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会长说|吕忠梅等:中国环境法治七十年:从历史走向未来
  中国环境法治七十年:从历史走向未来
  【内容简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环境法治建设从无到有，从紧跟世界环境法前行的步伐到引领世界环境法治建设实践，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环境法治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中国环境法治建设历经在艰难时期起步、在改革开放中健康发展、迎来新时代三个历史阶段，留下了环境立法凸显中国理念、环境执法探索中国道路、环境司法体现中国制度、环境治理弘扬中国文化的鲜明轨迹，持之以恒地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法治规律，为共建人类美好家园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一、回顾历史:风雨兼程走到世界前列
  二:历程轨迹:砥砺前行形成中国特色
  三:中国经验:接续奋斗探寻环境法治规律
  四:展望未来:勇毅笃行建设美丽中国
  1972年，中国派出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的首个代表团参加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
  (一)环境法治在艰难时期起步(1949-1979年)
  1.环境保护“入宪”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正值联合国大会决定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的前夕。
  这次会议对中国是一个划时代的警醒，使中国开始重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环境问题。
  2.环境保护法雏形初显
  1971年，国家计委环境保护办公室成立，中国政府机构中首次出现“环保”字样。
  1973年8月，中国首次以国务院名义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讨论通过并由国务院发布《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以下简称《保护和改善环境若干规定》)。
  在环境保护办公室主持下，开始制定环境标准，先后发布了《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1974年)、《生产饮用水卫生标准(试行)》(1976年)、《渔业水质标准》(1979年)和《农田灌溉水质标准》(1979年)等。
  3.《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
  《试行法》不仅将《保护和改善环境若干规定》确定的“32字方针”以立法方式加以确认，而且明确了“合理地利用自然环境，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为人民造成清洁适宜的生活和劳动环境，保护人民健康，促进经济发展”的立法目的，还对各级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方面的职责和义务作了明确和具体的制度安排。
  从整体上看，《试行法》吸取了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惨痛教训，自中国环境保护立法开始就建立了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等预防性制度;同时也根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规定了排污收费、限期治理等污染防治制度。
  (二)环境法治在改革开放中健康发展(1979-2013年)
  1.生态环境“入宪”
  此次宪法修订明确了“保护自然资源和野生动植物”与“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国家战略，为制定和实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提供了宪法依据，也为环境法学理论的创建奠定了宪法基础。
  1982年《宪法》规定的环境保护战略在一些基本法中也得到了体现。
  2009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八章为“环境污染责任”的特殊规定。
  2.环境立法体系初步形成
  从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间，环境立法路径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先制定基本法再制定单项法变成了边制定单项法边修订《试行法》。
  1989年七届全国人大第十一次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1989年〉环境保护法》)，该法的体系和内容较《试行法》更为科学，对环境保护的目标、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法律责任等方面作了更为全面的规定。
  1989年以后，环境立法继续沿着制定单行法弥补立法空白、修订单行法完善法律制度的路径前行。
  据统计，到2013年，中国已制定《海洋环境保护法》(1982年，1999年)、《环境保护法》(1989年)等环境保护综合类法律4部，〉水污染防治法》(1984年，1996年，2008年)、《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年，1995年，2000年)等环境污染防治类法律6部，《森林法》(1984年，1998年)、《草原法》1985年，2002年，2013年)、《水土保持法》(1991年，2010年)等自然资源与自然(生态)保护和开发利用类法律13部，《清洁生产促进法》(2002年)、《循环经济促进法》(2008年)等促进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类法律2部，《节约能源法》(1997年，2007年)、《可再生能源法》(2005年，2009年)等能源合理开发利用类法律2部;此外，还有10部左右的民事、刑事、行政和经济立法中明确规定了环境保护的相关内容，国务院制定了60余部环境行政法规，国务院主管部门制定了600余部环境行政规章，颁布国家环境标准1200余部。
  3.环境管理体制和执法机制逐步清晰
  其后，中国的环境保护行政机构实现了三次跨越:1988年国家环境保护局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中独立出来，成为国务院副部级直属机构;1998年国家环境保护局改名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为正部级;2008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级为环境保护部，成为直接参与政府决策的组成部门。
  随着环境管理体制的不断健全，环境执法实践也有了迅速发展。
  1989年《环境保护法》及以后制定或修订的单行法逐步将这些实践上升为法律制度，构建了预防为主、综合整治、污染治理、损害担责等执法机制，中国特色的环境执法机制逐步清晰。
  无锡中院联合无锡市检察院出台第一个环境公益诉讼的地方性规定一《关于办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试行规定》，明确受案范围，探索公益、私益交织性的环境案件审理方式。
  昆明中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探索生态修复责任及其承担方式，并与昆明市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制定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庭审规则，规范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程序。
  5.国际环境规则制定的参与度与话语权明显提升
