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赵博文 | “新不列颠史”：波考克对英帝国史的反思
  来源：《史林》2022年第6期，注释从略作者：赵博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对于帝国史尤其是英帝国史的研究成果丰硕。波考克的“新不列颠史”以另外一种方式回溯了英帝国的发展历程。“新不列颠史”是一部以“新不列颠人”为身份纽带，以盎格鲁-爱尔兰人的全球扩张为进程的历史。但是，“新不列颠史”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刻意地去欧洲化研究范式，以及否认爱尔兰历史的独立性，一直饱受争议。作为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历史叙述准则的历史叙事模式，“新不列颠史”在跨大西洋史等方面的贡献应该得到承认，但是其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以及以目的论为先导的研究理念也应该引起反思。“新不列颠史”；波考克；新不列颠人1883年，西莱（J.R.Seeley）出版了《英格兰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一书，阐述了英国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认为英帝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英格兰的全球扩张史。西莱的研究不仅开创了帝国史的研究，并且认为英国在18世纪以降的历史，应该突破不列颠群岛的地理范畴限制，在泛不列颠（Greater Britain）的维度阐释。随着20世纪中叶去殖民化浪潮的兴起，帝国史的研究逐渐被抛弃，但是1973年波考克发表了一篇名为《不列颠史：一个新学科的呼吁》（British History: A Plea for a New Subject）的论文，重申了帝国史论文的理念，他呼吁不列颠史学应该在研究“大西洋群岛”（Atlantic archipelago）范畴内不同地区、国家和民众之间互动的同时，关注这种互动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维度的延伸。波考克的“新不列颠史”一经提出，就在西方的史学界引起了争论，反对者认为波考克超越了民族主义史学的范式，无法客观全面研究各个地区之间的历史，亦会破坏民族国家史学的完整性和独特性；也有历史学家认为“新不列颠史”在大西洋的背景下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新不列颠史”自提出开始，始终伴随着争论。波考克的研究理念，同“新帝国史”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在全球化的维度中进行比较研究，克服诸多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不足之处，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同时，波考克的“新不列颠史”并非简单地叙述历史进程，而是以身份认同为纽带，强调大西洋英语世界的共享价值观。殷之光通过不同地区英帝国史的叙事模式，透视了“帝国世界观”的形成问题，指出这种秩序观是种族中心主义的集中体现；但是对波考克的“新不列颠史”并没有进行充分讨论。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波考克“新不列颠史”的缘起、研究特点和其主张背后的理念进行初步探讨。1973年，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首相决定英国加入到欧洲共同体当中，这对英国长久以来的史学传统，即盎格鲁中心主义（Anglo-centrism）提出了挑战：是将英国的历史置于欧洲的背景下加以研究，还是保持英国民族主义史学的独特性？如果将英国置于欧洲的背景下研究，那么英联邦国家应该如何重塑帝国历史，是这些相继独立的国家需要回应的问题。英格兰史学家依旧秉承盎格鲁中心主义的传统；爱尔兰、苏格兰的史学家寻求破除英格兰的宪政神话，构建独立的民族主义史学；自英帝国独立的美国历史学家专注于美国例外论的史学思想；但是同为独立殖民地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由于没有自己的史学传统，则面临着历史缺失的可能性。波考克提出“新不列颠史”，和其出身有着紧密的关系。波考克的祖父曾经供职于南非殖民地，其父1927年受聘于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学院，波考克自称是殖民者的第三代后裔，也是一个地道的新西兰人。因此，当新西兰面对这种历史困境时，作为历史学家的波考克需要为自己国家的历史寻找一个归宿。