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工业时代到来之后，经济学家们关注的越来越多的是GDP/GNP这些数字的增长，而往往忽略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依赖，当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新科技的发展必然能够找到自然资源的替代品。然而，全球生态环境出现严重的危机对这些错误观点敲响了警钟，全球环境问题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众多经济学家协同环境学家、生态学家共同致力于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关注经济增长的同时越来越注重环境的保护。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于2009年12月7—18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即2012—2020年的全球减排协议。2012年十八大报告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进行了阐述，将生态经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从国际国内综合来看，生态经济时代已宣告到来。
  国外学者对生态经济的研究较早而且较为全面，早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就已经蕴含了生态经济的思想，自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鲍尔丁首先使用了“生态经济学”这个概念之后，对生态经济的研究日益丰富，观点也各不相同。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自然观中就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经济观点。其中包含了四方面的主要内容：自然生产力观、生态发展观、生态科技观、生态消费观。深入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经济观，是人们树立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要求，对于人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规范人类经济行为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EricA.Davidson在《生态经济大未来》中指出，全球变暖化效应持续恶化、生物灭绝加速以及贫穷和人间惨剧不断增加，人类在保护自己的居住环境免于恶化方面是失败的。人们正在利用生态学与经济学所提供的工具，来为环境所面临的挑战找出解决之道。生态法则具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力与政治力，面对环境的恶化，保护地球资源成为各国迫不得已接受的现实。EricA.Davidson从成本效益分析法、将外部性内部化、追求永续发展等角度告诉我们如何从地球获得更多的资源并做到最好的境界。
  彼得·巴特姆斯主要针对当前生态经济学家们所推崇的一些指标提出质疑。首先是对生态足迹，即生态可持续性，表示一国环境承载能力承载的环境压力的减少，与承载能力成反比。《重新定义进展》（1994—2004）将生态可持续性定义为“在普遍使用的技术水平下，生态系统进行资源生产和吸纳废物所需要的土地面积和水体面积”。因此，该指数用面积当量将人均自然资源利用、废弃物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国家的生态承载力联系起来。有关数据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的集体生态足迹突破了可持续性的界限，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大大超出了其再生能力。同时，作者在书中同时提出了对生态足迹的批评：（1）忽视了技术的力量，忽视了环保型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的替代作用。（2）考虑的环境影响范围有限，忽视了难以或无法转换成土地面积的环境影响。（3）等量土地面积衡量的是环境压力，而不是这些压力所产生的生态和健康损害。（4）忽视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口”可持续能力的可能。（5）将环境服务利用不超过全球人均生态承载力水平作为一个国家的目标。
  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提出质疑。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的提出者发现国民收入处于较低水平时环境污染上升，国民收入处于较高水平时环境污染下降，即一种倒U型曲线关系（如上图所示）。而许多学者明确反对这一假设，有研究发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只针对地区空气污染物，且在污染控制成本很低的条件下成立，而对于全球污染物，这一假设不成立。有些学者使用物质流总量作为对环境压力的综合检测变量，从而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检验，这些验证大部分否定了其假设。
  徐中民、程国栋（2011）在强调从整体的角度辨析，总结了生态经济学基本思想是正确的定位和扩展的视野，核心观点是将人类社会经济系统视为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即将人类社会经济系统视为局部，生态系统视为整体。主要问题在具体处理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关系时，人类社会发展需要面对的三个问题：（1）规模问题，要求将全社会的发展限制在生态系统的承载力范围内；（2）分配问题，要求社会限制市场的不公平性范围，保证不同个体间资源的公平分配；（3）配置问题，要求经济系统高效率地利用自然环境中的物质和能源，并尽量减少向环境中排放废弃物。并详细论述了生态经济学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宗教、生态学、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中的学科演替，生态经济学在新兴领域及未来研究主题中体现的整体性视角。系统地总结了整体性视角在生态经济研究中的作用，有助于弄清理论之间的联系，开拓新的领域和研究方向，从系统的角度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
  李周（2008）对中国生态经济理论与实践的进展作了全面的阐述。中国的生态经济学研究始于1980年，生态经济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以维护生态平衡为核心的研究阶段；第二，以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的研究阶段；第三，以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研究阶段。经过这三阶段的发展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生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为用生态经济学理论指导实践提供了更有力的基础。中国生态经济实践研究进展主要表现：从政府和公民两个方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度建设；生态建设提上各级政府工作的议事日程，生态省建设本着以人为本的宗旨，运用生态学与生态经济学原理，对核心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进行统筹规划，形成经济布局合理，环境承载能力不断提高的产业体系，把生态优势转变为生产力，促进区域内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文中提出生态补偿研究的方法来解决生态经济问题，但同样提出来其难点是补偿标准确定、补偿资金来源、被补偿者识别等问题。吴建寨、李波、张新时（2007）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角度出发，把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作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的定量评价方法，运用生态系统类型及其价值系数，利用生态经济协调度，研究区域生态经济发展的协调水平，指出区域经济已处于协调水平的边缘。生态环境约束着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生态环境容量是有限的，超越环境容量是不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约束性的重要因子。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区域环境容量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要有对应的生态系统服务来适应，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促进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以最终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丁开杰、刘英、王勇兵（2006）从生态文明的角度阐述了其对生态经济的重要性。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在改造自然并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果，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进步状态。生态经济是生态文明的物质保障，生态经济系统依赖于自然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是社会经济系统存在和运行的前提和自然物质基础。在功能上两者是相互影响的，自然生态系统对社会经济系统起到基础和制约作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活动会直接影响或干扰自然生态系统的现状和运行规律。生态经济建设中尊重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地位，适度发挥社会经济系统的主导作用，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经济体系。生态文明对保证生态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刘克英（2005）对生态经济发展的前沿性问题着重进行了阐述。文中指出为了保持人类—自然界—社会发展的一体性，保持地区经济良好的运行轨迹，必须促使生态经济学成为前沿性科学，同时，又必须与高科技和高新技术相融合，借鉴其他学科发展的积极成果。同时文中阐述了生态经济学新的发展主线及其走向：首先，生态经济学与高科技的融合日趋紧密，融合度越来越大；其次，生态经济学与高新技术的有机结合加快了生态经济系统的优化，在优化中不断创造出新的奇迹；第三，生态经济学与伦理学、美学的结合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独辟蹊径的科学；最后，当代生态经济学成为全球关注的科学，在吸收其他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呈现出迅勐发展的态势。文章最后总结，当代生态经济学保持前沿性的发展才能有力的面对全球性问题，担负起保护生态环境、促使生态资源再造，实现经济良性循环、持续协调发展的历史重任。
  王孔雀、胡仪元（2004）从制度约束的角度论述了生态经济开发必须建立健全完善的制度机制。生态经济的制度机制主要包括五大类：法律约束机制、生态转移支付机制、区域协调机制、市场价格机制、生态补偿机制，并对每个制度机制分别进行了阐述。最后得出了五大制度机制的相互关系：法律约束机制，是整个制度机制的依据；生态转移支付机制、区域协调机制和市场价格机制，是整个制度机制形成和实现的手段；生态补偿机制是最终目标，生态经济开发就是要实现生态资源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