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歷史的运动呈现为阶段的连续性，而每一阶段歷史都有自身的起点。宾德诠释“起点”的涵义说：“在歷史过程中，有一个中心点，自此以后，事物才有歧异发生。此点可称之为起点，它可以是一个单一事件或一大堆事件。透过歷史，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候经过此点。”〔1〕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也有自己的“中心点”，其时间坐标是1860年。通过这一时间坐标与一系列歷史事件，一个立意进行变革的政治集团，一个推行变革的领导机构，一个动员变革的纲领口号崛起于中国政治舞台上，构成早期现代化启动的基本环节。
  在中国和其他后发现代化国家，现代化从观念传播到现实的行动，其基本前提是“具有现代取向的权力精英取得领导地位”（富田健一语）。究其缘由，乃在于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发生是在缺乏产生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下，为着民族利益和命运而被迫进行的选择。于是，逻辑的也是现实的情况就是：首先，在大多数人还不能用世界眼光看待自己歷史处境的情况下，它只可能是那些对民族命运承担责任的上层社会的自觉；其次，在整个社会远未自觉的情况下，它只能是由社会上层强迫整个民族接受的现代化拯救；再次，在传统力量空前强大的情况下，它必须依赖现代化权力精英以有力的人为干预的方式强行输入与扶持；最后，在现代性因素缺乏积累，民间社会力量微弱分散的情况下，它只能是由具有现代取向的政治领导来承担启动者和主要推进者的角色。
  “政治现代化中的领导通常可能来自两个源头，第一个源头就在在任的传统领导本身。”〔2〕然而，如果沒有外来的触动，传统社会自身是无法产生现代化精英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启动因而含结着严峻的歷史矛盾和深沉的歷史悲哀。
  在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的过程中，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具有特殊意义。当战胜者在帝国首都的古老城墻上架上“夷炮”，“悬起彼国五色旗帜”时，中国官僚士大夫的震动是空前的：“庚申之变，目击时艰，凡属臣民，无不毗裂。”〔3〕创巨痛深之际，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成员开始发生观念与政治行为的现代性转型。
  在晚清帝国中央，首先从传统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的是奕＠①集团。
  奕＠①集团形成的契机是“庚申之变”后由奕＠①主持的“督办和局”的活动。咸丰帝留奕＠①在北京经营“夷务”的本意是想用奕＠①来搪塞英法侵略者，达到“暂缓一步”的目的，同时使奕＠①象其岳父桂良那样，陷入与外人协商而被谴责的难堪境地。殊不知这一安排恰恰为长期处于无足轻重地位的奕＠①提供了一个在政治上迅速崛起的难得机会。正是通过“督办和局”，奕＠①不仅与西方国家建立了友善关系，而且将留守北京的文武官员集合于周围，形成以他为领袖的政治集团。在这一集团中，有受到肃顺集团排斥打击的周祖培、翁心存等滞留北京的部院大臣，更有与其政见一致的文华大学士桂良，吏部右侍郎文祥，满汉大员沈兆霖、宝＠②等人。他们和奕＠①一样，在与西方人的周旋交际中，传统的观念和视野发生改变。署理户部尚书沈兆霖战前积极主战，《北京条约》签订后，言论为之一变，认为西人“以万余众入城而仍换约而去，全城无恙。则该夷之专于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4〕。李慈铭也说：西人“长驱入都”，“中国溃丧，不復能师”。“使意在土地，则燕蓟既在掌中，当早有变易以新耳目，而往返请期，惟和是议”〔5〕，可见別无他意。奕＠①最得力的助手文祥思想走得更远。《清史稿·文祥传》中保存了他的一段话：“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比照中国国情，文祥指出：“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势有难行”是对现实的感慨，“义可采取”则蕴含着变革的意向。
