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2018年民间文学研究报告:以神话、传说与故事为主
  新的学术生长点在不断涌现，体现出了学者积极“朝向当下”、把握热点问题、勇于探索前沿理论的学术追求。
  但也呈现出了对具体文类的基础理论探讨稍显不足、同质化倾向明显、缺乏理论剖析和提升等问题。
  如何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提高巩固，凸显问题意识，提升理论阐释的高度与深度，是研究者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2018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
  经过40年的努力，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经历了学术范式的几番变迁，在各个领域均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总体而言，学科从文学本位的、描写式的研究转向民族志式的、阐释性的研究，“朝向当下”成为学科的共识。
  学者们引入“语境”“实践”等概念，加强了对民间文学表象背后的生活文化的关照，凸显了“民”作为实践主体的核心地位，“俗”也不再被视为外在的、客观化的存在，而是人们的主观实践、生活世界的整体文化。
  我们梳理、述评2018年的成果也不能离开这一背景。
  2018年，民间文学研究的成果不可谓不丰富，在质和量上均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首先值得一说的是推出了全面反映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钟敬文先生学术成就的《钟敬文全集》①。
  这套十六卷、三十册的巨帙具有以下的特点:首先是重点突出，全方位展现了钟敬文在民俗学与民间文学上的成就，以及从民间文艺学到民俗文化学的理论发展过程;其次是搜罗全面，除民俗学外，还收录了钟敬文在国学、文艺学、诗词学、现代文学、古代文献学等方面的成绩，展示了其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全貌;最后是搜集广泛，在钟先生的著作外，还广泛搜集了其书信、图像、手迹、档案等资料，更全面地展示钟敬文在学科建设、学术规划、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贡献，以及其与时代、社会的关系。
  这套全集的推出为全面总结钟敬文的学术遗产提供了基础，有益于进一步推进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学科发展。
  在各个分支学科领域，本年度也出版了相当可观的成果。
  如在民间文学概论方面，翻译引介了韩国学者张德顺等人的《口碑文学概论》①;在民俗史方面，有陶立璠、宋薇茄的《中国风俗发展简史》②等;在口头传统研究上，出版了巴·布林贝赫的《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③等;在跨文化研究上，有董晓萍的《跨文化民俗体裁学——新疆史诗故事群研究》④等;在区域民俗研究上，出版了顾希佳主编的《浙江民俗大典》⑤等成果;在民间信仰研究领域，出版了岳永逸的《举头三尺有神明:漫步乡野庙会》⑥、黄景春的《中国宗教性随葬文书研究:以买地券、镇墓文、衣物疏为主》⑦等著作。
  从成果的罗列不难看出学者们从不同领域展开深入探究的努力。
  本文要重点介绍的是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基础理论方面的探索。
  除了翻译引进了李·哈林主编的《民俗学的宏大理论》⑧等海外著作外，中国学者还贡献了一系列本土化的思考成果。
  萧放、朱霞主编的《民俗学前沿研究》⑨汇集了福田亚细男、刘魁立、周星、户晓辉、安德明等学者的思考，对日本民俗学的历史与发展、民俗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民俗学与日常生活实践、家乡民俗学、表演理论等领域进行了探讨，为民俗学如何看待昔日的遗产、开启面向未来的范式提供了启迪。
  宋颖主编的《民俗传承与技术发展》⑪则汇聚了一批年轻的作者，从节日和庙会、旅游及休闲、影视与传媒等角度探讨人们如何通过民俗建构自身与社会、时代之间的关系，展现了年轻学者的新锐思考。
  在面对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时，民间文学的公共性与实践性被激发起来，新一代的学者不仅关注形态形式与文化内涵的研究，更加关注人的整体性，关注民间文学背后的民众生活，以及民众如何在社会变迁中寻找、创造传统。
  同样的追求也体现在对两位著名海外学者的引介上。
  第一位是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
  本年度王京组织一批译者出版了《柳田国男文集》的第一辑，包括《海上之路》《木棉以前》《孤猿随笔》《食物与心脏》《独目小僧及其他》⑫五册。
  柳田的民俗学以历时性的研究为主，以探讨近代化过程中的民众生活变迁为己任。
  细致入微的视角使他能够深入日本人的内心，关注他们的心态、观念，以及相应的生活细节、行为模式，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日本社会性质与变迁的诠释。
  另一位是美国著名民俗学者丹·本—阿默思(Dan Ben-Amos)。
  在张举文等人的努力下，阿默思的系列论文结集成《民俗学概念与方法——丹·本—阿默思文集》⑬出版。
  阿默思选择了共时性的路径，他将民俗定义为“小群体内的艺术性交际”，并发展了语境(context)的理论，同时更新了文类的概念，强调应该注重文类的主观性和本土内涵，对过去半个世纪里的民俗学影响重大。
  柳田关注社会变迁中的民众生活，阿默思则注重民俗作为日常交流实践的特性，两者与当下中国学者的追求殊途同归，可以为中国学界提供更多的启迪。
  这种对话与启迪的理念也体现在毛晓帅的《中国民俗学转型发展与表演理论的对话关系》①一文中，作者认为中国民俗学近几十年来的转型发展主要体现在关注“日常交流实践”的方向上，有诸多与表演理论不谋而合之处，说到底这与中国民俗学的主体性需要密不可分。
  学者们日益认识到，当下的民间文学需要向吕微等人所提倡的“实践研究范式”②转化。
  如何看待民间文学的属性
  惠嘉的两篇文章思考了文本与语境的关系。
  在《文本:具有构境能力的语言事件》③中，作者参照海外人类学、民俗学与语言学界的讨论，认为文本作为语言性的存在，也具有建构语境的能力，成为一种具有构境能力的语言事件(行为)。
