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茶馆》是一部微观的“小历史”着作，正是小历史构成了茶馆之所以成为茶馆的特质，问题意识首先也就是针对“小历史”而产生的，即对茶馆本身研究的突破。不过，问题意识并不限于小历史自身的“小”，更有在“小”的基础之上的“大”，也即从茶馆研究中衍生的普遍问题。
  就茶馆本身来说，虽然已有学者强调茶馆在城市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并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但王笛发现，仍有以下具体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学术界尚无关于中国茶馆历史的全面、深入的研究，更没有一部中国茶馆的史学专着，“这是与茶馆在中国文化和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极不相称的”。⑥在中国城市的茶馆中，成都尤具特色，“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像成都那样有如此多的茶馆”。“20世纪前半叶的成都，几乎每条街都有茶馆，没有任何一个公共空间像茶馆那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茶馆生活成为这个城市及居民生活方式的一个真实写照。”⑦正因为此，对成都茶馆历史的全面研究就更具学术价值。
  第二，以往有关近代中国城市和茶馆的研究，尚存在诸多不足。譬如，关于沿海城市特别是上海的论着较多，而对内陆城市尤其是从日常生活角度进行研究却几为空白；欧美城市史学者对西方的公共聚集场所如咖啡馆、酒吧、酒馆等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而中国城市史学者比较忽视对城市公共生活的研究；以往研究茶馆主要集中于清末民初，很少关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茶馆；中国经济史学者对现代工厂和公司有不少研究，但对过去在城市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茶馆等小店铺却鲜有探讨，更谈不到对它们经营的分析；在中国城市劳工史的研究中，几乎都集中于工厂工人，而占劳工队伍绝大部分、更能代表城市文化和生活的小作坊、小店铺工人，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几乎没有任何关于茶馆、饭馆工作人员尤其是女工角色的考察；一些学者强调精英在灾荒赈济、常平仓、慈善事业、地方修建等方面的活动及影响，但没有将茶馆讲理这种社会调解包括在内。⑧以上诸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以上是关于茶馆本身的问题意识。但王笛并未限于就事论事的茶馆本身，而是追求更大的宏观意识，即“形而上者谓之道”，“述事而以理昭焉”。(11)这实际上最能反映一个学者的学术眼光。何谓宏大意识？简单说就是学界同行共同关注的基本问题、普遍问题，也可以说是贯穿一项研究的基本线索。对此，王笛指出：中国学术界经常强调的是填补空白，美国学术界却是看你的研究是不是和大家共同关注的大问题进行对话，哪怕你研究的是一些很小的问题，但是也需要上升到一个更抽象的层次，和大家共同关注的大问题进行学术对话。(12)也许王笛的看法不一定完全合乎当今中国学界的实际，但不能不承认，许多论着的确缺乏这种意识。
  前述由茶馆本身所产生的一些问题，有的属于弥补学术空白或薄弱环节，有的则已经显示了比较宏大的理论意义，譬如对茶馆的研究取向和有待回答的问题。不过，王笛仍然从宏大意识的层面，对此做了进一步阐述。他指出，如果说《街头文化》研究的是成都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茶馆》中，我关心的是国家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冲突”(13)，也就是说，国家权力怎样改造和打击地方文化，如何深入和干涉人们的日常生活，地方文化又是怎样反抗国家文化的。它“不仅仅涉及成都茶馆，而且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14)所谓国家，就是国家体制和国家机器，“国家文化”是利用政府权力所推行的文化，有一个全国的统一模式；与之相对，“地方文化”是由于地理、生态、生活方式所形成的地域的一种文化现象，具有各自的独特性。
  以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国家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关系作为《茶馆》的普遍问题，与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是非常吻合的。晚清以降，救亡图存的现代化潮流冲击整个中国，随之而来的城市改良运动，按照一个统一的模式来改造城市，这个模式包括整修街道以改进交通，重建城市空间以创造“现代”的城市景观，规定卫生标准以防止疾病，清除街头乞丐以推进“进步”的城市形象，制定各种规章以维持公共秩序，改良休闲娱乐以“启蒙”大众，发扬爱国精神以培养新的国家认同，强化政治以推动国家控制，等等。(16)对于以上问题，以往学者多是从某个或某几个方面进行研究，王笛则认为，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一个城市可以说采取了全部这些措施，反映了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对成都茶馆的研究正好“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晚清和民国时期整个国家政治剧烈动荡，经历着经济、社会、文化变迁之时，一个内陆城市的日常生活是怎样并在多大程度上被改变了”。
