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中原大战后汪精卫赴法国及再返回中国
  1927年12月16日，国民政府下令查办与广州事变有关之汪、顾孟余、陈公博、甘乃光、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陈树人、何香凝，略谓：汪等于事变后，或列席会议参与逆谋，或发表言论公然袒护，舆论哗然，嫌疑难释，特派邓泽如、古应芬迅往查办呈覆。汪因受南京制裁，在国内无法立足，被迫于是日深夜登轮离开上海，出国去马赛，濒行前向中央执监各委员发出引退通电，称其以参加反特委运动之故，备受特委方面之仇视，愿个人引去以息纠纷，并为张发奎等无共党嫌疑力辩，通电仍主张“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不可不开，中央执行、监察两委员会不可不恢复，特别委员会不可不取消”，12月20日汪过香港未登陆，召黄琪翔随同赴法国。
  1929年到1930年间，蒋取得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亦称蒋冯战争）胜利。1929年9月17日，张发奎在湖北宜昌解除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个师武装，并发表反蒋通电，要求汪回国主政。11月汪回国，联合桂系共同抗蒋。
  1930年1月1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以汪勾结陈公博、顾孟余等设立小组织，并“应各叛将之请，回香港主持逆谋，以图坏破中央，颠覆党国，议决永远开除其党籍，1月13日汪发表《怎样树立民主势力书》，指责南京不但不能扫荡反革命，反与反革命势力结合一致，有党治之名而实与之反，称“要为树立民主势力而努力。1月22日，汪应阎锡山之邀商谈联合反蒋，特派王法勤、陈公博北上联络，是日陈离开香港绕道日本北上，于3月间抵天津。3月13日，汪致函覃振，主张以党驭军，谓“此后新旧忠实同志之合作，应以如何始能以党驭军为悬前待决之根本问题。
  4月2日，陈公博等抵太原，称拥阎锡山主持政治，汪主持党务，冯玉祥、李宗仁主持军事。4月12日，汪就北方党务争执问题电评各省区党部联合处，称“亡党之痛，甚于个人失位”，主张牺牲成见，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应阎锡山邀是日抵达太原，与阎锡山、陈公博等会商党务，陈有让步表示。4月21日，阎锡山、冯玉祥联衔电汪，称讨蒋军事布置就绪，大战即在目前，望北上领导一切，是日汪电覆阎、冯，允即就道，并称一切大计，悉赖我公主持，请勿待，免误事机，4月30日汪覆电北平中国国民党各省市临时联合办事处，允摒挡就道，共策进行。
  7月15日，汪由香港搭加贺号赴长崎，陈璧君、顾孟余、曾仲鸣同行，7月19日抵达长崎，7月20日到门司。7月23日，汪、顾孟余等改易姓名自日本门司搭长城丸抵达塘沽，阎锡山之代表贾景德、冯玉祥之代表薛笃弼及陈公博、邹鲁等往迎，旋即赴北平，汪在天津各界欢迎宴会上演说，要求蒋觉悟自己的责任，自动下野，声明与阎在与党务方面的主张已趋一致，希望阎任国民政府主席，自己对于政府则拟处于赞助之地位，而专心于党务方面，重申以党治国的原则，反对蒋以党代政，以党代民意机关，独揽一切的做法，呼吁加强中日两国的亲切关系。8月3日，阎锡山8月2日派冀贡泉专车到北平迎汪，是日汪乘专车赴石家庄，陈公博、邹鲁、覃振、薛笃弼、赵丕廉等同行，次日抵石家庄，汪、阎晤谈，交换关于党务等意见。
  8月7日，中原大战期间，汪在北京召开“中国国民党党部扩大会议”。9月1日，北平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通电公布《国民政府组织大纲》，并推定阎锡山、唐绍仪、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谢持七人为国民政府委员，阎锡山为主席。9月2日，阎锡山电扩大会议表示接受政府委员主席职，扩大会议推汪、张知本、茅祖权、冀贡泉、陈公博、邹鲁、顾孟余为约法起草委员。
  9月3日，冯玉祥电扩大会议，表示接受政府委员职，并电促汪速组政府，同日顾维钧应陈公博等催促，自北戴河抵北平，与汪晤谈组织政府事，顾表示不愿参加新府活动。9月9日上午9时，阎锡山在北平怀仁堂就“国民政府”委员及主席职，汪居右，谢持居左，同就委员职，王法勤监誓，就职典礼完成后，即将汪起草之通电签署拍发，并分请唐绍仪、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各于所在地先行就职。
