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社工思考|身份焦虑:社会工作机构的合法性困境及其突破
  可见，社工机构已被党和政府纳入了社会治理的整体制度框架和主流话语体系。
  然而，进入快速发展期的社工机构却仍然无法摆脱身份的焦虑:有了合法的政治和法律身份，却仍然没有获得相应的社会承认。
  下面这段话是2016年6月杭州市一家新成立的社会工作机构的发起人ZDX的访谈记录:
  这是一家机构在注册过程中经历的日常片段，这段话彰显了社工机构在当前境遇下遭遇到的身份的困惑:无论是在法律层面还是政策层面社工机构都已经有了正式的身份，民政部门对于机构注册也是一路绿灯，但行业外的社会公众对于机构还是知之甚少。
  这种认知障碍会在许多方面不经意地成为机构成长的羁绊。合法性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不仅指"符合法律的"，还包括"与既定规章、原则、标准相一致的"、"合乎逻辑的"和"正当合理的"等涵义。
  韦伯之后，哈贝马斯更鲜明地指出，"一种程序只有间接地通过与权威的联系才能提供合法性，而这些权威本身也必须获得承认。
  "韦伯和哈贝马斯的共识在于，合法性的基础源于人们对于合法秩序或权威结构的信念和认同。
  循着韦伯的思路，以迈耶(John Meyer)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在使用"合法性"的概念时，主要强调在社会认可的基础上建立的一种权威关系。
  HowardE.在回顾组织合法性的相关研究时，从组织发生学角度将新生组织的合法性分为两种形式:认知性的合法性和社会政治性的合法性。
  前者是指新生组织被当作环境中的正常产物而被接受;后者是指新生组织的正当性被重要的风险投资家、一般公众、重要的意见领袖和政府所认可。
  国内学者对于组织合法性的直接研究较少，最有代表性的是王思斌提出的"社会工作承认"概念，认为社会工作承认是"政府部门、社会公众、服务对象和社会工作群体自身对于社会工作的认同和接纳"。从以往的相关研究看，王思斌运用西方的承认理论分析了社会工作的承认结构，从承认主体角度将其分为社会工作群体的自我承认和政府(社会)承认;罗兴奇、宋言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为自我承认、制度承认和社会承认;徐向文论及社会工作合法化时，将社会工作合法性划分为历史文化合法性、政治合法性到社会合法性。
  从合法性的内核来看，社工机构的合法性可分为专业合法性和职业合法性。
  专业合法性是指机构因其专业水平和专业权威而获得的内外利益主体的承认;职业合法性则是机构因其职业声誉而获得的内外利益主体的承认。从以上关于合法性的界定可以看出，社工机构获得完整的合法性必须具备两个核心要素:一是社会工作机构因其专业规范、服务能力、职业声誉等组织核心竞争力建立了正当性的专业和职业的权威结构;二是这种权威结构能够得到来自组织内外利益主体的普遍承认。
  在"国家控制社会"的国家-社会关系背景下，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分类管理变成了"分类控制"，社工机构的政治合法性不仅难以成为社会合法性的制度基础，反而由于"行政化"对"专业化"的侵蚀，消解了社会合法性的专业基础，导致社会公众难以分辨社工机构和居委会、妇联、工会等政府附属群团组织的区别，更难以体会社工机构的专业特质。
  在19世纪中后期社会工作被确认为专业之前，一些服务机构就设立了"友善访问员"等专职岗位，随着慈善组织运动的开展和职业体系的建立逐步获得职业合法性;在20世纪初社会工作专业化开始之后，机构通过专职工作者在职培训、引进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等方式推进员工专业化，并通过回应社会和服务社会建立了专业权威，获得了专业合法性。
  在2000年后，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快速发展为早期社工机构的专业化打下了基础，但当社工机构的职业化在政府强力推动下高速推进之后，专业合法性和职业合法性的衔接却出现了脱节，尤其是高校社会工作人才供给与机构的职业岗位需求出现了错位，社工机构成为许多社工毕业生的"备选"单位和"过渡"单位，机构的中高级专业人才紧缺。从生态系统视角看，当社会系统结构所能容许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低于该系统继续生存所必须的限度时，就会产生危机;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
  社会工作机构生存于社会生态系统之中，其合法性的形塑深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外部环境因素以及内部结构因素的影响。
  因此，社工机构的合法性困境实际上是合法性系统的"同一性"困境，其成因既有外部环境因素，也有内部结构因素。
  1.宏观生态环境对机构合法性的冲击
  主要表现为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新管理主义思潮的冲击。
  第一，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蔓延深刻影响了社会政策以及社工机构合法性的价值基础。
  在社会工作领域，以"公平"、"社会关照"、"社会保护"为目标的价值越来越被信奉"效率"、"自由"和"竞争"的新自由主义价值取代。
  英国学者林伯里指出，英国社会服务署下属的服务机构在使用管理主义策略时通过采取如下做法:将管理人员的管理工作置于专业人员的专业服务之上;在机构运作中采用商业运作的方法;通过建立新的评估规则和增加服务对象的权力来控制专业人员的权力;将管理控制应用于个案工作。
  可见，管理主义方法的过度使用会在很大程度上冲击机构的合法性，尤其是专业合法性。
