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东岳观 | 左宗棠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新朋友点上方蓝字“东岳客”快速关注晚清重臣湖南湘阴人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功勋盖世的人物，为中华民族留下巨大的精神财富。（一）就是这样一位重磅历史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社会上对他了解不多，研究者不敢问津。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史学界才开始对他研究。1982年，王震同志在《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学习历史，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文章，对左宗棠捍卫主权、领土，维护国家统一，抵抗英帝、沙俄对我国扩张的巨大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1983年8月，王震同志又发表关于左宗棠的谈话：“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力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设想”“林则徐和左宗棠都是爱国者，对中华民族都有贡献”。1983年10月16日,《光明日报》以《左宗棠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历史上闪光》为题，全文登载了王震同志的谈话。1984年11月，“全国首届左宗棠历史评价学术讨论会”在苏州大学召开,对左宗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84 年12 月10日，《人民日报》在报道这次会议时说：“在中国人民反对侵略，保卫祖国的丰碑上理应镌刻上左宗棠的名字。”1985年11月，“全国左宗棠研究学术讨论会”在长沙召开，研讨会探讨的内容更宽，研究的问题更深，认识更统一，对左宗棠的评价更高了。两次全国规模的学术研讨会，掀起了国史学界研究左宗棠的高潮。发表的论文、出版的学术专著，如雨后春笋，收获了很多新的研究成果。特别是1983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确定《左宗棠全集》为第一批规划出版项目，指定由湖南社科院组织出版，历时13年完成了15巨册、770万字的《左宗棠全集》的编辑工作，于1996年出版。现任国家清史编委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原馆长杨东渠教授，1985年出版《左宗棠评传》，王震同志阅后，亲笔写信给他，给予高度评价和鼓励。（二）随着研究的深入细化，人们才看到左宗棠对于我们国家和民族，在诸多方面厥功甚伟。他不是国家工业部长，却在福建、陕甘、新疆、两江办起福州船政局及其马尾造船厂、西安机器局、甘肃制造局、兰州机器制呢局、乌鲁木齐火药局、徐州利国驿煤铁矿等，并在肃州、新疆库尔勒尝试采矿挖金；他本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积极倡导和开展富国强兵的自主洋务运动。用洋人而不为洋人所用，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不仅奠定了中国近代海军的根基而被称为“中国近代海军之父”，而且开拓和发展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他不是国家水利部长，却在西北、北京、浙江、两江组织军民修整了大小河流8条，大小水渠230多条，流经近万里，在哈密，吐鲁番组织开凿“坎儿井”185道。他不是国家农业部长，却在西北组织实施军屯、民屯，大面积开垦荒地，种植棉花、推广种植南方水稻，教授栽桑、养蚕、缫丝、织布。使新疆形成的种植水稻、棉花的习惯，延续至今。他不是国家交通部长，却在西北组织西征军和民众修筑的道路不下5000里。他不是国家林业部长，却在西北道路两旁、河渠两岸等处栽植的树木延绵六、七千里。“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首赞美开发大西北的先驱左宗棠的诗句，至今仍脍炙人口。他不是国家教育部长，却自掏腰包先后办起福州正谊堂书局、汉口崇文书局、西安关中书局、新疆迪化书局、西宁尊经书局，还有随军“流动刻书局”。印发各类图书，不计其数，仅在西北刻印发行的各类书籍就有万部以上。左宗棠在西北十四年，累计广建义校320余所，义塾学堂37所，修缮、新建书院32所。以抢救战乱中的中华文化典籍，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他以“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的报国精神，坚决捍卫了国家、民族领土主权的完整，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在晚清国家处于被西方列强侵占瓜分的危局之时，他以无畏不屈的骨气和勇气，“锋颖凛凛向敌”（《左宗棠全集》·书信二），力排众议，反击外敌入侵，克服今人无法想象的艰难困苦，率军西征收复了沦陷13年之久，占国土陆地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成为自汉、唐以后对祖国疆土贡献最大的英雄。风烛残年，他又抱病请缨，临危赴闽，督师抗法保台，粉碎了法军占领台湾的企图。海战连捷，他又主导取得了广西中越边境，抗击入侵法军的胜利。晚清抗击外敌入侵几次大的战役中，唯独取得全胜的是收复新疆和抗击法军入侵两场战役，主帅都是左宗棠。