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殷晓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审判机制研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审判机制，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法院义不容辞的职责使命。如何通过司法审判活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本文通过考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司法适用的现状，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审判活动的整体趋势；结合个案分析，系统论证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司法审判机制结合的正当性；由于司法适用具体规则的缺位，导致核心价值观司法融入过程存在诸多不规范性；通过对价值权衡、法律论证、法律解释、法律修辞等方面的阐释，为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审判活动提供方法遵循，并从意、尺、形三个角度提出完善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入法入规，为探讨司法领域的道德判断和价值取向问题提供了新的遵循。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审判机制，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与现代治理能力的应有之义，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工作的现实要求。
  一、现状考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审判机制的可视化分析
  笔者借助“中国裁判文书网”等数据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关键词，以2016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31日为裁判期间进行检索（最后检索日期为2021年8月19日），经筛选，得到有效裁判文书13259篇。
  （一）援引数量逐年增长
  根据年份检索，人民法院援引核心价值观的裁判文书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援引时间与援引数量正相关。其中，2016年为340篇，2017-2020年的同比增长率分别为43.24%、110.06%、60.80%、37.39%，2021年1-6月较2020年度增长232.04%。（见图1）
  图1 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趋势
  根据上述数据分析，自十八大以来，国家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高人民法院亦于2015年发布《关于在人民法院工作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若干意见》，故2016-2017年度援引频次出现显著增长。2018年，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写入《宪法修正案》，并受《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关于在司法解释中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规划（2018-2023）》等文件出台的影响，援引频次大幅度增加。2020年，增幅较往年有所放缓，一方面可能存在裁判文书更新未必及时的客观原因，另一方面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活动的规定较为宏观相关。2021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引导法官正确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仅2021年1-6月的援引数量就呈现井喷式增长。以上趋势，基本符合“政策冲击—司法反映”的特点，体现出司法实践对国家政策的反馈与回应。
  （二）援引类型集中于传统民事案由
  根据诉讼文书类型检索，人民法院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裁判文书中，民事案由高达94.98%，行政案由次之，占比3.42%，刑事、执行、国家赔偿案由分别占比0.97%、0.53%、0.1%。民事案由中，排名前五的是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占比64.43%，侵权责任纠纷占比9.93%，物权纠纷占比6.88%，人格权纠纷占比5.21%，婚姻家庭、继承纠纷占比5.15%。（见图2）
  图2 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案件类型
  上述数据，较为直观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各类型诉讼中适用比例不均衡，绝大部分集中于传统民事案件，且涉合同类纠纷居多。这一方面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活动的过程性、阶段性特征相关，另一方面或与不同法律调整对象的特性及行为评价体系相关。
  （三）援引法院层级下移
  根据审理法院层级及审判程序类型查询，基层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占比67.47%，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占比30.46%、1.99%、0.08%（见图3）。一审程序高达68.31%，二审程序占比27.99%，审判监督程序占比2.13%，另有国家赔偿与司法救助程序、执行程序及其他程序合计占比1.57%（见图4）。
  图3 各级法院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况
  图4 各程序类型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况
