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校史”，简言之即是学校的历史，是体现一所学校的发展轨迹、办学理念、精神脉络以及人文气象的客观历史和记录文本。学校的历史应当是丰富多彩、多元共存、参差百态、包罗万象的，特别是大学的历史更是一所学校时间的历史、空间的历史、群体的历史、生态的历史，也是校园文化的历史、大学精神的历史、学术发展的历史。
  20世纪末以来，高校校庆特别是一些着名高校的校庆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在热闹的校庆景象背后，高等学校的校史也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领域。一所高校创建时间的溯源，一位大学老校长的名言，一句大学校训的变更，甚至会成为一时传诵或争议的社会热点。校史编修，作为教育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作为教育史、学术史、文化史、思想史的一个重要交叉视阈，已经成为诸多高校的“必修课”。校史编修，顾名思义是对学校的历史进行编写和撰修。校史编修的体例、原则、取舍、规范以至得失、评价，离不开历史文化情境和当下时代环境的客观条件，也不离开校史编修主体素养和尺度把握的主观因素。通过历史文献、遗存场景和影像记忆进行“还原现场”与“设身处地”的历史文化情境体验，是校史编修者对历史常怀“温情与敬意”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笔者对高校校史多有关注并参与了一些相关的校史工作。现在，结合个人的思考心得和有关校史编修的经历和体会，就学术视野中的“校史”及其历史文化情境，试述如下：
  中国的高等教育自19世纪末正式算起，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路程。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学校进行了重大的结构布局调整，随后经历了诸多动荡和坎坷。“文化大革命”之后，科教兴国，百废俱兴。1984年，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所有“文革”前建立的高等院校着手组织力量编写校史，于是，众多高校纷纷成立了校史编辑室，组织人员开展校史的编修与研究工作。1988年，举办了第一届中国高等学校校史研讨会，正式成立了全国高校校史编修的学术团体“中国高等学校校史研究会”（2003年更名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史研究分会”）。从此，全国高等学校编史修志工作普遍开展起来。就目前校史编修的存在形态而言，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大类别：正史通史类、民间逸闻类、资料汇编类和学术研究类。
  正史通史类：以学校党委、行政或校友会组织成立专门机构郑重其事编纂的“通史”为主，具有时间跨度大、涵盖内容广、参与人员多、体例周全、字数庞大、文笔庄重等特点，代表性的着作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山东大学百年史》等。就体裁而言，正史通史也是比较丰富多样的，包括史论结合的论述性的通史编纂、严谨纪实的大事记、翔实完备的综合志书、专题突出的人物志等。比如《复旦大学百年纪事(1905—2005)》《清华大学人物志》《南京艺术学院校史(1912－2012)》等。但是，正史通史类的编纂容易造成面面俱到而失之笼统，突出重点而忽略一般，众人参与而风格不一的局面。此外，校史的“正史通史”有时还编纂一些较为通俗易懂的普及通行本，如《清华漫话》《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史》《山东大学百年简史》之类，这样更便于校史的传播流布和广泛普及，有的学校甚至做到将学校简史读本人手一册。
  民间逸闻类：以师生员工的个体回忆文章和口碑流传的诸多逸闻趣事为主，叙事散漫，文笔畅达，注重细节和情境，以“正史”忽略不计的诸多细节来还原学校历史的另一种“真实”。但是，有时会失之琐碎和传说，甚至容易以讹传讹。但其中的精神内涵有时却可反映出一所大学的“真精神”。1998年前后，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一度出现了校史编修特别是大学逸事编纂的热潮。比如，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推出的“老大学故事丛书”，辽海出版社1998年9月推出的“中国着名学府逸事文丛”等。近年来，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推出“中华学府随笔”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教会大学在中国”丛书等。这些正史之外的“大学记忆”既迥异于官修正史，也不同于小说家言，颇有一些不可多得的人文价值。其中，陈平原先生的《老北大的故事》较具代表性。
  关于学校历史的个体的回忆文章，以其鲜活生动、真实感人、注重细节、富有个性和特色，而备受关注和好评。比如，汪曾祺《西南联大中文系》、吴冠中《忆母校科班》、陈丹青《骄傲与劫难——陈丹青回忆1978—1980年的中央美术学院》等等。1998年，北大校报编辑部编选的校友回忆文集《精神的魅力》修订再版，并出版了其续编《青春的北大》，一时颇为畅销，至今口碑甚佳。近年来，“校史”的民间编修开始以更加开阔的人文情怀和思想视野向纵深发展。钟叔河编选的《过去的大学》、赵建林编着的《解读北大》等，都备受关注。近年出版的何兆武先生口述的《上学记》，浓缩了一个时代的大学风貌和心灵史，在历史的追怀中不乏现实的镜鉴，可作广义的“校史”阅读。同时，通俗普及以至图文并茂的校园文化读本也一时风行，比如《清华地图》《北大那些人》等等。
