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陕西高院案例：争议房屋享有的物权已经不复存在后，新建房屋的补偿，与争议房屋无关
  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是指，原告主张其自身的合法权益（既包括现实的权益，也包括可能的权益）可能受到被诉行政行为的影响。如果可能受到影响，则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具有原告资格。否则，无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资格。按照我国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及政策规定，集体宅基地权利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享有，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享有。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继承其依法取得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并享有物权，必然享有使用该房屋所在土地的权利。但是，在该房屋灭失之时起，该房屋涉及的集体土地应当由原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其不再享有该集体土地的合法使用权等权益。即，非集体组织成员对原房屋及相应的土地享有的权益随着该房屋的存在而存在，随着该房屋的不存在而丧失。本案原告以其对原房屋享有合法权益为由，认为第三人在包括该房屋在内的土地上建造新房屋侵犯其合法权益，起诉要求撤销行政机关与第三人就建新房屋达成的补偿协议的，一般情况下原告非利害关系人，不具有原告资格。原告对该原房屋所使用的土地享有合法权益的除外。上诉人（一审原告）：杨**，男，汉族。上诉人（一审原告）：杨*丽，女，汉族，系杨**之妹。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商洛市**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陕西省商洛市**区南街14号。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杨*云，女，汉族。上诉人杨**、杨*丽因诉被上诉人商洛市**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被上诉人杨*云撤销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一案，不服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10行初1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经审理查明：杨**、杨*丽父亲杨*敏与杨*云之父杨*秀系同胞兄弟，其兄弟二人在商洛市**区西街土巷子2号（以下简称2号院）有祖遗房产一处。杨*敏与妻子侯*琴共生育七个子女，杨*秀与妻子王*秀共生育两个子女，即儿子杨*昌，女儿杨*云。1950年杨*秀去世。1951年1月，杨*敏全家迁居西安市。1961年12月18日，杨*敏与杨*云之兄杨*昌经中人分家析产，杨*敏分得2号院内街房东边2间，东厦房3间，上房东边1.5间；杨*昌分得2号院内街房西边2间，西厦房3间，上房西边1.5间。析产后，杨*敏将其分得的街房和厦房出租，上房由杨*昌和其母亲王*秀及杨*云暂时居住。杨*昌将分得的街房和厦房亦出租，此后又将西边1间上房暂时出租。1965年国家实行私房改造政策中，将杨*敏和杨*昌分得的街房、厦房及上房西边1间纳入杨*云之母王*秀名下进行了私房改造，同时将剩余二间上房留给王*秀作自住房。1989年政府在落实私房改造政策中，将被改造的上房1间退还给王*秀。1989年4月3日，原商州市人民政府向杨**、杨*丽之父杨*敏颁发了（1989）商房权字第1663号《房产所有权证》，将2号院内上房东边1.5间确认给杨*敏所有。1996年9月9日，原商州市人民政府给杨*云之母王*秀颁发了商州市（96）商房权字4219号《房产所有权证》，将2号院内上房3间、西厦房1间确认给王*秀所有。2001年9月，杨*敏因病去世。2003年1月6日，王*秀将其所有的房产即上房3间、西厦房1间赠与女儿杨*云所有。杨*云于同年4月21日到房产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区政府于2003年5月22日向杨*云颁发了（2003）商房权证**区字第5446号《房产所有权证》。2004年3月，杨*云经批准拆除了2号院内房屋，建起3间6层楼房，后经申请，**区人民政府于同年10月28日向杨*云颁发了商房权证**区字第7890号《房产所有权证》。同年10月，杨**、杨*丽母亲侯*琴得知杨*云拆除了2号院内房屋修建楼房的事实后，认为杨*云拆除的房屋中有1.5间上房属其所有，杨*云新建楼房侵占了其1.5间房屋宅基地使用权，为此双方发生争议，侯*琴于2004年11月4日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杨*云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恢复房屋原状。**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中查明侯*琴、杨*云对争议的1.5间房屋均持有房屋产权机关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该房屋权属还有待于房屋产权登记机关予以确认，因此，裁定该案中止诉讼。2005年8月18日，侯*琴以**区政府为王*秀、杨*云分别颁发的4219号和5446号房产证的行政行为侵犯其房屋所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区政府为王*秀、杨*云颁发的4219号和5446号房产证的行政行为存在确权重叠问题，本应予以撤销，但杨*云在申请转移登记和翻建房屋后变更登记时，两证已先后被房管部门收回注销，遂于同年10月25日作出（2005）商区法行初字第12号行政判决，确认**区政府为王*秀、杨*云颁发的4219号和5446号房产证的行政行为违法。