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中国如何发展生物经济
  我国发展生物经济的相应对策
  点击:791认识国际生物经济发展战略格局及其政策趋势，对于研究制定我国生物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具有借鉴价值与前瞻性意义。
  研究制定促进生物质创新开发与有序循环利用，以及生物基产业融合协调发展的政策，以便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绿色产业体系，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是未来生物经济战略政策研究的重要方向。
  为加快发展生物经济，我国应创新发展理念和生产方式，实施与生物经济相配套的绿色政策;有序开发利用生物质，推进化石资源替代战略;加强国际合作与协同，完善健康医疗体系;倡导绿色消费，鼓励使用生物基产品。
  1. 生物经济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
  从生物经济定义及其领域演变可知，生物经济具有自然、健康、可持续等特质。
  其中，“自然”意指生物基产品即“bio 产品”从自然中来又回到自然中去;“健康”指其食品、营养、医疗、环保等各领域均有益于人的健康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可持续”指生物资源可再生和生物基产品可降解、环境友好并具有正外部性。
  从生物经济领域细分看，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等领域以发挥“自然”功能为主;食品与营养、医疗等领域以“健康”功能为主;大多数领域则具有多种特质的综合功能。
  因此，可从三个层次理解生物经济的可持续特质:生物经济是与可持续资源利用相关的新兴商业领域(business area)，是应对气候变化、资源紧缺等诸多问题的社会战略(societal strategy)，是改变人们思维和提供可持续生活方式的新的经济社会系统(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
  生物经济赋予了当代可持续发展新的内涵，对于新的政策理念的形成具有导向性作用，颠覆了“使用化石资源生产产品”的传统观念，正在开启经济发展新的生物范式(bio-paradigm)。
  2. 生物经济能从本质上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和绿色转型。
  生物经济涉及农业和食品、健康医疗、能源、材料、化工、环保等众多产业。
  生命本质的高度一致性、生物技术的通用性、跨领域的生物质共性为上述产业拓展与融合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与技术可能。
  以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为核心，结合信息技术、纳米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会聚”发展与应用，将从本质上变革上述产业的发展模式，推动生物产业与信息、材料、能源、环保等产业的融合发展。
  届时，生物质产业将掀起一系列绿色化革命，相关产业将被重新定义---定义问题比解决问题的层次更高。
  以农业为例，在生物经济时代下，农业将被重新定义，将发展成为生物经济的“双基础”---农业是生物质的基础，而生物质是生物经济的基础。
  届时，农业将经历第二次绿色革命及其系列亚革命，推动能源农业、健康农业和“互联网 + 农业”等一批新业态乃至新型农业体系的形成，从而实现农业与非农产业的相互融合乃至绿色转型。
  其转型特征包括智慧利用可再生生物资源、低碳、环保、可持续、高品质、新业态、人本化等。
  3. 发展生物经济需要绿色政策的配套与协同。
  生物经济产品多种多样，部分产品类型如生物医药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长远性等特点，大多数产品具有知识密集、可再生、绿色化、可替代等特点，同时具有正外部性、溢出效应及社会公益价值。
  因此，在生物经济产品研发及产业化之初，需要绿色政策的配套与协同。
  配套与协同主要体现三个方面:一是区域协调，即全球不同区域、国家、地区或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技术与资源跨区域协调和优化配置，这是基于生物经济的“全球及地区”特征，如食品、能源等大宗产品应靠近原料产地和消费者，而其他多数产品及服务可在全球市场进行贸易。
  二是化石基产业与生物基产业协调，即两类产业的互补与替代，而这需要政治、科学和经济界之间的协调行动。
  三是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协调。
  17 个 SDGs 中大多数与生物经济直接相关，建立起两者之间的战略对接与协调机制，既有利于 SDGs 的实现，也有利于将发展生物经济倡议纳入多边政策制定过程并在政府间讨论，从而形成基于生物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新共识，促进生物经济战略政策的实施。
  1. 创新发展理念和生产方式，实施与生物经济相配套的绿色政策。
  生物经济既是一种绿色思维方式和发展理念，也是可持续的生产方式，能够改变产品生产方式、回收方式及消费模式，促进化石基产业向生物基产业转型，利于资源和废弃物的“正循环”利用、碳捕获与碳储存及生态环境保护。
  我国即将实现全面小康目标，正在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迫切需要全方位的产业绿色转型与升级，而生物经济能从本质上即从根本上实现众多产业的融合发展和绿色转型。
