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第四章 7世纪至14世纪(唐朝、宋朝、元朝时期)经济思想
  一般掌握土地思想的延承与发展、财税思想的时代特征、货币思想的新发展。
  第一节7世纪至14世纪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若因事增加派役，则以 所增日数抵除租调。
  两 税法规定:两税之外，不应再有杂税。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自由手工业者中也出现了所谓的“富工”，即作坊主人，他们能同“通邑 大都之有力者争无穷之侈”，其富裕程度可以想见。
  在手工业中出现了这个特殊的阶层，体现了 某种新生产关系的萌芽。
  在两宋时期，较高级的商业经营方法(如预买与佘卖)已相当普遍。
  其商业的发展水平与以前的历史时期相比，呈现出一些变化: 北宋时期的商业首先突破了市场的地区限制，在都市的任何地区均可进行交易;其次是突破了交易时间的限制，每天从黎明至深夜皆可进行交易。
  熙宁六年改为用钱折算，称为"免行钱"。
  总之，行会到宋朝已发展为代表工商业者自己利益的有力组织，在封建城市经济中起着很大作用。
  封建地主经济后期的思想家不谈及货币问题的比较少，而白银尤其是纸币这两个在本历史时期新出现 的问题更是讨论的中心。
  1.重视农业，确立了“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元史.食货志.农桑》)的原则，使农业得到 迅速发展。
  元朝是我国首次发行不兑换纸币的朝代，对封建财政影响很大。
  元在纸币发行上采取统一发行办法，同时还完善了发行 制度和管理制度。
  自始至终以发钞作为补助财政的手段，是 元朝财政的一个显著特点。
  第二节 理财思想 9世纪以来，一些进步的地主阶级思想家已开始对传统的“讳言财利”的态度提出异议。
  1.李觏从“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这一基本观点出发，严厉地批驳了孟子的“讳言财利”思想。
  “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
  其书数称汤、武将以七十里、百里而王天下，利岂小哉”
  苏洵对义利关系的阐释有其独到之处，义和利要有机结合。
  只有“天下无小人，而后吾之徒义始行”;但天下不可能 无小人，因此，就不可能只讲义，不讲利。
  《周易》所谓“利者义之和”，“利物足以和义”，就是讲的“义必有利而义和”。
  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懂得义 和利不可缺一的道理:“义利、利义相为用，而天下运诸 苏洵还提出:“义者所以宜天下，而亦所以拂天下之心。
  苟宜也，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宜是适宜，拂是违反， 宜和拂是一对矛盾的概念。
  苏洵对义利关系阐述的实质在于，要求统治者在重视义的同时，应该将利放在第一位，而不是仅仅靠义来治理天下， 这无疑是对传统“重义贱利”思想的一种有力抨击。
  叶适从就“事功”来定“义理”的观点出发，根本否定了传统的“讳言财利”的思想。
  “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叶适从分工、生产和流通等角度去阐述社会财富非加以整理不可，大胆地提出不能理财即不成其为“圣君贤臣”， 从而否定“圣贤不为利”的古老命题。
  刘晏强调养民，把养民作为理财的指导原则。
  正是由于 这种原因，刘晏理财强调“养民”，实际上是注意培养税 1.杨炎为相时，他奏请公赋独立，并主张皇帝的私藏也全部纳入国家财政控制之下，由国家财政拨给。
  2.陆贽要求撤去琼林、大盈两处私藏库，并从“天子不问有无，诸侯不言多少”(《荀子.大略》)的传统儒家义 利观出发，要求天子“散其小储而成其大储也，损其小宝 儿固其大宝也”，即罢去天子私藏，树立国家财政的统一 性和权威性，把藩镇的贡赋交归国家财政机关管理。
  杨炎主张公赋独立，并未要求罢去天子私藏，还主张由国家财政拨出一定经费供天子享用。
  王安石以理财为变法的首要目标。
  他所说的理财之道，是要“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 费”，这是说财政收入的增加要放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 理财的重点在于生财。
  “尝以谓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
