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朱天曙 汉魏六朝：中国早期古典书论的生成及其价值
  一弁言
  中国古典书论肇始于汉魏之际，经过两晋时期的发展，到六朝时期，形成了成熟的书法论著，奠定了中国古典书论的基本框架。汉魏六朝时期是中国书法文人化的自觉期，书法理论是这一时期书法文人化自觉的标帜，越来越受到学术界重视。
  汉晋之际，文人思想十分活跃，三国时期曹丕《典论》作为古典文学批评史上较早的一篇专说，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夫文本同而末异”等思想，品评“建安七子”在文学上的成就，提出文学的价值、作家的个性与风格、文体、批评态度等问题，对后代影响甚大。西晋时期，陆机《文赋》作为文学史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文论，用“赋”的形式，对各种文体与风格进行阐发，比较细致地分析了文学创作的过程，提出了文学理论史上的很多重要问题。魏晋时期形成的“玄学”，与文学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南朝时期，文学创作极盛，文学批评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出现了梁刘勰集大成的代表著作《文心雕龙》，其体例周详，论旨精深，系统地讨论了文学的基本原则和各体的渊源与流变，尤其是关于文学创作的讨论，揭示了艺术的基本规律和方法。汉晋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受《七略》《汉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影响很大，不仅使文体辨析更趋细致周密，而且各文体源流有自，对纠正当时写作体例混乱、文体不明等弊病，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汉晋南朝的书论就在这一时期的文学环境中产生。士族书家凭借书写技艺显示个人情性，以各种书体之美表情达性。实用的书体书写与寄情雅兴渐渐分离，人们运用各种文学手段表达对书体的赞颂和对书家的评骘鉴赏，如用“赋”“表”“启”“状”等体裁描述书体特征和书法之美。书法渐而成为文人寄怀托兴的一种艺术，超越一般的技艺，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文人在书法赏鉴活动中不断吸收文学艺术和传统哲学的品评语言，逐渐形成了一套品评书风、论述书体、讨论书艺的术语和相应观念，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中国书学的原始概念和品评书法的基本内容。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书论文献的现存基本篇目及其主要内容作扼要的介绍，指出中国早期古典书论的主要价值和对后代的影响。
  锺繇 墓田丙舍帖
  二
  汉魏六朝书论文献的基本篇目
  现存汉魏六朝时期的书法文献，根据历代文献记载和著录，主要篇目包括：
  东汉时期四篇：许慎《说文解字·叙》、赵壹《非草书》、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中著录的崔瑗《草势》及蔡邕《篆势》。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收录有《非草书》《草势》《篆势》三篇。
  三国时期一篇：东吴皇象《与友人论草书》，《广川书跋》卷七有著录。
  西晋时期四篇：《书苑菁华》卷三著录成公绥《隶书体》一卷，《晋书·索靖传》著录的索靖《草书状》一卷，《晋书·卫恒传》著录《四体书势》全文，《旧唐书·经籍志》卷四十六和《新唐书·艺文志》卷五十七著录卫恒《四体书势》一卷书目，《艺文类聚》卷七十四著录杨泉《草书赋》一卷。
  东晋时期四篇：《艺文类聚》卷七十四著录刘劭《飞白书势》一卷，《法书要录》卷一著录王羲之《自论书》、虞龢《论书表》，《晋书·王羲之传》著录庾翼《与王羲之书》，张怀瓘《书断·上》和《书苑菁华》卷三著录王珉《行书状》。
  南朝时期书论十七篇。其中宋三篇：《法书要录》卷一著录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卷二著录虞龢《论书表》，《书苑菁华》卷十八著录鲍照《飞白书势铭》；齐三篇：《法书要录》卷一著录王僧虔《论书》、王愔《文字志目》，《南齐书·王僧虔传》《艺文类聚》卷七十四著录王僧虔《书赋》一卷；梁十一篇：《法书要录》著录有七篇，即萧子云《论书启》、萧衍《观锺繇书法十二意》《答陶隐居书》、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庾元威《论书》、庾肩吾《书品》、袁昂《古今书评》，《艺文类聚》卷七十四著录三篇，即庾肩吾《谢东宫古迹启》、萧纲《答湘东王上王羲之书》、萧绎《上东宫书迹启》，《书苑菁华》卷十五著录顾野王《上玉篇启》一篇；陈一篇：《法书要录》卷二著录智永《题右军〈乐毅论〉后》。北朝时期的书论两篇：北魏江式的《论书表》和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杂艺》。
  除了这些现在可以看到的篇目外，历代著录汉魏六朝的佚书也有不少。如《书断》中著录东吴张弘《飞白书势》一卷，虞龢《论书表》著录西晋卫恒《古来能书人录》一卷，王僧虔《论书》著录东晋康昕《右军书赞》，《南齐书·刘绘传》著录南齐刘绘《能书人名》，《初学记》著录南齐萧子良《古今篆隶文体》，庾元威《论书》著录南齐王融图《古今杂体六十四书》，《南史·纪僧真传》著录南齐纪僧猛《飞白赋》，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著录《逸少正书目录》，南朝虞龢《论书表》著录其还写有《杂势》一卷、《锺张等书目》一卷、《二王镇书定目》六卷、《羊欣书目》六卷，萧子云《论书启》言及其所著《论飞白》，《旧唐书·经籍志》录有萧子云《五十二体书》，庾元威《论书》著录梁阮孝绪《古今文字》三卷，《述书赋》著录梁萧纶所撰《书评》等。
