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非遗保护体系
  活动由主论坛和两个分论坛组成，其议题分别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国家战略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精准施策和可持续发展”。
  论坛提出，中国非遗保护工作既要遵守国际理念、国际规则，又要与具体国情、国家战略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念和模式。
  本报特摘发主论坛5位嘉宾的发言，以飨读者。
  非遗保护的国际合作机制与中国实践
  巴莫曲布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
  “申遗”与“履约”是缔约国的法定权利和义务，有着不可分割的责任连带关系。
  我国政府一向坚持“申遗”工作与“履约”工作的高度统一。
  中国持续开展的申遗实践有的放矢、相辅相成，从整体上提升了非遗的可见度，不仅见证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也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增进国际理解提供了有效途径。
  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非遗保护方式
  宋俊华(中山大学中国非遗研究中心教授)
  第一，创新发展了非遗保护理念。
  第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法制体系。
  同时，建立了相对完备的非遗保护法律体系，包括国家层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地方性的非遗保护法规，以及各类综合性、专门性的法律法规。
  第三，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非遗保护方式，包括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
  抢救性保护是以物化记录的方式延续非遗生命，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非遗代表性项目记录是具体操作。
  第四，提升了中国非遗的保护能力。
  再次，提升非遗研究能力，包括成立了大量非遗研究机构，初步建立了专门的非遗学科，设立了许多非遗研究课题，开展非遗研究生培养等。
  从现代治理角度看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
  高丙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在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170多个国家中，中国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中国的收获也是十分喜人的。
  中国的非遗保护从来不是单纯的文化遗产事务，而是中国不断改善、提高现代国家治理水平的整体改革、全面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的非遗保护全面开创了文化领域的现代治理模式。
  中国的非遗保护涉及四级名录体系下的数万个项目，它们的产生与保护是多方持续合作的产物。
  非遗概念的引入与发展不仅为我国的文化遗产增加了新对象，为我国的公共文化增加了新项目，而且催生了我国文化领域的新体制、新机制，其中最核心的是形成了调动各种社会力量积极性、满足不同主体需要的公共文化创新与管理模式，以文化领域成功的范例极大丰富了现代国家治理的经验。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中国传统节日的保护传承
  萧放(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传统节日是优秀民俗文化的载体，优秀民俗文化又是民族的根和魂。
  迄今为止，有上百项传统节日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说明国家在非遗保护过程中非常重视传统节日。
  它们是人民性的非遗活动，具有文化复兴的重大意义，是社会团结、物产交流、精神安定的重要文化资源。
  中国传统节日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特殊事件制度，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民众精神信仰、审美情趣、伦理关系与消费习惯集中展示、传承的文化空间。
  这些年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做得好。
  在节庆非遗传承过程中，应该特别强调节庆的精神内涵。
  要紧扣当下社会文化建设和文化传承的需要，把节庆内涵提炼出来，让节日拥有更强的生命力。
  反哺与再造传统工艺
  邱春林(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传统手工艺可以为社会提供多样化的文化服务内容。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传统工艺也紧跟时尚美学，生产创意化的时尚产品。
  传统工艺生产未来的主流形态是做到小、精、美、强。
  首先，未来传统工艺应该是朝着生产与观光体验相结合、家族式、小而精的小微企业方向发展，强调灵活经营、风险可控、纯手工制作、专出精品。
  最后，要做品牌化，让生产和文化服务并举，做到“小而强”。
  随着工业化和人工智能成长为主要的社会生产力，传统工艺硬实力在竞争中处于弱势，但文化软实力则越来越突出，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和向全社会提供多彩的文化服务方面具有巨大潜力。
  振兴传统工艺的生产力，应该尊重手工生产方式和规律，以创意为驱动力，提供差异化的文化产品;以体验为手段，提供优质的文化服务，传递优秀的精神价值。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简彪根据专家发言和论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