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法律论文特殊儿童权利保护的比较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儿童保护理论是在人权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权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特殊儿童作为社会成员中的弱势群体，其基本权利应当受到社会成员和国家法律、法规的特别保护。
  即特殊儿童一方面应当作为人权的主体被尊重，同时鉴于特殊儿童在身心发展方面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所以更应该给予特殊保护。
  1951年，政务院通过《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1957年，教育部下发《教育部关于办好盲童学校、聋哑学校的几点指示》。
  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规定:“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
  1986年《义务教条提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为盲、聋哑和弱智的儿童、少年举办特殊教育学校(班)”。
  1989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发展特殊教育若干意见》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特殊儿童义务教育的问题，要求把残疾儿童教育切实纳入普及义务教育工作的轨道。
  中国自成为《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后，中国政府参照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提出的全球目标和《儿童权利公约》，先后出台了两个国家行动计划:《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1992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年)。
  其他法规主要有:1991年，国务院颁发了《中国残疾人事业“八五”计划纲要》;1992年国家教委发布《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1994月国家教委下发《关于开展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工作的试行办法》:1996年，教育部颁发《关于开展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工作的试行办法》;1998年12育部下发《特殊教育学校暂行规程》:2001年教育部等九个部门下发《关于“十五”期间进一步推进特殊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2006年新的《义务教育法》明文规定:普通学校应当接收残疾儿童参与随班就读，并为其学习、康复提供帮助。
  1993年的《教育法》强调所有的学校都必须制定相关的特殊教育政策，并建立一个保证特殊儿童教育工作有序进行的系统。
  1995年，英国颁布了《残疾人歧视法》，并在2001月被修订为《特殊教育需求和障碍法》，这两部法律都明确规定了残疾儿童养育计划具有的义务和权利，残疾学生有权享有养育教育及养育计划提供的服务。
  日本在1947年的《学校教育法》中规定，建立盲校、聋校和其它残疾人学校，用于保证特殊儿童的义务教育，普通学校为残疾儿童开设特殊班。
  各国关于特殊儿童权利保护方面的立法都经过了较长的发展阶段，而且随着各个时代对残疾、残疾儿童认识的深入，对特殊儿童的权利保护都有相应的调整。
  此外，还就特殊的不同特殊需要进行专门立法，例如，在反歧视、福利、康复、就业等方面都有立法。
  儿童问题，所以在我国许多重要的法律条文中都涉及到特殊儿童权利保护问题，如在我国的宪法、义务教育法等中都对特殊儿童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
  因此，我国政府有关部门还应该制定一些政策落实情况的奖惩措施，以更好的推动各项法律、法规的实施，从而使它们 真正地发挥效力。
  各个国家除了颁布针对特殊儿童保护问题的法律法规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有效地辅助措施。
  我国政府为了更好的保障残疾人的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的快速发展，倡导成立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简称中国残联)，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县残联，以对本地包括残疾 儿童在内的所有残疾人实施服务和管理。
  另外，1982年，我国民政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开展了“残疾儿童社区康复”项目。
  到1994 年为止，全国已经在23 个省的32 个市、县建立了残疾儿童康复网络，并对从事残疾儿童康复治疗和教育的工作人员以及残疾儿童的照料者进行了系统的培训，这有效地确保 了残疾儿童权利的实现。
  美国在PL94-142公法中指出，各州应按规定成立的残疾儿童教育顾问委员会。
  这些家长们联合起来以抗议学校将她们的孩子开除出 校。
  另外，还有一些家长组织如重度残疾人联合会(The Association SevereHandicaps，TASH)、全国脑瘫协会(The United Cerebral Palsy Associations)、全国自闭症儿童 协会等。
  同时，全国合作学校网(National Network PartnershipSchools)发展了6 种父母参与教学的手段，学校可以依此决定自己的指导方针。
  例如，美国的“波太奇早期干预模式”重视父母和家庭对孩子早期发展的作用，它能够提供一套结构严谨的评价、评估及儿童 学习的程序，主要是把特殊儿童自身发展特点和周围拥有地资源结合起来制定出个别化的教学课程，提高家长的养育技能以更好的帮助和辅导特殊儿童。
  英国的特殊儿童法规中比较明确地规定了家长在特殊儿童监护方面所具有的权利，如地方教育单位应该以书面通知家长一些有关权利的申诉程序;当某志愿团体能够给家长提供 建议或帮助时，应主动通知家长。
  英国专门处理地方教育当局和家长之间分歧的机构是特殊 教育需要法庭(SEN Tribunal)。
  这种模式在管理层面上保证了特殊 教育的有效实施。
  例如，Portage 工作者(Portage Worker):他们隶属于教育系统，以家访形 岁以下特殊需求的儿童和残疾儿童进行每周2次的教育和指导，并且指导家长如何教授孩子，使孩子能够学会新的技巧。
  英国的有关法律还规定:所有教师(无论是普通教育教师，还是特殊教育教师)职前培养的课程，均应包括特殊教育的内容，英国教师资格委员会只承认那些有特殊教育课程的师资培训机构。
  是:日本的访问教育，为因病长期在家卧床不起或需长期住院治疗、或反复出院住院治疗的视障儿童建立教师访问特殊教育班。
  第一，近几年我国在特殊儿童治疗和教育的经费投入方面得到政府的高度关注，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和人口众多等问题的存在，我国的经费投入与美国和日本相比有些差距。
  2000-2001学年美国政府为明尼苏达州的 11 万特殊教育对象投入特殊教育专项经费近 亿美元。
  而我国在1989-2000年的11 年间下达的特殊教育专项补助款仅为2 亿元人民币。
  在这方面国外有一个值得借鉴的方法:特殊学校创办家长学校，由特殊教育教师向家长系统地传授特殊儿童心理及教育方面的常识，可以为家长提供强有力的专业支援。
  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更有效的利用家长资源。
  在我国，评估和鉴定主要是由医疗专业人员进行，根据《关于开展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工作的试行办法》，只有在对智力落后儿童进行鉴定时，才可“在家长和班级教师的参与下进行严格的筛查”。
  我国应该重视特殊 儿童家长的参与，儿童家长应该学习美国建立家长组织，以维护特殊儿童应有的权利。
  多层次的特殊儿童保护法律体系可以确保法律法规更具有操作性，以保障特殊学生的基本权利。
  我国需要制定一些针对性比较强的、易于落实的有关特殊儿童权益保护的法律、 法规的实施细则，将宏观的目标细化为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则。
  此外，我国应成立专门特殊 儿童法律实施状况的监督机构或组织，并对落实情况制定奖惩制度。
  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导向或者媒体宣传等措施，来引起社会各界对特殊儿童的理解和关注，通过志愿者等多种方式，切实帮助特殊儿童。
  与欧美国家相比，这是我国特殊儿童家长监护方面的一大不足。
  作为残疾儿童的家长或监护人，为残疾孩子的各种权利保护做出的努力和行动还不多，往往使孩子的正当权利受到损害。
  因此，提高特殊儿童家长的维权意识至关重要。
  对特殊儿童实施有效的鉴别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正确的鉴别结果有助于制定有针对性的治疗、康复和教育计划，有助于达到有效的治疗、康复和教育效果。
  政府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如科研立项和经费支持，鼓励大学和相关研究机构从事特殊儿童权利保护的研究，培养从事特殊儿童权利问题研究的专业人才。
  特殊儿童的问题牵扯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改善特殊儿童生存、生活现状需要所有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