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刘济时期求仕幽州的长安士人研究
  华中211某校历史系本科在读刘济时期求仕幽州的中原士人研究-以李益、王建、董邵南史事为中心
  作为德宗朝著名的政治人物与文坛领袖，韩愈与当时同时代的大多数士大夫一样对割据河北的藩镇势力抱着嗤之以鼻的态度。
  在其唐德宗贞元十八年所作《送董邵南序》中对董生不得志于朝廷而投身于刘济发出了"吾知其必有合也。
  "的感慨，陈尚君先生认为此一句道出"安史乱后河北与朝廷之对立，失意文人连败于科选，不免移就河北诸镇。
  "但是在之后元和元年与曾入仕刘济幕府的名臣李益的对话中却认为"今天子大圣，司徒公勤于礼，庶几帅先河南北之将，来觐奉职，如开元时乎!
  "将国家恢复开元之况的愿望对刘济抱以重望，这一观念的转变除了与刘济对中央所表现出的服从姿态外，也和此时中央政府与幽州幕府之间的官员流动的加剧进而使得中央士大夫对于这一地区情况的了解进一步加深不无关系。
  因此展开对刘济时期幽州幕府内中原士人的研究不仅仅有利于探究德宗至宪宗时长安与河北割据势力的关系，更正"河北夷狄说"的不当之处，同时也可以通过探究韩愈个人对于河北地区政治、文化观念的转变来探究其在中唐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也可以窥探中唐士大夫在这一时期的"河北印象"。
  唐德宗贞元元年六月，此前一直对唐帝国中央持对抗态度的卢龙节度使朱滔去世，其副手刘怦被推举暂时管理军府制度，但未及其唐王朝正式授予节钺，同年九月去世，其子刘济接任节度使，刘济上台后开始更改朱滔时期与中央政府进行对抗的政策，自此之后一段时期幽州与中原的局势也开是趋于缓和与稳定。
  同时这种随着这种转变，幽州也逐渐褪去其"叛逆"的形象，甚至此时朝臣中出现"今天子大圣，司徒公勤于礼，庶几帅先河南北之将，来觐奉职，如开元时乎!
  "将国家恢复开元之况的愿望寄托于刘济身上。
  而幽州这种叛逆者身份的改变使得饱受儒家思想所训练的中原士人可以跨过事贼观念的这道门槛，为其投身于幽州提供了可能。
  也在这一时期，一批中原文士也开始投奔到幽州希望以换取仕途上的前程，其中较为著名的为董邵南、李益、王建三人。
  董邵南其人具体信息不见于正史记载，其生平与投身幽燕之事见于韩愈所撰《赠董邵南北游河北序》一文。
  "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
  "同九世纪中原士人做作涉及河北风俗的文章一样，韩愈在该文章中也表达出了将河北作为化外之地的刻板印象，感慨河北与中原之间文化风俗的巨大差异，但是同时韩愈也道出了董邵南投身于河北幕府时唐王朝中央的政治环境。
  董邵南在回应韩愈对其劝告时说"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即董邵南认为自己之所以不愿于继续停留于中原，是因为没有所谓的"圣天子"，即没有一个能让自己施展抱负的政治空间。
  宋人吕大防所编著《韩愈年谱》一书中记载该文写于唐德宗贞元十六年，那么我们便可以知道，董邵南在这里所指责的正是唐德宗时期的政治环境。
  如果再查看王建与李益投奔于河北的时间，会发现这两人与董邵南的行动几乎处于同时期，李益为贞元十三年，而王建的具体时间不能确定，不过根据谭学优先生的研究，其时间大致在贞元十年与贞元十四年，也同属于唐德宗时期。
  那么是什么样的政治环境投身使得士人于藩镇呢
  事实上德宗一朝大致采用了一种较为消极保守的用人策略，在这一时期获得做官资格的士人们相对难以跻身于中央政府中施展才华，而这种环境下使得士人不得不投身于地方节帅的幕府中谋求前程，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时期很多节度使都因为招揽人才而闻名一时。
  例如西川节度使韦皋曾经"昔在太师，作镇坤方，大启幕府。
  聿求贤良，君赴招延，价重珪璋。
  余复继来。
  "徐泗节度使张建封"在彭城十年，军州称理，复又礼贤下士，无贤不肖，游其门者皆礼遇之，天下名士向风延颈，其往如归。
  贞元时，文人如许孟容、韩愈诸公皆为之从事"。
  所以，受中央政治环境的限制，投身地方正是这些中原士人的无奈选择。
