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黄达远 沙武田:“过渡地带”视野下的河西走廊
  三、从河西区域经验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对于各民族的民间交往，季羡林先生于《在敦煌》一文中有极为生动的表达:
  这一个简明朴素的真理，一部中国历史就可以提供证明。”在河西走廊的历史上，既有中原农耕政权占据河西的时期，也有游牧政权占据河西的时期，或是出现游牧和农耕政权各据一方的情况，还有河西绿洲自我发展形成“胡汉共治”格局的时期。
  同时，在历史的演化进程中，只有在“大一统”时期，河西走廊作为“十字路口”，作为游牧区、农耕区之间的枢纽，才最为繁荣。
  在河西的历史上，各民族在往来互动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和交往格局。
  这一复杂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文化现象从大量描述河西风情的唐诗中可见一斑。
  例如王建的《凉州行》:
  汉家无人开旧道。
  万里人家皆已没，
  年年旌节发西京。
  多来中国收妇女，
  一半生男为汉语。
  驱羊亦著锦为衣，
  养蚕缲茧成匹帛，
  那堪绕帐作旌旗。
  虽然诗人以中原人的视角表达着对凉州陷落的慨叹，但诗中生动展现着“胡”、汉人群的通婚、社会交融、农牧生活方式的转换，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
  从国家视角看，酒泉的钟鼓楼有四向券门，分别题写着:“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通沙漠”，城楼二楼的东西两边各自高悬“声震华夷”“气壮雄关”的匾额，与十几公里外、嘉峪关城楼上“天下第一雄关”的楼匾遥遥相对，这是河西走廊作为国家通道的历史明证。
  具有“过渡地带”特征的河西走廊是“南北统一体”的“汇合”之处，其中一定蕴含着重新发现和解释中国整体史的可能性。
  由此，我们需要调整以往的研究视野，重新认知民族交往的地域属性，理解民族交往也是在一个地域形成过程中的共同体经验。
  中国边疆地区的历史不应该被理解为诸多世居民族各自历史的集合，而是多民族共享一个地域、在民族交往互动中求得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
  从河西区域经验出发，我们可以尝试以一种“区域关系史”的新视角来解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本文系教育部社科司“阐释十九大精神专项任务”之《新时代民族宗教工作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