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哈贝马斯论“生活世界”
  从西方哲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它的提出具有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
  在哈贝马斯之前已有很多哲学家，包括胡塞尔、维特根斯坦对这一概念进行过探讨，但哈贝马斯无疑是将这一概念从认识论引入交往理论并进行全面系统解析的哲学家。
  本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生活世界的一般性结构;(二)生活世界作为交往行为的背景假设;(三)生活世界作为相互理解的“信念储存库”;(四)生活世界与世界;(五)生活世界概念的地位，由此对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从中可以看出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概念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一、生活世界的一般性结构哈贝马斯开宗明义，认为生活世界的结构一般具有三个层次:文化、社会、个何谓文化
  所谓个性
  哈贝马斯在《对交往行为概念的阐释》和《交往行为理论》中对之下过定义。
  他说:“我所说的‘文化’，指的是可随时动用的知识储备在这储备中，交往的参与者，当他们对属于某一个世界的事物相互交换看法时，最大限度地作出他们的解释。
  我所说的‘社会’，指的是那些合法的秩序借助于这些秩序，交往的参与者调整着他们的隶属于社会群体的成员，并因而保证他们之间的团结一致。
  所谓‘个性’，我指的是主体由以获得言语和行动的功能的那种能力和资格;也就是说，由于这种能力和资格，主体取得了参与相互理解过程的功能，并在其中确定了他本身的身份和特征。”
  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的三个构成要素:文化、社会和个性体现在各自不同的基础中，“文化知识以符号形式体现出来体现在使用对象和工艺中，体现在格言和理论中，体现在书籍和文件中，这不少于体现于行为中。
  社会体现在制度化的秩序、法律规范或规范调整的实践活动和使用的交织物中。
  但是，生活世界的这三个要素又相互联结，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意义关系网。
  二、生活世界作为交往行为的背景假设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始终已(immerschon)运行于其中的境域。
  他说，“交往行为者不可能走出其生活世界境域。
  他们本身作为阐释者凭籍言语行为属于生活世界。”
  他接着说，“生活世界似乎是言语者和听者在其中相遇的先验场所;在其中，他们能够交互地提出要求，以致他们的表达与世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相协调;在其中，他们能够批判和证实这些有效性要求，排除他们的不一致并取得认同。”
  这就是说，行为参与者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作出他们对行为环境的阐释并继而建构其行为的知识。
  哈贝马斯以在工地上工作的泥瓦工人群体为例，分析了泥瓦工人如何在生活世界的背景下进行交往活动。
  在有很多泥瓦工共同参与的劳动过程中，当老泥瓦工派一个新近刚上工的、较为年轻的泥瓦工去找啤酒，并要他快去快回的时候，就已经是以如下的“环境”作为前提，即在场的所有听到老泥瓦工发出上述命令的各个泥瓦工同事们，即那位被指令的年轻泥瓦工及其周围的同事们，作为这次“交往行为”的参与者，都很清楚，上述指令所关联的“论题”是“早餐快到了”，而“供应饮料”则是与此论题有关的一个目的，为此，一位老同事派遣一位新来的青年同事去办事，因为老同事心目中很明白，这位年轻人由于其“新近工作”的特殊身份，难以拒绝服从命令。
  在这种交往行为中，工地上泥瓦工群体的上下级关系乃是一个人可以向其他人提出办某件事要求的“规范性前提条件”。
  活动“环境”之所以确定，在时间上是由于“休息”间隙的到来，在空间上则是啤酒零售店与工地之间的距离，使得来往路程不可能在“几分种内”走完，以致使那位发出命令的老泥瓦工的计划的实现，不得不诉诸于一辆汽车或其他的交通工具，那么，那位受令的工人就可能作出这样的回答:“我没有汽车”。
  由此看来，任何一个交往性的话题的背景都由对于“环境”的许多定义所构成所谓“环境”乃是受一个论题限制的生活世界的片断。
