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浅谈两宋的朝贡体系
  朝贡，又称进贡，是指一方将财富给予另一方，表示顺从或结盟。《禹贡·疏》载:“贡者，从下献上之称，谓以所出之谷，市其土地所生异物，献其所有，谓之厥贡。”可见，贡赋之物，为一地特产之物，且朝贡是一种不平等关系，是地方臣服于中央统治者，或属国臣服于宗主国的表示。
  朝贡体系与条约体系、殖民体系同为世界主要国际关系模式之一，曾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古代历史当中。中华朝贡体系是最为典型的朝贡体系之一，自公元前3世纪开始，直到19世纪末，各中原王朝通过册封的方式，换取周边属国的拥戴，从而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政治秩序体系。
  两宋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一方面，两宋未能完成大一统的任务，而与辽、西夏、金等民族政权并立。宋朝因军力不济，无法与诸民族政权争强，只得称臣纳贡以求暂时的和平——宋于“澶渊之盟”后向辽朝纳银输绢，于“绍兴和议”后向金国称臣纳贡。宋与辽金的朝贡关系，已呈颠倒之势，变为中原王朝向少数民族政权表示顺从。另一方面，两宋在与海外国家交往时，其朝贡关系又是正向的，宋朝得以在此重新找回“天朝上国”的威严。
  北宋前期，统治者注重朝贡的政治功能，加之以物资换和平的需要，朝贡关系不断扩大。而南宋统治者从实际需要出发，逐渐限制朝贡贸易的规模，朝贡的经济因素有所增长，同时有关朝贡的机构和管理方式也日益完善。
  北宋建国后，通过多次征战，先后灭掉了荆南、后蜀、南汉、南唐和北汉等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的局面。但由于实力所限，北宋未能完成统一天下的壮举，只得与辽、西夏、大理、吐蕃、高昌、龟兹等政权并立。其中，辽和西夏是北宋最强劲的对手。北宋“重文轻武”，又实行“兵将分离”，军力实力不足，不胜和西夏的侵扰，最终形成“宋纳贡，不称臣”的半反向朝贡关系。
  北宋建国后，辽宋之间战争不断，互有胜负，但辽更具优势。辽兵不断的骚扰，令北宋头疼不已。宋景德元年九月，辽圣宗、萧太后率20万大军南下，一直打到黄河北岸的澶州。
  消息传到开封，朝廷惊慌失措。在宰相寇准的坚持下，宋真宗亲征，宋军士气大振，加之辽国大将萧挞览被宋军埋伏的床子弩射死，辽军始有惧意，准备议和撤军。宋真宗正急于议和，双方一拍即合，签订了“澶渊之盟”：
  宋辽两国约为兄弟之国，两国以白沟河为界，宋每年向辽进贡银10万两、绢20万匹，称为“岁币”。
  西夏和北宋也是时和时战。北宋也贯彻以物资换和平的方针，时常赐币、物给西夏以消弭战端。元昊称帝后，两国关系破裂，多次发生大战，宋军败多胜少。后来北宋采取了范仲淹的主张，对西夏实行清野固守的政策。这样，西夏从两国的战争中收获也不大，权衡之后，西夏提出了议和的要求。
  庆历四年，宋、西夏又订了和约：
  元昊不再称帝，为由北宋册封为夏国主，宋每年给西夏“岁币”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
  北宋与辽、西夏建立的朝贡关系，是一种“半反向”的朝贡关系——只纳贡，不称臣。宋向两国输银、绢以换取和平，而宋与辽称兄弟之国，甚至还能略高出西夏一头，说明北宋与这两国在政治上是基本平等的。北宋虽然付出了物资的代价，却没有政治地位的损失，且换来了较长时期的和平，也不失为一种较好的结果。
  而北宋与金的朝贡关系，则是一边倒的完全反向朝贡关系——既纳贡，又称臣。
  辽国衰落后，金兴起。金看到了宋的腐败无能，于是滋长了侵略的野心。金兵大举南下，宋军节节败退。后来，金二次包围开封，掳走了徽钦二帝，这就是“靖康之难”，北宋随即灭亡。金兵撤退后，徽宗第9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继位建立南宋，他就是宋高宗。
  南宋与金也是战争频繁，金兵多次南下，南宋军民也英勇抗击，抗击的最高潮，莫过于岳飞率领的岳家军。岳家军与金作战，接连获胜，但宋高宗却担心岳飞手握重兵，尾大不掉，于是就和秦桧设计害死了岳飞，并解除了大将韩世忠和张俊的兵权，转而与金朝议和。
