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冷战与战后东亚国际秩序:影响及后果(2)
  三、东亚冷战进程及其后果 冷战时代的主要特点同样影响着东亚的历史进程，是塑造当时东亚国际秩序的最基本的历史条件，甚至可以这样说，冷战的某些遗产仍然影响着今天的东亚秩序。
  如前所述，冷战是两个欧洲边缘的超级大国以欧洲为中心并逐步蔓延到全球的对抗与竞争。
  从冷战40多年的全过程看，东亚从来不是美苏竞争的中心地区，这里有与欧洲不同的国际政治议程，例如东亚多数国家面临着反对殖民主义以及之后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性任务。
  但是，东亚毕竟受到冷战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在冷战的影响下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热战，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两个超级大国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
  这些历史事件导致了东亚独特的发展形态。
  冷战时期的东亚国际政治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冷战爆发到1970年代初和1970年代前期到冷战结束。
  在冷战早期，美苏的对抗很快蔓延到东亚，结果是造成了这个地区的大规模和持续的热战。
  整个冷战时代，欧洲虽然是美苏对抗的中心地带，那里却没有发生战争，美苏之间也没有发生战争。
  但是在东亚却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热战，一次是朝鲜战争;另一次是越南战争。
  首先是在二战结束后，东亚秩序最重要的改变就是日本统治的所谓“大东亚”秩序被粉碎了。
  一般地看，打败日本和推翻日本的统治，就意味着这个地区解放了。
  但是被解放之后是什么状态，这还要追溯到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之前这个地区的状态，才能理解清楚。
  例如在东北亚，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尽管还在完成国家统一和建设之中。
  国民政府在1928年开始“外交革命”，即通过谈判废除不平等条约体系，但还没有实现这个目标就遭遇日本就发动侵华战争。
  这时朝鲜半岛已经是日本的殖民地，之前那里还是一个王朝。
  所以在二战中，反法西斯同盟中的几个大国首先是美国提出，由大国中美英苏等“托管”朝鲜，经过一段时间建立有效的政府后，再将权力移交给它。
  对亚太一些殖民地也设想过在战后实行一段“托管”，当然其前提是大国能够维持合作。
  东南亚情况更复杂。
  在陆地部分即印度支那地区，是法国的传统殖民地;海岛部分有英国、荷兰等国的殖民地。
  那里的国际矛盾更复杂，当地人民除了与日本殖民统治的矛盾，还有同欧洲殖民统治的矛盾，以及欧洲殖民统治者与日本殖民统治者之间的矛盾。
  在如此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东亚各国在战后面对的问题中有不同之处。
  中国是主权独立国家，与反法西斯同盟国共同反对日本侵略;朝鲜是日本殖民地，先是被盟军解放然后分裂;东南亚则是欧洲殖民地，被日本占领，在日本失败后反殖民主义的任务更为突出。
  直到1950年代中期，东亚国家才有了共同面对建设现代国家的问题。
  这是1955年春能召开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的主要背景。
  对战后亚洲新兴国家来说，所谓“建国”一般地说就是在推翻外来统治之后，必须要完成几个基本任务，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确保主权与领土完整;实现或维护国家的统一;发展经济和实现社会进步，或统称为实现现代化;建构社会核心价值与形成新国家认同。
  总而言之，二战后所有新兴国家的执政集团在建国过程中都面临合法性挑战，这些执政集团最初得到支持是因为他们在革命阶段满足了公众对民族解放和国家主权独立的诉求，但在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后，能否为国民提供基本的安全感，必要的荣誉感，以及满足国民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日益强烈的要求，简单地说就是人民是否感到安全和有希望，这成为对合法性的根本挑战。
  应对这种挑战是重大决策的决定性的动力之一。
  二战结束后不久发生的冷战使这个问题更为突出，并经常在一些国家导致极其尖锐的政治斗争。
  一些政治集团被淘汰，一些政权被推翻，从根本上说是未能合理地回应上述挑战。
  这个时期东亚所有国家不得不面对的主要外部环境就是美苏爆发了冷战，这可以说是东亚国家的宿命。
  从宏观上看，冷战使东亚各国都立即面临着“建什么国”的选择，各国内部几乎都有不同的政治力量主张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有些国家则因为不同的选择而发生内战，为“建什么国”打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这是意识形态的厉害之处。
  从具体的历史进程看，二战期间，美国与苏联曾经为战后东亚秩序做出过妥协，从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到波茨坦会议，它们达成了一系列协议。
  战后初期，美国与苏联曾经试图协调他们在东亚的政策，但冷战的爆发导致了对抗。
  两国的东亚政策这时出现的另一个重大变动值得重视，即美国在1947年间选择了退出东亚大陆，转向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战略;同时苏联选择在东亚地区(包括南亚)推进革命运动，当时两国对华政策的变动比较突出反映了这些转变，这是中国革命大转折的主要外部条件。
