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文明的估价与开新：经今古文之争与近代学术嬗变
  民国新旧史学各路通人详论“史法”，考辨“事”、“制”，均殊途同归，其分殊洽在“史学”之“义”，由此则牵涉出“汉宋之争”与“今古之争”在民国的演变。
  胡适、顾颉刚倡导整理国故和古史辨运动，力图以严肃的学术运动参与和支持反孔非儒的新思潮，解构儒学意识形态最有效的三条途径：一是大力输入西方哲学；二是恢复儒学在历史上的原形；三是恢复非儒学派的历史地位。
  钱玄同一直期待胡适等学人“仿泰西新法，独出心裁的新国故党”，“必大有造于国故界”。民初国学论战之时，张煊认为“在世界学术方面观之，与其得一抄拾欧化之人，毋宁得一整理国故之人。
  宋育仁批评胡适所引领的整理国故运动仅在史料中盘旋，文化应该以经学为中心，胡适所倡导的新文化史仅是开局纂书的办法，充其量仅是完成一部《续文献通考》的后案。
  各国自有其历史文化，中西文化精神根本不同，不要对任何一方随便抹杀。
  明堂为议政之宫，不得视之代议制。
  在此先不厌其烦的引述张尔田与王国维讨论经今古文治学的分别，两相类比：
  兄论《公羊》三统三世，树义精确，可谓不随俗儒耳食之谈。
  刘咸炘从文史校雠的视角，提出：“书籍虽多，不外子史两种。
  民国学界继承与超越今古文学的方式、旨趣存在内外之别。
  不过古文派所长底客观的近于归纳法的治学方法，却也是不能一笔抹杀的。”现代学术在分科的学术体制中标举科学实证主义，逐步演变为纯粹的实证知识之学，难免以现代意识的价值标准去审视、评判历史文化，丧失了在传统、现代与未来之间建立有机关联性的能力，既无法整体回应时代的困局，又难以为文化重建与文明走向提供有效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