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人民日报:不断深化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
  中华文明能够长期延续、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内涵丰富、各具特色的制度逐步发展成为一整套制度体系，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
  制度的记录与整理是中国传统文献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有着悠久传统，形成了丰硕成果。
  《商君书·壹言》说“制度时，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贾谊《过秦论》说“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都是强调制度体系与治理体系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经历了不同社会形态，也经历了很多次改朝换代，但在制度体系与治理体系上大都能够做到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
  《汉书》继承这一传统，以“志”“表”的形式，系统记录了西汉一代法律、职官、行政区划、祭祀等制度。
  一方面，以政治制度为主体的各项制度研究日益深化、细化，制度史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另一方面，对制度史研究的理论方法探讨与存在问题的反思愈益引起关注。
  “活的制度史”、制度与“日常统治”、“制度史观”等问题的提出，对深化制度史研究均有启发意义。
  但正如学者所说，无论哪种思考，“都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这是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根本方向。
  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极具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史学素有经世致用的特点，制度史研究也不例外。
  杜佑称《通典》编纂“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杜佑友人李翰在为《通典》所作序文中认为，《通典》能够“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就是阐明制度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制度与其历史底蕴和文化传统有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古代制度当然有着本质区别，但中国古代制度及其在传承中华文明方面的历史经验，对今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仍有重要借鉴意义，这也是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的当代价值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