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要理解一场战争的真正性质（并不仅仅是争议或非正义问题），需要了解交战双方在战争时期的各自社会基本状况。
  19 世纪中叶时，英国约 2200 万人口，它的政府及其社会生活被 500 个贵族家族所控制，这些人占有约一半的土地，而其余的大部分土地却为 1300 个绅士及占有土地的平民所有。
  英国社会的经济形态仍然以农业为主，在工业、交通运输、文教、医疗卫生和人民参预政治生活程度来讲，尚处于“不发达”阶段，尽管有 1832 年的议会改革法案，却仍然是由富裕的贵族统治的国家，这些贵族依靠海外掠夺的财富，将新兴的工商业领袖吸引到政权中来，同时，迅速增加的人口却不断地扩大着农场和新城市贫民窟里和无选举权的贫民队伍①。
  但海外扩张和海外贸易，将大批的野心家输送到殖民地，那些怀抱梦想的年轻人，渴望着在海外战争中去实现梦想。
  因而整体上来说，英国是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国家，大量的来自殖民地的财富，随着远征战舰和在战舰护卫下的商船，也源源不断地输入英国，使英国成为欧洲最繁荣和最富有的国家。
  除此之外，就一般民众的生活而言，战争期间“中国民众跟进入城市与工厂生活的英国民众相比，差距也许并没有一般人像想的那样大；4亿中国人和 2200 万英国人之间的真正差别，第一在于他们的统治阶级行动的动机不同，其次在于他们所掌握的力量不同。”②
  那些鸦片走私者们，正是英国贵族和商业资本者组成的利益集团的成员，属于英国的统治者阶层。
  他们不仅为时任英国首相的巴麦尊制定军事侵略中国的计划提供策略，而且还提供必要的物资援助，如把鸦片走私船租给舰队使用，船长则给他们当领航员，其他职员充当翻译，并协助收集情报、在驻地为英军进行采购等，尤其是鸦片商们，用贩卖鸦片得来的白银换取在伦敦兑换的汇票，以支付陆海军费用，③这也是英国政府得以无所顾忌地在中国沿海大肆骚扰的原因之一。
  商业和军事力量的结合，在这里再一次为征服者提供了施展其力量的强大基础。
  同样重要的是，英国在中国的军事力量和商业活动，都来自于商业和军事结合为一体的英属印度政府，以及英属政府的实际代理人东印度公司。
  在广州从事贸易和鸦片走私的英国主要商界领袖如查顿、颠地、马地臣等，都具有东印度公司代理行的分支机构的背景，而且他们主要同作为其客户的分布于其他英国贸易中心的亲友们（主要是英格兰人）进行业务往来。④
  这有点像今天前去非洲或南美洲做生意的中国人那样，主要依靠自己国内的亲友为其提供商品。不过，他们并不是一般的生意人，他们或他们的亲友还广泛地参与银行业、保险业和船运业，有的甚至还是工厂主，控制着英国本土的土地资源和矿山资源。
  而且，他们还早在英国废除谷物法（1846 年）和航海法（1849 年）之前很久，就已经发行自己的报刊在宣扬自由贸易思想了，他们不仅贪得无厌和肆无忌惮，并且有宗教信仰和自由主义思想作为护身符⑤。
  英国在中国的军事力量，一开始便是英印（英属印度）联合的军事力量。
  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于 1839－1842 年还在阿富汗进行另一场比对中国的战争更大规模的征服战争。
  鸦片战争第三阶段英国的全权代表、中国远征军总司令璞鼎查，就是因为在阿富汗战争中的突出成绩才将他派遣到中国，英军指挥官们的战争作风和价值准则在阿富汗战争中已经形成，那些陆军旅团也都是富有作战经验的部队。
  最重要的是，不管是英国在广州的商人还是在中国的军队指挥官，均是英国统治阶层绅士名流，优越感和自信心都非常强，往往不可一世，因为他们不仅拥财富力量，而且也拥有军事力量⑥。
  他们的直接目的，是“要保障印度鸦片在中国的市场以及中国茶丝对伦敦的供应”；他们“不仅是维护英国全球商业扩张的既得利益，……也是为了表现这种扩张的理想”⑦。
  正是由于这种自信和狂妄，在战争开始之前，英国人就已经计划好要中国为他们的侵华战争买单了！
  实际上，英国人早在 1838 年，就在积极地策划对华战争了。
  至少在 1838 年7 月 13 日，就在道光还在与各省将军督抚讨论禁烟策略时，英国驻印度海军司令马他仑应义律的请求并奉伦敦的命令，率领两艘军舰来到了广东虎门口外，目的在于向中国展示英国的武力，以支持鸦片走私活动⑧。
  当林则徐 1839年6月3日在虎门销毁收缴的鸦片时，英国政府就已经开始研究要不要对中国开战了。
  因此，在 9 月 21 日英国内阁收到义律给其政府的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⑨后 10 天，内阁便迅速做出了对华战争的决定。