  在积极参加《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国际环境保护文件的同时，于1994年发布第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将可持续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长远规划，并逐步将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国内环境立法的宗旨，在修订《海洋环境保护法》(1999年)、《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年)、《草原法》(2002年)和制定《防沙治沙法》(2001年)等法律时，明确将“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立法目标。
  中国政府高度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积极参与气候变化谈判和国际会议，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首批缔约方和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发起国之一，积极参与和推动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和公约进程。
  中国于1998年5月签署、2000年5月批准《京都议定书》，并在国内法上加强了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制定，如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可再生能源法》。
  据统计，到2013年，中国先后批准了《拉姆萨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关于保护臭氧层的维也纳公约》《蒙特利尔议定书》《防治荒漠化公约》《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多边条约37个，还与日本、美国、蒙古国、朝鲜、加拿大、印度、韩国、俄罗斯等多个国家签署了环境保护合作协定。
  (三)环境法治迎来新时代(2013年至今)
  1.生态文明“入宪”
  与此对应，宪法修正案对国务院的职权进行了修改，《宪法》第89条第6项明确了国务院“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职权，以宪法形式规定了国家行政机关领导和管理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定义务，为推进和深化环境监管体制改革奠定了宪法基础。
  生态文明建设在宪法中的明确提出，为相关法律的制定和修订提供了宪法依据。
  2017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确立了包括环境公益诉讼在内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
  2.环境立法体系更加健全
  新《环境保护法》贯彻“五位一体”战略，对价值目标与治理结构进行了重新设计，明确将“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为立法目的;明确了“保护环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
  在制度建设方面，既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将污染防治领域较为成熟的执法实践上升为法律制度，赋予环保部门按日计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等强制执法权，完善法律责任制度;又在保护和改善环境方面着力完善相关制度，规定了生态红线、生物多样性、生态安全、农业农村环境治理、环境与健康保护等新制度。
  新《环境保护法》施行后，又先后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9部单行法，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等3部单行法;启动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渔业法》《草原法》等单行法的修法程序，《长江保护法》《国家公园法》《能源法》等的制定也已纳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3.环境执法体制改革迅速推进
  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组建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进一步理顺自然资源资产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机制。
  同时，组建的生态环境部，整合了原环境保护部和原国土资源部、原国家海洋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原农业部等部门相关职责，进一步充实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核与辐射安全三大职能领域，承担生态环境制度制定、监测评估、监督执法和督察问责四大职能，从机构上保证了新《环境保护法》建立的“环保部门统一监管、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地方政府分级负责”管理体制的落实。
  与此同时，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省以下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已经全面推开，为落实新《环境保护法》建立的综合执法、协同联动、督企督政、公众参与等机制的落实提供了组织保障。
  4.环境资源司法专门化和专业化创新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等司法规范性文件，强调环境资源审判在救济环境权益、制约公共权力、终结矛盾纠纷和公共政策形成中的作用，明确在环境资源审判中遵循环境正义、恢复性司法、生态预防等“绿色”司法理念，鼓励地方法院对环境资源案件在管辖、审理模式、裁判方式和责任方式、执行方式等方面探索创新。
  单独或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明确环境污染、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环境侵权、矿业权民事纠纷案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检察公益诉讼以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
  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
  201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成立，负责办理法律规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理的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领域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以及其他案件，办理最高人民检察院管辖的公益诉讼申诉案件等。
  5.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引领作用明显增强
  中国高度重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融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并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对落实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发展中大国的责任担当。
  2015年12月，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方巴黎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提出“合作共赢、各尽所能”“奉行法治、公平正义”“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国际气候治理新理念，建设性引领《巴黎协定》的谈判及签署。
  向联合国提交首份“国家自主决定贡献”清单，积极主动地推进谈判进程。
  2018年联合国决定正式开启《世界环境公约》的谈判进程，中国始终参与并以建设性态度引领相关进程。
  二、历程轨迹:砥砺前行形成中国特色
