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清谈风尚与东晋南朝文学之演进
  清谈的尚虚特质，影响着文人的人生态度，促成“清虚玄远”文学审美风格的产生。
  一、清谈的美文化清谈发展至东晋，多被学者斥为清谈末流，备受訾议。
  三、清谈的世俗化与语体小说清谈风尚是语体小说产生的社会基础。
  四、清谈的“尚虚”特质与文学审美精神清谈不但影响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还影响着东晋南朝文人的人生态度、心灵世界和审美观念。
  如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认为:“当魏末西晋时代即清谈之前期，其清谈乃当日政治上之实际问题，与其时士大夫之出处进退至有关系，盖藉此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者，非若东晋一朝即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之玄言。
  关键词: 清谈;名士;玄学;语体小说;文化;影响;审美;文学创作;钟嵘;世俗化
  【内容提要】 西晋末年，玄风南迁，清谈在江南发生的诸多嬗变，深刻地影响着东晋南朝文学的演进。
  清谈的美文化推动了文学语言修辞的发展;由清谈到文谈的蜕变，促进了文学批评范畴和范式的形成以及文学创作的兴盛;清谈的世俗化，对语体小说的兴起和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清谈的尚虚特质，影响着文人的人生态度，促成“清虚玄远”文学审美风格的产生。
  【关键 词】 美文化/文谈/世俗化/尚虚/文学演进
  【作者简介】 王建国，男，1967年生，河南上蔡人，文学博士，洛阳师范学院河南文化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文学的发展往往受社会诸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它迫使中原大量的人口为躲避战乱而迁往南方，将以洛阳为中心的清谈风气带到江南，同时促使玄言诗在东晋的百年盛行。
  清谈因此遭到文学批评家的批评，认为它造成文学内容上“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严重脱离现实而成为哲学讲稿;艺术上“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失去了艺术的感染力和形象性。
  从表面上看清谈似乎是阻碍了文学的发展，但它对文学的促进作用是深层次的，其影响绝非仅限于玄言诗，诸如东晋南朝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小说的兴起乃至审美观念等无不受其沾溉。
  一、清谈的美文化
  清谈发展至东晋，多被学者斥为清谈末流，备受訾议。
  如日本学者宫崎市定1946年在《史林》(第31卷第1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清谈》的文章。
  他把清谈的发展分为黄金时代(正始，240-249)、白银时代(七贤，250-264)、西晋(265-316，后来美国学者马瑞志称之为黄铜时代)、东晋(317-420，马瑞志称之为土泥时代)等四个阶段，并说经由此四段之演变，清谈逐渐与现实脱节而成为纯理论的游戏。
  ①“土泥时代”，自然是对东晋清谈价值的否定。
  田余庆先生在谈及东晋清谈时也有相似言论:“永和名士的清言谈吐，颇有遗文，但学理上无多建树，不但不能比踪正始、林下，与元康相比亦有逊色。”
  东晋清谈并非全无玄学理论创建，如《世说新语·文学》第32条载:支道林与冯怀共谈《庄子·逍遥游》，支于向秀、郭象二家之外另标新理，“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
  支道林之所以能在众贤之外对《逍遥游》提出新解，就在于他借佛论庄，从而促进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碰撞和合流，也推动了庄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楼宇烈指出，可供研究其思想的东晋玄学家，至少有张湛、韩康伯、袁宏、陶渊明等数人。
  ③清谈本以谈论玄佛命题为主，但在江南文化背景下，确实有许多新的变化和特点，玄学家在玄谈中不但重视叙致条畅、思维灵敏和辩论机智，更讲究辞令声调的优美，呈现出美文化的特征。
  如《世说新语·文学》第28条记谢尚年少时，去拜访清谈名家殷浩，殷浩“为谢标榜诸义，作数百语，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
  同书《文学》第30条说，从北方来的僧人在瓦官寺讲《小品》，支道林、竺法深、孙绰等人听讲，僧人屡设疑难，支道林“辩答清析，辞气俱爽。
  此道人每辄摧屈。”
  所谓“辞条丰蔚”、“辞气俱爽”即指清谈语言的富赡和言辞表达的清畅。
  所以清谈不仅要才思敏捷，还需要有语言的修饰，《世说新语·品藻》第53条载:
  长史曰:“韶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
  刘惔、王蒙都是东晋的清谈名家，一次清谈后，王蒙的儿子询问二人的高下，王认为刘“往辄破的”即剖析玄理胜过自己，但在“韶音令辞”即声韵词藻上自己要胜出一筹。
  显然，“韶音令辞”是清谈家所汲汲追求的重要修养，用言辞打动听众是清谈者十分看重的。
  如《世说新语·文学》第40条载:“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
  在这里众人欣赏的是支、许二人的言谈与风度之美，至于他们辩论的是什么道理倒在其次了。
  因此，为了在清谈中胜出对手，清谈家甚至针对谈论的题目事先编写出富有才藻的草稿，如《世说新语·文学》第42条云:“支道林初从东出，住东安寺中。
  王蒙“宿构”的文稿不但玄理精深，而且富有奇藻，可见清谈者对文采的重视。
  又《世说新语·文学》第36条载支遁与王羲之谈《庄子·逍遥游》，“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
  《文学》第55条载支遁、许询、谢安集会，谈《庄子·渔父》，支遁“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
  谢安“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讬，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
  支盾谈《逍遥游》“作数千言”，谢安叙《渔父》“作万余语”，二人的谈论简直就是才思纵横、辞采华丽的美文，想必他们也像王蒙一样事前“宿构”，才得以在清谈中妙语如珠。
  清谈重视辞采促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表达和锤炼，如《世说新语·言语》第57条载: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早白。
  《世说新语·容止》第39条载有人称叹王恭:“濯濯如春月柳。”
  《世说新语·言语》第85条载桓温治江陵城楼甚是壮丽，命宾僚观赏品题，顾恺之目曰:“遥望层城，丹楼如霞。”
  这些精美的语言清新华美，颇具文学性，当来自清谈的陶冶。
  清谈这种追求词藻之风自然对文学语言修辞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种种史料证明，晋宋凡清谈者，多擅长作文，如檀道鸾《续晋阳秋》载东晋清谈家许询“有才藻，善属文”，《续晋阳秋》又载袁宏“少有逸才，文章绝丽。”
  《晋书》卷84记殷仲堪“能清言，善属文”。
  《宋书》卷46载江南名士张敷“好玄言，善属文”等等。
  刘师培总结南朝文学特征时专列“士崇讲论，而语悉成章”一条，详论清谈丽辞对南朝文章的影响。
  ④因此，清谈的美文化对东晋南朝文学语言的发展实有赞助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