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中国的书画自汉魏后开始出现交易活动。有明确的交易价格记载始于隋朝。[1]隋朝的绘画价格记录有两条：一条是齐王杨柬以骏马40蹄、美锦50段，从贺若弼手中收购《周穆王八骏图》;另一条是长安兴福寺以百金雇画手蔡生绘寺内佛堂北壁。[2]到了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情形完全不同了，名家作品屡被求购之事不胜枚举。例如，一位僧人花数十万钱购初唐阎立本《醉道士图》。而某家寺院则以酒百石，折约4万文，请大画家吴道子给菩提寺作壁画。据段成式《寺塔记》记载，一个叫李涿的用3幅地图及30匹缣收藏了人物画家张萱的《石桥图》。唐代通行以绢帛作为支付手段，晚唐以后绢帛逐渐退出市场流通。
  两宋币制以钱为主，所以传世名画价格大部分以铜钱支付。如米芾购王维《雪图》700两，折钱近百万。有的名作还出现两次以上的交易。如五代荆浩的山水。北宋初年，黄居寀以10万钱购得，到北宋哲宗朝，内侍乐士宣则以40万钱复购之，价格翻了三倍。不过也有例外，上面说到的王维《雪图》在500年后即到明末，一位叫程季白的藏家只用了500两即购得。总的看，价格越高增幅越小，价格越低增幅越大。
  明代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和市民阶层的出现，书画交易活动日趋频繁。当时出现了许多富甲天下的大藏家，如项元汴、汪珂玉等。从嘉靖年后，江南新一代藏家崛起，书画交易开始急剧增加，整个繁荣期长达一个世纪。这一个世纪实际上是中国书画交易史上的高峰，交易书画的品质、鉴藏家的素养、交易金额及交易频率等，都是后世难以企及的。所以沈德符说：“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如吴中吴文恪之孙、溧阳史尚宝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延陵则嵇太史、云间则朱太史，吾郡项太学、锡山安太学、华户部辈，不吝重赀收购，名播江南。”
  王忬以800两银购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临本)献给严嵩。另外一位神秘人物则以1200两银购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献于严嵩。
  大鉴藏家董其昌以500两银购得五代董源《潇湘图》。一位叫汪爱荆的藏家以250两银购得五代李成的《山水寒林图》。胡应麟则以8万文购得北宋李公麟《佛祖图》。8万文合银80两。一位叫顾汝和的藏家用90两钱购得吴道子《观音七十二化身卷》。
  事实上，书画交易市场也有许多虚假泡沫。正如明代沈德符所言，明代书画大家“上等荆关”“进参苏米”，道出了艺术市场的一般规律：市场在未启动前价格普遍低廉，有若静水;一旦启动，便一浪涌一浪翻滚，而且一浪高过一浪，中间会浮出虚假泡沫。明嘉靖到崇祯清楚地展现了这一过程。
  清代交易也多以白银为本，所不同的是白银地位更加稳固。尽管外国银元在明代己流入中国，但基本上是在澳门、广州、泉州和宁波等沿海地区流通，地位远不及白银和铜钱。至清乾隆朝，洋钱从印度流入中国，到嘉庆年间，洋钱在江南已成为主要流通货币。所以这一时期的绘画交易有不少是以洋钱支付的。
  关于洋钱比价，在嘉庆初年，洋钱(银元)每个合1130文，道光末涨到1300文。不久逐渐因银贱钱贵，到光绪年洋钱下跌至千文以下，多数年份只有七八百文。
  当时还出现三个重要现象：
  第一个现象，清前期绘画交易多为宋元大家之作，乾隆到嘉庆，便很少再有两宋名画和元代大家之作了。交易内容的品质不如前期，也远不如明朝。第二个现象，本朝绘画价格大都超过前朝名画。第三个现象，交易中的赝品数量增多，有时达到真迹的一半以上。比例之高，前所未有。
  假冒伪劣之作何以泛滥?这是因为康熙、乾隆、嘉庆三帝雅好书画，曾以寻访、祝寿等各种方式收聚历代传世名家名画，许多稀世之珍陆续入宫。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续编的《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记载甚详。几经宫廷搜求，民间传世名作已经稀少，偶有也是漏网之鱼。所以到乾隆朝后期，绘画交易多以明清为主，而且越到后期伪作越多，近人价格也越高。如张亨嘉所购八件王翚山水赝品，平均每幅竟高达百两钱，超过许多古贤名画。清末人震钧在《天咫偶闻》卷七中曾提到前朝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的一段话：“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以至沈唐之画，上等荆关，文祝之书，进参苏米，其敝不知何极。”他说，看来“明人已有此风”，“然不过方驾古人耳，未如今之超乘而上也。”震钧为之唏嘘不已。
