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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着《多难兴邦》，是记述国民政府从1925年7月在广州成立后，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国共内战停止，其间十一年半的史实。在此期中，内忧外患，互为影响，循环激盪。即每当内忧严重时，外患亦随之加剧。或当外患严重时，内忧亦随之增强。例如1927年及1928年宁汉分裂及北伐战争，而有南京事件五国通牒及日本两度出兵山东；1930年的中原大战及宁粤分裂，而有中东路事件及「九一八」事变；而「九一八」事变，中共红军之势力，因之膨胀；此亦促成国民党人部分的团结。在此内忧频仍、外患深入之际，蒋介石以「忍辱负重」之精神，克服难关，化险为夷，使中国分而復合、衰而復兴，可谓「多难兴邦」。这一史实，过去的研究，虽屡见不鲜，但由于新史料的出笼，特別是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八十二册千馀万字的刊佈，其中一至四十一册，正是这一时期的史料，在长篇累牍中，不乏精粹。着者以「沙里淘金」的心情，希从这些大量资料中，寻找一些精粹，辅以必要的佐证，来对这一时期的史事，作一补充，提供同好者的品尝。
  1925年7月，广州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素称「莫逆之交」的胡汉民与汪精卫，逞现裂痕。迨廖仲恺被剌，两人从此分裂。胡被放逐莫斯科，汪握军政大权，实际「唯命是从」于俄顾问鲍罗廷及季山嘉。与此同时，蒋介石由平定滇、桂军之内乱，而至两次东征的胜利，所谓「功高震主」，汪、蒋矛盾，因之产生，中山舰事件，蒋取汪而代，国民党内之共产派，亦因之失势。迨蒋率师北伐，共派由发动迎汪而倒蒋，树立武汉政权，代国民党发号施令。迎汪虽告成功，倒蒋却无所成，因蒋北伐有成，攻克上海、南京，有了反击的凭藉，实行清党，夺回党权，奠都南京，以胡为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与武汉汪政府对立，史称「宁汉分裂」。汪亦不讳言，说「武汉政府是俄国的，南京政府是中国的。」亦事实也。
  北伐统一后的南京国民政府，可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胡、蒋合作，后一阶段为汪、蒋合作。胡、蒋之合，是从1928年10月国民政府改组，到1931年2月汤山事件。汪、蒋之合，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到1935年11月汪之被刺。前者为时两年有半，后者将近四年。
  1932年1月，为应付淞沪战役，汪、蒋復合。行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对日政策，汪负交涉之责，蒋负抵抗之责。汪以外交掩护军事，蒋以剿共扫除地方军人割据，以此应变国难，虽遭责难，终能度过难关，争取准备抗战及建设时机。
  本着第四部分「安内成功攘外见效」。「两广事件和平解决」，安内有成，攘外见效。1936年11月的绥远战役，正足显示此一现象。「西安事变内战停止」，算是一种「和平统一」，安内攘外更有进展。惟剿共与扫除地方军人割据，仅是安内攘外的治标。治本建设尤为重要，内容浩繁，限于能力及篇幅，拟就公路交通及基础教育为例，简要记述之。
  1926年3月20日，广州发生中山舰事件，使蒋取汪而代，从此军政大权，握于蒋介石之手。此一事件，久为歷史之谜，1987年，大陆学者杨天石利用南京第二档案馆此一事件的档案，发表〈中山舰事件之谜〉，揭开了这一事件之谜。在此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一直认为汪精卫要谋害他。事件后的第三天，蒋有一呈文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说明事件的梗概：
  中山舰是蒋来往广州省城、黄埔的座艗。报告的意思，是说负责调舰的李之龙，趁蒋登舰时，把他劫持送往海参崴。李之龙是中共党员，背后当然有人指使。指使者是何人？蒋在4月20日对退出第一军的党代表及共派军官的晚宴上表示：「这要等我死了之后，才可以完全发表，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太复杂了。」席间有位陈同志问李之龙被扣押的情形，蒋即进一步说明，有人设计用中山舰迫其离粤。当时虽未指明设计人的姓名，但汪精卫的名字唿之欲出。其时汪是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背后有俄顾问季山嘉（Kissanga）的支持。蒋在说明最后的几句话，颇为露骨，说是「预定是日待我由省城乘船回黄埔途中，想要劫我到中山舰上，强迫我去海参崴的话，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不过有这样一回事就是了。但是如果真有这事情的话，我想李之龙本人，亦是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他不过是执行他人的命令而已。」
  「他人」是谁？蒋在这年九月间对汪之亲信陈公博说：「汪先生要谋害我，你（陈）不知道吗？汪先生是国民政府主席，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对我不满意，免我职好了，杀我也好了，不应该用阴谋害我。」
