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改革开放以来，南方中国的经济是最为发达的，可以说中国近三十年来最卓有成效的社会经济进步，都由南方中国的变革所推动，其中又有两轮浪潮：第一轮是改革开放初期，从广东、深圳等珠三角地区开始的经济变革，第二轮则是最近十多年来，以上海为核心的整个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变革，它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一个创新点。
  所谓“活力”不光是指GDP的增长，更主要的是在这里生长出的一些具有规则性、制度性的，面向世界、面向海洋的新机制，这是第二波南方推动中国发展变革的新特征。在珠三角地区发育起来的市场经济，体现的是中国经济面对现代社会全球化的适应过程，但到了以上海为主的长三角地区，则代表着中国经济开始参与到制度创新之中，尤其是陆家嘴、自贸区、金融、高科技这些因素的出现，让我们看到，南方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的中国经济变革的新引擎。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因此，上海研究院特请一批法学研究者召开论坛，在法治经济的大背景之下，讨论上海的社会经济变革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取得了什么样的经验，还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本文遴选出部分观点，试图以上海为视角，窥视当代中国向法治社会及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问题以及所引发的思考。上海的经济要更上一层楼，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全国亦然，缺乏法治保障的经济发展如同建于空中之楼阁，根基不稳，也不具备可持续性。
  法治经济，就是通过法治的方式调整并规范经济运行中各类关系的经济模式。其中，既涉及私法问题，即平等主体之间关系的调整与规范；也涉及公法问题，主要是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关系的调整与规范。在有着长达四十年计划经济和全能政府历史的中国，后者在实现法治经济的过程中可能更加重要。
  中国在1988年的机构改革中首次提出“要转变政府职能”，2013年最近一次机构改革的核心依然是“政府职能转变”，下一轮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应该还是围绕“职能转变”。的确，近年来经济运行中产生的很多问题与争论，均与政府职能的定位与履行不清有关。
  比如网约车，政府该不该管、该不该像管传统出租车一样地管，一直存在不同观点；再如，政府看似用了洪荒之力治理房地产市场，但高房价（尤其是一线城市的高房价）并没有得到有效抑制。政府在经济领域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何才能有效解决问题？
  出现用洪荒之力却不能有效解决问题，甚至加剧问题的现象，一定程度上与政府职能定位不准确有关，比如用微观监管代替宏观调控、公共服务，或者用微观管理取代市场化加政府监管。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房价上涨的趋势并没有得到遏制，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政府采取的手段大多属于微观监管手段，而中国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更多地跟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土地制度、中央与地方财权划分以及保障性住房政策有关，政府应更多地从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层面下功夫。
  因此，面对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政府首先需要全面、深入地分析出现了什么问题，导致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接下来分析解决这些问题的机制有哪些，政府干预能否有助于问题解决，政府干预相对于市场机制、社会自治的优势何在；然后分析政府应该履行什么样的职能，解决问题的手段有哪些；最后，在给定的法律框架内，选择既能够有效实现政策目标、同时对市场主体的权利侵害最小、收益最大的手段。（马英娟上海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
  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法治经济问题。上海相比较全国其他省市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提到上海，提到上海的经济，或者提到上海的法治经济，第一个关键词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在证券或金融领域的规则探索上，上海应该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前一段发生的宝能大战引人注目，万科虽然属于深市，但问题全国都是一样的。我们国家关于结构化资管的法律规范很空白，规范的层次也比较低，现在相关的法律规范主要是“一行三会”，充其量是部门规章的级别，国务院的行政法规非常少。这就引发了很多问题，比如，万科管理层说资管计划违法违规，宝能自己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却说合法合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原因就是法律不明确，因此，金融领域的法治亟需健全。
  第二个关键词是自贸区。前几天中央又批了有7个自贸区，但是上海关于自贸区法治规则的研究，应该是走在全国前列的。自贸区的法治规则原先都是空白，上海做的工作主要是制定规范和标准。（叶名怡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上海最近出了一个案件。上海有9个高校，包括交大、财大、华东理工、上大、东华大学等，都招收MBA。MBA特别重要的一个生源是在职人员。有一部分生源是在上海工作的，但他们是外地户口。按照原来的规定，这些MBA学生毕业的时候可以走应届研究生入沪，因为他们积分都比较高，可以获得上海户口。
  但是现在，因为上海严格控制人口规模，这些MBA学员入沪碰到麻烦了。今年7月他们接到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的通知，全部审核不通过。理由是“不符合申请资格”，“有社保记录就等于在职，在职就不符合入沪条件”。
  这批申请入沪的2016届MBA登记在册的学生，都是中产阶级，都是有一定的经济地位的，都是所在企业的中高层。他们考虑走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途径，他们也考虑上访，但事情最后如何解决，还不确定。
  这个事情暴露了现行户籍制度和吸引人才的矛盾，上海不管是要建成原来所说的四个中心，还是再加一个现在新提出的“科创中心”，最根本的就是人才的竞争。一个大都市既需要高端人才，也需要低端人才，但是，现在的户籍制度不仅把低端人才撵出去，也把高端人才撵出去。这是危险的。其实，控制人口规模，只有通过产业调整来实现。我所理解的“法治经济”，就是法治+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意味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们要在尊重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谈法治，我不认为现在这种控制人口规模的方式和手段是符合市场经济的。（郭曰君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上海如何建成法治政府？
  一个核心的问题是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尽快制定出地方政府的权力清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减少政府对市场主体合法经营行为与合法行为的干预，构建公平的市场竞争规则。目前上海的状况是“三大一高”，大政府、大国企、大外企、高房价带来的高成本，既包括生活成本也包括经营成本。有句俗话叫大树底下不长草，上海创新能力为什么赶不上深圳，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北京房价也高，但是北京国企没有这么强大，北京的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在中关村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深圳更是民营经济的汪洋大海，国企力量很弱。但是上海不一样，上海是国企垄断，或者是国企和外资合力形成的新垄断，民营企业在这里生存是很困难的。中央一直强调政府要简政放权，放管服相结合，推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实施“双创”政策，在这样环境下我们可以研究上海如何建成法治政府。地方政府现在管理社会、治理社会基本上不是靠法律来治理，是靠地方政府的政策，而地方政府的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又缺少相关利益方的参与。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上海还需要处理好守法和创新的关系，在创新方面上海做得不是很好，我感觉上海人守规则是没有问题的，讲信用在十里洋场时期就形成了，但上海的另外一面是相当保守的，这个“保守”反映在市民生活层面就是大家都享受生活，已经衣食无忧了，再要去冒险创新对上海本地人来说是有困难的，因此相对来说我觉得整个上海的氛围偏保守，但是，法不禁止即自由，法律没有禁止的，你们就去干吧，为什么不去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