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论宋代的镇志
  下面将从皇权下县、市镇认同、大姓家族三个方面分析宋代镇志出现的原因。
  城市型政区是指点状的行政区划，如州治、郡治、县治等。
  一般认为，行政中心、层级、边界、幅员是政区的基本要素，按照这一标准，宋代的镇应该属于广义的“城市型政区”。
  行政中心是最先可以确定的政区要素。
  乌青镇的镇治，据万历《重修乌青镇志》“公署”条载：“宋。
  监镇衙在普静寺南，镇官所居也。
  自淳祐年间坍颓，官寓普静寺。
  景定二年，镇官陈子荣重建，至德祐丙子年后，废衙地，召民佃种。”
  至于层级，镇之上为县，镇官虽有不少是由中央直接派遣，但从行政级别上看，镇要低于县，大多要受县统辖。
  镇之下则有村落和村坊，如澉浦镇统辖周边的惠商、石帆、澉浦、秦山等村落，而乌青镇则统辖数量众多的乡村之坊，这些坊为收税性质的酒醋坊，形成了县—镇—村（坊）三级行政统辖模式。
  边界和幅员是两个紧密联系的政区要素，通常边界划定了，幅员面积就可以计算出来。
  以澉浦镇为例，绍定《澉水志》卷上《地理门》“四至八到”条载：“东至海岸边海界，西至六里堰近潮村界。
  南至篠山边海界，北至官荡草新浦桥界。
  东北到秦驻山界，西北到鲍郎浦界。”可见澉浦镇的边界相当明确。
  至于幅员，则存在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据已佚散的《武原志》记载，南宋初年澉浦镇域“周回五里半”，面积还不是很大。
  在青龙镇，早在景祐年间（就“置文臣理镇事，以右职副之”，南宋时止设文臣一员。
  在中国古代行政体系中，镇官无疑是官员群体的末梢，但他们仍是“皇权”的代表，如在咸淳《毗陵志》中，监镇和镇酒务官就都记载在“县官”条目中。
  镇官的选拔也有一套完备的程序，元丰五年（1082）改革官制后，罢举官法，改由吏部四选差注，即尚书左、右选与侍郎左、右选，如武进县奔牛镇监镇即是“左右选通差”。
  由于镇官是正式的国家官吏，故也领取相应的俸禄，并配有一定数量的职田，自北宋中期以后，其月钱在六至二十贯之间，职田则在二三顷之间。
  镇的行政官员除主管一镇行政事务的镇监外，有时还会配备一些副手，如主管社会治安的巡检司，主管经济事务的市舶司、酒官、木官等。
  对于镇官来说，支持镇志编修既是笼络地方士人的契机和手段，又是了解所辖地区的途径和需要。
  此澉水之志，不可无也。
  澉水斗大一隅，厥土斥卤，凡邱源之流峙，赋税之重轻，道途之遐迩，聚庐之众寡，与夫选举名数，先贤遗迹，素乏图经，茫无可考。
  叔韶效官于兹，甫及半祀，正欲搜访舆理为纪载，吏事鞅掌未暇也。”
  镇的居民原本应与乡村居民一同轮差职役，但后来转而采用城市之坊郭法。
  如嘉定二年（1209）青墩镇镇民仿四安、新市等镇坊郭法之例，有免役之请，最终获得批准。
  故洪泽人常欺侮淮阴人。
  而淮阴人曰：‘淮阴，县也；洪泽，镇也。
  由于洪泽镇的经济实力较所属之淮阴县更强，故常欺辱淮阴县城人，这引起淮阴县城居民的不满，他们认为镇隶属于县，行政等级明确，而洪泽镇人不以为然，由是争论不休，这种现象说明洪泽人对于“镇民”身份的认可度要大于“县民”。
  镇作为新兴的县下“小都市”，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政治地位突出，且医疗、救济、教育等服务体系较之乡村更加完善，因而集聚了大量的地方精英家族。
  如乌青镇，“民物蕃阜，第宅园池盛于他镇，宋南渡后，士大夫多卜居其地”。
  又崇德县洲钱市，“宋南渡初，士大夫来寓居者殆二十余家”。
  这些南迁的士大夫繁衍若干代后，遂演变为镇内的大姓家族。
  绍定《澉水志》的作者常棠所属之常氏家族即为澉浦镇的大姓家族，始迁祖常同在政坛上颇有声望，官至御史中丞，以敢于直谏而闻名，后因反对秦桧、向子湮的避战求和政策而遭贬。
  据明人董榖考证，常同的后代“皆典郡有声，终宋之世，子孙举进士者二十人”，虽有夸张之嫌，但大体上能反映出澉浦常氏家族的规模。
  在青龙镇，元丰五年（1082）陈林所撰《隆平寺经藏记》载：“青龙镇瞰松江，上据沪渎之口，岛夷闽粤交广之途所自出，风樯浪舶，朝夕上下，富商巨贾，豪宗右姓之所会。
  除这三镇外，在其它市镇也可以找到很多大姓家族的记载，如在湖州的南浔镇，有华氏家族，始祖为华文胜，其子元实、元升，其孙璵均有声望。
  增加官员的内容，树立政府的正面形象，不仅使这部私修性质的方志更容易得到官方的支持和肯定，而且表达了常氏家族与地方政府建立良好关系的意图。
  那么政治地位如此显赫的常氏家族为何要努力通过编修镇志与地方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呢？
  这应与其家族地位在南宋的下降有关，常同有八子，虽有五人任官，但多为低级官吏，长子常裕官至武冈军通判，次子常禋官至湖州通判，三子常褘为江州德化县令，四子常袗为绍兴府萧山县丞，六子常袾为宣州宁固县丞，七子常袟监潭州南岳庙。
  孙辈十人中为官者更是寥寥无几，可考者只有三人，常御孙曾任建安县知县及提举广东市舶，常濬孙任黄岩县令，常颛孙任判曹之职。
  美国历史学家韩明士曾通过抚州的个案研究，指出南宋的社会精英由关心自身在朝堂上的权位转而巩固自身及家族在基层社会的根基，地方主义成为精英们的主要倾向，即所谓的“精英地方化”。
  尽管这种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南宋士人确实更加关注地方事务。
  这些地方事务，除了修桥铺路、修庙建学之类的建设活动外，还包括修纂镇志这类文化建设。
  他们通过编纂镇志，在镇志中有意识地增加家族成员的内容，构建本家族的精英形象，确立文化优势，达到巩固家族在市镇中的地位，增强话语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