  而当时投奔河北的士人也大都属于这一类。
  《赠董邵南北游河北序》一文道出董邵南投奔河北的最直接原因即"举进士，屡不得志于有司。
  "董邵南在唐王朝直接控制的土地上希望通过文才来换取其个人的前程，但是却多次碰壁。
  实际上，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存在于董邵南，它一样出现在投奔刘济的李益、王建身上。
  李益早在大历四年中进士科入仕，但是后因丁忧去官，而之后又重新参加选拔考试，并"建中四年，李益、韦绶登拔萃科。
  "而当史料中显示李益之后再次出仕时获得的官职为"幽州营田使、检校吏部员外郎"，说明此时李益在获得新的职务时，其人已经投靠于刘济。
  据卞孝查先生所编《李益年谱稿》考证，李益在贞元十三年前往河北，此时距离他建中四年登拔萃科已经过去十几年时间，那么这就说李益投奔于刘济之前十几年的时间里都没有机会重新踏入官场，而长期处于不得志的状态。
  而相较于李益，王建的仕途命运似乎更为曲折，《唐才子传》记其"大历十年,丁泽榜第二人及第"取得入仕资格，之后"释褐授渭南尉调昭应县丞"。
  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王建的入仕时间，但是根据其元和八年所作《初到昭应呈同僚》中"白发初为吏"判断，昭应县丞为其获得的第一个官职，而其入仕时间也应不早于元和八年。
  其考中科举与获得官职之间居然差距四十余年。
  并且由此可见这些投奔幽州的中原士人大多是早年投身于科举，但是长期不能入仕获取前程，使得这些人不得不离开家乡而远赴河北寻找出路。
  此外不能忽视的是这些文士投奔幽州，除了他们个人长期不能跻身于仕途之外，幽州与刘济相对来说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新唐书》载"济，字济。
  "刘济第进士一事不见于记录唐人科举的《登科记》一书，也不见于其它史料，此事真假暂时难以考证，但是据北京市考古发掘新出土有关刘济生平的《唐故幽州卢龙莭度观察等使中书令赠太师刘公墓志之铭》记载其"固已蕴绝人之姿，挺希代之器，始以门子横经游京师"，早年间确实曾游学于长安。
  此外《旧唐书.李益传》记 "(李益)常与济诗"。
  须知李益为中唐时期著名诗人，在当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唐语林》记载其轶事一则"李益诗名早著，有《征人歌且行》一篇,好事者画为图障.又有云，回乐峯前沙似雪,受䧏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天下亦唱为歌曲"李益文才可见一般，而刘济与其一起做诗，可见应有很深的文学修养。
  而相较于同时期河北其他的藩镇节帅，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击鞠从禽，酣嗜欲，军中事率意轻重，官属进谏皆不纳。
  "其性格文才上有着很明显的不足，另外此时河北的重要藩镇成德，先后经历了王士真与其子王承宗时期，王士真在位期间，成德也与唐中央保持了较为良好的关系，两《唐书》载"得位之后,恬然守善,虽自补属吏,赋不上供,然岁贡货财名为进奉者亦数十万，比幽魏二镇最为"不过相较而言，王士真毕竟武人出身，在士人相对影响力并不如刘济。
  至于王承宗无论是在性格还是在处理与中央关系上都与其父相反，上任后改变其父时策略，与淮西等藩镇联合，对抗中央。
  所以对于投奔河北的中原文士们来说在河北各个节帅中间，刘济无疑最具有吸引力。
  而且此外，除了上文所提到幽州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得以缓解之外，而幽州内部的也在刘济时期也得以稳定， 据吴廷燮先生所作《唐方镇年表》中内容统计，在该书所记载150年里，幽州共计内乱二十多次，节度使更迭达三十多次，是唐王朝最为混乱的藩镇之一。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幽州的动乱在不同时期的频率并不相同，而在刘济担任节度使的三十多年里，幽州内部无疑是最为稳定的一段时期。
  这一阶段除了几次小规模动乱外，藩镇上层并没有发生严重兵变和权力交替的事件。
