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摘要：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多元”历史过程逐渐被揭开，中国各民族起源、形成与发展研究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古代民族研究不能再简单地理解“中华民族共祖”的丰富内涵。通过重读有关古典文献材料、系统梳理新近考古发现、专题探讨语系与族系的关联、汲取中国民族史与西南区域文明史研究新成果等多学科、多视角研究与讨论，把中国西南古代历史归结为“氐羌、百越、百濮”“外来族群迁入结果”的叙事体系，已然无法立足。“三大族系说”是在20世纪中期“民族国家建构”运动中，处于“无献无征、考古无证”情境下产生的学术假说，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当前不少历史叙述，面对学术界的新发现、新成果，却不加甄别地沿用旧说，造成西南古代民族历史叙述上的混乱，必须将以修正。中国西南古代民族研究，要立足本土文化脉络与地方传统的梳理，摒弃“外来”思维，实现从“外来叙事”到“本土陈述”的回归。把材料还原到当地民族与文化大背景之中，才能正确地理解古代西南民族与区域历史和地方文化的关系，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丰富多样的历史进程。对“三大族系说”在内的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史上习以为常的“外来说”叙事传统，包括各种“大迁徙”“大传播”“大叙事”等“典范历史”与“民族常识”的反思与再出发，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历史发展基本逻辑的认识，推动学术创新与进步。
  中国古代民族历史研究中，在追溯各民族历史渊源与文化起源时，往往把先秦至秦汉时期活动于西南地区的众多民族群体，归并为氐羌、百越与百濮三大族群系统。进一步的观点是：氐羌族群从西北方南下而来，百越族群由东南方沿海而至，百濮族群或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带，或由中南半岛北上进入。后来，氐羌发展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族，百越发展为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民族，百濮发展为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民族，这就是“三大族系说”。此论自20世纪30~40年代被提出以来，经学者们不断发挥，反复强调，成为中国古代西南民族历史的经典性叙述，在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文化研究等不同领域成为“民族研究的常识”被普及和接受，影响所及超越了西南一隅，常出现于有关中国古代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大叙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三大族系”“进入”中国西南地区之前，这里已然有了2000多年的文明。于是如何来“圆说”考古发现与“三大族系”之间，即事实与理论之间的的矛盾，让学者们大费周章。“三大族系”说的本质，涉及到中国西南古代民族群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根本性问题，而民族群体的来龙去脉，是“民族研究”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面对学界仍然把“三大族系”说视若毫无疑义的正统历史知识和典范叙事，我们认为是时候对“三大族系”说进行质疑、讨论和反思了。
  由于“三大族系说”生产、加工和传播的过程尚未被系统研究过，多数情况下，人们是把它看成不证自明的、毫无疑义的历史知识和叙事框架来使用。因此，我们不仅找不到与此有关的专文、专着，甚至连“三大族系”这样的提法也极少见到。
  通过对学术史的回溯，也通过对学术界前辈包括尤中教授、杨庭硕教授等资深学者的访谈中，笔者梳理出这样的一个逻辑：194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范义田《云南古代民族之史的分析》一书提到：西南夷之族，实具有中国民族之三大系。三大系者：一为高原系，指分布于自秦陇高原，青康高原，以至云贵高原的“氐羌系”；二为盆地系，指分布于汉中、四川及湖湘间盆地的“百濮系”；三为海洋系，指分布于云南南部连于印度支那半岛及粤闽的“百越系”。范义田进一步说：“西南夷名类甚多，以今言之，贵州之苗，云南之夷，种类名称至为复杂。而要其本源，实不过羌、濮、越三系而已。”这就是范义田版本的“三大族系说”，也是我们能够找到的学术界对“三大族系说”最早的文字表达。抗战时期，由“中山文化教育馆”编印的《民族学研究集刊》刊发了若干重要论文，其中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芮逸夫《西南民族的语言问题》等，提到了中国西南民族的分类问题。
  联系到文本背后的时代语境，我们注意到，上述有关中国西南古代民族族系归属的讨论，是那个时代“中华民族共祖”研究下的理论延伸，是学术界“民族国家建构”运动的重要内涵，是“民国学术”的热门话题之一。从时代背景上说，“三大族系说”，植根于20世纪前期学术界流行的中国民族起源学说。类似的情况曾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的北方民族研究之中。
