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同道观察】我国重点区域军民融合发展评估与对策研究
  其中，参与主体多领域要求经济社会和国防军队两大系统中的要素应有充分交集，需要大力推进基础设施、教育科技、生产服务等领域深度融合；产业性质特殊意味着是通过军、民领域间的双向互动所形成的产业链，既担负着国防军事的重大任务，又参与着国民市场的经济活动。另外，JMRH创新链表示JMRH产业链持续发展依赖创新驱动，要求不断向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太空等新兴产业领域拓展，其中必然涉及大量技术密集型与研发密集型产业。可见，打造JMRH产业链与创新链离不开各主体之间发挥比较优势，通过专业化分工进行协调配合，这是单一区域发挥一己之力无法实现的。JMRH发展涉及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彼此融合、相互转化，JMRH产业技术不仅要满足国防军工需要，还能通过技术商业化满足居民生活需求。然而，“军”“民”市场需求特征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为：军用市场针对的是国防独家采购，而民品市场拥有众多买家；市场规模差异一国防装备的专用性较强、需求规模较小，而民用商品通用性强、市场规模较大；：军用装备的定价模式与订货规模和市场竞争程度有关，而民用商品主要基于市场定价；：军品研制以解决有无为主、国家利益至上，而民用商品以经济可行性为主、坚持成本效益原则。可见，为降低“军”“民”市场间需求不对称对JMRH发展的限制，需要基于知识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发挥技术空间外溢效应，以此加强两大市场技术的互通性与耦合性，这离不开区域间或部门间的技术转移活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催生出JMRH发展广阔空间，其中涵盖大批高研发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以及前沿性、革命性和颠覆性技术，例如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汽车、虚拟现实技术等。这意味着JMRH发展不仅需要大量资金、人力等创新要素投人，还需要承担较大程度的研发风险，突出构建并完善JMRH现代化金融支持体系的重要性。然而，我国当前JMRH金融支持体系表现为“沿海强、内陆弱；大城市强、小城市弱”的区域不均衡特征。特别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资本市场相对健全、资金实力较为雄厚，在设置JMRH专项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JMRH上具备明显优势；而资本市场理念和机制发育相对缓慢的广大中、西部地区，难以充分发挥金融资本来扶持JMRH产业。因此，深化JMRH发展需要建立健全以强带弱的跨区域金融支持体系。作为JMRH发展民品市场中的重要供给者，竞争性或垄断竞争性产业不仅在区域间攀比关系中不断壮大自身实力，还在完善市场竞争机制过程中逐步推进共赢局面。，与此同时，也为JMRH发展主体带来经常性激励。由于竞争对手的存在，本地企业迫于生存或发展压力，不断改进产品及服务，努力追赶技术变革浪潮，开展JMRH发展的创新性逐渐提升；，竞争的结果不是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而是一种正和博弈。区域间竞争会通过相互激励，为我国JMRH发展营造出全面创新、全域共赢局面。本文探讨的是我国区域JMRH发展水平，其中涉及两大体系，即区域军工发展基础实力体系以及区域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体系。区域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体系重点从经济增长、投资绩效、人力资本与消费能力4个方面进行评价。其中，经济增长在于反映区域经济发展规模与物质基础，以人均GDP与地均GDP进行衡量；人力资本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能够反映区域经济未来的发展潜力，以地区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占比与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进行衡量；投资绩效在于反映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投人产出效益，以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转化能力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投资收益这两项指标来衡量，前者为地区GDP与上一年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到位资金的比值，而考虑到企业投资收益可能具有较强不稳定性，后者通过计算近两年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投资收益的平均值来测度；消费能力则反映了区域的需求拉动活力，以地区人均可支配收人与消费支出水平进行衡量，具体指标如表2所示。JMRH发展评价指标权重测算结果利用上述熵值法步骤，可以得到各指标对应的权重，如表3所示。从中可看出，在区域军工发展基础实力评价体系中，二级指标的创新实力和工业基础所占权重较大，三级指标中的高技术产业有效发明专利数的权重最大，说明该指标的离散程度最大，对区域军工发展基础实力评价的影响最大，同时意味着区域间以高技术产业有效发明专利数为代表的军工技术创新实力存在较大势差。相比较来看，财政支持尤其是对国防领域的财政支出，区域间差距较小，说明我国对各区域国防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相对均衡，也表明国防产业需要不同区域之间发挥比较优势，推进资源互济。相比较来看，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占比的权重最小，说明我国不同区域间的人口结构还未呈现显著差异。