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从理论上看，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两种价值观的对立；在法律上，尤其是在国际法领域，贸易与环境的关系表现为规则的冲突。在以推动自由贸易为宗旨的世界贸易组织内，这种冲突通常体现为成员国采取限制贸易的环境措施而直接导致争端。分析WTO解决这些争端的实践，可以发现，现行多边贸易体制对处理环境与贸易冲突的争端有了新的发展，主要体现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对GATT1994第20条导言、第20条b款和g款的应用和解释。
  一、贸易对环境的影响：贸易自由化是否会导致环境恶化？
  从理论上看，贸易自由化和环境保护实际上代表着两种对立的价值观。提倡贸易自由的观点认为，世界经济的改善应依赖个人财富的增加，而增加个人财富的最佳途径是允许个人按照他自己的选择追求其生活方式和人生目标。也就是说，贸易自由实际上是强调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与此不同的是，环境保护的目标是维持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它所强调的是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因此现代环境立法的价值观和理念基础是“生态利益中心主义”和“生态利益优先”。
  贸易自由化是否会导致环境恶化？对此，坚定的自由贸易者和环境保护者持有不同的观点。自由贸易者认为，自由贸易有助于实现环境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保证生产活动能够按照最有效的方式进行。自由贸易不仅有助于克服一个国家所面临的资源对经济增长潜力的限制，而且还有助于增加有利于环保的洁净产品、服务和技术的交换。另外，贸易自由化还有利于消除那些扭曲贸易的政策措施如补贴和税收等，所以自由贸易对环境保护是有利的。{2}（P192）而环境保护者认为，环境问题通常是因为现代社会生产产品的过程所引起的，在自由贸易法律体制下，生产加工方式几乎不予考虑，只有某个产品的最终产品特性属于考虑范围。自由贸易所带来的经济活动的增加会导致大气污染，增加对非再生资源的使用，过多地消耗可再生资源等环境问题。{2}（P199）
  经济学家则认为贸易与环境之间是一种复杂的关系，上述两种观点虽然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比较片面。从理论上看，贸易与环境之间似乎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两者的目标都是为了合理有效地分配和利用资源。在一定条件下，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有赖于三种效应，即与产品和劳务商业交换相关的产品效应、与生产和消费活动分布的强度有关的结构效应及与市场和经济活动扩张相关的规模效应。{3}（P8）笔者倾向于这种观点。
  从经济学角度考虑，在大多数领域很难认为贸易自由化对环境有直接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影响环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非在一些特殊领域，例如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国际贸易，有些国家或集体组织为谋求高额利润，以出口贸易为手段，对某些物种不加限制的捕获，就可能导致这些物种的濒危灭绝，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贸易对环境有直接影响。通常而言，贸易不是导致环境问题恶化的根本原因，造成环境问题恶化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和政策的调节失误。{2}（P193）当市场不能正确反映环境的价值时，就发生了市场失误。例如由于环境成本的确认、计量和汇总非常困难，污染者经常不能考虑其活动的环境成本，于是就出现了环境成本外部化的问题，即产品消费的环境成本由他人来承担，而且又未通过市场得到补偿，空气污染、水污染和环境资源的退化都是环境成本外部化的结果。市场失误还表现在当物权不明确时造成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当环境资产不具有产权以致很难制定和实施监控其使用的制度时，也会发生市场调控的失误。当政府政策的调节没能纠正市场失误时，就出现了政策调节的失误。这种失误主要表现在没能制定可有效控制环境污染和规范资源利用的环境政策上，从而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协调，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
  在法律上，尤其是在国际法领域，贸易与环境的关系表现为规则的冲突。在以推动自由贸易为宗旨的世界贸易组织内，这种冲突通常体现为成员国采取限制贸易的环境措施而直接导致争端。这类与贸易有关的环境措施在实践中大致可分为二类，一类是基于国内立法的单边环境措施，另一类是基于多边环境协定的环境措施。
