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明诗》篇诗学命题之形式、内涵及经学渊源
  枟文心雕龙· 明诗枠篇的诗学理论主要就是通过命题的形式来表述的。
  “命题”是指“表达判断的句子。
  ⋯⋯一说凡陈述句所表达的意义为命题，被断定了的命题为判断。
  也有对命题和判断不作区别，把判断叫做命题的”。
  据此阐释，枟明诗枠篇之诗学命题包括“义归‘无邪’”“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顺美匡恶”“婉转附物，怊怅切情”“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和“民生而志，咏歌所含”等。
  此外，刘勰又吸收了先秦两汉的经典诗学命题，如“诗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者，持也，持人情性”等。
  枟明诗枠篇的这些诗学命题形式多样，内涵深刻，对后世诗学具有深远影响。
  一 枟明诗枠篇诗学命题之基本形式从命题构成形式的角度着眼，枟明诗枠篇诗学命题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单句式命题，即由一个简单句构成的命题。
  这类命题的形式虽然简单，但却包含着深刻的理论内涵。
  枟明诗枠篇此类命题有三个，即“诗言志”“义归‘无邪’”及“顺美匡恶”。
  “诗言志”和“义归‘无邪’”都是简单的判断句，分别对诗歌本体及“无邪”之思想规范做出判断。
  “顺美匡恶”是由两个动宾结构的词语组合而成的简单句，是对诗歌功用的阐释。
  这些单句式命题短小精悍，易于记忆和运用。
  第二，双句式命题，即由两个字数相等的语句构成的命题。
  枟明诗枠篇此类命题有四个，即“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婉转附物，怊怅切情”“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民生而志，咏歌所含”。
  此类命题的前后两个分句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一种是并列关系，如“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前句是说情之抒发必须借助于“写物”，后句是说辞之运用必须努力“追新”，每个分句都是意义完整的独立命题，前后句并列起来所表达的意义更加丰富深刻。
  “婉转附物，怊怅切情”也是并列关系的命题。
  另一种是承接关系，如“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后句承接前句，若缺少一个分句，命题的意义就不完整。
  “民生而志，咏歌所含”也是承接关系的命题。
  第三，多句式命题，如“诗者，持也。
  持人情性”“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即是。
  “诗者，持也。
  持人情性”是由“判断句 +解释说明”的形式构成的命题，对“诗”之性质作了明确阐释。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的构成模式较为复杂，前二句为承接关系，阐释了感情的生成在于感应外物;“感物吟志”可以看作独立的命题，末句对第三句进行补充说明。
  四个分句联合起来共同构成了一个内涵丰富深刻的综合性命题。
  二 枟明诗枠篇诗学命题之内涵本义枟明诗枠篇诗学命题之内涵主要涉及到诗歌本体论、创作论及功能论等方面，这些都是古代诗学的最基础理论。
  1.诗歌本体之阐释。
  本体论是对诗歌根本性质的论述，刘勰在枟明诗枠篇用“诗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者，持也。
  持人情性”及“民生而志，咏歌所含”四个命题阐释了对诗歌本体的看法，其观点主要有二。
  一是强调“言志”为本。
  刘勰在枟明诗枠篇开篇就借用枟尚书· 舜典枠之“诗言志”与枟毛诗序枠之“在心为志，发言· 1 2 1 ·第 期2015 年 11 月 鸡 西 大学学报JOURNAL OF JIXI UNIVERSITY Vol.15 No.11Nov.2015
  为诗”两个命题，表达了自己对于诗歌本体的看法:在刘勰看来，诗歌之本是诗人之志。
  虽然以“志”为本是先秦以来诗歌本体论的老话题，但此观点具有非常强盛的理论生命力，因为这一诗歌本体论贯穿两千多年古代诗学史之始终，并在当代仍然具有强旺的理论生命力，因为当代仍有“言志”之诗的存在。
