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抗战时期妇女杂志
  抗战时期妇女杂志
  《玲珑》杂志中的新女性形象你怎么看待？
  《玲珑》1931年创刊于上海，1937年因抗战爆发而停刊，共出版298期。原名《玲珑图画杂志》，后更名为《玲珑妇女杂志》，简称《玲珑》。版式编排小巧别致而时尚典雅；内容侧重爱情、性与婚姻、时装美容、室内装饰等。以“增进妇女优美生活，提倡社会高尚娱乐”为目标塑造了一系列迥异于传统女性的新女性形象，引领时代风尚。一、“新女性”界定“新妇女”与“新女性”是20世纪20、30年代社会对女性最时髦的称谓，也是颇具时代特点的女性代名词。“新妇女”最早由胡适在1918年提出，“在美国‘新妇女’是一个新名词，所指的是一种新派妇女，言论非常激烈，行为往往趋于极端。不信宗教，不依礼法，却又思想极高，道德极高”。“新女性”则最早出现于1923年上海《时报》上《我所理想的新女性》一文。1926年中国妇女问题研究会在北京创办《新女性》杂志。此后“新女性”作为对女性群体的新界定逐渐流行开来。“新女性特指具有新的社会风貌的女性人群，特点是：有思想、有追求，具有谋生的一技之长，而且在生活的各方面，包括衣食住行很具时尚，与传统家庭主妇有着明显的角色差异。”。但当时人们对“新女性”的衡量标准和具体内涵理解不一，“新女性”衍化出很多类型，包括一些都市摩登女郎，受过一定文化教育的知识女性以及走出家门在外工作的职业女性，甚至一些走出家庭在社会逍遥浪漫的女子也自诩为“新女性”。
  “新女性”是自戊戌变法以来在妇女解放和思想启蒙等推动社会进步背景之下的产物。1928年后，部分有利于女性权利发展的法律条文和制度规定相继出台，使男女教育平等、女子职业和参政等有了一定进展。一批受惠于这些变化的知识女性，特别是职业女性以崭新面貌走上社会，活跃于工业、手工业、商业、娱乐、服务、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体育、政治等新兴行业。她们是社会进步中女性逐渐获得部分权利的受益者，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性自尊和自立的精神。二、《玲珑》中的新女性形象1摩登女性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已经成为世界闻名的远东第一大都市，以至初来乍到的西方冒险家或观光客要发出这样的惊叹：“最新款式的劳斯莱斯驶过南京路，停在堪与牛津大道、第五大街、巴黎大道上的百货公司媲美的商店门前!游客一上埠，就会发现他们家乡的所有商品在上海百货大楼里都有广告有销售。猎装和BVD内衣陈列在一起，“HOUBIGANT"香水下面，“FLORSHEIM”鞋又紧紧她吸引着顾客的视线??”。正是在此背景之下，“摩登女性”产生了。摩登女性是指“受过一定的教育、紧贴都市生活脉搏的都市现代女性，包括受过中等以上教育，有一定经济实力和消费能力的女学生、女职员以及家庭主妇等等。她们有足够学识、能力吸收最摩登的潮流与事物。同时也是都市流行的制造者和现代生活的享受者。”处于社会思想启蒙的特殊历史环境中，30年代的中国都市摩登女性不仅指那些一味追求时尚的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者，更代表一种乐于接受新知识和新生活方式的积极健康的新女性形象。《玲珑》作为当时流行的女性时尚杂志，积极参与对都市摩登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如第100期《真正摩登女子》指出“女子打扮时髦、会讲洋话、会跳交际舞并不算得真正摩登。一个女子要真正可以配称摩登。至少须有下列的条件：有相当学问(不一定要进过大学，但至少有中学程度，对于各种学科有相当的了解)；在交际场中能酬对，态度大方，而不讨人厌；稍懂一点舞蹈；能管理家政：会怎样管仆人、自己会烹饪，能缝纫(简单的。工作，不须假手他人)”。摩登女性也要具备健康美的要索。如第110期《摩登妇女的装饰》提到摩登女性“真正的美观，还是在康健的身体和丰满的肌肉”。第76期《新女性的两大训练》指出“无论我国的女子，怎样学时髦，穿高跟鞋，但总有弱不禁风的缺点。病态美是一向给我们独占有的称号。林黛玉式的女子是我们的耻辱。现代人如果没有刚强的体格，便不会有远大的目光和伟大的希望。”此外，摩登女性还要有高雅的格调。摩登女性要美，但却不要妖媚和低俗。《摩登妇女的装饰》指出“穿了奇装艳服，抹了脂粉，装腔作势，只是人工的装饰。而不是自然的美丽。越装饰得利害的，越显出她的丑态来。《现代妇女应有正确的审美观念》更是提出要“以平均发展的健康美代替畸形的容貌美”，注重自己“人格的伟大、精神的高尚、思想的进步，女子不是花瓶，玩物，有对于国家社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玲珑》成功把握住摩登女性的特点，紧密联系社会现实对其作了淋漓尽致的演绎。内容涉及都市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电影、服饰、体育、艺术、各地风情等，使她们乐于接受新的信息，也乐于尝试都市现代化所带来的全新生活方式。杂志也经常报道好莱坞及上海电影明星的最新潮流和时尚装扮，提倡、引导和示范女性怎样进行休闲和娱乐，不断接受生活与消费的新观念和新思想。如24期《现代妇女何以比从前妇女好看?》、12期《摩登的脚》、139期《怎样使手美观》等。2职业女性《玲珑》面对的发行对象是以有中产阶级背景的女学生及知识女性为主要读者的女性群体，反映了上海中上层女性面貌。张爱玲曾提及“一九三零年间女学生们几乎人手一册《玲珑》”。杂志完全站在独立生活的女性角度来看待和思考问题，大力传播“提倡女性自食其力、坚强自信、不畏挫折”的时代新理念。新女性们透过杂志渐渐学会强调自己，在改变自己外表的同时，学习先进文明，不断追求美貌与智慧并存的蜕变。她们认识到家庭以外的工作和社会交往对充分实现人的潜力的必要，逐渐走向社会，想通过职业来改变单一传统角色，摆脱家庭束缚。千百年来，中国传统女性一直以相夫教子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随着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新女性形象逐渐深入人心，时髦而前卫的女性先行者们纷纷走出家庭，通过自身努力，摆脱经济不独立、个人无自主权的被动局面。20年代中期“一些进步的女性突破了传统父权制统治设置的婚姻家庭壁垒的禁钢，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社会上出现了第一批以自己的能力服务于社会和为稻粱谋的职业女性。”“30年代开放的上海在融聚新事物的同时，也为女性走出家门步入社会提供了可能。在男女平等的口号下，大批受过教育的女性走上了银行职员、教师、护士、店员、接线员、理发师等岗位。在这股新潮流的涌进中，《玲珑》为中国传统女性走出家庭、谋求独立自主摇旗呐喊，并大力宣传女性通过自我奋斗改变社会地位、实现自我发展。