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北大教授路风：中国要重启中高速增长，首先要厘清自由派经济学造成的理论误区
  “红色文化网”经济学家们或者讨论如何重振消费以扩大内需，或者讨论如何增强私营企业主信心，又或者讨论如何化解地方债务危机，使得新一轮稳增长的财政政策更加游刃有余。而长期关注中国工业发展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在接受观察者网三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从中国共产党实现中长期发展远景目标和经济总量超越美国这一历史性重任出发，剖析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政策，在以自由派经济学为拥趸的舆论裹挟下的认识误区和成败功过。一些观点可能颇为逆耳，但是兼听则明。路风教授坚定地认为，中国高增长的动力自建国70年来都没有变过。面对美国的遏制、世界多级化格局加速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重振中国经济，就应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强国范式的世界观之下，放弃收缩性政策，实施积极进取的政策；尊重工业发展规律，促进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力。在此基础上有必要重新定义高质量发展，引导中国经济重回中高速增长轨道。重振增长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观察者网：在疫情之后，发展经济成为中国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今年又是二十大之后新一届政府的开局之年，面临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的历史任务，重振经济又显得尤为迫切。但是，近些年来，主流舆论来对中国经济面临的国内外挑战谈得比较多，我们还能否设想中国经济在未来还有10-20年的中高速增长？您一直在研究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秘密和中国工业之间的关系，那么您如何判断中国经济目前的增长态势？路风：重振经济增长实际上已成为目前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值得认真讨论。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至少取决于四个方面的因素：可以利用科学技术知识的生产体系，而这样的生产体系一定是以工业为主；对生产体系的支持系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社会政治条件，以及政府的经济政策。我一向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充满信心，因为中国在推进上述前三个因素方面非常好。中国经济曾经在21世纪的最初十几年出现过一场高增长，它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但是，最近这些年出现了持续的增速下行。对经济增速下行的解释很多，如发展水平提高后的自然结果、“粗放式发展”不可持续、“人口红利”衰减、中国经济遇到“三期叠加”、“后发优势”消失、“全球化红利”消失等，还有一种解释是估算所谓的“潜在增速”，把经济下行归因于“客观的”潜在增速的下降势头。凡此种种也被当作未来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不可持续的理由。必须指出，所有这些解释的共同点是都没有产业内容，都停留在宏观层次上谈总量。但是，无论从逻辑上或从事实上讲，中国经济出现下行的根本性原因必然有其具体的产业内容，因为经济增长是所有微观产业活动的总体结果。如果不涉及产业内容，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就很容易被掩盖，重振中高速增长也就无从谈起。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重振增长要求怎样对待产业发展？山东Vs江苏——观察中国经济的一个切面观察者网：您能用实际例子来说明吗？我知道您最近刚好去了山东调研，有什么重要的发现可以分享吗？路风：春节前后，我到山东部分地区调研，起因是山东最近几年制订的新旧动能转换方针产生了“去工业化”的效果。如果我们追问什么是“旧动能”、什么是“新动能”，就会发现很难有说得通的定义。在实践中，“旧动能”被认为就是看得见的传统工业，而“新动能”的内容只是凭着感觉或流行性的认识而想象出来。因此，执行这个方针只能靠行政手段，这就违反了产业和经济的发展规律。山东是中国北方的经济大省，也是工业大省，钢铁、冶金和化工等传统产业曾经非常强大。于是，“转换”的具体做法首先是对现有传统工业进行“去产能”，重点是压缩、整合和搬迁钢铁、地方炼油、电解铝、轮胎、焦化、化肥、氯碱等官方明确的7大高耗能产业。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分散在省内的大量钢铁企业，被要求集中搬迁到日照临沂，打造沿海先进钢铁制造产业基地和产业集群（以及莱芜泰安内陆精品钢生产基地和产业集群）；将全省的化工企业搬迁到裕龙岛，打造烟台裕龙岛炼化一体化石化产业基地。懂行的人都知道，钢铁厂和化工厂一旦关掉，原有的设备就全部作废，所以“搬迁”无异于让企业废掉现有资产，到新地方重新投资再建一个新厂。这些传统的制造业企业很多都是民营的，没有这种投资能力，权衡之后就直接清盘不干了。全国工商联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2017-2021年期间山东上榜企业减少了23家。这种做法必然影响山东的经济发展。例如，江苏和山东是中国两个经济大省，其经济总量一直以来在全国位列老二老三的位置。在2002-2022年的二十年间，两个省的GDP并肩从2002年突破一万亿元，到2012年突破5万亿元，相差无几。但是从2018年山东开始大规模去产能后，到2022年，山东GDP（8.74万亿）已经只占江苏（12.29万亿）的约71%，差距越拉越大。以钢铁为例，2012年，山东的粗钢产量是5957.0万吨，位列全国第三；江苏是7419.7万吨，排列第二。2022年，江苏的粗钢产量是1.16亿吨，山东则变化不大，还是7640多万吨。这里需要解释的是，不是说江苏多炼了钢，经济增长就超过了山东。而是通过比较能够发现，江苏省对于传统产业和新产业培育采取了比较平衡的态度。传统产业没有丢，同时去发展新的产业。这些年江苏对高技术工业，比如说半导体的投资强度非常大，远超过山东。发展高技术工业是需要投资的，是需要税收收入支撑的。山东先杀掉下蛋的鹅，又只能依靠“招商引资”去发展“新动能”，因而造成很大的财政压力。特别要指出，山东并没有实现它的钢铁规划目标。我这次去日照走了一圈，那里只有两家企业，一个是民营的日照钢铁集团，它靠着购买其他被关闭企业的产能指标，把粗钢产量扩大到2千万吨；但山东钢铁工业的产品种类却因而大幅减少，原来的市场结构被破坏。还有一家是国有的山东钢铁集团，由行政手段合并济南钢铁和莱芜钢铁而搬来，目前因资金困难而建设停滞，原有的优势产品也丢掉了。