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张元洁 田云刚:马克思的产业理论对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义
  文 | 张元洁 田云刚
  刊 | 中国农村经济
  因此，需要系统把握马克思产业理论所揭示的产业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客观规律，深刻领会马克思产业理论对于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义。
  走向人与自然和解的产业演进理论要求乡村发展生态产业
  大工业通过建立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等服务业得到巨大发展，“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
  马克思的产业演进理论中国化的首要意义就在于指导中国推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及其生态化转型。
  对中国农村社会而言，工业化和城市化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了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为农业提供了农机、农技、良种、化肥、农药和基础设施等。
  对于如何提高土地报酬和农业劳动生产率，蒋省三、刘守英(2003)认为，农村工业化能形成上下游产业链，使农民分享非农化收益。
  温铁军(2013)则认为，农业二产化造成了面源污染和食品不安全的外部性问题，农业三产化可解决外部性问题并带来更高的附加值。
  问题的解决还需回到马克思的产业演进理论，按照生态化的要求发展农村的一二三产业。
  因此，农村必须在杜绝农业面源污染和维护食品安全的前提下，稳定发展农林牧渔果蔬药材花卉等产业。
  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并使这些产业生态化，便可提高农业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和收益率。
  追求价值增殖的产业资本理论要求利用资本增加土地收益
  马克思的产业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产业资本理论，解决的是现代产业由谁主导的问题。
  其次，资本是集中的力量。
  再次，资本是科技的力量。
  科技的进步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创造出了比技术落后和生产分散的小农经济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又次，资本是融合的力量。
  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相比，资本运用市场竞争提高劳动生产率，采用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方式将满足自身需要之外的大量剩余产品卖给他人从而增加收益。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面对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待资本。
  受西方国家出现阶级对立和殖民入侵中国的影响，中国曾一度脱离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片面强调马克思对资本的剥削属性的批判，忽视了马克思对资本提高生产效率的认同。
  随后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肯定了非公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其对加快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
  然而必须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马克思产业资本理论的运用主要是在工商业领域，并未深入推进到农业农村领域。
  围绕如何增加土地的收益，学术界形成了资本化和反资本化两种观点。
  上述农业资本化的观点符合马克思的懒惰的农场主必然被农业资本家所取代，农业会变成大规模的即以积聚的资本经营的论断。
  问题的解决还需要回到马克思的产业资本理论。
  股份公司有规模优势的产业组织理论要求发展农业股份制企业
  就股份公司与资本职能的关系而言，首先，股份公司具体承担资本的集聚和集中功能。
  它们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组织社会生产。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地制度改革，虽然落实了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并提高了劳动效率。
  围绕中国农业组织形式的重建，费孝通(2009)曾经提出，“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
  李达球(2003)认为，农业企业化能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形成规模效益，提高农民收入，是发展农村经济的突破口。
  问题的解决还需要回到马克思的产业组织理论。
  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价值理论要求培育新型乡村劳动者
  马克思还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状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面临的又一重要问题是如何培养中国的产业大军。
  围绕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西奥多·W·舒尔茨(2006)曾批评马克思关于农业生产单位规模的扩大使农产品成本下降的原则没有逻辑基础和经验材料。
  这两种观点代表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两个面向，但未能与农村的产业组织结合起来。
  问题的解决还需回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即通过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保证农村劳动力供给，消除脑体差别和城乡差别。
  尊重劳动和创造的收入分配理论要求提高乡村劳动者收入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面临的再一重大问题是如何增进人民福祉。
  围绕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差距，中国学界提出了乡村内生型、外促型和内生外促结合型等多种解决方案。
  问题的解决还需要回到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
  通过获取劳动报酬和入股分红等形式，“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为此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遵循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在财税、金融和人才等方面支持农业农村发展。
  部门之间协调发展的产业部门理论要求维护农业基础地位
  尽管在历史变迁中农业呈现出劳动和资金投入减少的趋势，但由于它提供人们生存必需的食品，仍是必不可少的产业部门。
  马克思讲:“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的未开化民族一样，必须先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去照顾其他事情”。
  由于农业是其他产业的基础且有利可图，资本依然会进入农业部门。
  同时市场手段具有盲目性，价值规律在自发地发挥作用，也导致了产业部门之间结构失衡从而引发经济危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面临的又一重大问题是如何保持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协调。
  围绕产业部门和城乡关系的处理，中国学术界提出了强调政府和强调市场的多种方案。
  曹锦清(2000)基于小农经济无法自身走向现代化，提出中央用教育以及地方政府用财政来扶持小农走上合作之路。
  郑风田等(2010)基于国家粮食安全，主张在政府主导下为农村提供公共物品。
  问题的解决依然要回到马克思的产业部门理论。
  在农业市场化程度不高和收益率偏低的背景下，按照市场化的要求实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有利于提高农业产业利润率，提高农村劳动者收入，“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在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的背景下，深化土地制度、分配制度、户籍制度、科技教育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促进城乡人口自由流动，使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进入农业农村，有利于促进城乡社会的共同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追求价值增殖的产业资本理论要求利用资本增加土地收益，实现土地和资本的相互融合。
  部门之间协调发展的产业部门理论要求维护农业基础地位，实现产业部门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