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门罗主义”与全球化纪元
  1823年，美国第一次提出门罗主义，直到今天，这仍是“大空间”原则在当代国际法历史中最成功的例子。
  (《秩序》，第95页)
  美洲大陆的人民认为自身不再是外国政治强力的臣民，也不希望成为外国殖民的对象。
  (《斗争》，第396页)
  1914年欧洲爆发欧洲式的大战之后，威尔逊(1856年~1924年)认为美国应该抓住时机介入战争并站在协约国一方。当前的日内瓦国际联盟与一个普世的天下世界秩序的结合，尤其是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成功区分，导致了一种危机(正如东亚、非洲以及西班牙发生的事件所示)，即如今不仅不可能区分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甚至不可能区分“战争”与“非战争”--这就是说，甚至无法判断战争是否存在。
  在施米特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强权国家自行订立国际规则提供了法理依据，“条约原则”形同虚设。
  直到今天，美国仍然凭靠“自由民主原则”不断发动形形色色的战争和准战争(如煽动和资助他国的“不从国教者”搞动乱)。
  比如，当时的英国宣称“达达尼尔海峡的自由”，不过“意味着大英帝国的军舰为了攻击俄国驻扎黑海的海军，可以自由地在这些海峡航行”。
  (《秩序》，第114页)
  这一原则促成了“凡尔赛条约中的少数民族法”，在施米特看来，其“内容包含诸多稀奇古怪和错综复杂的矛盾倾向”，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普世性的自由-个体主义思想”:
  在美国的主导下，西欧大国(英国-法国)的国际霸权主义与自由民主的普世主义正式结盟，使得它们凭靠凡尔赛体系拥有了“控制和干涉东欧国家的权力”，而实际上这不过是由于它们凭靠美国的介入而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而且正由于这场胜利，它们的控制和干涉还可以不断扩张”:
  (《秩序》，第118页)
  因为，在国际关系领域，所谓“保护少数民族”的要求实质上关乎的是“干预”(intervention)问题，而这来自国际法思想强调个人优先的法理(《战争》，第11页，比较第17~20页)。
  在所有重要的欧洲事务中，其中包括保护少数法，都看得到普世主义方法之混淆视听的和破坏性的作用，其根本性祸害在于它源源不断地为不属此一地区的大国的干涉提供借口和机会。
  (《斗争》，第394、395~396页)
  但是，《大地的法》删除了1939年的学术报告中的一个关键论题，即“大空间”原则与新的帝国形态的关系:
  这个矛盾将一个无空间限制的全球共同的绝对的世界敌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与一个可划分地域的、中国和亚洲在抗击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时的实际敌人结合起来。
  在两次欧洲大战之间的历史时期施米特已经看到:
  (《秩序》，第132页)
  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3~124页。
  博斯科:《美国人眼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孙宝寅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59~62页，引文见第62页。
  卡尔·施米特:《游击队理论》，见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小枫编，刘宗坤、朱雁冰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94~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