  9月17日，阎、冯代表贾景德、薛笃弼自沈阳急电到北平，谓张学良将于9月18日夜发和平通电，并有军事行动，汪等接得此报，惊愕不知所措，9月18日晨汪等开紧急会议，聚商时局。当日，张学良发表《巧电》，宣布东北军挺蒋，反蒋阵营即将失败，北方代表以东北当局对时局已有鲜明表示，留沈阳亦无作用，孔繁蔚即于早9时返回北平转石家庄，贾景德、薛笃弼亦于9月19日上午离开沈阳返回北平。9月19日，汪电张学良，谓今日最急之务在于除去内战之原因，提出即开国民会议，召集合法之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由党员选举代表，制定约法，防剿”湘、鄂、赣共产党等四点主张，询张如何实现，同日谢持、邹鲁、覃振亦电张学良，提出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等四项意见。
  下午北平扩大会议要员在怀仁堂会商应付时局方针，会后汪接见记者，谓“如张愿意和平，而能将余所举四项谋其实现，一切自无问题。如张决进余而情势恶化，则无论太原、西安，吾人均可作为根据地。9月20日，赵戴蒙到北平，传达阎意决守山西，邀扩大会议中委赴晋，汪、陈公博、王法勤、白云梯、陈树人、陈嘉祐、经亨颐、茅祖权、覃振、邹鲁、谢持、潘云超、傅汝霖、赵丕廉、冀贡泉因东北军已入关，即随赵戴蒙赴石家庄，曾仲鸣、何其巩等同行，车至琉璃河，为冯玉祥所派之邓哲熙、王化初所阻，要求诸委留北平镇慑，赵戴蒙等10余人随即偕邓、王折回北平，汪、谢持等六人继续南行，同日汪抵石家庄，即晤阎锡山，嗣往郑州晤冯玉祥。
  七绝
  残峰废垒对茫茫 塞草黄时鬓亦苍 欲剩一杯酬李牧 雁门关外度重阳
  ——汪兆铭 1930年作
  9月25日，北平扩大会议中央委员覃振、赵丕廉、陈嘉祐、经亨颐、刘守中及职员40余人，9月24日晚由石家庄抵达太原，是日午后扩大会在太原举行会议，讨论今后工作，同日汪、陈公博由郑州晤冯后返石家庄。10月1日，汪、陈公博抵太原，扩大会议连日在太原开会，继续研究起草约法工作。10月4日，汪、阎锡山密赴郑州，促冯玉祥共同发表停战通电，当日汪、阎离郑北返。10月11日，汪精卫与阎锡山在石家庄会议，冯玉祥派刘骥、张允荣两人出席，结果决定阎、冯、汪均下野，10月13日晨汪离开石家庄赴太原，准备出国，10月16日阎锡山返太原。
  10月16日，阎锡山由石家庄返回太原，晚8时许，召冯玉祥、汪、陈公博、邹鲁、谢持等各要员会议，决定根据微（10月5日）电主张，采取和平办法，希望东北将和平解决之具体办法早日实现，如果和平解决一切，阎、冯将同时自动下野，军政大权将交给才力优裕之大员接任。为了留下一些有价值的政治遗产，汪在败退期间仍抓紧时间起草《约法》，10月27日，三读通过了8章211条的《太原约法》和10条的《国民会议条例》，内容相对开明。
  10月31日《约法》公布，随后在晋城和冯阎会晤。11月1日，汪与陈公博、陈璧君等经大同雁门关离开山西借道天津，前往香港。途经长城脚下触景生情，写下一首七绝。11月3日，到达天津后，汪不顾陈公博的反对，发表宣言向南京方面表示不再进行倒蒋活动，愿意在野进入体制内合作。该组派分歧因之扩大而解体。11月23日，汪偕夫人陈璧君由天津秘密乘近海邮船亡命日本。
  1931年1月1日，汪在天津宣布下野。2月28日，蒋与胡汉民因“约法”问矛盾激化，蒋极力坚持在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制定“训政时期之约法”，胡则坚决反对国民会议议及“约法”，是日蒋以胡操纵党务、把持立法院、阻止外交、包庇反动（指许崇智）、破坏约法等罪，在南京将其拘禁，宁粤分裂自此开始。5月1日，汪通电中国国民党海内外各党部，略谓蒋祸党祸国，暴横日甚，言之痛心，现广东方面奋起讨蒋，事变至此，宜即依据总章，召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一切。5月，国民会议在南京集会，通过训政时期约法。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
  5月27日，胡汉民派在粤成立军政府。5月28日，汪、唐绍仪、陈济棠等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并发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宣言》，称南京政府已成为蒋独裁之工具，广州国民政府，自今日始，事事当反蒋中正之私，而向于总理之公，对于军人，信赏必罚，对于财政，收入支出，一切公开。胡又和汪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等在广州成立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形成宁粤分裂。
  5月29日，广州“国民政府”第一次会议决议：推孙科、汪精卫、古应芬、唐绍仪、许崇智为常务委员，以陈融为秘书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邓召荫为财政部长。粤、桂、胡、汪联合反叛。9月初，广州政府开始北伐，然而几天后九一八事变爆发。11月29日，蒋致电汪，请促粤方早息纠纷，从速入京，俾中央全会得以定期举行，中正以一人之身，急图北上，立待全会开成，俾奉命遄征，得有遵循。
