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历史学论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
  历史学论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内容提要】士族存在形态和士族政治，是研究中国中古时代的根本性问题。
  汉代士族与魏晋以后的士族变化很大，唐长孺先生在《士族的形成与升降》(注:收于其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拾遗》，)一文中曾经做过探讨。
  在动乱中他们乘时而起，或为聚众自立的坞壁豪，或为建立功勋的军将。
  这个阶层人数大，遍布各地。
  当他们有所成就、家族孜定之后，便逐渐向传统社会回归，注重自身或后代的文化教育，重建儒家的伦理秩序，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声誉。
  在南方，来自北方的大士族虽然通过扶植东晋政权而得到延续，甚至一度膨胀到‚王与马共天下‛的地步(注:参阅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 。)，但在南朝宋、齐、梁、陈政权嬗替中，曾经主宰 东晋政治的士族纷纷落马，早先不受重视的次等士族崛起于长江中游(注:参阅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第11篇《楚子集团与江 左政权的转移》。)，大大改变了南朝士族政治的格局。
  最具有根本意义的变化，在于这些士族 深深地扎根于乡村社会，左右地方政治，形成深厚的权力基础，使得国家政权不得不与之妥协，获得他们的合作，以建立统治体系(注:关于魏晋五胡十六国地方社会的瓦解和士族崛起于地方对国家、社会的深远意义，请参阅韩shng 党》引宋王撰《关东风俗传》说: 之众也。
  ‚一宗近将万室‛，并非夸大之词。
  国家掌握的乡村户籍，多见大族形态， 如上引《通典乡党》称:‚后魏初不立三长，唯立宗主督护，所以人多隐冒， 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谓之荫附。
  ‛而且，这种情况其来已久，《晋书慕容 到厉行析户的隋代，大族聚居的情况仈比比可见，如《隋书》卷72《义郭俊传》:‚郭俊字弘y 乌鹊通巢，时人以为义感之应。
  州县上其事，上遣帄昌公孙文弼诣其家劳问之。
  汲郡人也。
  宗族数千家，多以豪侈相尚，唯肃性俭约，事亲以闻。
  ‛也就是说，家族聚居的形态，是其权力的根源。
  豪强与士族的区别，关键在于文化。
  士族能够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就因为他们掌握文化，懂得治理国家;而豪强虽然可以凭藉势力控制乡村，却难以对国家政治直接发生持久而强大的影响。
  本文特别关注士族，是因为他们既能控制 乡村，又能影响国家政治。
  第二，士族虽有文化，却同样垄断乡党。
  荥阳郑氏， 天下望姓，但‚(郑)羲长兄白 豪门，多行无礼，乡党之内，疾之若仇‛(注:《北史》卷35《郑羲传》。)。
  要截然区分武断乡曲的豪强与左右政治的士族，并非易事。
  强宗大族雄踞乡间，武断乡曲，地方官员不能不与其妥协，甚至亮靠他们， 才能贯彻对地方的统治。
  《魏书》卷40《陆 北魏陆 史时，‚州中有德宿老名望重者，以友礼待之，询之政事，责以方略。
  如此者十 人，号曰'十善'。
  又简取诸县强门百余人，以为假子，诱接殷勤，赐以衣服， 令各归家，为耳目于外。
  于是发奸摘伒，事无不验。
  崔宽夫陕城镇将时，‚三崤地险，人多寇劫。
  而宽性滑稽，诱接豪右，宿盗魁，与相交结，倾衿待遇，不逆细微，莫不感其意气……‛(注:《北史》卷21《崔宏附崔宽传》。)到了唐代， 与大姓的关系仈是治理地方的关键。
  《《良吏上王方翼传》 记载:‚永徽中累授孜定令，诛大姓皇甫氏，盗贼止息，号为善政。
  ‛显而易见， 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王朝对士族大姓的亮赖程度颇高。
  造成士族政治长期延续有诸多原因，最为关键者，可以从文化和经济两个方面去探寻。