以致史家将他与韩信、李靖、岳飞，并称为中国历史上四位常胜军事统帅（李少陵《左宗棠故事新编》，转见台北影印本《左宗棠传记资料》（一））。在这两场战役进行中，他先后五上奏折，促成了新疆建省，又奏请台湾建省，才从根本上确保了这两片国土不再被沦陷、分裂，永固中华版图。左宗棠对中华民族的不世之功，使他不仅成为中国的著名英雄，而且在世界上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人贝尔斯(Bales·w·L)、日本人西田保都先后为他著书立传。1944年抗战期间，反法西斯同盟国美国时任副总统华莱士(WaIIace·H·A)访华路过兰州时说：“左宗棠是近百年来世界伟大人物之一，他将中国人的视野扩展到俄罗斯，到整个世界……”“我对他抱有崇高敬意”（转引自华中师大图书馆编：海外资料《左宗棠专辑》）。美国《新闻周刊》，于公元纪年第二个千年(2000年)到来的前一天，1999年12月31日（周五)刊登了标题为《胡桃壳里看千年》的文章，介绍了“千年来最让人记得的40位世界人物”。其中，中国有3位：毛泽东、成吉思汗、左宗棠。左宗棠的功绩、思想、精神、品格、表现，近些年来越来越被国家、社会认知。主流媒体对他的宣传推介越来越频繁。2016年4月9日，《光明日报》刊登国家清史编委会专家、人民大学教授杨东梁的长文《“千秋独有左文襄”：历史上的左宗棠及其功绩》。2017年6月20日开始，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连续三年挂播由杨东梁指导摄制的左宗棠专题纪录片《天地正气 家国情怀》。2017年6月21日，湖南卫视国际频道同步向全世界77个有华语频道的国家播出专题片《湖南人的精神》，其中主要内容介绍的是左宗棠精神，因为左宗棠的精神是湖南人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2020年天津卫视、央视九频道分别播出由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组织拍摄的5集大型人文电视纪录片《赶大营》，前3集对左宗棠作了重点介绍。2021年1月央视一频道播出8集大型纪录片《中国新疆之历史印记》，宣传介绍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功绩。2021年8月5日至9月5日，《人民日报》客户端、人民网、“东岳客”同时连续32天，连载军旅作家陈明福所著的《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2022年1月，央视四频道播出了系列视频《史活新疆》第57集《左宗棠收复新疆》。2022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客户端等媒体发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人民日报社山东分社社长徐锦庚的建议《大力弘扬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情操》。当然，左宗棠如同其他任何历史人物一样，由于受当时历史时代和本人思想认识的种种局限，不是“完人”，也不是没有过错，这是毋庸讳言的。但瑕不掩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透视左宗棠的一生，审视他的历史贡献，他是一位在总体上顺应和促推近代化历史潮流发展的英雄人物。(三)2015年9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上，明确要求：“我们要铭记一切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们，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左宗棠，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对中华民族和我们国家贡献极大的英雄人物。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民族。为了落实习总书记的明确要求，发扬中华民族敬重英雄、学习英雄、争当英雄的光荣传统，以造就无数勇赴国难，振兴中华的英雄，很有必要从国家和民族的层面上，对左宗棠给予准确的历史定位。我作为左宗棠及其文化的研究者之一，建议给左宗棠的历史定位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理由是：如果定位左宗棠为“民族英雄”，虽至今权威的历史和政治教材没有公开这样表述过，但应该不会有大异议。不过，同属民族英雄的人物，其功绩贡献，精神价值，比较而言，差距甚大。譬如：与左宗棠同时代的关天培、冯子材等，都是历史教科书中公认的“民族英雄”。然而，其功绩、价值等，与左宗棠都无法相比。由此可见，即使定左宗棠为“民族英雄”，也不能概括左宗棠的功绩贡献和精神价值。如果定左宗棠为“人民英雄”，根据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不无充分理由。碑文是毛泽东主席写就，周恩来总理书写的：“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左宗棠为捍卫我们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为收复新疆和抗法保台舍生忘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当然属于碑文规定的人民英雄的范畴。即使定位为“人民英雄”，他也只是众多人民英雄中的一员，同样不足以概括他的杰出功绩和英雄价值。在众多的民族英雄和人民英雄中，能够称得上“中华民族的脊梁”的，只是凤毛麟角。