  数据显示，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裁判文书集中分布于一审案件，特别是基层法院受理的一审案件。此种分布态势在某种意义上表明，基层法院作为诉讼第一道关口，更具有通过裁判向当事人宣示核心价值观的客观条件及必要性；有相当一部分一审案件通过核心价值观予以论证分析和价值判断即能达到解决纠纷之目的，而对于争议较大、案情复杂的二审、再审案件，适用核心价值观作为裁判和说理依据并不能当然地将裁判逻辑解释清楚。
  （四）援引空间和援引内容分布差异大
  从援引主体的空间分布来看，总体呈现地域性集中的特征（港澳台地区除外），且与全国案件数量分布状态无关联。中部地区数量明显居多，安徽省、河南省、湖南省均位列前三；民族自治地区数量偏少，仅占总量的0.12%-1.64%（见图5）。上述数据，反映出各地法院对核心价值观司法适用的态度差异。
  图5 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空间分布情况
  从援引内容来看，指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层面的有2751份，指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层面的有4853份，指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个人层面的有4412份。三个层面存在复合适用，援引频次最多为诚信（见图6）。其余裁判文书，部分引用和睦、友好、善待、与人为善、互助、公平、正义、孝敬、关心爱护等近似概念，部分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笼统性论述。反映出人民法院对核心价值观司法适用的方式差异。
  图6 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指向
  二、逻辑理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审判机制的正当性证成
  （一）理论基础：规则与价值的双向塑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审判机制，不仅能弥合法律自身的不足，实现司法活动的实质正义，也能通过个案裁判宣扬社会共识，完善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外延。
  1.法律规则的局限性
  最低限度的法治意指规则之治。法律规则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其一，法律规则具有普遍性，一般只对社会关系作类的调整，由于对各种社会关系共性规定的缺漏和盲区，导致严格依据法律规则的法律适用不一定能完全实现个案正义。其二，法律规则具有确定性和可期待性，与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无法一一对应，一经制定即产生滞后性。其三，法律语言具有不可穷尽性，法律规则通过简明扼要的语言来描述和评价社会现象，不可能穷尽所有的行为与事件。法律规则的天然不足引发了规则与规则相冲突、规则与目的相悖反等问题，这些都无法通过规则内部调整得以避免，需依赖规则外部范导才能发挥正常的法律功能。
  以某公司诉某职工医疗保险管理局工伤保险待遇行政给付案为例，二审法院大胆运用立法精神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判断下位阶规范性文件是否违法的依据，既填补了法律规则的漏洞，也有利于推动公共政策的完善。
  2.价值判断的必然性
  虽然司法程序是中立的，但司法系统的运行以及司法裁判的结果必然具有一定的价值导向。无论如何强调司法审判的形式逻辑性，都无法彻底摆脱司法活动中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其一，法律规则体现制定者的主观意志，承载了法律条文所涵射的主义、立场，诸如“适当”“合理”等词汇本身即具有价值判断色彩。其二，法律适用过程是司法者将抽象法律条文转化为具体裁判结果的过程，需要对法律进行解释、对利益进行权衡、从事实到结论进行推理，与司法者的认识偏好、价值取舍等密不可分。
  正如张某亲属诉杨某等生命权纠纷案，法院对张某死亡这一事实进行了法律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并在个体生命权及社会法律秩序之间作出了价值选择。司法裁判的结果取向于法律，却往往超然于法律。
  （二）社会基础：司法功能与价值功能发挥向度的内在契合
  司法活动具有解决纠纷、保障人权、惩治犯罪、教育引导等基本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规范功能、定向功能及内在驱动功能，二者具有互洽性和内在契合性。
  1.多元价值观冲突的司法整合功能
  社会的稳定依赖于多元价值观的有效整合。尽管价值观没有一套绝对性的位阶评价体系，但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发展阶段，必然存在着相对稳定的价值共识，即核心价值观。司法的过程是平衡利益冲突、价值冲突并在此基础上定纷止争的过程，解决多元价值观的冲突，应以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作为判断依据。
  以刘某某等诉张某某等婚约财产纠纷案为例，当村规民约、民俗习惯等价值观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司法机关可以运用核心价值观矫正传统观念中落后甚至悖法的部分，以实现对多元价值观冲突的司法整合功能。
  2.主流价值取向的司法引导功能
  司法机关不仅是解决矛盾纠纷的中立者，也是社会大众启蒙的教谕者。现代法治社会中，司法的价值和追求不再局限于原初功能意义上的定纷止争或是非抉择，更着力于推进公共政策的有效产出、落实并嵌入社会规范，推进社会主流价值观。司法人员的目光应当往返于各案审理与社会价值导向之间。正如刘某某等诉孙某、某物业公司生命权纠纷案，法院认为孙某合理阻止侵害儿童权益的行为具有正当性，判决劝阻人不担责，明确传递了法律保护善人善举的信号，有效引导了未来行为的正当性并塑造了理想的社会秩序。
  （三）法律基础：价值转译司法的规范性依据
  世界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将各自核心价值观写入法律文本、转化为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行为准则之倾向。
