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刘鹏飞:产品缺陷证明责任分配的反思与重述
  产品缺陷证明责任;要件事实;事实 推定 ;类型化
  一、裁判观点分歧和问题提出
  笔者以下述两个典型判例为例来描述这一现象:
  案例一:2016年4月13日23时左右，刘某驾驶一辆别克君越小轿车，沿广汕公路行驶时，发生汽车自燃事故致使车辆完全烧毁。
  玻璃门投入使用后，部分玻璃门陆续发生自爆。
  原告以产品缺陷为由诉至法院请求被告赔偿。
  审理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本案中，玻璃门使用的钢化玻璃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是否存在产品缺陷，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
  上述案例也具有一定代表性，按照此思路进行裁判的法院认为，若受害人能够证明产品存在缺陷、使用缺陷产品造成了损害以及缺陷产品与损害之间存在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则产品缺陷侵权责任得以确立;生产者则就法定免责事由举证，如不能证明免责事由存在，则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二、要件事实立场下的规范审视
  “产品存在缺陷”是说明生产者、销售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重要标志，因此，产品缺陷作为构成产品质量侵权的要件事实，是确定产品责任的关键要素。
  第三种情况则属于典型的免责事由。
  即使产品确实在投入流通领域时存在制造、设计或者警示的缺陷，但由于当时科技水平的制约无法发现，责任人就可以凭借此理由不承担赔偿责任，主张此事实成立的被告必须对此负担证明责任。
  这项免责事由的适用是以产品缺陷事实成立为前提，若缺陷不存在，就毋庸探讨当时受到时空制约能否发现的问题。
  因此，此规范仍然游离于产品缺陷要件事实证明责任的讨论之外。
  三、产品缺陷认定的行为责任进路
  笔者于2019年1月2日在“北大法宝”网站上以产品缺陷、证明责任为关键词，收集到涉及产品缺陷要件事实证明问题的138个判例，经过整理发现，在产品缺陷认定过程中，事实 推定 规则是法院用以缓解当事人在行为责任方面压力的主要手段。
  这一点，可以结合下面两个代表性案例加以说明:
  案例三:左某将所购车辆临时停放路旁，后车辆发生自燃。
  左某提起了诉讼，请求退车或换车，并赔偿损失。
  二审法院认为，左某提交的《火灾事故认定书》不能直接证明涉案车辆存在产品缺陷，但可以基本排除外来因素引发车辆燃烧的情况，同时存在车辆自身原因导致火灾的可能。
  一审法院认为，汽车起火原因系质量问题的可能性较小，因车旁的草木灰烬烘烤的可能性更大。
  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汽车燃烧原因的情况下，适用高度盖然性证据规则认定事故原因，应当认定可能性更高的事实而不能认定可能性更小的事实，不宜认定汽车燃烧原因为电气线路故障。
  事实 推定 并不改变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事实 推定的适用只是起到转移主观证明责任的效果。
  究其原因，有两方面的可能性:首先，降低证明标准并非一个明智的选择。
  目前我国民事诉讼中，在一般案件中采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而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采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由此可见，我国采用的是多层次的法定证明标准。
  然而，在实务中，盖然性占优的证明标准仍有市场。
  有的学者认为，现有的证明标准体系是为了“以规则高标准防范操作低标准”，﹝﹞是为了实务中降低证明标准预留了规范空间。
  既然二者异曲同工，事实 推定 显然更加稳妥、合理。
  四、作为理论解说的卡拉布雷西范式
  尽管事实 推定 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当事人主观证明责任，减少原告因证据不足无法达到证明标准而败诉的可能，也因此降低了客观证明责任的适用概率，但就如案例一和案例二所示，在双方穷尽了举证手段之后，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仍然会客观存在。
  但让原告负担缺陷的证明责任，事实上会令原告背负沉重负担。
  若将产品缺陷的证明责任分配给经营者证明，有益于推动其提高生产工艺、改进产品缺陷、提高产品质量，进而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法院分配证明责任的过程，也是运用裁判权构建制造风险、获得收益者承担责任机制的渠道。
  五、类型化视角下的证明责任规则
  我国的立法文本中并没有对产品缺陷进行类型化，在司法实践中，也甚少做类型化的针对性分析。
  笔者拟在类型化的基础上，从下面三方面讨论产品缺陷证明责任规则:
  (一)实质相似与证明标准
  证据法理论上，将案件事实分为要件事实、间接事实和辅助事实。
  要件事实是能够直接构成规范意义上请求权要件的事实，间接事实是证明要件事实的证据性事实，辅助事实是证明证据性事实的事实。
  产品缺陷作为要件事实，可以通过两种间接事实进行认定，也就是我国立法所设定的认定产品缺陷的两个指标:产品不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及产品具有不合理的危险性。
  要证明产品缺陷要件事实，可以从证明要件事实的间接事实入手。
  产品是否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比较清晰明确，所以，司法实践中，产品因不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而被认定具有缺陷的情况，一般不会陷入真伪不明的状况，法官可以据此在主观证明责任的范围内做出裁判。
  (二)证明妨碍制度的效果层次
  当事人要证明产品具有不合理的危险性，除了依靠法官司法认知经验法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事实 推定 外，可以依靠的重要证据方法就是鉴定意见。
  如前所述，有些案件法官无法对经验法则进行司法认知，经当事人申请作出的鉴定意见就成为了法官判断案件事实最重要的依据。
  我国《证据规定》第75条虽然规定了证明妨碍制度及其法律后果，但是，可能造成证明妨碍的行为人并不限于不负客观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也包括对方当事人，如果严格按照对法条文本的语义解释根本无法满足实践的需要。
  由于法条本身不够精细，司法实践中对证明妨碍的法律效果往往做三种方向的扩大解释，即拟制证据内容真实、拟制事实主张成立和转换客观证明责任。
  在当事人妨碍证据作出及当事人妨碍证据提出、对方当事人及法院也无法获知被妨碍证据的真实内容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拟制证据内容为真实。
  在经营者不提供鉴定材料致使证明妨碍成立时，将裁判行为纳入证据评价领域是可行的路径，这样，只需要对立法做适度扩张的解释即可。
  即根据被妨碍的证据类型设定两个层次的法律效果:一方当事人实施证明妨碍行为时，拟制被妨碍的证据成立或者拟制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为真实。
  当法院拟制事实成立之后，相当于法院认为原告对缺陷事实存在的证明已经达到了证明标准。
  在自由心证范畴内认定事实成立和在法律拟制范畴内拟制事实成立存在法律效果的差别。
  (三)客观证明责任分配的再审视
  制造缺陷被界定为进入流通领域就具备的一种不安全性，并不以制造者的主观过失为前提。
  对此类缺陷的关注，聚焦于产品影响功能甚至产生危险的缺陷方面，而非装饰性功能缺陷方面。
  可以肯定的是，受害原告并非无法证明产品缺陷的存在。
  就制造缺陷而言，原告可以通过证明产品现状与设计目的不符、致使产生不合理的危险以认定制造缺陷，而缓解这种证明难度的途径在前述中已经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