  10 月 1 日，英首相巴麦尊训令英内阁，要求派遣一支舰队前往中国，同时训令印度总督予以合作⑩，训令在澳门的义律说，远征军明年 3 月就可到达中国以封锁广州和位于北京南面的北河，甚至策划以长江为界分中国为两半的策略也已经提出。
  1840 年 2 月 20 日，巴麦尊（首相）正式委派义律和其堂兄懿律全权领导入侵中国的远征，任命懿律为远征军总司令。
  他们受命要“为商馆被围事索取‘赔偿’；为鸦片损失获得赔款；索还所有行商的债务；撤销公行；赔偿整个远征行动的花费；要求割让一岛屿以保证英商的安全。为了迫使中国人答应所有这些要求，中国各主要港口应予封锁，占领杭州海湾外宁波附近的舟山作为保证。”
  1840 年 4 月 7 日起，英国议会下院开始辩论对华战争军费案和广州英国鸦片商人赔偿案，经过三天的激烈辩论，以 271 票对 262 票通过了内阁的提议。
  而在议员们还没有投下自己那貌似神圣的一票时，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政府就已经以女王的名义在 1840 年 1 月 31 日发布了一道宣战令。
  1840 年 3 月 24 日，英舰都鲁壹号驶到中国海域，此后，从英国、印度、南非出发的各类战舰和运输船 47 艘、舰载火炮 540 门、海陆总兵力 7000 人陆续到达中国海域。——在英国议会讨论对华战争军费案（这表明议会还未批准对华战争）之前 6 个月，英内阁已经在筹备远征军；之前 2 个多月，英女王宣战令已经下达；军舰已经侵入中国水域。
  这些事实表明，英国议会制度并不像鸦片战争后中国人理解的那样，是英国社会富强的根源。这一认识上的偏差，造成了清末君主立宪和共和革命两派人，错误地将宪政政治当作是富国强兵的政治选择。
  实际上，促使英国强大的两个原因，一是工业革命，二是海外殖民扩张，英国在这两项事业上的成功，与英国的议会制没有必然关系，甚至连间接的关系都没有。
  ①[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第 235 页。
  ②[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第 236 页。
  ③[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第 233 页。
  ④[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第 236 页。
  ⑤[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第 236 页。
  ⑥[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第 236－237 页。
  ⑦[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第 237 页。
  ⑧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溃，第 96 页。
  ⑨巴麦尊收到义律第一批报告（3 月 30 日－4 月 3 日）的时间是 1839 年 8 月 29 日，收到第二批报告（4 月 6 日－5 月 29 日）的时间是 9 月 21 日。参见：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溃，第 113 页。
  ⑩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溃，第 113 页。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第 211－212 页。
  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溃，第 114 页。
  战争初期，英军兵力集结及兵力配备如下：16 艘战舰、4 艘武装轮船、27 艘运输船，舰载火炮 540 门，海军兵力约 2500 人，随舰船到达的陆军兵力共 4000 人，合计总兵力6500－7000 人左右。至战争末期，海陆总兵力增至 2 万余人。英国战舰分七个等级，一级战舰载炮 100－120 门，二级载炮 80－86 门，三级载炮 74－78 门，四级载炮 50－60 门，五级载炮 22－48 门，六级载炮 22－34 门，等外级载炮 10－22 门。派往中国的 74 炮战舰 3 艘，44 门炮 2 艘，28 门炮 3 艘，其余为 20 门炮。英国的 20 炮等外舰的作战能力比中国最大的战舰火力还要强。参见：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溃，第 48、140－141、4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