  南宋与金达成和议，就是所谓的绍兴和议。其主要内容是：
  南宋向金称臣，“世事子孙，谨守臣节”；宋金疆界，东以淮河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宋岁供银25万两，绢25万匹。绍兴和议的达成，意味着金和南宋进入了长期的对峙时期。
  后来，随着完颜亮南侵，宋金之间风云再起。但由于实力相差不大，双方互有胜败。隆兴二年（1164年）宋金双方再次进行和谈，史称隆兴和议。主要条款如下：
  南宋与金世为叔侄之国；南宋给金每年20万两银，20万匹绢。疆界与绍兴和议时相同。
  四十多年后，外戚韩侂胄看到金呈衰落之象，就趁机对金用兵，希望建立不世之功。韩侂胄在军事上做了一些准备，战争开始时收复了一些地方，但不久在金兵的反攻下，宋军大败，损失惨重。以史弥远为首的投降派，趁机搞阴谋活动，杀死韩侂胄并向金人乞和。
  嘉定元年（1208年），宋金重新签订和约如下：
  宋金为伯侄之国；宋朝增加岁币为银30万辆，绢30万匹；疆界与绍兴和议时相同；另付金犒军银300万两。
  此后，南宋进入史明远善权的时代，时间长达25年之久，蒙古军则多次南下攻战，金和南宋都越来越走向衰落。
  南宋与金建立的朝贡关系，则是一种完全反向的朝贡关系。此时南宋不但要给金提供物资，并且政治地位急速下降——先后要向金称臣，或是成为叔侄之国，伯侄之国。但岁币的供应并没有带来长期的和平，只是获得短暂的停战喘息机会。对一向重视君臣父子伦理关系的中原王朝来说，政治地位的丢失，或许是更加屈辱的。在几次和约的签订过程中，南宋要支出的岁币越来越多，政治地位却越来越低，南宋的实力也越来越弱，逐渐失去了和金抗衡的资格，更无法抵抗后起之秀蒙古了。
  两宋无力抵抗强大的辽、金等民族政权，被迫建立了半反向、反向的朝贡关系，以牺牲政治经济利益以换和平。但面对实力不如己的海外国家，北宋又“打肿脸充胖子”，翼图渲染出一个强大的“天朝上国”形象，因此将朝贡的政治意义摆在首位，而忽视朝贡的经济利益——不但对朝贡国的国王加官进爵，对贡物估价酬值，还回赐大量贵重物品。直到南宋，这种“以经济代价换取政治地位”的正向朝贡关系，才有所改变。
  据统计，宋代来华朝贡较多的国家和地区有：高丽41次，交趾45次，占城56次，三佛齐33次，大食40次，于阗34次，龟兹21次。所贡之物主要是本国土特产，如高丽贡金银器、绢、布、马、刀剑、人参、硫磺；交趾、占城、三佛齐等东南亚国家贡象牙、犀角、玳瑁、珍珠、驯象以及各种香料、香木；大食贡玻璃器、水晶、织锦、香料；于阗、龟兹贡骆驼、马、玉器、乳香等。
  北宋初期，朝贡的政治意义极强：广招海外国家朝贡，成了北宋洗刷战争耻辱，粉饰太平，自欺欺人的重要手段。北宋与辽订立“澶渊之盟”后，真宗与大臣演起“天书屡降”的闹剧，举行的“盛大”的祭拜、封禅仪式，试图重树天朝威严，并广招外国前来朝贡，以壮声势。此后，神宗朝、徽宗朝皆曾鼓励海外国家前来朝贡。
  为了吸引海外诸国前来，“三冗两积”愈演愈烈，“重病缠身”的北宋不惜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北宋朝廷对贡物进行估值后，通常回赐高于贡物价值的金、银、钱、丝织品等以偿其值；除了对贡物“估价酬值”外，北宋朝廷还对诸国朝贡使臣滥加赏赐，因此各国使臣纷至沓来，“二圣以来，四夷朝贡曾无虚岁”。这种情况，直到宋真宗末年才开始改变。
  至南宋时期，由于国土面积骤然缩小，而巨额的政府、军费支出却不减反增，南宋朝廷不得不更“现实”，将市舶贸易提到优先发展的道路上，而重名轻利的朝贡贸易则降到次要地位。
  南宋皇帝也不似北宋皇帝那样“好大喜功”，不但不主动招徕海外国家朝贡，还向本就风雨飘摇，大不如前的朝贡关系上泼冷水，以求进一步压缩朝贡规模，节省政府财政支出。对此，南宋采取了诸多方法：拒收贡物，或有所选择地接受贡物，如乾道三年(1167)，只收受占城贡物的10%。淳熙四年(1177)安南朝贡时，收其贡物的30%（所受贡物减少，回赐也相应减少，南宋即可节省支出）；限制贡使进京，令其就地移交货物（减少路费）；有时干脆耍起“无赖”，关闭朝贡大门。
