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形势和代宗朝的藩镇政策
  代宗朝是藩镇体制形成的初期，也是唐朝廷制订对藩政策的开始。
  因此，探讨这一时期藩镇的动向，以及唐朝廷的藩镇政策，对于唐代藩镇问题的继续深入研究，无疑是有必要的。
  据吴廷燮的《唐方镇年表》记载，代宗时在册藩镇共有 43 个。
  上述藩镇由于其设置时间、地点和背景等方面的不同，其与唐朝廷的关系也不尽相同。
  安史之乱前的老牌藩镇它们是为捍卫唐朝的边疆而设置的。
  代宗年间，它们继续担负着这一任务，如朔方、河东于北方;河西、陇右、安西、北庭于西方;剑南东、西川于西南;岭南东、西道及容管、桂管、安南于南方，都在不同程度上起着防御边疆民族政权向内地进犯的作用，因此可以说，它们是唐朝廷统治的一个重要支柱。
  些藩镇在代宗时也曾发生过一些动乱、节帅自立甚至叛唐事件，如河东在代宗即位前夕发生军乱，节度使邓景山被杀，都知兵马使辛云京自立为帅;永泰元年(765 年)剑南节度使严武死后，诸将为争夺帅位而展开混战;大历八年(773年)，岭南东道所属的循州刺史哥舒晃杀节度使吕崇责占据广州;特别是广德二年(764 年)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反叛，“逆命三年，再犯顺，连诸蕃之众，为国大患，士不解甲，粮尽馈军’，使本来就已十分虚弱的唐朝廷雪上加霜。
  但总的说来，这些藩镇在代宗年间基本上或绝大多数时间是听命于朝的。
  仆固怀恩的反叛，利用的主要是“诸蕃之众”，朔方兵在郭子仪取代仆固怀恩为帅后，“闻子仪到，束甲来奔，归者数万”，顷刻瓦解，不久又重新回到效忠于朝廷的轨道;西川节度使崔宁“在蜀十余年，地险兵强，肆侈穷欲，将吏妻妾多为所淫污，朝廷患之而不能诘”，然而到大历十四年，一纸诏令亦将其召回朝廷。
  至于岭南东道哥舒晃的作乱，也在两年后被新任节度使路嗣恭所讨平。
  河朔 4 4 镇节州它们原是叛将的身份，以及投降当时皆握强兵的实力，加之河北地区从安禄山以来实际已处于半割据状态的传统，决定了其对朝廷具有极大的离心倾向。
  4 镇从建立伊始，就利用“怀恩叛逆，西蕃入寇，朝廷多故”的机会，“各招合遗孽，治兵缮邑，部下各数万劲兵，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贡赋不入于朝廷，虽称藩臣，实非王臣”，建立起割据统治。
  但是，诸镇也并非完全否定唐朝廷的存在。
  然各镇虽然“文武将吏，擅自署置”，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节度使，则必须要得到朝廷的任命;然虽然“贡赋不入于朝廷”，但作为节度使向皇帝的私人进献却也不少。
  特别是卢龙镇朱泚担任节帅后，亲自率步骑 5000 去防秋并朝觑代宗。
  行至蔚州，“有疾，诸将请还，俟间而行。
  泚曰:‘死则舆尸而前!’，其对朝廷如此一片忠心，简直令人感动。
  淮西和滑毫 2 镇则对唐廷表现出极大的忠诚。
  如淮西李忠臣，永泰元年仆固怀恩引诱回纥、吐蕃进犯长安时，代宗下令诸道勤王，诸道多不及时赴难。
  至于日后亲自率兵防秋，出军平叛，亦是积极主动，召之即往。
  滑毫节度使令狐彰在其任职其间，“风化大行。”特别是在他大历八年临终之际，封仓库，清畜牧，安顿将士官吏，上表请朝廷命帅，而将其子令狐建等“勒归东都私第”。
  在当时藩镇节帅大都父子兄弟相袭，或由军士拥立的形势下，令狐彰此举，实属难得。
  张献诚在其任职山南西道的数年中，亦向朝廷献名马 2 匹，丝绢杂货共 10 万匹。
  代宗年间，上述 5 镇都发生过一些兵变或节度使更替事件。
  如永泰元年，淄青军人逐节度使侯希逸，拥立兵马使秦怀玉(即李正己)为帅;大历十四年，准西镇发生同样事件，节度使李忠臣被逐，军人立左厢都虞侯李希烈为帅;大历八年令狐彰死后，“滑三军逼夺情礼”，要拥立其子令狐建为帅，“建守死不从，举家归京师”。
