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熊万胜、黎雨：任务共同体：对村“两委”组织形态的社会学解释
  原文：《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第142-155页作者：熊万胜，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黎雨，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本文所称的村级组织即口语中的村“两委”，是一种遍布全国却难以准确把握其本质的组织。本文尝试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对其组织形态作出初步解释。村级组织不仅在制度结构上以一套班子应对多头和多层上级组织，在人际关系上混合了干群之间的工作联系与私人联系，还必须面对多样和多变的功能与自然地趋于稳定的组织结构之间的内在张力。基于对这种内在张力的分析，本文提出“任务共同体”的概念，并以此对村级组织的组织形态进行初步界定。本文将村级组织视为一个包含人际关系差序格局的行动者系统，形成一个压力型体制与人际关系网络不断重构行动者系统内部行动伦理的任务共同体。由于不同区域的压力型体制和人际关系网络的差异，可以区分出科层化的、委员会特色的和民主合作的三种类型的任务共同体。村“两委”；行动伦理；任务共同体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农村地区村一级的公共权力组织，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村“两委”。这类组织数量巨大，遍布全国乡村，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组织，也是一个非常醒目的社会现象。但是，学术界对这种组织形态缺乏有针对性的界定，甚至没有形成一个精确的术语来称呼这类组织，只有村“两委”这样的口语式概括。为了便于讨论，本文将这类组织简称为“村级组织”。与各种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社会组织相比，村级组织是一种很特殊的组织。这种特殊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的结构具有混合性。它包括了科层化的党支部委员会、自治属性的村民委员会和村务监督委员会，以及经济属性的合作社等，呈现出一种党、政、经、社高度混合的组织架构。二是，它的功能具有笼统性。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它既要承办上级下达的无穷任务，也要应接群众提出的各种需求。三是，国家对它的总体定位存在内在矛盾。村级组织既要作为国家基层政权的末梢，又要保持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尤其是，村级组织承担的任务和要求与组织结构之间存在很大的张力。村级组织的任务十分繁重和多变，但村级组织的内部结构却相当模糊，尤其是人际关系很不确定。村“两委”干部在有竞争性的选举中产生，干部之间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也不是分工明确的同事关系，却要通过相互配合完成各种任务。总的来看，村级组织凭借十分含混的结构承担了诸多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特点被学者隐喻为“浑沌”（冯川，2022）。如果说村级组织是“浑沌”的，则其似乎就是不可打开的。在实践中，村级组织也许确实是不可拆解的，但在认识上，却必须努力从逻辑上打开它。这样才能搞清楚村级组织究竟是怎么运行的，以及它究竟是一种什么类型的组织。从任务的属性来看，村级组织从事的工作主要有两个面向：基层工作与群众工作。基层工作对接国家，群众工作面对群众。在基层工作方面，村级组织以一套班子应对多头、多层上级组织，凸显了“一与多”的矛盾；在群众工作方面，村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工作联系和私人联系”（王佳璐，叶敏，2022）混合在一起，经常遭遇“公与私”的矛盾。