杂志经常介绍一些职业女性形象，如医生、律师、飞行员、运动员等等，几乎涵盖了女性能涉足的各个领域。她们既是功成名就的佼佼者，也是女性自身解放的实践者，很大程度上为女性树立了“偶像”，确立了奋斗目标，也为“成功女性”的标准定下基调。不过女性在社会上谋生，要承受冷眼和嘲讽，遭遇挑战和挫折。当时职业女性被戏称为“花瓶”，只是点缀场面罢了。也有不少商家为迎合顾客心理，雇请女职员时不重技能，只重姿色，更有甚者在店堂门外高挂起“女招待”的牌子，将女职员当作了活招牌。《玲珑》上，不少职业女性如女店员、女教师、银行女职员都撰文评说自己的职业生涯，批驳社会上对她们的不实之词，发出“对于职业的选择，必须谨慎，我们不要做花瓶给男子玩弄”的告诫语。3新“贤妻良母”《玲珑》着力塑造迥异于传统女性的新女性形象的同时，也以“摩登”与“新”的名义向传统道德妥协，主张摩登女性在建立家庭以后要发扬自己的女性传统美德，戒除不良习性，成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贤妻良母”。如第124期《摩登主妇的四德》提倡摩登主妇要节俭、早起、柔和及有同情心；第28期《新家庭主妇之职务》也指出主妇要照顾家庭卫生、教育、道德、管理及财政，此外更要懂得应酬宾客、家庭陈设、园艺布置。第259期《新家庭与新妇女：我们至少要做到的有三点》指出“女性不应依赖男子，此外，女性亦要随时随地鼓励丈夫，推动丈夫向前奋斗，帮助丈夫发展事业，共同合作，增添家庭快乐，并且不要有嗜赌及终日装扮的坏习惯”。文章提出妇女经济独立的美好愿望，如女子走H{家庭就业，在法律上争取财产继承权的平等的观点。虽然鼓励女性不要依赖丈夫，但却没有道出经济独立的方法，只是提出主妇应该帮助丈夫，为家庭服务。一方面要求女性从为家庭而生存，变为为社会承担一定义务，为国家做贡献；另一方面要求女性具有相夫教子的能力，既对家庭有责任感，又对社会有义务感。此外，中国女性传统婚姻观念也是一个重要因索：家庭在她们眼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即便事业成功、经济独立、地位很高，家庭仍然是最终归依。在无序且纷乱的叛逆性举动之后，回归家庭仍然是女性的最好抉择。综观《玲珑》杂志，初期关注妇女独立与解放，注重培养新女性；后期更加侧重摩登与时尚。杂志塑造的新女性形象是内外兼修的，既要具备与时代风尚相符的外表和装饰，又要有相当的学识，并且能够发挥出她们内在的特质与修养，成为新的“贤妻良母”。三、结语20世纪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革的时代，也是女性在社会生活的外在形象发生鲜明而巨大变化的时代。《玲珑》发行期间，正值中国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1936年重建新女性的标准：“有能力、有思想、能够劳动”，“拥有强健的体魄、新颖的思想、不作‘性’的依赖、劳动的生活、注意集体生活、结婚不要妨碍前程”(第259期《这时代需要哪一种女性》)。总之，在特殊历史时期，《玲珑》对于现实生活中新女性真实生态形象的塑造在女性读者群中起到了积极宣传作用。
  三八妇女节有怎样的渊源？
  国际妇女节（别名：联合国妇女权益和国际和平日、国际劳动妇女节，英文名：International Women's Day）是为庆祝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设立的节日，日期为每年公历的3月8日。国际妇女节一开始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发起的政治事件，这个节日和众多国家的文化都有融合，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节日，对全世界的妇女来说都具有新的意义。 英、法等国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迅速发展，为妇女运动的产生提供了经济条件，19世纪30-40年代，英、法等国进入到机器工业大发展的阶段，以大机器为主体的工厂制度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制度，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而巨大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在各国取得胜利，为妇女运动的产生提供了政治条件，妇女积极参加了本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妇女运动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而开始兴起；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启蒙运动中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思想为妇女运动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条件，如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启发了妇女争取平等权利斗争的觉悟，是妇女运动产生的直接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 在产业革命的影响下，先进女性冲破中世纪以来的封建束缚，走向社会，拥有与男子同等抗衡的社会分量。然而，新兴的男权政客依然蔑视妇女，于是她们开始了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 20世纪初一系列发生在欧洲和美洲的女权运动共同促成了“三八”国际妇女节的诞生，而不是人们想当然的“国际妇女节”只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遗产。 纽约妇女为争取平等权利举行示威游行 设立国际妇女节的想法是最先产生于20世纪初，当时西方各国正处在快速工业化和经济扩张阶段。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廉的工资使得各类抗议和罢工活动此起彼伏。1857年3月8日，美国纽约的制衣和纺织女工走上街头，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薪。尽管后来当局出动警察攻击并驱散了抗议人群，但这次抗议活动促成了两年后的3月第一个工会组织的建立。 接下来的数年里，几乎每年的3月8日都有类似的抗议游行活动。这样每年的庆祝活动一直持续到1913年。 1910年8月26日-27日，在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前夕克拉拉·蔡特金以国际妇女书记处书记身份主持召开了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克拉拉·蔡特金起草了一份《关于争取妇女选举权基本原则的决议案》。 