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一位大思想家对历史的深刻反思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部具有“资治”意义的史论巨著是不可不读的，这两部书都是通过历史去研究政治得失和政治谋略的具有真知灼见的论著，是“以古为鉴”的具有价值的史书，一部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另一部是王夫子的《读通鉴论》。
  《资治通鉴》虽说是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历来也被认为是杰出史书，而实际上，它更是一部政治谋略书，作者记述历史，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供统治者借鉴的，着重点是在治国理政方面，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宋神宗才会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为《资治通鉴》，统治者所关注的是，此书能以历史得失为鉴诫而改善统治方略。历来，睿智的学者都能看出《资治通鉴》是政治谋略书，对其评价也很高，比如，宋末元初的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而《读通鉴论》是王夫之借引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史实系统而深刻地评论秦至五代之间重要历史事实的史论著作，是王夫子晚年最重要的论著。中国当代一些著名史学家对《读通鉴论》十分重视，比如，葛兆光先生曾经专门对此书写过评述文章，而著名的文化史家冯天瑜先生更是十分重视《读通鉴论》，他说他一直把《读通鉴论》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放在枕边，经常阅读。《读通鉴论》确实是一部值得特别重视的史论著作，说它是政治谋略书也不为过，因为书中通过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论，蕴含着丰富的谋略思想。
  王船山
  首先，《读通鉴论》之所以倍受史学专家和政治学家们的重视，是有重要原因的：
  第一，《读通鉴论》的作者王夫之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和哲学家，就其思想的深刻性和系统性而言，在明代可以王阳明等相媲美，在中国古代哲学家和思想家中也是非常杰出的，是中国古代少有的思想大师之一。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其实，他的学术思想，即便是与董仲舒、朱熹等历史上的大学术家相比，也是毫无逊色的。王夫之著有《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尚书引义》《庄子解》《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七十自定稿》等重要著作。章太炎曾赞王夫之曰：“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参看张岱年《大儒列传·王夫之》）他还说：“船山学说为民族光复之源，近代倡义诸公，皆闻风而起者，水源木本，瑞在于斯。”显而易见，王夫之这样一位大思想家来写历史论著，其深刻性是倍受学者们关注，也为政治家们所兴趣。如曾国藩就对《读通鉴论》极为赞赏。
  第二，《读通鉴论》是王夫之的晚年的著作，也是他在史论方面最为系统的代表作。王夫之研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时不是像一般学者或史学家那样仅仅从历史学的学术方面去研读，也不是像了解历史事实那样仅仅从史实方面去阅读，而是结合明末清初现实的社会政治状况来探索，他关注的历史事实背后的变化原因和成败得失的经验。所以，其他研读历史表现了深刻的见解，他对历史事实的评论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
  第三，《读通鉴论》是一位经历过重大历史事件的失败教训的思想家对历史上治乱兴衰原因的探索和分析，是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的精彩总结。作为明王朝败亡严酷现实的经历者，王夫之是带着深刻而惨痛的沉思来对历史上治乱兴衰作了探索和研究的，而他对历史的评述尤其深刻，其见解的睿智是一般的史学家所难以比拟的。他读的是《资治通鉴》，而他根据历史的事实而论述，并常常对重大的历史事件有感而发，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他深刻地阐述自己独立见解，他对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的分子表现了难得的真知灼见。《读通鉴论》是一本十分难得的史论著作，而不是一般的历史书。最令人感到震撼的是，《读通鉴论》表现了一位具有非常深刻见解的史学家对于历史发展过程的沉思，而从其沉思中，读者隐约能感受到作者对于明清之际那严酷历史的严肃而沉痛地审视，作者的心情是矛盾和痛苦的，一方面，他看到了历史事件背后的发展规律，感到有些豁然，然而，他又感叹明王朝败亡的可惜，这使得他进入了一种极为深刻的反思之中。
