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我国假释听证制度的构建
  从研究现状看，到目前为止，由于无论是法学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部门鲜有人对假释听证制度作深入、全面的研究， 因此，发掘假释听证制度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分析其具有的功能和价值，进而探讨其在未来立法、司法中的命运与出路，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构建我国假释听证制度的价值分析
  (一)构建假释听证制度符合刑事审判的基本要求并遵循了刑事司法活动的基本规律
  司法权具有交涉性，即司法权的行使除需要作为第三方的法官参与之外，还需要争议双方共同参与。
  如果缺少控、辩双方的参与，那么就会使问题的不同方面无法得到充分反映，从而影响人民法院裁判的全面性、正确性。
  具体到假释案件，被报请假释的服刑人员通过参与交涉，即使最终因为某种原因而未能获得假释，也会因为其已经被给予了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并相信法官进行了慎重的审理而自觉接受裁定结果。
  我国以往对假释案件都是采用书面审理的方式。
  按照这种制度安排与运作机制，人民法院不可能去查明事实真相，也无法真正了解被报请假释的服刑人员是否确"有悔罪表现"，更难以保证将其附条件地提前释放会"确实不致危害社会"。
  为了查明事实真相，人民法院不能仅听一面之词，还需兼听相对方的不同意见，这就需要双方摆事实、讲道理，相互质证与辩论。
  正是在这种反复的、你来我往的意见交换中，居中裁判的法官才有可能查明被报请假释的服刑人员在服刑改造期间的真实情况与具体表现，并作出是否应予假释的正确裁定。
  综上，传统的书面审理模式使人民法院对假释案件的"审理"变异为阅读书面材料，"裁定"也因此成了变相的"批准"。
  而将听证程序引入假释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既能够让参与各方陈述意见、提交证据并充分辩论从而弄清事实，使法官收集到更多的信息、获得新的资料，又能够使参与各方知晓法官据以作出假释裁定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二)构建假释听证制度利于规范司法行为并保障服刑人员的基本权利
  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两个方面。
  随着保障人权观念的确立和现代刑事法治思想的进步，人们对假释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假释不再被视为对服刑人员的一种奖励措施，而是一项法定的权利。
  (三)构建假释听证制度利于教育、激励其他服刑人员积极改造
  二、我国假释听证制度面临的"合法性"危机与实践困境
  虽然该制度的试行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由于其在身份上仍处于于法无据的状况并且效率较低，因此也受到一些人的非议。
  (一)我国假释听证制度面临的"合法性"危机
  有人认为，将听证制度引入司法实践虽然是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但这一做法目前仍缺少立法的支撑，有悖程序法定原则。
  由于法律是社会生活事实的记录和表达，即"法律源于事实"而不是相反，因此，法律应该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地调整和发展。
  诚然，在审判实践中法官要崇尚法律、依法审判，但对法律的尊崇与坚守绝不意味着法官只是机械地适用法律的机器，也不意味着法官可以无视鲜活的司法实践，只能墨守成规、故步自封而不进行任何制度创新与探索;否则，立法与司法的进步将会变得非常缓慢，甚至画地为牢、停留在简单低级的水平上而永远得不到实现。
  (二)我国假释听证制度面临的实践困境
  ( 2 )司法资源的投入量加大。
  公正与效率是司法审判追求的两个重要价值目标。
  三、构建我国假释听证制度的路径
  (一)通过立法解决假释听证制度的合法性问题
  在此背景下，各地高级人民法院甚至中级人民法院相继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实施假释听证的规范性文件 作为实施假释听证制度的依据。
  (二)合理确定假释听证参与人的范围
  (三)合理划定假释听证案件的范围
  由于司法资源具有稀缺性，而假释案件的数量又比较多，加之将所有的假释案件都以听证的方式审理，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因此需要合理划定假释听证案件的范围。
  (四)设置合理的假释听证程序
  (五)设立不服听证结果的救济程序
  " 经过听证审理，如果人民法院最终作出不予假释的决定，但被报请假释服刑人员对该决定不服，那么应允许其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
  参见曾庆春等:《减刑假释公开听证，河源中院邀劳模和人大代表旁听》，《南方日报》 2004 年 7 月 23 日;周方、王安:《三方配合公开听证，农八师中院规范审结 1851 件减刑假释案件》，《人民法院报》 2004 年 11 月 20 日。
  到目前为止，我国试行假释案件公开听证制度的主要有北京、广州、太原、武汉、成都、沈阳、济南、贵阳、昆明、西安、兰州、厦门、晋中、柳州、常州、扬州、连云港、龙岩、枣庄、衡水、汕头、河源、曲靖、常德、白城等市的人民法院。
  研究假释听证的学术论文为数极少，据笔者检索主要有以下几篇:陈永生:《中国减刑、假释程序之检讨》，《法商研究》 2007 年第 2 期;姬晓馨:《我国减刑假释中引入听证制度之必要性分析》，《天府新论》 2008 年第 2 期;宋靖、周禹:《现行司法体制下假释听证制度的构建》，《人民检察》 2010 年第 1 期;尉靖靖:《减刑假释应引入公开听证程序》，《检察日报》 2010 年 5 月 12 日。
  陈瑞华:《司法权的性质》，《法学研究》 2000 年第 5 期。
  参见李昌林:《证明、查明与拍板--真实发现途径与刑事诉讼法模式的立法选择》，《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09 年第 5 期。
  参见李静睿、穗法宣:《减刑假释公开听证消除不公》，《南方日报》 2007 年 1 月 18 日。
  力康泰、韩玉胜:《刑事执行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02 页。
  参见黄昭栓:《法律框架下司法听证制度及运用的构想》，《法律适用》 2009 年第 3 期。
  罗斯科•庞德:《普通法的精神》，唐前宏译，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 页。
  参见陈永生:《中国减刑、假释程序之检讨》，《法商研究》 2007 年第 2 期。
  这些规范性文件主要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进行裁前公示和开展听证工作的意见》、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规范减刑、假释案件听证程序的意见(试行)》、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的规定》、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和司法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对部分减刑假释案件审理实行公开听证制度的实施意见》、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减刑、假释听证制度暂行规定》、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制定的《听证程序实施细则》、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制定的《减刑假释公开听证工作规范》、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制定的《减刑假释案件听证审理程序细则》等。
  转引自袁定波:《最高法院要求所有职务犯罪减刑假释一律实行公开听证》，《法制日报》 2009 年 7 月 14 日。
  转引自孙笑侠:《西方法谚精选》，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