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第一届工人代表苏维埃：革命的脐带
  在1905年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一件在当时并不起眼的事件却在后来深刻地改变了俄国历史，这就是诉苦委员会的建立。1905年初，为平息工人的不满，沙皇允许工人在圣彼得堡建立一个相互诉苦的委员会，将所有工人不满意的问题收集上来，再由主管人员进行讨论和解决。在争取缩短工时和增加工资的斗争中，印刷工人用来协调罢工的机构就是这个诉苦委员会。不久，工人代表在诉苦委员会的基础上又成立了一个新委员会以吸收更多产业工人的加入——工人代表委员会，即苏维埃。苏维埃是“代表会议”的俄语音译词，它不是革命党的发明，而是俄国工人自发形成的组织。甫一建立，苏维埃就显现出激进的政治倾向。工人们在这里选举代表、策划罢工，大中型企业也派遣代表加入苏维埃。不仅工人组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等左派团体也纷纷加入苏维埃。值得注意的是，布尔什维克对苏维埃持观望态度。时任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的“红色学者”波格丹诺夫认为，苏维埃是布尔什维克的竞争机构，双方的合作前景并不明朗。10月13日，苏维埃第一次代表会议在涅瓦区的理工学院举行。在会上，孟什维克建议所有革命民主派都加入苏维埃，并在全国各大城市设立苏维埃支部，为工人运动提供统一的领导，孟什维克的倡议赢得了在场大部分代表的赞同。这时，列夫·托洛茨基刚刚从芬兰秘密返回圣彼得堡，他的回归极大地推动了新生的苏维埃的发展。返回圣彼得堡的次日，托洛茨基就抵达苏维埃的所在地理工学院，对圣彼得堡的工人斗争和罢工组织进行了深入了解。当时苏维埃已经得到了首都一半的工人——约二十万人的拥护，每家大型企业内部都设立了苏维埃支部。在理工学院，经过民主投票选举，产生了560名苏维埃代表，工人代表们热烈地讨论着各自的想法，无论是在会议厅还是在楼道走廊，到处都是忙碌的工人代表的身影。作为最激进的党，布尔什维克对苏维埃内部党派林立的情况感到担忧，他们向苏维埃提出了自己的加盟条件——由布尔什维克领导苏维埃。在布尔什维克会议上，坐在旁听席的托洛茨基发言说，布尔什维克不应该向苏维埃提出附加条件，也不应该独占苏维埃的领导权，既然苏维埃是工人组织，布尔什维克不妨先加入，利用自己的经验优势引导工人运动，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能够赢得工人代表的信赖。托洛茨基的意见得到了布尔什维克高层的赞同，他们随即加入了苏维埃。10月17日，在俄国人民的压力下，沙皇签署了《十月诏书》，宣布组建两院制议会，由谢尔盖·维特负责组阁。《十月诏书》颁布后，圣彼得堡到处洋溢着革命浪花，市民宛如节日一般聚集在街头，大声诵读诏书，他们相信维特公爵将为俄国带来宪政。理工学院也举行了工人集会，兴高采烈的群众认为革命的胜利指日可待，甚至不需要经过暴力运动即可实现目标。这时，戴着一副圆形近视镜的托洛茨基走上讲台，他告诫群众保持冷静，沙皇政府的让步只是权宜之计，当下秘密警察仍旧盘查工人，近卫军在圣彼得堡周围虎视眈眈，如果沙皇有足够的诚意，就应该特赦遭到流放的革命者，遣散秘密警察、调离近卫兵，否则《十月诏书》就是一场戏剧表演，目的无非是掩人耳目罢了。工人代表的热情被这番发言一扫而空，他们困惑地看着这个神情冷峻的年轻人。工人代表对诏书的条款的确不甚满意，但中产阶级却对这份诏书却很欢迎，农民和士兵则表现出模棱两可的态度。不难发现，不同的社会阶层对国家改革的期许是不同的——中产阶级欢迎立宪改革，工人阶级则希望得到一个没有剥削的民主共和国。工人们想要发动革命，就必须把数量庞大的农民和士兵争取过来，然而工人们空有一腔战斗热情，欠缺实际的斗争经验，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革命党身上。10月，苏维埃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执委会成员包括三名布尔什维克、三名孟什维克和三名社会革命党。托洛茨基作为孟什维克的代表。这是一次奇怪的误会，此前托洛茨基已经退出了孟什维克，他在社会民主工党内担负着一个协调者的角色——缓解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分歧。律师诺萨尔被选为苏维埃执委会主席，这名律师是个无党派人士，常常为工人打官司，赢得了工人代表的信任。尽管诺萨尔担任主席，但这届苏维埃的真正灵魂是托洛茨基——苏维埃的政治纲领和大部分决议都是由托洛茨基起草的。《十月诏书》颁行后，苏维埃的部分代表希望继续罢工，争取更多工时和薪资上的利益。托洛茨基不同意这一点，他认为罢工的高潮已经过去，继续罢工可能招致一系列流血事件，不如积蓄实力，首先为受特列波夫镇压的工人死难者举行葬礼，借这场葬礼举行一次温和的游行。