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作家作品新探｜王振滔：周作人早期文学思想的发生与形成
  周作人早期文学思想的发生与形成王振滔内容摘要本文聚焦于周作人早期文学思想的发生问题展开论述。周作人早期文学思想的发生既包括当时社会历史时代的外部因素，更重要的在于其个人经历经验的内部因素。在二者合力的作用下导致了周作人早期既蕴含民族主义思想的因子、又包含对文学本质属性思考的文学观的形成。尽管它是不成熟的，却构成了周作人文学思想的一个总纲领。此后周作人文学思想的演变、转向皆与此不离干系。关键词：晚清以降，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继而八国联军侵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并由此引发社会危机。知识分子以其良知寻求方法试图改变这一社会情状。进化论思想的输入为作为目的的“改变”提供了理论依据，即民族通过“进化”能够实现民族独立。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进化”，“进化”的手段、方式又是什么？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在西方思想（天演论）、日本思想（明治维新）的影响下认为政治改良、政治革命可以作为“进化”的方式与手段。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这种政治改良、政治革命？文学正是以这样的一种姿态出现于历史舞台——文学以其政治功利性可作为政治改良、政治革命的工具，这一点在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此时的周作人正处于青少年阶段，因社会环境及家族的原因，他还在做着传统的中国文人梦，学写八股文、学做试帖诗以应对科举考试。一方面，八股文、试帖诗虽有其致命的弊端，但对周作人汉语言文字功底的培养却有着额外的意义。另一方面，家中有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周作人生活在一个小康家庭，物质上相对丰裕，祖父允许其读闲书，鲁迅作为大哥很多事情替他担待，同时也引导着周作人读书，这对周作人文学兴趣的培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林纾的小说翻译也在很大程度上激起了周作人对于文学的爱好。而周作人就读于江南水师学堂后，洋文作为敲门砖，不仅有助于他直接阅读外文原著还能使他开展文学翻译活动。具备了相当的语言文字功底（汉文、洋文），对文学又有着浓烈的兴趣，再加上晚清社会思潮中对文学的推崇（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周作人早期的文学思想雏形便形成了。从这一时期周作人的文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周作人早期的文学思想雏形其实是一种庞杂的文学观，它既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因子，同时更多的在于对文学本质属性的思考，它构成了周作人文学思想的一个总纲领。此后周作人文学思想的演变、转向皆与此不离干系。同时，这种庞杂的文学观又是不成熟的。就周作人青少年阶段的活动和经历来看，他其实更倾向于做一个中国的传统文人。中国传统文人的路子选择极其单一，即应试仕途。从笔者辑录的材料来看，周作人与八股文、试帖诗的纠缠始于1897年（13岁），直到进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后（1902年）才渐渐与之脱离。在周作人的启蒙教育中，有一本书当引起注意，即《诗韵释音》。据《周作人年谱》中记载，“1889年10月，祖父从北京寄回《诗韵释音》两部。祖父在给父亲的信中说，‘该书可分与张、魁两孙逐字认解，审音考义，小学入门（吾乡知音律者颇少，蒙师授读别字连篇），勉之。’据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第1卷第16、17页，信中‘张、魁两孙’即指鲁迅（小名阿张）、周作人二人。”八股文、试帖诗对音律都相当重视，可见在周作人幼年的时期，祖父即为他选择了路子，而青少年阶段的周作人亦正是循规蹈矩地沿着这条路径前行。自1895到1902年，周作人与八股文、试帖诗等维持了长达七年的关系。从《周作人年谱》中可以看到：1895年2月，11岁。开始去三味书屋读书，师从寿镜吾先生的次子寿洙邻。在三味书屋，由《中庸》上半本读到《论语》《孟子》，随后《诗经》刚读完了“国风”就停止了。《年谱》第11页）1897年2月，13岁。在杭州读完了在书房里没有读完的《诗经》及《尚书》，开始学做八股文和试帖诗。并抄过《诗韵》两三遍。（《年谱》第14页）1898年2月，14岁。