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吕正操打出平原防御模范战
  1937年10月10日，共产党员、东北军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在南撤到藁城时，响应中共中央号召，毅然拒绝国民党继续撤退命令，回师北上坚决抗日，很快与地方党组织的抗日武装结合在一起，创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在随后的几年里，吕正操展现出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的战将风范，带领部队多次击败日伪的“扫荡”，为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8年4月，在河北省安平县召开冀中区党代表大会，选举建立了冀中区党委（开始称为省委），晋察冀大军区批准组建八路军第三纵队、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为司令员，程子华为政治委员，并建立了冀中政治主任公署，由吕正操兼主任。冀中区工、农、青、妇等各抗日团体相继建立，安平县成为了冀中区政治军事中心。经过一年多的剿灭土匪、收编游杂武装，建立地、县、区、村党政组织，开展拆城墙、挖道沟等改造地形工作，准备反对敌人进攻。
  1939年以后，日寇为了扫除我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发动了全面进攻，占领了各县城和重要交通线，但广大农村仍由我抗日政府控制，经过两三年的发展，我抗日根据地已经得到巩固扩大。全区共5个专区（军分区），按晋察冀边区政府统一排列为六、七、八、九、十专区，当时已发展到16个主力团，总兵力达3万多人，各县有游击大队，区有游击小队，各村有游击小组和自卫队，共控制600万人口地区，为比较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其余为游击区。
  由于冀中军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八路军部队和地方武装经常从这里出击，切断敌人的军事交通运输线，扰乱袭击，消灭敌人，并频频骚扰敌人控制的平、津、保、石等大城市，对于盘踞在华北地区的日本侵略军造成极大的威胁，成为日寇的心腹之患。随着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更加巩固，不但本区的军事力量和政权建设有新的发展，而且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平汉铁路以西的晋冀等地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侵华日军急于把华北平原作为其“大东亚圣战”的兵站基地，而冀中的抗日部队和人民武装严重破坏了他们“以战养战”的阴谋。为了对付这支抗日力量，在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亲自指挥下，日军调集了大批兵力，从1942年5月1日开始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在这次“大扫荡”中，日军不仅实施了野蛮的“三光”政策，而且采用“拉网式扫荡”“铁壁合围”等战术，企图将八路军冀中军区党政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一网打尽，并彻底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这期间，敌人在冀中8000多个村庄建军事据点1753座，挖封锁沟4187公里，把冀中区分割成2670多个小块。冀中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抗战期间最艰苦的时期。
  针对敌强我弱、重兵压境的严峻形势，在冀中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指挥各军分区部队，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冀中军区党政领导机关先期坚持在根据地内沉着应战，避实就虚，与敌周旋，直到5月29日才根据局势变化和上级指示，转移至外线作战。
  6月1日夜，冀中军区党政机关及主力部队乘天阴夜暗，在景县龙华车站以西悄悄通过了戒备森严的石德路，并一口气向西南急行军70里地，到达冀县边界，至此甩掉了大队日军的尾随，跳出了敌人的重重合围，一举粉碎了日寇妄图捕捉我领导机关的美梦。
  6月11日，冀中军区外出执行任务的侦查员与冀南军区机要科的同志向冀中军区党政军领导汇报了一个情况：邢台威县掌史村附近敌人据点守备力量较弱，多是些伪军杂牌部队，而且该村易于隐蔽防守。吕正操和其他军区领导经过情况分析后，率领部队于6月12日清晨5时进入掌史村。
  掌史村建在高台地形上，位于平大公路西侧，它是个面积较大的村落，有二三百户人家，村内有一条东西向的大街和一条南北向的小巷，村周围有残旧的围墙，村东南还有一条向外伸展的天然大道沟，从地形上看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好地方。这个村子南距威县县城15公里，北距南宫县30公里，东距山东临清50公里，敌人在上述3个县城各驻有一个中队以上的日军。这里虽然属于敌我拉锯的游击区，但我方拥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之所以选择进驻此村，主要是因为吕正操虽然率领了2000余人，但真正具备战斗力的只有二十七团的两个营和两个特务连等不足千人，其余为机关干部、后勤人员和随营学校的学员等非战斗人员，无法与敌军正面对垒。