这个决议案规定，“各国无产阶级有阶级觉悟的政治组织和工会一致同意：各国社会主义妇女每年要有一个节日其主要目的是帮助妇女获得选举权，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并连同整个妇女问题一起对待妇女的选举权要求。妇女节必须具有国际性和认真地筹备。”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并没有一个单独的关于确立国际妇女节的决议，1922年之前庆祝这个节日的活动随机性较强。 1911年3月19日，欧洲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妇女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庆祝国际妇女节的活动。德国各地举行了争取选举权的集会，仅柏林一地就有5000多名男女工人参加。丹麦、奥地利、瑞士等国的妇女也都举行了集会和游行。总共超过一百万人举行各种活动庆祝国际妇女节。 6天之后的3月25日，纽约发生了著名的纽约三角内衣工厂火灾，火灾吞噬了140多名制衣女工的生命，这其中大多数是意大利和犹太移民。而恶劣的工作条件被认为是导致如此重大伤亡的主要原因。这场火灾后来还对美国的劳工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欧洲的妇女们也于1913年3月8日走上街头，通过举行和平集会等形式反对战争。 1912-1915年间，每逢3月19日这天，蔡特金都在国际妇女书记处的机关刊物—《平等报》上发表文章，纪念国际妇女节。国际妇女节的庆祝活动之所以选在这一天，是为纪念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和劳动妇女反对政府军偷袭蒙马特尔高地国民自卫军大炮阵地而举行的起义。这一起义导致巴黎公社的诞生。 德国国际妇女节海报 纪念国际妇女节的活动后来还证明是俄国革命的前奏。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期间，彼得格勒女工响应布尔什维克的号召，于3月8日（俄历2月23日）举行庆祝国际妇女节的示威游行，要求得到“面包与和平”，参加了有9万男女工人进行的罢工。后来发展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起义，沙皇专制制度被推翻。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布尔什维克的女权活动家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Alexandra Mihalovna Kollontai）说服列宁将3月8日设为法定假日。苏联时期，每年都会在这天纪念“英雄的妇女工作者”。 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以后，由于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被反动派杀害，因此，1919-1921年国际妇女节的庆祝活动都选在3月5日这一天。这天是卢森堡的生日。列宁于1920年和1921年发表的《迎接国际妇女节》和《国际劳动妇女节》两篇纪念文章，都是在3月4日写的。 1921年9月9—15日，第二届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28个国家的82名代表出席会议。会上，保加利亚的女共产党人建议，为了纪念俄国女工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的英勇斗争，把每年的3月8日定为国际劳动妇女节。第二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通过决议将3月8日这天定为国际妇女节。 此后，各国无产阶级妇女每年在这天都以不同形式来庆祝自己的节日。 中国首度公开、正式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是在1924年3月的广州，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蜜月期。从1924年中国人第一次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以来，该节日己经成为了国共两党领导中国妇运的重要场域。“三八”国际妇女节代表革命传统及其作为中国百年妇运特殊的公共文化空间。 中共妇女运动领导人 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关注到妇女问题，在中共二大《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中提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这一后来以一贯之的妇女运动指导方针。[4]随后，向警予出任中共第一任妇女部长。在随后的几年里，她多次在上海领导女工斗争，仅1922年一年间就在上海的六十间丝厂、三万名女工中先后发动十八次罢工。但是当 时中共内部妇女力量薄弱，1922年6月时只有女党员4名，到1923年6月时也不过13人。建立广泛的妇女运动统一战线的需求迫在眉睫，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中就提出“一般的妇女运动如女权运动、参政运动、废娼运动等，亦甚重要”[5]、“本党女党员应随时随地指导并联合这种种运动，口号应是“全国妇女运动的大联合”、“打破奴隶女子的旧礼教”、“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职业平等”、“女子应有遗产承继权”、“男女社交自由”、“结婚离婚自由”、“男女工资平等”、“母性保护”、“赞助劳动女同胞”。这些口号之外，还应加入“打倒军阀”、“打倒外国帝国主义”两个国民革命运动的口号，以引导占国民半数的女子参加国民革命运动”。[5] 就在中共二大召开的这一年，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国民党改进会议，再次改组国民党，在新修订的党纲与总章里规定设立“妇女委员会”，以“调查国内外妇女状况，并研究国内妇女问题之解决方法”。1924年初的广州，妇女就学就业的机会很少。据统计，全市女老师、女医务人员只有200多人，女学生也不过6000多人。国共实现合作后，伴随着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靠近港澳的广州妇女开始接受国际妇女革命运动的影响。