  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 天下则资之天地。”叶适认为从周末以来，所有从事理财的人实际上都是在聚敛，所不同的只是取得巧不巧而已。
  这里所涉及的包括了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方面的问题。
  另一方面的含义是:许民自理财。
  许民“自利”，即让百姓自己从事经济活动，置田收租，经营商业等以获得 “衣食之具”。
  刘晏的财政改革措施集中表现在漕运、盐制、赈灾及常平等几方面。
  刘晏采取的变革措施主要有:规定“亭户粜商人，纵其所之”，即只要商人缴纳专卖利益，就由亭户与商人交易， 并由商人自己运输和销售，从而调动了亭户生产的积极性。
  同时，为满足边远地区百姓的食盐需要，设立常平盐制度。
  历代统治者赈灾多以直接赈济钱物、粮食为主，而刘晏不主张直接赈济，他认为“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 者，勿使至赈给”。
  平时要加强储备，即官府为百姓建立 救灾储备物资，发生灾荒时拿出来救济。
  首先，刘晏将他的重要财政措施如前所述的漕运、常平、盐制等都表现为商业经营，这是他重视商业的突出表现。
  1.苏轼是明确提到预购与赊卖问题的思想家。
  “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
  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 而取直。
  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 2.商人资本以巨额的货币资金在竞争中压倒小商小贩的情况，苏轼也有所论述。
  但他只是客观地论述这种 情况，于商人资本对小商贩的排挤并无微词。
  苏轼这种把大小商人一视同仁的思想，也反映出他对商品流通的重视。
  元代较多地启用富商，比以往历代封建王朝更加重视商业的发展。
  1.卢世荣以大商人而理财，较多地重视运用商业经营的原则和各项经济收入，不赞成依赖强制性的税收。
  他曾建议免收 2.他除了建议减免一些强制性的税收之外，还曾建议“江南田主收佃客租课减免一分”和“免大都地税”。
  从韩愈的经济思想中，可以看出儒家的传统经济思想随着封建地主经济发展到唐朝阶段所显示出来的变化。
  韩愈认为，唯有士、农、工、商才是社会成员的必要组成部分，道士和僧徒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贫盗之源。
  李觏坚决反对打击富人。
  他将“富”与“强”区分开来，认为富者未必是强者。
  如果说，韩愈是基于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儒家立场为丧失了生产资料的富有盐商鸣不平，那么，李觏所谓的富者包括“饬材”、“通货”的富裕中等工商业者在内，主要是指中小地主阶层。
  同时，他既把所谓富者与具有一定职位的封建官僚集团区别开来，也把“富”者与“强”者加以 区分。
  司马光为富人辩护的思想充分体现在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言论中，尤其是青苗法和免役法。
  制置三司条例司颁布“青苗法”，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
  “免役法”，熙宁三年(由司农寺拟定，开封府界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
  马端临从贫富不均的既成事实出发来阐述对富人的态度问题。
  他说:“人之贫富不齐，由来久矣。”必须按财富的多寡征税，才是得当的税制。
  他坚持按人们拥有的财富的多少来征课，绝不是要借此抑制豪强以达到均贫富的目的。
  南宋思想家叶适不局限在为富人辩护上，而是上升到一个层面，强调“保富”。
  2.他主张在政治上使富人能得到参加政权的机会。
  第四节 土地思想的延承与发展 唐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转折时期，呈现出来的转折因素很多，但构成这种转折的基础乃是 土地制度的变革。
  延续了300多年的均田制在唐代 瓦解，而代之以一种新的土地制度--庄田庄园 制。
  这表明，自秦汉开始的土地私有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租佃关系在新的意义上得到了发 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这种土地占有两极化的结果，是占有土地的人不生产，而直接生产的人 却没有土地，简单地说，就是有田者不耕，而耕者又无 陆贽将两极分化局面的形成归结于土地兼并，将劳动人民的贫困归结于“有田之家”沉重的地租剥削，这种认识无疑是非常深刻的。
