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规训与惩罚》|被权力规训的肉体
  “本书旨在论述关于现代灵魂和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现行的科学-法律综合体的系谱。惩罚权力在这种综合体中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身的效应，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己超常的独特性。”第一部分：酷刑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角度福柯在一开始就论述了在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欧洲各国惩罚体制发生的一种转变。这种转变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作为公共景观的酷刑的消失。对于犯人的惩罚的仪式性因素逐渐消退，人们所能看到的有关犯罪的司法处理过程经历了由执行惩罚到判决的转变。二是对于罪犯直接肉体折磨的放松。人的身体不再直接是惩罚的对象，而是作为一个工具处在一个被强制、剥夺、义务和限制的体系之中。惩罚从一种制造无法忍受的的技术转变为一种暂时剥夺权利的经济机制。刑罚严峻性的减弱背后是惩罚对象的变化。灵魂取代肉体成为接受惩罚的对象。司法判决不再只是简单针对犯罪行为，而是对行为背后人的意志、冲动和欲望等进行调查。其中罪犯的精神状况的认定会成为影响判决的重要因素。这样，法官在审理罪行以外的东西时，也在判决中包含了审判以外的东西，审判的权力也部分转移到除法官以外的其他权威如精神病和心理学专家等的手中。由此，福柯指出他的研究目的，即上述引言括号内的部分，以及他的几个研究角度：一是不局限于惩罚机制的镇压和惩罚效应，还关注惩罚机制产生的积极效应即将它视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功能。二是不仅将惩罚方式视为立法的后果或社会结构的表征，而是视为其他行使权力方式更普遍领域里具有自身体色的技术，视为一种政治策略。三是将刑法史与人文科学史结合考察它们是否出自一个“认识-司法”结构，即把权力技术学变成刑罚体系人道化和对人的认识这二者的共同原则。四是从某种有关肉体的政治技术学研究惩罚方式的变化，从中解读权力关系和对象关系的一部共同历史。他在梳理前人的研究后得出“监狱属于一种关于肉体的政治技术学”的结论。他要考察的就是作为一种权力工具和物质载体的监狱的历史，还包括它在封闭的建筑物中所汇集的对于肉体的政治干预。酷刑的定义、功能、议论、性质与消逝古典时代凡是稍微重要的刑罚都包含着一种酷刑或者肉刑的因素。一种惩罚之成为酷刑要是一种有差别的痛苦的制造方式、一种标明受刑者和体现惩罚权力的有组织的仪式。受刑的肉体首先被纳入法律仪式，这种仪式向人展示关于罪行的真相。首先是初审法官接受举报，之后展开调查，建构某种事实并以此形成证据。这种证据的形成当然也会遵循确定的规则。随后由正式法庭的法官进行审讯，在判决前才传讯被告。法官根据证据判决时仅靠初审法官所建构的事实证据自然不足以定罪，这时就需要被告供认所犯罪行。为了获得真相可能需要对根据已有证据负担一定罪责的嫌疑犯实行肉体的拷问。这样，这种刑罚机制通过被告受折磨的肉体将由司法机关秘密进行的调查与被告的仪式行为，即认罪联系起来，形成一种产生事实真相的机制。当然，拷问和逼问的运作本身就是用肉体考验来确定事实真相，是一种被告和司法机关的博弈过程。判决后，犯人的肉体还会再次被用来展示之前秘密的司法程序，犯人也会被公开处决以显示司法的正义。公开处决不仅是一种司法仪式，也是一种展示权力的仪式。法律被视为君主意志和人身的体现，对法律的触犯也就意味着对君主人身和意志的触犯，因而罪犯不可避免要受到蔑视和破坏君主权威的处罚。