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科举制度的出现，对贵族阶级的利益造成了影响，但程度有限
  科举制度出现以前，历朝历代选拔人才的手段主要依靠个人背景或者个人名声，尤其是商周时代，王孙贵胄牢牢把控着国家的重大职务，从上到下形成了等级森严的统治结构，社会阶层的流动十分受限。从汉代开始，统治者为了获取有才能之人，启用了察举制，由三公九卿或者高级官员，按照一定标准，将名声在外、才干突出之人举荐给朝廷，这种制度的启用在一定程度上给与了平民学子机会，助力他们实现阶层的跨越，但是，由于无法对举荐的标准进行量化，极易受举荐之人的主观意识影响，容易造成用人唯亲的局面。
  隋朝开始，科举制度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这种可以客观衡量学子的学识水平的制度，真正给与了寒门学子机会，使得门第、门阀的力量有所削减，促进了社会的流动。因寒门学子有了上升通道，故而抢占了部分原本属于贵族阶级的职位，对贵族阶级的利益造成了冲击。但是，科举制度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贵族阶级的既得利益，有利于阶层的跨越，却无法保证绝对公平性，在封建专制皇权下，无法完全撼动贵族阶级的利益。
  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阶层的流动
  前面提到过，在汉代以前，实行的是按照血统、世袭爵位，来决定所处政治地位的“世卿世禄制”。在这种制度下，出身非常重要，寒门学子几无可能进入国家管理层。到了汉、魏，以官员举荐为主要手段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出现了。但这两种制度都严重依赖于推荐人的喜好以及主观判断，很容易被士族大家把控，使得真正有学之士无法得到推荐，最终只剩下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庶族寒人，无寸进之路”的状况。
  隋炀帝时期，为了选拔人才，才真正出现了相对客观的官员选拔制度。隋炀帝以诗词歌赋以及策问来选拔官员，这是科举制度的雏形。随后，科举制度又不断细化发展，增加了许多衡量人才的标准以及细节，逐渐成为了一种固定的用人制度。
  科举制度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选拔官员的体系，制定了较为客观的标准，可以使官员的选拔更加公开化以及客观化。以宋朝为例子，宋朝逐步形成了从乡试、省试到殿试的三级考试制度，寒门学子可以主动报名，参与科考，不必再被动等候他人的推荐。并且，选拔人才也主要看重才学，给与每个人相对公平合理的晋升通道。就算是富贵人家的子弟，参加科举也是其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有效减少了政治集团的形成。
  这样，寒门子弟有机会突破出身，进入到国家政治核心圈层；富贵人家子弟，如果不学无术，也可能会逐渐被边缘化，最终再无法继承父辈的政治力量。科举制度打破了门阀世家、王孙贵族的政治垄断，使得权力不再被继承，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
  科举制度的漏洞可以为贵族阶级利用，变相成为贵族阶级笼络势力的工具
  尽管科举制度已经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人才选拔的公平性，但也不免存在漏洞。
  唐朝中后期，大批士族开始加入到科考队伍中来，士族们可以凭借权力，对科考进行操控，科考最终变成了士族子弟的竞技舞台，不少寒门子弟只得“洒泪惭关吏，无言对越人”。
  到了宋朝，为了杜绝这种现象，启用了糊名制度。糊名制度就是在收完试卷后，将考生的姓名和籍贯等都密封起来，从而避免阅卷者提前知道试卷的做答者，这种做法也沿用至今。并且宋太宗赵光义还启用了一种别头试的方法，即单独为考官的亲信或子弟设立考场，相当于现代的回避制度。
  “宋太宗赵光义在雍熙二年有诏：凡(考官)亲属就举者，籍名别试。”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主考官们依然可以利用自己的职位之便，提前泄露考题，以谋求私利；有权有势的人家也会利用自己的权势，逼迫或贿赂考官，为自己的子弟增加中选的可能性。
  此外，寒门子弟即使中选，也面临着人多官少的局面，因此不能立即获取官职，或者即使有官职，也只能终身流转于地方州县，他们与士族子弟相比，仍然很难跻身权力中心。
  正如李德裕而言：“公卿子弟……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而“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
  因此，寒门子弟为了有一个好的政治前途，不得不依附于王孙公卿，成为他们的门生或爪牙。最终科考逐渐沦为了各大世家笼络新科官员的舞台，这些新进寒门子弟中的大部分都成为了贵族世家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上层阶级的利益依然会得到保证，科举制度对其冲击有限
  科举制度出现后，虽然为寒门子弟保证了一定比例的晋升通道，但是，贵族子弟仍然有着其他的入仕途径。初唐时，门荫制度、流外入流都是士族手中有力的武器，造成“今贵戚子弟，例早求官。髫龀之年，已腰银艾；或童卯之岁，已袭朱紫”的局面。而唐朝中后期，士族的升迁机会也显著大于寒门子弟，比如唐朝著名的十几位宰相中，仅有张九龄一人出身寒门，高官中大族出身的比例仍然非常高。
  而宋朝也为高官子弟提供了荫补制度，高级官吏、太师等的子孙或门客都可以通过这种途径进入政坛。并且官吏荫补机会很多，范围也比较大，也使得许多寒门子弟的机会大大减少。
  比如宋真宗时期，有规定：“宰执类官员其子可根据已身官阶高低，分别补为东头、西头供奉官，其弟、侄、孙可被补为左、右侍禁，位次于供奉官。至此以下，根据已身官员官职高低，其子与弟、侄、孙所补官职以是为差。”
  此外，北宋著名开国功臣石守信，他的子弟均凭借荫补的方式入官，其长子“世豪贵，累财巨万”，次子“选尚太祖第二女延庆公主，拜左卫将军、驸马都尉，俄领爱州刺史”。
  由此可见，尽管统治者有心制定科举制度，为寒门子弟提供一个上升的通道，但是也没有完全将贵族子弟的特权撤掉，仍然为其保留了其他入选仕途的途径，相较于寒门子弟，贵族子弟拥有着更多的选择，掌握着更多的资源，也能争取到较好的职位，科举制度并不能完全打破上层阶级的利益。
  科举制度的出现，反映了统治阶级求贤若渴的态度，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首次对人才判定方法进行了量化，在一定程度上给与那些出身低微的寒门学子一个上升的通道，并且也对贵族阶级的利益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对社会阶层的流动起到了有力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但是，在权力至上的封建社会，贵族门阀阶级仍然掌握了绝大部分资源和话语权，由于他们的影响力渗透到了方方面面，包括科举考试，这就使得科举有了漏洞可钻，不少贵族门阀反而利用科举招揽门生，壮大势力。因此，科举制度的出现对贵族利益的影响有限，仍然无法完全动摇贵族阶级的地位，实现绝对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