2005年8月30日，杨*云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区政府为侯*琴丈夫杨*敏颁发的1663号《房屋所有权证》，**区人民法院于2005年10月25日作出（2005）商区法行初字第1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商洛市**区人民政府1989年4月3日向杨*敏颁发的（1989）商房权字第1663号《房屋所有权证》，侯*琴对该行政判决书不服，向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6年3月9日，该院作出（2006）商中行终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5年11月11日，侯*琴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商洛市**区人民政府给杨*云颁发的商房权证**区字第7890号《房产所有权证》，**区人民法院于2005年12月16日作出（2005）商区法行初字第18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侯*琴的诉讼请求，侯*琴对该行政判决书不服，提起上诉。2006年3月9日，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商中行终字第8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0年1月23日，**区人民法院对侯*琴2004年11月4日向其提起的民事诉讼作出（2004）商区法民一初字第0068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侯*琴的诉讼请求。侯*琴不服，提起上诉，2010年10月18日，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商中民一终字第138号民事判决，驳回侯*琴的上诉，维持原判。终审判决作出后，侯*琴先后两次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再审申请均被驳回。2013年，侯*琴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最高人民法院发函指示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复查。2013年11月14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立案审查作出（2013）陕行监字第00037号行政裁定，撤销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陕行监字第51号、（2011）陕行监字第00057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指令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2014年3月20日，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再审作出（2014）商中行再终字第00001号行政裁定，撤销（2006）商中行终字第8号行政判决和（2005）商区法行初字第18号行政判决，发回**区人民法院重审。**区人民法院经重审作出（2014）商州行重字第00001号行政判决，撤销**区政府为杨*云颁发的（2004）商房权证**区字第007890号房屋所有权证。**区政府及杨*云均提出上诉，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商中行终字第00010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至此，该民事诉讼争议的房屋上已不存在任何有效的权利凭证。侯*琴依据上述行政判决，针对民事部分再次向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5年6月11日，该院作出（2015）商中民申字第00002号民事裁定，裁定该案再审。2015年11月11日，该院作出（2015）商中民再终字第0000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0）商中民一终字第138号民事判决及（2004）商区法民一初字第00687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区人民法院重审。根据杨*云提供的1995年7月25日政府落实房屋合同，原1.5间土木结构上房面积为25.44平方米。**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中，侯*琴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按照2012年4月29日杨*云与**区政府签订的拆迁协议对半分割拆迁补偿款956490.54元及拆迁补偿房屋三套。2012年4月29日，杨*云就其所建的3间6层楼房建筑面积为696平方米（其中一层、二层各为127.32平方米，三层以上为441.36平方米）与**区西街片区旧城改建房屋征收办公室签订了房屋征收实物安置与货币补偿协议，给杨*云安置房屋3套（面积分别为120㎡、100㎡、99㎡），各项补偿费用共计956490.54元，其中过渡费50㎡以下补偿金额12000元；50㎡以上部分为204.64㎡补偿金额为36835.20元；一次性搬迁费（货币安置）441.36㎡，补偿金额4413.60元；一次性搬迁费（实物安置）254.64㎡，补偿金额为5092.80元；私人住房货币补偿费441.36㎡，补偿金额798107.42元；附属物补偿费74577.52元；奖励费按254.64㎡计算为25464元。因杨*云安置房屋3套总面积319㎡，其共计补差价139920.80元，杨*云实际领取拆迁补偿款816569.74元。其中就近上靠户型面积补差9.896㎡，按2300元每平方米计算，补差金额为22760.80元；第一奖励期奖励10%面积25.464㎡，不补差价；上靠户型后需增加面积补差，面积不超过原面积的10%部分为29㎡，按每平方米4040元计算，补差金额117160元。该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已经履行。2016年9月9日，**区人民法院针对上述民事案件做出（2016）陕1002民初21号民事判决，判决由杨*云给付侯*琴1.5间房屋的拆迁补偿费102777.60元，限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付清；驳回侯*琴的其他诉讼请求。