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20世纪《诗经》研究综述(2)
  本世纪初又是一个典型的西学东渐时期， “ 五四 ” 新文化运动更是推波助澜，在胡适等人的倡导下，学术界掀起一股以西洋科学方法来 “ 整理国故 ” 的潮流。
  为配合其社会改革思想及白话文运动，胡适等人大力宣扬民间的文学才是活的有生命力的文学，从而掀起了民间文学研究的高潮。
  在此风气影响之下，北京大学开展起对民间歌谣的收集和整理的工作。
  而此期在《诗经》学卓有建树的顾颉刚等人，正是《古史辨》派和民间歌谣研究的灵魂人物。
  这在研究方法上，给此期的《诗经》学研究烙上了两个显著的特征: 1 、疑古成为主导思想，极力破坏和廓清封建经学研究的影响; 2 、用民间歌谣作比较，并由此认识《诗经》的性质。
  一、 胡适的《诗经》学研究及其影响
  胡适是现代学术史上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在引进西方科学研究方法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对现代学术研究的贡献可概括为以下两点: 1 、洋考据法的建立; 2 、用现代观念诠释传统文化。
  前者对史料的可信度加以严格审定，在史料排比上注重其内部联系，使乾嘉汉学以来的考据学更加系统化、科学化。
  后者则丰富了人们理解古代典籍的视角，并为古代与现代的沟通架起了一座桥梁。
  其对整个现代学术史有着深远影响，具体到《诗经》学研究上，更是如此。
  可以说他是《古史辨》派《诗经》学研究的旗帜。
  《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对现代《诗经》学亦具革命性的影响。
  该书第一篇《导言》指出: “ 古代的书，只有一部《诗经》可算得是中国最古的史料 ” ， “ 《诗经》中所说的国政、民情、风俗、思想，一一都有史料的价值。
  ” 这无疑为《诗经》成为《古史辨》时期的研究热点，提供了依据。
  并且说: “ 这些思潮，没有一派不是消极的。
  到了《伐檀》和《硕鼠》的诗人，已渐渐的有了一点勃勃的独立精神。
  你看那《伐檀》的诗人，对于那时的 ‘ 君子 ’ ，何等冷嘲热讽!
  又看那《硕鼠》的诗人，气愤极了，把国也不要了，去寻他自己的乐土乐国。
  到了这时代，思想界已下了革命的种子了。
  ” 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 1 、胡适是根据《诗经》文本自身对诗作出解释，完全抛开了旧注疏，这是现代《诗经》学解诗的根本原则。
  3 、胡适对《伐檀》和《硕鼠》的解释已含有社会阶级分析法的因素，这亦是现代《诗经》学的一个重要取向。
  《诗三百篇言字解》指出:毛传郑笺皆训 “ 言 ” 为 “ 我 ” ，只在《尔雅 · 释诂》文中有证据;然《尔雅》出于汉儒之手，非可据之书。
  《尔雅》既不足据，则研经者宜从经入手，以经解经，参考互证，可得其大旨。
  并寻绎《诗》三百篇中 “ 言 ” 字，得三说: 1 、 “ 言 ” 字是一种契合之词(即连词)，其用与 “ 而 ” 字相同，作用是过递先后两动词。
  2 、 “ 言 ” 字又作 “ 乃 ” 字解，是一种状字(《马氏文通》)，用以状动词之时，其用与 “ 然后 ” 二字同。
  并指出:三百篇中，如 “ 式 ” 字、 “ 孔 ” 字、 “ 载 ” 字，其用法皆与寻常迥异。
  提倡以经解经，以新文法读旧籍，在现代《诗经》学训诂方法上有开创之功，闻一多的《诗经》训诂即受此影响。
  《谈谈诗经》可以看作 “ 古史辨派 ” 《诗经》学研究的纲领性文件。
  并指明了现代《诗经》学的两条根本性的研究方法: 1 、用精密的科学的方法，在比较归纳的基础上，来做一种新的训诂工夫，对于《诗经》的文字和文法上都重新下注解。
