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困境与中国的选择(上)
  原标题：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困境与中国的选择(上)
  
  
  近年来，伴随非西方国家行为体在世界政治中的崛起，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是否正在走向衰落，一直是西方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之一。2016年英国脱欧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两件大事，更显示西方社会内部出现了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强烈反动。
  
  本文拟从辨析“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内涵入手，分析这一概念的内在矛盾以及当前挑战，并尝试探讨中国在这一重大历史变局面前的选择。
  
  什么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均将无政府状态作为理解国际体系的前提假定。国际关系实践中也确实不存在可以垄断人类世界全部暴力的超国家治理机构。然而，国际体系却并没有因此处于完全的无序状态或所谓“霍布斯世界”。相反，国家间存在着互利交往与合作；暴力冲突虽无法完全避免，但仍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换言之，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内部存在着特定的国际秩序。
  
  秩序是人类社会对不同行为者之间行为边界的安排，是社会内部各行为体之间的一种稳定的行为模式与关系。这种安排有时体现为身处秩序当中的各方所共有的观念，有时则是一种更为正式的规则或机制。我们身处某一秩序之下，行为就会受到这些安排的约束。人们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会被鼓励，什么事情会受到被压制。
  
  赫德利· 布尔认为，国际秩序是“国际行为的格局或布局，它追求国家社会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目标。”阿拉加帕认为，国际秩序“是国家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这些安排为国家提供了可预测的、稳定的国际环境，使他们能够通过基于规则的互动来追求和平解决争端、实现政治变革等集体目标。”基辛格则认为，国际秩序“建立在两个因素之上：一套明确规定了允许采取行为的界限且被各国接受的规则，以及规则受到破坏时强制各方自我克制的一种均势”。
  
  国际秩序可能正式、也可能不正式；可能比较统一严正，也可能比较碎片化；可能相对公平，也可能完全是弱肉强食的结果。但无论秩序的形态如何，国际体系在多数时间都拥有某种秩序。
  
  约翰· 伊肯伯里认为，国际秩序可以通过三个来源形成：一是国家间均势。二是霸权的命令。三是通过同意。这三类秩序中，前两类“均势”与“命令”是由国际格局决定的“现实主义”秩序，国家实力在秩序的产生过程中发挥着绝对主导作用。例如强国可能对弱国形成某种强制性秩序；实力大致相仿的国家间则可能形成均势，并抑制战争的爆发。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后，欧洲形成的威斯特法利亚秩序是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秩序。与之前和之后诸多秩序一样，威斯特法利亚秩序是一个典型的“现实主义国际秩序”，是在战争导致国家间权力重新分配后形成的。这一秩序确立了现代民族国家主权平等、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等原则，解决了以无政府状态、权力的不安全感为核心的两大“霍布斯难题”。
  
  西方学者认为，正是在诸多现实主义国际秩序的“地层”之上，尤其是在威斯特法利亚秩序所确立的主权国家秩序之上，人类社会开始探索建立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尝试寻找国际社会的“洛克机会”。对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可以从构建进程、主要内容以及思想内涵三个层次去理解。
  
  首先，从历史进程看，西方学界典型观点认为，伴随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家”崛起，“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从19世纪开始产生，并在20世纪下半叶正式形成。
  
  19世纪英国作为首要的自由主义国家崛起后，开始推动贸易开放、金本位、海上航行自由等国际制度。这些设计与安排构成了二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和平计划，第一次系统论述了带有鲜明自由主义特征的美国版的国际秩序主张。二战期间的1941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共同发表《大西洋宪章》，提出了新的具有自由主义特征的国际秩序观。
  
  二战结束后，主要战胜国共同缔造了联合国，制定了《联合国宪章》，试图建立一个以大国合作为主要特征的国际秩序，并筹划建立了国际经济秩序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但随着冷战的爆发，这一建立全球秩序的努力很快转变为西方阵营内部秩序的建设。
  
  从二战结束到冷战初期，在美国带领下，西方各国建立的一整套国际制度、规则与规范就被称为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一秩序逐渐向西方国家以外扩展。西方观点认为，到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基本上成为一个全球秩序。
  
  其次，从制度设计层面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由一系列繁复、有时甚至互相冲突的国际制度组成。
  
  兰德公司在其研究报告中将这些制度归纳为三大类。一是国际经济秩序。如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及其后建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二十国集团（G20）、七国集团（G7）等。其他安排还包括重要的地区经济与双边经济条约，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发展机构等。国际经济制度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壁垒与障碍。
  
  二是政治-军事秩序。如联合国框架下的各项安全机制；重要的地区组织如欧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各种集体安全机制、军备控制制度、国家间的相互信任措施（CBMs）；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等。这些制度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大规模入侵、限制国家使用武力。
  
  三是“正义与具体问题解决机制”。包括联合国框架下的人权规范、条约、制度；还有各类范围极其广泛的功能性制度安排（例如全球气候制度、各类行业国际标准、国际协议、国际组织）。这些制度安排的主要目的是为人类社会提供更好的治理。
  
  第三，从思想内核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以“自由主义”命名，显示其与此前诸种秩序的最根本差别还是在价值理念上。
  
  “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标签，包含不同流派与传统，内部差异颇大。不过如果梳理从威尔逊“十四点计划”、《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宪章》直到20世纪下半叶建立的前述各项国际制度，还是能够找到一系列一以贯之的思想观念，尤其集中体现在建立国际制度、限制军备、推动自由贸易、保障人权四点。
  
  在这些具体主张背后，则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几个深层信念。一是强调“规则”。“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现实主义国际秩序的根本差别之一是从“基于实力”的秩序转向“基于规则”的秩序。国家实力在实践层面仍然非常重要，但在规则之外任意使用暴力，不再具有国际合法性。
  
  二是强调“开放”。自由主义哲学具有个人主义、普遍主义的基本特征。与现实主义强调国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体、国家在主权范围内行动自由不同的是，自由主义相信，个人而非国家才是政治的最终目标。消除国家边界对经济活动的限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有益于经济繁荣发展，有利于个人福祉。同时，自由主义相信，人权、政治自由等基本价值是“普世的”，可以超越民族-国家，适用于所有个人。因此，在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开始推动将人权凌驾于主权之上。
  
  三是强调集体应对挑战。自由主义的基本逻辑是人类可以在集体应对挑战的过程中实现利益和谐。“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天然倾向多边主义。此外，按照前述伊肯伯里有关秩序三个来源的说法，“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至少在形式上是“通过同意”建立的，以一系列参与国家同意建立的国际组织、国际规则、国际规范来实现。这也是集体行动逻辑的具体表现。
  
  四是相信人类可以依靠理性改变世界。与现实主义相比，自由主义对世界抱有一种进化论而非循环论的看法，认为通过人类的理性改变世界是可能的。因此，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一种乐观的、甚至激进的秩序。自由主义思想成为在深层推动这一套国际秩序不断改革、不断演变的“永动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