山东钢铁集团已经被划拨给宝武钢铁集团，正在接受审计。迁移全省钢铁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打造先进钢铁制造产业集群”。按照山东的规划，到2025年，沿海地区钢铁产能占比要提升到70%以上。但是这个“集群”会不会出现，还需要打个问号。2月15日《求是》发表的习总书记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一段原话说：“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要加快数字化转型，推广先进适用技术，着力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请注意习总书记提到的，“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这是出发点。然而我们很多地方搞的“新旧动能转换”，实质是丢掉了这个出发点，即把传统制造业视作落后的产能和高耗能产业给淘汰掉，再引入新动能，这其实是在搞激进的“休克疗法”。当然，山东这样做的根子不在于山东，其实是一种错误的政策思维模式在地方的反映。“产能过剩”是西方经济学的生搬硬套观察者网：我们知道，提出新旧动能转换的一个主要背景是解决产能过剩，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呢？路风：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是被人为夸大出来的。首先我们回顾一下“产能过剩”提出的政策背景。2012-2013年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最活跃的时候，他们主导的社会舆论与来自国外的舆论共同作用，推动了一个促成收缩政策的基本判断。他们认为，在经历了十几年的高增长以及“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是“失衡”，表现在投资率和杠杆率过高、产能过剩等方面，而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强政府导致的投资驱动和粗放发展。这个深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判断对于中国高增长持负面态度，同时把为经济增长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国工业体系看作是问题的来源。路风教授认为“产能过剩”的逻辑是以短期眼光看待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收缩政策背后的理论逻辑，其实就来自于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的基本思想根植于西方社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阶段兴起的自由主义传统——如果个人被允许在没有国家或其他权威干预的条件下做出他们自己的选择，那么社会将会通过自发的组织机制进入令人满意的状态。虽然这个理论对于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号召力，用它来指导经济政策却存在重大缺陷，因为“一般均衡”仅仅存在于抽象的模型中。更直截了当地说，主流经济学的自由市场模型根本就不包含关于发展的内容，它只是在证明不受干预的私有经济可以导致最优的资源配置。大家经常会听到主流舆论说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是“需求不足”，其实这是收缩政策为自己辩护的一个理由。这背后反映的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需求与供给，或消费与生产是互相循环联系在一起的，是同一个经济过程的两个方面。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是一个简单明了的关系，这种思想深深植根于创建了经济学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中，体现在亚当•斯密、马克思和熊彼特的理论中。但是，需求与供给或消费与生产之间的联系被主流经济学给切断了，原因在于主流经济学的关注焦点不再是经济增长，而是市场均衡。由于收缩政策的理论基础是主流经济学，所以当这个政策思维宣称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原因是需求不足时，也是把需求与供给或消费与生产看成是彼此互相独立的经济力量，没有看到压缩生产就必然降低需求。在这种思维框架下，才会出现“消费拉动增长”的怪论，才会把通过“去产能”等来恢复平衡看得那么重要。产能过剩就是对西方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来指导中国实践的生搬硬套。收缩政策断言中国工业“产能严重过剩”的依据是“产能利用率”低。产能利用率是由实际产量与产能之比来决定的实物指标，其中的产能是一个变化较慢的变量，实际产量/产能利用率则因为受到宏观经济走向和行业周期的影响，而永远处于变化的状态，而且变化较快。因此，某个时点的产能利用率可以帮助判断经济形势，但不能被用来判断长期性的产能过剩。习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他还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书面演讲时指出，“迄今为止，世界上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超过30个，人口总数不超过10亿。中国14亿多人口实现现代化将是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那么谁可以预估，当中国经济总量等于美国时，或者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时（学界估计为2049年左右，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时），中国需要生产多少吨钢铁？就如同中国在2000-2012年所经历的高速增长，是谁都没有料到的。如果查阅当时的资料，你会惊讶地发现，2002年我们官方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估计大大地保守了。比如在2002年11月14日新华社的一篇报道中，国家统计局官员预测说，“2020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2050年，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事实大家都知道了，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就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传统中国工业=“三高”产业？观察者网：新旧产能转换的第二个背景是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这个政策思路背后的重要逻辑基础是资源约束。