所谓“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里，经历激荡洪流和汹湧波涛而坚韧不拔的中流砥柱，是为民族为国家起中坚作用的人。左宗棠够不够得上这个“定位”呢?回答是肯定的。因为除上述他的盖世功绩，非凡才能、超人胆识和巨大作用之外，还具备以下作为民族脊梁的条件。一是高瞻远瞩的政治家。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待一切重大事件敏锐的政治眼光上；表现在他每次战后，迅速转入善后建设的卓著成效上，包括安抚难民、赈灾救济、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整饬吏治、敦教劝学等；表现在他“师夷长技以治夷”，积极开展用洋人而不被洋人所用的独立自主的洋务运动，引进科技，培养人才，开拓和发展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上；表现在他五上奏折促成新疆建省，并为新疆建省提前从各方面做准备、打基础上；表现在他赴闽抗法保台中，奏请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改为台湾巡抚，最终促成台湾建省上；表现在他“清勤奉职”，“重民”、“保民”“利民”的“善政恤民”上；表现在他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人才，教化人文，纯化民风，增强中华各民族的凝聚团结，实现长治久安上；表现在他调整清政府对少数民族歧视、抑制的民族政策，实行“不论汉、回，只辨良、匪，以期解纷释怨，共乐升平”(《左宗棠全集》岳麓书社1996年版《奏稿》三，第423页）和“无论汉、回、番民，均是朝廷赤子，一本天地父母之心待之，俾各得其所，各遂其业”(《左宗棠全集》·《札件》371页)的民族政策上。二是足智多谋的军事家。这是众所公认的。他从任湖南巡抚幕僚起，襄助曾国藩创建湘军，继而独建楚军，戎马半生，转战大半个中国，善于用兵，多谋善断，战功卓著。在建军方面，他提出“兵之用在精，兵之精在将”，“治兵莫要于选将”（《左宗棠全集·奏稿六》）。在治军方面，他强调严格训练，严明纪律，提出“训练”二字不可“偏废”，坚持“用兵之道，纪律为先”（《左宗棠全集·奏稿九》）。在作战指挥上，他“于军情、贼势、地形刻意讲求”（《左宗棠全集·奏稿一》），他认为正确的作战方针，稳慎进取，常常能克敌制性。他提出的“避长围，防后路”（《左宗棠全集·奏稿一》），“缓进急战，慎以图之”，“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左宗棠全集》·书信三),“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等战略战术思想和主张，在中国近代战争史上谱出了出彩的篇章。他率部西征收复新疆时，国库空虚，粮饷奇缺；没有精兵良将，只有临时调自九省的十四支派别林立，参差不齐的“乌合之众”，且装备落后；西征路途遥远艰险。面对这些无法想象的困难，清政府束手无策。主要靠左宗棠的智谋逐一化解，使收复新疆之役得以顺利，势如破竹。所有这些都仗赖于左宗棠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当时舆论认为这样大的战绩，“乃周秦汉唐所未有”。有一次，曾国藩与常州吕庭芷侍读谈论时曾问：“你对左宗棠怎么看？平心论之。”吕答：“他处事之精详，律身之艰苦，体国之公忠，窃谓左公之所为，今日朝廷无两矣。”曾击案对曰：“诚然！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于九泉，恐亦不能为之继之。君谓朝端无两，我以为天下第一耳”（美国《世界日报》茂怡《曾左君子之争》）。三是总揽全局的战略家。左宗棠认为，治国“不独在猛战，而在方略处置为远大之谋”（《左宗棠全集·书信二》）。在内忧外患的晚清，左宗棠总是站在国家和民族的全局上谋事干事。凡在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关头，他总是出“远大之谋”，干利国利民的大事，仅举几例。办船政奠定海军根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他就敏锐地意识到：面对列强的入侵，除有传统强大的陆军外，必须尽快发展强大的海军，坚持“海防、塞防并重”。1866年平息太平军后，他立即连上奏折说服清政府同意，马上组建福州船政局，建设马尾造船厂，设立船政学堂，招聘西方发达国家技术人员，学造坚船利炮，培养海洋和海军人才，使之成为近代海军的根基和摇篮。力主收复新疆。在事关沦陷13年之久的新疆是否从入侵者手中收回的历史上有名的“海防”与“塞防”之争中，以李鸿章为首的大部分朝臣、督、抚大员，极力主张放弃新疆“不毛之地”。左宗棠力排众议，于1875年4月12日上了一道约五千言的奏折，详细论述收复新疆的必要性，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左宗棠全集》·奏稿六）。他在这份奏折中说：“重新疆者，得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虑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左宗棠全集》·奏稿六）。针对李鸿章的主张，他反驳说：“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审处者也。……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至构衅于东南”《《左宗棠全集》·奏稿六)。左宗棠深刻阐明了“海防”与“塞防”的利害相关，一方失利都会牵动战略全局。如果一味妥让，示人以弱，将更会激起列强的侵吞欲望。只有坚决收回新疆，振我国威，英、俄未能得逞，才会达到“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的战略目的。