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当代中国文学史考研知识点第十二章 80年代的新潮小说及其流变 
  第十二章 80年代的新潮小说及其流变
  第一节 王蒙、宗璞等人的尝试
  意识流小说是我国新时期文学中最早出现的现代派小说形态。
  最早出现的是王蒙的《布礼》，茹志鹃的《草原上的小路》和《剪辑错了的故事》、李陀的《自由落体》、李国文的《月食》《冬天里的春天》。
  “集束手榴弹”：1979-80年，王蒙带来了现代派小说登场的消息，他借鉴意识流表现手法，连续发表了《夜的眼》《布礼》《春之声》等一批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大异其趣的作品，被称为“集束手榴弹”。
  1980-82年，现代派小说加快步伐，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形态：
  一是以王蒙代表的“意识流”小说，二是以宗璞为代表的荒诞派小说。
  王蒙因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成名，被划为右派。新时期后重返文坛，
  他的小说有四种类型：
  一是现实主义小说，以《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青春万岁》为代表
  二是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结合的作品，《在伊犁》《新大陆人》系列、《名医梁有志传奇》《活动变人形》
  三是后现代主义小说：《来劲》，注重语言在能指层面上的编码
  四是意识流小说。大多创作于70年代最后一年和80年代最初几年
  主要包括《布礼》《春之声》《夜的眼》《海的梦》《风筝飘带》《蝴蝶》《杂色》等。
  《布礼》是转向意识流小说的发轫之作。主人公钟亦成的意绪流动，将三十年时空任意切割和重新组合，表现历史沧桑和主人公的政治信仰。
  《春之声》写归国知识分子岳之峰在闷罐子车的思绪，表现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和对未来的信心。
  《杂色》写曹千里骑在马上的思绪，交织着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和怀疑，对陋习的谴责和对时弊的针砭。
  到了《相见时难》，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开始转变，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既注重对心灵变化历程的追踪，又主义通过丰富生动的细节突出人物性格，体现了开放的文学观念。
  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是典型的中国式意识流，也被称为“东方意识流”。
  首先，它虽然打破了物理时空，呈现出主观意识流，但内容是明朗的，不涉及性意识；思绪是理性的，有内在的秩序和联系。
  其次，虽时空跨度大，头绪复杂，但总有一个明确的中心，即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理想的反复强调，因而总是回荡着“生活是多么美好”的主旋律。
  再次，王蒙的意识流小说也注重多角度叙述，用不同人物的内心独白，制造多声部的效果；注重色彩的浓烈的幽默感，将爱憎情感与“费厄泼赖”精神寄托于外谐内庄的形式之中，达到一种肃穆冷峻而不让人觉得压抑的境界。
  宗璞，《我是谁》，借鉴了卡夫卡的表现主义小说、贝克特的荒诞派戏剧和加缪的存在主义小说，和王蒙等人的意识流小说着眼于对技巧的借鉴不同，在内在精神上与西方现代派已有某种契合，表现了存在的荒诞性，初步显示了现代主义的深度模式和非理性色彩。
  后来荒诞派小说有谌容的《减去十岁》《大公鸡的悲喜剧》，莫应丰的《驼背的竹乡》，宗璞又写了《泥沼下的头颅》。
  第二节 寻根小说：韩少功、阿城等人
  1984年一批年轻作家写文章宣扬“寻根”。
  韩少功《文学的“根”》，刊于《作家》：文学之根应该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
  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刊于《文艺报》
  郑义《跨越文化断裂带》，刊于《文艺报》
  郑万隆《我的根》，刊于《上海文学》：每个作家都应该开掘脚下的“文化岩层”。
  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