  历史学从来都不纯粹是关于过去的，而是蕴含着某些对现实的启示。《茶馆》的宏大意识的来源，除了学术指向，也有作者的现实关怀。尽管王笛反对功利，提倡脱离现实的“纯粹”历史研究，但他又认为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并不矛盾。(18)与历史相似，当今中国的现实问题，也遇到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正如王笛所言，国家如何控制社会和日常生活的问题在20世纪中国一直存在，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的新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处于有‘国家’无‘社会’的时代，国家掌握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一切资源，这是此前任何政权所未能实现的。传统的‘公’的领域几乎不复存在”。(19)茶馆行业同样经历了国家权力和文化不断扩大的过程，在“文革”及其之前的30年，奄奄一息，名存实亡。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解放、经济发展以及中产阶级逐渐兴起以后，“社会”才逐渐走向复苏，茶馆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复兴和发展起来，甚至达到历史的顶峰，反映了地方文化的顽强。不过，就在民间社会复苏的同时，国家权力仍显示其强势的一面，最为明显的就是，在各级政府的“现代化”意识推动之下，城市建设面临着日益趋同，老城区和地域文化日趋衰落乃至消亡的困境。(20)由这些现实问题所产生的忧虑，或许可以从近代茶馆的研究中获得启发。
  几乎所有的学术研究，都要借助于理论方法。而且，凡属成功的学术着作，一般都要有一以贯之的理论方法。在前述《茶馆》的问题意识中，无论是关于研究对象本身的突破，还是由此生发的宏大意识，都与此理论方法的指导不无关系。可以设问，在成都出生和成长的王笛，为什么在川大读书和任教时，没有对成都的社会生活史发生兴趣，反而在离开成都、赴美留学之后，却对成都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在传统史学看来，茶馆只是中国城镇日常生活的一个很小的局部，不像政治、军事、外交、风云人物那样惊天动地，从而很难进入历史学的视界。但这恰恰是微观史和新文化史所提倡的研究对象，王笛对此有深刻的体认。
  首先是微观史学。在西方史学界，传统史学尤其是兰克史学也曾热衷于宏大问题，但后来随着“语言学转向”、“叙述转向”，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海登·怀特对整体史提出挑战，主张历史与文学的结合，强调历史写作的叙事性和故事性。微观史、新文化史兴起之后，史学研究的题目越来越具体，以至于被一些学者诟病为“碎片化”。相比之下，中国史学界还远未达到欧美微观史学的地步。不过，最近20余年来，由于社会史研究的发展以及西方微观史研究和新文化史的影响，通史类题目大大减少，专题研究日渐盛行，“小”题目越来越受到青睐，以致引起了一些历史学者的担忧，将之视为“碎片化”进行批评。但王笛却对此持乐观态度，他指出：“中国学者研究的‘碎片’不是太多了，而是还远远不够。……‘碎片化’在目前中国历史研究的语境中，我认为并不是一个明显的问题，甚至本身可能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研究小问题、研究‘碎片’的历史，不过仅仅才开始，等十几二十年以后‘碎片’的研究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了，再来纠正也不迟。”(24)他从三个角度对此作了辩护：一是碎片研究有利于整体史的认识。“当更多的‘碎片’得到研究，随着方法和史学观点的变化，我们可能发现过去看起来似乎没有意义的‘碎片’，其中却蕴含了非常有意义的玄机，因为犹如我们拼图一样，如果碎片缺失，不可能拼成完整的图形，当我们把越来越多的碎片组合在一起，完整的图形就逐渐展现出来。历史的‘碎片’也是如此，当我们了解越来越多的碎片，使我们日益接近对历史的整体认识。”二是碎片研究应该“以小见大”，由个案上升到理论分析。也就是说，研究对象本身不存在重要与否的问题，关键要看研究者是否有一个宏观的研究视野，“这就需要写史者认真思考怎样驾驭那些纷繁的细节，犹如盖房子一样，房子的结构犹如书的宗旨和核心，砖瓦便是这本书的细节，如果只有细节，一个建筑是支撑不起来的”。正如《茶馆》，虽然考察的是一个“微观世界”，却关注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国家文化与地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深化了对成都和其他城市的理解。三是即便“以小见小”的研究也有其价值。把小问题同大问题联系起来，升华到一定高度，固然是一种理想状态，但一些研究不能把课题放到更大的宏观问题上去讨论，“以小见小”，也不能说就不具备研究的意义。有多少资料说多少话，不可勉为其难地回答所谓历史的重大问题，或说似是而非不着边际的空话。从中国历史研究的传统和弊病来看，更应容忍或者说宽容“碎片化”，“碎片化”的研究毕竟解决了一个小问题。如果对小问题或“碎片”的研究过于苛求，就会使研究者望而却步，甚至造成过去那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