这两对矛盾是既有研究关注的焦点，本文发现“一与多”和“公与私”的矛盾中隐含着另一种更为关键的矛盾：“动与静”的矛盾。在这对矛盾中，“静”指的是村级组织如同其他任何组织一样，其组织结构具有结构化或者稳定化倾向；“动”指的是其要完成的任务性质和数量变动不居。显然，要保持村级组织的持续运转，必须处理好“动与静”之间的矛盾。本文认为从这一对矛盾切入可以从学理上——尤其是借助组织社会学的理论打开村级组织的“浑沌”状态。组织社会学研究为什么组织都具有相似的结构；为什么组织有不同的结构形式和规模；什么是组织，组织的边界在哪里，什么条件导致组织功能外在化，又是什么条件使其功能内在化；组织形式如何组织和动员社会资源，促成集体行动产生；等等。这些都是针对组织现象提出的经典课题（周雪光，2003：6-9）。围绕这些经典课题对组织性质的解释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从组织环境出发对组织性质的解释。这类研究强调组织结构因应环境压力形成以技术、结构、过程和战略为核心的组织特性，承认组织结构对环境存在内适应和外适应问题，并认为组织结构可以将内外适应问题转化为组织的内外任务，专业化地应对官僚制组织的协调机制。本质上是在将人看作工具人的前提下讨论组织应该采取的正确行动是什么。但是，村级组织面对的问题既是多元的，又是可变的，问题之间不仅相互关联，还相互作用。在如此复杂的环境面前，组织结构是否能依靠官僚制内外适应的专业化路径来应对，是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二是，组织功能出发对组织性质的解释。这类研究通过批判人不是作为完全理性的工具人，而是受文化、角色的价值限定和事实限定等因素影响的人，进而弥补了组织环境忽略的问题。因为人可以发挥其主体性将宏观的环境和微观的情境内在化，由内而外地增强组织的功能属性。本质上强调的是人在组织中不仅仅是一种角色设置的客体，还是与其社会背景有意义关联的主体。因此，“组织是一个适应性的社会结构”（塞尔兹尼克，2014：159），它被当作一种整合人的角色设定和意义追求的机制。因此，组织的性质被理解为组织行动的价值的统一性。那么，村干部外在于正式组织的人际关系作为村级组织功能发挥的文化要素，是如何影响组织内部的功能属性的？三是，从组织行动出发对组织性质的解释。组织行动的角度强调组织行动在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中如何汲取资源赋予组织灵活性，强调任务和组织之间存在关系悖论，即任务环境多元变化的功能需求和稳定的组织结构之间的矛盾。这类研究一方面是通过人的权变性解释人的差异性，另一方面是通过研究组织行动的整体秩序研究人的共同属性。总的来说，组织行动是在人具有共同性的前提预设下强调组织行动以人为核心的结构性特点。但在任务和组织的关系悖论下，村级组织突出的是依靠人的差异性实现组织行动的一致，强调的是以变动的原则应对差异化的人。因此，在任务和组织的关系悖论下，如何解释这种尊重差异性的组织行动就尤为关键。本文的任务是从任务和组织的关系出发，对村级组织的性质提出一种组织社会学的解释，并为此建构“任务共同体”的概念，为村级组织的理想形态提供一种社会学的分析。“任务共同体”指的是一种能够完成多样和多变任务的组织形态，这种组织通过借重科层体制的压力和借助人际关系的资源，不断根据新的任务要求重构人际关系结构，形成有效的协同关系，实现组织内的集体行动。在税费改革之前，村级组织依靠在熟人社会中的关系网络落实汲取性的税费任务，且承担着社会共同体的功能。但在税费改革之后，村级组织落实的主要是资源下乡任务，也部分地承担了乡村社会共同体的功能。但村干部依靠的核心资源是国家下沉的，此外也依靠村干部自身可以调动的关系网络资源，这使得村干部处于半职业化状态。在社会学理论中，村级组织的这种状态一般被置于从身份到契约的理论脉络中进行解释。但韦伯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解释，他按照支配体系运作的资源（包括人和物）所属将“政治团体”的性质区分为身份制团体和职业团体。前者的核心特征是工作中的核心资源是由行动者自备的，而后者的核心资源是上级比如国家配备的。