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资源
  人类是有目的的行动者，制度是个人有目的行为的预期或未预期的结果。
  上一章对技术 创新 制度结构的研究，主要考察的是技术创新制度结构的构成，分析方法基本上是 静态 的。
  下面再从动态的角度来分析技术创新的制度结构。
  随着知识 经济 时代的来临，技术创新制度结构又面临演进的新要求。
  在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先来看看制度 经济学家 是如何看待制度结构的演进和发展的。
  (一)制度结构演变的两条途径:自发演进与人为设计
  与此同时，制度也可能以未经设计的方式产生和延续，成为人们有意行为的无意结果。
  早在18世纪，苏格兰思想家休谟、福格森和亚当·斯密就提出了自发过程可能产生未预期的制度安排的思想。
  福格森也说过:“国家的偶然创立确实是人类行为的结果，但却不是任何人类设计的产物”。
  斯密提出过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它表明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逐会带来未预期的社会利益:个人“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促成他并没有想到的目标的实现”。
  哈耶克认为，政府行为，即使包含多数规则，它的结果显然不是“自发社会发展”的例子。
  许多制度的演进往往是自发演进过程与人为设计过程相互交织的结果。
  再说，组织也建立其自身的非正式规则、传统以及习俗。
  (二)制度设计的进一步研究
  制度设计研究是目前西方制度创新理论的一个前沿课题。
  西方制度创新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
  但是，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交易所产生的利润，通常不是由代理人行为这一个因素决定的，其中“偶然因素”就起一定作用。
  以上两种制度设计都是以委托人无法直接观察到代理人的行为为前提的。
  制度设计的另一重要内容涉及制度借鉴、模仿和移植问题。
  科拉姆认为，在有些情况下，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或者游戏规则的微小变化，会引起大相径庭的结果。
  在借鉴和学习西方支持技术创新的先进制度时，要注意制度移植中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
  (三)技术创新制度结构的自发演进与人为设计
  先来看两种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根本性制度。
  如果说，从原始公有产权制度到排它性公有产权制度的转变基本上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那么，从排它性公有产权制度到私有产权制度的演进则带有一定的人为设计性质，其中，人们为确立私有产权制度所进行的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体现了人们在私有产权制度设计中的重要作用。
  再来看促进技术创新的重大性制度。
  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只是政府开始采取一些促进其发展的政策与制度以后，它才真正地发展和壮大起来。
  该法规定了公司经营期限为20年，资本最高额为10万美元。
  到1860年，成立公司的通常途径已是依据普通法而不再是依据特许状。
  技术创新制度结构演进的原因与上面讨论的技术创新制度结构演进的途径有着密切的联系。
  前面的讨论实际上告诉我们，技术创新制度结构的演进离不开两种重要力量的推动。
  1.技术创新制度结构的自发演进，实际上反映了技术进步要求制度结构相应发生变化的决定性作用
  即使是政府制定的政策与制度，也只有在它真正适合于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要求时，才能够存在和持久。
  2.人为的制度设计对技术创新的推进，反映了人在技术创新制度结构演进中的能动作用
  强调技术进步的客观要求在制度结构演进中的决定性意义，并不否定人为的制度创新的重要作用。
  这种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人为设计能够加速技术创新制度结构的演进过程。
  (2)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技术创新制度结构演进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能够创造出一些仅靠自发演进而难以出现的制度安排。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人们在制度方面有多大的创造力，都不会改变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对制度结构演进的基础性的决定作用。
  (3)人为设计能够解决制度自发演进中的路径依赖问题。
  揭示制度自发演进中存在路径依赖特征是诺思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贡献，而这一思想的来源却是技术演进中的轨迹依赖。
  关于技术演进过程的路径依赖与自我增强性质的开创性研究，最先是由巴兰·阿瑟作出的。
  在制度的自发演进过程中，同样存在着自我增强与路径依赖的机制，使制度演进一旦走上某一路径，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
  沿着既定的路径，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但也可能顺着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状态之下。
  上面，我们讨论了人为设计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技术创新制度结构演进中的重要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家中对制度结构演进中国家作用的研究，突出的代表是诺思和林毅夫。
  (一)诺思的研究
  诺思对制度结构演进中国家作用的研究，主要是强调了国家作为产权制度界定者的重要职能。
  他认为，国家对产权的界定和保护是私有产权制度确立的根本前提，离开了国家对产权的界定，私有产权制度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但这会带来“白搭车的幽灵”，因为堡垒和军队在保护某些村民时不可能不同时保护所有其他的村民。
  此外，通过自愿组织来保护产权，还存在规模不经济问题。
