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空间维度与中华文学史的研究
  内容提要: “空间维度”是指文学史研究中的物理空间或地理空间。
  从空间维度出发研究中国文学史，可以将视野延展到各民族文学，从而建立起“中华文学”的大格局;可以将同一时期或时间活动于不同空间的文学家和发生的文学活动予以平行观照;可以考察诸多对文学史的发展有意义的个体化的文学空间;可以比较不同空间文学品质的差异，从而改变以往仅仅按照“时间维度”考察和叙述文学史的模式，挖掘出文学史发展的丰富性和其中的生命趣味。
  关键 词: 空间维度/中华文学/各民族文学
  本文所说的“空间维度”，不是指20世纪后期以来文学理论家所讨论的“文学空间”，而是指文学史研究中的物理空间或地理空间。
  它和“文学地理”“地域文学”有关联。
  如果说，“文学地理”注重静态的文学版图的考察，“地域文学”侧重于某一地域文学现象的描述和分析，“空间维度”强调的则是文学史研究中对空间存在的关注。
  “空间”有大有小，大而一个自然地域或一个行政区域，如塞北、草原、高原、“江南”和“江南省”;小而一个斗室书斋、一个园林、一方山水胜境，如李攀龙之“白雪楼”、蒋士铨之“红雪楼”，如影园、兰亭、西湖。
  “空间”还与文学家的生存和活动密切关联，物理空间与他们的生命、情感融为一体，跃动着文学家的心跳，可以触摸到他们的体温，如同《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之于潇湘馆和贾宝玉之于怡红院。
  文学史既然是“史”，自然要按照时间的线索叙述其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进程，截至目前为止的绝大部分文学史即依照此模式叙述。
  这种叙述强调了“时间维度”，空间维度虽然也包含在叙述之中，例如某位作家出生于何地，其文学活动在何地展开，甚至会注意到其作品和特定物理空间的关联性，但是，由于“时间维度”的主导性，空间维度难以得到强调和凸显，文学史的丰富性也因此而被遮掩，文学史的本来面貌也自然得不到真正的呈现。
  故此，讨论空间维度和中华文学史的关系，应该可以推进文学史研究的深入。
  一 “中华文学”的空间延展
  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和重心都在“汉民族文学”，包括文学史、作家作品，很少自觉地将视野延伸到中国各个民族文学的范围。
  这一点，特别明显地反映在各种文学史的教材中。
  我们的文学史教材基本上是汉民族的文学史教材，对于其他民族的作家和作品介绍得很少，一个明显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都产生、形成于古代，据朝戈金介绍，《格萨尔》现存最早的抄本，时间上可以回溯到14世纪。
  现存最早的刻印版本是1716年的北京木刻版《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
  但现有的文学史并未将它们列入予以介绍。
  对于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之间文学交融的历史事实，现有的文学史更缺少深入的描述。
  这一切，都源自于我们关于“中国文学”的观念。
  我们的“中国文学”观念，是“汉民族文学”的观念。
  大部分名为“中国文学史”的教材或著作，所叙述的都是汉民族的文学家和作品。
  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我们的研究视野就局限在汉民族文学的范围之内。
  要突破现有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格局，必须转变中国文学只是汉民族文学的观念，建立起中国文学是中国各民族文学--“中华文学”的观念，从而建构起“中华文学”的研究大格局。
  首先，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有相当多的作家作品，只是我们缺少关注和研究。
  除了《格萨尔》《江格尔》等史诗外，据多洛肯《元明清少数民族汉语文创作诗文叙录》著录，元代有少数民族作家151人，明代有少数民族作家83人，清代有别集流传的二百余家，有诗文流传的六百余家。
  数量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作家中，不乏有优秀作品者。
  例如元代的萨都剌，其诗歌题材的南北风情、感情的真挚，在我们的文学史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评价。
  即使是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其作品也有可取之处，比如清初的奈曼，《钦定熙朝雅颂集》收其诗作8首，其中《壬子二月赴军营作》:“不作边廷看，何愁道路难。
  缨从丹陛请，剑向玉门弹。
  饮饯酣春酒，登程破晓寒。
  为嫌儿女态，一笑据征鞍。”
  写从征的心态、从征的豪气，有很强的感染力。
  故法式善《八旗诗话》评价说“卓荦倜傥，一往瑰奇，自是文坛骁将。”
  其次，历朝历代，各民族文学都有非常多的交融和渗透。
  在中国历史上，既有少数民族统治时期(如元代、清代)，又有不同民族政权并存或者短暂交替时期，甚至像唐代，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独孤氏、妻子长孙氏都是鲜卑人，带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基因，开辟了一个新的朝代。
  因之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持续不断，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其中，文学上的交流和融合往往形诸笔墨，能够寻觅踪迹。
  不同民族政权并存或者短暂交替时期，民族之间的战争、政权之间的更替，往往激发文学家的创作热情，带来文学创作的新貌，其间往往折射着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背影。
  在少数民族统治时期，不同民族间的文学有大量交融的事实，元代中期奎章阁文人群体，就有着丰富的汉人和蒙古人、色目人的交流，如作为色目世家贵族的贯云石创作了以南方风物为题材的《芦花被》，被好事者绘为《芦花被图》，又有贡师泰、张昱等人的题咏，形成了一个不同民族诗人之间的唱和效应。
  ②类似这样的文学交融现象，在我们当下的文学史中，介绍得太少。
  用“中华文学”的视野审视，“中国文学史”的空间就不能限于汉民族居住的物理空间，而必须将其延展到更为广阔的空间。
  例如元代大都，活跃着以关汉卿为代表的杂剧创作群体，“玉京书会”之类的创作团体构成了民间的文学活动空间。
  但是，元文宗时期，朝廷设立的奎章阁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空间，其中聚集了虞集、张养浩、赵孟頫等汉人，也有萨都剌、康里巙巙等蒙古人、色目人。
  他们之间有各种族缘、地缘、学缘关系，又同为元朝的臣子;他们切磋经学、文学，诗歌唱和，影响着元代中期的文学风气。
  元代文学的空间，还延伸到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多伦县西北闪电河畔的上都，那里在金代被称为金莲川或凉陉，是忽必烈曾经的活动中心。
  元朝建立并确立大都后，这里成为避暑的夏都，形成两都制的格局。
  每年四月，元朝皇帝便去上都避暑，八九月秋凉返回大都。
  皇帝除在这里狩猎行乐外，蒙古诸王贵族的朝会(忽里台)和传统的祭祀活动都在这里举行。
  诸多文人随着皇帝前往上都，于是就有了数量众多的上京记行诗歌。
  有的记录行进路途中的风物和感受，如杨允孚的《滦京杂咏》(见《元诗纪事》卷二十)，有的描绘了这里的地理风物，如萨都剌的《上京即事五首》，其一、二、三首曰:
  行人禁地避芳草，尽向曲栏斜路来。
  祭天马酒洒平野，沙际风来草异香。
  这些诗作所描写的景物风情，无论是“大野连山沙作堆”还是“牛羊散漫落日下”，无论是“沙际风来草异香”还是“野草生香乳酪甜”，都与汉民族地区迥然有别，给人以异样的审美感受。
  凡此，都值得我们在“中华文学”的观念和“空间维度”的视野下去挖掘和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