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民族主义是指以“民族”为符号、动力和目标的社会、政治、文化运动，或以民族国家为诉求的意识形态，或以文化传统为依托的情结和情绪。这种与近代民主主义结合的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形塑了现代中国的基本面貌。成舍我不但是着名记者和报业企业家，还是着名的新闻教育家。民族主义思潮对成舍我的办报实践与新闻教育思想建构，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民族主义思潮背景下，梳理中国新闻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检讨中国新闻教育的成败得失，以为当代中国新闻教育改革提供历史资源，应该是当代学人予以重视的问题。
  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即是以人民主权为政治合法性基础，建立由拥有平等权利的社会成员所组成的现代国家，以抵抗西方列强，“人民”成为具有绝对的道德优越性和合法性的基础，是知识精英的思考焦点。
  成舍我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有幸目睹甚至直接参与现代思潮的崛起。传媒在“五?四”运动中所发挥出的社会影响功能，对于已经投身报业的青年成舍我来说，无疑会产生深刻影响，从而确定了将新闻事业作为毕生追求。在成舍我看来，舆论家是社会导师，报纸是改造社会的利器，因而积极参与各项文化事业。鉴于北大对社会的巨大影响，成舍我对创办大学的意义有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有健全的人才，才可以做健全的文化活动。来造就这种人才的地方，就是大学校”。[1]97在“立国”先“立人”民族主义脉络下，报纸、书店、学校，成为了未来成舍我的努力方向。
  在“五?四”启蒙运动所提出的“立人”观念上，成舍我看到了中国报纸与建立现代国家之间的落差，明确提出“立人”需“立报”，通过报纸培育现代国民是建立国家的根本途径。
  抗战爆发后，成舍我指出，中国国民缺乏国家意识，这于抗战是极为不利的。对此，成舍我唿吁报界，报纸要承担救国责任，报界对报纸进行“大众化”改造，降低报价，以求“人人买得起”；报纸应关心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使报纸“确能代表多数的勤劳民众，替多数人说话”，并改变文字艰深的弊端，以求“人人看得懂”，促成“报纸下乡”“报纸入伍”，实现人人都能卖报的目标。在抗日战争中，报纸犹如“纸弹”，亦可歼敌，认为目前国民政府看轻了报纸宣传的力量，没有将宣传与军事并重，导致全国抗战气氛不浓。对此，成舍我建议，政府应建立统一的宣传机关，制订统一的宣传目标，利用报纸，将抗战纲领“像水银泻地似的，钻入每一个乡村、每一个识字民众的神经中枢”，[2]118为取得抗战的胜利奠定基础。
  在成舍我看来，中国抗战建国的过程，对外是追求民族独立，对内要实现人民主权，建立现代国家，成舍我对传媒的理解及由此而来的战时新闻教育思想建构，就是在这种建构现代国家的民族主义历史主题中实现自我思考与话语建构的。他从抗战救亡、民族建国的历史需求出发，看到了国民素质与时代要求之间的落差，意识到了传媒在传播现代意识，培养现代国民方面的巨大作用，开出了解决危机的药方。而新闻教育的目标所在，就在于培养适合这种需求的新闻人才。
  民族建国要求报纸大众化，而与这种报纸大众化的人才需求相适应的，是要培养“手脑并用”的新闻人才，消除劳资对立和体脑差别，强化记者对底层社会的认同感。为践行这种人才培养目标，从报童工读学校、招考练习生再到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成舍我做了很多尝试。
  1926年4月，成舍我在《世界日报》登载《〈世界日报〉附设报童工读学校章程》和《募捐启事》，计划在北京创办20所报童工读学校，每校设两班，每班定额60人。报童工读学校取半工半读形式，两班交替上午学习，下午工作。“以若干时间，售报营生；以若干时间，伏案就读”，既能“收养贫儿，教养兼施”，至少“可因而领受最低限度之国民常识”，成绩优良者，可由本校资助继续求学。同时，就成舍我而言，亦可对抗“报霸”对报纸发行市场的垄断，为《世界日报》打开销路。成舍我的报童工读学校，精明地将报纸发行与报童职业训练，再赋予其社会改造的内容，计划十分周详。但因资费耗资过大和社会对其剥削劳工的嫌疑，没有实现其创办20所报童工读学校的目标。