  奕＠①集团主要成员的政治倾向使这一集团的崛起从一开始就別具时代意味。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宫廷政治不止一次出现利益集团的对立和抗争，但所有这些对立和斗争都不具备新的时代内容，一个利益集团崩解了，另一个利益集团起而代之，王朝政治依然如旧，即使改革势力与守旧势力之争也不过体现了传统社会的復兴或振兴，而復兴并不能打破旧有的循环。奕＠①集团的崛起，突破了以往利益集团此消彼长的循环格局，显示了由传统统治者向现代化推进者转化的倾向，由这样一批人主持中央大政，自上而下推行现代性变革，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的关键所在。
  歷史还惠赐了这样一个机会，这就是发生于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1861年11月2日）的“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的全过程充斥着宫廷阴谋与统治者权力再分配的欲望，但是，它的文化本质是新兴政治集团对顽固守旧力量的胜利。政变成功后，奕＠①荣膺议政王大臣并掌管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务府、宗人府等要害部门的实权。他乘机对军机处大改组，将原有人员除文祥外全部罢黜，代之以奕＠①集团成员，从而全面控制了中枢权力。虽然在体制上清廷的最高权力握于太后之手，但此时的慈禧“不便明揽大权”，尚处于“事事小心，以得政治学术之经验”的阶段〔6〕。奕＠①实际上总揽外廷内朝军政大权，大凡军国要政，“凡事由（恭）亲王作主”。何刚德的《客座偶谈》记载说：“两宫初政，春秋甚富，骤遇盘错，何能过问？所承之旨，即军机之旨，所出之谕，即军机之谕，此亦事实不可掩者也。”一语道破了当时名曰：“垂帘”，实权归于议政王奕＠①的歷史事实。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以现代化推进者主持中央大计为先决条件，奕＠①集团的兴起与“辛酉政变”的发生，便是这一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与奕＠①集团通过亲王辅政实现对中枢权力的基本控制同时，在地方，具有现代取向的权力精英通过地方分权系统实现了力量的扩张。
  地方分权系统的形成是晚清政治的一大变局，其发端不能不追溯于咸丰十年闰三月十六日（1860年）清江南大营的第二次溃败。
  江南大营溃败之前，清王朝为了对付捻军、太平军以及进逼京畿的英法联军，倾其军事力量所有，再无可调之兵。在“津沽防守吃重”、捻军进逼河南的军事形势下，太平军“围韩救赵”，解除了天京之围，造成江南大营的第二次兵溃。接着，太平军以疾风扫落叶之势，进军苏、浙，在不足五十天内连克十余州县。
  江南大营的破灭，使清廷失去了可依恃的绿营重兵，而满族亲贵所统率的其它嫡系部队或被牵制于京畿、淮河战场，或因受到重创而丧失战斗力，无法抽调到江浙战场上制止太平军的攻势。在“四顾无人”的情况下，咸丰帝不得不接受肃顺的推荐，令曾国藩率领湘军兵勇径赴苏州，以保全东南大局，由此短暂地挽救了帝国的命运，也造就了日益壮大的地方分权势力。
  以曾、左、李为领袖的湘淮势力，是晚清政坛上崛起的新兴政治力量，他们精锐干练，不尚空谈。和整日閑居书斋或居京悠閑做官的士大夫相比较，他们更为直接地感受到西方军事力量的先进性与军事威胁的紧迫性。如作为湘军最高统帅的曾国藩，在与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领教过“西洋之落地开花炮”的“惊心动魄”，也购买过同样的东西来对付太平军。在亲自体验西洋船炮威力的过程中，曾国藩的内心油然而生憷惕之情。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7〕。他的遑遽憷惕之情并非关乎个人生死，而是于地主阶级的忧时之中交融着中国人面对西方优势的民族危机感。
