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孙佳山:俄乌冲突中认知战对我们的启示
  但其中基于媒介认知的认知战在俄乌冲突中所发挥的作⽤和效能，已经被拉升到⾃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的全新历史⾼度。
  1991年海湾战争距今已经超过30年，关于那场战争的影像记忆却⼀直处于⽐较清晰的状态，因为那是⼈类历史上电视媒介⾸次⾮常同步、⾮常深⼊地参与到战争具体进程的⼀次战争。
  现代战争的信息化、数字化等形态，通过当时美国电视媒体⼏近“全天候”的转播，对全世界都产⽣很⼤的⼼理冲击。
  然⽽，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即便是电视直播与“沙漠风暴”等军事⾏动⼏乎完全同步，在⼈类历史上开创了⼤规模直播战争的先河，电视媒介依然只是服务于战争叙事，其本⾝并不会影响战争的具体形态和进程。
  认知战在俄乌冲突中发挥的作⽤和效能，与1991年海湾战争的最⼤不同在于，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全⾯到来，基于媒介认知的认知战议题和议程开始直接影响现代战争的具体形态和进程。
  ⽆论是在俄乌冲突初期最终被证实为由空战模拟游戏剪辑出的所谓“基辅幽灵”，还是通过散布扎波罗热核电站核泄漏等谣⾔绑架舆论，抑或是号称在⽹上公布俄军中下层军官和⼴⼤⼠兵的个⼈信息等典型的⽹络暴⼒⼿段，“深度伪造”“加速主义”等符合移动互联⽹时代媒介认知特征的种种认知战套路，开始被有计划地、⼤规模地应⽤到具体的战争进程当中。
  与1991年海湾战争的信息化、数字化等形态相对应的是，当下的俄乌冲突呈现出现代战争的智能化、算⼒化形态。
  俄乌冲突最初阶段的种种迹象表明，前苏联的⼤纵深作战理念之所以未能达成，在于对整个战场空天地⼀体的频谱感知能⼒，这种虚拟空间的不对称可以最⼤化地弥补实体空间的差距，⼈⼯智能技术的相关算法正在现代战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所以，通过北约等的信息化作战平台及其背后的强⼤算⼒，处于弱势的乌克兰军队事实上实现了军⼒的智能倍增。
  在这个意义上，移动互联⽹时代的媒介认知效应，就不只是传统媒介意义上的全⽅位的实时报道战争，⽽是可以以认知战的形态，内在地成为现代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
  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要满⾜的是政治背后的国家利益，对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除了民族国家的利益之外，还有跨国垄断资本的利益诉求。
  因此，认知战不再是过去⼀般意义上的宣传战、⼼理战等概念所能简单概括。
  当代认知战的形态既可以配合实体空间的战争，也可以在和平年代的虚拟空间中⽇常展开;既可通过公共外交、学术交流、⽂化艺术等⽅式展开，也可以⼲脆就隐藏在Meta、推特、TikTok、Telegram等上看似⼈畜⽆害的视频和图⽚中。
  就我国⽽⾔，则真切地体现在微博、B站、⾖瓣和知乎等年轻⼈聚集的⽹络社区。
  只不过在俄乌冲突中，认知战第⼀次通过与⼤规模战争相结合的⽅式，展⽰出其⼀旦与战场的空天地⼀体的频谱感知能⼒、⼈⼯智能技术的相关算法及其背后的强⼤算⼒有机融合之后的战争、政治效能。
  在Meta、推特、TikTok、Telegram等移动互联⽹应⽤上，通过“深度伪造”“加速主义”等⽅式，蓄意调动⽬标群体的情绪、感性经验和集体⽆意识，释放极端⾔论、制造极端对⽴情绪、绑架民意、操纵舆论，基于移动互联⽹时代媒介认知的认知战，已经可以直接⼲扰相关政府决策，影响战争的形态和进程甚⾄⾛向。
  对于中⽂语境下已经呈现出明确极右翼倾向和诉求的“台独”“港独”以及“奶茶联盟”等各类敌对势⼒，更是要上升到认知战层⾯的战略定位，尤其是相关极右翼敌对势⼒在通过游戏、动漫等新兴⽂娱形态开始向我国渗透的现实语境下，更不能⽤传统的⼀⼑切⽅式看待国内相关⾏业，那⽆疑会将宝贵的认知战阵地拱⼿相让。
  正如今年的政府⼯作报告所指出的，加强和创新互联⽹内容建设，深化⽹络⽣态治理。
  以俄乌冲突及相关各⽅的反应和所谓制裁为参照，我们更应积极⿎励我国移动互联⽹领域的各类新兴⽂娱形态⽣产出更多优秀的数字⽂化产品，⼤⼒培育⾃⼰的移动互联⽹应⽤和平台。
  与此同时，针对近年敌对势⼒以“深度伪造”“加速主义”等⽅式展开的诸如中泰⽹友“骂战”、新疆棉事件等⼀系列认知战，我们既应通过域外执法等法律⼿段，对“台独”“港独”“奶茶联盟”等进⾏各种形式的惩戒、制裁，进⼀步勘定虚拟空间的国家延伸利益疆界，也可为保卫包括虚拟空间在内的相关领域的⽂化、舆论等涉意识形态国家安全问题提供明确的法理依据，为祖国统⼀做好必要的意识形态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