杨*云、侯*琴均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6年11月25日，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陕10民终49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11月，侯*琴去世。2018年2月9日，侯*琴的子女即杨**、杨*丽向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区政府与杨*云签订的0449号《市区西街片区旧城改建房屋征收实物安置与货币补偿协议书》。一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以及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应系涉案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即原告应与被诉行政行为应存在利害关系，且存在通过诉讼所保护的具体利益。该利害关系及诉的利益应当是行政机关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原告就已经享有的实际利益，而不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后原告所取得的利益。本案杨**、杨*丽所诉的0449号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系2012年4月29日**区政府与杨*云所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该协议签订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杨**、杨*丽系合法的房屋产权人，其与涉诉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存在通过诉讼予以保护的利益。2016年杨**、杨*丽与杨*云关于三间六层楼房的民事纠纷的民事判决,并不能成为杨**、杨*丽主张撤销2012年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依据，因杨**、杨*丽与2012年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对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杨**、杨*丽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杨**、杨*丽。杨**、杨*丽上诉称：1961年分家时,其父亲分得2号院内街房东边2间、东厦房3间、上房东边1.5间共计6.5间房屋，这些事实没有争议，**区人民法院（2014）商州行重字第00001号行政判决、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商中行终字第00010号行政判决、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8514号裁定等文书均能够证明。签订案涉协议时其父已经去世，该房屋为其母亲及所有子女所有，因该房屋权属争议正在诉讼，在该房屋权属未确认情况下，**区政府未与该房屋所有权人签订补偿协议，却错误和与该房产毫无关系的杨*云签订协议。根据上述相关行政判决，案涉协议依据的杨*云的所有房屋所有权证已被撤销，说明案涉协议无效，一审裁定认定事实完全错误。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及案涉协议。**区政府答辩称：（一）杨**、杨*丽不具有本案原告资格。区政府与杨*云签订案涉协议时，原房屋已被拆除，杨*云对涉案房屋享有合法权利，与杨**、杨*丽没有利害关系。（二）签订案涉协议行为合法有效。该协议是在区政府征收过程中形成的，是依照征收的有关规定进行的，符合法律法规规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杨*云答辩称：（一）杨**、杨*丽不具有本案原告资格。争议房屋原系其父亲所有，1961年的分单已经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1985年判决无效，无任何事实根据证明争议房屋与杨**、杨*丽有法律上的关系。（二）杨**、杨*丽诉求属于私房改造问题，不符合人民法院主管的范围。（三）案涉协议签订时其房屋所有权证合法有效，人民法院2016年最终判决确认杨**、杨*丽之母享有权利的1.5间房屋已于2004年倒塌，杨*云处理后当时已经重新建房，即使杨**、杨*丽享有权利，双方之间也是民事纠纷，与案涉协议无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经审理查明：案涉协议签订于2012年4月29日。1984年起，因本案2号院的房屋权属争议，杨**、杨*丽之母侯*琴与杨*云之母及杨*云围绕本案的1961年分单、双方的房屋所有权证等诉讼不断。2014年8月4日，**区人民法院经重审，判决撤销2004年10月28日**区政府为杨*云颁发的7890号房屋所有权证，该判决后被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至此，2号院涉及房屋的全部房屋所有权证被确认违法，或者被撤销。2016年11月25日，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陕10民终499号民事判决，判决由杨*云给付侯*琴1.5间房屋的拆迁补偿费102777.60元。双方不服，向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杨**称其申请已被驳回，杨*云称其申请再审案件正在审理之中。杨**、杨*丽称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确定由政府处理双方房屋权属纠纷，该裁定是指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8514号行政裁定。