在2020年，全国各省市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占比介于63%〜75%之间，其中，北京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占比最高，而河南的占比最低。根据我国不同区域JMRH发展水平结果分析根据上文所构建的区域JMRH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并利用熵值法求得的各指标权重，可以得到我国31个省市区的JMRH发展水平。。首先，从我国4个直辖市的表现来看，上海和北京的JMRH发展水平接近且较高，天津和重庆的JMRH发展水平则相对较低，产生这种分层结果的原因在于北京与上海的军工基础实力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天津与重庆，。其次，从我国各省份的表现来看，2020年JMRH度超出0.3的省份仅有广东、江苏和浙江，三者可归为JMRH发展第一梯队，其中，广东的JMRH发展水平最高，江苏与浙江次之；山东、福建、湖北、安徽、四川、陕西、河南以及湖南等省份的JMRH度介于0.2〜0.3之间，可归属为第二梯队；而其他省份在2020年表现出的JMRH水平较低，JMRH度位于0.2甚至0.1以下，且这些省份大部分位于我国西部及东北地区，其中，青海的JMRH实力与其他省份存在显著差距，在军工发展基础与国民经济发展上均存在明显短板。接着，从我国自治区的表现来看，2020年5个自治区的JMRH度均处于0.15以下，在全国属于JMRH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其中，军工基础实力是这些地区的共有短板，而宁夏和西藏的突出劣势还体现在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上。与此同时，内蒙古、宁夏和西藏的军工基础实力尚且难以匹配国民经济发展，导致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而进一步拉低了3个地区的JMRH度。鉴于我国JMRH发展尚不成熟，当前，我国JMRH发展的重点区域应定位于JMRH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区域。应按照领先区域先行、以优带劣的策略进行统筹发展。因此，基于不同区域的禀赋比较，我国JMRH发展的重点区域主要有北京和上海两个直辖市，以及广东、江苏与浙江三大省份。从空间分布来看，重点区域均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涉及京津冀、长三角与粤港澳三大城市群的重点区域。根据评价模型的构建结构，JMRH发展水平由军民综合实力水平指数以及军民系统耦合协调度共同决定，只有当两者均表现较佳、发展协同性较好时，JMRH发展才能具有较高水平。根据重点区域的表现，由于广东具有充沛的工业基础与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从而拥有领先的军工基础实力，同时，广东的国民经济发展也处于全国高位，使其两大系统不仅实力强且协同性高，这决定了广东具备全国最高的JMRH发展水平。相比之下，江苏和浙江的两大发展系统同样拥有高度的耦合协调度，但在两大系统的综合发展实力上，尤其是军工基础实力上与广东存在一定差距，这制约了两省的JMRH发展。而上海与北京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位于前列，但由于两大直辖市的经济体量有所受制，造成两者在军工产业相关的工业资产、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投人与创新产出等方面难以匹敌上述三省。不过，即便如此，上海与北京的军工发展基础实力仍超越了全国绝大多数区域。产生这种局面的原因可以归结于我国过去长期通过引进、消化、吸收与再改造在一定程度上迅速获得国外创新成果，使得国民经济在技术进步效应下实现高速增长，但却逐步弱化我国军工企业主动革新的动力，使我国逐渐陷人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陷阱。即便在我国JMRH发展具有禀赋优势的重点区域，缺失军工相关的高技术支撑依然造成JMRH乏力，进而导致军工企业“不想融”局面。“军”“民”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不足主要可以归结于两者的技术标准化问题，我国当前对现代化军事装备技术的通用率要求基本处于80%以上，但为实现“军”“民”系统间技术互联互通，这种标准程度依然不够。一方面，我国民用领域技术与军用领域技术的标准不具有统一性，相比民用领域技术，我国军用领域技术标准更加苛刻，这就造成民用设备转为军用设备改造困难。例如，我国民用飞机、船舶、铁路、公路等大型机械装备或基础设施征用后无法快速满足部队要求，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资金进行改造；另一方面，我国JMRH涉及的领域范围有限，在太空、海洋、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的融合尚处于摸索阶段，在金融、保险、物流等服务领域的融合更有待进一步挖掘。仅仅依靠市场主导地位无法实现JMRH有序发展，即使是JMRH发展基础较好的重点区域也离不开宏观政策、法律法规等制度保障。一方面，需要结合我国各区域特征，完善具有我国特色的JMRH顶层法则，从而有效解决JMRH发展过程中的制度规范性不足、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另一方面，根据各区域开展的实际效果，对传统的、不适用当前发展的法规制度给予剔除，并将其置于我国立法层面进行补充完善。[1]秦宇远,张雯,闵超.区域协调战略背景下重点区域军民融合发展评估与对策研究[J].现代情报,2022,42(9):103-113.[2]章磊,胡慧姿,张诤敏.基于PSR模型的省域军民融合发展水平评价研究[J].情报杂志,2019,38(8):97-104.[3]郭东来.军民融合战略背景下的区域发展战略问题[J].军民两用技术与产品,2018,0(16):203-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