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法国人搞丢企业家精神的后果
  萨伊出生于里昂一个商人家庭，少年时代对学习商业兴趣浓郁，长大后赴英国伦敦求学，期间目睹了英国工业革命的状况，并接触到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爆发，他支持革命，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并一度从军。1794至1799年间，任法国《哲学、文艺和政治旬刊》主编，并在该刊发表经济文章。1803年，发表《政治经济学概论》，宣扬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1805年，他与别人合伙开办机器纺纱厂至1813年停办。自1816年起，他在法国阿森尼大学和工艺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期间他把讲稿整理成《实用政治经济学全教程》一书并于1829年出版。1830年，萨伊担任法兰西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　　对国际经济学界而言，萨伊主要以其“萨伊定律” (Say's Law)在世界经济史上“彪炳史册”。　　“萨伊定律”指的是，每个生产者之所以愿意从事生产活动，若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对该产品的消费欲望，就是为了想将其所生产的物品与他人换取物品或服务。为此，萨伊否定生产过剩的存在，并提出了著名的“供给能够创造其本身的需求”(Supply creates its own demand)的“萨伊定律”。　　1803年，萨伊在其《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将企业家引入到经济活动中与土地、劳动、资本三个生产要素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并将“企业家精神”视作人类经济生活中的第四个生产要素。　　在书中，他论述了劳动、资本和自然力三种生产要素的作用，以及研究产品规律，应用相关知识和实现产品生产的三个步骤。　　萨伊认为，第一个步骤主要由科学家承担，第三个步骤主要由工人承担，而第二个步骤就是企业家的工作。　　萨伊强调企业家的使命是“应用既得知识去创造供人类消费的产品”和“聚集起生产所必需的工具，指挥工人完成产品制作任务”。　　萨伊指出，这些企业家们或者自己供给所需的资金，或者具有利用自身名誉和关系筹集资金的能力，但他们均需要兼有“往往不可兼得的品质和技能，即判断力、坚毅、常识和专业知识”和“掌握监督和管理的技术，巧于运用各种生产要素，敏于计算，权衡利弊，有克服困难的毅力和手段、有自制力和承担风险的勇气”。　　因此，萨伊认为，企业家需要承担风险，甚至可能由于并非自身过失而导致倾家荡产。　　对于企业家精神，萨伊还指出，每一个步骤中的从业者都需要由实践中获得的知识，否则无法保证其进步。这些知识只能从反复试验中产生，而“试验总带有冒险性”。任何商业试验（如向市场引入新商品、探索新航线）的冒险性要比工业和农业大得多。　　如果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无论萨伊对企业家的定义，还是在这里所强调的企业家在从事“商业试验”中所体现出的自制力和“承担风险的勇气”，与百年后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把企业家置于市场经济的中心位置所提出的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概念已非常接近，而正是由于萨伊这种对企业家精神研究的特殊贡献，他也被世界经济学界普遍视为世界上最先强调企业家作用的经济学家。　　康替龙认为，凡愿意从事具有“不确定性”事情的任何人都可以定义为“企业家”。　　换言之，在康替龙的时代，无论在法国还是在欧洲，人们习惯将当时从事军事远征冒险事业的人，包括远航海外开拓殖民地的冒险家统称为“企业家”。　　从这个意义上看，萨伊有关企业家的定义和理论要比康替龙更为深刻，在萨伊逝世190年后的今天，纪念和讨论萨伊在世界“企业家精神”史上这种破天荒的作用就显得非常有必要。　　然而，在纪念萨伊的同时，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拥有像萨伊这样世界上第一个如此全面阐述企业家精神的法兰西，为什么无论在国际经济学术界还是企业界，企业家精神却不为人知，甚至乏善可陈？　　与今天名扬四海的法国文化产业和法国式生活艺术相比，为什么世界上人们很少听到法国人的企业家精神？　　是什么让法国人忘记了萨伊的理论和康替龙所创造了“企业家”这样一个闪光的名字？　　又是什么原因让法国人不仅搞丢了宝贵的企业家名词的原创权和一步步在法国搞丢了企业家精神的？　　