  和曾国藩相比较，李鸿章的危机意识更为强烈。李氏本人曾到英法军舰上参观过，洋人军队“火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精明，队伍之雄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呈交清廷的《復奏海防事宜疏》中，完整地阐述了他对时局变迁的见解：“今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里，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ｇòｕ＠③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迅，瞬息千里，军械机器之精，巧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8〕以“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的着名命题来概括并突出西方军事威胁的空前严峻性，李鸿章可谓中国士大夫中的第一人。在鸦片战争后弥漫不散的天朝旧梦中，他的议论展示了中国人观看外部世界的另一番眼光。
  曾、李等人危机意识以及变局思想的形成，既出自他们的感性体验，更得力于幕府内外文化精英的有力推动。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清王朝举国用兵，一时将帅各开幕府招揽人才。“曾国藩之好才爱士，为当时最”，其“声望道德及所成就之功业”〔9〕对当时士大夫亦具有极大吸引力。“士之有志者”纷纷投入曾幕之下。容闳《西学东渐记》记叙曾幕中的盛况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百人左右，幕府之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全国之人才精华，匯集于此。”李鸿章自创办淮军和就任江苏巡抚后，亦效法曾国藩开设幕府，延揽人才。沪上负有时名的人物多被罗致入幕。
  云集于曾、李等人大幕中的人才固然不乏传统型士大夫，但更为活跃的是具有现代取向的文化精英，冯桂芬、赵烈文、徐寿、华蘅芳、李善兰、容闳、薛福成、郭嵩焘等便是这一群体的中坚力量。
  具有现代取向的思想精英与科技精英入曾、李大幕，标志着原来处于自发分散状态的现代化推进力量以幕府为中介实现了一次大聚合。薛福成曾将曾幕喻为“众流之匯”，“播种之区”，无意中道出了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过程中的一道重要踪迹。而这种“众流之匯”又形成一股能量推动曾、李等人的思想发生演变。李鼎芳在《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中说：“曾氏之精神思想文章影响于诸人者尤巨，而曾文正之所以为曾文正，又未尝非诸人之影响也。”这在幕府人物的日记以及同时人的文集中有丰富的记载。“未仕时已名重大江南北”的冯桂芬因咸丰十年太平军攻陷苏州而流寓沪上，上海租界的生活与通商口岸的繁荣推动他从有別于传统士绅的文化角度来观察思考时代的变化及由此带来的新问题。他所着的《校ｂīｎ＠④庐抗议》深刻反映了正在分化中的地主阶级对西方思想的吸取，而这部书最早便在幕府中为洋务大吏所认识并赏识。《郭嵩焘日记》同治元年四月十八日提到，冯桂芬在着成《校ｂīｎ＠④庐抗议》之后，呈请曾国藩作序，曾国藩阅后击节贊赏，认为“足以通难结之结，释古今之纷”。他欣然告诉冯桂芬：“自大着珍藏敝斋，传抄日广，京师暨长沙均有友人写去副本。”〔10〕洋务运动虽然举措众多，其要旨大致不出冯桂芬作论。溯其影响之源，当在曾、李大幕中洋务大吏与思想精英的相互交流。
  曾幕中的重要幕客赵烈文亦曾避居上海。沪上开放的文化氛围使他对时代趋向有特殊的敏感。当他在王韬处看到洪仁ｇāｎ＠⑤所着《资政新编》时便称贊：“其中之言，颇有见识”，“其长处颇能变通之，亦未可抹杀。”〔11〕显示了富于理性的文化观念。咸丰十一年，赵烈文离沪赴曾幕，其所携见面礼竟为“夷书”两种。在向曾国藩报告“夷书”时，赵烈文指出，太平军和捻军目前气焰虽广，但真正可虑者却是西夷：“西夷政修国治，民力富强，上思盡理，下思盡能，人人奋勉，好胜而耻不如”。中国却“好尚虚文，习用茍礼，虽治世而不能免”，“故三代之下，中外之势，常居不敌”。他的警告因带有沿海新文化的气息而引起曾、李等人的注意。曾国藩与李鸿章器重赵烈文并推许他“留心时事”殆非偶然。
