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为何要寻夏？——由“疑古”到探寻“最早中国”
  二里头考古·绿松石龙形器作者｜侯卫东 考古学博士，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贺俊 考古学博士，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杜金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商城考古队队长、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等在中国古代，“夏”在整体上并不是一个问题。但是，近百年来，它却逐渐成为人们关注和热议的对象，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学术大讨论。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欲究根溯源，则需要把目光聚焦到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疑古与古史辨对传统的古史体系秉持信从的态度，在中国古代是主流意识。但是，早在先秦时期，人们也已经对典籍本身、古史中的相关人物或历产生了一些怀疑，如《论语·子张》中的“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孟子·尽心下》中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天问》中的“洪泉极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等等，便是代表。此后，疑古思想在各个朝代都有一些存在。不过，古代疑古思想并不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未对中国古代学术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仍属于古典学术的范畴（路新生，2014）。直到 20 世纪初，疑古思想才有了重大转折。《寻夏记：二里头考古揭秘最早中国》侯卫东 贺俊 杜金鹏 著大象出版社2023年1月1923 年 5 月 6 日，当时的《读书杂志》第 9 期刊登了一篇书信，题目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是顾颉刚写给钱玄同的。在该文中，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主要包括以下三层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治国”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此文的发表，在当时的学术界引发了极大的轰动。至于原因，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顾颉刚写道：“因为在中国人的头脑里向来受着‘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定型的教育，忽然听到没有盘古也没有三皇、五帝，于是大家不禁哗然起来”（顾颉刚，1980）。当然，对于时年仅 30 岁的顾颉刚来说，此文使其名声大噪。更为重要的是，围绕着他所提出来的相关认识，学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古史大辩论，吸引了一大批一流学者参与其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史辨运动是中国学术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事，犹如一声惊雷，使得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云涌，对解放思想、启发民智、推动中国学术的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影响持续至今。1926 年，顾颉刚将当时已有的关于古史讨论的文章汇总，以《古史辨》之名出版。到了 1941 年，《古史辨》一共出了七大册共计 320余万字。这是古史辨派和中国现代疑古思潮的学术结晶。在这些论著中，有不少是围绕着“夏史”来展开的。比如，在前述已经提及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顾颉刚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对“禹”的认识。其一，根据《商颂·长发》和《鲁颂· 宫》中关于“禹”的记载，指出“商族认禹为下凡的天神，周族认禹为最古的人王，可见他们对于禹的观念，正与现在人对于盘古的观念一样”，而“禹”与“夏”并没有联系。其二，探讨了“禹”的来源及如何与“夏”发生联系。顾氏推测，“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流传到最后逐渐成为人王。随着传统观念的产生，人们追溯“禹”出自于夏鼎，就以为“禹”是最古的人，逐渐成为夏的始祖。很快，这些看法就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例如，刘掞藜、胡堇人两位学者在当年《读书杂志》第 11 期分别发表了《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对顾说进行反驳。顾颉刚随后也作了回应，进一步阐述了与“禹”有关的几个问题，并修正了之前的相关认识。然而，人们对顾颉刚的“禹是一条虫”的假说一直抱以莫名的“兴 趣”，甚至远远超越了学术的范畴。比如，在此说提出 10 余年之后，鲁迅还拿此大做文章。他在小说《理水》中塑造了一个“鸟头先生”来嘲笑顾颉刚——“‘这这些些都是费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顾颉刚本人对此也颇为无奈，他在《古史辨》第二册的自序中提到，“最使我惆怅的，是有许多人只记得我的‘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话，称赞我的就用这句话来称赞我，讥笑我的也就用这句话来讥笑我，似乎我辨论古史只提出了这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已经给我这样地解决了的。其实，这个假设，我早已自己放弃。就使不放弃，也是我的辨论的枝叶而不是本干；这一说的成立与否和我的辨论的本干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可以说，对“禹”的认识，仅仅是古史辨派在夏史讨论上的一个缩影。