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这个问题还蛮符合James Scott在其1998年的著作《Seeing like a state》的主要论点的。这本书试图分析为何国家试图实现公共利益的大型社会项目最终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Scott给出了四个关键原因，它们分别是：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的清晰性提供了大规模开展社会工程的可行性，而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动机，独裁的国家有实现这一愿望的决定权和行动能力，软弱的公民社会则提供了实现的基础。
  国家的工程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真实且活生生的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被排除在外。生产过程依赖于非正式的和随机的活动，而这些活动不可能被正式设计在规划中。正式的项目实际上寄生于非正式的过程，却往往不承认，甚至压抑非正式过程，这就不仅损坏了项目目标人群的利益，也最终导致了设计者的失败。这种情况不局限于国家，既适用于市场推动的标准化，也适用于科层制的同质化。因此，Scott突出实践知识的作用，认为规划应当小步走；优先可逆的干预；给不确定性以足够空间；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
  我想理想主义的问题可能也在于此。试图将一种理念视为真实并加以严格地执行，会摧毁社会自发的内生的运营机制和弹性。与其说是理想主义，不如说是僵化的理念碰上在那个位置上的人的固有属性。
  最能体现他的理论框架的案例是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和苏维埃的农业集体化。在列宁的设想中，作为先锋队的p**ty对应“*家”的角色，他从组织纪律层面将权力集中（扁平化），由技术专家来指导发展，集中话语权，期待以标准化、单一化的方式实现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化的现代化愿景。这种做法遭到了卢森堡和科伦泰的批评：人的简单化牺牲了自主性和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在布尔什维克胜利后，这种思路继续被贯彻在国家建设中。由于权力被国家所集中，乡村的旧势力被摧毁，农民的力量被削弱。个体农民对于集体化的反抗引来暴力和摧残，最终集体化被推行，导致了农业的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