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中国文化人类学的话语转向
  这种叙述方式让我们在浙江省富阳市东坞山村文化研究中，挖掘出了被现代性话语掩盖了的东西，并且让叙述对村落文化发展产生了“微言大义”的影响，即在不露声色的平淡叙述中改变村民对身边传统文化的误读。
  重新思考村落发展方向。
  与传统对接的人类学研究避免了中国文化在表述过程中走样，使其人类学的含义以原生态面貌展现在世界舞台上。
  话语学；中国文化人类学；叙事；深度描写；文化转向
  文化人类学(cultual Amhropology)，也可以被理解为民族学，主要研究各民族创造的文化，并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
  本文试图从话语学视角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言说方式及其对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启迪，希望借此使民族志的叙述风格跳出西方表征话语体系，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来。
  一、话语与文化人类学的话语转向
  正如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言：“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
  从后现代的语言哲学观来看，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其语言(也包括符号)意义中存在的，离开意义系统就没有文化。
  西方后现代思想家们出于不同的目的往往会用不同的理论去阐述话语的含义，比如福柯出于对西方理性的批判而把话语理解为知识和权力的结合。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扰乱它，恢复话语的多元性、差异性和增殖性，给被排斥、遗忘、边缘化的主题如疯癫话语、惩罚话语、性话语、街头野史、不入流的作品以足够的关注。”
  话语学转向对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那么，什么样的叙述风格体现人类学家是在理解而不是简单地再现文化呢
  总之，话语学转向给人类学研究带来两个重大挑战，也有人认为是危机；一个是文化表征危机，即研究者是否真的能抓住文化，而不是这样的情况，即他呈现的文化只是他在写作中创作的；二是研究标准合法性的危机，即传统的“客观性”、“准确性”、“可靠性”、“普遍性”、“有效性”等衡量研究质量的标准陷入危机。
  话语给人类学带来的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对代表宏大叙事的西方表征话语的批判。
  国内著名人类学家周大鸣在评价中国人类学家对祖国的贡献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中国人类学家来说，最主要的不是建立一门学派齐全、体系完善的人类学，而是如何应用西方人类学的知识提出变革社会、强国富民的方案。”
  二、国内语言视角下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述评
  人类学在其产生阶段就与语言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国内学者借助语言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文化研究，但这些研究大都囿于语言的传统认识，其内容特点可作如下评述：
  2 通过语言进行民族识别研究。
  3 运用民族接触理论研究。
  4 言谈民俗学。
  5 简单地把“言谈”等同于“话语”。
  在福柯看来，权力和知识携手共进。
  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世界各国在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中形成了一套权力结构系统，有些国家(大多数是欧美国家)处于权力核心地位，而另一些国家(尤其是亚非国家)则处于该系统的边缘位置。
  具体到学术角度，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植根于西方社会的科技理性在中国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论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
  西方以“古今之争”和“东西之争”为起点发动了启蒙哲学，构建了“进步”与“落后”、“发达”与“闭塞”、“东方”与“话方”等二元对立的世界表征观念秩序。
  鉴于以上评述，我们认为：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在东西方文化相互交流、相互渗透的大背景下，国内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还要暂时借用西方的学术话语甚至西方的语言与之对话，但要充分意识到，在使用西方语言时可能对展现中国本土文化带来负面影响，我们有必要开始思考一种能超越西方表征话语、摆脱科学实证的中国文化研究范式，而其前提是对几千年发展形成的中国传统言说方式背后的语言哲学有一个重新认识。
  三、古代话语传统对发展中国文化人类学叙述风格的启迪
  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人类学这一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人类学的实践。
  中国自上古时代起设立的史官其实就担当了某种人类学家的角色。
  这些语言叙述方式对今天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及人类学现象具有重要启示。
  首先，以《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里记载的赵王到渑池与秦王相会的故事为例，我们暂且把它看做人类学的笔记，并以此来说明中国传统的叙事风格。
  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
  于是赵王鼓瑟。”
  中国文化传统一直以来提倡语言的“悟性”，强调“传神”，而不在于“形似”。
  问题是当不同民族的文化被他者话语表征时，也就失去了其文化自身的内涵。
  也许有人认为人类学家如果不借助这样一些理论性诠释，单靠描述活动的直白语言无法触及文化的本质，就没有深度。
  但在“不露山水”的记事中，却委婉而微妙地表达出作者对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伦理和政治等方面的重大哲学思想。
  在有些年份里，某一季节下没有任何记载，是空白，但“春”、“夏”、“秋”、“冬”四个字不会缺。
  “仁”这个字就像今天的“人道”、“人权”、 “自由”等词一样，是属于表征抽象概念。
  “子罕言仁”，孔子极少用这样的字，但却不会影响他表达这样的理念。
  据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孔子早已深刻明了今天后现代思想家对话语的认识，清楚表征话语的危害，也知道如何超越。
  这也就是中国哲学的超语言问题。
  中国史官带有人类学田野色彩的现场记录，以及孔子依据这些记录所作的“春秋笔法”的叙述，对今天人类学家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另外，今天时代的价值观已经变化，语言本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四、研究实例：以“春秋笔法”深度描写沉默了的文化
  如何超越表征概念，呈现出文化的原生态及其阐释空间。
  深度描写的书写方式来自于西方人类学，它用“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视角差异，以身临其境的实践策略，提供了“素描”性质的文化叙述模式，在语言微观层面将个体或地方的经验纳入到文化叙述中来。
  东坞山村位于杭州市与富阳市交界处，在杭州市“国际化和打造旅游品牌”的都市化进程中，很多古村落原汁原味的老百姓生活图景迅速消逝。
  再加上村里老人们记忆的逝去，东坞山数百年留下来的文化碎片很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失。
  因此，“东坞山村落文化研究”课题组像考古专家一样小心翼翼地在东坞山村的各个角落里寻找每一块文化碎片，用“微言大义”的叙述风格将其连成一片完整的文化“图景”，并对有可能破坏它的宏大话语进行不露声色的批判，做到了“寓褒贬于记事”的“深描”。
  1 用风水话语为山水正名。
  东坞山村不管是山水的命名方式还是村落的布局，都是在这一文化影响下产生的，还包括现在已成为遗址的“九庵十三寺”选址文化。
  《东坞山村文化研究报告》第二篇“风水景观文化”在描写东坞山“凤凰影”与风水说中阴宅的关系时，有下面一段文字：
  何玉贵老人说：“扎坟扎在穴住里，各房兄弟斗量金。”
  现夸只剩下一堆石头搭起来的土墩，没有墓砗。
  贵三公墓所处的地方叫凤凰影，背靠飞风山。
  看到如今这个样子，周继荣老人说：“现在被弄得像没有了一样。
  这段话是通过村民叙述来彰显风水的“微意”，述而不作，在此，报告作者没有直接表达对风水的看法，而是通过对两位老人的采访、现场描写、家谱记载和传说去传达所谓风水的隐曲。
  2 以“礼”领悟村落的祭祀文化。
  在东坞山村，祭祀是村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但其文化意义曾经被“宗教”、“迷信”等概念所掩盖，一度成为文化研究的禁区。
  东坞庙在狮子山脚下，面朝“象鼻子”山，下临碧水澄清的小水库。
  据说小水库之下，才淹藏着真正的东坞庙遗址。”
  这里我们看到东坞庙的美丽景观，但也隐约看到它的悲剧。
  更重要的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为何今天还是香火不断
  东坞山村曾遭日军三次焚烧，已没有古老的房子。
  以上的“叙事”例证试图展现一种带着话语视角、吸收中国传统语言哲学的人类学叙述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