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国际贸易、生态资源和环境污染外部性相互作用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然而,仔细研究发现,在这一领域实际上同时存在着国际贸易、环境污染和生态资源不完善的所有权制度这三种外部性。
  其中,国际贸易中的外部效应主要是由于国际贸易政策中的进口关税和进出口数量限制所带来的三角权重损失和资源的无效配置(Krueger, Valdes和Schiff,1988);环境污染是指工业生产会损坏自然资源,从而负面影响自然资源的生产(Copeland和Taylor1999);生态资源所有权的不完善或扭曲主要涉及到资源领域的资源开放问题。
  也就是说,由于资源领域的所有权没有很好定义,这一机制上的缺陷以及执行相应政策的困难使整个自然资源的社会价值没有被完全内部化(Lopez1997)。
  这三种外部性特点不同,相互作用的机制也不相同。
  本文从理论上、实证上和实验上对这三种外部性两两相互作用的机制和特点进行了系统研究,在理论上梳理了其不同的作用机理,在实证上多方运用国内外的数据考证了环境恶化和生态资源过度开采的现象,在实验上通过机制设计的方法比较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机制。
  第一章为绪论,阐明了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按照不同类别对文献进行回顾和综述,陈述了文章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思路,并且指出了文章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第二章至第四章为理论部分。
  其中第二章回顾了国际贸易和环境污染相互作用的理论研究。
  这一章主要是介绍Copeland and Taylor (1994)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将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已经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
  第三章介绍了国际贸易和生态资源相互作用的理论,主要是介绍和评价Brander and Taylor (1997)和ZHAO Jinhua(2000)的理论成果。
  前者主要回答了在国际自由贸易背景下出现的森林砍伐现象究竟是福利增加型的还是福利降低型的问题,但是,该研究没有考察生态资源的不完善的所有权的影响;而后者则研究了生态资源中不完善的所有权在国际贸易背景下所可能产生的福利影响,讨论了在这种情况下“次优理论”得以应用的充分条件,但是,该条件假设过于严格,还没有能够进一步扩展到更一般的情况。
  第四章为本文的主要理论创新和贡献,主要探讨了环境污染和生态资源相互作用的理论机制。
  和ZHAO Jinhua (2000)类似,这里作者也研究了“次优理论”得以应用的条件,并得出结论:在环境污染不可能完全清除的情况下,最优的生态资源所有权也不一定是唯一排他的。
  科斯定理曾经指出,若交易成本可以忽略不计,那么,通过所有权的明晰界定就可以解决生态资源中的外部性问题。
  本文的研究发现,当不明确的生态资源所有权和环境污染同时并存,并且环境污染不可能完全清除,尤其是环境污染对生态资源的负外部性具有递增特点的时候,最优的生态资源所有权完全有可能不是唯一排他的。
  由于本文对这一作用机理建立了明确的数学模型,因此,本文得以更进一步,研究比较了在这种情况下两种不同的管理机制:动态机制和静态机制。
  其中,动态机制是指赋予自然资源领域中的每一位生产者以长期的所有权,对应于中国经济实践中将林地的50年甚至100年的管理权赋予林农;而静态机制则是指赋予自然资源领域中的每一位生产者以短期的所有权,例如,美国对切斯彼克海湾(Chesapeake Bay)的蓝蟹(blue crab)捕捞者的管理就是采用年度许可证审核和发放制度。
  虽然无论是静态机制还是动态机制,政府都会在更高的第二个阶段上进行全盘的最优化考虑,但是,经济直觉告诉我们动态机制应该能够更好地保护生态资源,因为在第一阶段该机制就已经调动了生产者长期保护资源的积极性。
  但是,由于在实际操作中,不可能唯一排他地只允许一个生产者进入生态资源的生产领域,即使动态机制也无法达到完全理想的最优状况。
  同时,本文的理论结果表明,仅当资源生产领域的最优所有权是唯一排他的时候,动态机制一定优于静态机制;而当该条件不满足的时候,动态机制并不一定产生比静态机制更好的效果。
  此外,尽管本文广泛收集了中外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但是,由于在经济实际中很难寻找到衡量机制的变量,因此,统计的实证结果也未能直接提供对该理论的检验。
