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军队建设向法制化迈进
  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伴随着国家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蓬勃发展，军队建设向着法制化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一、在宪法上确立了军队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把军队建设纳入国家法制化的轨道。
  战争年代，我军一直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为夺取政权而斗争。
  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以后，党对军队的领导没有改变，但同时军队也已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成为国家的军队。
  然而， 军队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长期没有明确。
  1954年宪法曾规定，我国的武装力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
  1975年宪法废止了国家主席的设置，改为中共中央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这不仅混淆了国家和党的不同职能，混淆了国家和党领导的不同方式，而且使武装力量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显得含糊不清。
  1982年宪法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要求，对国家军事机关的设置、地位和领导方式作出了明确规定。
  宪法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是国家机关，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实行主席负责制，军委主席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
  这一规定明确了军队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健全了国家机构，加强了国家对军队的领导，用宪法的形式将军队建设纳入了国家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大系统。
  二、恢复建立法制机构，军队法制建设有了组织保障。
  曾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彻底砸烂的全军各级军事检察院、军事法院从1978年10月起陆续恢复，目前全军检、法两院共有136个，形成总部、大军区和一些军级单位的检、 法两院三级体系，团以上单位部队的保卫部门也逐步健全，使军队司法工作系统比较完整，并且培养出一支政治素质较好，业务比较熟悉的军队司法队伍，有力地保证了司法机关职能作用的发挥。
  为了全面加强军队法制建设，适应国家法制建设和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要求，中央军委今年6月决定成立了中央军委法制局， 作为军委领导全军法制建设的办事机构和军事立法的工作机构。
  中央军委法制局的成立，改变了长期以来军队没有一个专门机构来主管军队法制建设和军事立法工作的状况。
  在成立后短短的4个多月时间里，军委法制局已参与审查、起草、讨论了20多个军事法律、 法规草案，拟定了《1988年至2000年军事立法的规划》(草案)和一些完善军事立法工作程序和制度的文件，并着手进行军事法规的清理汇编工作，今年10月还召开了首次全军军事立法工作研讨会，培训了我军第一批法制军官。
  中央军委法制局的成立是加强军队法制建设，完善军队法制工作机构的重要组织措施，是我军建设走向法律化、制度化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三、加强军事立法，军队建设许多方面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状况正在改变。
  十年来，军委及其各总部积极参加或主持了军事法律、法规的制定工作，军事立法步伐大大加快。
  据初步统计，我军目前施行的法规中约有50%是1979年以后颁布或重新颁布的。
  这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为从严治军提供了法律依据。
  四、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保障部队建设和改革的顺利进行。
  1979年以来，军队司法机关除积极参加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及其骨干分子的侦查、起诉和审判外，还按中央的部署，依法严惩了一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严重破坏经济、破坏部队建设的犯罪分子。
  据统计，从1983年8月到1987 年12月，全军各级军事法院共判处属于杀人、强奸、放火、抢劫、流氓、爆炸、盗窃枪支弹药、武器装备等七个方面的严重刑事犯罪案件1893件，罪犯2190人，其中70%的犯罪分子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全军共判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走私等经济案件1865件，罪犯2328人，其中属于大案要案的有191件，罪犯235人，这当中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占64%。
  同时，通过追缴赃款赃物，判处罚金或没收财产等手段，共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500 多万元。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原则在军队司法实践中得到了贯彻。
  仅1987年，军事法院就先后公开审理了空军某师原师长李建达贪污案、兰州军区后勤部原财务部长潘光耀贪污案、黑龙江省军区原参谋长赵志立贪污案，依法作出了公正的判决，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五、落实政策，平反纠正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1979年以来，全军各级党委、政治机关和司法机关为落实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其中，全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的80005 名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已于1982年完成;1959年“反右倾”中，全军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倾错误”的12183人，除个别下落不明者外，均作了平反纠正;1957 年反右斗争中全军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5885人，划为“中右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15759人，以及被划成“右派”的1100多名战士，已全部改正， 撤销了原决定;1955年肃反运动中以及其他时期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52104人，凡是申诉的也都进行了复查处理;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共6064人， 均按中央规定，对其被俘后的表现进行了复查，作了复查结论;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加入我军后，因追究历史问题作了错误处理的近20000人，除下落不明者外， 也都作了复查纠正。
  建国后，全军各级军事法院审判的案件中，属于“文革”期间判处的10000多件，已全部进行了复查， “文革”前判处的政治案件和本人提出申诉的其他刑事案件也都进行了复查，共平反纠正了5000多起。
  到1987年底，全军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已基本结束。
  通过以上工作，使含冤受屈的同志在政治上恢复了名誉，生活上得到了妥善安置，体现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安定团结，发扬民主，健全法制起了积极的作用。
  六、开展法制教育，广大官兵的法律意识明显增强。
