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张敦福：“消遣经济”的现代意义—— 重读《禄村农田》
  但细察相关目录和文章内容，关于消费、消遣、休闲、工作与娱乐的关系的探讨是缺失的、不在场的。
  而在这个领域中，费孝通著作中已有或集中、或零散的论述，并有后学以有限但颇具启发的篇幅触及（张宏明，2005；申端锋，2007）。
  总而言之，该领域的研究显然被视为费孝通学术思想和理论贡献的边缘，一个较缺乏开采价值的领域。
  但笔者通过仔细考察，发现了相反的结论。
  一、“消遣经济”的本意：工作、休闲与公共生活：一个基于文本的分析
  在《禄村农田》中，费孝通从传统经济态度中概括出了“消遣经济”的概念。
  这个概念最初是针对那些雇工自营或把田租给别人经营的脱离劳动的土地所有者而言的。
  “不论雇工自营，或是把田租给别人经营，土地所有者脱离劳动的倾向是相同的。”（费孝通，1990：115）
  若是他们不脱离劳动，而是利用自己的劳力在农田上，或者其他更有出息的事业上，全部的收入一定比雇工或者出租经营更大。
  “那辈脱离了农田劳动的人，在我们看来，在农作中省下来的劳力，并没有在别的生产事业中加以利用，很可说大部分是浪费在烟榻上，赌桌边，街头巷尾的闲谈中，城里的茶馆里。”（ 费孝通，1990：115-116）
  也就是说，尽管不亲自劳动可能会使生活程度降低，可他们却宁愿少花钱，也不愿多费力。
  在费孝通看来，
  “这种在节流方面作经济考虑以避免开源时所得忍受的痛苦，却是我们传统经济中常见的态度” （ 费孝通，1990：119）。
  如何“节流”而尽少“开源”？
  在另一个文献“消遣经济”一文中，费孝通举了车夫的例子：
  “以前从车站到大西门跑一次只得到了2毛钱，一天一个拉车的非来回跑三四次不能养家糊口，现在工资是涨了，跑一次可以有1元半，可是拉车的却并不一定要来回跑三四次，跑一次就算了。
  工资提高，既不一定提高工人的收入，生活程度自然也是不一定提高了。
  为什么他不多跑几次，多挣几块钱，上电影院去花个黄昏呢？
  依我看来，在这里作怪的是我们几千年消遣经济中养成的基本态度，若明白了这个态度，传统经济中许多特色就很容易了解了”（费孝通，1999a：476）。
  费孝通还举出另外一个例子，以便把这个发现表述得更清晰。
  在这个事例中，儿子不乐意掼谷子，认为一天不抽烟就能省下来掼谷子的钱，不去做，而去鬼混。
  “禄村的宦六爷要掼谷子，和他30多岁的儿子说：‘明天你不要上街，帮着掼一天谷子罢。’
  我们若是一考虑哪种痛苦比较容易忍受，我们就走上了这一类的经济打算了” （ 费孝通，1990：119）。
  这样的人生态度很容易被看作是“好逸恶劳”，实际上，持这种传统价值观的不独禄村。
  在费先生笔下，江村人也有类似的表现。
  人们全天劳动完毕以后，大家聚集起来娱乐，家庭间的联系得到了加强，感情也更加融洽。
  茶馆在镇里。
  上述消遣活动大多与社区里其他成员一起消磨时光，可谓乡村的闲暇，也是一种公共活动，尽管不是那么正式，但毕竟是人们参与公共生活、参与“仪式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乡间，人们看重个人对大伙娱乐活动的参与，其重要性一点不亚于劳动生产活动。
  一个人村里没有几个经常在一起玩耍、娱乐（如打牌、吹牛、喝酒、体育项目等）的伙伴，被认为是没面子、没地位的。
  如果能在重要的公共活动中扮演主要的角色，则是社区成员乐意奉献的。
  比如禄村
  “有一位年纪只有二十五，家里有田五十工，人很勤俭，据说能管理家务。
  当我们在乡的一个多月里，他没有五六天空闲，可是他并不忙着耕田，而是忙着在庙里替人家尽义务，‘吹洞经’和‘讲圣谕’。”“可是我从没有在田里见过他，每次进城茶馆里却常有他的份。
  一九三九年掼谷子时，他父亲因为雇工不易，要他下田，他拒绝了，依旧每天在城里混。”（费孝通，1990：46）
  在禄村，租额较雇工自营利益为低，所以雇工自营或雇工经营很多。
  实际全部脱离农田劳动的男子，可以在百分之三十之上，部分脱离劳动的为数更多（费孝通，1990：100）。
  费孝通第一次在禄村调查时所寄宿的房东，家里有田不到十四亩，可算是有数的勤俭人物。
  “他年纪刚刚满四十，正是农作年龄中的人物。
  可是他穿得整整齐齐，而且时常披着长袍。
  晚上九时上床，明辰九时起床。
  逢街子，上街子；逢礼拜，做礼拜。
  一个多月，我没有见过他到田里去照料过多少次。
  这并不是因为他田里没有事，不必下田。”（费孝通，1990：45）这种情形至少使人很容易“少劳作，少消费，空着时间，悠悠自得，无所事事地消遣过去。
  像禄村一类的农村，不但以全村讲自给自足的程度很高，以个人讲，自足自得的味儿也很浓。
  他们不想在消费上充实人生，而似乎在消遣中了此一生。
  农民们企望的是‘过日子’,而不是‘enjoy life’” （ 费孝通，1990：120-121）。