  寻根思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文学寻找自身道路的结果，也是改革开放就中国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等矛盾面前的反应，既包含了强烈的民族文化危机感，也包含了强烈的现代化焦虑。
  首先，随着反思的不断深化，一些作家对中国现实文化产生了强烈不满，试图将文学的根深植于古老的民族文化传统之中，却发现传统已经断裂。因此，他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文化危机感。
  其次，伴随着对历史的反思，作家们意识到传统文化，尤其是所积淀的文化心理结构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巨大作用，感到文化问题是关系到民族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大课题。
  再次，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成功，马尔克斯《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深深地启发和刺激了中国作家，使他们发现了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某种关系。
  所以，寻根文学是反思与寻找、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交织的历史语境的产物。
  寻根小说表现着对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偏爱。作家们从当时流行的现实题材和主题热点退出，纷纷走向远离现代文明的偏远之地，走向古老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
  韩少功走向湘西文化，阿城进入老庄哲学，李杭育对吴越文化、张承志与中亚草原，郑万隆、乌热尔图对东北大兴安岭文化，扎西达娃对西藏文化的挖掘。
  寻根文学对民族文化的挖掘，不是为了单纯地展览古老文化遗存，而是用当代意识进行观照，找出传统与现代的联系。
  表现在人物塑造上，既主义揭示文化对人的制约，显示出人的行为方式背后的传统，反映人在这种历史形成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被无意识地裹挟着演绎自己的欢欣与痛苦，又注意在现代意义上重新阐释古老的传统文化。在“常与变”的关系中表现常态人生，发掘经受了诸多磨难而仍然屹立的价值。寻根文学还注意关注生命形式，在文明压抑下张扬元气淋漓的原始生命形态和自然人性，来观照现代人灵与肉、感性与理性相分离的痛苦。
  艺术手段与文体特征上，为表现原初形态和常态的生活方式，作家们变更自己原有的表现方式和叙事习惯，从而造成了小说文体的陌生化。表现为或使用一种客观的叙事态度，呈现混沌的现象，消除价值判断；或淡化具体时代背景，在循环中宣示一种永恒性的内涵。或寻找一种生活活泼俚俗的民间口语，或运用古典雅致的古汉语形态；或大胆借鉴西方现代派小说，特别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表现技巧等。
  依据寻根作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不同理解和态度，寻根小说可分为三种基本形态：文化批判型、文化认同型、原始迷恋型。
  文化批判型：韩少功、郑义、贾平凹、王安忆等为代表。
  大多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焦灼的忧患意识，在民族进步的沉重步履中感受到因袭的传统文化重负。因此，他们以启蒙为己任，继承“五四”新文学传统，高扬现代理性精神，严肃地反省民族自我，揭露落后的文化心理，努力探索民族现代化的重大课题。他们的创作以深沉的历史意识和强烈的批判意识著称，表现出批判国民性的寻根意向。
  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小鲍庄》、郑义的《远村》《老井》，这些小说体现了传统文化巨大的历史惰性。
  文化认同型：阿城、李杭育、张承志为代表。他们有感于传统文化的断裂和失落，有感于现代生活的低俗和民族心态的浮躁，表现出寻找民族根基接续文化传统和调谐民族心态的寻根意向。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认同多于审视，把玩多于反思，赞赏多于批判的，他们往往致力于发掘传统文化的“优根”，加以表现和放大。
  阿城的《棋王》对道家人生哲学的张扬，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对古老吴越文化的眷恋，《沙灶遗风》中的耀鑫热爱“画屋”艺术，《最后一个渔佬》中的福奎以滚钩方式捕鱼。
