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重塑文学理论研究的现实感与知识路径--“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问题与方法”学术研讨会综述(颜婧)
  当前文学理论研究最突出的问题，乃是感知与把握现实能力的衰退。
  事实上，文学理论所处的上述学科结构，不断受到潜伏于当代生活之中的时代情感的质疑与冲击。
  尽管与会学者的把握路径不尽相同，但张政文的观点——“讲实话”“讲真话”“讲人话”不断被引用，其中包含的真切的现实关怀与严肃的探索精神，贯穿于这次会议的全过程。
  可以说，当前文学理论现实感的匮乏，正是这一学科从时代变迁中脱嵌的结果。
  一、表征的危机:理论生产的历史形态及当下新变
  在这次会议上，广州大学教授陶东风特别关注了现有范式所刻印的时代风貌。
  沿着这一线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永清、深圳大学教授李健分别考证了“30后”学者在1980年代的理论探索。
  不过，随着学术代际的更迭，当下学界接受西方文论的方式也在逐渐深化，无法再以标签囫囵定性。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孙士聪则从历史脉络的再认识出发，追溯了“文化领导权”范式由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文化”，演变至晚期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力”时的重要中间一环，也即葛兰西以语言为视点的“文化—阶级”范式。
  上述接受西方文论之方式的深化，尚不能直接导向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自我变革。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程正民指出，相比于20世纪俄罗斯诗学的从一元走向多元、从对立走向对话，与苏联颇为相似的中国实际上并没有走上真正的学派多元化、对话化。
  在此意义上，理论研究尚未完全释放出文学研究的现实活力。
  时至今日，文学界对理论研究与批评的不满仍时时可见。
  复旦大学教授张宝贵以杜威为例，要求以回归生活的方式，重归经验，打破壁垒。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守森更明确地呼唤上手的、实用的理论，与文学创作构成实质沟通。
  不过，对于理论界与创作界的紧张关系，四川大学教授金惠敏也指出，问题并不全在理论界。
  事实上，在当下语境中，缺乏现实感的不仅是理论研究，同样包括文学创作。
  技术与媒介所形塑的文化研究趋向，对于理论的现实感反省，究竟意味着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方喜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来源，提炼出生产工艺学批判的认识方式，由此对技术的可能性持乐观态度。
  与其说人类感知到的是自身的真情实感，不如说是数据为其构筑的茧房。
  深究起来，上述技术变革实际上重新界定了理论研究者的时代位置。
  这些问题无法形成清晰的指称，没有确切的时间界限，只能以后设逻辑倒推脉络。
  综上所述，可以说，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现实感重塑面临双重挑战。
  一方面，在泛审美化的社会表征背后，科技以强有力的方式，对社会的组织、运作方式进行相当程度的重组。
  二、审美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反思当前文学理论知识形态的关键尝试
  在当代中国所接受的西方文论资源中，审美与政治的关系是其中的关键议题。
  与这种从美学现象入手的深究思路不同，还有学者从政治认知进入。
  那么，对于百年中国的文艺与美学历程而言，审美现代性议题是如何进入并形塑中国人的观念认知的
  然而，随着新时期的到来，既有的政治与审美的构造方式开始瓦解，审美现代性问题成为理论研究的主潮。
  从主客二分造就本质论，进而发展为独断论，并逐渐式微。
  上述反思意识的拓展，为进一步甄别不同当代理论话语的可能性提供了路径。
  在此理论甄别的过程中，文学的所指逐渐向文化领域扩展，出现多轨并存的局面。
  广西民族大学教授耿文婷描绘了当下文学生产、消费的图景，尤其重要的是，文学开始以听觉的方式呈现，并依托互联网，转化为电影、电视剧、游戏、动漫、舞台剧等。
  而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胡疆锋则进一步看出网络文学领域的美学形态变异。
  三、知识感觉的时代形态:重构当前文学理论之认知路径的诸种面向
  与会学者对此的讨论，逐渐将会议的气氛推向高潮。
  在东西格局反转中，中国正以不可忽视的方式崛起。
  这既要求中国的文化主体性意识，更意味着要找到中国的理论研究进入世界场域的方式。
  从当代国际文化语境来看，广西师范大学教授麦永雄呈现了以美国比较文学界为代表的国际比较文学界的看法。
  跨语境的间性论成为主调，它强调多元，认同跨界、流动与混杂，期待杂语与对话中的生成与启发。
  她的研究由此寻求与中国书法、绘画中的写意的对话，未尝不是中国审美思想进入世界的一种认识契机。
  不过，正如李泽厚的思想在进入《诺顿文论选》时，经过了大量改写改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钱翰提示在接受语境中反东方主义的话语可能走向另一种东方主义。
  从上述认识困境出发，进一步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重建中国文论的话语正当性。
  要避免上述二元对立的思维，便需要在中国文论的主体性构建中，重新思考西方文论的意义位置。
  更具体地说，不少学者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尝试提出转化与重组西方理论的路径。
  这一视角对民间文学，对余华、苏童等人的小说，都展现出解释的潜力。
  当然，转化和重塑西方理论的目标是重新进入并激活中国文论的当代意涵。
  相对于西方文论对技艺的重视，这一视角包含着显著的沟通潜能。
  以上述具体的研究尝试为依托，一些与会学者尝试提出重新把握中国文论的整体性方案。
  江西师范大学教授陶水平进一步强调，要发扬中华美学精神对当前文论话语建构的引领作用。
  当范畴聚合为命题时，内在的陈述性要求其具备相应的语法。
  当然，并非所有的中国文论都可以通过西方资源重新激活。
  如果说上述从具体案例到整体方案的探索，代表了重构中国文论的不同认知路径的话，那么，这次会议对于阐释学议题的集中研讨，则呈现了整合不同认识策略的总体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张江分析了“强制阐释”的机制与原因。
  他赞同方法论意义上的阐释学，区分文学阐释学与非文学阐释学，希望以贯通的视野聚焦于文本的阐释。
  他希望以中西融通的方式，通向更具有普遍性的阐释学。
  可以说，本次会议是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收获。
  正如王一川教授所说，实际的研究行动已经“走出或冲破已有狭义文学观念的篱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