  “本理学而谈洋务”的薛福成是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同治四年（1865年）夏，曾国藩北上征剿捻军，行前在无锡张榜招揽贤才。薛福成应招前往，于宝应舟中上万言书，建议改革科举，裁减绿营，并在军事技术方面向西方学习。他进而分析西方的长技说：西人之长一是“火器勐利”，二是“轮船飞驰”。因此，首先要筹款设厂，“多购西洋制器之器，聘西人为教习”，“精习制造枪炮之法”。这样，就能做到“夺其所长，而乘其短”〔12〕。“国藩一见，大加奖誉”。薛福成因而得入曾幕，“军谋机要，多所贊画”〔13〕。以后，薛福成又入李鸿章幕，“于时局多所斡旋”。
  初入江忠源幕后入曾国藩幕的郭嵩焘是曾国藩少年时的至交，亦是曾国藩与左宗棠出山的策动人，其对于时局的敏锐思考和透彻的见解对曾国藩思想的飞跃有重要影响。咸丰十年十一月初八（1860年12月14日），曾国藩在《復奏借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折》中提出一重要论断：“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14〕郭嵩焘不无得意地说：“此奏于夷情、国势，筹划甚详，立言九为得体”，“然固未尝非吾书之有以发其神聪矣”〔15〕。
  时局剧变的强烈刺激与幕府中文化精英的推动决定了曾、左、李等地方大员必然走向以摆脱危机为宗旨的改革。李鸿章明确指出：“外患之来，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病，不问何癥，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16〕在这样一种心理机制的作用下，他们唿吁并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技艺，从而顺理成章地发生了由传统统治集团成员向现代化权力精英的转化。
  在以往的近代史研究中，咸同之间的亲王辅政与督抚专权往往作为分別的歷史事件被加以研究。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研究视野中，它们却以内在的关联性构成现代化领导力量崛起的歷史基本环节。诚然，曾、左、李等人所代表的地方分权势力与中央集权体制存在着不可化解的尖锐矛盾，但在主动回应西方挑战与变革成法上，他们又与位居中央的奕＠①不谋而合，思想进路一致。咸丰十一年七月，奕＠①奏请购买法国枪炮，清廷饬曾国藩与通商大臣办理，曾国藩于回奏中积极支持“恭亲王奕＠①等奏请购买外洋船炮”认为此举“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17〕。“辛酉政变”发生后，曾国藩在日记中记叙说：“京师自十月以来，新政大有更张”〔18〕。这种上下唿应与彼此推引，恰恰构成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的重要契机。
  现代化领导力量的形成为早期现代化的启动提供了基本前提，实施现代化精英对现代化现实运动的领导，则必须依赖传统统治系统以外的权力机构。被称为新政“总枢之地”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此时成立，可谓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当然，总理衙门从“抚夷”的外交机构发展为后来的新政“总枢之地”，并非一蹴而就。最初倡言设立总理衙门的奕＠①为了减少报批的阻力，努力以低调去表达总理衙门的地位：“该夷视之，以为总理公所，名目甚大，而在臣等则视同四夷馆等衙门之例（列），是以议定司员官役及考查经费等事，一切规模，因陋就简，较之各衙门旧制各外裁减，暗寓不得比于旧有各衙门，以存轩轾中外之意。”〔19〕盡管如此，咸丰帝在批准奕＠①的奏请时，仍加了“通商”两字，既限制权限不得逾越通商范围，又大大降低总理衙门的地位。奕＠①据理力争，强调“通商事宜，上海、天津等口既设有大员驻扎专理”，总理衙门“在京不便遥制”。更重要的是西方各国“虽唯利是图，而外貌总以官体自居，不肯自认为通商，防我轻视”。“若见照会文移内有‘通商’二字，必疑臣等专办通商，不与理事，饶舌必多，又滋疑虑”。据此，奕＠①坚请“节去‘通商’二字，嗣后各处行文，亦不用此二字，免致该夷有所借口”〔20〕。咸丰帝终被说服，＠⑥批“依议”，奕＠①如愿以偿。
