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抑郁与超越》第一章《太史公自叙》中的拾遗补艺与一家之言
  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司马迁写《史记》有两个背景。第一个是汉朝建立以来，朝廷不断得到流失于秦末战火中的书籍，司马父子因为做太史令的缘故掌握了这些图书，所以有必要整理。第二是是忧虑于资料流失，不利于后人了解过往。
  内藤湖南在《支那史学史》中写司马迁写《史记》的背景，指出汉朝初年思想统一的趋势是《史记》出现中的一大背景。内藤湖南梳理了汉初的思想发展，首先汉初是是一个发展战国学术的时代。例如儒家的《礼记》，里面的很多内容是汉初写成的。例如贾谊、晁错的文章，也是发展了战国儒家的学说，不过这两个人的思想混入了很多名家、法家的内容。其次这时期兴起了对诸子百家进行评论的风气。这种风气从战国末期的《荀子》中就有所发端，在《太史公自序》中，也保留了一些司马谈议论诸子百家的语句。这两个因素一合并，人们就感到有必要对诸子百家思想进行一个统一了。这个尝试开始于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之后影响到了《淮南子》、《史记》。《淮南子》就是用杂家思想做的统一。
  总之，金毓黻和内藤湖南都指出，整理图书典籍、总结诸子百家是《史记》写作的一个主要目的。具体司马父子如何整理总结，由于两位学者叙述史学通史，没有过多论述。逯耀东在第一章中细细分析。
  1、司马父子整理图书的痕迹实证
  刘向父子在整理图书写成《别录》《七略》的时候，是对司马父子的工作成果有所继承的。班固引用刘向父子的成果，写成《汉书·艺文志》，其中照抄了刘向父子的一些语句。通过细读《汉书·艺文志》，可以发掘司马父子的整理图书痕迹。
  第一个例子是”上所自造赋二篇”。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屈赋”之类下，有”上所自造赋二篇”，颜师古注:”武帝也”，指明这两篇赋的作者是汉武帝。刘向是西汉末年王莽时代的人，而”上”是臣工对当代君主的称谓，没有必要把汉武帝称为”上”了。所以章学诚认为”上所自造四字，必武帝时人标目，刘向从而著之，不与审定称谓”。张舜微在《汉书艺文志通释》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张舜微认为，这是司马迁校书时，原有的辨章学术、镜考源流的簿录工作，但没有成书，后来撰《史记》时分散于百三十篇之中。所撰述的底稿，或仍有流传或藏于秘府，刘氏父子将这部底稿纳入己书。班固因循未改，照抄入书。这就可以实证司马父子的整理图书典籍之功。
  第二个例子是”有列传”，逯耀东指出这个列传是指司马迁在《史记》写的列传。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诸子》、《诗赋》、《兵书》诸略，于作者名下注”有列传”者，计有晏子、孟子、孙卿子、鲁仲连子、管子、商君、苏子、张子、屈原赋、吴起、魏公子等十一种。颜师古在《晏子》十八篇下注称:”有列传者，谓《太史公书》。”以上诸书作者，《史记》中不仅有列传，司马迁除论其行事外，并对他们著作的大要归指,皆有所叙论。所以，《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这些著作及”上所自造赋二篇”下的小注，很可能出自司马氏父子的手笔。
  第三个例子是”太史书九十六篇”，即刘向对于司马迁整理《管子》成果的继承。叶适《水心集》曰：”《管子》非一人之手笔，亦非一人之作，考其文大抵后人附会，多于仲之本书。”意思是《管子》一书是一种杂烩，不仅不是管仲作的书，而且非作于一人，也非作于一时，大约是战国及其后期的一批杂碎著作的总集，一部分是齐国的旧物，一部分是汉朝开献书之令时，由齐国地区献过来的。这样驳杂的源流，在刘向整理之前，已经有很多人整理了。在刘向校书之前，已有几种不同的校本。刘向《管子书录》云：”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已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着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其中”太史书九十六篇”已经和刘向整理的八十六篇数字上很接近了，其中可以看到刘向对司马迁整理图书工作的继承。
  2、司马父子得以整理图书的现实条件
  第一，是惠帝下除挟书之令。《汉书·惠帝纪》：”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惠帝即位发出的废除令是皇帝新政，有巨大效力。私家自由收藏书籍合法了，战国以来一些不敢公开的民间藏书就敢拿出，来公诸于世。这样就导致了在民间，书籍可以自由传写复制、自由流通。为朝廷搜集书籍减少了阻力。第二，汉武帝指令公孙弘搜集图书，汉庭掌握了大量图书。刘歆《七略》:”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第三，汉武帝对书籍收藏的制度化。《隋书·经籍志·史部序》载：”其（战国）后陵夷衰乱，史官放绝，秦灭先王之典，遗制莫存。至汉武帝时，始置太史公，命司马谈为之，以掌其职。”太史既负责图书的典藏，同时就必须对图书进行整理的校雠。