  《读通鉴论》
  其次，《读通鉴论》表现了很深刻的历史观。
  《读通鉴论》有六十多万字，在三十卷的长篇叙述中，作者对每一个朝代的历史进行阐述和评论，作者带着深沉的情感去创作，所以，每卷卷内不分标题，这更能使叙述一气呵成，而每一卷的卷末都附有《叙论》，表达其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作者在述评历史的过程中阐述他的历史观点。在描述出巧妙的引申出具有独特见解的评论，让读者感到信服和敬佩。在他的叙述和评论中，能感受到他对明王朝灭亡的惋惜，同时又表现出他对明王朝腐败政治的憎恨。作者在述说历史和评论历史事件的过程中总结历朝历代的政治经验，一方面是评论总结历史，另一方面又阐述了他对于治政策略的主张，在以史为鉴中阐述创新的见解。作者阐述、评论的是历史，但他一反原本的“道统论”观点，以务实的历史观来批判务虚的理学家的实学关，同时，他在论史的同时，阐明了其睿智的政治策略。他的史论观点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的意义。
  第一，在王夫之看来，历史在发展的过程中是不断更新和进步的。
  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承继了儒家学说，推崇“三代盛世”，崇尚“仁学”，力图召唤“礼乐”文化来为理学服务，而王夫之明确指出，唐虞以前完全处于未开化的野蛮状态，古三代“暴君横取”，在社会处于蒙昧状态时，不可能有比后世更优秀的政治文化，所以，他主张“趋时更新”，认为“事随势迁而法必变”，变是根本性的，复归是一种倒退，“三代盛世”是不值得推崇的。王夫之很巧妙地把国家的治乱兴衰与人的生死存亡相比拟，他认为历史上的治乱和人的生死一样，都是有“理”的，有不可抗拒的规律的：“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违生之理，浅者以病，深者以死。人不自知而自取之，而自昧之……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已矣。”（《读通鉴论》卷二十四）治乱存亡之“理”是一种不可违抗的趋势，不是理学家的“天理”，而是历史事实变化趋势之“理”，只有“趋时更新”，随势而变，才能积累优势，健康发展。
  第二，王夫之认为，历史上朝代的更替和国家的成败都是有“理”可循的。
  王夫之认为，成败存亡皆有其历史的原因，对于后世国家来说，要积极从历史中去吸取经验教训，客观、深入地总结历史经验，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求治之资”。王夫之经历过明朝灭亡的惨痛教训，这种教训时刻在提醒他努力地去总结历史上的成败经验，使他更迫切地想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来寻找治国安民的治理良策。仔细说，其一，王夫之清醒地认识到，明朝灭亡，被清王朝所取代，并非清朝的政治力量有多强大，而主要是明王朝自己造成的，明是自家先败的。王夫之说：“夷狄之蹂中国，非夷狄之有余力，亦非必有固获之心，中国致之耳。”（卷二十一）其二，王夫之批判了历史上腐败王朝的种种弊病，其实也是在抨击明王朝失败的原因，比如，君王与大臣们私敛钱财，大肆挥霍；再如，君王贪功自矜、滥杀忠良，让忠诚良将完全失去了信心，彻底丧失了治国治政的热情；还有，权臣拥兵自重，拼命揽权，奸臣败坏纲纪，蛀蚀国家；此外，士人空谈成风，邪说日盛；另，无法商贾乘机搜刮国资民财，中饱私囊；最后，叛臣与敌勾结，为己谋利，屈膝求降，招敌入境等等。王夫之通过评述历史，揭露了各朝代高官互相倾轧、勾心斗角等的事例，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去分析历史上失败的教训。他的过人之处在于，看出了导致这些政治失败和社会弊病背后的原因，看到了成败是有“理”的，而这个“理”就是社会政治制度没有能顺应现实的发展趋势而作相应改变，他认识到，“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不变，则亡。（参看《读通鉴论》卷五）
  作为深刻的思想家，王夫之显然比在他之前的一般史学家更高明，他能够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去看问题，他还分析了各朝代的成功的原因，比如，在他看来，秦始皇改郡县制的成功是“势相激而理随以易”（《读通鉴论》卷一），郡县制是随势而成。再如，唐王朝前期顺应了历史趋势，“天下帖然受治”（《读通鉴论》卷二十）。王夫之通过对历史过程的分析，他得出了一个具有历史哲学意义的结论：“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读通鉴论》卷一）也就是说，只有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才是合理的。王夫之的这种“理势合一”“理因乎势”的历史观在当时是很有其新颖性和深刻性的。
  王夫之的这种观点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的著名论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在黑格尔看来，“现实的”不等于“现存的”，“现存的”只有当它是顺应了客观的发展趋势时，它的继续存在才是“现实的”，因而才是合理的；而如果“现存的”已经违背了客观的发展趋势，则它的继续存在就不是“现实的”了，因而也不是合理的，只有它的不存在，它的被更新，被取代，才是“现实的”，才是合理的。这能启发我们去理解王夫之的“理因乎势”，“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
