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中国古代不同诗歌的时代背景概况
  有一点长
  （一）先秦时期
  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诗歌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代只在口头传唱，没有文字记录。
  原始的诗歌基本上没有被记录下来。《吴越春秋》中《勾践阴谋外传》所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宍，古‘肉’字，指鸟兽之类猎物）”被认为是比较原始的猎歌，但这也仅仅是猜测。 
  先秦诗歌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口头到书面、从民间到宫廷、从集体歌唱到诗人创作的漫长过程。
  1.《诗经》
  周王朝为了制礼作乐，设有专门的采诗官，春秋两季到各地搜集歌谣；贵族为了祭祖、宴客、出兵、打猎、讽喻等目的做诗、献诗，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编成《诗》。《诗》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有诗歌305首（另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因此又称“诗三百”，从汉朝汉武帝起儒家将其奉为经典，因此称为《诗经》。汉朝毛亨、毛苌曾注释《诗经》，因此又称《毛诗》。《诗经》中的诗的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
  《诗经》所录诗歌时间跨度长，从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直至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500多年的社会生活，涵盖地域广泛，黄河以北直至江汉流域的都有。汉时，先有鲁、齐、韩三家诗，立于学官，后有《毛诗》。《毛诗》盛行后，齐、鲁、韩三家诗先后亡佚。历代解《诗经》者颇多，较好的有宋朱熹《诗集传》、清王夫之《诗经俾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王先慊《诗三家义集疏》等。
  《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风》又称《国风》，一共有15组，称为十五国风，是出自各地的民歌。“风”本是乐曲的统称。15组国风并不是15个国家的乐曲，而是十几个地区的乐曲。国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桧、齐、魏、唐、秦、豳、陈、曹的乐歌，共160篇。国风是当时当地流行的歌曲，带有地方色彩。从内容上说，大多数是民歌。作者大多是民间歌手，但是也有个别贵族。这一部分文学成就最高，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雅》共105篇，分为《大雅》 31篇和《小雅》74篇，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雅”有“正”的意思，把这种音乐看作“正声”，意在表明和其他地方音乐的区别。《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是贵族在家庙中祭祀鬼神、赞美治者功德的乐曲，在演奏时要配以舞蹈。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共40篇。其中《周颂》31篇，认为可能是西周时的作品、多作于周昭王、周穆王以前；《鲁颂》4篇，认为可能是鲁僖公时的作品；《商颂》则认为是春秋以前宋国的作品。《雅》、《颂》中的诗歌，对我们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
  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则指“风、雅、颂，赋、比、兴”。“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赋”是直陈其事，描述一件事情的经过。“比”是打比方，用一个事物比喻另一个事物。“兴”是从一个事物联想到另外一件事物。
  孔子曾概括《诗经》的宗旨为“思无邪”，并教育弟子、孩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后来，《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及《五经》（无《乐》）之一。
  2.《楚辞》
  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骚体诗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发展阶段的出现。“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这种由诗人创作、带有鲜明楚地文化色彩的新诗歌，将中国诗歌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楚辞》中收集的先秦作品出自屈原和宋玉两位诗人。诗人之作，由于其个人的天赋才能、高度的文化素养以及对艺术遗产的继承，一般说来比起民间朴素的歌唱，在思想上更为丰富，在情感上更为细腻，在艺术上更为精致。屈原、宋玉的作品，“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特别是屈原，取熔经意，自铸伟词，其作品规模宏大、风格瑰奇，是融合南北文化积极成果的产物。
  屈原的骚体诗，是浪漫主义的典范作品。对理想的热烈而执着的追求、爱憎情感火山爆发式的自我倾诉、献身祖国的赤胆忠心，都在奔放的辞句、宏大的结构中被容纳。诗人大胆地驰骋想象，糅合了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自然现象与自身遭遇，创造了一个个前无古人的神奇瑰丽的幻想世界。屈原的作品具有卓越的独特个性。这种浪漫主义特色的形成，同楚国文化传统密不可分。楚国巫风盛行，朝廷和民间祭祀都使巫觋“作歌乐鼓舞以娱诸神”。这种带有原始宗教气氛的乐歌，自然是产生浪漫主义杰作的温床。例如《九歌》，其前身就是沅湘一带民间的祭神歌曲。从《诗经》的现实主义到屈原的浪漫主义，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屈原的骚体诗，依诗取兴，引类譬喻，继承发展了《诗经》的比兴传统。《诗经》的比兴较为单纯，而《楚辞》的比兴具有象征的特质，往往成为一个形象的系统。《离骚》中香草美人的比兴就是范例。楚地本是泽乡山国，其间颇有叠波旷宇、崇山秀岭，这些江山的光怪之气足以摇荡心灵、催发丽辞伟句。 骚体诗冲破《诗经》四言诗的固定格式，句式加长而灵活，篇章放大而严密，词采绚丽而贴切，是《诗经》之后的一次诗体大解放。
