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转载《我国植物分类学史》
  http://www.nature.sdu.edu.cn/taxon/bar/ourhistory/2.htm
  中国植物分类学历史也大致经历了以上几个时期，尽管还没有达到近代的最高水平，但有其自己的特点。西方与中国的植物分类学在古代都经历了漫长的时期。然而，西方早在公元前3世纪，以后在15-16世纪就有了脱离应用研究雏形的纯植物分类著作，到16-17世纪有专门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的团体，并建立了研究体系。而中国直到19世纪中叶还没有脱离开本草学阶段，比西方开展近代植物分类学研究晚二三百年。在本草学时期，欧洲还处于黑暗时期的时候，中国的本草学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当时在应用植物分类学研究方面远远超过西方。但在近代植物分类学发展时期，西方的发展是渐进的而中国则发展得相当快，几乎是跳跃式的，只用了大半个世纪，大体上走了西方曾花二三百年进行调查采集与描述性阶段的路程。当然，这个阶段还未走完，我国的分类学仍处于青年发展阶段，我国丰富的植物资源亟需植物分类学配合去开发与保护，物种生物学、系统发育等新分支学科工作才刚开始。实验植物学的兴起与新技术新方法的广泛应用，正给予古老的植物分类学以筋的生命力，推动着我国植物分类学更进一步向前发展。 一、 古代植物分类的萌芽 人类生活离不开植物，我国地广多山植物异常丰富其中不少早就为古代人民所利用，并逐步积累了许多认识与鉴别植物的分类经验与知识。在神农时代，人民就有了根据树木的柔硬特性制作农具的能力，辨认可食植物、驯化栽培五谷的本领了。古代人民寻找可食植物和认识植物是一个长期艰苦实践过程，这一时期口尝体受是识别植物进行分类的一种主要手段，并开始有了植物分类思想的萌芽。 在原始社会，无文字，全凭口授相传，所积知识多已失传。从距今约六七千年的河姆渡和半坡的原始社会出土文物中，有花、草、谷物、树叶形态的雕绘，这是我国祖先认识和利用植物的宝贵史料。到了奴隶社会有了文字后，才开始把积累的植物分类知识记录下来。《诗经》(约公元前600年)就记载过约132种植物，如对刺榆与榆的记载，“山有枢，隰有榆”，这里的枢即刺榆，可见那时不但已认识到榆与刺榆的区别，而且还联系到它们的生境。《山海经》(公元前500-前300年)提到了约100种产北方及中部植物的名称与用途，并把植物分为木与草二类，其中有这样的记载：“蓇蓉(草)食之使人无子，社衡(草)食之已瘿，丹木(木)食之已痹，苦辛(草)食之已疟。”《楚辞》(约公元前200年)提到了多种产南方的植物。 西方在古希腊时代，哲学思想很活跃，曾一度开始出现过专门对植物学(主要是分类学)的研究。被誉为“植物学之父”的切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是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学生，他著的《植物史》(Historoia Plantarum)，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古代最完美最系统的植物分类学著作。他根据植物习性分为三大类：乔水、灌木和草本，然后又分栽培和野生二类。他根据粗放的一些形态，甚至按子房上位与下位、花瓣的合生与离生、果实类型等，来区别植物的差异，划分出480个分类群。他的分类反映了他的逻辑划分、二歧法或排中律的思想。我国春秋战国时代，虽然哲学思想也很活跃，出现过像史墨与史伯、后期墨家、苟子等关于分类哲学思想的许多论述，并对后来本草学家在分类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举名以定实”、“析族区类，振纲分目”、“物以类从”、“约定俗成”等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的反映。然而，在把哲学思想与植物分类研究的结合上还达不到古希腊的水平。 二、本草学时期 在古代，植物学与本草学(herbaloism)几乎是同义的。中国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9世纪末的两千多年中，本草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各种本草著作达400种以上，目前现存的有278种，如果加上涉及与植物有关的农书、植物专论等不少于1000种，远远超过西方国家。