  他所指责的对象已不仅是豪族大地主，而主要是役使“浮客”并亲自监督生产和分配的中小地主。
  苏洵将农民贫困的原因完全归结为地租剥削的结果，而尤其值得称述的是他把地主阶级的日益“富强”归结为地租 剥削收入的积累。
  王安石的很多兼并理念都付诸了变革的实践，但他却不肯触及土地兼并问题。
  陆贽把理想的土地制度(井田制)作为抑制地主地租剥削的唯一途径，这一认识与传统的复井田论相同，但是，在 具体如何解决土地分配不均的方法上，陆贽并未老调重弹， 而是主张“参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 在杜佑看来，谷物既系土地所生，又是人之司命，如能将人民固着在土地上，不任意迁徙，实为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措施。
  如何才能将人民固着在土地上呢
  他认为最理想的办法就是井田之制。
  但他对恢复井田制并不寄予厚望。
  他指出，在井田制不可恢复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好“土断”和“版籍”。
  东晋、南朝整理户籍及调整地方行政区划的政策。
  白居易认为，井田制虽是一种美好的土地制度，但由于“废之颇久”，因而“复之稍难，未可尽行，且宜渐制”。
  他也提出了一种折中的“复井田”方案:在人多乡狭之处 实行井田制，在地旷人稀之处任人自由占领土地。
  在张载看来，井田主要是采周礼的土地制度而舍弃规模浩大的水利道路系统。
  他主张实行井田制的特点之一在于， 就是把恢复井田作为恢复“封建”的现行步骤。
  林勋结合当时人多地少的具体条件，也从正面提出了具体建议，并侧重设计一套财政剥削制度，他的建议由此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赞许。
  林勋所谓井田，实际上是一夫占田五十亩的土地平均分配制度，是将《周礼》、《孟子》等书中有关井田制的论述 以及王田制和占田制的某些因素加以糅合的产物。
  但不能将他的土地方案看作是简单的复古，其中包含了一些他所处时代的印记，比如他放弃了劳役地租的剥削方式，将货币地租纳入在他的井田方案之内，可算是前所未有的设想。
  但林勋的井田思想仍然有较为明显的局限性，即没有考虑 到实行土地分配所必需的土地来源问题。
  在他看来，要做到“上下相睦，贫富相均”，只有恢复井田制。
  井田制不仅能解决贫富问题，还能解决封建政权的财政问题。
  可是骤然恢复会导致天下骚动，他建议采取限 田制度以逐步恢复井田制。
  苏洵并非否定井田制本身，而是从土地制度的形式上来揭露恢复井田主张的空想性。
  1.推行井田制时土地为天子所有，而现在土地由天子所有变为地主所有，“且不得天下之田尽在官，则不可以为 2.井田制同封建并存，那时各国范围小，诸侯世袭统治，有可能实行，而现在政治制度已变为中央集权制，失去了 推行井田制的政治基础。
  对于恢复井田制，马端临也持反对意见。
  他称赞苏洵、叶适的反对复井田的议论“最为确实”，并对叶适的议论进行补充。
  他补充的理由主要是:授受土地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第五节 封建社会经济繁荣时期的财税思想 入。”(《旧唐书》卷一百一十八《杨炎传》)在中国经济史上，这是第一次明确地将“量出以制入”作为财政治 税原则提出来。
  杨炎首创“量出以制入”，可能是因为安史之乱以后封建国家的财政支出增多，为了解决财政收入问题，从理论上 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予以辩护和提供理论依据。
  两税法的反对者代表人物陆贽，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量入为出”的财政治税原则。
  “量入为出”是儒家传统的财政原则，主张国家根据收入数额来确定支出数额。
  陆贽对杨炎两税法建议中的“量出制入”的财政原则的弊端有着清醒的认识。
  如果封建统治者一味“量出制入”， 根据穷奢极欲和荒淫无度的需要增长开支而无节制地扩大 剥削量，就不仅要剥夺生产者的简单再生产，还会激化社会矛盾，导致封建政权自身的崩溃。
  叶适指出:“国家之体，当先论其入。
  所入或悖，足以殃民，则所处非经，其为蠹国，审矣。”不仅要从数字 上量“入”，还要考虑怎样取得“入”。
  收入来源如不合理，意味着对人民的横征暴敛。
  这样的收入愈多对人民的损害就愈大，于封建国家也不利。
  他又将收入是否合理和 支出是否合理联系起来考虑，认为财政收入的来源如不合理，则财政支出也会不合乎常规。
  横征暴敛的收入越多， 则奢侈浪费的支出也越大，其结果是收入越多越是不敷开 唐初沿承隋制，对盐、铁仍采取“与百姓共之”的态度，允许自由经营，且不课税。
