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中国的企业改革是政府不断调整和重塑市场权利的过程。纵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近年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调整进入新阶段。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政府将持续“减少微观管理、直接干预，注重加强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
  在当前中国为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寻求持续动力的时刻，如何认识市场的角色、尤其如何把握市场权利与政府权利的边界，是市场主体最关心的重大命题，也是当前企业改革的关键所在。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放管服”改革将进一步深化。一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正是一部政府、市场、企业关系的变迁史。在未来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推进中，将呈现两大鲜明趋势。
  第一，从政府干预的调整方式看，政府将会并且必须保持渐进性的市场干预调整。在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领域中，政府曾在短时间内迅速强化在资源配置作用的主导作用，其教训是深刻的。未来在优化与市场关系时，适度干预与渐进调整是常态，对市场干预力度在短期内的大幅度上升或下降都是高风险选项。
  第二，从政府干预的调整力度看，各级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整体保持弱化，但在某些经济部门、某些经济领域中的干预力度将有所强化，尤其在微观产业规制与宏观经济高度相关的领域。
  以房地产市场为例，政府大量调控措施服从于对宏观经济的整体引导。从政策出台、调控力度与调控方向的演变进程看，房地产调控带有强烈、灵活的“相机抉择”特征，但这种周期性干预仍以理性尊重市场供需与预期为前提。
  横向来看，当前反思新自由主义、重新审视“市场失灵”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大经济体面临的普遍课题。以美国为例，二十世纪的美国曾经经历两次重大转向，一次是罗斯福新政，一次是里根经济学。罗斯福以凯恩斯主义应对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由此开启战后黄金时代。而面对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与“滞胀”泥潭，里根以新自由主义纠正政府强力干预的负面效应，促成战后的第二次繁荣。
  解决好政府、市场、企业的关系问题，是一道世界性的经济学难题。中国在改革中探索让政府和市场各就其位、各司其职的路径，既要“有效的市场”，又要“有为的政府”，既是构建中国自身经济体系的路径，也是为破解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贡献中国智慧。
  进一步聚焦到当前企业改革的棘手问题上，需要重点把握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和“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两大维度。
  第一，“效率”问题始终是当前中国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破除国企发展动力不足、创新效率低下的制度性根源，有针对性地引入市场竞争，是当前国企改革路径的正确选择。
  所谓有针对性地引入市场竞争，首先需要准确把握不同企业的功能。对于供水、供电、提供公共交通等供应公益产品或服务的企业而言，应加大国有资本投入，推动它们在公益领域做出更大贡献。而对于一般性竞争领域的国企，应加快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依托资本市场，推进国有资产资本化，推动国有资本向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加快清理僵尸企业。在此过程中，注重培养国企的创新竞争优势和创新积极性。
  随着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创新投入，是企业发展的重要规律，政府的创新驱动战略引领作用至关重要。随着越来越多的战略投资者被鼓励参与国企改组改造、国有资本流动性提升，这些企业参与创新性项目投资的意愿将得到提升，这是激发国企活力的途径，也是市场化发展的趋势。
  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的作用决不应受到低估。在效率问题上，说到底，如果国有经济选择合格的经营管理者，健全监督和激励机制，实现单位管理成本低于私营经济并非不可能。更重要的是，在宏观经济运行面临风险的情况下，政府主要通过国有经济解决失业问题。国有经济可以在不影响整体效率的同时，遵照政策决策增加就业人数。
  第二，民营企业的发展需更好抓住国家战略平台的机遇，这是老产业转型升级、新产业做大做强的路径，更是实现企业自身发展、共同为提升国家竞争力做出应有贡献的机遇。
  当前在激发民营企业活力的问题上，总体政策基调是要破除歧视性限制和各种隐性障碍，加快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落实保护产权政策。政府在宏观领域发挥作用，企业在微观角色上经营发展。
  一方面，各地政府需要抓紧研究职能调整，包括政府各类工作者的标准化、法治化、信息公开，有所为，有所不为，为诚信体系建设营造环境。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也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正在建设中的、旨在服务国家战略的平台，包括“一带一路”和发展中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让民企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尽显身手。民营企业自身壮大、走出去、在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与国家实力提振、政策部署相辅相承。
  一国的核心竞争力归根到底来自企业。政府需要战略和胸怀来创造最大程度的市场公平，消除企业的焦虑感和不安全感，让企业在市场洗礼中发展壮大。但改革过程决不是对任何企业的“利益输送”，它的目标是改善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在追求自身效益和结构优化的同时，应更多承担社会责任，共同为提升国家竞争力作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