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移动性抑或流动性
  移动性;流动性;社会学;地理学;旅游学
  1002-5006(2017)10-0104-11
  Mobility是由John Urry在世纪之交提出的社会学新理论，他认为在边界日益淡化的当今世界，社会作为传统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应是对物质的(physical)、想象的(imaginative)和虚拟的(virtual)、移动(movements)的研究。
  但国内对于mobility的研究非常有限，仅有少数学者从流动性(即下文所译的“移动性”)视角对与旅游相关的一些现象进行过论述。
  学界对mobility理论尚未有过概念的解析和系统的梳理，因此很难以此理论为分析框架进行更深入的经验研究1(empirical study)。
  因此，本文旨在对移动性理论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产生和发展的前因后果进行渐次梳理评述，通过辨析与之相近的其他概念，廓清移动性的内涵，希冀这一范式能为更多的后续旅游研究提供更新的思路。
  1 社会学: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和移动性(mobility)之分野
  下文从流动性(liquidity)和移动性(mobility)各自提出的背景出发，厘清两者的来龙去脉，在概念的传承更迭中辨析差异。
  1.1 Bauman的流动性
  前现代是空间的历史，这一时期的权威通过人为地制造空间距离来实现，对他者的征服和控制是通过对空间的征服和控制达成的。
  可见，在时空二维概念中，Bauman更关注的是时间意义。
  首先，Urry一直是在跨国环境问题这个框架下关注移动性命题的，这和Bauman从现代性这一社会形态下来关注流动性的视角不同。
  其次，Urry重点关注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移民、劳工或者不平等的移动结构，这是Bauman的流动性较少提到的话题，却恰恰是Urry对“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结构特点的一个再发现，也是移动性能成为一种研究范式的原因。
  相较于Bauman的流动性在社会学中的研究热度，笔者认为Urry的移动性在社会学研究中被严重低估。
  再次，Urry把“移动”作为社会网络中起到连结作用和重构社会生活及文化身份的决定性要素，搭建了人和非人(non-human)因素之间的动态和互动，而Bauman的“流动”则强调人变成“没有联系的人”，社会成为“原子化的社会”，是对现代性的一种警醒和批判。
  Urry的mobility观念即强调了世界的杂糅性和多元性，因为移动不仅是人的，而且是物的(非人的)，不仅是实体的，而且是虚拟的，是移动使他/它们联结，构成社会网络。
  因此，在移动性研究中，飞机和汽车作为连结媒介，常常成为探索新的动态网络如何建构的研究主题。
  最后，Urry的mobility和Bauman的liquid概念并无承接关系还可以从著作引用上窥见一斑。
  2 地理学:移动(movement)和移动性(mobility)之同源
  2.1 地理学的“移动性”研究传承
  其实，移动性长久以来就是人文地理学的关注焦点:Crowe曾在过程地理学(progressive geography)的论述中提到了与mobility相关的3个词:moving，movement和move，认为“对移动着的(moving)物体的研究可助我们在正确的路径上前进一步，因为相对于静止的分布，移动(movement)包含了3大要素--来源、目的地和移动(move)的有效意愿。”
  Crowe的呼吁当时并未引起重视，但却被后来关注空间而非地区(region)的理论地理学(theoretical geography)所回应。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兴起的交通地理学更将移动性置于空间科学的中心舞台，“人和物从效用低的地方被输送到了效用高的地方”，“理性移动的人”(rational-mobile-person)使交通成为了主要人类活动，并可以用地理学的方法从空间角度加以研究，以解决运输业和运输活动中的问题。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与其说移动性是地理科学的新范式，不如说是旧话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