  原始迷恋型：郑万隆、乌热尔图、扎西达娃、莫言等。有着自觉的生命意识和原始文化意识，不满于正统文化的纤弱僵化和现代社会人的生命形态的苍白与萎缩，表现出向远离现代文明的原始蛮荒的大自然和古老的文化进行追寻的寻根意向。其目的就在于表现原初经验和自然生命形式，重新认识民族的自我，激活深厚的民族精神来探寻原始的生命情愫与现代人生命形态的关联，把原始的血液注入到民族的肌体之中。如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其中《老棒子酒馆》中的主人公陈三脚，又比如乌热尔图的“大兴安岭系列”，如扎西达娃的《记在皮绳扣上的魂》
  寻根代表作家作品：
  韩少功《爸爸爸》《女女女》
  《爸爸爸》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小说有意淡化了历时性较强的政治时空背景而突出了更具共时性的文化时空背景，运用了象征的手法，虚构了鸡头寨这个充满原始愚昧并且时间陷于停滞状态的“化外之地”。小说详细梗概见教材。
  小说塑造了主人公丙崽，既长不大又死不了的怪物，总穿开裆裤，挂着鼻涕，翻着白眼，走路拐弯困难，高兴时喊“爸爸爸”，发怒时则骂“X妈妈”。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白痴形象，又是一个具有丰富文化蕴含的象征性形象，一个愚妄之神、荒诞之神，是鸡头寨文化的符号。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传统文化荒诞、愚昧、精致、顽劣的“劣根性”和非此即彼的简单化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一面。这个形象的刻画，实际上寄托了作者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审视与尖锐批判。
  艺术特征上，模糊了历史时空，抽空了人性内容，具有强烈的象征色彩，成为民族的“现代寓言”；强化了认识的深度，弱化了体验的深度，显示了鲜明的知性色彩；借鉴了《百年孤独》的技巧，运用荒诞隐喻的手法，糅和了民间故事、寓言、传说、习俗等内容，构成了显著的魔幻色彩等。
  《马桥词典》，韩少功在90年代的长篇小说，在小数文体上具有革命性意义。把马桥隐秘的历史分解为一个个词条。一方面通过传统、政治和商业性话语的起伏消涨，探讨了语言的生成，担心正是语言这种强烈的趋时性，使言语者永远处于“失语”状态，另一方面又感到了语言背后沉重的文化积淀，每个词条都能反映出一种文化内涵。这使他常困惑于语言能指与所指的非确定关系，感到对客观存在的不可定义性。这部独特的小说既体现了作者的怀疑主义思想，又体现了语言寻根的意向。
  与《爸爸爸》不同，它舍弃了浓厚的理性主义倾向，放弃了揭示本质和定义的努力，突出了话语，成为以解构和怀疑为特征的后现代文本。
  阿城，原名钟阿城，1957年因为父亲钟惦棐（曾写文章《电影的锣鼓》）而被划右派。他的寻根小说《棋王》《树王》《孩子王》《遍地风流》等，集中体现了他对民族文化特别是老庄哲学的富有哲学意味的思考。
  《棋王》，题材上属于知青小说，但从精神意蕴上，明显是对知青文学的一次超越。因为《棋王》不再控诉政治上的欺骗或感叹理想的失落，也没有回味艰苦生活中人性的美好。它的精神旨趣已由社会政治层面转向文化层面，更多地表现文化和文化人格。
  棋呆子“王一生”对棋的追求，达到了“汇道禅于一炉”的境界，在九局连环、车轮大赛中取得胜利，体现了传统文人的执著进取精神。在这里棋代表着一个自由高蹈的精神世界，他身上又包含了鲜明的庄禅文化内核，用象棋遁入心斋以逃避现实，以内心无为之道来消融和化解现实的矛盾。因此为人处世与世无争，顺应自然，随遇而安，充满了对纷繁世事的淡泊与超脱。在动乱年代达到了“天地通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以的高度自由境界。”
  可见阿城对庄禅文化精神是推崇备至的，渴望运用传统文化中的“优根性”来调谐现代人的浮躁之态，保持在困境和变革中的自我完整性。他发掘传统文化是为了重建民族文化，树立面向未来的理性精神。
  在艺术上，追求与人物精神相吻合的情调和韵味。
  叙事上，力求平淡、简洁与冷静，以对应人物散淡的性格；语言上，少用形容词和长句子，力避汪洋恣肆，运用写意的笔法，保持语言的古朴与凝练，做到了不离事象物形又深入生存本质。他还注重营造恬淡的氛围，传达出简淡萧疏和清寒虚静的人生韵味。
  第三节 现代派小说：刘索拉、徐星
  刘索拉《你别无选择》
  其处女作和代表作，以写实的形式和蒙太奇式快速转换与自由拼接的手法，描写了80年代初一所音乐学院的生活。学生想法很新，学校老师们却恪守陈旧的思想观念，拼命压抑学生个性，逼迫他们就范，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和冲突。