[6]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妇女部部长何香凝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提出了“妇女在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一律平等”的提案，获大会通过，促使《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政纲中明确规定：“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从而确立了妇女在社会各方面平等合法地位的原则。何香凝作为中国国民党早期最重要的妇女运动领袖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这一时期，作为国民党中央的一个党务部门，国民党的妇女部同样关注“国民革命是妇女的唯一生路”，将妇女解放与国家救亡紧密相连；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妇女工作有着基本的共识。 当国共第一次合作实现后，遵照两党的决议，女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党各级妇女部的领导工作。向警予、蔡畅、邓颖超、杨之华等中共早期妇女工作领袖都先后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和沪、粤等地的地方党部妇女部担任领导职务。 1924年广州对于“三八”国际妇女节的纪念活动，不仅成为中国首次公开的“三八”节纪念活动，也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妇女运动统一战线的重要场域，“国际妇女节因而也成为广大妇女教育、检阅自己力量和加强团结的盛大节日。” 1924年2月下旬，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干部会议上，何香凝提议在广州举行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由中央妇女部负责出面发起集会和游行示威，会后何香凝承担了纪念活动的筹备事宜。1924年3月3日，广州执信学校作了题为“国际妇女节之性质”的专题讲演，介绍妇女节的历史与意义，这个演说可以说是中国的政党首次向中国大众介绍“国际妇女节”这一概念。 1975年澳洲妇女运动 1924年3月4日，国民党中央妇女部以部长曾醒名义发出通告，呼吁广州地区各妇女团体于3月8日举行游行示威，响应全世界妇女的“大团结示威运动”，并派代表参加3月5日下午在执信女校召开的筹备会议。翌日下午2时，广州各界妇女代表数百人在执信女校大礼堂举行筹备动员会，推举何香凝为会议主席。何香凝发言，3月8日广州妇女的游行示威将是中国第一次组织的“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意义十分重大。与会代表热烈鼓掌，并纷纷对组织好这一活动建言献策。会议最后决定：1、3月7日派出12人乘坐汽车在广州市内主要街道分发有关妇女问题的传单，以唤起市民的注意和动员各界妇女参加大会和游行；2、3月8日上午11时在第一公园举行示威大会，请广东省教育厅、广州市教育局通知省立、市立各校学生全体参加；3、会后在市内马路举行巡游，并准备汽车队演讲队随同出发，请市公安局派军警保护；4.确定各种旗帜标语，如“解放中国殖民地之地位”、“解放妇女所受资本制度的压迫”、“要求妇女劳动权、平等教育权、平等工价钱、女子参政权及一切妇女应得之权”等。[6] 《广州民国日报》为广州纪念“三八”节活动呐喊助威。3月5日该报发表《庆祝国际妇女日》一文，详细介绍“国际妇女日”的历史及德、英、奥和苏俄等国庆祝“三八”节活动情况。3月6日又发表题为《妇女日》的时评，指出中国妇女几千年来受制于“男权”，“几不自当为人”，强调国民党中央提议举行“三八”妇女日活动，目的是提高妇女的觉悟，革除陋习，进而谋求妇女的“觉悟”、“独立”。3月7日，该报又刊登《国际妇女日之运动》，通告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在广州的“三八”纪念活动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巡游路线，向广大妇女发出了动员令。[6] 1924年3月8日上午，中国第一个公开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在广州举行，位于市中心的第一公园内的音乐亭搭起了临时舞台，“庆祝国际妇女节”的横幅悬挂正上方。会场四周也张贴了“妇女要求劳动权”等标语。10时左右，执信学校、高师学校、法政学校、市政学校、女子职业传习所、保姆学校、图强学校等30多所学校学生、各界妇女约2000多人参加。11时大会正式开始，由广州工读学校校长沈慧莲主持。之后何香凝主持大会并发表演讲，介绍了“三八”妇女节的由来及纪念它的意义，痛述了广大妇女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下所遭受的种种苦难，鼓励妇女坚决地走“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和妇女自求解放的道路。”与会者报以热烈掌声和口号。廖仲恺也前来助兴，并发表《国际妇女日的性质》的演说。瞿秋白、恽代英等共产党人也应邀参加并讲话，支持妇女群众运动。与会妇女群情激昂，“打倒外国帝国主义”、“排除纳妾和一夫多妻”等嘹亮口号此起彼伏。[6] 1951年“三八”妇女节广州市郊区的女民兵 庆祝大会结束后，何香凝、曾醒与巡行总指挥沈慧莲、总务长唐允恭、纠察员廖冰筠等人一起，带着与会妇女从第一公园出发，徒步上街游行，按照预定路线途经吉祥路、越华路省长公署、广仁路省财政厅、永汉北路，从天字码头转入珠江长堤、太平南路、一德路、维新路，最后回到第一公园解散。一路上，游行队伍高呼“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保护童工孕妇”、“废除娼妓制度”等口号。“第一次将中国妇女的要求全面提出来了。”何香凝还组织10余人散发会议口号和传单，派出27个演讲队，分赴工厂、剧院等处演讲，宣传会议精神，启发妇女群众觉悟。许多看热闹的妇女站在街道两旁，也附和高呼口号，有的还加入了游行队伍。不少女学生还分乘十几辆插上各种旗帜的汽车，到市内其它街道演讲，散发传单，宣传纪念“三八”节和谋求妇女解放的意义。[6]以此为契机，广东妇女运动逐渐开展起来，越来越多的妇女投身到妇女解放和国民革命的洪流中。妇女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参加了斗争。将争取女权融入争取民权的时代洪流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中国妇女运动在同一的目标、同一的策略之下，有系统有计划的进行的历史之序幕。” 