将1897年（丁酉年）在杭州时学做的八股文和试帖诗订为《丁酉诗文》，共成一本。（《年谱》第16页）1898年4月，14岁。“窗课完篇”，即试作八股文是整篇的了，有了文童应试的资格。（《年谱》第16页）1898年6月，14岁。以“武有七德论”做论一篇。（《年谱》第17页）1898年7月，14岁。往见祖父，改定作文的期日，定为逢三作文，逢六作论，逢九作策。（科举改策论，废八股）（《年谱》第17页）1898年12月，14岁。参加会稽县考。做的时文便是八股。时文便是八股文章，四书读熟会得背了，学做“破题”以及“起讲”，一直加到“后股”，共成八股，算是“完篇”了，这便有进考场的资格，够得上“文童”或童生的称号。（《年谱》第18页）1899年1月，15岁。参加会稽府考以及府试复试，作八股文与试帖诗。（《年谱》第19-20页）1899年11月，15岁。参加院试。作八股文与试帖诗。（《年谱》第22页）1900年10月、11月，16岁。集中练习作八股文和试帖诗。（《年谱》第25-26页）1900年12月及1901年1月，16-17岁。再次参加会稽县考和府考，作八股文和试帖诗。（《年谱》第26-28页）1901年4月24日至28日，17岁。练习作八股文和试帖诗。（《年谱》第33页）1901年5月，17岁。参加院试，作八股文和试帖诗，院试不中。（《年谱》第35页）1901年6月、7月、8月，17岁。集中练习作八股文和试帖诗。（《年谱》第36-38页）1901年9月，17岁。参加江南水师学堂额外生的考试，作“云从龙风从虎论。”（《年谱》第38页）1902年，18岁。此后仍作文、作诗，文章已转入史论，诗更倾向于自由抒发，与试帖诗的形式渐行渐远。（《年谱》第43、44、46、47、48、50页均有记载。）从辑录的材料可以发现，事实上，青少年时期的周作人是默许这条路的。虽然在材料中也可以看到，祖父在这个过程中的引导、监督、督促作用，但周作人坚持了大约7年的时间，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是接受这条路子的。1898年11月、12月、1899年10月、1900年10月、11月，连续参加了三年的考试，经过反复的考试，周作人终于落榜。考试的内容即作文和作诗。即便到了1901年参加江南水师学堂的考试，作文仍然是八股文。钱理群在《周作人传》中引了一则很有趣的例子，“周作人初到南京，初九即参加额外生的考试。考题是作论一篇，题云：‘云从龙风从虎论’，与中国传统旧学堂并无异样。以后的复试更是十足的八股题：‘虽百世而可知也论’。复试的结果不曾发表，传出来的内部消息，说是一位名叫胡鼎的同学荣列榜首，原因却颇古怪：他胡乱抄了一通古书之后，文章结尾处，突然一转，说西洋有一种新的学问，叫作哲学，凭了这个，就可以推知百年以后的事。他这样生拉硬扯，大概唬住了不知‘哲学’为何物的国文教员，以其‘中西合璧’而得了最高分。”而所作的诗中总能见到这种“结构”——诗题：“……”，得“…”字（前一个省略号为一句，后一个省略号为一个字），这正是试帖诗的典型代表。因此，周作人与八股文、试帖诗、科举考试的关系则变得清晰可见，它与青少年时期周作人的中国传统文人梦是一致的。在以往的周作人研究中往往容易看到这样的观点，即周作人是如何强烈地反对八股文，如何对八股文这一极重形式而忽视内容的文体的深恶痛绝。其实，这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青少年时期周作人长期的、大量的八股文、试帖诗写作训练，是否对其语言文字功底的培养产生过相当的影响？在1920-1930年代，周作人曾对八股文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尤其在1932年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把包括韩愈、苏轼在内的唐宋八大家之“载道”的文章贬得一无是处。这一阶段周作人对晚明的新文学大加赞扬，提倡一种“言志”的文学观。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一种“个性的文学”（如高娟《周作人文学思想略论》，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自己表现”（黄开发：《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和文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七五至八三页）的文学观，出于对新文学路径的选择以及对当时左翼文学的反对等原因，八股文、“载道”文学（尤其是韩愈）成了他的中心靶子。顺着这种逻辑，以往的研究者在研究周作人这一阶段的文学观、文学思想时大部分注意到了八股文之荼毒的一面，也正是由于这种对八股文消极一面的过分看重，从而忽视了青少年时期的周作人曾与八股文打过七年交道这一事实。长期的、大量的八股文、试帖诗写作训练，对周作人语言文字功底的培养产生过重要影响。