因此，韦伯（2004：203-205）认为“从身份制政治团体到职业政治团体的核心区别，在于支配资源获取的正当性，身份制政治团体支配的正当性是信任关系。而职业政治团体支配的正当性在于被支配者的意志本身”。总之，职业团体是身份制团体彻底职业化的结果。韦伯的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当前中国村级组织普遍存在的半职业化状态，但解释不了处于这样一种半职业化状态的组织是什么。村级组织的半职业化状态凸显了任务对村级组织的核心影响，这种“以任务为导向的组织被称作任务型组织，任务型组织是对工作小组的理论提升，是相对于常规组织而言的；它既是一种引导型的职能模式，也是一套消弭非正式组织的机制”（张康之等，2009：2-7）。但村级组织随着国家大量下沉的资源下乡任务强化的工作小组模式，可以在正式关系与非正式关系之间受到双重激励转化双重资源，完成多元和多变的任务，从而被形塑为一种特殊的任务型组织。这种特殊性表现在：首先，村级组织不是临时的，不会随着一项任务的完成而解散，而且它的任务不仅在于多变、多元和延展，更在于其地方性和群众性的特点；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层治理体系是压力型体制，强化了以压力为主的惩罚激励；最后，村级组织承担了通过强化党群联系实现社会整合成为共同体的功能。前两点概括的是村级组织在纵向历史变迁中的核心内涵，最后一点概括的是村级组织在横向共时性上的社会整合功能。因此，身份制团体是在一种特殊的任务型组织的意义上朝向任务型的共同体，即“任务共同体”。既有研究认为任务型组织转变为任务共同体的关键在于形成一种集体意识，强调任务共同体中存在一种将契约关系内化了的集体意识（郑伟立，2017：5；吕学志等，2019）。可是，乡村社会中的村干部在具体的人际关系中开展工作，契约精神对村干部之间的人际关系状态的影响不明显。因此，本文中的“任务共同体”指的是一种能够完成多样和多变任务的组织形态，这种组织形态通过借重科层体制的压力和借助人际关系的资源，不断地根据新的任务要求重构人际关系结构，形成有效的协同关系，实现组织内的集体行动。任务共同体作为村级组织的理想形态，在关注个体差异性的基础上关注组织层面的集体行动秩序。在组织社会学中，这种既关注集体行动秩序也关注个体差异的组织被看作一种“行动者系统”（费埃德伯格，2005：232）。行动者系统认为权变性的个体在行动中通过权力与规则的互构形成集体行动秩序。然而，在中国社会，“‘伦理关系’才是中国社会组织以及结构的框架”（纪莺莺，2012），组织层面的集体行动秩序本质上是一种人际关系结构的差序格局，强调“权力和资源分配的中心—边缘结构”（熊万胜，2013a：215）。“差序格局的结构原则是建立在占核心地位的家庭伦理基础上的”（周飞舟，2015）。周飞舟认为结构和原则就是“伦”和“理”，因此“伦理”概括的是价值通过结构引导行动。“伦理”的统一可以避免将人的行动理解为纯粹工具理性的行动，进而脱离意义和价值，用利益—结构的框架分析人的行动。基于此，周飞舟（2018）提出了“行动伦理”的分析概念，将“行动—结构—原则”整合在一起，把行动置于“伦”和“理”的框架中进行分析。但也因此，行动本身的变动性被置于一种静态的“伦理”之中，这不能解释人们在生活中由于交往关系的变动而改变关系原则的事实，忽略了“伦理”在行动中的实用性。因此，本文将“伦理”的结构原则置于行动中分析，体现行动可以通过改变关系进而改变规范，而规范的改变反过来又会促成关系的改变，进而改变行动。其中，“伦”作为结构本质上是关系，而“理”作为原则本质上是规范。在此意义上，使用行动伦理的概念来解释行动者系统内部的协同关系，形成一个压力型体制与人际关系结构不断重构行动者系统内部行动伦理的分析框架（见图1）。在图1中，村级组织受环境中的压力型体制和人际关系网络共同形塑，形成了双重借重的领域，村级组织在这个领域中是行动者系统。压力型体制和人际关系网络会不断促使行动者系统行动，进而在行动中不断重构行动伦理。行动—伦（关系）—理（规范）在行动流中是条件也是结果。总之，在行动者系统内部，行动伦理的概念强调了行动、伦（关系）、理（规范）三者的统一性。一方面突出了做事情是在人际关系和规范之中展开的；另一方面解释了村级组织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其适应性源自伦和理的具体性和可变性，行动者系统的每一次行动都在改变人际关系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规范。