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外交十记_第7章
  sp;1975年，越南取得抗美战争胜利后，当时的越南领导人在苏联的支持下，向民主柬埔寨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无视柬埔寨独立和主权的要求，导致越柬矛盾激化，随即发生了大规模边境武装冲突。
  1978年12月25日，越南出兵柬埔寨，占领了首都金边，随即成立了以韩桑林为首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此后，越南派兵驻扎在柬埔寨。
  越南违背国际法准则的行动，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柬埔寨人民的顽强抵抗，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从此，柬埔寨问题成为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在柬埔寨国内，原民柬政府、西哈努克亲王、宋双三派在柬北部、西部山区展开了抗越武装斗争，并建立了统一阵线，成立了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民柬联合政府。
  在国际上，包括东盟各国、中国、美国、日本、西欧各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也都站在柬埔寨人民一边。
  从1979年的第三十四届联大开始，历届联合国大会都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决议，要求越南无条件从柬埔寨撤军。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柬埔寨国内战场进入相持阶段。
  越南和金边方面虽然在实力上占据优势，但也无法打垮和消灭抵抗力量。
  双方一面继续在战场上角力，一面也开始试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可能性。
  越南陷入柬埔寨战争的泥潭，给越南人民带来沉重负担，也使越南在国际社会上陷于孤立，越南领导人不得不开始考虑政治解决。
  1985年，越南第一次提出了从柬埔寨撤军的设想，表示要在1990年从柬埔寨撤军。
  柬埔寨抵抗力量三方在北京召开内阁会议，提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八点建议”，表示愿意成立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四方联合政府。
  金边方面很快做出了回应，首次表示愿与民柬联合政府举行谈判。
  越南亦随即表示，如民柬三方与金边方面谈判并建立四方联合政府，越南愿意与这个政府谈判撤军问题。
  越南的这个建议虽然遭到民柬联合政府和国际社会的拒绝，但不管怎么说，双方都开始做出了愿意谈判的姿态。
  此时，在背后一直支持越南的苏联，也因长期的军备竞赛而不堪重负，不得不实行战略调整，谋求对美、对华关系的改善。
  小平同志抓住这个时机，做出了调整对苏关系的战略决策，提出在解决中苏关系三大障碍的前提下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
  随后，中苏两国开始了副外长级的政府特使磋商，磋商共进行了12轮，长达六年之久，其中重要的议题就是要求苏联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领导人后，提出了“新思维”的口号，开始全面调整苏联内外政策。
  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时说，“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越关系正常化，现在是良好的时机，整个亚洲都需要这一点”。
  苏联发出了无意继续支持越南与中国对抗的信息。
  国际局势的演变，使得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出现了一线曙光。
  苏、越立场松动
  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后，苏方在中苏政府特使磋商时，不再回避讨论柬埔寨问题。
  苏联、美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喀布尔政权的代表在日内瓦签署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协议，苏联宣布于1989年2月15日前从阿富汗全部撤军。
  苏联方面公开表示，阿富汗问题的解决是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榜样，外国军队应该撤出柬埔寨。
  我去纽约出席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期间，会见了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
  他主动向我谈到了柬埔寨问题，说关于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是解决地区冲突的一个突破，意思就是说希望柬埔寨问题也能照此解决。
  我对他说，苏联决定从阿富汗撤军是件好事，值得欢迎，但中国更关心的是柬埔寨问题。
  以前苏方总是说中国找苏联谈柬埔寨问题是找错了对象，经过四年磋商，苏方才同意讨论这个问题。
  谢瓦尔德纳泽表示，在柬埔寨已经出现了民族和解的趋势，但如果政治解决没有中国参加，就不会取得成功。
  我回答说，中国对解决柬埔寨问题一直持积极态度。
  在这个问题上，苏方是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起到重要影响的。
  当时，中苏两国政府特使第十二轮磋商即将举行，我对他表示，希望这一轮磋商在柬埔寨问题上取得进展，希望他指示苏方代表团认真讨论这个问题。
  他很爽快地回答说，苏联不但不会回避这个问题，还要积极参加到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中去。
  中苏政府特使第十二轮磋商时，苏方主动建议中苏就柬埔寨问题进行副外长级的专门磋商。
  8月底，苏联副外长罗高寿与田曾佩副外长等在北京就柬埔寨问题举行了磋商。
  双方虽然还有分歧，但都同意这个问题应尽早政治解决，外国军队必须尽早撤出柬埔寨。
  苏方还表示，愿意根据自己的可能为此做出努力。
  1日，中方发表了一项外交部声明，提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四点主张，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尽快解决越南撤军这个关键问题;越南撤军后柬埔寨建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四方临时联合政府;临时联合政府成立后在柬埔寨举行自由选举;对上述进程进行有效的国际监督。
  就在同时，越南在柬埔寨问题上的态度也出现了变化。
  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去世，12月，阮文灵当选为新的越共中央总书记。
  越南新领导人总结经验和教训，开始调整内外政策，着手寻求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途径。
  也就是关于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签署一个月之后，越南做出了公开承诺，表示要在1989年从柬埔寨撤军5万、1990年前完成撤军，并同意与柬抵抗力量三方、金边方面一起，参加在雅加达举行的关于柬埔寨问题的“鸡尾酒会”。
  当时，东盟乐于看到柬埔寨问题尽快解决，便由印尼牵头，在雅加达举行非正式会议，邀请柬埔寨四方、越南以及相关国家参加。
  因为是非正式会议，各方可以无拘束地交换意见，故大家就称此会议为“鸡尾酒会”。
  考虑到调和各方的立场，这一称呼倒也传神。
  柬埔寨四方和越南终于参加了在雅加达举行的 “鸡尾酒会”，但由于越南拒绝对撤军进行国际监督，坚持将越南撤军与停止对柬埔寨的“外来干涉”联系在一起，金边方面也拒绝同时解散金边和民柬政权，并坚持排斥“红色高棉”(注)，“鸡尾酒会”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
  不过，越南和金边方面与柬抵抗力量三方有机会一起讨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这还是第一次。
  此后，在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谈判中，“红色高棉”在柬埔寨未来权力架构中的地位，逐渐成了矛盾的焦点。
  巴黎会议的提议
  鉴于雅加达“鸡尾酒会”的调和不成，西哈努克亲王在参加第四十三届联大期间向法国总统密特朗提出，希望在法国召开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
  西哈努克亲王提议在法国召开这一会议，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考虑。
  从历史上说，法国与印支三国有着很深的历史关系。
  19世纪后期，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建立了殖民统治，越南、老挝、柬埔寨先后成为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
  直到1954年，在印度支那人民的顽强反抗下，法国才撤出印支半岛。
  从现实上说，与其他大国相比，法国在柬埔寨问题上卷入较少，选择在法国召开讨论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容易为有关各方接受。
  西哈努克的这个设想，可以说正合法国之意，1989年正好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总统密特朗想有所作为，如果能在柬埔寨问题上做些事，不失为法国在世界舞台上表现的好机会，自己也可在法兰西历史上留名。
  这时，随着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可能性不断增加，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炒作所谓的“红色高棉”问题了。
  对于“红高”的力量，苏联、越南自然是一贯反对，而西方各国，在柬埔寨未来权力安排中也一直排斥“红高”，主张将“红高”拒于柬埔寨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之外。
  但美国等西方各国也看到，“红高”在柬抵抗力量三方中实力最强，要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离不开抵抗力量的武装斗争。
  因此，他们在“红高”问题上，起初还比较低调，而到了筹备巴黎会议时，排除“红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