周作人在写作实践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可以归纳出一条发展线索：文言文→白话文→文白相融。按编年体体例编著的《周作人散文全集》有两卷值得重视，一处是《周作人散文全集1》，一处是《周作人散文全集6》，前者通用文言文，而到了1934年，周作人集中写作他的《夜读抄》，语言水平达到一种炉火纯青的地步。中间的时段，则主要以白话文为主。其实，这与周作人的语言观是一致的。周作人在1922年9月发表的《国语改造的意见》一文中提到，“为便利计，现在中国需要一种国语，尽他能力的范围内，容纳古今中外的分子，成为言词充足、语法精密的言文，可以应现代的实用。”既强调白话文同时又强调文言文，在建设国语的措施中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采纳古语、采纳方言、采纳新名词”；在1925年发表的《理想的国语》中又提出，在文言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白话文应“加入古文（词及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周作人在1926年1月发表的《国语文学谈》里提到，“我相信所谓古文与白话文都是华语的一种文章语，并不是绝对地不同的东西。”而1934年发表的《<现代散文>序》中则认识到，古文的弊害不在于这种文体，而在于“此文体的种种复古的空气，政治作用，道学主张，模仿写法等。”白话文一方面也是如此——“如白话文大发达，其内容却与古文相差不远，则岂非即一新古文运动乎。”也就是说，古文体与白话文体的根本性区别不在于文体本身，而在于蕴含在该文体中的思想内容。从这些关于语言观念的文论中可以发现，周作人所拟想的建立一种文白相融的语言，文言文在其中占据半壁江山。而八股文训练对于周作人阅读古文能力的培养，对于文言文语感的培养，即将“文言文”作为敲门砖（同将“洋文”作为敲门砖一样），它还是起过相当作用的。文学作品流传时间之长短，文学作品是否能成为经典，影响最深的因素其一在于思想，其二在于语言。为什么《红楼梦》、《水浒传》等作品经得起读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阅读，其中的故事情节虽已非常熟悉，但还是对阅读者构成欲望，语言的魅力恐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同样，周作人的散文作品时至今日仍能引起阅读者的阅读兴趣，恐怕也与其语言魅力存在着莫大的干系。而不管是周作人的语言观念、还是周作人散文作品对今日的阅读者所构成的吸引力，它都与周作人的语言文字功底是不相分离的。试帖诗的训练同样对周作人语言文字功底的培养起过相当的积极作用。现在有学者对民国时代一些作家的旧体诗词进行研究，如对郭沫若、鲁迅的旧体诗词研究等。笔者认为，周作人的旧体诗亦可纳入这个研究领域。杨志琨、宋红芳编著过《周作人旧体诗词》一书，按本文、注释、解析的结构，共收入周作人旧体诗词80篇约百首。钱理群在《周作人传》中将周作人的旧体诗词以辅证的方式大量呈现。某种程度上而言，周作人的旧体诗词还是得到了认可。而旧体诗词的写作与青少年时期周作人试帖诗的训练是不可分割的。所谓试帖诗，如金诤在《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提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又对沿袭明代的考试内容略作变更。明代头场试八股体的四书、五经文，次场选试论、表、诏、判之类，末场试策。乾隆罢次场论、表等文，改试五言八韵诗一首，其形式跟唐代省试诗一样，一般称之为‘试帖诗’。乾隆皇帝增加试帖诗考试，大约是为了纠正当时读书人普遍只读八股选本，不读他书，甚至不读经典文本之弊。”“试帖诗的各项僵死限制也是很严的，格律、限韵等且不说，其内容必须庄重典雅，切忌浮艳轻佻。”并且，试帖诗中也有上乘之作，如周作人自己所提到的，“试帖诗则唐朝早有，如脍炙人口的钱起诗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所以，试帖诗的训练，一面使周作人读了大量的古体诗，一面也使其去尝试古体诗的写作。周作人的语言文字功底即在他与八股文、试帖诗、科举考试的复杂关系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得到培养。周作人青少年时期对文学产生兴趣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其一得益于中国文言旧小说，其二则得益于林纾对西方小说的译介。对文言旧小说的接触与接受主要受到祖父的影响和大哥鲁迅的影响。祖父对周作人的读书是一种比较宽松的态度，除了日用的必须功课外，允许他自由阅读闲书。在《镜花缘》一文中周作人就提到，祖父的教育方法很特别，他当然仍教子弟做时文，唯第一步的方法是教人自由读书，特别是奖励读小说，以为最能使人“通”，等到通了之后，要弄别的东西便无所不可了。