  2 、大胆地推翻二千年积下来的附会的见解，多备一些参考材料，细细涵泳原文，用社会学的，历史的，文学的眼光重新给每一首诗下个解释。
  尽管胡适对具体字词的训诂与诗旨的解释，未必能成为定论，并且招致了许多的商榷意见，但无疑为现代《诗经》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划清了与传统经学研究的界线。
  二、顾颉刚等人对具体问题的考辨
  《古史辨》派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流派。
  其主导思想是以疑古的态度清理上古史，以考辨的手段剥开蒙盖于其上的层累的面纱，力图还原到上古史的真相。
  《诗经》的研究是其组成部分之一。
  在《古史辨》第一册 ，收有顾颉刚和钱玄同讨论《诗经》性质的三封书信，可以见出该派对《诗经》研究的态度。
  顾颉刚在《论诗经歌词转变书》中说: “ 我想做一篇《歌谣的转变》，说明《唐风》中的《杕杜》和《有杕之杜》同是一首乞人之歌，《邶风》中的《谷风》和《小雅》中的《谷风》同是一首弃妇之歌，《小雅》中的《白驹》和《周颂》中的《有客》同是一首留人之歌，只是一首的分化，不是各别的两首。
  从此证明《风》和《雅》《颂》只是大致的分配，并没有严密的界限。
  ” 钱玄同《论诗经真相书》则直接指出:《诗经》只是一部最古的 “ 总集 ” ，与《文选》、《花间集》、《太平乐府》等书性质全同，与什么 “ 圣经 ” 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这书的编辑和孔老头儿也全不相干，不过他老人家曾经读过它罢了。
  并认为:研究《诗经》，只应该从文章上去体会出某诗是讲的什么。
  至于那 “ 刺某王 ” 、 “ 美某公 ” 、 “ 后妃之德 ” 、 “ 文王之化 ” 等等话头，即使让一百步，说作诗者确有此等言外之意，但作者既未曾明明白白地告诉咱们，咱们也只好阙而不讲; -- 况且这些言外之意，和艺术底本身无关，尽可不去理会它。
  其《论诗经和群经辨伪书》则明确了新《诗经》学的任务是:救《诗》于汉宋腐儒之手，剥下它乔装的圣贤面具，归还它原来的文学真相。
  这便是要将《诗经》的研究从经学的附庸地位下解放出来。
  《古史辨》第三册则专收《诗经》学研究的论文，全面地反映了该派学人的研究成果。
  其中，最重要的是顾颉刚的两篇长文:《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 和《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 。
  前文指出:《诗经》是为了 “ 典礼 ” (祭祀、宴会)和 “ 讽谏 ” 等种种的应用而产生的，有的是从民间采来，有的是贵族作出来的。
  它是一部入乐的诗集。
  这些乐歌大家都能唱，都能听得懂，并有随意使用它的能力。
  “ 赋诗言志 ” 多采取 “ 断章取义 ” 的方法而不管作诗的本义。
  该文还对 “ 孔子对于诗乐的态度 ” 、 “ 孟子说诗的方法 ” 、以及 “ 春秋、战国间的诗乐关系之变化 ” 这三个问题给以了讨论。
  孟子说诗没有时代观念，也没有正确的研究宗旨。
  他将主观的 “ 赋诗言志 ” 改为 “ 以意逆志 ” ，其意是好的，但实际所做，却是 “ 乱断 ” 诗人的志，是用 “ 以意用诗 ” 的方法把 “ 以意逆志 ” 的名目冒了，这在后来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 从西周到春秋中叶，诗与乐是合一的，乐与礼是合一的。