因此，村级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随着任务分工而变的适应性成为可能。其中，双重借重一方面强调的是村级组织将上级的管控压力和考核转化为重构行动伦理的动力，且随着政务的加重不断强化，突出了“管控的辩证法”；另一方面强调村级组织在人际关系网络的约束中获得了运用人际关系网络的自由，这为行动伦理的不断重构提供了社会基础，突出的是“关系具有约束和自由的二重性”（Simmel，1995）。正是双重借重的两个方面不断促成了行动伦理重构，形成了有效的协同关系，成为达成组织内部集体行动秩序的行动者系统。任务共同体形成的基本困境是结构自然地趋于结构化，但功能不稳定，且会对结构产生要求。基层治理体系如何解决结构的稳定倾向与功能的不稳定倾向之间的矛盾。功能是其无法改变的，因此只能改变结构。村级组织内部存在两种结构。一是由中国治理体系的高度权威性形塑的正式结构。治理体系作为中国社会的基础结构，强调的核心是制度，它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建构的党和政府双重科层制的复合结构，即“党政科层制”（刘炳辉，2019），要求对设定的任务无条件服从。但村级组织是自治组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组织，因而随着政务的下沉出现了有限的结构化。因此，在村级组织层面存在一个正式结构，要求行动的高度一致性实现合作和控制，即要求村干部按照政务的多重功能进行组织化的社会联系。比如，通过小组长实现上传下达；通过建立文体团队组织村民的公共生活等，使人际关系理性化。二是村级组织内部的非正式结构，即人际关系结构。这是村干部为完成村务使村级组织自然结构化的结果。相对稳定的人际关系结构对基层组织非常重要。因为村级组织作为自治组织，制度化程度不高，村干部需要借助人际关系结构实现人格化的社会联系，即通过村干部的人际关系网络建立社会联系的方式，实现对差异化个体的人格化把握，联系的方式往往因人而异。因此，从完成工作的角度来讲，村级组织必须形成与正式结构的要求相一致的人际关系结构。然而，由于村级组织的村书记定期更换，所以这种以书记为核心的人际关系结构并不容易出现。因此，问题就变成了如何在一种定期改选负责人的组织里，形成与正式结构的要求相一致的人际关系结构。这里假定的是，如果村级组织的正式结构和非正式结构统一了，其行动能力便会大大提升。村干部就能满足任务的要求和需求，且能分工不分家，都能叫得动。但在实践中，这种结构困境实际上是由于政务和村务的双重功能要求复合了两个具体的困境：一是由于中国人“善分不善合”（曹锦清，2013：714）的特点，自组织能力较弱，需要借助外力干预；二是在中国社会“伦理本位”的性质没有根本动摇的情况下，“在中国的文化中，集体行动的逻辑存在一个人情、事理和具体办法之间的匹配问题”（熊万胜，2013b：18）。因此，双重功能要求的实现需要在手段上利用双重借重的外力干预。其中一重强调党组织的统合功能，在资源下乡任务阶段，村级组织通过强化党组织的政治监督进一步强化压力型体制；另一重强调人际关系结构在人情事理和具体办法之间实现人格化的匹配。这两重外力干预手段在囊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制度场域中衍生出新的权力关系，并呈现出一种新的纤维组织，即任务共同体。其中，制度场域既表现为黄宗智（2007：159-176）提出的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也表现为杨美惠（2009：244）提出的在国家内外存在一个相互联结和相对自主的社会领域。在这个领域，“体制化结构和人格化结构这两者是互动的，经常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胡伟，1998：40）。但“政治体系的力量和权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己所能掌握和分配的资源”（王沪宁，1995），而且“一切制度安排都不过是一定资源禀赋制约下相关要素结构变化的结果”（温铁军，2000：3）。在城镇化时代尤其如此。