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逻辑后缀学》4：我是谁
  第二章：“是”判断逻辑属性的外延及讨论  “是”判断逻辑属性归纳起来共有十六个重要外延，它们分别是：第一外延：因自他分别的内涵，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自我指涉（自涉）。第二外延：“是”判断一定是共时性主观判断。第三外延：任何的“是”判断，都会出现悖论。第四外延：用“是”判断判断“是”判断，即形成一个无休止震荡与重复的，“纠缠共生”的真类。第四外延补充：通过“是”判断寻求“本来”（为什么），会产生一种与“真类”震荡方向相反的“逆震荡”（无穷倒退）。第五外延：震荡与重复意味着真类中的目标具有以“目标镜像”的方式进行自我指涉与自我复制的能力。第六外延：“是”判断所具有的悖论性质，通过对目标的辩证性映射，反映在现象学层面上就是对立统一这种局面的矛盾关系。第七外延（自相等原则）：只要前因果关系被建立，目标产生，“非”场就同时出现，指者为了“维护目标的纯正性、唯一性”就必须以 “有限过程对付无穷”的模式永不能终止地进行着排斥、清除“障碍”的主动行为——这个行为的依据是后因果关系——他他分别——我们永远只能够通过事物自身以外的东西来推断出事物的真实性。他他分别的过程，就表现为一个“线性” 的运动过程。第八外延（自相似原则）：任何“是”判断，都必然表现为指者根据前、后因果关系建立及维护、发展形式（目标）这种模式。这种模式里所具有的关联性、逻辑性、必然性、排斥性及不确定性五大内在的根本属性之间存在着的辩证关系，令事物都表现出“非线性”的运动变化发展的性质。第九外延：“是”判断目标即任何确定的形式都是以脆弱的保守孤立姿态在互相依赖又互不相容的冲突、制约、平衡的辩证关系中走向不可持续。第十外延：确认目标，实质上就是确认目标的所有权。即任何目标被确认之后都必然因为“有所属”而不再具备自由的意义，而仅具有逻辑推定意义上的自由度。第十一外延：当指者作出确认性质的“是”判断时，指者的思维具有自由度，即只有相对自由而没有绝对自由。指者思维上的自由度与目标的自由度等价，两者之间属于同构（相互映射）关系，两者在“是”判断的架构下存在着自反性。第十二外延：目标具有的确定性、收敛性、不兼容性实际上就是指者的思维被约束、封闭、局限、保守的反映。第十三外延：以交集的模式追求自由时，追求越多，追求者的自由度反而越小。第十四外延：“是”判断是一种熵增行为。第十五外延：“是”判断目标一定表现为开集。第十六外延：任何的“是”判断目标，无论如何精确，表面上都相当于欧几里得几何法则确定下的一个点，但本质上都是拓扑空间（连续性）里一个充满了种种不确定性（自由度）的离散性的开集。下面对“是”判断逻辑属性的十六个外延逐层展开讨论。 第一节：我是谁 “我是谁”（自身所是）？这是一个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的简单却又无解的论题。除了那说不清也道不明，因此实际上并不那么可靠的所谓信念在勉强支撑着我们对自身的肯定之外，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人能够成功地、准确地、令人信服地实现对自身的“是”判断（某些宗教上对自身的“是”判断已被证明是千疮百孔，不堪一驳）。 这正是因为：任何“是”的判断，都必然产生自他分别，使判断者（指者）被排斥在判断对象（被指者）所包含的范围以外。 为什么“任何的‘是’判断，都必将产生自他分别”？ “是”判断一定包含行为和目标。“是（确认）”是行为，“什么（的）”是目标。目标成立，当且仅当确认行为实现。行为一定有行为发生者（海德格尔的“在者”），指者就是行为的发生者，因此行为与指者是不可分割的全体（笛卡尔“我在”的立论中，其“我在”本质上是与思想“遥遥相对”的目标属性。本文下卷将重新诠释“我在”的属性）。我们在研究逻辑基本规律时，仅仅讨论思维过程（行为）而不把思维者这个因素考虑进去（非主题化），结果就造成一系列问题。而目标是一个集合，严格地说是一个多重身份的集合，这个集合的所有权可以属于任何事物（母体群），当然也可以属于“我”（例如“这是我的”），但却一定是独立于指者之外的分裂体（我非指者）。即确认行为与目标是各有所属的界限分明。因为：如果目标即是指者，即如果目标与指者是同一的全体，目标就不能产生，行为就不会发生，“是”判断就不能成立（行为发生者不能以行为发生者自身为对象；弦上之箭不能以弦自身为目标）。所以：只要“是”判断成立，则指者不能是目标，或者说指者一定在目标之外。这就用“反证法”证明了：任何的“是”判断，都必将产生自他分别。 这里传递的信息是：“是”判断的对象一定是除了判断者自身以外的对象，即一定是“他者”。即，在“是”判断中，目标与指者永远不等价（严格而言叫“非全同关系”）。因此“是”判断永远都是“他涉”。