  《茶馆》的另一个理论方法资源，是新文化史、大众文化史，其研究主体就是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研究取向，它与微观史是密不可分的一体。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文化史在欧美渐成气候，一些新课题如日常生活、身体、形象、大众文化都得到明显的发展。新文化史的产生和推进受到诸多名着的影响，如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提供了文化霸权与庶民文化理论，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重要人物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也反映了这种理论趋向，人类学家格尔兹的《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文化的阐释》对新文化史有很大启发。新文化史研究的代表作有美国亨特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意大利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法国拉杜里的《蒙塔尤》以及法国达恩顿的《屠猫记以及法国文化史的几个插曲》等。美国学者也发表了关于中国史的新文化史成果，如史景迁的《王氏之死》、罗威廉的《红雨：一个中国县七百年的暴力史》等。上述作品都对王笛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新文化史学的刺激下，王笛对中国传统史学表示了不满。他说，传统的中国历史书写是一个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知识精英的历史，似乎只有写他们，才能建构有关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宏大叙事，才能体现史学家的使命感。其实，我们所面对的是占总人口99%以上的小人物，他们每天也在创造历史，但“我们不关心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思想，因为他们太渺小，渺小到难以进入我们史家的视野。因此，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历史，我们把焦距放在一个帝王将相、英雄驰骋的小舞台，而对舞台下面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民众的历史却不屑一顾”。更加悖谬的是，尽管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强调“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但历史研究实际上对这个动力却十分轻视。与此相反，王笛对成都茶馆和街头的研究，将新文化史、大众文化史的理论方法付诸实践，把下层民众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试图证明“我们可以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他们的声音，以他们自己的声音来考察他们的思想和行为”。
  在微观史、新文化史的理论方法之下，还有两个取向值得注意：一是强调民众与公共空间、公共生活的关系。王笛认为，西方史学界越来越多地从公共生活的角度考察城市史和地方政治的演变，例如通过研究酒吧、酒馆、咖啡馆等，可以看到在不同世界和地区的人们怎样从事公共生活，怎样使用他们所建立的公共空间。《茶馆》的研究，无疑借鉴了这些研究的视野和框架。不过，王笛所使用的公共空间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不完全是一个概念，哈氏讨论的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空间，而茶馆考察的是实实在在的“物质空间”，即市民日常使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共空间。只有当人们特别是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与地方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才为市民参与社会和政治提供了舞台，“物质”的公共空间从而演变成了社会和政治空间，与哈氏“公共领域”具有了同样的意义。(28)二是微观史和新文化史强调历史叙事，即“从过去现代化理论流行时代的社会科学和科学的方法，转向讲究叙事和细节的人文的方法”。王笛对茶馆的研究，力求循此把复杂的问题分析变得简单易懂，以比较明了、直接、清楚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使读者可以“身临其境”对“事件”进行观察。因此，不仅本领域的专家，其他领域的学者甚至大众读者都能喜欢阅读、读得明白。