因此，两重外力干预手段受两重因素形塑：一是，城乡关系的紧密化程度决定了基层工作维度中的压力大小；二是，乡村社会提供的自组织资源解释了群众工作维度中的资源丰富程度。任务共同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因素中不断重构行动伦理，进而得以按照新任务的功能要求和需求重构人际关系结构，形成有效的协同关系，实现整合完成任务。因此，可以分别以自组织能力的强弱和城乡关系的紧密程度作为横坐标和纵坐标，借助四个象限分别呈现任务共同体具体运作的四种组织形态（见图2）。如图2所示，在第一象限中，村级组织为了兼顾完成政务和村务双重目标，一方面借重城乡关系紧密，即上级政府基于强管控能力和强反哺能力提供的资源要素，另一方面借重完整的村庄社会结构提供的丰富的关系资源，形成较强的自主合作能力，成为“民主合作的任务共同体”，平衡政务和村务之间的冲突。在第二象限中，村级组织面对的是政务主导的村务，因而更加借重城乡关系紧密提供的资源要素，强化上级科层组织的管控和反哺能力；同时借重村庄社会有限的关系资源形成有限的自主合作，通过嵌入的科层制监管形成“科层化的任务共同体”，有效地完成政务主导的村务。在第三象限中，双重的弱借重直接指向村级组织的涣散状态，因而不在讨论的范围内。在第四象限中，村级组织面对政务被上级政府过滤的村务，在城乡关系不紧密的情况下，依靠上级政府有限的管控能力作为支撑，依靠丰富的关系资源形成自主合作能力，形成“委员会特色的任务共同体”，有效完成村务。总的来说，正式结构和人际关系结构的一致性，在于双重借重的外力干预不断促成“行动伦理”的重构，形成有效的协同关系，实现村级组织的内部整合，发挥组织对外整合的功能，进而因地制宜地完成任务。城乡关系的紧密程度和自组织能力的强弱替代了紧密或松散的城乡关系和人口流入或流出型社会两个维度（熊万胜，2018），但延续了后者将中国社会分为郊区社会、城市群腹地的乡村社会和普通农业乡村地区的思路。其中，将人口流入或流出纳入自组织能力的强弱，是为了衡量社会结构的完整性和复杂性，进而突出村级组织功能属性的差异化。因此，在这样的结构性维度中，任务共同体的运作模式表现出科层化的、委员会特色的和民主合作的区域差异。郊区社会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强管控和强反哺（熊万胜，2018），强管控表现为政府对农村经济机会的限制，比如对人口、土地和发展机会等资源的控制，但这些限制建立在强反哺的基础之上，比如对农民集体和农民收入的福利性保障。另外，外来人口的流入导致村庄社会和系统整体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因此，政府通过全面强化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使得村庄社会再组织化。实际上，这种再组织化的特点也是为了应对郊区村庄社会结构的个体化属性。因为郊区村庄社会较早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大量农民“洗脚上岸”，其家庭生活的来源主要是农业以外的渠道，高度嵌入科层组织，横向的亲缘、地缘关系都不发达，倾向于关起门来各过各的日子，家庭私人化。因此，个体化是对郊区村庄社会高度分化的社会结构属性的概括。但中国社会的个体化“是由国家管理的个体化，个人仍然是实现现代化的手段。仍然符合传统定义上的个人，即个人总是服从更大的集体”（杨君，2020：233-234）。因而郊区社会的个体化村庄，在国家的管控之下，并不是单向度的资源汲取，也有福利反哺，目的是将个体化村庄再组织化。因此，首先，在政府足够的发展动力和能力的驱动下，国家对大都市整体化发展所需的村级资源的供给建立在反哺的基础之上，进而对村庄进行城市化的配套建设，以此形成“以城带乡、以乡促城”的一体化发展格局。按照城市标准建设的乡村，政府主导的行政事务是政府借助雄厚的财政资源作为对村级资源进行严格管控的媒介，形成对村级组织的指导能力。这里的指导能力不仅包括源自科层体制的权力和责任，更包括源自压力型体制的压力。其次，由于村级组织在科层组织较强的经济支撑下较早地行政化了，村干部成为一种收益不错且体面的职业，村民之间的竞争激烈。但与此同时，国家资源下乡任务加重，以至于职业竞争激烈的村干部，各自为政，无法很好地整合起来完成任务。