实际上，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史学改造运动中，古史辨派对夏史的很多内容都给予了深刻检讨。其间，更有甚者（如杨宽、陈梦家）强调夏王朝并不存在，认为夏朝是周人杜撰而来的。这便使得包括夏史在内的中国上古史严重“真空化”，历史学家们常用“破而不立”来评价这一现象。那么，建立包括夏史在内的新古史，就成为当时学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考古学传入中国，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手段。中国考古学的勃兴中国考古学诞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它的出现有深层次的历史原因，是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陈星灿，1997）一书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星灿对此有比较系统的探讨。概括地说，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在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起源问题上，各种西来说（如“埃及说”“巴比伦说”“印度说”“中亚说”）甚嚣尘上。这在 20 世纪初灾难深重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尽管上述学说本身没有太多学术上的意义，但在事实上却刺激了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诞生。其二，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华民族与外来侵略者之间一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中，20 世纪初期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介绍西方的各种知识与学说。在这一过程中，考古学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一些概念和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对田野考古学的发生有莫大的益处。其三，随着外国势力对中国的武装侵略，文化渗透也纷至沓来。这种文化渗透的表现之一，就是一些外国人以探险、私人旅行或考古调查的名义到中国进行各类活动，如日本学者在其帝国主义势力的保护下进入东北，欧美学者组织探险队跑到新疆、内蒙古等地，进行所谓的考古探险。这导致我国不少珍贵文物古迹被掠夺至国外。其四，金石学是以古代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形成于宋代。随着西方近代考古学思想的传播及外国学者在中国考古活动的开展，使清朝乾隆时期以来在研究范围上已经大为扩展的金石学又向前推进，逐渐向近代考古学过渡，并最终汇入考古学，成为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上述背景下，1919 年前后爆发的五四爱国救亡和思想解放运动，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号，进一步为考古学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此后，才有了 1921 年中国政府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辽宁锦西沙锅屯和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才有了 1926 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上文提到，疑古思潮导致了中国上古史的真空化。当时，人们纷纷要求顾颉刚等人拿出一部可信的上古史来。适逢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古史辨派的学人们很快意识到考古学在重建古史中的重要作用。比如，倡导“东周以上无古史”的胡适说，“大概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胡适，1921）。李玄伯指出：“现地中藏品， 除为商贾盗发者外，大半仍未发掘。设以科学的方法严密的去发掘，所得的结果必能为古史上甚重大的材料，这种是聚讼多久也不能得到的。所以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我们若想解决这些问题，还要努力向发掘方面走。”（李玄伯，1924）顾颉刚也认识到，“我知道要建设真正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三皇五帝的系统，当然是推翻的了。考古学上的中国上古史，现在刚才动头，远不能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顾颉刚，1926）。于是，重建古史的重任便落到了考古学家的肩上。其中，1928—1937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持的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不仅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大事，而且在重建中国上古史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而这一切，都要从甲骨文的发现说起。清朝末年，安阳小屯村的农民在耕田犁地的时候，经常会发现一些古老的龟甲和兽骨，其中有的甲骨上还刻有文字。不过，农民并不会对这些甲骨有丝毫的重视——有的甲骨被用来当做肥料，有的被用来填塞枯井，有的被磨成粉末来治疗破伤，也有的被当做“龙骨”卖给中药铺。安阳一带多产药材，城中的中药铺经常派店员到乡下收购药材，“龙骨”就是被经常收购的一种药材。据说，药店所购的“龙骨”，一般不要有字的，所以农民常把甲骨上的字刮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94）。相传，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服药治疗疟疾的过程中，发现大夫所开的药方中，有一味药的名字叫做“陈龟板”。他心生好奇，遂查看了药的全部成分，惊奇地发现“龟板”上竟然有文字。王氏本人是金石学家，对古文字有很深的研究。