西方在1世纪到中世纪末(大约16世纪)，植物学领域也处于本草学时期，较早的一部本草书要算希腊人迪奥斯科里斯(Dioscorides)著的《药物材料》(Materia Medica，约公元64)，描述了约600种植物，尽管在分类排列上不如以前切奥弗拉斯特的，然而，这本书直到16世纪仍作为本草的标准参考书。可见西方的本草学著作比起中国来晚得多。我国古代植物分类学知识主要包含在本草书中；其次是记载于一些专门描述植物的专著中，如《竹谱〉(约5世纪)，《救荒本草》(1368年)，《群芳谱》(1621年)、《野菜博录》(1622年)等；再次是反映在很多农书中和一些雅学之类书内。 在封建社会末期，中国古代的植物分类研究，已开始逐渐脱离实用目的转到植物固有特性研究的趋势。然而，由于时代限制，长期处于封建统治时代，生产发展缓慢，研究手段落后，植物学及其分类学的研究，长期以来都作为本草学、农学研究的附属内容，没有从本学科特点建立独立的研究体系从事专科的基础理论研究，结果导致中国的近代生物科学(也包括分类学)在西方发展了二三百年之后才开始发展起来。 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神农本草经》、《南方草木状》、《本草纲目》等著作对植物分类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约成书于公元前200-前25年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本草，也是第一部较有系统记载植物的书。据唐代贾公彦《周礼疏》记述，此书为周代末年子仪所作，有的内容经过后人添改。该书记载了植物254种，但不涉及植物的外部形态，主要是按植物内含物、药物性能，归类成上品、中品和下品三大类，类下分为365种，这为人类开发利用植物提供了重要资料，这种实用的分类一直沿用了1000多年。南北朝梁代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是《唐本草》之前的一部重要本草著作，记载植物约730种，它与《神农本草经》不同之处在于把植物首先分为草、木、果、米谷、菜等类，然后在每类下再排上中下三品，还有各种植物产地，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2.《南方草木状》 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地方植物志，为晋代嵇含撰写。据黄胜白考证，原书早已散佚，今所传者，恐不可信。现存书共三卷：上卷草类29种，如甘蕉、茉莉、菖蒲等；中卷木类28种，如榕、朱槿、杉等；下卷果类17种，如椰、荔枝等；竹类6种。以上共80种，均系产于华南及越南一带植物。每种植物有简要形态描述、花期、繁殖法、产地及别名等内容。 3.《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于1578年成书，1596年出版，是明代著名博物学家和本草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撰写的，共52卷，系统记载了中国历代已记录的和他新记载的植物共1195种，附图1100多幅。值得提出的是李时珍把218种暂无药用价值的植物也录入该书队他在凡例中写道：“诸物有相类而无功用宜参考者，或有功用而人卒未识者，俱附录之.....不可遗也。”这说明《本草纲目》，不仅是一部本草书，也是一部全面记载中国植物的古代植物分类学著作和包含多种自然学科内容的古代百科全九至今仍为世界自然科学史上享有盛名的文献，曾由外国人用日、拉丁、英、德、法、俄、朝鲜等7国文字翻译为《中国植物志》、《中国本草学》、《中国植物学》等在世界各地传布。《本草纲目》包含有丰富的植物分类学知识： (1)创立了“析族区类，振纲分目”的实用分类系统。李时珍把同大类植物“唯逐各部”，向上归成5部为纲，即草部、木部、谷部、菜部及果部，以植物习性与栽培植物类别作为他分类的第一级标准；他的第二级划分分29类为目，按习性分乔木、灌木、苞木(即竹类)、寓木(即寄生植物)和蔓草类，按特殊内含物分芳草、毒草和香木类，按生态分山草、湿草、水草和石草类。他把真菌、苔药与蕨类归人苔类。由于时代局限，李时珍当时还不可能观察到植物内部结构，将这些演化较低级的另立超一级的大类群。在他的“目”下记述了若干种。他对每种植物又以正名为纲，释名(即异名)为目。这样一种“以纲挈目”的分类排列，正体现了作者的书名——《本草纲目》的本意。李时珍的植物分类系统，打破了统治中国1000多年的上中下三品分类体制，结束了植物排列无章、名实难寻的混乱局面，对当时开发利用植物资源起了积极作用。