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摘要：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第一次女权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这是一次公开的、非暴力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它不仅最终取得了胜利，而且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美国《独立宣言》的颁布，意味着该国成了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其公民也应有一般公民所拥有的权利。但是，独立之后的美国还处于男权社会，不仅是《独立宣言》，即使是后来颁布的美国宪法及其第一至十条修正案（《权利法案》）,也没有赋予女性多少权利。随着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女权运动的展开，美国女性受到了影响，也加入到权利斗争的浪潮之中。
  美国独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女性有了走出家庭、接受教育和参加工作的机会，她们的自主意识得到提升，从而为美国女权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1789年，在法国巴士底狱事件中，不仅男性革命者在整个事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女性革命者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标志着法国女权运动的兴起。1791年9月，奥兰普・德古热发表了《女权与女公民权宣言》（或称《女权宣言》）,该宣言由前言和十七项内容构成，要求女性在政治、经济、教育、身份等各方面拥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这是世界上首部体现女性权利的政治宣言。受此影响，美国的女性也逐渐开始追求自身的权利。随着独立战争的胜利，美国宪法赋予了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利，但是男权社会的风气并没有随之改变，女性的地位依旧不容乐观。在独立之前，美国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说地位极低，在政治上，除选举、参政这些当时只有男性才有的权利之外，美国女性甚至连在社区里从事管理事务的权利都没有。19世纪初，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环境为女性地位的提升提供了一定的空间。首先，女性的就业率有了很大的提升。工业的发展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就业岗位大大增加，男性劳动力的增长满足不了需求，于是女性劳动者就有机会走向社会，参与之前无法参与的工作。她们可以走出家门、走出作坊，从事一些别的工作或是学习一些其他技能。其次，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有了很大提升。美国建国之后，各地区出现了一大批小学和初中，招生规模扩大，不再区分男女学生，一律招收。19世纪20年代，又出现了一批私立学校，专门为女性开设了语言、历史、科学、地理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课程。随着教育的发展，女性的知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具备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基础。于是，一些高等学府逐渐对女性敞开了大门。到19世纪60年代，已经有61所高校可以接收女性学生[1].再次，女性的身份地位与之前相比大不一样。走出家门的女性，不再是普通的家庭妇女，她们有了新的工作，受过良好的教育，参加宗教活动，参与一些简单的社会管理，其自主意识得到了很大提升，成为独立性很强的社会女性，为美国女权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随着美国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她们认识到社会权利中最重要的是政治权利。于是，她们便开始了争取选举权的斗争。
  1848年，塞内卡福尔斯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美国女权运动的兴起，美国女性开始了有组织、有目的的政治活动。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都是在这次会议之后建立起来的。在众多女权运动的领袖中，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能力出众、经验丰富，自然而然地成了女权运动的领袖和核心。
  1815年，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出生于白人中产家庭，是美国女权运动的先驱领袖之一，她认为妇女应该与男人享有一样的权利。早年，她在特洛伊女子学院就读。系统的教育使她在思想上有了更新的认识，也更为成熟。随后，她与亨利・斯坦顿结婚。亨利是一位废奴运动者，在他的影响下，伊丽莎白也逐渐成为一名积极的废奴运动者。1840年，世界反奴隶制大会在伦敦召开，亨利与伊丽莎白一同前往参加。但是在会场门口，警卫拒绝女性入场，这使她深受打击。正因为如此，伊丽莎白结识了同样被拒绝入场的柳克丽霞・莫特---一名着名的女性废奴运动者。在参与废奴运动的过程中，伊丽莎白学到了参与争取政治权利斗争的必要能力，为她后来组织并领导女权运动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伊丽莎白与柳克丽霞商议后，决定召开一次妇女联合大会，向广大女性宣传女权思想。经过精心筹备，1848年夏，着名的塞内卡福尔斯会议召开，通过了伊丽莎白提出的十二项提案，包括选举权、男女身份平等等，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支持。
  在女权运动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伊丽莎白遇到了苏珊・安东尼---一位着名的女权主义者、社会活动家。在塞内卡福尔斯会议召开后，安东尼一直支持着伊丽莎白。安东尼认为，如果要达到在州立法机关听证的要求，就必须收集到上千张签名，因此，除了要取得城市群众的支持，还应该争取到乡镇群众的支持。于是在与伊丽莎白商量后，安东尼发挥自己社会活动能力强的优势，在短时间内从城市和乡村收集到大量签名，使她们提出的法案最终在州立法大会上得以通过。由于她们的努力，女权运动的消息在全国传播开来，获得了大批支持者。
