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章可：《礼记·王制》的地位升降与晚清今古文之争
  《王制》是《礼记》中的一篇，其中内容“记先王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属于记述制度的文献，“皆王者之大经大法”，因而为历代学者关注。然而，同样关于制度在“三礼”之中还有《周礼》，且其有许多与《王制》不符合的地方。梁启超讲到“三礼”时就感叹：“然而里头所记各项礼制，往往东一鳞西一爪，非互勘不能说明。互勘起来，更矛盾百出。例如五等封建的里数，井田的亩数，《孟子》和《周礼》和《王制》何等矛盾。”
  当然，文献记载间有矛盾之处，这在中国上古经典里不是罕见现象，历代学者也有很多“弥缝会通”的努力。首要的是，《礼记·王制》和《周礼》在作者和成书年代上就不尽相同。郑玄注《周礼》时说，“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而注《王制》时则引卢植说法：“汉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篇。”按郑玄说，一个是周公所作，一个是西汉文帝时博士们作成，在很多后世学者眼中，两者就有价值上的差异。汉宋两代改革家们在行“托古改制”时，多引《周礼》为蓝图。晚清的皮锡瑞为《王制》打抱不平时直指其中原因：“王莽、苏绰、王安石强行《周礼》，未有行《王制》者，盖以《周礼》出周公而信用之，《王制》出汉博士而不信用之耳。”
  《王制》与《周礼》到晚清经今古文之争又出一变。《王制》在晚清地位上升，开启新的争论话题。作为晚清今文经学的关键人物，廖平把《王制》列入《礼记》中“今文”部分，并提出以《周礼》和《王制》的礼制分立来区别今古文。在其看来，《王制》并非汉博士所作，而代表的是孔子为后世立法的“新制”。廖平之外，如康有为、皮锡瑞等人，都曾为《王制》作笺注，视其为孔子手定“素王之制”。相比之下，《周礼》不仅被视为“旧法”，甚至被康有为认为和其他古文经典一样是出于刘歆的伪作。这样，两者位置就截然颠转。刘咸炘在1928年曾针对这种现象不满地说：“周官自周公之作，降而为六国时书，又降为刘歆所造，王制则自汉博士之作，升而为秦汉间儒者之书，又升而为七十子后大贤之作，其无定如此。”
  本文着眼于这种“其无定如此”的景况，并不考证《礼记·王制》的成篇年代，而主要关注晚清今古文之争中对《王制》作者的争论。以往已有许多研究注意到《王制》在思想史上的影响，但对《王制》在晚清地位升降的具体过程，及其反映的经学转型问题，仍缺乏足够展开。本文首先搜集清代学者对《王制》作者以及成书的考辨，以揭示晚清“义理”发明的文献基础。其次考察晚清今文学家提升《王制》背后的论证思路和引据资源。由于晚清今文经学源流众多，本文主要就《王制》作者问题揭示俞樾经说对今文学家们的影响。最后考察其他学者对今文学家《王制》说的反驳和重新审定，以此来透视晚清今古文之争和近代经学转型的关联性。
  一、今古文之争以前的清代《王制》作者诸说
  清代朴学之风大盛，学者们对经学典籍作细密的整理和研究，全面笺注《礼记》的著作也不在少数，其中以孙希旦《礼记集解》和朱彬《礼记训纂》两书被认为“最佳而有代表性”。孙希旦和朱彬都沿袭旧说，同意卢植所谓《王制》为“汉文帝时博士所作”，但反对郑玄将其与《周礼》不合之处当作“夏殷制”的说法，而是指出《王制》的内容杂采古制，其实有多种多样的来源，以此来解释《王制》和《周礼》所述礼制不相同的矛盾。这种对《王制》作者的解释比较常见，比如任启运《礼记章句》及汪绂《礼记章句》，对卢植之说都没提出异议。可以视其为正统经学的主流意见。在康熙年间圣祖御纂的《日讲礼记解义》中，也沿用此说。直到晚清，郭嵩焘在写作《礼记质疑》时仍称：“《王制》，汉博士之书，荟萃三代之礼，为之辞，证之传记，而固有以辨知其异同矣”。虽然郭对《王制》中“三代之礼”有自己的辨析，但他没有否认《王制》为汉博士所作之大前提。