  及至开元九年(721年)，左拾遗刘彤上 《论盐铁表》，唐朝的盐铁政策才发生了全面的变化。
  刘彤称赞实行盐、铁官营是“一则专农，二则饶国，济民盛事也”。
  接着，刘彤表述实行盐、铁官营是为了“损有余而益不 也。
  若能收山海厚利，夺丰余之人，蠲调敛重徭，免穷苦之子，所谓损有余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谓然乎!”刘彤建议以盐、铁、木为主要税源，表面看来似乎是一种“打富济贫”的社会改良思想，但他的最后目的还是借税源的扩充 以减轻农民负担和刺激农业生产。
  这是一种借消费税的征收来 均平社会整体税收负担的主张。
  刘彤的盐、铁官营与桑弘羊的盐、铁专卖的观点有一脉相承之处，但二者侧重点仍有所差异。
  桑弘羊是在汉朝财政极为困难 的情况下推行盐、铁专卖政策的。
  刘彤的建议则在通过盐、铁 官营以增加财政收入，然后减少既定的租庸调课征量。
  “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饶利。”即对行商，赋税和坐商相同，不由于经营方式的不同而造成税收负担畸轻畸重，这一思想已触及流转税内部的税负公平问题。
  者广，岁终上计，其利几何
  即对百姓急需的商品课征重税，会导致税负转嫁，就会使市场物价提高。
  税负转嫁的存在，说明税负即使原先是公平 的也会转而产生不公平。
  李珏在公元七八百年间就能认识到税负转嫁影响税负公平，这种思想史十分先进的，可惜他并没有论述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4.裴休主张用法令禁止重复课税以促进流转税税负公平的思想 盐铁使裴休奏报税法十二条，他总结以往茶税的弊端改订新章，试图通过法令的形式阻止重复课税给商品流通带来的危害。
  经宣宗诏准施行，重申茶税统一由朝廷派出机构 征收，严禁地方重重设卡加税，取消“搨地钱”。
  元稹赋税思想的核心在于使税负“均平”，其实践表现:一是维护原有的法定的各州两税总额，反对各种形式的 “法外加征”;而是将同州的两税总额按税户所占有的田地多少与沃瘠状况重新加以摊派。
  耶律楚材坚决主张以户定税。
  如果以丁定赋税，会出现两个弊端:一是以丁定赋税的负担比以户 定赋税的负担要重许多倍，百姓必然会因赋税负担繁重而逃徙，结果国家虽想多征收赋税，反而 破坏了税源，收入下降;二是以丁定赋税，会使 丁多地少的百姓负担过重，而丁少地多之家赋税 过轻，致使赋税不均，后果同样是破坏税源。
  主张轻税是唐中叶以后思想界中的一个基本特征，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该观点。
  陆贽的轻税减租思想，是从民本论的富民观出发，建立在对贫富不均的弊端认识基础上的。
  他发挥《大学》 陆贽要求皇帝做到“以天下之欲为欲，以百姓之心为心”，实行“薄赋敛”的政策，以达到“养人”的目的。
  应该说，陆贽的薄税敛主张及论述的周详，是先秦以来轻徭薄赋思想的最明确、最系统的概括。
  李翱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角度谈论轻税。
  他反对两税法以钱计税，认为赋税以钱计征、折物缴纳是加重了人民的赋税负担，因此主张政府的财政收支要“以布帛为准”。
  政府征收赋税的标准， 他认为儒家孟子主张的什一税是最合理的税率， 符合这一标准是轻税，超过这一标准则是重敛。
  而重敛是造成百姓不足、国家危亡的根本原因。
  (一)赵赞:关于开征“关津之税”和特种商品流通税的主张 “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
  计钱每贯二十文”，即税率为2%;同时对“天下所 李觏反对国家实行盐、铁专卖，主张一切通商。
  以茶商为例: 卢世荣采取了对小商品实行征税制，放手发展，对大宗商品实行国家垄断的专卖与征税并行的赋税制度，从而促进 商品流通，平抑物价，增加岁课。
  同时以征商税的方式，调节其生产和流通。
  3.整顿酒课。
  第六节 货币思想的新发展 关于货币的起源，唐以前的思想家中，有不少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其中先秦时期《管子》一书中对货币 的起源归结为帝王们的主观意志，这一观点一直影响 后代的思想家们，成为货币起源的主要论点。
  唐、宋、 元时期也继续延承这一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
  陆贽明确地提出货币是帝王为了一定目的而创造出来的，货币是王权造成的。
  他说:“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立货泉之法，以节轻重之宜。
