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三星堆映射了中国上古文明那些特点？
  三星堆能够映射出中国上古文明的哪些特点？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在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根友的对话讨论中就谈到，中华文明早期与域外文明的关联，深受地貌形势的影响。而且，中华文明内部各地域的文明联系也受到这方面影响。《我们的文明与世界的文明》（文明对话论丛）一书收入了这场对话讨论。新石器时代以来，农业革命袭来，全球变暖，这种气候下，中国农业发展出栗、水稻等作物，西亚则发展出小麦。中国早期农业文明中，比较繁荣的是黄河流域中下游和长江流域中下游（也有学者认为，黄河上游，即六盘山附近，是夏王朝真正兴盛的地区）。按照张昌平教授的观点，考古发现已经可以比较充分地说明，诸如湖北的盘龙城，极可能是商王朝派出的，在行政上与商王朝有着直接政治关系。而三星堆虽然距离商王朝比较远，但前者一定知道后者的存在。这就体现出“多元一体”：一体指的是文化的辐射力，超出了政治上、行政上的统御、辐射范围；而多元则表现在文明形态的不同层次。张昌平教授认为，三星堆考古发现中表现出的一些中亚文化的元素，这并不能充分证明三星堆可以被定义为一个纯粹外来的、独立的青铜文明。理由在于，衡量三星堆不能用西方传统的写实观念。三星堆也好，我国其他各地的早期考古遗址也好，并没有写实的人物形象，很多是虚幻的动物形象，并不能从个别考古出土物品的非写实风格进行过度解读。当然，从三星堆考古出土文物的具体情况来看，三星堆与夏商时期的中原、长江三角洲甚至印度、中亚都可能存在比较紧密的文明联系。理由是，数量很大的海贝，并不是四川出产的，而植物类型的神树与西方文化的关联也很紧密。黄金更主要地自西输入的。但张昌平、吴根友教授交流中也均提及，三星堆遗址中所呈现的上述域外文明色彩的元素，在我国其他一些区域也有体现。三星堆考古取得重大进展以后，在国内外呈现了比较大的反响。张昌平教授就提到，这种反响主要在历史、考古学界业内，很多专家的作品中都更新加入了这项发现。但三星堆乃至我国其他各地的考古发现，不太可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引发诸如我国国内那样的轰动。如吴根友教授在讨论中所说，中华文明跟西方历史文化的联系点相对比较少，因而在学界范围内的引发关注，目前就已经可以成为一个促进中外历史研究、文明交流的一个重要的起点。三星堆等近年来不断取得突破的考古发现，对于今天的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些发现很好地佐证了很多古籍的相关记载，驳斥了近代历史上部分外国学者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不信任甚至是妖魔化观点，有益于增强文化自信。而且，中国早期文明中采用的青铜器，以及其背后反映出的青铜工艺技术，与西方古代历史上的相关技术方式也完全不同，这方面的考古研究、技术研究证明中华早期文明的发展水平和层次。《我们的文明与世界的文明》（文明对话论丛）这本书收入了五组学术讨论、对话的实录或专文，分为“‘文明’视野下的人类精神及其现象”、“‘他者’眼中的中国形象期待”、“文明交流与互鉴”、“文明问题的散点透视”等主题。每个主题从文明发育发展、文明精神培育、不同文明交流的路径与落差等不同视角，总结了文明发育发展的经验，强调了促进不同文明间交流和对话的意义。书中所涉及的问题、话题也包括社会大众当下热切关心的重要命题，比如“如何结合中国历史和中国当前的发展来理解中国的崛起”——在讨论中，武汉大学教授、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新南威尔士大学哲学讲席教授保罗·帕顿的观点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四十多年来取得的惊人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举措、经验、模式有一些是有悖于欧美国家观念的，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流动的相关机构的利益诉求也存在不一致的方面，中国发展中强调要实现利益更平等分配也招致了西方有些国家的不安，还有就是中国更加自信地承担国际角色以自己构建的方式去履行解决全球变暖等问题的挑战，等等，都成为了触发认知偏见、矛盾甚至冲突的节点。保罗·帕顿的建议是，中国应当更加有效地总结中华文明及其价值观的理念，寻求与其他文明传统理念以及当下全球性的权利观念的共识部分，更加有效地开展价值观外交。所评图书：书名：《我们的文明与世界的文明》（文明对话论丛）主编：吴根友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出版日期：202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