波考克指出，英国申请加入欧共体，意味着重新定位英国及其历史，“欧洲”将在其历史中占据主导地位。如此，那些在19世纪由英格兰和爱尔兰移民所创建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公民被波考克称为“新不列颠人”（neo-Britains），将面临身份认同的缺失。他们需要证明自己是“不列颠人”，而不是欧洲人。与此同时，在大英帝国已经解体的前提下，“英国人”的身份认同已经非常弱化，一味强调狭隘的地理观念，会加快不列颠身份认同的流失速度，产生很多“没有历史的人”（non-historical people），波考克本身就是潜在的“没有历史的人”。波考克认为这种狭隘的观念是一种病态的历史观，扭曲了英国历史发展的辩证过程。波考克认为，不列颠的历史必须辩证地看待，因为当下英国人的心态和制度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和殖民地不断的互动中塑造而成。尽管在英帝国的历史上，“不列颠中心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也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并不能代表英帝国的全貌，当下需要的是一种辩证的研究范式。由于英国的概念已经愈发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英国一词已经逐渐失去了历史意义，因此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英国的历史。波考克提出英国“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民众组成的王国，其历史已经通过种植园定居点扩张到海外，并建立了自己的衍生文化”，而这种复杂的历史叙事从未被认真对待过。为此，波考克提出应该突破传统的以英格兰历史为主体的历史叙事，强调历史的多元化和文化的多样性；这种多元文化的研究视角，同以英格兰为主的历史叙事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矛盾。这种多元的文化，首先在于如何定位爱尔兰的历史，既要保证爱尔兰史学的独特性，又不能使其脱离不列颠的历史叙事。为了兼顾爱尔兰史学家反对不列颠群岛的提法传统，波考克用不列颠史来论述早期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历史。波考克首先将爱尔兰纳入英国历史叙事的主体当中。1612年戴维斯（John Davis）撰写的《爱尔兰为何从来未被征服》（Discoveries of the True Causes Why Ireland was Never Entirely Subdued）一书辩证地看待英国对爱尔兰的征服过程，其中既有英国对爱尔兰的征服，也有爱尔兰族裔对英国政策的反应性对策，英国的征服遇到了武装力量的抵抗，从未达到完全融合的条件。戴维·马修(David Mathew)《凯尔特人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The Celtic Peoples and Renaissance Europe）一书也为波考克的理论提供了有益借鉴。马修并没有以国家的自然疆界作为研究的边界，强调其研究勾画了凯尔特族群的文化疆界，使读者意识到在西欧之外，存在着一个英格兰人、苏格兰人、英格兰-爱尔兰人（Anglo-Irish）共同组成的世界。《现代爱尔兰的形成》（The Making of Modern Ireland）一书中对英国内战提法的修正同样获得了波考克的认同，即英国内战本质上是一场三国战争，爱尔兰当时并没有达到内战所需要的政治一体化的程度，应该将研究的重点置于三个国家在战争中的互动。基于此，波考克认为“不列颠”的历史应该是“盎格鲁凯尔特”边界线内不同文化的多元历史。波考克强调，这种多元文化的历史，同以英格兰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发展历史是不矛盾的。他认为，在不列颠这个跨大洋的联盟内，以英语书写历史的模式不会改变，这是作为征服者制定的规则，他们根据统治的有效性，决定民众应该做什么、思考什么，以及记住什么；他们遵循同一种文化，讲同一种语言，保存着一段共有的历史。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历史地位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在于英格兰人拥有创造和书写本国历史的能力，而苏格兰并不具备。因此，在波考克的历史叙事框架内，盎格鲁中心主义依旧是无法避免的；其创新之处在于，“新不列颠史”的历史叙事应该具有双重性，在承认盎格鲁中心主义的前提下，重视各个地区历史与英格兰历史间的互动，即这些区域性文化是如何被征服、同化，并最终融入同一种文化规则之下；与此同时，不同地区的民众需要在不同的身份认同之间不断切换，避免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单一化倾向。