上级科层组织在村干部高度职业化的基础上，不可能再增加物质激励强化职业化，但又必须面对如何强化村级组织建设完成资源下乡任务的问题。为此，上级科层组织推动村级治理改革，改革的核心是在原来捆绑制考核的基础上，强化对村级组织的考核强度。既要降低村干部之间的竞争，调动村干部的积极性；也要提升村干部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联系群众。在这个意义上，科层体制强化的是以惩罚为主的制度监督压力。另外，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面对个体化与老龄化并存的村庄。一方面国家有组织和培育村民自组织能力的要求，以稳定村庄秩序和降低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面对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保障个体化和老龄化村庄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尤其是需要建立完善的福利保障体系。由此可见，相对于其他地方的村庄而言，个体化村庄又是利益密集型村庄，需要完善的制度作为保障。因此，科层组织通过加强村民对村庄事务和村级权力的监督，形成了民主评议制度，且民主评议制度直接影响绩效考核。但与科层组织强化的绩效考核相比，个体化村庄的民主评议制度的约束力量较弱。因此，郊区社会的基层政权组织通过将强化的压力型体制嵌入民主评议制度，对村干部形成一种双向约束的惩罚性机制，使村级组织倾向于整合为理性行动者，由此形塑出的任务共同体称作“科层化的任务共同体”。科层化的任务共同体也是上级科层组织依靠紧密型城乡关系，发展出对村级组织的强管控和强反哺的特点；同时，培育村民参与村庄事务的民主能力，完善评议制度，以此治理趋于个体化的村庄社会。本质上，科层化的任务共同体是村级组织行政职能制度化的结果，也是任务共同体发展得最为极端的组织类型。但这种高度行政化的村级组织区别于上级科层组织的派出机构，因为科层化的任务共同体为民意留出了空间。科层制在这里只是国家试图通过行政力量倒逼村干部主动走进群众、再组织村庄社会的组织载体。在中国，仍然有大部分地区属于城乡关系松散和治理主体缺位的普通农业乡村。随着乡村青年主体的外流，留在农村的主要是老弱病残等主体，农村呈现出空心化的现象。相比传统的熟人社会，村庄的秩序随着青年主体的周期性回乡而有所重构，因而用“无主体熟人社会”（吴重庆，2014：169-177）概括，强调村庄文化基础、村庄主体和村庄秩序的变迁在根本上不涉及村庄熟人社会结构的根本动摇，只是突出了治理主体缺失和缺位的现象。因为即使“处于传统和现代交汇点上的农民工群体，也仍然是通过在村庄习得的传统经验和知识在陌生的地方建立关系网络，用传统的信任方式寻找传统乡土所没有的职业”（翟学伟，2013：150）。不仅如此，在普通农业乡村社会中，村民对传统关系网络的延续在很大程度上为基层政权组织的运作提供了基础。因为“在乡镇政治中，政府的任务靠‘擂’，农民的事情靠‘媒’，擂通过媒作为一种依靠人际交往和感情面子的建构将公事转化为私事落实，是一种非正式权力技术，也是乡镇落实任务推动工作的重要方法。其中，对农民的‘媒’一方面既是乡村熟人社会化公为私策略的一部分，也是对官民互动中传统地位‘倒置’的一种回应”（吴毅，2018：50）。所以，源自村庄社会的关系资源是村干部和基层政权及村民打交道的重要资源。因此，村干部的私人关系资源，一方面是源自村庄社会中的关系网络；另一方面也是回应基层政权功能性落实任务的自主性需求。相比具有强管控和强反哺能力的地方政府，普通乡村社会中的地方政府往往凸显的是财政困难。有学者用“‘吃饭财政’和‘负债财政’概括中西部财政困难的普遍现象”（周飞舟，赵阳，2003）。虽然在税费改革之后，基层政府可以依靠上级转移支付，但“随着财权、人事权、事务权等受限，成为事实上的‘政权依附者’。地方政府面对日益复杂的村庄社会和加重的行政任务，往往是‘权力小责任大’，很难实现转型。因而经常采用‘变通’的策略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饶静，叶敬忠，2007）。