  然而《史记索隐·封禅书》中曾引刘向《七录》：“文帝所造书有《本制》、《兵制》、《服制》篇。”并未提到汉文帝时造的书有《王制》，这成为其他学者对卢植说提出质疑的基点。但由于没有其他材料佐证，此类质疑多在考证笔记中出现。比如孙志祖以此认为“然则文帝之《王制》，非礼记之《王制》也，卢植以其书名偶同而误牵合之耳。郑康成答临硕云：孟子当赧王之际，《王制》之作，复在其后。盖亦不以汉文时之《王制》当之也。”臧庸在《拜经日记》中更明确地说：“《礼记》本有《王制》，与汉文所造两列，而不容混一”，他提出：“是可知《王制》在孔孟之后，六国之时，与《王度记》相后先，盖秦犹未焚书，故先王之制尚存梗概，必非汉人公孙臣辈所为也。”孙星衍认为“《王制》兼夏殷之礼”，并非汉文帝时作，“疑周末诸贤所记”，而陈寿祺则据此再进一步猜测说：“此则博士所作《王制》，或在《艺文志》礼家《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中，非《礼记》之《王制》也。”
  以上皆从文献考辨角度，认为《礼记·王制》与《史记·封禅书》中提到的汉文帝时博士所作《王制》，并不是同一文献。《礼记正义》中曾录郑玄说“孟子当赧王之际，《王制》之作，复在其后”，又说“《王制》是孔子之后大贤所记先王之事”，当然这只说明《礼记·王制》所作是在孔孟时代后，并无确切时间判定。但只要对《礼记·王制》所载礼制略作勘察，就能发现其并非汉礼。甚至有学者称其“明是殷制”。乾隆年间撰成的《钦定礼记义疏》，则从礼制的角度说“作此书者，必《仪礼》已行，《周礼》未出”。总之，按照一些学者的推想，《礼记·王制》写作年代应早于西汉，而在“六国”或者“周末”。
  在部分疑古学者眼里，《王制》重于《周礼》，这并非始自晚清。清初的姚际恒说：“《王制》非《周礼》可比，《孟子》又非《王制》可比”，“《王制》所言，皆周制也，其与《孟子》异者，以其故易《孟子》之文故耳，其与《周礼》异者，则以《周礼》本非周制也。”由于姚际恒将《周礼》视为西汉末王莽时托古伪造之书，因而他相对更看重《王制》的价值。姚认同《王制》作于汉文帝之时，他强调其为“博士所集之书”，虽然它大体反映的是“周制”，“然其中之文有同有异，其义有得有失，兹特详为明辨云”。
  总体而言，晚清以前“《王制》作者”的考辨并无定论，这种文献上的难题却为一些学者带有现实意图的申说提供了空间。康熙年间耿极曾作《王制管窥》，此书之目的旨在恢复“先王之道”，恢复“唐虞三代治天下之良法美意”。耿极倡言古法，批判“古法不可复用于今”的言论。文献上看，他只是“爰取《王制》、《孟子》、《周礼》诸书而由䌷绎之，略记管窥，偶尔成帙，以质天下后世，共求其是”，他笼统地把这三种经典中所载的视为先王法制，并从中抽取自己推崇的部分引为资源，阐发自己改革现实的主张。比如耿极在《王制管窥》中最着力赞美的，是先王的“井田封建之制”。他将“王制”和“秦制”对立起来，以“先王之制”为善，“秦制”为恶，其后还力言“井田封建之制”有十条便益。有学者认为，耿极倡导“井田之制”是针对康熙时代土地兼并现实的改革想法，这是“经济上要求平均的表现”。耿极的《王制》论说，虽没有在文献考辨层次上提出新内容，但它却成为清代前期以《王制》为资源，借推崇古法之名，行改革现世之实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姚际恒和耿极对《王制》和《周礼》的见解，出于清初，而在“疑古”和“托古改制”两个方面，晚清的今文学家与其不无相似之处。后来者纵使石破天惊，却也不全是新鲜的发明。