  总之，新自由主义和新管理主义在全球化浪潮的裹挟下，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社工机构尚未建立的专业权威和职业权威造成了挑战，是宏观生态环境中的重要推动因素。
  2.在地化情境对机构合法性的消解
  在地化情境是社工机构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具体工作情境。
  社会服务组织在不同国家面临不同的情境，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发展态势，其中重要的情境变量有生态变量、公共政策结构、跨部门之间的关系等，尤以政府和社会服务组织之间的关系为重中之重。
  与西方国家社工机构与政府部门之间通过跨部门合作的方式结成"伙伴关系"不同，中国的机构面临二重的"去边界化"情境:在第一重的制度环境中，政府组织对机构的运行形成制度性约束;在第二重的技术环境中，机构在开展服务过程中，势必会与人情文化和关系网络相碰撞，机构成员通常需要与案主、政府工作人员、街区工作者保持亲密关系，专业的文化敏感性要求往往退居到边缘位置，去边界化趋势明显。
  二重去边界化情境最终造成社工机构的三种服务策略:"直接退出或不进入"、"适当妥协(半专业化)"和"去专业化及与专业保持距离"。
  专业社会工作所应处理的问题对追求政绩(特别是短期效果)的政府官员来说并不是要优先考虑的，发展社会工作对他们来说并不具有"紧迫性"。
  当前学界关于社工机构发展的代表性观点，无论是"行政吸纳社会"，"嵌入式发展"，还是依附式自主，都揭示了"专业发展服务于行政发展"的逻辑。
  在此逻辑主导下，公民文化基因的先天缺失、政府部门对于机构的"工具性承认"、服务对象参与不足、行业组织支持的缺乏以及机构同行间的恶性竞争等在地化情境变量中的"负能量"，都会通过能量交换过程对机构的合法性系统产生负面影响，直接导致政治合法性和社会合法性的整合失调，抑制机构专业合法性和职业合法性的生长。
  从机构回应服务对象服务需求来看，专业人才尤其是中高级社工人才的缺乏、服务方法的问题导向和去结构化、服务的碎片化和"马太效应"以及赋权和倡导不足等问题都制约了机构专业权威的再生产。
  从机构回应员工发展需求来看，职业身份模糊、职业激励不足、工作者在职业实践中处于边缘角色，职业社工在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体系中尚未发挥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这些问题都制约了机构职业权威的生成。
  "机构获得"解放"的关键是合法性的重构。
  机构合法性的重构过程是权威建构和主体承认的互动过程。
  因此，面对全球化的冲击，机构合法性重构的主要策略是在重塑专业内核基础上强化机构和在地化情境的双向互动:一方面，机构应重塑专业内核，并积极承担起社会交代的责任、再造责信格局;另一方面，政府、行业协会、媒体等外部主体应以"再生产社会"为使命，协同合作，为机构合法性的成长构建绿色生态情境。
  (一)自助助人，增能使群:重塑机构合法性的专业内核
  社工机构合法性重构的基础是依托社会工作的专业权威，重塑其专业内核。
  王思斌认为社会工作的本质特征是"利他主义的社会互动";顾东辉则进一步分解为"助'人自助'，促'境'美好";任文启延伸表述为"利他使群"。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社工机构合法性的专业内核概括为"自助助人，增能使群"。
  "自助"不同于原有"助人自助"中的"自助"含义，特指社会工作者的"自助"，强调工作者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成长是助人的前提，只有工作者实现了"体面劳动"，才能更好地助人。社工机构因其价值驱动、非政府、非营利和志愿公益等组织特质，其公共资源使用情况，尤其是资金去向更易受到社会关注，面向外部情境主体进行积极主动的责信交代是机构"自证"合法性的重要举措。
  所谓责信交代，是指社工机构向服务对象、社会大众、政府及其他资助者等外部主体对其使用公共资源的去向及效果进行的社会交代。
  一般来说，社工机构的责信交代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服务交代，主要是向服务对象提供令其满意的、操作规范的服务;二是专业交代，主要是向社会工作专业学者、行业协会、评估机构、同行机构等专业组织和群体证明其遵守社会工作守则、坚守专业操守及提供专业服务的情况;三是财政交代，主要是向政府、基金会、捐款人等经费资助方提供财政报告，说明资金使用的适当性和效益;四是政治交代，主要是向立法机构、社会媒介等压力团体交代机构履行社会责任和义务的情况。
  第一，在混合福利背景下，走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二元对立的思路，倡导哈贝马斯所说的"沟通理性"，探索建立混合型法团主义模式，政府和社会合作为行业组织、专业学者、基金会、服务对象和社工机构建立多渠道、多形式的开放沟通平台，联结社工机构的上下游服务链，为社工机构的发展创造弹性的制度空间。
  第二，政府做好引导和规制工作，总结各地机构发展经验做好顶层设计。
  由于笔者研究水平和研究条件的限制，本文仅是机构合法性研究的初步尝试，难免挂一漏万。
  机构合法性的建构既有赖于政治经济大环境和行业小环境，更有赖于机构与政府部门、与服务对象、与社会公众、与业界同行的每一次即时的互动。
  因此，对于机构合法性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无论是宏观层面的社会生态研究，还是中观层面的生长机制研究以及微观层面的行动策略研究，均尚有较大研讨空间，有待持续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