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中西逻辑比较研究就其源起而言，应该说是由西学东渐所引发中西文化交汇大潮中的一条支脉。
  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带来了沉重的民族危机。这种危机极大地激发了仁人志士向西方学习，以探索救国真理解脱民族危难。同时，鸦片战争也打破了清政府传统的闭关锁国政策，为西方近代文化进入中国敞开了大门。正是这样的需要与可能，使西学更为全面和系统地传入中国，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汇的大潮。
  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过程中，人们注意到了三个问题：其一，态度与取向，如国粹派和“全盘西化”论等；其二，理解与评价，如对于什么是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及其评价的回答以及对于东西文化差异与成因的分析等；其三，建设新文化的构想，其中对东西文化的理解与评价更具根本性。
  上述情况表明，随着西学东渐以及人们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深化，逻辑学的意义得到了凸显。于是，继明末清初西方逻辑学初次传入我国之后，又有了西方逻辑学对我国再次输入和更为广泛的传播。
  东渐的西学所面对的主要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这种现实必定会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过程中，引发出包括中西逻辑比较研究在内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早在明末，李之藻译出葡萄牙耶稣会士逻辑学讲义并以《名理探》为名刊出时，他就提出了中国有没有“络日伽”(logic译音）这门有关“推论总艺”学问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开了逻辑研究的先河。
  大体说来，中西逻辑比较研究有两种基本的学术取向：求同与取异。
  所谓“求同”，是认为中西逻辑二者基本为一，各自没有明显的个性，所以也不十分关注二者的区别。梁启超曾说：“西语的逻辑，墨家叫做‘辩’”[5](P63)，“‘墨辩’两字用现在的通行语翻译出来，就是‘墨家论理学’”[5](P55)。这种说法不仅把墨家辩学等同于西方传统逻辑，而且认为中西逻辑几乎没有区别。此后，多位先哲有过与梁启超相似的看法。正是由于这种求同的学术取向，章士钊曾主张：“以欧洲逻辑为经，以本邦名学为纬，密密比排，蔚成一学，为此科开一生面。”[6](P92)同时，他进一步指认墨家辩学中的“三物语经”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两者毫无二致。他说：“《大取篇》曰：‘……三物必具，然后足以生’。……此其结构，全然与逻辑三段合符；以是三段论法，亦可曰三物语经。”[6](P92)在这里，墨家辩学与以亚里士多德逻辑为主体的“欧洲逻辑”被视为等同，中西逻辑也被视为了等同。
  所谓“取异”，有两方面含义：其一，中国古代名学与辩学不等同于西方传统逻辑；其二，名学与辩学中所含逻辑思想或学说，也不等同于西方传统逻辑。
  郭沫若曾指出：“关于辩论的方法，以《小取》列出或、假、效、辟（譬）、侔、援、推七种。……近时学者每多张皇其说，求之过深，严若近世缜密之逻辑术，于《墨辩》中已具备。”[7](P298)其实，这些“并不是专为寻求真理的法门，而是辩敌致胜之术”[7](P298)。在他看来，《墨辩》所举之七种法，完全不是什么缜密的逻辑推理，而是七种辩术。中国古代的辩学同西方传统逻辑不是等同的学问。
  张岱年则指出，中国古代没有创造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因此更说不上中西逻辑为一了。他说：“由于重视整体思维，因而缺乏对于事物的分析研究。由于推崇直觉，因而特别忽视缜密论证的重要。中国传统之中，没有创造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的严密体系。”[8](P208)张岱年并不否认中国古代有逻辑思想，只是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创造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体系。依照这种看法，中国古代逻辑同西方传统逻辑自然不能视为等同。
  中西逻辑比较研究中形成不同学术取向的原因有多种，其中之一是对逻辑所受文化制约的认识不同。求同的学术取向，多出于无视或不关注文化对逻辑的制约，因此也难以发现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成并受其制约的逻辑的特殊性，致使过分强调了不同逻辑传统的同一性。取异的学术取向则不同，它把逻辑看做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或要素，是适应文化的需要而产生、存在并获得发展的，文化会对逻辑有所制约，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不同逻辑传统必然有其特殊性。因此，中西逻辑比较研究在关注两者共同性的同时，更要分析和认识两者的差异性，既要求同，更要取异。
  中西逻辑比较研究有多方面的意义，给人以重要的启示。其中，在文化的研究与建设中，要注意逻辑同文化的关系。所谓逻辑与文化的关系可有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文化对逻辑的制约；其二，逻辑对文化的影响。
  所谓文化对逻辑的制约，是指不同文化会产生的逻辑传统。承认这一点，我们就应在逻辑史与逻辑比较研究中，取历史分析和文化诠释的方法[9]。
  所谓逻辑对文化的影响，是指逻辑的状况会对文化的发展和整体特征产生一定影响。这是由逻辑在文化整体中的特殊意义所决定的。所谓“文化”，若就广义而言，可以理解为人类的实践活动及由之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总和。这当中，创造文化的主体是人，支配人的实践活动的则是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文化中更为深层和本质的东西。逻辑是有关推理的学问，与思维方法乃至思维习惯紧密相联，是思维方式的重要内容。正是由于逻辑的这种特殊作用，使它对文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影响。承认逻辑对文化的影响，就要在文化的研究与建设中自觉地引入逻辑的因素，给予逻辑的关注。
  在文化研究中自觉注意逻辑的影响，就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出儒家伦理思想做简单的说明。爱人就是儒家伦理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为什么要爱人？孟子解释说：“舜，人也；我亦人也”[10]。“圣人与我同类者”，“凡同类者常相似也”[11]。既是一类，就有雷同之处，就可由自己的所需求与不需求，推知他人的所需求与不需求，并按这推知去实践，去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形成伦理规范。自己需要爱，不需要恶，就可推知他人也需要爱，不需要恶。所以，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12]孔子也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3]，“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4]。可以看出，儒家的爱人是由推己及人而得出的。所谓推己及人，就其思维活动来说是依类相推的过程，即以事物间的雷同为依据的推理过程。这一推理过程被墨家概括为“推类”，并对之做了系统论述。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形成与中国古代的推类逻辑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在新文化建设中，应注意引入逻辑的因素，给予逻辑的关注，就这一点，我们想引用姜义华的研究成果来说明。他在《理性缺位的启蒙》一书中，指出：“在回顾一百年来中国启蒙运动发展的全部历程时，发现……它有着过于严重的缺陷。这些缺陷集中到一点：它太注重于用一个又一个现成的学说来对民众进行灌输，而忽视了功效似乎比较迂回的包括启蒙思想家在内的整个民族思维方式自身的革命。它始终没有对以理性思维取代占支配地位的传统思维方式给予足够的重视了……可启蒙思想家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启蒙本质上是思维方式的一场历史性的革命。”[15](P1)
  上述对中国100年来启蒙运动的论述，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有借鉴意义。其中，提出“以理性思维取代占支配地位的传统思维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的一场历史性革命”都与逻辑有关。就此而言，我们对今日的文化建设不能不给予逻辑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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