  由此我们容易理解，农闲时节，“沿街蹲着好些农民，在暖洋洋的太阳下，衔着烟管，说长说短。
  那些在农闲时可以蹲在街旁抽烟说笑的，农忙也忙不着他们，至多在掼谷时，换个地方蹲蹲，不在街旁而在田岸上罢了。”（费孝通，1990：44）
  我们大致了解了禄村人如何消遣。
  但谁忙，谁闲，支撑在背后的是有地无地或土地多少的社会结构。
  “若根据这社会上的闲忙之别去推求这界限的基础，即可见到当地利用农田上的社会形态。
  决定农田里劳力利用的不仅是农业的性质，而更直接的是农村的社会结构。
  实际上享有闲暇的人，不是因为没有工作的机会，而是因为握有土地所有权，即使不劳作，也能靠着不劳而获的部分来维持生活。
  他们既有这种权利，于是有力无心地闲了起来。
  ---闲忙之别，刚划在有田和没田的界线上。”（费孝通，1990：45）
  关于后两点，下文将作进一步讨论和阐发。
  二、生计经济与社会整合形式
  消遣经济的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
  消遣经济涉及到传统中国农村的经济形态、经济特征和社会性质等问题。
  对此，有一个概括很中肯：中国农村问题，尽管错综复杂， “底子里却十分简单，一言以蔽之，是现有资源不足以维持那么多人口。”就农田在禄村经济中的地位而言，“我们找不到一项重要的家庭手工业，所有的专门职业和普通农家的副业，虽则多少增加了他们农田经营以外的收入，但是为数却都很有限，而且除了运输和贸易以外，很少能吸收农田上多余的劳力。
  所以农田在禄村不值是维持农民生计的主要力量，也是给农民利用劳力的主要对象。”（费孝通，1990：61）
  与禄村类似的村落在中国内地比比皆是。
  这些村庄规模不等，从最小的“三家村”到数百农户集聚的大寨子，它们散布于农田和山野之间。
  村落集居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宅地和农田的不可搬运性。
  土地是村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粪和尿是重要的肥料。
  村民绝大部分的生活资料，衣、食、住、行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取诸土地。
  桥头村、大西营村，四川的羌村和笔者的家乡山东的张庄，至今还是从土里讨生活（张敦福，2000）。
  劳力的使用，以及耕作中畜力的投入，到1960年代之前，一直是农业生产的最主要动力来源，被称为“传统的农业投入”（Perkins and Yusuf, 1984; Shenggen Fan, 1990）。
  因为人口膨胀造成劳动力便宜得一钱不值，乃至无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肩挑背驮、摇橹划船、锄头铁锨，要比使用任何机械划算，有时畜力都处于不利地位（费正清，1989：5、60）。
  这种精耕细作，不断向土里寻求生存能量来源的做法被称之为农业的“过密化”（黄宗智，1986、1992）。
  靠人力、畜力的投入在有限的土地里讨生活，这样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是可谓生计（subsistence）经济。
  之类经济形态在农业社会之前就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
  萨林斯曾富有说服力地表明，采集狩猎时代的人们尽管不如现代人生产率高，但他们欲望不多，实际上过着丰裕而悠闲的生活（Sahlins,1972）。
  比如，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工作得比我们要少，干活断断续续，没那么辛苦，每人每天获取和准备食物的时间就四、五个小时的样子，空闲时间很多，每年每人的睡眠时间很长（Sahlins,1972：108、109）。
  妇女经常休息，并非整天寻找和准备吃食，男人打猎找吃食也有一搭没一搭地干，某天收获颇丰，则好几天闲着（McArthur,1960:92）。
  这一观点具有破旧立新的意义，采集狩猎时代、农业社会的工作曾被认为辛苦难耐，按照这个观点看，农业劳作之艰辛是个神话。
  对农民经济生活，尤其是消费实践的观察和分析，应从这一研究理路中得到启发。
  让我们从发生学的角度，探讨不同学科是如何解释这种现象的。
  经济学界的解释注重边际生产效率和农民的理性判断。
  由于过密化的极限普遍为人所知，小农宁愿空闲而不愿劳作，乃是对边际生产低下的理性认识（舒尔茨，1987：21-23）。
  因而，传统农业不是特点的农民偏好游手好闲的结果，相反，游手好闲似乎是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结果（舒尔茨，1987：22）。