他所保举的小说，是《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这几种，这也是我最初所读的书。鲁迅则不仅与其弟一道读书，且不断地捎书与周作人读（尤其是鲁迅去南京后）。而书的内容多是关乎神仙鬼怪，这对少年周作人的想象力、想象思维的培养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此处，笔者辑录了（不完全统计）青少年时期的周作人在大哥鲁迅以及祖父的影响下与一些书目的关系，周作人早期对文学产生兴趣很大程度上即来源于此：1893年10月，9岁。《荡寇志》；《毛诗品物图考》；《荡寇志》是一部立意很是反动的小说，他主张由张叔夜率领官兵来平梁山泊的草寇，但是文章在有些地方做得不坏，绣像也画得很好。石印本的《毛诗品物图考》是日本冈元凤所著，天明四年甲辰（一七八四）木板刊行，雕刻甚精，成为其购求书籍的开始。在周作人感觉，虽为避难，但是颇为愉快。（《年谱》第4-8页。《周作人散文全集13》第151-152页）1893年12月，9岁。“娱园”中秦少渔与小说。秦少渔好看小说，凡是那时通行的小说在他那里都有，不过是铅印石印者，尽量的借给人看。（《年谱》第9页。《周作人散文全集13》第151-152页）1895年2月，11岁。与鲁迅、周建人一起，用压岁钱合买了一本《海仙画谱》（《年谱》第11页）1895年，11岁。鲁迅的读书与所讲的故事：《十洲》、《洞冥》等书。（《周作人散文全集13》第662页）1895年6月，11岁。《聊斋》中“野狗猪”的故事。（《年谱》第11页。《周作人散文全集13》第167页）1897年2月，13岁。“前四史”：《明季南略》、《明季北略》、《明季稗史汇编》、《唐代诗醇》、《纲鉴易知录》、铅印的徐灵胎四种，可以自由地取阅。（《年谱》第13页）1898年2月，14岁。鲁迅捎书若干：《壶天录》4本，《读史探骊录》5本，《淞隐漫录》4本，《阅微草堂笔记》6本。（《年谱》第16页）1899年10月，15岁。鲁迅捎书若干：《芥子园全集》、《阅微草堂笔记》。（《年谱》第21页）从上述的这些书目可以看出，周作人那时候所接触的多为旧派的文言小说。《儒林外史》、《西游记》、《镜花缘》、《三国演义》等，更倾向于白话，而《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则更倾向于文言，此即旧派文言小说的两派。如前文所述，八股文、试帖诗的训练对周作人语言文字功底的培养功不可没，而这些书目则更多地倾向于文学兴趣的培养，待“旧派文言小说的两派都已入门，便自然跑到《唐代丛书》里边去了。”面对青少年时期周作人文学兴趣的培养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小地方，即“娱园”。周作人曾专门写过一篇名之曰《娱园》的短文，从残存的诗文记载中追述“娱园”的幽美雅致，有着名极一时的“微云楼”，更有“秋夜连吟”的风趣。在《知堂回想录》中又提到这一处地方。“娱园”的主人秦少渔是诗人兼画家秦树铦的儿子，周作人与鲁迅那时经常找秦少渔聊天、玩耍，并借小说来看。因这种交流、交往活动，面对此种书香人家，耳濡目染，或多或少地都要受其影响，日后周作人走向文学这一路，不得不承认与此相关联。如前所述，周作人的文学兴趣的培养，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某些书目，那么，林纾译介的西方小说可谓打开了周作人视域的另一扇门。林译小说对青少年时期周作人文学兴趣的培养同样有着相当的意义。林纾（1852年-1924年）以翻译家及古文家著名于中国的近三四十年（该文为郑振铎《林琴南先生》，写作的时间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林纾于此年去世，“近三四十年”则为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至二十世纪初的二十几年，见钱钟书等著的《林纾的翻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的文坛上。林纾的翻译有其特殊性，“他不懂得任何外国语，他的译书，乃是由一个懂得原文的译者，口译给他听，他便依据了口译者的话写成中文。”林琴南的意义，如郑振铎所言，“林琴南先生自己的作品，实不能使他在中国近代文坛上站得住一个很稳固的地位；他的重要乃在于他的翻译的工作而不在他的作品。”周作人最早对林纾的接触乃是林纾所翻译的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该书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影响，阿英曾专门著文对此一事件进行研究（阿英：《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原载《世界文学》1961年10月号，本文资料来源于钱钟书等著《林纾的翻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3-59页）。