  由上可见，如果没有理论方法和研究视角的转换，《茶馆》、《街头文化》是不可能出现的。
  问题意识的解决，总是以结构和内容来呈现的。一般说来，呈现历史的方式有两类，或以纵向历史为基本线索，在变化中展现历史现象的各个方面；或以横向专题为基本结构，在各个专题中展现历史变化。两种形式各有其优势，无所谓高下，完全取决于是否符合研究对象的历史实际。就茶馆来看，由于事件性不强，资料又比较零散，呈现历史的方式属于后者，王笛认为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首先，可以使杂乱无章的资料更系统化；第二，可以就茶馆的某个方面进行比较完全的描绘”。
  在王笛的问题意识中，茶馆是精英和民众、国家和社会之间在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冲突的一个舞台，所以《茶馆》分三个专题进行阐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以什么方式使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茶馆在城市经济中的角色？茶馆在何种程度上成为政治斗争的舞台？
  第一部分“茶馆与社会”。从茶客的角度，反映茶馆对人们日常生活、日常休闲的作用，可称之为茶馆的社会文化史。一是在茶馆中各种人物的休闲生活，主要讨论茶馆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各色人等所创造的茶馆文化，茶馆怎样成为街道和邻里的中心。人们怎样在茶馆中相互作用，在公共场所建立起社会和职业网络；二是茶馆的戏剧表演与娱乐活动，主要考察人们怎样利用茶馆进行娱乐活动，艺人怎样以茶馆为生，观众在茶馆戏园中有怎样的行为和角色，地方精英和政府为什么要改良和规范大众娱乐；三是茶馆的阶级和性别，主要分析不同行业和社会集团的人们怎样利用茶馆，茶馆以何种方式与社会群体的公共生活联系在一起。
  第二部分“茶馆与经济”。由茶客转移到茶馆本身，反映茶馆的经济实体功能，是茶馆的经济文化史。一是茶馆的经营，考察茶馆的数量、规模、管理、竞争、雇佣、资金、利润、位置、环境，在面对新式企业兴起和政府规章的挑战下，是如何生存下去的；二是茶社业公会，考察公会怎样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如何控制本行业的事务；三是茶馆的雇佣问题，考察茶馆工人和顾客的关系、男堂倌和女茶房之间的关系、公会与会员的关系，以及人们对茶馆工人的态度和看法，由此理解性别、大众文化、公共生活及中国一部分劳工阶级的面貌。
  第三部分“茶馆与政治”。主要反映茶馆的冲突、控制和权力斗争，是茶馆的政治文化史。一是茶馆“讲茶”和袍哥在地方社会生活中的角色，讨论茶馆作为维持社区稳定的“民事法庭”所起的作用，袍哥怎样利用茶馆为公口和码头，支配地方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二是茶馆里发生的日常生活冲突，考察流氓、兵痞、盗贼对茶馆的威胁，以及面临此种情况政府怎样以“维持公共秩序”的名义，控制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三是茶馆作为公共空间的政治，考察地方政治和国家政治、日常生活与国家政治的复杂关系。
  在对各个专题进行阐述时，作者颇具时空意识，关注历史的纵向变化和横向比较，从而成为本书的一大特色。
  所谓纵向变化，就是“十分注意年代问题”(31)，尽量避免一些专题研究的静态缺陷。清末民国时期的四川和成都，大致分为四个历史阶段：从改良到革命(1900-1916)、军阀统治(1917-1936)、抵抗的政治(1937-1945)和一个时代的结束(1945-1950)，每个时代都对茶馆发生了影响。(32)王笛尽可能地呈现不同时期的历史变化，譬如成都茶馆的清洁卫生，清末以来政府一直介入较多，从1902年警察一设立便立即着手改进卫生状况，后来在1926、1932、1942、1943、1945、1948年，成都市政府、卫生机构相继颁布过多项关于茶馆卫生的命令、规章，并开展卫生检查。(33)又如茶馆价格，由于必需品和原料价格的持续上涨，茶社业公会先后于1940年8月、1941年1月、1942年6月、1946年4月和10月、1947年9月、1948年自行决定涨价或要求政府涨价。(34)对于上述历史过程，王笛都给予了相当的关注。