  近年来，我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将核心价值文化的软性约束转为国家法律、社会制度的硬性要求。宪法、民法典、公务员法、英雄烈士保护法、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均有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定，司法机关可视案件情况将其作为裁判依据或者说理依据引用。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印发了诸多规范性、政策性文件，还发布了多批弘扬核心价值观的指导性案例及典型案例，将司法机关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路径和标准从宏观上予以规范化，并通过个案审判语境从微观上对法律解释、适用基准及裁判要点等方面提供司法适用的思维模式。
  三、困境反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审判机制的规范性探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司法审判活动相融合，既能彰显法律的刚性，又能传递司法的柔性。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内外部因素，在适用过程中存在失当之处。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与性质的差异化理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审判机制的前提在于对核心价值观内涵与性质的准确把握，然实践中却呈现理解的差异化。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部张力
  中共中央《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为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但三大层面的划分只是为了便于公众理解和把握，不能机械地认为具有价值位阶高低及价值适用层次的规范效力。在某公司诉某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行政协议案中，法院将个人层面的诚信价值观适用于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履职行为中。可见，三个层面不能绝对割裂，需结合具体案件事实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切实调和核心价值观的内部冲突问题。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外部角力
  在司法者眼中，用于裁判的依据不仅限于制定法供给的法律体系，以公共政策、道德伦理、习惯先例、法理学说、经验法则等表现特征的法外资源，也可作为审判参考依据。虽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伦理道德、善良风俗、乡规民约等具有同源性和交叉性，但相互之间不可替代，不能同一而论。然诸多裁判文书将核心价值观与道德、伦理等概念混同，导致公众难以区分。例如，孝敬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十二个词语及其近似概念并无直接关联，即便认定孝道属于或者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弥合形式上疏离的解释与论证，否则长此以往必将削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的独立性与完整性，演变为一种模糊的道德判断。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司法适用尺度混乱
  虽然司法机关有意识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支撑法律后果评价、丰富法律论证结构，但由于缺乏系统可操作的适用规则，导致存在诸多不规范问题。
  1.案件适用范围不明确
  《意见》对强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裁判文书类型作出了规定，主要涉及社会广泛关注、可能引发社会道德评价、诉讼各方存在较大争议且可能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需要引领社会风尚和树立价值导向的案件。
  从《意见》的精神要求上看，法官需审慎选择采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案件，兼具法理与情理的平衡。但上述规定仍属概括性规定，基于司法者主观认知与理解的不同会产生结果的差异。通过本文第一部分的数据分析可知，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案件类型集中于传统民事案件，适用范围较窄，主要类型单一，且适用意愿较强的是基层法院一审案件，即法律关系不那么复杂但与道德、伦理等密切相关的领域，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司法适用的实然状况与《意见》所设定的类型存在差距。
  2.裁判位阶次序不统一
  裁判正义包含两个方面：说理过程的合理性、裁判结果的公平性。司法裁判必须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地位与位阶，不能违背基本逻辑。
  《意见》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仅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检验自由裁量权是否合理行使的重要标准，并确定了规范性法律文件、习惯、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立法精神、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适用次序。但基于司法主体的不确定性，仍存在核心价值观代替或者优于法律进行司法审判的情况。以卢某等诉李某等赡养纠纷案为例，法院直接以核心价值观作为裁判依据，忽视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与老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的规定，造成了规则逃逸。
  3.说理论证模式不清晰
