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乔耀章: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节流与开源
  在这一时期,党和国家是高度同构的,在这一时期,党通过行政手段,对其所掌握的所有社会 进行配置,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实行全权化管理。
  这种党政一体化、政经一体化、政治一体化、政社一体化的经济模式又被称为"政治的经济"。
  但是,由于回避了市场经济制度,这种通过19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于苏联模式建立的传统公有制在20多年的经济运行中很快暴露了其深层的基因缺陷:生产效率低下,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积极性不高,人民生活困难……
  所有这些都给致力于建设繁荣社会的中国共产党以深刻的思考。
  薄弱的经济基础也使党的面临枯竭。
  对此,我党进行了历史性反思,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决定对传统的公有制经济进行改革,即由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向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但是由于我们缺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首先在如何处理庞大的国有资产方面遇到了挑战。
  许多地区采取了不恰当的资产处理方式,在对大量的国有资产进行压价评估后,出售给个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原经营管理者,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把医院、学校都抛售给个人的错误行为,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在这场国资流失大潮中,又造成了企业倒闭、工人下岗、权力寻租出现等新的社会问题。
  这些加大了国家机关运行的行政成本,也造成了更为 隐性的经济 的流失。
  在对经济 节流的时候,党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的举措,如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手段;建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规范国有企业改制行为,遏止资产流失;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视企业工人利益,在企业改制中不损害他们的合法权益。
  在建立廉价、廉洁政府方面,党在一些地区推行"阳光财政"、政务公开等政策, 降低行政成本,从源头上寻找治理腐败的手段,这些措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首先,政治 的流失来自传统政治管理方式的根本缺陷。
  在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运行多采用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
  马克思认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过渡性国家的政治形式。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则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政权。
  "不受法律约束的政权意味着政治权力将朝什么方向发展
  或者说,无约束的权力是否存在异化的可能
  这个答案已经为国内外众多的事实所证明,此处不必赘述。
  其次,政治 的流失来源于意识形态建设的缓慢。
  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闭锁性,妨碍了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并在一定的时期出现了实践超越于理论的政治行为。
  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非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具有较强的或纯粹理想主义色彩。
  一方面这种理想的社会主义理论脱离了中国国情或实际,缺乏说服人的力量;另一方面,现实的实践又往往脱离作为基本原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造成所谓"信仰危机",从而导致的流失。
  第三, 政治 的流失来源于党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
  长期和平 使得党的一些思想理论建设、制度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出现下滑的趋势,这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中表现得尤其突出,这在相当程度上了导致了一些地方党组织管理的混乱。
  在一些地区,党员长年不过组织生活,不交党费,党员的先进性不能充分体现,并使党在补充年轻党员方面造成困难,在一定时间和地点还表现为党群关系紧张,造成了人民政治信仰的弱化。
  在解决政治 流失的过程中,党采取了一系列的对策和措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针对传统的管理制度尤其是干部选拔制度、人事制度、权力监督制度进行针对性的改革;针对党组织自身建设的存在问题,一方面加大反腐倡廉,一方面支持基层组织建设,在外资、民资、农民工聚集的地方建立支部或流动支部,有效地整合了组织 。
  首先,传统的文化 流失表现文化"大传统"的丧失。
  从文化传统的角度,文化可分为"大传统"与"小传统"两类。
  人类学家一般把由学校或教堂培育出来的、占据社会主流位置的文化形态叫作大传统;把生长和存在于村落共同体的民间文化形态叫作小传统 。
  在改革开放以前,党的的文化 中既有封建传统思想残余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又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改革开放后外来文化的冲击,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基因,在一定层面上形成"文化冲突",并造成了年轻一代民族文化认同的困难,已在一定层面上表现为大传统的流失。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的链条出现断裂。
  长期以来对传统文化的光"破"不"立"的批判手段削弱了传统的文化 。
  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近百年的文化史中,中国传统的文化改造大概可以看作是一个动态的"破"的过程,这种心态在"文革"达到颠峰。
