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进入21世纪以后，经济全球化高歌勐进，自由贸易大步流星，带来全球经济繁荣、财富激增、民众生活的普遍改善。然而，当前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挑起了与中国等多国的贸易摩擦，且来势汹汹。日前，美国政府悍然宣布对原产于中国的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进口关税。美国副总统又公然恫吓，“将征收更多的关税，数字可能会大幅度增加一倍以上”，并为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强词夺理。美国的倒行逆施令一些人忧心忡忡，担心经济全球化可能走向终结。这个时候，登高望远，拨云见日，继续倡导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加强全球治理，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什么是经济全球化？目前并无统一的说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年5月的报告给出的定义是：“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和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说它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信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说它就是“世界经济的一体化”。
  其实，一部苹果手机的生产就是经济全球化的生动缩影。美国博通的触控芯片、韩国三星的显示屏、日本索尼的图像传感器等，全球200多家供应商的零部件漂洋过海，涌入位于中国内陆的富士康工厂，由“打工妹”“打工仔”的巧手组装完成，再飞往纽约、伦敦、东京、新德里、墨尔本等全球各地的“果粉”手中。
  苹果手机的前世今生展现出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质，就是商品、资本、技术、信息等大规模地跨越疆界流动。没有经济全球化，就没有今天全球市值超万亿美元的“苹果帝国”。
  18世纪中期，蒸汽机的轰鸣声排山倒海，第一次工业革命到来，国际分工产生。英国曼彻斯特棉纺厂加工的已经是来自西印度群岛、南北美洲的棉花。英国棉布成为人类史上的第一个全球化商品。
  19世纪中后期，发电机、内燃机、生产流水线广泛应用，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时代来临。汽车、飞机、电报、电话颠覆了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天涯若比邻”成为现实。工业、商业资本向全球扩张，不同国家的生产、流通、消费环节更紧密地结成一张大网，催生了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浪潮。
  1870—1913年，全球贸易额实现翻番。两次世界大战和大战之间的经济大萧条使经济全球化进程遭受重挫。二战后，各国通过缔结多边条约调整国际经济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三大支柱撑起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各国政府因时而动，制定方便资本、技术、人员等跨境流动的政策，提高了全球市场一体化水平，经济活动深入交织、融合。
  20世纪70年代以后，信息技术革命成为第三次工业和技术革命的核心，彻底改变了传统名人娱乐模式，催生了数字经济等新经济与社会发展形态。人们仿佛生活在一个相互为邻的“地球村”了。
  尽管早期经济全球化伴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与掠夺，带给人类的不都是“糖与蜜”，也有“血与火”，但从客观上看，经济全球化进程极大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比如，财富逐步增长，贸易与投资活跃，绝对贫困人口减少，预期寿命增加。1970—2017年，以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全球GDP总量从不足20万亿美元升至80万亿美元。同期，人均GDP从5185美元升至10634美元。全球贸易额在GDP中的占比由26.72%升至2017年的56.21%。直接投资净流出从130.4亿美元升至1.525万亿美元。1981—2013年，全球贫困人口比例已经由42.3%下降至10.9%。而据世界银行预计，全球85%的人口预期寿命可达60岁，是100年前的两倍。
  目前，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积聚力量，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变化，有力推动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从世界范围看，美国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获益者。从实现工业化，到跻身世界列强，再到成为全球霸权国乃至唯一霸权国，每一步都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密不可分。美国作为第二和第三次技术与工业革命的核心国家，占尽先发优势，获利丰厚。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跃居世界首位。20世纪20年代进入所谓“黄金时代”，十年内经济增长高达42%。工业产值已占全球半壁江山。1924年，美国更掌握了全球约一半黄金储备，国际金融影响力极大提升。冷战结束后，美国GDP总量持续增长。以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1990—2017年，美国GDP总量从9万亿美元升至17万多亿美元。同期，人均GDP从不足3.6万美元增至近5.3万美元。二战后形成的美元霸权，不仅为其带来持续不断的经济利益，也成为美国在需要时转嫁危机的工具。