所幸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使左宗棠得以将其战略目标付诸实施，收回了新疆。即使今天来看，左宗棠关于稳西北卫东南的“两防”观点，仍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超前谋划抗法保台。左宗棠以战略家的眼光，很早就十分关注、重视台湾和广西中越边境的局势。同治二年（1863），他任闽浙总督时，就指出台湾地理位置的重要：台湾是东南的一把钥匙，身系沿海数省安全。他任两江总督时，法国侵略者加快侵占越南的步伐，他早就看出其凯觎我国西南的意图，判断法军很快就会从陆、海两线攻击中国，于光绪九年（1883）三月三十上了《筹办海防会商布置机宜片》：“窃谓和局可暂不可常，其不得已而出于战，乃意中必有之事”。为防法军进攻，他一边部署长江口防务，一边关注西南边境局势。当战火逼近中国边境时，他不顾左眼疼痛近乎失明，奏请赴广西前线督师抗法未批准时，即组织一支由爱将王德榜统帅的“恪靖定边军”，开赴广西中越边境，以防御法军进攻，其武器装备、军费开支均由他筹措解决。1884年农历七月初三，法军突袭福建水师致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左宗棠抱病请缨，赴闽抗法保台，统筹福建、广西两线作战。由于他的先见之明，一年前他组建并派往广西边境的“恪靖定边军”，在他的运筹指挥下，抄了入侵法军后路，与冯子材合击法军，取得了震惊中外的镇南关一谅山大捷，使中法战争以中国胜利结束。借洋款收新疆。左宗棠统兵西征收复新疆时，国库空虚不能如额拨款，各省“协饷”，款难到位。被逼无奈的左宗棠，只好说服清政府，批准他筹借洋款。不少朝臣、督、抚大员极力反对、攻击、讥讽，甚至漫骂。说借钱打仗不合算，是“饮鸩止渴”。为了收复新疆，左宗棠义无反顾，顶着压力和骂名，先后五次从外国银行借白银1950万两。付出这个代价，但收复了166.6万平方公里的新疆。收回新疆的影响、意义、作用、价值，是1950万两白银根本无法比拟的。当时，只有左宗棠这样的大战略家，才有这样长远的战略眼光和胆略决心。四是勇于牺牲的无私者。左宗棠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一辈子清正廉洁。清朝档案文件《国史本传》记载：他“廉不言贫，勤不言劳”。他廉洁到使家里到了贫困的程度；勤政为民，使自己到了疲惫不堪的境地。逝世时“内无余帛，外无赢财”。家里没有多余的衣服，外面没有剩余的钱财。据民国初期著名史学家秦翰才著的《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记载：左宗棠为赈灾救助、地方义举等，捐出了他的俸禄廉银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五。特别是在西北形势岌岌可危时，他以垂暮之年挺身而出，毅然承担了收复新疆的重任。当时在军队、装备、粮饷、运输等方面，面临重重困难。而敌人阿古柏的军队装备优良，背后有英、俄强国全力支持，敌强我弱，除军事风险极大外，还有险恶的政治风险。如果西征失败，以李鸿章为首的政敌必然会落井下石，群起攻之，清政府会把他当替罪羊，等待他的将是罪及身家，死无葬身之地。对此，左宗棠心知肚明，但是他要报效国家，早就有了以身许国的思想准备。他在家书中写道：“西事无可恃之人，我断无推御之理，不得不一力承当”（《左文襄公家书》卷下)。为了收回伊犁，他以69岁高龄的带病身躯，冒着盛夏酷热“载棺入疆”，誓与沙俄决一死战。他主政西北十四年中，西北艰苦的生活和恶劣的自然环境，患上了常年眼疾，全身瘙痒症，腹泻等疾病。夫人、长子、长媳、两个女儿、二哥、侄子七位亲人，先后病逝，他从未告假回家。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明不告假探家的原因是“恐误国事”《左文襄公全集·书犊》卷二十四)。在抗法保台中，为了保证先后派出的两支“恪靖援台军”在没有水师护航的情况能顺利登上台湾岛，他要亲率部队渡海援台，清政府知道后急令不准，才作罢。以上所述，足见左宗棠作为民族脊梁，为了国家、民族，勇于牺牲、甘于奉献的品格。左宗棠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位富有政治、军事、治国远见的人。他顺应并促进近代历史潮流的发展，不仅收回了六分之一的陆地国土，而且誓死捍卫了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他在所辖区域内，实行恤民善政，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他调整了清政府歧视、压抑少数民族的政策，实行了比较平等公正地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促使西北各民族的重新团结，实现了西北一百多年的长治久安；他每到一地任职，都对旧的政治、经济、军事体制进行改革，引进、学习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有效地推进了中国近代经济社会的发展。综观左宗棠对中华民族的盖世功业，他完全符合“中华民族脊梁”的称谓。作者简介王品端，湖南湘阴人。曾在部队服役20年，转业后历任湘阴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政协副主席。现任湘阴左宗棠文化研究会会长。曾在《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等报刊报刊发表散文、通讯、短篇小说、论文、新闻等200余篇。主编出版《走进湘阴》。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研究左宗棠，出版《历史伟人左宗棠》（任主编）、《左宗棠研究文选》（任副主编）。《天地正气左宗棠》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