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梁启超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一、梁启超政治意识的激发--经世致用思想与西方价值观
  因此要满足“仁”这一观念对人生的道德修养方面提出的要求，就必须通过向内:塑造自身的道德修养--修身和向外:扩大这种道德修养对他人的影响来实现。
  洋务运动对西方的学习仅仅停留在“技”的层面，此后的有志之士都看到仅仅依靠“中体西用”已无法改变当时深重的民族危机。
  在“公车上书”这一阶段之前，康有为通过向朝廷上书和朝廷官员之间进行游说来达到政治改良的目的。
  但在公车上书之后，康、梁改变了政治策略，他们除了向朝廷上书以外，在民间展开政治活动以求得到一般士绅阶层的支持。
  1898年实施的戊戌变法，则是对洋务运动时期的“中体西用”策略的突破。
  戊戌变法最终失败，随着变法失败，维新的成果也被摧毁殆尽。
  三、以公德为核心塑造现代公民人格--《新民说》
  《新民说》的命名应当出自朱熹在《大学章句》中对“亲民”一词的解释，这也说明儒家经世的核心就在于道德修养和对人的革新。
  在《大学》中，新民是指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人。
  因此，道德便具有了两层内涵。
  梁启超认为公民应当对统一之国家具有认同感，他以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喻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指出了国民与国家的关系是休戚与共不可分割的，旧道德的忠君思想，说到底是一种私人与私人的关系。
  他指出官吏除对于君主个人负有责任，更对广大社会群体负有责任，这是官吏处于“公人”地位的应有之义。
  “群”这一概念是新道德的立本之基，“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梁启超认为公民当具备的国家思想应包含如下四个层次，“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外族而有国家，四曰对于世异而知有国家。”所以，公德的缺失与国家观念的缺失直接相关。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对“公德”的极力强调，表现了其对“恕”这一思想的积极实践。田永秀，刘斌.经世致用思想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4(3).
  席志武，于瑞.梁启超“新民论”思想的历史生成与文化内涵.东方论坛，20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