  二、晚清今文学家对《王制》的提升
  晚清今文学家明确提升《王制》地位始于廖平。廖平说经，以“六变”著称，前后并不完全一致。但于此“六变”之中，其《王制》论说有一条层层递进的线索。廖平首先从礼制人手，他驳斥以文字区分“今古文”的做法，而认为《王制》和《周礼》所代表礼制的不同才是今古文经学的根本区别，今文经学以《王制》为宗，古文经学以《周礼》为宗。进一步，廖平又“尊今抑古”，以《王制》为春秋礼传，认为其代表的是孔子所定，统合虞、夏、殷、周的四代之制。这是他为后王立法的“新制”，是孔子的素王改制之作。到第三变，廖平更以“小大”，“内外”的疆界来区别《王制》和《周礼》，以今文经的《王制》为“治内”的“小统”。
  廖平的《王制》说，除开“愈变愈奇”的第三变“小大”之说，其前两部分“分别今古”和“尊今抑古”，为后来的今文学家所借鉴。尽管这种“提升《王制》”的论说遭到批评，但廖平明确提出以《王制》和《周礼》礼制来分别今古文这一点，确实打开了新的视野，重启经今古文争端。蒋伯潜在讲《礼记》时就说：“然《礼记》中之《王制》，为今文大宗，与《周礼》之为古文者正相对峙。信古文者，以《周礼》为周公之制，以《王制》为夏殷之制；信今文者，或以《周礼》为刘歆伪书，专崇《王制》，或以《周礼》为周时旧法，《王制》为素王孔子所立新法。”
  廖平见解的形成，并不是凭空创出，他以礼制区分今古文的想法，就受到陈寿祺和陈立的启发：“以今古分别礼说，陈左海、陈卓人已立此宗旨矣”。而以《王制》和《周官》为纲来总领今古文学，也有前辈学者提及。但需提出的是，在《今古学考》中，廖平之所以选中《王制》礼为今文经学的核心，进而拿它区分今古文经学，是基于对《王制》和其他今古文典籍的比对。蒙文通在讲述其师之学时说：“本师井研廖季平先生初治《榖梁》，有见于文句、礼制为治《春秋》两大纲，后乃知《榖梁》之说与《王制》相通，以为《王制》者孔氏删经自订一家之制、一王之法，与曲园俞氏之说出门合辙。然俞氏惟证之《春秋》，廖师则推之一切今文家说而皆准。”
  廖平治经，“长于春秋，善说礼制”，在《今古学考》中，他固然继承了其师王闽运“此《王制》非彼《王制》”的分辨，但俞樾“以《王制》为《公羊》礼”的说法对他形成了关键的启发，在此基础上他主要对比《王制》与《毂梁》，认为“《毂梁》全同《王制》”，而《公羊》则与《榖梁》不同，“时参古学”，这是他独到的见解。但他仍肯定俞说，因为以此为基础，廖平才能统言《王制》是《春秋》之礼传，进一步才能把《王制》与《礼记》其他一些“汉博士所作”的篇章中区分出来，使《王制》成为孔子借阐发“春秋时事”所立的素王新制。他自己亦不讳言对俞樾的借鉴。当然，廖平继续深入，先后作《王制订》、《王制集说》，搜集更多今文家师说，进一步以《王制》为大宗，统率《春秋》和今文诸经。
  《孔子改制考》书影
  和廖平一样，作为今文经学家的康有为也很看重《礼记·王制》篇的价值。但康有为对《王制》的看法并非一以贯之，而经历了有趣的改变。在他早年撰成的《教学通义》中，康有为明确说：“《王制》为后儒采定之制，不尽合周制，未足据也”，这代表他在“酷好《周礼》”的早年对《王制》的看法，即把《王制》与《周礼》的不同还是归诸到《王制》为“后儒采定”。但当读到《今古学考》，受到廖平“经学二变”的影响后，康有为形成他颇受争议的今文学观点，摇身一变，成为提升《王制》的重要人物。