到18世纪上半叶，英格兰在大西洋群岛范围内的扩张已经完成，英格兰控制了这一区域的绝大部分地区，并且建立了一个地区普遍认可的“不列颠”国家，这个标签被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所接受；英格兰的海外殖民定居点，也是由三个国家共同完成，因此，波考克认为，彼时在大西洋世界存在一个松散的盎格鲁大西洋社会圈。随着美国的独立，其历史可以按照民族国家的范式来叙述，但是，对于那些曾经作为“不列颠”历史的各民族，需要给他们一个合适的定位，换言之，就是通过殖民定居的数百万不列颠人（Britons）的历史应该如何定位。直至今日，加拿大、美国等独立国家的社会运动和文化因素中，仍然充斥着不列颠的元素。无论是以大西洋群岛为范围，还是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囊括在内，不能简单地参照“英联邦经验”，而忽视英格兰社会的结构和特点，如此将会使它们各自的历史陷入高度孤立的状态。一个社会必须不断重新评估自己的历史，将其作为自身形象的一部分；同时也必须知道他者的历史，从而明确自身在世界中的定位。以英格兰历史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满足前者，忽视后者，因此，“新不列颠史”的意义在于扭转盎格鲁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理念，目的在于以一个不断扩大的“文化冲突区”历史叙事模式取代一个单一的“家长社会”的历史叙事模式。“新不列颠史”是在西莱的英帝国史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来，是一种“新西莱式”（neoSeeleyan）的研究。西莱的《英格兰的扩张》被认为是英帝国的开山之作，其在书中阐明了自己对于英国史的观点。他认为与其同时期的辉格史学家们“过于强调议会对于自由的论争和鼓动”，却忽视了更为重要的问题，即18世纪英国的历史“不仅仅是英格兰的历史，还是囊括了亚洲和北美”的泛不列颠历史。西莱的泛不列颠包含了加拿大联邦、西印度群岛、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区域，其内在联系是种族、宗教和利益。这种内在联系是通过移民定居实现的，定居的主体在种族上是同一的群体，例如依靠征服而纳入英帝国版图的印度被排除在泛不列颠的范畴以外，因此，英帝国史是 “种族融合和国家扩张”的历史。可以看出，西莱的英国史是一种单向的历史，即英格兰不断扩张、种族不断扩散移居的历史，其向全球的扩张始终保持一种持续和必然的趋势；英帝国的扩张，本质上是将英格兰的国家政体推广到其他地区，并且见证其他地区建立起和英格兰类似的政治制度，从而形成一个在政治上高度一致的帝国。现代政治的实质，就是依靠国家的力量去管控一个由松散联盟组成的帝国。西莱在撰写英帝国史的时候，已经意识到英国对本国之外的地区事务比较漠然，“盎格鲁中心主义”依旧是英国人的主流观念，西莱强调“当英国人习惯于将整个帝国作为一个整体思考，并将其称为英格兰的同时，他们也应该意识到，这个帝国同时是一个联合国家（United States）”。有鉴于此，他亦指出这个联合国家的隐患，即作为帝国主体的英格兰人将附属地视为财产而非领土，正是这种疏离感将附属地推向了新世界，没有形成一种向心力。西莱强调，英国的全球化扩张本质，就是将现代性的民族文化带向蛮荒之地，而这些移民的精神家园则一直留在了母国，上帝是这些人的想象力和灵感的源泉，这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就使得印度永远无法融入英帝国当中：没有共同的血缘，没有共同的宗教，甚至没有共同的利益。波考克借鉴了西莱泛不列颠的地理概念，将“不列颠”的历史突破了大西洋群岛的限制。但是两者的研究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西莱将英帝国史视为以英格兰为核心的单一主权国家的扩张历史，“新不列颠史”并非以主权国家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其研究的重点是一个政治联盟的历史，这部历史的核心是“不列颠人”的全球化扩张。波考克认为议会的统一并不是主权的象征，而是一种类似共和制的政治联盟。这样将避免重蹈盎格鲁中心主义的覆辙，一旦采用盎格鲁中心主义的历史叙述方式，那么波考克的历史叙事将失去本来的价值。波考克强调的是英联邦成员之间的互动，例如阿尔斯特（Ulster）地区的发展是英格兰和苏格兰共同开发的结果，现代加拿大亦是两者联合改革的产物。它强调了不列颠诸国之间的协作和沟通，而不是单向的征服和殖民。因此“新不列颠史”更趋向于一种比较性的研究。西莱的英帝国史，是基于“种族和扩散和国家的扩张”的单向历史进程，这一进程遭遇了一次反转和一次失败后终止：反转是美国的独立，失败则是将印度纳入英帝国的全球化事业当中。