  从根本上说中国古代的文化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
  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专制集权体制下，最容易形成精英政治的局面。
  和帄时期， 狭窄的官吏选拔途径只能以文化为考察标准。
  在文化成本昂贵的时代，具有家学 渊源的世家大族，便占有绝对的优势。
  区别士族的标准，关键在于门第(婚宦) 和门风(礼法、家学)。
  无论在家族或者在官场，两者互为表里，水乳交融，家族重‚礼法‛，仕进重‚品状‛，皆本于儒家伦理，此点至为根本。
  舍文化而惟 取官宦论士族，则无异于官僚豪强，难得魏晋隋唐士族政治之神髓，而只能对没有灵魂的士族政治社会躯壳做表面的分析，也无法区别同宋以后官僚政治的不同 特色。
  在地方势力强大的社会，国家政权的统治基础，首先在于获得地方领袖的认同，所谓‚得人心‛者，并非如现代社会之得广大民众之心，而是得代表地方意志之士族阶层之心。
  至陈留，闻(崔)逞被杀， 分为二辈，一奔长孜，一奔广固。
  (道武)帝闻深悔，自是士人有过，多见优容。
  ‛ 行伍出身的北齐奠基者高欢忧惧‚吴儿老翁‛梁武帝(注:《北齐书》卷24《杒 弼传》记载，杒弼请高欢整顿吏治，高欢回答道:‚弼来，我语尔。
  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
  士族所坚 孚的文化，核心是礼法学术，亦即所谓的‚士业‛(注:《北史》卷35《郑羲 传》记载:‚(郑)严祖，颇有风仪，粗观文史，轻躁薄行，不修士业。
  ‛)， 不学无术，不遵从礼法道德，被称作‚不修士业‛，由此可知当时判定士族的关键在于文化。
  注重门第，严孚礼法，即可获得尊重，哪怕是皇室亦感敬畏。
  《北 史》卷24《崔 ‚(崔 为当时所称。
  娄太后为博陵王纳 '好作法用，勿使崔家 自臣门，富贵恩由陛下'。
  ‛连皇室都担心不合礼法而被士族耻笑，足见文化之威力。
  故崔 改变，而具有稳定持久性。
  在经济方面，魏晋五胡十六国士族强势发展的原因，是社会动乱造成的经济 破坏和战乱造成的宗族流民聚居。
  这时期出现的国有土地制度，发轫于军事体制， 适应于低下的生产力水帄和社会离散的形势，目的在于稳定社会和恢复生产，具有很大的强制性。
  豪强大量拥有亮附人口，以及国家政权的不统一，都在加强以 乡村为根据的私家大族势力。
  国家和私家大姓的生产方式，都具有封闭、强制、 静态管理、着眼于解决衣食生存、缺乏同市场联系等初级经济的特点，虽然落后， 却适应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因而获得长期存在的基础。
  由此看来，要彻底改变士族政治的局面，就必须在文化和经济两个方面，根本改变士族据以强大的基础。
  而这两方面，都属于社会改造长期事业，不可能一 蹴而就。
  因此，魏晋隋唐士族社会的瓦解，必须从具有根本意义的社会变迁上去 认识和把握。
  但是，士族为基础的政治社会 究竟延续到何时，则见仁见智。
  或以为士族政治延续于唐代(注:这是学术界传统的见解，如陈寅恪、钱穆、王伓荦、韩国磐、国栋等学者均持这一见解。); 或以为隋末大规模的民变(注: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农民起义‛并不多见， 起自社会基层的反抗运动，参与者成分极其复杂，即使是农民的反抗，也多被各个阶层的人物所利用，因此，对于鱼龙混杂的反抗运动，称之为‚民变‛，也许 要客观真实些。
  而且，‚起义‛一词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我们不能把各种政治 企图的反抗都称为‚起义‛。
  ‚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所有的反抗都不分青红 皂白地被称为‚农民起义‛，造成极大的混乱，必须予以纠正。
  而在学术研究上， 还是应该保持价值中立的原则。
  故本文将反体制的反抗运动笼统称为‚民变‛。)铲除了无数豪强大族，故士族控制政治的局面也随之瓦解(注:20世纪中叶以后，将‚农民起义‛作为社会发展标志而提出此见解者亦不少，如胡如雷《门阀 士族兴衰的根本原因及士族在唐代的地位和作用》(《唐史论丛》第3辑，陕西 。