  故宫藏宋拓《汝帖》中的崔瑗书法 ​
  三
  汉魏六朝书论的主要内容
  秦汉以来，篆、隶、草、行、真等书体不断衍变，文字数量不断增加，书写力趋简速，到了东汉末期，书体逐渐走向成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这一时期文字学的代表著作，叙中论文字起源、“六书”原理、先秦至新莽文字与书法的发展。书法以文字为素材，习字为书法的初阶，习字必先识字，识字而能溯其本源，自能触类旁通。许慎创立五百四十个部首，对其形、音、义作了详细解说，试图说明每个字为什么要这样写，找出字形与本意的关系，阐述其构形的原理。他以为，包括古文、籀文的篆体为汉字的本源。殷墟甲骨文发现后，打破这种传统认识，通过甲骨、金文与《说文》部首互证，可对其篆形和说解作补正，有助于更好地利用《说文》。许慎在《叙》中揭示中国文字的象形意义，所谓“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并由突出“象形”引申出“书者，如也”的理论，开启书法艺术由“形”至“意”讨论的先河。《说文》流传以后，战国至秦汉文字形体混杂的现象逐渐得以克服和纠正。全书搜集了9353个小篆及1363个重文，是最丰富最有系统的秦系文字资料，对隶楷的演化起到了指导作用。
  东汉时期书法名家辈出，对文字的发展、笔画的运转和书写之美，均有自觉的认识和精深的造诣为世所尊崇。他们在笔法上或相互珍秘，或不肯轻易示人，但对书迹的颂赞、描述和欣赏，可见于这一时期的著述，如东汉崔瑗（77—142）《草势》、蔡邕（133—192）《篆势》《笔赋》、赵壹《非草书》等。
  《晋书·卫恒传》全文收录卫恒《四体书势》，于叙草书源流后引录“崔瑗作《草书势》”，这是现存最早的一篇纯粹谈论书法艺术的文章，《草书势》因卫恒引用而流传于世。他指出文字的产生，也就有了书法，形象描述了草书的产生、结体、用笔、势态、呼应以及章法上的特色。如“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望之若欹”“旁点邪附，似蜩螗挶技”等；又提出“志在飞移”“放逸生奇”的书法观念，将书法从再现形象的造形特征上升为由形到意的抒情艺术，标志了古典书论对艺术审美的认识逐渐走向自觉。《草书势》中“临时从宜”语，为汉末赵壹《非草书》一文所征引。崔瑗论书重“势”，故名《草书势》，后蔡邕《篆势》、卫恒《字势》《隶势》皆仿其法。其对“势”的重视来源于哲学中的“自然”“形势”的思想，进而转到书学上的“体势”“笔势”中，后又发展为魏晋文论中的“气势”和“风格”。其效仿《周易》中“观物取象”的方法，借助自然物象抒发感受，把书法鉴赏时的个人情感具体地表达出来，这种意象式的批评被广泛运用到书法批评中，或状书体，或论用笔，或言书势，或赞风格，让鉴赏者通过描述，来寻求书家的意趣和创作风格。蔡邕是东汉通才的代表人物，天文、历算、音律、经学、书法无不精通，著述甚丰，据《后汉书·蔡邕传》其作品有一百零四篇，包括诗、赋、碑、诔、铭、颂、箴、表等。刘勰《文心雕龙·诔碑篇》云：“后汉以来，碑碣云起。”东汉以来流传的碑铭多为墓志铭，其文体包括散文体序和结尾的韵体诗，蔡邕传世有碑文多篇。卫恒《四体书势》谓“蔡邕作《篆势》”也是相类的著述，《篆势》也因卫恒引用而被流传。其说明篆书从象形文字而来，描述篆书字形，指出其审美价值。如“字画之始，因于鸟迹，仓颉循圣作则，制斯文体有六篆，巧妙入神”“纵者如悬，衡者如编，杳杪斜趋，不方不圆，若行若飞，跂跂翾翾”等表达了蔡邕对篆书美的理解和认识。其强调掌握篆书是理解经籍的先决条件，虽然其立足点是以弘扬经义为要，但这些认识比许慎更深入地讨论到书法的体势、运笔和情性，有重要的价值。
  除《篆势》外，清人严可均辑校《全后汉文》卷六十九载蔡邕撰《笔赋》。此文描述毛笔制作、性能、功用及其表现教化的作用。《笔赋》描述早期毛笔制作工艺，是书法史上关于书写工具较早完整的记载。传世的《九势》被宋人陈思所辑《书苑菁华》第十九收录，近人沈尹默有《汉蔡邕〈九势〉释义》等详加诠解，但此篇实非蔡邕所作。
  《非草书》的作者赵壹（约130—约185），著有赋、颂、诔、书、论及杂文十六篇，传见《后汉书·文苑传》。赵壹《刺世疾邪赋》是东汉讽刺文学杰出典范，他以率直锋利的语言进行直率大胆的表达，这一风格，几乎是赋体藻饰风格的对立面，其语言朴质无华，到了东汉末年，这一风格变得普遍。《非草书》为赵壹杂文，继承其写赋的这一特点，收入唐代张彦远所辑《法书要录》卷一中，列为首篇，为存世完整的早期论书之作，也是书法批评史上第一篇重要文献。他从儒家立场来看待新兴的草书和学习草书的风气，坚持文字为“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指出了汉末草书已经走向非实用的艺术，全文结构严密，论述形象，证明书法在东汉后期有了自觉的表现。如果说崔瑗《草书势》是从书法鉴赏角度来讨论书法的审美本质，赵壹《非草书》则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对书法的文化属性和社会价值进行解析。
  汉末西州风行草书，世人学草书如痴如狂，赵壹见此流风愈下，“反难而迟”的现象，大声疾呼要扭转这种风气。在《非草书》中，他认为各人气质、个性、才能、学问皆有特点，强调书法中天资和学问的重要，“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此论比曹丕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看法还要早数十年。秦汉以后草书兴起，应时趋捷，“务取易为易知”。杜度、崔瑗、张芝皆有超俗绝世的才华，博学余暇，游手于斯，造诣精深，时人效颦，“盖伎艺之细者耳”。他称赞这些书家的自然流露，认为其与当时矫揉造作的书写是完全不同的。
