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关于“青岛下水道”的故事  1896年复活节，德国海军少将提尔皮茨被任命为东亚巡洋舰分队司令，奉命在中国沿海寻找一处租借地，以供德国建立一个军事-经济基地。1897年春天和夏天，德国海军对胶州湾、舟山岛、三沙湾和厦门进行了考察，从地理位置、气候等角度综合考虑，认为胶州湾比炎热的中国南方港口更加合适。之后德国政府试图通过外交途径租借胶州湾，但遭到清朝政府的拒绝。不过在同年11月，山东发生曹州教案，德军出兵占领了胶州湾，并在1898年3月6日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租借条约。与英国永久割占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的做法不同，德国考虑到清朝的“面子”，签订了为期99年的租约（几个月后，英国也模仿德国的做法，与清朝签订了“租借”新界地区99年的租约）。  当时德国主管殖民地事务的是外交部殖民地司（1905年升格改组为殖民部）。而胶州湾租借地的管辖权，包括行政管理和城市建设，并不属于德国殖民部管辖，而是属于德国海军部。德国海军部当时拥有庞大的海军拨款预算，花起钱来不受帝国国会限制，而殖民部则不具备这样有利的条件。青岛海军基地及城市建设的全部资金，都由当时德意志帝国对海军的巨额资助里拨付。  有意思的是，德国海军负责规划青岛的工程师并未采纳帝国海军部关于把城市位置选择在胶州湾东岸的方案。虽然当地地形相对平坦宽阔，土壤质量也适合房屋建设，但是这个地区在冬天会直接暴露在强烈北风的吹击中，而夏季从海上吹来的凉风则被南边的一连串山丘挡住。所以，青岛的规划者最终把城市选址定在了靠近前海外锚地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青岛老城区。不过也许是担心招来批评，所以在写给德国海军部的报告里，青岛规划者只是提到了这个新选址在军事防御方面的好处，完全没有提到他们选择这里的根本原因——夏天坐在阳台上，眺望蔚蓝的大海、金黄的沙滩，享受海上吹来的凉风。  需要指出的是，德属青岛时代的城市建设虽然先进，但其设计理念是优先为欧洲人服务的。在德国规划师的设计中，背山面海最好的地段是“欧洲人”城区，山的北坡，冬季直接暴露在强烈北风下的，则是华人居住区大鲍岛。两者之间的分水岭确保了华人区的污水不会流入欧洲人区。在欧洲人区，应建设乡村别墅式的房屋建筑，周围应有较大的空地作为花园，土地建筑密度不能超过30%，边角地块不能超过40%。而在大鲍岛华人区，对建筑密度并未作出限制（建筑密度超过了75%）。而且大鲍岛是给中国有产者，即“华商”居住的，至于中国劳工居住区，则选在了距欧洲人区直线距离3 .5 公里之外的台东镇，与欧洲人区之间有“俾斯麦山”（青岛山）和“毛奇山”（贮水山）两座山区相隔。在污水管道系统建成之前，甚至连欧洲人区的粪便也只许运到胶州湾对面，或者沧口-浮山一线以北的地方去处理。  到1906年，青岛已建成的城市道路长度已经达到58公里，其中26公里用碎石或石块硬化。而人口超过青岛20倍的上海租界，到1918年才只有201公里道路，其中碎石硬化路面124公里.而且上海租界道路硬化用的是人力拉动的石滚子，而青岛已经用上了蒸汽压路机。为防止夏季路面扬尘，德国海军在青岛的道路两侧铺设了可以洒水的消防栓，按照街道离海的远近，定时用海水或淡水向路面洒水压灰。道路照明方面，青岛的“欧洲人区”在1900年就在海因里希亲王大街、俾斯麦大街、霍亨佐伦大街和弗里德里希大街等主要干道，以及重要的城市广场上实现了电气化路灯照明。  1898年夏季青岛暴雨后，德国海军当局（总督府）按照最大的降雨量确定了青岛下水道的尺寸和种类。