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当今学术研究不仅依赖传统的文字资料，也越加倚重图像资料。与文字资料相同，图像也是历史留存的证据。近年来，史学界开始注意到图像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并自觉运用图像史料进行历史研究。
  纵观历史，图像文本是一种十分古老的资料形式。“中国史学有重视影像的传统，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影像是不可或缺的史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影像研究中心主任吴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历史最初是以“图”的形式出现的。从“河图”始，古代中国人就注重图像表意；《山海经》更是以图配文，上古时代的图书大都有图形。宋代郑樵所着《通志·图谱略》，开创了我国史学研究图像器物与文献互证的先风。
  “古人用‘左图右史’形容藏书丰富，也说明图与史的密切关系，两者是可以相互补充印证的。”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以欣告诉记者，古人对山川地理和行政疆域的测绘与研究也离不开“舆图”的制作。尽管古代的图像遗存非常丰富，但传统史学所依赖的史料仍然主要是书面文献，图像只起辅助说明作用。到了近代，尤其是印刷术的革命和照相技术的发明，使历史研究中图像史料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对图像史料的分析、批判、甄别和利用成为史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手段，因而学界出现了创建图像史学这门新学科的要求。
  传统的文字史料只是记载事物的名称和历史事件的发生过程，不反映具体的形象，与之相比，图像则发挥了补充功能。
  在王以欣看来，图像史料具有生动直观的特点，这是文献史料所无法替代的。“当你描述某个聚落遗址，介绍周边的地形和环境时，再多的文字描述也不如一幅地图、一幅平面图和剖面图那样一目了然、尽收眼底。当你发掘一座古墓时，古墓中的遗骸和陪葬器物的分布可以通过照片和示意图清晰地展现出来。当你撰写古代社会文化史时，一幅反映社会生活的壁画要比文字描述来得生动翔实。”
  虽然图像能更直观地展现历史，但缺点同样存在。吴琼表示，影像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也包含了复杂的判断。首先，影像都是编导的结果。每一张照片都渗透了编导者思想。影像的记录和编辑者多是从创作的角度开始记录和传播，必然带有明确的主观愿望，认识影像必须认识影像创作的技术和观念。其次，影像史料和文字史料密不可分。二者相互补充方可接近历史认识的全貌，不能简单化和割裂开来判断历史问题。
  “如果离开文字说明，图像的意义常常晦涩不清，对图像的解释也常常带有主观的想象成分。”王以欣认为，这说明，图像史料固然生动直观，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却难以取代文献史料。另外，图像也有政治宣传功能，难免有歪曲、夸张和伪造历史的成分，要特别加以警戒。
  近年来，以图像为研究对象的“图像史学”唿之欲出。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蓝勇曾撰文表示，近年来，中国图像史学的研究已经逐渐从不自觉为之，开始向自觉地进行个案研究和理论探索发展。
  在王以欣看来，当前史学界的一些学者致力于图像史学的学科创建与发展，但主要局限于历史地理学科和艺术史学科。图像史学研究应拓展到历史学的其他领域，努力上升到理论高度，对图像史学的研究对象、应用范围和方法加以规范，对图像的特性、史料价值及其具体应用方法进行分析归纳，推动我国图像史学的确立和发展。
  吴琼告诉记者，影像史料包含丰富的技术因素，这是影像史学和传统史学最大的不同。随着数字影视技术的深入和推广，影像记录和传播历史的功能日益受到重视，其历史问题的提出、研究和表达都与视听技术无法分割，传统历史学研究如何实现与视听技术的结合，进而形成新的历史叙事和研究方式，成为影像史学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
  王以欣认为，在使用图像史料时，要特别留意其局限性，不宜过度解读，不能忽视文献史料的主体作用。对图像的解释常常带有主观性和过度联想成分，在获得确凿证据支持前，很多解释只能停留在假说阶段。对无文字的史前社会，史前史研究过多地依赖于实物和图像资料，利用这种资料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复原古代的社会生活，却无法准确地复原具体的历史事件。另外，图像史料也有夸张和歪曲历史的成分，甚至伪造的成分。因而，史学界要善用图像史料，充分发挥其叙史、补史和证史的功能，对其进行分析和甄别，不要盲目地、不加批判地加以解释和利用。（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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