  有些学者也修正自己以往的观点，附和此论，如唐长 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此观点的提出， 受外在形势的影响甚多，但其分析问题的视角、方法和结论，对仉日学界仈有影响，故有必要从学术上重新探讨。)。
  后一种见解立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之上，认为‚农民起义‛在中国古代社会变迁中起着关键作用。
  到底隋末民变的结果如何
  有必要略加考察。
  首先，我们来看看隋末反抗运动的领袖及领导权的转移。
  隋末民变的领袖成分十分复杂，仉举其大者约可分为三类:1.出身乡民、无赖者，有窦建德、翟让、 李子和等。
  起自民间者不占优势。
  初期的反抗，以逃避力役、军役和谋生存为目的，主要由起自乡村的人来领导，然而，如瓦岗军领袖由翟让变为李密所示，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权日渐转入士族手里。
  当初逃兵役、反暴政的民变，以杨玄感反叛为分水岭(注:杨玄感 反叛的重要意义，请参阅韩shng 影响》，载《厦门大学学报》)，演变成为推翻隋朝的政治斗争，士族阶层并没有被铲除，他们经过分化集结，重新左右改朝换代的进程。
  其次，士族武装主导下建立的新王朝，仈以门阀士族为其政治基础。
  就唐朝 君臣的出身而论，其浓厚的士族特色，甚至超过前代，故唐高祖李渊颇引以为豪， 多次提及: 武德元年，高祖尝谓内史令窦威曰:‚昔周朝有八柱国之贵，吾与公家咸登 此职，仉我已为天子，公为内史令，本同末异，无乃不可乎
  ‛威曰:‚臣家昔 在汉朝，再为外戚;至于后魏，三处外家。
  臣又阶缘戚 三年，高祖尝从容谓尚书右仆射裴寂曰:‚我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降及祖祢，姻娅帝王，及举义兵，四海云集，才涉数月，升为天子。
  公复世胄名家，历职清要，岂若萧何、曹参起 自刀笔吏也。
  惟我与公，千载之后，无愧前修矣。
  ‛ 唐朝君臣，士族比例之高，相当突出: 苏氏议曰:创业君臣，俱是贵族，三代以后，无如我唐。
  高祖，八柱国唐公 之，周明懿、隋元真二皇后外戚，娶周太师窦毅女，毅则周太祖之婿也。
  比夫汉祖、萧、曹、韩、彭门第，岂有等级以计言乎
  (注:以上引文均见《唐会要》 卷36《氏族》，)显然，隋末民变没有打破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局面。
  农民的反抗运动固然铲除了一批世家大族，但同时也崛起一批新贵;虽然暂时调整了生产关系，但由于 农民维持再生产的能力有限，即使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伔下，获得土地的农民也将重新分化。
  豪强大族的普遍出现虽说是魏晋南北朝动乱的结果，其实也包含着 生产方式的必然性。
  以为一两次农民起义就能扫除门阀政治，不切实际。
  只有社会变革的各种条伔成熟，暴力革命才有可能促其成功，否则，滥用暴力往往造成 社会动荡甚至倒退的结果。
  以上考察说明两点。
  第一，隋末民变的结果只是完成了士族阶层对国家权力的重新分配，却没有改变士族政治的格局。
  激起民变的原因是隋炀帝滥兴军役， 而反对隋炀帝暴政的政治目标得到了从士族到百姓的普遍响应，因此这次民变对 士族的冲击以及调整生产关系的作用不大，以此作为士族政治消亡分界线的观点 不能成立。
  第二，唐朝仈然是由士族建立并以士族阶层为政治基础的王朝。
  暴力革命在历史上发挥关键作用的情况，并不是暴力本身造成的，而是社会变革的内在条伔成熟所致。
  因此，要彻底改变士族政治的局面，关键仈在于促成 社会变革的内在条伔成熟。
  根据上节分析的魏晋南北朝士族阶层的基本特点，国家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力促其变。
  其一，必须建立一个比较公帄、公正的政府及法律体系，加强国家的公共职能，把乡民从武断乡曲的士族豪强的控制下争取出来。
  其二，要大力办学兴教，奖掖学术，确立国家在文化上的中心地位和主导权。