进一步的解读是：我们永远不能对我们自身（康德所认为的“物自体”）作出“是”判断。 故，并非“物自体独立于认识之外（康德语）”，而是“认识”只能认识（确认）“自他分别”的他者。物自体并非“不可知”而是不可“识（确认）”。通过“确认” （是其所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完成从“是之为是”到“我是（自身所是）”的转化（海德格尔企图以嵌入时间性“境域”完成这种“自身所是”的转化，但最终并没有成功）。 即，因自他分别的内涵，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自我指涉（自涉）。这是“是”判断逻辑属性的第一个重要外延。 笛卡尔的二元论就是这种自他分别的典型：当我不能怀疑“我的怀疑”时，确认性“是”判断的自他分别就已经产生：确认“怀疑”的不可怀疑的真实性的同时，“怀疑”必然已经“变成”与指者分离的目标，“我在”始终是“我的在”。因此，和其他西方哲学家一样，笛卡尔自始至终都是为了企图确认“是什么”，却从未质疑过“确认”本身会带来什么问题：确认不能确认“确认”自身——行为不能从行为发生者独立开来。 因此，与其说笛卡尔是“近代哲学之父”及“近代科学始祖”，更确切地说他是人类在“智学”上致力于登峰造极的重要推手之一。但这种登峰造极是福是祸，接下来的文章会深入分析。 （为了强调“自他分别”，这里的“自我指涉”专指判断者本人，而自我指涉的本来意思是：用概念整体来定义或者概括该概念本身。“不可能自我指涉”形象通俗的理解就如同我们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离地面。根据逻辑基本规律中的同一律同样能推导出“不能自我指涉”的结论，因为“我”是一个全体，与“是”后面任何“什么”的集合都不等价，不能构成A=A的重言式。但同一律推导的“不能自我指涉”没有反映出“自他分别”这个重要属性。） 假设强行设定目标与指者等价（同一），那么，诸如“我是人”、“我是好人”，“我思故我在”甚至“我是自有永有的神”这类“自涉”的确认行为就不能发生，“是”判断就不能成立。所以，“我是谁”是一个真值为假的“假命题”。 因为，我们对于“我是谁”这个论题永远都“说不清道不明”。 “判断者被排斥在判断对象所包含的范围之外”这句话，如果从“他涉”的角度去理解，读者或者能够接受。例如“那是一片云”这个“是”判断里，“云”这个目标当然不是判断者，判断者可能也没有什么兴趣成为“一片云”。但从自涉（自我指涉）的角度，“我是谁”不能成立因为这个“谁”不可能是判断者自身就不是那么容易让大众理解。 大众不容易理解的根本原因是：人类都有自我认同及自他认同的需求，并且错误地认为这些需求能够得到满足，是因为自在与自为具有同一性。 自在与自为之间没有同一性。 自在是形而上的全体，圆满具足，没有任何分离或缺失，因此称其为非形式——“我”未曾发出“是”这个行为之前具有“无所属”的全体性。自在“什么也不是”，即“什么”都不能代表、形容、象征、证明、判断、确认“是”自在。 自为必然意味着“什么是什么”，即自为都是“是”判断的目标。任何“是”判断的目标，都是形而下的个别形式，都代表了分离或缺失，也就是不圆满不具足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影子是我的影子”，而不能说“我是影子”。同理，可以说“人是我的表体特征”而不能说“我是人”（这段话应该有人会反驳：我与“影子”的内涵与外延都不同，当然不能说“我是影子”。但我与“人”的内涵与外延一致，为什么不能说“我是人”？笔者的回答是：在严格的内涵和外延概念上，我与人并不一致。不过，从一般的逻辑意义上，“我是人”这个“所指”在表述上“当然是”没有问题，但这里的“没有问题”其实是被后续的无数问题所掩盖着。因为，“此我非我”）。 因为，“什么”都不过是非形式“我”的表现形式“我的”。 为什么我们总是会错误地认为自在与自为具有同一性？拉康的心理学理论可以给我们一定程度的启发。 拉康认为：婴儿时期的心理初始状态本来是圆满具足的同一，即没有主客体的区别意识，但随着与遭周环境的不断接触，从中受到的刺激作用下所得到的经验中就有了“他者”的概念（海德格尔称这个过程为“此在被抛入世界”——存在是强加性的。但因自他分别的属性，实际上是“此在自以为进入世界”），即首先产生了他涉的“是”判断。拉康进一步分析后认为：他者的产生让婴儿感觉到某些东西包括母亲在内并不是他的一部分，因而产生了分离（出离）和缺失（被阉割）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是婴儿不愿意承受的，于是他因为希望“他者”消失从而能够回到初始的统一而发出了内心的“请求”（弗洛伊德的前俄狄浦斯情结）。终于在“某一天”，婴儿从镜子中看到自己的镜像，在外界（通常是母亲）的“旁证”下，婴儿就把镜像中宾格的“我的”错认为是主格的“我”而把镜像与幻想的自我进行连接。