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李海林语用学之于语文教育
  语用学之于语文教育
  这个历史发展的主推手毫无疑问是叶圣陶。
  一部《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主要是从正面阐述“学习国文就是学习本国的语言文字”;或从反面批判:“五四以来的国文科的教学，特别在中学里，专重精神或思想一面，忽视了技术的训练，使一般的学生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未免失掉了平衡”。
  叶圣陶的研究，是语言的觉醒，也是语文课程的觉醒。那么我们的语文教学，是要教这套知识给学生呢
  还是把语言的功能教给学生呢
  百年语文教学，主要是把语文课当作一门知识课来教，其主要的思路是:语言由哪些要素构成，它们各自有哪些特征，如何辨析它们。
  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和荒渗程度，在《北京文学》1997年发起的语文教育大讨论中，已经予以充分的揭示。
  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情况:
  我们可以将这种语文教学称之为“技术主义”或“工具主义”。
  照我看来，现代语文教育改革就是这样一个二难选择:沿着“语言要素教学”继续走下去，或者退回到“混合式教学”的老路上去，都是行不通的。
  我把现代语文教育的这个二难选择，称之为“现代语文教育的历史之谜与理论之谜”。
  二、“语言性行为的全部复杂现象”:语用学的精神实质
  语用学也叫语言实用学，是研究语言运用的学科。
  语用学这个名称，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查尔斯·莫里斯第一次提出来的。
  在《符号理论基础》这本书中，莫里斯把语用学作为与语形学、语义学并列的一门学科，认为语形学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与符号所指之间的关系，而语用学则研究符号与符号解释者之间的关系。
  而语用学也研究意义，但那是言语使用上的意义……因此，语用学研究的意义是话语行为的意义，是在语境中才能确定的意义。”
  根据浙江大学俞东明的研究，这些新增加的范畴是:语言活动类型研究;原型理论研究;语用模糊现象研究;语用策略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语用学研究沿着以下三个方面朝纵深展开:第一，从认知、心理实验及博弈论等视角出发，尝试为意义研究另辟蹊径;第二，突破英美语用研究传统，将语用学具体化为一种从认知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整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坚持认为语用学涉及的是语言性行为的全部复杂现象，反对将语用学与音位学、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神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语言学分支并列，从而形成与英美传统对垒的语用“综观论”;第三，在继承英美语用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将语用学研究从传统有关意义的研究扩展到对整个话语及言语交际过程的多视角研究，并着力尝试语用研究方法论的革新，不再将语用学局限于语言哲学的定式。
  三、审议与转换:语用学知识进入语文课程的必要条件
  在拙著《言语教学论》中，我曾将语用学列为语文教育原理学科，主要就是着眼于语用学的精神实质。
  在最近十多年里，从语用角度来展开的语文教学研究论文则有260多篇。
  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表来概括:
  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关于语用学的发展历史介绍中所呈现的，语用学是一种带有明显哲学意味的语言研究，虽然新近的语用学研究越来越重心下沉，越来越知识化，但整体上来看，语用学研究还处在一种思想研究层面、方法论研究层面。
  它主要是一种语言观的研究。
  当然，语用学的学科形态实际上尚未最后确定，这个学科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学科，今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根据已有的材料尚不能断定，但其知识化程度尚未形成体系，则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对语用学知识进入语文课程层面，整体上我持慎重态度。
  我在这里所称的“慎重态度”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语用学作为语文课程内容的知识来源，应该有一个审议的程序。
  其审议内容包括:语用学知识是哪一种类型的知识，在语文课程中它作为哪一种类型的知识引入;语用学知识的功能，在语文课程中处于何种位置，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语用学知识的选择，选择哪些语用学知识进入语文课程内容体系，不同层级的知识选人哪个学段的语文课程内容体系。
  第二，有一些比较成熟的语用学知识，目前可以考虑引入语文课程，但其知识形态需要转换。
  我举例说明之。
  语境知识。
  语用学非常重视语境问题的研究，甚至有人认为，语用学就是研究语境的学问。
  然而，语用学研究语境问题，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语境”“语境有什么功能”;在语文课程和语文教学中，我们需要的知识则是:“如何利用语境解决阅读或写作的问题”。
  由一种对待语言的态度转变成一种具体的使用语言以完成任务的知识，实在是非常难的。
  前提与蕴含的知识。
  后面这一点，在当前这种“语用热”背景下，显得格外重要，有待我们做更为科学、具体的研究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