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胡昌明:计划生育法律政策的负面影响
  同时，计划生育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至今已实施了整整三十年。他在1月28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人多好，还是人少好
  农民字都不认识，还有早婚的习惯，你强迫他节育，又不行，他又不能控制自己……”3月23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又说:
  “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
  此后，政策上逐步明确了控制人口和实行计划生育是中国一项既定的政策，“大力提倡晚婚”已作为一项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提了出来。
  (二)计划生育法律政策的合理发展阶段(1971~1979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人口政策被概括为“控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素质，使人口的增长同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相适应”。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七八宪法”第一次明确将“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以基本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三)计划生育法律政策的严格化阶段(1980~1991年)
  1980年计划生育政策的转轨，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2)从70年代“最多两个”转变为严格控制生育第二个孩子，城乡无一例外。
  (3)70年代，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不宣传和提倡计划生育的政策，1980年则改为实行比汉族为宽的计划生育政策。
  这一阶段，“计划生育”被写人现行宪法和一些相关法律，这是中国计划生育法制化的滥殇。
  (四)计划生育法律政策的制度化阶段(1991年以后)
  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在进一步强调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重申了既定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要求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再次作了阐明:
  同时中国完善和建立了一大批有关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
  这项“一孩化”的计生政策与70年代的“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相比，明显是严厉得多，而且由于这时计划生育工作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家的投入和机构设置也更趋完善，再加上国家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形势渐趋好转，我们似乎应该顺理成章地以为1980年起中国的自然增长率、生育率等各项计生指标应有更大幅度的下降。
  然而事与愿违，在70年代“晚、稀、少”政策之下，1980年总和生育率已低至2.24，较之1970年的5.71，降幅高达60.77%;同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0年的25.95‰降至1980年的11.87‰，降幅也超半。
  现象二:出生性别比的偏高主要源于多胎的性别比严重失常。
  现象三:出生性别比存在地区间的差异。
  1990年人口普查时，全国出生性别比仍属正常或者低于正常的省级行政单位只有五个。
  表1 历年分胎次出生性别比
  因为“国家计划生育的政策法律也使社会上重男轻女的传统更突出地浮现出来，当生育子女的数量有限制时，生育的性别选择就成为关注的重点”。
  第三，我们可以通过解读出生性别比正常的省份来得出一些结论。
  即使是有生育二胎意愿的家庭，可能也很难钻空子生育二胎，就不会出现二胎性别比高的情况。
  (三)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
  在计划生育实施之初中国的人口结构仍然属于年轻型，计划生育法律政策的制定者当时至少对计划生育会引起的中国人口的迅速老龄化准备不足。
  按照国际通用标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开始进人老年型，此时距离《公开信》的发布仅仅20年。
  而导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化的主要因素正是70年代以来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法律。
  (四)大众生育愿望转变迟缓
  中国制定、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法律以来生育率的转变最为明显，从形式上看生育率已经由高水平转向了低水平;与此同时，生育愿望的下降远远迟滞于生育率，大众的生育愿望有所下降，但是“生育观念还没有发生革命性的转变”，与现行法律要求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的要求还有差距。
  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得到印证:
  “目前符合二孩条件的夫妻退出二孩指标的比例极小，在许多地方，这个比例不到1%。”一些实地调查的数据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生育愿望调查的结果与生育政策存在较大差距。
  此外，还可以通过一些典型调查对中国现阶段人们生育意愿的高水平加以反映。
  结果表明，首先，随着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多年的计划生育相关法律的宣传教育，上海人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农村人口1997年的各项指标都高于城市人口1975年的水平……第二，农村出生性别比偏离程度高于城市。
  上文已经提到了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连年升高，最近统计数字119.9已经大大超过了正常的婴儿出生性别比，而在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和人口性别比都比城市高出许多。
  从总人口的性别比看，城市人口仅为99.70，表明城市人口中男女比例基本一致;而农村人口性别比高达105.77，表明男性人口数量明显多于女性。
  考虑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的出生性别比已经较正常情况偏高，而且前文分析到中国出生性别比的不正常升高是由于计划生育(特别是一孩化)过度控制人口造成的，农村性别比更高的偏离程度说明农民对于计划生育的“反抗”更甚于城市居民，计划生育在农村产生的负面作用和影响也更大。
  2.执行难度的比较
  另一方面，农村施行计划生育的资金、设备、人员等条件都不具备。
  除了以上两方面，农村计划生育难以执行还表现在村民对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抵制更为激烈。表2农村家庭的育前生育愿望与实际生育数A的关系
  在计划生育实施了三十多年，“只生一个好”的政策也出台了近二十年后，人们的生育愿望还是远远落后于法律的要求。
  第三，计划生育法律对农村和城市影响力不同及其原因分析。
  其次，计划生育法律的实施并没有改变男孩偏好产生的基础。
  最后，虽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明确禁止那种“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行为，但实际上胎儿出生性别比主要仍是取决于父母的性别愿望。
  此外，旨在控制人口数量的计划生育政策，却意外地改变了中国的人口结构，促使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并且造成独生子女等社会、家庭问题。
  因此，计划生育法律要想影响社会变迁并且减少其局限性，便应当尽量避免对人们固有的道德观念、习惯发号施令，即使必须要改变人们的固有习惯也需要设计和提供一些替代习惯的合理方式。
  其次，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是制约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