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时代在变化，艺术应随时代发展
  徐悲鸿拓展了中国画的表现领域、表现方法,将一种新的审美品格引入国画,他的这些创新在以后的国画实践中持久地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完全不是他所抨击的“文人画”式的影响,后者是死法,而前者是活法,他给予人的更多是启迪,是面向生活的开放的体系,和“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白石老人的思想殊途同归。深切地领会徐悲鸿对于20世纪中国画发展的影响,可以发现徐悲鸿对于中国画的惠泽,还不仅仅是绘画层面。而这种深刻的内在性,是我们今天学习继承大师时必须予以关注的。
  徐悲鸿纵横画坛的时代正是“五四”新文化兴起和对中国命运产生莫大影响的时代,也是时运多舛、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关头。说他是“五四”文化的继承者,是时代的产儿,是确切的。那正是中国由愚昧时代向近代文明时代发展过渡的时刻,是中国人民自强图存、奋起御敌、实现崛起的时代。当其时,文化启蒙是压倒一切的使命,由于民族危亡的形势日趋严峻,“五四”所开创的启蒙主义任务也更加迫切。在文艺界文学方面有鲁迅、巴金等对新文化、新人的呼唤,艺术上则有徐悲鸿等对新的民族精神的塑造。徐悲鸿的艺术理论和实践中渗透着浓厚的启蒙主义气息,可以说启蒙主义是他艺术的内在骨骼。
  首先,他的中国画革新的真谛是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他对素描和准确观察表现对象的强调,对艺术上“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的要求,都体现了一种严格的理性精神。比如,他评论浅绛法的运用,“此作晨雾,颇有效果,因为用同等深浅(极淡)能区别光量,但于花卉,便不适宜,尤其幅幅是浅绛,便显得单调,石溪、石涛最犯此病,此所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确为的评。又如他评论金碧山水,“此必在高处且山上全披葱郁之植物,日光斜照,方得此石青石绿之美丽色彩,用赤金钩出,更有意义。因如太阳正射,则山势失其起伏;如反射,则成一片灰色。若用浓墨钩出山势,则嫌太重;倘用淡墨,则又显得软弱。只有用赤金勾出,恰到好处,犹显导光彩,我想大小李将军,当年皆活动于陕西长安一带,可能在秦岭,或在山西五台山习见此处景色”,那些根本没见到过这番景致的人,却强为金碧山水,是“将就用之,实胡闹也”。这种追根溯源的理性精神,难道不是中国画所需要的?
  其次,启蒙主义的人文主义气息洋溢在他的创作之中。人文主义的本质在于以人为中心,高扬人性之美,对人内在的高尚品格、道德、德性、理性、智慧乃至人本身的形体之美给予虔诚的认同与歌颂,这就是徐悲鸿认为中国艺术应对人体、人的生活给予特别关注的原因,也是他在“致广大,尽精微”前加上“尊德性,崇文学”要求的本意。看他的《愚公移山》《巴人汲水》,给人强烈印象的便是人体的美,人性的美,劳动的美,生生不息、坚韧不拔的品格美。岂止人物画,他的其他题材的画作,尤其是马,其身上又何尝没有那种豪迈昂扬、刚健有为、积极进取、遇挫弥坚的人的影子?与此相应,一切有违人文、人道的东西便被否定,这在多灾多难的20世纪,实在难能可贵。这种富有近代气息的人文主义内涵,是传统国画所缺乏的。如果说为中国画注入人文主义质素不是徐悲鸿一人的功绩的话,起码他是极其重要的一员。
  再次,艺术参与社会的改造与进步。纵观西方启蒙艺术史,启蒙时代的艺术家多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例如徐悲鸿所极服膺的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罗瓦,其《自由引导人民》产生的效果何逊于革命的千军万马;俄罗斯的启蒙画家列宾,其《伊凡雷帝杀子》又具有何等的社会批判效果,以至于列夫·托尔斯泰在看过后惊呼:“你真棒,列宾,真棒。这里有种朝气蓬勃的强有力的、勇敢的和击中目标的东西。””这话用以评论徐悲鸿也十分确切,他的几乎所有的国画都是对时代有感而发的,他的马是“潇潇思战斗”,雄鸡是期盼“一唱天下白”,《国殇》是对那种“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民族危亡关头英雄主义的赞美……他对此有明确的意识,说:“艺术家即是革命家,救国不论用什么方式。欧洲哪一个复兴的国家,不是先从文艺复兴着手呢?”
  “艺术家之职责,在志于道而已。艺术之道,实足以利天下。艺术之于天下,亦犹药之一种。”。徐悲鸿曾对蒋兆和教诲:“时代在变化,艺术应随时代发展。”另一方面,他又是认为艺术并非被动,也可以推动时代发展的。中国画之干预现实的新风,也自徐悲鸿始。在一段颠倒黑白的日子里,徐悲鸿的这种艺术介入现实的观念,被用来粉饰太平和歌功颂德,但这是现实主义艺术的末流,不值一晒,没有内在的人文主义气质,启蒙艺术只能沦为蒙昧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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