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王缉慈:创新集群的真谛
  产业集聚现象在世界上十分普遍，而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专业化区域其实是发达国家跨国生产重组的产物，可能会受到少数高度专业化的制造业过程的限制。
  因此，需要探寻创新集群的真谛。
  发展中国家的集群根据泛化的集群概念可分为两类--基于创新的高端集群和基于低成本的低端集群。
  创新集群是地理邻近的企业和机构在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创新行为主体合作的网络，是促进创新的产业社区。
  创新集群中最重要的是促进行为主体合作的机构。
  即使同为发展高技术产业，也需要将主要依靠内力的高技术创新集群和内外力结合的高技术生产集群区分开来，将以软件开发、生产为主的高技术服务业集群和以硬件产品的制程研发、加工装配为主的高技术装配业集群区别开来。
  竞争力的基础是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以及灵敏地应对迅速变化的消费需求。
  集群可能具有促进创新的能力，尽管信息与通信技术使远距离通信传输加快，但创新仍然需要人们近距离的互动，促使商业知识、金融知识和技术知识在交流碰撞中产生新的商业机会，从而实现创新。
  1990 年波特在其研究中从产业的视角，极力地强调地理群聚现象对于生产率和创新能力的意义。
  波特的集群是作为提高生产率的商业环境，以及区域竞争力和创新的决定因素而提出的(Porter，1990)。
  同年，贝卡蒂尼从地域的视角，将当代意大利的中小企业集群与19 世纪末马歇尔所论述的具有创新氛围的小企业集聚的产业区做了类比(Becattini，1990)。
  创新集群是地理邻近的企业和机构在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创新行为主体合作的网络，是促进创新的产业社区(Hertog et al.，2001)。
  创新集群中最重要的是促进行为主体合作的机构(institution for collaboration)(OECD，2001)。
  这些合作机构促使主营产、供、销、设计等活动的企业加强联系，降低物流成本和交易费用;促使产、学、研、官互动，使科研成果产业化获得成功;同时，这些合作机构也承担着与外部(包括国外)合作和交流的任务，包括集体应对外贸摩擦等。
  总之，它们起着加强行为主体的集体效率和增加协同效果的作用。
  创新集群中的企业包括生产商和生产者服务商，生产商又包括上下游配套关系的供应商、制造商和客户等，生产者服务商包括金融、法律、咨询、广告等方面的服务提供商。
  服务机构有两类，一类是提供知识的机构(这里称之为知识机构)，即与本地优势产业(有时有两个以上的优势产业)密切相关的专业性科研机构和大学、中等职业学校、技术创新中心、咨询机构、技术标准机构、质量检测中心等。
  另一类是提供服务的机构，包括促进企业之间互动，以及企业与科教机构之间(产学研之间)互动和合作的政府机构及中介服务机构(又称合作机构)等，这些服务机构包括商会、行会、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技术转移中心等(王缉慈等，2010)。
  创新集群反映了创新型企业及其相关机构在商务联系基础上存在的地理群居现象，还代表特定的社区，那里的人们存在有利于创新的联系，这种联系基于各方对法律规范的遵守，或是基于对某种文化习俗和人际关系传统的认同。
  创新集群的重要特征是它有积极的渠道来促进平等的交易、对话、交流和合作。
  集群概念从发达国家流传到发展中国家，从学术界流传到政界和商界，逐渐变成了一把“大伞”，涵盖了很多似是而非的集群现象，也逐渐改变了提出集群概念的初衷。
  由于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中小企业集聚现象并不具备创新集群的特征，集群概念的泛化也是理所当然。
  但是，出于提高区域和国家竞争力的需要，根据创新集群的真谛来制定集群发展战略，认真钻研集群的发展和升级的机制，又是十分必要的。
  西方的集群理论引进中国以后，“发展产业集群”成为时髦的语言。
  我国集群凸现的经济效率与竞争力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一些快速成长的集群呈现出较强的经济活力，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使得发展集群成为某些地方(尤其是相对落后地区)政府的政策抓手，也引起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服装协会、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等很多部门和协会的重视。
  集群发展战略正在被纳入国家和地方的产业及科技政策中。
  纵观我国集群发展实践，无论是传统集群还是高新技术集群，无论是出口为主的集群还是内销偏重的集群，不论是大企业主导的集群还是中小企业集群，都在集群治理方面做出了努力，并体现为众多主体的合作行动。
  例如，政府引导企业做大做强;保护知识产权，加强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建立技术创新中心，促进产学研合作;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制定行业标准，规范市场行为;促进产业联系，提高公共部门的服务效率;投资环保，以及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等。