这种变通也被理解为权力配置和责任方向的双重错位导致的目标替代，本质上是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脱嵌于农民参与的正常要求进行逆向问责所导致的（赵树凯，2018：149-153）。因此，在政府自身能力不足，且村庄社会处于“无主体熟人社会”的情境下，防止目标替代或变通的自利性动机的有效机制是源自私人生活的关系资源，但又要使非正式的权力技术在有规范的社会环境中运作。为此，在强化权力监督的压力下，普通农业乡村社会依靠村庄中有时间、精力和能力的“中坚农民”（贺雪峰，2015），在组织内外的人情事理与具体办法之间实现匹配。普通乡村社会源自基层政权组织的弱管控和弱反哺是相比郊区社会基层政权组织的强管控和强反哺来概括的。弱管控和弱反哺主要为村级组织提供制度保障，落实任务真正依靠的是源自私人生活中的人情、面子、声誉、信任等关系资源。在此情景下形塑的任务共同体更加凸显的是“委员会特色”的特点。因而称这种以公共权力为创制保障，依靠关系资源实现组织内聚，进而形塑出趋于关系理性的行动者为“委员会特色的任务共同体”。委员会特色的任务共同体在两方面区别于一般意义上主张的以村民委员会为主的自治。一是，委员会特色的任务共同体突出党建引领及其强化的政治纪律要求，强调的是党组织主动治理的积极态势。但这并不等同于将村级组织的结构行政化，因为党建的强化是为村级组织的运作提供引领和树立理性边界，是作为组织良性运行的保障。二是，委员会特色的任务共同体强调源自村庄社会的关系资源通过形成以村支书为核心的关系内聚，维持村庄的公共需求，延续了一种简约意义上的秩序供给功能。因此，本质上，委员会特色的任务共同体更加凸显的是村级组织在资源下乡任务主导下的村庄公共品供给，侧重于与村庄实际需求的有效衔接，以回应村民的公共需求，维持或重塑普通农业型村庄的社会秩序。城市群腹地的乡村社会比郊区乡村社会和普通乡村社会更加复杂，它是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群腹地的乡村社会在较为紧密的城乡关系和较为明显的人口流入态势下，形成多元因素融合的区域社会，村庄社会高度融入其中。对地方政府的治理而言，国家资源的下沉导致的问题是地方政府需要在市场和社会之间做平衡，村级组织便成为平衡的中介组织。首先，从城市群腹地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说，依然离不开早期工业化积累的经济基础，它区别于郊区社会的是工业化对村民的带动作用较强。比较明显的表现在于，城市群腹地以家庭为单位的小作坊经营较为发达，劳动力依靠丰富的非正规就业实现充分就业。其次，从紧密的城乡关系来讲，地方政府走的是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径，市场对农民的冲击相对较小。因而，即使在市场经济活跃的条件下，城市群腹地的村庄社会仍然较为完整。市场的发展通过吸纳本地劳动力保护了本地的社会结构。这就涉及第三点，即从社会结构来说，村庄的家庭结构和人口结构完整，因而村庄社会的基本认同单位仍然维持在自然聚落的小组层面。因此，村级组织基于完整的社会结构，延续了人民公社时期有效的组织基础。但是，形成以上几方面的关键在于村级组织。潘维（2003：53）认为在经济转轨时期，通过原来的社区集体，农村干部有可能领导一盘散沙的农民有组织地跨入工业市场。在城市群腹地的村庄社会，村民由于生产生活就地城市化而高度融入了地方社会，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如何组织社会实现转型便成了最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国家资源大量下沉的今天，仍然是主要问题，问题的核心在于村级组织的功能定位。基层政权强化的监督压力试图通过形成一套既对上负责又对下负责的责任均衡机制，使村干部既不会形成势力也不会悬浮于村庄。因此，村级组织要形成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组织结构整合村干部，统合村级资源，平衡政务与村务。但前提是村级组织既要接受上级科层组织的制度监督，又要维持由于嵌入社会结构，受村庄规范、关系等约束的模式。荣敬本等（1998：88-90）提出，民主的合作型体制不仅可以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压力和动力既源自上级政府又源自当地民众的均衡，还可以通过组织间明确的职责分工为合作创造必要的条件，而且参与主体可以共享合作收益。