  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链条被无情地断裂,这种断裂往往使我们在寻找传统的文化 中迷失方向,甚至表现为一定程度的数典忘祖。
  第三,文化载体的流失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建国以后,由于党的工作中心往往定位在政治、经济方面,对文化建设重视不够甚至轻视。
  从北京古城的破坏到传统剧种的消亡,传统的文化载体由于得不到保护正在迅速消失。
  同样,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如果失去了中国的文化土壤,也会使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进一步结合或再结合形成困难,反过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面对文化的流失,党在对文化 进行"节流"的过程中,在传统意义的行政手段基础上,伴以市场的运作,如文化政策的制订、"五个一"工程的实施、鼓励各种以 "两为方针"为政治定向的如"中国艺术节"、"民间祭孔"等文化活动的举办,来发展我国的传统文化,并引导传统文化走向现代,走向现代社会主义文化。
  因此,在对社会 的节流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给社会松绑,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取消城市农村的二元管理模式;另一方面也要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鼓励农民进城务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引入现代社会管理制度;还要从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价值中寻找合理因素,为党的长期 寻找有效的 。
  (一 )综合经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 我国政治运行的经济基础初创于19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重构于1978年开始的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的社会主义改革,以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国企改制、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和2004年第四次宪法修正案为标志,已初步形成以"新式公有制"与"新式私有制"为有机共存的综合经济基础。
  综合经济的理论意义在于,它能够解决中国共产党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对 的经济 进行整合所面临的理论难题。
  传统的学术文章多从公有制必须占国民经济主体的视角来体现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不能解决特定地区、特定时间公有制不占主体的经济现实。
  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不同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关注,从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传统理论的困惑。
  而综合经济的理论 则是在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关于社会所有制实现形式的论述,尊重中国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提出的,既关注整体经济模式的社会性质,又关注公有制实现的内在规律。
  在综合经济建设中,中国共产党通过鼓励多种经济发展、股份制改造等政策制定中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多样性,为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提供了鲜活的政治土壤;同时,承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小业主、私营企业主的社会贡献和社会主义性质,并通过修改党章和宪法建议把这些传统政治体制外的人群纳入政治体制内部,从而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也赢得了更广泛的经济 。
  (二)民主法治--中国共产党的政治 (三)文化传承--中国共产党的文化 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 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
  所谓民族争存,底里便是一种文化争存。
  所谓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
  "从文化的视角,党的过程就是通过对文化的传承来寻找文化力量的过程,因此分析这些改造的过程对于整合党的的文化 是十分有意义的。
  第一,对传统的的文化的再挖掘。
  我国是一个具有长期大一统历史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有秦以来,中国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在同一国家共同生活的历史，中央的权威得到高度的尊重,在版图之内,法令的实施是统一而有效的。
  历史上的土地分封制没有给中国带来市场经济的萌芽, 正相反,国家的分裂给人民带来的是无尽的痛苦和灾难。
  因此,国家统一是中国最大的文化内核,在探讨中国共产党 模式的同时,不应该回避这一重要的文化内核。
  另外,在国家的治理中,对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如儒家关于处理统治者与人民关系的"民为贵,君为轻"的阐释,如法家对国家依法治理的"奉法者强则国强, 奉法者弱则国弱"的论断,如道家对于治理原则的"以正治国"的强调等等,都需要作进一步的挖掘和阐释。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伴随着儒道释三教的合流,因此我们更要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的精妙内核中,探索新的文化 。
  第二,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再传播。
  近两千年来,中国大规模的外来的文化传播主要有汉代的佛学传播、明清两代的基督教的传播和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而其中对我们国家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了。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结合缔造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需要的文化基础，也深刻地改造了我们文化传统的内核。
