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亚洲崛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轨迹-1
  亚洲动态变化中的区域整体形象隐藏了其复杂的时空发展路径。亚洲工业化浪潮始于1950年代中期的日本，在连续几十年的技术进步推动下，对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出口不断扩大，满足了西方不断增长的消费者需求。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在香港、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开始兴起，它们被称为亚洲四小龙 。
  在此后十年，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开始转型，创造了第二波“快速跟进者”。这些起步较晚的国家（地区）既受益于美国和日本企业以及消费者的进口需求，也受益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增长，大型跨国公司以发达经济体为基地，在全球范围内“分散”生产过程，并重新整合了生产和供应链。
  这种新的国际分工有赖于进入具有低成本劳动力市场、低税制和平稳政府的国家和地区，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属于二战后美国在冷战全盛时期的外交政策利益驱动的“美式和平”的框架内。不可避免地，新兴的国内资本家利用FDI进行技术转让，通过外国援助和国际机构投资的教育培训投资来进行人力资本开发，以不断增强力量支持产业转型。
  直到1980年代，根据1978年中共中央作出的实施改革开放的决定，中国参与到亚洲地区工业化的浪潮中。“铁饭碗”政策的终止（无论产能如何都保证最低生活保障的政策），推动了中国引入市场激励措施以刺激国内经济增长。改革首先从民间小型市场开始，农民和小企业家逐渐被允许适度交易盈余并对其收益进行再投资，政府开始改革大型国有企业，并通过建立双重定价机制将其重点重新定位于世界市场。这些改革由国有银行提供的大量信贷负担资金，在生产设施上进行大规模投资，并在港口、道路和电力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
  具有争议的一点是，中国政府控制人民币汇率以巩固中国的出口优势。从1985年到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夕，中国的出口占GDP的比例从6%上升到40%，几乎占全球出口总额的8%。同时，中国政府建立经济特区，利用空间定向政策吸引FDI投资于东南沿海，这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增长，并吸引了农村地区和小城镇的居民大规模迁移到城市地区。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与亚洲四小龙的差距迅速缩小。
  过去30多年，中国的生产和出口增长规模空前浩大。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出口结构已从对农业和资源的依赖转变为高附加值的成品和服务。在1980年代上半期，中国60％的出口商品为农产品。到1990年，这一比例下降了一半，纺织品、服装和鞋类的份额可与之匹敌。在随后的十五年中，中国在纺织品、服装和鞋类等产品出口中保持了全球主导地位，同时也成为电子产品和许多高科技产品（包括运输设备）的主要出口国。到最近这十年初期，中国的技术密集型出口部门已超过日本和韩国。不同的是，菲律宾虽然拥有高比例的高科技产品出口，但这反映了其制造业出口部门的规模较小，以及其高度集中于为日本和韩国公司组装和再出口高科技产品。
  中国发展的性质、规模和步伐对整个亚洲的经济变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通过新兴的国际贸易和FDI方式转移，中国已经建立了新的、跨边界的、更复杂的生产网络。从后一种意义上讲，中国沿着日本的发展轨迹，在亚洲地区重新部署了低技能的制造工业。例如，最近十年以来，中国公司将轻工业生产转移到越南，以从较低的本地工资水平中受益，这与早期标志着资本从西方流向中国的过程相同。随着中国专注于电气、运输、电信和办公设备的生产和出口，区域内成品贸易的规模也有所扩大，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国家提供主要的农产品和半成品作为回报。在此期间，澳大利亚还因为成为煤炭和铁矿石的主要供应国而繁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越来越共生的贸易关系向中国出口高价值的零部件和制成品。
  因此，在过去的30年中，区域内贸易格局在中国以及印度（在较小程度上）日益占主导地位的驱动下得到了加强。区域内贸易（进出口）已更加集中在东亚地区（包括中国和日本）；也就是说，到2006年，东亚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中有60%在他们彼此之间产生。但是，中国在区域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已增加到20％，而日本所占份额却下降到11%，这反映出自198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
  尽管如此，日本与该地区其他国家一样，也越来越关注区域贸易，而中国在亚洲地区以外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贸易多元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面向欧美的蓬勃发展的出口，以及为满足其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进行的全球采购。这表明，中国不仅日益成为亚洲地区的主要工业支柱，而且正在成为将产品再出口到世界（尤其是美国）的装配中心。中美之间由此产生的贸易失衡已成为两国政府之间日益紧张的焦点，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在美国国债上的投资不断增加，使得这两个经济体越来越依赖另一个国家。直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消费热潮以及其他以出口为导向的亚洲经济体的强劲增长，支撑了中国的经济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