  在女权运动中，伊丽莎白发现在当时的宗教及婚姻法中，都存在着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当时的社会仍然是一个男权社会，相当一部分法律条文都偏向于男性。研究婚姻法时，她发现无论是联邦法律还是各州法律，只有出具通奸、丈夫抛弃家庭或妻子受到极度残酷虐待的证据，婚姻才能被终止[2].她认为，结婚离婚是双方共同拥有的权利，不管哪一方对婚姻感到不满，都有权利去终结婚姻。擅长演讲与写作的伊丽莎白把她的这种思想公开表达出来，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宗教问题上，她也持与当时主流思想不同的态度。此前，宗教会曲解一些圣经故事来巩固男性地位，认为女性从事男性的工作是对神的亵渎，女性是为了取悦男性而被创造出来的，等等。于是，伊丽莎白与安东尼等人一起，出版了《妇女的圣经》，用自己的理论来批判当时宗教的做法；同时也唿吁女性联合起来，共同为了自己的权利而战。她坚信，女性与男性一样，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她们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来争得自己应有的权利。
  1890年，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和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合并成立了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形成统一阵营。1900年，卡丽・查普曼・凯特成为该协会的主席。在她四年的任期内，争取女性权利运动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由于协会内的种种原因，她没能连任。在随后的十年中，美国女权运动的发展逐渐缓慢下来，甚至停滞不前。1915年，凯特组织并参与了几次女性选举权的运动，她的领导才能得到发挥，从而再次担任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的主席。在凯特的努力下，协会逐渐走向正轨，大家齐心协力，开展筹集资金、游行示威等活动，为早日通过联邦宪法修正案而努力。
  女权运动团体逐渐壮大，态度也愈发强硬。1917年，女权运动者在白宫前的游行示威越来越频繁，与警察的冲突不断升级，超过二百人被逮捕入狱。媒体的大肆报道使政府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不得不释放示威者。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也认识到了妇女选举修正案对于党派利益以及美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开始支持妇女选举权修正案。1918年1月，众议院开始对妇女选举权修正案进行表决，经过前期女权运动者对投票人的不断说服，以刚好高于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了该法案。之后，女权运动者又在各个州进行游说。1920年8月，她们得到了36个州对修正案的批文，并将其送至华盛顿白宫，由国务卿班布里奇・科尔比宣布美国宪法第十九修正案获得通过。这意味着，在建国一百多年后，美国妇女的选举权终于得到了联邦宪法的承认。
  美国第一次女权运动，不仅为其国内后续的包括女权运动在内的民权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女权运动。就其国内而言，此次运动使美国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转变。这次女权运动为妇女争取到了可以参政议政的选举权，使她们可以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社会地位大为改善。参与政府工作的妇女，积极为女性争取教育、就业、参政等权利，为后来美国的第二次、第三次女权运动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打下基础，保障了运动的顺利进行。就国际而言，美国第一次女权运动的胜利，使各国女权运动者认识到了选举权的重要性，因此在各国女权运动的起始阶段就将该权利作为重要诉求。同时，美国女权运动取得胜利的方式也为世界各国的女权运动提供了先例，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女权运动的发展。
  罗尔斯提到，公民不服从是一种政治行为，这不仅意味着它的对象是那些握有政治权力的多数，也意味着它是由政治原则，即用于普遍规制宪法和社会制度的正义原则指导和证明的行动[3]160.首先，在整个过程中，美国第一次女权运动是完全公开的。不管是开会、演讲、集会，还是游行示威，女权运动都秉持公开原则，从通知到活动，不求隐藏，也不求机密。同时，这些活动都是非暴力的。在整个过程中，它尽量避免使用暴力，尤其是对个人。这并不是因为它不能使用暴力，而是因为使用暴力违背了它诉诸请求的原则。其次，美国第一次女权运动没有立足于现有的法律之内，而是游离于法律边缘，对现有的法律表达不满。这种行为表达了它对法律的忠诚，在政治上有意通过和平、正义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诉求，通过非暴力的法律手段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因此，美国第一次女权运动是一种公民不服从行为，无论从何种角度讲，它都是通过在忠于法律的限度内反对不正义，用于禁止对正义的偏离，以及在出现偏离时予以纠正。参与正当的公民不服从的普遍意向，会把稳定性导入到组织良好的社会中去[3]170.
  美国第一次女权运动之所以能够成功，并且成为此后女权运动的指向标，以下几点不容忽视：
  第一，大量理论与实践支撑了公民不服从的合理性。从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到柳克丽霞・莫特，再到苏珊・安东尼，最后是卡丽・查普曼・凯特，她们无一不有着深厚的理论知识积累。如接受学校教育，参与国际会议，与民族运动、废奴运动等各种运动领袖的接触等。不管是在横向还是纵向上，女权运动领导者们的理论知识水平都在不断提高，不断适应运动的发展、社会的发展。
  第二，参与者自身积极的态度是女权运动获得胜利的关键。接受了先进理论教育的女性，在了解到自身的权利没有得到有效赋予之后，便随着历史的浪潮一同投入到女权运动中去。女权运动领袖的每次演讲、集会，都有大量女性参加。妇女们只有在充分明白了自身的情况后，才有动力跟随领袖进行政治活动。
  第三，妇女地位的提高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19世纪初，女性逐渐投身到社会生产中，解决了当时劳动力短缺的问题。随之而来的，是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因此，政府赋予女性女权运动者所诉求的权利，不仅有利于减少美国的社会矛盾、发展美国经济，也促进了民主与法治的进步。
  第四，参与者所表达的利益诉求合情合理，且得到社会的认可。在女权运动中，女性追求的是在婚姻、教育、就业、生活中与男性拥有平等的权利，没有超出“公平”“正义”范畴。因此，在大多数人（包括思想开明的政治家们）看来，她们所诉求的东西是必要的，有利于美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有利于美国国力的增强。
  罗尔斯说过，只有在一个正义感颇高的法治社会中，正当的公民不服从才是合理且有效的抗议形式[4].独立后的美国有着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也有着强大的执行力。正因为如此，美国第一次女权运动才能顺利进行，并且以胜利告终。
  [3]约翰・罗尔斯。公民不服从的定义、证明与作用[M]//何怀宏。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