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民事诉讼法》以及有关司法解释中虽有少量关于 证据排除的规定， 但是在立法上并没有明确规定法官在证据排除问题上享有自由裁量权， 因此，也就谈不上明确法官享有的自由裁量权的范围。
  由于法律对证据排除规则规定很少，也没有肯定法官在证据排除问题上的自由裁量权，审判实践中当事人举证不适格现象较严重， 而且当事人在审前收集的所有证据材料几乎都会进入法庭调查阶段， 当事人质证也没有范围 的明确限定，焦点模糊，法官查证范围宽，既导致了拖延诉讼，又加剧了法官甄别证据不适 格现象的困难和法官无法认定案件事实造成的诉讼拖延。
  从客观后果看， 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确实导致了大量 具有证明价值的信息资源被排除在诉讼之外，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当事人证明其诉讼主张的难度。
  第一， 关于我国民事诉讼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模式， 应当采用法定主义与裁量主义相结合的模式。
  具体地说，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由于我国法官的整体素质相对偏低、法官制度和程序制度欠完备、各种监督和制约机制有待建立和健全，在这种背景下，我国采用的法定与裁量相结合的模式不是大陆法系国家经验的简单照搬， 它同时也需要适度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经验，以指导、规范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和法官认定证据的行为。
  其三，我国民事诉讼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不能忽视法官在证据排除中的自由裁量权 这一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时， 在实践中，法官在审理前阶段，要结合实体法的规定和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指导当事人 提供对证明争议事实具有证明价值的、 符合关联性要求的证据。
  如果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与待 证事实间欠缺关联性及证明的必要性，法官应将其排除在诉讼程序之外。
  一般来说， 法官对于采用违法手段收集 的证据， 应当在综合权衡收集证据的行为是否侵犯宪法赋予的基本自由、 是否严重侵害人格 权、当事人有无正当理由、对双方当事人利益的权衡等基础上作出判断。
  如果 某些证据的出示、 采纳会导致损害公共利益， 法官对使用该证据而获得的司法利益与造成损害的公共利益进行权衡，认为在该案中公共利益大于司法利益的，可以排除该证据的使用。
  5. 导致诉讼迟延的证据的排除。
  这一规定在实质上排除了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