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南北分治”视野下的辽代法制探析
  “南北分治”是辽代政治结构的重要创举，统治者根据各地区和部族发展的不同程度，借鉴和吸收中原先进的组织和管理模式，结合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开创出了“以国制待国人，以汉制待汉人”的特色国家管理制度。
  本文从“南北分制”的角度入手，通过研究辽朝南北司法管理体制的发展和变化，了解契丹法制的发展历程，从而找到辽朝能够维系二百余年封建统治的司法根基。
  字号:中图分类号:K246.1文献标识码:A 2021)一、辽朝南北面官制度概述 契丹政权肇始于907年，其伴随着大唐王朝的分崩离析，傲然崛起于松漠故地，先后与五代、北宋对峙，是我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北朝”。
  辽朝在崛起过程中，针对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发展差异，创造性地开辟了胡汉分治的政权管理制度，即南北面官制度。
  在“兼制中国，官分南北”的原则下，南北各司其职，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①。
  南北面官制度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伴随着辽朝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封建化进程的推进，南北面官制度大致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分治到合流的发展进程。
  契丹建国之初，是南北官制度的草创之际，由于其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较低，与之相对接的国家机构也多显“事简职专”，其大致可分为“朝官、宫卫、部落和州县”四大组成部分。
  辽太宗在取得幽云十六州后，汉人在辽朝的地位日显突出，“蕃汉分治”的政治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南北面官制度也在这一时期趋于定型。
  辽世宗时期，随着封建农耕经济在国家经济的地位日益突出，统治者面对这样的经济社会形势，进一步确立了南北两大枢密院的职责划分，南北面官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到了辽朝中后期，随着国家封建化进程的加快和民族融合的发展，南北社会经济的差异越来越小，南北面官逐渐走向合流和瓦解，在道宗时期，北院枢密使萧孝忠就曾提出“一国二枢密，风俗所以不同。
  若并为一，天下幸甚”②的建议。
  辽朝的南北面官制度，是我国历史上政权管理模式的一大创新，从其特色的行政管理制度中，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只有充分围绕“生产力”这一基础性的因素，适时优化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古鉴今，其意义不言自明。
  司法制度作为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系和巩固政权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南北面官制度”的大框架下，辽朝统治者经过多年的探索，逐渐开创出了一套与其主体政治制度相匹配的法律制度，这一司法制度，在辽朝两百余年的统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是本文将要论述的核心。
  二、南北面官制度下的司法管理机构 1.北面官下的司法机构 辽朝以北面官管理契丹及诸部族的行政、司法等事务。
  据辽史记载，夷离毕院是辽朝北面官系统内的最高司法机构，下设夷离毕、左右夷离毕以及知左右夷离毕事等具体官职。
  夷离毕一职在辽建国之初亦有史可载，辽太祖七年(922)，耶律阿保机下令群臣分决滞讼，以夷离毕直里姑掌亡捕;神册五年(920)，辽太祖任命汉人康默记为夷离毕，执掌刑狱之事:时诸部新附，文法未备，默记推析律意，论决重轻，不差毫厘。
  罹禁网者，人人自以为不冤③。
  辽道宗时，也曾诏夷离毕院曰:诸路鞫死罪，狱虽具，仍令别州县覆按，无冤，然后决之;称冤者，即具奏④。
