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广东“先走一步”推动高质量对外开放
  文丨龙建辉（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经济学研究员）
  岭南自古以来，就以创新、进取精神闻名，近代更是以孙中山（中山人）、康有为（南海人）、梁启超（新会人）、梁思成（新会人）、冼星海（番禺人）等先锋形象傲然于世。岭南文化锐意进取的传统以及海纳百川的包容力，造就了大批敢于创新、走在时代前沿的弄潮儿们，他们的个人成就又影响了岭南这块热土，“敢为天下先”充分体现了岭南人敢于拼搏的进取精神，曾经并继续影响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而重商传统，孕育了“开放兼容”的岭南文化。早在海上丝绸之路初开的西汉时期，广州、徐闻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1757年，除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只驶往澳门外，广州被清政府限定为同西方人进行贸易的唯一口岸，史称“一口通商”，而“十三行”的出现则推动广东作为当时商品的集散地和生产中心，是国内与世界市场联系最密切的地区。
  重商传统奠定的良好外贸基础和“敢为人先、求真务实、自强不息、开放兼容”的岭南精神成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文化禀赋。这是广东一直充当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区、排头兵角色的文化源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迈开了对外开放的步伐，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深刻领会到“闭关锁国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实现了由“被动开放”到“主动开放”的思想大转变，并确立对外开放作为中国的长期基本国策。
  “先走一步”办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是中国开放的最初形式。广东濒临香港和澳门，地理上的临近导致两地发展的对比效果明显。在设立经济特区前由于内地经济发展缓慢，“偷渡”“逃港”成为地方治理的长期头疼问题，地处前沿的宝安和珠海尤其严重，仅1977年宝安县所在惠阳地区就有1031人偷渡外逃，逃出318人。“穷则变”，地方首先响起调整政策、利用区位优势发展经济的呼声。1978年底，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长习仲勋向中央建言，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允许广东吸收港澳资金以及开展“三来一补”。作为对地方呼声的回应，中央决策层对于在广东省实行特殊政策的可行性开展了大量调研分析，最有代表性是1978年5月国务院港澳经贸考察组提交给中央的《港澳经济考察报告》和1979年1月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交通部提交给国务院的《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正式提出在宝安、珠海“实行某些特殊管理办法”，目标是建成外贸出口基地和新型边防城市。报告得到决策层的认可，邓小平同志提出可以扩展到广东其他县市和福建。1979年2月国务院批复广东省提交的《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与此同时，《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在宝安蛇口公社建立工业区获得中央批准，成为设立经济特区的又一推力。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从最初的4个经济特区来看，其中有3个经济特区在广东省。如果说经济特区是体制改革的试验场，那么广东省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排头兵。在邓小平同志眼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办经济特区就是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杀出一条血路来”。正是在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指导下，广东经济特区从无到有，从一种形式发展为多种形式，在全国最早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这个时期，广东“先走一步”办经济特区具有非常特殊的历史意义：第一，广东三个经济特区、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平息了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第二，广东经济特区作为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和对外政策的窗口作用走在全国前列，对内地经济发展产生了强劲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第三，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相对灵活的开放政策，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干部群众，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
  “先走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转变外经贸增长方式
  深圳经济特区经过10多年的发展，在软硬件建设方面暴露出管理能力不足，一股“要不要办经济特区”的争论之风开始出现，甚至有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质疑。针对以上问题，1992年初，在对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之后，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其中提到“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等，扩大对外开放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走出去”战略和经济国际化战略成为扩大对外开放的新标识。“南方讲话”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小平“南方谈话”后的第三年（1995年），广东进出口商品总额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大关达到1039.2亿美元，占1995年全国进出口总额的37%，即使到1997和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广东的进出口总额在全国的比重仍然超过40%。因此，该时期广东“扩大对外开放”在全国“先走一步”。
  1997年7月，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由此引发世界经济发展放缓、国际需求大幅下降，广东面临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广东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下，实施“一揽子”解决地方金融支付风险方案，采取各种措施支持外经贸的发展，千方百计扩大外贸出口。据统计，1998年，进出口总额为1298.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0.2%；出口额为756.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进口额为541.8亿元，比上年增长-2.4%。其中，机电产品出口额为343.7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0.6%；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为87.5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8.6%；一般贸易进出口额为224.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换句话说，广东通过“一揽子”方案成功应对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然而，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广东也未能幸免，2009年，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0.8%，出口增长-11.5%，进口增长-9.7%。相比之下，2008年金融海啸给广东带来的影响比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大。