  横向比较，主要是通过“他者”来显示研究对象的特性与共性，即研究区域不限于成都，而是将其置于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舞台。就国内区域比较而言，该书论及了成都民众与华北地区的差异、成都茶馆众多的生态环境因素与华北地区的不同、成都茶馆与中国其他城市茶馆的异同等。譬如成都茶馆与其他城市茶馆的比较，一方面有不少共同点，人们都以茶馆作为市场、客厅、办公室、娱乐场所、解决纠纷之地，因此可以说它们都是“中国茶馆”，反映了中国文化和公共生活的一个普遍现象。然而，不同城市茶馆的区别也很明显。大江南北的城镇都有茶馆，但没有任何城市像成都那样，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茶馆有如此紧密的联系。在服务对象上，广东的茶楼表面上看起来像四川茶馆，但主要是为中产阶级服务的，而成都茶馆则很“平民化”，阶级畛域并不突出。在茶客性别上，上海茶馆的性别限制很少，妇女被允许进入茶馆较成都早得多。
  作者将更多的笔墨用于比较成都茶馆与外国酒馆、酒吧等服务业的异同。
  在西方，尽管17世纪以后英国等国家就引进了中国茶叶并以饮茶招待朋友，但没有发展出中国式茶馆，而是有许多与茶馆相对应的公共场所——酒吧和咖啡馆。茶馆与酒馆、酒吧有不同之处(36)，但王笛认为，它们在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上的区别并非以往所想象的那么巨大，而是相似性居多。这一观点不是王笛的最新发现，西方人早在1905年就在成都观察到了，国民党元老吴稚晖1939年也提到过，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罗威廉研究近代早期汉口的着作中也有所关注(37)，但所有这些都不如《茶馆》的阐述具体深入。
  譬如，在私人所有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上，有相近之处。在成都，一个私人的居家可以变为一个半公共或公共空间的茶馆，公与私的空间经常难以划分，茶客很容易一瞥茶馆主人卧室内的风光，茶馆主人及其家庭成员几乎没有隐私可言，其私事经常成为茶客饶舌的谈资。在美国，私人居家也可变为一个为公众服务的酒吧，顾客可以观察店主一家的生活，包括饮食、习惯以及婚姻状况等。
  在服务对象上，也大致相似。顾客的主体都是普通人。虽然有少数茶馆服务于中产或中产以上客人，但大多是面向普通市民的最普通、最便宜的消费。美国的酒吧也是如此，酒吧的兴起是由于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资等生存状况改善的结果，因而成为“工人阶级社会生活的中心”。两者都为某些社会群体、社会组织服务。如同乡会的茶馆为相同籍贯的移民服务，同业公会的茶馆为本业服务，当然一般也不排斥其他顾客。酒吧也是文化和经济背景相同的群体和社团的聚集场所，甚至作为它们活动的总部。
  在经营和提供服务上，同样有相似之处。茶馆、酒吧都是人们传播信息、表达意见甚至是流言饶舌的公共空间，都为民众提供演唱、讲笑话、讲故事等娱乐，都为顾客提供饮水或啤酒、厕所和冬暖等设施，都是寻找工作的“劳动力市场”。只是某些娱乐的玩法有些差别，美国工人在酒吧打台球、跳舞，成都市民在茶馆斗鸟、打围鼓。
  在朋友和熟人之间请客的方式上，也比较相像。在茶馆，称“喊茶钱”，就是一个人进茶馆，已经在那里的朋友和熟人会站起来向堂倌喊：“某先生的茶钱我付了！”为他人买茶是成都乃至整个四川的一种社会习惯，也是“爱面子”的一个表现。在美国酒吧，也有类似称之为“我招待”(treating)的习惯。一个人在酒吧独酌，只要有熟人进来，他都必须站起来，邀请他们同饮，并为他们付账。来人如果拒绝他的要求，除非进行必要的解释并表示抱歉，否则被认为是极大的侮辱。
  在性别态度上，也有类似的地方。茶馆本来是男工垄断的行业，但当妇女进入茶馆谋生时，她们不但廉价，且易于控制，还可以招徕更多顾客。男工面临生计威胁，遂嫉恨女工进入茶馆，由此产生了激烈的职场性别冲突。在酒吧，也同样存在着对妇女的歧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男性工会会员为了保住其位置和工作，竭力排斥同行妇女。
  以上相似性表明，茶馆、酒吧虽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但仍然能够创造出类似的习惯。(39)这对不同地域的社会生活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人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他们首先都是人，都有对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日常生活的形式可能多种多样，但其本质经常是相同的。所谓比较分析，其着眼点不一定是异，也可以是同，“有本质上的一致才能比较”(40)，寻找共同性、相近性也许更具价值。
  学问“所以持世者，存乎识也”。(41)一切历史研究，无论是问题意识的确立、理论方法的运用，还是资料的解读、叙事的重构，最终都要服从于一个目标，即解答问题意识，对历史现象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从而推动历史认识的进步。《茶馆》既对茶馆本身的具体问题给予了分析，也对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做出了解释，这里主要介绍后者，因为它是贯穿整项研究的普遍意识，也是与学界对话的平台。王笛的基本结论是，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控制与反控制，“一个是在20世纪上半叶，国家角色日强，国家支持的现代化不断削弱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另一个是在国家权力深入地方的过程中，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竭力对抗现代化所推行的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42)与其他涉及近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相比，这一结论并非独创，但从一个内陆城市的个案研究，对二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增加了实证支持，却属少见。