然而，沙皇政府已经做足了反制的准备。特列波夫派遣一批警察和特工埋伏在游行街道附近，并派人洗劫了一些犹太人的工人。10月22日晚上，托洛茨基临时决定取消葬礼和游行，理由是特列波夫的宪兵队已经就位，游行活动不能拿工人的生命当筹码。最终，苏维埃不得不忍气吞声，放弃了葬礼游行。这为苏维埃敲响了警钟，要想自由地表达工人的意志，苏维埃就必须建立一支属于工人的军事力量。人手自然是充足的，年轻的工人也勇于捍卫自己的劳动果实，但苏维埃缺少武器和购买武器的资金，只能用一些火力不强的手枪和金属棍棒来装备赤卫队。随着十月新政的实施，革命民主派为俄国带来了一段短暂的春潮。许多长期流亡国外的革命者如列宁、马尔托夫和查苏利奇陆续回国。当他们看到托洛茨基从青年才俊成长为苏维埃中流砥柱的时候，将会产生怎样的情愫？敬意，欣慰，还是不适？根据社会民主工党早期领导、著名学者卢那察尔斯基的回忆，在听说托洛茨基成为苏维埃负责人以后，列宁的脸色掠过一丝不悦。显然列宁对与托洛茨基的论战难以释怀，他曾如此激赏托洛茨基，然而两人现在却形同陌路。在往日的论战中，托洛茨基称呼列宁为“罗伯斯庇尔”，列宁则嘲讽托洛茨基是“敲不响的破锣”和“空谈家”。回国的革命领导人不仅推动民主派参加国家杜马，还利用开放报禁的机会壮大自身的影响力。增强影响力的最佳方式就是媒体宣传，出色的革命家往往也是办报能手。列宁是其中的佼佼者。11月，列宁与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创办了《新生活报》。列宁负责这份刊物的大部分版面，阐述自己对沙皇改革的思考。其中较为著名的政论作品有《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论党的改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社会主义和宗教》。随着一批批进步青年的加入，布尔什维克越来越受到工人们的欢迎，那么如何建设这样一支年轻的党，如何让这个欣欣向荣的充满活力的党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就成为摆在列宁面前最严峻的问题。在这一系列文章里，列宁提出要保持严格的党性。党性是一个政党为适应日益发展的阶级斗争而产生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党越来越公开地进行活动和宣传，这种经过淬炼的党的价值就体现得越显著，群众借此能判断一个党的倾向和一个党员的修养，以及这个党在俄国革命进程中是否有前途。这不仅要求党员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公开地勇敢地站在人民的利益上，还要保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保持对客观规律的尊重和对人才的尊重，不能把文学事业、科学事业、艺术事业贬低为机器上的螺丝钉，“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带到这一切工作中去，无一例外，以此消灭古老的、半奥勃洛摩夫式的、半商业性的俄国原则——作者写，读者读——的一切基础。”列宁在《新生活报》的撰文受到知识青年的广泛欢迎，这份刊物的单月发行量一度高达8万份。对于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里扮演的角色，列宁认为应当由革命党担任先锋队，让工人的罢工组织服从于党的领导，只有形成整体战略，罢工对沙皇和大资本家才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布尔什维克应该既保持党的独立性——保持党性，又要在具体问题上积极配合苏维埃，积极回应工人代表提出的诉求——政治权益的诉求、工时工薪的诉求，自然而然，工人代表就会把布尔什维克视为自己的领导力量。再次谈起托洛茨基的时候，列宁的不悦情绪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先前那种欣赏，列宁说：“托洛茨基是以卓越和不倦的工作赢得这个地位的。”在列宁锻造自己的党的时候，托洛茨基也在积极宣传革命。托洛茨基拥有出众的演讲才华，无论是在理工学院还是上流舞会都能成为人们的焦点。在一次高官聚会上，军官们刚刚宣誓完对沙皇的忠诚，托洛茨基就登上讲台，恳请军人们服从俄国人民的意志。他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不能没有武器，军人们应当忠于人民而不是沙皇，毋宁将武器交给无产阶级。如此高调的演讲让在场高官瞠目结舌，然而没有人打断托洛茨基的演讲，也没有人像秘密警察告发。为扩大宣传托洛茨基也筹办了几份报纸。他主编的刊物包括苏维埃的机关报《消息报》、激进的自由派刊物《俄罗斯报》和孟什维克的刊物《开端报》。