  先秦时代，《诗经》与《楚辞》双峰并峙，是中国诗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两座巍然屹立的坐标。但骚体诗已冲破《诗经》四言诗的固定格式，句式加长而灵活，篇章放大而严密，诗采绚丽而贴切，是《诗经》之后的一次诗体大解放。有人说，中国历代诗“莫不同祖风骚”，足见其对后代诗歌的影响。
  （二）两汉时期　　
  汉代诗歌集中体现在汉乐府和汉末文人诗《古诗十九首》中。
  1. 汉乐府
  乐府原指音乐机关，汉武帝刘彻时扩充为大规模的专署。其主要任务是采集民间歌辞予以配乐，以及将文人歌功颂德之诗制谱以供统治者祭祀和朝会宴饮之用。“汉乐府”即是汉代的乐府诗，又称“乐府诗”或“乐府歌辞”。据宋代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的分类，汉乐府大抵保存于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之中，计有百余篇。这些为数不多的篇章却代表了汉代诗歌的最高成就。
  汉乐府民歌直接继承了《诗经》中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较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但它又与《诗经》发歌以抒情为主不同，汉乐府发歌以叙事为其特色。这些歌辞描画了惨重的阶级压迫与剥削，揭露了上层社会的奢淫腐朽，反映了长期对外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表达了人民对封建婚姻的抗议，对自由爱情的热烈向往，为后代提供了一幅幅生动具体的汉代社会现实生活图景。汉乐府民歌善于通过戏剧情节的铺叙，通过人物语言、行动的刻画塑造出特定环境中富有个性典型形象。其中《陌上桑》、《东门行》、《妇病行》、《孔雀东南飞》皆为传世名篇。汉乐府还在形式上打破了《诗经》的四言格式，采用杂言和五言，长短随意，整散不拘，是一种具有口语化特色的新体诗。可见汉乐府继《楚辞》之后，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实现了汉语诗歌的新解放。
  2.《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原题为《古诗》，最早收录于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之内。这些诗并非一人一时之作，作者属于地主阶级中下阶层。古诗十九首奠定了五言诗的基础，可以说代表了汉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这些古诗表现了浓重的感伤情绪，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动荡不安与黑暗。
  曾有人评《古诗十九首》为“风之余，诗之母”。这些诗长于抒情，善于比兴，象征衬托，所用皆妙。其融情于景，寄情于事，往往达到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的境界。其语言实为绚丽之极趋于平淡，具有言近旨远、语短情长的艺术魅力。《古诗十九首》在历代都受到了高度评价，南朝文论家刘勰评为“五言之冠冕”，其艺术成就确是文人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如《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迢迢牵牛星》、《西北有高楼》皆为传世经典。
  3. 其它
  先秦两汉时期的诗歌也曾出现过断代。第一次是在秦代，由于时间短促，加上焚书坑儒，思想政治极为严酷，因此主要只在民间尚有歌谣流传。第二次是西汉时期，文坛又呈寥落之势，仅有汉初高祖刘邦的骚体诗《大风歌》和韦孟的四言《讽谏诗》值得一提。但中国古代诗歌无疑是人类精神文明宝库中极为灿烂的一颗明珠，充盈着精华与瑰宝，有着数不尽的流传千古的脍炙人口之作。而先秦两汉时期的诗歌，则是我国诗歌文明的活水之源。特别是《诗经》、《楚辞》、《汉乐府》、《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对后来的文人起极其重要的作用，养育了后来一代代的进步诗人。
  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
  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涌”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魏晋之交，随着世风的变易，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西晋太康时期诗歌繁荣，诗人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但多数作品流于华采繁缛，唯左思的诗歌骨力遒劲，承传建安文学的精神。其《咏史》诗开启了咏史和咏怀结合的新路子。东晋在玄学的影响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泛滥一时，能够超越流俗的大诗人便是陶渊明。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发展了五言诗的诗歌形式。陶渊明的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因贫而出仕，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也表现了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喜悦和辛劳。创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归园田居》、《饮酒》是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陶诗的风格自然冲淡为主流，但《读山海经》（“精卫填微木”）、《咏荆轲》等也显示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并不静穆，他没有忘怀世事。陶渊明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受其直接影响。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辞赋，数量虽不多，却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等。
  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南北朝时期，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在谢灵运手上，南朝诗歌尤其是山水诗大放光芒，其后谢眺的山水诗写得清新圆熟，世称“大小谢”。诗人鲍照出身寒微，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北方文苑稍嫌荒寂，但散文方面也不乏名篇，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最有成就的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他的诗赋集南北文学之大成，将南方精美圆熟的艺术技巧和北方刚健爽朗的精神融合，成为唐代诗风的先声。这一时期骈文统治着整个文坛，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是非常优秀的作品。总的来说，南朝作家们对形式声律的追求，为唐代文学、尤其是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和成熟，作了充分的准备。