  并且这三十几年间除了元和初年配合中央讨伐王承宗外，幽州几乎没有再同其他藩镇作战。
  幽州内外环境的改善以及刘济自身的魅力使得安史之乱之后长期处于文化边缘地区的幽州受到中原文士
  较为有趣的是，通过对于几个投身于幽州文士的比较，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原所流行的"清流"文化对于此时幽州的渗透。
  韩愈在其《送幽州李端公序》一文中记录了李益与他的一番对话，其中李益很生动的描绘了其与刘济相见时的情景"某前年被诏告礼幽州，入其地，迓劳之使里至，每进益恭。
  及郊，司徒公红帓首、鞾袴、握刀，左右杂佩，弓韔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
  上堂即客阶，座必东向。
  "刘济对于和其身份差异极为悬殊且此时还尚为刘济下属的的李益表现出了极为恭敬的行为。
  另外根据《唐故礼部尚书致仕赠太子少师姑臧李公墓志铭》记载李益在贞元十三年至贞元十六年大约三年就任于刘济幕府期间，官职由"幽州营田副使，检校吏部员外郎，迁检校考功郎中，加御史中丞，以金印紫绶副焉。
  "其官职升迁的迅速并不算多见。
  而李益对刘济对于待遇也极为满意，其最直接体现于《赠刘济》一诗"草绿古燕州，莺声引独游。
  "表达对刘济知遇之恩的感激，他在幽州的快乐生活甚至让他自己忘却了对长安的思念。
  并且前文所提及的《旧唐书.李益传》中"(李益)常与济诗"也显示着两人保持着极好的私交，似乎刘济给予了投奔的中原士人极为优越的待遇，但是实际上刘济对于中原士人的任用是根据其出身而有所差别的。
  李益家族在有唐一朝是极负盛名的大家族，《李益墓志铭》中对其出身有着较为详细的记录"公讳益，字君虞，陇西狄道人，凉武昭王十二代孙。
  尔后龙骧列郡于荥阳，学士显名于秦府，中允翱翔于宫署，给事论驳于黄门，皆重芳累华，迭代辉焯，焕乎史策，为时休光。
  给事赠兵部尚书讳亶即公曾王父也，皇朝虞部郎中讳成绩即公之大父也。
  烈考讳存，皇大理司直赠太子少师。
  皇朝户部员外郎范阳卢谕即公外王父也。
  蝉联配盛，中外叠映。
  总会和粹，克钟令人。
  地望清华，推鼎甲甲之族 ;天才秀出，为文章之杰。
  尤以缘情绮靡、吟咏情性为意。
  自典谟绝，风雅缺，作者之制稍稍而变，公未尝不根六律，正五声，以古之比典，合今之律度，涵孕风骚，宪章颜谢，一赋一咏，必胜于众"。
  而相比较而言王建与董邵南两位的出身以及他们在幽州的待遇远远不及李益，王建家族出身不详，但是根据王建诗《送韦处士老舅》中"自从出关辅,三十年作客。
  风雨一飘叙,亲情多阵隔。
  "来看，王建早年生活在关辅一带，但是之后长期出于漂泊状态，且生活困苦。
  而其前往幽州的职务没有记载，但根据上文中所引王建元和八年《初到昭应呈同僚》中"白发初为吏"来看，王建在此时仅仅是服务于刘济幕府，没有被授予官职。
  而据谭学优先生研究王建得以告别长期的游历后进入刘济幕府，并在之后十几年稳定生活于幽州，可能也是依靠于李益。
  并且根据王建元和七八年间所作《寄李寄少监 兼送张实游幽州》及《上李益庶子》中"贤人既遐征, 凤鸟安来翔
  少小慕尚名,所念隔山岗"与"幸客阶下礼先生"可见，李益确实与王建存有旧交，且王建对李益充满了憧憬。
  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王建与李益之间地位的迥异。
  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识，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无时期。
  "从此见董邵南出身困苦，而由于长期不得志有司而不得不奔走幽州后，再无其史料留世，默默无闻。
  而这种刘济在面对世家出身的李益以及对其他寒门出身的中原文士时的不同表现也绝不是其首创，实际上这种观念实际应来自于中原地区普遍的价值取向，陆扬先生根据研究认为，在中晚唐时社会更加强调"文"是治理天下的最终手段，并且和这种观念所配套的进士词科也在不断成熟发展，最终成为了社会中最为强大的主流意识。