  朝廷任命工部尚书李勉为滑毫节帅;大历三年，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以病告退，荐举堂弟献恭代己为帅。
  而在这里特别须要指出的，是汴宋镇发生的一次兵乱事件。
  汴宋节度使田神功大历八年入朝后，举荐其弟神玉代己。
  大历十一年，田神玉病卒，都虞侯李灵曜“北结田承嗣为援”，以邀节制。
  代宗再不能忍受，下令淮西、滑毫、
  河阳等镇讨之。
  李灵耀在大军压境下很快束手就擒，而汁宋镇也随之被诸镇瓜分。
  直到大历十四年，朝廷乘淮西内乱之机，将被李忠臣占据的汴州收回，才恢复了汴宋节度使的建置。
  上述诸镇所发生的军人驱逐、拥立主帅，或节帅兄弟相代事件，绝非孤立和偶然，它是河朔军人集团中多年来形成的一种恶习在各镇的反映。
  因为上述5 镇(尤其是淄青、淮西、汴宋、滑毫 4 镇)不仅节度使出自安禄山旧部，而且其军队的主体也是来自河北地区。
  所以，不论各镇在安史之乱中属于叛乱还是平叛的一方，也不管节帅个人暂时对朝廷的态度如何，而河朔军人集团在各镇中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在他们看来，节帅的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或由军士拥立，乃是一种“情礼”。
  正是在这种习俗的影响下，淄青镇在代宗年间加入到割据藩镇的行列，淮西镇亦在德宗时走上了割据的道路，而大历十一年发生在汴宋镇的变乱，也是“河朔风俗”影响的具体表现。
  安史之乱期间和乱后设置的其他藩镇，如浙东、浙西、宣敦、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荆南等江淮藩镇是唐朝廷主要的赋税来源基地，凤翔、泾源、邠宁、鄜坊、丹延等京西藩镇则是唐朝廷防御吐蕃军队入侵长安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因此可以说它们是唐朝廷进行统治的两条生命线。
  当然，这些藩镇中也出现过一些兵乱甚至节帅跋扈不法的事件，如大历五年，湖南兵马使臧玠杀观察使崔灌为乱;荆南节度使卫伯玉遭母丧，朝廷以殿中监王昂代之，卫伯玉不受代，讽将士拒昂留己;甚至就连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李光弼，在广德二年吐蕃军队进犯长安，代宗下诏征兵勤王时，也是“迁延不至”，以后又“欲收江淮租赋以自给”至于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与河朔、淄青等藩镇联合割据以及同华节度使周智光的骄横跋扈，更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综上所述，代宗年间藩镇总的形势是，一方面，藩镇“率皆跋扈”唐朝廷不再象过去那样被地方所绝对服从、尊重，这除了主要表现在河朔 4 镇、淄青、山南东道的公开割据和各地藩帅的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或由军士拥立外，广德二年吐蕃军队进犯长安，代宗下令诸道勤王，“尽四十日，无只轮入关峋，永泰
  元年仆固怀恩引诱回纥、吐蕃军队大举入侵，代宗再次征诸道兵，“诸道多不时赴难”也都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但另一方面，藩镇又都不否定唐朝廷的存在，甚至就连最为跋扈不法、公开割据的河朔藩镇，也都在表面上奉事朝廷。
  代宗时公开与唐朝廷作对并对朝廷构成一定威胁的，只有仆固怀恩和周智光 2 人，而前者利用的主要是“诸蕃之众”，并非朔方军;后者则主要停留在口头的恫吓上，并没有真正付诸行动。
  那么，面对这样一种藩镇形势，代宗君臣们又是如何制订对藩政策的呢
  二:代宗朝的藩镇政策对于代宗朝的藩镇政策，历来多冠以“姑息”、“纵容”等字样。
  如唐人杜牧就将代宗大历、德宗贞元年间朝廷的藩镇政策称之为“守邦之术”，要求后世“永戒之哉”。