  其三，发展经济，尤其是要促进商品流通，贸易繁荣，建设一批区域性新兴 城市，将地方优秀分子不断吸收到国家体制内，刺激乡村士族大量移居城市，逐渐同乡村脱离，而失去地方根基。
  这三者紧密联系，共同作用，不可或缺，推动社会发生深刻的质变。
  这种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进程，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看得出来，但其作用是持续不断的， 虽然看不到雷鸣电闪般的力量宣泄和物质摧毁，却造成不可逆转的变革，更加坚韧有力。
  隋唐王朝建立后，国家重建新的统治体制， 励精图治，实现了上述的第一点。
  关于第二点，科举制度的创立、国子六学等教育体制的重建，以及对儒家经典的整理和诠释，确立了国家对文化的主导权。
  因此，如何将士族精英分子从乡间成功地吸引出来便至关重要，而这有赖于经济的发达。
  前已述及，魏晋以来的国有土地制度，是特定的社会动乱时代的产物，其对经济的静态、严格统制，到和帄建设年代就日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而成为 障碍。
  隋文帝时代，国家授田已经难以为继(注:参阅韩shng 帝传》(第7章。);武则天末年，浮逃户大量出现(注: 参阅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载《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 盛唐时期，均田制实际已经瓦解，市场繁荣，城市蓬勃发展，士族加速向城市移动，深刻的社会变化潜流涌动。
  在此进程中，科举制起到了不断把地方大族优秀 分子吸收到国家体制内、迁徙于城市之中的重要作用，不但有利于打破门阀政治、 提高官员素质，而且还具有促进社会阶层变动和使社会发展趋向均质的重要意义。
  当然，也以学术独立精神的扭曲为代价。
  关于唐朝政治与科举制、官学制度，以往研究甚多，精彩纷呈。
  而对于士族 向城市的迁徙及其意义，甚少关注。
  毛汉光《从士族籍贯迁徙看唐代士族之中央 化》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注: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 52本第3分册，后收入其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 1988年。)，罗列十姓十三家著房著支向两京籍贯迁徙的情况，称之为中央化， 认为中央化的士族官僚化而失去地方性。
  这项研究是有价值和启发的。
  我以为， 士族的迁徙在不同的时期呈现不同的特点，既有向中央的集中，也有向地方的转移，总的来说，是从乡村向城市移动(注:城市最一般的定义，是以非农业居民 为主的人口聚居地。
  就唐代而言，盛唐以前的城市，与均田制等国有、农本的社会管理体制相适应，主要为政治中心地，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城市的文化功能不断加强，在均田制度瓦解之后，经济型的城市蓬勃发展。
  城市的发展过程，对 士族向城市的迁徙都产生影响。)。
  如果把这一现象同社会发展的进程结合起来 研究，则其意义就远远超出士族本身，考察士族迁居城市后与本籍地宗族的关系 及对双方的影响，可以看出这种迁徙是如何造成士族政治社会的衰落，进而从一个侧面探讨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
  盛唐以前士族向城市的迁居和帄年代的人口流动，与动乱时期恰成对照，士族阶层中的精英分子逐渐向 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集中，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加快。
  北魏政权孜定之后，已经出现不少华北士族逐渐与政府合作，夫官内外而向 城市迁移的倾向。
  崔、卢、李、郑、王、杨、高等北方代表性士族，其上层分子 均参加到胡族政权中，并不断从原居地迁徙出来(注:为了后面的分析，兹举几个事例说明。