  环境立法形成中国理念，环境执法探索中国道路，环境司法体现中国制度，环境治理弘扬中国文化，“风景这边独好”。
  (一)环境立法彰显中国理念
  1.立法价值取向从“工业三废控制”到生态文明建设。
  2.立法范围从“污染防治”到“生态安全”。
  2004年修订《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明确了“维护生态安全”的立法目的。
  3.规制对象从“城市企业”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环境执法探索中国道路
  1.从行政管制到多元共治。
  2.从单纯督企到督企督政并重。
  与此同时，新《环境保护法》规定了按日计罚、查封扣押、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等四项强制措施，赋予环保部门对企业更多的执法权，原环保部发布《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办法》等4个配套办法，强化排污者的主体责任，为实施“最严格”环保执法提供法律法规依据。
  3.从分别执法到协同联动。
  新《环境保护法》第20条明确规定跨行政区域的联合防治协调制度，推动各部门在法定职权范围内既明确分工，又建立交流、合作、协调的制度。
  (三)环境司法体现中国制度
  1.从地方实验到全国推行。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一方面通过单独或联合发布司法解释、出台相关指导意见、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开辟中国的绿色司法道路，结合中国诉讼制度和司法体制改革创造出“二审或三审合一”“审执合一”等审判模式、环境侵权责任承担方式、司法适度介入等绿色职权主义审判机制，以更好适应环境司法的需要，体现参与式诉讼的特点。
  另一方面积极总结推广地方法院、检察院创造的公益诉讼专项资金、环境保护禁止令、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检察建议书等体现环境司法特点的工作方式，逐步形成遵循自然规律、坚持保护优先、促进绿色发展等“绿色”司法理念。
  2.从私益诉讼到三诉并行。
  “两高”单独或联合制定相关司法解释，专门就社会组织、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以及省级或地市级人民政府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规定专门审判程序和裁判规则。
  同时，针对部分环境资源案件仍然由传统审判庭和检察业务厅主管的情况，通过制定司法解释的方式为传统审判部门在审理相关案件时提供法律适用指导，统一裁判标准;通过发布典型案例为在传统案件中贯彻“绿色司法”理念提供指引。
  3.从审判独行到多元化解纠纷。
  (四)环境治理弘扬中国文化
  1.公众参与从无到有。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原环境保护部、民政部联合发布《关于贯彻实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通知》，鼓励和规范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据统计，已有700多家组织经民政部审核获得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截至2018年，全国法院已受理涉及全国29个省的300多件由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2.环境社会治理体系从疏到密。
  一方面通过社区网格化、信息化建设，将“绿色消费”“低碳生活”理念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传统戏曲、歌舞、曲艺等形式进行社区宣讲、现身说法，开展多种形式、丰富多彩的环境保护知识和环境法知识宣传;另一方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委托等方式，鼓励社会公益组织和志愿者参与节能节水、垃圾分类、旧衣物回收等环境保护行动，发挥其在决策参与、执行指导与监督方面的治理功能，利用睦邻、友邻、善邻传统密织环境治理体系。
  3.环境法治专业人才培养从弱到强。
  三、中国经验:接续奋斗探寻环境法治规律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环境法治之所以取得巨大的历史性成就，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不懈探索、接续奋斗的结果。
  (一)矢志不渝地推进环境法治建设
  1.从物质文明到生态文明的飞跃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在千疮百孔的旧中国基础上抓紧建立新中国的工农业体系。
  改革开放初期，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局面，党和国家开始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的，在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同时，也提出要尊重自然、按照自然规律来发展经济。
  党的十二大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之相对应的是越来越大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党和国家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对生态文明思想有了深入的思考。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详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并提出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新时代中国为什么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意涵与未来愿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重大战略及任务要求等一系列核心问题进行了系统性阐述，构成了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环境社会政治理论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最严”生态法治观既表明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也抓住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这个“牛鼻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诞生了系统科学、逻辑严密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二)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在具体立法中，始终把握环境法律关系具有重构主客体关系特殊性所呈现的“人一自然一人”结构，把握环境社会关系由既有社会关系派生、需由不同法律对同一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特性，以整体性思维构建了以宪法为基础、以生态环境保护专门立法为骨干、涵盖相关部门法中环境保护规范的“大环保”法律体系，确立了以环境规划、生态红线、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为代表的事前预防类法律制度，以环境许可、环境监察、环保督察为代表的行为管制类法律制度，以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环境行政指导为代表的激励指导类法律制度以及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环境诉讼制度为代表的事后救济类法律制度，充分彰显了“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整体主义方法论。
  3.法律与政策的相互协调转化为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建设提供制度工具
  中国环境法律体系最具特色的属性在于环境立法和环境政策的相互协调转化。