周作人的日记有对于此书的相关记载，“正午大哥来，带来书四部……夜看《巴黎茶花女遗事》。”《巴黎茶花女遗事》则为林琴南译本。此后，周作人在总结自己学国文的经验中又提到林纾的小说翻译对他所产生的影响，“不过时运真好，我们正苦枯寂，没有小说消遣的时候，翻译界正逐渐兴旺起来，严幾道的《天演论》，林琴南的《茶花女遗事》，梁任公的《十五小豪杰》，可以说是三派的代表。我那时的国文便都用在看这些东西上面，而三者之中尤其是林译小说为最喜爱看，从《茶花女》起，至《黑太子南征录》止，这其间所出的小说几乎没有一册不买来读过。这一方面引我到西洋文学里去，一方面又使我渐渐觉到文言的趣味，……我在南京的五年，简直除了读新小说以外别无什么可以说是国文的修养。”林琴南的《茶花女》译本于1899年出版，《黑太子南征录》出版的时间为1909年，这十余年间林琴南所译的小说周作人几乎都有读过，可以想见，林纾小说的翻译对周作人影响之大。除这种对文学兴趣培养的意义之外，如我们在前文提到林纾小说翻译的特殊性，它存在相当的毛病，因这些毛病，它具备了一种新的意义，如钱钟书所述，“翻译本来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的，却一变而为导诱一些人去学外文、读原作。”这同样适用于周作人，尤其当周作人在江南水师学堂习洋文并以此作为敲门砖之后，加以国文的语言文字功底和浓烈的文学兴趣，他的翻译实践活动也便应运而生。周作人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阶段，洋文（英文）是其学习的主要用语，这对周作人掌握这门语言并成为敲门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江南水师学堂在那时分“洋汉功课”，“那里的学科总分为洋文和汉文两大类，一星期中五天上洋文课，一天上汉文课。洋文中间包括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中学课程，以致驾驶管轮各该专门知识，用的都是英文。”日用功课的英文讲授成为学习、接受洋文的一条途径，此外的两类书籍也扮演着同等重要的角色。一类书即是文法书，如周作人所言，“于我们读英文有用的只是一册字典，这本是英文注汉字，名字却叫做《华英字典》”；一类书则是有趣的外文文学作品，“我是偶然得到了一册《天方夜谈》，引起了兴趣，做了我外国语的老师。”在南京所受的学校教育，真正作用于周作人的恐怕只有洋文一项，他在回想录中也提到，“在南京的学堂里五年，到底学到了什么呢？除了一点普通科学知识外，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是也有些好处，第一是学了一种外国语，第二是把国文弄通了，可以随便写点东西，也开始做起旧诗来。”具备了这种基础，也可以说是一种语言文字功底，周作人能阅读英文原著，加之林纾译介的西方小说对周作人文学兴趣的培养，这使得他对文学翻译蠢蠢欲动。自1905-1908年间（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近时中国论文之失》前），周作人的译作共有六种，《女猎人》、《玉虫缘》、《荒矶》、《侠女奴》、《孤儿记》、《红星佚史》、《匈奴奇士录》。方便起见，笔者按年份罗列如下：《女猎人》1905年刊《女子世界》第2年第1号。是篇参英星德夫人《南非搏狮记》，而大半组以己意。《玉虫缘》1905年，由翔鸾社印为单行本出版。《玉虫缘》开始译为《山羊图》，后改为《玉虫缘》，原著为美爱伦坡之《金之甲虫》。《荒矶》1905年载《女子世界》第2年第3号。英小说家陶尔（今译柯南道尔）所著《福尔摩斯全集》中一篇。《侠女奴》1905年由小说林社印为单行本出版。出自《天方夜谈》中的几则故事。《孤儿记》1906年由上海小说林作为小本小说出版。下篇源于雨果之《悲惨世界》。《红星佚史》1907年商务印书馆。英哈葛德﹒安特路朗之《世界欲》《匈奴奇士录》1908年商务印书馆。育珂摩尔《神是一个》。通观这些小说，它们有的是周作人半译半作，有的是写了一部分，而译他人的部分小说以形成一个整篇，有的则是完全的翻译。周作人的这些文学作品译著一方面进一步加深了周作人对文学的爱好，构成周作人文学兴趣培养的一个重要部分，另一方面对周作人的文学思想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后文中谈及周作人的文学思想时，周作人的文学翻译实践活动亦不容忽视。综合前文的论述内容则不难发现周作人文学思想发生的一个逻辑序列：周作人早期学写八股文、学做试帖诗以应对科举考试，八股文、试帖诗虽有其致命的弊端，但对周作人汉语言文字功底的培养却有着额外的意义；另一方面，于周作人而言，家中有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祖父允许其读闲书，鲁迅作为大哥很多事情替他担待，同时也引导着周作人读书，这对周作人文学兴趣的培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林纾的小说翻译也在很大的程度上激起了周作人对于文学的爱好。