  几年前，美国还有“拒绝全球化就是拒绝太阳升起”的浪漫说法，而今天美国政界却有人声称，“全球化带给美国千千万万工人的只有贫穷和悲伤”，“完全消灭了我们的中产阶级”，今后“美国主义而不是全球主义将成为我们的信条”。美国一些政客更质疑、批评经济全球化，将其说成是本国产业“空洞化”、工人失业、收入减少的罪魁祸首，污蔑中国“对美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和繁荣构成严峻威胁”。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四处开火，高砌关税壁垒，架空世界贸易组织，挑战自由贸易规则。近日美国副总统在演讲中，一方面“要求北京打破贸易壁垒，履行贸易义务，就像我们一样，全面开放经济”，另一方面自己又大搞保护主义，比如“强化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提高我们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在同一演讲中如此自相矛盾，简直神逻辑！
  美国和中国分别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2017年，两国GDP合计占全球总量的近40%。中美还是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并互为最大贸易伙伴，2017年双边货物贸易额高达5837亿美元。美国在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之间肆意挑起贸易战，本身就是违背自由贸易规则、破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行为。
  美国难道不了解自由贸易的好处，不明白当今世界没有中国参与就没有真正经济全球化的道理吗？非也。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愈演愈烈，殃及全球，酿成国际金融危机。美国政府束手无策，狼狈不堪。七国集团里的“小伙伴们”也是自顾不暇，彷徨无措。这个时候，美国一改居高临下的做派，放下身段，主动找到中国协商，提出召开G20峰会，研讨对策。为什么是G20而不是G7？显然G7已力不从心，而G20中有中国在内的一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G20应运而生，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事实证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为世界经济的恢复做出了卓越贡献。而美国也借助这个平台，快速走上复苏之路。2010—2017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2%。
  然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人一阔脸就变”，过了河就拆桥。乌云压顶时，拉贸易伙伴“同舟共济”，尽享经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之利益；云开雾散时，却反颜相向，手推脚踹，“同舟共挤”，还把破坏自由贸易的脏水泼向他人。美国这种做法的背后无非就是“美国第一”的独霸私心作祟。何为“美国第一”？通俗地说，就是美国在世界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为此，美国会六亲不认，毫不犹豫地用包括贸易在内的任何手段打击对手。无论是冷战时期的对手苏联，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盟友日本，抑或今天的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土耳其等，无一幸免。
  当然，这不是美国第一次“变脸”。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繁盛一时。1923—1929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近4%，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占比已达48.5%。时任总统为柯立芝，史称“柯立芝繁荣”。但是，由于美国部分产品外销不畅，进口商品成为“替罪羊”。1930年，美国实施《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提高了两万多种进口商品税率。平均关税水平由1929年的40.1%升至1932年的59.1%。结果却是美国出口总额从约52亿美元跌至16.5亿美元，拖累全球贸易总额大幅缩水，从360亿美元降至120亿美元。美国经济大萧条加剧，并招致其他国家报复，全球经济、政治危机加深。“而这场世界经济灾难在德国孕育出了希特勒的纳粹统治，在日本则催生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罗斯福实施新政，不得不重归自由贸易之路。这大概是美国不愿提及的一段家丑。
  如今，美国从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一夜之间“变脸”为搅局者，主要原因是它认为当下经济全球化已不能维护其垄断地位和超额利润。
  贸易战没有赢家，也必将殃及池鱼。2017年，大病初愈的全球贸易增长在六年后首次超过经济增长，刚刚扭转颓势。全球主要经济体同步复苏势头也需要稳固。美国政府打着“保护男女劳动者、农民、农场主、企业，以及我们国家自身的利益”的旗号，不顾国际国内绝大多数反对意见，执意违反世贸组织规则，是在逆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而动，其结果会破坏全球产业链的顺畅运转和国际分工体系，给全球贸易带来重大负面影响，最终也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损人不利己。美国的现行做法，正在重蹈上个世纪30年代的覆辙，必定会给全球经济政治安全带来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