  皇象是东吴极负盛名的书家，工章草。他论草书讲究笔、纸、墨的选择，认为欲见“漫漫落落”之草书，需用“精毫笔”，“滑密不沾污”之纸与“多胶绀黝”之墨，同一时期曹魏书家韦诞强调“张芝笔、佐伯纸及臣墨”是书法创作的“利器”，汉代以来以笔、墨、纸、砚为代表的书写工具不断发展和完善，因此较之于前代这一时期的书家对书写工具更为重视。运用好的工具进行书法创作自然“手调适而心欢娱”，从而收到“正可以小展”艺术效果。
  晋代书论继承汉代用华美辞藻描述书法形体的表达形式，以书体为篇名和题材赞书法之美，出现了如“用笔”“流美”“书势”等概念。他们以“书体”为文学创作的对象，表明这一时期书法已经成为文人达情寄兴的技艺，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西晋卫恒《四体书势》、成公绥《隶书体》、索靖《草书状》、杨泉《草书赋》，东晋刘劭《飞白书势》、王珉《行书状》等这一时期的书论，注重对各体书法特征的形象描述和创作活动的讨论，各种书法批评范畴也在其中得以出现和发展。
  卫恒（？—291）是西晋时期著名书家，官至黄门侍郎，其父瓘，弟宣、庭，子璪、玠皆有书名。《晋书·卫恒传》全文收录了卫恒《四体书势》，分别叙述古文、篆、隶、草书的概况。全文分成四段，每段结束用韵语加以赞颂某种字体的形势。有的是他自己的撰述，有的是引前人对这一字体形势的赞颂。第一段赞颂表扬文字之“美”，如“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矫然特出，若龙腾于川，森尔下颓，若雨坠于天”。此段称为《字势》，应是卫恒所撰。第二段自周宣王史籀作大篆，叙述到汉末蔡邕历代书家承传的统绪，后录蔡邕《篆势》。第三段叙述汉魏间字体演变与书家传承，指出书体避繁趋简的现象，如“鸟迹之变，乃惟佐隶，蠲彼繁文，崇此简易”，此段为《隶势》，亦应为其自撰。第四段讨论自汉兴至章帝时期草书盛行一时的景象，文末收录崔瑗所作《草势》。
  卫恒在《四体书势》中把书家的情性同自然进行有机地结合，突出“表意”在书法中的重要性。如“盖睹鸟迹以兴思也”“观其措笔缀墨，用心精专，势和体均，发止无间”“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所宣”等，都体现中国书法由“象”而转“意”的审美特征。
  《隶书体》的作者成公绥（231—273）为西晋文学家，口吃而好音律，所作辞赋，为人推重。《晋书·文苑传》中有传。成公绥原有集，后散佚。明人辑有《成公子安集》，《隶书体》选自此中，《书苑菁华》卷三著录。近人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卷五评其“文甚美，真晋人吐属”。《隶书体》盛赞“隶书”一体“适之中庸，莫尚于隶”，又云“规矩有则，用之简易”“随便适宜，亦有弛张”，描述了隶书书法的壮观之美，文采华丽。文中还提到了“工巧难传，善之者少，应心隐手，必由意晓”的看法，可见“心”“意”已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论书范畴，是 “象”之上更高一层的审美标准。
  西晋书家索靖（239—303），以其自身在书法上的实践体察草书，较崔瑗时代更为深透。《晋书·索靖传》录有《草书状》，《佩文斋书画谱》亦录。《草书状》为赋体，类似卫恒引崔瑗《草书势》，多以动物的矫健生动喻字的形和势，如用“婉若银钩”“漂若惊鸾”“虫蛇虬蟉，或往或还”来形容草书的技法和变化。唐代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七十四著录此篇。
  西晋杨泉的《草书赋》用华丽的语词对草书加以描述，认为“惟六书之为体，美草法之最奇”，并对杜度和皇象两位草书家加以表彰。其中如“字要妙而有好，势奇绮而分驰”“解隶体之细微，散委曲而得宜”“乍杨柳而奋发，似龙凤之腾仪”等句文采优美，形象生动。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七十四也著录有此篇。
  东晋刘劭博识好学，多艺能，善草隶。《世说新语·言语》“庾稚恭”条注引《文字志》有传。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七十四著录其《飞白书势》一篇，唐张怀瓘《书断》亦有引。《飞白书势》赞颂飞白书体，“飞白之丽，貌艳势珍”，韵文优美。其中如“直准箭驰，屈拟蠖势”“繁节参谭，绮靡循杀”等描述飞白一体的形态，辞藻华美。
  东晋王珉（351—388）是王导之孙、王洽之子，唐张怀瓘《书断》中称“三世善书”。《隋书·经籍志》著录《王珉集》十卷，《行书状》或来源于此。《书苑菁华》卷三著录此篇。《行书状》赞颂行书一体的形态特征和艺术魅力，所谓“绮靡婉娩，纵横流离”。
  又评论名家，赏鉴笔迹。此文为东晋时期专门赞赏行书之作，表明此时行书自觉的审美观念已经确立，和古文、篆书、隶书、草书、飞白等书体共同构成丰富的书体审美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传为东晋卫铄所撰《笔阵图》一卷也为历代所重视。卫铄（272—349），世称卫夫人，东晋女书法家。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北宋朱长文《墨池编》、南宋陈思辑《书苑菁华》卷一及明刊《说郛》均录载，但作者说法不同。《法书要录》卷一题作“卫夫人”，唐孙过庭《书谱序》“疑是右军所制”。《墨池编》题为“王羲之”，《书苑菁华》卷一题为“卫夫人”。明杨慎《书品》以为“《笔阵图》羊欣作，李后主续之。”近人余绍宋作《书画书录解题》列入伪托，很可能为南朝人所作。
  《笔阵图》是最早论执笔、笔法、结字以及书法艺术实践的论著。所列七条笔阵，又称笔势，是在真、行、草书盛行以后，书写实践经验累积而产生的书论。其中，对笔墨纸砚书写工具的选择，执笔运转要领的提示，均有具体明确的阐释。对于书法，美、丑的鉴别标准，与谢赫注重骨法用笔的精神互通，所谓“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这给后来品评南朝时期各家法书提供了品鉴的原则。
