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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社会”是马克思分析现代社会的基本框架。从一般意义上讲，国家，就是借助权力建构的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指有别于政治领域的民众的日常生活与生产领域。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决定国家”的基本逻辑，指出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国家来自于社会。马克思借助于“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即国家脱离并驾驭着社会。人们依附于政治共同体，没有任何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第二阶段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即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经济领域从国家的政治控制下解放出来，使得政治与经济相对分化，即形成了政治和经济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性。第三阶级是“自由个性”阶段，即国家回归社会。社会成为治理的主体，人民重新掌握组织生产和管理社会的权力。
  然而，在相当长时期里，我们总习惯于从“国家主导”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导”话语体系背后的思维逻辑是：国家高于并控制社会。计划经济的实践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逻辑。计划手段配置资源，高度集中的计划体系组织整个社会生活，使得行政权力直接覆盖整个社会领域，形成社会对政府、民众对权力的一元从属或依附关系。从“国家主导”话语体系理解马克思主义且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引出行政权力至上的思想观念。行政权力至上并控制社会，抑制了社会的自主性和个人的自主活动。权力运作着重于对人的控制，而不是人的解放、人的能力的提升。这样的话语体系不可能给自由、平等、独立人格、创造个性等理念留下足够空间。
  事实上，马克思从来都承认资本主义将社会从国家解放出来的历史意义，它使得经济发展摆脱了人身依附、封建等级制度以及政治特权的束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也呈现出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的转型。市场、社会日益从高度集权的控制体系中脱离出来；国家和政府不再从微观上包办和干预一切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国家、市场和社会日趋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因此，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立足于社会结构的转型，推进话语体系的转换。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社会治理”等理论，就契合了“国家—市场—社会”的新型社会结构。值得一提的是，社会治理论本身就是我们党着眼于“国家—社会”结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我们可从四个方面略作分析。一是社会治理主体日益多元化，由过去政府一元主体变成多个治理主体。这就需要承认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二是社会治理主体趋向平等。在传统管理中，政府是主体，社会是客体，二者是“主—客”的主从关系；在社会治理中，它们都是主体，两者是“主—主”的平等关系。这意味着关系模式变化。三是社会治理手段更强调“上下互动”。在过去的社会管理中，我们依靠的是自上而下的权力管制。而在新型社会结构中，社会治理需要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手段结合起来，且更加重视法治、民主和能力的手段。四是它有机地把国家、社会、公民结合起来。三者都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与此类似，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的中国梦，也很好地将“国家”“社会”和“人民”整合起来，它强调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强调使每个人都有与祖国共同成长的机会，使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执笔人：唐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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