  夷离毕院具有分管司法的具体职能，这一点无可辩驳，但通过史料记载:一方面，“执掌刑狱”并非夷离毕院的唯一职权，辽太祖在平定第二次诸弟之乱时，就曾命令夷离毕直里姑总管国内的一切政务，处理日常的政府管理工作。
  在对渤海的战争中，派遣康默记以夷离毕的身份统帅汉军，协助作战。
  辽道宗时，又以夷离毕替代皇帝，掌管部分祭祀职能，据辽史礼制记载，在祭祀活动中，皇帝皆亲拜，至道宗始命夷离毕拜之⑤;此外，夷离毕还有部分“谏议”的职能，辽道宗即位之初曾经对夷离毕院下诏曰:“令内外百官，比秩满，各言一事，仍转谕所部，无贵贱老幼，皆得直言无讳”⑥。
  另一方面，北面官的其他机构，亦有部分刑狱之权，特别南北枢密院正式成为辽朝最高的行政机构之后，褫夺了夷离毕院的部分刑狱职能，甚至直接插手诉讼之事，据辽史刑法志记载:故事，枢密使非国家重务，未尝亲决，凡狱讼惟夷离毕主之。
  及萧合卓、萧朴相继为枢密使，专尚吏才，始自听讼⑦。
  又如辽圣宗在太平六年(1026)以法令的形式规定:自今贵戚以事被告，不以事之大小，并令所在官司按问，具申北、南院覆问得实以闻;其不按辄申，及受请托为奏言者，以本犯人罪罪之⑧。
  辽圣宗以皇命的形式，确立了枢密院对刑狱之事的总体掌控之权。
  为巩固统治基础，缓解阶级矛盾，辽朝在北面官系统中，设立了对应于南面官系统中“登闻鼓院”的机构，史称“钟院”，该行政机构自辽太祖神册六年(921)始置，有冤屈的老百姓，允许其击钟鸣冤。
  钟院的兴废几经坎坷，辽穆宗荒淫无度，朝政废弛，钟院被废，直到景宗耶律贤保宁三年(971)才被重新设置。
  辽朝北面官制度下的司法管理机构，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呈现出不断向中原传统法文化靠拢的趋势，如在司法权的分配上，由建国之初“夷离毕院”的一家独大逐步过渡到后期的“司行不分”。
  总体而言，北面官制度下的司法管理机构，一方面体现了契丹族的传统司法习惯，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另一方面则杂糅和借鉴了传统中华法文化的思想和制度，对于辽王朝维系对草原诸部的统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北面官制度下的司法管理机构亦有着许多致命缺陷，这些潜在的制度缺陷对于辽王朝日后的衰亡不无关系，如辽朝在各机构司法权力的分配上存在严重的疏漏，在君主昏聩或朝政不稳的情况下，司法权极有可能沦为政客角逐的工具。
  2.南面官下的司法机构 在南面官的司法管理制度中，辽朝在总体上承袭唐朝制度，但在机构的管理和设置上又有所精简，同时吸收和借鉴了宋朝的部分制度，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司法管理体制。
  南枢密院作为契丹南面官的最高机构，同北枢密院一样，具有分理司法的职能，在辽朝之初，南枢密院暂时行使尚书省的职权，吏、兵、刑仅设立有承旨的官员，而无具体的分管部门。
  到了辽朝的中后期，随着官僚体系的日渐完善，刑部最终被设立。
  辽朝南面官中的大理寺，职能与唐朝相同，主管刑狱案件的审理，所不同的是，辽朝的大理寺人员较唐朝有所精简，仅设有大理寺卿、大理寺少卿、大理寺正、大理寺直等官员。
  辽朝南面官制度中的御史台，职权在唐朝的基础上有所扩大，兼具审判的功能⑨，下设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和侍御史等官职。
  此外，辽朝的御史台掌管兼理司法监察:尝敕诸处刑狱有冤，不能申雪者，听诣御史台陈诉，委官覆问⑩。
  此外，辽朝还效法前朝，设立登闻鼓制度，并且成立专门机构登闻鼓院，设立知登闻鼓使专掌其职。
  在南面官地方司法机构的管理上，辽朝一方面借鉴了宋朝的提刑按察制度，另一方面则承袭了传统中原法系的“司行不分”。
  辽朝在全国设立五京，于每京设立警巡院，专掌亡捕治安;又以五京为中心，设立五道，以道为基础管理各地刑狱案件。
  辽朝重视刑狱制度建设，效仿宋朝的“宪司”制度，由中央派遣分决诸道滞狱使、按察诸道刑狱使和采访使等官员分察各道府州县，处理积案陈案，肃察冤假错案，如辽圣宗统和年间，曾派遣翰林承旨邢抱朴、三司使李嗣、给事中刘京、政事舍人张干、南京副留守吴浩等人分决诸道滞狱;后来，又复遣库部员外郎马守琪、仓部员外郎祁正、虞部员外郎崔佑、蓟北县令崔简等分决诸道滞狱(11)。
  各京府州县的司法，由当地长官负责，如宰相室昉在担任南京副留守期间恪尽职守，一时间“决狱平允，人皆便之(12)”。
  此外，辽朝在州以上另设有判官，协助当地长官处理刑狱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