  所谓“守邦之术”，说穿了就是姑息之政。
  诚然，代宗朝的对藩政策的确表现出姑息、迁就的一面，《《阳惠元传》中的一段记载，可以说是这一政策的集中反映:“大历中，两河平定，事多姑息。
  李正已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曹、淮、徐、充、邪十五州之地，养兵十万;李宝臣有恒、易、深、赵、沧、冀、定七州之地，有兵五万;田承嗣有魏、博、相、卫、铭、贝、擅七州之地，有兵五万;梁崇义有襄、邓、均、房、复、郑六州之地，有众二万。
  皆始因叛乱得侯，各擅土宇，虽泛察朝旨，而威刑爵赏，生杀自专，盘根结固，相为表里。许多材料表明，代宗并非象一般人们所说的那样平庸无能，特别是从他先后剪灭大宦官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和大权臣元载的情况看，他也绝不允许别人对皇权的侵犯，但却为什么偏偏对藩镇的跋扈不法行为如此“宽柔无怒”呢
  或者果真是代宗采用了老子“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策略呢
  看来我们只有到当时的形势中去寻找答案了。
  广德元年正月，唐朝廷终于结束了长达 8 年之久的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军队亟待休息，朝纲亟待整顿，生产亟待恢复。
  然而就在此时，乘安史叛乱之
  机而不断蚕食唐朝领土的吐蕃向唐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
  广德元年七月，吐蕃入大震关，陷兰、河等 9 州，尽取唐河西、陇右之地。
  代宗不能抵御，仓皇出逃。
  吐蕃军队进入长安，立广武王承宏为帝，改元，置百官，俨然又建立起一个小朝廷。
  赖郭子仪的忠诚与智谋，赶走吐蕃军队，代宗才又回到长安，重新做起长安天子。
  广德二年正月，仆固怀恩公开叛唐，并先后 2 次引诱吐蕃、回绝之众 10 余万向唐发起进攻，致使京师屡屡戒严。
  仆固怀恩的反叛随着他本人在永泰元年九月暴死而结束，但吐蕃对唐的威胁却在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
  唐朝从建国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争夺皇位的斗争，这种斗争一般都局限在宫内，而现在吐蕃居然也插手，占据长安，另立皇帝，这无疑是对代宗皇位直接而严重的威胁。
  相比之下，藩镇的跋扈割据虽然也侵犯了皇权，却尚未对皇权构成直接的威胁，甚至包括河朔割据藩镇在内，每年都要派出防秋兵去防御吐蕃的进犯，保护朝廷的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唐朝廷只能把安史乱后剩有的一点力量用于对吐蕃的防御上，对于藩镇的跋扈，只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这是代宗对藩镇“宽柔无怒”的根本原因所在，而并非是其应用了老子的策略。
  但是，必须看到，代宗朝对藩镇的政策也并非一味地姑息或一成不变，事实上在条件允许或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朝廷也对藩镇势力进行了一些限制甚至打击。
  如广德元年五月，代宗下诏“分河北诸州”，将原来隶属卢龙、成德、相卫、魏博 4 镇的土地分隶 6 镇所管。
  其中的原因，史书虽然没有记载，但不外是为了削弱各镇的力量，以便于朝廷控制。
  对于藩镇的自立为帅，代宗也并非凡上表即予以承认。
  杜鸿渐“心无远图，志气怯懦”，既至成都，“惧旰雄武，不复间罪，乃以剑南节制表让于旰”。
  再加上当时“西戎寇边，关中多事，鸿渐孤军陷险，兵威不振，代宗不获已，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