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刑事诉讼法解释学:范式转型与体系建构
  在推进刑事诉讼法解释学的发展过程中，应当注意修法与法律解释的关系，注重解释学对法律修改的智力支持以及对修法的反制影响;同时，还应加强法解释学在如何应对立法不足、填补立法漏洞以及促推理论创新等方面的研究。
  一、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方法的转型呼唤法解释学的融入
  法学方法论通常包括一般性原则和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
  (一)初创时期研究方法的缺失
  进入20世纪80年代，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在运用阶级分析法的同时开始围绕1979年第一部刑事诉讼法的创制而展开，基本的研究内容是以立法为导向，廓清刑事诉讼法的基本概念和诉讼流程。
  (二)成长时期价值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的兴起
  而作为价值分析的基本对象--理念、价值、原则、主义等则主要以域外刑事诉讼为借鉴。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价值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开始遭遇瓶颈。
  经过立法的修改，一些理念、价值也在具体的条文中被融入吸收，对于保障人权、公正司法确实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但是法律不可能频繁修改，“宜粗不宜细”的修法思路使法律规范不能及时关注到司法一线的方方面面。
  (三)发展时期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勃兴
  特别是近十年来，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如以访谈参与、案例收集、数据统计、数理分析等为手段的实证研究方法;从经验事实上升到“概念”“理论”“模式”，实现一种“惊心动魄的跳跃”式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围绕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立法背景及指导思想等而展开的历史研究方法;被广泛使用的比较研究方法也从既往的盲从回归理性，藉由关注中国问题出发，通过对相关域外制度机制的考察，系统而非局部、细致而非泛化、具体而非一般地回应中国实践，助推相关制度规则的发展。
  这其中作为法学方法论下具体研究方法之一的刑事诉讼法解释学也开始勃兴。
  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再到艺术，有大量的数据显示，解释成为20世纪后期重要的研究主题。
  二、推动刑事诉讼法解释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沟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与司法实践的桥梁
  成了刑事诉讼法修改学。
  举例而言，我国刑事诉讼二审程序奉行上诉不加刑原则。
  虽然上诉不加刑原则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制定之初即已规定，但在实践中，二审法院常以发回原审法院重审的方式，由原审法院变相加重被告人刑罚，规避上诉不加刑的规定。
  2012年，在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改时，立法机关即在第226条(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237条)增加了“发回原审不加刑”的规定。
  一旦由中院作为一审法院审理该案，按照《刑事诉讼法》第237条的规定，由于中院不是发回重审的“原审法院”，所以不受“发回原审不加刑”的限制，可在审理后直接改判加刑。
  应当说，上述二审法院改变管辖的做法确实“巧妙地”绕过了刑事诉讼法对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不得加刑的规定，最终的加刑也至少在形式上没有违反法条文义，但这种做法却与立法目的背道而驰。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增加“发回原审不加刑”的条文，目的是避免利用将案件发回重审变相加重被告人刑罚的情况发生，保证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贯彻落实，维护被告人依法充分行使上诉权。
  本案中，在仅有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在发回重审后通过级别管辖的变更刻意回避由“原审法院”一审，其实是想摆脱“发回原审法院不加刑”的条文限制，仍以发回重审的方式达到变相加刑的目的。
  从目的解释出发，肇因于被告人单方上诉的案件，最终的裁判仍然给被告人带来不利的加重处罚，这显属变相压制、剥夺被告人的上诉权，有违上诉不加刑原则和立法目的。
  因此，无论办案机关如何煞费苦心，通过各种程序上的操作跳脱法条文义的射程范围，当套用解释学的基本方法将立法目的付诸个案实践时，这些变通做法、规避手段就会被否定。
  试想，如果上述条文瑕疵，被立法者加以修补，将“发回原审法院不加刑”改为“发回原审地法院不加刑”，以避免地方法院通过级别管辖的调整变相加刑。
  这正是刑事诉讼法解释学对司法实践作出的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修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简称《高法解释》)时，曾有意见建议在《高法解释》第14条中增加一款:“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二审案件时，发现被告人应当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基层人民法院没有管辖权的，应当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由原审人民法院请求移送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并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和当事人，将起诉材料退回同级人民检察院。”
