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方言趣谈：正宗明朝南京普通话怎么说？
  中国地域宽广，各地语言不尽相同，由方言引起沟通障碍是常态。
  沈从文的连襟语言学家周有光就曾说：“沈从文的话我有两成听不懂。”
  在古代，统一语言就显得更为重要，关系着日常交流，也关系着政令下达、军情传递等军国大事。春秋战国有雅言，法、道、墨、儒各家各派，去各国游说，都使用雅言，要是孔子去楚国说的是一口正宗的山东鲁国方言，对楚国人道：“待我哈（喝）口水，再与尔等拉呱（聊，说话）”，凭他才学再高，也是对牛弹琴。
  为了避免诸如此类的“鸡同鸭讲”现象，“翻译”之职应运而生。从周代起，就设有“寄”、“象”等；秦汉有“译官令”、“译官丞”；南朝设置“译令史”；隋唐设置“通事舌人”；宋辽金设“润文史”、“译史”、“通事”；元朝设“怯里马赤（口语翻译）”；明朝有“译字生”；清朝设“通译官”。
  然而，即便设立了“翻译”的职位，日常中普遍性的地域沟通障碍仍未消失。这就需要统一的“官话”出场了。官话，并不是指官场上所说的话，官在这里是公、共之意，如官道，并非是官员专用通道，而是指公路。我们日常所熟知的古代普通话“官话”一词，起源于明代，明朝之官话，其实就是当时通行天下的“普通话”。
  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因担心官员与读书人“拘于方言，无以达上下”，所以命人编纂《洪武正韵》并向天下推广。《洪武正韵》的初稿完成于1375年，即洪武八年，朱元璋对此仍不满意，此后又经过二十余年的修改、调整、出版。其间，朱元璋先是恢复了两宋时期流传的“雅音”，后又将首都地区的南京官话改为全国通用语言。为将南京官话率先在官场推行，并引起上行下效的风气，朱元璋特嘱咐若官员不履行，罪杖十。自此，南京官话成了通用语言，并走入百姓家中。
  而且，明代正宗普通话《洪武正韵》，不单单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语言发展进程，甚至将文化的种子播撒至世界其他国家。
  400多年前，意大利学者利玛窦慕名来到中国。游历回国后，对中华文化热爱颇深的利玛窦与罗明坚共同创作《宾主问答辞义》，被称为“西人学习汉语第一篇”。这本书就记录了不少当时南京话的相关说法，比如“后生家”、“四脚蛇”、“这等”、“不得闲”，同时还有“把他进来”、“好得紧”等语法。
  虽古代“南京话”与现今南京话略有不同，但是在明代文学作品的语言表述中仍可感受到浓浓的“南京味”。明代史料笔记《客座赘语》中详细记录了古代南京的诸多杂事。几百年前的“南京话”，至今听起来也倍感亲切。《客座赘语》中说道：“南都（指南京）方言，言人物之长曰苗条，美曰标致……作事之不果决曰落索（啰嗦）……好搬弄曰翻腾，曰估倒（鼓捣）……陷人于不可居之地曰坑……貌寡不扬曰锉……”
  另外，明朝的小说如《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以及以短篇成书的“三言二拍”等著作，以其语言的鲜明活泼著称，这与其在写作中大量采用口语官话是分不开的。南京一带方言，小儿阔（小气）、胡里八涂（糊涂）、一得儿（一点）、一应儿（全部）、作死（找死）等等口音词汇，都能在其中找到踪迹。
  语言专家研究表明，南京方言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名词后面有儿化现象，譬如：碗儿、碟儿、盘儿。这种儿化语言现象在《金瓶梅》中比比皆是，举不胜举。有一种说法是，现在作为北京话、“京片子”代表的儿化音，正是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以后，当时的北平话受到南京移民的南京话影响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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