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博士论文】崔思朋 《清代北方农牧交错带研究》
  边疆历来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对象，历史时期中国能够实现统一与国家安定，自然离不开对边疆尤其是北部边疆地区的有效治理。发展农业可视为汉代以来中原王朝治理边疆的常用手段，在北部边疆地区的推行尤为普遍，农业的推行及产生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发展变化上。农牧交错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人缘优势、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较为明显，具有突出的植被过渡性和边际效应性。从经济学角度考察，农牧交错带也被称为“边际土地”，此区域土壤贫瘠脆弱，生产力低，当地自然环境极易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而发生变迁，因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恶化在历史时期较为常见。农牧交错带最早提出于自然科学领域，被引入历史学后成为研究农耕区与游牧区之间过渡地带及双方之间关系的重要概念。历史时期的北方农牧交错带不单单是一条地理过渡带，更是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政权碰撞与交融的历史见证，反映了中原农耕业与草原游牧业南北方向上的波动，也反映了经济社会及文化形态在地域组合上的变化。
  “北守南融”是古代中国地缘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到了清代，清前期统治者的统治思想中，没有“贵中华，贱夷狄”“重中原，轻边疆”的疆域概念，理所当然地继承了传统中国疆域范围，逐渐将北方广大游牧地区纳入领土范围，与前代相比，边疆危机压力减小，治理问题凸显。相比于以前各朝代，清朝在北方地区采取了“以藩为屏”的治理策略，经济开发与社会整合成为重点。其取得的实际效果较为明显，即清代长城内外和平稳定局面长期存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向蒙地大规模移民及土地开垦，实现了“长城地带”由“边疆”到“内地”的转变，也促进了清代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并在18世纪最终形成了历史时期中国最为完整与稳定的疆域形态。在这样辽阔、完整与稳定的疆域之内，促进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在清代北方农牧交错带内便上演着较为典型的多民族之间相互交流融合的历史进程。
  农业的推广导致清代以来北方农牧交错带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新变化，不仅带域范围出现了剧烈波动，带内农牧业生产与社会生活等都随之发生了深刻变迁。论文通过翔实的材料证明，清朝鼓励内地移民实边以及开垦土地发展农业，不仅使北方经济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而且引起了全方位的社会变迁，突出表现在农牧交错带范围的扩大。尤其是中原地区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被全面引入之后，几乎彻底改变了北方地区的社会结构，形成了既与中原地区相类似的基层社会秩序，又有本地区特点的社会形态。与此同时，商业也成为清代以来北方农牧交错带乃至蒙古地区与农牧业并重的组成部分，出现了众多商业中心、商人群体及商号，同时也形成了沟通中外各地的“万里茶道”及连接黄河流域各地区的“黄河水运”等贸易线路。在农牧业生产之外，人们通过赶集、庙会等贸易活动或联姻、水利运营、婚丧嫁娶等交往活动沟通了自身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因而清代以来北方农牧交错带呈现出“农商牧”结合的社会形态。
  需要指出的是，清代在以农业为手段治理北部边疆取得积极效果的同时，非合理的移民及土地开垦也曾引起过较为严峻的蒙汉冲突，清末出现的“抗垦”运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蒙汉等民族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非合理的土地开发利用也造成了较为严峻的环境问题，尤其是北方农牧交错带作为两个不同生态系统中间的生态环境过渡带的特殊地理区位，加之本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特征的影响，导致其与紧邻的生态系统相比更易于变动，且过渡带系统极易瓦解，由此导致环境问题的产生，并成为今日带内诸多地区环境恶化的重要历史根源。
  本文为博士学位论文简介，崔思朋，1992年生，2022年5月在清华大学历史系通过答辩，指导教师为倪玉平教授。作者现任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