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读《法度与人心》札记（十）
   第384页，作者称“朱元璋鼓励老百姓揪斗官员”，其法律依据是朱元璋亲撰的《大诰》。联想起我前两年曾写的一篇札记：
      明初，朱元璋因出身贫寒，早年多见官吏横行不法，危害百姓，故深恶贪官污吏，在制定《大明律》时曾规定，对危害百姓的官吏，允许受害贫民亲自捉拿加害他们的官吏赴送官府，直至拘赴京师控诉。这一规定其原出于《明大诰》，有江苏常熟县民陈寿六，被县吏顾英迫害，顾英平时在当地为害百姓甚众。陈寿六率其弟与外甥三人擒获顾英，手执《大诰》赴京面奏。受到朱元璋的亲自嘉奖，赏钞二十锭，每人赏衣各二件。还颁敕让都察院张榜谕示市村。此外还对陈寿六等免除杂役三年。如有官吏胆敢罗织生事打击报复者，族诛[1]。同时颁令还禁止官吏、皂隶，下乡扰民，若有违旨下乡，骚扰民众者，“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2]。
      朱元璋洪武年间的法令，不仅允许百姓拘拿为害乡民的官吏，而且还有奖励，甚至还保护这种在今天看来都不合“法治”精神的维权行动。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嘉定县民郭玄二等二人，“手执《大诰》赴京，首告本首领弓兵杨凤春等害民”，相当于今天的上访、告状。在经过淳化镇时，其巡检（类似现代的警察）何添观刁蹬留难，致使弓兵马德旺索要钱财。朱元璋闻知大怒，“除将各人押赴本处，弓兵马德旺行诛，枭首示众。巡检何添观刖足枷示”[3]。《明大诰》甚至允许被害民众成百上千的“将该吏拿赴京来斩首”，沿途官员，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即阻挠、拦截者，不仅本人要被斩首，其家人也要受到牵连。
      朱元璋将《大诰》中的这一内容吸收入《大明律》：“凡有司科敛税粮，及杂泛差役，各验籍内户口田粮，定立等第科差。若放富差贫，那移作弊者，许被害贫民，赴拘该上司，自下而上陈告。”[4]但在当时“官尊民卑”的社会状态下这是不可能真正实施的。朱元璋临终前，明诏刑律不得修改，此条款也就一直作为“祖制”保留下来。直到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定条例，对在赋役问题上的违法犯罪行为，要求各级衙门及监察官员加强管理，对严重扰民者，“参究治罪”[5]。其实质就是改“以民告官”为“以官监官”。
      清初修律在修订此条款时，恐未加深究，原文照抄《大明律》，仅加些须小注，至于条例也将嘉靖定例原封不动搬入，更显不伦不类。乾隆初修律，将该律文“许被害贫民赴拘该上司，自下而上陈告” [6]中的“赴拘”改为“赴控”，其余不动。一字之变，意思大不一样，百姓只能到有关部门去控告，而不能自己动手拿获违法官吏。这样改动可能更加切实可行一些。此外，乾隆朝所定《大清律例》还吸收了明代条例的内容，使之更加合乎清代的社会现实。无论如何，我们从这些法条中仍可看出明清时期“从严治吏”、“依法治吏”的状况。
  [1]参见杨一凡著：《明大诰研究》附录，《御制大诰续编·如诰擒恶受赏第十》，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2页。
  [2] 参见杨一凡著：《明大诰研究》附录，《御制大诰续编·民拿下乡官吏第十八》，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7页。
  [3] 参见杨一凡著：《明大诰研究》附录，《御制大诰续编·阻挡耆民赴京第六十七》，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0页。
  [4] 怀效锋点校：《大明律》卷四，《户律·赋役不均》，辽沈书社，1990年，第46页。
  [5] 怀效锋点校：《大明律》之附录《问刑条例·户律一·赋役不均条例》，辽沈书社，199年，第369页。
  [6] 参见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卷八，《户律·户役·赋役不均条》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