  所以,本文最后在第七章采用了实验经济学的方法,通过机制设计和模拟,研究了这两种不同机制优劣比较的条件。
  第五章至第七章为实证检验部分。
  其中,第五章为统计实证检验。
  这一章共采用了三组统计调查数据,检验了生态资源中存在的过度开采现象。
  第一组数据是1999年对美国切斯彼克海湾商业捕蟹者的通信调查数据,该调查由美国马里兰、弗吉尼亚两州的蓝蟹顾问委员会以及弗吉尼亚联合大学切斯彼克海湾代办调查及评估实验室共同进行;第二组为合成数据,来自于《世界珊瑚礁地图集》,美国加州洛杉矶分校(UCLA)环境所的珊瑚检查项目,以及太平洋区域组织秘书处(SPC)的太平洋区域信息系统(PRISM),其中美国加州洛杉矶分校(UCLA)环境所在1997-2001年期间,对全世界31个国家和地区的1100多处珊瑚礁进行了科学考查,并出版了《全球珊瑚礁危机:趋势和答案1997-2001》一书,该资料和太平洋区域组织秘书处(SPC)的太平洋区域信息系统(PRISM)网站提供的南太平洋区域的国别资料相结合,生成了第二组合成数据;第三组数据来自于两个部分:由世界银行资助的在1985年至1988年间进行的非洲科特迪瓦的生活水准调查(LSS)的数据和同一时期在该国进行的20个村庄的生态资源卫星图像的遥感数据。
  对这三组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均发现,人类的经济活动导致了生态资源领域的过度开采,这一实证结果为第六章进一步收集中国的数据进行细化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指出的是,第五章中的数据都比较陈旧,应该重新收集新的数据进行进一步检验。
  实际上,本文作者已经搜集了最新的中国数据进行相关检验,并且已经发表,因此,作为博士论文,这一部分就由计算机模拟来代替。
  第六章为计算机模拟检验。
  这一章通过设定模型参数,用求解一阶条件的方法解出了封闭经济体系下的一般均衡,并比较了理论模型中动态机制和静态机制的异同。
  首先,本章分析了污染方程是严格凸函数的情况,结果发现在静态机制下,系统很快达到均衡状态;而在动态体制下,系统围绕静态机制的均衡状态上下波动,而没有达到一个收敛的均衡状态。
  两种机制下资源的所有权状况并没有明显不同。
  同时,对比发现动态机制能够更好地保护资源,而静态机制能够带来更高的收入。
  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暂时生产性外部冲击的方法,作者进一步探究了静态均衡状态的稳定性。
  然后,文章分析了污染方程是线性函数的情况,结果发现,在静态机制下,所有权状况几乎为完全开放,而在动态机制下,所有权状况为完全唯一。
  对比其他指标,发现在不同程度的长期冲击下,动态机制总是能够更好地保护资源存量,但是,其总收入却不一定高于静态机制。
  第七章为实验经济学部分。
  本章通过实验设计的方法,模拟了本文理论部分中的动态机制和静态机制。
  作者于2006-2007学年度共进行了11次实验,有88位/次学生参加。
  实验对象是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大四和大一的本科生,其中包括中国学生和越南、韩国的留学生,其中还有一场越南留学生的专场实验。
  这里,想特别提及这一场越南留学生的专场实验。
  在实验前,考虑到都是越南留学生,可能会比较容易达成合作的结果。
  但是,实验结果表明,越南留学生在计算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方面丝毫不比中国学生差,而实验结果也没有显示出特别的集体合作的特征:也就是说,其实验结果与某些其他场次的中国学生的实验结果基本一样。
  总体的分析表明,动态机制虽然具有更好地保护资源的优势,但是,这一优势只有在相互信任和相互合作的氛围下才能得到体现;当个人短期利益考虑占上风的时候,动态机制的表现反倒不如静态机制。
  最后的结论部分总结全文。
  总之,本文对国际贸易、环境污染和生态资源领域中存在的三种外部性的相互影响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
  其结果表明,这三种外部性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两两相互作用的表现也不相同。
  在中国提倡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今天,这提醒着我们在建设我们美好家园的时候,既要统一规划,统筹安排,又要分门别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
  惟其如此,中国总量上丰富但是人均贫乏的资源才能得到更有效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