国共两党的妇女部在1924年2月末、3月初围绕“三八”国际妇女节举行的一系列活动，首开国人庆祝国际妇女节的先例。这一年还是“除广州外，别处的女界，不曾听到对于这国际妇女节有怎样的举动。”但此后，“三八”国际妇女节在中国各地、各妇女团体间迅速传播，每年的庆祝活动不断。1925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各地妇女代表齐集北平，为抗议段祺瑞政府视女性为非国民的荒唐选举权规定而举行示威游行。1926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尤其是上海、广州、汉口、天津的劳动妇女群众”，“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大规模的纪念运动”。在杨之华的回忆中，这一年的纪念活动不仅在京沪穗这样的大城市声势浩大，甚至深入到梅州、梧州、宜宾、保定、酉矍陵、平江这样的中小城市。 1927年3月8日的武汉更是空前的热闹——10万（也有说20万人）妇女大游行，庆祝国际妇女节。有着传奇人生经历的共产党员黄定慧（当时叫黄慕兰，是中共武汉妇女部部长）20世纪90年代在口述回忆中称：“1927年，我被任命为‘三八’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的筹备主任…3月8日那天，十万多名妇女在城市中央广场集合，我们先开了个会，国共两党中的许多著名人物都来了，宋庆龄、何香凝和柳亚子也来了。我是会议的主席，这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莫大荣誉。这件事使得许多人至今仍记得我。讲话后，会议结束了，然后十万多名妇女行进到嘉宾所在的看台，再继续向市中心游行。” 虽然之后不久，国共第一次合作就失败了，但是“三八”国际妇女节作为重要的教育、动员场域这一传统，却在国共两党的妇女工作中都得到了保持。1932年在瑞金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个“三八”国际妇女节，“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群众纪念大会”，毛泽东发表讲话，并“检阅了苏区的妇女赤卫队”。陕甘宁边区建立后，每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不仅有常规的庆祝活动，中共中央还会有针对性地提前发布文件、指示，比如1938年的《中央为“三八”节工作给各级党部的指示》，1941年《中央为“三八”节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和1943年《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的决定》等。三八”节和围绕节日的庆祝、纪念活动，成了中国共产党一年一度发布妇女工作政策、建立妇女工作统一战线、动员基层妇女参与妇运的重要抓手；这一传统在新中国时期也得到了很好地继承。 而在国民党方面，“三八”国际妇女节作为动员妇女的重要公共活动空间这一功能，也并未随着大革命的失败而消解。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对于群众妇女运动采取了紧缩政策，但无论是在“新生活运动”中，还是后来的抗日战争期间，“三八”国际妇女节都不仅是个重要的节日，还是响亮的战斗号角。而民间的妇女组织，更是利用“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一得天独厚的机会，以各种形式发动妇女参与妇运。比如1931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南京各界妇女集会，并向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要求政府规定妇女参加国民会议代表名额，这一活动间接促成了1936年国大选举成功产生妇女代表，这是近代中国妇女参政运动迈出的重要一步。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七十周年》邮票 抗战爆发前，“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庆祝活动更是成为了中国各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重要场域。女作家谢冰莹曾经写过“多难的‘三八”’一文，纪念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她和她的朋友们自费创办《妇女之光》杂志，投身抗战，并计划在3月8日举行示威游行，结果却在妇女节当天遭到巡捕查禁的遭遇。1936年的“三八”节，虽然当时政府已下令禁止集会游行，但北平、上海等地仍都举行了盛大的示威运动，中国共产党更是组织各界妇女2000多人举行了纪念大会，提出“妇女界团结起来”等口号，会后并举行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这是日后全民抗战中妇女运动的先声。而抗日战争期间，无论是重庆、延安、西安、成都，还是孤岛上海，每年“三八”国际妇女节都会举行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以1940年为例，“不但重庆、成都、金华、昆明、桂林、贵州……等大城市里热烈的举行纪念‘三八’大会，有千万人行列的游行，发行特刊……在各处偏僻的乡镇也都举行了纪念‘三八’。为了争取全民抗战的胜利，在这一年的‘三八’各地妇女一致地提出了要‘实行宪政’、‘反汪肃奸’及‘全国妇女大团结’的口号”。“三八”国际妇女节作为国共两党领导中国妇女运动的重要场域，这一点是值得重视的；而中国的“三八”纪念活动背后的革命性、斗争性也是值得铭记的。1946年抗战一结束，当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演变成国共两党争夺对于中国妇女运动话语权与领导权的舞台。 1949年以后，《人民日报》每年发表“三八”国际妇女节社论，该社论成为了“由全国妇联主持的代表国家行为的‘三八’节大型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自大革命以来，以“三八”国际妇女节为重要载体开展妇女工作的传统在新中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 1951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北京、上海都组织了妇女抗议美国武装占领日本的示威游行，上海据称是10万人大游行，这两场大游行分别登上了《新中国妇女》第19，21两期的封面。“这两个大规模妇女集会是两地妇联建国后组织的首次重大妇女集会。