  并不需要求助于文化差别来解释特定的工作与节约行为，因为经济因素就提供了令人满意的解释。
  促使这些人去做更多的工作的刺激是微弱的，因为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非常低；促使这些人进行更多的储蓄的刺激同样也是微弱的，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也非常低（舒尔茨，1987：23）。
  不应当忽视这样一种观点：即农民是非常节省的，他们允许自己所进行的消费总是十分节省，特别是当他们考虑到子女的福利时更是如此（舒尔茨，1987：22）。
  恰亚诺夫及其合作者的观察和解释，着重对农民经济组织和行为的细致考察和统计分析。
  在俄罗斯，农民一年全部劳动日中，劳动只有很小的比例——综计之仅有25-40%——被用于农业。
  即便将手工业和商业劳动加上，其比例不超过50%，因而不得不承认，农民劳动远不是充分利用的（恰亚诺夫，1925/1996：46）。
  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无疑在于农业劳动组织的特殊性质，如季节性和受气候影响等。
  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劳动量的水平？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农民劳动者受其家庭需要的驱使而从事劳作，并随着这种需求压力的增强而开发更大的生产能力。
  不同于舒尔茨的是，这一理论路径深入到农民家庭消费上，认为自我开发的程度取决于劳动者承受的来自于家庭消费需求的压力有多大。
  消费需求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致许多地区的劳动者在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的压力下完全依照其不断增多的消费者的数量而提高产量。
  家庭经济活动的量完全由消费者的数量决定，而根本不由劳动者的数量决定（恰亚诺夫，1925/1996：49-50）。
  劳动收益被农民家庭有利与否，主要取决于需求满足程度和劳动者辛苦程度之间的基本均衡状况（恰亚诺夫，1925/1996： 60）。
  恰亚诺夫进一步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农业生产形态。
  禄村及上文中中国村落的情况，大多属于后者。
  产品的量则只按单个消费需求来度量：“够了”或者“不够”。
  由于消费需求本身具有弹性，这种度量不可能是很精确的（恰亚诺夫，1925/1996：105）。
  同样触及到需求和生计经济，博兰尼的理论观点超越了经济学的解释和路径，从社会结合形式找到了阐释农民休闲与工作的同等重要的根基。
  在博兰尼看来，以稀缺（scarcity）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无法涵盖以生计为目标的社会总体要求。
  为了满足社会的总体需要，必须运用多种准则来共同形成所谓的整合形式（forms of integration），而这些整合形式并不具备发展阶段的涵义（博兰尼，2001：33-47）。
  这种阐释不把采集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看作是单线发展进步的阶梯，而是强调生计经济的社会总体要求，其中，社会整合形式具有超越经济需求的重要意义。
  显然，这种仪式投资能否及如何发挥作用，还是有一定的地域限制的。
  因为传统农村的熟人社会性质，人们长年生活在一起，彼此信任，长期的互惠成为可能，也使得无息的互惠的借贷形式成为可能。
  在这种环境下，各个门户不仅是一个经济单位，更是一个家。
  它通过运用自己的仪式投资，支付比家户更大的社区成员引发的“表现的费用（the costs of representation）”。
  因而，像别家有事时去帮这样那样的忙，这样的劳务支出是必要的，而且不直接受制于以价格和利润为基础的经济系统（Wolf, 1966:13）。
  而禄村的乡民尽力减少劳作制造并贪图闲暇，既有边际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更有上述仪式投资、排场、借贷关系中所涵盖的人情世故。
  费先生论及的一些禄村的消遣活动（如“吹洞经”、“讲圣谕”、“唱花灯”）中，透露了村落公共仪式的信息经济。
  主持这些公共仪式活动的正是那些因为有田而且有闲的地方精英。
  以洞经会为主的活动，利用公共仪式构建禄村的地方社会空间，凝聚禄村村民的认同感，同时建立了以地方精英为主的等级体系（张宏明，2005：131）。
