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由解释到训诂:先秦文献正文训诂与中国训诂学的发生
  本文试图对这一关键性问题进行解答，这体现为三个层面的思考:首先，如何把握先秦文献正文训诂的发展脉络，从而在历史比较中理解其发生规律
  这些思考是对中国训诂学的溯源性反思，旨在重新审视这门古老学科的历史起点，把握其发生规律中蕴含的学术精神与学科特质。
  一、由王官学到诸子学:先秦文献正文训诂的历史脉络
  我们认为，这一研究模式具有“竭泽而渔”的材料广度，但缺乏“溯源讨流”的历史深度。
  正文训诂是中国早期学术文化不断发展的产物，其历史脉络与先秦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具有一致性。
  在“王官学”阶段，正文训诂实际上是一种早期的文化解释行为，尚未形成自觉的解释原则与深厚的释义传统。
  即是对“文”这一谥号的意义理解。
  在“王官学”向“诸子学”的转型中，随着中国文化思想的整体突破，无论是在先秦儒学还是诸子百家的著述中，都出现了丰富而精彩的正文训诂，这也是中国训诂学奠定自身特质与学术传统的关键时期。
  这些阐释具有共同的基础，那就是对语言文字名实关系的深入分析，这就要求对“名”进行更为准确、深入的解释 。
  我们看到，正名思想促进了先秦诸子的释义自觉，由此形成了中国训诂学基本的释义原则;春秋战国以来活跃的文教活动与思想争鸣推动了多元的释义实践，为训诂学传统的奠定提供了丰富资源。
  二、先秦文献正文训诂与中国训诂学的释义原则
  (一)释义角度:由词义外延转向词义内涵
  先秦贵族对“礼”的探讨与解释，主要集中在“某一事件是否合礼”的角度，例如《左传·隐公八年》:“郑伯以齐人朝王，礼也。”《国语·周语中》:“见其君必下而趋，礼也。”随着古人对“礼”的认识深入，对“礼”的解释角度逐渐由外延转向了内涵: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左传·僖公十一年》)
  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
  表1:《左传》《国语》所见先秦“礼”的正文训诂
  两组正文训诂的释义角度发生了内在转变，在春秋晚期，后一种解释方式开始集中出现。
  (《礼记·曲礼上》) 信行容体而顺乎文，礼也。
  我们看到，先秦文献正文训诂具有清晰的演变脉络，由“循名责实”的外延释义发展为“解名析义”的内涵释义，再由此发展出“深察名号”的先秦声训。
  (二)释义路径:逻辑定义vs词义互证
  如前所论，在外延释义向内涵释义的转变过程中，由于正名思想的影响，如何精准地解释词义成为释义者亟需解决的问题。
  墨家思想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其释义对象以自然名物为主，在《墨子》的《经》《经说》诸篇中出现了内容丰富的正文训诂。
  在整体上，墨家采取了逻辑定义的释义路径，“平，同高也。
  这一释义路径在先秦时期相当普遍，以“礼”为例:
  乐，所以修内也。
  礼，所以修外也。
  法者，所以爱民也。
  “文、敬、程、准、节、饰、序”是礼的同义词或近义词，“乐、法、和、爱、情”是与礼相参照的重要概念，“乱”是礼的反面。
  就其思维实质而言，这一路径体现出“关联性”的思维方式，注重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与相互依存，在整体性的关系网络中对个体进行触类旁通的解释;先秦儒家注重正名，但始终没有走到名辩与逻辑之中，与这种思维特点也是内在相关的。
  就语言解释而言，词义互证成为了中国训诂学的主流方向。
  (《周礼·春官·大宗伯》)
  (《仪礼·觐礼》)
  (《公羊传·襄公九年》)
  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
  (《大戴礼记·主言》)
  在正文训诂的古今之变、儒墨之别中，我们看到，中国训诂学在其发生阶段逐渐形成了自身的释义原则。
  三、先秦文献正文训诂与中国训诂学的传统奠定
  首先，训诂体式指训诂的体制与形式。
  先秦文献正文训诂中对经典文本的说解，大多数是针对字词的释义，这是两汉解故重要的历史来源。
  其次，“章句”以经典的篇章语句为单位进行整段逐句的文义解释，其中也掺杂了一些字词解释;它是两汉经师的教学文体，类似于今天的课堂讲义。
  《公羊传》:“孰及之
  《谷梁传》:“及者何
  宿，邑名也。”其次，训诂内容指训诂的释义对象与解释范围，包括释词、注音、释句、分析语法、说明修辞等。
  再次，训诂类型是对训诂释义的不同分类。
  根据训释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直训、义界两类;根据训释目的的不同，可以分为义训、声训、形训三类。
  乾，天也。”最后，训诂术语指训诂释义中的程式化用语。
  以“之为言”为例，它标志着三种不同的训释类型:
  说解文意
  解释词源
  (《谷梁传·隐公三年》)
  (《谷梁传·僖公四年》)
  孛之为言犹茀也。
  (《谷梁传·文公十四年》)
  (《谷梁传·昭公元年》)
  表2:先秦文献正文训诂中“之为言”体例的训释类型
  四、语义学与阐释学:中国训诂学的以古鉴今
  广义的“解释”凝聚为以语义为中心的“训诂”，这一过程体现出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训诂”与“解释”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立足训诂学的历史源头，对其学科性质与现代方向进行再反思。
  学界对训诂学性质的界定有两种不同观点:(1)训诂学是汉语语义学。
  我们认为，中国训诂学的发生规律明确了它的学科性质，也启发着它的现代进路。
  *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学术团队项目:中国训诂学的理论总结与现代转型(项目编号:20VJXT015) 孟琢，北京市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训诂学、《说文》学、章黄学术的研究。
  陆宗达:《训诂简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张新武先生的相关论著是这类研究的代表，参见氏著:《古代文献正文词义训诂辑录》，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张新武:《先秦文献正文中的训诂研究》，武汉大学硕士论文，1984年。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刘世俊、谢金良、贡桂勇、叶平、虞万里等学者分别对《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国语》《孟子》《商君书》《墨子》《大戴礼记·夏小正》等文献中的正文训诂进行了专题研究。
  《左传》的材料分期比较复杂，我们将孔子以前先秦贵族的正文训诂，视为“王官学”阶段;孔子以后及“五十凡”中的正文训诂，视为“诸子学”阶段。
  参见孟琢:《论正名思想与中国训诂学的历史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礼乐文化是“王官学”的基石，但《周礼》《仪礼》《礼记》多被认为是春秋战国以来的儒家之作，故本文将其中的正文训诂归入“诸子学”阶段。
  叶平:《〈墨经〉正文训诂的问题式变革》，《自然辩证法研究》，2019年第6期。
  王宁:《论词义训释》，载其《训诂学原理》，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版，第99页。
  参见孟琢、张祎昀:《何谓训诂:论黄侃先生的训诂界定与理论自觉》，《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26辑。
  沈钦韩:《汉书疏证》，《续修四库全书》(26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46页。
  钱穆:《东汉经学略论》，载其《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51页。
  张新武:《先秦文献正文中的训诂研究》，武汉大学硕士论文，1984年，第8-31页。
  李玉平:《郑玄语言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2-93页。
  王宁:《训诂学原理》，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周光庆:《从训诂学的自觉看其诠释学特质》，《中国训诂学报》，2018年第3辑。
  (本文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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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传统的训诂学在训释词义时，很注意对词义特点的解释，这是值得我们吸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