  兹就蒋在4月20日晚宴中的说明及其自记，对汪蒋两人之矛盾冲突及其原因，分別节略如下：
  （三）釜底抽薪，蒋曰：现在广东统统有六军，广西有两军。广东是第一、二、三、四、五、六各军，照次序排下去，广西自然是第七、八军了。但是第七军的名称，偏偏要搁起来，留在后面而不发表，暗示我的部下，先要他离叛了我，推倒了我，然后拿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和第二十师，编成第七军，即以第七军军长报酬我部下，反叛我的代价。2月26日，褫王懋功师长职，并扣留之。俄人季山嘉等为之震惊，以其利用王懋功图谋不轨。（按此乃蒋之先发制人也。）
  （四）共党助阵，蒋曰：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每次演讲，有形无形之间，诋毁本校长不革命的言论。……先暗示一般同志，对我失了信仰，并且还有彰明较着，说我们团体里，有一个段祺瑞。要打倒北方段祺瑞，就先要打倒这里的段祺瑞。
  （五）北伐受阻，蒋曰：我们办这个学校（黄埔军校）是为什么？不是统一广东就算的，乃是要北伐，就是要统一中国。万不料我提出北伐问题，竟至根本推翻，弄得军事政治，差不多都立在被动地位，沒有自动的馀地。（蒋致汪函：自弟（蒋）由汕回省以来，即提议北伐，而吾兄当时极端贊成之，并准备北伐款项，以示决心。不料经顾问季山嘉反对此议，而兄即改变态度，因之北伐之议，无形打消。）
  （六）调虎离山，蒋曰：季山嘉要弟（蒋）去北方练兵，意在使弟离粤，以失去军中之重心，减少国民党之力量，乃兄（汪）竟顺其意贊成之，惟恐不惶。及弟与季山嘉反脸，令（季）赴俄休养，而兄恐触其怒，反催弟速行。（3月14日，顷聆季新［汪字］言，有讽余离粤意。其受谗已深，无法自解。）
  （七）採取行动，蒋曰：3月19日上午，准备回汕休养，而乃对方（按指汪）设法陷害，必欲使我无地容身，思之怒髮冲冠。下午五时，行至半途，自忖为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实，骨气安在！故决回东山（寓所），牺牲一切，以救党国也，否则国魂销盡矣。终夜议事，四时（20日）诣经理处，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以其欲摆布陷我也。
  二十日昧爽，宣布省城戒严，捕获李之龙及各军党代表（共党）多人，并围缴罢工委员会械。……六时，闻党军已夺回中山舰，乃即往造币厂、北校场，训诫第二师将士。晚，俄顾间及其军事委员伊万洛夫司堪来告，士兵监视其寓所，且缴卫队械。
  （八）弃汪保蒋，二十二日上午，俄使馆参议某来见蒋，问蒋以对人问题，抑对俄问题。蒋答以对人。彼言衹得此语，心已大安。当令季山嘉、罗茄觉夫等，离粤回国。十时后，开政治委员会，决议令俄顾问主任季山嘉等引去，第二师各党代表撤回。（此次会更决议：汪主席请病假，李之龙查办。）
  中山舰事件后，广州政局为之改变，据中共中央在其一项通告云：
  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前，广州国民政府是左派执政时期。
  三月二十事变以后，广东全个政治局面，起了巨大的变化。此时武装中派（蒋）专政，右派乘机向革命势力进攻。
  五月十五日，国民党全体委员会议，我们（中共）探取了必要的退让政策。
  1926年7月1日，蒋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旋即出师北伐，中共改变策略，反守为攻，反退为进，由发动「迎汪復职」而至「迎汪倒蒋」。自中山舰事件后，中共党内曾有退出国民党的倾向，但在七月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仍要共党留在国民党内，帮助和联合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倾。同年11、12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中，谭平山概括中共对国民党的总策略，是加强左派，反对右派，孤立中派，并使之左倾。
  七月底，蒋离粤赴北伐前缐，8月20日，在长沙接得广州来电，知后方有迎汪之谋，藉此以「倒蒋」。
  为使「迎汪復职」正式上演，在共党策动下，10月15日至28日，在广州举行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各特別市、海外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共出席八十五人。据分析；共派四分之一，右派、中派共约四分之一，左派稍多，再加上半左派，会场空气完全为左派所笼罩。会议除通过左派政纲外，主要是通过「迎汪復职」案。中共中央检讨这次会议的结果，认为反右拥汪之热情，使中央与地方左派互通声气，必可使「迎汪復职」活动起来。但鲍罗廷及广州地区中共人员认为：「迎汪復职」只是一个宣传口号，虽然蒋有电报请汪回来，但蒋已把广东政权交给李济深，以抵制汪，三月二十日事件馀威仍在，如作得太左，是很不利的。而且国民党中央制度及人事已经改变，汪回已无职可復。但中共中央对汪的影响力，估计过高，认为：
  汪回，左派始有中心，左派政权在广东始能建立。至于汪回的地位问题，他不必与蒋争党的名义上的主席，已经有很多的要职，即令一职不任，只要他到了广州，事实上便成为左派中心，政治的中心，并且是党的中心。所以我们当积极设法劝汪回。
