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尊重自然人的个人信息自决权被认为是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基础，即体现在法律中的知情同意机制。知情同意机制普遍适用于国内外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无论是欧盟的GDPR，抑或是美国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还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关于隐私保护和个人数据跨境流通的指南都将知情同意作为个人信息权束中的基础性权利，我国网络安全法第41条、民法典第1035条对其也都有明确规定。知情同意机制集中体现了前信息时代以个人控制权为核心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建构，是收集个人信息行为合法性的首要基础。在传统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下，个人控制权的实现是个人信息权益制度的核心，强调个人信息范围的有限且可控，个人信息的取得和处理必须征得个人的同意。然而，该原则在当今信息时代日益显示出适用无力之尴尬境地。这不仅表现在个人信息范围扩大，知情同意机制难以适用或者事实无效，“告知——同意”流于形式，而且体现在个人对其信息的控制力减弱，“被遗忘权”应运而生。同时，这还体现在目的限定原则模糊，基于公共利益收集和利用个人信息情形逐渐增多。换言之，类似于刑事司法领域的侦查活动，政府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在利用个人信息时可以不遵守知情同意原则。究其根源就在于，知情同意机制缺乏效益，严重阻滞个人信息的收集与利用。“个人信息的动态性和场景性决定了在不同情形下对个人信息的使用并非一成不变”，对知情同意机制不能作简单化、机械化、概括化理解。@中国法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