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19世纪，随着实验生理学的发展，实验方法引入医用植物药学研究，以测量植物的化学组成、有效成分、性质和效用。这时，博物学者、生理学家F.丰塔纳（1730年—1805年）已经做了1000多种草药的实验。他于1781年发表了一本经典着作，被誉为最伟大的毒理学实验家。他认为自然药物中的有效成分会通过作用于人体的特定部分起作用。这一假设被一位德国化学家F.W.斯托勒所证实，他首次将吗啡从罂粟中离析出来（1806年）。这不仅是第一个从鸦片中提取的植物碱基，也是首个从植物中离析出的植物碱基。这样，他成为离析医用植物或草药有效成分的第一人。随后，一系列成分被提取了出来，例如奎宁和咖啡因。19世纪末20世纪初，利用化学方法提取草药中的有效成分成为药理学研究的主流。此外，药物专家开始运用实验方法研究药物对于某些器官的具体影响。这些研究为从传统医用植物或草药中研发新药物提供了启迪与参考。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多数医学传教士来华之前都已经具备一定的实验科学训练。一些医生除了开展临床医疗实践，还对传统中医知识感兴趣，开始研究传统中草药或天然药物。这些医学传教士深居内陆，远离水陆交通，医疗物资运送不仅昂贵而且风险很高。对于他们来说，使用天然药物更为便利。中国拥有一些在药理学上十分有价值的药物，这些药物几乎随处可见。这些常用药包括：樟脑、辣椒、肉桂、小豆蔻、肉豆蔻、丁香、高良姜、龙胆、硫磺、甘草、儿茶、鸦片、马钱子、大黄、明矾、硼砂等。而且，这些天然药物比西方的药物更为便宜。一本由波特·史密斯修订，名为《中药本草》的书为医学传教士使用天然药物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20世纪早期，传统中药的药物学机理和临床价值开始与现代科学方法相结合。对于中药进行科学研究的历史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其中北京协和医学院有着杰出的贡献。
  尽管大多数在华医学传教士都不认可中医及中草药的价值，但是仍有一些传教士相信中草药的治疗效果，认为它至少不比西医逊色。A.W.杜斯威特指出：“在中国，硫化砷或者雌黄得到普遍使用，主要是外用。不同的复合砷粉被普遍应用于降低发病率。这与前些年欧洲应用砷煳剂的作用相同。”J.C.托马森对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作了综合性的研究，并对西方学者所进行的中医药学研究作了文献综述。他指出：“我们发现中国拥有无尽的本草，这定会对我们的医学传教士提供重要的价值。”医学传教士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他们使用本地草药治病，以及将草药加工成西药的经验。
  其中，B.E.里德（1887年—1949年）对中医药学的研究最为深入。他于1887年5月17日生于英国南部，1909年毕业于伦敦药学大学。同年，被伦敦传教会派往北京协和医学堂，该机构当时由伦敦传教会管辖。他在这里教授本草学和药物学。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改组北京协和医学堂为北京协和医学院。里德被送往美国，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生物化学。1918年，里德返回北京协和医学院，成为生物化学和药理学的副教授。1923—1924年，里德前往燕京大学深造，获得药理学博士学位。1925年，成为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物学教授。自里德返回北京后，他主要关注中国草药并成为《中华药学杂志》的主编之一。里德致力于对传统中草药典籍的整理、翻译与编纂。他的一部着作是《本草新注》，不仅考察了本草成分的起源和相关研究，还比较了其他国家关于药用植物的中国文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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