  首先是国家权力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国家权力之所以向地方社会下移，主要是晚清以来追求现代化、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所决定的。在此过程中，“城市改良运动，便是按照一个统一的模式来改造城市，强化政治以推动国家控制，反映了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43)在成都，茶馆作为民众最常使用的公共空间，往往代表着这个城市的形象，但在地方政府看来，茶馆的生活、卫生、娱乐对社会和城市形象是有害的，所以清末以来一共颁布过15项关于茶馆安全和秩序的禁令、规章，不仅对茶馆的数量进行控制，更将其空间置于国家的监视之下。(44)其中，对娱乐与政治的控制尤为突出。
  大众娱乐是一个有力的教育工具，人们尤其是那些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多从地方戏、评书等表演中接受历史、文学、传统价值观的熏陶。但清末民初以降，政府越来越多地限制地方戏，禁止一切不过是关于爱情、罗曼史的所谓“淫戏”，认为它们会导致年轻人变得下流、淫邪，而把“新”的、“积极的”、“进步的”的情节加入传统戏剧之中，灌输政治主张、正统思想。由此，地方戏按照精英的构想被改造了。在抗日战争中，政府更是利用民族危机和爱国主义的旗帜，把国家权力深入到茶馆并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大众娱乐。
  其次，国家权力还从政治方面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茶馆不仅是交流最近新闻、传播小道消息的场所，也是一个发生各种冲突的地方，因此在政府和精英看来，茶馆是传播流言蜚语和滋生弊病、歹徒藏身之地，必须严加控制。尤其是当人们在茶馆谈论各种政治话题时，政府就强制实施各种规章，压制和批评不同政见，惩罚自由表达思想的茶客。政府还利用茶馆进行政治宣传，如要求悬挂国旗党旗、政治标语、国民公约、领袖画像，摆放经过审查的报纸图书等。在抗战期间，茶馆更成为国家宣传机器的一部分，政府利用茶馆发动民众抗战，激发爱国热情，压制挑战当局的思想和活动，以树立战时绝对权威。国共决战爆发后，随着民主运动的高涨和经济状况的恶化，政治聚会、政治话题更成为一种危险和忌讳。
  面对国家权力的干预和控制，茶馆有什么反应呢？王笛的研究表明，“地方文化对试图改变它的外部力量的抵制是非常明显的”。
  政府颁布的法令和改良措施增加了茶馆的经营成本，也威胁到以茶馆为生者的利益，茶馆、茶客和其他依靠茶馆为生的人遂结成抵抗政府的同盟，以维持其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茶馆一般采取三种态度进行抵制：一是“消极抵抗”，既不公开反对新政策，也不积极执行；二是通过集体行动，特别是在茶价和征税问题上与政府抗争；三是自己抗争，有时也能达到目的。如上所述，政府对茶馆娱乐的限制颇多，但茶馆并没有认真遵守，茶馆和艺人都能充分运用各种策略，与权势部门周旋，以求得生存。
  如果说茶馆的行为对国家政策基本上是抵制的，茶社业公会与政府却有着合作与冲突的两面性。该组织由晚清的茶社帮发展而来，1931年、1936年在政府支持下经过两次重组。与传统行会的相对独立与自治不同，民国时期行会的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日益加强对民间组织的控制。茶社业公会的日常事务虽由理事会负责处理，但其重要决定在相当程度上须得到政府的批准。总的说来，茶社业公会与地方政府是相互利用、相互妥协的关系。政府对茶馆的新政策依靠茶社业公会传达到茶馆，远比直接控制整个行业和各个茶馆容易得多。茶社业公会则尽力维持政府与茶馆之间的平衡，一方面为了茶馆行业的利益而与国家进行协商乃至斗争，将茶馆的诉求上呈到政府；另一方面，为了维护“行规”，茶社业公会与政府又保持良好关系，以国家权力为后盾来控制茶馆数量，维持统一价格，减少同业竞争。但这与所谓茶馆追求的“营业自由”又发生了冲突，体现了公会的两难处境。
  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经过晚清民国时期国家权力的逐步下沉，以及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连绵不断的社会动荡，但所有的冲击都没有击垮传统文化的生存。直到1949年末，茶馆业依然不衰，仍有659家茶馆，达到1935年以来的最高峰。对此，王笛指出：“茶馆作为成都社会的最基本设施，也展示了其坚韧和旺盛的生命力。无论限制多么严格，经济状况多么恶化，国家打击多么沉重，茶馆总能找到生存之道。”(50)如果说，以往研究更多强调在西方和现代化冲击下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化，王笛却发现，文化是最根深蒂固的因素，大众文化有惊人的生命力和持续性，即便大众文化从表面看是改变了，但骨子里却仍然是传统的。
