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外国零工相关立法探索对我国的借鉴
  我国关于工经济从业者的法律地位的讨论，广泛存在于行政与法学领域。《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企业应当依法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以下简称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指导企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等，按照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意见》同时提到 ，平台企业采取劳务派遣等合作用工方式组织劳动者完成平台工作的，应选择具备合法经营资质的企业，并对其保障劳动者权益情况进行监督。平台企业采用劳务派遣方式用工的，依法履行劳务派遣用工单位责任。对采取外包等其他合作用工方式，劳动者权益受到损害的，平台企业依法承担相应责任在法学界，部分人士认为零工经济从业者与互联网平台企业之间并没有传统的劳动关系，有的法律工作者则提出将存在一定经济依赖性的从业人员划入劳动法的保护，同时也把不产生就业的劳动划定于《劳动法》的保护范围之外。而另一些学者则希望通过判断在劳动中生产资料归属来解决该问题。例如，根据“劳动价值论”来判断，并认为互联网经济并没有对劳动和资本的关系造成实质改变，传统的雇佣关系在零工经济中依然是最为基本的模式。他们提出应当适当修订劳动法以及公共政策，这样有利于促进零工经济从业者与互联网企业之间的合作。同时也能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美国在处理由于零工经济所产生的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问题时，所产生的著名的案件为在2012 年的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 “Barbara Ann Berwick 诉Uber案”，该案中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争议的核心是：该案件中的“Uber司机”是否符合美国《公平劳动标准法》中的“劳工”定义。在经过一系列审核之后，加州法院不仅判决Uber 公司应当认可Uber司机的劳工法律地位， Uber公司应当依《公平劳动标准法》承担法律规定的雇主责任，而且加州法院还在其判决书中提出一项建议：“鉴于《公平劳动标准法》中所定义的”劳工“这一名词难以较好地分辨”零工经济“领域中劳动的者身份，所以他们建议联邦政府于《公平劳动标准法》中，加设一类介于“受雇劳工”与“独立承揽劳动者”之间的新式的中间类型劳动者（new intermediate category）”。而为了解决该问题，加利福尼亚在2019年9月通过AB-5合同工法，该法案要求零工经济公司，将劳动者视为正式员工，而不是独立承包商，进而为工作人员提供更多的劳动保障，以获得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险、加班费和带薪病假等。而Uber，Lyft，doorDash等企业在人工成本面临巨额涨幅的困境面前，联合发起游说，通过全民投票通过了Prop 22法案，这是为了与加州于2020年1月1日生效的AB-5法律对抗，规定它们只需承担医疗津贴，最低工资和工伤保障等有限保障。这一法案在实际上设置了一个中间地带，使平台免于承担完全的劳务义务。依据德国的《社会法典》(SGB)中第 4 编，第 7 条，第 1 项的相关规定，“雇用”的定义是：“劳动者所处在的就业关系网络下，成为受到雇主所控制的某个组织的成员，从事着某种从属性的工作（subordinate work）， 并且在工作的过程中持续被雇主或雇主的主管等其他人的指挥或监督（Perulli,2003:19）。而在劳工从事从属性工作的过程之中，由于持续受到雇主或其主管等他人的监督与指挥，这一特征显区著别于“自营作业者”（self-employed persons）所独自完成工作的“自营作业之工作”这种工作类型，所谓“自营作业者”则指的是以下三种劳工中的其中一种：第一，符合德国《社会法典》中第 4 编第 12 条第 2 项的相关规定，必须参加强制性社会保险的“家庭工作者”（homeworkers）或是在自己所选择的场所内为其他人提供劳动或服务的劳动者；第二，依据《艺术工作者社会安全法》（Artists’ Social Security Act）中的规定，自营作业的艺术工作者或作家必须加入强制性社会保险；第三，依据《社会法典》第 6 编第 2 条第 1 项中的有关规定，必须加入强制性年金保险、而且只有接受单一客户订单或一些其他客户订单的独立自营工作者。