尽管“欧洲人区”的岩石地基施工特别困难，需要爆破施工，但德国海军还是花费巨大代价修建了雨水下水道。第一批下水道的尺寸明显过大，高达两米。在每年9月到次年5月的季节里都是干涸的。因此后续修建的雨水下水道缩小了横截面积。  德国海军修建的青岛雨水下水道是直排入海的。而为了避免粪便污水污染欧洲人区前面的海滩，尤其是奥古斯塔维多利亚（汇泉湾）海水浴场，欧洲人区的污水都通过一系列泵站抽送，运到青岛最西段的游内山半岛（团岛）排放入海。德国海军用漂浮物做了一系列试验之后才选定这个位置，这里不仅水很深，而且黄海和胶州湾之间的潮汐会在这里形成强烈的浪流，把排入海中的污物冲碎卷走。欧洲人区扩大之后，德国人又在东边的伊尔蒂斯湾（太平湾）建造了第二座泵站，用于排放欧洲人别墅区的污水。  在对青岛的降水、生活污水和海流情况有了充分了解之后，总督府从1906年起在青岛港区铺设了雨水污水混合下水道，以降低市政建设费用。港区的雨水和污水，包括日耳曼尼亚啤酒厂（青岛啤酒厂）和毛奇兵营的污水，经过小港的总泵站抽送，和原有的污水管道一样从游内山半岛（团岛）排放入海。在夏季暴雨时，如果下水道截面不够，则雨水不再通过总泵站，而是通过紧急出口直接排入海湾。  青岛德国当局精心设计了欧洲人区和港区的排水系统，但华人区却同这种卫生进步保持了毫不相干的状态。华人居住区并没与污水下水道接通，理由是“不想由于严厉的卫生条例而吓退那些想搬入青岛生活的华人”，以及“中国人习惯蹲着解手，不习惯西式抽水马桶”，“中国人习惯用石块或土块擦屁股，有使下水道堵塞的危险”等等。总督府的这种观点遭到德国海军军医的强烈批评，认为总督府对中国人的卫生习惯漠不关心，恰恰这种态度可能为青岛的欧洲人带来更大的健康危险。  从1897年到1914年，德意志帝国对青岛投入的金额达2.08亿金马克，其中只有3400万金马克来自青岛市自己的财政收入（贸易、税收、出售土地等），其余全由帝国国库拨款。也就是说，在17年的时间里，德国政府给胶州湾租借地的补贴达1.74亿金马克，其中用于市政建设（公用建筑、街道、下水道和港口）的费用达7300万金马克。  在同一时期的德国殖民地当中，只有德属西南非洲（纳米比亚）和德属东非（今坦桑尼亚、卢旺达和布隆迪）分别得到了2.78亿和1.22亿金马克的资金。而且德属西南非洲的支出主要是与当地赫雷罗人进行长期战争的军事开支。柏林对其他德国殖民地的补贴明显小于对胶州湾租借地的补贴：喀麦隆（今喀麦隆共和国全境和尼日利亚东北部）4800万金马克；新几内亚1900万金马克；多哥兰（今多哥共和国全境以及加纳东部）350万金马克；萨摩亚（今西萨摩亚）150万金马克。  至于天津和汉口的德国租界开发，完全由私人投资公司——德华银行成立的“德国天津租界公司”和“德国汉口租界公司”来承担。所以两地的德国领事和德国公司对扩大租界完全不感兴趣。在汉口，为了避免不必要地扩大租界范围，“德国汉口租界公司”把租界地块分为北区和南区，规定只有北区开发完毕，才可以继续开发南区。在天津，1901年之后德租界面积扩大，但天津德租界行政当局对新扩大的租界区完全不感兴趣，把这里的行政事务完全丢给德国领事管理，从而造成了天津德租界在行政上的分裂状态。在天津德租界，1911年已建成的街道总长度只有3.5公里，而且完全没有修建任何下水道，雨水和污水通过明沟流入海河。  这么一比较便不难明白，为什么德租胶州湾（青岛）的地上建筑（总督府、医院、兵营、教堂、港口、火车站、公园绿地等公用建筑）和地下建筑（下水道）能达到一个远比德属非洲和太平洋殖民地、甚至也比天津和汉口德租界高得多的标准。这也导致德国国内不断有人批评青岛“许多东西建得过于大气和花费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