  而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无论是官宦世家还是贫民寒士都可以通过个人文才而更为公平的获得出仕的机会，但是这并不代表各个阶层都愿意接受这种结果，其代表性体现便是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论稿》中所提出的"旧族""新门"之争，传统大族在这一时期更加标榜其出身与道德，穆员在其贞元三年所作《刑部郎中李府君墓志铭》一文中对当时社会风气时有如下描述"当时四海无事，绅之徒，以能赋为贤，及门为贵"这就表示在这一时期，社会在强调文才时也会重视其出身的高贵。
  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韩愈自称"郡望昌黎"以标榜个人出身的高贵以便于换取其在个人前途上的优势。
  而刘济对于不同身份的中原士人的任用取舍也应该来自于这种观念，虽然我们无法判定这种对家族地位多加崇拜的思想是幽州地区的普遍情况还是来自于刘济个人长期游历中原耳濡目染的价值判断，但是我们似乎可以肯定一点即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原所流行的"清流"文化对于此时幽州已经有所渗透。
  此外刘济对中原文士的任用中也可以窥探到河北藩镇政治的影子。
  据学者研究河北地处唐王朝的东北部边陲，与少数民族接壤;再加上"夷狄化"的特殊文化背景和长期同唐王朝处于敌对状态等因素，使得在唐朝后期的河北型藩镇形成了以牙兵为核心的职业军人势力，并且这类势力逐渐成为藩镇的统治基础，在藩镇政治中拥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这种军人集团的崛起就注定了在河北型藩镇中文人所处于的边缘化位置，其具体体现就是这些文人大多担任幕僚，并不参与藩镇的核心决策，处于较为次要的位置。
  虽然刘济是河北节帅中文化修养最深且少有的对唐王朝保持恭顺姿态的节度使，但是幽州历史上军人集团频繁兵变推翻节帅，以及幽州长时间所形成的特殊政治生态与文化氛围，使得熟悉幽州内情的刘济也不能改变这一状况。
  而中原文士的任用与所指派的工作便是这一情况的最好体现。
  今之所见史料中中原士人入仕幽州虽然在委职大小上有所差异，但是大多不担任地方实权性官员，更多的是通过辟署的方式服务于方镇。
  李益入幕府所担任的僚佐职务为幽州营田副使，。
  玄宗朝开始，唐王朝在对外态势上形成了由开边向防御的转化，其最为显著的特点便是大量屯兵于边境，而伴随这这种态势的转变，政府也开始在边境地区大规模的屯田，作为边境重地且安史之乱后少有中央资助的幽州更是将其作为供养庞大军队的最主要来源，所以李益作为幽州地区的营田副使职务不可谓不重，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这一官职就会虽然级别较高，但是实际权力并不算大。
  在营田使的僚佐班子中，有营田副使一人，营田判官数人，其中具体分掌具体事务的为营田判官，而营田副使一职据《唐六典》记载"诸军...以上以上置营田副使一人"，实际上只存在于大军中，且作为营田使的佐贰，并不掌管具体事务并处于助手从属地位。
  而至于王建，该人在幕府中所处职务史料已经不可查找，其在幕府中的行迹也不多见，今仅见《幽州送申稷评事归平卢》诗一首 "行子绕天北，山高塞复深。
  "，此诗作于贞元十四年，时任李师古幕僚、带大理评事申稷因公事至幽州，刘济命王建接待，在申稷返回平卢时王建作此诗相赠。
  这件史事较小，不能完全反应王建此时的境况，但是根据申稷所带大理评事官衔实际仅为从八品下来看，申稷在平卢也只是较为低级的僚属。
  从中也可大致推断王建在刘济幕府中地位的低微。
  通过这两件经历大致总结来说，虽然这一时期幽州的政治、文化状况相较之前有所好转，但是整体上文人在藩镇政治中仍然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冯金忠先生曾经对与河北世家大族在藩镇政治中的地位概括为"借助而不倚重"，而这一概括用于求仕幽州的中原文士身上似乎也恰到好处。
  但是在这些士人的心中，长期栖身与河北只是其在仕途不能得志下不得已所选取的权宜之计，相对于幽州"化外之地"，这些文士更向往返回中原王朝的辖地，一但环境变化，他们也会不犹豫的离开幽州，这一现象在备受重用的李益身上最为明显。