  资料汇编类：是对学校重要文献档案资料的整理刊布，侧重“述而不作”。这类校史资料编纂目前尚不多见，也是亟待加强的基础积累工作。主要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北京大学史料》《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北京大学校史论着目录索引(1898—2003)》等。其中，卓有成就的代表者是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纂出版的《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四卷六册，300余万字）（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其中涵盖了1911年建校以来的政府文件、公文函电、办学规程、会议记录、历史图片、各类统计数据、信件、名录等等，其历史价值弥足珍贵，与论述性的校史着作相比，此类史料选编更客观、更真实、更完整。其实，如果没有资料汇编作基础，严格意义上的“通史”是很难保证其编纂质量的。
  学术研究类：校史编修和研究，近年来已经作为独立的研究课题进入了学术研究领域，并出现了诸多校史研究专家和学术研究专着。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先生数十年执着于校史研究，出版有《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梅贻琦与清华大学》《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清华的校长们》《清华风物志》等专着，成为了解和研究清华大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着作。教育史家苏云峰先生以扎实的教育史学素养从事“校史研究”，代表专着有《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1903—1911）》等。2004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着名大学校长书系”，以严谨敦厚的着述，总结了现代中国大学校长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等诸位大师的办学思想和人格风范，其中对校史、校风的概括阐述不乏精彩篇章。近年，一些青年学者也开始深入大学历史的研究。比如，王东杰博士的学术专着《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该书将大学史放到社会史、教育史和学术史的开阔视野内加以考察和研究，以大学制度与现代社会的互动关联为场域，“小处着手，大处着眼”，史料扎实，论述谨严，成为集中讨论中国现代大学与国家关系的历史学专着。其中，不仅充分利用留存档案，更以报刊、文集等各类文献相互比证，还原历史的真实原貌，做出了积极而可贵的探索。此书已经超越了校史编修的层面，而成为学术研究的佳作。其他同类的学术着作还有《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国立中山大学（1924—1937）》《抗战前的清华大学（1928—1937）》等。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对“西南联大”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重镇，其相关成果蔚为大观。2012年翻译出版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由美国的易社强教授倾二十年之力写就，视角独树一帜。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称赞其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
  综观校史编修和研究的现状，可以说呈现出正史通史、民间逸闻、资料汇编和学术研究多元共存而又互补互动的良性格局。正史通史、民间逸闻、资料汇编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参考文献，学术研究的治学精神、方式方法，也可以为正史通史的编纂所借鉴。通读了正史与逸闻、汇编和专着，大概才可看出一所大学的真面目和真精神。同时，为保证“校史”的客观公正和严谨真实，不为现实力量所左右，积极倡导校史编修和研究的独立性、学术性品格，也是值得关注和考量的。
  在多元共存、丰富多样的校史编修格局中，应当看到，与诸多综合大学相比，艺术院校的校史编修工作相对起步较晚、成果较少。文化部教育科技司编纂的《中国高等艺术院校简史集》（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是为数不多的也是较为重要的一部艺术院校简史的汇集之作，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但是，综观近十年来艺术院校的校史编修工作，总体看来，存在的首要问题是学校史料的发掘整理存在较大缺憾，直接影响了校史编修的资料储备和立论基础。在日常的史料征集、档案保存等方面，很多艺术院校没有建设校史馆和档案馆，没有专设的校史编修机构，没有专门的校史编修人员。长此以往，日积月累，不被重视的大量的校史资料随着时间推移、人事更替而日渐流失，最终难以收集整理。所以，近年来，中央美术学院开展“老艺术家艺术调查和资料抢救工程”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校史编修中的史料抢救工作，值得其他高校借鉴学习。2013年4月，中央美术学院主办的“北平艺专与民国美术”学术研讨会以及在此前后举办的《北平艺专精品陈列》系列展览，一时备受瞩目，以其丰富的史料和深入的研究有力推动了对北平艺专校史和民国美术史的发掘与升华。
