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论语》精神哲学形态与“元中国伦理问题”
  本文试图透过与西方元典和经典的对话，对《论语》进行精神哲学分析，认为，《论语》以“礼”“仁”为概念支点，形成具有“精神”气质的伦理道德的话语体系，开辟了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形态，建构了“礼(伦理)-仁(道德)-修养-中庸”的精神哲学体系，奠定了“求诸己”的民族性格基调。
  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矛盾是内在于其中的“元中国伦理问题”，在伦理合理性缺失的背景下，将历史地导致“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两大伦理-道德悖论。
  在《尼可马科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对西方传统具有解释学意义的命题:“德性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智的，一类是伦理的。”
  [ 1 ] 苗力田先生对此“述要”:在这里，理智“不但与伦理分开，并且置于伦理之上，作为主宰。”
  关于中西方传统的宏大叙事发现，“亚里士多德命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它昭示了一种道德哲学传统--两种德性二元分离，理智的德性凌驾于伦理的德性之上:更进一步，伦理与道德分离，道德的理念高于伦理的理念。
  历史考察表明，它既是西方文明的“元传统”，更是它的“元问题”。
  在文明对话中，这一命题为中国元传统及其元问题的解读，尤其像《论语》这样对中国文明具有元典意义文本的解读，提供了一个解释学的比照构架。
  一、“礼”-“仁”话语的“精神”气质
  无论对《论语》的解释存在多少分歧，一个共识总可以作为对话前提:“礼”与“仁”是《论语》的两个概念支点。
  最直接的根据是，它们是全书出现频率最高。
  根据台湾学者统计，在《论语》中，“礼”字出现 75 次，“仁”字出现 109 次。
  有待推进的问题是，“礼”“仁”，推而言之，《论语》的话语形态是什么
  在文化发生和文明对话中，它们具有何种“中国气质”
  可以假定，“礼”、“仁”是体现伦理、道德概念本性的道德哲学话语，“精神”是其最具标识性的“中国气质”。
  正是这种“‘精神’气质”，使中国道德哲学与亚里士多德所开辟的古希腊道德哲学的“‘理智’气质”或理性气质，从源头性上便“理一”而“分殊”。
  什么是“精神”和“精神气质”
  它与伦理道德有何本质关联
  根据黑格尔精神哲学理论，“精神”具有三大基本特征:与“自然”或人的自然状态相对立并高于自然，是自然的真理;个体与实体(即人的公共本质)，或“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思维与意志的统一，具有在个别行为中“显现”人的普遍本性并实现自身的能力。
  “精神气质”的根本特征是“从实体出发”。
  黑格尔曾这样揭示“伦理”与“精神”的同一性以及“精神”的哲学本质:“在考察伦理时，永远只有两种观点可能:或者从实体出发，或者原子式地进行探讨，即以单个的人为基础而逐渐提高。
  后一种观点是没有精神的，因为它只能做到集合并列，但是精神不是单一的东西，而是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
  [ 3 ] 由此也可以推论，《尼可马可伦理学》的“理智德性”，更具“集合并列”的“原子式地进行探讨”的“理智”气质。
  “礼”因何成为“伦理”的话语形态
  何以显现“精神”气质
  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关于伦理实体的理念，其“伦理”本性和“精神”气质在三方面得到展现。
  其一，伦理世界与伦理规律。
  在人的精神发展进程中，伦理世界是个体与实体直接同一的世界。
  作为民族精神的家园，它是原初社会中个体与家庭、民族两大伦理实体自然同一的世界;作为个体精神的家园，它是作为家庭成员和民族公民的那种伦理实体意识。
  作为处于人类文明最重要的交汇点上的作品，《论语》的“礼”彰显的是个体与家庭、民族直接同一的伦理世界，“伦”，即西方道德哲学话语中的所谓“伦理实体”，是这个世界的本质和精神形态。
  人与“伦”的关系，具体地说，天伦(家庭血缘关系)与人伦(社会伦理关系)，是这个伦理世界的两大基本伦理规律，即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神的规律”与“人的规律”。
  《论语》以周礼为“礼”的历史文本，按照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周礼是未成文的习惯法，其基本特征是在原始巫术礼仪基础上晚期氏族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
  在家国一体的中国文明生成的历史进程中，“礼”融血缘-伦理-政治于一体，被孔子创造性地转换为一种伦理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自觉主张。
  在孔子看来，“礼”是中国文明发展必然而应然的合理轨迹和精神规律。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论语·为政》)不仅具有永恒价值，而且具有家园意义--既是民族精神的历史家园，也是个体精神的现实家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礼”诠释为中国民族由初民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化、人的精神由自然状态向实体状态转化的“脐带”。
  其二，伦理制度、伦理必然性和伦理力量统一的“实体”气质。
  按照精神哲学理论，伦理性的实体在客观性中充满着主观性，它既是客观性的规章制度，又是将诸个体同一的伦理必然性与伦理力量。
  《论语》所指向的那种客观伦理制度，是孔子最受非议的方面。
  然而人们在激烈批评中往往忽视了它的精神哲学意义，尤其是其“实体”气质。
  “正名”是《论语》提供的拯救社会失序、行为失范的伦理药方，其精髓被经典地表述为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这些曾被当作孔子政治保守性的铁证，实际上，它的精神哲学要义是“安伦尽份”，其话语重心不是君臣、父子之间人与人的关系，甚至不是彼此之间等级服从的关系，而是这四者与整个“伦”的实体性关系，关涉的是“整个的个体”，在这里，君臣父子行为合理的根据，是“伦”的实体性要求，体现的“从实体出发”的“伦理”精神。
  “伦理行为的内容必须是实体性的，换句话说，必须是整个和普遍的;因而伦理行为所关涉的只能是整个的个体，或者说，只能是其本身是普遍物的那个个体。”
  [ 5 ] “从实体出发”是孔子“礼”伦理制度的“精神”气质。
  更重要的是，孔子对“礼”的孜孜追求，决不止于这些外在的伦理制度，而在于这些制度背后或者透过这些制度所达到的那种伦理必然性、伦理力量和伦理合理性，它们被孔子用一个字概括:“和”!
  (论语·学而)“和”就是伦理实体和伦理精神的和谐，它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制度背后的伦理必然性和伦理力量，也是“正名”的伦理合理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