然而，他的系统，是以植物习性与经济用途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实用本草学系统，同当时西方较先进的坎赛尔皮诺(A. Caesalpino)在《植物》(De Pantis，1583年)中的分类系统很相似，但与近代植物分类系统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是植物分类学在本草学时期西方与中国共同具有的特点。 (2)记载植物的内容与体例同近代分类学著作有其近似之处。《本草纲目》对每种植物记载项目有：正名、释名(别名及其出处，按出现先后列出，并解释名称由来)、集解(包括产地、生境、形态等，引证历代著述及李时珍对诸内容之补记)、气味、主治、正误(对历代著述该植物形态、定名、药效等错误进行订正，如他在第14卷的兰草条正误项写道：“兰草非兰花也。”)、附录(对形态上或药效上相近植物附录于此)、附图(大多数种类有图，但集中于前二卷中)。读者根据上述资料，大致上可以考证出原植物。书中对历代本草著述的引证，使我们现在有可能对早己失传亡佚的本草部分内容有所了解。 (3)揭示了一些植物高等级自然类群。世界高等植物30余万种，形形色色，头序万千，然非杂乱无章，它们都有自己的谱系，生活在特定区域环境里。但是，人类要真正揭示出有机世界的秘密却非易事。李时珍根据前人的经验和他的研究，把一些同类植物归在一起描述，这不能不说是他向着揭示出自然类群目标上迈进了一步。如他在《本草纲目》的第14卷芳草类“芎穷”条下，他首先引了唐代苏颂的《图经本草》记载：“叶似水芹、胡英、蛇床辈作丛，而茎细，其叶倍香....七、八月开碎白花如蛇床子。”他在这条下补充写道：“叶似芹而微细窄；有丫叉又似白芷；叶亦细又似胡英叶，而微壮似蛇床。”他在“蛇床”条下，更明确地写道：“其花如碎米攒出，其子两片合成，似莳萝子而细，亦肖细棱，凡花实似蛇床者，当归、芍劳、水芹、藁本、胡萝卜是也”。显然，李时珍视这些植物为一类，并放在一起记载。根据现代观念，这类植物芳香，常具水芹状的复叶，花小，排成伞形花序，果实由2心皮合生成双悬果，有棱等性状，正是伞形科植物的特征。像这样生动的描述在第17卷“续随子”条和其它某些条下还能找到。李时珍还记载了豆类、瓜类、菊类、兰花类、禾谷类、竹类、天南星类、大戟类等大类群植物，这些大类大致相当于现代分类学“科”的类目。 (4)科学的命名。李时珍的命名原则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1)对一种植物只列出一个名称作正名，各种植物的正名不能相同其下列出若干别名，并注其出处，在书的序例卷中，专列出同物异名一节。这与当今的处理类似。(2)正名的确定，采用出版最早的，相当于现代国际植物命名法规的优先律。(3)异物同名者废弃之，如“美草”曾是甘草、旋花与山姜的三物同名，他废弃了“美草”名，而选较晚惯用的甘草、旋花和山姜作这三种植物的正名，并沿用至今。(4)保留较晚惯用通俗名作正名，如“苍耳”，最早在《诗经》中称卷耳。在《神农本草经》中叫枲耳。李时珍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把后来普遍称的苍耳定作正名。(5)命名重视深入产地考察，以求名符其实。他在第50卷写道：“况物之性理万殊，人之用舍宜慎，盖不但多识其名而已矣。”以上李时珍之命名原则，不仅澄清了过去名实混乱，对统一祖国植物名称起了积极作用，而且，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4.《植物名实图考》 这是中国近古最接近于近代植物分类学的一部著作，为清代亮庆道光年间吴其浚(1789-1847年)所著。作者以“循名责实，名实相符”为著书指导思想，也是该书名称之来源。该书记载植物1714种(长编卷1785种)，绘图1420幅，大多是作者在云南、江西、湖南、山西等19省亲自观察记载绘图而成。有许多植物可根据其图及描述便可容易准确地鉴定出，如“镜面草”(卷17，石草类)绘图逼真，再根据其描述“镜面草生云南圃中，根茎黑糙。附茎附根发叶，叶极似尃，光滑厚脆，故有镜面之名”。很容易鉴定出这种植物乃当今仍称的“镜面草”(Pilea peperomioides，荨麻科)，并似乎可以设想这种特产于滇中西部的濒危植物，可能早在当时就已灭绝，只见于圃中。该书还收载了许多除经济植物以外的野生植物及稀见特有植物，如昆明沙参(茜草科，卷23)、金蝴蝶(石竹科，卷29)等云南特有植物。该书绘图精致，图文详明确实，在长编卷中转录的文字，虽未脱离当时朴学家的影响，却保持了古代文献原始面貌，这乃此书特点。特别值得提出的，该书已开始脱离了过去本草内容，编写内容与体例与近代植物图鉴接近，当为中国古代植物学文献中最高水平的一部著作，至今仍是我国植物分类学研究常用参考书。当时日本学者对此书大加推崇，牧野富太郎编的《日本植物图鉴》可以说也受到此书的影响。 