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非理性时代的生存法则
  一、非理性的周期运动　　人类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下生活了数百万年，依靠个体及部落在大自然中顽强地生存下来，虽然面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恶劣条件，但人类精神自由。随着生存进化中社群协作规模越来越大，赋予人类强大的改造自然的力量，人类获得了生存自由。然而，当个体加入一个社群，等于默认其中的行为规则，当社群规模越过临界点后，就出现了统治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分离，从而社群组织作为独立的实体，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呈现了物种文明独特的发展轨迹。　　如果说人类历史上不同社会形态是发展中的几个“大波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研究的视角，那么隐藏在上述每个“大波段”中的“小波段”，我们可以从“经济学”与“政治学”的视角，看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社群民族之间的对抗，还有群体中个体的命运跌宕。　　时间来到2023年，人类视乎又将进入一个周期性的充满动荡的“小波段”，以往国家与社群之间的理性、规则秩序仿佛冰山一样开始逐渐消融，人类进入了周期性的非理性时代。（1）理念的越界　　从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资本主义作为新的社会形态，开始主导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作为资本主义启蒙思想的人权与自由，使西方社会从封建体制的精神束缚中得到解放，工业革命让西方成为了世界文明的灯塔，长期的生产力与文化优势，塑造了西方世界文化上的优越感与上帝视角。　　因此，当西方世界面对异类的文明与社会形态，本能地带有改造与重塑的冲动，这种冲动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非西方文明时，冲突将不可避免。萨缪尔·亨廷顿认为，冷战后，全球政治正沿着文明的界限进行重组，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界定的联盟正让位于由文化和文明界定的联盟。文化社会正在取代冷战集团，文明之间的断裂带正在变成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地带。　　文明冲突本质上是一种“理念的越界”，当思想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信守于理念领域，而非诉诸于政治行动，不同的文明之间可以相互欣赏、相互吸引甚至相互融合，但当一种理念、文明自信到要改造异类文明理念的时候，冲突将随之而来。　　在东西方经济力量的天平逐渐失衡的今天，西方面对政治经济利益被逐渐蚕食，文明光环逐渐褪色的形势下，主动挑起文明的冲突，守护摇摇欲坠的文明中心的皇冠。从最近几年出现的“奥库斯联盟”、“俄乌冲突”，“东亚地缘政治危机”、“中东战争”，无不是这种文明冲突的结果。（2）国家庞氏模型　　从历史发展规律看，当一个国家从低收入逐渐进入高收入阶段后，人口生育率会逐渐下降，当前全球出生率最低的十个国家绝大多数为高收入国家，另外，数据显示，半个世纪以来全球平均人口出生率几近腰斩，没有一个国家上涨。　　越是高收入国家，退休养老金支出就越高，当新增劳动力与生产率无法弥补养老金支出时，养老金现金流将出现持续性的赤字，日积月累，养老金的透支将无法持续，这就是国家养老金的“旁氏模型”。因此，最近这些年许多国家诉诸于提高公民的退休年龄，如法国、日本、英国、意大利、韩国，当然也包括中国。　　除了养老金以外，巨额的军费支出、逆周期的财政政策，都是导致巨额财政赤字的原因，最后国家不得不举债度日，如：日本2022年政府债务占GDP达225.9%，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GDP达到123%，西方高福利国家大都债台高筑，寅吃卯粮。对中国很多地方政府来说，为了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政府及国有企业大量举债，当房地产不景气导致土地一级市场冻结的话，将导致大量的地方融资平台的违约。　　在现代多党制政体中，各政党为了竞争选票，往往做出过度承诺，而选民自然欢迎这种提前透支的承诺，这是一种集体非理性，本质上是国家所有者缺位导致的代理人道德风险，国家属于人民，但人民只是政治哲学中一个抽象概念，真正手握权柄的，是通过花言巧语、权谋算计后粉末登场的任期制国家代理人。