  粤、宁合流，合组以孙科为首的政府，蒋下野，汪在野。12月28日，中国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第四次会议决议：一、推举胡汉民、汪、蒋、于右任、叶楚伧、顾孟余、居正、孙科、陈果夫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叶楚伧为秘书长；二、选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蒋、汪、胡汉民、唐绍仪、张静江、蔡元培、萧佛成、邓泽如、谢持、许崇智、王法勤、李烈钧、邹鲁、邵元冲、陈果夫、叶楚伧、宋子文、王伯群、方振武、熊克武、阎锡山、冯玉祥、赵戴蒙、王树翰、薛笃弼、刘尚清、柏文蔚、程潜、经亨颐、孔祥熙、恩克巴图、杨庶堪、马福祥33人为国民政府委员。
  孙科为行政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张继为立法院院长、覃振为副院长，伍朝枢为司法院院长、居正为副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院长、刘芦隐为副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丁惟汾为副院长；三、通过中央政治会议组织原则，推选蒋、汪、胡汉民三人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委，轮流充当会议主席等。
  1932年1月7日，汪电南京中央党部、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请辞两常务委员职。1月9日，新政府成立一旬，行政院长孙科表示独力难支，是晨自南京到上海，吁请汪、蒋、胡汉民入京主持一切。1月13日，张学良电促蒋、汪、胡汉民入南京，略谓：人望不可以屡辜，时会不可以再逸，“宜及此政本未摇，余势犹在之际，集全党领袖于一堂，奋其智勇，以定安攘之策，则桑榆之效，或尚可收，沦胥之祸，其犹得免。若更分崩离析，或貌合神乖，信用一失，断难再复。蒋由奉化抵达杭州，1月14日在杭州对记者发表谈话，称汪、胡如能推诚入京，余虽身在诟谇之中，为党为国，也无不乐从其后，惟熟审政治之环境，以及最近之事实，实鲜余个人负责之余地，故不得不仍以在野之身，尽个人职责。
  1月16日，陈铭枢自杭州返上海，携蒋致汪亲笔函晤汪，转达蒋促汪赴杭州意，下午汪去杭州晤蒋，商谈入南京事，1月17日蒋、汪联电促胡汉民入北，一同入南京，共支危局，并电孙科称：俟展兄（胡汉民字展堂）驾至，即联袂入京”，关于一切大计，亦俟商得展兄同意始决定。1月17日，胡汉民复电汪，称血压未退，非长期休养不可，并称：只须中央行责任内阁之职权，贯彻吾党数月来共同确定之政策，而吾辈在野之身，竭诚为政府之助，则对内对外，自能发展，开一新局势，以副国人之期望。张继、张静江赴杭州迎蒋、汪往南京。
  1月18日，孙科、何应钦等应蒋之召飞杭州，蒋、汪、孙科、张静江、张继等在西湖烟霞洞密商外交、财政、军事要政，并决定共同入南京。胡汉民电蒋、汪，声明暂不北入南京，称：望各矢忠诚，俾哲生兄等得行使责任内阁之职权，贯彻其政策。1月19日，汪、蒋再电促胡汉民入南京，称：此值国难严重时期，吾辈三人，与其天各一方，遇事不能即时商榷，诚不如同聚首都，随时献替，较于党国有裨。
  1月21日，蒋离开杭州赴南京，临行对记者谈称：“余此行完全以私人资格入京赞助政府当局，绝不担任何职务。”晚宿汤山，汪晚10时亦自上海到南京。1月22日，蒋、汪、孙科、张继、李宗仁、冯玉祥等在南京励志社开谈话会，共商对日外交及财政等问题。1月23日下午，蒋、汪、孙科在南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日方案，至7时始散，晚上孙科及何应钦、朱培德等复在励志社商谈应付目前外交问题，政府要员连日交换意见，均趋慎重，汪、蒋咸主先行安内，方可攘外，蒋对陈友仁等之对日绝交主张，认为“只凭一时之快意，不顾国家永久利害”，力持不可。
  1月24日，蒋、汪等在南京励志社开中政会特委会，讨论对日外交问题，主张仍采妥协政策，会议认为陈友仁外交政策，基于隔阂国情，徒为孤注之一掷，决不可行，故毅然不采用，对陈之辞职，经讨论决定不予挽留。1月25日，行政院长孙科在上海分电林森及蒋、汪辞职，中国国民党中央临时常会决议慰留，居正、张继、张静江等晚乘车赴上海挽留孙科。1月27日，居正、张继、张静江等自上海回南京，向汪、蒋报告在上海因孙科拒见，致无结果等情形，中政会决议一致慰留孙科，在孙离职期内，院务暂由副院长陈铭枢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