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提出了著名的主体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确立了理性主义哲学的基石,它的核心思想就是:
  当我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时，我却不用怀疑我本身的思想，因为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比较权威的解释是:"我无法否认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否认、怀疑时，我就已经存在!"因为我在思考在怀疑的时候，肯定有一个执行"思考"的"思考者"，这个作为主体的"我"是不容怀疑的，这个我并非广延的肉体的"我"，而是思维者的我。所以，否认自己的存在是自相矛盾的。
  主体哲学历程是一个艰难探索的历程。他追求的起点是对人类认知能力最根本、最彻底的怀疑。笛卡尔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思维历程的开端:
  "一切迄今我以为最接近于'真实'的东西都来自感觉和对感觉的传达。但是，我发现，这些东西常常欺骗我们。因此，唯一明智的是:再也不完全信眼睛所看到的东西。"
  外部世界不可信赖，那么，我们的主动感知活动和思维是怎样的呢?这些活动也常常出现在梦境之中，使得我们无法确切地区分"梦"与"醒"。因此，我不得不怀疑，整个的世界是否仅仅是一个梦幻---(庄子与蝴蝶的故事--是我梦到了蝴蝶，还是我的活动是蝴蝶做的梦)？
  从这些简单、初步的"疑点"出发，笛卡尔把他的怀疑推到极致:"我愿意假定，一切真理的源泉不是仁慈的上帝，而是一个同样狡猾、同样有法力的恶魔，施尽全身的解数，要将我引上歧途。我愿假定，天空、空气、土地、形状、色彩、声音和一切外在事物都不过是那欺人的梦境的呈现，而那个恶魔就是要利用这些来换取我的轻信。我要这样来观察自己:好像我既没有双手，也没有双眼，也没有肉体，也没有血液，也没有一切的器官，而仅仅是糊涂地相信这些的存在。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笛卡尔的怀疑不是对某些具体事物、具体原理的怀疑，而是对人类、对世界、对上帝的绝对的怀疑。从这个绝对的怀疑，笛卡尔要引导出不容置疑的哲学的原则。
  笛卡尔认为，人类应该可以使用数学的方法――也就是理性进行哲学思考。他相信，理性比感官的感受更可靠。(他举出了一个例子:在我们做梦时，我们以为自己身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中，然而其实这只是一种幻觉而已)。他从逻辑学、几何学和代数学中发现了4条规则:
  1.除了清楚明白的观念外，绝不接受其他任何东西;2.必须将每个问题分成若干个简单的部分来处理;3.思想必须从简单到复杂;4.我们应该时常进行彻底的检查，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东西。笛卡尔将这种方法不仅运用在哲学思考上，还运用于几何学，并创立了解析几何。
  但后来康德认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中的“我思的‘我’”不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实体”,而是一个逻辑上的假设,也就是:笛卡尔把一个认识论的命题“非法地”转换成了一个本体论的命题。正如康德所说，将我思看做思想实体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它等于把判断中的“实际主语”和下判断的“逻辑主语”混为一谈了。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只能看做是认识的形式条件，它是我的一切判断的“逻辑主语”，而对本体论意义上的主体的确证则需要认识能力和经验材料这两方面的支持。换言之，它必须能够成为一个判断中被下判断的“实际主语”，然而“我思”是不可能满足这些条件的。所以，我们虽然可以将“我思”或认识主体看做是认识的基本条件，但是却不可能认识它“是什么”。
  既然是逻辑的就相当于一个对主体的“假设”,或者进一步说就是一个“本体论承诺”,只是为了使认识有一个“基地”,才预设了认识的主体(我)和认识的客体(对象),那么也就不能从这个逻辑的“我”思推出“我”在,就如以上所言,这个“我”----“需要认识能力和经验材料这两方面的支持”。
  康德进一步认为:笛卡尔的这个“我”思,就必须是一个“知性逻辑主体”的化身,只有具备了认识过程的第一步时空的“先天的直观感性形式”和第二步具备了四大类、12个理性逻辑范畴,并且严格遵循“主观演绎”和“客观演绎”的逻辑思维后,才是使认识成为可能的“逻辑主体”