而到了21世纪10年代，欧洲联盟也开始关注“固定期合同和兼职工作”，在这一环境下，德国颁布了《兼职和固定期就业法》，对固定期合同的管制有所放松，且法律允许雇员自行选择与单位建立全职用工关系或者兼职工作关系。自疫情以来，德国的经济和就业受到极大冲击。截至2020年4月24日，德国已有75.1万家企业提交了短时工作制申请，涉及雇员数量约为1010万人。而2019年德国月均申请短时工作制的企业数量仅为1300家。在2020年3月，德国修改了短时工作制相关法律，这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申请门槛。按照新规，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如果一家企业10%以上员工的工资性收入损失超过其月薪总额的10%，该企业就可以申请。同时，临时工也有权获得津贴。缺口一般由企业承担。而且在疫情期间，原来由企业承担的被缩短工时员工的社会保障资金缺口，将全部由德国联邦劳工局负责。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经济的飞速发展， 在意大利的劳务市场中，已经存在大量的劳动者从事与零工经济相关的工作。从欧洲议会公布的《欧洲各国零工经济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出，有 21% 的意大利劳动者从事与零工经济高度相关的工作，与欧盟其他国家平均只有 14% 的水平相比，意大利零工经济的参与人数明显偏多。 为了面对零工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挑战，截止目前，意大利政府的应对焦点大多集中于产业经济这一方面，其目的是减少共享经济平台对于固有产业产生的冲击，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意大利政府研究了制定《共享服务竞争法》的可行性。而后续的“意大利总工会诉户户送案”同样影响深远。意大利户户送有限责任公司（Deliveroo Italia S. R. L.）从2015年开始，在互联网平台经营线上外卖业务。外卖骑手可以通过该公司提供的手机软件，选择下个礼拜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区域。这个系统在每周一有三个时间点开放，但只有评分前15%的骑手才可以在最早的时间预定工作。而评分则是由算法确定。2019年12月16日，意大利总工会在博洛尼亚的下属工会组织以算法具有歧视性为理由起诉该公司，法院在2020年12月31日做出判决，该判决针对外卖骑手是否受反歧视法律规范的保护，以及对户户送有限责任公司平台所使用的算法是否构成对骑手的歧视进行说理与论证，最终确认算法构成间接歧视，支持了原告要求赔偿等请求。    西班牙于2021年台了首部外卖员的法案“骑手法”，这部法律明确了骑手与外卖平台存在劳动关系。通常，骑手都是非正式雇佣工或个体劳动者(自负盈亏的独立个体劳动者)。近年来，一些骑手一直要求将其确认为带薪人员，并获得相应的权利，如病假和带薪假期。而西班牙首次以立法形式承认了外卖骑手的雇员地位，使骑手获得了法律的支持，公司将为他们缴纳保险，这一法律在欧洲都走在了前列。但是与此同时，该法案使得外贸公司原有的盈利模式灰飞烟灭，如果外卖公司与骑手签订合同，那么因为成本问题，外卖公司就难以雇佣较多员工。随着骑手数量的减少和订单数量的增加，用户的等待时间激增，相关投诉数量也在增加，随之而来的是订单数量的下降，而企业为了维持原有的收入，相关费用也跟着上涨。自从“骑手法”颁布以来，Uber Eats和Just Eat这两家公司就陷入了这样的恶性循环。类似的案例还有Deliveroo，这是一家在十几个国家开展业务的英国快送服务公司，但经过六年的积极运作，它还是败给了“骑手法”以及远超这一限制的激烈竞争，于2021年11月底结束在西班牙的全部业务。而公司的倒闭则更是直接威胁到了骑手的工作，因此“骑手法”颁布后，反而有很多工作者聚集起来反对该法令的实施。可以说，“骑手法”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骑手利益，但却无法解决骑手和平台以及顾客之间的矛盾与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