法国是一个传统的欧洲农业大国，历史上重农轻商思想十分严重，这里有法国得天独厚的气候和良田，也有传统经济思想上重农主义意识，如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就坚持认为“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强调人类任何经济活动必须尊重自然秩序。　　法国重农主义经济学家魁奈以及杜尔阁等对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马克思就认为法国重农学派是现代政治经济学鼻祖，也是古典经济学的起点之一。　　除了重农主义经济理论对法国社会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外，在农业经济土壤上产生的法国小农经济同样对法国后来的资本主义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方面，举世瞩目的法国大革命在推翻封建暴政和解放广大农民生产率方面具有不可争辩的历史进步意义，但另一方面，大革命在实现广大法国农民“耕者有其田”的同时强化了法国的小农经济形态。　　在后来颁布的《拿破仑法典》，这种经济体又一次以法律形式得到巩固，法国农民由此拥有小块土地的神圣权利。　　如此，非常有意思的是，作为世界上最彻底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让法国农民一夜间当家作主，成了土地的主人，但同时也使这些获得土地的农民成为小农经济的坚定维护者和未来任何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以及土地集约化和为社会进步所采取的任何改革措施的强大反对者。　　更有意思的地方还在于，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20年，英国人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英国工业革命如火如荼，法国本该通过大革命这样的社会解放运动释放出的社会活力，推动法国的工业化进程，从而实现追赶英国工业化的强国目标。　　然而，法国却在这样的工业化历史时刻选择了保护小农经济为特质的法国式经济发展道路，而非英国人所选择的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即史书所描述的“圈地运动”。　　资料显示，英国早在1851年就有一半的人口进入城市，而法国的小农经济使法国在80年后，即1930年才达到英国的这一水平。　　与此相对照，德国在1900年和美国在1920年均达到英国当年的水平，这比法国也分别早了30年和10年。　　由于城市化水平低和受小农经济体影响，法国农民的平均农田面积在1880年低于10公顷水平，其中土地不到1公顷的最小农户约占40%。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在戴高乐将军的领导下，法国农业的集约化水平才达到人均16公顷水平，然后再到20世纪末达到40公顷和目前的60公顷水平。　　如此，法国虽然有欧洲第一大农业国家的美名，但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的束缚使法国农业的集约化水平明显落后于西方其它资本主义大国，如美国农场主目前拥有的农田平均水平是200公顷。　　由于土地规模小，法国农业经济的效率就低，如果不是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的补贴，法国很难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与美国竞争。　　历史经验证明，法国的小农经济不仅拖累了法国的土地集约化进程，也严重影响了法国的城市化和工业革命的进程。　　法国人自称是“天主教”的长女，天主教文化对法国社会存在着长期而深刻的烙印，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对财富的观念上，如同经院派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所说的那样“贪婪是对上帝的一种罪恶”。在法国人的心目中，拥有财富并不是一种值得炫耀的事。　　虽然法国大革命宣布政教分离，并建立了完全世俗的共和国，但天主教对法国人带来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并没有由此彻底改变，直至今天，在与法国人接触和交谈中你会发现，人们非常忌讳谈“钱”，人们对谁是法国“首富”并不太关心，与此同时，富人们也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尽量把自己当作普通人，不愿意露富。　　这种天主教的“节俭与清贫”文化使法国人普遍失去为了追求财富而创业的渴望与应有的积极性。　　