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张文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流动模式与机制的变迁
  改革开放前以家庭出身和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政治标准在改革开放后逐渐被以收入、财富和资本为核心的经济标准所取代，后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而强化。
  改革开放前，家庭出身是一个人政治身份的代码，是一个人政治地位的标识，所谓“红五类”(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家庭出身的人处在社会政治地位的上层，而所谓“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家庭出身的人则被视为有政治污点，是被社会歧视、被国家压制的一类人。
  改革开放以后，原有的身份制度、身份体系逐渐瓦解或衰落，以社会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向以非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户籍身份的限制开始弱化。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
  最初是“离土不离乡”，现在是“离土又离乡”。
  农民中出现了“农民企业家”，甚至百万富翁、亿万富翁。
  2003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条例》的废除和2014年7月30日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将城乡居民的身份平等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
  到2017年，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达到2.86亿人(国家统计局，2018)。
  此外，那些不具有本地户籍的外来常住人口，包括具有外地非农户籍的新城市人，也正是突破了户籍身份的限制实现了地域流动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
  第二，以单位级别和干部级别为基础的分层机制发生变化。
  随着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以单位级别和干部级别为基础的“官本位制”逐渐松动，开始与市场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决定人们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相对位置。
  改革开放前干部与工人身份的严格界限逐步消解。
  第三，档案身份已经突破。
  改革开放前，人才和劳动力难以流动的原因是中国特有的严格的档案管理制度，档案身份是人才单位所有和部门所有的制度基础。
  改革开放后，档案身份对体制内劳动者的束缚大大减少。
  第四，工作单位的所有制类别作为一种身份标识的作用逐渐减弱。
  1978年以前，人们初次就业和职业流动的首选单位类型是全民所有制，其后是集体所有制。
  1978年以后，随着个体户、私营企业等体制外单位的涌现，特别是外资企业的快速发展，单位所有制类型在职业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中的重要性日趋下降，大量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所谓体制内的就业者向体制外特别是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流动。
  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所有制身份不再作为社会流动的屏障。
  (四)社会资本成为促进社会流动的一种重要社会资源
  国内外关于社会资本与职业地位获得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以个人和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家庭背景为核心的微观社会资本在初次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中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Granovetter，1995;Lin，1982;Bian，1994)。
  另外一项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较贫乏、经济地位较高的人更可能使用社会网络资源以实现职业流动;运用社会网络资源的职业流向是从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流向个体、集体、外资合营、外国独资、新经济部门或无主管上级的市场化的经济实体(张文宏，2006)。
  此外，社会成员的科层关联度越高，其社会资本总量越丰富，表现为社会网络规模较大、网顶较高、网差较大，与领导层、经理层和知识层的联系也较多。
  社会成员的市场关联度越高，其社会资本总量越高，社会网络优势越明显。
  尽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探讨社会资本的差异，但是阶级阶层地位和与职业相关的社会关联度是两个不可忽视的视角。
  人们一旦具有了社会资本优势，将会产生主客观的积极效应(边燕杰，2004)。
  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在改革开放之前主要作为一种获取短缺、紧俏商品的手段，改革开放后则转化为社会流动特别是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一种机制，成为人们资源获取和资源维持的一个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