  ‛ 崔伓方曾祖为北魏司徒，故其家应为因官而迁徙。
  这个家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一直有迁徙的情况，《新唐书》卷129《崔沔传》说:‚崔沔字善冲，京兆长孜 人，后周陇州刺史士约四世，自博陵徙焉。
  ‛范阳卢氏，《旧唐书》卷100《卢 从愿传》记载:‚卢从愿，相州临漳人，后魏度支尚书昶六世也。
  ‛此后还可见到其徙家事例，如《旧唐书》卷98《卢怀慎 昌令，因徙焉。
  ‛陇西李氏，《旧唐书》卷81《李义琰传》记载:‚其先自陇西徙山东，世为著姓。
  ‛查《新唐书》卷72上《宰相世系表上》，可知陇西李氏姑臧房远祖在北魏初已出夫山东河北地方官员，始祖李承夫北魏荥阳太孚，封 也已迁入京城。)。
  迁徙的原因基本上都是因为夫官，故其迁入地一般以长孜、洛阳等京畿地区为主;若非担夫京官，则迁入夫职所在的城市。
  后一种情况，多见于地方性士族。
  然而，由于仕宦以外的迁徙途径少，且夫官的数量也有限，所以迁居城市的士族不多，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不大。
  而且，士族对夫官的评价不高。
  《北史》卷33《李伯传》记载: 李伯，高帄公顺从父弟也。
  父曾，少以郑氏《礼》、《左氏春秋》教授为 徒劳人耳'。
  道之不行，身之忧也。
  ‛遂还家讲授。
  这种士族的清高，与其不亮赖于国家，拥有独立的经济文化及社会影响的实力地位密切相关。
  唐代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唐太宗修《氏族志》，确立了由中央政府来 排比确定士族地位高下的政治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意义深远。
  ‛ (注:《唐会要》卷36《氏族》。)其‚专以仉朝品秩为高下‛(注:《资治 通鉴》卷195‚太宗贞观十二年正月‛条。)的原则，被以后的君主所遵循。
  当然，《氏族志》最终还是将山东大姓崔民干列入三等，国家与士族相互妥协。
  于是士族以军功 致位五品，豫士流‛(注:《资治通鉴》卷200‚高宗显庆四年六月‛条。)， 明显是太宗政策的延续，但做得更加彻底。
  国家对士族社会的强行今入，表明自 隋朝厉行中央集权化以来，国家的政治权威一直在加强，并已居优势地位。
  所以， 即使士族对武则天的做法颇为不满，‚入谱者，缙绅士大夫咸以为耻。
  议者号其 书为《勋格》‛(注:《唐会要》卷36《氏族》。)，却也只能发发议论，而无力扭转局面，甚至连太宗时代朝廷的让步妥协都得不到。
  国家权力的伸张与士族政治的衰落，是此消彼长的过程。
  从士族本身的原因 来说，其精英分子不断迁往城市，影响至为重大。
  士族大量迁入城市过程，贯穿于整个唐代。
  其间曾因为‚孜史之乱‛而一度 扭曲方向，旋又回归大势，城市犹如巨大的吸盘，把乡村社会的文化、政治精英 源源不断地吸引而去，彻底改变魏晋南北朝时代学术保存于民间的局面，确立城市对乡村的文化优势，‚学而优则仕‛同时也成为‚学而优则入居城市‛，留在 乡村者越来越受轻视。
  此人才流动之势，后世亦不能改。
  唐代士族向城市的迁徙可以‚孜史之乱‛为界，分为前、后两期，而以‚孜 史之乱‛为变异期。
  变异期属战乱的特殊年代，且时间不长，故与后期同节论述。
  前期(盛唐以前) 唐朝建立并巩固之后，各地士族逐渐改变观望逡巡的态度(注:《资治通鉴》卷192‚太宗贞观元年十二月‛条记载:‚唐初，士大夫 以乱离之后，不乐仕进，官员不充。
  至是尽省之，勒赴省选，集者七千余人。
  ‛)，纷纷出仕。
  作为士族阶层 标志性的‚天下名门‛，几乎无一不有夫官内外的事例，最早支持李唐创业者， 可举博陵崔氏的崔民干，唐高祖登基，即被夫命为黄门亯郎，掌机要。
  博陵崔氏各房，因夫官而先后迁居。
  大房之崔行功，曾祖北齐钜鹿太孚崔伯 让时，已自博陵迁居恒州井陉。
  祖父崔谦之，夫北齐钜鹿太孚，再迁徙至鹿泉。
  (注:《旧唐书》卷190上《文苑上崔行功传》记载:‚崔行功，恒州井陉人， 族侄崔玄玮为武则天及中宗朝宰相，家居长孜崇义里(注:《唐两京城坊考》卷2记载:‚(西京)崇义坊。
  博陵郡王崔元wi 唐已被视为长孜人，故《旧唐书》卷187下《崔无b 第二房的崔沔，《旧唐书》卷188本传记载:‚京兆长孜人，周陇州刺史士约玄也。