他在光绪二十年(1894)作《考定王制经文序》一文，阐述他组织门人重订《王制》，“考定经文条理秩序”，“集周、汉传说证明之”的用意。他也“以《王制》之义验《春秋》”，采辑《王制》与《公羊》、《榖梁》相合之处。进而说“《王制》者，盖孔子将修《春秋》，损益周礼而作。王者，谓素王(庄子说)；王制者，素王改制之义(句容陈立、德清俞樾皆有此说)。乃知孔子以布衣之贱，而上继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统者，不因道德之高，实沿制度之大一统也⋯⋯汉世政事，皆用孔法，至今二千年，士夫无世官，郡国兴科举，皆出《王制》之礼。”
  康有为在今文学时期沿袭廖平的取向，并提出《王制》凝注了孔子的改制意图。而且康有为认为《王制》所作在《春秋》之前，是孔子“将修《春秋》，损益周礼而作”。这个看法，构成了戊戌之前的康有为确定孔子所作诸经年代次序的一个重要依据，他也多次申说。同样沿自廖平的是，康也明确提到俞樾的“王制”说，虽然俞樾本人并没有用素王“改制”这么富有现实政治指向的表达。
  晚清今文学家里另一个着力阐发《王制》之义的是皮锡瑞，其在此最全面的论说见于1907年作成的《王制笺》，杨向奎先生曾评价此书“颇有精义”。皮锡瑞对《王制》作者的基本看法，在写作《经学通论》时就已有所显现。在其书“三礼”卷下，就有《论王制月令乐记非秦汉之书》和《论王制为今文大宗即春秋素王之制》两篇。皮锡瑞也不同意《王制》为汉文帝时博士所作，而以《周礼》和《王制》“一是周时旧法，一是孔子春秋所立新法”，他认为两书都是“出战国之时”，“皆由圣门各据所闻，著为成书，以待后世之施行者”，而且“《王制》简便易行，不比《周官》繁重难举”。再者皮也明言，自己受到俞樾的启发，他称赞“俞氏以《王制》为素王之制，发前人所未发”，甚至在《王制笺》的序文末直接说：“今据俞樾说《王制》为素王所定之制”。
  三位力倡“《王制》上升”运动的今文学家，却都引到了俞樾，甚至照搬俞樾，这也反映了晚清经今古文之争的复杂性。据考察，俞樾对这个问题最完整的表述见于《达斋丛说》中《王制说》，如果我们比对俞樾《王制说》和皮锡瑞《经学通论》中《论王制为今文大宗即春秋素王之制》一文，就会发现后者基本上是把整则《王制说》都照录了进去，从申述《王制》是孔子所作，到论证《公羊》和《王制》的几个相合之处，甚至连中间的连接语句都没什么改变。当然这并不奇怪，就《经学通论》中前一篇《论王制月令乐记非秦汉之书》，也基本是照搬陈寿祺的同名文章。皮锡瑞可能是不满足于《经学通论》照录他人之说，于是在暮年之际再自撰《王制笺》一书，作更全面具体的阐释。而同样，之前康有为在《考定王制经文序》中提到《王制》与《春秋》比对的几点，也能在俞樾文中找到。
  俞樾虽不在传统的所谓“晚清今文学家”之列，但他对公羊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并时时参以其说，形成独特的说经路向，这里以《公羊》中的若干条与《王制》相证，就得出《王制》为素王之制，代表孔子所立“素王之法”的结论，虽然不免为惊人之语，后被章太炎指责为“率尔不考之言”，倒却也符合他阐发“圣人之意”的一贯旨趣。而今文学家们看到俞樾的说法，就正好拿来引之为援。廖平吸收了俞樾“以《王制》为《公羊》礼”的考辨思路，而康有为和皮锡瑞则径直取了“王制为素王之制”的论证和断言，在此基础上抬高《王制》，把它看成孔子为后代所立的“新法”，从而为其改革现实的意图服务。
  三、今文学家《王制》说引起的争论及近代经学转型问题