  特别值得欣慰的是，2012年，在南京艺术学院100周年校庆之际，一套“南京艺术学院校史研究丛刊”正式出版，首批包括《上海美专研究》《苏州美专研究》《山东大学艺术系、华东艺专研究》和《南京艺术学院早期校刊校报研究》四卷，还另出版有《上海美专艺术文集》、《上海美专名人传略》、《上海美专音乐史》、《图说上海美专》等。该校史研究成果以专题专刊的形式，通过文献选刊、专题研究、人物钩沉以及口述历史、史料辑录等多种方式展开，对南京艺术学院的三个重要源头——上海美专、苏州美专和山东大学艺术系以及作为南艺前身的华东艺专的历史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整理和挖掘，力求在还原历史的基础上，为南艺校史研究提供新的深度和视野。出版系列校史研究专刊，既是对南艺百年校史进行的系统研究，更是对南艺百年校史进行的系统整理和保护，其意义十分深远。历经多年的史料考索和沉潜钻研，该系列丛刊以其严谨、扎实、厚重的学术风格，令人肃然起敬，堪称当下艺术院校校史研究的典范之作。
  正如史家所言，“史学便是史料学”，校史编修首要的工作还是学校史料的搜集、发掘、整理和研究。没有史料，校史即无从谈起。史料不扎实，而高谈阔论，任意发挥，大书特书，只会歪曲历史的真实。只有史料打好基础，方可开展史实考析和史论阐述的深入研究。史料主要包括文字、图片、影像、实物等，史料的来源主要包括学校各类档案、文献和实物资料征集、当事人口述历史、校报学报等出版资料的历史记载等。史料记载着岁月长河中曾经发生的真实事件或过往人物，无论风云变幻的大历史场景或庸常琐碎的日常小事件，抑或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籍籍无名的芸芸众生，只要进入了历史研究意义上的史料收藏，那么它就有可能会被记录、被记忆。在众多史料中，经过甄别的具有真实价值的历史档案的权威性与真凭实据的特征尤为突出，它是某段历史的重要注脚和原始凭证。在史料的储备和运用方面，《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从一个侧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其中，筹设经过与沿革、人事网络与权力组织变革、校长人选与继承风波、经费与校舍及设备、学生素质与社会背景等章节内容，充分利用了中研院近世所藏外交档、学部档、清华大学藏档案以及五百余期《清华周刊》等历史文献，考据严谨、立论扎实，自成一家之言。相类而言，在笔者参与校史编修的过程中，应当说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档案馆的各类档案，特别是图片档案和人物档案的建立，也为校史编修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是建校初期、1983年之前档案资料的相对匮乏，以及有些档案价值的有限性，也直接影响并制约着相关校史编修的文献空间。此外，校报《山东工艺美院报》、学报《设计艺术》多年来的及时整理装订以及精选作品集的编辑出版，都为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校史文献系列的编撰和学校年鉴编辑提供了有力的资料支持。
  文献钩沉和史料考析，是校史编修打基础的工作，也是重要的“基本功”。在其过程中，求真务实、小心求证的严谨的工作态度至关重要。比如，北大历史上辜鸿铭拖长辫且持复辟论，但仍然在校任教。在转相传诵这一事例时，产生了一种相当普遍的错觉：辜氏任教北大，乃得益于蔡元培之“兼容并包”。但是史实却是辜氏任教北大在蔡元培长校北大之前。所以，史实是来不得半点马虎和相当然的。另外，从反面来讲，对具有档案价值的文献资料的擅自处理，特别是对一些现场“孤证”的刻意修饰和加工，都会严重影响历史的真实原貌。比如，近年一些院校根据不可靠的文献盲目地、牵强附会地“追根溯源”、有些重大事件簒用其他学校的历史照片等。同时还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史料运用过程中如果发现差错务必及时更正，以免以讹传讹，以假乱真。
  在史实考证方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纪事（1973—2013）》、《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图鉴（1973—2013）》的编纂过程中遇到了众多需要考证的历史细节。比如，为确定“当代社会变革中的传统工艺之路”座谈会召开的准确时间，编辑人员专门查阅了《装饰》《设计艺术》等学术期刊，根据当时报道文章的准确记载查证为1996年11月。再如，“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研究会2007年会”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召开之际，与会专家在参观校史馆时见到了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研究会当年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成立时的合影照片。而这幅照片也是工作人员用心搜集并经过了认真查考的。还有一张在学校操场举行招生考试的历史照片也几经考证，其拍摄时间最初误注为1986年4月，后来在考证时咨询了当年教务处、学生处的有关人员和监考教师，但是当事人的记忆也存在差异，有的记作1985年，有的记作1991年，据回忆当时的考题和羊年有关，由此可以推测为1990年或1991年，最后经查阅1990年4月25日《山东工艺美院报》才确定了准确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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