  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对于人民检察院未提出抗诉的二审案件，以发回重审，之后由原审法院请求移送中级法院审判的方式解决原审法院级别管辖不当的问题，容易引发违反上诉不加刑原则的争议”。
  综上，在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中，无论是运用比较借鉴还是价值分析的研究方法，仅能得出制度、规范以及实践做法不周延、不完善、不正当的结论，但难以形成进一步的约束措施，最终只能回到“修法”的对策法学结果。
  (二)限制刑事诉讼中公权滥用的重要路径
  刑事诉讼是代表国家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等依照法定程序，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追诉犯罪的活动。
  诚如有学者所言:“由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会随规则不确定性程度的增加而呈现出扩张的趋势，解释方法就被当作一套程序性指令来填补因规则不确定而出现的约束力真空。”
  由此，立法机关才在2012年修法时增加了会见时“不被监听”的条文，目的就是充分保障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之间谈话的私密性，不为第三方知悉。
  上述分析运用文义解释和历史解释的方法，清晰勾画出“不被监听”条文的立法由来，阐明了其立法真意和立法精神，在解决认识分歧的同时，更是避免了侦查机关在办案中对辩护方会见权可能的侵害。
  检察机关则认为，第174条第1款已规定，犯罪嫌疑人签署具结书时，是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所以只要二者有其一，程序即合法。
  (三)检验和规范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制定的重要工具
  例如，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在修订《高法解释》时曾规定，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上诉案件应当开庭审理;但是，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上诉案件，有条件的，应当开庭审理。
  但在学理上，“死刑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方法，包括立即执行与缓期两年执行两种情况”。
  一方面这是法律体系内部协调性、一致性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确保文义解释的客观性和可预测性。
  如果立法以刑罚的轻重为标准划定案件范围，当规定了低点的无期徒刑案件，又规定了高点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居于其间的死刑缓期执行案件便不可能被排除在案件范围外，因为这不合逻辑。
  “当没有明确反对的词语时，语词的可理解性就意味着，语词在同一文本中应具有同一含义，从而能够被得以理解。”
  当然，在刑事诉讼法中涉及死刑复核以及死刑执行的条文时，死刑一词的含义则又限缩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情形。
  三、刑事诉讼法解释学的基本体系
  (一)解释对象
  除了法律，有关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乃至重要的规范性文件也应成为解释对象。
  诚如前文所言，目前，一些司法解释条文和规范性文件存在对法条理解的偏误，制定中也存在部门主义倾向，需要通过解释检验其是否符合法律文本的目的、原则和精神，以便进一步修正、完善。
  (二)解释方法
  由于各种书籍、论文对此作出的相关论述已浩如烟海，故本文不予赘述，但围绕解释方法仍有两个争议问题需要回应。
  1.解释方法与解释结果
  张明楷教授曾对解释方法进行重构，将严格解释、扩张解释、限缩解释等列为解释技巧，将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等归为解释理由。
  2.解释方法的排序
  过度依赖目的解释与价值权衡等解释方法事实上经常进行的工作是法的续造，与立法本身的界限非常模糊，长此以往反而不利于法律解释技术的发展。”
  另一方面，建立解释方法运用的排序位阶具有一定的法经济学意义。
  然而，解释方法的排序逻辑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司法对形式合理性的追求，但解释方法的实践逻辑常常出现解释方法追随解释结果，解释结果反制解释方法的情形。
  一是限制解释权的扩张。
  二是实现解释结论的正当性和妥当性。
  当然，结论的正当性并不意味着结论的妥当性。
  “司法方案的功利性权衡最终要受到当下所有法律材料的限制，被法官看好的某一司法方案如果找不到法律上的理由(哪怕是牵强的理由)予以支持，法官也只好忍痛割爱。”
  三是增强解释的规则意识和程序意识。
  (三)解释原则
  1.必要性原则
  “如果法律没有不明之处，就不存在解释的问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解释不仅无益，甚至是有害的。”
  所以，清晰的法律文本中所谓的“清晰”本身就值得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法律中涉及到的语词、术语的解释能否直接适用于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简言之，条文中的“司法工作人员”是否包括监察人员。
  2.忠实法律文本原则
  但既有的研究和实践大多将此规定视为警察出庭作证的一种情形。
  至于立法为何在此规定侦查人员出庭仅是“说明情况”，笔者曾撰文指出，主要目的还是在当下的大背景下，尽量降低侦查人员因出庭带来过多的负担，鼓励警察积极出庭澄清法庭对取证合法性的疑问。
  3.合目的性原则
  4.公平正义原则
  法律要维护当下的社会公众认同的公正、公平和秩序观念，法律的解释必然要以当下的价值观念为核心。”
  德沃金在《法律帝国》中提到的埃尔默案是研究法律解释经常提及的经典案例。
  四、刑事诉讼法解释学研究需要回应的几个问题
  (一)误区一:频繁修法没有为刑事诉讼法解释学提供生存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在刑事诉讼法研究中，以价值为导向的社科法学研究还是占主导地位的，而法教义学研究则发展迟缓。”
  “法律的制定者是人不是神，法律不可能没有缺陷。
  其次，即使在快速修法的时代，也可以发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更多的是在对法律条文作“增项”而非对既有条文作过多的“改动”。