而周作人就读于江南水师学堂后，洋文作为敲门砖，不仅有助于他直接阅读外文原著，还能使他开展文学翻译活动。具备了相当的语言文字功底（汉文、洋文），对文学又有着浓烈的兴趣，再加上晚清社会思潮中对文学的推崇（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周作人早期的文学思想雏形便形成了。三、周作人早期文学思想雏形的形成周作人文学思想雏形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段。从其文论的材料来看，上可追溯到1905年的《<红星佚史>序》。到1908年《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和《哀弦篇》两篇长文的发表，则基本标志着这种庞杂文学观念的正式形成。这种庞杂的文学观是周作人在阅读了大量有关文学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基于对文学本质属性的思考而得到的一种认识。周作人的庞杂文学观，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文学具有移情的巨大作用。早在1905年的《<红星佚史>序》一文中周作人就提到了关于文学的移情作用，“然世之现为文辞者，实不外学与文二事，学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他有所益，客而已，而说部者，文之属也，读泰西之书，当并函泰西之意，以古目观新制，适自蔽耳。”在这里，周作人将文与学分开来论，学即学问，助于培养人的思维与智力，文则专指文学作品（创作），其主要作用在于移人情，至于文学作品对于人之其他方面发生的作用，则是次要的。在《文章之力》一文中，周作人又强调了“移人情”这一观点，他先述一种现象，人多言学，顾竞趋实质，凡有事物非是以利用厚生效可立待者，咸弃斥而不为。而尤薄文艺，以为文章者乞食之学，而美术利细，弗轨矿若也。进而周作人提出自己的见解，吾窃以为，欲作民气，反莫若文章。盖文章为物，务移人情，且与读者交以神明，相喻于感情最深之地，印象所留，至为深久，莫能漶灭。在强调了文学的移情作用后，周作人又提出人情对于文学的意义，《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中周作人引道覃氏之言，文章者，诠释物色人情者也。人情至隐，莫能见之，唯寄之于文，总合三者，乃可见耳。强调人情于文章的重要性。人情于文章十分重要，文学具备移情的巨大作用，因此，周作人在论及文章的使命时提出，文章使命在于阐释人情，以示世也。第二，文章中有三个因子不可或缺，即神思、感兴、美致也。反对对其中的任意作片面性的强调，认为只有三者结合才能产生至文。周作人先引近时美国人宏德的文学观，认为，文章者，人生思想之形现，出自意象、感情、风味，笔为文书，脱离学术，遍及都凡，皆得领解，又生兴趣者也。接着，周作人从四个方面对其进行了阐释，其一，文章形之墨而载于纸上，言说言谈算不得，纪录定式后乃称为章；其二，文章者必非学术者也，历史、科学皆不在文章之列，用现在的话说，创作与学术是二元对立的，这是一种纯文学观的雏形；其三，文章者，人生思想之形现也；其四，文章中有不可缺者三状，神思、感兴、美致，三者都重要，且又不可偏于其一，主神思者入于怪幻，重美致者又将沦为为艺术之艺术，而感情之说则又易入浅薄一流。从周作人的这些观念中可以看出，他更多地注意到了对文学本质属性的思考，也认识到了文学本质属性的复杂性，他更倾向于一种中庸、融合的文学观，反对片面地强调文学的某一端，因为这都有可能导致文学的枯竭。对于宏德提出的文学的意义，周作人也比较赞同。以文为生，以文章为生计之具，此其理至浅者也，他并不赞同以文学作为个人谋生的手段；他同样反对以文章为物，著者用以成名也。而周作人所极力赞同的则是，文章之极致在于怡悦读者，令得兴趣、有美感也，文章乃是载著者的感情思虑，以自表现是也。第三，重精神而轻物质，重远功而轻实利。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一文的开篇周作人就提出，得自成美大之国民者，有二要素，一曰质体，一曰精神，精神之存，犹众生之有魂气。质体为用，虽要与精神并尊，顾吾闻质虽就亡，神能再造，或质已灭而神不死者矣，未有精神萎死而质体尚能孤存者也。由此而到具体的社会问题，即对国民精神的一种思考。他认为，须以虚灵之物为上古之方舟，通过文章来达到国民精神启蒙这一目的。所以，文章的使命在于阐释时代精神，在于发扬神思，趣人生以进于高尚也。