  敛散驰张， 必由于是。”又说:“古之圣人...作泉布之宝货。”轻重之数无所主宰，故后世圣人造币以权之。”李觏主张货币为圣人所作，目的是解决物物交换的困难。
  “其始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白金为下币。
  但珠玉、金银其价重大，不适小用，惟泉布之作，百王不易道也。”铜钱的产生，是由于珠玉、金银价值贵重，与低水平的物品交换不相适应，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他将铜钱视为“百 王不易之道”则是错误的。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铜钱这种贱 金属必然会被重金属所取代。
  叶适认为货币的起源与商品交换、商业发展密切相关。
  他说:“钱币之所起，起于商贾通行四方交至远近之制。
  物不可以自行，故以金钱行之。”(《文献通考.钱币二》) 他还认为“物不可以自行，故以金钱行之”，即商品自己不能运动，所以用货币来使它运动，显然颠倒了货币流通 和商品流通之间的因果关系。
  作为反映货币基本特征和本质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货币的基本职能。
  唐代以来的思想家在认识货币的过程中， 对货币的职能有较深刻的理解。
  唐初政治家张九龄在反对实物货币、主张自由铸钱时，表达了对货币基本职能(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认识。
  他说:“布帛不可以尺寸为交易，菽粟不可以杪勺贸有无， 故古之为钱，将以通货币。”他认为货币具有“平轻重而权本末”(《旧 唐书.食货志上》)的作用。
  “平轻重”是指平衡物价， “权本末”是指借助货币调节农、工、商的关系。
  要达到 这两方面的目的，货币本身必须具有价值，才能衡量其他 商品的价值，起到平衡物价，调节农、工、商关系的作用。
  刘秩曾更明确地表述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
  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 高一下，不得有常。”(《旧唐书.食货志上》)这里的 “衡”，指的就是货币的价值尺度。
  这似乎说明他对价值 规律的表现形式已有所发现和理解。
  杜佑对货币基本职能的认识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凡万物不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
  其金银则 滞于为器为饰，谷帛又苦于荷担断裂，唯钱但可贸易流注， 不住如泉。”(《通典.食货八.钱币上》“设一物而主之” 的表述，可以解释为以一种商品作为衡量其他商品价值的工具。
  杜佑已经认识到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
  关于货币的作用，吕祖谦从重农的角度出发，认为“农桑，衣食财货之本，钱布流通，不过权一时之宜而已”。
  吕祖谦并不是完全否定货币的作用，他批判了后世贡禹之徒相完全废除钱币，只以谷帛为本的废钱论，认为这是 “见害惩艾，矫枉过直”的观点。
  他还认为:“推本论之， 钱之为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至于百工之事，皆资以为生，不可缺者。”总之，吕祖谦对货币作用的基本观点是，货币是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不能予以废除，但是又不能过于重视，只能在 末不胜本的前提下，维持一定的货币经济，“大抵天下之事，所谓经权本末，常相为用，权不可胜经，末不可胜 本”。
  (以上引文均见《文献通考.钱币二》) 刘秩认为开放私铸、国家放弃统一的铸造权是不可取的。
  他列举了五大理由: 第一，“若舍之任人，则上无以御下，下无以事上”，国家将会失去治理百姓、管理经济的手段。
  第三，任民私铸，不杂以铅，铁就不能获利。
  如果杂以铅、铁，则造成“恶钱”，国家就要进行惩罚。
  综上，刘秩是一个坚决反对任民铸造论者，他的观点主要来自《管子》和西汉贾谊的货币学说。
  张方平非常重视货币铸造权的集中，主张由封建国家垄断铸造权，绝对禁止民间私自铸造。
  铸造权之所以必须集中，他认为有三个理由，即掌握货币可能“权轻重而御人事，制开 塞以通政术，称万均施以平准万货”。
  封建国家如果掌握了 货币铸造权，就能运用轻重之术来控制人们在经济上相互兼并的情况，能指导人们的经济活动方向和平衡万物的价格。
  马端临坚持货币发行权的集中与统一，并且侧重阐述集中与统一应具备的前提条件。