  (二)误区二:条文缺憾没有为刑事诉讼法解释学提供发展平台
  有观点认为，高水平的立法技术、系统完备的法律规范是解释的基础。
  首先，刑事诉讼法解释学的对象不仅仅限于法律条文，还包括体量庞大的司法解释，它们已经成为司法实践中重要的办案依据，具有法律效力，是“准立法”，也是未来立法的重要参考和草案蓝本。
  但需要注意的是，到底是立法本身确有众多不完善之处，还是解释技术的极度匮乏，导致人们对立法条文的缺漏产生了认知错觉，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怀疑和深思的问题。
  法律的完善其实是立法者、司法者以及法学研究者的共同任务。
  (三)误区三:法解释学难以生产刑事诉讼新理论
  不少法律概念的创设、法学理论的创新恰恰是法解释学作用的结果。
  概言之，在犯罪论体系中采用的一系列概念，如构成要件、违法阻却、罪责等，都是刑法所没有规定的。
  孙远教授在对欧陆刑事诉讼法学中“诉讼标的”的考察后指出:“诉讼标的并非法定概念，而是法学研究的成果。
  其次，很多法律一经出台，就脱离了立法者，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成长出新的意涵。
  因为，解释永远会在创造的进程中闪光。
  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频繁修法背后所表现出的“价值立场”的动摇，另一方面可以实现法律适用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尤其是在刑事诉讼法领域，每一项解释都可能会改变“权力与权利”的格局架构和内在关系，可谓兹事体大。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2021年创新项目工程“刑事诉讼法解释学相关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参见何永军:《中国法学研究方法简史》，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2月30日，第4版。
  樊崇义教授对刊载于《法学研究》和《中国法学》上的有关刑事诉讼法学方面的论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1994年发表的文章中有20%使用了比较方法，1995年使用比例增加到50%，直到2005年的其他年份中，使用比较方法的比例基本上保持在40%以上，其中2001年甚至达到了77%。
  左卫民:《实践法学: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新方向》，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第20页。
  陈卫东:《从刑诉法修改看刑诉法学研究方法的转型》，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第14页。
  实证研究方法的高层次发展阶段亦可称为实践法学，其不仅要注重借鉴社会学传统的访谈、参与式观察等定性实证研究方法，更要注重借鉴最近几十年来在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领域兴起和发展的数理分析等定量方法，进行更为科学、精致的研究。
  参见尹茂国:《历史研究方法对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方法体系的意义》，载《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第131页。
  参见万毅:《刑事诉讼法解释论》，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吉冠浩:《刑诉法研习中法教义学之提倡---以<相对合理主义>为切入》，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6期;孙远:《刑事诉讼法解释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汪海燕:《刑事诉讼法解释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Savigny , System des heutigen römischen Rechts,Ⅰ,1840, S.206.转引自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页。
  张明楷教授认为，刑法教义学就是刑法解释学，不要试图在刑法解释学之外再建立一门刑法教义学。
  丹尼斯·M.帕特森:《法律与真理》，陈锐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页。
  万毅:《刑事诉讼法解释论》，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第80-82页;孙远:《刑事诉讼法解释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
  笔者无意贬低上述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而且认为很多比较分析和价值分析方法对于立法和司法确实有着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
  易延友:《刑事诉讼法:规则原理应用》，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28页。
  参见黄朝义:《刑事诉讼法》，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671、672页。
  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137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参见汪海燕:《刑事诉讼法解释论纲》，载《清华法学》2013年第6期，第14页。
  参见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与适用》，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397页。
  李少平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152页。
  阿尔图·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页。
  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与适用》，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95页。