  刘勰张扬“言志”为本，体现了他对诗歌本体论的深刻见解。
  二是强调“情性”为本。
  “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与“民生而志，咏歌所含”两命题都是强调诗人“情性”是诗歌本体。
  “诗者，持也”是用训诂方法对诗进行诠释，以“持”训“诗”，既是音训，也是形训。
  “持”为执拿，引伸为表现，“持人情性”是说诗是表现人之情性的，“情性”是诗歌最本质的因素，是诗之本体所在。
  “民生而志，咏歌所含” 中的“志”，王运熙、陆侃如等龙学名家都释为“情志”，与“人禀七情”之“情”相通。
  此命题是说“人生来都有情志，诗歌就是表达这种情志的”。
  因而，情志、情性即是诗歌之本体。
  2.诗歌创作规律之揭示。
  枟明诗枠篇命题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对诗歌创作规律的揭示，内容主要有二。
  其一，“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这一综合性命题揭示了古代诗歌创作之基本原理。
  既然诗以“情性”为本体，审美感情的产生也就成为诗歌创作之关键。
  刘勰指出，虽然七情六欲是人之先天禀赋，但感情的产生必须以“应物”即感应外物为根本前提，若无“应物”，亦无“斯感”。
  所以“应物斯感”这一命题强调“物”为感情生成之本源，感情生成在于诗人对于外物之感应，从而解决了审美感情的产生这一诗歌创作的最关键问题。
  把感情生成确立在感应外物的基础之上，符合古代诗歌创作之实际。
  刘勰又指出，诗歌创作虽然始于“感物”，但“吟志”才是创作过程中最实质性的活动，“感物”而生成审美感情，“吟志”即吟咏抒发审美感情才能创作出诗歌。
  如果说“物”为情之本源，那么“情”则为诗之本源。
  所以“感物吟志”这一命题实际阐释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之基本规律与原理:诗人感物而生情，吟咏情性而创作出诗歌，即感物—吟志—诗歌。
  刘勰认为这一过程“莫非自然”，也就是说感物生情、吟志成诗的诗歌创作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其二，“婉转附物，怊怅切情”“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两命题揭示了诗歌创作中抒情与写物之关系及言辞的“追新”问题。
  虽然诗歌创作以情志抒发为核心，但刘勰强调情志抒发离不开“写物”。
  否则，其诗只能是“柱下之旨归”“漆园之义疏”。
  “情必极貌以写物”本是刘勰对南朝山水诗创作的评价，“极貌以写物”是南朝山水诗人之本领。
  诗人“写物”未必都要像南朝山水诗人那样“极貌”，但抒情必须“写物”则是不可违背的。
  所以，“情必极貌以写物”这一命题将抒情与“写物”联系起来，肯定“写物”对于抒情的重要性和必然性，这种诗学思想是极其深刻的。
  因为“情必写物”体现了古代诗学的基本理念和创作规律，对后世诗学的“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等观念不无影响。
  “婉转附物，怊怅切情”本是刘勰对枟古诗十九首枠的评价，从感情之深切和写物之婉转两方面肯定这组古诗的特点和成就。
  其中“婉转附物”蕴含着刘勰对于写物方式的审美取向:“婉转”。
  也就是说，在刘勰看来，诗人应该以“婉转”的方式“附物”。
  “辞必穷力而追新”也是刘勰对南朝山水诗创作的评价，南朝山水诗的语言如何姑且不谈，单就对于诗歌语言的“穷力而追新”而言，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因为追求语言的创新是诗歌发展的动力之一。
  实际上，当代诗歌及各种文体之写作也都应“辞必穷力而追新”。
  3.诗歌功用之论述。
  枟明诗枠篇涉及诗歌功用的命题主要是“顺美匡恶”，而“义归‘无邪’”又与“顺美匡恶”之功用密切相关。
  所谓“顺美匡恶”就是要求诗歌必须发挥颂扬美善、讥刺匡正丑恶之功能，通过对现实生活中的美善之人之事的颂扬及对丑恶之人之事的贬斥讥刺，从而弘扬正气，净化社会。
  刘勰对于诗歌的这种功能特别重视，他在枟明诗枠篇屡屡阐释这种功用，如云“大禹成功，九序惟歌。
  太康败德，五子咸怨”;“楚国讽怨，则枟离骚枠为刺”;“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等。
  “顺美匡恶”着眼于诗歌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赋予诗歌推动社会健康发展这一重大历史使命，也寄寓了刘勰希望发挥诗歌的批判作用来干预社会政治，从而改变社会现状的美好愿望。