  (三)坚定推进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1.立足国情推动环境法治进程
  一方面，通过宪法、法律和政策进行顶层设计，为推进环境法治工作指明方向;另一方面，通过试点示范、重点突破等方式，探索处理环境与发展关系的方法与途径。
  2.促进环境管理向环境治理转变
  与此同时，改革行政“命令一控制”型管理方式，完善公众参与制度，鼓励企业和社会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修订相关法律，完善诉讼制度，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功能与作用，建立了行政约束、市场激励、法律规范和技术支撑并举的环境治理新体制。
  3.生态环境行政机构持续提升管理能力
  新《环境保护法》确立了生态环境保护统一监管体制并授予强制执法权，推进环境监管能力的提升。
  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组建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
  (四)统筹协调环境法治建设国内国外两个大局
  1.坚持中国环境法治的国际格局与全球视野
  世界范围内的环境立法有三个高潮，其中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前后，西方各发达国家纷纷制定环境保护基本法并在宪法中规定环境保护的内容;1992年里约热内卢人类环境与发展大会前后，世界各国按照可持续发展理念重新审视原有环境立法或者制定新的环境法，一些国家开始制定或者编纂环境法典;2002年约翰内斯堡首脑会议前后，世界各国根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细化和完善国内环境立法。
  中国的环境立法基本上实现了与世界“同频共振”。
  与此同时，中国以应有的大国责任和担当精神积极参与推动全球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向联合国交存《巴黎协定》批准文书，积极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蒙特利尔议定书》等国际环境公约;实现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淘汰量达到发展中国家总量的50%以上，成为对全球臭氧层保护贡献最大的国家。
  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方面，中国认真落实气候变化领域南南合作政策承诺，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与相关国家互助合作，开展造林绿化，共同改善环境，为维护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四、展望未来:勇毅笃行建设美丽中国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环境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历史性飞跃。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已纳入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常态性议事日程，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与制度体系构建进展迅速，“四大战略部署”扎实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绿色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但是，当前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和“建设美丽中国”的既定目标都在严肃地告诉我们: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仍然“挑战重重、压力巨大、矛盾突出”，处于“关键期”“攻坚期”“窗口期”的“三期叠加”，“我们必须咬紧牙关，爬过这个坡，迈过这道坎”。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党和政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治承诺，关系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全面实现，关系到中华民族文明的永续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新时代环境法治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美丽中国”目标呼唤环境法治现代化。
  (一)实现环境权“入宪”
  通过环境权“入宪”，在宪法确定环境保护国家目标的基础上，确定以保障公众生命健康为核心的环境保护价值取向，促进我国环境治理由质量管理向风险预防的转型升级，既可以为完善公民环境权益保护的各类法律制度提供明确的宪法保障，又可以为公民要求国家维持有利于人民生存的生态红线、承担积极改善环境质量义务提供宪法依据，也可以为社会主体负有保护环境、不侵害环境义务提供宪法基础。
  (二)启动环境法典编纂
  为妥善解决这个问题，编纂环境法典是可行且具有比较优势的环境立法体系化方案。
  (三)完善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
  协调与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需要从法律上建立和实施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即在决策过程中对环境、经济、社会进行统筹兼顾，并通过制度化方式对决策内容、程序和方式做出明确规定，确保将环境因素纳入各项决策的考量因素之中，实现科学决策、协调发展。
  新《环境保护法》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初步建立了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法律机制，但该机制的运行并不乐观。
  (四)形成中国特色的“绿色”司法制度体系
  经过五年多的发展，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继续深入，环境司法的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司法的生态转向清晰可见。
  在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要进一步完善环境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确保公正司法，切实维护公众环境资源权益，打击生态环境犯罪行为，监督生态环境行政行为，维护生态环境公共利益，为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永享优美宜居的生活空间、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提供坚实的司法保障，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环境司法的新期待新要求。
  (五)以法治方式提升生态文化素养
  当前，严峻的环境状况和环境风险已无法回避，社会整体“对环境保护认同度较高、认知度不足、践行度较低”和“对环境需求较多、付诸行动不够”的状态必须改变，迫切需要以法治方式推进生态文化建设，将新《环境保护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已经规定的政府、学校、社区、新闻媒体、公民个人的环境文化建设责任和义务落到实处，切实采取措施开展多种形式的环境文化教育和宣传。
  我们应结合中国生态文化传统，吸收当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开展综合教育、持续教育、终身教育，提升全社会的生态知识教养、生态伦理教养、生态审美教养、生态行为教养;要进一步培育和激励广大公众自主创建生态文明的能力，把生态文化教育所获得的知识、道德、智慧和所有能力应用于每一个人的生存方式中，通过每一个人自觉积极地发挥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最大作用，促进生态文明中国社会模式的发展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