  陈光中、于增尊:《关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若干问题的思考》，载《法学》2012年第11期，第26页。
  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册)，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9页。
  王莹:《中国刑法教义学:经验、反思与建构》，载《法学家》2020年第3期，第34页。
  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528页。
  王利明:《法律解释学导论--以民法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76页。
  See E. Kellaway, Principles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of Statutes , Contracts and Wills 74 (Butterworths 1995). 转引自王利明:《法律解释学导论--以民法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77页。
  参见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78页以下。
  关于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主体也确有一些争议，但争议更多体现的是刑事诉讼中的权力划分，是一种司法体制上的问题，而非理论层面或者说技术层面的解释问题。
  但从司法实践看，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的主体包括作出立法解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司法解释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此外，公检法机关在司法个案中拥有一定的解释权。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同一案件中，法官的解释应具有终局性，其效力高于警察和检察官所作的解释，这是由审判权的终局性所决定的。
  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34页。
  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与适用》，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157页。
  英格伯格"·普珀(Ingeborg Puppe):《法学思维小学堂--法律人的6堂思维训练课》，蔡圣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
  有关解释方法的顺序总结可参见周光权:《刑法解释方法位阶性的质疑》，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5期，第160页;梁根林:《罪刑法定视域中的刑法适用解释》，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3期，第128页以下;程雷:《刑事诉讼法律解释方法的顺序规则初探--以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应当如实回答之关系为范例的分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年第1期，第30页。
  程雷:《刑事诉讼法律解释方法的顺序规则初探--以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应当如实回答之关系为范例的分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年第1期，第32页。
  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页。
  王莹:《中国刑法教义学:经验、反思与建构》，载《法学家》2020年第3期，第38页。
  桑本谦:《法律解释的困境》，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第12页。
  亨利·莱维·布律尔:《法律社会学》，许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9页。
  参见董坤:《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问题研究--从〈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2款切入》，载《法学》2017年第3期，第177页。
  王利明:《法律解释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6页。
  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
  刘延和:《刑法解释与适用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
  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朱明哲:《从19世纪三次演讲看“法典化时代”的法律观》，载《清华法学》2019年第3期，第194、195页。
  当然，质疑者可能会追问，现有的司法解释有部门化倾向，且质量参差不齐，其能否在“程序法定”原则下担当起被解释的重任。
  谢澍:《刑事诉讼法教义学:学术憧憬抑或理论迷雾》，载《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1期，第158页。
  汉斯·约阿希姆·希尔施:《关于德国现代刑法信条学的现状》，王世洲、苏颖霞译，载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北大德国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7页。
  参见陈兴良:《立法论的思考与司法论的思考--刑法方法论之一》，载《人民检察》2009年第21期，第9页。
  孙远:《刑事诉讼法解释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董洪利:《古籍的阐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