该裁定认为：杨**、杨*丽在该案中起诉的行政行为是私房改造行为，一、二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凡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有关起诉条件的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因行政指令而调整划拨、机构撤并分合等引起的房地产纠纷，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当事人为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可告知其找有关部门申请解决”的规定，认定杨**、杨*丽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并据此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遂裁定驳回了杨**、杨*丽的再审申请。该裁定并未确定由**区政府落实双方房屋权属争议。二审中，杨**、杨*丽认为其6.5间房屋于2004年4月份被杨*云拆除。案涉2号院属于**区西街片区征收拆迁范围，全部拆迁征收工作于2013年9月完成。2018年2月底，93%户已完成回迁安置。杨**称其兄弟姐妹及母亲户口于1950-1951年迁往西安，其父亲户口于1956年迁往西安。杨*云认为有证据证明，杨**之母及其父户口分别于1949年7月1日、1956年1月1日迁往西安，杨**兄弟姐妹出生于西安，不存在户口迁移问题。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及附卷材料证明，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是杨**、杨*丽与案涉协议行为有无利害关系即是否具有原告资格及被诉协议行为是否合法问题。关于原告资格，即杨**、杨*丽与案涉协议行为有无利害关系问题。《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是被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该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死亡的，其近亲属为原告。本案中，案涉协议相对人并非杨**、杨*丽，也非二人的被继承人。因此，确定杨**、杨*丽是否符合原告条件，就是要确定其与案涉协议有无利害关系。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是指，原告主张的合法权益是法律保护的自身权益，该权益（既包括现实的权益，也包括可能的权益）已经或者可能受到被诉行政行为的影响，则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符合原告条件。否则，无利害关系，不符合原告条件。即，一般判断是否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可以从原告主张的权益是否是法律保护的自身权益、行政行为是否已经或者可能对该合法权益产生影响两个方面分析。本案中，原告主张其因对争议房屋享有合法权益，行政机关签订案涉协议行为损害其应当享有的权益，因而其与案涉协议行为有利害关系。原告主张的财产权益是法律所保护的个人权益，因此，案涉协议行为是否已经或者可能对其所主张的权益造成影响，是本案审查的关键。分析本案，案涉协议行为并未对其合法权益造成影响，案涉协议行为与其无利害关系，杨**、杨*丽不符合本案原告条件。主要理由是：一、杨**、杨*丽对争议房屋享有的物权因房屋的灭失而丧失，其有可能取得债权。物权的灭失有绝对灭失与相对灭失两种，前者是指物的物理形态的灭失，后者是由于买卖、赠与等法律上的原因而丧失。由于物的灭失导致原有物权丧失，或者使物权变成债权。本案中，杨**、杨*丽主张享有合法权益的房屋于2004年已经不存在，其原有的物权或者变成债权，或者完全丧失，即，其对争议房屋享有的物权已经不复存在。如果争议房屋是因他人侵权导致灭失，则杨**、杨*丽与侵权人之间产生民事侵权法律关系，其可以依法向侵权人主张侵权赔偿，但与案涉协议行为无关。二、案涉补偿协议补偿涉及的房屋非争议房屋。因争议房屋已经灭失，案涉协议行为涉及的是对新建房屋的补偿，与争议房屋无关。在争议房屋灭失情况下，行政机关也不可能考虑灭失房屋的权利人问题，审判机关也不能要求行政机关承担其不能承受之重。三、杨**、杨*丽对争议房屋涉及的土地是否享有相应的权益问题。2号院涉及的土地在征收以前为集体土地，按照我国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及政策规定，集体宅基地权利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享有，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享有。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继承其依法取得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并享有物权，必然享有使用该房屋所在土地的权利。但是，在该房屋灭失之时起，该房屋涉及的集体土地应当由原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其不再享有该集体土地的合法使用权等权益。即，非集体组织成员对原房屋及相应的土地享有的权益随着该房屋的存在而存在，随着该房屋的不存在而丧失。本案中，即使以杨**所称，其全家户口已于1961年前迁出，其全家已非该房屋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随着原房屋灭失，其对包括该房屋的物权及使用相应的土地的权益同时丧失。关于案涉协议的合法性问题，即案涉协议是否应当被撤销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因此，对行政行为合法性问题不必审查，故本院对案涉协议是否合法、应否撤销，本院不予审理。同时，一审裁定认为行政法上所保护的是实际权利，该观点不尽全面，还应当包括可能的权利和利益。但一审裁定结果正确。综上，杨**、杨*丽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裁定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来源：北京京尹律师征拆团队更多法律咨询，请在微信公众号留言，或者扫描二维码关注律师拨打热线电话。【版权声明】：本文经由智飞微管家编辑上传，图文转载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参考之用，禁止用于商业用途，如有异议，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