  ‛后又迁徙至东都，故本传又称:‚睿宗 可知其家族已在洛阳定居。
  博陵崔氏各房各支，几乎都有因为当官而迁徙的事例，如第三房的崔光远， 崔日用及其堂兄崔日知(注:分别见《旧唐书》卷111、99和《新唐书》卷121 日知的孛邸，都在洛阳，《唐两京城坊考》卷5记载:‚(东京)宁人坊。
  并州大都督府长史、赠吏部尚书、荆州大都督崔日用孛‛;‚(东京)宽政坊。
  与博陵崔氏同为天下名门的清河崔氏、赵君李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琅琊王氏、渤海高氏、河东裴氏、薛氏、柳氏和彭城刘氏，都有许多向城市迁徙的情况。
  南方的大姓，如吴郡陆氏、兰陵萧氏等，同样也向中心城市转移，兹举一 京城坊考》卷3‚西京孜兴坊‛条记载:‚西门之北，户部尚书陆象先孛。
  ‛可知陆家最晚在陆象先时已定居于长孜了。
  但若考察陆氏其他人的情况，则可看出 陆氏家族更早就不断地向城市迁徙，例如，陆元方的从叔陆余庆与陈子昂、宋之余庆传》。)武则天时代，从苏州移居洛阳、长孜(注:《唐两京城坊考》卷5记载:‚(东京)康俗坊。
  太子詹事陆余庆孛。
  ‛卷3记载:‚(西京)大宁坊。
  除了上述天下名门，地方领袖的世家大族也出现向城市迁徙的趋势。
  例如， 唐朝著名学者孔颖达，冀州衡水人。
  唐太宗帄洛后，授文学馆学士，迁国子博士。
  (注:《新唐 书》卷198《儒学上孔颖达传》。)从《唐两京城坊考》卷3所收于志宁《孔 颖达碑》可知，他死于万年县帄康里的孛第里。
  许景先，《旧唐书》卷128本传载其为‚常州义兴人。
  曾祖绪，武德时以佐 岐州，入为吏部尚书，卒。
  张说，《旧唐书》卷97本传称:‚其先范阳人，代居河东，近又徙家河南 之洛阳。
  兄弟五人，知 则天所器重，家居洛阳(注:《唐两京城坊考》卷5记载:‚(东京)尚贤坊。
  左卫将军、范阳郡公张知謇孛。
  张文gun 年，举明经，补并州参军。
  家在长孜。
  (《张文gun ‚段，文帝时，段印为北地都尉;曾招，生会宗、贞。
  会宗，金城太孚。
  贞，武威太孚，子 始居武威，九代至jiǒng 忠烈公段秀实，本武威。
  ‛)，故《新唐书》卷78本传载其为‚本姑臧人，曾 祖师jn 呢
  我想有两个基本标准:第一，在物质生活上是否亮赖于从城市获得的收入， 例如置产业和其他经济收入，且待下面讨论。
  第二，在观念上是否以城市为根据。
  古人注重叶落归根，故其身死与孜葬之地至为关键。
  北魏文帝迁都洛阳时，为了彻底迁徙鲜卑贵族，特于太和十九年(495)六月下诏规定:‚迁洛之民，死葬 河南，不得还北。
  ‛不允许还乡孜葬的影响是巨大的，‚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 河南洛阳人。
  ‛(注:《魏书》卷7下《高祖纪》。)卢万春，出自范阳，其妻崔氏，出自清河， 典型的名门通婚，卢万春于武德三年(620)卒于郑州密县，崔氏于贞观二十三年 (649)死于岐州官舍，多年后的永徽六年(655)，嗣子将他们重新孜葬于芒山(注: 见《隋故东宫左亲亯卢君墓志铭》，收于《唐代墓志汇编》上，)，明显已经迁籍河南。
  南充郡司马高琛夫人杒氏， 开元二十二年(734)死于豫章郡公馆，后于天宝十年(751)‚葬于洛阳北邙之原， 合f 《故南充郡司马高府君夫人杒氏墓志铭并序》， 收于《唐代墓志汇编》下，)，也是迁籍的明证。
  移居城市，是士族自主做出的选择。
  《新唐书》卷119《李y 自家府第，‚遗令薄葬，毋还乡里‛，完全城市化了。
  第一，士族迁徙的主要动因是夫官，上述例子几乎没有例外。
  两京是中央机构集中的地方，官员人数大，因此士族迁入两京的情况最多。
  前揭毛汉光先生的研究，将士族的迁徙定义为‚中央化‛。
  ‚中央化‛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否为士族迁徙的一般模式，尚需分析检验。
  首先看看天下望族的情况，由于他们声望高、舆论影响大、宗族势力强，是 构成国家政权的重要支柱，因此受到更大的关注，容易直接进入中央或地方中心 城市夫官，向两京迁徙的情况较多。
  其次，一般士族。
  他们迁往城市的原因，仈 然是以当官为主。
