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黄亚生：中国创新应学美国、新加坡还是以色列？
  从投资密集型增长转变为科技创新型增长——这是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讨论中，海内外的一个共识。中国政府为此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制订《中国制造2025》计划。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过程中，美国一直要求中国停止对该计划所涉及的先进技术领域提供补贴，美国的贸易惩罚措施在相当程度上也是针对该计划的。例如，在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发布的征税产品建议清单中，在1300个税号产品中，中国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航天航空、机器人、医药、机械等行业产品榜上有名，而中国形成贸易顺差的普通工业品却不在征税名单中。可见美国的目标不完全是解决贸易逆差问题，而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所规划的高端制造的发展。
  本文将探讨两个问题：
  首先，从美国的历史看打压中国高端制造是否明智；
  其次，中国自身如何发展科技创新产业才能更加有效。
  历史上的“斯普特尼克”时刻
  美国向中国提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平等的产品和资本市场准入，我认为这些都是合理的诉求，但美国打压中国高端制造业是极其不明智的。科学和技术是没有国界的，在产权保护、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在科技方面的进步不光让科技提供方受益，也让科技需求方受益。美国在互联网、生命科学、新材料等领域的创新，受益方不止是美国，中国以至世界都是受益方。在市场经济和法治前提下，如果中国在信息和通信技术、航天航空、机器人、医药、机械等行业产生创新，取得突破，这将造福全人类。
  美国不应阻挡中国的科技发展，而应以“举国之力”支持自身的科技发展。《中国制造2025》应该成为美国21世纪的“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中美在科技领域展开符合法治和市场经济准则的竞争，将会加快科技发展和科技产业化的步伐。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应该欢迎这场竞争。
  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Sputnik，俄语含义为“伴侣”）。当时正值冷战对峙时期，斯普特尼克一号的成功发射在美国引起极大震动，并引发了一系列事件，史称“斯普特尼克危机”。
  1958年7月29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正式批准成立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并推动了载人航天计划“水星计划”。美国中学数学教育更是进行了名为“新数学”的大改革，以加强美国学生的科学和数学能力。在很多美国人看来，苏联之所以发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苏联拥有一批优秀的数学家。
  1959年，美国国会拨付了1.34亿美元给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比前一年增加了近一亿美元。到1968年，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预算已经快速上升到近五亿美元。
  斯普特尼克一号的发生成功震撼了美国，促进他们加大科学领域的投入，与前苏联进行太空竞赛，并加强自身科技实力。
  现在，前苏联早已不在，而美国因为“斯普尼特克危机”建立的NASA却是世界最强大的科研机构。上世纪60年代美对航空科学领域的投入，更带动了美国整体科学的发展，促进了美国微电子、集成电路、通讯行业的急速崛起和商业应用。可以肯定，1957年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奠定了美国今天科技和商业的领先地位。
  什么在摧毁美国的科技实力？
  今天美国的明智做法，应该是以《中国制造2025》和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为契机，大力扶持、推动美国自己的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和中国展开正面的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的竞争。但特朗普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非但没有大力扶持本国创新，却在削减国家对科技研究的投入，大力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煤炭产业，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再生能源创新设置重重壁垒。不仅如此，共和党通过的税法史无前例地还要对大学——特别是研究型的大学征税。
