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转向葛兰西”，是20世纪70年代英国文化研究的一次重要理论范式转换。它不仅对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20世纪90年代，伊格尔顿对意识形态的界定明显借鉴了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也正是以其为基础，伊格尔顿提出了着名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
  “领导权”是葛兰西所提出的诸多概念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理论范畴。后来深受其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包括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也包括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卫·富加斯指出，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已经“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的核心”①。
  领导权这一概念通常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一个阶级或社会组织对另外的阶级或社会组织的统治以及被统治者的乐意接受；2.统治者通过特殊的控制手段使被统治者接受其统治和控制。领导权不是统治者将其意识形态以思想灌输的方式强加给被统治者的，而是通过各种文化手段把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观念渗入到被统治者的日常经验和实践中，与被统治者原有的思想观念不断地交锋和协商，使其同意已经建立的秩序，这样，统治阶级的控制和压迫就变得非常模煳，因为它们已经转化为处在被统治者身边并对其进行塑造的话语策略和文化实践。领导权包括意识形态但不能简化为意识形态，除了意识形态，领导权还包括获取被统治者贊同的存在于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手段。意识形态“必须是在世界观——它含蓄地表现于艺术、法律、经济活动和个人与集团生活的一切表现之中——的最高意义上使用此词”②，它更多局限于宗教、文学和艺术等领域。统治者在这些领域也能够与被统治者不断协商并达成共识，以实现社会的凝聚和统一。
  葛兰西还进一步论述了统治阶级怎样获得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③统治主要指通过压制或暴力制服敌对集团、领导同类和结盟的集团；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则主要指通过思想道德等方面的渗透，以形成一种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思想体系。智识和道德领导权的形成依赖于其在“市民社会”的文化实践。“市民社会”是葛兰西提出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他认为上层建筑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个层面构成，前者是拥有暴力机关并进行强制统治的国家；后者是所有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训导的社会机构，包括政党、学校、教会和新闻出版等机构。在市民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有机知识分子进行思想道德性质的“指导”，从而得到被统治阶级的“贊同”。
  “正是由于葛兰西，才实现了从作为‘思想体系’的意识形态到作为被体验、惯常的社会实践的意识形态的决定性转变，这种实践因而也许既包括社会经验无意识的、不能言说的向度，又包括形式上的机构的运作。路易·阿尔都塞将要继承这两方面的强调，在他看来意识形态主要是无意识的，并且总是制度性的；领导权作为一种被体验的政治统治过程，在其某些方面接近于雷蒙德·威廉斯所谓的‘情感结构’。”④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关键之处在于其对意识形态实践作用的强调，他认为作为思想的意识形态理论能够渗入人的实际生活，不仅向人们提供关于现实生活的一般性的观点，更是成为人们时刻都需要恪守的行为准则。这就把意识形态概念从思想体系层面转化为日常经验和话语实践的层面。伊格尔顿也正是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其意识形态理论的。1991年，他出版了研究意识形态及其歷史发展的专着——《意识形态：导论》。他开始对这一概念进行多视角的透视和分析，总结了过去他所提出的多种意识形态意义。
