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四夷征伐，五胡乱华：汉服的两次大危机
  自“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之后2000年，周公制礼作乐，服饰制度及礼乐制度先后确立，以这两个事件为标志，华夏民族文明时代的灯火被点燃了，汉服也开始了“奔流到海”的文化之旅。
  舜帝像
  “盖取诸乾坤”一语，说明华夏服饰超出了遮羞御寒的作用，“衣裳”衍生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哲学。
  商周贵族衣制：上衣下裳
  如“上衣下裳”之制，正用以暗喻对世界秩序的理解：
  君臣、领袖、官吏(谐音冠履)等，都属于衣裳；一君二臣(一个裤腰，两只裤筒)；一领二袖；一官（冠）二吏（履），以衣裳产生的先后顺序，以及各部位的名称，设置职务治理天下。
  由以上的意义，“垂衣裳而天下治”也引申出意即，只要合乎宇宙世界的秩序，并在人世复制这种秩序，天人合一，就可以放下双手，无为而治了。
  深衣制式
  上衣下裳之制，到周代发展出深衣，就是上下连属制的整长衣，且经过上古儒家的整理和意义赋予，其具体形制的每一部分都有了深意。
  “深意”的谐音为深衣，出于对天人秩序的表达，也出于“完且弗费”（以麻布制成，白色不染，质朴便宜）的现实考量，深衣得以发展为超越阶层、职业、性别的大众常服，影响深远，成为历代汉服中最久远的脉络。
  理清汉服的来历及背后的意义，再来说说汉服经历的两次大危机。
  在夏商代，华夏族生产的主要方式是农耕，华夏族的族群明显不同于以狩猎为主的民族群体。
  服饰因其直观性，也成为中国古代区分民族特色的主要标准。
  那些服装、礼仪、语言、生产方式先进的族群逐渐认同，慢慢有了中原“诸夏”的概念，原来生存于“诸夏”中而有外于诸夏的族群，即成为四夷。
  西周末至于春秋早期，其中燕、卫、郑、齐等国面临着北狄威胁，西部的西戎在关中地区泛滥；东夷则在齐、鲁周围肆虐，在南方；自称为“蛮夷”的楚国吞并了长江中游大片地区，开始对中原产生威胁。
  《春秋公羊传》里僖公四年针对当时的冲突说道：
  “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弱线。”
  这种现实刺激诸夏的民族情绪高涨，以血缘、地缘、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的“夷夏之辩”兴起，危难之下，“攘夷”成为了他们的一大政治诉求。
  要不说时势造英雄呢。公元前685年，管仲入齐国为相，辅佐齐桓公，提出 “尊王攘夷”策略，并放言：
  “存亡继绝，北伐山戎，以开燕路。”
  于是乎，齐国厘清了周边东夷之患后，公元前663年，西戎侵犯燕国时，齐国救燕消灭了来犯的山戎势力。
  公元前661年，北狄攻打邢国，齐桓公出兵救援；前658年，狄人攻破卫国，被齐桓公派兵击败。
  召陵会盟双方军事图
  北狄威胁解除后，公元前656年，齐桓公和管仲率领鲁、宋、陈、卫、郑、许、曹七国诸侯南征，在打败了楚国附庸蔡国后，与楚国在召陵（今河南郾城东）会盟，楚国保证不再北上进攻中原，“蛮夷”对中原的威胁也得以暂时解除。
  齐国之后，强有力的邦国都以齐为榜样，于是霸主迭起。此时的“天下共主”周王的权威虽不断低落，但整个华夏族有了各方霸主挺身而出，一度危亡的民族形势得以扭转。
  各国的“攘夷”战争，不仅维护了诸夏国君的国祚传承，而且维护了华夏民族的生活方式，其中就包括了服装以及与服装密切相关的发式。
  华夏汉服的右衽
  如：华夏汉服的右衽（左前襟掩向右腋系带，将右襟掩覆于内，称右衽，反之称左衽），与夷狄服装左衽相反面；夷狄被头髡发，华夏则束发椎髻。
  此间的“攘夷”战争，由齐国带头，各国随之跟上，各方“春秋霸主”你方唱罢我登场，华夏文明的有了续存的政治及地缘环境，汉服也从第一次危机中挺了过来，并继续以自身的逻辑发展。
  战国时期以来，尤其是汉代打败匈奴以后，汉人对四夷保持了极大的威慑力，直到西晋。
  大批游牧民族进入中国内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局面再现。华夏的基本农业经济区，以及汉族人的生活方式，汉族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彼时，胡汉对峙局面遍于中土，社会严重分裂，中土之地随之“陆沉”。
  这次的中土浩劫，便是历史上的“五胡乱华”事件，汉服的第二次危机到来了。
  当时任何一个统治者都必须认真面对这个问题：出于整合管理社会的目的，用夏变夷或用夷变夏必居其一。
  此时，挽汉服于狂澜的鲜卑君王魏孝文帝拓跋宏出现了。
  拓跋宏从小受汉人典籍和礼仪的熏陶，以经学为准则，他被培养成一个身为胡人却有着“汉心”的君王。
  登上帝位后，拓跋宏选择了用夏变夷之路，以求得消除北魏国家的内部差异，进而消除同南方汉人社会的差异，为最终的大一统作好准备。
  公元494年，迁都洛阳之后，改制正式开始，其颁行的第一道汉化令便是：
  “壬寅，革衣服之制。”
  作为一系列汉化令中最早颁行的政策，“革衣服之制”是最直观也相对容易的改革，只有贯彻“革衣服之制”，更艰难的改革才获得了前提。
  孝文帝为“革衣服之制”用去半年的时间，从一些细节可知其执行法令的苛刻：“尝出行，见妇女仍夹领小袖，乃责成阳王禧等。”
  这样强制性的胡服禁断之后半年间，没有任何新的汉化令出现。从第二年6月开始，对于胡语、胡籍、胡姓的禁断才相继展开了。
  以服装为起点，汉化令逐渐深入，发展为对统治秩序的重构。
  胡姓禁断以及随后而来的定姓族，带来包括鲜卑在内的新的门阀士族之确立。鲜、汉士族之间由此取得了同质性，两族合流成为可能，新的统治序列在北魏社会形成。
  就在公元496年正月，禁断胡姓之前数日，孝文帝进一步巩固了服装改革的成果：
  “甲子，引见群臣于光极堂，班赐冠服。”
  经改制后迁洛而来的鲜卑人，除些许体貌特征外，从本质到形式都消除了鲜卑痕迹。
  他们穿汉服，说汉语，用汉人的世界观来思想，已是彻底的汉人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北魏南部疆土因此整合为一个华夏国家。
  北魏风采的舞台剧
  但此后，北魏社会的二元对立却更加紧张了。
  留在北方的鲜卑，成为孝文迁都及改制的边缘人，最终导致反叛。孝文帝改制的成果有了动摇，但一系列战争之后的最终胜利者，是其后代尊崇古老周礼的北周。
  这个鲜、汉联合政权虽不像孝文帝那样要求彻底汉化，但汉人的力量不断增长，在北周国家政治生活中上升为主力，汉服、汉语、经术，甚至于复兴的汉人武力，都成为汉文明延续不坠的支点。
  北周对反汉化的北齐的胜利，本质上是汉人的胜利。孝文帝以华夏的北方统一华夏的南方的理想，终于曲折地实现了。
  至此，汉服连同汉人文化精神，在之后的隋唐王朝继往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