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襟江带淮 徽风皖韵
  春秋中期以后，随着诸侯国兼并加剧，人口迁徙频繁，文化融合进程加快，中原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群舒文化在江淮流域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使得安徽在这一时期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化面貌。
  前241年，楚国迁都寿春(今寿县)，成为战国末期楚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1933年发现的李三孤堆楚王墓，是迄今全国发现的楚墓中唯一一座具有王者身份的墓葬，出土器物先后达四五千件，我院收藏七百余件，其中有重达400公斤、迄今发现最大的东周时期圆鼎--“铸客大鼎”，有具有鲜明楚文化特征的“升鼎”、“匜鼎”等。
  在寿春城遗址内发现了记载水陆交通及关税制度，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鄂君启金节”。
  1955年，寿县西门蔡侯绅墓中出土的吴王光鉴及蔡侯编钟等，既记录了蔡、吴的联姻关系，也反映了在争霸过程中，吴楚两国在江淮地区势力的进退。
  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的交融于1965年屯溪市(今黄山市屯溪区)弈棋三号墓出土的一批青铜器上可见一斑。
  其中，低足、扉棱作吴越式云形的凤鸟纹方鼎和棘刺纹尊、卣等，是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共生共存、相互融合的体现。
  群舒是春秋时期分布于江淮之间东达巢湖西至大别山区域中诸多偃姓小国的统称。
  这一地区出土的如兽首鼎、曲柄盉等群舒青铜器与中原等地区青铜器风格差别较大，造型独特，是安徽地区最具地域特色的青铜文化。
  安徽博物院馆藏陶瓷器中既有瓷器的滥觞--原始青瓷，也富有唐宋时期全国各著名窑口烧造的瓷器精品，长沙窑、越窑、定窑、吉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等不一而足，元代青花瓷器亦有收藏。
  以寿州窑、繁昌窑为代表的本地窑口产品兼收并蓄，展现了南北瓷器在生产技术、器形装饰等融冶与一处的历史风貌。
  寿州窑创烧于南北朝时期，初期继承了北方青瓷风格，至唐代生产规模及生产技术迅速发展，其烧制的黄釉瓷器成为继“南青北白”后兴起的新的单色釉品种，寿州窑由此跻身于唐代名窑之列。
  繁昌窑是五代至北宋时期南方的重要窑场之一，于五代时期创烧青白釉瓷器，素朴典雅，间有刻划花装饰，釉色莹润，造型规整，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安徽博物院书画藏品以明清两季最为全面。
  绘画方面，各大宗派名流，宫廷、民间佳品皆备，然以“新安画派”名人墨迹最为集中，“吴门四家”、“扬州八怪”、“清初四王”之佳作亦有涉及。
  “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肇兴，以徽州籍画家为主体，以黄山、白岳及徽州山水为创作题材，画风崇尚清逸简淡，意境追求悠远冷峻的画坛流派，丰富了中国文人画的内容和深度;主要成员与“其他各流派”交往甚密，切磋技艺，对后世画坛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安徽博物院馆藏“新安画派”画作脉络完整，名家名作齐备，尤以“海阳四家”、黄宾虹之作为精。
  书法方面，除汉隶简牍、历代写经、明清诸家外，更藏有重创北碑、独步书坛的皖派名家邓石如之墨宝数十件。
  此外，安徽博物院还藏有民国旅法女画家潘玉良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作品4000余件，除油画、国画、素描外，还有少量版画、雕塑等。
  她的作品中借鉴了西方众多绘画流派的风格和技法，又融入了中国传统的绘画技巧与表现手法，创造了“融中西画于一冶”的独特风格。
  二是以“徽文化”为代表的地域文化藏品丰富。
  北宋末靖康之乱，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中原衣冠大家规模人徙徽州，徽州文化由此勃兴，至明清时全面繁荣。
  崛起于宋，兴盛于明清的徽商，“贾而好儒”，经营有方，雄踞商界数百年。
  徽商经济是徽州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坚实物质基础和重要创造者。
  集儒学大成的理学代表人物程颢、程颐和朱熹均祖籍徽州，以朱子学为端绪和内质的“新安理学”构成了徽州文化的理性内核。
  南宋以后，徽州文风昌盛，重教兴学，在“东南邹鲁”的文化氛围中，徽州人在新安理学、新安画派、文房四宝、徽派刻书、徽派版画、徽派建筑、徽派篆刻、徽州医学、皖派朴学等重多文化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徽州人以血缘为纽带聚族而居，“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无不秩然有序”，宗族观念强，富有契约精神，是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典型样本。