  地方文化、茶馆之所以能够顽强地延续与生存，除了对国家权力的抵制以外，王笛认为仍在于地方文化与民众生活的密切联系。
  首先，茶馆满足了各类人群的休闲或社交需求。坐茶馆已是成都人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人去茶馆会友、聊天、获得信息或者打发时间。从年龄上说，老年人占大部分，他们一般都到住处附近的茶馆吃茶，成为最忠实的顾客。从社会地位来说，大多数茶客是日夜讨生活的下层人，如轿夫、小贩、黄包车夫、店铺的店员、餐馆的跑堂，以及其他服务行业的雇工等。但茶客中也有大户子弟、城居地主以及有身份的学者、官员、社会名流。无论是精英还是下层大众，茶馆都是他们社交的首选，甚至形成因茶聚会的团体，称“茶轮”，二三十个朋友、熟人或同行定期在一家茶馆碰面，轮流坐庄付茶钱。这些小团体建立起紧密的社会网络，在经济、社会生活以及政治活动上相互支持。
  其次，不同行业或群体借助茶馆实现了自己的利益。商人、小贩需要茶馆，在晚清民国时期，成都没有一个贸易中心，茶馆俨然是一个“市场”，弥补了这个缺陷，适应了以小商小贩为主的经济模式。商人通过沟通、谈判、签合同完成交易，小贩则直接把香烟、糖果等日常用品带到茶馆销售。服务性行业也需要茶馆，热脸帕、装水烟、算命、理发、工匠、擦鞋、掏耳朵、修脚等各行各业，都是通过为茶客服务谋生。艺人依靠茶馆，茶馆为艺人提供演出的场所，茶客享受乐趣，艺人有了生计来源。还有一些提供行业聚会和交易的茶馆，如安乐寺茶社是经营西药、酱油、粮油、文具商人的聚会处，华华茶厅是茶叶和洋纱的交易处。
  再者，茶馆为解决民间纠纷提供了场所。在成都，人们有了冲突，一般不是上法庭，而是到茶馆评理和调解，于是茶馆成了社区联系和邻里认同的中介。袍哥在“吃讲茶”的调解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地方社区建立起他们的影响和主导权。“吃讲茶”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是由于裁判是在公众监视下进行的，调解人尽量主持公正，否则其声誉和公信力将受到损害。即便调解不成功，在公众面前，暴力事件也难以引发，而发生暴力冲突时也容易被公众所制止。在传统时代，国家承认社会自治，对这种“民事法庭”采取不干涉的态度。清末民国时期，虽开始控制或禁止这个活动，但民众仍不相信官府，宁愿把裁决权交给地方有声望的人，于是茶馆讲理这种非官方力量就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在王笛看来，正是以上原因使得茶馆能够抵御国家权力的控制和现代化的冲击，“当得到政府支持的强大的新企业面对这些小商铺以及它们的同盟军时，这些现代企业似乎不再有在沿海地区那样的威力了。小商业成功地铸造了防止现代性进攻的‘万里长城’”。(53)这一认识深化了近代以来乃至今天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
  第一，作者对《茶馆》内容的呈现，有一些明显的重复之处。譬如，每一章最前面都简介本章的内容，最后又有一小节做总结，内容多为类似。本书最后一章“结论”，对全书进行总结，与每一章的首尾简介和小结又多有重复。
  第二，也许受到研究领域的局限，作者对有的问题分析尚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譬如，在现代化进程中茶馆之所以能够延续，在王笛看来，是因为茶馆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使其能够抵御国家权力的控制和现代化的冲击。这一看法当然有其道理，但还有一点他没有注意到，这就是现代工商业(包括外国资本企业)的力量在整个近代中国历史上是非常有限的，它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生活的需求。甚至可以说，现代工商业对传统工商业的替代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没有完结之前，小商业与现代工商业之间就更多地是并存而非竞争关系，不仅是内陆城市，即便在沿海地区的大城市也是如此，现代工商业从未将小商铺打垮。可见，要想解释传统行业延续的原因，不能不对它的对手现代工商业进行深入的研究。
  第三，作者对成都茶馆历史的纵向变化和横向比较还有进一步拓展的余地。也许由于茶馆是民众日常生活的场所，不可能像政治史、事件史那样变化明显，因此较少受到关注，资料记载不多，所以作者对成都茶馆纵向变化的叙述并不平衡，有的方面甚至完全缺乏。横向比较的欠缺，主要表现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作者没有对清末民国时期成都茶馆与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进行比较，以凸显二者之间的异同，增强对中国地方文化的理解。本来作者对成都茶馆与外国酒馆、酒吧做了细密的比较研究，但没有坚持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进行比较，从而留下了些许遗憾。
