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皖南事变教训，项英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两个大错误
  1940年10月19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等。要求黄河以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延安坚决拒绝这种无理要求，同时为了顾全大局，令新四军开赴长江以北。
  1941年1月4日，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与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泾县的云岭启程，向茂林前进，遭到设伏的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包围袭击。新四军经7昼夜血战，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亲赴敌108师师部谈判被扣留，副军长项英突围后被叛徒杀害。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并进攻在华中、华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这就是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
  皖南新四军的失败，是我军历史上三次重大损失之一（另外两次分别是湘江之战和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究其原因，从客观上讲，固然是因为敌我双方实力过于悬殊；但从主观上检讨，新四军最高领导人项英（虽然他的行政职务是副军长，但同时是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实际工作中的一把手）应该负主要责任，仅从军事指挥的角度而言，他就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
  部署失当，导致兵力分散，遭敌各个击破。皖南新四军分为三路纵队（左路为第一纵队，由老一团、新一团组成，约3000人；中路为第二纵队，由老三团、新三团组成，约2000人；右路为第三纵队，由五团、军特务团组成，约2000人；军部机关和直属队约2000人，随中路纵队行动。），计划“分三路向星潭、榔河桥、旌德前进”，如果遇到顽军阻击，则“首先击破40师，再依情况进展，打击52师或79师，变内线作战为外线，将全部敌人丢在后面，摆脱敌人到达苏南，待机北渡。”
  非常明显，项英在行动部署上犯了平均主义的错误，把部队分为三路纵队齐头并进。皖南地区山高岭险，林密坑深，三路纵队虽然相距不远，但是被高山峡谷所隔，不能相互策应；军部随第二纵队行动，手中没有掌握强有力的预备队，以至于事变发生后，各个纵队均遭到敌人优势兵力围攻，不仅不能集中力量在关键时刻、关键方向打垮敌人，反而因为兵力分散被优势之敌各个击破。
  处置错误，屡次失去战机，最终败于敌手。1月6日清晨，新四军的前卫分队在高坦、大麻岭和顽军40师搜索部队发生交火。下午，在潘家祠堂的紧急会议上，军部决定继续分三路运动，明日中午会攻星潭。第二天中午，进攻星潭的第二纵队在百户坑口遭到顽军40师第120团的阻击，数次攻击未能奏效，形成对峙。下午3时，项英在丕岭山脚下的百户坑召开军分会紧急扩大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军部侦察科长李志高报告说，防守星潭的顽军只有120团的两个营，兵力不多，只要增调一个营从翼侧迂回，应该可以很快把星潭拿下来。
  叶挺完全赞同李志高的看法，他说，现在我们已经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周围都是国民党军队，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继续前进，趁更多的国民党军队还未靠近时，坚决打下星潭，打过徽水河，向东南方向突围。我们突出去，国民党就没有办法了，而如果我们后退，就会陷入重重包围”。第二纵队政委黄火星表示支持，他对项英说:“ 以新三团张玉辉率前卫营，你下命令吧！我们坚决打！"但是，项英不同意从星潭突围这个意见，认为强攻会付出较大牺牲，那么多伤员不好处理；如果付出重大代价，还是无法拿下星潭，那就更困难了；即使攻下星潭，也难继续突破40师的防线。会上还提出了几种方案，都被主持会议的项英否决。
  项英举棋不定、犹豫不决，既不同意别人的意见，自己又拿不出办法，会议迟迟不能形成决定，一直拖到晚上10点。由于得不到前面部队进展的消息，考虑如果敌人援军到达，形势将会更加不利，于是决定部队沿原路后撤，经高岭出太平。此时，新三团1营已经在星潭打开了突破口，如果增加兵力继续攻击，完全可以攻克星潭，为主力杀开一条血路。可惜通信联络手段落后，军部未能及时获悉这一重要进展，导致功亏一篑。回撤路上，由于向导带错了路，又误走濂岭，打算折回高岭时又遭到顽军144师阻击，只好决定改道向茂林方向突围，仍然从铜(陵)繁(昌)地区北渡。项英在军事指挥上优柔寡断，决心动摇，朝令夕改，一日数变，贻误宝贵战机，挫伤部队士气，导致行动混乱，最终败于敌手。
  陈毅曾经评价道：“ 这样多的军队往回撤，这是游击战的方法，而不是大兵团作战的方法。这种在战场指挥上犹豫多变，迟疑动摇，随意打乱原来部署的错误做法，哪有不败之理！”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事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也承认，项英“指挥大兵团作战之经验与能力是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