  在实施“报童工读学校”的同时，成舍我又于1926年10月开始在《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招考练习生。练习生资格为15岁以上，18岁以下，具有高等小学以上毕业之程度，国文通顺，娴习珠算。
  1930年4月，成舍我游历欧洲，考察西方报业，对报业的商业化流弊深有感触。回国后，鉴于西方报业的流弊，成舍我倡导“资本与言论分开，报纸和社会合一”的办报方针，报纸应为报社内部员工所有，言论权向民众开放，为民众说话。1933年，为“改进中国之新闻事业，及训练‘手脑并用’之新闻人才”，实现“工作者有其报”的目标，成舍我创办了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成舍我将学校设计为初级班（2年）、高级班（2年）和本科班（3年）三个阶段，既分开独立，又彼此联接，授课方式亦采“报童工读学校”的做法，每天以一半时间授课（用脑），一半时间实习（用手）。如此由下往上，逐步打通的方法，通过7年时间学习，培养出对“新闻事业必需技能和知识都有相当明了”的“手脑并用”的人才。
  高级职业班，目的在“造就发行、广告及事务上管理人员”。投考资格限初中毕业，除“事务方面的发行、广告、会计、簿记”等课程外，还设有报业发达史、新闻摄影术、报业管理学、报纸经营法、英文、国文和史地等课程。学生毕业后不继续升读本科者，可入报社参加经营管理方面的事务。
  成舍我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也没有完全实现他的目标。该校首先创办的是排字和编辑两个初级班，由于不收学费，报名者非常踊跃。1935年，又办附设的高级职业班。1937年决定开办本科，7月已登报招生，后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沦陷，学校停办，计划没能实现。1943年，为收容流亡学生，为他们提供学习机会，同时也为世界报系的战后重建培养人才，成舍我在桂林恢复了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直至1944年夏，日寇进逼桂林后停办。
  成舍我在立报�D立人�D立国的民族主义思路中，主张通过培养“手脑并用”的新闻人才，打通“脑力劳动和筋肉劳动”之间的界限，改变知识精英与普罗大众之间的疏离状态，强化记者对底层社会的认同感，践行大众化的办报理念，增强其服务社会的自觉性，使报纸能成为普通民众的“生活日常品”，实现现代国民意识“落地”的目标。
  记者是现代分工的产物，承担为社会提供新闻产品的职能。由此，新闻教育属于“职业教育”，应以实践作为教育的基础，以培养职业记者为目标，记者应熟悉新闻生产的全部流程，全面学习采写、编辑、校对、印刷、广告和管理等各项新闻业务，能够全面参与新闻编辑与报业管理，成为具有“动手能力”的记者。
  成舍我对新闻教育的混合式定位，是要将新闻职业化与报纸大众化结合起来，并将学徒式新闻教育和建制化高校教育加以整合，以兼顾报业盈利与改造社会之需求，是一种以文化运动为里，以实用主义为表的新闻教育思想架构。
  从民族建国这个民族主义目标出发，在后五四时代，成舍我看到“立人”以“立国”的启蒙思路中所存在的缺陷：启蒙精英与民众之间方枘圆凿，存在着难以缝合的?I格与隔膜，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焦虑难以转化为民众认同，“自由”和“民主”等现代性价值找不到生存的土壤。简言之，精英们的传播设计难以在底层民众那里建构与现代民族国家相符的文化形态。
  面对传播困境，成舍我提出了报纸“大众化”及其相应的教育思想。为此，成舍我主张创办“职业教育”加“文化教育”的新闻教育，以培养“手脑并用”的新闻人才，在打通劳资对立，实现报馆归员工所有的同时，消灭劳心与劳力之别，打破知识精英与底层群众两橛所造成的传播困境，以新闻教育的社会化推动知识分子深入民间，表达民众唿声，实现“工作者有其报”的目标，并最终促成“人民主权”的现代国家的建立。这种话语建构路径，虽有矛盾性的一面，在他的“大众化”思路中，“大众”既是民族主义的主体，又是市场主体，市场主体如果通过其购买行为坐实的话，那么民族主义主义主体如何落实，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7]但它兼顾宏大话语与专业叙事，将新闻实践与社会改造结合的新闻思想建构路径依然有其合理性，或许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新闻改革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