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从《史记 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30现代经济信息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
  研究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对今天经济社会的发展仍不失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基础——对人的趋利本性的认识和肯定司马迁主张经济社会的发展既要尽物之性，还要尽人之性。
  他的自由经济思想，包含了尊重自然规律，充分地利用或者顺应人和物本性的内容。
  司马迁所谓的对人性的理解主要是以人们的趋利本性为基础的，他能为致富者立传就已经表明了他的基本立场。
  他认为，人们对利益财富的追求是一种天性,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本性，是不用学而与生俱来的。
  正所谓“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因此，他列举了多方面的事实证明人具有趋利的自然本性。
  壮士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
  其在闾巷少年，……不避法禁，……其实皆为财用耳。
  出不远千里，……奔富厚也。
  戈射渔猎，……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
  必争胜者，重失负也。
  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
  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 它不但肯定了人的趋利本性，还肯定了人民追求自身利益的正当性。
  他说这些人“皆非有爵邑俸禄弄法犯奸”，而是“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 他们不做官，不杀人越货，根据市场经济形势的变化即时应对，获取利益，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这就是为什么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提出的经济思想在今天我们看来依然先进，就在于他抓住了人的本性和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
  对物性的理解。
  司马迁认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他还引用管仲的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明白“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 这就是说，由于财富，编户的贫民，对比自己财富多十倍的人就要屈服，对多百倍的就要害怕，对多千倍的就要受他役使，对多万倍的就要做他的奴隶，这是事情的道理。
  粮食充实，人民才知道礼节;衣食足够，人民才知道什么是荣誉，什么是耻辱。
  礼节是产生于富有之时，而消失于贫乏之时。
  所以贵族富有了，就能施行恩德;小人富有了，就能做好工作。
  河水深了，鱼儿自然就产生;山岳深了，野兽自然就栖息;人富有了，仁义自然就归附。
  富人得了势，名声就越显赫;失了势，门客离去，就不快乐了。
  说明财富占有情况决定奴役别人或受人奴役，礼节道德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
  在两千年前，并且西汉初年就已经颁布贱商令的情况下，司马迁能朦胧地认识到这一点，体现了他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二、司马迁看重商业，主张四业并重，顺应经济规律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他看重货殖，强调农虞工商四业并重，缺一不可，只是自然分工的不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
  他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中。
  《货殖列传》以文景时繁荣的社会经济为背景，描述了汉初经济的上升景象，肯定商人的历史作用，鼓励发财致富。
  《平准书》则概述了汉武帝时期经济的滑坡趋势，讽刺当时的“重农抑商”经济政策。
  两种背景，反衬对照，形成鲜明的对比，生动地描述了汉初至汉武帝时代西汉经济的形势变化，表达了司马迁进步的经济史观。
  在汉代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司马迁在考察各地情况之后，意识到商业必然兴起的历史发展之势。
  他认为，中国人民喜好的、人们奉生送死的物质生活资料要“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人们不可能直接生产他们所需要的所有生活资料，肯定了商人的桥梁作用。
  他还引用《周书》的话，“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认为“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原大而饶，原小则鲜。
  把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李爱民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桂林 541004摘要:《史记》是我国古代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开创了为经济立传的先河。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阐明了他的经济观点，在承认人的趋利本性的基础上，主张国家应顺应经济规律，农、工、商、虞四业并重，市场自由贸易，这样才能民富国强，促进社会的发展。
  他支持人民经商致富，认为仁义道德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并提出了著名的“善因论”。
  31财经研究这四者看作是衣食之源，肯定了农、虞、工、商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同作用，农、工、虞乃生产之本，但如果没有商的流通，将裹足不前。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用大量篇幅描写了各地物产和商业流通情况，并指出商业流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这四者只是社会的自然分工不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
  社会生产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国家应当为人民致富创造条件。
  司马迁引用了计然的这么一段话，“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
  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
  第一，经商如同打仗要懂得战争和战备的关系一样，必须明了商品和时间的关系。
  掌握二者关系，就掌握了经商之道。
  第二，要了解年成的好坏，提早做好物质准备。
  第三，把握好粮食价格，合理调整物价，既不损害农民又不损害工商，价格合理，市场兴旺。
  第四，要懂得商品贮存的道理，一定要贮存好的易藏易售商品，不要屯积易腐败、腐蚀货物以求高价。
  第六，要搞好货币流通。
  这实际上讲了时间和商品的关系，商品价格，货物贮存原理及货币规律等问题。
  范蠡运用计然这些经济理论使越国“修之十年，国富”，报了吴王夫差灭国之耻，“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从司马迁引用计然的话和列举范蠡以末业兴越的例子，可以看出司马迁发展商业、繁荣经济推动社会发展的观点。
  另外，白圭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做法，也是对经济规律的尊重和运用。
  三、市场对经济活动有自发的调节功能，主张自由贸易司马迁认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惧欲者也。”他承认一切正当的求富行为都是天经地义的。
  人民生存，就要消费，这是自然规律。
  由于各地风物之差异，人们又有不同的分工。
  那些中国人民喜好的“谣俗被服饮食送死之具”，各行各业的人会“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也” 意思是各行各业的人都从事他们的专长，竭尽他们的力量，去求得他们的欲望。
  所以物价贱时，人人要买，这就是涨价昂贵的征兆;物价贵时，人人不买，就是跌价贱落的征兆，这都是自然调节的。
  人人劝勉他们的职业，愉快他们的工作，好像水往低处流，日夜没停止的时候。
  不必去征召，他们就会自个儿工作;不必去请求，他们就会出产货品。
  以上一切，不都符合“道”和自然应验吗
  因此，基于这样一个思想，司马迁主张自由贸易，自由贸易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司马迁看重商业正说明了这一点。
  这在竞争中，必然优胜劣汰，即“巧者有馀，拙者不足” ，“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
  司马迁认为这种现象也是正常的，也是合乎道德的，即使贫富两极悬殊，出现以富役贫，也是不足怪的。
  在司马迁眼中，贫贱是可羞的。
  意思是，如果没有像山岩隐者的真正清高品行，而却长久贫贱，爱谈仁义，这真是羞耻的事。
  对于这种社会现象，他主张贫富自然演变，政府应当不予不夺，希望人们能够通过劳动和才能达到致富的目的。
  严格地讲，司马迁的“富利”观其实是“义利”观。
  他并不轻看意识形态对经济活动的制约作用，也十分赞成以儒家之礼义给人们以教化。
  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欲望，欲望得不到就会发愤，发愤无度就会有争斗。
  是故先王“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他反对“奸富”，认为“ 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 明确排除那些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的行为，对这些人主张在教化不能奏效时，应当辅之以刑罚的手段。
  基于这样的认识和主张,司马迁还对封建统治者的经济政策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的建议。
  最好的方法是顺其自然发展，其次顺势引导到好的方向，再其次是教训他们，又其次是用压制的手段使行为齐一，最下等的方法是用武力夺取他们的需求。
  这些观点和主张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精华，也是他对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经济学说的重大贡献，直到今天，也仍然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通读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它是记述古代商贾经商致富影响社会生活的一篇文章，文章以肯定人的趋利本性为基础，阐发了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站在“中国人民”的角度肯定了“素封”的正当性、合理性。
  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解释他为什么要写《史记•货殖列传》时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
  赞扬了那些凭着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创业致富的“布衣匹夫之人”，专为他们立传。
  研究司马迁的这些经济观点和主张，在今天仍不失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