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探讨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和贡献有着重大的意义。新中国前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艰辛曲折，后30年进入了新境界，整体而言，其重大贡献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从而在实践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的“三架马车”中，中国经济长期快速的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出口，而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比较低的。面对经济危机，中国政府提出了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以扩大内需，其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被列为重要举措之一。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对于中国高、中、低收入阶层而言，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是扩大内需的关键所在。
  明晰的产权是降低交易成本、有效配置资源的前提。在我国现有的不动产产权制度安排下，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存在不动产产权主体不明确、产权结构残缺等产权模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实践中引起了一系列矛盾，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其根源在于制度安排的不合理，即实体性法律规范的不衔接和相互矛盾，程序性规定的零乱不统一。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行城乡不动产统一管理模式，打破“多头执政”的局面，建立统一的不动产确权登记制度并规范不动产确权程序，是清晰界区不动产产权．有效发挥不动产产权功能，优化不动产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
  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而新古典经济学仍是当今世界的主流经济学。对这种主流经济学之理论基础的批判，我们不能以“近视”的眼光和情绪化的态度：一方面，不能因其具有较强的理论解释力，而否认其内在的逻辑缺陷；另一方面，也不能因其数理的、抽象的表达方式，低估其在经济分析史中的历史贡献。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实质，乃是经济分析史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本文运用全要素生产率（TFP）估算的方法，分离并推算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对湖北经济长期增长的贡献．实证的结果表明：资本要素投入是主导湖北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力量，劳动力要素投入对湖北经济增长的作用微弱且呈持续下降趋势，技术进步对湖北经济增长的作用起伏很大，但近年来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增强；而且湖北经济增长主导力量目前正由资本要素投入转向技术进步。因此，要进一步促进湖北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提高资本投资效率和人力资源素质，推动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加快技术创新的商业化转换，优化产业结构。
  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金融海啸引发全球经济危机，使外贸企业面临更多不确定因素，加剧了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加上人民币升值压力、国内通货膨胀等诸多因素影响，外贸企业出口换汇成本规模和结构都会发生相应变化。合理核算出口换汇成本可避免错误报价导致管理部门对经营活动监督和国际收支出现偏差，对汇率形成冲击，影响到整个宏观经济。
  “范式”是库恩构造的一个概念，有特定的内涵与规定，被用于说明科学共同体、常规科学与科学的发展。国外和国内的一些哲学研究者受其影响．先后将它引入哲学频繁使用，宣称哲学也有范式和范式的革命或转型。但范式的哲学使用其实既不成立，也不妥当。因为通过深入的理性分析可知，哲学和哲学研究是既无范式，也无需范式的，充其量只有“流型”或“显型”而已。
  张君劢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政治主张上坚持自由主义。他一生徘徊在学术与政治之间，致力于沟通儒家思想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发掘儒家思想中的民主种子和理性成份，追求民主宪政，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的思想，主张个人自由与社会权力的平衡及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结合，提出发展经济的社会主义思想。他提出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及对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对今天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仍有借鉴作用。
  马尔库塞通过批判地修正弗洛伊德的文明理论，并把它与马克思的劳动解放论相结合，提出了通过艺术审美来建立一种非压抑性文明的理论主张。他的非压抑性文明的理论主张内在地包含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和非人性质的伦理批判．其目的在于捍卫人类个体的自由、价值和尊严。
  “道德回报”是一个包含深刻矛盾的伦理概念。无论是道德褒奖还是道德贬抑，道德都难以承载道德回报之重任。物质性的道德回报可能带来道德高尚性的消蚀．精神性的道德回报则可能引申出道德的无能与虚伪。本文对道德回报的伦理质疑。并不构成对道德回报的价值否定，旨在还原道德回报的真实。
  研究文化必须深入到生存论层面，正是整个种族或民族的生存发展需要决定文化的性质、样态和走向。中国古代文化正是中华民族历经千百年磨难共同选择的结果。治水的需要和抵御游牧民族的需要，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必须走向大一统的恒定因素，大一统的政治要求和以民为本的农业经济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特征、政治特征和文化特征。民族或种族是文化的真正主体，而任何文化本质上起源于这一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这一民族在各种纷繁复杂生存环境中选择的结果，它制约着每一代人的生存和发展，同时又为每一代人的努力而改变。
