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论文:地方政府理论与地方治理理论述评
  多元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达尔。
  精英论者与多元论者的交锋专注于美国地方政府的研究，长期以来，对英国地方政府研究产生的影响不大。
  邓里维认为，这主要源于英国地方政府研究者的保守主义倾向。
  马克思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国家履行着对维持资本主义制度至关重要的两种主要的职能:一是国家提供市场不能供给、但对资本主义制度十分重要的广泛的一般必要条件，包括法律制度、交通运输设施和为确保训练有素的劳动力所必要的教育培训制度;二是国家维持社会秩序，调节阶级矛盾。
  由于对国家与统治阶级关系程度的理解的不同，存在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种流派:工具主义流派和结构主义流派。
  这些不同流派反映到地方国家方面，也有不同的主张。
  对上述地方国家的"资本积累职能"和"维护职能"的观点，有的西方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它们不能解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地方政府改革现象，如地方政府提供的服务的大大减少，并未危及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或社会秩序的平衡;也不能用地方国家机构提供集体消费或社会消费福利的观点，来解释地方政府将原先提供的住宅服务签约外包;他们认为不能由市场提供的有些地方服务也私有化了。
  另外，上述理论也不能很好解释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进行的中央地方关系改革:一方面，地方议会抵制中央政府改革，不符合地方政府是国家机构的分支的观点;另一方面，不能认为中央政府采取严厉方式对付地方政府，是对当地劳动人民反抗的一种反应。
  二、地方治理理论
  "治理"常被一般地认为是普遍的统治过程;特别是指在统治过程中，非政府行动者和政府的关系。
  1997年，杰索普认为，"治理"越来越流行地被视为社会关系合作的所有形式的概括用法，或是涉及非市场力量或正式阶层的合作形式。
  1998年，英国学者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对流行的各种治理概念作了一番梳理后指出，到目前为止，各国学者对作为一种理论的治理已经提出了五种主要的观点。
  我国学者俞可平认为，与"政府统治"一样，"治理"作为一种政治过程，也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
  (2)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的向度不一样:"政府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而"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
  (一)实力-依赖关系论(power-dependence in central -local relations)
  实力-依赖关系论假定，中央与地方都有办法对付另一方及其他组织。
  因此，尽管有个别的政府可能按科层结构组织外，大多数的政府组织都是以相互依赖为特征的，资源交换是相互依赖的结果。
  罗兹试图将中央与地方关系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并特别指出，随着社会复杂性的加强，对社会政治的治理，已由一个各自我管理﹑自我组织的互动系统所主导，它既非市场，也非国家，但与以上两者存在着互补的关系，这个互动系统就是"政策网络"。
  罗兹认为，权力可能会在某些集合体中集中，但国家的变异结构产生了相互依赖，其潜在的权力并不能总是被动员。
  这种分析模式暗示，中央政府受到比过去更复杂的限制。
  因此，中央政府不能直接对其他组织发号施令，或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下级政府。
  实力-依赖关系论受到了诸如理论不够宏观、政策网络封闭性、中央与地方合作关系不明确等批评，但经验和实施结果，证明着这种理论原则的意义和政策网络的价值。
  (二)政权论(regime theory)
  与美国城市政治学的传统一样，"政权论"也关注权力问题，但与"多元论"和"精英论"不同，斯通将对于都市政治辩论的设问由"政权论"者更关注都市政府和非政府的行动者在复杂情况下有效进行地方治理是如何结盟的，而不太关注由谁控制这些结盟。
  "政权论"强调应改变都市政府角色，以适应从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的转变。
  斯通认为，政府和非政府力量之间的权力划分，并"不有助于建立对领域广泛的活动的直接和有力的控制"。
  尽管这里含蓄着都市政府并非事事要听从居民意愿且政策选择也不一定非要有利于大多数人利益的意思，但地方政府毕竟是民意机关。
  "政权论"的另一重要特征是，与成长机器之类的概念不同，"政权论"提出存在不同的"政权"模式。
  斯通提出的"政权论"主要是针对美国地方治理的情形。
  尽管"政权论"能够描述发生在美国一些城市的问题，但不足以解释权力分配的动因。
  另外，也有人认为，斯通对亚特兰大市的政治分析，过分强调了"政权"的地方性特征，没有看到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变化过程。
  (三)调节论(regulation theory)
  调节论起源于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积累是一个矛盾冲突的过程，必须要建立一个政治、社会、文化的调节机制，即所谓的社会调解机制(mode of social regulation)，才能支持资本积累的再生产。
  1989年斯托克首次将"调节论"应用于英国地方政府的研究。
  此外，地方政府管理方式也出现了变化，使用了更灵活的劳动管理方法，弱化了等级结构，并引进了新公共管理技术等。
  1994年鲍勃·杰索普论述了后福特主义下国家的角色转变，认为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资本积累形式的转变，其实可以用从"凯恩斯福利国家"(Keynesian welfare state, KWS)到"熊彼得工作福利国家"(Schumpeterian workfare state，SWS)的转变来分析。
  1995年迈耶(Mayer)认为，在过去二十年来，都市政治有许多改变，这些改变似乎跨地域地成为一种趋势，主要表现在:(1)地方政治在发展战略了中扮演重要角色;(2)在经济发展的支持下，地方政府的动员性增强，且伴随的社会政策，成为经济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的附属品;(3)地方政治行为的范畴扩张，并涉及大批地方政府以及一系列私人部门和准公共行政部门的行动者。
  调节论中，后又发展出都市"政权论"与"调节论"的结合。
  葛德文(Goodwin)和潘特(Painter)1997年提出，将"调节论"引入"政权论"前，应先从方法论的取向检视社会调节模式的观点。
  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
  参见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及其对治理的意义》，载《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