  此时北伐军已克武汉（9、10月间）及南昌（11月7日），据有华中地盘的吴佩孚、东南地盘的孙传芳两大军阀势力，相继瓦解，蒋之声望，急遽升高。与此同时，新加入革命军的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军力强大，视两湖地盘为己有，颇欲取蒋而代之。鲍罗廷及中共方面乃利用此一矛盾，联唐结汪以制蒋。如此，「迎汪復职」、「汪蒋合作」，逐渐变为「迎汪倒蒋」了。前者原为中共中央陈独秀之导演，后者则由鲍罗廷主导之。
  1926年11日26日，广州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国民政府迁移武汉，在此之前的十天（11月16日），鲍罗廷即偕国民政府一些委员陈友仁（外交部长）、徐谦（司法部长）、孙科（交通部长）、宋子文（财政部长）等一行离粤北上，12月1日到南昌与蒋会晤后，10日由牯岭到武汉，受到唐生智的盛大欢迎。13日，由鲍提议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简称「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
  在鲍的主使下，武汉方面即以「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扩大会议」名义致电南昌，谓该会自2月21日起在武汉正式办公，并决定在3月1日以前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全会确定的议题由陈公博致蒋说明，大体是：（一）中央恢復旧制，不设主席。（二）设军事委员会，选主席团三人，以蒋、汪、谭三人充之。（三）改选国府委员二十四人。（四）改选政治委员会十五人，主席团以蒋、汪、谭三人充之。对共派亦有限制的概议。
  但武汉自3月10日到17日的三中全会的决议案，颇不相同。三中全会决议取消主席制，恢復常务委员九人，汪、谭（延闿）列名第一、第二，蒋第三。政治会议恢復为政治委员会，委员十五人，主席团七人，汪、谭列第一、第二，沒有蒋。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七人，汪及唐生智列第一、第二，蒋列第六。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五人，孙科列首，沒有蒋。
  蒋之原来职位政治会议主席、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均被撤消或替换，只保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而其权限，復由全会通过条例加以限制，总司令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其出伐动员令，须由军事委员会议决，国民党中执会通过，交总司令执行之。如此，蒋被排出决策领导阶层。这次全会，蒋沒有出席，人事的安排，算是以汪为首的左派政权。同时，全会还通过〈对全体党员训令案〉，对蒋加以攻讦，说：
  自北伐军与，军事、政治、党务之集中个人，愈使政治之设施，不能受党的指导，而只受军事机关之支配。此种制度，弊害甚多，不但使党内之昏庸老朽分子（按指中央代主席张静江）盘据于内，官僚、市侩及一些投机分子乘机而入，因此纵成个人独裁、军政专政之谬误。
  武汉三中全会的结果，可谓完成了「迎汪復职」的一切工作，蒋似乎被孤立起来，其唯一出路，有待东南作战计画的成功。3月22日和23日，革命军先后进佔上海和南京，蒋有了反击的力量。
  4月1日，汪从法国经由莫斯科来到上海，蒋和国民党元老吴雅晖等正在筹议清党，要汪留沪合作分共。汪当然不从，即与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4月10到了武汉，共党之「迎汪復职」，算是大功告成。15日，汪出席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关于惩治对蒋中正问题」，原文如下：
  蒋中正戮杀民众，肯叛党国，罪恶昭彰，着即开除党籍，并免去本兼各职，交全体将士各级党部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依法惩治。
  本书收录了一九二五年七月国民政府在广州的成立至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这十一年半间的史实。全书共分为四大部分，从政治、外交与军事史的面向，针对联俄容共、国府北伐、中原大战、国共第一次内战与安内攘外的抗战准备等史事进行剖析，并回顾了这段民国史的关键人物，特別聚焦于胡汉民、汪精卫和蒋介石三人的分合对政局之影响。全书以史事为体，人物为肢，亦叙亦议，功过是非，各有评论，并结合了作者对多达八十二册、千馀万字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的治史心得与两岸对民国史研究的成果，是对民国史、近现代史有兴趣的读者所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
  特別收录：〈胡汉民传〉、〈汪精卫传〉、〈鲍罗廷传〉与〈大陆学界重评蒋介石歷史地位〉等四篇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