  书圣王羲之（303—361）书论散见于南朝、唐朝书论文献及其尺牍中。如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虞龢《论书表》、南齐王僧虔《论书》等都有其论书文字。《法书要录》卷一著录的《自论书》辑录其论书言论，在唐代已经流行，是流传至今较为可靠的王羲之论书文字，或为齐梁间人从王羲之遗墨中辑出，如“吾书比之锺张当抗行”“张草犹当雁行”，又“寻诸旧书，惟锺、张故为绝伦，其余惟是小佳”句在宋虞龢《论书表》中曾经引及，《晋书·王羲之传》中亦存此类论书语。
  王羲之书论，极重“精作”与“书意”的结合，《自论书》中既有“吾尽心精作亦久”，又指出“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这和《兰亭序》中所说的“因寄所托”“取诸怀抱”的思想是一致的，能体现其论书要旨。传为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书论》《笔势论十二章》《用笔赋》《记白云先生书诀》等流传颇广，虽多不可靠，仍有文献价值。
  南朝士大夫承“二王”遗绪，对书法有特殊爱好，书学论著渐而盛行，尤其对前代书家的成就高下，厘定品级，藻鉴精审，成一代风尚。此时文学如锺嵘《诗品》、绘画如谢赫“六法论”也有共同趋向。南朝皇帝亦多笃好书法，内府收藏既丰，君臣随时相与观赏讨论，或从整理内府收藏编目而后上表说明各家书法成就，或应诏旨陈述自己对前代书法的观感，渐渐建立起书法品评的标准。这一时期书学论著很多，著名的如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虞龢《论书表》、王愔《文字志》三卷、王僧虔《论书》、萧衍《观锺繇笔法十二意》、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庾肩吾《书品》、袁昂《古今书评》等。
  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篇目最早见于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王僧虔传》，称王僧虔“又上羊欣所撰《能书人名》一卷”，据宋虞龢《论书表》最后有“臣见卫恒《古来能书人录》一卷，时有不通，今随事改正，并写诸杂势一卷”。是书或经卫恒、羊欣、王僧虔诸人先后辑录加工而成。虞龢《论书表》、庾肩吾《书品》、张怀瓘《书断》中有羊欣论书佚文。《采古来能书人名》一卷为史传，卷首有王僧虔奉敕进呈一启，采录自秦丞相李斯、赵高至东晋后期王献之、王珉能书者凡六十九人，条列书家籍贯、朝代、师承、擅长何种书体、书事等，叙事简练，为书家小传之最早者。此书的价值还在于：他继承了汉魏以来人物品藻的风气，开启了书家品评之风，对后代影响深远。如论师宜官“尝诣酒家，先书其壁，观其云集，酒因大售。俟其饮足，削书而退”，论张芝“高尚不仕，善草书，精劲绝伦。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把书家的个性品格与书风相结合。又提出“骨势”“媚趣”“肥瘦”“精熟”等具有审美内涵的范畴，体现中国书法“书如其人”的深刻内涵。
  《论书表》作者虞龢为南朝宋余姚人，官中书侍郎。刘宋明帝时，奉诏与巢尚之、徐希秀、孙奉伯共同搜访“二王”书迹。事成后于泰始六年（470）上《论书表》。表中叙述东晋、刘宋时期的书法事迹，如“二王”的书法事迹，谢安与王献之关于“二王”父子书法的对话，“二王”书法流传真伪，当时搜访名迹情形，“二王”书法的收藏、刘宋内府所藏前代法书的情况以及书家讲究的纸墨笔砚等。表内对当时书法状况作全面记录，有书史的性质。其中如论锺、张、“二王”“同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二王”“父子之间又为今古”，“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等具有史家眼光，评骘精当。
  南朝宋齐时王愔善草书，著有《文字志目》，《法书要录》卷一收录此目，原书未见。现存《文字志目》除《法书要录》本外，还有《墨池编》本、《书苑菁华》本等。《文字志目》分三卷，上卷目为古书三十六种，后标注古今字学名家数量；中卷目标秦、汉、吴书家人数，列举人名；下卷目标魏、晋书家人数，列举人名。涉及书家有张芝、锺繇、王导、谢安、王羲之、王献之等人。《文字志目》所录书体包括草书、古文篆、行书、楷书、缪篆、隶书、小篆、署书、殳书等，是现存较早的书体著作，后有“古今小学三十七家，一百四十七人”与“书势五家”，极见其重文字之学与书体的关联，并注意到魏晋书势论的传统。因此，《文字志目》是了解南朝之前书体和书家的重要目录文献。
  南朝齐王僧虔（426—485）善书，其《论书》一篇为王僧虔答竟陵王子良书启，叙古今善书人，加以评议。此篇最早见于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王僧虔传》，《法书要录》卷一、《书苑菁华》卷十一均有著录，但文字略异。《论书》上自汉魏张芝、锺繇，下及南朝刘宋孔琳之等，共评论书家三十八人，凡三十条。王僧虔在《论书》中重笔力，强调“字体”与“笔势”两者的统一。如论王珉“笔力过于子敬”，张芝、索靖、韦诞、锺会、“二卫”“惟见笔力惊异”，评杜度“杀字甚安而笔体微瘦”，评崔瑗“笔势甚快，而结字小疏”。书中还常提到“能”“妙”两字，称谢安、谢灵运“能流”，谢静、谢敷“能境”，锺繇之书“谓之尽妙”，孔琳之“未得尽其妙”，体现王僧虔论书家之独到品格。
  王僧虔还有《书赋》一篇，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王僧虔传》记录篇名，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七十四著录。《书赋》受晋代陆机《文赋》的影响，既有“情凭虚而测有，思沿想而图空”创作准备的讨论，又有“心经于则，目像其容，手以心麾，毫以手从”创作过程的描述。作品要做到“风摇挺气，妍孊深功”，体现“迹乘规而骋势，志循检而怀放”的统一。此书阐发了书家创作的规律和特点，明确“情”“思”的主导作用，总结了书法创作的若干特征，开孙过庭《书谱》之先导。