三、近代植物分类学奠基时期 1.西方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兴起和传入中国的历史背景 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打破了黑暗宗教势力影响，近代工业兴起，对植物原料的要求和远洋交通发达，为近代植物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及物质基础。近代植物分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首先在欧洲开端于16世纪的本草学，从那时起，西方的植物学家开始了采集大量标本和细心地描述他们国家的植物，出现了编写地方核物志和撰写植物书的热潮、如鲍汉(G. Bauhin)的《植物界纵览》(Pinax Theatri Botanici，1623年)首先创建了双名法概念。雷(J. Ray)的《植物新方法》(Methodus Ptantarum Nova，1682年)，在1703年第二版中包含了18000种植物，明确提出依据花部和营养部分大量性状去分类，不久又出版了他的《不列颠植物研究法总览》(Synopsis Methodica Stirpium Britanicarum，1690年)以及以后林奈的《拉普兰植物志》(1737)、《瑞典植物志》(1745年)等。 到18世纪中叶，伟大的植物学家林奈的《植物属志》(1737年)和《植物种志》(1753年)两部光辉著作的发表，标志着近代植物分类学已达到成熟阶段。 到19世纪上半叶，西方植物学家们致力于综合性的世界植物区系著作，最为著名的要算瑞士植物学家德堪多(A. P. et A. de Candolle)父子先后主编的、有35位植物学家参加的《植物界自然系统长编》(Prodromus SystematisNaturalis Regni Vegetabilis，1823-1873年)巨著，包括了世界161科，58000余种植物(单子叶植物部分未完成)，他的分类系统对20世纪的一些系统有很大的影响。A. P. 德堪多在他的《植物学基本原理》(1813年)一书中，首次引入“分类学”(taxonomy)这个术语。19世纪欧洲帝国向外扩张的时候．这些国家的植物学家们的工作重点也转向世界各地，为他们的殖民地和属地编写植物志，这大约用了150-200年时间。英国植物学家全力倾注于编写英帝国植物志，如W. J. 虎克(W. J. Hooker)编的《北美植物志》(Flora Boreali-Americana，1829-1840年)．本瑟姆(G. Bentham)的《香港植物志》(Flora Hongkongsnsis，1861年)和《澳大利亚植物志》(Flora Australiensis，1863-1878年)，格赖斯巴赫(Grisebach)编的《英属西印度群岛植物志》(Flora of the British west Indian Islands，1850-1864年)以及虎克(J. D. Hooker)主编的大型的《英属印度植物志》(Flora of British India，1875-1897年)等。欧洲其它帝国的植物学家，如比利时、法国、德国、荷兰的也从事类似的工作。这是由于植物学家研究清楚了本国的植物后，需要扩大研究范围，才有助于搞清楚自然界植物的分布规律，同时也是帝国主义掠夺殖民地植物资源的客观需要。其后果：一方面使这些殖民地国家失去了部分植物资源，也为这些国家的植物学家后来研究他们本国的植物带来了很大困难，因为大量的标本及文献资料，特别是模式标本都保存在国外；另一方面，近代植物学与植物分类学，也随之逐渐传入到这些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并为研究这些地区的植物提供了资料。 直到19世纪上半叶，中国仍处于封建社会时代，政府推行闭关锁国政策，教育上风行科举制度，科学技术十分落后，西方早已兴起的近代科学技术迟迟传不进来。1842年南京不平等条约签订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势力从此不断渗入中国领土，港、澳、台等地先后被列强霸占，在帝国主义船坚炮利和不平等条约面前，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斗争，一些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没有其他选择，被迫走上变革兴学的救国道路，近代植物学也从此时开始传入中国。 2.