公开处决的残暴一方面能够复现罪犯的恶行，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权威的至高无上性，这种权威的至高无上性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对弑君者所施的极刑。那么这种不以”残暴”为耻辱的惩罚为什么被要求“人道”声誉的处罚所取代?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当权者对于这种公开处决所引发的政治骚乱的隐忧。因为民众在参与对罪犯的惩罚，观看惩罚的实施时也感受到了自身受到这种无限权力的威胁，进而可能成为反对彰显惩罚权力的力量，引发民众的骚乱。这种骚乱在反对刑罚的社会阶级差别、常见的违法行为做出过重的判决以及因社会所迫而犯的罪行时时有发生。而且罪犯在赴死之前对于法律和权威的嘲弄因民众的同情而被容忍，这对于显示君主的威慑力量明显是起相反作用的，因而公开用酷刑处决犯人的程序最终被废止。惩罚权力体制由酷刑到一种表象技术的改革动因、过程18世纪末期出现了一种要求以人道为尺度进行惩罚的呼吁，这既是对惩罚权力的法律限制，也与当时的犯罪活动性质的变化息息相关。因为当时整个生产的发展、财富的增加、财产关系在道德和法律方面较高的评价等一整个社会生活的面貌发生了变化，犯罪活动逐渐由人身侵犯转化为偷盗等经济犯罪。因而法律针对犯罪活动的变化也做出了调整，逐渐变得没有之前那么暴烈，但其细致和严峻程度也随之增加。福柯进一步指出法国这种司法改革的背后其实是对司法权力不规则使用的改进。当时整个权力体制内部暗含权力的重叠与冲突，立法与司法相混淆。君主享有无限干涉司法的权力，而下层法官享有很大随意处置的权力。因而司法机构的改革，惩罚权力体制的新策略都是以更加有效而普遍地惩罚非法活动为目标的，使惩罚权力嵌入社会本身。随后福柯又细致追溯了犯罪活动变化的过程。在封建社会到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原来社会各阶层为自身谋利、维持生存条件的非法活动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影响了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尤其是对财产占有的非法活动和非法行使权利的非法活动的打击亟需法律的改革。法律逐渐将惩罚的对象由罪犯变成犯罪，其目的是为了向民众展示罪犯对社会共同体的侵犯行为必将受到社会共同体的惩罚，在民众心中唤起“犯罪-惩罚”的感情，防止犯罪的再现。这时刑罚开始具有根据细致法律判决罪行的特点，法律作为一种惩罚的技术表象已经开始逐渐作用于罪犯和民众的心灵。‍‍‍‍‍‍‍‍‍‍‍第三种惩罚机制即监禁的出现以及何以成为主导的惩罚机制19世纪，监禁作为一种普遍的刑罚制度取代了以往那种表象的惩罚技术学。根据罪犯的表现决定监禁的时间、强制的劳动、严格的时间作息表等成为监狱惩罚犯人的主要原则，以改造和教养为目标的惩罚制度由此形成。‍以上，福柯为我们勾画了18世纪至19世纪三种组织惩罚的方式。第一种在君主制度中，惩罚是君权的一种仪式。它利用报复的仪式标志对罪犯的肉体实施报复，成为君主及其权力的物质表现。后两种将惩罚权利归于整个社会，认为惩罚应具有预防和改造功能的功利主义观念。一种认为惩罚应以符号代替仪式标志，使得一系列被编码的表象能够在公众间进行广泛地传播并被目睹了惩罚场面的公民所接受。另一种以监狱制度为基础将惩罚视为一种对人实行的强制的技术，通过在习惯、行为中留下的痕迹，施展训练而不是符号的方法。它以建立一种特殊的管理刑罚的权力为先决条件。接下来福柯论述三种惩罚机制的因素可以视为前两章的高光时刻，也算是正式引入主题的导言：这样，我们就看到了这三个系列的因素：君主及其威力、社会共同体、管理机构；标志、符号、痕迹；仪式、表象、操作；被消灭的敌人、处于恢复资格过程中的权利主体、受到直接强制的个人；受折磨的肉体、具有被操纵的表象的灵魂、被训练的肉体。这三个系列的因素塑造了18世纪后半期鼎足而立的三种机制的形象。还记得福柯在之前的文本中陈述他要说明的不是一部关于过去而是一部关于现在和未来的历史。