  正如文学史学者研究指出的那样：“萧梁王朝代表了南朝文化成就的最高点。它的特点是一种异常健旺蓬勃的文化精神，强烈的文学史意识，对整理和诠释传统并进行创新的自觉的渴望。”梁武帝萧衍（464—549）开启了南朝时期论书的新风气。萧衍善书，工草、隶、虫篆诸体，所撰《观锺繇笔法十二意》为论书专文，见于《法书要录》卷二，前一部分论笔法十二意，即“平，谓横也；直，谓纵也；均，谓间也；密，谓际也；锋，谓端也；力，谓体也；轻，谓屈也；决，谓牵掣也；补，谓不足也；损，谓有余也；巧，谓布置也；称，谓大小也。”后一部分论张芝、锺繇、“二王”书法，提出“字外之奇，文所不书”的主张，即书法之趣，常在笔墨蹊径之外。又以锺繇和王献之为例，以“古肥”与“今瘦”论之，指出“古今既殊，肥瘦颇反”，这是从书法发展规律的角度进行讨论。六朝人学书多宗法王献之，梁武帝以为王羲之学锺繇，而不提锺繇，王献之学王羲之，亦未提王羲之，特以锺繇书法十二意来讨论，愿学书者多取法乎上。所论“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在当时推重王献之的风气中有矫正之功，他提倡锺、张古法与王羲之书风，为唐人尊羲抑献之先河，有重要的书史意义。
  梁武帝又有《答陶隐居书》一篇，论法书真伪的鉴定和运笔结字的原理。主张书法要合乎规矩，“适眼合心”“肥瘦相和，骨力相称”。以为骨肉气势诸端，终归于“习”。他说：“程邈所以能变体，为之旧也。张芝所以能善书，工之积也。”梁武帝论书重工夫、重规矩，一方面体现了梁代重形式完美和人工雕饰，另一方面也是矫正魏晋玄学、弘扬儒道的体现。
  南朝梁时陶弘景（约456—536）是一位著名的道教隐士，与梁朝皇室关系密切。《与梁武帝论书启》共五篇，为陶弘景写给梁武帝的书信，涉及法书鉴定和创作心得等内容，唐人统称为《论书启》，是最早关于书法鉴定的专文。文中对“二王”书法的鉴定，和对张芝、锺繇、“二王”书法的比较，均有个人见解。如论《乐毅论》云“书乃极劲利，而非甚用意，故颇有坏字”，又论“元常老骨，更蒙荣造；子敬懦肌，不沉泉夜。逸少得进退其间，则玉科显然可观”，这些书论均有见地。
  书法品藻最早、最系统严密的规范著作，当数南朝的梁庾肩吾（487—551）的《书品》。它与锺嵘《诗品》、谢赫《画品》一起成为南朝诗书画品评的重要作品。《书品》又名《书品论》，以善真、草二体者，举汉至南朝齐梁128人（实为123人），分为三等九品类例而评论其优劣。前有总论，各品有分论，末尾总结数语。其篇首引言叙述字体沿革，后以“天然”“工夫”分“上之上”三人，张芝（伯英）、锺繇（元常）、王羲之（逸少）；“上之中”五人，崔瑗（子玉）、师宜官、王献之（子敬）、杜度（伯度）、张昶（文舒）；“上之下”九人：索靖（幼安）、皇象（休明）、卫瓘（伯玉）、梁鹄（孟皇）、胡昭（孔明）、荀舆（长胤）、韦诞（仲将）、锺会（士季）、阮研（文几）。每一品级，先列书家名字，再品藻论书。如记张、锺、王三家最有代表性：“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锺天然第一，功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锺，工夫过之。”庾肩吾以“工夫”和“天然”为论书标准，以上、中、下分品评等级，开后代神、妙、能品评的先河，也是汉魏以来人物品藻之风在书论上的反映。也为唐代李嗣真《书后品》、张怀瓘《书断》、宋代朱长文《续书断》、清代包世臣《国朝书品》等后来的品藻类书论专著树立了典范。
  南朝梁袁昂于普通四年（523）奉敕所著《古今书评》一卷，品评古今能书者从秦汉到两晋时期二十五人，用魏晋人物品藻的方式比拟，加以评论，以才士、佳人、仙人、舞女、贵胄、寒乞、龙、虎、鹏、鸷、凤、飞鸿种种动静仪态，来描述各人书法的风神，使书法具有生命活力的动势，进而寻绎出美恶的标准。如论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王子敬书，“如河洛间少年，虽有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二十五人中，以张芝、锺繇、王羲之、王献之，称为“四贤”。末附普通四年书启为品评书家文字。这种直观、具体、形象的评论方法，对于揭示书法审美和书家的个性有重要意义。
  南朝陈至隋代的僧人智永为王羲之七世孙，其《题右军〈乐毅论〉后》一篇《法书要录》卷二著录，此篇为其论王羲之正书之心得。智永于南朝陈天嘉年间（560—566）始见《乐毅论》，隋初藏于己手，遂得以详览王羲之正书精妙处以为此书“留意运工，特尽神妙”。智永曾有多种真草《千字文》传世，秀润圆劲，发其旨趣，对于传承王羲之书风，贡献极大。
  除上述重要书论外，南朝时期的书论还有如南朝宋鲍照《飞白书势铭》、梁顾野王《上玉篇启》论书体；梁庾元威《论书》论书史；南朝梁萧子云《论书启》、萧纲《答湘东王上王羲之书》、萧绎《上东宫古迹启》品评书艺等。北魏江式《论书表》论字体演变，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论当时字法使用情况，均为现存早期书论文献中的重要内容。
  蔡邕 熹平石经拓本（局部）
  四
  汉魏六朝书论的主要价值
  汉魏六朝书论是中国书学史的开创时期，奠定了后代书论的基础，其主要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古代书论著述的门类基本形成
  书法史上的第一部书法丛书为唐代张彦远的《法书要录》，辑录了汉代以来至唐代的书论著作，大体以时间为序，未作专门分类。宋代朱长文《墨池编》根据书论的内容分成八类，包括字学、笔法、杂议、品藻、赞述、宝藏、碑刻、器用。宋陈思《书苑菁华》把书论按文体分为三十二类，分别为书法、书势、书状、书体、书旨、书品、书评、书议、书估、书断、书录、书谱、书名、书赋、书论、书记、书表、书启、书笺、书判、书书、书序、书歌、书诗、书铭、书赞、书叙、书传、书诀、书意、书志、杂著。汉晋六朝时期的书论，每一篇的内容或长或短，或单一或综合，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书论文献可包括文字书体、书法历史、书法批评、书法理论、书写技法、书法鉴定、书法著录等内容，奠定了后代书论著述的基础。
