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20世纪20年代以后，指导国民党政治行为的基本思路是蒋介石的新权威主义的统治策略。蒋介石的新权威主义统治策略的基本特征是：强调以蒋介石为核心，在中国建立具有中国传统政治色彩，高度集权的新军事强人的统治，以推行兼具历史延续性与变革性的社会发展。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落后的后发展国家，促进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对国家的人力与物力资源进行快速积聚，因此，确立权力中枢的权威，由国家对社会实行某种程度的控制性指导，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利用传统建立权威以积累人力与物力资源，并不能真正推动国家的现代化，权力中枢的权威必须建立在社会变革的基础上，只有建立富有活力的政治、经济结构才能真正促进权威的确立，并有效积累社会资源。反之，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私利，利用传统抗拒变革，拒绝容纳社会变迁中产生的新的社会力量，忽视社会变革的全面、协调的推进，就很难获得社会成员对现有秩序的支持，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威既不能真正建立，社会的人力与物力资源也难以集中。
  在蒋介石新权威主义统治策略指导下建立的国民党的制度结构，保留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大量痕迹。
  首先，国民党的政治制度功能分化缓慢，权力高度集中，一切权力最后集中到一个人手中。国民党的政治体系完全排斥权力制衡关系，既不存在党内制约，也不存在社会制约。
  事实证明，国民党对于社会转型的适应是失败的，由于国民党不能把社会变迁的新要求、新内容纳入政治制度的框架，缺乏制度创新的能力，因此国民党不能提供政治制度化的过程，各种群体的要求必然超出这个过程而用其他方式表达出来，逐步形成新的社会和政治中心，最终取代国民党的统治。
  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关系紧密。与国民党不能创立新组织架构相适应，国民党也不能为社会提供融合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新的价值信仰系统。作为国民党的新权威主义思想背景的新传统主义，是一种由蒋介石所倡导，力图在保守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若干西方文化因素，以支持国民党政治实践的意识形态。新传统主义实质上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的翻版，国民党的既定文化方针是，把肯定儒家思想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竭力以儒家文化作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对西方文化则排斥其思想和政治上的多元主义的内容，吸取科技、军事、管理知识。
  一贯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汲取资源的蒋介石，在三四十年代利用政权力量发动了新生活运动和新道统运动，试图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将社会上各种正在滋长的分散的价值纳入官方意识形态的框架，重建民族的新价值信仰系统，最终要求社会成员认同国民党的政治象征，服从或效忠国民党政权。但是这种文化上的努力并不能使民族性与现代性真正得以融汇。
  作为后发展国家，把若干传统的因素纳入制度框架之中，本是题中应有之义，经过选择和转换的传统因素，可为现代性因素提供赖以发育、成长的土壤；同时，体现了历史继承性的社会变革又可减轻社会转型必然带来的文化脱序和社会震荡。但对传统的借助必须有一个质的规定的限度，一旦越过某种界限，大量传统中的消极因素就可能对现代性因素构成阻滞，最终吞噬现代性因素。
  蒋介石的新传统主义作为三四十年代中国民族危机和国内政局长期动荡在文化上的反映，它表达了统治阶级和与传统社会相联系的、要求维护固有价值的那些社会力量在文化上的意愿，具有强烈的排斥现代性的取向。被国民党称为民族传统、民族精神集中体现的“礼义廉耻”、“四维八德”之类，完全排斥了现代文明的概念，不仅无法构成民族的新价值信仰系统，反而成了国民党抵御文化自主性发展的政治符号。当蒋介石用传统眼光看待社会变迁时，也只能得出“今不如昔”、“道德沦丧”、“立国精神丧失”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新传统主义对吸取现代文明所抱持的态度是极端保守的，国民党不是把社会变迁看成是自觉的目标，积极予以促成，而是出于维持现状的需要，欢迎接受现代文明中的物质部分，其着眼点完全基于强化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由于固守传统，拒绝了全面的社会改革，新传统主义融合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努力必然遭到失败，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就只能成为口号和说教，根本不能成为民族的精神凝聚中心。国民党集权政治结构的僵硬、保守，决定了它难以整合社会转型中产生的各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官方的意识形态也不能把社会变迁中产生的新价值纳入其主要象征，并植入制度框架；这样，1928年后建立的政治制度就无法获得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认同，最终使国民党不能完成重建政治共同体的任务。独立自主的、能被社会成员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高度认同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真正建成。
  民国时期，中国大学到底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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