国内外学者对我国植物分类学发展所做的贡献 (1)外国人在华采集及研究植物概况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从热带—温带—寒带连续广阔地带的国家，植物资源很丰富并具有重要意义的植物区系。我们的祖先虽有研究植物的悠久历史，但由于时代限制，中国人自己还未来得及揭开这个植物王国之谜。事实上，对我国植物进行近代植物分类学研究的首先始于欧洲人，后来还有美国人、日本人等。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上半叶，长达200多年之久。早期我国的近代植物分类学研究阵地，为外国人所霸占。从16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先后有约16个国家，共约200人来过中国调查植物资源，大量采集植物标本，搜集苗木、种子等，他们中有植物学家、探险家、旅行家、动物学家、外交官、海关职员、军官、传教士、教师、园艺家、职业采集家、商人等，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各省区，甚至深入到当时常人所不能到的区域。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200多年中，外国人在中国采集了近100万号植物标本，上千种植物苗木和种子，记载新发现与新记录植物上万种，新属158个。 (2)我国研究工作的开展和研究机构的建立 <1>近代植物分类学的传人(1858-1905年) 鸦片战争前，虽然有不少外国人来华调查采集植物，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近代植物分类学传给中国人。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腐败的清政府消极的闭关锁国政策遭到破产。与此同时，西方文化开始传入中国，国内首先兴起了一阵“学洋务”翻译西方近代科学之风。中国第一本翻译近代植物学的书，要数李善兰(浙江人，一位数学家和翻译家)和英国人威廉森(一位在上海的传教士)合编译的《植物学》(1858年，上海墨海书馆)。此书主要根据英国植物学家林德利(1799-1865年)的《植物学纲要》(1830年)编译而成。书内的“植物学”及其他许多植物学名词都是根据近代科学含意，结合我国古代植物文献的名词，第一次较准确地译出，而后为日本人采用，并沿用至今，如萼、花瓣、心皮、子房、胎座、胚乳等，分类群等级“科”以及石榴科、蔷薇科、豆科、伞形科、菊科等。可惜，此书当时没有受到注意，发表后半个世纪里，还没有开展过近代植物分类学的采集与研究活动。直到清末变法，大量派遣留日、留美学生，企图效法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所谓“西洋实学”，才受人注目，“植物学”也和其他学科一样又从日本转手介绍到我国。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武汉、北京、南京等地办的高等学堂，已开始讲授植物学课程，1893年(光绪十九年)在湖北自强学堂首次设立植物学课程。分类学知识在一些传布自然科学刊物上介绍，但仍属科普译文性质，如钱崇澍译的《生命论》(1915年)，胡先骕于1915-1918年的几篇《说文植物古名今证》和译的《中国西部的一自然科学工作者》(部分内容．1917-1918年)等。北京京师译学馆博物学教授和农事试验场(今北京动物园)场长叶其桢编著的《植物学》书(1907年)印刷精美，其中第四篇专论植物分类学，其下又分25章，介绍分类学方法和各大类群植物。他在该书最后“中国之植物区系”部分中写道：“自南至北，其问植物，不知其几千万种，既查明者仅三干余种高等植物而已。”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上还载有“植物采集法”(1915年)、“植物标本制作法”(1915年)、“植物记载法”(1915年)等研究植物分类的方法介绍。 商务印书馆社亚泉主编了《植物学大辞典》(1918年)，参加编著的还有留学日本的大学毕业生黄以仁等13人。全书1590页，附图1002帧，记载植物1700余种，每种植物有中文名、拉丁学名、日文名，有的还有德文名，指明所属科属，并有形态描述、用途与讨论，但无产地与生境的记载。看来此书极可能是模仿日本植物图鉴编写的．曾在我国广为传布．并多次再版。以上事实表明这个时期的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正处于孕育阶段，而植物标本的采集与研究的正式开展是从本世纪初才开始的。 <2>研究工作正式开展和研究机构的建立(1905-1949年) ①标本采集与文献资料搜集 近代植物分类学研究的第一步是调查采集植物标本。