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察哈尔抗战与福建事变(一)
  内容正文 一、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崛起“九·一八”事变后，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下，国民党中的爱国之士不满意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希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有的甚至主张放弃反共立场，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
  冯玉祥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
  (一)抗日同盟军的酝酿
  冯玉洋讨蒋失败后，便到山西汾阳峪道河村隐居读书，准备东山再起。
  通过一段学习，冯对共产主义理论有了一定的了解，对共产党增加了好感，希望听听共产党人关于救国救民的意见。
  “九·一八”事变前夕，冯玉祥与中共北方组织建立了联系。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在政治上谋出路的愿望，毅然前往京、沪等地。
  他一方面向全国各界呼吁抗日，表示“誓死与全国同胞共赴国难，粉身碎骨，义无反顾”; 另一方面，又在国民党召开的四届一中全会、军事委员会和“国难会议”上，连续提出许多救国提案。
  但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多方阻挠下，这些提案均成泡影。
  冯玉祥在报国无门的情况下，郁抑不申，于3月24日前往泰山重新隐居。
  冯玉祥由山西迁居泰山后，继续加强同两广方面、冯的旧部及共产党的联系，进一步学习进步著作，探寻抗日救国之路。
  1932年秋，中共北方组织通过王梓木等人，劝说冯要以实际行动发动民众抗日。
  这时，适逢冯的旧部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察省地处抗日前线，又是过去西北军活动的地盘，冯玉祥决心在宋的掩护下，开展抗日活动。
  1932年10月9日，冯玉祥由泰山抵达张家口，宋哲元等相迎于几十里之外。
  11月，中共北方组织代表肖明赴张家口与冯玉样交换组织抗日力量的意见，冯希望共产党派干部到张帮助筹组抗日大计。
  1932年底至1933年初，热河、华北局势急剧恶化，察哈尔省受到日本侵略者的严重威胁。
  冯玉祥决心在共产党的帮助下，集合各方抗日力量，组织抗日同盟军，相机发动察省抗战。
  此时，中共在冀、察沿平绥铁路线的各县建立了基层组织。
  在一些学校中建立了党的支部和革命群众组织，在华北的国民党军特别是西北军中，党的工作也有相当基础。
  中共党员张克侠、韩麟符、席传忠、赵彦卿等，长期在原西北军工作，对推动这些部队抗日，作了艰苦的努力。
  冯玉祥到张家口后，中共北方组织应冯玉祥之邀，于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先后派张慕陶(张金刃)、武止戈(胡之康)、吴化之(吴畸、吴大龙)、张存实(张振亚)、宣侠父(南京政府高级军事参议身份)、许权中等到张家口，负责领导推动抗日同盟军的工作。
  中共河北省委为加强抗日同盟军的组织发动工作，成立了以柯庆施为书记的前线工作委员会(简称前委)，具体领导张家口地区和同盟军中的工作。
  与此同时，中共北方组织还从陕西、北平等地抽调许多党的干部如谢子长、刘仁、闫红彦等到同盟军中工作。
  这一时期，大约有300名共产党员协助冯玉祥筹建抗日同盟军:有的负责起草抗日同盟军纲领等文件;有的负责联络党所影响的武装力量向张家口集中;有的经外蒙赵苏，试图取得苏联援助;有的帮助冯召集旧部和组织抗日武装。
  随后，蒋介石又派王法勤等赴张家口敦促冯进京，并以监察院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相许。
  但冯不为所动，表示:“蒋介石如决心抗日，当然可以合作，根本谈不到作官问题。”并说:“谁要是亲日妥协，谁就是我的敌人，决无合作之可能。”
  致力于抗日反蒋的原西北军将领方振武，经冯玉样派人联络后，于3月上旬从上海赶到山西介休，与旧部共组抗日救国军。
  (二)抗日同盟军的正式成立
  在盘踞多伦的日伪军南侵，沽源不守的形势下，冯玉祥于24日主持召开了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各方军事首领会议，决定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随后，冯玉祥先后公布了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的组成人员和编制序列。
  总司令为冯玉样，总参谋长为邱山宁。
  惟有率我武装同志，誓死杀贼，争中国之人格，救民族之危亡。”他们的这些豪言壮语表达了抗日同盟军抗日救国的战斗意志和爱国主义精神。
  二、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斗争
  (一)加紧准备出师抗日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军继续扩大对察东的侵略。每次一提及东北三省与热河，广大官兵“都愤慨激昂，甘心拼命杀敌”。
  在军训方面，冯玉祥每天巡视部队，组织操练，除调各地方武装到张家口操练外，还对各部队进行了调整编制、补充械弹、筹发给养、安抚伤兵等工作。
  同日，冯玉洋颁布了三项革新政治令:(一)免除苛捐杂税;(二)释放政治犯;(三)停止党费由公市支付。
  冯玉祥还颁布了严惩贪污令，批准了创办《抗日前线》、《民众日报》和《国民日报》，以加强抗日宣传。
  同时，还通过了军事问题、财政政策、军队政治工作与协助民众运动和军委会组织大纲等决议案。
  大会根据军委会组织法，决定组织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作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领导机关，负责处理同盟军的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等重大事务。