  新中国成立之后，“三大族系说”不仅被学术界沿用，而且不断被强调、强化。20世纪50年代徐嘉瑞修订《大理古代文化史》时，继续使用“三大族系”概念。同样的概念和叙事框架在方国瑜完成于20世纪50~70年代的《云南民族史讲义》《彝族史稿》《云南史料丛刊》《方国瑜文集》等系列着作中都可以见到。值得注意的是，方国瑜认为，中国西南古代民族不止“三系”，而应该包括氐羌、百越、百濮、孟高棉“四系”，与芮逸夫的观点相近。
  1977年，马曜主编的《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序言中说：四千多年前，我国黄河流域的夏部落开始进入奴隶社会。商王朝继之而起，号令多方。这时我国西南辽阔的土地上，活动着羌、濮、越三个大族群。自殷周以来，这三个族群各自分成许多大小不等的氏族、胞族和部落，并且越来越频繁地参加全国的政治生活。
  《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一书影响广泛，“三大族系”的经典叙述因此得以被广为传播，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并成为此后中国西南地区古代群体分类“约定俗成”的表述。1990年，江应樑主编《中国民族史》出版，书中用“羌人南徙”“越人西迁”“孟高棉人北移”来说明“西南夷”的来历。尤中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云南民族史》《中国西南民族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等都主张秦汉时期的西南夷分为“氐羌族系统的民族”“百越系统的民族”与“百濮系统（孟高棉）的民族”。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大族系说”及其背后的学术逻辑几乎成为一种历史知识或民族常识。大凡有关中国西南民族历史与文化，特别是云南古代民族历史文化书写的论着鲜有不从此说者，大有“离开此论，如何言说”之势。
  有的观点认为，有关中国西南古代人群总体面貌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尚书·周书·牧誓》，其文曰：“王曰：我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因为孔颖达《正义》有“此八国皆西南夷也”之说，但其中的“羌”“濮”等常常被过度解读为“三大族系说”最早的文字依据。事实上，《尚书·牧誓》有关古代西南人群的文字记载，既简约又多推测之词，并不能确指。周予同就认为，这段文字中的“族群”跟西南古代民族没有关联。
  《华阳国志·南中志》也有关于“南中”人群概况的记载：“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巂唐侯王国以什数。”不少研究者认为，这里的“夷”指的是氐羌，“越”指百越。这样的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材料中的时间与空间指的是东汉时期的西南夷。
  比较完整、可靠的记载来自《史记·西南夷列传》，这是汉代有关中国西南地区族群最为详细的“官方”记述：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着，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同一区域内有如此之多的不同名称的人群出现，意味着西南夷地区确实处于“君长以什数”“各据山川，不相役属”，政治组织比较分散的部族社会。
  这段文字从生计形态出发，把“巴蜀以西以南”的西南夷民族群体分为“魋结、耕田、有邑聚”“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和“或土着、或移徙”三大类型。从地域出发，把西南夷划分为夜郎、滇、巂-昆明、邛-筰四大区域。从规模出发，分出了七个“最大”的族群。我们把它概括为“三大生计、四大地域、七大族群”。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这里没有提及羌、越、濮，只是在叙述“冉駹以东北”人群时，才说“皆氐类也。”《史记·西南夷列传》的分类标准不是按照语言，也不是按照文化，而是以“生计方式+地域分布+族群规模”的模式来划分。《史记·西南夷列传》被认为是经典的历史民族志材料，对这一重要资料的重新释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如果“三大族系”存在的话，它从何而来？从文献的角度看，支持“三大族系说”之“氐羌南迁”的证据仅见于《后汉书·西羌传》，其文曰：
  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豲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战国之际有“氐羌南下”，并止于四川西部与南部，界线是清晰的。西南是否为“百越分布之地”？明确的文献记载，一是来自《华阳国志》之《南中志》与《蜀志》“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的叙述；二是《史记·大宛列传》有“滇越”之称。“夷越之地”为概称，而“滇越”之“越”是否同属于“百越”之“越”，除了用字相同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二者之间有关联。我们找不到明确的史料说“百越”分布区包括云南或者“百越入滇”之类的史实。《史记·西南夷列传》说：
  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如果楚国属“百越”之列，那么楚国将军庄蹻的故事就算是最早的“百越”入滇的文献记载了。诚如王明珂所言，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庄蹻王滇”只不过是中国古代像“秦人驱戎”“箕子教化东夷”“太白教化荆蛮”一类诸多“化夷传说”之“英雄徙边记”叙事的西南夷版本而已。
