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葛亮怀揣着内在深切的古典情怀,执意经营自己跨越百年的文学长卷,以期达到致敬传统、致敬时代,乃至向古老的中华文明致以崇高敬意的高远目标。
  一是古典情怀的深切流露。葛亮深请古典传统文化之精髓,他的创作是在形式与内涵上对传统文化与古典中国的双重致敬。在形式上,葛亮仿照三国演义》中“三分实写、七分虚构”的经典写法,在小说中悉心经营构建历史场景与传统文化场域,力图还原其本真风貌。如《北鸢》中将器物与人物并置,增添故事的历史感和纵深感。写程云和弹琵琶,既写出人物的心路历程,又使其自然贴合时代历史背景,人与琵琶合而为一:她在行李中找出自己的琵琶,调了弦。过了这些粗日子30年代,受上海现代主义精神和西方文学的影响,在东西方文学的浸润下,香港文学开始兴发,并一步步由乡土文学演变为城市文学,通过不同的东西方艺术,将文学融入生活。虽然当时的文学刊物,大多由南来文人创办或主编,如茅盾的《文艺阵地》,但他们开垦的创作园地,为香港第一代本土作家如马朗、舒巷城等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滋养,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注入重要的文学养分。
  新中国成立后,受中国批孔及排斥西方文学影响,当时香港作为中国和台湾间最自由的地方,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不少文人为求自由的阅读及写作空间,纷纷逃难来港。中国乡土文学作家李辉英在香港一留就是40多年,并著有比较香港和家乡吉林的《乡土集》。此外,乡土文学作家的作品也陆续出现,如马朗《太阳下的街》、侣伦的《穷巷》等。在筲箕湾长大的舒巷城,更在50至60年代写下了不少批判城市现象、充满本土意识的作品,如小说《鲤鱼门的雾》、《太阳下山了》等。与《虾球传》、(穷巷》等作品不同的是,舒巷城的作品大多以本土人的身份书写故事,故事中的主角以香港为归属,与香港共荣辱,当中透出的本土意识己经比较明显,在香港城市文学的本土书写上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60-80年代,土生土长的一代文学人成长起来,并成为香港文学的主力军。他们的作品中所透出的本土意识,成为当时香港文学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一时期,香港文学进入空前繁荣的百家争鸣的年代,文学杂志《素叶文学》、《中国学生周报》等培植出大批青年作家。刘以曾、昆南、也斯、西西等,一个个在香港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名字开始进入人们的眼帘。他们成长于50年代,有文学前辈的影响和带动,也接触到较多的西方文学,文化的冲突和眼界的开阔促使他们从理性的角度,开始思考自身、文学和城市的关系。他们的作品大胆地突破文学常规,葛亮身处于香港的全球文化风暴中,“新古韵”中的承古部分是他为了摆脱西方文明长期以来在文化上的主导权,建立对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与身份认同所做出的自我创造。面对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不断入侵与本土民族文化的束手无策,葛亮选择通过书写家族历史传承,展现古典文化记忆的策略与之对抗。如《北鸢》借风筝物象,传达出一种文化启示:中国文化在借鉴外来文化时,一定要有自身的主体把握,坚守住那份“主心骨”。
  葛亮将这种对于文化的思索落实到了当下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从而完成他面向历史,关注现实的书写。他极力展现那些来自民间的碎片化日常,作为当代文化记忆的鲜明缩影。那是深藏在人情与人性的命运底色之下,人与人之间最普遍的本质关联。这是葛亮用以构筑当代文化观念与价值体系的另一种方式。在对古典的承续与开拓中,葛亮坚持做当代文化的重构者与反思者,试图超越同时代的新历史小说与寻根小说,书写自己的新古韵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