《消息报》的出版最可能带来麻烦，它是苏维埃的官方刊物，早已引起秘密警察的注意，又因为没有足够多的印刷设备，因而印刷刊行最为艰难。《俄罗斯报》起初由托洛茨基的好友帕尔乌斯掌舵，后者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理论合作者。在托洛茨基回国后，帕尔乌斯就让出了主编的职务，这份左翼知识分子的刊物也就变成了革命民主派报纸。《开端报》名义上是孟什维克的刊物，但被托洛茨基改造为布尔什维主义报纸，这让马尔托夫感到不安。但他没有批判托洛茨基，因为托洛茨基为这份刊物找来了空前强大的撰稿者阵容——维克多·阿德勒、奥古斯特·倍倍尔、卡尔·考茨基、罗莎·卢森堡、弗兰茨·梅林和克拉拉·蔡特金。这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在当时的欧洲可谓声名显赫。由于跟普列汉诺夫关系有所缓和，托洛茨基邀请这位俄国社会主义的先驱为《开端报》撰写专栏。一时之间，《开端报》不仅是俄国左派的核心刊物，也成为欧洲共产主义最权威的刊物之一。革命春潮的美好时光转瞬即逝。11月下旬，俄国局势再度趋向保守。工人赤卫队遭到秘密警察的破坏，工人游行也被武装镇压下去。谢尔盖·维特恢复了书报审查制度，显然这位立宪派首相已经闻到了圣彼得堡日益浓烈的革命空气，他对革命民主派的出格举动失去了耐心。不久，维特就将矛头对准圣彼得堡工人的总指挥部——位于涅瓦大街的苏维埃，并派遣军警将苏维埃名誉主席诺萨尔投入监狱。11月底，社会民主工党和社会革命党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孟什维克建议举行罢工和游行，号召民众走上街头。社会革命党认为罢工和游行对沙皇政府失去效力，重提恐怖袭击。一番唇枪舌剑之后，代表们将目光投向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想过武装斗争，但秘密警察已经渗透进工会组织，赤卫队的动向受到严密监视。他认为，如果罢工无法升级为武装起义，就难以撼动沙皇政权。武装起义需要精心筹备，即便不是在武器上准备妥当，也要在战略上有所规划。然而当前的情况不容乐观：革命党拿不出可行的战略计划，工人们没有武器弹药，也没有做好为革命献身的心理准备。面对骁勇善战的哥萨克骑兵，手握冷兵器的赤卫队毫无胜算。他的建议是继续蛰伏，静待时机。不久，《新生活报》遭到查封。列宁面临沙皇政府的通缉，他不得不数次改换地址，与妻子分开居住。在报社查封的当天，军警们集体出动，克鲁普斯卡娅差点被警察逮捕，所幸一名卖报员及时通知她离开。列宁创办的其他刊物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浪潮报》、《前进报》和《回声报》等刊物的出版工作不得不转入地下。12月，列宁前往莫斯科，发出了将莫斯科总罢工升级为武装起义的号召。苏维埃仍然艰难地苟延残喘，尽管它在政治上已经大不如前。苏维埃的领导们一个个遭到抓捕，工人代表们或者返回工厂上班，或者对革命失去了希望。12月3日，沙皇决定彻底解散苏维埃。维特派出一批哥萨克士兵，将理工学院团团围住。在会议厅，许多党团成员携带枪支，准备与哥萨克同归于尽。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托洛茨基宣布：“同志们，不要进行抵抗。我们预先宣布在这里开枪的只有奸细或者警察！”为了不让警察得到枪支，托洛茨基还建议代表们毁掉随身武器。这时，警察冲进会场开始抓人。端坐主席台的托洛茨基示意警察不要打断工人代表的发言。警察懵懵懂懂，居然听从了托洛茨基的命令。当工人代表发言结束后，警察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打断一下。托洛茨基允许这名警察发言，于是警察向全体苏维埃代表宣读了逮捕令。托洛茨基说，他代表苏维埃中央执委会确认收到了沙皇政府的逮捕令。很快，哥萨克士兵也走进会场，开始清点逮捕令上的苏维埃成员。一名苏维埃代表说，沙皇已经撕毁了《十月诏书》，而人民的士兵却在帮助沙皇镇压人民。士兵们面面相觑。军官命令士兵赶紧将代表们带走，生怕这些代表继续煽动他们。托洛茨基在宣布执委会闭幕之后，就被再度流放到西伯利亚。其他苏维埃领导人也被送上了审判席。第一届工人代表苏维埃只存在了50天，如同一颗流星划过夜空。在这50天里，革命者如史诗里的悲剧英雄，在无望中憧憬着革命，经历一场又一场悲剧的洗礼。苏维埃被查封后，莫斯科起义也遭到血腥镇压，冷酷的现实向列宁和他的战友们表明，沙皇的统治诚然千疮百孔，但俄国的政局仍然操控在保守派手里，通往胜利的道路艰辛且漫长。莫斯科起义被镇压后，俄国革命陷入到长时间的低潮期，而伴随着斯托雷平的改革，沙皇俄国的国祚看上去仍会持续很久时间。“也许我们这一代都看不见革命胜利的那天了。”列宁私下感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