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大学在高等教育史上，是一种后起的教育团体和制度。在大学诞生之前，其他类型的高等教育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大学无疑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但大学之前的高等教育制度首先发源于欧洲以外的地区。在大学之前的高等教育出现直到大学的兴起及其现代发展的全部历史之中，人文学科及其古代形式的人文学术一直是其主要部分和基本特征。人文学术构成了古典高等教育的最主要的内容，欧洲人复兴以人文学科为主的古典学术和文化要求和行动直接导致了大学的兴起，而现代大学制度不仅发韧于十八-十九世纪的新人文主义，其原则也直接建立在理性主义和新人文主义的精神之上。
  另一方面，人文学科的学术性质决定了人文学科向来就是一种团体性的活动，人文学科的存在有赖于人们之间的交流。没有这种交流，亦即没有彼此之间的传达、讨论、辨难和批判，人文学科就缺乏存在的理由，也根本谈不上发展，因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一起有别于自然科学，它们以人和社会为研究对象，从而具有历史和价值的特点；然而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又不同，它并不在于求得对社会的一般规律或类型的认识，而在于理解和揭示个体与社会的独特性质以及关于这些独特性质的评价。人文学科的特点就在于以依据一切既有的知识而以独特的态度和方法对人和社会做出自己的分析和评价。毫无疑问，在人文学科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术领域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区别开来之前，人文学术并无这样明确的学科规定，实际上它在自己的母腹中包含着后来独立的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早期形态和萌芽。不过，这一点并没有影响到人文学科的团体性质，而是共同促进了这种性质。我们看到，正是这种团体性质促进了学术，无论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无一可以离开这种团体的条件。从所有这些学科的发展与大学发展的关联这一方面来看，正是大学的发展，大学的现代化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快速发展。因此，学派，学术团体，学院和书院，大学等等，又是人文科学赖以存在、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物质条件。
  文献记载，在中国，“五帝”时代，“大学”一词已经用来指称较高等级的学校，但中国的现代大学是到了十九世纪末才正式出现的。在这之前，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存在着较为发达的高等教育体系，分为官学和私学两个系统，官学由政府设立，而私学则由民间举办。官学有太学、国子学、国子监和专科的馆院等等，这些学校主要教授和研习我们今天称为人文学科的经典、历史和道德方面的内容，但同时也设有专科教育，如医学、律学、算学、书学等。中国的私学向来比官学发达,因为私学不仅比官学普及，而且更持久，受朝代更替或其他政治变动的影响要小得多。宋代书院的出现意谓中国民间高等学校的诞生。在这之前，虽然存在着与官学相应的私立的高等学校，但尚未形成明确的形式。民间高等学校所教授的内容更注重经典、历史、文学、道德等方面知识，而其教育则更注重研习这些知识的方式。蔡元培将中国传统社会的学科概括为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四种，所以从内容上来说，基本上属于今天所谓的人文学科的领域。
  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有两个基本的目的，即进行伦理道德和历史文学教育，培养国家的官吏；这两者在那个时代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不过，历史、文学和政事三者的内容原是非常宽泛的。在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私学比官学更有利达到这两个目的，因为科举制这种国家考试制度对私学产生了积极而关键的作用。宋代兴起的民间书院从目的、管理制度和学术活动来说，相对地独立于这两个目的，而以研究、讨论和讲学为要务，可以说是一种古代的研究生院。书院具有较多的学术自由，较多的自治权力，更加偏重于学术修养和个人的修养，而并不以培养官僚为务，即不以科举为鹄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传统的书院是一个以人文学术的教学和研究为要务的自治学术团体。人文学术的崇高价值和社会地位，是传统书院发展一千多年的主要根据和动力。它也是现代中国大学人文精神的来源之一。
