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对这种关系的理论解释主要是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的：经济规模效应(scale effect)与结构效应(structure effect)、环境服务 的需求与收入的关系和政府对环境污染的政策与规制。
  为此，有人将收入对环境的影响分解为三种效应，即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消除效应.
  （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提出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针对北美自由贸易区谈判中，美国人担心自由贸易恶化墨西哥环境并影响美国本土环境的问题，首次实证研究了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指出了污染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为“污染在低收入水平上随人均GDP增加而上升，高收入水平上随GDP增长而下降”。
  1992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以“发展与环境”为主题，扩大了环境质量与收入关系研究的影响（P38-39）。
  1993年Panayotou借用1955年库兹涅茨界定的人均收入与收入不均等之间的倒U型曲线，首次将这种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如图1所示。
  图1 EKC曲线
  （二）EKC的理论解释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提出后，环境质量与收入间关系的理论探讨不断深入，丰富了对EKC的理论解释。
  1.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
  Grossman和Krueger提出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三种途径影响环境质量：（1）规模效应。
  经济增长从两方面对环境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经济增长要增加投入，进而增加资源的使用；另一方面更多产出也带来污染排放的增加。
  （2）技术效应。
  在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研发支出上升，推动技术进步，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其他不变时，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改善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单位产出的要素投入，削弱生产对自然与环境的影响；二是清洁技术不断开发和取代肮脏技术，并有效地循环利用资源，降低了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
  在早期阶段，经济结构从农业向能源密集型重工业转变，增加了污染排放，随后经济转向低污染的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投入结构变化，单位产出的排放水平下降，环境质量改善。
  3.环境规制。
  （一）EKC的内生缺陷
  Arrow等批评EKC假定收入仅是一个外生变量，环境恶化并不减缓生产活动进程，生产活动对环境恶化无任何反应，并且环境恶化也未严重到影响未来的收入。
  但是，低收入阶段环境恶化严重，经济则难以发展到高水平阶段，也达不到使环境改善的转折点。
  经济增长与环境是互动的大系统，环境恶化也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需要构建将收入内生化的模型探讨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间的互动关系。
  （二）EKC的适用局限
  EKC能否概括各种条件下环境质量与收入间的关系？
  1.环境-收入理论关系具有多种形态。
  环境质量与收入间是否只存在倒U型一种形态？
  研究表明环境-收入理论关系存在七种不同形态。
  在理论探讨中，如下表达式常用来考察环境与收入间的关系：
  环境与收入理论关系的七种形态中，EKC仅是其中的一种形态，其倒U型不能适用于所有的环境-收入关系。
  2.EKC无法揭示存量污染的影响。
  在污染指标上，污染可分为存量污染与流量污染，流量污染物仅对目前环境产生影响，存量污染物经一段时间积累后在将来对环境产生影响。
  因此，EKC反映了多种环境-收入理论关系的一种形态，且更适用于流量污染物和短期的情况，而不适用于存量污染物，在长期内可能呈N型。
  新技术推广之初，这些副作用不为人所认知，当其危险显露出来后，该技术的使用受到限制，最后被淘汰，为新一代的技术所取代，而新一代技术又面临同样的轮回,每一种新技术都经历这一变动轨迹。
  Dasgupta等阐述了污染排放与收入之间的四种关系：一种是传统的EKC，一种为修正的EKC，另外两种为污染排放与收入呈单一关系，包括新毒型与触底竞争型，如图2所示。
  其中两类涉及到新技术的效应：第一类为新技术产生了修正的EKC，它保持了其倒U型，新技术降低了EKC的位置，且先于传统EKC达到转折点，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环境》也提出了这种类型。