  前面提到，我国最早的字典东汉时期许慎《说文解字》在《叙》中对“六书”作了解释，指出其是构成汉字的基本原理，揭示了汉字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还叙述了先秦至新莽时文字和书法的发展史，批评了当时人不懂古文，穿凿附会，解释经义。这篇叙文是研究先秦两汉文字学和书体的珍贵文献。东汉还出现了歌颂毛笔的《笔赋》和以“书体”为题的《非草书》。到了魏晋南朝时期，赏鉴书体的文章则更为流行。如西晋成公绥《隶书体》、杨泉《草书赋》、索靖《草书状》、东晋刘劭《飞白书势》、王珉《行书状》、南朝鲍照《飞白书势铭》等。这类书论，把“书体”作为审美的内容，赞美不同书体的形态，还通过对书体的赞美肯定书法家在书法创作中的创造力。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不重视描写人物，而重视描绘自然景物，以期在抒情写景时达到情景交融。古代诗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大抵都是从抒情或情景交融的角度来讨论的，这一现象是我国古代前中期文论的一个特点，在早期“书体”的文学创作中也是如此。
  一部书法史，是书法家创造书风的历史，两晋南朝时期的书论有一类即是讨论书法历史和书家书风的。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中的四篇序叙述“四体”的源流，记叙书法的传承、流派和书家书风，以书体为内容，讨论各体发展的历史。卫恒讨论的古文、篆书、隶书、草书大体体现了这一时期书家对书体演变的认识。虞龢《论书表》保存了东晋、南朝时期的诸多史料，为研究早期书法提供了珍贵的文献。此外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记叙了从秦代李斯到东晋王珉69人，对他们的取法、师承、书体、逸事作了记录，是一部从秦至东晋的书法简史。
  汉晋南朝时期，不仅出现了如西晋卫恒《四体书势》这样赞美书体而有书法批评性质的文献，还出现了较为完整的书法批评著作，主要集中在南朝时期。如王僧虔《论书》、萧子良《答王僧虔书》、梁武帝《观锺繇书法十二意》、袁昂《古今书评》、萧子云《论书启》、庾肩吾《书品》、萧纲《答湘东王上王羲之书》、萧绎《上东宫古迹启》等，这些批评，或重鉴赏，或重书风比较，或重个人体验识断，方法不尽一致。最值得提的是，南朝梁庾肩吾的《书品》自成系统，借用“九品官人法”的品评方法来确定历代书家的等级，品藻书家的优劣，在书法批评著作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梁庾肩吾《书品》中就有“敏思藏于胸中，巧意发于毫铦”提到书法创作中“敏思”和“巧意”，“胸中”和“毫铦”的辩证关系，对书法艺术进行理论概括。南齐王僧虔《书赋》提出的“迹乘规而骋势，志循检而怀放”重点强调了书法创作与个性的关系，总结书法形态与风格的特征，认为书家要达到“沉若云郁，轻若蝉扬；稠必昂萃，约实箕张，垂端整曲，裁邪制方”的理想境界。他把“心”“气”“形”“情”“思”“迹”“志”等概念运用到书法理论中，大大丰富了书法理论的内涵。
  书写技法是书法独立成为艺术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在长期的书写实践中逐渐形成和总结出来的书写方法和规则。南朝梁武帝《观锺繇书法十二意》中，总结出锺繇书法的技法内容，其中包括：“平，谓横也；直，谓纵也：均，谓间也；密，谓际也；锋，谓端也；力，谓体也；轻，谓屈也；决，谓牵掣也；补，谓不足也；损，谓有余也；巧，谓布置也；称，谓大小也。”这些技法要领，包括用笔、字形、结构、章法等内容，涉及到书写技法的基本原理。在《答陶弘景书》中，他还提到：“运笔邪则无芒角，执手宽则书缓弱”讨论执笔问题，“点掣短则法臃肿，点掣长则法离澌。画促则字势横，画疏则字形慢”讨论用笔和笔势问题。“拘则乏势，放又少则。纯骨无媚，纯肉无力”讨论笔力问题。“少墨浮涩，多墨笨钝”讨论用墨问题。“抑扬得所，趣舍无违；值笔廉断，触势峰郁；扬波折节，中规合矩；分间下注，浓纤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称”讨论书法技法之美。这些书写技法原则的概括和提炼，在这一时期的书论中已有体现。
  南朝时期，著录书法藏品的著述也开始出现。虞龢《论书表》详细记载了南朝宋内府法书藏品的数量、装裱和流传情况，还分类抄录《二王镇书定目》六卷、《羊欣书目》六卷、《锺张等书目》一卷，是文献中所见早期的书法目录。智永《题右军〈乐毅论〉后》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书法著录。
  南朝时期，梁武帝与陶弘景关于法书的讨论还涉及书法鉴定的内容。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梁武帝《答陶隐居书》用书信的方式讨论内府的法书藏品，他们依据书迹的时代特征、书家风格等对法书交换意见，为后代鉴定法书提供了重要文献。
  汉魏六朝时期的书论文献，内容复杂，有些书论如虞龢《论书表》，既有书史的内容，也有鉴定和著录法书的内容，萧衍《观锺繇书法十二意》既是书法批评，又讨论技法，很难归类，我们只能根据文献的主体内容进行大体归类，凸现其学术价值。
  2.古代书学重要概念术语的出现和运用
  两晋以来，随着书法创作活动的活跃和文学、哲学的发展，书论具备了一套基本而稳定的术语和概念系统，或抽象加以概括，或以自然物象加以描述，或以感性经验进行描述，这类词汇运用到书法中时，赋予了新的内涵，象征和概括了书法艺术的某种特征。现列举这一时期出现的较有代表性的品评语汇加以分析。