此外，与中国传统农耕社会思想中“士、农、工、商”对商人的普遍偏见一样，商人在法国社会的地位也并不高，相反他们还常常会被视作视钱如命的坏人，在法国文学作品中还成为讽刺甚至鞭挞的对像，如莫里哀戏剧中的《吝啬鬼》和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　　在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传世人文理念中，“平等”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如果说是小农经济的本质决定了法国的国家平等文化，不如说是小农经济和天主教传统形成了法国人的这种追求平等的全民文化共识。　　如同中国人常说的“不患寡患不均”，在法国，历史上所有的革命都是由于不平等造成的，因此，对平等的关注或警惕，也成为统治者执政的一个重要理念。　　为此，法国的国家平等文化形成了法国特色的“第二次分配”，甚至“第三次分配”，其结果就是今天法国特色的福利经济体制。　　2021年，法国公共支出占GDP的59.2%，而当年的政府财政收入才占GDP 52.8%，财政赤字占GDP 6.5%。　　为了维护这种高昂的福利经济制度，法国政府只好拿企业开刀以获取财源，各种对企业征收的税赋高达企业营业收入的四成，甚至一半。此外，政府还要对企业家个人收益征收巨额税收，包括一种法国特色的“巨富税”，这在当下欧美经济体中非常少见。　　为维持法国高福利经济体制，或更准确地说为赢得底层法国老百姓的支持，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社会党候选人奥朗德就在竞选集会上公开表示他的敌人是“法国金融界”。　　当选总统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对法国富人提高巨富税，对一个在法国年收入超过100万欧元的富人立即征收75%的收入所得税。　　奥朗德这一非常激进的财富税一度在世界，包括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为了逃避如此严苛的财富税，法国大量富商被迫移民国外，如LV的大老板伯尔纳选择到比利时定居，有法国国宝之称的演员德巴迪厄跑到了莫斯科见普京，并很快加入了俄罗斯国籍。　　在法国，特别是青年人们，当他们看到创业之路不仅充满荆棘，一旦成功还为成为被政府任意宰割的牛羊或随意收割的“韭菜”时，他们即便对创业激情高涨，也至少不会选择在法国创业。为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今天硅谷会有那么多法国年青的创业家。　　回想起40年前，法国社会党高举平等的旗帜，一路高歌赢得大选，总统密特朗一上台就大搞大搞国有化，他出重金对圣戈班、汤姆逊电子等十多家工业企业和法国工商银行等近50家银行实行国有化。在1983年，国有企业雇佣了全国四分之一的就业人口。　　此外，密特朗还大搞平等政治，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资，对广大底层民众实行大量福利性转移支付，并将工人的工作时间减少至每周39小时。　　与此同时，他还创造了“财富团结税”这样的税种，这个被称作“巨富税”的税种成了后来吓跑法国成功企业家的一个法律上的“原子弹”。　　时间到了90年代末，法国政治出现左右翼政党共处时期，右翼的总统希拉克配左翼社会党总理若斯潘，后者利用议会多数党强行推出了非常激进的一周“35小时工作制“，从而使法国社会在平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社会党的这个“35小时工作制”，表面上看是为了全体底层大众，但结果是为法国经济又一次种下苦果，它从此不仅严重拖累了法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使失业问题长时间内高企不下，成为法国经济的一大顽疾和严重的社会问题。　　10年前，历史又轮回到社会党总统奥朗德执政，但他非但没有吸取过往密特朗的教训，相反再一次重蹈密特朗的复辙，如前面提到的巨富税，让法国经济再次遭受打击，不仅本国资本大量外流，外国资本也从此不敢在法国投资，从而在大大损害法国的国际投资形象的同时也严挫了法国人的企业家精神。　　在最近的40年的时间里，法国社会党曾二度执政，如果说密特朗大量损耗了戴高乐和其继任者蓬皮杜所留下的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工业基础，那么，奥朗德执政5年更是加速了法国经济的衰落，也使其民望跌到4%，最终被迫放弃连任竞选。　　在今年5月的法国总统大选中，社会党本以为又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但却只获得1.75%的选票，法国人无情地抛弃社会党，这都是其激进的“平等”政策惹的祸。