这里可以看到他这么阐明话语背后的机制，他要向我们展示的，或者说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第三种方式，即惩罚权力的强制的、肉体的、隔离的、隐蔽的模式会取代第二种表象的、戏剧的、能指的、公开的、集体的模式成为主要的惩罚机制？接下来的两部分皆以回答这一问题组织文本。第三部分：规训驯顺的对象、目的、手段人从一开始就成为权力作用的对象，福柯以军人由自然条件选拔到可以从农民经人为训练而成的转变过程说明人是可以通过规训成为一种权力所使用的工具。这种对人体驯顺的模式可以被称之为“纪律”。纪律通过严密划分时间、空间以及活动的编码来实现对活动过程而非结果的监督，实现对人体的一种不间断、持续的强制。福柯以医院、工厂、军队、学校等为例说明规训在个体身上所创造出的特点；由空间分配方法所造成的单元性、通过对活动的编码形成的有机性、通过时间的积累而形成的创生性以及通过力量的组合而形成的组合性。规训通过制定时间表、规定活动、实施操练才能让个体具备上述特点，其目的就是最后将个体组合进行战术性的安排而成为一支可以被使用的力量。军队无疑是最典型的体现。‍‍‍福柯指明规训权力的成功是通过使用了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它们在该权力中特有的检查程序等手段的组合而实现的。纪律的实施首先要有一种借助监视而实行强制的机制。这种监视在军营的平面布局和具体活动中有一个理想的展示。军营模式层级监视的空间筑巢也体现在医院和学校的建筑之上。而监狱通过环形建筑和中心的瞭望塔也实现了监视每个犯人活动对的目的。除了建筑的辅助，还可以通过一种金字塔式的分层监督人员实现对整个系统组成部分的监视，如工厂的职业监督人员与学校的班级委员等，这种分层、持续和切实的监督也能够使得整个组织的运转更加高效。同样，纪律在规训系统中确立了一种内部惩罚机制。惩罚首先将个人纳入一个比较领域、一个区分空间、一个必须遵守的准则。它根据一个通用的最低准则来区分个人。它从数量上度量，从价值上排列个人的能力、水准和“性质”，通过这种度量给予个人一种整齐划一的压力。它还能画出确定各种不同差异的界限，不规范者的外在边界。而检查使个人成为权力的客体、后果、对象，将层级监视与规范化裁决二者结合起来保证规训规范和矫正功能的实现。规训社会的形成福柯从城市对瘟疫的应对方式中体现的封闭的规训转到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体现的开放、普遍的规训方式，说明了规训社会的形成。在瘟疫应对的场景中，对个人进行控制的权力机构一方面对个体进行二元划分和打上标记，一方面对个体进行强制安排与有区别的分配。权力在行使过程中是被分割的、是明显可见的。边沁所提出的全景敞视建筑在上文已经有所提及：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个囚室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中心瞭望塔安排一个监督者，每个囚室安排进一个病人、罪犯、学生、工人。环形边缘的人处于被观看而不能观看的境地，中心瞭望塔的人处于能观看一切而不被观看的境地。这样，在这种全景敞视建筑中权力的行使化为可见的但又未知的状态，化为自动化和非个性化的状态。从囚犯的身份可以看出全景敞视主义的原则可以被应用到各个社会领域，实现对个体细微的监控。瘟疫应对的规训意象是“规训-封锁”的模式，它制止灾难，中断交流，冻结时间。全景敞视主义的规训机制是一种通过使权力变得更加轻便、有效、迅速来改善权力运作的功能机制。一种异常规训的方案到一种普遍化监视的方案的转变背后是一个规训社会的形成。这个规训社会中，纪律的功能由消极转化为积极，规训机制和机构的数量增多且社会规训的功能逐渐被国家掌控。权力达到了细致入微的散布。作为一种规训机构的监狱的描述随之进行。第四部分：监狱‍监狱的性质、运作原则、功能监狱在十八和十九世纪之交成为一种普遍的刑罚形式，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在法律体系中剥夺自由以改造人的机构。