但是波考克认为，“英国的全球化扩张过程从来不会获得单向的成功……随着英国全球化扩张进程的加速，社会的反应愈发强烈，并非更加顺从，美国和爱尔兰的革命就是最好的证明”。不列颠历史的主要研究对象，应该是霸权的扩张和地方反抗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最开始在大西洋群岛展开，最终跨越大洋延伸至全球。但是，“新不列颠史”又同西莱的研究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例如以种族为核心的历史叙事，强调英语文化的全球扩张，差别在于“新不列颠史”扩张主体的多元化，以及扩张范围的预设性。以波考克为代表的新不列颠人认为他们需要重新定义英国史的叙事方式，以便增进他们对于自己历史的了解；并且向英国人证明，他们之间曾经有共同的历史，这种共同的历史不能被当下的欧洲化所抹去。古尔德曾经说道，西莱的英帝国史至北美之后就戛然而止，因为统一的主权已经不复存在；波考克就是在超越主权国家的历史叙事基础上，在后帝国时代寻求新不列颠人共同创造的历史，并以此达到一种共有的身份认同。在波考克提出“新不列颠史”的研究范式后，随即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为了更好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波考克随后更加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理念。波考克意识到，“新不列颠史”最大的障碍，就是民众的身份认同问题。早在18世纪，“英国人”概念不断遭受挑战。苏格兰启蒙主义史学否定英格兰人的历史观念，不仅重新定义了苏格兰的历史，还破除了英格兰宪政的神话。18世纪的苏格兰史学，将苏格兰在1707年之前一个世纪的历史视为是同封建主义相分离并逐渐融入到英格兰历史的过程，正是在这种史学思维的影响下，苏格兰人认为自己是一个“缺少历史”的国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英格兰史》就摆脱了大英帝国的范畴，将苏格兰的史学独立出来，并且呼吁英格兰尊重苏格兰的历史，摒除狭隘的英国历史的特殊性，而将各自的历史放在更广泛的欧洲历史背景下加以书写。因此，苏格兰人之中出现了一种“北不列颠人”（North Britons） 的身份认同，这种历史叙事的出现，加强了苏格兰人的身份认同，正如16世纪由苏格兰人首先提出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的概念一样，他们更加认可自己“不列颠人”的身份，拒绝承认英格兰人的身份认同。这促进了苏格兰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却对辉格史学的国家建构理论提出了挑战。由民族主义史学引发的分离倾向正是波考克所担忧的，他认为在英帝国建立、发展、崩溃的过程中，很难用单一的民族标签去定义某一社会群体，这样将会割裂现实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因此需要采取一种超越民族主义的范式去研究历史。作为“不列颠人”意味着拥有自己独特的历史，生活在相互交织、渗透的社会关系中，所居住的地区或者国家不能够被剔除出历史叙事，尽管各个地区有时需要面对历史上的紧张关系。因此，“新不列颠史”的本质，就是“新不列颠人”在大西洋群岛和太平洋的文化扩张史。他提出任何的历史都应该寻找一个历史的节点性根源，而以英格兰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无法为“不列颠”这个联盟追溯到一个共同的历史根源。罗马帝国建立的不列颠行省，其范围并没有扩张到不列颠岛全境，更遑论爱尔兰；从罗马建立行省到诺曼征服的5个多世纪的时段内，尽管历史记录了这一时期“国家”是如何被创造的，但是这种政治发展是不均衡的，无法概括这个联盟整体性的发展。中世纪时期，尽管盎格鲁爱尔兰的历史叙事主线开始逐渐形成，但是这一时段的历史主要是围绕边界的扩张而展开的，波考克为此建立了一个模型，即中世纪是疆域（domain）的前进（march）过程。边界随着军事扩张不断扩大，被囊括进疆域的部分按照特定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和运行。但是金雀花王朝并没有持续影响欧洲大陆格局的变化，相反却在大西洋群岛的政治结构中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中世纪的历史，可以被视为政府不断增加权威和职能的历史，是一段疆域扩张在前、政治改革在后的历史。但是，这两个时期都体现了不列颠史的英格兰维度，因为英格兰在这些时期的历史事件中居于主导地位，无论是后辉格主义史学，还是费边主义史学都难逃这种历史叙事的窠臼。18世纪的不列颠历史，更能够体现大西洋的维度。