  总理衙门设立之初，并沒有打算作为常设机构，“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21〕。然而，中国进入世界已是不可逆的大势，对外关系已成为制约清政府各项政务和国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由此，总理衙门的职能非但未由繁趋简，而且越来越復杂；非但未能减轻其分量，而且越来越重要。
  总理衙门成立前后，主要处理与英、法、俄、美四国相涉的外交事务，其后扩及到来华各国。各种外交事务如华工出国、华侨保护、教案处理、出国考察、遣使驻外、外使觐见等，都成为总理衙门的日常公务。
  总理衙门成立之初，主要负责京师外交事务，各省的中外交涉事件由本省地方官按照条约办理并咨告总理衙门。咸丰十年四月汕头反入城事件发生后，咸丰帝责成总理衙门对于外使呈诉的外交事件加以干预，“札饬各该督抚道照施行”，以示总理衙门“事权较重，遇事可以代为办理”，而不必事事请旨。自此，总理衙门担负起主管全国一切外交事务的职责。
  除外交之外，总理衙门不仅主持通商约章的签订，而且将对外贸易的税务事项纳入职权范围。为了便于与户部协调，总理衙门特新增两名户部侍郎为总署大臣。
  清王朝的外交方针是“以和好为权宜，战宁为事实”。外交与军事是互为表里的两个方面，军事因而成为总理衙门最早涉足并始终参与其事的重要领域。还在总理衙门设立之前，奕＠①等人就奉旨议復“借师助剿”事宜，并插手八旗禁军及东三省清军的训练。总理衙门成立之后，各地的新式练军，总理衙门或主持其事，或参与筹划，并由此涉及到购买外国武器、兵船，聘雇外国军事教练等问题。与练兵密切相关的军事工业以及海防的各种事务，也都成为总理衙门的重要职责。
  随着清王朝从“求强”转向“求富”，各类民用工业的兴建，特別是矿业、铁路、电缐、轮运等，总理衙门也都参与决策或筹办。近代新式教育事业，如设同文馆，派留学生，开办各种专业技术学校，以及奏设京师大学堂等，均为总理衙门主办、兼办或支持。
  以上所有事务，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均属所谓“洋务”，总揽一切洋务的总理衙门因此被人称为“洋务衙门”。
  与筹办一切洋务同时，总理衙门还参与管理与洋务相关而又有所区別的另外一些要政，且其权日增，部分地取代了清政府各个中央行政部门的职权。光绪年间的刑部官吏沈瑞琳感慨地说：
  夫铨叙之政，吏部主之，今则出洋大臣期满，专由该衙门请旨，海关道记名，专保该衙门章京，而吏部仅可注册而已。
  出纳之令，户部掌之，今则指拨海关税项、存储出洋公费，悉由衙门主持，而户部仅可销核而已。
  互市以来，各国公使联翩驻京，租界约章之议，燕劳赉赐之繁，皆该衙门任之，而礼部主客之仪如虚设。
  海防事起，力求振作，采购战舰军械，创设电报邮政，皆该衙门专之，而兵部武库、车驾之制可裁并矣。
  制造本隶于工部，自各国船坚械利，耀武海滨，势不得不修船政、铁政，以资防御，迄今开办铁路……矿物总局矣，而工部未遑兼顾也。沈瑞琳因此结论说：“总理衙门之事，固不独繁于六部，而实兼综乎六部”〔22〕。
  总理衙门的产生及其职权的扩展蕴藏着必然的歷史趋势。光绪年间的庆亲王奕ｇｕāｎｇ＠⑦指出总理衙门与歷史变局的关系说：“时艰之亟，实以洋务为大端；枢密之繁，当以洋务为要政。朝廷重洋务，则必重视总理各国事务之衙门。……臣等可以罢斥，而（总理）衙门之权必不可轻。”〔23〕而从歷史大变局中获得发展前提与歷史重要性的总理衙门已具有与清代军机处、内阁大不相同的文化本质；它不仅以设置于总理衙门内的英国股、法国股、俄国股、美国股、海防股莞连同文馆、总税务司等机构于中国传统官制外另成一系统，而且通过筹划、主持、兼办、支持等方式在中国发展早期现代化的多项事业。沈瑞琳说：“凡策我国之富强者，要皆于该衙门为总匯之地。”〔24〕言简意赅地道出了总理衙门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领导机构的地位与特质。盡管这一“新政”的总枢之地还具有浓重的封建主义色彩，但它的孕育而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的信号，更昭示着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开始发生亘古未有的变局。
