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本期《评论》希望评估影响行为和制订加强尊重法律的战略方面的一线经验教训，并从更广泛意义上重申采取预防措施以避免世世代代的民众丧生、痛失生计和希望的重要性。我们如何确保对人的生命与尊严的尊重始终是敌对各方的共同关切？如何在武装冲突中促进对法律的尊重？这些都是我们希望本期作者在其投稿中进行反思的核心问题。
  《红十字国际评论》设法处理和解决紧迫的人道问题。本《评论》的一个令人注目之处在于其所刊登的许多文章除了讨论必要的压制和补救措施外，还都指出了在预防某些暴力模式，甚至终止人类苦难方面做出努力的必要性。这些文章的作者不仅唿吁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尊重，而且往往还提出了有关这一目标的实现途径的实际建议。例如，最近国际社会在处理武装冲突中针对医疗服务的暴力行为和性暴力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措施。通过这些措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可将相关法律规定转化为具体的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培训相关人员，并对公众开展教育。
  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一条规定了在任何情况下尊重日内瓦四公约并确保其得到尊重的义务。本文重点讨论这一义务的后半部分，特别是未参加某一特定武装冲突的第三国采取行动确保武装冲突各方尊重《日内瓦公约》的义务。文章的结论是：第三国不仅负有不鼓励其他国家实施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国际法律义务，而且还负有采取措施制止正在发生的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并积极预防这种行为再度发生的国际法律义务。
  对部队进行国际人道法培训的义务的表述很简单,其具体落实则交由国家自由安排。这反映出过去的一个假设：传播国际人道法就能有效预防违法行为。但学术界的看法已发展变化，现在众所周知，仅仅是传播国际人道法并不足以保证它得到遵守，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融入模式则更加强调国际人道法在军事决策各个方面的重要性。另一项单独的进程，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瑞士政府关于加强遵守国际人道法的倡议，在本文写作时仍处于磋商阶段，但有可能会最终形成国家的自愿报告机制和/或在各国会谈期间进行专题讨论。
  在以地缘政治巨变、对人类安全前所未有的威胁、新型暴力及技术革命(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为标志的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当中，要提高人们对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的认识并确保交战各方遵守这套法律，并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任务。本文回顾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下简称"ICRC")自1864年至今在推广国际人道法方面所做的工作，并将这段历史与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事件及该组织的(有时是遭受创伤的)经验教训相结合，这些经验教训最终促成了具有革新意义的行动方案的诞生。
  在负责任的指挥下行动是取得合法战斗员资格的一项基本要求，而且也是指挥官责任理论的关键。这揭示了指挥官的职责与有效实施国际人道法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理解这种联系，对于保证指挥官和其他军事领导者履行其义务，从而使其部下准备好在国际人道法提供的法律和隐含的道德框架内于殊死搏斗的混乱中找到正确方向，是至关重要的。没有指挥官会质疑这样的主张，即负责任的指挥官会让其部队为有效地完成作战任务作好准备。
  尽管在各种类型的军事行动中，国家都广泛地接受了对军队使用武力进行规制的国际法，但当今在全世界的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情形中，人道主义的现实情况仍然是让人担忧的。武装部队的结构和动机决定了我们有必要将上述法律系统性地纳入军事行动的实践。但是，将条约和国际习惯法转化为协调一致的军事行动指南和交战规则并不容易，而武装部队和法律执行方面的中立人道组织之间在语言和视角上的不同则使得这一问题更加严重。
  自从第一个《日内瓦公约》于1864年通过以来，国际人道法已成为一个复杂且稳定发展的国际法体系。其公约、议定书和习惯法规则包含各种主题，从保护病者和伤者、平民、民用物体、战俘和文化财产到限制或禁止特定类型的武器和作战方法。
  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三条鼓励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各方通过缔结特别协定的方式来更有效地实施国际人道法的规定。由于武装团体更加频繁地参与当代武装冲突，此种协定作为加强各方遵守国际人道法手段的地位也有所提升。特别协定的决策过程确认了冲突各方都参与了可适用的权利义务的澄清与扩充，其方式符合交战方平等的原则。这为武装团体尊重其自行协商的国际人道法提供了动机。然而，即使是在此类协议的缔结上，对于协议受哪一法律体制调整仍不甚明确。本文主张，特别协定受国际法调整，而非由国内法抑或独特的法律制度所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