  20世纪初的现象学哲学,运思一开始必须是对“本质的还原”,所谓“还原”就是对认识对象的全部“悬置”----存而不论,不是说这些对象存在,也不是否定它不存在,而是需要经一步“证明”,而要证明的第一步就是对认识主体的彻底审查,也就是由于这个认识主体是晦暗不明的,首先需要把认识主体构建出一个“意向结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行对现象的“直观”。所以认识开始是不可能有一个先天的、不容怀疑的“我”直接认识“现象”的。只有“本质还原”后,还有一个对认识主体“先验还原”过程,才能确定“我思”的合法性。
  如果很简要归纳现象学对认识起点的描述就是“我不在,故不能思”;如果要实现“我思故我在”,则首先要“悬置”认识对象,并同时构建认识主体的“意向性结构”,这其中胡塞尔还探讨了“主体间性”这个很重要的“自我---他者”关系的结构,最突出一点就是通过他人认识自我,证明“我在”不但是“思”的范畴,而是主体间关系。
  马克思对“我思故我在”的改造表现在“自我的对象化”过程。“我”在哪里?无论是你自己还是别人都看不到“我”,当然这里的“我”不是你100多斤重量的肉体,也不是你的身影等这些自然图像,而是之所以成为社会人的那个“我”。这个“我”就是不同于动物或其他人的那些特质,你的思想文化、实践经验和一生的创造等等,这一些只能是通过“人的对象化”完成,也就是“我”就是一个劳动主体所有的劳动成果,我的一切只能体现在创造的“劳动对象”上面;
  后于马克思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也是改造了笛卡尔的“我思”,因为“思”只是人类行为的开始部分,“思”总是要有在“思”的驱动下的行动,操作、创造。要想实现一个名副其实的“我在”,就要行动、就要创造出不同寻常的“事功”,他对“自我”的描述与马克思很接近:所谓“我”就是一个人一生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包括了一些负面的、失败的总和,甚至所有的活动、思考都是“我的”范畴,这也是“我思”的“我在”。这个思想就比当时的笛卡尔高出好几个等级。
  但是,从近代法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开始就怀疑“我”的真实性,他认为“我思”的“我”谁就是一团团感觉和欲望,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后来,出现的语言分析哲学家和精神分析思想家认为不能把“我思”看成是“自明”的,而是受语言制约或遮蔽的。不错人类发明了语言,语言创造了世界,但是同时发明语言的人类又受语言的宰制,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发现了语言这个深刻悖论,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进一步说,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这样一种情形:
  第一,“他思代替我思”。在一个被高度“统一”空间里,一般是“心往一处想”,既然都是向一处想,就是“思”的统一性,而这种统一不需要每个人对同一问题的思考,只要一个“超人”思考就行了,他规定了怎样思考，大家就要遵循“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要思,只要根据别人的“思”去行动,独立思考被认为是多余的;
  第二“我思但不在”。真正“我思”的那个“我”是不允许“在场”的,像在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期的德国，如果与元首思的不一致的见解、意见等等,是不允许的。真正的“我思”,是地下的、偷偷的,不能被发现的,也就是至少不可能被直观到,就此而言,这类“思者”是“不在场”的---失去了“在”的合法性;
  第三,“我思别人所思”。胡塞尔现象学致思途径是“我思我所思”,这是所有反思哲学特点:思者不能直接思考那个自然对象,只能思索现象进入意识后的东西。而现在共同体成员思考的一个特点是:思考别人提出的思想、律令和一切“文本”上的规则。我们大脑里所“思”的东西并不是自己的,而是思考别人的“思”。
  十七世纪早期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到现在300多年,当时他绝不会想到在以后岁月里走向它的反面,“我思故我不在”或者“我在故我不思”。那么在以后漫长岁月里能不能实现笛卡尔这个哲学命题?在我看来很难,几乎不可能。因为正如后现代哲学家福柯在《词与物》中所言:
  “人曾是出现于两种语言模式之间的形象；更确切地说，只有当语言曾经处于表象之内又似乎在表象中消失，并以自身的破碎为代价摆脱这种处境时，人才被建构起来……人只是近期的发明，而且也许是一个接近尾声的发明……如果导致人的出现的那些条件消失或土崩瓦解的话，人的形象必将像画在海边沙滩上的人脸一样被完全抹掉。”
  这就是福柯关于“人主体死了”的宣言,那么当“人主体”死后用什么替代?福柯没有直说,但隐约表示是“语言”,也就是“我思”完全按照威权“话语”去“思”，主体性的“我”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