  要使生物经济所具有的涉及发展理念和生产方式变革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就需要系列绿色政策相配套，包括生物质循环利用研发政策、生物基产品公共采购政策、绿色市场准入政策、生物基产业税收减免政策、CO2 排放税或交易系统，以及与推进绿色消费相关的政策。
  其中，当务之急是配套推进生活垃圾的分类回收及其有机废弃物的循环利用政策。
  2. 有序开发利用生物质，推进化石资源替代战略。
  我国化石资源相对缺乏，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可利用储量不足，且开采成本不断提高。
  更为重要的是，化石资源的开采与利用对环境特别是全球气候变化会造成不利影响。
  因此，有序开发利用可再生生物质(或称生物质的智慧利用)，制定并实施化石资源的生物质替代战略，生产可持续的生物基产品，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前瞻性战略意义。
  实施化石资源替代战略，除需生物技术创新这一关键内在驱动因素外，生物质原料是重要基础和关键的外在驱动条件。
  有序开发利用生物质是指按生物基产品附加值的高低顺序统筹分配各类生物质原料(如脂类、糖类、蛋白质、淀粉、纤维素、木质素等)，即高附加值的产业链在生物质原料分配利用中处于优先位置，以提高生物质总体利用效率。
  从目前情况看，其优先顺序从先到后基本为健康医疗、化学品生产链、其他功能性产品(如生物材料、润滑剂)、供热和发电。
  3. 加强国际合作与协同，完善健康医疗体系。
  2020 年全球范围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给国际健康医疗领域带来巨大挑战，也给生物安全、检测试剂、疫苗与新药研发等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我国应继续加强与各国及世卫组织等机构的合作，在传染病预防、疫情信息、护理手段、疫苗研发、新药创制及公共卫生的全局系统性解决方案等方面和环节加强协同，为完善全球公共卫生及健康医疗体系做出前瞻性与建设性贡献。
  生物经济各领域具有原料及遗传资源、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化石基替代产业、可再生目标等多方面的通用性联系或共同的生物质基础，涉及农业、工业、健康医疗、环境、国家安全等多部门。
  伴随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群体性进展与突破，健康医疗方式可望实现由以治疗为主的“疾病护理模式”转向以预防为主的“预防模式”，即由“有病被动治疗状态”转向“主动参与疾病预防状态”。
  因此，应整合多部门相关职能，成立“生物经济部”一类综合职能机构，组织制定生物经济发展战略政策，以加强国内生物经济的统筹发展及国际合作与协同，并在其统筹生物经济发展的管理职能框架下，进一步完善我国医疗卫生和健康管理体系及生物安全预警机制。
  4. 倡导绿色消费，鼓励使用生物基产品。
  生物基产品生产可从供给侧推动绿色消费，而绿色消费可从需求上拉动生物基产品生产。
  生物经济为绿色消费模式的推行和生物基产品的普遍性推广带来时代机遇。
  以生物塑料为例，其颠覆了传统的塑料概念，使“塑料”和“一次性塑料制品”不再仅指通过化石资源生产的难以降解的产品。
  生物塑料的研发与产业化应用，能为可再生环保塑料的普及，以至作为过渡政策的“限塑令”的终结创造条件，进而为“禁塑令”的全面推行提供可持续的替代方案。
  因此，应积极倡导绿色消费，通过鼓励使用生物基产品的方式，促进生物材料的研发与使用，不断提升生物经济发展的需求拉动力。
  生物经济已从世纪之交的生物基产品“概念”，发展到如今遍及全球的战略、政策与行动。
  生物经济既是一种创新的生产方式，能够提供地区性或全球性的可持续解决方案，也是一种改变经济与社会模式以应对诸如气候变化、COVID-19 疫情等重大问题与全球性挑战的重要战略。
  生物经济既是新兴的综合经济形态，也是可持续的综合平台，更是一种新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可持续发展观。
  总之，生物经济是一项从根本上减少对化石资源依赖的革命，不仅意味着提供生物基产品以实现化石资源战略替代或其系统转变---包括利用可再生资源和将不可再生资源转变为可再生资源两个方面，更主要还体现在应对有关食品、健康医疗、环境等“五大”全球性问题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需求方面。
  生物经济具有绿色、健康、可持续等特质，纵观狩采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等综合经济形态，只有生物经济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五大”全球性问题直接相关并高度契合。
  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拓展与深化，生物经济赋予当代可持续发展以“超越化石资源”的新内涵;作为可持续的综合平台，生物经济以可再生循环的价值链方式，将农业与传统工业部门融合起来，全方位促进农业、健康医疗、生物制造及生物能源、环保及生态服务等领域的绿色发展。
  因此，认识国际生物经济发展战略格局及其政策趋势，对于研究制定我国生物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具有借鉴价值与前瞻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