波考克认为，美国的独立并不意味着英格兰在美洲大陆历史的终结，因为这仅仅是出于英格兰人的视角，应该将英伦三岛和大西洋世界视为帝国的主体，它们享有相似的历史，即便没有英格兰的直接参与，其政治文化仍旧发挥着主导作用。英国的跨大洋殖民，建立了一个松散的盎格鲁大西洋社会圈。“新不列颠人”正是18世纪在盎格鲁爱尔兰的全球殖民化过程中形成的身份认同。但是仅仅通过身份认同，无法支撑起“不列颠”的历史，因为民众创造的历史并不具备体系性，仍旧需要一个有效的载体支撑。为此，波考克用一种超越狭隘的民族概念的标签，来构建一种支撑大英帝国的精神世界的标签，波考克将之定义为“政体”（polity）。波考克的新不列颠史刻意弱化了民族的概念，一方面将国家和“宗族”（clan）混为一谈，另一方面则将大英帝国描述成为一个松散的‘宗族’，而连接这个松散宗族的纽带则是被波考克称为政体的概念。波考克概括了不列颠历史中的三大主题：即政体、宗教和议会政治。他认为，不列颠历史中的第一个主题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产物就是英国的政体;它保障了英国政治的稳定运行，使英格兰的边疆在前进之后能够有效地进行统治。16世纪的宗教背景，使不列颠的历史更加复杂化：除了在边界扩张之后的有效统治，不列颠的历史进程还要面对不同宗教派别的影响，虽然费边主义史学和辉格史学都认为17世纪的宪法危机本质上是军事力量组织变化的结果，但是加尔文宗和清教徒势力的增长，同样是危机的重要因素。如果将清教徒的因素考虑在内，英国内战的视角将更加多元化，北美的历史也可以纳入历史叙事的范畴中。第三个主题就是议会政治，在同法国的全球争霸中，英国为了维系军队的战争开销，开展了金融革命，土地和金融寡头们组建的统治阶层在国内战胜反对派，辉格党的统治由此建立，并且改变了社会的关系，使英国能够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帝国。这三个主题也基本上言明了英帝国发展的脉络。政体是整个“新不列颠史”的核心观念，波考克提出的政治联盟的基础正是基于此。在“新不列颠史”的历史叙事框架，有两个预设的前提，首先不列颠是一个联盟，而不是一个单一的主权国家；其次，盎格鲁爱尔兰裔的移民应该在这个联盟国家的历史中占到一个较大的比重。虽然印度和非洲一些国家在历史叙事中也被称为英国殖民地，但是它们的历史只是短暂地和“英国”有交集——尽管“英国”在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是却不共享相似的政治和历史背景。波考克强调，英国殖民地定居者的身份认同，具有种族的维度（ethnic dimension），因此印度这种依靠军事征服而不是以移民为主体殖民地，不能被纳入新不列颠史的范畴。同样，新不列颠史揭示了，对任何历史和自然实体施加国家之类的意识形态的定义是错误的。它使用了形容词“英国”来定义政治和政治国家的形成和解体过程，它关注的是连接和破裂，而不是强迫。因此，“新不列颠史”讲述的既不是帝国的建立，也不是帝国的解体，而是盎格鲁爱尔兰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张力是如何构造了这个联盟。在这个联盟的框架下，创造一种多国史观，这种历史叙事反对以民族国家为起点，也拒绝单纯以政治史为主线书写历史。波考克认为，新不列颠史的发展历程，就是这个联盟从大西洋群岛向全球军事扩张和建立政体的历史，通过这两种方式，辉格政党在内部维系了联盟的团结，在外部建立起了庞大的殖民帝国，并且将不列颠的文化传播向全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英帝国解体，波考克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新不列颠史”的终结，即便是爱尔兰通过独立运动成为共和国，以及英格兰对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权力下放，都并不足以宣告这个联盟的解散。相反，爱尔兰脱离了英国议会的控制后，其建立的政体依旧是稳定的议会制度，其政治制度依旧受到英国的影响。因此，波考克认为，联盟各国之间民众的相互同化，以相同的方式解决争端，依旧是这个联盟的主题。可见，“新不列颠史”同时是对帝国解体的一种回应和反思，是由不同群体的人所共享的历史，这部历史不专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人群，因此也不必回答不列颠在何种维度上被称为一个帝国。不列颠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概念，不同的群体对这一概念的反应不同，例如爱尔兰民族主义史学拒绝承认自己是英格兰历史的组成部分，但是又无法同英格兰的历史完全脱钩。爱尔兰的民族身份认同，正是在同英格兰不间断的斗争中形成的。苏格兰的民族主义是依托苏格兰独立的民族国家史学而存在的，在加入联合王国之前就存在苏格兰国家的史学；但是爱尔兰却没有这种独立的史学传统。英格兰和苏格兰，还有北美的历史是新教占据主导的历史，但是爱尔兰却是一部天主教占主导的发展历史。