  她的另一篇文章《民俗学“框架式”语境观的双重向度》④则认为框架式语境观虽然仍有时空条件决定论的客观向度，但也具有主观赋义的向度。
  只强调前者，“民”可能被他者化;取径后者，则可以凸显“民”的主体性。
  这对部分学者将语境等同于社区文化背景，文本则被视为是由语境决定、形塑的对象的做法起到了纠偏作用，同时强化了新的观念——民间文学不是对象化的存在，而是民众自身的实践。
  万建中的两篇文章则从学科的角度展开思考。
  他的《从文学文本到文学生活:现代民间文学学术转向》⑤认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经历了一个从跳出政治话语到强调文学性，再到民俗文化学，最后归属为民间文学生活的过程，还原民间文学的本来面目、争取独立的学科地位是学科的使命。
  《现代民间文学体裁学术史建构的可能高度与方略》⑥则揭示了现代民间文学体裁学术史书写中的问题:如西方话语霸权、精英主义和本质主义，过分重视共性和同一性等。
  强调要把被精英主义操控的民间体裁解放出来，给予其生活化的定位，赋予史料全新的学术意义。
  这些探讨取径虽异，但目的相同，即将民间文学视为民众的生活方式，认为民间文学不是单纯的审美活动，而是与其他生活样式融为一体，必须注重对民众实践的分析，考察他们出于何种需要，以及如何利用民间资源，同时也要看到文本中蕴含的民众生活、情感及历史文化信息。
  从一些典型的研究领域，我们能看到学者是如何实践这样的研究的。
  本年度出现了一批针对文体(genre，又译文类、体裁)的研究。
  作者借鉴了麦克斯·吕蒂(Max Lüthi)的民间童话样式理论，把听众与讲述人共同拥有的形式意志视为形成特定文体的首要因素，把民众的心理需求与心灵形式引入到了研究中。
  刘镜净的《口头传统文类的界定——以云南元江哈尼族哈巴为个案》⑧则将哈尼族的“哈巴”艺术还原到日常生活中，从演述情境、文学形式、地方性知识等方面将“哈巴”定位为跨文类的综合范畴，真实全面地呈现出“哈巴”在民间生活中的存在形态。
  祝鹏程的《文体的社会建构——以“十七年”(1949—1966)的相声为考察对象》①则在动态的视角下讨论了相声文体的形成，把相声的变迁放置到“十七年”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进程中，综合考察相声如何在社会意识形态、知识生产、表演空间、传播媒介，以及表演者、经营者与观众等因素的互动下被建构出来，并被表述成向来如此的“传统”。
  这些研究都打破了概论式的文体观念，西村的研究凸显了体裁的形式意志，后两者的研究则聚焦于文体的历史性与社会性，注重民众的实践与文体的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
  另一类研究则特别关注传统与当下，正如岳永逸在《中国都市民俗学的学科传统与日常转向——以北京生育礼俗变迁为例》②中所说:当代人的生产生活在发生着日常的革命，这就要求民俗学要从回望的乡土民俗学向直面现代的都市民俗学转型。
  有一批研究聚焦于现代社会中的口头传统，尤其对大众传媒时代民间文学的生存状况进行了细致的探讨。
  黎亮的《中国人的幻想与心灵:林兰童话的结构与意义》③以作家、出版人林兰(李小峰)编的八本民间童话集为对象，从整合本土经验和现代性诉求两种视野对林兰童话进行阐释，分析了林兰童话类型的独特性，探讨了民间故事面向现代性的经验和问题。
  高荷红的《口述与书写:满族说部传承研究》④则关注满族说部在当下的传承变迁，考察了其从以口述为主到以书写为主、从满语到满汉兼行再到以汉语为主的传承变化，揭示了不同传承人的训练方式、记忆诀窍。
  卡尔·赖希尔(Karl Reichl)的《最后的歌者:口头史诗的未来》⑤则关注活态史诗消亡后的传承，提出了通过培养非传统史诗吟诵者和发展书面文学传承两种方式让史诗传统保持活力。
  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的《举证策略:以彝苗史诗民间物质文化和环境意象为例》⑥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史诗为例，阐释了数字图像的收集和含义、数字图像对理解史诗意象的帮助，以及在史诗研究中使用数字图像的过程和方法。
  谷子瑞的《变与不变:技术世界中的定州秧歌》⑦以定州秧歌为个案，考察了交通技术、信息技术、舞台技术等对地方小戏的影响，认为坚守口传身授的本色、重返民间是当代定州秧歌发展的可取路径。
  此外，田苗主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记录与呈现——欧洲的经验”专栏⑧则从视觉呈现、档案化、数字化等不同的视角对新媒体时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了细致的探讨。
  针对民俗学与民间文学，当下的学者展开了多元化的尝试，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特性逐渐显现，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借重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方法，研究越来越社会科学化。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仍然有一些学者坚守着文学研究的路子。
  本年度，老学者刘锡诚出版了《民间文艺学的诗学研究》⑨一书，该书从刘氏近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中选取了四十余篇文章，其中既有对民间文学文化、社会价值的论述，也有对神话、传说、歌谣等具体文体的分析，既包括了对神话源流与传播的考证，也包括了对传说象征意义与文化意蕴的阐释。
  从中可以看出刘锡诚的研究风格:注重民间文学的文学性，努力建构民间文学批评体系，重视民间文艺对于现实的作用，将研究视为陶冶民众情操、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途径，“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定位，强调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个性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间文学的整体性”①。
  在高举实证研究大旗的同时，我们不该忘记文学研究的悠久传统与巨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