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伯恩施坦所铲除的是上述科学社会主义基石中的第一个。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走向一个普遍的经济危机。
  　　但是，这样一来，他就不仅否定了资本主义灭亡的一定形式，而且也否定资本主义灭亡本身。他明确地说过：“可能有人回答说，我们说到当前社会的崩溃时，所想的不止是一次普遍的并且比以前更加猛烈的营业危机，也就是说，是指资本主义制度的由于它本身的矛盾而引起的全面崩溃。”关于这一点他答复说“目前的生产制度几乎在同时完全崩溃，这件事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不是可能性更大了，而是可能性更小了，因为社会发展一方面提高了工业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或者与此同时）加深了工业的分化。”[6]
  　　如果是这样，那就产生了一个大问题：究竟我们为什么能够和怎样能够达到我们的奋斗目标呢？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首先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中表现出来的，也是无政府状态把这个制度赶进了一条死胡同。如果人们同意伯恩施坦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走向自己的灭亡，那么，社会主义也就不再是客观上必然的事情了。于是，在作为社会主义的科学依据的基石中，就只剩下资本主义制度的另外两个后果，即社会化了的生产过程和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这点，伯恩施坦也是看到了的，他说：“社会主义的思想界（在废除了崩溃论后——罗·卢·）决不会因此丧失丝毫说服力。因为仔细看来，我们上面列举的消除或限制旧危机的一切因素到底是什么呢？全都同时也是生产和交换社会主义化的前提，一部分甚至是它的发端。”[7]
  　　只要稍微考虑一下，就可以证明这也是一个错误的结论。伯恩施坦把卡特尔、信用制度、交通工具的完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提高等当做资本主义的适应工具，这些现象的意义何在呢？显然是在于这些现象消除了或者甚至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矛盾，防止了这些矛盾的展开和激化，由此可见，消除危机，就是指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消除生产和交换之间的矛盾，而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提高，——部分作为工人阶级来提高，一部分上升到中间阶层，——就是指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的缓和。可是，既然卡特尔、信用制度、工会等等消除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因而使资本主义免于灭亡，把资本主义保存下来，——因此伯恩施坦才把它们称为“适应工具”，——那么，它们对于社会主义又怎么会同时表现为“前提，一部分甚至是发端”呢？显然，这是就它们更强烈地表现出生产的社会性这一点上说的。但是既然它们使生产的社会性保持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那么反过来说，它们也就使社会化了的生产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同样程度上成为多余的了。因此，这些现象的表现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出发点和前提，只是从概念上说是如此，而不是从历史上说是如此。也就是说，根据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我们知道这些现象是同社会主义有连带关系的，但是事实上它们不仅不会带来社会主义革命，反而把社会主义革命变成多余的了。这么一来，社会主义的依据就只剩下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觉悟也不是资本主义日益尖锐的矛盾和行将到来的灭亡在精神上的简单反映——因为这已经被适应工具防止了，——而只是一个理想，这个理想的说服力是以它自己赋予社会主义的完美性为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