在远功与实利的辨析之中，他同样重前者而轻后者，确切地说，对于实利、对于功利主义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反对的，尤其是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提到的对《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批评，“实用之说既深中于心，不可复去，忽见异书而不得解，则姑牵合以为之说耳。故今言小说者，莫不多立名色，强比附于正大之名，谓足以益世道人心，为治化之助。说始于《论小说群治之关系》一篇。”对庸俗的文学功利观，对文学的政治功利性都表示反对。因此，总体来看，周作人对文学本质属性的思考，所得出的结论更倾向于西方的一种纯文学观念，注重于文学主体的情感抒发，注重文学的审美性。周作人这一时期的庞杂文学观与王国维、鲁迅的某些文学观念存在相近的地方，但又包含时代的精神，即民族主义倾向。在中国，最早提出“纯文学”观念的是王国维，时间为1905年。王国维从文学的“游戏说”开始，在《文学小言》中他指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玩是一种审美的心态，即非功利，如他对“美”的性质之界定，“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这已接近“纯文学”观念。正式提出“纯文学”观念并对此加以界定则是王国维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他指出，“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至于周、秦、两宋间之形而上学,不过欲固道德哲学之根柢,其对形而上学非有固有之兴味也。其于形而上学且然,况乎美学、名学、知识论等冷淡不急之问题哉!更转而观诗歌之方面,则咏史、怀古、感事、赠人之题目弥满充塞于诗界,而抒情叙事之作什佰不能得一。其有美术上之价值者,仅其写自然之美一方面耳。甚至戏曲小说之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旨,其有纯粹美术上之目的者,世非惟不知贵,且加贬焉。”纯文学与手段、工具皆不相干，只注重于其审美性。鲁迅在1908年的《摩罗诗力说》中也有类似的见解，“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关于“纯文学”的概念，刘小新在《“纯文学”概念及其不满》一文中作了较全面的说明，“纯文学”包含三种含义，第一种是与古代“文学”概念相对立的文学学科观念；第二种是指与工具论文学观相对立的自律审美的文学观；第三种是与商业文化相对抗的文学观（前两种含义适用于王国维、鲁迅等的时期，而第三种则主要适用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回看前文所述周作人所提出的文章之意义及其使命，它与王国维、鲁迅的这些文学观念，事实上相当贴近。但同时仍要注意，周作人的这些与“纯文学”观念相贴近的观点中又有着别一种成分，即民族主义，如其对精神的重视，尤其是对国民精神的重视，他所倡导的国民精神启蒙很大程度上都带着民族主义倾向。周作人这种庞杂的文学观其实构成了周作人文学思想的一个总纲领，此后周作人文学思想的演变、转向皆与此不离干系。无论是黄开发对周作人文艺思想的论述（黄开发：《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文体和思想》，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还是关峰对周作人文学思想的研究（关峰：《周作人文学思想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他们都注意到了周作人文学思想的阶段性变化。黄开发将周作人的文艺思想分为三个阶段，民族主义文学思想——人的文学思想——自己表现的文学思想；关峰同样分为三个阶段，人道主义文学思想——个性的文学思想——40年代的伦理文学观。在笔者看来，范围还应当扩大，即庞杂的文学观——1908-1917年的文学思想——1918-1922年的文学思想——20年代到30年代的文学思想——40年代的文学思想——1949年后的文学思想。通观周作人早期庞杂的文学观，他提到的对国民精神的启蒙，他提到的关于文学本质属性的思考，与其“人的文学”、“自己的园地”、“伦理之自然化与道谊之事功化”等观念都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并且，早期的这种文学准备实则贯穿周作人文学思想的整个过程，它不应当被忽略或忽视。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22年第4期（总第十七卷·肆）排版 | 橘 林校对 | 王冬梅图片｜网 络电子邮箱：wxluncong@126.com联系电话：（025）89686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