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经理自主权、内部控制与企业绩效两两之间的研究较多，而关于三者关系的研究较少。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中小板多为初创型民营企业，具有高成长性与高风险性并存的特点，而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助于企业管理者及时防范和规避风险。因此，本文以深市中小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内部控制为中介变量，研究内部控制作为“黑箱”对经理自主权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希望能够启发企业合理安排经理自主权，通过提升人力资本价值促进企业内部控制建设，从而达到提升企业绩效的目的。
  H1：在其他条件限定不变的情况下，经理自主权和企业绩效显着正相关。
  2008年我国五部委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对内部控制给出了较为详细和准确的定义：内部控制指由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实施的，旨在实现控制目标的过程。企业内部控制有五大目标，即保证合法合规、经营效率、资产安全、财务报告以及发展战略的实现[9]。现有文献中关于经理自主权和内部控制的研究大多是从会计信息质量这个角度展开，经理能从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中认识到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采取措施解决。Warfiel（1995）在研究管理层权力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时，发现管理层权力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负相关，管理层权力客观上有利于抑制经理产生投机行为从而增强公司披露会计信息的质量。刘启亮等（2013）在研究企业内部权力配置对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影响时，发现CEO权力越集中，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就越容易受到冲击。林煜恩、初昌玮等（2018）实证研究发现在高新技术行业，管理者�嗔υ酱螅�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越高，且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对管理者权力和研发支出存在中介传导效应。李维安等[10]认为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布以后，为了预防不良信息破坏公司声誉，公司会加强自我监督，因而有利于经理及时发现风险。近年来，我国内部控制制度在不断完善，完善的制度需要实施和监控才能体现出价值。对于中小板上市公司来说，公司治理是基础，通常股东和经理人的目标一致，都希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因此都有动力去建设和实施内部控制。黄娟和张配配[11]在研究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关系时，认为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能起到激励经理人的作用，并促使他们将自身利益融入公司利益当中，当经理和股东的目标一致时，他们更有动力加强内部控制建设，减少内部控制缺陷给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实现企业长期价值最大化。逯东等（2014）以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给予CEO适度的薪酬激励和权力激励能够提高内部控制的有效性，CEO激励是提升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键。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2：
  H2：在其他条件限定不变的情况下，经理自主权和内部控制显着正相关。
  随着国内外一系列与内部控制相关的法律规定颁布与实施，有理由相信：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使企业内部治理更加完善，从而提高企业绩效。很多学者基于不同视角对此进行了研究，得到相同的结论。林钟高等（2007）研究价值创造下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认为内部控制的建立和完善能显着提高企业价值，而且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结合起来能够创造更大价值。李国盛和杜岩[12]考察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显着促进企业绩效。黄贤环[13]研究沪深A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内部控制与公司业绩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内部控制有效性为中介变量，发现内部控制有效性是高管薪酬激励程度影响公司业绩的部分中介变量。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理自主权、内部控制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着的相关关系。经理自主权对内部控制的建设和实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有效的内部控制又能使公司治理更加完善，从而提高企业绩效。因此，内部控制在经理自主权影响企业绩效的过程中起到一种传导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3：
  H3：在其他条件限定不变的情况下，内部控制是经理自主权影响企业绩效的中介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企业绩效。国外很多学者采用托宾Q作为企业绩效的衡量指标，而国内学者普遍采用总资产收益率（ROA），本文参照国内大部分学者的做法采取后者作为企业绩效的衡量指标[14]。总资产收益率等于公司净利润除以总资产，该值越大，表明企业绩效越好。
  本文的解释变量是经理自主权。由于经理的权力大小不能直接观察得到，经理自主权尚没有统一的指标来衡量。本文借鉴张长征（2006）、陈芳（2017）的做法，具体测量职位权（Led）、薪酬权（Pay）、运作权（Operate）三个指标，将每个衡量指标进行正态标准以后分配相同的权重，取三者平均值作为经理自主权指数（MD）[15]。
  （1）职位权（Led）。经理由董事长兼任表明经理拥有公司的所有法定权，法定权是经理自主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本文用两职合一这个虚拟变量代替职位权，经理兼任董事长时取1，否则取0。