  而这些定义又由于实际的相互理解的需要，必须充分地相互交叠着，即充分地相互重合，达到一致性，如果不存在某种具有共同观点的共同体作为前提的话，那末，交往行为的各角色，在提供以相互理解为目的的某种战略性行为的一些必要手段的过程中，设法达成关于环境的共同一致的定义，或者去寻求直接地进行协商谈判，达到在一般情况下只能通过所谓“修补过程”才可以得到的事情。
  在上述例子中，那位发命令的老泥瓦工，当他听到他人的答复以后，可能会发现他自己必须纠正他的未言明的关于最近的咖啡店在星期一开门的假定。
  也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如果他听到那位被指令的工人回答说:“我今天一点也不口渴”。
  但是，这个工人面对着别人的惊愕的反应，他会理解到:工歇间伴随着喝啤酒吃点东西乃是一个成了规范的习惯，它并不以任何一个参与者的主观意愿和感情而改变。
  也还会出现如下情况，即那位新来的年轻工人不了解老工人向他发命令的规范方面的背景，因而他可能会冒失地打听下次该轮到谁去找啤酒的问题。
  还有可能，这位年轻工人由于来自其它地区，一点不了解当地的工作习惯，不知道在工作中间有吃“第二顿早餐”的习惯，因而他会提出一个超越出问题范围的提问:“我为什么现在必须停止工作”
  由此可以看出:在每一次交谈中，交往的某一方总要修正他起初提出的“环境”定义，以便同在这个互动网中的其他人所提出的环境定义相协调。
  哈贝马斯认为，从上述例子中不难看出，行为的“环境”构成为相互理解的现实需要和行为的可能性得以在其上发挥作用的基地范围。
  在交往的过程中，“行为的环境”总是成为各个参与者的生活世界的相交“焦点”。
  这个行为环境有它自身的活动平面，因为它总是同生活世界的完整复合体相关联，它本身可以在生活世界总体的广阔范围内，随环境因素的需要而从这一段游移到另一段。
  这些游动段落的内容及其游移走向，又决定于行为参与者所属的生活世界的总内容所能提供的可能性程度。
  在由各个参与者的生活世界所交叉的那个关于环境的共同界定部分中，最有丰富背景的参与者具有最大的灵活性，随时可以在交往的实际进行中，从他的生活世界的其它片段中“调动”一切可能的有关因素，来支持他的生活世界中与他者相交的那一片段的内容，从而发挥了该参与者在交往中的实际指导作用。
  三、生活世界作为相互理解的“信念储存库”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不只是作为交往行为的背景假设，而且还起着“信念储存库”(ReservoirvonUberzeugungen)的作用。
  所谓“信念储存库”就是指它为交往行为参与者提供创造性见解的泉源，以便满足在一定环境下由共同承认的“解释”所产生的相互理解的需要。
  换句话说，就是，它为交往行为参与者在交往中的互动，提供以语言结构建造出来的、可在交往共同体中进行交流的“信念”，即构成交往参与者的认识和行为所赖于其上的那股力量泉源，或某种可被称为“自信心”的内在精神根据。
  这种“信念储存库”越完满、越深刻，越为交往的行为主体提供坚定的自信心，从而可以显示出在交往过程中的特有的优先地位。
  哈贝马斯认为，行为者始终已运行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本质上是由知识构成的， 行为者在其上作出他们对行为环境的阐释和建构其行为。
  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作为“信念储存库”对交往行为的相互理解过程来说也是基本的、 构成性的。
  他说:“生活世界表现为自明性的或不可动摇的信念储存库，交往 参与者利用它为协调地阐释过程服务。”
  生活世界的信念知识在哈贝马斯看来，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它是隐含的，是前反思的非论题的知识。
  哈 贝马斯把“生活世界”中的那些储存性知识，说成为“内含的”或“含蓄的” 知识。
  这种知识，就我们未能依我们的意愿而对它有所认识，或对之有所质疑 的情况而言，是不受我们任意支配的，哈贝马斯甚至称之具有半先验性 (Halbtranszendenz)。
  换言之，内在于“生活世界”中的知识的有效影响并不依我们的意愿，并不依我们是否意识到它或是否对它有所怀疑而起作用。
  他说: “生活世界以自身的自明性的形态显现出来，致使交往着的行为者是如此信赖 地直觉地以这种形态进行活动，从未考虑到它们有成为问题的可能性。”
  既然生活世界的存在，在严格意义上，并不为交往行为的角色本身所意识到，因此，归根到底不能把它归结为“一种已经认识到的知识”。
  这种“隐含的知识” 的特点就在于:它是可以被怀疑和被论证的。
  其次，生活世界的信念知识是整体性的。
  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的知识并不能在有限数量的命题中显现出来，它是具有整体结构的知识，其各种构成因素是相互联系的。
