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与基层治理转型新趋势——基于若干地方经验的一个论纲
  治理农村 变迁 基层 社会 转型
  这些变化还带来了乡村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和利益纠纷的复杂化。
  这必然会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个人行为的无序化和社会秩序的缺失，人们之间纷争的增多而无法得到有效的化解。
  这对乡村治理的直接挑战表现为，乡村能人和青壮年人口的大量外流，致使村落已无法组织起正常的公共生活，乡村公共事务面临无人问津的危机。
  如由于集体经济的发达，一些地区出现了“城乡逆二元结构”、“城乡内二元结构”、“城乡三元结构” 等新的特征。
  当前，在一些发达 地区，“城乡逆二元结构”和“城乡内二元结构”、“三元结构”同时存在，相互叠加，使得利益关系和利益 诉求更加纷繁复杂，使得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着异常复杂的局面。
  当前，中国乡村利益纠纷呈现出以下一些新的特点。
  事实表明，“发展起来的问题并不比没有发展 起来的问题少，富裕起来的问题并不比贫困引发的问题少。”
  第二，纠纷主体的复杂化、组织化。
  利益纠纷的群体化，使得集体维权成为可能，也使得利益纠纷往往以比较激烈的群体性事件的形式爆发出来。
  除了传统的逐级上访、诉讼外，现在人们表达利益诉求的手段大大增加了， 如最让基层政府感到害怕的越级上访、重复上访、涉诉信访、缠访、闹访，借助民间合法或不合法的维权组织， 借助网络等新媒体的力量把事情扩大化、“问题化”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乡村与法律的关系由过去的“拒斥”逐渐走向“亲和”，也就是说乡村社会由于自身的变迁 产生了对法律的巨大需求。
  如在处理“外嫁女”股权纠纷时， 尽管相当多村庄之前都不认同，但他们就坚持按照法律的原则，采取强制性手段维护“外嫁女”的合法权益， 对符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农村“出嫁女”及其子女按“同籍、同权、同龄、同股、同利”（简称“五同”， 即户籍性质相同的同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具有相同的股东权利和义务，年龄相同的股东享有同等数目股数和股份分红）原则进行股权配置，具体依照所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份章程规定执行，毫不含糊。
  于是，“服务下乡”成了近年来中国乡村治理的普遍趋势。
  按照社区的形成过程和总体形态，可将农村社区建设分为“一村一社区”、“多村一社区”、“一村多社区”和“集中建社区”四种模式。
  “信息下乡”以农民的需求为主导、政府的推动为扶助， 走出了一条民众、政府与市场合作共赢的道路，这正体现了乡村治理的真谛。
  理想的治理，是期望通过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良性互动来避免陷入“政府失灵”、“市场失灵”或“社会失灵”。
  研究表明，某些乡村的传统因素不仅未成为农村现代化的障碍因素或随着现代化而自然消失，反而却成为当前和今后进行乡村治理实践最可借用的资源。
  “两堂”与“五廊” 的建设，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了重要载体，村庄的文化资源得以展现，广大村民共享公共文化服务的愿望得以实现。
  b参考章燕、裘小民、沈向荣：《临安建设“文化礼堂”，构筑农民群众精神家园的实践与思考》，内部资料。
  第四, 创新“建管同步”的运行机制。
  综合型面积在300平方米左右，功能布局达到“两堂+五廊”的要求；特色型不拘泥于规模大小，基本具备“学堂+五廊”即可。
  具体的建设管理按照“市级指导、镇街监管、村级实施”的原则进行。
  （一）构建合作共治的新型“政府—市场—社会”关系 中国传统乡村治理的一个根本性缺陷就是治理主体单一。
  市场同样存在于传统 社会，这包括乡村内部的集市交易，也包括城乡之间的物品交换，实际上，费孝通、黄宗智等学者都以大量确凿的证据论证了传统乡村社会中农民的生计实际上是靠两部分来维系的，一部分是作为“主业”的种植业，另一部分则是作为“副业”的小手工业或小商业 行为，单靠“主业”是难以为生的。
  所谓合作共治，是指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三大部门的优势，使它们形成分工合作、良性互动的关系，并通过合作达到善治。
  这是未来中国改进 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一个大方向和总目标。
  而当前正在开展的农村社区建设，是创新乡村治理模式，特别是重塑 基层政权的一个重要契机和突破口。
  （四）将网络等新型技术手段应用于乡村治理创新 完善和创新乡村治理需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让乡村治理模式符合时代所趋、符合改革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