  （2）薪酬权（Pay）。经理在人力资本市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经理薪酬越高，说明在市场中的认可度就越高，那么在公司内部的自主权也就越大。本文通过对薪酬最高的前三位高管的薪酬均值取对数后来衡量薪酬权。
  （3）运作权（Operate）。本文借鉴Hambrick（1987）、张长征（2006）等做法，采取公司年营运资金与年营业收入的比来衡量运作权。
  本文的中介变量是内部控制。目前内部控制评价没有统一的衡量指标，有的研究通过构建内部控制评价体系，然后运用层次分析法量化内部控制质量，有的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角度出发，根据自我评价报告和审计报告评价内部控制质量，这两种方法的评价体系和分类标准都存在主观性，因此，本文选取“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来衡量内部控制（IC）。该指数的取值区间为0～1000，为了研究方便，本文用迪博内部控制指数除以100作为内部控制的最终值。该值越大，表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
  结合实际情况，本文选取资产负债率（LEV）、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企业性质（State）作为控制变量，另外还控制了行业（Industry）和年度（Year）两个因素。本文全部变量及具体释义如表1所示。
  进行回归分析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即数据是平稳的，数据不平稳可能会出现伪回归而得到错误结论，为了防止这种状况出现，在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要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测。本文利用Eviews8.0分别对总资产收益率（ROA）、经理自主权（MD）、内部控制评价指数（IC）、资产负债率（LEV）、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进行单位根检验，企业性质（State）是虚拟变量不需要进行此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检验变量平稳性的方法最常用的是单位根检验，本文选择IPS、ADF-Fisher和PP-Fisher三种方法对变量进行检验，两个或两个以上方法的检测结果在5%水平上显着就说明该变量不存在单位根。从表3可以看出所有变量都没有单位根，即数据是平稳的。
  本文通过SPSS22.0对样本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三个模型的F值都�@着，说明模型当中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有比较显着的线性关系;三个D-W值接近，且都小于2，可以判断三个模型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和序列相关的问题;另外三个模型调整后的拟合度基本满足研究要求。
  本文借鉴温忠麟（2004）的中介效应方法，从表4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经理自主权与企业绩效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着正相关，其回归系数为0.011（t=5.556）。因此经理自主权与企业绩效之间显着正相关，H1得到验证。经检验经理自主权与企业绩效之间显着相关，那么接下来就可以进行模型（2）的检验。模型（1）中控制变量资产负债率（LEV）与企业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089，因此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绩效负相关，说明企业内部存在一些问题，导致企业绩效偏低;企业性质（State）与企业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006，因此企业性质与企业绩效正相关，说明我国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比非国有企业好，这和我国国情也基本相符。
  从表4模型（2）的回归结果看出，经理自主权与内部控制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着正相关，其回归系数为0.078（t=3.392）。因此经理自主权与内部控制之间显着正相关，H2得到验证。模型（2）中控制变量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与内部控制的回归系数为0.098，在1%的水平上显着，因此营业收入增长率与内部控制正相关，这可能是因为当企业增长率较高时会更加注重长期发展，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从表4模型（3）的结果来看，内部控制与企业绩效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着性水平上正相关，其回归系数为0.037（t=22.474），因此内部控制与企业绩效之间显着正相关。且在加入中介变量内部控制之后，经理自主权的回归系数由模型（1）中的0.011下降为模型（3）中的0.008，在1%的水平上显着，因此内部控制是经理自主权影响企业绩效的部分中介变量，H3得到验证。
  本文以2012―2016年深市466家中小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样本中包含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考虑到产权性质可能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本文将原有样本按照产权性质分开，分别考察其中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经理自主权、内部控制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最后发现研究结论基本不变，同时也发现国有企业的经理自主权与内部控制和企业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更显着，这说明在国有企业中，经理拥有较大的自主权;而在非国有企业中，经理受到股东较大限制，无法有效决定企业的各项重大决策。
  本文以我国深市中小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经理自主权、内部控制与企业绩效三者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经理自主权与企业绩效显着正相关，经理自主权的加大能够给企业绩效带来提升;第二，经理自主权与内部控制显着正相关，当经理自主权加大时，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会有效提升;第三，内部控制是经理自主权影响企业绩效的部分中介变量，内部控制在经理自主权和企业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传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