  武帝置太史令，此时太史令负责天文和文史工作。太史令属官有望郎与掌故各三十人，分别负”星历”和”文史”的工作。关于星历卜祝的部分，这是史官的原始职掌部分，司马迁《报任安书》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应劭《汉官仪》:”太史令属太常，秩六百石，掌天时星历，凡岁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奏良日﹔国有瑞应灾异，记之。”至于”文史”则是文字工作的处理，及图书档案的保管和整理。关于文字工作的处理，则是史官职掌扩大后的工作范围。《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小学》条下:”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
  3、汉武帝时整理图书的历史概貌
  第一，整理图书的并不只有司马父子。《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小序就说:‘武帝时， 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杨仆的兵录，就是据张良、韩信序次的军法为基础整理的。
  第二，司马谈整理图书，是对孔子以来的学术思想演变，作一次系统的整理是中国文献的第二次集结校整。司马迁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第三，司马迁对目录学的开辟。汉初至武帝百余年间，萧何、韩信、张苍等，各人因不同的政治需要，曾对不同类别的图籍，作过初步的整理，这些经过整理的图籍，最后都集中在司马氏父子处。他们就利用这个基础，对所有的图籍作一次完整而系统的整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
  第四，司马父子对刘向父子，在叙述学术源流方面有所启发。《隋书·经籍志·史部·簿录序》说：”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为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章学诚认为：”《汉志》最重学术源流，似得自太史公叙传，及庄周《天下》篇、荀卿《非十二子》”。
  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不仅对战国以来目录学的发展有新的拓创，更重要的是对这个时期的学术发展与流变，作一次系统化的整理与总结。
  1、黄老思想发展的脉络
  所谓黄老，刘向说:”黄老之法不尚繁华，清简无为，君臣自正。”这种黄帝老子并称的”黄老”思想，在战国后期形成，对汉初的政治，发生重大的影响，是当时学术的主流。但黄老并称，不见于他书，由司马氏父子首先提出。因此，《史记》对这种学术思想的形成、流变与传承，作了详细的探讨。一部分曹参往上追溯，旨在说清西汉黄老思想的渊源。另一部分从稷下学宫往下探索，旨在说明战国以来黄老思想的发展。
  A司马父子考镜西汉黄老思想的脉络
  先从曹参开始往前追溯，脉络是：曹参-齐国胶西盖公-乐臣公、田叔-乐瑕公-毛翕公-安期生-河上丈人。《曹相国世家》：”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史记·乐毅列传》云:”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其后的”太史公曰”对秦楚之际黄老之学的承传，作了详细的叙述：”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日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
  B司马父子考镜战国黄老思想的脉络
  认为齐国的稷下学宫是源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
  司马迁又写《老子韩非列传》，指出申不害、韩非传承自老子。在《老子韩非列传》里，由于后世的构建，弄清楚韩非与道家思想的关系有些复杂，但是可以从其他书籍中找到脉络。《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法家》有《慎子》四十二篇。注称:”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荀子·解蔽》又说:”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那可以推断申不害、韩非之学传承自慎到。
  司马迁把慎到换成了老子和汉初的构建有关。按《庄子·天下》讨论百家之学的形成与发展，依时间的先后为序，则稷下学士宋钎、尹子、慎到、田骈之学，或当在老聃之前。老子在汉代”世莫能知其所以然否”，老子之学至”诋讹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的庄子，才显于世。
  2关于黄帝和道家思想
  A为什么道家思想要托名黄帝
  《淮南子·储务》解释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阎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
  这种情形是先秦诸子思想形成时，常见的一种情况。刘勰认为：”君子处世，疾名德不彰”，而依托古人以自显。所以，他认为诸子的著作是”上古遗语，战代记者”。也就是战国时期的诸子学说，是将当时社会流行的殊俗新知相互杂糅，然后援用古往今来已存的理论，加以系统化的整理，成为一家之言。因为这种援古论今的表现形式，易为朝野上下所接受与奉行。所以，儒家言必称尧舜，墨家托于大禹，农家上继于神农。然稷下学士却无所依，于是由邹衍将黄帝纳入其思想体系。
  B关于黄老源流的构建