因此，新不列颠史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些传统英国史，或者英帝国史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构成“新不列颠史”的群体未必要以国家，或者准国家的形式出现；不列颠这个帝国，也未必是以实体国家的形式出现，自1973年波考克首次提出“新不列颠史”的研究范式，他一直在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使“新不列颠史”更加完善。“新不列颠史”的地理范畴逐渐从大西洋沿岸，延伸至太平洋沿岸，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开始进入历史叙事的主体当中。“新不列颠史”研究对象的地理边界从北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加勒比海、美国和加拿大，“新不列颠史”与大不列颠王国的历史并驾齐驱，并与之互动，就像欧洲国家与其他国家互动一样——这段历史只需要要求平等的尊重。“英国”或“大西洋群岛”，作为“它”的所在地，应该能够存在于不止一个历史中，并承认它们之间产生的主张和争议。因此，“新不列颠史”根本不关注欧洲，而是“大西洋史”，是超越了爱尔兰，延伸至北美洲的历史，以及“不列颠史”的模式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同地缘政治相契合。因此，“新不列颠史”中极具争议性的两个议题，就是波考克彻底去欧洲化的历史叙事模式，以及将爱尔兰纳入“不列颠”历史叙事的主体框架。1973年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使得波考克的“新不列颠史”需要重新界定英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即英国史到底是一部帝国史，还是一部欧洲的历史。有历史学家认为，波考克的“新不列颠史”是应对英帝国解体之后，将英国主权置于欧洲化的背景下加以研究的趋势。波考克认为欧盟的建立，需要重新定义不列颠人和不列颠史，尤其是英帝国已经崩溃，不列颠人身份认同已经产生危机的背景下。波考克提出，如果将英国史融入在欧洲史当中，是将其融入“西方文明”（Western Civilization）的框架中，这是对英国在18、19世纪全球的文化影响力的一种否定。“西方文明”并不是以欧洲为载体进行跨大洋的传播，因为欧洲具有排斥美洲的传统，英国才是西方文明传播的主体。并且欧洲本身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文化上的“欧洲”或者“欧洲人”的概念，是近代才被建构起来的，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欧洲史或者欧洲人的历史，而历史又是同主权紧密相关的。波考克提出，一个实质性的政治共同体，如果想要掌控自己的现状，就必须要书写自己的历史，尤其是这个政治共同体结构的历史，但是欧洲并不存在这样的现实条件。如果将欧洲视为一个政治共同体，那么没有任何一种政治结构能够概括欧洲的历史，即欧洲的各个主权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历史，因而无法在一个统一政治结构的框架下书写；欧洲共同体在经济层面可以被视为一个帝国，但是在政治方面无法做到有效统一。因此，欧洲由于内在的分立因素，使得欧洲史的提议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不列颠的历史中则存在统一的要素。尽管苏格兰和爱尔兰存在着各自的民族主义史学，但是都无法脱离不列颠史的框架。近代早期的英国历史经常被称为三国历史，即王朝合并和议会合并先于国家形成的一种状态。与不列颠这一政治实体相比，欧洲一体化不过是一种以牺牲政治组织和主权为代价的消费型文化,丧失了主权就意味着失去民族自决能力，也就失去了创造历史的能力。因此，波考克视欧洲一体化为后现代的社会关系，不能够成为英国史研究的背景。他明确提出了“新不列颠史”的去欧洲化倾向。这种倾向，既不是无意识的，也不存在偏见，而是“新不列颠人”的历史必须将欧洲剔除出历史叙事。波考克认为“不列颠”的历史同欧洲的历史具有同等的地位，如果将“不列颠”历史的主体英国纳入欧洲历史的框架下，就是对历史的篡改。此时英国已经加入了欧洲共同体，英国人已经开始将自己的历史置于欧洲的视角下，因此，波考克在20世纪末对“新不列颠史”的理论修正，更加地去欧洲化。他甚至认为“民族国家”作为以往历史叙事的基本单位也是不可取的，因其以国家为基本单位，否认过往民众创造的历史和共享经历。“新不列颠史”对欧洲史的否定，最终也落到了主权和历史的关系这一理论原点。波考克认为，文明依赖实体的政治组织，政治组织存在的目的是主权，历史则是依托主权而存在的，即历史代表过去，主权代表当下。