四期)瞿秋自在论述农民问题时，强调了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
  他在《向导》上发表的《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一文中指出; “ 中国国民革命应当以土地革命为中枢。
  中国没有土地革命，便决不能铲除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和剥削的根基”。
  瞿秋白也较早地注意到武装斗争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
  一九二五年他在《热血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就提出了武装平民的必要。
  一九二六年四月，在北伐战争前夕，他在《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一文中，对武装斗争和革命战争等问题作了较全面系统的论述。
  军里秋白积极参加了当时的理论斗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了各种资产阶级反动思潮。
  他十分注意把《新青年》办成“社会科学杂志”， “ 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各种社会思想的流派辩论”。
  当时在资产阶级思想界开展了一场所谓“科学与人生”的论战。
  一方面以张君劢为代表，公开宣传人的意识自由，思想是事实之母，人生观不能用科学来解释，另一方面，以胡适、丁文江为代表，以维护科学、反对玄学为名，大肆宣扬实用主义。
  这是唯心主义哲学阵营内部的一场混战。
  但是它在群众中产生了不良影响。
  瞿秋白以《新青年》为阵地，开展了一场批判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斗争。
  他在第二期发表的《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运用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张君劢的唯心主义，着重指出;探求社会现象的规律，应当求之于社会的最后原因——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关系。
  个人的动机无论如何重要，归根结底是受经济原因所支配的，为经济发展和阶级关系所制约的。
  这就彻底粉碎了张君劢所鼓吹的“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则为自由意志的”谬论。
  瞿秋白在第三期发表的《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一文，彻底揭露了胡适所贩卖的实用主义的实质，指出实验主义根本不承认科学真理，因为他们害怕和反对彻底改造现存的社会制度，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服务的。
  从五四时期开始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到这时才从哲学思想上划清了界限，完成了用革命哲学批判实用主义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