  在大学诞生之前，世界上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出现在欧洲以外的地方。比如，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80-前1085）的一些寺庙开始从事高深学术的研究和高深专业人才的培养，如海立欧普大寺（Helioplis），即日神大寺。犹太的摩西，古希腊政治家梭伦，古希腊哲学家泰利斯和柏拉图都曾来此地游学。西方世界的高等教育实体诞生于古希腊。最早的也是最着名的一个就是哲学家柏拉图于公元前387年在雅典创办的学园（Academy）。这个学园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现代大学的基本功能，这就是传授知识，进行学术研究，为统治者提供政治咨询和培养政治的、文化的等方面的精英人材。教师和学生在这里以极其自由的问答方式一起研究和学习从哲学、数学到物理学和天文学诸方面的学问，而这些研究至少在柏拉图时代都是围绕着理念论尤其善的理念而展开的。古希腊以后出现的学园如吕克昂，雅典学园，古罗马时期的修辞学校和法律学校，以及拜占庭时期的君士坦丁学校等等，相对而言更加偏重人文学科，比如君士坦丁学校的主要课程就是哲学、法律、修辞、七艺以及希腊文、拉丁文等，而人文学科的本意就是指以希腊文、拉丁文为基础的修辞学、逻辑学和天文学等学科。与大学相比，以上这些高等教育实体更具学者自由结合的性质，追求哲学理念和崇高价值是这类学园的基本目的和精神，尽管具体技艺的教授和训练也在它们的目的之内，但远远不如今天某些大学那样明确和直接地强调职业教育。
  如所周知，人文主义这个术语是十九世纪才创造出来的，它来源于十五世纪的人文学科一词，因此也与人文主义者（humanista），即研究人文学科的教师和学生一词具有直接的关系。西方学者一般用人文主义来指欧洲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提倡人性和人的爱，而反对以神为中心的宗教神学及其禁欲主义的思潮。但是，在人文主义者这个词产生的那个时代，它实际上主要是指那些掌握了人文学科五个科目的技艺的人，这五个科目是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对人性的重视和道德的关注一方面固然是与这种学科的内在意蕴有关的，另一方面也直接发源于他们与神学家的争论。人文主义一词在十九世纪创造出来时为人所赋予的那种强烈的反宗教神学的倾向，在人文主义者这个词诞生的时期是无法在人文主义者身上找到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着手来讨论读者读到本节的题目时可能已欲质询的问题了：既然欧洲最早的大学是在十二世纪出现的，那么它与人文主义又有什么关系呢？正如人文主义作为一个运动，一种思潮，自有一个发展过程一样，人文学科的形成，人文主义者的出现也有一个过程，需要某些社会的、文化的和学科本身的一系列的条件。这些条件在欧洲初期大学萌芽时就已经存在，并且正在汇聚而成为一种新的潮流过程中。欧洲，首先是意大利，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出自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开始的中世纪。由于封建制度的建立，经济复苏，城市又恢复了活力，知识以及知识的研究也开始从修道院扩散出来了，成为民间的活动。一些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的教会人士不仅在不同的教会学校之间流动，而且也聚合了一些较为固定的同道，拥有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他们在一起探讨哲学，神学，拜占庭的希腊学术，修辞学等问题。于是，他们慢慢就形成了自发的学术团体。这种学术团体从研究和教学的形式上来看，非常接近古希腊的学园。但是，当时在意大利的通行的行会制度为这类团体走向大学提供了组织和法律的形式。这些由师生组成的自发的学术团体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便效法当时手工业者行会的形式，组成了自己的学术行会。一般认为，拉丁文大学“universitas”一词当时是指“行会”——当然是一种学术行会。
  美国教授、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研究专家克利斯认为：“要在经院哲学和神学的传统中发现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中世纪前提是不可能的，相反，却应在处于中世纪文明习惯画面的边缘位置上其他三个传统中去找到它们。这三个传统是：意大利的实用修辞学、法国的语法和诗歌以及拜占庭的希腊学术。”对于实用的人文技艺而非神学教条的兴趣和研究，正是人文主义的渊薮，而效仿古典艺术，尤其是古希腊的造型艺术，吟唱拉丁诗歌而体会其中对于生活和人生之乐的坦然享受，同样也是人文主义的发微。那些“学术行会”就是在人们对这些人文技艺的热爱和关切中形成的，而这种关注和学术行会一起又孕育了大学。大学的诞生又反过来为这种关切，这种原本自发而不成型的学术活动提供了一种制度，一种使研究、讲授和学习得以持久的场所和团体。
  牛津大学今天依然实行的学院制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留了那种学术团体的原始形式，一群志向相同、趣味相投的师生吃住在一起，学生都有相对固定的导师；他们彼此相互讨论、交流、辩论，从而提高各自的修养；导师不仅是知识的先进，而且也是生活的榜样。
  我们也可以从一个更加宽阔的视野来考察大学的诞生与人文主义的关系。人们一般认为欧洲最早的大学是意大利的萨莱诺（Salerno）大学和波洛尼亚（Bologna）大学。其中萨莱诺大学的前身是一所医学学校，这里不仅汇聚了许多医术高超的医生，而且还有专门从事古希腊和阿拉伯医学着作研究并将其译为拉丁文的学者。它不仅发展成为欧洲最早的医科大学，而且也是“希腊、罗马、阿拉伯和犹太文化的聚集所”。就此所大学而言，人们可以看到三方面人文主义的因素，第一，它研究和教授的是实用的技艺，第二，它以研究和复兴古典的学术为基础，第三，它是一个世俗的、世界性的学校。波洛尼亚大学的前身是一所法律学校，以研究古代罗马法而着称。法国的巴黎大学虽然从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学校发展而来，且以神学为主科，但也与上述两所大学一样，以七艺为基础教育。
