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从十四世纪开始，在路德（Luther）、加尔文（Calvin)和威克里夫(Wiclef)[1]的推动下，“权力的生命来源于人”这一观点开始甚嚣尘上。他们认为只有执掌权力的人自己是善的，政治权力才会有保证；一个慈悲为怀的柔小女子要比一个放纵无度的王子更有权力去统治国家……从那以后，霍布斯(Hobbes)和洛克(Locke)的契约权力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朱里厄(Jurieu)[2]的人民主权说等等都不出所料地纷至沓来。于是，权力只来源于人的授予；权力的合法性、权力的建立和权力的使用都必须依照人所施加的条件，或者依照人与人之间的某种契约。如果违反契约，权力将被订立契约的人强力收回。
  天赋人权论者（持自然权利学说的理论家）根除一切过往成见，发明了“自然状态”这一概念。“自然状态”是政治的零度状态,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授予模式在这一状态下被彻底摧毁了。自然状态本质上就是前政治状态，而发明这一概念的哲学家们在论述自然状态时已经摆出了一副革命的姿态：他们并没有站在原地临时性地修修补补[从涂尔干（Durkheim)开始，大部分社会学家确错误地认为他们只是在原地修修补补而已]，而是提出了一个“自然状态”的虚拟假设，如果没有这个假设，关于权力合法性这个问题就根本提不出来，因为对获得权力合法性的既定看法——权力的合法性是被传统支配的——已经牢牢地把持着自己的地位。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获得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唯独先预设一个人类尚未迈入政治文明状态，这个问题的紧迫性才会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