社会党打着为底层百姓谋利，抛出种种带有全民参与性质的所谓“人民经济”主张，到头来反而让法国底层百姓变得更穷，更难以找到工作。　　在法国的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历史中，国家干预使法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例子还有许多，如拿破仑三世在国家干预经济的强力手段下法国较快地实现工业化。在二战后，戴高乐将军所推动的法国国家资本主义曾使法国在战争的废墟上迅速重建了经济和工业，并在战后出现了经济飞速发展的“30年经济景气”。　　需要指出的是，在戴高乐的国家干预下，法国不仅建立了现代的工业，也开创了法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国有企业，如法电、法铁和空客公司等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企业。　　为此，国内也有人曾表示国有企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照样可以取得与私有企业一样的经营效果。　　讲这些话的人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可能忽略了二点：一是戴高乐领导下的这些法国大企业启用的全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技术或经营专家，二是企业管理全是按照资本主义经济游戏规则，国家无非是充当了一个战略投资者股东罢了。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当政府的“有形之手” 违反了市场的“无形之手”时，国家干预就是一种灾难，如当年拿破仑所实行的对英国“大陆封锁”，既违背市场规律也违背最基本的人性，这种为了战争胜利而牺牲市场和人性的做法导致了拿破仑对英国“大陆封锁”政策的彻底失败和对法国经济带来的严重灾难。　　在后戴高乐时期，法国违背市场和创新规律的国家干预灾难也比比皆是，我们仅以当代因特网为例。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法国电信曾经打造了一个叫Minitel的通讯系统，其理念甚至技术领先性一点都不亚于美国军方所推动的因特网。　　但法国人犯了二个致命错误：一是由于法国电信是国企，管理层按步就班，他们根本不考虑商业模式，也不可能设想出一种可以自我造血的商业模式。在此情况下，Minitel只能是连接法国本土航空公司、电影院、旅馆和饭店的一个订票订餐系统；二是法国电信作为国企，在技术创新上非常谨慎，极其害怕创新，公司不愿冒风险，固步自封，继续用其所谓的“成熟”模拟技术，主动放弃选择已经可能成为未来产业方向的数字化技术路线。　　法国曾有与美国IBM不相伯仲的布尔（Bull）电脑，但由于是国企，法国管理者们喜欢在技术和市场开拓二个方面采取更加的保守策略，从而使布尔电脑与Minitel一样，成为当今世界数字经济中的又一个甚至不为人知的匆匆过客。　　由于法国政府干预的传统，从80年代起法国精英们就认为，面临全球化的机遇，法国应该像英美一样大力发展服务经济，将那些不属于法国经济中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　　遗憾的是，法国这项去“产业化政策”并非源于市场经济内部资源配置的规律，更不是源于法国企业家们的愿望或企业家精神的社会环境，而是出于法国政治精英们对当时世界经济趋势的主观分析与判断。　　在这样的主观经济政策规划中，一方面法国由于没有英美以金融为支柱的强大的服务经济，只能靠奢侈品等少数行业在全球化世界经济的激烈竞争中开疆拓土，因此，法国企业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与英美难以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去工业化导致法国经济竞争力下降，而经济竞争力下降又导致法国失业飙升，从而成为法国的一个经济，甚至政治问题，如2014年美国GE公司收购法国阿尔斯通能源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一、列宁曾经指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可能需要花费几代人的时间”。历史上，法国社会虽然通过大革命较早地迈入资本主义经济，但小农经济的桎梏使法国难以进入城市化和工业化，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法国人的企业家精神。　　今天，中国的城市化刚刚超过60%，但这些城市人口中具有城市户口的人还不到一半。至于中国的农户，平均耕地才0.19公顷，这种低城市化和依然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农业模式，会像历史上的法国一样，形成对企业家精神一种严重制约。　　