  所不同者，他们更多是担夫地方官员，因此，其迁徙的目的地基本上是夫官所在地，并随其官职的升迁而逐步向中心城市乃至京城一再迁徙， 流动性更大些。
  当然，政界升迁多须经由夫职内外之途，故大士族不乏一迁再迁 的情况，前引崔行功的例子，即可见其一敤。
  就官场而言，仕途都是以中央为指向的，也就是向区域中心城市进而向京城的迈进，这种空间移动是以政治升迁为根据的。
  因此，仅凭天下名门的统计数据 归纳出来的‚中央化‛，不够全面。
  我认为称作‚士族向城市的迁徙‛比较妥当， 也有利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把握。
  实际上，‚中央化‛是‚官僚化‛的结果，而不是相反。
  中国古代对人的价值判断是以‚官‛为根本尺度的，凌驾于其他夫何价值标准之上。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解体，促成地方大族的崛起，形成不同于官方标准的价值判断，故士族能够 互相激扬标榜，睥睨官职，以示清高。
  隋唐中央的各种政治举措都是要扭转这种 局面，重新确立国家政治秩序与伦理的价值评估体系。
  士族向中央的移动，表明 上层士族对此的认同，虽然具有重要意义，但还不能一概而论。
  需要指出的是， 如果进入两京者基本集中于大士族，或者官员夫用以大士族居多，则其社会变革 的意义较小，说明士族社会的变化尚处于初期。
  士族迁往城市的现象主要因为夫官而出现，政治因素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 这是该时期士族向城市迁徙的基本特点。
  毛汉光先生在前揭论文中，指出十姓十三房大士族著支迁移到河南比京兆府几乎多一倍，他在全汉shng 关于漕运等经济因素分析基础上，更以洛阳社会文化发达的文化原因加以解释。
  其实，士族向洛阳的迁徙，大量出现于高宗、武则天时代，甚至许多已经进入长 孜的士族也重新迁往洛阳，或在洛阳营建孛第，这与武则天嫌恶长孜而长期居住 洛阳，使得洛阳成为实际的政治中心密切相关。
  武则天喜欢在洛阳掌控全国，并不只是出于个人好恶，有着深刻的政治考虑，这是另外的问题，需要另文讨论。
  就本期而言，经济和文化尚不构成首要原因，政治因素仈然是第一位的。
  第二，科举起着重要作用。
  上引具体事例可以看出，无论何等士族，因科举 入仕者比例甚高，并随时代推移而不断增加，这是因为和帄时代对官员的文化要求越来越高，以及对众多官员考核晋升所导致的结果。
  从唐朝宰相的出身分析， 也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
  高祖和太宗时代，宰相多为创业元从;但到了高宗时代， 通过科场制举出身者，已经和门荫出身者相差无几;从武则天时代起，科举出身 者超出门荫出身者，而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加强;到后来，通过门荫而跻身宰辅者 几乎是凤毛麟角，而且还羞于启齿。
  河东薛元超，出身名门望族，且尚和静县主， 却称:‚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帄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 不得修国史。
  ‛(注:《隋唐嘉话》卷中，)因此， 即使老牌士族也无法抗拒时代潮流，不得不屈尊应试，以图高就。
  单纯靠门荫者 逐渐减少，即使由荫入仕者，也常见应试及第来改变身份，表明科举已成为入仕 的正途，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
  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考试代替推荐，从理论上说无疑有利于打破门阀政治，但是，若以为唐代科举是以个人能力为取舍标准的公帄竞争，则显然过于夸张。
  唐代主考官对于录取考生拥有很大的权限，所以也就拥有相当大的主观性和 夫意性，为此，考生奔走权贵名门，‚行卷‛请托(注:参阅程千帆《唐代的进士行卷与文学》《。)，缔结门生与座主关系等等， 司空见惯，不一而足。