  王船山故居介绍
  再次，王夫之以“理因乎势”的史学观来批判封建社会盛行的所谓“正统论”。
  以“理因乎势”历史观来审视历史，王夫之批判了封建史学中长期盛行的“正统论”。先秦儒家，经由孟子的发挥，再经过唐时韩愈的推崇，以及后来宋明理学家们的大肆宣传，儒家的“道统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封建君王的继位普遍被认为必须符合“道统”，忠孝标准成了评判历史发展的基本标准，政治伦理化，“三纲五常”不仅是伦理原则，同时也成了政治准则。对此，王夫之是非常不赞同的，他要坚持他的历史观，自然也就很严正地“正统论”作为批判的主要论题，他说：“统者，合而不离，续而不绝之谓也。”这即是说，“统”不是统一于“道统”的，而是要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只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才是正统，是合理性的政治延续。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只有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处于良性的运行中，长治久安，和谐发展，才是合理的。
  以王夫之的历史观来分析，一个国家如果能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其政权就能够持续，而这个政权的建立，无论是采用什么方式获得的，或和平取代，或武力夺取，只要是顺应了大势，能使国家“合而不离，续而不绝”，它就是正统的，就是合理的。掌权，只看是否合理，而不看是哪一家的天下，无论掌权者是姓刘，姓李，姓赵，或姓朱，能顺应趋势，便是合理的。显然，王夫之在明王朝灭亡不久，能提出“理因乎势”这样的史学观，是富有胆识，也是非常睿智的。
  王夫之在他的忆想中，大明王朝也曾经兴盛和辉煌过：“财足自亿也，兵足自强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休养厉精，士佻粟积，取威万方。濯秦愚，刷宋耻，此足以保延千祀，博衣弁带，仁育义植之士甿，足以固其族而无忧矣。”（《叙论一》）可是，很快的，明王朝就走向衰亡了，在王夫之看来，明王朝衰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以一人疑天下”“以天下私一人”。这样的结论是非常大胆的，他说：“以天下论者，必遁天下之公。天下非夷狄盗逆之所可尸，抑非一姓之私也。”（《叙论一》）。在明亡之后，王夫之终于敢大胆讲出他深思的结论：明王朝其实不是朱家的天下，不是“一姓之私”，而是“必遁天下之公”。对此，让我们惊奇地发现，王夫之的观点与黄宗羲观点非常相近：专制制度是以天下为一己之物，是该大力批判的。王夫之与黄宗羲可谓是学术研究上的殊途同归，王夫之通过对历朝历代的失败教训来得到结论，而黄宗羲却是从明代的现实状况去作思想分析而得出结论的。其实，应该看到，这种见解是很可贵的，是对宋元以来政治“道统论”观念的大胆而深刻的批判，宋元以来那种天下一家一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统”观念，在明亡后已经引起了一些明智的思想家的质疑，更是受到了黄宗羲、王夫之的尖锐批判，如黄宗羲就喊出了振人发溃声音：“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王夫之从历史发展趋势上来阐明“理因乎势”的历史观，可以看成是黄宗羲观点的注解，也是对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深刻抨击。
  当然，应该看到，王夫之虽然坚持“理因乎势”历史观，也喊出了“以天下私一人”的观点，但他在具体论述时，也仍然没有能果断放弃王权至上的思想，他仍然坚持“天子之治，统于天子者也”的观点，这使得他的历史观有必可避免的保守性。在他看来，治理天下的还是依靠是有“厚德”的天子，他反对异端思想，指斥李贽等的反叛精神，王夫之的历史观，是开明观念和保守观念的混合，反映了理学和实学过度时期的史学观。
  《读通鉴论》不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还珍藏着富有启发性的政治智慧，王夫之之后的不少重要历史人物，对王夫之的思想和著作非常青睐，比如，据史实记载，曾国藩对王夫之非常重视，他深受王夫之的影响，曾反复阅读《读通鉴论》。曾国藩一边打仗一边校读《读通鉴论》，并在攻下天京城之后，亲自主持刻印了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梁启超曾说：“清初诸师皆治史学，欲以为经世之用。王夫之长于史论，其读通鉴论、宋论皆有特识。”有人在评述毛泽东主席的读书生活时曾记载，毛泽东主席曾反复阅读、多次评点过《读通鉴论》，他对王船山的经典评价是：“西方有一个黑格尔，东方有一个王船山。”（参看王立新《天地大儒王船山》）我们知道，黑格尔著有《历史哲学》，而王夫之编著了《读通鉴论》，毛主席的说的是很深刻的，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