  需要清醒地看到，国外企业提供技术标准和技术培训可以促使集群中企业学习与升级(Schmitz and Knorringa，2000)，而地方集群的中小企业学习能力可能不足，同时缺乏合作行动，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从属地位。
  我国集群面对的风险是，在付出高昂的资源代价、环境代价，甚至劳动力代价之后，换来的却只是微薄的利润。
  全球价值理论固然有助于发现这一微妙的全球产业权力格局，却难以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较好的实践建议。
  而单纯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往往会在很长时间内丧失对产业的控制权。
  我国的很多集群虽然能够使企业获得外部经济而降低成本，却并不能够保证促进技术创新。
  在全球和本地张力的作用下，我国的集群一方面可以使当地获得效益，另一方面也会使当地付出成本。
  我国的集群既可能有利于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也可能造成产业损害。
  对于很多城市来说，尤其是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为了提高生产率，增加就业并刺激经济增长所实行的集群战略(cluster initiative，CI，或译为集群动议)可能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
  集群作为发展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如果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将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隐患(王缉慈和林涛，2007)。
  出口导向战略可强化发展中国家生产的集聚效应，但这些集聚区域可能落入依赖型发展的陷阱。
  对于大量处在低端集群的企业来说，会陷入“逐底竞争”的困境，甚至出现衰退或区位转移。
  对集群理论的研究如何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工具，是集群研究者多年苦苦思索的问题。
  但是在我国，理论和政策至今还没有联系起来，这可能与集群的类型和发展阶段的复杂性、行为主体的多样性，尤其是制度环境有关。
  在不同阶段，集群的规模、产业环境、内部结构、发展动力、竞争优势、经济绩效等具有较大的差异，政策干预的重点必然有所区别。
  在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专业化领域，集群的劳动力市场、产业环境、企业网络关系、发展成熟度等各不相同，而且都有各自的缺陷和机遇，不同的集群应因地制宜地制定战略、治理结构和治理内容(魏守华，2002;符正平和陈焰明，2008)。
  鉴于中国各地经济差异巨大，而且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政府要发挥作用，可能需要由单纯政府投入转为政府和企业等多元化投入。
  直至今天，很多地方仍认为发展集群是单纯“打造产业链”的经济过程，致力于从技术上分析产业链的构成及本地产业环节缺失情况。
  实际上，创造地方竞争优势并不是简单地“打造产业链”。
  极端的例子是依据理论上所强调的本地联系的重要性，命令企业集中搬迁到产业园区中，要求为企业在一个城镇内建立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王缉慈等，2010)。
  这些做法是令人担忧的，因为强制建立产业联系实际上扭曲了产业本身的发展逻辑，往往会适得其反。
  已有理论尽管能够指出理想的集群特征，却不能针对现实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此时，需要进行政策干预，使企业联合行动，发挥集体效率，增强学习效应，以应对外部激烈的竞争环境，甚至直接促进产业联系，使初级集群得到增长(Humphrey and Schmitz，1995)。
  为此，集群决策者与实施者需要高度重视集群政策的经验，以及发展中国家集群中行为主体，如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等的合作行动。
  缺乏密切和有效合作行动的集群只能是全球生产网络中薄弱的节点，企业即使形成一时的集聚，也可能瞬间搬迁转移到别的地方。
  出口导向战略可强化发展中国家生产区域的集聚效应，但这些区域可能落入依赖型发展的“集聚陷阱”，因此必须实行集群政策。
  弹性的干预措施需要建立在多元行为主体对合作的广泛理解和共识的基础上，考虑特定地方、特定时间和特定集群的性质，了解具体集群所在的发展阶段，避免“一刀切”。
  发达国家创新集群的经验固然重要，但在政策和规划实践中不能简单地划分“模式”或进行“对标”。
  对于某一特定的地方，深入实际调研是唯一可行的政策研究方法。
  《创新的空间: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王缉慈等著. 修订本. 2019.8)一书“第八章 集群政策和合作行动”，有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侯俊琳 杨婵娟 吴春花
  本书从产业组织和创新区位的分析出发，追溯了产业集群理论和政策研究的本源;从技术变化和全球竞争的视角，论述了集群政策的目标、内涵和行动的要义。
  书中提供了多个案例，剖析了创新集群的经验以及非创新集群的困境和升级途径。
  全书文句精炼，通俗易懂，深入浅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