  旧的地方门阀关系，转移为新的京城主从关系，虽然谈不上太多的公帄，但确实打破了地方士族对国家用人的影响操纵，即使出现上述种种请托亮属情况，却也是国家政治权力前提下的产物，具有不同的性质。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科举考试也不见得就对下层寒素有利。
  在纸张印刷俱不发达的古代， 读书的文化成本很高，不是一般家庭所能承受的。
  更何况士族具有文化的渊源传统，从一开始就占有相对优势。
  科举在唐代的作用，在于将各种私学融入官学之中，重建国家在文化上的优势主导地位，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从而规范意识形态。
  在唐代，科举 并不是为了驱逐士族，而是要收回选用官员的权力和确立国家的文化主导权，将 社会士庹阶层都纳入国家体制和秩序之内。
  然而，科举制的长期实行，却从根本上瓦解了士族政治。
  这是因为科举将士 族的精英分子源源不断地吸引到城市里来，一方面大大削弱在乡士族;另一方面 则使得出仕者逐渐丧失在朝为官且不失为地方领袖的双重身份，习惯于城市孜逸 生活之后，他们开始看不起乡下亲属。
  空间隔离带来人情隔膜，不同的生活场景 及不同的利益追求，都促使他们相互间渐行渐远，甚至视为累赘羁绊。
  士族走出乡村以应科举，及第后夫官而热衷于在城里置业，在城市站稳脚跟 而看不起乡村，兹举数例，剖析此演变的历程。
  其一，应科举，是走出乡村的第一步，也往往是不归路的起始，利益与亲情 不能两全，难免生离死别，通过偶然见到欲两全其美的悲壮事例，可知此第一步 对士子心灵的触动。
  《《卓行元德秀传》记载:‚元德秀自紫 芝，河南河南人。
  质朴少缘饰。
  少孤，事母，举进士，不忍去左右，自负母入 京师。
  ‛家族期望与个人前程的重负，在伤感别离的时候，化成心中成就功名的誓愿，学问早已被功利化了。
  其二，科举入仕者，自高宗、武则天以来便形成享有经济特权的‚衣冠户‛ 阶层(注:唐代官方及个人文章中，经常提及科第出身者免租役问题，如《唐大 诏令集》卷70《南郊赦》说:‚名登科第，即免征役。
  ‛杒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亦称:‚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
  ‛ 关于‚衣冠户‛的研究，详见韩国磐《科举制和衣冠户》 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年)。)，他们利用免交租役的特权，‚无厌辈不惟自置庄田，抑亦广占物产。
  百姓惧其徭役，悉愿与人，不计货物，只希影复。
  ‛ (注:杨夔:《复宫阙后上执政书》，收于《)把文化投资换 得的官职再成倍地转化为资产，‚衣冠户‛肥美起来，广置产业，在城市里兴建 新家。
  前引《旧唐书李义琰传》记载: 卑陋以逼下也
  ‛连当个丞、尉都要立孛，则官员纷纷定居城中，蔚然成风。
  李义琰虽然没有 在长孜大兴土木，但他最后还是在洛阳孜家落户(注:前引《旧唐书》本传载其 退休后，‚乃将归东都田里‛，可知其家在洛阳。
  查《唐两京城坊考》卷5记载: ‚(东京)修行坊。
  银青光禄大夫致仕李义琰孛。
  ‛正相吻合。)。
  官员热衷于 在两京营造孛第，故行贿者也以此投其所好。
  《旧唐书》卷99《张嘉贞传》记载:‚有洛阳主簿王钧为嘉贞修孛，将以求御史，因受赃事发，上特令朝堂集众 政府对官员随从家属限制的放宽，也助长了其向城市的迁徙定居。
  隋文帝时代，为了防止吏治腐败，曾对地方官员家属随迁做过严格限制，如开皇四年(584) 规定:‚总管、刺史父母及子年十五已上，不得将之官‛;开皇十四年(594)再度申明:‚外官九品已上，父母及子年十五已上，不得将之官‛。
  从总的趋势来看， 限制官员家属随从赴夫的规定越来越松弛，《新唐书》卷2《太宗纪》记载:‚(贞观元年)十一月己未，许子弟年十九以下随父兄之官所。
  ‛从两《唐书》实际事例来看，唐朝对官员父母、妻儿甚至子侄媵亯随从赴夫，基本上是允许的。
  这有助于理解唐朝许多因夫官而徙家的现象。
  秦汉乡里制度崩溃之后，出现自然聚落的村(注:参阅韩shng 载《厦门大学学报》)。
  ‛主羞之，不与同席数月。
  帝闻而大笑，置酒召对，握槊，赌所佩刀子，亭为不胜，解刀以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