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由于危险设施、尖端技术的发展，犯罪的组织化与尖端化等事态的发生与常态化，安全概念的内涵正发生变化，出现了各种各样运用所谓风险控制和风险关注概念的、在传统的干预之前的规制：这不仅使衡量自由与安全的天平向安全方面大大倾斜，而且使法治国家陷入危机。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例表明，现代社会盛行的通讯监听、电子眼、车号自动拍摄装置等措施，虽然并非直接制约个人的行动自由，但却构成对宪法上的信息自我决定权的限制。因此，这些措施必须要满足相应立法规范的明确性、特定性要求；要有充分体现比例原则的法律的授权；原则上禁止那些无特定目的地收集个人信息，同时，也禁止变更目的。
  安全是一种综合性概念，它所涵盖的法领域、争论焦点涉及方方面面。本文就个人信息的获取、持有、利用的宪法问题，以德国的判例、学说为素材展开若干讨论。这里不仅包括对宪法的明文权利产生显着而重大侵害的措施（如作为应对有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的对策而实施的通讯监听），也包括看似对宪法权利的侵害的重大性存在疑点的措施（如现已成日常生活一部分的电子眼、N系统{2}等）。虽然两者的基本议题是一致的，但各自面临的问题却有所不同。
  过去，原则上衡量自由与安全的天平是自由，当存在具体危险时才允许国家作出必要而最小限度的规制。不过，现在，这一天平弄不好便倾向于安全这一侧。
  不过，核电等危险设施、基因工程学等尖端技术的发展、犯罪的组织化与尖端化等正动摇着上述观点，也就是说，安全被理解为积极的、概括性的概念（自由主义意义上的法治国家中已消失的、宪法层面上的安全任务的重新发现）。这实际上意味着：过去的调整手段不再起作用的事态的发生与常态化，或者，从过去的手段而言，无法忽略的事态的发生与常态化（运用所谓风险控制・风险关注概念的、在传统的干预之前的规制{8}）。
  所谓自由与安全的平衡，原本就不是固定不变的。“自由”包括各种自由，“安全”也包括各种内涵。不仅对自由的限制程度各不相同，而且，安全受到破坏的概率也有高低之分。与此相应，在个别、具体的调节中，天平向安全倾斜的要因也是复合性的。
  第一，就因安全而受限制的自由而言，有时会出现依过去的定义、理解无法完全把握的情形。比如，无论是电子眼、通讯监听，还是对居所的听觉性监视，不仅并不会直接发生因其措施而活动受限制的效果，也不会直接产生某种具体的不利益。因此，对于一般的隐私权、单纯的个人信息而言，当不发生公开、滥用等具体侵害时，就存在着作出过低评价的倾向（虽然通讯秘密、住宅不受侵犯等宪法中有明文规定的保障可另当别论）。
  第二，就为了在有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等大规模的灾难中使生命免受侵害而采取的必要措施而言，其措施同时也有助于防止或起诉那些细微的违反秩序的行为，况且，储存数据（资料）也有助于预防或起诉将来的犯罪。可以说，所有有益于某种目的的措施，通过效果相加，其措施的必要性、合理性会得到强化。
  第三，在其损害越是有可能达到不能忽略的范围、程度，越是要求安全的市民的唿声高的情形下，仅仅依靠以具体危险作为界限的干预就会陷入错过时机的局面。因此，此类情形下自然会强烈要求预防性的规制、干预。从预防的观点而言，如同作为防止疯牛病的对策全面禁止从美国进口牛肉那样远远提前于具体危险这一界限，对不特定的多数人采取的监视措施以及外国人入境时通过指纹登记手段对入境的外国人所采取的信息收集、保存等措施，也应当予以肯定。
  从这里可以导出如下的推理：一方面，如果某种措施有助于各种目的的实现，那么，采取该措施的意义重大。另一方面，如果该措施并不直接制约个人的活动自由，或者，不给对方造成具体侵害，那么，该措施对宪法上的权利、自由的负担几乎等于零。以预防为目的的“提前干预”，尤其是信息收集措施会导致对象人群的显着扩张，但所有的人都成为其措施的对象也意味着稀释每个人同该措施的关联性。如果出现了因其措施而为难的人，那么，只能说明他是个“坏家伙”。
  在具体危险发生之前的信息的获取并不直接构成违宪，而且，有时作为一种例外，在其本来的任务――防止危险――所必要的限度内允许作出。{11}就比例原则而言，如果是旨在防止对极其重要的法益的重大损害的发生，那么，按照一般常理而言，也允许作出相应的强有力的措施（后面加以阐述）。
  不过，问题在于，通过强有力的措施而达到的信息的获取、持有、利用是否仍需要法律根据呢？尤其是可否将这一信息为其他目的而加以利用呢？
  联邦宪法法院一贯强调的是：已获取的信息的利用严格受获取目的的约束，尤其是，为保护极其重要的法益而运用强有力的措施所获取的信息不能转用于重要程度低的法益的保护。这就是在国情调查判决中得以确立的所谓目的约束原则――该原则同授权法律的明确性、特定性的要求{12}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般认为，对于授权规范的特定性及明确性具体提出何种要求，将“取决于侵害的性质及重大性”{19}。因此，对于通过侵害通讯的秘密、住所不受侵犯权而获取的信息，自然就课以严格的要求。
  对重要的宪法权利课以强有力的限制的必要条件是，该限制必须是保护重要的公共利益所不可或缺的手段。一般而言，依据比例原则控制的核心是手段的必要性审查{22}但对于监视而言，审查的核心却是狭义的比例性审查。{23}战略性监视判决将狭义的比例性审查具体化为所谓的“比过去更为严格”（je-desto）公式的衡量规则。
  这一公式旨在寻求(1)基本权侵害的重大性、(2)可能发生的损害的重大性、(3)损害发生的盖然性等三个变数之间的均衡。最近的有关争执网屏（halftonescreen）搜查的合宪性的判例{24}将这一公式定式化，并指出：“受威胁的或已经发生的法益侵害越是重大，而且，所争执的基本权侵害越是不重要，那么，推断对法益的危险或侵害的盖然性可以很低，且作为嫌疑基础的事实也可以不确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