  长江航运文化是长江航运人在千百年的长江航运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一种亚文化形式，它经过长时间的历史发展。成为一种有厚实的文化内涵、有强劲的文化辐射功能、有稳定的文化形态和自我创新能力的行业文化种类，具有紧密联动的行业特征、依托流域的区域特征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其文化构成由文化体系的文化要素决定，具有润物细无声的引导功能、兼容并蓄的整合功能、团结一心的凝聚功能、形妙神韵的展示功能和自觉自励的激励功能。长江航运文化是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梁启超若干未刊书札表明，在甲午战后维新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下，李盛铎、陈炽与梁启超等人曾有过合作创办日报——《公论报》的设想。拟议中的日报既反映新政动态，同时翻译西报，也刊登商务杂闻，并附货价行情、船轮出口日期等，以适应社会各阶层需要。《公论报》应是一份新型综合性报纸，但因《时务报》内部纷争，该办报计划最终搁浅。这批未刊文献还反映出李盛铎在戊戌保国会前与康、梁积极策划开会事宜过程中的具体细节。
  廉政建设是中国古代王朝统治者们面临的共同课题，王朝的兴衰成败无不与此密切联系。唐代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的辉煌时期，其惩治和预防相结合的廉政建设机制是维持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手段之一．对此机制的深入研究有利于吸取其中精华部分，为今者所借鉴。
  通过对《洛阳伽蓝记》、《魏书》、《北齐书》、《北史》和隋唐有关文献的考察，街之应为“杨”姓。从《广弘明集》街之小传和晋唐记载人物籍贯的体例分析，衙之的籍贯应指西晋时期的幽州北平郡。街之的生平及仕历，从现存的史料大致知道他曾任过奉朝请、期城太守、抚军府司马和秘书监四个官职。《洛阳伽蓝记》的创作当始于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543），约至武定五年（547）的七、八月之间完成，完成此书大约用了五年的时间。记载人文地理的“《庙记》体”地志着作对《洛阳伽蓝记》创作的影响应引起学者的重视。
  本文对《楚辞》之《离骚》、《九歌》、《九章》等多处正文进行了尝试性的校勘。所校皆力求言之成理，如校《九歌》“举长矢兮射天狼”为“举枉矢兮射天狼”等皆有益于《楚辞》的进一步解读。
  序跋是参与正文本意义生成和确立过程中的最重要的副文本。它为读者进入正文本营造了阅读空间和审美氛围。序跋是作序作跋者对作品的一种导读。序跋中的“深度批评”又为作品的文学史定位和经典化提供了支撑。同时，序跋也是新文学外部研究的重要副文本。
  干校文化的二重性，表现在人道主义文化与专制主义文化对立；传统文化中的优质基因与劣质成份交错；精英文化与庸众文化并存；反思文化与“唯上”文化同在。作为干校文化一部分的干校文学还存有多义性：表现在它是“贬谪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对劳动美的称颂；乐观主义精神的昂扬；逆境中的泰然和自信。深入研究干校文化和干校文学，一定会开拓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取得干校文学创作的新成果。
  以阎连科的长篇小说《风雅颂》为中心，围绕写作与个人危机的关系，着重分析阎连科写作转向与中年危机，小说中的中国语式与现代叙事的关联，进而讨论当前写作中出现的新的可能性以及存在的普遍问题，指出近年来小说写作中的价值漂浮趋向，实际上是小说写作中的自我危机所致。
  协商合作理论和实践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复兴与深化，正不断地彰显着这一古老而新兴的民主形式在当代民主政治中的旺盛生命力。协商合作内在的多元性、包容性、妥协性、交互性的特点和优势，使之与选举竞争一样，已经成为当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形式。协商合作作为当代民主的重要形式，不仅在多个维度上推动了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甚至可以预测它将成为未来民主政治发展的主流方向。
  善治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模式，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最佳结合状态。在实现善治的过程中，必须全面把握善治的本质特征，综合考虑善治的基本诉求。在现代社会，善治的基本诉求主要包括法治性、服务性、责任性、民主性、合作性等方面。
  流行教科书对政策科学演进史的解读，是一种阶段模型。其实，这只是政策科学发展的路径之一。由于政策阶段只是政策主体行为的理论外化，而人的行为总是多因素作用下的产物．因此政策科学的演进，其内在的路径必然是人类对政策过程中因素的不断发掘：先是一种具有科学理性的认识因素的发掘与理性的政策过程理论的形成；接着是权力因素的重新发现与政策过程技术与政治双因素理论模式的出现；然后，政策科学转向多因素理论研究。由于这种理论转向，政策科学的范式革命深入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研究的前沿课题。
  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认识根源，源于认识活动的内在矛盾及其解决。解决认识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实现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相一致，是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重要根源。解决认识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的矛盾，自然要解决感性认识同理性认识的矛盾，实现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解决社会认识与个体认识之间的矛盾，实现社会认识向个体认识的转化，这些都需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深刻分析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根源，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性和实效性的重要前提。
  高校德育主体在高校德育诸要素相互关系中起着主导作用，厘清高校德育主体，优化高校德育主体结构，并进而定位德育主体的功能，明确德育主体的责任，是增强高校德育有效性，提升高校德育实效性的关键。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生产体系在全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垂直分离现象，国际分工向产品内国际分工转化。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发生和强化也给整个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于生产率的影响。
  科技中介机构是为科技创新主体提供社会化、专业化服务的组织，在合理调配科技资源、整合各类专业知识，在市场各种主体之间、要素市场之间建立沟通桥梁，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等方面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国家的科技中介服务业经历了很长的发展过程．积累了丰富的发展和管理经验，形成了完善的规范和制度。
  郭齐勇，中国哲学史家，哲学博士，1947年生，湖北武汉人。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美国哈佛大学、日本关西大学访问学者．德国特里尔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客座教授。现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授委员会主任。国家重点学科“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