  伊格尔顿主要从社会学、政治、阶级和语言学等四个方面对意识形态概念进行界定。在社会学层面，意识形态“提供了社会形式的‘缝合’(cement)，或者促使行动者行动的‘认识绘图’(cognitivemap)”⑤。强调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功能性特征，但忽视了内部所存在的矛盾和沖突。从政治学层面来看，意识形态以一种社会力量的形式出现。努力调和社会的各种沖突和矛盾，用与其特殊的社会任务和社会秩序相适应的价值、信仰体系对人们进行塑造，既能积极构建人的主体性，又在人们的想像性层面构建社会统一的表象。这种构建是充满矛盾的、不稳定的，因为这涉及到要调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沖突，所以“意识形态的话语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是復杂的、变动的”⑥。这也就需要从阶级利益的视角考察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对社会利益的构建有积极的作用，而不是被动地反映现存的社会形势；但是对所有人来说，它不能通过自己无限的推论性把这种形势合法化为存在。”⑦意识形态本身是一种阶级利益的表征，因此，意识形态只能是一种话语而不是语言，其所表征的是权力对言论的影响，并且将权力自身巧妙地刻写于其中，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意识形态就是通过各种话语和修辞手段直接地表达阶级利益。“当从环绕在整个社会生活周围的阶级斗争的角度审视物质状况的可能性时，意识形态的目标是揭露一种言论和这些可能性之间的关系的某些特点。”⑧因此，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作为话语的意识形态是各种物质利益进行斗争的意义域，在斗争过程中实现了社会权力的维持和再生产。
  这一思想背后最为强劲的理论支持显然是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葛兰西指出，在市民社会，领导权通过不同阶级思想观念的不断交锋实现被统治阶级的贊同，完成对其的同化和控制。伊格尔顿将其推进到话语的层面，指出不同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在话语层面进行斗争，通过斗争，既实现了对主体的构建，也为实现社会统一奠定了基础，还反映出社会利益的争夺，以及不同阶级利益的合法化。更为重要的是，伊格尔顿在1990年代不仅运用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从多个角度界定意识形态，还将其用来研究审美。这也就是他的着名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
  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强调审美本身所具有的实践性。他认为，进入后现代社会，不但审美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而且审美也是不同意识形态进行协商的实践。在伊格尔顿看来，审美在现代思想中具有重要作用，“因为美学在谈论艺术时也谈到了其他问题——中产阶级争夺政治领导权的斗争中的中心问题”⑨。因此，美学是一种政治实践的构建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多强调审美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关系。
  伊格尔顿曾于20世纪70年代指出，审美意识形态既可以指一般意识形态中的审美区域，又可以指审美的意识形态。进入90年代，伊格尔顿主要关注审美的意识形态，也就是审美在特定社会中所发挥的意识形态协商实践作用。“美学是作为有关肉体的话语而诞生的。”⑩伊格尔顿认为美学起源于18世纪，以与理性相对的充满身体感观刺激的形式出现。其实，他这里所指的美学更准确的说应当是作为研究审美“科学”的美学学科，而不是作为思想史的美学，后者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就开始了。伊格尔顿进而从思想史和政治学两个层面分析了美学学科建立的歷史依据，以揭示审美从诞生伊始就具有实践性的特点。
  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18世纪是理性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思想家都努力从具体的艺术作品中概括出统一而又普遍的艺术规律，并努力将之用来指导艺术实践。盡管这样的理论升华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面对现实世界的斑驳芜杂以及身体知觉和情感的游移多变，理性似乎对此无能为力，而美学的出现就是对这种困境的反应。美学超越理性的统治范围，进入一个充满欲望的具体领域。“审美，它只不过是人们赋予各种错杂在一起的认识形式的一个名字，它可以捋清源自感觉和歷史活动的素材，揭示具体的事物的内在结构。”(11)当然，审美只是扮演理性补充物的角色，不仅需要接受理性的分析，更需要以理性的话语作为表达方式。伊格尔顿借用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阐释审美和理性的关系，理性“从内部进行统治并贯穿各种观念，同时又允许各种观念在相关自律范围内盡情发展”(12)。由此看来，这两者的关系绝对不是静态的、机械决定的，而是一个不断交锋和协商的实践过程。
  从政治学层面来看，审美是以争夺“领导权”的方式诞生的。“审美之所以在18世纪逐渐显示了它实际具有的意义，是因为这个词的词义可谓整个统治方案的概述，表达了通过感性的生活来对抽象理性进行的大量融合。”(13)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同，资产阶级所处的地位不同，美学兴起的情况也就不一样。例如，德国当时还处于封建专制主义强盛的邦国割据时代，封建诸侯不仅残酷地剥削农民，而且还通过关税贸易保护等重商政策束缚和压制资产阶级。因此，资产阶级根本无法联合下层群众的力量争取国家领导权。但是，资产阶级职业文化阶层却发展成熟起来，逐步实现对国家精神文化的领导。美学话语则是对这种专制统治的内在意识形态困境的预示，以情感、爱等感性力量赋予资产阶级与其直接经验相一致的规则，实现他们的自我指认和身份塑造。