  顾颉刚早在 1923 年 12 月发表于《歌谣周刊》 39 号的《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一文中，就指出:《诗经》分为《风》、《雅》、《颂》是由于声音上和态度上的关系;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风》、《雅》、《颂》的界限可以不管，而要看其意义。
  另外，《诗经》中的歌谣都是已经成为乐章的歌谣，而不是其本相。
  凡是歌谣只要唱完就算，无取乎往复重沓，而乐章则因奏乐的关系，短了无味，一定要往复重沓。
  《诗经》中的诗各章意义一样，只是换了几个字。
  这可以假定其中一章是原来的歌谣，其他几章是乐师的申述。
  但是魏建功认为重奏复沓是歌谣表现的最要紧的方法之一，由歌谣而成的诗本相不能定是只有一个原来的歌谣，其他是乐师的申述，写了《歌谣表现之最要紧者 -- 重奏复沓》一文，对顾颉刚的意见进行商榷。
  《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一文，即是对魏建功意见的答复。
  该文首先指出徒歌与乐歌的本质区别在于:徒歌即使偶有复沓的章句，也没有极整齐的格调;而乐歌出于奏乐时的不得已，需要整齐的歌词而奏复沓的乐调。
  该文还对历史上持 “ 诗有入乐不入乐之分 ” 论的程大昌、顾炎武等人的意见给以了批驳。
  指出他们的 ‘ 邶以下诸国及变雅为徒诗 ’ 之说是谬误的，症结在于误认乐歌尽于正歌。
  他们用正变之说来分别乐诗与徒诗，但正变之说为汉人所妄造，全没有可信的价值。
  实际情况是:春秋时人所赋的诗都是乐歌。
  宗庙燕享所用的乐歌决不足以包括乐歌的全部。
  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指出: “ 所谓 ‘ 国风 ’ ，犹之乎说土乐。
  ”“ 孔子是正雅颂的人，他说 ‘ 郑声乱雅乐 ’ ，正和乱正是对立之词，雅乐既是指雅颂，则别郑声于雅乐之外，似乎他是把郑声一名泛指着一般土乐(国风)。
  ”“ 郑声一名如此用法，成了一个很普泛的乐调的名字，正如现在说的小调。
  《古史辨》册三还收有张天庐《古代的歌谣》、钟敬文《关于诗经中章段复叠之诗篇的一点意见》两篇文章，皆是对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一文的商榷意见。
  两篇文章的共同点是都未对 “ 诗三百是否全为乐歌 ” 提出异议，但都不同意《诗经》之回环复沓本为徒歌所没有，而是乐工为牵合乐谱的申述铺张的说法。
  前者认为顾氏只注重歌与乐的关系，而忽略了古代先民歌与舞的关系，并以《召南 · 江有汜》、《周南 · 芣苡》为例，说明其回环复沓不可能是乐工的申述，而是歌声因协合舞的转动沓起而成。
  后者则以众多民歌的回环复沓不是一个人自己的叠唱而是两人以上的和唱为根据，怀疑《诗经》中章段复叠之诗篇也是当时民间多人合唱而成的歌词。
  郑振铎《读毛诗序》、陈盘《周召二南与文王之化》、俞平伯《论商颂的年代》三篇文章可以视为 “ 古史辨派 ” 清算传统经学的代表。
  郑文重点讨论了 “ 毛诗序在诗学中的地位 ” 、 “ 诗序对于诗学的害处 ” 、 “ 诗序本身的矛盾 ” 三个问题，结论是: “ 毛诗序是没有根据的，是后汉人杂采经传，以附会诗文。
  ”“ 诗序的释诗是没有一首可通的，它的美刺又是相矛盾的。
  ” 陈文则详列五证，力驳自汉儒以来的 “ 二南 ” 是 “ 亲被文王之化 ” 的说法。
  并用民间文艺的眼光来看二南，按内容将其分为恋歌、劳人思妇遣情之作、社会文学、劳工之歌、应用文学五类。
  以为诗序是后汉卫宏所作，有害于对诗义的理解，完全抛开道德说教来解读《诗经》，正是 “ 古史辨派 ” 的本色。
  俞文的结论与王国维的意见相同，但其主要依据是:商在周前，但商颂复杂绵密，周颂简单质朴，在文学的演化上是说不通的。
  用进化论的观点来解释文学现象，亦正是 “ 古史辨派 ” 的特色。
