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萨林斯从唯物主义与英国、法国结构主义的论争谈起，结合人类学对“原始社会”的民族志描述，肯定了文化在人类社会中毋庸置疑的重要性：“要想发现一个其自身就构成了文化秩序且无须经由知识活动进行转述的现实，实在是一桩徒劳之举。这是因为，在彼此对抗、改造自然或组织他们的共同生活的过程中，个体和社会群体动用了一整套概念，这些概念从来不是唯一可能的，并且，正是这些概念决定了他们行动的确切形式。”（同上：p21）人类活动必然具有特定的形式，这种特定的形式是被文化而不是被自然所规定的。只要是“现实存在”之物，就必定充满了文化的内涵。
  接着，萨林斯对人类学理论范式中实践理性和文化理性的历史脉络进行了一番梳理。在实践理论的倡导者那里，文化不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学科研究对象，只是标识其他现实的记号，文化逻辑消解在了其他逻辑之中。与之相对，文化理性所拥有的基本信念是：意义的创造是理解人与自然互动的关键。“我们要理解的是内容。这是我们的目的。”（同上：p97）文化本身，而不是其功用，在文化理性的倡导者那里才是真正需要讨论的主题。
  “实践”与“文化”的二元之争在人类学理论中从未停息过。针对这一问题，马克思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学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实践与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然而，通过层层解剖，萨林斯指出：虽然辩证唯物主义已经触到了象征和意义的边缘，但由于马克思把意义生成的过程认为是“无需激发的”，这就又否定了意义图式本身的动力，仅仅把它视为一种反映性力量。这样，当他转向到分析社会和历史本身时，意义就消解在了生产理性和工具效用性之中，而不是作为独立的解释主体存在。
  萨林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认识，它是市场经济下功利主义思考方式的产物。在全书的最后，通过对美国社会的食物禁忌和服饰系统的考察，萨林斯尖锐地指出：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与“原始社会”一样，也是通过意义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并不是“理性的”，它处处充斥着象征，充斥着由象征的意义差别带来的非理性选择。西方的“文明人”总是在嘲笑“原始人”的野蛮，但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也同样生活在这种“野蛮”之中。学术上的实践论只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系统的象征秩序化，进而以此来想象自身和世界的其他地方，获得神秘化的知识愉悦。
  全书最精彩的部分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萨林斯认为，与前人相比，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是机械的、简单的，它承认人的能动性，也承认自然中蕴含着人的影子。但是，虽然它提出了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历史性的中介因素，这一中介因素却不是文化，而是有效生产的理性的、物质的逻辑。文化是作为生产的结果而非生产的结构出现的，这又走到了文化论的对立面。萨林斯认为，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错漏之处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