  因此，诺思认为，最适合界定和保护产权的是国家，国家的特有性质使它成为产权界定、保护和实施的主要承担者。
  为了更好地发挥国家在产权制度建设方面的作用，限制统治者(和他的集团)在界定产权时的租金最大化倾向，通过政治程序、法律以及宪法等手段加以制约是十分必要的。
  至少应该建立以下三条防线:
  1.建立有约束机制的政治体制
  2.宪法秩序
  诺思认为:“私有产权制度的强化很大程度上在于限制政府的权力。”
  3.法律制度的完善
  (二)林毅夫的研究
  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相对于诱致性制度变迁而言的。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所谓制度选择集合，指的是某一制度安排的多种备选方案。
  林毅夫关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研究的一个主要结论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不可能满足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最优供给。
  正是基于诱致性制度变迁不能满足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最优供给，因此，林毅夫认为，由国家来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十分必要的，“国家干预可以弥补持续的制度供给不足”。
  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告诉我们，国家对制度结构的演进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美国政府促进技术创新的制度设计历程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仍然制定了一定的政策、制度来促进本国的技术创新活动。
  早在立国之初，美国就在宪法中明确规定，联邦政府有责任“通过使作者和发明者获得对其作品和发现一定时间的排他性权力来促进科学和有用的艺术的进步”。
  从60年代初期起，美国政府逐步注意到科学技术发展对于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大影响，因而在继续强调国防领域的研究开发需要的同时，也开始适当地给予民用技术开发以帮助，但这主要是依靠军工技术的溢出效应来实现的，国防、空间、能源、环境、健康以及科学成为政府资助的重点发展领域。
  这一时期，由于美国联邦政府开始注意到民用技术的研究开发及其应用，因而制定了许多促进技术创新的政策与制度。
  它们于1962年提议开始一项民用工业技术项目。
  从70年代中期起，美国在商业市场上获得世界领先地位的环境开始发生变化。
  同年国会通过法案，降低资本收益税，从而大大刺激了美国风险投资的发展。
  1983年，里根政府设立了工业竞争力委员会，研究联邦政府政策如何有效地影响创新，以及高技术发展与提高工业竞争力的关系，并调查联邦政府政策对创新的影响。
  布什政府继续执行里根的政策，鼓励企业的研究开发与技术转移活动，并通过强化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的权力来加强现有联邦政府的科学技术活动以及在重大技术问题上的协调，从而加强了联邦政府的技术创新政策。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克林顿是美国历史上对于技术创新活动最热心的总统。
  这一战略对于上一代人来说是适当的，但是对于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深远挑战来说就不合适了。
  我们不能依赖于国防技术在私营部门的偶然应用。
  1996年，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在其提交的一份题为《技术与国家利益》的研究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联邦政府所应该追求的五个技术创新政策目标:创造一个推动私人部门创新和竞争的商业环境;鼓励技术开发、商业化和应用;投资建设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以支持美国工业并促进商业的发展;推进军用和民用工业基础的一体化;确保美国拥有一支世界一流的、能够参与迅速变化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劳动大军。
  (二)日本政府促进技术创新的制度设计历程
  现代意义上的日本科学技术政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发展起来的。
  国家还要支援民间实施的产业技术革新，进一步促进产业技术的国际性发展，系统地整顿扩充振兴产业技术的基础。
  与此同时，该报告还明确提出了“产学官合作”体制，强调产业与学术和国家科学研究机构与管理机构之间在人才、资金、设备与设施利用方面的合作，强调开展共同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活动，特别是在从事振兴科学技术的特定领域中开展研究开发方面的合作。
  进入90年代以后，来自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的强有力竞争，使日本进一步认识到日本需要拥有建立在基础研究基础之上的更为先进的工业。
  1992年，日本内阁决定使政府的研究开发预算尽快增加一倍，扩大对于新的研究开发计划的支持，并且采用了一种支持创新性研究的新机制。
  其综合方针是:推进研究开发总体方向的调整，构筑新的研究开发体制，为研究开发人员创造优良的研究环境。
  (三)简要的总结
  对当今世界技术创新最为活跃的两大国家制度设计的简要回顾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①两国政府都非常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制度设计，并注意按照技术进步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其技术创新政策与制度。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前，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制度设计存在着许多差异。
  但是，从70年代起，美日两国政府都注意到本国技术创新制度的不足，开始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的经验，尤其是美日两国之间的相互学习，从而使两国的技术创新制度表现出趋同的势态。
  从70年代起，美国政府越来越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是政府追求的目标而是达到目标的手段。
