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中国正在不断地改变自己的角色，从世界工厂成长为一个创新的孵化器。那么中国大学在创新这一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何推动社会发展，如何联动世界？这是当前全球创新教育讨论的一个热点。
  研究型大学应该如何承载创新，如何为社会进步提供动力支持？众多校长的回答聚焦大学使命这一本源，落脚到回答“要如何培养人？”这一问题。
  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认为，关键是要解决“两个人”如何既有动力又能主动地学习。
  这“两个人”，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老师。引导教师走向课堂，近年来不同高校皆注重教育教学本质回归，或重金奖励，或给予岗位评聘的倾斜等。但林建华指出：“实践表明，用经济的调整并未能把教师的精力从科研转到教学上。”因此，改革需要在内部进行组织架构的创新调整。
  在北大的这轮改革中――学生在学部内可自由转专业；在全校范围内可自由选课；学生流动与资源分配联系。这三项措施实施后，教改创新一触即发，“压力成为院系和教师行动之力。一些冷门院系会花更大工夫在学生培养上”。林建华说。
  北大此轮教改，“革”的并非教学本身，而是教学支撑。此种创新，正如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齐默介绍的，“看到和思考到他人忽略之处即是创新。”
  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认为，面对未来世界的挑战，大学要致力于构建创新生态系统，通过生态效应优化结构、激活动力，进而提升整个创新系统的能力和竞争力。
  “这段时间大家不在乎他们做什么，即使他们获得不了任何研究成果。”名古屋大学副校长嘉仁渡边说，从“高效的蓝色发光二极管”产品研发的历史进程中可得知，科学家总共花了39年时间。大学要为研究者开展基础创新研究提供有远见的支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杨卫也表示，中国政府不断支持基础研究，仅2017年资助资金规模已将近300亿元人民币。杨卫认为基础研究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一批年轻科学家正在为创新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现代大学已走出“象牙塔”，不断走向经济社会的中心，成为知识的发生器、创新的策源地及面向社会的服务站。
  未来大学的科学研究，在创新生态体系中又将怎样调整，如何推动社会进步？
  利兹大学校长阿兰・朗兰兹爵士认为，最重要的是跨界合作。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校区校长罗伯特・琼斯也认为，科学研究要更加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人才培养既要在社会需求中找到融合点，更要对接并引领未来。
  盘点人类社会经历的几次工业革命，不论是代替手工劳动的蒸汽时代，还是推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电气时代”，人类社会的进步史已经证明，科技创新力量是推动时代进步的源泉。
  科学研究从大学直面市场，需要创新要素实现成功“一跳”。柏林自由大学副校长克劳斯・马赫哈亨表示：创新生态体系中，科学研究需要走向社会，学校要努力构建支撑体系，助力研究成果转化。
  无独有偶，在浙江大学，学校通过构建社会服务网络，辐射创新资源。该校依托工业技术转化研究院建设了8个分院，依托技术转移中心建设了93个分中心，依托大学科技园建设了4个分园，构建了辐射全国的创新服务网络，促进学校科技创新创业体系与现代产业技术体系、区域创新体系的融合互动。吴朝晖认为，创新网络化塑造资源汇聚的开放式创新体系，促进跨学科、跨部门、跨区域创新资源的汇聚融合，使跨界交叉成为创新之源。
  科研与社会需求如何紧密结合？芝加哥大学的实践是建立城镇实验室，研究地方或市政府面临的问题。“一般大学传统的做法是以课题和论文方式展开研究，并基于研究提出建议。而城镇实验室则通过直接开展合作，让大学智慧运用到社会。”
  由此观之，未来大学将改变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模式，通过构建汇聚知识、链接知识和创造知识的无边界网络，集聚一大批世界顶尖学者和学术机构，成为创新创业密集的生态塑造者，持续驱动学术发展和科技革命，不断涌现造福人类的原创成果。
  吴朝晖判断，未来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将贯通科技创新体系、产业创新体系和社会创新创业需求，构建政府-大学-产业-用户“四螺旋”驱动的自组织创新网络，形成多主体协同创新创业、价值共创的生态圈。
  当前，世界经济在复苏中出现反全球化趋势，但教育领域却更多出现全球联动的态势。随着跨界教学与科研问题层出不穷，大学独体很难找到有效解决方案，全球合作应运而生。
  《自然》杂志所提供的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的高影响论文数量不断增长，“其中一个能够解释高引用论文数量增加的原因，就是通过国际合作所取得的”。杨卫表示。
  美国西北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呈现出浓烈的国际化特征。该校校长莫顿・夏皮罗介绍，该校现有1.7万名学生，其中1/4学生是国际留学生，留学生中有50%来自中国。
  未来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全球链接、学者和学生的全球流动成为常态，更加需要共同推动构建全球创新治理的良好生态环境。那么，国际化为什么是大学创新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无疑，青年人能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互相探索与学习，未来世界会更有活力。”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认为。
  香港大学校长马斐森曾在位于非洲东部的乌干达任教，一次那里爆发了埃博拉病毒，学校派出人员去当地做义工。他认为，引导学生走出安逸的校园，更多知晓世界的不平静与伤痕，是培养创造力与同理心的重要途径。
  创新联动世界，跨国际合作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抓手。
  英国爱丁堡大学是世界着名的医学教育中心，克隆羊多莉、试管婴儿技术都诞生于此。爱丁堡大学校友梅藤更博士于19世纪末，在杭州创办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前身――广济医院。
  这一情缘在后来两校的合作中不断深化。2016年，浙大与爱丁堡大学建立联合学院入驻浙大海宁国际校区，共同培养生物医学专业学生。这是浙大首次与国外一流大学设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双方将依托联合学院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领域开展全面合作，力争将联合学院建成彰显两校优势的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基地。
  “大学成功，越来越依赖于在多个地方共同采取行动，能够分享知识，形成务实高效的交流与合作。”爱丁堡大学副校长查利・杰弗里认为。
  当然，国际合作需要保持中国大学的个性色彩。林建华指出，要成为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大学还肩负着发展中国文化的任务。
  回溯中国传统文化，古人始终把“和合”作为理想追求，讲究“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其中便蕴含着通过生态融合实现转化创新创业的深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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