  于是，对传统规范的挑战和亵渎以及对适合于个性伸展的存在方式和自我价值的寻找，构成了这部小说最基本的价值。
  传统文化规范的人格化代表：贾教授。极左政治路线的眷恋者，典型的假道学，喜欢大谈“风化”，是保守和僵化的象征。
  性格各异的学生们：勇敢探求的森森，面临贾教授和古典音乐大师的双重挑战与威胁。 孟野的反叛和探求更富悲剧意味。音乐天赋极高，但因不按规矩办事，被贾教授以行政手段撤销了出国参赛的资格，女朋友也拉他后腿，要他为爱情放弃音乐。最后他被勒令退学，他倒退着与学校告别。
  除此之外，还有戴齐、小个子、李铭、董客、石白等人。
  艺术结构上，小说突破了传统小说有头有尾讲故事的模式，全篇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事件，也没有一个中心人物，而是以散点透视和极明快的节奏，看似杂乱和不谐，实则有着内在统一性，即要突出作品中的群体骚动和反抗的时代氛围，和那种混合着痛苦与彷徨的追求者的群体情绪。显然借鉴了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和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比如对荒诞的存在的绝望抗争等，因而更有力地表现了对传统价值和理性的反叛。
  刘索拉后来的小说，《寻找歌王》，不能脱离世俗的享受，又不能忘怀理想。
  《蓝天绿海》
  徐星《无主题变奏》
  考上大学但不上的在饭店端盘的青年“我”的生活和追求。女友老Q
  着力表现自我选择的迷惘感和孤独感，是精神上的一种无家可归。
  深刻揭示了当代青年在社会转型期的精神危机，表现了他们在传统价值轰毁、生存意义缺失的时代产生的孤独感和荒谬感，还有一种深刻的虚无感。使小说更具有现代品格。
  第四节 莫言的感觉爆炸小说、残雪的荒诞小说
  通过张扬非理性而矫正理性的缺陷，是现代派小说的基本特征之一。荒诞派重在写人的荒诞感，非理性被推到近乎独尊的地位；感觉化小说则将审美重心投向人的感觉，进一步为非理性的普泛化开辟了通道。
  莫言，原名管谟业，他最引人瞩目的是他那将世界和语言感觉化的艺术思维方式。
  他受美国作家福克纳（意识流小说）和拉美作家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拉美爆炸文学）影响很深，他对文学的探索和贡献，最主要的，是生命的视点，院子普通百姓的历史观和感觉化的生活图景。他以特有的方式张扬了原始生命力。
  他的小说共同点，即不屈不挠、蓬勃旺盛、昂扬向上的生命精神，这种充满野性的生命精神，是对充分文化化的柔弱的生命精神的一种补充和拯救。他认为原始生命才是民族的活力之源和生命之根，但国人的生命力却在正统文化的浸染之下衰退了，出现了“种的退化”。
  中篇《红高粱》，山东高密东北乡，抗日战争时期，小说超越了政治派别的历史叙述，以普通老百姓的视角讲述土匪抗日的故事，表现在历史叙述中往往被遮蔽的先祖们的原始野性的生命光彩。
  我爷爷余占鳌、我奶奶，生命力蓬勃旺盛，“我”这一代人生命萎缩，两相对照，对现实文化中窒息人的生命力的因素给予了批判和否定。莫言抒写了对历史深处的原始生命的礼赞，但没有把过去的人物和历史理想化，他描写的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小说艺术上，将感觉与夸张、变形结合起来，揉入叙述语言，使语言具有强烈的色彩、特有的质感和内在的张力。他的感觉具有超常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如《爆炸》，如《透明的红萝卜》（莫言的处女作）。
  同时，他还借鉴《百年孤独》的叙述法，使“过去—现在—未来”融为一体，使叙述具有参差感和历史感。
  不足之处是对于自己的特长和偏好缺乏必要的节制，常滥用自己的才华，语言狂欢中偏离正道而陷于污泥。
  残雪，原名邓小华，继刘索拉后最具现代派色彩的作家，受卡夫卡、萨特影响很深，应属于荒诞派。
  文革中噩梦般的经验，使其走向了卡夫卡和萨特，噩梦记忆已延伸到她潜意识层面，不断体味人生的冷漠和荒诞。所以，她的小说大多失去了具有因果联系的情节，抛弃了时间和空间的均衡观念，甚至淡化了作为传统小说叙事要素的时间、地点、背景和事件，而凸显出来用梦魇的情景和冷漠的语调，讲述着呈现在心灵幻觉中错乱颠倒的事情，建构了一个极为独特的潜意识艺术世界。
  她的小说中，总是阴暗、丑陋和乖戾的现象，令人作呕而恐惧。
  代表作《苍老的浮云》，首先是对生存困境的一次集中展示，主人公虚汝华，没有安全感，展现了对人性弱点和缺陷的勘察。窥视和攻击时小说中许多人物的共同特点。与之伴随的是一种退缩型的病态人格。虚汝华的丈夫老况结婚十几年，仍是孩童。
  残雪的价值不在于她编织的离奇故事，也不在于她在作品中投入的理性思考，而在于作品中弥漫的那种浓郁的感受与情绪。不仅具有人性探索的意义，还具有社会文化探索的意义。
  残雪小说的基本表现手法是象征，但并非意与象的一对一的简单对应，她的小说中的象征不是指向某种观念，而是指向一种整体感受和体验，而且具有模糊性和多重性。