  “ 古史辨派 ” 还对《诗经》的起兴给以了极大的关注，《古史辨》册三收有顾颉刚《起兴》、钟敬文《谈兴诗》、朱自清《关于兴诗的意见》、刘大白《六义》、何定生《关于诗的起兴》五篇专题论文。
  共同的趋向是进一步发展了朱熹 “ 兴可以于义无所取 ” 的看法，认为兴就是起一个头，多半是与本意没有干系的趁声。
  其中，朱自清的意见较为深入，指出 “ 由近及远原则 ” 是起兴存在的重要理由:所歌咏的情事往往非当前所见所闻，或许不易骤然领受，于是乎从当前习见习闻的事指指点点地说起，这便是 “ 起兴 ” 。
  又因为初民心理简单，不重思想的联系而重感觉的联系，所以起兴的句子与下文常是意义不相属，即是没有论理的联系，却在音韵上相关联着，起兴句韵脚的重要决不下于全句的内容。
  并指出这种起兴的句子多了，渐渐会变成套句，为人们所沿袭。
  三、俞平伯的《读诗札记》与刘大白的《白屋说诗》
  《古史辨》册三还收有对《野有死麇》、《静女》专门讨论的系列文章，乃由顾颉刚对这两篇发表的意见而起。
  顾的本意是要通过对这两篇的剖析，展示经学家解诗的谬误。
  他的文章激起了众多学者的回响，他们在认同顾颉刚之初衷的基础上，对这两篇的具体理解纷纷发表商榷意见。
  其中，俞平伯与刘大白两家的意见尤是异军突起，他们明确指出考据不足以解决全部问题，在解诗时要注意文学的表现方法，而不能穿凿附会。
  其实，此前，周作人就已认识到这一问题，他在《谈 “ 谈谈诗经 ” 》一文中，指出胡适的某些见解太新了，正同太旧了一样的不自然。
  说胡适讲 “ 葛覃诗是描写女工人放假急忙要归的情景 ” ， “ 嘒彼小星是妓女星夜求欢的描写 ” ，都是以今例古，与初民社会不合。
  并指出胡适解诗太指实，有穿凿之嫌。
  《野有死麇》的讨论，基本上是顾颉刚、俞平伯、胡适、周作人四者之间的对话。
  针对顾颉刚《野有死麇》、胡适《论〈野有死麇〉书》纠缠于 “ 帨 ” 是佩巾还是门帘的争论，俞平伯《关于〈野有死麇〉之卒章》发表了如下意见: “ 且无论门帘也罢，手帕也罢，摇来摇去，总不见得有多大的声音。
  这个争辩上可以不必。
  我于此章，做解微与您俩不同。
  我以为卒章三句，是三层意思，非一意复说。
  ‘ 无使庞也吠 ’ ，意在不要惊动他人。
  若 ‘ 无感我帨兮 ’ 乃是不要拉拉扯扯之谓，本意既不在有声音与否上面，你们所论自然不曾中的。
  郑玄朱熹以为贞女见了强暴，必是凛乎不可犯也;而您俩以为怀春之女，一见吉士，便全身入抱，绝无迎拒迟徊之态。
  您俩真是朴学家的嫡派呀!
  ” 面队俞平伯的批评，顾颉刚只好承认: “ 诗人的话本须诗人才能解得，我自己知道我的眼光太质直了。
  ” 周作人《与平伯书》则云: “ 盖欲甚解便多故意穿凿，反失却原来浅显之意了。
  适之先生的把帨解作门帘，即犯此病。
  又他说此诗有社会学的意味，引求婚用兽肉作证，其实这是郑笺的老话。
  照旧说贞女希望男子以礼来求婚，这才说得通，若作私情讲似乎可笑，吉士既然照例拿了鹿肉来，女家都是知道，当然是公然的了，还怕什么狗叫
  这也是求甚解之病。
  《静女》一诗的讨论更为热烈，仅刘大白一人就先后发表了四篇专文。
  讨论的焦点在于 “ 彤管 ” 和 “ 荑 ” 的解释。
  董作宾《〈邶风 · 静女篇〉 “ 荑 ” 的讨论》，对 “ 荑 ” 的种类及用途做了详细考证，魏建功《〈邶风 · 静女〉的讨论》则考订 “ 彤 ” 字所言红色是朱砂一类的涂料的颜色，从而认定 “ 彤管 ” 是涂红了的乐器。
  但是，刘大白对这种考订很不以为然，他在《三谈静女》明确表示 “ 不敢盲从魏先生底咬文嚼字主义 ” ，并指出诗人所以不用赤管而用彤管的原因是: “ 彤 ” 字和 “ 贻 ” 、 “ 说 ” 、 “ 怿 ” 等字是同纽相和的关系，而 “ 管 ” 字本身又与 “ 娈 ” 字同韵相协。
  其《再谈静女》一文则指出 “ 静女其姝 ” 和 “ 静女其娈 ” 的两个 “ 其 ” 字是前置介词，并指出原诗底律声是很细密的，不应忽视。