  资本主义进入成熟阶段后，美学仍然发挥争夺“领导权”的协商作用。资本主义社会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个体在利益目标和价值取向上是孤立且相互沖突的。在政治生活中，资产阶级却以法律确立了社会的运作秩序，使个体间形成抽象的契约关系。这就导致了在现代社会中作为欲望、劳动和权力载体的身体的分裂，以及伦理价值、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分化和相对自律。以感性方式构成的审美领域实现了其存在的价值。“此时，风俗、虔诚、直觉和舆论必然与在某些方面有点抽象的、一盘散沙似的社会秩序结合起来。”(14)在审美领域内，代表不同利益的个体通过想像性的交流和相互适应的同一性实现了紧密的结合，为了维护统治，资产阶级也不可能仅使用强制的手段，而是通过审美，使在经济生活中高度自律的个体达成和谐的统一，从内心深处自觉地贊同资产阶级的统治。所以，“审美具有中转或传递机制，通过该机制理论被转化为实践。换言之，美学是道德意识通过情感和理智以达重新表现自发的社会实践之目的所走的迂回道路。”(15)审美也正是以这种方式发挥着构建资本主义社会表面团结与和谐的意识形态作用。
  伊格尔顿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式考察了审美的内在復杂性，他认为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概括审美的復杂性。这种復杂性主要表现在作为意识形态现象的审美活动所具有的两面性。
  审美是一种情感性的想像活动，能够突破约定俗成的能指和所指关系，消除现实世界对人的各种理性压抑，使主体体验非功利的审美愉悦。“审美在神圣的时刻摆脱了目的论的可怕控制，砸碎了把一切事物禁锢于其中的功能和因果之链，因此审美迅速地使客体摆脱了意志的牢固控制并使之带上庄严的色彩。”(16)审美决不是直接反映现实世界的意义生产，也不是为了其他目的而进行的表意实践，而是在表达自身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独特的世界，形成崇高而又难以确定和把握的情感结构。其实，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审美的乌托邦的世界，在伊格尔顿看来，主体在这样的世界里能够克服一般意识形态对人的异化，使人性获得全面的解放，同时对意识形态产生解构作用，沖击甚至颠覆统治阶级对社会合理性的虚假塑造。
  然而，审美自身的悖论就在这里，当它超越现实世界构建自身时，却不能脱离现实世界的束缚进入绝对自由的真空。审美的“现代观念的建构与现代阶级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的建构，与适合于那种社会秩序的人类主体性的新形式都是密不可分的”(17)。所以，审美就是这样一个自身充满矛盾的世界，其表象是以脱离现实世界为基础的，但其本身并不是脱离现实的虚幻之物，而是对现实世界的某种情感表征。这就构成了审美反抗现实的同时又受制于现实的特点。这也显示了伊格尔顿美学理论的特点，他在社会现实中审视和分析审美，进而揭示和批判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也正是这个原因促使他回到身体来思考美学问题。
  在伊格尔顿看来，审美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物质基础和媒介是“身体”(body)，“我试图通过美学这个中介范畴把肉体的观念与国家、阶级矛盾和生产方式这样一些更为传统的政治主题重新联系”(18)。这也显示出伊格尔顿后期的思想特点——重视把审美引向具体物质世界，从而使其对审美和意识形态关系的分析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美学标志着向感性肉体的创造性转移，也标志着以细腻的强制性法则来雕凿肉体”。(19)审美在不同意识形态的协商实践中也对审美活动承担者——身体发挥同样的作用。“审美一方面，扮演着真正的解放力量的角色——扮演着主体的统一的角色，这些主体通过感觉沖动和同情而不是通过外在的法律联系在一起，每一主体在达成社会和谐的同时又保持独特的个性。”(20)审美使人们通过个体情感活动超越现实束缚进入自由的境地。当然，伊格尔顿所说的审美意义不仅包括激情、想像等传统意义的审美因素，也包括情感、风俗、习惯等因素。在他看来，习惯、虔诚、情感和爱等日常经验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审美化，成为个体进入自由的审美境界的途径。“这种力量与肉体的自发沖动之间彼此统一，与情感和爱紧密相连，存在于不假思索的习俗中。”(21)这些审美化的力量以类似审美时“忘我”的体验方式解放主体，恢復被社会异化的人性。
  然而，审美所拥有的独特特点是建立在对意识形态这个他者的有效从属基础上的。所以，审美作为意识形态的从属，无论其意义、功能还是价值，都离不开不同意识形态协商而对其进行的意义构建。在当代视觉文化中，身体美学的合法化就是这种协商而导致的结果。“理想的身体形态具有范式功能，虽然是当代文化中的身体工业所创造的美的标准，最初只是少数人的理想和追求，但在这个标准的广泛传播中，这些范式不可避免地被普泛化了，成为绝大多数人甚至普天下人类所共有的身体美的规范。”(22)于是，人们通过各种手段把自己改造成符合这种理想范式的身体。这样，不同意识形态在审美愉悦中完成了协商的实践，通过无意识的方式不断对异己者进行打击和改造，最终就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所要求的秩序性和一致性。因此，审美在扮演解放力量的同时，“预示了马克斯·霍克海默尔所称的‘内化的压抑’，把社会统治更深地置于被征服者的肉体中，并因此作为一种最有效的政治领导权模式而发挥作用”(23)。