  从日本政府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到1992年，日本的基础研究支出达到美国水平的84%，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38%。
  同年，美国基础研究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45%。
  技术创新的制度结构是不断演进的，渐变是技术创新制度结构演进的常态，剧变则是制度结构渐变的一种必然结果。
  技术创新制度结构的剧变表现为促进技术创新的根本性制度或重大性制度的变革。
  与技术创新制度结构演进的三次飞跃相对应的是，自18世纪中期以来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也发生了三次大的飞跃，即人们所熟知的三次技术革命。
  第一次技术革命。
  起止时间大体在1760~1840年。
  有些公司雇用了几百名甚至上千名工人。
  第二次技术革命。
  国际经济的结合更为紧密;“大企业”出现了，有些公司建立了复杂的组织，拥有半独立的分支机构和多层管理体制。
  典型产品包括钢材、涡轮机以及化学品等生产物资以及一大批新型消费商品。
  各种各样新产品的不断推出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标志。
  第三次技术革命。
  在发达国家中，有科技含量的产品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力。
  大规模的瞬时全球通讯已经实现，并成为某些商业部门不可或缺的手段。
  从以上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技术创新制度结构的演进与技术革命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和对应性特点。
  我们看到，在第一次技术革命中，市场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产权制度最终形成和确立。
  而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中，又出现了政府采购、研究开发资助与税收补贴以及风险投资等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
  技术创新制度结构的演进与技术革命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认为，这两者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
  这种关系表现为:技术进步与技术革命是技术创新制度结构演进的根本动力，而一旦制度结构发生重大变革又会反过来给技术进步和技术革命以巨大的推动。
  对于技术创新制度结构演进如何影响技术革命已有不少的研究，例如，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罗森伯格与小伯泽尔在《西方致富之路》中都对技术创新制度结构演进对第一次技术革命的影响作了深刻的分析。
  其结果，市场规模的扩大导致了更高的专业化与劳动分工，从而增加了交易费用。
  这里，笔者不准备赘述技术创新制度结构演进如何影响技术革命，只就技术革命如何影响技术创新制度结构作些简要的说明。
  1.技术创新制度结构演进的第一次飞跃离不开第一次技术革命的推动
  以知识产权制度的核心即专利制度的形成为例，它就是在第一次技术革命之后才最终确立的。
  2.技术创新制度结构演进的第二次飞跃是在第二次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形成的
  3.技术创新制度结构演进的第三次飞跃虽然主要是一种政府行为，但它是各国政府顺应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客观要求而设计的
  因此可以说，虽然技术创新制度结构的第三次飞跃大多是人为设计的结果，但也离不开技术进步的客观要求和推动。
  近十几年来，计算机、微电子、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技术产业迅猛发展，知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人力资本是生产中的一种重要资源，但它只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才成为最重要的资源。
  这说明人力资本价值提高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的产物。
  这就有必要对人力资本价值增长的长期趋势作些说明。
  人力资本价值就是人力资本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
  在人类经济发展的早期，分工仅仅体现于劳动过程的分工。
  此时人力资本的存量非常低，人力资本的价值也非常低。
  随着劳动分工的深化和迂回生产程度的扩大，使得一组复杂的过程转化为相继完成的简单过程，其中某些过程终于导致机器的采用。
  大规模组织促进了投资方式的发展，大规模的长期投资构成了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
  表4-1 1900~1980年美国参与知识生产行为的劳动力的百分比
  资本积累的最大问题是会导致报酬递减趋势。
  人力资本是知识的载体，没有人力资本就很难有知识的创新，因而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体系中的第一资源，其价值已超过物质资本价值，这是劳动分工和经济形态演变的必然结果。
  首先，产业结构的变化使经济发展对知识和人力资本的需求加大，“需求效应”导致人力资本价值上升。
  其次，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国与国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技术创新的竞争，而这种竞争的本质就是人力资本的竞争。
  这也是人力资本价值上升的重要原因。
  与人力资本价值上升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物质资本的价值明显下降。
  一方面，经济增长对物质资本的需求下降。
  经合组织国家的钢的消费从1973年的42800万吨下降至1979年的39500万吨，进而下降到1990年的35800万吨。
  资本的国际化流动使得资本可以通过发达完善的资本市场而几乎随处可得。
  在第三章，我们讨论了产权与资源稀缺性的关系。
  人力资本也是一种稀缺的资源。
  确立人力资本的制度变迁不仅表现在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制度的变迁，更为重要的是产权制度的变迁，即人力资本产权的形成和发展。