  概而言之，社会中国农民的彼此走动、帮忙、礼物馈赠、闲聊、吹牛、在茶馆酒肆消磨时光等等，都是这类整合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构这类整合形式的其他社会空间则有“麦场”、“井边”、“村头”、村里某个建筑物（如庙宇、杂货店等）附近等村民悠闲而聚、海阔天空的所在。
  社会交往具有休闲的意义，反之亦然。
  大部分被看作是休闲的活动及场景都贯穿着社会交往的层面和因素。
  要发展某种亲密关系或初级关系，除了具有共同的任务外，还需要共同的休闲机会。
  齐美尔把那种以快乐相处为主要目的的交往称作“交谊（sociability）”(Georg Simmel, 1950)。
  游玩也罢，庆典活动也罢，闲聊也罢，所有参与者都被看作是平等的，结果并不重要，人们都关注友谊，交往过程是最重要的，在这类休闲活动中分享和交流，即便是在一起发呆、闲聊，都注重社会交往过程的基本意义、注重社会整合形式的形成。
  村落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惠、总体性社会需求的存在、社会整合形式的构建、交往与闲暇的融通，均与乡民社会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
  离开那个固定的、封闭的、熟识的社区，离开了农耕生存背景，这些公共仪式、交谊活动、互惠方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在费孝通所说的“earthbound China”，泥土长久以来束缚和制约着中国社会结构与文化的方方面面。
  村落成员的社会关系往往反映在大事件上，婚丧嫁娶等礼仪尤其疏忽不得。
  禄村和中国其他类似村落的村民在劳作之余，花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物质在人际往来上，实际上在编织和维系人际关系网络，在创造和再生产着共同体的历史。
  三、三种经济形态与中国社会变迁的难题：富裕之后的社会后果
  费孝通发现，消遣经济与利益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经济截然相反。
  在消遣经济态度下，货币收入并不被看作是具有很高价值的东西。
  通过中西对比，费先生确实论证了禄村存在一种不同于西方新教伦理的传统经济态度。
  在这种经济态度的支配下，那批拥有田地的人对生活的态度是好逸恶劳，他们减少劳动，减少消费，产生闲暇，终日消磨时光（费孝通，1990：46）。
  其基本精神是宁愿少得，不愿劳动。
  费孝通认为，在西洋的都市中，还存在另外一种把消费和娱乐看作生活中心的经济形态：一个人整天的忙，忙于工作、忙于享受，所谓休息日也不得闲，把娱乐当作正经事做，一样累人。
  在他们好象不花钱得不到快感似的。
  这是19世纪以来西洋论经济者的“最少痛苦来换取最大快感”，是作为个人经济打算的基本原则——快乐主义的假定。
  每个人都这样打算，相互间合作达到这目的而发生经济行为，行为所循之方式固定化而成经济制度，造成一个社会秩序（费孝通，1990：116）。
  两者适得其反：在我们的农村中的村民知道如何不以痛苦为代价来获取快感，这就是所谓消遣。
  消遣和消费的不同在这里：消费是以消耗物资来获取快感的过程，消遣则不必消耗物资，所消耗不过是一些空闲的时间。
  如此，三种经济形态得以区分开来：资本主义兴起时以生产为核心的形态；资本主义成熟期以消费为核心的形态；中国传统农村经济及“消遣经济”。
  不同时期休闲的多寡呈现如下趋势：随着文化的进化，工作时间越来越多 ，休闲的时间越来越少（Sahlins，1972）。
  必须说明的是，资本主义成熟期，人们把消费和休闲当作工作做，虽然生产时间减少，工作时间却增加了。
  三种经济形态适用于不同国度的不同历史时期，有各自或具明显代表性的个案，它们在劳动生产、休闲和消费的结构安排上、在对待生活的基本伦理态度上，各有独特之处，在物质富裕程度上也有分别，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构成了消费主义演变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所谓主流价值系统（dominant value system）（Stearns, 2001:3-6）。
  重新厘清生产与消费、工作与休闲分配关系的不同结构类型，强调休闲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首要的一层值得探究的含义是从理论上进一步探索中国与资本主义产生问题的新的解释。
  消遣经济史通过减少消费来减少劳动，向内求，主张压抑自身欲望——传统社会匮乏经济特有的态度。
