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元代的中外文化交流政策是怎样的
  元朝由于疆域辽阔，海陆交通范围大大延伸，而且统治者对各种宗教、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是中国历史上文化交流的极盛时期。
  忽必烈提出了“四海为家”、“通问结好”积极的外交方针，“薄海内外亲如一家”，对邻近的本、高丽、安南、缅甸等国家派遣使节并丌展了一系列积极的外交活动，甚至与西欧都有密切的接触。
  蒙元军队自年到年间，前后次大规模入侵高丽。
  高丽统治者为了国土安全、拉拢元廷，将女性作为贡品献给元朝，从忠烈王至恭憋王约年间，仅在正史中记录的献纳贡女就达余次。
  受宠的高丽女子在两国间产生重大影响，在本国可以提高家族影响力，如高丽末奇氏家族与卢氏、权氏家族皆因纳女于元朝权倾一时;在元朝可以形成亲高丽的政治势力，使高丽与元朝维持和平、稳定的关系，直到元朝灭亡。
  高丽与蒙元在和亲的过程中，双方有了更进一步的经济文化交流。
  很多高丽女性成为王公贵族乃至平民百姓的妻妾、奴婢，长期的共同生活推动了两国文化习俗的交融，比如音乐、舞蹈、茶道、烹饪、服饰、宗教等方面传播和改进。
  元代出现了大量以高丽贡女为题材的诗歌、散文、杂记，足见高丽女性对元朝社会风尚和文学创作的影响。
  高丽女性的来华促进了两国间服饰妆容的交流，为元人的草原服饰文化增添了飘逸的元素，同时也使元朝的马装流行于高丽。
  两国的联姻还促进了音乐舞蹈的交流，元朝曾多次求取能歌善舞的贡女以及高丽本土乐器，如恭憋王一年“元御香使宦官崔帖木儿以处女六人及琵琶等乡乐”，恭憋王四年“元遣使来求女乐”。
  这些女乐传播了高丽的歌舞文化，赢得了元人上至宫廷下至民间对高丽歌舞的喜爱;再次，联姻增进了高丽与元朝间的思想文化交流。
  高丽女性的儒学修养较高，相对促进了蒙古族接受汉化观念的进程，比如奇后尊崇儒家文化，提倡儒家的道德规范，《元史》中记载她“无事则取女孝经、史书，访问历代后之有贤行者为法，也影响到了宫廷的礼仪风气。
  终元一代，高丽在名义上一直称臣，元朝曾派达鲁花赤驻扎在其王都，监察政治经济文化各类动向。
  后又将高丽设为征东行省，以国王为丞相，允许不改统治制度自辟署衙。
  高丽与元朝之间因贡女事宜不断有使臣来往，便于政治经济文化上互通有无，可以说高丽女性间接地为促进两国间关系起了一定作用。
  元时东西交流极盛，四大发明等科学技术业已传入西方，阿拉伯和波斯的天文、医药成就也陆续被介绍到中原来，呈现出一派空前的融合之势。
  元朝中央政府和四大汗国交往密切，有大量中国工匠、学者前去任职定居，钦察、阿速、斡罗思等族也纷纷入元为工匠、经商、做官、行医，促进了许多领域的创新。
  元朝与各个地区的交往各有特点，跟亚洲诸国的交流偏重于诗书、佛教、生活习俗等方面，与非洲的交流偏重于互通有无，欧洲则是多批传教士入华，兴建教堂，广收信徒。
  元朝统治时期积极对外幵放，与世界各国的交流空前繁荣，促进了中国和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融合。
  元代通过这些广泛交往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是中外关系上最为广阔的时代。
  窝阔台时阔端镇守西夏故地西凉，“以河西高智耀言，征用西夏旧乐”，使西夏旧乐进入大蒙古国汗廷。
  蒙古人起先没有文字，传达公文全靠派遣使节。
  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在统一草原的过程中俘获了乃蛮的太傅塔塔统阿，“遂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
  从此蒙古人的公文、信件、玺书、碑刻和牌札大体上都是使用畏兀儿文字，这也是蒙古文字出现的最早记载。
  元代在文字的通行上并没有强制规定，允许不同地区使用不同的民族文字，于是出现了畏兀儿字、汉字、契丹字等多民族文字并存的局面，这虽能反映民族融合的形式和兼容的管理态度，却不利于元朝中央政府命令的推行和文化的大一统。
  与汉族王朝相较，元朝很重视译职人员的培养与选任。
  译史的选任方法以学校来源为主，通事则由各地方长官选保，着重其实际语言能力。
  元代的翻译制度存在一大缺陷，即译职人员仅配置于中、上层机构，服务于政府机构，缺乏直接接触民众的下层机构，使民间交流存有一定障碍。
  元朝后期不少机构的通事遭裁减，反映出各族群间语言隔阂日小，相互涵化程度渐深。
  翻译制度反映出元朝多民族国家的特色，也反映了积极开放的对外交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