  至于说百濮的文献记载，更是臆测成分居多，譬如《逸周书·王会解》卷七引《商书·伊尹朝献》说：
  伊尹受（汤）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瑇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正西：昆仑、……贯胸（穿胸）、雕题（纹面）、离身（纹身）、漆齿（黑齿），请令以丹青、白旄、纰罽、江历、龙角、神龟为献。”
  其中的“贯胸、雕题、离身、漆齿”等等，被研究者钩连到云南或者西南的古代族群。
  总之，历史文献对“三大族系”进入西南地区的记载，只有汉代出现的两条确切的信息，一是《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的秦献公时“氐羌南下”（前384~前362年秦献公在位）；二是《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的“庄蹻入滇”（前280年左右，楚顷襄王时），二者均在战国晚期。此前有关“三大族系”进入西南地区的资料既简单且多臆测，不具备史料价值和科学意义。
  由于长江、澜沧江、怒江几条大河由西北向东南穿越云南地区，形成中国与东南亚之间主要的交通路线，学术界普遍认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就已经开始沿着这些路线迁徙并从事贸易活动了。有的观点认为，中国南方和西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发展晚于北方地区。这些迟来的新石器文化经常被看作是携带农业生产技术的农业人口向南迁徙的结果。在公元前3000~4000年，似乎有几波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口迁徙浪潮，并最终在公元前3000年扩散到东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新石器时代社会之间相似的物质文化支持这一假说。这是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对中国西南地区远古文化的讨论。
  有关云贵地区史前考古的研究中，普遍出现了为“三大族系”理论背书的取向。最典型的观点之一称：
  云南的新石器文化存在两个不同体系，西北部份包括洱海和三江流域，以尖柄石斧和带划纹、点线纹、叶脉纹器底的夹砂陶为特征，更多的可以看出与黄河中上游、川藏地区新石器文化的联系，这正是历史上氏羌系统民族的分布区。而滇东湖泊区及红河、珠江水系，则分布着以有肩有段磨光石器、夹砂绳纹陶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可以看出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共同特征，这是我国南方百越系统氏族的分布区。
  相类似的观点还有：
  滇西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系氐羌先民创造的原始文化；洱海地区和金沙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是氐羌文化和百越文化结合的产物，其中氐羌文化因素占主导地位；滇池地区、滇东北、滇东南及西双版纳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主人主要是百越族系的先民。同时,在新石器时代,滇池、滇东北地区也有氐羌先民居住；澜沧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主人是百濮先民。
  以云贵高原为中心的考古发现与“三大族系”相联系的研究范式，多数情况下被理解为“三大族系说”在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得到印证。于是在后来的学术讨论中，但凡涉及云南史前文化的论着，多引证上述观点来支持“三大族系”。
  孙华在评价新中国建立以来，60年里云贵高原考古发现与研究时说：
  尽管辨认出了多种不同文化面貌的遗存，但没有确认这些文化的先后时间关系，没有建立和完善每一个历史自然地理单元的分期编年，急于提出不同的文化和文化类型，使云贵高原的史前文化谱系长期没有能够建立。
  由于考古学自身发展存在的问题，即在没有确认不同文化遗存的先后时间关系，没有建立和完善每一个历史自然地理单元的分期编年的前提下，急于对这一地区文化的类型探讨和历史系联，把考古发现与“三大族系说”进行随意的钩连，以至于造成混乱和误导。实际上无法给予“三大族系说”太多的支持。
  那么，氐羌南下至云贵高原的考古学证据有没有？我们可以很明确地回答：有的。北方游牧文化从新石器时代起就有南下的轨迹。这种文化遗迹之前被称为“石棺葬”，近来被称为“石构墓葬”，它在川、滇、黔地区分别呈现为石板墓、大石墓、石棺墓等不同类型，其中代表性的出土器物有陶双耳罐、单耳罐等。有观点认为，从文化关系上来说，岷江上游地区与甘青地区存在较深的文化关系，而滇西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岷江上游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岷江周边的青衣江、雅砻江及滇西北高原地区的石构墓葬属于同一文化的不同类型。关键的问题是，这种被认为是“南下的文化”与当地文化的关系是什么？
  汪宁生认为：