  东汉崔瑗《草势》、蔡邕《篆势》都以“势”来论书。晋卫恒《四体书势序》亦用“书势”一词。古人论“法”之前，先讨论“势”。所谓“势”，指字体与用笔的顺势，自然而然形成的贯通，是字体形成的开始，也是用笔之法的内在必然。不同书体有不同的书势，也有各自特定的内涵。书写者按笔顺写出字形，笔画的结构、形态显示其特有的“势”，“笔”有用笔之“势”，“字”有结构之“势”，整篇相互生发，形成整体之气象、气势。书家作书，点画皆求笔势。西晋书论中已经开始讨论“势”：“（梁）鹄谓（邯郸）淳得（王）次仲法，然鹄之用笔，尽其势也。”“崔氏（瑗）甚得笔势。”“字要妙而有好，势奇绮而分驰。”南朝书论中，关于“势”的描述更多：“字势发于仓、史……若探妙测深，尽形得势。”“萧思话书走墨连绵，字势倔强……（薄绍之书）挥毫振纸，有疾闪飞动之势。”“拘则乏势。”
  书家作书，重在有“势”。从上述书论看出，“势”是和字形、速度、连贯、性格等因素相关联的最初的力量，也是中国书法艺术笔法生成与表现的意象所在。
  《周易》中提出“立象以尽意”后，经过文人的发挥，“意”成为哲学和文学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西晋时期的书论中出现了以“意”来论书的概念，和“象”相对应：“工巧难传，善之者少，应心隐手，必由意晓。”“科斗鸟篆，类物象形。睿哲变通，意巧兹生。”南朝时期，以“意”论书，超越了对“象”的关注：“锺会书字，十二种意，意外殊妙，实亦多奇。”“手随意运，笔与手会，故益得谐称。”“逸少学锺繇书，势巧形拙，及其独运，意疏字缓。”“张澄书，当时亦呼有意。”
  “意”与“法”，“心”与“手”，是中国古代书论中的重要范畴。点画之间除了技法上的表现，而能传达言所不尽的“意”，这是西晋至南朝时期书论对书法由技入道，由手及心的认识，注重内心感受和人性的陶冶。
  “骨相”一词，早在汉代王充《论衡》中就有《骨相篇》，指出“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汉魏南朝时期，品藻人物亦多以“骨气”而论，后引入到书画品评中。东汉赵壹把人的“气血”“筋骨”和“巧拙”“好丑”的书法联系在一起讨论：“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西晋时期的卫瓘，以“骨”与“筋”直接论书法风格：“我得（张）伯英之筋，（卫）恒得其骨。”南朝时期以“骨”论书的文献更为丰富：
  羊欣云：“胡昭张芝骨，索靖得其肉，韦诞得其筋。”
  王献之，晋中书令，善隶、稿，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
  纯骨无媚，纯肉无力……肥瘦相和，骨力相称，婉婉暧暧，视之不足，稜稜凛凛，常有生气，适眼合心，便为甲科。
  陶隐居书如吴兴小儿，形容虽未长成，而骨体甚骏快……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
  书论上的“骨”一词，与“筋”“肉”“力”“气”“体”等词并用，既指其笔力、形态之美，又赋予其精神内质，是古代早期书论中重要的品评用语。羊欣、王僧虔把“骨”和“媚”来对举，其内涵涉及“文”与“质”的范畴。“质”指的是“骨力”，“文”指的是“妍媚”。传王羲之《用笔赋》所说“藏骨抱筋，含文包质”，强调“骨”和“筋”、“文”和“质”的统一。在文论上，锺嵘《诗品》评曹植“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把“骨”的内涵扩展到风格与内容上。南朝齐谢赫《古画品录》中有“六法”之论，其中第二“骨法用笔”亦有同样的含义，是用笔上的力感和壮气。徐复观认为《世说新语》卷中之下《赏誉》论“羲之风骨清举也”，《品藻》第九论“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等，是形容某一人由一种清刚的性格而形成清刚而有力感的形相之美，当时把用在人伦鉴识上面的语汇转用到文学、艺术上面。《文心雕龙•风骨》篇之“骨”也是由此而生，所谓“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文学、书画上的“骨”和其人都是密切相关的。
  “力”是和“势”“骨”相连的一个词汇，书法品评中多强调在笔画中体现力度，南朝时期，“笔力”一词多用来讨论书法优劣：
  孟皇（皇象）功尽笔力。
  《大师箴》小复方媚，笔力过嫩，书体乖异。
  亡从祖中书令珉，笔力过于子敬……张芝、索靖、韦诞、锺会、二卫，并得名前代，古今既异，无以辨其优劣，惟见笔力惊异耳……孔琳之书，天然绝逸，极有笔力，规矩恐在羊欣后。萧思话全法羊欣，风流趣好，殆当不减，而笔力恨弱。谢综书，其舅云：“紧洁生起，实为得赏。”至不重羊欣，欣亦惮之。书法有力，恨少媚好。
  这些关于笔力的讨论，强调笔画内在之力，也是书法风格差异之所在。“力”一词，在南朝时期，常常和“骨”“势”合在一起，体现书法之美。如梁武帝论书用“骨力相称”，庾元威《论书》“骨力婉媚”，陶弘景论书“势力惊绝”，这些都是由书法形态之力美产生的词义，丰富了品评语汇的内涵。
  西晋时期，卫恒《四体书势•草书序》中论杜度草书时有“书体微瘦”一语，“瘦”字已经用来品评书法。南朝时期，“肥”“瘦”“古”“今”多用于品评书法：“胡（昭）肥而锺（繇）瘦。”“元常谓之古肥，子敬谓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颇反，如自省览，有异众说。张芝、锺繇，巧趣精细，殆同机神。肥瘦古今，岂易致意？”“肥”和“瘦”本是身体外形的表述，用于书法上，突出了字形之异处，又和“古”“今”结合在一起，形成“古肥”“今瘦”的说法，用于比较书风的变化，赋予了“同体异形”和审美上的意义。虞龢《论书表》中的“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这种“缘情”而求妍美，不重字内含蓄笔力，是南朝宋、齐时王献之书法地位超越王羲之的时代风气使然。到了梁武帝时期这种风气才有所变化，由妍而复质，返古而归真。其中的“质”和“妍”和上面提到的“质”和“文”一样也是讨论书风之变的重要语汇，在古代书论中一直被沿用，唐孙过庭《书谱》中曾以“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语论之。