  晚清经今古文之争，已与汉代的师法之争不可同日而语。现代许多学者已提出，研究晚清今古文经学，需对各家各说加以细致的分析和考察，而不能简单地以“今文”或者“古文”冠之。然而此类分殊并未就此被取消，对“今文家”的命名早已被普遍使用，而有的学者如章太炎和刘师培，由于他们在争论中所处位置以及所援引的资源，则会较多地被视为“古文家”。
  其实，此类“古文家”立场，也是由“今文家”论说刺激所致。章太炎自己说：“清初诸人讲经治汉学，尚无今古文之争。自今文家以今文排斥古文，遂有古文家以古文排斥今文来相对抗”。具体到《礼记·王制》论说，晚清今文学家从对比礼制到申发《王制》为孔子所立新制，观点虽新，手段依旧，仍然是在上古文献间的内部比勘，由于材料匮乏，其实仍欠缺严格的细密论证。无论是着眼于文献考订，或现实政治意图方面，“古文家”都很快意识到《王制》对于今文家论点的关键地位，并对其进行严厉的反驳。
  刘师培像
  刘师培在1906年作长文《论孔子无改制之事》，意在驳斥“孔子改制”之说，开头便引《王制》中“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句，说明其与“孔子有意改制”之间的矛盾。刘以《王制》为“后出之书”，他的看法是，并非《公》、《榖》本于《王制》，而是《王制》成书在后，本于《公》、《榖》并杂采其他文献诸说。既然《王制》非孔子改制之书，刘就有意作一部《王制篇集证》，系统梳理《王制》经说，但和他的其他许多计划一样，最终没有完成。
  在皮锡瑞作《王制笺》同时，1907年《国粹学报》上曾刊登《王制篇集证》的序言和最先几条注解文字。刘师培认同卢植说，即认为《王制》是汉文帝时博士所作。他反对孙志祖、臧庸等，即不能因为《别录》中没有提到文帝作《王制》，就否认《王制》为文帝时博士所作。刘申叔在这里的解说更为系统，他认为“《王制》一篇，兼采今古文之说”，其所记“有虞、夏制，有殷制，有周制，不拘于一代之礼也”，所以需要仔细分辨，而不能“仅以一家之言、一代之制目之”。接着他批驳“近人”解《王制》之误，虽没有明确提到名字，但显然针对的就是廖平和康有为以《公羊》、《榖梁》和《王制》相证合进而以孔子依《王制》之礼作群经的观点。
  俞樾和廖平作出《王制》为“素王新制”，或“《王制》统《春秋》”之断语的确粗率。但刘师培说经并不全然站在纯客观立场之上，他实际上已先存了“《王制》为汉博士杂采所成”的结论。所谓“古文家”的立场，对他并不是没有影响。但他至少希望通过考定《王制》“某条为某经”“某条为某代制”，来证明其不是出于一家之言，从而瓦解《王制》为孔子手定之法的见解。虽然这个计划没有完成，其谋篇还带着很重的旧经学印记，却将整个经学问题带回历史文献的考察。
  相比于刘师培，章太炎的反驳就带着更凌厉的攻击意气。在皮锡瑞逝世后两年即1910年，章太炎发表长文《驳皮锡瑞三书》，其中“王制驳议”就针对皮锡瑞的《王制笺》。太炎也以《王制》为汉文帝时博士所作。他知道皮锡瑞受俞樾的影响，先斥后者：“先师俞君以为素王制法，盖率尔不考之言，皮锡瑞信是说，为《王制笺》，所不能通，即介恃素王以为容阅。”
  其实太炎也已意识到，所谓“素王新制”，其包容性很强，因为孔子既然能融合几代之法订立新制，则简单地说《王制》中所载法度不一，并不能对其构成真正打击。因此太炎主要从《王制》的礼制内部下手，最着力申说两点：一是《王制》中所记天子设官职只有一百二十名，与《周官》相比太少，与当时代情况不合，“不达政体”；二是《王制》说海内疆土“方三千里”，不但与其他典籍不符，与孔子时代疆域比起来也太小。他以一贯的尖厉口气说：“然则《王制》者，博士钞撮应诏之书，素非欲见之行事，今谓孔子制之为后世法，内则教人旷官，外则教人割地，此盖管晏之所羞称，贾捐之所不欲弃，桑维翰、秦桧所不敢公言，谁谓上圣而制此哉?”