  与现代化推进者的崛起与总理衙门的成立同时，“自强”一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于时人的奏折、官书、文集和日记中。一位名叫周家楣的官僚士大夫说：“庚申之衅，创巨痛深，……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25〕由此可见当时社会热点所在以及“自强”观念高度弥散的直接动因。“庚申之衅”后四十多年，清政府立意“变法”，仍强调“自强”的意义说：“国势至此，断非茍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唯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26〕由此可知，“自强”观念并非仅仅属于洋务时期而是属于整整一个时代。
  作为中华文化元典精神〔27〕的基本范畴之一，“自强”的概念古已有之。《易·乾卦·彖传》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名言。《礼记》中有“知困，然后能自强”之说。《宋史·董槐》载曰：“帝问边事，（董槐）对曰：外有敌国，其计先自强。自强者人畏我，我不畏人。”乾隆帝“御批”《歷代通鉴辑览》中的东汉“款塞”史事：“能自强者不敢窥，不能自强者，虽谨守亦将伺其隙。〔28〕如上诸说，显示了“自强”努力向上，自力图强的基本内涵。
  19世纪60年代兴起于朝野上下的“自强”观念，无疑仍以国家的自力图强为基本涵义，但这一时期的时局变化，又使人们所说的“自强”具有以往未曾有过的时代内涵。
  据有关资料判断，“自强”口号的最初提出者是奕＠①。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日（1861年1月11日），奕＠①会同桂良、文祥提出《通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奏折指出，在遭受英法联军重创之后，中国亟应“自图振兴”。“自强”的口号此时初具雏形。十二月十四日（1861年1月24日）亦即清廷批准总理衙门成立后4天，奕＠①等在《奏请八旗禁军训练枪炮片》中对前折加以补充：“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任于审敌防边，以弭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29〕就时间性而言，奕＠①的“自强”口号的提出，在《北京和约》签订之后仅仅两个多月，其间因果联系不难判定。就文化心理而言，“自强”意识的萌发，与士大夫们痛心疾首的“庚申之变”有着密切的关联。
  对奕＠①和其他官僚士大夫来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与《北京条约》的签订仿佛一场噩梦。“通川（州）烽火逼，仓皇幸热河。密云唯豆麦，宫禁满兵戈”〔30〕。这辛酸的诗句包含了太多的难堪、太沉重的耻辱、太深的伤痛。奕＠①与文祥虽然签订了《北京条约》，但这一耻辱性的结局绝非出自他们个人的意愿，而是由战争本身决定的。奕＠①于《统筹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中所说的“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愤恨”〔31〕则更能体现他与文祥等人作为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本来情感。不同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都门仍復恬喜，大有雨过忘雷之意”，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统治集团确乎被深深震动，有关“庚申之变”的奏折、文章，一时间在京城内外交相飞递，“士大夫见外侮日迫，颇有发奋自强之议”。亲身经歷这一过程的曾纪泽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着《中国先睡后醒论》指出：“自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烧毁圆明园后，中国业已醒来”。而这一时期中国由睡转醒的重要标志，正在于“自强”观念的提出。
  纵观19世纪60年代朝野上下关于“自强”的议论，其基本意旨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层面：