这样的活动显示的不仅是中国妇女的爱国主义，预设的观众也并非仅是美帝国主义。组织者和参与者都会明白，作为单一性别的妇女示威活动，她们显示的是新中国妇女的威力，观众可以包括所有依然歧视妇女的中国男女。”即便在新中国，对于妇联这样的官方妇女领导机构而言，借助“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一具有鲜明性别属性的节日的活动来展示“新中国妇女”这一集体政治主体，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不过在民众中，节日的政治色彩逐渐减弱而演变成类似西方的母亲节和情人节之类向女性表达尊敬和爱意的机会。至今，这天仍是俄罗斯的法定假日，男性会赠送礼物给妇女以祝贺她们的节日。[3] 在西方国家，国际妇女节的纪念活动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期间正常举行，但后来一度中断。直到1960年代，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才又逐渐恢复。[3] 而1960年以来对“三八红旗手”和“三八红旗集体”的评选与表彰活动，更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女劳模”为象征的“新中国妇女”形象赋予了更明确的性别属性。“三八红旗手（集体）”的评比活动始于1960年，1960年1月29日《人民日报》提出了评比标准。而1960年2月15日的《人民日报》通知中进一步指出该评比活动的意义在于，“全国妇女一定要人人树雄心，个个立大志，争取成为红、勤、巧、俭的社会主义劳动妇女，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60年国家建设计划，为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作出更大的贡献。1960年3月5日，由全国妇联等9个团体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表彰和鼓励一万个（实际是10002个）“三八红旗手”（6305名）和“三八红旗集体”（3697个）的广播大会在北京举行。现 在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这个广播表彰大会之盛况空前，“从边疆到内地，从沿海到山区，我们辽阔广大的祖国就是广播大会的会场。参加大会的有一亿二千万以上的各族各行各业的妇女。” 妇女顶起半边天 虽然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全国妇联业务工作在文革期间基本停止，《人民日报》从1967年开始不再发表“三八”社论。但以康克清、邓颖超为首的中国的妇女工作领袖们的努力，使这一传统在1973年得以恢复，这与中共中央重建妇女组织、再度重视妇女工作的进程完全契合。1978年3月4日，全国妇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各界妇女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座谈会，在文革期间中断的“三八红旗手（集体）”的评选活动在1979年得以恢复——使得1924年以来，“三八”国际妇女节作为中国妇女运动和妇女工作重要场域的传统得以继续。 联合国从1975年国际妇女年开始庆祝国际妇女节，确认普通妇女争取平等参与社会的传统。1997年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请每个国家按照自己的历史和民族传统习俗，选定一年中的某一天宣布为联合国妇女权利和世界和平日。联合国的倡议导致为实现男女平等建立了国家法律框架，并且提高了公众对于迫切需要在各个方面提高妇女地位的认识。[3] 节日内容 法定假日 1949年12月，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每年的3月8日为妇女节。[7]根据中国国务院发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国务院令第270号）第三条规定：妇女节（3月8日）属于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妇女放假半天。 联合国从1975年国际妇女年开始，每年于3月8日举办活动庆祝国际妇女节，“三八”国际妇女节已经成为了联合国的纪念日。一部分人民穿戴紫色的丝带来庆祝这一天。 在阿富汗、安哥拉、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布基纳法索、白俄罗斯、古巴、格鲁吉亚、几内亚比绍、比绍、吉尔吉斯斯坦、老挝、马其顿、蒙古、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干达、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摩尔多瓦、马达加斯加、越南、赞比亚等等国家，这一天是官方假日。 在一些国家，如喀麦隆、克罗地亚、智利、罗马尼亚，这一天不是一个公众假期，但是仍然受到广泛关注。在这一天，男人们习惯在生活中给女性朋友，母亲，妻子，女友，女儿，女同事等等鲜花和礼物。 在亚美尼亚，苏联解体后国际妇女节被废弃。代替的是国家假日4月7日“美和母性”的正式节日。新假日很快受到亚美尼亚人的欢迎，因为它是为了纪念亚美尼亚教会，报喜的主要节日之一。然而，人们仍然在3月8日保持对国际妇女节的庆祝。在亚美尼亚举行专题公开讨论导致了承认所谓的“女性月”，即两个“妇女日”3月8日和4月7日之间的时期。 在意大利，为了庆祝这一天，男人送给女人黄色的含羞草。黄色含羞草和巧克力也是俄罗斯和阿尔巴尼亚最常见的3月8日的礼物之一。 在许多国家，如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哥伦比亚、爱沙尼亚、匈牙利、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马其顿、摩尔多瓦、黑山、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乌克兰、巴西、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俄罗斯等等国家。女人也会从雇主的馈赠中得到礼物。中小学生经常为学生们的女教师带来礼物。在像葡萄牙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妇女通常在3月8日的晚上庆祝“女性专用”晚餐和聚会。 在巴基斯坦正规和非正规部门工作的妇女们每年庆祝国际妇女节，以纪念她们为正当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尽管面临着许多文化和宗教方面的限制。有些女性在社会借助国际妇女节推进帮助女权运动工作。例如在波兰，每一个国际妇女节都涵盖大城市的大型女权示威。 2005年英国工会大会的代表大会（会议）高票通过决议，呼吁国际妇女节被 在产业革命的影响下，先进女性冲破中世纪以来的封建束缚，走向社会，拥有与男子同等抗衡的社会分量。然而，新兴的男权政客依然蔑视妇女，于是她们开始了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
