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犬儒时代，公共生活何以可能
  与之对照，我们也可以来观察和透视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公共生活。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是人的基本属性，而当前中国人追逐金权、耽溺享乐，是因为通往公共生活的道路被窄化甚至封堵了，因此其人性中的黑暗、自私、纵欲等面相就得到了极为强烈的彰显。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诊断这个时代以及如何给出某种可能性的出路
  旅美学者徐贲教授的新著《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就是一册极佳的"理解中国"指南。
  犬儒主义是骨子里的虚无主义者，并且以嘲讽理想主义者为乐。
  换言之，犬儒主义者不但不积极投身公共生活，进而成为积极公民，反而对于公民实践和政治抗争冷嘲热讽，认为这些人是"吃饱了撑的"。
  这些年出版的关于前苏联的几本有影响力的著作，比如《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和《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也都清楚地呈现了在一个极权主义社会统治之下，个体是如何采取躲避、顺从、迎合等各种方式来应对体制性的力量。
  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演戏。
  这个制度就会土崩瓦解。
  前东欧国家，也同样广泛存在这种犬儒主义现象。
  "对于这种意识形态的热情，公众一方面必须在政治性的空间里表达某种顺从与迎合，甚至会用一种变本加厉的表演性的方式来自我保护和自我加持，另一方面却是"我不相信"式的实际态度，觉得这一切是做戏，是权力的展示，是对民众的洗脑。
  第一种是社会学家戈德法勃所说的"权力犬儒主义"(cynicism of the power)，"它把权力当作理性"，"最极端的现代范例就是极权主义。
  对于第三种犬儒主义，徐贲做了极为深刻而系统的分析，这其实涉及到知识人在当代中国如何诚实地生存的问题。
  面对消费主义与威权主义的夹击，知识人在1990年代以后分化得极为严重，1980年代那种充满批判意识和理想性的精神气质迅速异化，相当一部分知识人转向集团性或个体性的犬儒主义。
  这种犬儒主义表面上是自恃清高地看穿一切，其实又在浑水摸鱼，积极地顺应他所不屑的体制的要求。
  犬儒主义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自然异常复杂，有前文述及的革命政治的影响，也有世俗生活的崛起导致人的生活普遍的内卷化，更有现实政治对个体政治自由的压制形成的自利自保等趋向。
  这种情绪与心态维系着系统的有效治理，并导致整个社会的"末人化"，在这种社会里，"优秀的人"不介入生活的危机，在他们身上结合了犬儒的无为和颓废的享乐。
  无论是坚持制度优先还是道德优先，改革的希望都离不开正义和公正的政治和社会价值。
  一旦让犬儒主义瓦解了我们对人性、制度和正义价值的信心和希望，任何良性社会、政治变革的可能也就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