  首先是邹衍制造黄帝形象。邹衍的学说是后来阴阳家的基本，其学说以先验小物，然后以推至无垠的推理方法，将时间与空间结合起来，形成他的理论体系。所谓时间方面，也就是历史的，由已知的现在推向未知的远古，将黄帝固定在已知和未知的分界线上，即所谓的”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并将黄帝以来的典章制度兴废，与古今的机祥治乱结合，探索人间的盈虚消息，这就是邹衍”五德转移”的理论。邹衍将黄帝固定在已知和未知的分界上，于是，战国兴起的传说中的黄帝，经邹衍将其纳人历史系统之后，成为人世真实的黄帝，然后进一步成为华夏民族的共祖。
  其次庄子将黄帝和老子合为一体。《庄子·知北游》：”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为也，义可亏也，礼相伪也。故日: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故日: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黄帝在庄子的笔下，和老子的语句、思想很类似。
  庄子将黄帝与老子结合起来，但并没有出现黄老之名。司马谈奉命校整图书之时，将
  黄老并称，作为战国以来的儒、墨显学以外，另一个新兴重要的学术思想才由他首先提出来。
  汉初以来学术发展流变驳杂，司马谈对经过系统化整理的学术流派，予以一个固定的分类名称，清晰地划清不同学术流派间的范围。首先在战国儒、墨显学之外，更提出黄老之学。不仅将黄老视为战国以来新兴而重要的流派，并以黄老概括与统率阴阳、名、法、道德诸家的形成与发展。而且选择老子作为这个新兴学派的定点，以这个定点为关键，镜考其源流与讨论彼此相互的关系。
  1、《孔子世家》《儒林列传》的旨意
  《孔子世家》的意旨：孔子继承周代六艺之教的传统，为了教学的需要，对上古以来的文献资料，作一次系统的整理、校整与编次，形成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六艺体系。这是中国学术发展重要的转变，使原来王廷独专的知识，转变为社会普及的文化，受到一致的尊崇。《孔子世家》：”周世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敌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
  《儒林列传》的意旨：汉武帝时代，有了显著的转变，尤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孔子的六艺之统与儒家合而为一，依附政治，超越诸家之上，形成一种思想的权威。于是孔子的六艺之统，又由社会回归政治，沦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这是司马迁创立《儒林列传》的原因。也是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之首，开始就说”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孔子所传的六艺之教成为利禄之途的工具，这是司马迁不能不感叹的。
  2、司马迁对于六艺的论述
  六艺在周代为礼乐御射书数，但是经过发展，武的部分淡去，六艺就变成了诗书礼乐。《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第一，司马迁对孔子六艺的正式提出。至司马迁，始将孔子施教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谓之六艺的名称固定下来，并且分析其性质。司马迁对于孔子施教的六艺，予以简单的定义，《滑稽列传》云:”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
  第二，司马迁对六艺的进一步阐发。在其《太史公自序》又进一步分析六艺:”《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豁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第三，司马迁对六艺整理形成历史的概述。司马迁在《儒林列传》卷首，对孔子将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文献资料，经过系统化整理背景与过程，作一个清晰的说明:”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
  3、司马迁对六艺、六经区别的意义
  班固在《汉书·武帝纪》的赞中说：”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但司马迁论述中强调的是”六艺”。在司马迁生存的时代，武帝罢黜百家后的儒生，将孔子施教的六艺，依附政治称为六经，成为绝对的思想权威而庸俗化。司马迁为了将学术传统与现实政治作一个明确的区分，将孔子施教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称为六艺，说明学术的承传自有其渊源，不是现实政治所能干预的。
  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以后，儒生拥抱孔子的六艺，脱颖而出，依附政治，一跃变成思想的权威。于是，孔子施教的六艺，变成唯我独尊的六经。影响所及，不仅限于学术与政治，并且扩及社会伦理的层面。
  任何一种思想经典化后，成为放诸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释经不可驳经，惟有传注，完全失去其原有的活力与弹性。因此，司马迁将孔子原来施教的六艺，与依附政治经典化的六经，作一个区分。将孔子施教的六艺学术传统，独立并超越现实政治之外，自成体系。自此之后，中国的学术发展有了道统与政统之分。独立于政治之外自成体系的六艺。