简单来说，民主合作的内涵突出了村级组织中介功能的协商性。因此，城市群腹地的基层政权组织一方面借助源自体制的政治纪律和压力，制度性约束村干部；另一方面借助村庄社会结构的关系资源，凝聚村干部，有约束的形成自主合作，使村级组织成为协商性的行动者，以此治理融入地方社会的村庄社会，这样的组织形态被概括为“民主合作的任务共同体”。民主合作的任务共同体的典型特点是，在上级科层组织强化的绩效考核与村民的民主监督之中形成对村级组织的双重强约束。双重强约束使村干部在上级政府的要求和村庄社会的需求之间寻求平衡，既不能完全顺从上级科层组织的考核压力成为代理人，也不能完全站在村庄社会的利益上成为当家人，且不能双重边缘化。在国家和村庄社会、国家与农民之间成为面向乡镇政府的中介集体，实现发展的要求和需求，使政治经济社会在稳定的秩序下均衡发展。因此，民主合作的任务共同体成为一种均衡的组织机制，与委员会的任务共同体、科层化的任务共同体形成鲜明的对比。但不能因为民主合作的任务共同体受双重强约束，而认为其是另外两种任务共同体的综合，实际上它是被地方社会中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形塑的。因为“国家治理试图在简约治理模式和复杂的治理模式之间找到均衡，寻求一种成本适当的‘可控的韧性治理’”（唐皇凤，王豪，2019）。总的来说，任务共同体是国家通过强化的压力型体制，人格化地走进千家万户，温情脉脉地对接差异化的需求。但中国社会中城乡关系紧密程度和村庄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双重差异带来的意外后果是，国家形塑出了符合地方资源禀赋特点的任务共同体，或者说形塑了任务共同体差异化的功能运作模式。本质上，这是基层政权组织为了弥合日益加重的任务要求和人们追求美好生活之间的张力而形成的有效模式。这也是在执政党主动治理的态势下，“国家基于强组织能力提出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总体方向是要打破‘简约治理’的模式，深化国家权力的下沉，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使基层社会的自然秩序转向国家规划秩序”（桂华，2018）。在中国的治理体系中，任务共同体并不仅仅在村级组织才会出现，而是出现在治理体系的各个层面。因此，任务共同体关涉的现实问题是，中国复杂的治理体系是如何有效运转的。本文认为正是因为任务共同体作为一种人格化整合的模式，在各个层次和类型的组织中起着缓冲的作用，才使中国的治理体系实现了有效运作。但任务共同体的核心任务是对村级组织的性质提出一种组织社会学的解释。因此，用任务共同体概括村级组织最为独特的组织属性，即村级组织的结构对任务变化的超强适应性。但这种超强适应性并不是笼统地来自组织结构的临时性或非常规性，更不在于组织结构对一般性原则的吸纳；而是源自一种包含人际关系差序格局的行动者系统。因为在乡村社会，道德伦理的淡化弱化了对关系的约束，使关系更加具体和可变，以至于行动伦理变成行动中的伦理。组织成为一种不断重构行动伦理的集体行动秩序。在此意义上，行动伦理构成了研究组织性质的新议题。总之，任务共同体的概念不仅仅是在解释经验，同时也希望发展出某种建构经验的能力。一方面，本文肯定了村干部半职业化的现实，不赞成村干部职业化的方向。村级组织的理想形态可以在任务共同体的概念框架下继续探索。另一方面，本文强调了村级组织内部的行动伦理具有通过村级组织内部整合带动乡村社会整合的潜力，这种内整合带动外整合可能是理解党建引领构建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一把钥匙。此外，在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关系本位的理性化趋势越来越凸显个体性差异，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超越任务共同体的可能性，即破解任务共同体由于关系本位冲击伦理文化带来的组织困境。参考文献和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