经过鉴定，他认为龟板上的文字是古代的文字。这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否真实，目前已经无从验证。不过，王懿荣是甲骨文的第一个发现者、鉴定者与收藏者得到了学界的公认（王宇信，2015）。此后的数年间，甲骨得到了不少人的关注。与甲骨有关的活动或事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收购甲骨尤其是有字甲骨。在王懿荣认识到有字甲骨的重要价值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对甲骨的疯狂搜购。在 1904 年，收集者的人数就已经达到了几十人，除中国人之外，还有不少外国人。其二，甲骨的私人盗掘。由于有字甲骨有着诱人的市场，为了换取钱财，安阳小屯村及附近的村民时常挖掘甲骨。这些甲骨尤其是有字甲骨，多被中国人罗振玉、加拿大人明义士及各地古董商人收购。其三，对甲骨的初步研究。据统计，在 1928 年 9 月之前，用汉语、日语、英语写的关于甲骨的书籍、论文、墨拓摹本的数量达到了 110 种，成果十分丰硕。在这些论著的作者中，有一位需要单独讲一讲，他就是王国维。王国维是浙江嘉兴海宁人，初名国桢，字静安，生于清朝光绪三年（1877）。他出身书香世家，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同时接触了先进的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和维新思想。20 世纪20 年代初，王国维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讲学。其间，他还担任清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一职。1927 年 6 月 2 日，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鱼藻轩。在遗书中，王国维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话语，留给后人关于其死因的无尽猜测。尽管王国维已经离开了近百年，但诚如陈寅恪所言，王国维身上所彰显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将“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1929）单从学术上讲，王国维涉猎广泛，在文学、美学、哲学、史学等领域都颇有建树，成就斐然。在史学界，他提倡并践行的“二重证据法”，至今仍然被不少学者视为古史研究的圭臬。1917 年，他发表了两篇著名的古史研究论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在这两篇文章中，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一些商王和先公的人名进行了考释，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基本上是正确的，从而认定古文献所载商王朝历史为信史，揭开了古史研究的新篇章。1928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傅斯年任代理所长。在研究所尚在筹办之际，傅斯年就派董作宾到出产甲骨的河南安阳小屯村进行考察，而这次调查的主要目的是看小屯遗址是否还有刻字甲骨可供发掘。经过调查，董作宾认为该遗址仍然值得发掘，于是立即向上级写报告，并拟订了初步发掘计划。在得到同意后，董作宾组织了一个 6 人工作队，于 1928 年 10 月 7 日—10 月 31 日对殷墟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发掘。1929 年，史语所专门成立了考古组，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担任主任，负责领导殷墟遗址的田野发掘工作。一直到 1937 年，殷墟发掘共计 15 次，收获颇丰。第一代考古工作者不仅发现了商朝晚期的宫殿建筑基址和王陵，还发现了不少青铜器、玉器、象牙器等珍贵文物及大量刻字甲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殷墟的发掘，确认该地是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从而在考古学上确立了殷商文明。可以说，从出土文献角度证明了《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以及通过考古学确认商代晚期的都城，给当时的学术界以莫大的鼓舞与信心。一方面，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考古学在重建中国古史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探索中国上古史有了一个十分坚实的基点——安阳殷墟。 在这种背景下，根据当时的考古发现，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将已知的考古学文化与“夏”相对应。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古史学家徐中舒就提出“仰韶文化为夏文化”说，这曾得到丁山、翦伯赞等著名学者的支持。不过，这一时期尚处于中国考古学诞生和形成期，从考古学上探索夏文化的时机还不成熟。1949 年之后，随着早于殷墟文化、文化特征与之有承袭关系的二里冈文化和郑州商城的发现，考古学上的商文化被推至二里冈文化时期。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有目的有计划主动地通过考古学来探索夏文化的工作才有了实质性进展。—End—本文选编自《寻夏记：二里头考古揭秘最早中国》，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加。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文由出版机构提供，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欲转载，务必留言说明。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韩茂莉｜何以中国----------------------------------混乱时代  阅读常识欢迎读者点击关注，出版机构、媒体合作可留言👇👇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更多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