  司马迁正本清源探索孔子上古文献所作的第一次系统的整理,并继承上古六艺之教的传统，掌握当时学术思想发展与转变的趋势，将原掌控于王廷的档案与文献资料变为社会普遍的价值体系，形成他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六艺文化传统。这也是孔子第一次整理上古文献资料五百年后，司马谈、迁父子对周秦以来的文献资料，所作的第二次的整理。经过他们先后总结性的整理后，不仅对战国以来新兴的学术思想予以归类，并且将孔子所成的六艺，超越诸家之上，铸定以后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版型。不仅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六艺》与《诸子》由此而出，并且支配了以后簿录之学的”经部”和”子部”的内容。这两个范畴划定之后，史部之学随着逐渐萌芽了。
  1关于诗
  《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重复驳杂的歌诗材料中，经过材料与篇章的校勘，然后将这些经过校整的材料依照时间的顺序编排，最后将其归类，是中国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镜考源流”基本的工作，世多言簿录起于刘氏父子，其实这种工作早在孔子已经开始，司马迁特别提出”去其重”，并认为孔子在”去其重”之后，将其有系统地归纳分类，使原来散乱的材料，具有学术与文化的意义，这是中国传统目录学的精神所在。
  2关于书
  《孔子世家》：”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殷本纪》用誓令诰训的篇章连缀而成，不过，这些誓令诰训只是语言的纪录。如果没有对这些语言写作背景的说明，并不具有任何意义，仅可作为历史材料的应用。但司马迁对每个篇章所作的背景解说，不仅使其具有鲜明时代风格，并显示出其历史的意义和价值,使这些《书传》的篇章，进入真实的历史领域。不过，在这些《书传》篇章，转变为历史材料之前，必须经过一番考辨的工夫。《史记》引《书传》材料六十余篇章，如上述除分别取自伏生和孔安国的《尚书》外，还有秘府所藏，包括孔壁以后河间王与民间所献，以及孔子整理《书传》之余的《逸周书》。由此可以了解，司马迁对秦汉以来所流传的《书传》，都曾经过考辨的整理，而且不分古今的差别，最后对其经过考辨与整理的《书传》篇章，予以简短说明，言其所以成篇之故。这是孔子第一次系统整理《书传》以后的五百年，司马迁对周秦以来秦汉之间流传的《书传》所作的第二次整理。
  3关于礼
  《孔子世家》：”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儒林列传》：”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
  司马迁自谓二十”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且于《孔子世家》谓其”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深知礼之传习由来及其故。
  4关于乐
  《孔子世家》云:”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噭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5关于易
  《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象》《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6关于春秋
  第一，孔子次春秋。
  《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这里写的是孔子作春秋。但是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孔子更可能是次春秋，即编次整理《春秋》。《十二诸侯年表》：”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
  第二，司马迁对《春秋》的阐发。
  《匈奴列传》文末太史公赞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闲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所谓”忌讳之辞”，即《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所言”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孔子编次《春秋》虽”述而不作”，然其义已寓其中，惟司马迁好学深思而心知其义，其撰《史记》上肇《春秋》之微旨所在焉。
  孔子的《春秋》出现，转变了中国上古史学写作的形式，由官修变为私撰。虽然以鲁国的纪元为依据，事实上却突破一国的局限，成为当时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司马迁《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以其为纪年，原因在此。孔子在其所著《春秋》中，所赋予的文化价值与道德判断，以及所作的历史与历史人物的评价，成为后世中国史学遵循的准则与至高无上的典范。
  第三，司马迁对《春秋》资料的再整理。
  司马迁除了探讨孔子因著《春秋》，对当时百国春秋的文献资料作一次系统的整理外，并且对孔子著《春秋》后，相关的著作也作一次系统的整理。司马迁将采取《春秋》书中成败的《铎氏微》，上采《春秋》下观近势的《虞氏春秋》，以及集六国时事的《吕氏春秋》都纳入孔子《春秋》谱系，至汉代则有张苍的《历谱五德》以及董仲舒有关的著作。