  章锡琛的人物轶事
  章锡琛（1889年～1969年），字雪村，又字君实，浙江绍兴人。在创办开明书店之前，章锡琛曾在商务印书馆做了近15年的编辑。起先是协助杜亚泉编辑《东方杂志》。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后，商务追赶潮流，革新杂志，更换主编，章锡琛被推荐主编《妇女杂志》，时为1919年。接手主编后的章锡琛在周建人的协助下，对《妇女杂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策划出版妇女问题专号，发动读者参加讨论，杂志面目焕然一新，发行数量从原来的二三千份增加到一万多份。《妇女杂志》的不俗成绩，自然扩大了主编本人在社会上的影响。1922年，章锡琛被《时事新报》邀请编辑《现代妇女》旬刊、为《民国日报》编辑《妇女周报》副刊，都可看成这种影响的折射。1925年，《妇女杂志》刊出“新性道德号”后遭人攻击，商务当局插手审查杂志清样，章锡琛被迫提交辞呈，改任一般编辑。郑振铎、胡愈之、周建人等一帮朋友怂恿他另创《新女性》杂志，一方面固然是出于激愤，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鉴于章主编《妇女杂志》已有的影响力，认为有现实可行的号召基础。从《新女性》杂志而来的开明书店，当初图书的出版路数，多围绕着妇女问题做选题。这是章锡琛个人知识背景和影响力的自然延伸。然而，当妇女问题作为社会热点逐渐退出时代前台，身在其中的章锡琛一定感受明显而又深刻。1929年12月开明书店将《新女性》主动停刊，废刊词说得十分清楚：“废刊的原因很是单纯，就是时代已经不需要了。”代之而起的则是1930年1月创刊的《中学生》。这种出版线路的及时调整，是章锡琛对出版与时代关系正确理解的结果，也是他务实心态的反映。既以出版谋生计，务实也许只能是必然的选择。章锡琛从不忌讳说自己是商人，谋划合理的出版利润，是章锡琛经营开明时一以贯之的追求目标。与章共过事同时又有相当交谊的曹聚仁，在谈起开明书店的成功时，特别提起章的精明，可谓知人之论。章锡琛的精明，表现在多个方面——既有对出版大局的把握，如：转变方向出版中学生读物，步随大书局出版教科书，紧追古籍热潮出版《二十五史》等，这些开明书店史上的大动作，都是基于对当时出版现实和时代潮流走向的正确判断，因而获得了很好的经济回报；又有对出版细节的追求，如：力求编校质量的无差错；重视装帧设计的视觉美；改进标点符号的排版法等，这些看似细小却很重要的出版环节，给人开明出版物质量过硬而又耳目一新的感觉。还有对出版成本的核算，如：精干出版队伍使最少的人发挥最大的效率；压缩非生产性开支把资金用于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不广开外地分店而多选择书业同业代销等，这些精打细算的管理措施，稳固雄厚了开明的经济基础，使之一步步迈进了大书局的行列。商人做得精明的章锡琛，却有许多文人学士的朋友。这一方面固然是他自身文人学者的家底，同气相求的结果；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在朋友们的眼中，不是那种纯粹势利之交的市侩商人。后一点，尤令章锡琛感到自豪，每每愿意向人说起。当文人学士们选择把书稿交给开明出版时，事实上就开始了彼此间的文稿买卖关系。一来一往中，作者们发现，章锡琛和他的开明书店，是一个值得信赖、作者利益有保障的生意伙伴。所谓作者的利益，通常很简单，一是善待书稿，二是合理付酬。印得好看，少有误植，不妄加修改思想观点，多善意纠正错字舛句，这都是善待书稿的具体表现，也是对作者劳动成果的尊重。开明书店在这方面一直做得到位，业界口碑流传，世人素来公认。在对作者的稿酬方面，开明书店向来不拖欠，不隐瞒，按时寄送，如实结算，甚至有时还善意提醒作者注意利益维护。开明早期工作人员汪曼之曾这样回忆：“先生本性仁慈，乐于克己助人，如有作家得知稿子已付印，为等急用宁肯出卖版权一次性取款时，先生总劝他：卖掉可惜，这部书估计销路好的，便宜了我店里，你要多少钱，我借你……”着眼于他利的基础上自利，赢得人缘与名声的同时，也牢固了做大做强的发展根基。这样的精明，长远而大气。作为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被朋友们戏呼为“老板”。从胆识上说，这个老板堪称能担当，有气魄。举两个例子。当初，林语堂打算编写英文教科书，开出每月300元预支版税的高额条件，托人四处物色出版者。先联系的是北新书局，北新认为风险过大，不获售，再联系开明，章锡琛一口答应了下来。要知道，当时开明的资金一共才四五千元，营业额也不大，书编成后是否销得出去，还是一个未知数。但章锡琛觉得林语堂英文底子厚，水平高，值得尝试。这个决断，事实证明十分英明。据说，林语堂编写的这套《开明英文读本》，获得的个人版税收入即达到30万元之巨。可以想见其销量之大，开明获利之多。另一个例子是大部头工具书《辞通》的出版。该书300万字，作者朱起凤以30年心血写成，书稿的价值，得到了胡适、钱玄同等众多学术名流的充分肯定，也得到了包括中华书局、文明书局、群学社等多家书局的一致认同，然而，由于书稿篇幅极大，内容专门，偏字较多，排印困难等各种原因，书局往往认为销路有限，唯恐亏本。书稿在多家书局数进数出达10余年，不能出版，而到1930年，书稿辗转到开明书店时，章锡琛痛快地答应了下来，并付给作者6000元的稿费。当时，600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章曾对宋云彬说：“朱丹九（起凤）先生竭尽毕生精力，写成这样一部大著作，不但应该给他出版，也应该多送点稿费，让先生晚年过得舒服些。”这是真正理解著作者甘苦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令人欣慰的是，这部书稿经过开明书店编辑宋云彬三年的精心整理，到1934年正式出版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预约1万部，两个月内售罄，于是又加印数万册，仍然供不应求。章老板的这两次大胆举动，被传为开明出版史上的佳话。尽管章锡琛是开明书店事实上的创办人，对于别人喊他老板，他也不峻拒，但在开明27年的历史中，他做第一把手经理的时间并不长。1928年开明改组股份有限公司后，章锡琛推荐杜海生出任经理，自己则担任总务处长，专任出版事务工作，直到1934年杜海生以年老体弱辞职，章锡琛才被董事会推选为经理。1937年抗战爆发后，开明书店即内迁，章锡琛因故留守在上海，大后方的开明书店由范洗人长期主持，复员上海后，章锡琛向董事会竭力推荐范洗人为总经理，自己则居常务董事的位置。无论是在文章中还是在其他正式场合，章锡琛总是强调，他当初并不是有意要开办书店，而是由朋友们促成的；开明作为一种事业，它的成功，是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努力的结果。一心做事业而又有一副平常心的人，自然就不会在乎职务之高低。他所关注的，是如何为开明引揽更多的人才，让他们各尽其能。开明书店的成功，原因有多种，高度的凝聚力和团结的领导班子，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章锡琛功成不居的气度，应该起到了重要的表率作用。
