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台湾反婚姻暴力工作的歷史进程是出现在北妇的介入过程，萌发于善牧与北妇的分工，奠定个案处理流程的雏型；而整个议题与行动则因着邓如雯杀夫案的爆发掀起高潮，促使妇女团体纷纷加入反制的行动行列，其中一群女法官和女律师对立法的倡导，更是将整个行动引向制度面的批判与改革。另外，政府与民间合作出击的「婚姻暴力警醒週」，以及彭婉如命案所催化的效应，唤起体制内外对妇女人身安全安全问题的重视，亦带领台湾反婚姻暴力行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关键时期。研究者则依据台湾婚姻暴力防治工作内涵的变迁，将议题的发展切割为四个时期：
  一、民国七十六年前，认为婚姻暴力是个別的、少数的现象：
  在七十六年前，并未有专责的机构处理婚姻暴力议题，或者为受虐妇女提供服务，在这之前，婚姻暴力不被视为是一个「问题」，它只是偶发的夫妻争吵、或是少数家庭沟通不良的「正常」现象罢了；甚至，「殴妻」在中国人的传统中，仍被当作是丈夫「管教」太太的特权，自然更不会为大众所关心和讨论。台湾对受虐妇女服务之提供，开始于民国38年（基隆市政府）（周月清，一九九三；魏英珠，一九九五）。民国七十年前仅有十一个机构提供相关服务，其中多为各地的妇女会和生命缐，政府单位除基隆市外，唯有屏东县社会科提供服务，且当时并沒有专业人力负责相关之服务输送，至于首善之区台北市，直到民国六十七年，才有华明心理辅导中心加入服务行列；因此将近百分之九十的相关机构自民国七十一年起才开始提供对受虐妇女的服务，民国八十年以后正式接触受虐妇女个案者更是佔半数以上（彭淑华，一九九六）。
  七十六年八月，国内第一个研究婚姻暴力议题之学者刘可屏，原于国外从事儿童虐待的议题研究，后来因整理新闻报导上的家庭暴力事件，包括老人、手足、夫妻和亲子间的虐待关系，其中发现婚姻暴力深具严重性，而发表了「虐妻问题」一文，为学术影响力注入此议题的开端。次年九月，台北市政府社会局北区妇女福利中心成立，即立刻介入此一议题，可以说是正式发现婚姻暴力问题的严重性，抛出议题，让这样的「家务事」得以曝光，甚至允许「外人」插手；七十八年元月康乃馨专缐的开缐，更第一次让台湾受虐妇女有机会为她的处境发出致痛的声音。不过，就整个服务来说，对婚姻暴力的瞭解相当有限，仍处于且走且战的混沌时期，而且大众对此议题感到陌生和避讳，所以七十六年到七十八年因着北妇的出现、成形，使得这一段时间可称为婚姻暴力防治工作的草创阶段，由无到有的奠基与开展，工作人员都饱尝了披荆斩棘的创业维艰。
  若前一阶段为草创时期，接下来的七十九至八十一年间可称为萌芽时期，前期所播的种子在这个阶段逐渐萌发新芽。首先是学者冯燕以社会工作观点介入，再者是北妇陆续派人至国外进行考察，而草创阶段邀集专家学者所进行的婚姻暴力保护手册之编辑，也顺利出版。七十九年开始，北妇稍微摆脱了草创时期的青涩，相形之下也显得较有馀力来思考专业的发展，以及服务网络的规划和建立，而台北市第一个受虐妇女庇护中心也在此一时期正式委託善牧成立，在此之前，对受虐妇女而言，『庇护所』一直是个抽象的概念，实质上为励馨、善牧中途之家、妇女会及其它民间团体构成的集合名词。在此时期虽稍具跨部门服务的网络形式，然而各专业领域介入的程度却相当参差不齐，其中最大的鸿沟在于缺乏改变对家庭暴力的无知与接受度所进行的大众教育，以及扭转充斥社会与媒体暴力的光荣形象。
  民国八十二年到八十四年则为种子萌芽后的开展期，前几个阶段所累积的工作成果到这个时候逐渐收割，北妇也正式成为专门提供受虐妇女服务的中心。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邓如雯杀夫案的重要事件，它立刻引发了妇女团体积极参与反婚姻暴力工作的连锁效应（联盟、签署、以及举办座谈会、研讨会等），更为整个反婚姻暴力行动打了一剂强心针，更引燃了妇运团体投入支持受虐妇女行列的热度，促使妇女团体投入声援的行列并形成组织联盟，可称得上是反婚姻暴力行动风起云涌的年代。她们从相关法制（民法亲属编、性侵害防制条例、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的修订与参与改革，到为妇女弱势团体的支持与协助，诉求议题更由「反男性暴力」扩大到「妇女人身安全」、「妇女人权」的保障，一再显示出对妇女受虐问题不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回应，而是对既存妇女弱势文化的保护行动及对传统父权体制的反攻战略，以达到社会制度变革的目的。
  邓案所引燃的热度，断断续续地延烧了两年的时间，到了85年，原本眼看即将要熄灭的火花，却又在女法官对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努力、市长领导出击的「婚姻暴力警醒週」以及「彭婉如效应」催化女权的发展等事件中，带来死灰復燃的契机。八十五年至今，承接着前一阶段的成果，更加着重反婚姻暴力的宣导与防治工作，将近十个年头的摸索与努力，使得工作者深深体会到从制度面进行改革的必要性与适切性。尤其在邓如雯案的推波助澜下，新的行动者纷纷加入反婚姻暴力的工作场域，包括妇女新知开始成立义工小组，以作为行动的种子；女权会从专缐义工培训转换至社区宣导的工作场域；现代妇女基金会召开家庭暴力防治草案的修法会议；以及北妇在八十五年十一月举办的「婚姻暴力警醒週」，更邀请台北市首长带导婚姻暴力防治工作的推动...。在这一连串「动」的过程中，新知与女权会的工作专案却因故停摆，正当支持受虐妇女行动开始走下坡时，又有妇援会为整个议题重新加温，加上民进党妇女部主任彭婉如的遇害，使得政府首次正视妇女的人身安全问题，婚姻暴力防治工作亦以搭便车之姿，趁势推展。
  此外，以往工作模式将焦点置于受虐妇女身上，不仅容易造成「责备受害者」的后遗症，更使得施虐的男人有藉口奢避应负的责任，因此开始将原本以受害者为中心的工作取向转换至施虐者以及目睹儿童身上，更将指责的箭头瞄准社会体制的不合理设计与错误观念。整体而言，支持受虐妇女工作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亦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十字路口，从长时间演化的史观来看这完全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歷史不能跳跃，过去的也无法完全切断，经过松动翻耕的土壤更未必一时肥沃起来，因此，她是否能够因此为妇女闢出一条合适的出路，在这时期可谓充满变数的关键性影响力。
  家庭暴力！从何处来？往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