  第五节 先锋小说：马原、余华、苏童、格非等
  继刘索拉、徐星的现代派小说之后，更具先锋意味的“先锋小说“”产生于80年代中期，代表人物有马原、余华、苏童、格非、洪峰、叶兆言、吕新、北村、孙甘露。
  先锋小说具有后现代特征，后现代小说本事西方后工业社会的产物，但在中国这个前工业社会出现的原因：
  一，80年代后期的商品经济和西方文化思潮冲击了刚重建的人道主义传统，“大写的人”从中心向边缘滑落。
  二，商业浪潮中，整个社会处于浮躁状态，追逐潮流和时尚，不愿孤独探索，告别了深度追求。作家们放弃了充当思想家的努力，而在形式的革新和实验中表明自己的存在。
  三，80年代初的现代派文学为后现代小说铺平道路。
  后现代小说的特征：
  打破了人们的美学经验，摒弃了现代主义的认识论，探索文本的存在方式，具有完全陌生化的文本结构。
  一，拆解了现代主义的深度模式，放弃对生活的象征、转喻，以及对本质的抽象和形而上的把握；作家退出小说，只让叙述人讲故事，呈现现象，消解意义。
  二，淡化人物，让人物退居讲故事的背后，人物只是话语表达中的一个符号，而故事的讲述则上升到主导地位，使读者由对意义和人物的关注，转向对叙事过程的关注。
  三，语言的能指化，任意拆除所指，使语言在能指的层面上进行符号的编码，作家从这种无目的指涉的语言游戏中获取“语词的欢乐”。他们消解了意义，把重点放在文本形式上，使形式成为小说的一切。
  马原，先锋小说的最早代表，较早有“叙述自觉”的作家。1984年，以《拉萨河女神》的叙述引起注意，后以《冈底斯的诱惑》《虚构》等对叙述手段做了更充分的实验，即所谓的“马原的叙述圈套”，由学者吴亮在论文《马原的叙述圈套》提出。
  马原最有代表作品《冈底斯的诱惑》《虚构》
  他常常自己担任叙述者的角色，任意将虚构与真实、抽象与具象、汉人与藏人进行拼接、拆卸和重组，以改传统小说的叙述视点，使作品充满了寓言色彩。
  《虚构》是一篇通过虚构完成的“复调”小说。开篇即说：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小说写马原去麻风村考察。叙述真真假假，作者对原本存在的时间和空间重新作了拼接和拆卸，安排了另一种的时间和空间。
  1986年，洪峰的《奔丧》《瀚海》《极地之侧》
  余华，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他的作品以精致见长，以纯净细密的叙述打破日常的语言秩序，组织着一个自足的话语系统，并以此为基点，建构起一个又一个奇异、怪诞、隐忍和残忍的独立于外部世界和真实的文本世界。
  与马原的消解意义不同，他从不拒绝意义，但又注意对意义进行不同于传统的处理。
  首先，努力做到意义与叙事单元的分离，通过诸如精神病视角，使叙事负载非日常生活经验层面的意义。故而叙述的意义不具有自我指称性，而指向更深的语义。
  其次，通过叙事结构的努力，挽留阅读对过程的全部关注。在不紧不慢的叙述中，造成阅读的期待，把人对意义的追寻转移到对叙述的体验之中。
  再次，重视感觉而轻视理性，放弃理性的分析和抒情，只让叙事人用视觉和听觉叙述，从而在感觉和幻觉的世界中呈现出无情感、无深度的人生面影。
  余华写作一方面执著于对人性恶的发掘，体现出强烈的苦难意识；另一方面，在对文本意义进行处理时表现独特的叙事方式。对优美的生活毫无兴趣，专注于探索非常态的行为与心理，描写罪恶、阴谋、暴力、恐惧、死亡等，揭示人性最黑暗、最丑陋、最残酷的一面。如《十八岁出门远行》《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难逃劫数》《世事如烟》
  在处理苦难与暴力主题时，显示了独特的叙述技巧。《十月三日时间》对少年心理意识的怪异描写。《现实一种》中以常态的叙述写山冈两兄弟的互相伤害。
  苏童，对家族史有独特爱好。但历史只是一个布景，他所写的历史不过是自我体验的历史，是主体进入想象世界的入口处。他所要做的，则是用自己对人性、对生命的思考去映照历史，照亮历史，表现“历史颓败”的悲观虚无的主题。
  成名作中篇小说《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而《罂粟之家》则更能真正显示苏童风格。解构了存在于过去时空中的历史。尤其看见了家族与血缘矛盾在阶级矛盾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把阶级矛盾赋予浓厚的血缘色彩，使历史变革脱去了理性主义的外衣，而带有血亲复仇的历史伦理化意向。 地主刘老侠 农民陈茂 地主女儿刘素子
  1989年苏童创作显示了向传统回归的意向。《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 女主人公颂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