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唐代刑事诉讼惯例研究
  《唐代刑事诉讼惯例研究》是陈玺创作的法学著作，首次出版于2017年3月。
  该书旨在查明唐代刑事诉讼惯例生成、发达与演化的历史脉络，通过发掘、集聚和转化优秀传统法律资源，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智力支持。该书核心命题“刑事诉讼惯例”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客观存在，却不见于律典明确规定，又为官方和民众普遍认同的各类习惯性规则。[1-2]
  内容简介
  该书以唐代刑事诉讼惯例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诉讼主体、告诉、审判、执行等领域的专题研究，基本查明了唐代刑事诉讼惯例生成、运行与发展的基本情况，勾勒出中国传统诉讼法律文明中制度、惯例、观念三位一体、协调互动的运作格局，展示了中国传统诉讼法制文化演进、发达的概观与规律。
  作品目录
  作品思想
  该书核心观点如下：第一，中国传统诉讼法律文明三代发轫，秦汉立基，经由历代损益厘定，洎乎隋唐，臻于完备。历代诉讼规则中，告诉、拘捕、审判、执行诸多规则的继受规律昭然若揭。同时，唐代诉讼规则亦有基于特定历史条件的趋时更新，如加役流、长流等规则的创制，即以唐代为肇端。此外，王朝更迭与规则演进的异步特征是诉讼法史研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特定时期国祚绵延竟法令迥异，王朝覆灭而典制犹存。有唐一代立法与司法相互为用，继受与创新协同并举，由此成就了唐代诉讼法制文明卓尔不群的风格，并由此确立了这一时期诉讼法制在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枢纽地位。
  第二，大量司法实践样本的客观存在与立法程序的渐趋规范，是诉讼规则创制的两项基本前提。司法实践始终是法律创制的基础，唐代司法审判既有对成文诉讼制度的严格遵循，亦有对不成文诉讼惯例的长期适用。经由反复法律实践求得规律性法则，进而完成法律创制。成文法典颁布后，司法审判则必以诏敕、律令规定为主要裁量尺度，然法律适用与规则创制进程并未至此终结。诉讼实践中出现的各类规则与实践的龃龉冲突现象，必须依赖设计新的规则予以解决，故出现因法律适用最终引发律令修订的情形。规则创制源自司法实践，经法司援引、适用，获得官方与民间认同与遵循，在以“永为常式”“以为永格”或则纂入律令典制等方式上升为“制度性规则”之前，即可称之为“惯例性规则”。此后，诉讼惯例的演进途径大致有二：或经立法机关吸纳或认可，最终上升为诉讼制度；或长期保持惯例样态，在特定领域长期运行并加以完善。
  第三，秦汉以后，伴随律令制体系逐步建立，以成文法典为主要法律表现形式的立法样态渐成主导，见诸律令之诉讼制度成为诉讼规则的主干。与诉讼制度相比，诉讼惯例的运行与变化更具动态特征，诉讼惯例则时常表现为非成文样式，在律令制体系构建过程中，不断对诉讼制度予以修补和完善，而创制先例以至形成惯例，莫不以诉讼制度为基本对照。纵观隋唐时期诉讼规则发展历程，可以认为诉讼制度与诉讼惯例之间呈现反比分布样态：凡某一领域诉讼制度相对完备者，诉讼惯例发挥的作用即相对受限；若某一领域诉讼制度尚不健全者，则该领域诉讼惯例往往大行其道。诉讼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亦始终无法脱离司法实践，从而无法与诉讼惯例相互割裂。在诸如杂治、长流等特定领域，统治者更将诉讼规则长期保持惯例状态，予以长期适用。诉讼制度与诉讼惯例相辅相成、相互影响，最终成就了固有诉讼文明薪火相承与革故鼎新并存的基本风格。
  作品影响
  获奖记录
  2019年，该书获陕西省第十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成果一等奖。
  出版信息
  作者简介
  陈玺，法学学士（西北政法大学，1999），法学硕士（西北政法大学，2005）、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2009），法学教授，兼任中国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陕西省法律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西安市法学会唐律研究会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法制史，研究方向为唐宋法制、金融法制、历史文献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