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看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功能和地位
  梁启超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功能 地位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值中国社会重大转折时期，在这新与旧的冲击中，涌现出了许多进步人士，梁启超便是其中万不可忽视的急先锋之一，他不仅积极地投身于维新变法的政治思想运动，而且在文学领域也有所见谛。
  1902年在《新小说》第一号上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作为纲领性意义的文章，迈出了“小说界革命”的第一步。
  作者不仅仅提升了小说的地位，把其从边缘拉来中心，而且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小说的艺术魅力。
  于此，本文以《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文本来看一看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功能和地位。
  一、突显小说的社会功能
  清末明初，社会经济和政治所发生的巨大的震荡，以及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化的激烈撞击，使得中国的思想界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民族命运复兴和民族文化新变相统一的历史性的课题中，深受“西学”影响的进步学士们把文学的政治改良与变革作为了救亡图存的工具。
  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也”。
  不难体会，这个“群”还只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
  二、重塑小说不可思议的艺术魅力
  (一)强调小说的文学性质和地位
  在中国传统的文体观中，诗文始终处于正统地位，而小说、戏曲等被放于“小道”之流。
  而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关系》中明确定位“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
  把小说圈定于文学领域，可以说同诗、文并驾齐驱，来提升小说的地位。
  更难能可贵的是，梁启超还从小说自身的审美特性入手，对小说的独特内质进行了深入探讨。
  首先指出，一般人们认为小说的魅力在文字上的“浅显易解”和内容上的“乐而多趣”，这样的观点是偏颇的，与信函、公文的“浅显”相比，与“可惊可谔可悲可感”之作相比，这些都无法成为小说魅力的合理解释。
  小说认为在“诸文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的真正原因在于领悟了“文章的真谛”，即切合了人性的最基本要求。
  其一，因为“现境界”也就是在现实境况下，往往“顽狭短局而至有限”，人则“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而小说既能摹“现境界”之景，又能极“他境界”之状，使读者“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从而满足“人之性”的基本要求。
  其二，人们对于在外部世界的情感往往“行之不知”“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又苦于“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而通过小说却可以“和盘托出”，“摹写其情状”。
  (二)系统论述小说不可思议的艺术魅力
  在文章中梁启超将主体的审美心理与小说的艺术作用相联系，第一个较为深入地阐释了小说之“力”作用于人的具体方式和特点。
  他将小说之“力”从横向上分解为“熏”、“浸”、“刺”、“提”四种;从纵向上分解为“自外而灌之”与“自内而脱之”两类。
  认为小说通过“力”来“移人”，潜移默化地“支配人道”。
  这四种“力”在各自的情境下发挥着不同的特点和功能。
  说的是对人们的感染和潜移默化的作用，它的特点在于使人“在不知不觉之间，而眼识为之迷漾……在日积月累之中”而小说则“巍巍焉具此威德以操纵众生者也”，“浸”以时间言，侧重潜移默化，令读者“往往既终卷后数日或数旬而终不能释然，读《红楼》竟者，必有余恋有余悲，读《水浒》竟者，必有余快有余怒”;而“刺”之力，“使感受者骤觉”，“能入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
  至此，我们不难得出，在这新与旧的冲击下，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与“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一同接轨与五四新文学，尤其，他较为系统阐释了小说的社会和审美两大功能，这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今天的文学创作都有着无法估量的及其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