（3）多数人的暴政　　一个国家的公民在有限的领土上共存，需要进行群体协作与利益分配，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完美地解决了市场经济中私人产品及资源分配问题；在社会公共产品及政治利益方面，西方以洛克奠定的民主理念，希望完美解决人类社会的自由与权力分配问题，事实上民主选举制度相比历史上任何一种政治体制更好地解决了民众的“合意问题”。但从当代西方民主实践看，利益与思想分化导致政治上日益明显的“多数人的暴政”，以“过半多数”与“相对多数”民主选举原则虽然实现了民众诉求的“合意”，但还有大量选民的合理呼声被民主选举制度合法地过滤掉了，这就是“多数人的暴政”。　　套用托克维尔的一句话，“如果想要得到民主选举所带来的好处，我们也必须忍受它所创造的邪恶”，也许脱胎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民主体制，天生就带有物竞天择的竞争基因，他们只关注也享受这种程序正义，看看同为两党制的英国两党与美国两党的恶斗，以及法国的民众暴乱，我们就会思考，西方的民主体制并非完美，而且好像没有自愈能力，从历史上看，西方民主体制并没能避免一战、二战带来的灾难，未来我们也不确定，作为当代世界权力中心的西方国家，由于自身民主体制的非理性混乱，会到世界引向何方。二、集体非理性的本质　　纵观人类历史实践，相对于科学领域中工具理性的巨大成功，人类在社会实践领域中的价值理性显得步履蹒跚，甚至出现周期性的紊乱。康德认为，人类本性中存在追求善的先验道德法则，但这是从个体实践理性角度做的假设，我们姑且承认这种假设，问题是：在康德的“个体善”的基础上是否可以直接累加到社会的“群体善”？　　从“个体善”到“群体善”之间，中间需要一个群体“合意”的过程，这种群体合意在经济领域可以通过“市场”实现，通过个体之间“连续竞价”汇总为行业的“均衡价格”，虽然会出现偶尔的“市场失灵”，但市场机制总体得到了普遍认可。　　在政治领域，情况就完全不同，政治是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权力与利益分配，群体之间的行为“合意模式”不同于个体，从“个体”到“群体”，从“小群体”到“大群体”之间的合意过程并非一个“机械系统”，中间充满了期望、情绪、谎言、阴谋、甚至是暴力，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指出，“当个人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时，他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而当这个人融入了群体后，他的所有个性都会被这个群体所淹没，他的思想立刻就会被群体的思想所取代。而当一个群体存在时，他就有着情绪化、无异议、低智商等特征”。　　也就是说，在政治领域中“个体理性”可能导致“集体非理性”，不管是威权政治，还是民主政治，只是程度不一，我们通过美国的政治综艺可见一斑：　　美国总统拜登老年迟暮表现出来的行为异常，让人捧腹（并非出于对老年人的不敬），与作为一国总统的威严形象形成鲜明的反差，这与网络上特朗普扮演者哭闹幼儿园的视频一样，符合当代美国后现代社会的娱乐化倾向，我可以大胆预测，如果拜登的“行为艺术”表现的更加娱乐化一点，竞选连任的概率就会越高，玩笑话！　　现实的政治过程如此不尽人意、如此不堪，是否有更好的模式？　　让融智慧道德于一身的哲学家当总统可以吗？首先，掌握权力本质原理的人往往掌握不了权力；其次，就算哪天哲学家真当了总统，也会因为人性，因为体制，最终沦为一个纯正的“政治家”，看看法国有哲学家背景的总统“马克龙”。　　因此，从人类目前的政治哲学思想来看，找不出完美的可操作的“群体合意模式”。三、非理性时代的“生存策略”　　时间又到了周期性的临界点，面对21世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宗教与世俗、主权与地缘政治、经济结构与贸易失衡、守城大国与新兴大国等等冲突，各种群体力量如同地壳板块之间的碰撞，可能促发一场火山爆发，才能实现从非理性到理性的回归。　　马克思唯物主义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物质世界的产物，我们从物质世界中走来，未来会不会重归物质世界，我们不得而知，但作为渺小的个体，在有限的人生中，我们有必要思考自身的安身立命之道：（1）风险识别：　　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变动的世道，更加需要我们识别环境的风险，黑天鹅随时可能会来，面对非理性的群体、非理性的投资时刻保持警惕；（2）认知提升　　不断提升认知，用思辨认知事物的本质，保持理性，凭概率实现的阶级跃升，必将被规律打回原位；（3）心存信仰　　理性对规律、目的和因果的永无止尽的探求超出了理性能力本身，理性无法接受自身作为伟大存在者的偶然性，从而致力于寻找一个高于自身的更伟大的存在者，这是理性的一种自恋也是一种自卑，凡是它所理解的，就是它所俯视和不满足的，所以只有一个无限的存在者，才能让有限的理性臣服，也是它一直追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