  最后，生活世界的知识是一个直接的可靠性形式。
  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的知识有一个较大的稳定性、可靠性、不受经验的问题化的影响，它为行为者提供可靠的和安全的关系网络。
  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作为文化传统，在交往行为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交往行为的各个参与者，凭借着文化传统的传递背景，可以使他们在解释活动 中具备着能把客观的、社会的和主观的世界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解释的能力。
  正是由于生活世界的这个文化背景，使交往行为的各个角色，在交往活动中， 能在一定限度内超越其现有环境的限制，依据文化传统所提供的浓缩性精神财富，进行先验性和综合性活动，把上述三个世界联系在一起，产生比现有环境 所提供的有限条件更为广阔得多的自我创造的前景。
  生活世界为行为角色提供 的这种超越现有条件的创造潜力，为交往行为关系达到更高的相互理解水平和 更理想的协调一致提供更大的可能性。
  总之，哈贝马斯认为，我们对生活世界的知识具有矛盾的性质:一方面，它恰巧由于本身不构成认识的对象，而在行为主体那里起着主体意识不到的作用， 所以，生活世界的知识才以绝对确定性的感觉而在交往活动中发生中介作用; 另一方面，生活世界的知识，又恰巧由于人们值得给予信赖并成为人们处理事物的方式的依据，而不可分割地同人们预先反思地获知的认识相联系着。
  在社会生活中呈现的“价值”和“准则”里所隐含的社会交往互助网和社会化的个人所具有的个人本领，如同上述文化因素和传统因素一样，都在交往活动中， 以活动角色所意识不到的方式而发生作用。
  由此，作为交往行为之相互理解的信念储存库的“生活世界”，是不容质疑的。
  四、“生活世界”与“世界” 哈贝马斯在分析“生活世界”的概念时，从一开始就很重视交往行为的主体所 涉及的、同各个不同的“世界”关系。
  正如我们知道的，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行为有一个三重的世界关联网络，即交往行为反思地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 和主观世界相关联。
  在这里，哈贝马斯指出，不应将生活世界概念与交往行为之形式上的世界关系网络等量齐观，应将“生活世界”和“世界”区分开来。
  哈贝马斯认为，在他以前的行为论虽然都重视语言在协调机制中所起的作用， 重视语言是协调中达到“相互理解”所必经的“中介”，但是他们在理解交往 行为时，往往把交往行为理解偏了，即把交往行为本身理解成实现社会化过程 和杜撰规范性秩序的渠道。
  这种理论上的“偏离”，其原因恰巧在于:由米德 和舒兹所启示的社会行为理论仍然未能清晰地区分“生活世界”与“世界”。
  在哈贝马斯看来，必须把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
  这就是说，“世界”乃是行为角色从事活动时，能够 与他的行为目的和利益相关联的、起着限定其行为论题的作用的外在环境因素 的总和，可以成为有关各方的说明的认识的对象;而“生活世界”乃是为行为 角色的创造性活动提供相互理解的可能的建构性范围的因素的总和，它作为交往行为过程本身的产生来源，一直居于背后，作为背景性的因素，并只是作为 文化传统力量在解释过程中体现出来。
  因此，“生活世界”和交往行为的形式的世界关系网络的描述基本上是不同的事实情况。
  “生活世界”描述相互理解 之可能性的一般条件，它仿佛是“言语者和听者相遇的先验场所”;相反，形式的世界表达相互理解通过它是可能的坐标系。
  “生活世界”与“形式的世界” 的关系，用一句话说就是:“言语者和听者从共同的生活世界出发就客观的、 社会的和主观的世界中的某物达成相互理解”。
  为了形象地描述生活世界和世界的关系及其各自的功能，哈贝马斯画出下列图 在这个图表中，交往行为网中的角色1和角色2，依据他们各自相关的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在他们共有的生活世界的基础上，作为说话者和听 者的身份，凭借语言这个中介，进行相互间的理解和协调。
  图中的双线箭头表示着行为角色1 和行为角色2，通过言语行为而建立的、同各个世界的关系。
  五、“生活世界”概念的地位 “生活世界”概念并非首先由哈贝马斯提出。
  在哈贝马斯之前已有很多哲学家 对这一概念进行探讨，但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概念的剖析进一步深化了对这一概念的认识。