  部队进村后，立即按部就班地在村口放哨警戒，封锁消息，战斗部队则以连排为单位在村周围修建简易作战工事，将掩体和交通沟挖得纵横相连，一直通向村子里面。
  当日上午，部队正在开饭，掌史村外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步枪和轻机枪射击声，紧接着手榴弹、炸弹连续响起，中间还间杂着日军掷弹筒的发射声。原来附近的敌人恰恰从前一日开始修建炮楼，当天开工点卯时发现掌史村民夫没人应差，便派了30多名伪军气势汹汹地前来兴师问罪。我军前沿执勤部队见敌人大摇大摆地送上门来，一时气不过，也不待向上请示，一顿步枪、手榴弹就把敌人干掉一批；接着又打了个小出击，一直追击伪军到敌人所占据点大门外。待到伪军连滚带爬地逃回据点，已经所剩无几了。
  战斗虽然打得干净利索，但也有可能暴露了我军的行踪。此时批评责备已无济于事，首要任务是部署部队准备迎击敌军的报复。吕正操立即召开了简短的作战会议，与会的军政领导一致认为，敌人与我发生的遭遇战实属偶然，他们不可能知道村里驻有我军区机关和大部队；加之我军目标过大且非作战人员过多，因此绝不能在白天盲目行动暴露自己，而是应隐蔽固守，待至晚上再行突围。吕正操迅速定下了决心，决定扮猪吃虎，与敌人打一场“蘑菇战”和“顶牛战”。他命令部队立即进入阵地，加固工事，堵塞街口，做好接敌防御的各项战斗准备。同时，他反复部队强调，下一步面对卷土重来的敌人，作战过程中必须严守四条纪律：沉着应战，近打小打，只许用排子枪和手榴弹还击；非紧急情况不准使用轻机枪，即使用也要尽量点发，不要连发；没有上级命令，不许出击；没有上级许可绝不许用重机枪和迫击炮，不能让敌人摸清我们的实力情况，更不能暴露我们是冀中的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一场尽显吕正操指挥艺术和名将风范的特殊战斗，就此展开。
  敌人果然不久就来报复了，他们也同样对我军的底细一无所知，想当然地错把我军当成了“土八路”游击队，所以仅仅纠集了二三百人进行围村清剿。趾高气昂的敌军到达后也不做正规部署，更不修筑作战工事，直接将迫击炮、重机枪等摆在村头的打谷场上射击；部分日军军官甚至穿着白衬衣，敞着怀，拎着军刀赶着部下冲锋。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继续隐藏实力迷惑敌人，吕正操严令部队梯次配置，只用步枪和手榴弹还击，这样的抵抗使日伪军更坚定地认为村里不过是“小股土八路”，有的敌人欺负我军火力弱，竟然嚣张地冲过来企图抢夺我军战士的枪支而被我方活捉。作为正牌子的“老八路”，基层官兵哪里受得了这种气，纷纷请求出击或使用重武器打击当面之敌，但均被吕正操制止，他还是要求战士们憋着劲，用小打、近打迷惑敌人。战斗进行到中午时，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及伪军已陆续增兵至约1000人，我军也接连打退了敌人4次进攻，这期间敌人虽然也使用了毒气弹，但仍旧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也始终没有察觉自己的对手是八路军主力部队。
  当日下午战斗虽有缓和，但却迎来了真正的危机，日伪军增至3000余人，并发动了第5次进攻。我军少数团营干部担心首长和军区机关的安全，请示是否用重武器还击。但吕正操经过冷静分析后认为，此次进攻应是火力侦察。于是，他再次向部队强调，只有万分危急时可用歪把子机枪扫射，捷克式轻机枪只准打单发，不准打二三发点射，不能让日军从火力判断出我方虚实。果然不出所料，日军攻势虽猛，但未再增兵。
  战至傍晚，天色已经黑了下来，经过侦察所得和敌情分析，吕正操和军区其他领导认为：敌人一直没有发现我军的真正实力，几次进攻并没有高级指挥官统一组织指挥，参战兵力也不过只是附近几个守备部队而已，此时即使日军紧急调动附近二线和三线守备部队全部赶来，也不会超过3000人，我军完全有把握能够顶住，也有能力重创敌人。此时组织一次突然反击，足可以给敌造成毁灭性打击，又可将其赶开，为我军乘势突围创造条件。于是，吕正操组织部分兵力，立即进行了一次迅猛反击，并命令部队将文件、密码焚毁，悄悄移除村口道路的堵塞物，隐蔽进入各自的进行突围预备阵地，等待突围信号。
  此时，进攻了一天的敌人业已人困马乏，他们在阵地上点起了篝火，很多人开始呼呼大睡。晚上10点，八路军在夜间突然集中迫击炮、掷弹筒、轻重机枪猛烈开火，刹那间就将日军暴露在村头的火炮、重机枪悉数摧毁；日军更没料到村里竟埋伏有如此多的八路军正规部队和重武器，顿时被突如其来的重击打得晕头转向；为查明情况，敌军打出了照明弹，却目瞪口呆地看见千余名八路军战士端着雪亮的刺刀如猛虎般冲来，日军根本没有还手之力，转眼间就垮掉了，只得丢下许多尸体四散溃逃。就在敌军惊魂未定，还没有来得及重新集结的时候，村西北方向升起三颗红色的信号弹，枪声、炮声、手榴弹声再次暴起，村内的八路军指战员在吕正操的带领下，分三路按事先设计好的行动计划突围而出。
  吕正操带领的一队人马多是机关干部和文职人员，冲出村后，原打算沿着村外一条道沟突围，但由于天黑，一时找不到路。正在这时，敌人发射的照明弹却为我军解决了问题。在吕正操的带领下，大家迅速通过道沟，冲出敌人的包围圈。
  此战，冀中军区官兵以伤亡46人的代价，取得毙伤日伪军约500人的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斗志。中央军委闻悉后通电嘉奖，称此战为“平原游击战坚持村落防御战的范例”。吕正操临危不惧，准确判断，指挥若定的战将风范，也为中国抗战留下一抹浓重的亮色。
  此后，吕正操将部队巧妙地化整为零，组建成灵活机动的武工队与敌人周旋。在“大扫荡”的两个月中，和敌人战斗近300次，以“脚丫子闪电战”使冈村宁次的“铁壁合围”破产，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作者刘旭，原解放军某部军史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