  云南青铜文化遗存中，至少应把以使用石棺为主并实行二次葬俗，随葬青铜器外又以宽耳陶罐为典型器物的一些遗址单独划分出来……，它们在云南的分布有一定的地理范围，即主要分布地滇西北和滇西地区。它们与川西北地区古文化和民族有密切关系。它们的主人原非土着居民，可能是新石器时代就已进入云南，到了青铜时代便与当地土着属发生种族的融合或文化的相互渗透，这就是这类墓葬中发现云南青铜器的原因。这一遗存是否可代表自西北南迁云南的部落所遗？它们是否为云南青铜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的中介人？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支“石棺葬”文化，自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一直分布在川西北至滇西北、滇西一带，它们有可能来自北方草原文化。这一支文化，相对于本土的新石器文化与青铜文化来说，是一支外来的、分布空间有限的，发展水平较低，而且最终完全融入云南青铜文化之中的文化。因此，云南的史前文化并非来自所谓的“氐羌考古学文化”。
  张增祺认为，云南青铜时代初期，有部分青藏高原的游牧民族到达滇西北地区，但人数很少，分布范围也极其有限。在外来文化“南下”之前，西南地区的史前文化，已经存在了2000年之久。因此，以云南青铜文化为代表的史前文化是本土起源的，并非来自“氐羌考古学文化”。
  2009年，在滇西地区的剑川县，发现“象鼻洞旧石器时代遗址”。此遗址位于甸南镇印合村合江自然村北山，为洞穴和台地式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现了距今10000年前的动物化石、打制石器、石锤、石锛等。在洞穴之外的台地上，发现旧石器时代遗物。有关遗址孢粉组合和古环境研究表明，当时人们的食物可能仍以采摘为主，农业尚未发展起来。象鼻洞旧石器为当时的堰塞湖，古人生产生活在湖边，随着桃源河、海尾河交汇并与黑惠江汇合。堰塞湖消失后，象鼻洞旧石器时代的古人们亦随之迁移，开始重新寻找他们的家园。开始新的生活，开创新的文化。
  象鼻洞旧石器遗址是继景洪橄榄坝、沧源农克硝洞、兰坪玉水坪旧石器遗址之后，在澜沧江流域发现的又一处重要的旧石器遗址。它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滇西北地区已经有古人类活动，它是以澜沧江为代表的大江大河沿线文化的一部分；其次，这里的旧石器文化，具有直接向新石器文化发展的证据，说明遗址周边的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的文化遗迹，如剑川海门口、沙溪鳌凤山等很可能与之相关。如果把象鼻洞旧石器遗址与云贵高原其他地区旧石器文化相比对，我们大致可以获得云贵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时空框架，建立起与“三大族系说”为代表的“外来说”完全不同的区域远古文化发展体系。
  百越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多样性非常明显。从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广西到海南岛的考古文化遗存，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突出的地域性，各自包含的历史时段长短、年代上下限都不一样，它们并非属于同一序列的古代文化，说明它们并非属于远古某一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遗存，更不是一个“越族”。有一种观点认为，百越族群从几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到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在我国东南、中南和西南的广大区域内，都有其活动的足迹。有肩有段石器、几何印纹陶文化成为百越文化的典型代表。因为在云南滇池地区、滇东北地区、滇东南地区和滇南-西双版纳地区发现了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所以这些地区就是百越族群居住的地方。事实上，我们不能这么简单地去想象和联想。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如果云南有百越文化，那么是什么样的百越文化？是江浙一带的句吴、于越，还是闽台一带的东瓯、闽越，还是两广地区的扬越、西瓯、骆越文化？根据彭长林的研究，云贵高原的史前文化，包括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直至青铜时代都对岭南地区（西瓯、骆越）有明显的影响。意味着云南史前文化与“百越”之间的联系，更多的是云南影响“百越”而不是相反。
  这里引出了一个题外之话：将“居住杆栏式住屋、纹身、使用铜鼓、龙舟竞渡、跣足、种植水稻”等定义为“百越文化特征”是否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因为云贵高原上的史前文化，多数具备这样的特征，而“百越地区”却有很多不符合此标准的文化遗存。考古发现与民族研究成果表明：民族学界、史学界“百越文化特征”提法本身具有非常大的局限性。进一步说，以“百越文化特征”为解释基础的“滇文化”是否为越人所创造的相关讨论，似乎失去了意义。
  因此，从考古发现与研究的角度，虽然不断有云贵地区的史前文化与周边文化相关联的观点出现，但却没有明确的、可信的考古学证据成果来支撑“三大族系说”。在西南民族研究中，对不断出现的“三大族系考古学想象”，把各种考古遗存大串连，从A遗址到B墓葬再到C遗址简单地联系起来，勾勒出“氐羌南下”“百越西进”“百濮北上”之类的“传播路线”，各种“补史之阙”的“新观点”是非常值得警惕的。按考古学的理解，以器物组合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多反映的是该地区人民采取了相同或者相似的生业模式，而不是“族群的考古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