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民国时期白银风潮中，国民政府是怎样应对白银外流的
  早在1934年1月，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专门委员顾翊群就提交了《关于防止银价提高之说帖》，指出中国政府应有两点对策。
  国民政府基本上依此采取了行动。
  9月23日，中国驻美大使施肇基致美国政府的照会中提出:中国政府以责任所在，必须设法避免银价变动之损害。
  10月1日，中国政府催促华盛顿早日对以银换金的事作出答复。
  一般交换货物及劳务的国家也只用货币来结算他们的逆差。
  国民政府认为，在固定的出口税外加征有伸缩性的平衡税，将抵消全部或大部运银出口可得之利益，国内银价低于国外银价之差额愈大，平衡税也可随之提高;当提高至极度即十足轧平差额之时，运银出口不但无利可图，而且有额外承担运费、保险费、装箱费等运现各项需费之风险。
  为安定汇市，根据财政部的命令，1934年10月17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组织了外汇平市委员会。
  为适应市面之需要，委员会委托 中央银行 买卖外汇与生金银、为现银之输出与输入。
  外汇平市委员会的设立系与征收银出口税相辅而行。
  国民政府通过外汇平市委员会购入白银，意在增加市面现银之供应，使得拆息之趋势渐松，金融恐慌得以缓和。
  但这些治标举措都只能暂解一时之急。
  1935年2月14日，上海银行公会又与钱业公会、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市商会联合致函财政部，建议采取鼓励白银进口的关税政策。
  (一)1934年中国白银净出口量为2.57亿元，其中六分之五是在美国通过《白银法案》到1934年10月15日中国征收白银出口税时不到4个月中运出的，使1934年中国白银出口量为中国历史上白银出口最高年份1907年的5倍。
  (四)1934年下半年的对外贸易总额比上半年下降16%，自1933年7月以来，政府和实业债券的价格下跌10%，上海中心地价下跌15%，工业证券下跌7%，商业倒闭在各地蔓延。
  (五)银根紧缩损害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使得银行几乎无法放款。
  税收，特别是关税，受到目前趋势的严重威胁。
  美方在答复中方的照会中，再次拒绝了中国的要求，并建议中国与对中国财政问题，特别是对中国的币制改革表现极大兴趣的几个外国政府接触，美国政府则准备与这些接触过的其他政府和中国政府合作，来探索共同给予中国所企求的援助的可能性。
  结果达成君子协定如下:(一)中国政府不采取禁止白银出口，不采取管理通货政策或降低银元成色，也不撤销平衡税制度，应坚持健全通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