  南北朝时期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这一时期民歌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四）唐
  唐代是诗歌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歌，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大约有五、六十人。
  1. 初唐
  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扩大了诗歌的题材，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此外还有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等。唐代建国初的诗歌仍沿着南朝诗歌的惯性发展，柔靡纤弱，毫无生气。“四杰”的出现开始转变了这种风气。他们才气横溢，不满现状，通过自己的诗作抒发愤激不平之情和壮烈的怀抱，拓宽了诗歌题材。陈子昂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2. 盛唐
  到公元8世纪初，唐王朝出现了“开元盛世”，经济、文化发展到鼎盛。诗歌创作领域也出现大批优秀诗人，写下内容异常丰富的诗歌。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的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
  田园山水诗最有名的作者首推王维。王维，字摩诘，官至尚书右丞，习惯上又称他王右丞。他受佛教思想影响，厌倦官僚生活，长期隐居于辋川别业，热爱自然，熟悉农村，诗写得恬静闲适，具有一种静态美。在唐代的对外战争中，许多文人参与进去，对边塞和军旅生活有亲身体验，从戎而不投笔，写诗描绘苍凉的边塞风光，赞颂将士们的勇武精神，或诅咒战争带来的灾难，于是有了边塞诗派。
  李白自觉地继承了屈原以来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加上他的天才和勤奋，创造出独特的李白风格。他的诗歌，第一个特点是具有浓烈的激情。他心地纯洁，胸怀开阔，憎爱分明，高兴时美酒清歌，仰天大笑；悲愤时要“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江夏赠韦南陵冰》），歌哭笑骂，无所避忌。第二个特点是无比丰富的想象力。诗思来如迅电，去如疾风，纵横变幻，大起大落，随着他抒情的需要，上下古今人物，天文地理知识，真实的历史，虚幻的神话随时来到他的笔下，注入诗句，为他服务。第三个特点是常用夸张的语言抒发激情；如“白发三千丈”、“燕山雪花大如席”、“一风三日吹倒山”之类极度夸张的诗句，在他的诗中所在皆是。唯其夸张，所以传神，极不准确的语言却极准确地表达了他的感情。
  李、杜齐名，但他们的性格和诗风却很不相同。李白像狂放不羁的骏马，杜甫像忍苦载重的犍牛，各具风范，各有价值。杜甫诗风老成稳健，倾向现实主义。他的全部诗作，一方面反映了一个诚实的知识分子一生的遭际，同时也是唐帝国由盛转衰那段历史的真实写照。杜诗又被后人称为“诗史”，即本于此。在成都杜甫草堂里挂着郭沫若写的一副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这16个字是对杜诗很好的概括。杜甫的诗歌体现了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良心。立身群众中，与百姓同忧乐，替人民呼号，为黎庶请命，在这方面他是中国知识分子永久的楷模。他一生心血都用在写诗上，其诗具有坚实的内容，纯真的热情，深沉的激愤，凝重的格调，从这方面说他又是诗人学习的榜样。他“读书破万卷”，善于学习和继承传统；“语不惊人死不休”，写诗态度严肃认真，无论古体诗和近体诗，都臻于妙境和化境。所谓“诗圣”，就是诗歌领域的圣人，中国3000多年诗歌史上得此殊荣的只有杜甫一人。
  3. 中唐
  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韩愈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孟郊与贾岛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刘禹锡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深受人们喜爱。此外。柳宗元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李贺在诗歌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
  4. 晚唐
  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
  唐帝国长时期的政治稳定，使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文化取得空前繁荣，整个国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好形势，为诗歌写作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唐代的科举考试重视诗赋，知识分子要中进士当官，就要会做诗，这也是对诗歌创作的促进。就诗歌本身说，唐代的五、七言古诗和乐府歌行进一步成熟，讲求声调韵律的五、七言律诗和绝句最后形成，诗歌形式也百花齐放。到盛唐时代，众多的诗人把诗歌创作推向高峰，壮阔的山河，优美的田园，繁华的都市，苍凉的边塞，惨烈的战争，都在诗歌中得到充分表现。特别是李白的充满狂放激情、猛力抨击现实的浪漫主义诗篇和杜甫关注国家命运、悲悯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诗篇，代表了盛唐诗歌的最高成就。唐代诗歌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宗瑰宝。清代康熙年间编辑的《全唐诗》收入2200多位作者的48900多首诗（佚失的不知其数）。在不到300年的时间，留下如此丰富的文化遗产，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其中相当多的优秀诗篇，以多姿多彩的艺术魅力征服了历代读者，代代相传，历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