因此，“新不列颠史”存在的基础是主权，而主权是帮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不列颠人身份认同的史学原则。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新不列颠史”的目的并不是探索文化的多元性和融合性，作为以政治为发展主线的历史，其强调的是一种政治联盟的形成，而不是鼓励多样性的存在。波考克的研究路径，既不是全球史，亦非国别史，而是在不同区域的视角下考察英国政治组织的扩张过程，以及在政治组织扩张中形成的身份认同，即“新不列颠人”。波考克也不是试图在泛不列颠的框架下构建各群体之间的新的联系，而是梳理这种联系应该如何被解读。“新不列颠史”以大西洋为体系研究英帝国的发展进程，刻意弱化欧洲对英帝国的形塑作用，极具争议。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认为波考克对欧洲带有天然的偏见。波考克认为，如果将英国的历史融入欧洲的历史当中，那么像波考克这样来自于自治领的新不列颠人，不会被纳入欧洲的历史图景当中，因为欧洲历史的叙事，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英国的自治领无论在地理范畴上，还是国家属性上，都不符合欧洲历史的范式。这也是阿米蒂奇称“新不列颠史”依旧是英国历史特殊性的一种延续的原因。波考克所谓的新不列颠人将不具有自己的历史，也就不具有自己的主权和文化。但是，刻意弱化欧洲在英帝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并不具有说服性。简·奥迈耶（Jane Ohlmeyer）认为“新不列颠史”是为了迎合连接大西洋两端的现实需求而提出的研究方式，因而过分弱化欧洲对英国历史的影响。但是对于爱尔兰而言，欧洲大陆对其历史的影响和文化形塑上的作用，远远大于大西洋世界。作为已经部分脱离当下英国的独立国家，爱尔兰并不认为自己是英国历史的组成部分，相反爱尔兰历史学家们认为爱尔兰是英格兰的殖民地，是英国殖民的一个试验田。自己的历史，则应该被视为英帝国和欧洲之间的“中轴线”，不能简单归为英帝国史。如何定义爱尔兰在“新不列颠史”中的地位，同样引起了史学家们的关注。爱尔兰史学家奥迈耶提出，12世纪以来爱尔兰人在英格兰人眼中就是野蛮和无知的代名词，甚至到了17世纪，上至国王下至平民，在文化观念中，认为讲盖尔语的爱尔兰文化是低层级的。因此，英格兰人对爱尔兰人有一种种族上的优越性，其目的在于如何更好地使爱尔兰人“文明化”，而不是平等的相互融合。因此，无论将爱尔兰的历史放在何种历史语境下加以研究，都应该保持爱尔兰历史的独特性，并且利用新不列颠史或者大西洋史来扩充本国的历史，而不是成为盎格鲁中心主义的有益补充。他们认为波考克企图利用族群的概念，弱化民族的意义，但是当下的政治史的范式仍无法突破民族主义史学。民族主义史学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标识之后，英国这一概念的合法性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英国人并不是一种统一的身份认同，英国人并不是一种遗传学上的身份认同，是一种历史性或文化性的标签，关于英国人的定义不断在被塑造，但是从未成型。即便英国人的身份都未能达成共识，更遑论“新不列颠人”的身份建构。但是奥迈耶也认为，爱尔兰的历史应该在保持史学独立性的基础上，适度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因为英帝国史或者“新不列颠史”的历史叙事，已经影响了数代爱尔兰人，无论是专业学者还是普通民众，应该更加理性地对待这种历史叙事。他提出，与其对帝国史历史叙事模式感到担忧，不如更加充分地理解这种历史叙事，并用其丰富爱尔兰的历史。爱尔兰的历史，不应该只存在于爱尔兰史学家的研究中，“新不列颠史”的存在，是一种有益的尝试。除了奥迈耶，阿肯森也呼吁摒弃爱尔兰历史独特性的惯性思维，将其置于更加宽泛的历史背景下加以研究，“虽然爱尔兰史的历史是独一无二的，但并非是中世纪以降西欧大陆历史模式的例外”，但前提是不能否定爱尔兰历史的特殊性。但是，波考克的“新不列颠史”极具主观性，例如他强调，爱尔兰的政治行为越来越被英格兰衍生的政治和文化同化，使爱尔兰的民族主义情绪愈发高涨，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爱尔兰抵制英格兰的文化同化，而是通过这种方式维护自身的利益。波考克坚决反对格里菲斯的观点，后者认为爱尔兰在英帝国解体之后，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出现在世界上，他们理应同英格兰人共享英帝国的历史，就像匈牙利人和奥地利人分享奥匈帝国的历史一样。波考克称这样的观点是恶毒的，因为不列颠的历史从开始就包括了爱尔兰，即“不列颠”的历史肇始于一个固有的多元化背景下，爱尔兰作为“新不列颠人”的来源之一，其地位不应该有任何的争议性，即便是爱尔兰的民族主义，亦是英格兰文化的衍生产物。