然而，直到20世纪初，我国高等学堂生物系进行教学的腊叶标本还多是从日本购进的。在中国植物分类学创业年代，钟观光、胡先骕、钱崇澍、秦仁昌、陈焕镛、郑万钧、蔡希陶、俞德浚、吴征镒等老一辈的植物学家历尽艰险，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为我国建立起首批标本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20世纪初至1949年的约40年中，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采集了高等植物标本约80万号(其中苔藓约2万号，蕨类约8万号)，代表了约2万余种，是我国珍贵的科学研究材料。在15个省市的植物学研究机构及大学建立了27个标本室。标本的采得几乎遍及全国各地，为我国开展植物分类学及植物地理学以及其他分支学科研究创造了基本条件，也为植物学教学提供了较丰富的材料。 文献资料对分类学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我们的老前辈深知此项工作的重要性，为图书资料室的建设费尽了心血，通过各种渠道，节省不必要的行政开支，去购置或交换回了许多有价值的图书刊物。很多出国留学生，在国外节衣缩食，积蓄一点钱，为的是多购些文献资料，刘慎谔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他从法国带回了数百册珍贵书刊。秦仁昌、胡先骕、吴韫珍等都为我国植物分类学发展搜集文献资料做了重要贡献，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②研究机构的建立及其主要活动 本世纪初，我国派出国外的留学生陆续回国，在大专院校任教，并积极筹建研究机构，培养人才，成为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研究的创始人。 1929年，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部于上海创建，1934年博物馆改为动植物研究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动植物研究所迁广西阳朔，1940年又转迁重庆北碚。1944年动植物研究所分为动物研究所与植物研究所，1929年创办《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丛刊》(Sinensia)，后改为《国立中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专利》，至1941年第12卷后停刊。 中国西部科学院植物部于1932年成立于重庆北碚。西部科学院主要为开发四川自然资源和为民生实业分司服务而成立，主要调查采集与研究四川植物。 1933年8月20日，中国植物学会在重庆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正式成立。它是由植物学界老前辈19人发起，会员105人，其中分类学家约占一半。1934年3月，创刊《中国植物学杂志》。1935年创办英文版《中国植物学汇报》。 中国植物学会的成立和上述植物分类学研究机构的建立、标志看中国植物分类学已发展到成熟阶段。表明我国已建立了植物分类学研究的体系，从而保证了自主地从事这门学科研究工作的开展，推动了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 (3)植物名录、图谱、植物志的编纂 在一个地区采集标本后，对标本进行鉴定分类，列成名录，进而编纂成图谱或植物志，这是分类学研究的第一步。然而．在当时缺乏模式标本与文献资料的情况下，要迈出这第一步也是相当困难的。到20年代，我国植物分类学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植物名录的编纂上，如《江苏植物志略》(吴家煦，1914年)、《中国树木志略》(共29篇)(陈嵘，1917-1923年)、《广东植物名录》(韩旅尘，1918年)、《江苏植物名录》(钱祟澍、祁天锡，1919-1921年)、《湖南植物名录》(辛树帜、曾锡勋，1919-1922年)、《浙江植物名录》(胡先骕，1921年)、《江西植物名录》(胡先骕，1922年)、《北京野生植物名录》(彭世芳，1927年)、《江苏之菊科植物》(郑勉，1918年) 等。在30年代及以后各地的植物名录就更多了。 