  早在1981年，全军就遵照邓小平关于“新兵从入伍起就要进行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的指示，把法律常识列入了部队政治教育的一项内容。
  1986年初以来，全军按照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要求和总政的部署，又广泛开展了普及法律常识的工作，到今年6月底， 全军已基本完成了规定的普法教育内容，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九法二条例”。
  为了增强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提高他们的依法管理和决策的能力，沈阳、北京等大军区还专门举办了团以上干部法律轮训班。
  许多高中级军事院校也开设了法学概论课程。
  通过这次全军前所未有的广泛的法制教育，不仅使广大官兵增强了法纪观念和法律意识，提高了运用法律维护合法权益、处理问题的能力，减少了违法犯罪现象的发生，而且促进了部队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改善了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为形成依法办事的良好风气，实现以法治军奠定了良好的心理基础和群众基础。
  七、军队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应运而生，发挥了维护军队和军人合法权益的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和国家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发展，法律这种社会关系调节器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地显示出来，大量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要靠法律调整运转或者需要诉诸于法律解决，部队中单位和个人遇到的涉法问题大量增加;另一方面，随着法律知识的普及，人们根据自己的法律意识提出的法律问题也越来越多。
  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中，军内一个新生事物--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在1985年出现了。
  目前军队法律咨询服务机构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由已离退休的原军队政法部门的老同志组成的律师事务所或法律咨询组;二是由军队在职干部组成的法律顾问处(室);三是聘请具有法律知识的干部、战士担任部队的法律顾问。
  这些组织，形式虽然不同，但都是围绕着维护军队和军人的合法权益而开展工作。
  如由政法部门离、退休老同志组成的广东华南律师事务所， 月办所到1987年4月止，已为部队挽回或避免经济损失1000多万元; 海军法律咨询小组1986年共办理法律咨询130件，仅办理经济方面的案件就为海军挽回经济损失300余万元;沈阳军区某部战士陈福贵被聘为该部的法律顾问，一年内为部队战友解答法律问题200余个，解决民事纠纷22起，还有效地预防了一些犯罪案件的发生。
  目前， 总参、总后、海军、空军以及兰州、成都等大军区均成立了法律顾问处(室)或法律咨询组织。
  在一些未成立法律咨询服务组织的单位，有的也聘请了法律顾问:如军事科学院聘请了海军法律顾问处的四个同志担任常年法律顾问。
  基层法律顾问队伍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据沈阳军区军事法院1987年底统计，全区部队共有法律顾问组织180个，法律咨询员767人，已帮助部队处理经济纠纷591 件，涉及总金额500余万元，避免或挽回经济损失80余万元， 帮助干部战士处理各类纠纷50余件，解答法律问题1000多个。
  八、军事法理论研究的热潮日渐兴起，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我国军事法的理论研究，过去长期无人问津，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随着国家和军队法制建设的发展，近几年，这方面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从1982年起，一些报刊杂志上开始出现了涉及某些部门军事法，如军事刑法、军事行政法等方面的研究文章，并先后出版了《军人与法》、《军人违反职责罪》、《兵役法基本知识》、《军人法律事务指南》等普及读物。
  到1987年，单项的研究文章和普及读物已开始向综合性、系统性的军事法论文和专著发展。
  这一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军事法理论专著《中国军事法学》;全国各地公开出版的报刊杂志中刊登了40多篇军事法方面的学术论文，比较深刻地触及我国军事法的概念、军事立法的原则、军事法体系的结构等基本理论问题，引起了我国法学界、教育界和军事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国家教委于1987 年5月决定将军事法学正式列为我国法学类的一门分支学科;《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也把军事法学增设为该书的一个分支学科;军事科学院在1986年底组织了专门的班子开始进行《2000年的国防立法》的系统性研究，现已取得了成果;国防大学正在创造条件，准备开设军事法学课程，以对军队高级干部进行军事法学理论的讲授;中国军事法学会目前也正在积极筹建之中。
  军事法理论研究的勃兴，进一步推动了军队法制建设的发展。
  军队法制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同整个国家法制建设的发展相比，同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对法制的要求相比，差距还很大。
  其主要问题:一是法制工作起步较晚，目前机构也还不健全，军事立法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力量还很薄弱;二是军事法规体系不完备，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些重要方面应该建立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制定，如国防动员、军事设施保护、军队转业干部安置等等，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衔接还有许多断层和空白;在以往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中，随着军队改革的不断深化，不少已不能完全适用，亟待修改补充;与此同时，运用法律确认和巩固改革成果，建立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新体制、新秩序、新环境的任务不断地给军事法制建设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三是军事立法体制还有待于完善，我国宪法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国家机关的立法权限均有明确规定，但对中央军事委员会及其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制定军事法规和规章的权限却没有明确，军事立法活动尚缺乏应有的法律依据;四是军队司法机关和执法监督检查系统也还不健全，如军队的检、法两院的编制员额、机构设置、人事制度、隶属关系、职责权限等方面都还存在不少问题，还不能完全适应其所担负的任务和自身建设的发展要求;对执法的监督检查，特别是对军事行政法的执行监督检查，尤其薄弱，一些违法行为还得不到及时地纠正和相应的处罚，影响了法律作用的发挥;五是对法制建设在军队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如从政治建军到以法治军是不是改变了我军的性质
  是不是抛弃了我军的光荣传统
  是不是与我军政治工作相排斥
  加强法制与加强党的领导有没有矛盾等一些模糊认识还有待于澄清;进一步增强广大官兵，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也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总之，军队法制建设面临的任务还很艰巨、很繁重，走向法制，还将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渐进过程。
  回顾十年来军队建设走过的历程，可以看出一个鲜明的特点:走向法制，以法治军。
  这一特点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
  一、走向法制，以法治军，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十年来，党和国家反复强调法制建设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