  中国近代和当代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女性的详细资料？
  1。W omen’s Literary Feminism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Amy D. Dooling） 2。《性别与政治---中国近代革命运动中的妇女(1900s-1920s)》. 作者: 柯惠铃, 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2004 。摘要 ：近代中国政治运动中,不乏女性风云人物,当中不少更是来自夫妻组合,双剑合碧,国共两党皆不乏之,孙中山宋庆龄,蒋介石宋美龄,张国焘与夫人杨子烈等....本文就以近代国族建构过程中,政治革命的起伏为主轴,探讨性别在其中的角色及地位,进而阐述革命与妇女运动两者彼此提携、抵拒、斡旋的过程。特别是中国自清末以来随著西方各种现代思想传入中国,对於女权的启迪实起著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也使得性别的改变一开始即和政治变动有著密不可分的关联,此後历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女权注入更多复杂的面目,而这些新的言论及思想革新,却被1920年代政党革命所篡夺,女权及妇女运动遭到切割,这是中国妇女运动发展的重要线索 3。 《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发展历程中的“女性参与”探究》 。摘要 ： 从维新运动到新文化运动,民权思想在中国播种发芽,女权思想亦随之发展。女性逐渐走出家庭、走入社会,接受新式教育、改变生活方式、兴办女子学堂、创办报刊、组织妇女团体,甚至投身革命运动,影响巨大,积极展现了女性生命的主体意义。这是近代妇女生活的新因素、新变化。近代中国仍是个比较保守而封闭的社会。女性抛头露面,走进以男性为主的社会实属罕见。但是毕竟有少数的先进知识女性接受了新式教育,有了自身的觉醒意识并且积极实践去努力实现自身解放。单士厘、康同薇、吕碧城、秋瑾、唐群英等典型女性代表为女子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她们的思想和实践也体现了女子教育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历一个艰难而复杂的历程。女性与男性平等教育权利的争得是一步一步来实现的,仅仅靠男子的倡导是不够的,它的最终完成必然要靠广大妇女自身的觉醒、参与和斗争。女性作为女子教育发展主体的特别身份决定了她们的“参与”有着自身的特点:(1)她们的参与有一个过程,由被动到主动,由男性的最初提倡到自身的最终觉醒。(2)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知识女性参与的内容也不断发展,思想更为深刻,实践行动上也更加顺应时代潮流。知识女性群体在女学发展中的参与... 4。《近代中国女性的经期卫生(1895-1949)》作者, 周春燕。摘要 ：月经，在传统中国，除在医籍中被简短记述之外，社会上鲜少提及。近代因国势日衰，知识分子从天演论中逐渐领悟到「强国强种」的道理，女体与国族间的关联才受到重视，而被传统中医视为女性健康之钥的月经，也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之一。随着西方妇科知识的东传，以及北京、上海等地女性杂志之出现，西医月经知识透过这些刊物输入，传统中医的经络血气说日渐受到挑战。这些刊物所引介的月经知识，从解剖生理出发，认为月经是生理的正常现象，而非不洁或邪恶的。其次，传统中国因用水不便，再加上中医主张经期应「避风寒」，许多女性在行经时并不沐浴；但西医则从预防感染的角度，鼓励女性从事外阴部清洁。再者，传统中国妇女多以破布、粗糙的草纸来承接经血，西方新式月经用品的引入，逐渐让这种情况有所改变。1920年代初，上海及杭州已出现经过消毒的改良式月经布；1920年代末，上海又出现强调以科学方式制造，经医师推荐的新式卫生棉，及塞入型的月经挡。这些新式的经期用品，虽为中国都会女性提供更舒适安全的选择，但因价格不菲，普及性应该不高；倒是另一种以橡皮制成，用以固定布类或棉花的月经带，因具有可清洗及重复使用的优点，更符合多数妇女的需求，乃成为抗战时期女性杂志经常介绍的用品。总之，月经知识经过近代刊物介绍，与新式月经用品之传入及其公开贩售後，使得过去被视为禁忌的月经，逐渐走出禁忌的囹圄，并且成为公众议题之一 5。《沉默与言说_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性地位》 6。潘金莲女士对中国“现代女性”的考察报告 。。。。。 中国近代当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女性 1。宋美龄（1899～2003）,蒋介石的夫人及外交助手。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1899年3月23日 生于上海。1910年赴美国学习，后在威斯理女子大学就读，1920年回国，1927年12月在上海与蒋介 石结婚，广泛参加社交、政治活动，并担任一些妇女团体、儿童福利团体的领导职务。1936年12月 西安事变后，亲赴西安，支持事件和平解决。抗日战争时期，她曾出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1943年 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任翻译。1948年代表蒋介石赴美国寻求经济援助。1950年离开美国到台湾 。1974年，国民党十届五中全会授予她“中山奖章”。1975年蒋介石病逝后不久即赴美就医并定居 。1976年曾回台湾小住。1986年10月，回台湾参加蒋介石百年冥寿纪念活动。宋美龄著有《西安事 变》、《中国的和平与战争》等著作，在海内外有着一定反响。 2。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四大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