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观点|苏志甫:著作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及其适用要件解析
  随着《民法典》《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正案及《专利法》第四次修正案的出台，我国在立法层面完成了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体系构建。
  一、著作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及其适用要件概述
  2020年11月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以下简称“新《著作权法》 ” ) 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 “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因此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难以计算的，可以参照该权利使用费给予赔偿。
  在当前的著作权损害赔偿机制中，惩罚性赔偿居于辅助地位，存在严格的适用要件。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条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区分为主客观两方面，前者限于 “故意” ，后者限于 “情节严重” 。
  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 (以下简称最高院惩罚性赔偿解释) 第一条第一款 之规定亦可归纳出“故意”和“情节严重”两项适用要件。
  二、著作权惩罚性赔偿适用要件之“故意”的认定
  (一)关于“故意”的认定标准
  民法典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表述为“故意”和“情节严重”，2020年修改的专利法和著作权法也将适用条件限定为“故意”和“情节严重”，而与前者相比，较早的现行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限定为“恶意”和“情节严重”。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蒋华胜法官亦认为“故意”包含“明知”和“应知”的情形。
  笔者认为，在惩罚性赔偿适用中，“故意”仅对应“明知”。
  (二)关于“故意”的证明标准
  在具体案件中，行为人是否具有“故意”，应由当事人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三)关于“故意”认定的考量因素
  最高院惩罚性赔偿解释第三条第二款根据对司法判例的总结， 将类型化“故意”侵权行为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形: (一)被告经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通知、警告后，仍继续实施侵权行为的;(二)被告或其法定代表人、管理人是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的法定代表人、管理人、实际控制人的;(三)被告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存在劳动、劳务、合作、许可、经销、代理、代表等关系，且接触过被侵害的知识产权的;(四)被告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有业务往来或者为达成合同等进行过磋商，且接触过被侵害的知识产权的;(五)被告实施盗版、假冒注册商标行为的;(六)其他可以认定为故意的情形。
  具备上述情形之一的，可以初步认定被告具有侵害知识产权的故意。
  司法实践中，法院在认定“故意”时，通常会考察侵权人是否存在进一步的恶劣行为，如“明知故犯”“屡教不改”等。
  三、著作权惩罚性赔偿适用要件之“情节严重”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林广海、李剑、秦元明法官在《〈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的理解和适用》一文中指出，该要件主要针对侵权手段、方式及其造成的后果等，一般不涉及侵权人的主观状态。
  1.“情节严重”应以侵权后果为考量基准
  2.“情节严重”的个案认定应综合考虑多方因素
  3.典型“情节严重”情形的类型化分析
  四、著作权惩罚性赔偿适用要件之“赔偿基数”和“赔偿倍数”的确定
  1.惩罚性赔偿与法定赔偿能否同时适用的解读与厘定
  在适用次序上，首先应将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作为赔偿基数;二者“难以计算”时，可以参照该权利使用费给予赔偿。
  关于在赔偿基数难以确定时，如何实现震慑、惩罚侵权行为的问题，有观点认为，因为法定赔偿本身即兼具补偿和惩罚的作用，在侵权人主观故意明显而赔偿基数又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法院可在适用法定赔偿数额时从高酌定赔偿数额。
  2.惩罚性赔偿基数的确定
  第一，“赔偿基数”是否属于“可计算确定”，症结在于证明标准和计算精度要求的高低。
  第二，在当事人请求参照权利使用费确定赔偿基数时，关键点在相关费用标准是否具有真实性、可比性和合理性。
  在当事人请求以许可使用费的倍数作为赔偿基数时，相关倍数的合理性则是当事人攻防交锋及法院审查的另一关键点。
  第三，在惩罚性赔偿基数无法全部查清时，可将已查清的部分作为基数从而适用惩罚性赔偿。
  3.惩罚性赔偿倍数的确定
  提高恶意侵权行为的违法成本，惩戒、威慑潜在侵权行为是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直接立法目的，其最终目的在于更好地促进社会的总体创新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