从20年代后，特别是30年代后还编纂了一些图谱、地方植物志这样较为深入的研究工作成果，如《中国经济树木》(陈焕镛，1922年)、《陕西渭川植物志》(刘安国，1924年)、《中国植物图谱》(共5卷)(胡先骕及陈焕镛，1927，1929，1935，，1937年)、《中国北部植物图志》(共5册)(刘慎谔主编，1936年)、《中国树木分类学》(陈嵘，1937年)、《中国森林植物志》(卷1)(钱崇澍，1937年)、《中国蕨类植物图谱》(共2卷)(胡先骕、秦仁昌，1930，1934年)、《峨眉植物图志》(共4卷)(方文培，1942-1946年)、《直隶植物志》(刘汝强，1927年)、《河北习见树木图说》(周汉藩，1934年)、《兰州植物志》(孔宪武，1940年)、《中国植物图鉴》(贾祖璋、贾祖珊，1946年)、《中国森林树木图志》(桦木科与榛科)(胡先骕，1948年)等。 四、先驱性植物志时期 中国植物分类学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发展后，到本世纪50年代末，已进入到初级水平上的全面系统地总结阶段，编纂《中国植物志》是这个时期的主要内容。只不过现阶段的《中国植物志》，还基本上处于初级水平上的先驱性植物志时期。根据研究依据材料多寡、全面代表性程度及应用其他学科资料与技术类别，戴维斯(P. H. Davis)和海伍德(V. H. Heywood)把植物分类研究或植物志分为四个阶段：(1)先驱性植物志或调查时期：一般只利用有限的少量的材料，不少的种及其变异还不太清楚。目前世界多数的植物志属此等水平。(2)充实性植物志时期：供研究的材料极大的丰富，对分类群从事大量的标本室和野外研究，对种的变异研究得较清楚，新的异名有较多的增加，同时还发现新种。目前欧洲、日本、北美的植物志属于此等。(3)物种生物学时期：对分类群的细胞学与遗传学进行了较详细的研究，并在生态学、生化、生理等学科也获得了不少资料。这个阶段再发现新种已很困难了，研究重点放在物种的形成与进化上。欧洲西部和中部、北美和日本等的一部分区系及类群的研究属于此类。(4)综合性或百科全书式阶段：借用电脑将世界性所有特征进行综合分析，以便在各级分类水平上能表示出植物分类的和进化的关系。 1.《中国植物志》的编纂情况 一个国家的植物志，就是对本国的植物进行全面系统的描述，给每种植物以科学的、国际统一的拉丁学名命名及统一的本国名称，记载它们的形态、分布、生境、用途，并选其代表进行绘图，编制分类群检索表等。因此植物志是了解与鉴定本国、本地区植物、开发植物资源、进行有关植物研究的最基本的文献资料，也是本国植物分类学工作者首要奋斗目标。写出一部全国性的植物志是我国老一辈植物学家多年来的夙愿。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中国植物分类学工作者经过了几代人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59年正式开始了编写《中国植物志》。早在1934年，在江西庐山召开的第二届中国植物学会上，会长胡先骕首次提议编写《中国植物志》，当时的条件是根本无法实现的。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召开了全国植物分类学工作会议，分类学家们提出了编写全国植物志的设想，时机虽不成熟但要积极去创造条件。1958年6月，中国植物学会扩大理事会上组成了中国植物志委员会，负责宣传动员全国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及有关教学生产单位积极参加并支持中国植物志的编写。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得到了各方面的热烈响应，部分植物分类学家已开始了蕨类、莎草科、玄参科的编写工作。1959年9月，中国科学院正式决定成立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同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的成立大会。 1959年9月，《中国植物志》第二卷(蕨类)正式出版。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的成立及《中国植物志》的开始出版，标志着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已进入成熟阶段。1999年11月，《中国植物志》共125卷册完成全部编撰工作，即将全部出版。 2.《中国植物志》的重要意义 这一巨著的出版不仅为开发祖国植物资源和有关植物学的研究与应用提供了重要的基本资料，而且对世界植物学界也是一个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