要改变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换来质量与效益、经济与社会协调的增长方式。考虑到中国资源短缺的国情以及低碳绿色发展的趋势，这个说法很有说服力，您怎么看呢？路风：就能源约束来说，中国不可能只依靠自己国土上的能源实现现代化，例如石油。那怎么办？就要把工业发展成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使中国可以通过贸易交换打破自然禀赋的约束。按照自己家里那点煤储量来决定中国的发展是极端错误的自我设限。如果美国、日本和德国都只能靠家里的能源发展，他们就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换句话说，突破资源约束的关键是靠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靠新的产业替代掉旧的产业。逻辑上也是不成立的，你不可能用芯片去替代石化、钢铁。如果说以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为目的、“去产能”为主要内容的收缩政策，怎么说也应该是短期政策；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环保、能耗不达标的企业，能够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生不息”。但为什么这一短期政策能延续这么多年，演变成对中国工业的破环性政策，值得深思。2016年，国家三部委联合颁布的《关于支持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规定，“严格建设项目环境准入。地方各级环保部门不得审批新增产能的钢铁项目；从2016年开始，3年内原则上停止审批新建煤矿项目等等”。实际上，自从2015年开始实施中央环保督查制度以来，各地的企业已经全面执行国家环保法规条例，实施超低排放。而且不达标的企业已经被淘汰，并且都与国家环保部联网，实现了大数据在线监测和监测数据的自动上传，一旦超标将自动报警。但是，“去产能”政策下的各项行政检查令工业企业不堪其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如邯郸一家规模较小的钢铁企业2019年1季度就被检查109次，有些企业检查次数更多”。这是2019年11月5日，河北省冶金行业协会根据企业座谈会，向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上报的一份“关于报送钢铁企业对停限产和环保相关问题意见的函”中的内容。这份函件中还有一些企业抱怨，“目前一些地区将停产、限产常态化，不符合法律规定”；“对于连续化生产的设备（如高炉），频繁启、停操作，某些地区还要求停炉时扒炉”，造成单位的资源消耗增高和污染排放增加，而“事故主要发生在生产设备启动、停止时”；“排放标准和环保设施要求变化时间间隔过短、幅度过大”等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这种外科手术式的“结构调整”，对工业体系产生了破坏性的作用。这种产业结构调整，自由派经济学家“功不可没”。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时期，自由派经济学家“发明”出增长模式理论，它以经历过“去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的工业特征和产业结构为标准，把中国当时以工业扩张为主动力的高增长概括为粗放发展模式，然后提出一个以与科学相关的技术研发、服务业和信息化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增长模式，我们将其称为“转型假说”。也正是这种“结构转型”假说，给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年高增长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基础工业贴上“三高”标签，并以粗放式增长为由出台紧缩政策，导致中国经济过去的增长速度下行，年均增长甚至低于新中国前三十年。如果“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那么为什么“去产能”政策却集中于基础工业？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没有人能够证明中国工业体系在整体上是“产能过剩”的，也没有人能够精确计算出大大小小几百个工业的“产能利用率”，所以只能挑出在直观感觉上产量大、能耗高（碳排放量大）、看上去粗重的基础工业。事实上，从整体看，任何一个工业体系都包括高耗能和低耗能的部分。但是，如果没有高耗能的部分，低耗能的部分就无法进行生产。基础工业的确是工业体系中耗能最高的部分，但其作用是向包括高技术工业在内的所有其他工业供应能源和材料。因此，以局部的耗能高为理由去砍掉基础工业的产能，其结果必然对整个工业体系产生负面影响。为了压缩产能、淘汰“三高”产能，实物指标考核就成为管理经济的有效行政手段。最近两年，中国因率先控制住疫情而经济形势大好，但为了完成此前定下的实物指标，有关部门更为严厉地推行限产压产政策，强行压减基础工业的产量，导致钢铁、煤炭、焦化、热电、轮胎、化工等多个行业产能利用率明显走低，下游制造业成本大幅提升。况且，中国还存在一个产业的地区差异问题，分摊指标、“一刀切”的办法最终演变出恶果。例如，2021年7月有关部委向各省下达“减碳”指标后，陕北榆林、山西、内蒙等地的优良煤矿因为省里要完成指标而被纷纷关闭，随后就爆发了全国性的限电限产风波。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获取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图表由路风教授提供。这个事实有点反直觉。我们通常都会觉得工业生产率是增长最快的，那原因在哪？原因在于中国工业和农业生产率的差距非常大，根据我们的测算，除去个别年份，工业生产率至今都是农业生产率的4倍以上，有一些年份超过8倍。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经济的总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会超过工业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其中的“奥秘”在于经济结构的变化：在工业劳动生产率高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下，劳动力资源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就会提高经济总体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中国三大产业就业人员的分布（%）来源：底线思维作者：路风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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