  同时我们认为,针对历史上的前两种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历史还很短暂，应该客观指出的是,这种传播目前仍在进行中,而且已经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效果。
  第三,减少文化误读,学习借鉴人类共同文化成果。
  由于文化距离的客观存在, 在对一种文化进行解读的时候,总不由自主地带上了自己的文化烙印,总会有意或无意地用自身的文化标准去解读异质文化,这就是文化间际理解中的"前判断"或"理解盲点",即文化误读。
  正如冯友兰先生指出的那样,无论我们是否思人生, 是否谈人生,我们都是在人生之中。
  同样的道理,当我们在借鉴西方积极文化成果时,我们也必须认识这种误读的可能性,从而打破文化的自我闭锁,以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并发展各种先进文化,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
  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自大。
  在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对话中,在传统文化与国外各种文化的对话中实现传统文化的发展,在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断开拓党的文化 。
  (四)自治社会--中国共产党的社会 自治社会或社会自治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谈及自治社会时，我们会遇到相应的西方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的一些理念,如非营利部门、非政府组织(NGO)、志愿部门、第三领域、第三部门和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等概念。
  对于这些概念,本文在这里不作区分。
  本文只是试图说明,自治社会不是生来就有的,它只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它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正在登上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并有可能作为党极为重要的 。
  在传统的政治权力格局中，作为政治体制内的重要一员,党在建国前的一段时期内拥有了全部的政治权力,这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其逻辑的合理性。
  因为长期处于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必须掌握包括政治 在内的所有 ,才能确保战争的胜利,保障政权的顺利建立。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建国后，战争时期积累的政治运行体系也在在国家建立后的一段时期也保持了其惯性,甚至是一种深层的思维定势。
  这种权力的集中是以社会长期依附于国家的政治格局而存在的,是以社会自主性的缺失作为代价的,这种缺失曾使我国社会改革付出了较大的成本。
  市场的开放, 社会 的重新整合使得传统的中国社会面临重构。
  不同的社会阶层出现了,社会也开始要求从国家中分离出来。
  而作为非政治中心的城市的出现、农村城市化的进程、网络社会的参与、知识分子对传统社会的改造等,都促成了中国自治社会的形成。
  仅以非政府组织(NGO)为例,首先,在中国,有相当一些没有被民政部注册甚至没有认证的"草根"NGO如地球村、自然之友等,已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 NGO在国际经济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诸如中国打火机协会等在国际贸易反倾销中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此外,《物业管理条例》的颁布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以维权为核心内容的社区自治进程。
  在过去的一年里,以业主委员会为原告,以物业公司为被告的系列民事诉讼时有发生。
  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公民社会自治进程的加快。
  除了NGO外,社团的力量正在得到重视。
  例如2003年底, 出于对民工权益的保护,北京市宣布将促成民工组建工会,根据时间表,2004年底 80%的建筑企业都要建立工会,68万民工将成为工会会员 。
  另外,一些政治价值不同的社团也在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88页。
  3.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
  4.白钢、林广华:《论政治的合法性原理》，《天津社会科学》
  7.乔耀章:《从"政治的经济"转向"经济的政治"邓小平政治思想主要之点初探》,《苏州大学学报(哲社
  12.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
  13.颜烨:《转型中国社会资本的类型及其生成条件与机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5.乔耀章:《重构政府经济基础--对转变政府职能的深度思考》,《
  17.乔耀章:《从治民到官民互治--行政现代化历程分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18.虞云耀:《关键时期的重大战略决策--学习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的体会》,《理论动态》2004年10月10日,
  19.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16页。
  20.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4页。
  21.章敬平:《拐点--决定中国命运的12个月》,
  原载于《浙江社会科学》
  另一篇 [ “邓小平认识到了国家治理不能依靠个人，而要依靠制度，所以他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强调要正确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
  这是邓小平留下的最重...
  ( 【摘要】目前，规模最大的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已经全面启动。
  由于传统上对府际关系研究的偏颇的视角，使得对口援疆很难找到适合的政治学成果为直接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