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75年前的南京大屠杀，是中华民族心灵深处永难忘记的痛。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前事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党在长期斗争和建设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具有深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也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研究在以矛盾多发和利益多元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转型期群众路线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趋势，并找到应对新问题的新方式、新方法。
  第一，交往货币化。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一个日渐突出的社会现象是，伴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市场经济的影响，货币的作用和货币化的程度也大大加强，它们不仅渗透到经济领域的各个环节，而且已经溢出经济领域，在社会其他领域蔓延，在公共生活、社会交往领域，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的比重不断攀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远近、情谊深浅、甚至于对个体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准，都不得不用冷冰冰的金钱数字来衡量。有学者指出：“市场势力进入以后，中国社会社交关系的改变和强大的金钱文化复苏可以看成一个双重的运动：第一，非人情化的金钱开始替换由原先富有感情的礼物和回报所建立的关系；第二，关系、礼物、好处以及社会地位都染上了金钱替代品的特点”。
  第三，群体情绪化。当今社会发展变化的另一重大特征是社会的情绪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许多人具有冲动、多变、急躁、脆弱、专横、易受暗示和轻信的倾向。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个人在群体影响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突然爆发。”[7](p.379)当社会个体依靠个人的力量无法获得某种认可或达到某种目的的时候，其一个可能的后果就是群众的盲从和盲动，及至演化为多数人的暴力。2000年以来，中国频繁发生因各种矛盾引发的上访、请愿、游行、示威、罢工等群体性事件。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指出：从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2007年超过8万起。2008―2009年更是群体性事件频发时期，有学者把这个时期称为“群体性事件发生及引人关注的第一个浪尖”。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提供的数据，近年来，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2012年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据全国总工会统计，2012年1―8月，全国因工资纠纷酿成的规模在百人以上的集体停工事件就有120多起，规模在30人以上的集体停工事件270多起。诚然，我国现在正处于发展黄金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客观上容易滋生群体性事件，但这显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第四，生活网络化。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民众的生活方式不断变化，网络的迅速普及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人们的社会交往、经济活动、工作生活等无一不被覆盖在网络中。我国政府信息化建设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沿着“机关内部办公自动化―管理部门的电子化工程―全面的政府上网工程（电子政务）”这一路径，目前正处于以“一站两网四库十二金工程”为核心建设内容的高速发展阶段。
  我们党自从确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就把它作为自己最根本的工作方法。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则对我们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这样的要求相比，在社会转型期，影响和制约党的群众路线贯彻的深层次矛盾日渐突出，具体表现为：
  第一，党的一些领导干部的工作缺乏“地气”。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能下基层并同基层群众真正打成一片的并不多，能把握好“既不给基层造成负担，又不走马观花，应付差事”这个度的也不多。以上海市为例，2009年底，中共上海市委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其中强调要坚持领导干部调研制度的硬指标，要求局级干部每年下基层调研时间不少于2个月。这说明，在此之前，党的一些领导干部联系基层的工作做得很不够。同样，领导干部政绩优劣的评定也缺乏“地气”，虽然各级领导干部每年都要向相应层级的人民代表大会述职，但是其工作评鉴的结果、述职的程序、述职的内容以及评鉴以后是否有反馈等，普通群众因为没有相应的渠道或途径，这些都是无法得知的。可以认为，一些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对基层干部来说，虽然他们直面群众的切身利益，但他们的眼睛也是“朝上”的，因为如果不“朝上”就会影响日后的仕途。正因为如此，一些领导干部缺乏同群众实质的沟通，不能真正听取群众的意见。长此以往，党的群众路线就会越来越空洞乏力。
  第二，对群众工作网络化缺乏重视。在社会转型期，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践行群众路线就必须要适应这些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做到始终密切联系群众，同群众在一起。在这方面，群众生活的网络化为践行群众路线的具体实践提供了更为广泛和更加灵活的方式。因此在社会转型期践行群众路线就要适应并重视网络的作用，把群众路线与网络的工具性作用结合起来，把群众路线搬上网。当前，诸如政务微博、网上发布会、网上党校、网络发言人等等新形式层出不穷，各个组织、单位、机构也都开通了官方网站，以保持信息的实时动态。这些做法：一是为了达到信息公开，还群众的信息知情权；二是为了与群众互动，掌握民意。应该说，这是一个不错而有效的创新。但是，有些组织、单位、机构轰轰烈烈建网站，却疏于对网站内容的管理，信息更新不及时；尤其是在一些重大事件中，政府的信息经常滞后，而小道消息则迅速传播，由此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也使党和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受到损害。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全党提出的“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为解决转型期群众路线面临的问题指出了努力的方向：
  第二，加强“社会容纳力”建设。社会容纳力指家庭、企业、社区、政府等社会单位在组织与道德双重层面对分散化的个体社会成员的容纳能力和保障能力。
  第一，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各种制度的优势，为群众的利益表达提供制度化的渠道。科学而完备的制度是党的群众路线能够始终顺利贯彻执行的重要制度保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其运行近6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这个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并能够使党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最好、最有效和最重要的实现形式。在发挥各种制度优势的同时，还要完善第三方协同治理机制，比如要完善网络治理机制。特别需要让草根个体拥有更多的表达渠道和表现机会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尝试自我实现，这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更有利于个体的身心健康发展；要在基层社区为个体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并为满足个体社会成员日渐增长的生活需求和利益诉求提供相应的组织基础。
  第二，要加强社会道德引导体系建设。群众的精神生活是群众路线的灵魂，“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加强社会公德教育、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等，是社会容纳力重塑的精神保障。需要说明的是，国家所倡导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如何能够真正地契合人们的社会生活并深入个体的内心世界，以形成公共性的价值观念，需要我们进行深入地思考。”[15]在社会转型期，部分党员干部的腐败堕落案件和接连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折射出党的群众路线在群众中尤其在基层群众中的心理基础已经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损坏，在这样的形势下，要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就需要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而党员干部的道德践行尤其具有榜样的意义。我们应充分发挥社会正面能量，拓宽表达渠道（如网络舆论表达）。我们要利用网络这一新形式推动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新发展。
  总之，党的群众路线是一种工作方法和工作理念。只有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才能实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并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其实质就是保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是代表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就是要执政为民，这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我们党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永葆先进性的力量源泉。只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我们的工作才会无往而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