监狱对人的身体实行的是一种涉及身体训练、劳动能力、日常行为等各方面的规训，它通过持续不断的对犯人施加绝对的权力来达到自己的目标。首先，监狱力图通过隔离原则使犯人产生个人化的反省和懊悔，也能防止其与他人再次结合犯罪。其次，工作同隔离一起成为监狱改造的手段。监狱组织犯人从事活动是为了培养一种服从和遵守纪律和秩序的习惯。最后，监狱超出了纯粹剥夺人的自由的范围，越来越成为一种根据罪犯判决后的表现调节刑罚的工具。惩罚不是目的，改造和教育出符合社会要求的人才是目的。除了监狱之外，作为司法领域规训补充物的教养所对因环境恶劣与性格缺陷而有犯罪倾向者即过失犯实施教养。监狱诞生后也曾因其现状和得见的效果受到指责。主要的批评点集中付出的经济代价高，但却没有降低犯罪率，反而在监狱中形成一种有利于造成过失犯的氛围，导致累犯的增加。也可以说监狱没有很好的实现改造犯人的目标。但监狱对此批评的回应多是改进教养技术，贯彻教养目标。这些实际上说明监狱的发展、失败与在某种程度上改革的成功是一个同时包含几个方面的监狱体制的内容。监狱体制就是这样一种集纪律因素、教养技术、对某种需用监狱加以消灭的犯罪倾向的诱发的相反效应因素以及改革重复进行于一体的复杂体制。‍‍‍‍‍‍‍‍‍‍‍‍‍‍‍‍‍‍‍‍随后福柯为监狱在上文受到的批评进行了正名。在十八世纪末与十九世纪初，各阶级非法活动的平衡被打破，整个社会的立法活动倾向于保护上层阶级的活动，致使下层贫困的工人与农民的非法活动日益增多。因而过失犯的确定是刑罚和刑事拘留的一个后果，统治阶级通过监禁这种形式来确立、区分和监督各种非法活动，通过非法活动的再生产机制来控制非法活动。除了能够更好地监督从事非法活动的小群体，统治阶级也能通过以监狱为中心的刑罚制度所确立的过失犯罪实现不正当利润与权力流通的一种非法状态的转移和调用。要注意的是，监狱体制需要与警察合谋以分割出一个可以操纵的过失犯罪，这样警察、监狱与过失犯就可以形成一个三位一体的机制：警察给监狱提供罪犯，监狱把罪犯变成过失犯，过失犯成为警察监视的目标和助手，警察甚至可以通过过失犯实现对全社会的监视，这种监视又把一部分人送回监狱。‍‍最后，福柯以梅特莱监狱为引，阐述了当时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的规训手段。教育、医疗、军队等等领域都潜藏着对人的规范，它们也许不像刑罚那样明显，但却“无微不至”，人生而自由却无不在社会的规范之中。这时福柯在此将落脚点放到了现在，描述过去是为了阐述如今所处的时代是如何由过去发展而来的。‍‍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经常联想到涂尔干、托克维尔、马克思。如果说涂尔干以法律为指标度量了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团结程度，福柯则以一个比较的时期内刑罚的三个演变过程说明了现代社会对人的监控和规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习得社会所要求的技能，遵从社会所制定的规范是人在这个社会的生存之道，但个体的自由空间也因此不可避免被压缩了。个体在适应社会规范，成为社会所要求的人的标准类型的同时也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想到托克维尔是因为本书所论证的现象的时代背景与《旧制度与大革命》一致，可以为我们提供不同于托克维尔论述的映照，让我们更加了解当时的法国。想到马克思是因为马克思在法兰西三部曲中在对各阶级的分析中对流氓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的描述对应了福柯对过失犯罪的分析。参考文献：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11月。（封面来源：修行的猫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