  凡此种种，皆表明南宋朝廷已经逐渐放弃“以经济代价换取政治地位”的政策。由于“囊中羞涩”，且屡受金的“政治羞辱”，南宋已无力也无法继续粉饰太平，自欺欺人了。于是，在南宋中后期，诸海外国家与南宋的正向朝贡关系，因南宋的单方面“毁约”而逐渐走向萧条。
  两宋与辽夏金的朝贡关系，只是一种“自助式”买卖，拿钱走人，无可书之处。而两宋与海外国家的朝贡关系，则作为一种政治关系，体现出明显的政治意义，也就不免带有极强的仪式感，并发展形成一套完整的朝贡流程和礼仪。
  海外国家遣使朝贡前，一般都要准备一个说明来意的表章，称为“上表”。后来这一不成文的规定制度化，北宋朝廷规定贡使必须携带表章，方许进京。
  诸国贡使抵达宋朝境内后，由当地的行政长官负责接待，并将相关信息上报朝廷，“录其国号、人数、姓名、年甲及所赍之物名数，申尚书礼部鸿胪寺”。然后，派官员护送贡使至京城，贡使往返沿途的供应由所经地区负担，还要记录并上报。
  各国贡使抵京后，需要完成一套繁琐的朝贡礼仪，包括：呈递本国表章，移交贡物，觐见皇帝，参加庆典活动和宴会，代表本国国王接受宋廷封赏和官方文书等。可以说是职责繁重，马不停蹄。
  宋朝中央主管朝贡事务的机构主要有鸿胪寺、礼部主客司、客省、四方馆等。鸿胪寺负责的主要职责是:主持对朝贡国的封册、赏赐仪式、确定对四夷贡使的接待规格、验收贡物、款待贡使等。礼部主客司除礼宾事宜外，还负责记载、图绘朝贡国的风俗民情。客省“掌国信使见辞宴赐，及四方进奉、四夷朝觐贡献之仪，受其币而宾礼之，掌其饔饩饮食，还则颁诏书，授以赐予”。四方馆负责安排郊祭、朝会时贡使的位次以及礼物进奉等。
  朝贡关系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但以政治和经济意义为主。两宋处于特殊时期，又有不同形式的朝贡关系。两宋与辽夏金的朝贡关系，是半反向或完全反向的。这种朝贡关系，由于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是主要得利者，对两宋的好处微乎其微，只能称得上是“花钱买和平”。
  而两宋与海外国家的朝贡关系，则是正向的，其政治经济意义，颇有可探究之处。
  宋朝在政治上对朝贡国国王、贡使予以册封，接受宋朝封号的有高丽、三佛齐、交趾、占城、真腊、注辇、于阗等国的国王，宋朝还授予各国贡使“归德将军”、“怀化将军”等虚衔。其政治意义，在于明确海外诸国对宋朝的臣属关系，有时也是宋朝粉饰太平的重要工具。
  在经济上，北宋除对贡物“估价酬值”外，还常对朝贡国国王、贡使进行额外赏赐。但后来南宋面临严峻形势，南宋朝廷想法设法限制朝贡，朝贡贸易逐渐衰微，市舶贸易成为后起之秀。
  这就可以看出，北宋前期，朝贡关系中的政治意义明显大于经济意义，甚至不惜牺牲经济利益以建立政治关系，经济意义服从于政治意义。但南宋时期，由于政府财政危机，国家形势严峻，加之南宋在诸国中的政治地位不断滑坡，南宋也就“破罐子破摔”，选择牺牲朝贡的政治意义，而减少朝贡的经济损耗。后来，干脆发展利益更大的市舶贸易。此时，又是政治意义让位于经济意义了。
  朝贡关系，古已有之。两宋未能统一全国，而与诸民族政权并立。其朝贡关系也格外复杂，既包括与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半反向、反向朝贡关系，又包括与海外诸国的正向朝贡关系。
  对与少数民族政权建立的朝贡关系，两宋“花钱买和平”，但岁币越交越多，作用却越来越小，宋朝的政治地位也不断滑坡，数额重大的岁币对本就不富裕的宋朝成了沉重的负担。“花钱买和平”未尝不可，可宋朝在和平期间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也无怪后来频繁挨打。
  对与海外诸国建立的朝贡关系，北宋前期注重朝贡的政治意义，导致了中外朝贡关系的发展。南宋之世，皇帝立足实际，逐渐限制朝贡的规模，朝贡的经济意义成为首要因素。
  与此同时，朝贡的制度性建设也不断完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流程和礼仪，并由专业机构管理。朝贡流程、礼仪的完善，也标志着朝贡关系的发展与成熟。（共4833字）
  参考文献: 《宋史》《文献通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