  1、通古今之义
  所谓五经博士”通古今”，即负责对经典的阐释，”以通古今之义”。当时通过章句、训诂、义理等不同的形式，对经典进行阐释。章句释经，分章节、断句读，是汉代对经典解释的一种形式。《儒林列传》：”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
  但由于师法与所据经典版本的不同，因此在阐释经典时，产生不同的流派，甚至有今古文的局限。透过严格的章句、训诂和义理的阐释,才能真正达到”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这是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所谓”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意旨所在。
  2、通古今之变
  汉武帝是一个更化图变的皇帝。《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春三月甲子，……诏曰:”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诗》云‘九变复贯，知言之选’。朕嘉唐虞而乐殷周，据旧以鉴新。其赦天下，与民更始。””
  据旧鉴新，更始通变，是当时思想的主流。于是司马迁将”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作一字之易，以变代义。于是就出现了他的另一个“一家之言”，即其《报任安书》所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史记》内外，有两个“成一家之言”。前者“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对上古的学术作一个系统的整理。后者”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则是为中国史学拓创了新的途径。
  逯耀东在书中认为两个一家之言没有关联，一个是整理典籍，一个是为中国史学拓创了新的途径。但是陈苏镇在《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解》中，认为两个一家之言有关系。拾遗补艺的“艺”指的是儒家的“六艺”，即“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司马迁提出要通过拾遗补艺来成一家之言。
  “成一家之言”原文出自《太史公自序》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一家之言 是司马迁安排给序略的任务。司马迁在序言的提要中表达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和他的政治态度。如”厥美帝功，万世载之。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夏桀淫骄，乃放鸣条。”
  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讲到“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的拾遗补艺，通过“正易传，继春秋”达到“绍明世”的目的。对于司马迁来说，继春秋三个字更重要。司马迁想要继春秋，可以从上大夫壶遂的对话中显示。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对《春秋》的评价很高。他认为，孔子在世时不被帝王重视，于“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著春秋，“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对汉朝的统治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对汉朝的“拨乱反正”意义重大。这套评价其实也是当时公羊学派的标准解释。
  而司马迁提出的“继春秋”的本意何在呢？当时许多士大夫都认为汉朝是继三皇五帝之后又一明世，有必要将这个明世经验记录下来。汉武帝问司马相如：“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何谓子孙？”，司马相如回答：“作《春秋》一艺，将袭旧六为七。”
  司马迁和司马相如的看法如出一辙，都认为汉朝盛世的治国经验，值得撰写一部经书来记录，成为儒家六艺以后的第七艺。他之所以继春秋，是要拾遗补艺，在六艺以后再增一艺，为七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实际上想做一部经书，记载汉初七十年间如何拨乱反正，承弊易变的。汉武帝中期后，汉朝已呈现出衰微的迹象，其教训也需要记录。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的谏言没有得到汉武帝的采纳，就跟当年的孔子一样，他“继《春秋》”，希望后世圣人君子能根据《史记》的记载“承弊易变”。
  总的来说，“一家之言”，应该是“汉家之言”，非司马迁之言。内容是汉初拨乱反正治国安民的成功经验，也包括武帝后期凌迟衰微的教训。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主要目的应该是继六经之后，再为后世圣人君子提供一部政治教科书。他希望撰写一部经书，而非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