  股票期权等制度创新所以能够如此有力地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就在于它通过确立人力资本产权而从根本上解决了创新从独立发明者制度转变为以企业内部研究开发制度为主及股份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对创新者(科技人员、企业高级管理者)的激励问题。
  而在企业内部的研究开发部门，创新发明者却是按照决策者的计划部署、利用企业的开发实验和中试设备、拿着企业支付的薪金、为企业进行发明创新活动的。
  由于发明者成为一种雇佣劳动者，他们不再对创新成果享有所有权，发明者的创新成果往往具有很大的社会价值，但在发明者只取得固定薪金(即发明者的人力资本产权得不到承认)的情况下，其私人收益与发明创新的社会收益相比是微乎其微的，这将严重抑制发明者的积极性。
  以股票期权制为例，它的实施具有以下作用:
  1.它有利于鼓励经营者按股东的目标行事
  2.它有利于防止经营者的短期化行为
  3.尤为重要的是，它有利于激励经营者不断创新
  总之，作为人力资本产权实现形式的年薪制和股票期权制等新的制度形式，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技术创新活动中将会越来越显示出其巨大的生命力。
  有充足的理由说，年薪制和股票期权制等体现人力资本产权的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制度结构演进的又一次飞跃。
  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页。
  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
  鲁克俭:《西方制度创新理论中的制度设计理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1期。
  罗森伯格、小伯泽尔:《西方致富之路》，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66页。
  何勤华主编:《美国法律发达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173页。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1章。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7页。
  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页。
  诺思、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1页。
  诺思、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2页。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4页。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84页。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94页。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技术与国家利益》，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技术与国家利益》，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技术与国家利益》，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技术与国家利益》，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虽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也已经实施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技术创新政策，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科学技术体制全部转换为战时体制以及在美国主导下彻底摧毁了日本的战时科学技术体制。
  今井贤一:《从技术革新看最近的产业政策》，载小宫隆太郎等:《日本的产业政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22页。
  日本通产省政策史编撰委员会:《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14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页。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80页。
  坎菲:《不同产权安排尤其是专利制度下的创新激励》，载菲吕博顿等著:《新制度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282页。
  转引自R.Nelson，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47-4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89~397页。
  阿林·杨格:《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年第2期。
  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3~54页。
  OECD:《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机械工业出版社1997年版。
  方竹兰:《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是一个趋势》，载《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
  ③舒尔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51页。
  舒尔茨:《人力投资》，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页。
  在西方的一些高科技企业中，技术人员拥有高存量的技术创新能力，他仅凭其技术创新能力就可以获得一部分股份，即“干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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