  传统中国居主导地位的儒教，其价值系统被认为是重视世俗生活而不是宗教目标的，它产生的社会氛围是拒斥消费主义的（Stearns, 2001:4）。
  “清教禁欲主义竭尽全力所反对的只有一样东西——无节制地享受人生及它所提供的一切。”（韦伯，1987：130）这种以生产为核心的生活伦理被认为与资本主义的产生有着亲和性关系：“当浪费的限制与这种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韦伯，1987：131）。
  把消费和娱乐看作生活中心的经济形态，也很早出现：一个存在于前资本主义和早期资本主义文化之中的观念：体面只适合于花钱而不适合于挣钱（桑巴特，2000：18）。
  但只限于贵族和上层社会，即未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没有深入到普罗大众。
  但它同样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产生。
  “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爱的一个嫡出的孩子，是它生产出了资本主义。”奢侈促进了将要形成的经济形式（工业、制造业、财富增殖等），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桑巴特，2000：150）。
  新教伦理过于注重生产、劳动和财富增殖本身，快乐主义浪漫伦理过于注重消费和休闲。
  就生产和消费的平衡而言，消遣经济似是一种适宜的选择：虽压抑了消费，但增加了休闲，因而虽然物质产品不富裕，但因为有了足够的闲暇和公共娱乐、人际交谊，可谓“原始的富裕社会”。
  这里的富裕更多的指生活的闲适，可以享用的无拘无束的休闲时间的充裕。
  这种“休闲”的充裕往往被追求进步、天天向上的现代人看作是“懒惰”或“好逸恶劳”。
  从来不要做太多。
  这是一项慎重和尊重的原则，对象是工作和土地的对等：农人有所付出，但是由土地和神祇来给予所余之物：（那是）最本质必要的。
  这个原则尊重的是那些并非由工作而将永远不会由工作带来之物。
  不论事情如何演变，我也不会去更改这种世界观。
  孟德拉斯则如此看待农民的时间观：农业劳动者是在一定的时间界限中生活、思考和作出决定的。
  这种时间界限不仅仅是自然周期和大气条件强加给农业劳动者的，而且也是、还可能主要是传统文化的遗产（孟德拉斯，1991：66）。
  韦伯在讨论“理性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未能在中国首先发生时指出，儒教的影响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其他原因可称之为中国的“社会学基础”（sociological foundations）:踯躅于传统主义（苏国勋，1988：146-154），虽然货币体制和货币基金发展了；社会生活组织，自上而下都打上了父权制的烙印；长期以来以血缘结合和地缘结合为主体的社会生活，深深地影响着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
  所有这一切都与从事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现代理性劳动组织的要求、以业缘为主实行人的组合必须奉行的普遍主义的社会性道德相反，客观上必然会阻碍资本主义精神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
  除了这个富有说服力的解释外，在消费和闲暇方面似乎还存在“缺失的环节”（lost link），即在这个领域找到中国未产生资本主义的新解释。
  如果我们把韦伯的“禁欲”说和桑巴特的“奢侈”说延伸到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中，可以看出：中国民众存在明显的限制消费和个人物质欲望的现象，但显然是就绝大多数资源稀缺、生活贫困的普罗大众而言的，这样的禁欲只是维系基本的生活需要，根本产生不了可以投资扩大再生产的“剩余”，他们的闲暇也是以很低的耗费寻求生活中的乐趣。
  权贵阶层、乡村的大地主等有产者可以不劳作，有休闲，但收取的地租和其他利润多用于享受，是巩固着封建制度而非蕴育着资本主义制度。
  由于士农工商阶层分化的封闭性特征明显，上层社会的“奢侈”也未能像欧洲社会曾经出现的那样通过“时尚”向下层社会普及，从而扩大需求，带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理性劳动组织的形成和发展。
  但这个过程是社会变迁进程的客观描述和尝试性解释。
  问题的另一个非常重要、但往往被过度强调科学性、客观性的社会科学家所忽略的问题是，这里有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在起作用。