  这些意见都是对纯考据法的补充。
  俞平伯和刘大白认识到纯考据法在解诗时的不足，与他们自身的文学素养有关。
  他们都是当时新文学阵营里优秀的诗人，因此对文学的表现方法有深切的体会。
  鉴于对纯考据派解诗方法的不满，他们开出了以纯文学眼光读《诗经》的一条新路，具体的体现是《读诗札记》 和《白屋说诗》 的写作。
  俞平伯《读诗札记》所言读诗之原则，尤具指导意义。
  他说诗三百篇非必全是文艺，但我们应当以文艺之眼光读之;治《诗经》者应当考辨与批评并用，但欣赏对于文艺是第一义的，考据和论辨反是第二义的。
  他又具体指出读《诗经》的三大困难: “ 《诗》文殊简略，作此释固可，作彼释亦通:其难一。
  训诂以音声通假本非一途，就甲通乙则训为丙，就甲通丁则训为戊，如丙戊二解并可通，则其间之去取何从
  其难二。
  鸟兽草木则异其名，典章制度则异其法;既图解勿具，亦考订无资:其难三。
  ” 这三大障碍是客观存在的，所以 “ 解《诗经》者决不求其别具神通生千载之下去逆千载以上人之志，只求其立说不远乎人情物理，而又能首尾贯串，自圆其说，即为善说《诗》者。
  ” 情理与文义是他最看重的，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受了朱熹的影响。
  《扪管》篇最可见出他对纯考据派的批评，他说: “ 彤管 ” 无非是投赠情人的表记，诗上说得明明白白，原是没有问题的，就算我们今天不知道彤管是何物，也毫无关系，红色的笔也罢，甚至于读管为菅，与读草菅人命为草管人命正相反也罢，皆无伤于诗人之旨。
  又指出:彤管做什么用的，与彤管在《静女》篇上做什么用的，显然是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彤管不妨两用，古代即有彤管之法，而《静女》仍不妨为淫奔之诗。
  态度极为通达。
  《读诗札记》的具体体例是通过对字词的训释，就文本自身求诗之意旨，体会诗中的曲折之情，揣摩其文学表现手法。
  其解《邶风 · 柏舟》篇云: “ 这诗在三百篇中确是一首情文悱恻，风度缠绵，怨而不怒的好诗。
  五章一气呵成，娓娓而下，将胸中之愁思，身世之畸零，宛转申诉出来。
  通篇措辞委婉幽抑，取喻起兴巧密工细，在素朴的《诗经》中是不易多得之作。
  我们读到 ‘ 耿耿不寐，如有隐忧， ’‘ 心之忧矣，如匪澣衣 ’ ，作者殆有不能言之痛乎
  ‘ 觏闵既多，受侮不少 ’ ， ‘ 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 ，殆是弱者之哀嘶乎
  ‘ 兄弟不可以据 ’ ，又 ‘ 愠于群小 ’ ，殆家庭中相煎迫乎
  既有不能同流合污，无所不容，又不能降心相从，苍黄反覆，则拊心悲诧信是义命之当然岂有他道乎
  综读全诗，怨思之深溢于词表，初不必考证论辨后方始了也。
  ” 只此一例，可见一斑。
  刘大白《白屋说诗》解诗方法与俞平伯同，其特色之一是好以后代的诗歌与《诗经》作比，以此来揭示《诗经》的文学性。
  如他解《绿衣》篇，云: “ 诗中两个 ‘ 古人 ’ 底 ‘ 古 ’ 字，实在就是现在所谓 ‘ 故人 ’ 底 ‘ 故 ’ 字。
  ” 并引潘岳《悼亡诗》、元稹《遣悲怀》作比，将其意旨作悼亡解。
  又如，他引李商隐 “ 无端嫁得金龟婿，孤负香衾事早朝 ” 作比，说《齐风 · 鸡鸣》 “ 是一位官太太在一个五更头想起她上朝去的丈夫，希望他早点回来，再合她一同睡觉。
  俞平伯和刘大白虽然对顾颉刚等人的研究提出了批评意见，但毕竟只是一个阵营内部的商榷。
  他们在大的原则上仍是一致的。
  两家的意见可以视作对 “ 古史辨派 ” 在研究方法上的自我完善和补充，又是现代诗经学完完全全从文学角度说《诗》的开端，实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