  在太炎眼里，《王制》内容“渎乱不经”，根本与先秦礼制不合，只是汉文帝时博士应诏之下抄凑杂书而成，从主观上看并不是为了要真的实行，从客观上看也不具备在该时代的可行性。尽管太炎无论是行文语气，还是其中以《周礼》之是攻击《王制》之非，“古文家”的反攻意味都很浓重，且其目标直指“素王改制”之说背后的现实“改制”意图。但他对皮锡瑞的驳斥，主要是站在“史”的基点上，以《王制》的礼制不切合当时历史时代实情，而瓦解“《王制》为孔子手定之制”的论调。
  即在同时，张尔田作成《史微》，其中认为“《王制》是汉时博士所作，大抵皆孔子门徒共撰所闻，后人通儒各有损益，圣人定礼之口说幸而获存者也”。张的说法较为持中，虽然以《王制》为汉博士所作，但还是肯定其中存有孔子门徒撰述的内容，“圣人之礼”依然保存下来。虽然《史微》中没有对《王制》深入疏解，但其调和今古文的思路已有所显现。而试图在这一问题上超越今古文之争的是刘咸圻，1928年他在《周官王制论》中，已把有关争论归结到“周汉之变”的史学议题上。
  当然，晚清今古文经学在《王制》上的分歧并没有就此完结。康门弟子程大璋写于清末的《王制通论》和《王制义按》在民国时出版。程氏依然谨守康说，甚至在《王制义按》的卷首，照录康有为的《考定王制经文序》作为他《王制》论说的宗旨。在《王制通论》里，程大璋提出“均民贫富”、“限君权”、“分权于民”等主张，更是承袭了康有为的改革规划。
  另一方面，章太炎的学生吴承仕对《王制》也有浓厚兴趣，曾起意作一部《王制疏证》。在吴承仕的经学研究里“以三礼为大宗”。他在1929年先写了《王制疏证自序》，其中反对皮锡瑞“《王制》为素王之制”的意见，以“本师章君驳之，而唐大无验之言，划尔瓦解”，但他又对章太炎所持卢植说有所修正，认为《王制》写作时代应在“秦汉之际”：“要之作《王制》者，当秦汉之际，《逸礼》《周官经》未出于山岩屋壁，乃上采孟子之书，下关衰世之制，旁摭世儒之说，捃拾秘逸，总纰成文。”应该看到，“秦汉之际”的结论，已和“文帝博士”说有所不同，吴承仕已跳出今古文家对《王制》的传统解释，而代表现代历史文献学的考察进路。
  章太炎、刘师培和吴承仕等人，主观上反对今文家说，客观上也对“《王制》为素王改制”可能对经学研究产生的误导进行了匡正。《王制》被脱下了“素王之制”的外衣，而重新回到经学历史材料之一种。有趣的是，对今文学家的反驳，更多的是将“经”作一种历史文献的研究，这也正符合学者所说的“经学边缘化”而“史学走向中心”。
  史学走向中心的动力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包括经今古文之争这种发生在经学内部的问题。近代经学转型并不是经学被史学所取代，但不可否认的是旧的经学议题往往转化为史学问题，从而出现周予同所谓“经附于史”的局面。就章太炎论，他的经学研究里很早已经有了“史学化”的倾向，1910年太炎在讲演中说到清代史学的成绩时，提出“经学还是历史学的一种，近代比前代进步”，已表达出以史学为中心，为主导，经学研究能推动史学进步的意味。而其余学者对《王制》篇作者的匡定，实际上也有将“六经历史文献化”的取向，而现代历史文献学即在此基础上对《王制》作者进行再考察。晚清今文学家们带有现实政治意图的《王制》提升运动，却刺激了对《王制》来源、礼制等问题更深入的讨论，而间接促生经学的“边缘化”和史学的上升。这是近代经学转型中富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