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由普通法观点论对商业秘密和机密信息的保护(二)
  二、普通法对机密信息之保护
  (一)违反信赖关系之诉
  1. 可受保护的信息
  但有时机密信息会和一些公众周知的信息密切链接而公众却无法知晓，举例而言，发明专利均为公开信息，但是将其专利商品化却涉及许多特殊知识，由于这些知识并不在专利保护与揭露的范围内，所以有可能成为受保护的机密信息。
  除了秘密性外，法院透过判例法界定可受保护的机密信息(必须是范围特定的信息)，原告提起诉讼主张被告违反保密义务时，必须非常明确地界定其所主张受保护的机密信息范围。
  保密义务通常基于合同或衡平义务产生。
  (1) 合同义务
  (2) 衡平法上的保密义务
  认定衡平法上保密义务的关键在于信息接收者究竟能否合理地认定该信息是机密信息，此时法院需考虑信息的性质(如该信息是否为公众或业界周知、是否具有商业价值等)、秘密持有人是否采取保密措施或强调该信息的机密性、信息的传递场合或方式(如是在非正式、社交、商业或专业场合)、机密信息是否基于特定目的揭露等因素。
  衡平法上的保密义务常常基于信义责任(fiduciary duty)而产生，比如，信托受托人之于受益人、代理人之于委托人、董事之于公司、合伙人之于合伙均负有信义责任。
  在香港高等法院审理的William Allan v. Messrs Ng &Co一案中，二被告是曾为原告的离婚诉讼提供咨询服务的律师及律师行。
  保密义务有时会同时基于合同义务与衡平义务而存在，比如，在香港的“岸本产业有限公司及另一人诉Akihiro Oba及其他人”一案中，被告作为原告日本总公司的高级经理兼香港子公司的董事，同时违反了其对原告负有的忠诚责任和信义责任。
  香港法律亦有对该原则的相同规范。
  若当事人之间既无合同关系，亦无信义关系，保密义务仍有可能存在。
  在Coco案中，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或信义关系。
  虽然谈判最终破裂，且双方从未进入任何生效的合作协议，但梅格里法官认为该情形显然已满足衡平法上的理性人测试标准，被告的保密义务当然存在。
  事实上，由于违反信赖关系之诉的客体繁多，Coco案中提出的三步测试法在某些情况下亦遭受到质疑。
  有时即使某项信息已落入公共领域，信息接收者仍须继续负担衡平法上的保密义务，因为信息接收者在机密信息公开前已知晓该信息，法律政策上不应让负有保密义务的信息接收者相对于其他市场参与者而言，不公平地获得某种抢先优势，此即衡平法上的跳板原则(springboard doctrine)。
  在Terrapin v. Builders Supply Co.一案中，因为原、被告过去的合资关系，被告得知原告关于组合式可移动房屋的机密信息，双方终止合资关系后，被告仍依据该机密信息继续制造产品销售，并主张该信息因为原告产品在市场销售及原告公开发行的产品型录说明而不再是机密，但是法院却认定被告仍违反保密义务，因为被告滥用了其对机密信息的了解，而取得了对其他竞争者不公的竞争优势。
  随着判例法的逐渐演进，跳板原则已不再针对落入公共领域或被公众知悉而曾为机密的信息，法院逐渐将重点放在负保密义务者究竟是否滥用其对机密信息的知悉，而在市场上取得不正当的领先优势。
  一旦跳板原则启用，则同时暗示着机密信息的持有者无法永远限制信息接收者对机密信息的使用，因为当后者的竞争对手以合理的方式知悉信息内容，后者就机密信息的不公平竞争优势即已消失，此时跳板原则的主要目的即不存在，而原本的机密信息持有者也不得再依据跳板原则限制信息接收者对该信息的使用。
  3. 未经授权使用
  保密义务违反的第三个要件可被分成两个部分:(1)被告未经信息持有者授权却使用了该信息;以及(2)该使用有损信息持有者的利益。
  通说认为，只要被告对原告机密信息的使用超出或偏离了原告向被告披露该信息的目的，该使用便应被视为未经原告授权。
  对于该要件的后半部分，即对信息持有者的损害，梅格里法官在Coco案中做出了一定保留:“部分判例在阐释法律原则时略去了损害这一要件，另外也有部分案例将其列出。
  这一点在本案中并没有体现，因为本案中原告的损害显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