  人们从中世纪的宗教专制和蛮荒中恢复过来而注重现实生活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原本教会的学者转而关注当时社会生活中介于实际生活的手艺与神学之间的那些技艺及其理论问题，并且将这些技艺与古典学术的研究与复兴结合起来。原来在修道院里面所做的学问，从属于教堂和教会的教学，既不关心此类问题，也无法深入这些研究。大学就是因应这样一种时势和潮流而产生的。但是，在十二世纪时，这些思想和倾向还在酝酿之中，不过这些早期人文主义者是先知其春江水暖的一群，这在另一方面也说明大学原来是走在历史潮流前头的，而这也正是人文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般而言，大学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大学的诞生到洪堡提出现代大学基本原则之前，亦即从最早的几所大学，如意大利的萨莱诺（Salerno）大学（约11世纪）和波洛尼亚（Bologna）大学（1158年）、巴黎大学（1180年）形成和建立，直到1810年即柏林大学建立之前。这是大学的古典时期。第二个阶段可以称为现代大学时期，它的明确标志就是洪堡等人根据新人文主义精神提出现代大学的基本原则，而以此为根据建立的柏林大学则是现代大学的典范，这是一个直到现在尚在持续的时期。
  由于大学早期等同于行会，所以它也就获得了当时各色行会都多少具备的特权，只是内容与其他行会不同。这些特权就构成了大学自治的权利和特征。大学的自治权有着不同的来源，但一般来自教会或国家的授予和承认。比如，1231年，当时的教皇谕令赋予巴黎大学以自治权——这可以说是欧洲大学自治权得到正式承认的历史开端。概括来说，早期大学具有的特权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学内部自治的权利，这个权利具有相当广泛的意义和积极的作用；
  第二，自由讲学、游学的权利。1158年，意大利国王颁布了一个法令，特许波洛尼亚大学的神学和法学教授以及为学问而游历的学生，可以前往各地，保证其人身安全。
  第三，独立审判权。大学自设法庭，教师和学生与外人发生法律纠纷时，不受城市法庭或教会法庭管辖，而由大学法庭审理；
  第四，赋税与兵役的豁免权，它的主体不仅包括教师和学生，而且覆载职员校役人等；
  第五，学位授予、讲演、罢教和迁校等的权利。
  大学自治的另一个重要的也是当然的条件，就是由大学自已决定自己的领导和管理方式。在早期欧洲大学，一般而言，有“学生大学”和“教师大学”两种类型。波洛尼亚实行“学生大学”的形式：每个学生都有投票权，以决定教授的聘任、学费、学期和课时等。巴黎大学实行“教师大学”的方式：教师和学者组成行会，每个教师都有选举权来选举校长和参与学校事务的管理。
  我们看到，大学在其早期所具有的这些特权，几乎与欧洲特有的自由城市的自治权相若，等于一个半独立的国家的自治权。当然，这种自治权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大学那里分布是不均衡的，就是说，自治权会因财政来源，所在地区等因素的差异而有所限制。但是，大学自治却是大学的根本性质，它与大学仿佛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大学自治权，就象欧洲中世纪的自由城市一样，是欧洲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制度。自由城市是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温床，而自治是大学发展从而现代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欧洲早期的单科大学很快就发展到包括文学、法学、医学、神学四科的多科大学，这四科通常就构成大学的四大学院。文学院在有的大学也称为哲学院。人文学科构成了大学的基础教育，但是神学实际上在大学的古典时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大学早期的领导者或着名代表主要是从事这两个领域的人物，比如在巴黎大学，12世纪初的经院哲学家实在论者威廉（WillianofChampeaux），经院哲学家唯名论者阿伯拉尔（PierreAbelard）曾在此主持讲座或任校长，从而使学校声誉大增。今天人们说及当时的巴黎大学必须会提到这两位哲学家，而这两位哲学家在今天仍存的影响也使人们常常想到当时的巴黎大学。
  在这个时期，大学教育内容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第一，哲学院或文学院在大学的地位日趋下降，成为大学之中排位最末的一个学院。大学之间各学科或学院之间的重要性之争是大学一个永远的问题，不息的争论。我们知道，哲学家康德在十八世纪末还专门写了一篇《学院之争》的论文来讨论各个学科之间的重要性。康德当然是为地位日降的哲学学院辩护的，他强调人们无法取消哲学学科，因为人们无法让理性缄默不语。第二，今天构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的那些内容逐渐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到十七世纪之后，哲学院或文学院的课程已经包括逻辑学、形而上学、伦理三个基础学科，以及心理学、自然法、政治学、物理学、自然史、纯数学和应用数学、历史及其辅助学科如地理古文书学、科学、艺术、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等其他学科。至今在西方许多自然科学的博士学位仍冠以哲学的名号，其历史渊源就在这里。哲学的大厦里除了形而上学，仿佛就只剩下历史的辉煌回声了，因为人们到了后来竟想以理性来反对哲学，这是康德的考虑所未涉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