  他认为铜、铁、铅等货币材料搬运困难，而且其价值小而用途广，得多选“坑冶附近之所”置监 对于纸币就应区别对待了，不仅“钱币之权当出于上”，而“造钱币之司”亦“当归于一”。
  1.北宋时期的张方平已对货币流通的必要量与货币流通速度有所认识。
  他说:“臣向者再总邦计，见诸炉岁课上下 百万缗，天下岁入茶、盐、酒税，杂利仅五千万缗。
  公私 流布，日用而不息”。
  这说明约百万缗的铜币即足以供五千万缗财政收入支出之周转。
  2.对货币流通速度认识比较明确而深刻的当属沈括。
  他对货币流通速度的议论是非常明确的。
  十室之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
  沈括对货币流通速度本身的阐述不仅十分明确，而且在阐述了怎样增加货币的绝对量以后，接着 论及货币流通速度问题，足见他已经十分明确流通速度对通货数量的作用。
  沈括这段文字直接论及货币流动速度，认为货币数量再多，如果只是聚于一人之家，对商业活动 毫无助益，如果能够流动，流动得愈频繁所创造的景气扩散效果愈大，这样一个观点与洛克几乎 完全一致，显见经济问题散见于日常活动之中， 只要深入观察，认真思考，即可成一家之言。
  货币数量说认为，货币本身没有内在的、固有的价值，货币的价值是在货币的流通过程中形成的。
  因此，货币数量说实际上是关于货币流通数量与商品 价格一般水平之间关系的一种理论。
  而中国古代货币数量论的创始者是《管子》的作者。
  唐以来的货币数量论则是对前朝货币数量论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表明了该时期货币经济的繁盛。
  刘秩在《管子》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将货币价值的大小与货币数量的多少直接联系了起来。
  他说:“夫物重 不仅如此，他还第一次将货币同人口数量、货币数量联系起来考虑。
  这就是说，铜钱的价值之所以增加，是因为人口日益增加，而货币的铸造 数量却没有增多的缘故。
  这一解释有一定的道理，同时 对传统的货币数量论进行了丰富和充实。
  陆贽关于货币数量论的观点，虽然基本上与刘秩相同，但是表述得更加完整和明确。
  他说:“物 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
  是乃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 之盈缩。”期中的“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是 典型的数量论的观点。
  李觏也用货币数量论来说明物价:“大抵钱多则轻，轻则物重;钱少则重，重则物轻。
  物重则用或阙，物轻则货或 滞，一重一轻，利病存乎民矣。”这是说物价太贵或太贱 对百姓都不利。
  他认为从国家财政角度考虑，还是以钱多为好，否则就不够用。
  他分析当时“旧泉既不毁，新铸复日多”，而国家、私人藏钱却不多的原因，认为是由于:第一，法钱被奸人改铸 成恶钱。
  第二，缁黄之家用铜等铸佛像和铙钲、钟磬等器。
  对于钱重的原因，刘秩提出了两个理由:一是由于人口增加;二是由于“盗铸者破重钱以为轻钱”。
  铸以资用，今减炉以废功;昔行之于中原，今泄之于边裔。
  又有闾井送终之含，商贾贷举之积，江湖压覆之耗，则钱 焉得不重，货焉得不轻。
  开元中，天下铸钱七十余炉，岁 盈百万，今才十数炉，岁入十五万而已。
  大历以前，淄青、 太原、魏博杂铅铁以通时用，岭南杂以金、银、丹砂、象 齿，今一用泉货，故钱不足。”白居易认为造成当时的“钱重”，一方面是当时的钱“或积于国府，或滞于私家”，流通数量“日以减耗”;另一方面，铜钱被销毁也是造成“钱重”的重要原因。
  刘秩的具体建议是增加铜钱的数量，禁止铜在民间使用，并提出了禁铜“四美”，即“夫铜不布下则盗铸者无因而 铸。
  无因而铸，则公钱不破，人不犯死刑，钱又日增，末 复利矣。
  是一举而四美兼也”。
  (《旧唐书》卷四十八 《食货志上》) 杨于陵认为财政最大限度地改征实物才是改善钱重物轻的根本办法。
  白居易针对“钱重物轻”的第一个原因，认为应该恢复租用调制，免征现金;对第二个原因的消除，他建议禁止私家藏铜并 禁止使用铜器。
  韩愈既然认为钱重物轻是实行两税法所导致的，自然会主张恢复实物税，这显然与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相悖。
  外，国家还可以从盐、酒专卖中取得货币收入。
  他指出国家手中有了相当数量的货币，又以盐、酒专卖作为回笼货币的渠道， 就能调节货币流通，做到“敛轻为重”或“散重为轻”。
  北宋末年，政治腐败，推行货币贬损政策，致使国内货币流通状况恶化，出现了与唐代截然想法的现象--“钱轻 物重”，即流通中货币量过多、货币贬值、物价上涨。