波考克过于强调大西洋英语世界的同质性，忽视了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否认爱尔兰历史的特殊性。吉列斯皮（Raymond Gilespie）就认为，应该将近代的爱尔兰视为“具有旧世界和新世界某些特征的中大西洋政体”，其既不同于英国，亦不同于美国，既不是完全的排他，也不是完全的同化，因此其发展模式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可见，“新不列颠史”的去欧洲化立场和爱尔兰的历史定位上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性，正如波考克自己所言，这种争议性的历史叙事方法，既不是无意识的，也不存在偏见，而是与“新不列颠史”的缘起紧密相关。波考克认为，英格兰历史的发展主题，永远是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无论是辉格主义史学还是古代宪法理论，都在此框架下进行历史叙事。因此，盎格鲁中心主义史学可以在没有其他国家参与的情况下，依旧自成体系。但是，这种历史叙事也有天然的缺陷性：首先不利于联合王国的凝聚力；其次，以政治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是沿着某种特定的路线构建的。这种历史的前提假定，就是历史源于对国家的记忆，并且发展成为对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批判性研究。为此，波考克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方式，回避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新不列颠史”需要两个前提：“新不列颠史”的成员国首先应该熟悉本国历史；与此同时它们也要熟悉英格兰的历史，这样才能够避免“新不列颠史”的碎片化倾向。因此，“新不列颠史”是一个多元中心、以身份认同为核心的历史叙事方式。波考克的理论是一种反对辉格史学传统的研究方式，但是以巴特菲尔德为代表的辉格史学家，强调因为英国历史上不可避免的政治和宗教偏见，才使得辉格史学是最合理的描述历史的方式；而波考克的“新不列颠史”，则在公民身份的概念下，否认英国历史上存在的政治和宗教偏见。波考克的“新不列颠史”中凝聚帝国精神世界的“公民身份”，并不是基于种族的天然排斥或者吸引，而是为了寻求政治上的一种联盟，这种联盟的核心纽带，即波考克所谓的公民身份，实则是政治因素的一种变体。“新不列颠史”其实是在强调政治上的一种联盟，既不是民族国家的历史，也不是跨国历史，而是希望建立一种被“不列颠人”广泛接受的不列颠文化，并以此将曾经以白人移民为主的英联邦国家间的关系永久化。与此同时，波考克的“新不列颠史”并不是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进行历史叙事，而是在目的论的指导下，按照既定的结论回溯历史，承认历史进程和特定意识形态之间的预设关系。其研究范式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维系英帝国崩溃之后的身份认同，同时避免波考克这样的“新不列颠人”变成没有历史的人。笔者认为，波考克的“新不列颠史”在研究范式上有所创新，在历史叙事的过程中，摆脱了盎格鲁中心主义高度孤立的历史叙事模式，正如他自己所言，一个社会必须不断重新评估自己的历史，作为自身形象的一部分；同时也必须知道他者的历史，从而明确自身在世界中的定位；“泛不列颠”的研究模式，也促进了大西洋史的发展。但是波考克的“新不列颠史”，在本质上还是辉格史学传统的一种延续，并没有突破辉格史学中的国家叙事和宪政史学，波考克仍然承认帝国的经历对于大西洋世界英语国家形成的形塑力量。正如奥迈耶所言，“新不列颠史”本质上还是以政治发展为主线的历史叙事，其保留了19世纪的史学形式，尽管在方式上有所突破，但是本质上仍然趋同。其宣扬的思想，依旧是殖民扩张的历史，区别仅在于殖民扩张主体的扩大。其历史叙事背后的意识形态，更应该引起关注，尤其是波考克实现英联邦国家之间关系永久化的意图。与此同时，英国的部分历史学家认为“新不列颠史”是分裂英国的前奏，其否认了主权国家的历史。虽然“新不列颠史”为英帝国史提供了新的视角，重视各个部分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这也符合帝国史发展的趋势，但是不能以牺牲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历史叙事原则。因此在借鉴“新不列颠史”优点和方法的同时，要对其研究方式中的意识形态和分离倾向慎思明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英国都铎王朝君主形象塑造研究”（项目批准号：19CSS015）阶段性成果〕史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