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学者观点丨洪永淼：如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炼为原创性经济理论
  据经济史学家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估算，鸦片战争前的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9%，居世界首位，其时西欧各国的总和为23.6%，美国和日本分别占1.8%和3%。鸦片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经济长期遭受掠夺，加上战乱频仍，国力日益衰微。新中国成立时，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已降至5.2%。受“文革”影响，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GDP跌至历史低谷，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8%，只有美国的9.4%，排在世界第11位，人均GDP更是排到世界第134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经济从此驶入快车道，国民经济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中国GDP达13.6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6.2%，是美国GDP的66.3%；人均GDP达9608美元，跃升至世界第68位。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发展成为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以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重新回到世界经济舞台中心。中国建立了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生产任何一种产品的原材料、中间材料，都可以在中国找得到，而且从产品设计、生产加工到销售等各个环节，均具备成熟的供应能力。中国的科技实力进一步增强，主要科技创新指标稳步提升，2018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3184亿美元，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超过欧盟15国的平均水平，成为全球第二大研发大国，而研发人员总量、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均居世界首位。虽然整体上与西方发达国家技术水平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但是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比如电子商务、金融科技、大型装备、高铁、核电、5G等，已实现“弯道超车”，开始领跑世界。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这在全球范围内找不出第二个。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反贫困的成就举世无双。根据世界银行早前公布的数据，中国极贫人口占世界极贫困总人口的比例，从1981年的43%降至2010年的13%。按照中国官方的统计口径，通过反贫困措施尤其是实施“精准扶贫”后，中国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7.7亿下降至2018年的1660万，贫困发生率也由1978年的80%锐降至2018年的1.7%。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比较，中国经济进步都是举世瞩目的，全世界没有人否认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但西方国家很少有人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这里有很多原因，最主要在于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国际话语权太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为经济学研究提出了全新的时代命题。原创性理论是中国经济学进入国际学术殿堂的“入门券”，也是学术高质量发展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值得认真归纳和总结，并将之提升到原创性的经济理论高度。中国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必然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国经济学家既要继承与弘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又要批判吸收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实现对后者的超越。尤其在以下几个研究领域，中国经济学最有可能实现理论突破：第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经济问题日益成为世界性的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学家需要对此提出中国观点与中国方案。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中国模式是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但这条道路是否具有普适性？是否可以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借鉴？这就需要我们将其学理化、理论化、系统化，从概念、基本假设、理论推演到实证检验，都要做到逻辑自洽。第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拥有这么多政策工具，中国政府所掌握的经济资源，以及通过各项法律与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的深度与广度，全世界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出其右。可以说，在研究政府与市场这一经济学最基本的关系方面，中国经济学家拥有全世界最丰富的“政策数据库”，这是中国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特色和显著优势。结合改革前后正反两方面的实践，中国经济学家有可能凝练出“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政策研究领域，如何利用现代经济学包括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特别是计量经济学的评估方法，对经济政策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与量化评估，提高政府资源配置的能力与水平，这是中国经济学家必须深入思考的现实课题。第三，收入分配和共同富裕。经济全球化时代，收入差距日益拉大现象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也存在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全球性经济现象，也是马克思《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基本规律。西方国家对此都束手无策，甚至出现了“逆全球化”现象。中国则主动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机遇，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同时，因为有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领导，中国正在积极探索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与社会不公平现象，目前的“精准扶贫”即是一个明证。中国经济学家擅长于制度分析、阶级分析和利益分析，因此在发展经济学尤其是收入分配和共同富裕方面，可以做出原创性的理论贡献。第四，数字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行为与运行规律。前几次工业革命，中国要么错过，要么跟在别人后面，但以信息技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为特征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国不仅及时跟上，而且许多领域已走在前列。信息技术革命正在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商业模式等。如何研究新技术条件下人的行为与经济运行规律，已成为经济学必须面对的新命题。进入新世纪，中国及时抓住了数字革命的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具有人口优势和规模优势的超大型经济体奠定了中国数字经济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海量的素材和大数据，为研究数字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行为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中国经济学家在这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若能立足于中国伟大实践，把握数字时代脉搏，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将大有可为。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正在进行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在当今2.0版经济全球化初见端倪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学家需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肩负起占据经济理论国际话语权的历史使命，从学理上解释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提炼塑造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传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核心的“中国经济学派”的理论创见，并将原创性理论用于指导中国经济改革与全球化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