  目前，裁判文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援引存在内容不精确、效果泛政治宣传化的情形，主要表现为：其一，当核心价值观作为裁判依据直接适用时，没有充分论述其理由及推理演绎的过程，影响了裁判的合理性和说服力；其二，当核心价值观作为说理依据适用时，忽略了对案件所涉具体价值观内容的解读，仅从宏观和抽象意义上作出评价，流于形式；其三，由于类案在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法律关系构成要件、法律适用等多方面存在相似性，基于效率考量，适用核心价值观的裁判文书普遍具有模板化特征。
  四、价值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审判机制的方法论分析
  司法审判活动中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然涉及方法论问题，通过价值衡量、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法律修辞等方法可以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理运用。
  （一）司法活动中的价值判断
  司法活动中的价值判断是指司法主体（主要是裁判者）对一定课题（事实或者规范）进行有无价值及价值高低排序并对其进行取舍的活动。
  事实认定中的价值判断，是对证据事实的法律赋权。客观事实需要转化为证据事实并经过司法程序赋予法律意义才能成为法律事实。在“客观事实—证据事实—法律事实”的转化过程中，除了遵循具体的程序规则之外，往往渗透了司法者的主观意志。
  法律适用中的价值判断，是对法律规则的价值衡量，分为规则寻找、规则涵射两个部分。规则涵射即对规则适用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分析，包括逻辑推理和价值衡量两个部分。鉴于制定法永远不可能是价值周延和价值无缺的，故司法者仍需要在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之下进行价值弥合。
  （二）自由心证中的价值权衡
  虽然法律论证可以为裁判结果提供技术性支持，但不可能解决价值冲突的两难困境。罗伯特·阿列克西的权衡理论为竞争性的利益和价值比较提供了一个相对中立的方法，其核心是合比例性要求。分为三个步骤：一是确立某种价值观被满足的重要性程度；二是判断与该价值观相冲突的价值观在具体个案中受损害的程度；三是程度组合，“重重、中中、轻轻”代表承载的价值势均力敌，“重中、重轻、中轻”代表合比例性，“中重、轻重、轻中”意味着不合比例。虽然裁判结果并非完全可预测，但能获得一种位于确定性和任意性之间的客观性。
  以葛某等诉洪某名誉权纠纷案为例，因在学术自由价值观重要性的满足程度为轻，对以民族情感维护为表现的爱国价值观侵害程度为重，“轻重”组合不满足合比例性原则，故法院对学术自由的抗辩理由未予采纳。
  （三）规则释明中的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能够有效实现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的联系，也能够缓解法律逻辑与法律语言之间的矛盾，但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在主体、程序、内容上保持合法性；合乎社会普遍承认和接受的价值观、公序良俗、自然规律、科学原理、公理、社会常识以及公共政策等；遵循整体性，将解释的对象置于整个法律体系、法律制度内；具备有效性，即通过解释获得正确的法律认识和决定。
  要实现法律解释的有效性，需理性构建法律解释的方法论途径。《意见》归纳了四种法律解释方法，即：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为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提供了基本遵循。除此之外，还有逻辑解释、论理解释、当然解释、反对解释、补正解释、比较解释、社会学解释等方法。只要有助于法官准确解读核心价值观和法律规范的精神内涵，获得正当理想的司法裁判，都可以运用。以蒋某等诉苏某生命权纠纷案为例，法院运用目的解释方法解读民法基本价值立场，破解了法律规定与民众朴素正义观、价值观的冲突。
  （四）逻辑推理中的法律论证
  司法裁判必须遵循一般的规律和经验，充分发挥法律论证的作用，这是解决核心价值观司法适用随意性的重要方法。
  麦考密克关于内部证成和外部证成的一般原理（见图7），为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内部证成即证立行为结果符合一般的普遍性义务原则，保证法律决定的整个推理过程真实有效，但无法保证推理前提的真实性；外部证成即证立内部证成所使用的各个前提，其论证的层次应当按照法律规则—法律原则—核心价值观的模式，结合三段论的推理形式展开。以姜某某寻衅滋事案为例，二审法院首先指出姜某某在主客观上均触犯了刑法规定的寻衅滋事罪，从犯罪构成要件符合性角度进行内部证成，其次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释法说理，通过外部证成进一步强化了裁判的正当性。
  图7 内部证成和外部证成
  （五）裁判语言中的法律修辞
  法律修辞学作为一种非形式逻辑的法律方法论，其正确运用有助于法官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上作出形式合法与实质合理的司法判决结果，也可以促进公众对判决结果的理解、认同和接受。
  恰当地运用法律修辞技巧应当包括：其一，正确裁剪事实，司法者应客观中立地将案件自然事实通过严格论证裁剪出证据事实，将证据事实与实体法的构成要件对比得出法律事实。其二，正确运用情感唤起，情感可来源于社会公德、习惯、风俗、文化等价值观念，司法者需注重情理阐述与法理论证相结合。其三，正确运用模糊语，把握“等”“酌情”“相应”此类法律模糊语的适用必要性，关注运用的有效性。其四，正确运用互文，即引用国家法律赋予权威性的部分，使受众基于国家法律权威而认同，主要体现为法律法规的引用。其五，防止修辞学滥用，法理是衡量修辞学运用是否合理的依据和准绳，司法者需在现行有效法律规则的基础上进行适用。
  五、路径指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审判机制的优化对策
  尽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审判活动的过程存在许多观念性及技术性问题有待解决，但在实证考察的基础上仍可总结出针对性的解决思路。
  （一）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有之“意”
  1.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司法适用的意愿