  南朝人物品藻风气反映在文艺上，文学以“初发芙蓉”比“错彩镂金”，书论上则以“天然”与“工夫”作为评鉴标准，出现专门词汇。“天然”是魏晋名士阮籍所说的“自然”，是先天的融天地万物之美，超脱俗世之美，非人力之所能成。“工夫”是后天的，是书家必备的基本能力和技能的积累。王僧虔《论书》载：“宋文帝书，自谓不减王子敬。时议者云：“天然胜羊欣，功夫不及欣。”
  “孔琳之书，天然绝逸，极有笔力。”王僧虔论书是首重天然之美的。虞龢《论书表》载羊欣评张芝书云“张字形不及右军，自然不如小王”，亦强调天然在书法中的重要性。庾肩吾《书品》曾比较张芝、锺繇、王羲之三人的书风：“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锺天然第一，功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锺，工夫过之。”
  庾肩吾运用“天然”和“工夫”一对论书品评语汇，把这列为“上之上”品的三位书家作了比较，张芝以工夫胜，锺繇以天然胜，王羲之在“工夫”与“天然”之间，求得中和之美。
  除上述重要品评词汇外，汉魏南朝时期还出现许多有价值的品评用语，如东汉时期的“神”“妙”“善”“好丑”“工拙”，西晋时期的“方圆”“规矩”“绝势”“工妙”“磥硌”“势和体均”“异体同势”，东晋时期的“壮杰”“精熟”“精密”，南朝时期的“筋”“骨”“妍妙”“楷式”“体势”“惊觉”“尽妙”“绵靡”“凌厉”“劲媚”“鲜媚”“精新”“精巧”“委曲”“臃肿”“浓纤”“沓拖”“体用”“绵密”“雄赡”“遒越”“意疏字缓”“势巧形密”“宛转妍媚”。此外，这一时期也产生的学用类术语在后代书法理论中也时有出现，如东汉时期的“振波扬撇”“轻笔内投”“抑左扬右”“绝笔收势”，西晋时期的“抵”“押”“拂”“振”“按”“挑”“横”“纵”“牵”“绕”“抑扬”“结体”“作文”“毫芒”“点折拨”“掣挫安按”，南朝时期的“平”“直”“均”“密”“锋”“力”“轻”“决”“补”“损”“巧”“称”“摹”“拘”“放”“字形”“字势”“笔力”“运笔”“执手”“点掣”“值笔”“触势”“点画”“波撇”“书法”“笔道”“下笔”“笔体”“笔势”“结字”“杀字”“弱毫”“陋墨”“毫铦”“横牵竖掣”“浓点轻拂”“流纨体素”“扬波折节”等。这些品评和学用类的术语是构建中国古代书法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发掘这些术语的内涵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书法艺术在不同时代的审美特征。
  3.早期书论和文论、画论等一起，构成中国早期古典艺术审美的基本内容
  汉晋南朝时期的书论，和这一时期的文论、画论、乐论等一起，逐渐概括了中国民族的艺术经验，自成体系，运用了一套独特的范畴，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构成早期古典艺术审美的基本内容。关于审美体验到美的形式的转化，胡经之先生认为，审美体验产生在内心，看不见，摸不着，而要形之于外，就要使审美体验转化为意象，使意和象相融，甚至还要在内心展开意象活动，各种意象相互作用，连结为一个复杂的意象世界。这是意象在内心的创造。这种意象的创造，同时又转化为形式的创造，艺术家必须使用一定的物质材料作为符号（语言的或非语言的），以一定的方式构筑成美的形式，以体现那个内心营构的内心意象，意象世界。而这种美的形式的创造，需要有高超的技艺。书法正是这种审美活动中的一门重要艺术形式，它的发展，使早期古典艺术的审美范畴丰富起来，如美、丑、肥、瘦、动、静、形、神等，这种艺术美具有特殊的内涵，这种内涵在东汉赵壹《非草书》、东晋王羲之《自论书》、南朝齐王僧虔《论书》《书赋》、梁袁昂《古今书评》等早期书论中得到体现。
  早期书论中，蔡邕《篆势》、王僧虔《论书》、袁昂《古今书评》等品评以“意象”设喻的手法很可能影响锺嵘的《诗品》，继而其后的庾肩吾《书品》又有多方面仿效《诗品》的撰写模式，可见这一时期书论、文论是互为渗透、互相影响的。在“品赏”书法的过程中，直接体悟到艺术的意味和内蕴，有感而发，乘兴评说。这种品评运用的范畴，从审美中产生，又和书写的感性密切联系。其“体悟”中又蕴含了理性，并非离开了书写活动而形成的孤立的抽象。这种具体书写和感受中获得的品评、理论和鉴赏的论述，和中国古典文艺学的整体趋向是一致的，与感性、具体的创作活动相结合，又超越感性具体，把握艺术的内蕴，发展形象思辨的多种方式，如藉象论义、比拟喻示、整体感悟、象征意会等内容。
  从感性具体出发，上升为艺术抽象，又返回到具体，经过概念、判断、推理的演绎分析，综合了艺术的多样性，呈现出对艺术的整体认识，这是中国古典文艺学的基本思维路数。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对“文”作系统的理论概括，东晋顾恺之“传神”论，南朝宗炳《画山水序》“畅神”论，王徽《叙画》“明神降之”论以及谢赫的《古画品录》提出“六法”的品评原则等，和中国古代书论一样都体现了这样的特点。
  汉晋以来的人物品藻的盛行，把人物分成三级九品，延至魏晋，设有“九品中正制”，朝廷以此为选拔人才的标准。这种人伦品鉴理论的产生，影响到文艺领域，南朝时文艺品评风行一时，产生了多门艺术的专门品评著作，如齐梁间锺嵘的《诗品》、梁庾肩吾《书品》、谢赫《古画品录》、沈约《棋品》（已佚）。这一时期文艺品评的特点，一是分品评论。如谢赫分“六品”，锺嵘《诗品》、庾肩吾《书品》均以三大品、九小品品诗论书。一是审美评介的拟人化。受到人物品藻的影响，文艺品评中出现了借用人物品藻的方式和术语，延续人物品藻的审美取向。谢赫《古画品录》中的“气韵”“骨法”，袁昂《古今书评》中对各家书法的讨论，都是书法品评拟人化的表现。
  皇象 章草急就章（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