  第一，创深痛巨的“庚申之变”，充分暴露了中国的落后与虚弱，从落后转化为先进，从虚弱转化为强大，“自强”是必不可少的机枢〔32〕。
  第二，《北京条约》的签订，是清政府于“无可如何之时”所办的“不得已之事”。要改变这种“受制于人”的格局，必须“寻求自强之术”〔33〕。
  第三，《北京条约》签订后的“中外和好”的局面，“非信约所能坚，非羁縻所可结，尤非姑息迁就所能了”。而列强是否再次侵略，“总视中国之自强为定准”。因此，“自强”是抵御外侮的唯一有效手段〔34〕。
  第四，在竞争激烈、復杂多变的国际大环境中，自强是中国提高自身国际地位的重要途径〔35〕。
  总而言之，19世纪60年代的“自强”吶喊，寻求的是中国在外国侵略面前的自主和自我图强。虽然在19世纪的歷史前提下，中国的振兴同时意味着清王朝强化阶级统治，但这毕竟不是庙堂中人提出“自强”口号的最初动因和主流方向。
  19世纪60年代“自强”思潮的兴起，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具有二重意义：“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而言”提供了一个现代化变革的社会心理氛围；现代化推进者以“自强”作为“治国之道”与“探源之策”，则确立起防御现代化的思想纲领。两者的耦合并与总理衙门的成立、现代化领导力量的崛起相唿应，显示了面对“泰西”的逼迫和挑战，中国人终于从本能的反应到主动自觉的回应。至此，“中国真正在客观环境和主观意识上都转入近代”〔36〕。一再延误的中国现代化终于在内外因相激的交会点上开始启动。
  〔1〕宾德：《政治发展的危机》，转引自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34页。
  〔11〕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8页。
  〔23〕奕ｋｕāｎｇ＠⑦：《枢臣不兼总署之流弊折》，见吴相湘：《晚清宫庭实纪》，正中书局版，第127页。
  〔32〕翰林院编修赵树吉在一份吁求“自强”的奏折中指出，英法联军的入侵，是上天以“彼族骄悖”“而警我数十年因循之弊”。中国若能因此“日夜祗惧，奋发有为”，国运将“因灾而致富，化弱而为强”，“此中国无疆之庆，非彼族之利也”。（王尔敏：《清朝兵工业的兴起》，台北，IMH,AcadenicSinica，1963年版，第39～40页）。冯桂芬在《校ｂīｎ＠④庐抗议》中也唿吁：“然可耻而有为也，如耻之，莫如自强。”
  〔33〕奕＠①等于咸丰十一年六月上奏说：“上年曾奏请饬下曾国藩等购买外国船炮，并请派大员训练京兵，无非为自强之计，不使受制于人。”（转引自蒋廷黻：《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51页。
  〔34〕文祥于北京和议后指出：“比者抚局虽成，而国威未振，宜亟图振兴，使彼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清代四千名人传·文祥》，第389页，李鸿章于同治初年致函李桓说：“昨见洋酋，亦颇恭顺，恐有万变，图在后与之无町畦，而求自强之术耳。”（李鸿章：《復李黼堂方伯》，《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一，第9页）冯桂芬也在《校ｂīｎ＠④庐抗议》中说：“前议自强之道，诚不可须臾缓矣。不自强而有事，危道也；不自强而无事，幸也，而不能久幸也。……自强而有事，则我有以待之，矧一强而可弭之使无事也。自强而无事，则我不为祸始，即中外生灵之祸。”
  〔35〕李鸿章于1864年春致函总理衙门：“夫今日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ｂìｎｇ＠⑧效于彼，分西人之利薮。”（转引自蒋廷黻：《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51页。
  〔36〕吴相湘等编纂：《中国近代史论丛》第1辑第2册，《中西文化交流》，正中书局印行，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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