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邻避现象与治理_西二旗餐厨垃圾处理站的个案分析_王心邑
  本文通过对西二旗餐厨垃圾处理站事件的分析，发现邻避设施负外部性的存在和政府决策过程中公众参与的不足，是导致群体性抗议的根本原因，居民的邻避行动则呈现出网络媒体传动、多种渠道表达诉求、专家支持等特点。
  为对邻避现象进行有效治理，达到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和谐，政府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探索综合治理之道。
  邻避效应(NIMBY，NOT IN My Back Yard，即不要建在我家后院)本是环境学术词，指垃圾场、殡仪馆、火葬场等邻避设施，不但对附近居民的生活、心理、荣誉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造成社会生态的不和谐，而且其所体现的利益分配结构的失衡，更会造成公民心理上的隔阂，所以不容易被民众接受，若处理不当，会激发民怨甚至导致抗争活动，这一现象被称为邻避效应1。
  1980年，《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上发表的一篇关于有害废物的文章中，描述了当时美国人对居住区周围堆积的化工垃圾的警觉和反感，首次提到了邻避效应(NIMBY)。
  国外也将这类邻避设施称为“露露”(即地方上排斥的土地使用，Locally unwanted Land use，简称LuLu)2。
  之后，邻避现象开始频繁出现在城市规划学研究中，迪尔(Dear)提出邻避现象是都市冲突的重要影响方面，邻避行动是指社区居民面对社区附近拟建不受欢迎的设施时所采取的策略和行动3。
  一般来说，邻避设施具有下列特性:公共设施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为全社会共享，但负面影响却由邻避设施附近居民来承担;大多数情况下，附近居民若想要消除邻避设施的消极影响，只能通过空间位移的方式远离此类设施;居民对邻避设施的认知与接受程度，与居住地点与设施距离远近有关，距离越远，接受度越高;邻避设施的选址与兴建，不仅涉及到运用专业知识科学论证和评估，而且关系到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权利的表达，专家的专业意见与大众的价值判断常常不一致，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难免发生冲突。
  近年来，北京连续发生反对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的“邻避行动”: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西二旗餐厨垃圾处理站事件等，使本已十分突出的垃圾围城矛盾愈发尖锐。
  本文通过回顾国内外相关理论成果，结合西二旗餐厨垃圾处理站事件的分析，对目前北京市邻避设施选址困境做了初步研究，希望为今后的邻避设施选址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
  国内外理论研究简述
  国外和港台地区学者运用政治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对邻避情节出现的原因进行阐释，并试图寻找到缓解这一现象的途径。
  台湾学者张震东指出，民主的过程被简化为“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会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4。
  陈俊宏认为代议民主制度是邻避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5。
  Ibitayo和Pjawka KD的研究结果同样表明，公共设施选址成功和设施周边居民的参与行为有着比较明显的联系6。
  台湾学者的研究中，不管是主张补偿、冲突管理、还是主张社区主义，共同的核心都是强调通过公民的参与来缓解邻避现象7。
  大陆地区对于邻避现象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主要分散在群体性事件、环境管理、社会治理、城市规划等不同领域之中。
  陈澄认为邻避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现代民主体制的不断完善、市民社会的不断成长、公民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和公共话语空间的不断扩大8。
  陶鹏、童星对我国的邻避型群体性事件进行了划分，并提出了包括风险理性培育机制、第三部门引入机制和风险管理机制在内的“邻避风险治理”框架，以及包括补偿机制、风险消减机制和公民参与机制在内的“邻避事件治理”框架9。
  何艳玲指出对于解决邻避冲突，政府应该保持中立地位，通畅协商对话的渠道，在政治方面要建立吸纳边缘群体的机制10。
  郑卫通过对上海磁悬浮事件的分析，认为邻避设施规划必须回归到理性的公共利益分析与管理上，解决公共利益界定、利益保护和程序这三个关键问题11。
  西二旗餐厨垃圾处理站事件经过
  对餐厨垃圾进行相对集中处理，被视为突破“垃圾围城”之困和阻断“地沟油”产业链的一项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