  伊格尔顿提出这样的身体理论，其理论渊源是，“我们这个时代有关身体的最佳着作肯定是莫里斯·梅隆－庞蒂的《感觉现象学》一书，但是这本书带有把身体视为实践和构想的人本主义意义，因此对于某些思想家来说是完全过时的。”(24)可见，他是从现象学的身体理论出发构建他的身体理论的。梅洛-庞蒂认为，“灵魂和身体的结合每时每刻在存在的运动中实现”(25)。身体不是灵魂的载体，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不断与灵魂结合，进行知觉活动的主体。身体和灵魂的结合形式是什么？“这说明我们所有的知觉都为一种‘意向弧’所包容，这种意向弧环绕着我们，投射出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将来，我们人类的处境，我们的物理、心灵或道德的境遇，抑或说，正是这种意向弧导致我们处于所有这些条件之中。”(26)身体就是通过这种综合感觉的“意向弧”把握世界、召唤世界的意义，从而在身体中转化为存在，这是一种能动的创造活动。身体和世界在这里是一种互动的实践关系，通过实践，身体不断获得新的生成和发展。在此基础上，伊格尔顿进一步阐释了身体审美的关系，指出审美在意识形态协商实践过程中对身体所发生的解放与压抑并存的作用。
  伊格尔顿的身体理论继承了身体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但它更强调身体是一个歷史的实践过程，在创造和发展歷史的同时也不断地生产自身。“人体的特別之处在于，它具有在改造周围物体的过程中也改造自身的能力。”(27)审美也是这种改造自身的能力之一。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作为审美活动物质基础的身体遭到严重分裂，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为认识价值、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分裂。唯物主义美学至马克思时才真正诞生，“现代化时期的三个最伟大的‘美学家’——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所大胆开始的正是这样一项工程：马克思通过劳动的身体，尼采通过作为权力的身体，弗洛伊德通过欲望的身体来从事这项工程”(28)。马克思既不是从抽象的“人的本质”的角度对审美作哲理的思辨，也不是从人的自然具体的生物性出发进行总结，而是把人的社会层面与自然层面结合起来，让它们在不断的协商实践中构建出唯物主义的真正的审美，从而恢復被理性压抑的人性，形成一个各种差异并存的丰富多彩的世界。
  因此，审美意识形态就是一个在协商实践中不断构建自身并因此而构建主体的过程，权力、歷史、欲望、习俗、想像等力量在此不断协商和交锋，从而“打碎真理、认识和伦理，生活在丰富的自由之中，随心所欲地发挥创造力”(29)。霍尔认为，文化是一个是不断生产意义的过程，其不仅能够构建出各种新的表征系统，而且“话语自身建构了使它因此而有意义和有效的主体—位置”(30)。审美意识形态必然也是整个文化的一个部分，其不断对身体发挥构建作用，形成身体与社会的关系。这种构建不仅规训着身体的肉体存在和理性，也影响到身体的欲望等感性沖动，成为一种打着意识形态烙印的身体沖动，它们又在一定程度上沖击着构建它们的意识形态，使其得到更新和发展。伊格尔顿的深邃与创见就在于此，这就实现了其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大发展。
  ④特瑞·伊格尔顿：《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意识形态及其兴衰》，参见齐泽克等编：《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8页。
  (22)周宪：《读图，身体，意识形态》，参见汪民安主编：《身体的文化政治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1页。
  (27)特里·伊格尔顿着，马海良译：《歷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02页。
  伊格尔顿在20世纪90年代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界定深受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的影响。在界定意识形态概念的过程中，他将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推进到话语的层面，指出不同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在话语层面进行斗争，通过斗争实现其多重作用。在此基础上，伊格尔顿提出了着名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他从思想史和政治学两个层面分析了美学学科建立的歷史依据，并考察了审美的内在復杂性，认为审美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协商的实践。最后，伊格尔顿认为，“身体”是审美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物质基础和媒介，并分析了审美、意识形态与身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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