  第四，在理论方法和概念上，该书似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王笛主要是借用欧美学者的理论方法研究成都茶馆，尽管他强调“关于茶馆研究又与上述所有研究在关注的问题、使用的资料、解读文本的思路、分析事件的方法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54)，事实上的确也有许多不同，但不能不说，他从茶馆研究中并没有提炼出原创性的概念，其理论贡献自然也就减弱了。当然，能够充分地借鉴西方学者的理论方法并付诸实践，充当中西学术交流的媒介，已经很不易了。何况，成熟的理论方法一经出现，就有一定的普适意义。我只是针对像王笛这样的一流学者，才提出如此之高的要求。其实，原创性概念往往上升到哲学高度，要想在此方面实现创新，对任何学者都是很大的挑战。即便是国外历史学者，他们所提出的概念也往往是借用了相邻学科的理论，真正自己发明的极少。也正因为此，相邻学科的学者经常笑谈，他们给了我们历史学者一桶水，我们回馈的只是一碗粥。(55)所以，如何“有借有还”，提出对相邻学科都有价值的理论和概念，是整个历史学的任务。而对我们中国历史学者而言，更面临着双重任务，即在国际史学舞台和相邻学科争取话语权，避免中国学术成为外来思想的“跑马场”。在民族国家没有消失之前，话语权的争夺是无法回避的过程。
  最后，我还想提醒一点，从《茶馆》可以看到王笛特别强调微观史、大众文化史的研究，但我们只能将此理解为在传统政治史、精英史统治下的一种反拨，而不能认为只有它们才是历史研究的唯一对象，我相信王笛也会作如是观。如果有人做这种极端的理解，则与传统史学的逻辑错误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事实上，无论是精英史还是民众史的研究都不可偏废，精英史研究的衰落也不是什么好现象。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命脉、文化传承离开精英是不行的。
  ②王笛在成都的研究中运用了大量竹枝词、游记、小说、照片、绘画、录音、档案、口述资料，这些在传统史学研究中极少被注意和使用。
  ③学界对《街头文化》的学术评论较多，对《茶馆》尚缺乏深度的学术评论。
  ⑤王笛：《从历史的最底层往上看》，《南方都市报》，2013年7月25日，第B15版。
  ⑥王笛：《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从社会的最底层看历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3页。
  ⑨日本、美国学者的论着及其研究取向，见《茶馆》，第28—29、48—52页。
  (12)王笛：《从历史的最底层往上看》，《南方都市报》，2013年7月25日，第B15版。
  (22)王笛：《充当中美学术间的“二道贩子”》，王希、姚平主编：《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15—416页。在《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王笛用1500余字描述“成都的茶馆与社会”，可以说没有《茶馆》中所提到的任何问题意识。
  (25)王笛：《走进中国城市内部》，第12、69、71—72、74—75页；《茶馆》，“中文版序”，第12—13、17页；王笛：《不必担忧“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30—33页。笔者曾发表《整体史：历史研究的三位一体》(《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基本观点与王笛相近。
  (26)王笛：《走进中国城市内部》，第83—93页；《茶馆》，“中文版序”，第8—11页。
  (27)《茶馆》，“中文版序”，第8—9、13—14页；王笛：《走进中国城市内部》，第9、14—15页。
  (28)王笛：《走进中国城市内部》，第165—166页；《茶馆》，“中文版序”，第4—5、427页。
  (36)譬如在酒吧或咖啡馆，老板是一个信息“沟通的中心”，积极参与地方政治，而成都茶馆老板却尽量远离政治。《茶馆》，第430页。
  (37)《茶馆》，第17、29页；[美]罗威廉着，鲁西奇、罗杜芳译：《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796-189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页。
  (40)费孝通：《从马林诺夫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学术自述与反思：费孝通学术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51页。
  (55)台湾学者杜正胜认为：“历史学家几近社会科学家的仆役，而有些社会科学家也慨然以主人自居。”(《古典与现实之间》，台北，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82页)英国学者辛西亚•海伊甚至说：“历史学家无法自行归纳出理论结构，而必须从其他学科输入。”(辛西亚•海伊：《何谓历史社会学》，S.肯德里克等编，王辛慧等译：《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