  这一命题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值得弘扬推广，因为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既有美善之人之事值得颂扬赞美，又有邪恶不正之人之事需要贬斥匡正。
  枟明诗枠篇又提出“义归‘无邪’”这一命题，要求诗歌内容必须以“无邪”为本。
  此命题对于“顺美匡恶”功能的实现非常重要，因为诗歌无论是“顺美”还是“匡恶”，都必须以思想内容的“无邪”为基础。
  否则，“顺美匡恶”之功能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义归‘无邪’”这一命题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今天无论是何种文学，其思想内容都必须“义归‘无邪’”。
  三 枟明诗枠篇命题之经学渊源以经学为渊源是枟明诗枠篇命题生成的一个显著特点。
  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从而导致刘勰汲取经学之思想精华而提出理论命题亦“莫非自然”。
  首先，枟明诗枠篇诗歌本体论的四个命题其中有三个都出自经学。
  “诗言志”出自枟尚书· 舜典枠，枟左传枠亦有“诗以言志”等类似提法，枟尚书枠和枟左传枠都是经学元典。
  出自枟诗纬含神雾枠，纬书虽然地位远低于经书，但纬学在汉代号称“内经”，仍属于经学的大范畴。
  可见，枟明诗枠篇诗歌本体论命题主要源于经学，即是说，刘勰关于诗歌本体论的观点主要受经学影响。
  其次，枟明诗枠篇诗歌功能论命题亦源于经学。
  “顺美匡恶”是刘勰对诗歌功能的基本要求，这一命题直接受郑玄“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之论的影响，稍微比较一下即可看出，“顺美匡恶”实际是对郑玄之论的浓缩。
  郑玄此论又称“美刺”说，出自枟诗谱序枠，因枟诗谱序枠是儒家经学的重要文献，所以“顺美匡恶”这一命题的思想渊源仍是经学。
  实际上“顺美匡恶”最早的思想源头是枟左传枠所提出的“惩恶而劝善”说，枟左传枠虽未提到“顺美”，但到了汉代，枟毛诗序枠提出了“美教化”“美盛德之形容”之论，这些观点与枟左传枠之论共同构成了郑玄“美刺”说的思想基础，进而又影响了刘勰“顺美匡恶”这一命题的提出。
  枟左传枠枟毛诗序枠及枟诗谱序枠都是经学经典文献，也是“顺美匡恶”诗学命题产生的共同思想根源。
  与“顺美匡恶”密切相关的“义归‘无邪’”这一命题源于经学元典枟论语枠，即枟论语· 为政枠篇所说:“枟诗三百枠，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由此可见，枟明诗枠篇诗歌功能论命题都是渊源于经学。
  其三，枟明诗枠篇“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这一诗歌创作论的核心命题其思想根源也是经学，此命题主要是受枟乐记枠的思想影响。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二句本于枟乐记· 乐本枠篇，枟乐本枠篇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此论是说人之出生本为静态，并无与生俱来的情感，“生而静”是人之天然本性;“感于物而动”是说情感的产生在于“感于物”，只有“感于物”，才会心动情生。
  刘勰所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与枟乐本枠之论其思想内涵完全一致，实际是把枟乐本枠篇四句的思想观点浓缩为二句之内。
  “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二句也是本于枟乐本枠篇，枟乐本枠篇云:“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此论是说艺术家“感于物”而产生审美情感，自然要“形于声”，所以音乐作品的形成是审美感情的必然抒发。
  刘勰认为诗人“感物”而产生情感，吟咏情志而形成诗歌是“莫非自然”的必然现象。
  由此可见，刘勰的这一观点与枟乐本枠之论其思想内涵完全一致，只是刘勰把枟乐本枠篇的音乐理论用于阐释诗歌，并以命题的形式将诗歌创作的基本原理表述了出来。
  刘勰诗歌创作论的这一著名命题以枟乐记枠之论为本，表明其思想根源仍是经学，因为枟乐记枠本是经学元典枟礼记枠中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