  资本主义的形成被看作是进步的、理性化被看作是高级的、以效率和物质财富扩张为目标的事功主义被认为是优越的。
  而禄村人消遣经济的生活态度并不把财富积累看作人生第一要务或目标，也不认为资本主义是理想的、进步的、好的。
  他们所祈求的，是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之后，有充分的闲暇可以度过，有相熟的人可以一起玩。
  韦伯看到了理性化的限制，坎贝尔挖掘出理性主义的反动——浪漫伦理的价值和意义，而中国禄村等地的农民在漫长的农耕生活中已经具备了摆平生产与消费、工作与休闲、物欲与人际往来之间的关系。
  由于实证资料的不足，粗线条地勾勒中国社会变迁中消费和休闲的意义和价值，显然是件冒险的事情，但其价值和意义毋庸置疑。
  很遗憾的是，从现有经验资料和初步观察看，人们对待生产与消费、工作于休闲的态度和行为呈现出一些值得忧虑的趋势。“有白馍吃，我们都心满意足了”，还是改革开放好（曹锦清，2000：202）。
  大吃大喝被村民视为一种奢侈性消费行为，在以“吃饱”为目标的生存经济中，“大吃大喝”既是一种富裕的显示，也是一种慷慨待客的礼节（曹锦清，2000：204）。
  农村1985年前后，生产效益被挖掘殆尽，后来乡村青年男女的外流和乡村的凋敝就不足为奇了。
  其中起重大作用的，是承包经营后，农民对边际生产效率的理性判断。
  在四川，乡间的俗语是“挨一些饿，得一些坐”。
  在山东农村，那些极少数不知歇息卖命干活的人，无论是种自家的地还是耕种别人的田，容易被别的村民讥讽为“怨种”。
  很重要的一点是，乡村地区对闲暇的重视依然延续着。
  但与此伴生的公共生活的失落则值得忧虑。
  部分经过改革而富裕起来的农村，在社会生活领域却出现了令人忧虑的现象，富裕之后的的社会后果呈现消极的特征。
  经过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的重塑，基于土地占有不平等的地方等级体系已经不复存在，地方性的公共仪式虽然出现了所谓的恢复和重建，但却与传统社会的逻辑完全不同。
  在禄村，花灯在人民公社时期还由新成立的花灯剧团维系，但政治功能越来越明显，分田到户尤其是1990年代后，花灯表演越来越萧条，并且越来越失去公共仪式的意义，而成为一种纯粹的娱乐形式，洞经则被看成是几个人的个人爱好（申端锋，2007：149）。
  花灯一日丧失了地方影响力，洞经则在社区和国家的夹缝中生存（张宏明，2005：167）。
  村民共同体认同的意义基础丧失了。
  村民在村庄内部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一袋马铃薯”，村民已经原子化了，禄村成了“缺乏认同的社区”（张宏明，2005：268）。
  在内地农村也遭遇着大致相同的结局。
  比如在经济生活领域，农民创办的合伙、股份制企业差不多有一个共同的结局：闹翻、散伙（曹锦清，2000：191）。
  在社会生活领域，从农村留守人员的闲暇时间安排来看，湖北荆门、辽宁大古村、山西董西村农民的农闲时间相当多，其中大多是农闲时间都用来打麻将和串门，而没有被组织起来进行公共或个人生产。
  也有买六合彩的（贺雪峰，2009:16-17）。
  一些农村在超出家庭层面不再有一个主导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这类村庄被称为“原子化村庄”。
  湖北荆门、湖南衡阳、安徽徽州宅坦村、辽宁大古村都是原子化村庄。
  宗族势力曾经南方强盛，目前快速解体。
  北方农村容易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比如从共产主义理想到拜金主义的飞跃（贺雪峰，2009：33）。
  在河南巩义某镇，急于暴富的人们往往走上“黄、伪”一路。
  使得管仲所谓“仓廪实而知礼仪”为虚，“饱暖思淫欲”为实。
  贫困会产生贫困病，富裕也会产生富裕并。
  这两种病相比较，贫困病好治一点，富裕病反而难治（曹锦清，2000：192-193）。
  变化中的社会风尚似乎自动培育着各种赚钱手段与目的，很少受到什么伦理精神的调节与制约。
  对于早已超出生存与安全需要的少数富裕户来说，赚钱的基本动机便是享受与攀比。
  他们通过消费来攀比，从而将消费标准逐渐提高到社会一般消费能力之上，并无形中规定着消费的内容和方式。
  这便是真正制约着人们观念与行为的意识形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前中国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既不再官方手中，也不在知识分子手中，而在先富者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即通过享受与攀比形成的消费标准与消费方式中。
