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王永利：对法定存款准备金，央行可以不予计息，也可以适当计息
  但实际上 ，外汇存款准备金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一样，是我国钱币政策调控非常紧张的工具，应该加强统筹协调、积极有效利用，而不能将其遗忘或从钱币政策工具中剔除。
  法定存款准备金管理是紧张钱币政策工具
  展开全文 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就会收缩存款性机构的流动性，抑制其扩大信贷投放的能力，相应控制钱币总量的增长，成为抑制通货膨胀的紧张手段；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则会增加存款性机构的流动性，增强其扩大信贷投放的能力，促进钱币总量的增长，成为抑制通货紧缩的紧张手段。
  对法定存款准备金，央行可以不予计息，也可以得当计息。
  作为“法定”存款准备金，其缴存比率的确定与调整（包罗统一调整或定向调整）以及存款准备金利率的确定与调整（可以是无息，也可以是计息的），完全由央行自主决定，无需征求金融机构的意见，带有很强的行政属性，实施效率非常高。
  也正因其行政色彩很重，对金融机构流动性及社会钱币供应量直接影响巨大，通常被认为是不符合市场化发展方向的钱币政策“猛药”，从上世纪开始，其调控功能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被不断弱化，存款准备金率普遍都降到很低，部分国家甚至完全取消存款准备金制度。
  但是，实践证明，即使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完全依赖利率工具举行流动性调节、对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举行调控，也还是存在效率与效果不尽人意的题目。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交易的繁荣、对外开放的深化，全社会钱币（包罗外汇）需求量快速扩张，金融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相应的就对钱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带来巨大挑战。
  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管理的实践
  （一）人民币法定存款准备金管理
  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对中国经济带来很大冲击后，为支持经济社会稳定，1998年3月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大幅下调5个百分点至8%。
  1999年11月进一步下调至6%，并维持到2003年9月。
  经过1998年之后的金融管理整顿，以及全面深化住房体制、教育体制、医疗体制改革，推动三大产业加快发展，推动中国经济于2000年明显止跌回升，为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吸引国际资源和产能大量涌入中国，推动中国经济加快发展奠定了紧张根本，也推动央行外汇占款不断加快增长，钱币总量加快扩张。
  这在央行外汇占款产生的根本钱币大幅收缩情况下，及时向商业银行开释流动性，增强其扩大信贷投放的能力，为维持钱币总量的适度增长再次发挥了非常紧张的调节作用。
  但在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集会确定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很多人认为普遍降准属于“大水漫灌式”钱币政策，不利于控制宏观杠杆率的快速提升，不符合结构性改革和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要求，普遍降准一度成为钱币政策禁区。
  由于得不到降准开释的流动性支持，商业银行扩大信贷投放维护钱币总量稳定增长所需要的流动性就不得不通过扩大向央行的资金拆借来解决。
  另外，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境外金融机构在境内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存款开始增多，也成为影响金融机构流动性不可忽视的紧张因素。
  （二）外汇法定存款准备金管理
  1994年我国实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外汇业务经营银行大幅扩充。
  为加强金融机构外汇信贷及流动性管理，在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管理的根本上，央行也开始研究制定外汇存款准备金制度并开展试点工作。
  1996年12月11日央行发布了《外汇存款准备金管理规定》，明确外汇存款准备金按缴存存款范围的各项外汇存款当季月末平均余额的2％计算并向央行缴纳，每季调整一次，不计付利息，自1997年1月1日起执行。
  根据中国加入WTO之后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快速增长，人民币汇率上升压力持续增强的实际情况，为调节金融机构外汇流动性，维护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2004年11月，央行修订印发《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管理规定》， 从2005年1月15日起正式实施，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统一调整为3%。
  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及2008年环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增长态势出现逆转，外汇存款准备金率随之停止上调。
  2014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外汇储备快速减少，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也开始由升转降，到2016年末达到6.94。
  2017年开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降转升，但2018年6月开始再次由升转降，2019年8月突破7，2020年5 月一度突破7.16。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率先从中国爆发，随即席卷环球，对环球经济社会运行带来巨大冲击。
  这不仅对收支口业务稳定发展产生了冲击，而且对金融机构本外币流动性、金融市场稳定、央行外汇储备等都带来影响，央行加大市场沟通与政策宣传也难以遏制。
  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大幅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表现出抑制人民币过快升值的强烈信号。
  法定存款准备金管理的基本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宏观调控特别是钱币政策调控的市场化、国际化、法制化水平不断增强，行政化的调控手段不断弱化，市场化的调控手段不断丰富，这是必须坚持的发展方向。
  但由于我国钱币投放体系及社会融资结构与美、欧、日等发达市场经济体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利率调节与政策传导的机制尚不完善，资金借贷双方的财务约束不够充分，完全依赖利率工具举行调节的效率与效果更是难以达到预期，在停止使用信贷额度管理等行政化手段之后， 如今还不能急于像发达市场经济体那样，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管理也从钱币政策工具中完全剔除，而需要继续坚持并不断改进和完善。
  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推进，中美关系与国际局势更趋复杂易变，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至关紧张的关键时期，加强宏观调控，有效利用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须要。
  二是增强法定存款准备金管理的灵活性准确性。
  法定存款准备金管理的实施，不仅包罗缴纳存款准备金范围的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包罗普遍调整与定向调整，以及调整的节奏和力度把握）， 还应包罗存款准备金利率的灵活调整，以及人民币存款准备金与外汇存款准备金的协调配合。
  此中，对存款准备金的利率调整也应引起重视。
  所以，也应该将本外币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利率调整纳入其整体制度统筹思量、灵活掌握。
  三是加强与其他宏观调控措施的协调配合。
  面对复杂的影响因素，单一的政策工具往往难以奏效，需要加强政策组合，把握好政策调控的时效度。
  (作者王永利系中国银行原副行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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