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为什么说史传文学不是源,而是流?
  　　国史传文学是中国历史文学的一部分，它具有历史文学的一般特性，兼有历史科学与文学艺术二种成分。从文学的角度看，它是以历史事件为题材，重在描写历史人物形象的文学作品；从史学的角度看，它是通过运用文学艺术的手段，借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描述，来表达一定历史观的历史著作。中国史传文学总体的变化大致可以概括为先秦的传记萌动、两汉的古典辉煌、唐宋的史传嬗变和杂传繁荣、明清的传记趣味转向和现代传记内容形式的革新几个阶段。
  　　我国史传文学产生的年代久远，可以追溯到历史文学的最初形态。和世界上其它国家一样，我国也存在着一个“传说的时代”。那时还没有产生文字，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故事，如黄帝擒蚩尤、鲧禹治洪水、姜嫄生后稷等，都是口头方式流传的。自从产生了文字，代代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史诗便被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来，一部分还被经过改造而成为史籍的材料。我国是一个十分重视历史典籍编写的国家，史籍丰富，起源很早，如《左传》中所说的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及失传的百国春秋，还有孔子修订的我国第一部历史典籍《春秋》。春秋战国时期，史籍编写空前发展，产生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不朽之作。史官或史学家在编撰这些史籍时，受到口头历史文学的影响，也不乏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他们在叙述历史事件时，注意了情节与细节的生动，在描写人物时，突出了人物言行的个性特征，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这些史籍又称之为先秦史传文学。
  　　继承先秦史传文学传统，并有重大创新的历史文学，是《史记》。《史记》突破了先秦史传以事为中心的编年体形式，找到了一种新的表述方式，以成熟的传记文学开辟了我国历史文学的新纪元，为中国后世文学提供了一系列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成功经验。继《史记》之后，另一部传记文学名著是东汉班固的《汉书》，这是一部“包举一代”的纪传体断代史，以详赡的资料展现了西汉广阔的社会生活与各种人物的精神风貌。其文学性在总体上不及《史记》，但一些人物传记中的历史事件也描述得绘声绘色，历史人物刻画得也栩栩如生，如晁错、李陵、苏武等人的传记，人物形象鲜明而传神，其艺术性并不比《史记》人物传记逊色。从《汉书》开始，就出现了文学性减弱而史学性加强的倾向，这不仅因为班固的艺术才思不及司马迁，而且还因为奉旨修史束缚了班固艺术才能的充分发挥。东汉后来又出现的《东观汉记》，其文学性就越难与《史记》相比了。中国以后的史籍，大多数沿袭《汉书》的体例，但注重的是史料的收集与史实的考辨，而不是辞采的精美与感情的充沛，文学性逐渐降低，这也是历史著作发展的必然结果。能重视并继承史传文学传统的，首先是那些杂史杂传，其作者写作目的并不是为了修史，而是借史传的形式，向读者炫鬻奇闻异事，比起史传来，它淡化了纪实性而增强了虚构夸饰。在《史记》之前，已有《穆天子传》、《晏子春秋》等杂史杂传。《史记》问世后，为杂史杂传提供了更为成熟的艺术手段，于是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一大批富有文学色彩的杂史杂传，如袁康、吴平的《越绝书》、赵晔的《吴越春秋》、刘向的《列女传》、佚名的《汉武故事》、《蜀王本纪》等，其艺术特征已近乎小说。到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两位领袖韩愈、柳宗元的散传《圬者王乘福传》、《张中丞传后叙》、《柳子厚墓志铭》和《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段太尉逸事状》等，从清新的文笔和鲜明的形象塑造，为传记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其他文学名家如白居易、刘禹锡、李翱、李商隐等亦有佳作。这影响了宋代各体传记文学的普遍发展。如苏轼撰述的《司马温公行状》、朱熹的《张魏公行状》等，开了个人传记文学长篇之先河。明代市民传记兴起，自袁宏道的《徐文长传》等，描写更为细腻真切，更贴近生活。宋濂七十余篇小传性质的单篇传记，在展现多种人格模式上有新突破。清代传记以切中时弊，现实感强而独具特色，如顾炎武的《吴同初行状》、《书吴、潘二生事》是宣扬民族情绪的反抗性传记文；邵长蘅的《阎典史传》是反映民族情绪的传统性传记文。清代桐城派传记文学呈现出精致，但传记文学总的处于停滞状态，清中叶后戴名世《画网巾先生传》、方苞《左忠毅公逸事》等，均为流传后世的人物传记的名作。近现代中西方文化冲突交融背景下，传记文学以现代性内容和白话文形式有了质的飞跃。如梁启超改良派传记文，胡适的《四十自述》，郁达夫的《日记九种》和《达夫自传》，郭沫若的《沫若自传》，沈从文的《从文自传》等。
  　　二十世纪初出现的报告文学，是现当代历史文学中一种最接近《史记》传记人物艺术的新形式。报告文学把新闻及时反映现实生活的要求注入史传文学，为的是及时定义和回答人们在变革时代对层出不穷的新人物事件的经验和疑问。与时俱进的报告文学，如三十年代夏衍的《包身工》、四十年代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着中国》、萧乾的《流民图》和《血肉筑成的滇缅路》、五十年代刘冰雁的《在桥梁工地上》、六十年代末代皇帝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七十年代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黄宗英的《大雁情》、九十年代安顿的《绝对隐私》、叶永烈的“红色三部曲”等等，是中国史传文学传统在中国现当代历史舞台上的滥觞。
  　　综合上述原因，因此说史传文学不是源,而是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