  根据美国科学促进会的数据统计，美国联邦政府对于非国防类研究发展（R&D）的经费投入在过去15年里一直保持在每年70亿美元左右的水平，没有明显增长。考虑到美国平均每年2%左右的通胀率，这一经费投入其实是每年在缩水的。而从占GDP的比重来看，美国联邦政府对于研究投入的缩水程度更是显露无疑。联邦政府对于研究发展经费的投入从1976年占GDP的1.2%一路跌到2018年的0.7%。
  我们可以做一个横向对比，欧洲高度工业化的国家诸如芬兰、瑞典和丹麦，每年政府对于研究发展的投入都维持在GDP的1%以上。美国的研发经费投入每年都在缩水，从长远来看，显然不足以帮助美国持续保持创新强国地位。
  不仅是研究发展领域，美国联邦政府对于教育经费的投入也越来越吝啬。2018年2月，特朗普发表了其对2019年美国预算的陈述，计划削减3.6亿的美国教育预算，相当于大约减少5.3%。
  在2017年12月通过的美国税改中，特朗普更是史无前例地决定，对美国私立大学所接受的捐款增税。法案中写明，如果接受捐款的私立大学拥有500名学生以上，且学生人均从捐款获益超过50万美元，那么美国联邦政府就将对捐款征收1.4%的税。受此影响的大学包括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这样的顶尖研究性学府。
  在此之前，因为大学是非盈利组织，美国从未对大学征过税。对于私立大学，私人捐赠是学校获得经费的最重要途径，对其征税，相当于削减了美国顶尖私立大学的财政预算，会影响到大学的日常教学和研究项目。
  美国政府非但不增加研究经费的实际投入，反而对顶尖研究型的私立大学征税，这将挫伤科研领域的积极性和实力。科技和教育具有极大的溢出效益，它们的发展是需要政府和社会大量支持的。
  200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的研究报告《站在风暴之上》指出，美国的繁荣，得益于美国联邦政府对高校、企业和国家实验室科学研究的大力支持。全球竞争的核心是创新能力。美国在二战后形成的国际霸主地位，离不开其对于科学研究的支持和其强大的创新能力。
  美国科技的领先归功于它的软实力，它可以从全世界吸引优秀的人才，包括在“二战”后吸纳了德国的优秀科学家。然而，如今特朗普政府却要限制研究人才进入美国。一边限制移民，一边削减对于研究和教育的投入。真正摧毁美国科技实力的不是《中国制造2025》，而是特朗普和共和党的政策。
  美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准入上对中国的诉求是可以理解的，是合情合理的，而且中国真正想成为一个创新国家首先要解决的正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市场竞争的问题。
  发明和创造是没有国籍的，保护了美国的发明者也就是保护了中国自己的发明者。谁都可以去发明，但垄断是不会促进发明产生的。
  美国正确的国策应该是和中国政府提出和讨论游戏规则的问题，而不应该去压制中国的创新。美国同时应该以《中国制造2025》为契机，加大国内科研投入和扶持力度，巩固美国的创新能力，和中国正面竞争。但是共和党领导的美国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没有将挑战变成机会，因此也就没有使美国拥有第二个“斯普特尼克时刻”。
  为什么学习新加坡？
  在谈完美国之后，我们再来介绍两个国家。在我看来，这两个国家的例子将帮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创新的下一步方向。
  这两个国家有很多相似之处：
  首先，人口都不多，一个国家的人口只有564万（包括外籍居民），另一个也只有899万。两个国家的主体民族人口都占全国人口的大约75%；
  其次，两个国家经济都十分发达，其中一个人均GDP达到64030美元，另一个也达到41400美元；
  还有，这两个国家的国家安全都曾长期受到外部威胁，都实行强制性征兵。其中一个国家曾经和它的邻居同属一个国家，但后来却被投票驱逐，当时的中央政府认为该地的主体民族会威胁其旁邻的政治影响力更大的主体民族的政治地位。另一个国家则处在被敌对国家包围的地理环境之中。
  各位读者也许已经猜出了这两个国家的名字。一个是新加坡，另一个是以色列。
  为什么要在一篇关于中国创新模式的文章中提到这两个国家？事实上，虽然中国坚持独特的发展模式，但一直推崇向新加坡学习。
  新加坡是个小国，但这从未成为中国官员将其视为榜样的顾虑。1978年访问新加坡期间，邓小平先生就呼吁中国学习新加坡的经验，他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又一次提到学习新加坡的“良好的社会纪律和秩序”。新加坡控制腐败的方式，往往被中国政府视为控制自身腐败问题的参照，与此同时，中国官员经常将新加坡政府运营的投资公司淡马锡（Temasek）作为管理国有资产的典范。
  据新加坡总统陈庆炎（Tony Tan Keng Yam）在一次两国会晤上的介绍，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15年，有超过5万名中国官员赴新加坡学习城市管理、社会治理和公共管理等。
  最著名的中国官员培训项目包括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提供的培训课程。