这个镜像以“理想自我”的形象满足了婴儿的“请求”，补偿了缺失部分带给婴儿的焦虑感。自在与自为之间的混淆从此时开始产生（自涉的“是”判断产生）。也就是说，婴儿以为“本我”能够从外界得以证明，“我是”思维模式开始建立，这个过程拉康称之为“想象界”。随着婴儿成长为成人，逐渐掌握了语言与符号识别能力后，“想象界”会逐渐与“象征界”“重叠”（实际上不是重叠而是“手性”——我们的双手是一对“对映异构体”，左右相反不能重合。在下卷将继续这方面的讨论）。“我是什么”的思维模式通过“象征界”的语言符号形式化后再反馈到思维中而形成思维定式。 拉康的“镜像”理论其实已触及到万事万物的本质（《逻辑后缀学》的下卷将继续这方面的讨论）。可惜的是，拉康仅仅是从“人学”的角度分析人的精神状态，并没有真正从“是”判断必然产生自他分别这个内涵上深化思考事物的本质，及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人类自我缺失的问题。拉康反而认为这种缺失是进入文化，成为一个文明化的成年人的必经之路而给予肯定。因而他的理论就成了不彻底的及最终走上歧途的理论。 同样地，尽管海德格尔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对“有”与“无”的理解有别于其他的西方学者（因此笔者在本文中多处引用其理念），故而海德格尔指出：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开始就因误解了存在的意思而去研究个别存在的问题而不是研究存在本身的问题。继而进一步认识到：一般（西方）生命哲学的根本缺陷，就是在“生命”本身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在存在论里未曾得到明察之前，就已经是不言自明的存在而被作为讨论的前提（预设性，例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由于把人对象化而造成主客体的对立）。但海德格尔并未意识到，他之后所发出的一系列对存在的“追问”，实际上还是“放不下”对“是”特别是“人是”的执着（例如对时间本源性的探讨最后依然沦落为与传统大同小异的“准则”）。个别存在与存在本身的区别不过是“是”判断模式里他他分别与自他分别二重分裂内涵的表现，因此并没有脱离西方传统哲学的视界，依然不过是“是”判断模式的“是什么”或“为什么”。因此海德格尔著名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同样也是成了“虎头蛇尾”的作品，到最后究竟存在“是什么”的问题，仍旧是不了了之。反而在追问过程中，海德格尔把存在作为此在的“显示”（也就是他他分别属性的“是什么”及“为什么”）的论述，成为日后所有存在主义理论中以自我为中心的本位论（向来我属）奠定了基础，为个人主义思潮在当今世界大行其道打开了方便之门。 自为（形式）都是“是”判断的目标，“是”判断必然会产生自他分别，因此自为只能够相互他证（他涉）而不能自证，即自为只能够通过相互间的关联性、逻辑性、必然性才能“被证明”而永远没有自主性（海德格尔称为“沉沦”）。 但无时无刻无孔不入的反复他（它）证令我们对这个被证明的“是”是“我”（其实是“我的”）信以为真，以至于我们每个人在思考自身的意义及存在价值时，都认为必须有个“什么”（实质也好代表也好象征也好）是“我”才有意义，最终“成功”地令我们把“我”和“是什么”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而构成了“我是什么”。 由于“我是什么”混淆了自在与自为两者的关系，本来没有矛盾冲突因为不具备同一性的自在与自为就变成了伴随着我们一生的矛盾体： 在人的思维中，“是”判断的产生、形成过程是充满了矛盾的（随着文章的展开会不断深入分析“是”判断的矛盾性）。首先，因“是”判断而产生的“他者”概念造成了自我感到缺失的心理——只有当你想要的客体不在场时你才需要言词（拉康言）。意思是言词意味着缺失。这句话相当之精彩，因为言词的功能本质上就是信息，我们不妨延伸其意为：信息反而意味着缺失——越确认越缺失。换言之：现代资讯的发达，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越深入反而意味着现代人越来越缺失。 其次，“镜像”既是自我与他者混淆为同一的始作俑者，亦起着巩固自我与他者二分错觉的作用：一方面，“我”自始至终必须不断地理所当然地通过他者才能被证明“是什么” ——即永远摆脱不了众“母体”的影子（所有人都是人，我和他们是一样的“元素”，所以我也是人）。“我是”的证据（镜像）不断地令我们“信以为真”，我们终于对“我是什么”确信无疑。 