  当然乡村社会内的这个标准来源于城市（曹锦清，2000：193）。
  无独有偶，定量调查反映了同样的情况：当中小城市中有较多人向往休闲放松的生活方式时，而农民群体对于物质富裕的追求则更加突出（零点调查，2006：295）。
  而消费主义的源头——大城市，则充满了过劳死、浮躁，急匆匆的脚步、繁忙的交通和拥挤的人群。
  那里，日常消费生活领域充斥着“虚无之物”（张敦福，2006），“沃尔玛化”剥夺“消费个性”（李成骅，2004：241-245）。
  “好生活”的标准是以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物欲的满足为根本的。
  结语与讨论：何处娱人性灵
  已故美国农民学家丹尼尔
  托尼曾说，即使在当代发达工业化国家，“农民与农民的子孙”仍构成人口的多数。
  而在中国，他们可以说构成了人口的全部（转引自恰亚诺夫,1996，总序：1，）。
  直至今天，环顾中国国情，不能不承认，我们的农民绝大多部分还没有真正从传统的小生产及自然经济中走出来，我们的工人、士兵、干部、企业家，有不少只是分别穿上了工装、军装、制服和西装的农民，我们的知识分子，也有那么一批实际上为小生产意识所笼罩、可以称之为戴着眼镜的农民（姜义华，1992：43）。
  历史事实告诉人们，中国还没有真正从传统的小农社会中走出来，中国今日的经济生活、意识形态、价值取向、行为模式等等，有很大一部分仍然笼罩在历史的巨大阴影之中（姜义华，1992：3）。
  然而，二十多年来急剧的社会变迁该这个以农民、农业和农村为根基的国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乡村的凋敝使得作为共同体意义的村落不再具有往日的魅力，有知识、有技能、有劳动力的，争相跑到商品、金钱、人和服务快速流动的城市。
  人们的社会网络变得分散而疏离。
  社会成员变得原子化。
  都市拥有的是“失巷的文明”。
  就生产与消费、工作与休闲的结构关系变革而言，一方面中国是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的商品遍及全世界。
  另一方面，中国是最庞大的消费品市场，中国的消费力崛起了（加纳，2006），日常生活中正在出现和形成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正在形成为一种新型的支配权力（陈昕，2003）。
  经过城市的消费革命（戴慧思、卢汉龙 ，2003），中国从苦行者社会急剧地转变为消费者社会（王宁，2009）。
  这里，主要是由工人制造，中上层社会消费，绝大多数人工作，少部分人休闲。
  生产与消费、工作与休闲的不平衡昭然若揭。
  人们有了消费，少了休闲。
  大众消费的后果之一是造就了终日忙碌、很少休闲的人群。
  在工业化国家，目前的工作时间仍然超过了工业革命前的平均工作时间。
  曾经喜欢桃花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的民族拥有了众多的过度工作的人。
  现代化、工业化、机械化并没有减少人的工作时间，反而增加了人们的工作时间。
  正如经济学家舒马赫的经济学定律“一个社会真正可用的闲暇的数量通常是与这个社会用以节省劳动力的机器的数量成反比。”（Schumacher，1979）。
  人们越绞尽脑汁地提高效率，人们就越不可能放松和享有它。
  当然，所谓“20世纪科学技术对人类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将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人有了充裕的休闲时间”（休闲研究丛书“编者的话”首句），显然是简单、虚构的进步主义的迷魂汤。
  重视休闲、公共生活，重新发掘传统乡民的人生智慧，并非提倡走回头路。
  费孝通教授看得很清楚：在一个已经工业化了的西洋的旁边，绝没有保持匮乏经济在东方的可能。
  适应于匮乏经济的一套生活方式，维持这套生活方式的价值体系是不能再帮助我们生存在这个新的处境里了。
  “悠然见南山”的情景尽管高，尽管可以娱人性灵，但是逼人而来的新处境里已找不到无邪的东篱了（费孝通，1999b: 307-308）。
  如何面对今天的学习和生活、工作和休闲、劳动和消费，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我们目前急切需要本自乡土社会的休闲、消遣观念和方式平衡过多的繁忙、急躁与焦虑，更多一些缓慢之德和闲适之态，更少一些事功主义、消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