  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社会经济危机，因而如何稳定币值、维持纸币流通，便成为当时思想家注意的问题。
  南宋永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周行己对当时“钱轻物重”的现象及其反映出的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货币贬值对物价的影响，有着深刻的认识。
  与物本无重轻。
  始以小钱等之，物既定矣，而更以大钱，则大钱轻而物重矣。
  始以铜钱等之，物既定矣，而更以铁 钱，则铁钱轻而物重矣。
  物非加重，本以小钱、铜钱为等， 而大钱、铁钱轻于其所等故也...然而当十必至于当三， 然后可平。”不仅如此，周行己还进一步指出，发行不足值的大钱必然产生许多恶果，例如:“钱之利一倍，物之贵两倍”; 北宋出现“盐钞”和“交子”，南宋则是纸币广泛发展的时期，而元朝的纸币制度则是宋朝以来的延续，是世界货币史上最早实行纯纸币流通制度的时期，货币领域内这些新因素 的出现，使得宋元时期产生了与传统的货币理论不同而类似 近代货币理论的货币思想。
  1.苏轼是反对纸币流通的较早的思想家。
  他说:“今秦蜀之中，又裂纸为币，符信一加，化土芥为金玉，奈何不使其民 他这一观点是建立在金属论基础上的，苏轼一向主张使钱之值与金(即铜)之值相等，认为这样 才可以消除私铸之币。
  2.南宋的许衡也公开反对纸币流通。
  列举了纸币的许多弊端，认为纸币很容易成为朝廷弥补财政 赤字的工具，加上民间伪造盛行，严刑也不能杜绝，造成流通中纸币越来越多，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周行己主张纸币兑现，并已认识到国家发行的兑现纸币不会被全部拿来兑现。
  因为纸币流通“必有水火之失，盗贼 之虑，往来之积”。
  他认为由于这些原因而不来兑现的纸币经常占有三分之一的数量。
  这是中国最早关于兑现纸币 不需要十足准备的理论。
  辛弃疾从统治者的利益出发来分析维持纸币币值稳定的必要性。
  他要把发行纸币作为紧急关头获得大量财政收入的有效办法。
  为了这一目的，在平时就要谨慎对待，不能使 百姓丧失对会子的信任。
  “壅天下之钱，非上下之所欲也，用楮之势至于此也”。
  也就是说，纸币驱逐钱币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 规律。
  在金属货币和纸币并行的条件下，只有金属货币具有贮藏手段的职能，这在纸币币值下跌时会表现得更加突 称提是产生于宋代的经济术语，可以指物价管理，也可以指钱币管理。
  称提说在南宋主要是指可兑换纸币的理论。
  “昔高宗因论四川交子，最善沈该称提之说，谓官中常有钱百万缗，如交子价减，官用钱买之， 方得无弊。”由此可见，“称提”的意思是指官府用金属货币买进贬值的纸币交子。
  所谓称提之说，是力求保证纸币(北宋时为交子，南宋时为会子)按制度发行并利用保证金使其票面价值稳定，就如同提秤物一样求其平衡。
  两宋的纸币发行制度的要点大致为:规定发行期限和最高发行额，以新换旧，并且有一定的准备 金和补救措施，但实际上均未认真执行。
  元代至元二十四年，则在叶李的“钞币条画”基础上正式颁布“钞币条画”十四条加以推行，这是我国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而又最完备的不兑换纸币发行条例。
  1.“钞币条画”明确规定了新发行的钞币与流通中的旧钞币之间的比价。
  2.规定新钞对金、银兑换的买价与卖价，和债务、契约课税按新钞折算或仍以旧钞支付的办法。
  4.规定了定期检查准备金和有关工作人员不得收兑金银或倒换新旧钞的制度等。
  李觏的人口思想:去冗论 李觏把当时社会划分为农虞工商四民，同时还存在不劳而食的游民，把游民划分为两类“末”和“冗”，末指从事工商业的人，冗指“不在四民之列”的人。
  李觏把“驱游民而归之”看作是“富民之大本，为国之上策”， 去冗论是他的富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游民问题成了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游民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相对过剩人口的主要存在形式。
  李觏把冗食之民看作是由地主的土地兼并和封建政权的聚敛造成的，接触到了一个正确认识的边缘:封建社会的过剩人口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相对过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