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新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它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是，新公共管理是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政府和政府官员是否是利己的，政府是否一定低效以及顾客导向等理论，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本文以行政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的新认识为基础，提出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观的学问，是人们基于行政实践而对行政本质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和反思的相关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结合当前行政学研究的实际，本文将行政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界定为以下五个方面：行政本质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目的与行政价值、行政理论范式及其转换、行政理论评价及其创新。
  规制改革是经合组织国家政府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经合组织规制改革文献的研究，介绍了经合组织对政府规制概念的界定和分类、对规制改革的理解和推动改革的政策建议，并分析了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借鉴性意义。
  公共管理运动是20世纪70年代后发展起来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政府治理理论和运动。它为政府改革和公共行政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由于其理论和实践标准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因此公共管理运动存在着许多值得反思和批判的缺陷：对人性的认识的偏颇；对市场机制的过分崇拜以及不恰当的顾客比喻等。这些缺陷使得公共管理运动只能成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个视角，而不能成为其替代模式。
  本文分析了绿色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必由之路、是大势所趋。在此基础上说明，企业要生存发展，就要积极进行ISO14001认证，开展绿色营销。
  近些年来先后有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爆发了金融危机，包括东南亚国家、韩国、俄罗斯、巴西和阿根廷等。这些国家爆发金融危机有一个根本性的标志，就是放弃了固定的或有限浮动的汇率制度。这说明实行固定的或有限浮动的汇率制度是导致新兴市场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我国也属于新兴市场国家，也实行钉住美元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否也存在严重的汇率风险，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不仅如此，新兴市场国家究竟应实行何种汇率制度才能确保金融秩序的长期稳定?相应地我国今后应选择何种汇率制度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人民币是否要国际化?东亚国家是否应建立货币联盟，催生亚元?这些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就这类问题作出了系统分析和探讨，以求抛砖引玉。
  跟进式制度变迁是介于供给主导性制度变迁和需求主导性制度变迁之间的一种变迁方式。本文对跟进式制度变迁的概念、性质、运行规律和跟进制度的本地化等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
  本文从社会治安评价和小区治安评价两个方面，围绕北京市居民对社会治安状况的主观感受与评价这一主题，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本文发现，居民对于公共安全的评价与对小区治安的评价，两者高度相关；警察可见度、警察工作效率和警民关系，是影响居民安全感的重要因素。本文提出了社区警务与统一的公共安全体系协同建设，以及加强社区建设的对策。
  20世纪90年代初苏共倒台，江山易帜，根本的原因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联模式，这一模式的内核应是斯大林在处理党政关系上的畸变。本文旨在透过斯大林从理论上对列宁党政关系原则的片面阐释到实践中背离的畸变过程，揭示出作为执政党应吸取的经验教训。
  传统的法思维包括：中国的道德主义和工具主义二分范式与西方的价值、规范、事实三分范式。按照美的规律建造法，是一种审美的法思维范式。这种新的范式，最基本的是复现人的类本质即美的极限。这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正确地表达法的外在特征，二是正确地表达法的内在价值。审美的法思维范式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对完善地方税收法律体系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走出思想认识上的误区，是完善地方税收法律体系的前提；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是完善地方税收法律体系的基础和保障；优化地方税种配置，是完善地方税收法律体系的中心内容；建立统一的、多层级的地方税收规范体系，是当前完善地方税收法律体系的首要任务。
  学习型组织理论是当今最前沿的管理理论之一。它是在知识经济正在到来、知识管理成为管理核心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学习型组织有特定的内涵。在管理实践中，学习型组织已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应密切关注并积极推动学习型组织特别是学习型政府的建设。
  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应本着以权利为本位、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趋势、鼓励诚实信用的指导思想，在篇章结构上，应按照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个性来构造我国民法，将逻辑性和实用性相结合。应制定物权法而不是财产法，同时分别将人格权法、知识产权法和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篇。
  本文认为对中国转型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的研究应结合两个分析途径：一是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国家的控制机制变化，体现这两个分析途径的具体研究对象就是社团，通过社团研究就能有效分析中国转型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
  本文围绕着全球伦理的有关“不可杀人”、反对战争的核心规范展开论述，首先追述了“全球伦理”的设想，它作为一种普遍伦理行为规范与各民族的特殊文化、各种不同的精神信仰的关系，然后阐述了道家对战争与暴力的态度，道家对国家、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看法，最后回溯到道家对生命和自然无为之道的根本理念。
  谁都承认民俗对所有人的言行和思想具有控制力量，是一种规范和规范的依据。民俗规范力量的呈现的确有时代的差异。在现代社会，一些民俗借助政府权力，力量得到更为充分的释放，而政府权力则利用民俗力量得到更广泛的展示。
  在社会的转型时期，社会所面对的种种问题和困惑，其焦点就是实践活动中所遇到的价值选择问题。正是由于这一理由，在社会转型时期，价值问题就成为哲学的研究核心。“民营经济价值观”是当前哲学价值论转向中的创新观念，应当成为我国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中重要的价值观念。
  密尔对功利主义的证明可以分以下几个步骤：首先他探讨伦理学和科学的区分，说明功利主义不可能有科学的证明；其次他探讨伦理学方法，对直觉主义伦理学和归纳主义伦理学进行分析，说明功利主义在什么意义上是可以证明的；再次，对功利主义予以证明。他首先假设人的认知机能和意欲机能是可以统一起来的，然后再从三个方面进行证明：(1)从“可见的到可欲求的”证明；(2)从个人幸福到公共幸福的证明；(3)只有幸福是值得欲求的，其他一切或是幸福的组成部分，或是达到幸福的手段。最后，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予以证明。
  本文指出了行政部门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独特特征，给出了一些人力资源管理(特别是绩效工资方面)改革的例子，并讨论了这些改革是否已解决以及如何解决了过去十年来困扰行政部门的认同、效率和冲突等问题。本文分析的主要结果揭示了行政部门的低度组织化。行政部门决定职业结构专业人员组合、制订有关工作行为和态度的准则的选择标准缺乏说服力。有限的流动性和工资的刚性是影响行政部门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最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再加上文中讨论的其他因素，使得将私营部门的做法应用于行政部门极其困难(即使不考虑相关组织的具体特征)。假如不存在一定的结构和社会前提条件，管理主义也无计可施；仅靠立法也无济于事，也不会创造提高行政部门组织化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