  另一类是新技术产生了新毒型污染-收入关系，指新技术产生了新污染物，包括致癌化学物、二氧化碳等，原污染物排放减少的同时新污染物排放上升，因而总污染并未下降。
  图2 EKC的多种形状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可能还会出现其他问题和其他形状的环境-收入变动轨迹，需要继续探讨。
  （四）EKC的指标问题
  EKC考察环境质量与收入间的动态关系，涉及到收入指标和环境质量指标，后者一般以污染指标显示。
  EKC中的收入指标为人均收入，Stern等认为收入不是平均分配的，人均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人远多于高出平均水平的人，因而应以中值收入水平作为变量，而非平均收入水平。
  当边际污染和平均污染的污染密度达到顶点后，总污染会继续上升一段时间，在Y1水平上平均污染开始下降而总污染继续上升，因为边际污染仍为正值；只有当收入上升到Y2后，边际污染线位于横轴之下，总污染才会下降。
  因此，人均收入上升过程中，边际污染、平均污染和总污染三种指标的变动轨迹有些差异。
  图3边际污染与平均污染的EKC
  这些指标问题在EKC研究中是容易改进的，可以选择中值收入指标、污染密度指标或更有价值的指标考察EKC，不仅考察总污染，也研究边际污染的变动轨迹，全面把握经济增长过程中污染变动的动态。
  （五）EKC的解释力问题
  有研究者认为如果存在污染与收入间的EKC关系，那部分或很大程度上是国际贸易产生的污染产业分配效应。
  H-O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专门生产其丰裕要素（劳动与自然资源）密集的产品，发达国家专门生产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密集的产品，即发展中国家集中生产污染密集型产品和初级产品，而发达国家专门生产清洁产品和服务密集型产品。
  一些资料表明发达国家污染密集型生产下降的同时，其污染密集型产品的消费并未同幅下降，说明发达国家生产结构的变化与消费结构的变化并非同步，发达国家环境改善和中低等收入国家环境恶化部分反映了这种国际分工。
  在特定条件下，污染密集型工业从环境标准高的发达国家向环境标准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后者成为“污染避难所”，促成了前者在收入上升过程中改善环境质量。
  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在收入提高的过程中，无法如发达国家那样从其他国家进口资源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产品，在强化其环境规制时，也无法将污染产业转移出去，将面临严峻的污染挑战，难以在收入水平提高后改善环境。
  因此，世界范围的污染并非下降了，只是转移了。
  为此运用EKC解释现实时，针对污染结构的变化，避免仅考察单一污染物，应建立污染物指标体系以综合考察所有污染物的变动轨迹；针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以发展中国家为重点研究对象，考察发展中国家环境-收入关系的核心影响因子。
  对EKC的批评还包括其他方面，如消费的外部性和努力改善环境的外部性导致市场失效，难以在收入提高后改善环境；从一些国家一年或多年的污染-收入静态关系中推出适用于每个国家污染排放与收入的动态依存关系，是不恰当的；收入水平提高后社会增加对环境质量的需求，但现实收入水平尚未能大幅提高环境质量需求，从而达到EKC转折点，即使美国的高收入家庭对环境质量的需求，也不足以使环境质量达到EKC转折点；而且自然资源退化与人均收入间呈正相关，EKC不能说明不可逆的生物多样性损失等，EKC的合理性受到质疑。
  这些对EKC的批评丰富了环境-收入关系的研究，从理论上呈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
  EKC显示了环境质量与收入间的倒U字型关系，即环境质量开始随着收入增加而退化，然后随收入上升而改善。
  总结上文，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倒U型EKC仅是一般化环境-收入关系的一种，不足以说明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间的全部关系。
  EKC更多地反映地区性和短期性的环境影响，而非全球性的长期影响。
  对于中国的情况，赵细康等认为仅烟尘具有弱EKC特征，中国多数污染物的排放与人均GDP变化间的关系还不具有典型的EKC变化特征。
  第四，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可以并行，其前提条件是在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实施有效的环境政策。
  收入水平提高只是为环境政策的出台和有效实施提供了条件，如高收入条件下充裕的资本保障了减污投资增加等。
  值得说明的是，研究者对EKC的理论批评并未深入触及EKC的理论基础，也显示EKC有其可取之处，其倒U型体现了经济增长对环境改善的有利影响，并且在考察流量污染物的短期变动轨迹方面更有效。
  这一主题的研究中，若改进指标的选取、把握现实新问题对环境-收入关系的影响、强化偏离EKC的理论基础等，将深化环境-收入关系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