  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中心（NCPA）的公共管理和管理经济学两个中文硕士学位课程，因其招收的中国市长和潜在市长接班人众多，而被称为“市长班”。
  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中心主任刘宏曾表示，截至2017年底，大约1400名中国官员毕业于南洋理工大学的“市长班”。他说，该校还提供短期项目，培训了1.5万多名来自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官员，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
  新加坡是一个利用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来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保证廉洁政府的典范。它不推崇民主，而是相信官僚精英制度。它不认为政治竞争和公开披露是控制腐败和提供良好治理的关键。它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并辅以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机制，以吸引顶尖人才成为公务员，同时控制腐败。
  我不否认新加坡的成功，也不否认新加坡的模式。但是，是不是新加坡模式就是最佳的模式？或者是唯一的学习模式？这是值得商榷的。
  以色列的比较
  因此，我希望将以色列这个国家纳入比较。
  以色列是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国家，以色列模式是对一个很普遍看法的证伪，即应付险恶的生存环境必须集中权力。
  以色列通过自身的发展证明，民主能够在一些最具挑战性的地缘政治条件和最敌对的国际环境中生存，甚至繁荣。
  以色列的政治经常是混乱的、快速变化的和不可预测的。它没有新加坡的淡马锡，但也不需要这样的组织。它的民企发展的足够强大，完全独立。它的大学体系也享有独立和学术自由。
  我们在向与以色列人口相近的新加坡学习，因此，我们显然无法从逻辑上用以色列是个小国作为借口而拒绝学习。和政府官员对新加坡的青睐不同，对中国的创新创业界来说，以色列才是一个模范国家。尽管有超过5万的中国官员前往新加坡（2015年数据），但中国的技术人员和投资人则纷纷前往以色列。
  中国在以色列的投资额正在迅速增长。根据以色列IVC研究中心2018年1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过去两年，中国投资者在以色列的投资活动稳步增加，从平均每个季度15笔投资增加到大约20笔。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投资者参与了16宗以色列高科技交易，与过去3年的季度平均水平相符”。中国企业倾向于投资软件和生命科学等“主流”行业，倾向于投资更成熟、盈利能力更强的科技公司。2018年前三季度，中国投资者参与了以色列规模最大的高科技交易的35%，截至11月已投资3.25亿美元。而2017年为3.08亿美元，2016年为2.74亿美元。
  虽然新加坡仍然吸引着中国的国有大型企业和政府机构，但中国的科技公司，如阿里巴巴、百度、复星、联想和小米，已经或即将在以色列开设研发中心。过去5年里（截至2018年11月)，在以色列最活跃的中国投资者是维港投资（Horizon Ventures），共有32笔交易；紧随其后的是CE Ventures，有19笔交易；然后是GO Capital & EOC Assets (GEOC)，有18笔交易；阿里巴巴则有12笔交易。
  2018年中国成为以色列第二大投资来源，仅次于美国。在期待更多中国投资的同时，不少以色列企业尤其是科创企业，也盯上了中国的市场。
  新加坡与以色列的对比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控制、人为秩序与自下而上的活力、自发秩序和群体智慧之间的对比。
  新加坡的做法很可能适合中国发展以高速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增长模式，但以色列的模式更代表了中国创新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中国企业家的行为表明中国愿意接受以色列的技术和发明。
  将增长模式由投资驱动转变为由技术驱动，不是打开一个“魔法盒子”的技术开关，然后摇身一变就成了。中国要实现技术驱动型增长，必须在以下领域做出更多的切实努力：
  实行法治；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履行合同；
  尊重学术自由和独立；
  最重要的是，减少和限制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中的直接的干预。
  作者为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他对中美的政经观察等内容经常刊登在微信公众号“亚生看G2”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