  朝鲜战争爆发改变了美国亚洲政策的很多特点，并形成了后来美国在印度支那10年干涉的思想逻辑。
  美苏冷战给东亚带来严重的后果，包括给有些国家的政治集团夺取权力的进程造成了不同的影响，以及对每个新国家的建国模式提供了不同的选择。
  突出的结果是在东亚大陆引发了三场大规模的战争，以及一些国家的长期分裂和内部对立。
  而北朝鲜如果让韩国统一，金氏政权的统治也就结束了，这时北方绝对不能接受的。
  印度支那也类似。
  越南1975年完成了国家统一，但此前也经过十几年惨烈的战争，可谓创巨痛深。
  越南北方为武力统一国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另一方面也是历史机遇，中国、苏联两国为反对美国并同时展开互相竞争而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这对北越最后能取得胜利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它能否完成统一是有疑问的。
  那之后越南又为了控制整个印度支那地区，打了10年的柬埔寨战争，以惨败收场，国家经济几乎崩溃。
  冷战在初期对东亚地区的另一个影响是在这里形成了对立的军事集团，冷战最初就表现为美苏两大军事集团在欧洲的对抗，后来又蔓延到东亚地区。
  这一事件同朝鲜战争一起，是导致冷战向东亚大规模蔓延的重要原因。
  此后还有中朝结盟、中越也是盟友，这是东亚社会主义国家的同盟体系。
  站在对立面的是1952年建立的美日同盟，以及随后逐步建立起来的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同盟、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军事同盟。
  后来由于中苏同盟破裂、中越发生战争，社会主义国同盟在冷战中基本解体，还剩下的中朝同盟也很难说还有什么实际意义。
  冷战留给东亚的就是至今还存在的美国领导的军事同盟体系。
  第二阶段从1970年代前期开始。
  首先是由于苏联领导集团误判全球战略形势，将1973年美国尼克松政府决定退出越战、美国的全球战略性收缩和支持欧洲缓和等等行动，都视为是“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爆发，以致他们下决心在世界范围推进革命运动，并为此急剧扩大对外援助和军事干涉，直至发动入侵阿富汗的10年惨烈战争。
  苏联的扩张使很多东亚国家因感受到苏联威胁而逐步走上联合的道路。
  首先是中国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并于1979年 1月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中日两国也在1972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邓小平1978年访日签订中日友好条约，搁置钓鱼岛争议，主要原因就是要把日本拉到反苏阵线中。
  中国同东盟国家的关系改善也是为了抵抗苏联在东南亚的扩张，当时的首要目标则是建立共同反对越南侵占柬埔寨的地区性国际统一战线。
  历史从来不是按想象的逻辑发展的，此一时彼一时而已，正是冷战在这个阶段上的特点给东亚国家实现合作提供了足够的外部理由，使它们愿意搁置争议，联合起来。
  这个阶段在东亚发生的另一个从长远看更为重大的变化，这就是开启了地区持续繁荣的进程。
  首先是日本重建取得成功，紧随其后的是史称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崛起，一些国家相继走上市场经济改革的道路，并随后开始了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变革。
  最重大的变化仍然是1979年中国决定改革开放，它导致中国同世界体系接轨，从而实现了整个东亚地区(除北朝鲜外)的市场经济改革。
  中国的改革开放伴随着三个进程，其一是中国成为反对苏联在东亚扩张的主力和倡导者，持续建立反苏国际统一战线的结果是将苏联势力几乎是彻底的排挤出东亚地区;其二就是中国在冷战结束前即逐步退出冷战，这个过程开始于1985年，其影响巨大，为中国在后冷战时代的战略地位奠定了基础;其三则是市场经济在东亚地区逐步成为主流，东亚整体性地进入到世界体系、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中。
  中国对冷战的影响，尤其在冷战中的重大决策对战后东亚秩序的影响，是需要专门探讨的问题。
  这里指出的是，东亚冷战的历史进程及其结果均表明，东亚秩序中最具革命性的因素是中国的历史性变革。
  中国革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两次塑造了东亚秩序，第一次是与苏联结盟，结果是导致冷战在东亚的蔓延和东亚革命运动的激进化。
  第二次是与美国联合，中国选择逐步退出冷战，结果导致苏联集团在东亚全面衰落和东亚繁荣局面的兴起。
  这两个大的过程、两个重大的战略性的决策，体现在处理结盟、战争、冲突、危机和缔造均势的过程中，既是出发点，也是归宿。
  宏大的事实并不复杂，但观念、认知、决策过程等等，仍然需要做深入细致的分析。
  就冷战与东亚出现繁荣局面之间的因果关系而言，这首先表现在地区安全形势的层面。
  1970年代中期以后，因为有了苏联威胁，东亚各国才愿意做一些妥协以便发展相互关系，从而使地区走向稳定，这是经济发展和地区繁荣必不可少的条件。
  这当然不是哪个伟大国家预先设计好的，也没什么理由证明历史必须是这样前行，但历史就是用这种方式为东亚创造了特殊的条件，冷战造成了这样的诱因，当时东亚主要国家都把防止苏联扩张视为战略优先，所以就可以做出各种妥协，搁置诸多争议，建立起联合战线，而有了安全感以后就可以安心搞经济建设。
  回顾40年冷战带给东亚的影响，可以说当今很多发展趋势和一些障碍都是冷战时代的延续或遗留物。
  当今东亚秩序的形成显然是非预期的，这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但其主要逻辑的确早已经蕴含在冷战时代的争论之中，有其演变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