  数据显示，当下司法系统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愿和动力整体上较为充足，但各地区、各层级人民法院的司法适用意愿差异较大，需进一步强化。其一，思想上提高司法人员对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性，突破司法资源和司法供给能力的有限性，让裁判者有充足的精力和时间对核心价值观予以解释、适用。第二，制度上为司法人员创设良好的氛围和条件，可建立写作培训、文书评比、案例编纂、集中学习等机制，对于取得良好社会效果的体现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文书予以适当表彰与奖励。
  2.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外延
  准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应认识到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次之间密不可分，但不存在将某一种价值观只适用于某一个层次的法理和现实基础；对核心价值观内涵的诠释也不能仅限于十二个词语，诸如公平、正义、公序良俗等虽然与十二词的文字表述不一，但内涵本质相同，应属于核心价值观具体内容的表现，关键是要将核心价值观的具体概念放入《意见》规定的原则中去理解。
  核心价值观的外延应当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不断丰富和补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观来源，不能局限于伦理道德，还应当包括善良风俗、公共政策、社会秩序、公共利益等价值观念。不断通过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等方式将核心价值观进行司法转译，不仅是不争的事实，且应当成为一种趋势。
  （二）统一司法适用之“尺”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审判机制，最核心的是解决核心价值观与法律规范的转化冲突，统一司法适用的尺度。
  1.厘定案件类型
  司法活动的过程体现着每一位司法者的政治站位、法律功底和司法良知，不仅只有热点、难点、涉新、涉广案件才可以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应将核心价值观落实到每一个案件的司法审判活动过程中，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但需避免一种倾向，即防止泛化和滥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鉴于核心价值观在司法活动中主要发挥价值指引、规则补充及回应社会之作用，故对于涉及价值冲突、法律规则空白及社会关注的案件，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具备充分的空间。
  2.明确基本定位
  核心价值观在司法裁判中更多起到的是补充说明作用，应秉持“有法律依法律，无法律依习惯，无习惯依法理、依核心价值观”的司法审判原则。其一，对于存在明确可适用的规则时，核心价值观不能成为直接适用的裁判依据。其二，对于尚未被引入制定法体系的核心价值观，虽然不能成为司法裁判依据，但却是良好的说理资源，适用过程中应对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进行指明、解释和必要的论证。其三，对于不存在明确可适用的规则而需要适用核心价值观时，司法者应承担详尽说理的裁判义务。
  3.规范程序机制
  核心价值观司法适用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既是法律逐步实现的过程，也是一种价值补充的过程。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应建立相应的配套机制强化可操作性，如：利益衡量机制、正向激励机制、反向监督机制、敏感案件提示机制、典型案例宣讲机制等，从审查、驱动、保障各方面构建具有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核心价值观司法适用机制，满足良法善治的现代质量型司法要求。
  （三）拓宽司法宣示路径之“形”
  司法裁判是现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审判机制最直观的体现和最主要的形式。但司法审判活动不仅限于裁判文书这一终端产物，对于核心价值观的司法宣示应存在多元化形式。
  1.司法调解
  司法调解追求利益的动态平衡，以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从实质上化解矛盾。通过司法调解宣示核心价值观，一种途径是在调解文书中直接对核心价值观进行解释性宣示，另一种途径是在调解过程中使用核心价值观向当事人进行价值说服和情理说服，使当事人对自身行为作出是否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评价，从而主动寻求和接受司法调解形成的可行方案。后者为更高层次的融入形式。
  2.司法建议
  司法建议是司法机关借助自身权威和公信力，以审慎而严正的角色定位参与社会运行，从而稳固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违背核心价值观但不宜在裁判文书中处理的情形，通过司法建议予以纠正引导也是一种很好的宣示途径。以李某某诉某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为例，法院发现保险公司的投保单中写有“全能的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故对其发出司法建议。诚然，司法建议的适用不可随意，应着力关注建议的实效性及内容的合法性
  3.司法救助
  司法救助行为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司法宣示，对确有生活困难的当事人实行诉讼费缓、减、免，为当事人提供诉讼指导、法律咨询等无偿司法服务，向社会表达司法机关践行核心价值观的积极立场。实践中也涌现出一大批案例，如：张越申请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案；谢兰松申请民事抚养纠纷司法救助案；李洪清、陆成凤申请行政诉讼司法救助案等。
  诚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司法宣示行为未列举穷尽，重点在于通过司法活动探寻核心价值观融入方式的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