  有趣的是，历代名画交易对象几乎都是古山水，其交易群体主要是文人，其中大部分是文官。文官集团兴起好画之风始于中唐。其时国政戾气上升，小人得志，天下昏暗，文士无力去蔽昭明退而“爱图画”，以润照其心，这实际上是通过把玩山水排遣内心苦闷，借以表达对现世浑浊的否定和对理想生命的渴望。北宋人郭熙着《林泉高致》清楚地表达了借山水以“卧游”，“畅神”的内心世界。
  古代名家山水画交易价格是如何形成的?唐代美术大理论家张彦远认为须考虑三个因素：一是名位，二是品第，三是年成。“名位”反映的是绘画价格裁定的礼法逻辑，“品第”反映的是内容逻辑，而“年成”反映的是历史逻辑。这三大逻辑共同作用于绘画价格的形成。不过，明末唐志契还进一步提出绘画价格取决于内容、名位和势位。势位影响画价是唐氏的发现。他特别加了“相去不远者”的限定。意思是说，势位对于画价的影响会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轻。这个判断显然揭示了一个常在规律。
  那么，古代名家法书交易又是如何计价的?魏晋之后，法书通常以字品定单价，以字数定总价，其后历代沿用成俗。如王羲之七代孙智永，居长安西明寺，草书入神品，传闻“一字直五万(文)”
  与法书交易不同的是，名画的交易普遍以尺幅长短论价。如项元汴购文徵明纸长卷《袁安卧雪图》，费钱16两，图高为33厘米，长85厘米。到后来，画家润格普遍以尺幅大小论价。鸦片战争爆发后，上海王中秀先生编过一本《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收集近现代润例无数，几乎都是按尺幅长短计价。
  古代许多鉴藏名家应当是书画市场的重量级人物。如宋代大书法家、鉴定家米芾就是这种情况。米芾自称“余家晋唐古帖千轴”，又说“余家收古画最多”
  那么，古代书画交易大都通过什么途径?主要是两条途径：一是到集市游购书画，这一条途径需要眼力和运气。二是委托朋友、书画商或书画经纪人寻购名家珍品。这一条途径涉及到社会人脉和多种因素。在民间，经纪人无论类别，一般称“牙”或“牙侩”。在唐代，牙人几乎无处不在。他们在中介交易时，拿契书作法律依据，达成交易即签字画押。唐后期又涌出私牙。
  此外，古代书画交易中似没有提到“税钱”。按明初官方规定，发有执照(官帖)的官牙中介商品交易后必须缴纳税钱，这笔费用照例是由买主负担，牙钱则由卖主负担，两者的比值是1∶1。这一比值是朝廷的规定。但在实际操作时，牙、税钱都是买主支付。[11]另外，许多交易都是在书画家书斋中私下完成的，所以也不存在税金问题。至于专销名家字画的古玩店，因领取了正式营业执照，也就会产生税金，不过这已是近代以后的事了。
  书画交易除了使用真金白银外，还有不少是以物易物。对此，米芾《画史》有明确记载。米芾所列交易21次，有15次是以物交换，有6次是物币交易，到集市交易只有2次。米芾经常以古帖交换古画，或以古画交换古帖。《画史》载他13次书画交易，有8次是以画易帖，其中有两次为求古帖不惜另加数幅名画相交换。他的解释是“固好古帖”。例如，他曾在王诜处，以自藏《王戎像》换得对方的《怀素帖》，以自藏韦偃故事六幅和五代徐熙海棠二幅，与石杨休所藏《李邕帖》交换。[12]但精明的米芾很懂得取舍，凡家藏晋画一件没换，他自记交易出去的名画多为隋唐五代之作。不过今天看来，这些隋唐之物都是稀世之珍。
  在古代，凡请人作字画付出的费用称之为“润笔”。唐宋画家已有受润笔说法，到明代已成通例。至于润笔多少，要视画者名气、身价及所画尺幅大小而定。明代成化后，名家绘制不到一丈的大幅非工笔画的寻常报酬可能在一至三两钱之间，而普通名家大约只有三钱银上下。如李日华《竹懒画媵》卷一载：高士沈野云“出卖风云雷雨，人与一钱，则作雷一声，雨数滴”。但是像一些大名家的润笔远不是这个数字。如文嘉为项元汴画四个扇面，润资是白银五钱。有人估算过，文徵明在晚年后画价看涨，年收入应在200两银左右。唐寅的年收入至少也在二三百两银。但他不善理财，又纵性好赌，据说有一次输掉了大约上千两银，欠下一笔巨额赌债，不得已画了四扇屏风和《穿针图》，再加上一件价值近千金的倪瓒手卷，这才还清债务。[13]这位江南大才子晚景很凄凉，与其生活堕落有直接关系。
  总起来看，中国古代书画自出现交易、进入流通后，就成为一种特殊商品，具有观赏、交换、增值等多种价值。但是，由于古代封建社会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商品经济不发达，导致人们商品意识普遍淡薄，所以书画的交易规模相对狭窄，交易活动也不够规范。其主要是达官贵人和上流士人文化生活的一种补充形式。随着近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书画鉴赏及流通才逐渐成为人们精神和物质生活的重要内容。
  [5]“一字直五万”系虞世南所说。语见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