三、受天主教传统影响，法国社会倡导节俭生活，这本应该是一件好事，有利于倡导一个反对拜金主义，一切向钱看的社会氛围，从而在这种风清气正的社会里任何人可以实现以攫取财富以外的人生目标，如法国历史上的那些伟大的文学家、哲学家和艺术家，他们虽然一生并没有多少财富，但给法国和世界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从而赢得人们由衷的尊敬。　　然而，这种对财富的鄙视一旦走向极端，甚至走向憎恶所有的金钱包括任何公民通过创业成功所取得的财富，其结果就形成了一种对企业家创业非常不友好的文化氛围。　　与此同时，此举也在社会上也造成了一种害怕风险，追求安逸的社会风气。100多年前，列宁就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将法国人缺乏风险意识的资本主义经济定性为“与英国殖民帝国主义不同的高利贷帝国主义”。　　显然，造成“法国高利贷帝国主义”的深层原因就是法国社会企业家精神的缺失。　　由于整个社会不倡导创业，人们既不愿意为成功而承受风险，也不愿意公开承认追求财富的动机，又不甘愿坐失创造财富的机会，如此，与充满创业激情的英美两国人民相比，法国就混成了一个没有出息的“高利贷帝国主义”。　　四、无所不在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在不断制造错误，其中最可怕的是挤压了企业家发展的必要社会空间和发展资源，从而严重束缚了法国民间社会的创业积极性和企业家精神的发扬光大。　　“国家资本主义”不仅扭曲了法国的市场经济，也容易造成各种主观主义错误，如前面提到的法国因特网Minitel，它在商业运作和技术路线方面的双失败，以及显赫一时的电脑品牌布尔，都从起初的法国参与国际科技竞争的杀手锏变成法国信息产业的鸡肋，再次证明了政府既不能干预也不能规划市场，更不能替代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与管理天赋。　　至于法国政治精英们所设想的用现代服务业的产业提升来替代法国传统制造业的国家竞争战略，如果它不是法兰西民族的一场灾难的话，至少也是法国现代工业史上的一大笑话。　　30多年来，法国精英通过他们精美的战略规划，一口气干掉了十多个举世闻名的法国大制造业企业。这种匪夷所思的所谓国家战略，其实质就是法国政治精英，包括财政部里那些高官们对市场经济的无知和对法国企业家精神的鄙视。　　总之，从萨伊的理论可以看到，法国虽然是世界企业家精神的故乡，但长期以来企业家在法国社会并没有得到就有的社会地位，企业家精神也因为法国社会特殊的传统与文化未能得到应有的弘扬，这是非常可惜的。　　诚然，法国搞丢了企业家精神的原因是复杂的，本文不可能在此予以彻底剖析与总结。1980年，即法国社会党执政的前一年，法国GDP曾占世界的7.76%，而2021年已降到3%，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排在印度之后，企业家精神的丢失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然而，法国由于缺乏整合经济资源的一流企业家，使这个曾给人类社会发展作出过各种可圈可点贡献的民族，因为企业家精神的缺失而使其本该对世界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打了折扣，这多少让人感到遗憾。　　从最近40年社会党二次执政看，其极左的大锅饭思想非但没有让广大法国穷人受益，相反，由于采取对以企业家为代表的“富人”过于苛刻的税收政策，在“杀富济贫”的同时，不但破坏了法国普通老百姓的创业热情，也使法国经济因为失去企业家的创业活力而不断恶化，最终也两次断送了社会党执政的“江山”。　　历史经济证明，当法国社会倡导企业家精神，法国人那种充满冒险精神，敢于创新并勇于承担创新失败后果的企业家精神就得到彰显，法国经济就得到发展和繁荣，社会就充满活力。反之，当法国人高唱平等的高调，将企业家创新所产生的财富成为革命对象时，法国企业家精神就遭受灭顶之灾，整个社会和经济就倒退，法国人民反而更加贫穷。　　与此同时，一旦法国政府不尊重企业家精神，一味通过“有形之手”来干预市场“无形之手”时，无论是因特网Minitel，还是布尔电脑，还是后来以服务业取代制造业的战略规划均以失败而告终，从而再次证明企业家才是市场资源最佳的配置者这个190年前萨伊所发现的真理。　　我们在今天中国社会谈企业家精神，就是要在萨伊和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理论指导下，挖掘企业家精神的精髓实质，努力创造尊重企业家精神的全社会创新氛围，并在这种社会氛围里鼓励社会的每个人的创新精神都能得以彰显，从而在不确定的大变局时代不仅能使中国经济更具有韧性，而且更能通过创新驱动，实现中国经济质量增长的真正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