  受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转变外经贸增长方式，成为当务之急。1999年以来，广东一直将“科技兴贸”作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重要举措，例如2000年，省政府颁布了《广东省科技兴贸实施方案》，2004年，省政府再次出台《广东省关于进一步做好科技兴贸工作的实施意见》。在政策的刺激下，广东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由1999年的101.46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1942.67亿美元，占全省出口总额的比重也由13.06%上升为36.52%；机电产品出口额由1999年的384.30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3552.49亿美元，占全省出口总额的比重也由49.47%上升为66.78%。该时期由“三来一补”为主的加工贸易模式也逐步向一般贸易转型，一般贸易进出口额由1999年的292.70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3208.80亿美元，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也由20.86%上升为35.13%。世界500强企业纷纷来粤投资，截至2005年底，有176家世界500强企业来粤投资，设立了581家企业。广东推动外经贸增长方式转变在全国“先走一步”。
  时间再往后推，广东推动外经贸增长方式转变还体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中，提出要加大对外经贸发展的扶持力度，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内外销并举，重点推动和扩大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和一般贸易的出口。2010年4月19日，省委、省政府颁布了《关于加快外经贸战略转型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摘要）》对广东外经贸转型的方向做了详细部署。2011年，在广东“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中，“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走出去’水平”也成为“亮点”。
  “先走一步”推动高质量开放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转变开放发展方式，成为高质量开放的必然选择。如何推动我国经济由高速度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从而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对外开放工作必须把握的主攻方向。从世界贸易大国的实践看，当货物出口占世界总额的比重达到10%左右，就会出现拐点，增速要降下来。我国货物出口占世界总额的比重，2010年超过10%，2014年达到12.3%。这意味着我国出口增速拐点已经到来，外贸作为传统的“三驾马车”之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减弱，我国出口优势和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模式面临新挑战，这种变化的直接体现就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广东作为我国出口大省，必须“先走一步”推动高质量开放。2018年3月7日，习近平同志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广东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对广东提出了“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明确要求。同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视察广东时再次提出了“把广东建设成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区示范区”的要求，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对广东的战略部署，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广东的具体实践。同时也意味着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广东省仍然要发挥“火车头”或“头雁”作用，发挥先行先试和示范引领作用。协同推进“在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上走在全国前列”和“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是新时代摆在广东开放发展的新命题。
  截至2018年底，广东的经济综合实力连续30年稳居全国第一位，外贸（进出口总值）规模连续33年保持全国第一，区域创新能力综合值连续两年（2017年和2018年）排在全国第一位（2008—2016年连续9年居全国第二位），但离建成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区示范区，仍面临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效率偏低、结构性（城乡、区域、经济等）失衡现象比较突出、自主创新能力仍有待提高、三大攻坚战任务仍然艰巨等挑战。据此，结合习近平同志视察广东的讲话精神，广东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部署了“1+1+9”重点任务，其中提到“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重点，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2019年2月18日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后简称《规划纲要》）中提出携手港澳建设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五大战略定位，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在2015年《内地与香港CEPA服务贸易协议》的基础上，《规划纲要》还提到要“深化落实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对港澳服务业开放措施”。粤港澳大湾区是广东实现高质量开放的重要载体。
  而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中国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主要形式和重要载体，是中国全方位融入世界的重要战略部署。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特别提到要“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毫无疑义，自贸试验区功能定位在十九大后将进一步强化。而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将再次成为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新战略的创新试验田和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