  徽州文化内涵丰富，徽州人所秉持的“天人合一”、“崇文重教”、“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观念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安徽博物院出于地缘优势，收藏了大量徽文化遗存，品类丰富，可以深刻反映徽州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
  以“徽州三雕”为代表的徽州雕刻，以极高的艺术性和人文性，在手工技艺、伦理观念、审美情趣、社会生活等方面传递着诸多文化信息。
  “徽州三雕”主要是指徽州古建筑上的木、石、砖雕刻艺术，涉及到建筑构件的装饰和家居用具等方面，与建筑结构融为一炉，相得益彰。
  表现手法多样，技艺精湛，构图巧妙、线条流畅、画面生动，艺术价值极高。
  此外，其题材内容丰富，以象征美好寓意的动植物形象及彰显儒家伦理道德的人物、故事为主体，“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教化功能突出。
  “徽州三雕”的精彩纷呈与古徽州地区文化多样性及多能工巧匠密不可分，这多受益于徽州刻书业的兴盛。
  徽州刻书始于中唐，明代徽州刻书盛极一时，万历年间达到鼎盛，书籍中的版画插图多名绘名刻，画风工整、精致，刀法细致入微，颇具文雅之气;创用多彩套印和“饾版”、“拱花”等一系列新的印刷技法，徽州雕印和版画艺术在市民文学、戏曲、小说、图谱、方志的兴起中达到了高峰。
  徽州刻书业的盛况及徽州版画的艺术成就在我院馆藏的古籍善本中即可见微知著，我院现藏古籍15626种，共92254册，其中入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592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54部。
  馆藏古籍版本形式多样，刻本、木活字本、泥活字本，稿本、点批本、抄本兼有，内容丰富，其中以徽刻徽印的名家著述、地方志、宗谱等最为精美。
  被誉为“文房四宝”的纸、墨、笔、砚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书写工具。
  安徽是宣纸、徽墨、宣笔、歙砚的故乡，自古以“四宝”齐备著称于世。
  南宋理宗时期，徽州知府谢暨就以“澄心堂纸、汪伯立笔、李廷圭墨、枣心砚为新安四宝”。
  至明清两朝，因徽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徽商的推波助澜，“文房四宝”制作在技术和规模上都获得了较快发展，因墨、砚两类与文人志趣联系紧密，以及其材质、工艺的特点，渐生由实用品向艺术品的功能转化。
  明中期以后，制墨业进入全盛时期，徽墨制作良工辈出，以致后人有“墨之在万历，犹诗之有盛唐”的比喻。
  徽墨制作精良，“落纸如漆，万载存真”，且品式繁多，墨锭图样较前代有了很大突破。
  入清以后，徽墨造型多样，多敷彩髹染，更注重赏玩和收藏。
  安徽博物院徽墨收藏丰富，万历年间徽州两大制墨名家程君房和方于鲁的墨品我院均有收藏，其中“程君房百牛图墨”图纹由丁云鹏所绘，百牛体态生动，墨质精细，图文清晰，为程氏墨中精品。
  清代制墨名家曹素功、吴天章、汪近圣、詹成圭、汪节庵、胡开文的墨品以及奉旨虔造或特制进呈内府的御墨亦有保藏，“吴天章龙宾十友集锦墨”为代表的集锦墨，髹彩典雅，其雕镂之工、装饰之巧，无不备美。
  我院早年还征选人藏了数套原已散佚的墨模，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值得一提的是，“胡开文御园图集锦墨”全套墨模与墨同在，弥足珍贵。
  安徽博物院馆藏砚台从材质上看，瓷砚、石砚、澄泥砚、铁砚、化石砚、菊花石砚、漆砂砚等丰富多样;上达汉晋，从“西汉三足双龙石砚”、“东汉鎏金兽形铜盒砚”、“晋青釉熊足瓷砚”可以观察砚台的早期形态，唐宋以来则多为歙砚，徽州产出，地域特征浓厚。
  歙砚始于唐代中期，为我国“四大名砚”之一，以石质“丰肌腻理”为优，石品花样繁多，讲究石色沉着、润而不燥。
  据载，苏轼有砚铭日:“黟歙之珍，匪斯石也。
  黼形而毅理，金声而玉德也。
  云蒸雾湛，祥符之泽也。”歙砚在石材选择、造型风格、工艺特征等方面与地域审美风尚有着密切联系。
  馆藏“唐箕形砚”箕形，方首，砚面平直，膛、池一体，不饰图文，体现了注重内在质地的古典鉴赏标准;“宋眉纹枣心歙砚”砚膛内嵌入椭圆形对眉子石片，可活动取出，设计奇巧，刀法苍劲古朴。
  明清歙砚则多见随形构思，纹饰多样，富有寓意，兼有镌刻铭文款识，使用者更加注重砚的观赏性及情趣表达，这也是明清两代徽州社会环境在砚雕工艺上的投射。
  “明蝉形歙砚”、“明汪廷讷铭歙砚”、“清庙前青人物纹歙砚”均是这一时期的砚品佳作。
  此外，安徽博物院还藏有“清汪由敦铭端砚”、“清吴昌硕铭端砚”等名人款识砚。
  六十余年来，安徽博物院围绕馆藏文物资源，在保管、保护、利用等方面积极开展工作，成为安徽省展示和弘扬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重要窗口。
  我们将继续秉持“让文物活起来”的理念，发挥文物资源的社会教育功能，扩大文物资源向公众开放，加强馆际交流，让老百姓更多地享有博物馆事业发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