  会议选举军事委员35人，候补军事委员29人。
  尔后，由军事委员会互推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宣侠父、张慕陶等11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徐惟烈任秘书长，冯玉祥为常务委员会主席兼总司令。
  但冯不为蒋、汪的攻击所动，针对他们的诬蔑，先后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适当调整同盟军工作方针，放弃内外一样红的“胡罗卜”方针，采取“内红外不红”的“西瓜”方针。
  第二，通电全国，逐条批驳南京、北平方面的攻击、郑重声明，他“只知反对屈辱妥协，抗日到底。
  至此，失守72天的多伦遂告收复，察东四县全归同盟军之手，成为“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之举。
  为把抗日爱国斗争从察哈尔扩展到热河和东三省，冯玉祥决心“自率十万饥疲之士，进而为规复(东北)四省之谋，一息尚存，此志不懈。”7月27日，在张家口正式成立了以冯玉祥为委员长的“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委员由同盟军高级将领担任，并发出成立通电。
  电文称:“慨日东北覆亡，普天同愤”，“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职责所在，全力赴之。”三、冯玉样出走与同盟军失败
  (一)冯玉祥被迫出走
  同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相反，蒋汪政府出于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的需要，竟千方百计破坏抗日同盟军，企图压垮冯玉祥。
  7月12日，多伦收复的消息传到南京后，汪精卫立即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极力贬低同盟军攻克多伦的壮举，称多伦“非取之日本军队之手，乃取之伪军之手，此等傀儡，何足一击”。
  并决定增派宋哲元、王以哲、傅作义等部入察。
  国民党中委李济深、陈铭枢、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等，以强硬态度致电国民党中央与政府，指责当局派重兵入察，要求“速停入察之师”，“若仍一意冥顽，抑内媚外”，“我西南为党国生存计，为民族前途计，决取断然处置。”7月24日，天津《民风报》在社评中指出:“蒋介石……倒行逆施，谋以武力解决冯玉祥之抗日力量，则其卖国罪恶更浮于吴三桂多倍。”认为爱国民众要“行使国家主人翁之天职，锄去此中国之李完用。”即使在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不少人不愿对冯玉祥用兵，宋哲元固不待言，冯钦哉也表示“我不能接受这个任务”，庞炳勋虽跃跃欲试，但他的旅长陈春荣却说:“冯是抗日的，先不必说别的，就是在人格上也不能打他。”在各方面舆论和西南实力派的压力下，蒋介石、汪精卫未敢立即言战，但仍坚持其取消政策。
  7月，蒋汪发出俭(28日)电，继续对冯玉祥进行造谣诬蔑，并提出最后通牒四项迫其接受:
  “(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致使察省脱离中央，妨害统一政令，浸假成为第二傀儡政府;(二)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致外强中干，沦察省为热河之续;(三)勿滥收散军土匪，重劳民力负担，且为地方秩序之患;(四)勿引用“共匪”头目，煽扬赤焰，贻华北之无穷之祸。”
  同日，他在日记中悲愤地写道:“哀哉，同盟军!
  在蒋汪大军压境准备进攻张家口的时候，日伪军两万余人也开始大举进攻多伦。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派遣兰衣社特务，利用同盟军成份复杂、政治态度不一的弱点，进行分化瓦解。
  8月5日，冯玉祥发电宣布自即日起“忍痛收柬军事”，欢迎宋哲元返察，接收一切，并表示“抗日雪耻之念，愈挫愈坚。
  一息尚存，此志不渝”。
  (二)同盟军的奋战与失败
  由于冯玉祥出走，抗日同盟军发生严重分裂。
  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高压和重金收买下，同盟军大部分被宋哲元部收编或瓦解，只有方振武、吉鸿昌和中共掌握的部队共1，5万人未受大的波动。
  10月上旬，中共前委所部、吉鸿昌部、方振武部会合于大小汤山地区后，遭到日伪蒋大军的四面包围和夹击。
  经过连日苦战，部队伤亡惨重，最后仅剩四五百人，且弹尽粮绝。
  在此情况下，方振武、吉鸿昌接受北平慈善团体的调停建议，于10月16日下午离开部队。
  尔后，方、吉二人由商震部护送赴北平。
  途中先后寻机下车，方振武秘密他往，吉鸿昌辗转到天津。
  所余各部均被蒋军缴械。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崛起，是冯玉祥等爱国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号召，举起武装抗日旗帜，进行联合抗日的一次伟大尝试，得到了全国主张抗日的各派政治势力及广大民众的支持和称赞。
  蒋日的压迫和联合进攻，是同盟军遭受失败的根本原因;同盟军一些将领的动摇和中共前委后期工作的错误，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
  尽管如此，但其将近半年的英勇奋战，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进一步暴露了蒋介石破坏抗日的卖国行径，鼓舞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忱，推动了北方各省以至全国的革命斗争，同时，也对尔后的抗日斗争，提供了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