  从西方哲学史的角度看，“生活世界”概念的提出具有“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
  西方哲学史的发展，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近代的笛卡尔、 康德，共经历了两种思维范式转换，即从“本体论思维范式”到认识论(意识 哲学)思想范式的转换。
  哲学启蒙始于对思维和感觉领域中流行的传统看法的质疑。
  在古希腊，随着诡 辩学者的怀疑论的怀疑而开始启蒙的传统。
  人是否无限地将众多的前提带进认识过程
  客观知识是否 可能的问题，在古希腊罗马的晚期和中世纪初期分别被柏罗丁和奥古斯丁进一步研究。
  他们批判地研究人的思维和真实的存在，思考“第一本原”、“第一 原则”。
  而当人们从基础上怀疑认识真实的存在的可能成功的时候，本体论的哲学思维就变得不可能了。
  近代伊始，笛卡尔通过彻底地怀疑对客观性的朴素信仰，获得其哲学原则。
  笛卡尔后约150 年，康德从不同类型的判断出发，揭示了人的认识界限:这在康德那儿就是理性批判。
  他教导人们:我们只能认识我们放入世界中的东西;我们永远无从得知:我们由此给予世界的秩序是否也是世界本身 的秩序
  康德通过划定这样的界限，同时表明了经验对象之所以可能的条件:我们在其中思维的形式。
  由笛卡尔开创的上述认识的思维范式，经德国古典哲学的杰出代表康德和黑格尔的完善发展之后，到了胡塞尔那里受到了革命性挑战。
  胡塞尔在1936 年发表 的《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的现象学》一书中，理性批判地提出“生活世界” 的概念，真正继续了由康德所提出的“关于人类认识的可能性条件”的科学分析。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揭示了我们认识一般的可能性，但是他没有 剖析认识可能性的条件。
  胡塞尔从 人类思维的基础出发，探索人类概念思维与日常生活中的生活周边世界 (lebensUmwelt)。
  而在我们所有人存在于其中的生活世界中，胡塞尔找到了人类抽象思维的基础。
  在自然科学被视为唯一科学的现实中，胡塞尔借助现象学的手段澄清隐含的、不明确的知识领域，也就是被遗忘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感性 基础领域。
  就胡塞尔将自然性的生活实践和世界经验的在先背景作为被抑制的感性基础而言，“生活世界”就成为那个仅仅构建自然科学的对象领域的理想 化反面概念。
  胡塞尔提出作为原初功效的直接当前领域的生活世界，并籍此反驳测量、因果性假设的理想化、数学化以及在其中起作用的技术化倾向，胡塞尔从生活世界的角度批判了自我遗忘地使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理想化。
  他还将对生活世界的剖析与危机动机联系起来。
  一个从近代科学的成果中产生的危机 现象，恰是胡塞尔从客观化的世界和自我遗忘中引出来的。
  哈贝马斯实际上是在胡塞尔的基础上继续展开“生活世界”这个概念。
  早在 1968 年出版的《认识与人的旨趣》一书中，哈贝马斯就受胡塞尔的启发揭示了 认识与生活世界的关系。
  他说:“研究过程组织它的对象领域是如此地进行的， 以致不仅产生着行动着的人的生活过程，而且也产生着认识的和进行研究的人的生活过程，就象产生着旨趣一样。
  „„‘旨趣’一词，应该标示着‘生活联系’的统一性;它是被置于认识中的。”
  哈贝马斯进一步将这一研究引入交往行为理论，探讨了交往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与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概念有很大的差别。
  首先，哈贝马斯并没有追随胡塞尔去进行以意识分析为基础的研究。
  胡塞尔是以孤立的先验意识 为出发点的。
  在团体被接纳为新先验层次之前，这种孤立的先验意识，必须首先泄示出它的“诸他人”，泄示它与“诸他人”(共同组成的)团体。
  而哈贝 马斯却用言语行为的网络取代了胡塞尔的怀疑主义的幽灵。
  其次，胡塞尔从认识论出发，一直认为在生活世界中，对生活世界的感性表象总是优于实践中的关切。
  而哈贝马斯对此并不以为然。
  他认为，在生活世界中，人们与其他人相处，总是与理解和语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最后，胡塞尔总是力图解决，生活 世界的救治与科学的抽象真理关系这一问题。
  而哈贝马斯根本不关心这点。
  注释: 参见哈贝马斯:《关于交往行为理论的预备性研究和补充材料》，法兰克福/美因，1989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