而另一方面，“我是什么”的不断巩固，却又致使“我”与他者之间的壁垒越来越分明甚至是牢不可破——“独立”之后的集合“拒不接受”相关众集合中其他元素加入这个新领域（他他分别：我是人，但我绝不是他人）。 他人的存在造成了以我为中心的世界分裂，这样“意识的多样性”就造成了冲突和纷乱。而他人和我发生关系则是通过“注视（外视）”：我在他人的“注视”下，会感到自身的异化，我变成了为他人而存在，但我却永远不能化归于他人，反之亦然。 现代人追崇的“个性”就是这种矛盾体的具体表现之一：所谓个性，就是在与众不同，标新立异，不与他者“同流合污”的同时，又必须在他者的“注视”下才能存在的一种“异化”，个性实际上是“为他者而存在的存在” ，即只能够“被证明‘是’”而根本没有自主性。这种个性的“与众不同”意味着：不能被他者“同化”，但又祈求他者的证明对自己个性的“支持”之间，就只能是矛盾冲突的关系。 城市化之后的人际关系则是这种矛盾的群体性表现：一方面人们对大城市趋之若鹜，认为只有在大城市才能有真正的存在感；另一方面城市人口越密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越疏离，“每个个体的内心，都形成一个个的孤岛”。 生活在这个矛盾体中的我们是如此的无奈。只要我们还是认为“我是什么”，我们就没有任何力量，没有任何对策与这个矛盾体相抗衡，我们就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地“刷朋友圈”，否则就会被“Out”了，意思是我已经在他者的视线范围之外，没有人注视我了，我的存在就没有了意义（现代社会里还多了一种现象：我已无力与时俱进，我的存在确实没有意义，那么我就干脆“躺平”了）。 我们以为世界属于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自由奔放，狂傲不羁。现实是，我们始终属于世界。无论是飞黄腾达还是贫困潦倒，无论是出人头地还是寂寂无闻，我们始终是不由自主。我们以为可以改造世界，其实是世界通过无情岁月的侵蚀，不断在我们的心灵刻画着烙印。 我们所作的任何努力，包括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对真理的追求，所有这些“伟大的抱负”，都不过是妄图寻求或建立“更加理想完美之自我”的一种行为表现。然而，“理想完美之自我”永远不可能以自为（形式）的面目出现，被证明的任何“是”都绝不是“我”，即绝不是自在而只能是自为（我的）。“是”越多，“我的”就越多，自我反而更加分崩离析。并且，由于行为与指者是不可分割的全体，自我的分崩离析不是因为受到任何外力的作用（不是此在被抛入世界），而根本是由指者本身的行为所造成的“语境”（此在自以为进入世界）——不是判断目标排斥指者，而是指者的行为把目标独立（分裂）于自身之外——自我的“内爆”。 我们种种努力充其量能够得到的不过是“理想完美之自我之镜像”。因此笔者把人类自以为掌握了的真理称之为“映理”。“是”判断过程中自他分别的二元性永远不能消弭，人类的分离和缺失的错觉及由此而产生的焦虑感从未真正消失过。恰恰相反，我们对价值观、对真理的渴求越强烈，不过是暴露出我们内心因分离缺失错觉而产生的焦虑感越是强烈。当弗洛依德把“我”的意识进一步分为“本我”“自我”与“超我”，更是人为地为“我”刻上了道德的烙印，无端地令“我”成为我自己的“道德包袱”。但强烈的焦虑感却又令我们顽固地认为这些被证明的“是”、这些真理都与“理想完美之自我”必然有关。这种“必然有关”的顽固信念更已经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赖以为依傍的精神支柱使我们即使可能知道“我是谁与我无关”，我还是心甘情愿固执地自我诱导“当然与我有关”；即使我们意识到“我是谁”是一切烦恼的根源，我们还是固执地千方百计地终其一生去确定“我是谁”；即使我们都明白“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在我有生之年我还是“能拿多少是多少”；即使证明了“我是什么”不能成立，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约定俗成以“但求方便”作为理由故意模糊语义令“我是什么”成为“自以为是”的想当然并努力诠释这种想当然。 米兰·昆德拉把这种想当然的徒劳努力形容为“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但笔者认为：不是因为人类的思考让上帝发笑，而是因为人类不懂得如何思考，令上帝“哭笑不得”。 结果就是：我们的思考，我们所作的任何努力，不过是这么一个怪圈：我是——我不是——我越是——我越不是——我越想是。就如同希腊神话中美少年纳喀索斯被众女神诅咒的顾影自恋：爱上一个人，却永远得不到这个人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