  李益虽然投身于幽州地区是在唐德宗贞元年间，但是实际上早在唐代宗时期幽州镇便向李益发出邀请 "首为卢龙军观察支使，假霜棱，锡朱绂"但是此时刘济此时认为"以地非乐土，辞不就命"表示拒绝，而当"山南东道、洎鄜、畤邠郊皆以管记之任请焉"时李益则欣然接受。
  虽然后来贞元年间李益最终前往幽州，但是在李益的内心深处还是更倾向于任职中原。
  所以在元和年间唐宪宗继位中原地区政治环境好转的情况下，在幽州已然位居高位，且曾经表示自己"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的李益接受唐宪宗的征召"征拜都官郎中"。
  虽然这类士人最终没有留在河北，但是这些人经过在幽州逗留的时间里对于幽州的政治、文化、人物都有很深的观察，当他们返回朝廷时，无意间形成了长安与幽州之间的文化互动，使得未曾到过幽州的士大夫可以逐渐更改固化的印象，其中最为典型的反映便是韩愈。
  作为德宗朝著名的政治人物与文坛领袖，韩愈与当时同时代的大多数士大夫一样对割据河北的藩镇势力抱着嗤之以鼻的态度，最具有代表性的为其唐德宗贞元十八年所作《送董邵南序》，陈尚君先生认为此一序道出"安史乱后河北朝廷之对立"。
  其中"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
  "一句含义深刻，韩愈首先感慨燕赵之士，与该文开头的"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照应，但是随后却又话锋一转，问道古时燕赵之人仁义发乎于本性，但是听说风俗随教化转变，今天的河北还有往日的遗风吗
  看似韩愈在提出问题，实际上河朔长期受民族杂居影响，文化与风俗渐渐和东北地区异族混合，即后来陈寅恪先生所谓"河北胡化说"，并且河北与中央也处于长期对立的状态，所以韩愈 "风俗与化移易"一语实际上是对河北，特别是董邵南行程目的地幽州在文化与政治上的双重否定。
  但是此时的幽州节帅刘济本人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并致力改善与朝廷关系;此外也大力发展文教"修先师祠堂，选幼壮孝悌之伦，春秋二仲，行释菜乡饮酒之礼，生徒俎豆，若在洙泗。
  "而之前一向与中央对立的幽州地区甚至也开始强调君臣秩序，建立于贞元五年的《涿州范阳县文宣王庙之碑》碑文中出现"学，所以知君臣父子之义。
  "以至于后世在对比河北藩镇后评价唐德宗时期的刘济"贞元中，朝廷优容藩镇方甚，两河擅自继袭者，尤骄蹇不奉法。
  惟济最务恭顺，朝献相继，德宗亦以恩礼接之"，但是在韩愈这些中朝士大夫眼中"夷狄"仍然是"夷狄"， "叛逆"仍然是"叛逆"，这其中固然有对河北长期所形成的偏见有关，但是与长安与河北之间信息交流的缺乏不无关系。
  所以当熟悉幽州内情的这些中原文士返回朝廷带来河北信息后，使得这些士大夫在观念上有一定的转变，例如当韩愈与归朝的李益的对话后认为"今天子大圣，司徒公勤于礼，庶几帅先河南北之将，来觐奉职，如开元时乎!
  "对国家恢复开元之况的这一愿望寄托于刘济，最起码在政治层面上没有继续以"叛逆"视之，其中不得不说这些起到文化沟通作用的中原文士们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总之刘济时期求仕幽州中原文士们作为一特殊文人团体活跃于德、顺时期河北藩镇的舞台上。
  他们实际上是幽州镇文化政治转向与唐王朝政治环境、刘济个人魅力等多方面作用下所产生的共同结果。
  同参与河北地区政治的本土文人一样，他们大多属于被边缘化的状态，虽然在幽州镇可以暂时取得生活上的稳定或仕途上的满足，但是在这些人心里，幽州就如同"梁园"一样绝非久住之乡，一但获取机会或者中央政治环境得到改变，他们还是会离开幽州，但是他们也通过这种流动加强了中原与幽州之间的文化沟通和了解，促进了这一时期士大夫眼中幽州形象的改变。
  河北藩镇作为藩镇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成果长期以来都层出不穷，但是这些结果总体多集中于政治、军事、经济领域，对于文化研究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