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银行业高额利润曾饱受争论,分歧焦点在于没有选择合适的参照物。根据2004—2015年银行业利润运行轨迹进行多维比较,发现2004—2013年10年中银行利润增速遭受外部冲击且表现出明显的两阶段特征,“黄金十年”与“高额利润”并存。经济增速向下换档、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金融脱媒惯性上升及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等,对银行业经营构成全方位的冲击。部分冲击虽不利于银行业业绩提升,却有利于整个经济社会福利的改善。展望未来,银行业需要紧跟时代步伐,积极变革创新,以防止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货币国际地位取决于该货币的境外需求与境外供给的相互作用。货币的境外需求包括贸易需求、投资需求和货币投机需求；境外供给则是由政府控制的外生变量。在此理论框架下，总蛄国际货币竞争吏上芙元成功的经验和日元失败的教训，讨论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基本结论是：（1）货币固际化主要由需求决定，供给只能被动地发挥作用；（2）贸易需求和投资需求起到更为根本的作用，因而本圆向世界供给优质商品和优质贵产的能力是货币国际化的基本条件；（3）中国暂时没有优质商品和优质资产的持续供给能力，无法满足境外人民币的贸易需求和投资需求，因而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不具备基本条件；（4）在目前经济形势下。应暂停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圆际化，否则将产生巨大风险。
  1992年以来,我国央行多次调整货币政策基调,实施了稳健货币政策、从紧的货币政策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等等。为揭示这些货币政策基调的实质性内涵,尤其是刻画我国货币政策操作转向的内在规律,本文使用多区制门限模型研究我国的货币政策反应关系,考察货币政策规则及其对通胀变化依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相比简单线性或三区制门限回归模型,双区制门限回归模型可以较好地描述我国货币政策的真实动态过程,即当通胀率高于1.4%时,中央银行实施相对从紧的货币政策治理通胀或管理通胀预期;而当通胀率低于1.4%时,中央银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适时适度进行货币政策操作。
  本文从后金融危机时代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着手,逐一引出货币政策规则和工具的演化与创新,进而展现美联储在面对金融危机时的决策制定过程。然后利用美国经济金融数据,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研究发现：美联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刺激经济、缓解通缩压力以及稳定金融市场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总体效果有限,主要体现在对金融市场价格机制的修复。最后探讨了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对货币需求的研究是重要的,马克思和弗里德曼在货币需求理论上的差异,不仅体现在研究范式、对货币需求的具体分析上,而且也体现在由货币需求所延伸出来的对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和货币传导机制的理解差异。马克思对货币需求是一种规律性研究,弗里德曼更多的是经验研究。马克思货币需求理论与弗里德曼货币需求理论对于我国当前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产品价格及要素边际产出空间差异的波动特性可直观反映市场一体化演化趋势。在采用“一价定律”和空问杜宾回归模型对产品及要素市场整合程度进行定量分析后发现，目前我国产品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且正不断加深；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自2003年开始由趋于弱化转向趋于加深；资本市场分割程度在最近20年内更加严重；技术要素边际产出差异呈现先降后升的态势，技术未能有效转向高报酬率区域；一体化土地要素市场尚未建立，在现行用地供给计划配给、土地发展权不允许跨地区交易条件下，我国土地利用正经受严重的效率损失。
  “包容性增长”理念已逐渐成为各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新共识,包容性增长指数的测算使得评估制度变迁的整体效应成为可能。本文构建并测算了改革开放33年来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指数＂。测算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水平不断提升。运用SVAR模型检验发现：（1）基本经济制度、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均能显着提升中国的包容性增长水平,表明“中国模式＂具有明显的制度优越性;（2）三种经济制度变迁均能促进经济增长,对外开放影响最大,贡献度达35.9%;（3）中国特色市场化改革并非扩大而是能缩小收入差距,这主要得益于“市场之手＂与“政府之手＂的双重调控。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背景下,尤其要注重发挥对外开放的经济提振效应和基本经济制度的收入再分配作用。
  本研究使用1998—201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以传统索罗增长模型为基础,借助全要素生产率,将金融集聚和创新投入因素内生化,对创新驱动下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加以实证。结果发现：（1）资本存量和劳动投入是经济增长的基本源泉,但东部地区资本驱动增长的作用不显着;（2）创新是促进经济规模扩大的重要因素,且有助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3）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有显着的驱动作用;（4）金融集聚对R＆D活动的支持具有显着“延迟效应”,表现为其对当期经济增长有细微抑制作用。
  本文研究发现,当资产总收益为正时,居民家庭持有适量的房产有利于消费升级;当资产总收益为负时,增加房产持有量将影响消费升级。住房消费对消费升级的影响由总资产收益率决定。长期来看住房消费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会使城镇居民最终消费增长0.21个百分点;短期只有0.058个百分点。长期来看,住房消费每增长1个百分点,恩格尔系数下降0.2个百分点;短期恩格尔系数只下降0.076个百分点。
  在描述文化消费增长的基础上,文章总结出我国居民文化消费增长阶段性规律：在达到一定条件之前,居民文化消费占居民收入、消费的比重呈倒“U”形走势;在达到一定条件之后,居民文化消费占居民收入、消费的比重将逐渐上升,即后半段呈现“U”形走势。文章从收入分配理论、文化消费行为特征、需求收入弹性三个方面分析居民文化消费增长规律的成因,并结合1993—2012年的城乡住户抽样调查数据验证了居民消费需求层次变化和文化消费增长走势。最后讨论了文化消费“国际经验”在我国的不适用以及文化消费缺口问题。
  本文以我国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为切入点,探究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得与失,从而总结出农民工内生性市民化力度不足是我国城镇化建设的软肋,进而提出农民工内生性市民化才是我国城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内生性市民化才是农民工能否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的重要途径,从而对内生性市民化问题展开深入论述,探索内生性市民化的问题和制度激励,为更好地实现我国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出力献策,破解我国城镇化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