  作为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的前身，1947年的《关贸总协定》（以下简称GATT1947）并没有预见贸易与环境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也没有特别涉及到环境保护议题，一般认为和环境保护最有关联的条款是GATT第20条“一般例外”中的b款和g款。从1982年到1995年，GATT争端解决程序共受理了7起涉及到单边环境措施的争端，它们是：1982年“美国禁止从加拿大进口金枪鱼和金枪鱼制品”争端案；1987年“美国征收汽油税和其他环境税”争端案；1988年“加拿大限制出口未加工的鳕鱼和鲑鱼”争端案；1990年“泰国限制进口香烟”争端案；1991年和1994年“美国限制进口金枪鱼”争端案；1994年“美国汽车税”争端案。这些争端的共同特点是，申诉方认为被诉方采取的基于国内立法的单边环境措施违反了GATT关于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或禁止数量限制的原则性条款，而被诉方则声称其环境措施符合GATT第20条“一般例外”中的b款和g款。
  从解决上述争端的GATT专家组报告中可以发现，所有援引GATT1947第20条“一般例外”中的b款和g款的主张都遭到了专家小组的否决。专家小组认为GATT第20条的“例外条款”应该作狭义解释，符合该“例外条款”的环境措施必须进行的严格的审查，环境措施不能作为贸易保护的工具。因此，尽管GATT承认各缔约方享有决定其环境政策的自主权，但始终认为环境措施有可能被利用为贸易保护的工具，从而违背GATT所奉行的贸易自由化的宗旨。
  从规则上看，非歧视原则作为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基本原则，其基本含义是对待相同产品，任何成员方在实施某项优惠或限制措施时，不得对其它成员方有所歧视。在GATT。体制内，非歧视原则主要通过协定第一条“一般最惠国待遇”、第二条“关税减让表”、和第三条“国内税与国内规则的国民待遇”以及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第二条“最惠国待遇”等条款来实现的。环境保护措施和非歧视原则的冲突主要来自对“相同产品”的认识。
  GATT主要是关于货物贸易的法律，许多条款都涉及到进出口产品的相同和分类问题，并在不同的产品中有不同的表述。如相同产品、相同商品、竞争产品、或替代产品等，确定某种进口货物是否属于相同产品是适用非歧视原则的基础和前提。由于种种原因，在起草1947年GATT时，没有对“相同产品”下一明确的定义。在GATT历史上，涉及相同产品的争议最早出现于1950年“智利诉澳大利亚补贴硫酸胺案”，其它类似的案例还有1953年“挪威诉联邦德国沙丁鱼关税案”。在这些案例中，专家小组都回避对相同产品作明确的定义，仅仅指出GATT对“相同产品”与“直接竞争品或替代品”加以区别作不同的规定。当时在实践中，GATT主要依赖各国海关的税则分类来处理“相同产品”问题。
  东京回合通过的《反倾销守则》第一次对相同产品作了定义，[3]该定义肯定了GATT以前的法律实践，并在乌拉圭回合通过的“反倾销协议”中得到运用。它认为“相同产品”应解释为同样的产品，即在所有方面都与该产品相似，或者在缺乏这一商品时，指那种在所有方面与其不尽相同，但具有与该产品非常类似的其它产品。应该说，该定义出于反倾销的特殊需要，对相同产品的解释比较狭窄。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对相同产品的不同的加工和生产方法，可导致对环境的不同影响。即“工艺或生产方法”是判断产品是否相同的标准之一，使用严重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安全生产的产品和使用无害环境生产出来的同样产品不能适用GATT对相同产品的非歧视原则。这种认识上的分歧在1991年美国和墨西哥金枪鱼案中得以充分表现。
  由于海豚喜欢在金枪鱼所在水域的上层游动，捕获金枪鱼的渔民只要看到海豚活动，就知道有金枪鱼群，在捕获金枪鱼的同时，许多海豚随之丧命。根据美国1972年《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后经1988和1990年两次修订），不能使用拖网法捕获金枪鱼，以保护海豚。当时墨西哥渔民采用拖网法捕获金枪鱼，因此美国禁止进口墨西哥金枪鱼，墨西哥对此提出不同意见。1991年墨西哥向GATT。提起申诉，指责美国的行为违背了GATT1947第11条和第13条，美国则援引总协定第20条b款和g款作为辩护的理由。GATT专家小组认为美国的措施违背GATT的非歧视原则，认为根据国民待遇原则，墨西哥的金枪鱼应享有不少于国内同类产品的优惠待遇，也就是说，要比较两种产品，而不是比较两国捕获金枪鱼的方法。如果一国以出口国没有相同的环境标准这一点为理由限制从他国进口，那就破坏了GATT体系所依赖的稳定和可预测的市场准入条件。对一国在产品如何制造的基础上采用贸易措施进行限制，同一国建立适合其自身情况和社会特点的环境标准的权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专家组的这些观点受到广泛的批评，批评意见认为GATT的立场有悖于日益强烈的环境保护的要求。{6}（P183）有学者甚至做出这样的评价，GATT在“第一个金枪鱼争端中的推理是大胆的，但却误入歧途，它试图在国际法律秩序正在发生的根本变化面前维持GNIT法律秩序与世隔绝的状态。从法律上看，该案例对处理多边贸易体制内贸易与环境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提出了以后世界贸易组织在解决关于环境措施的争端时所必须面对的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对待涉及生产工艺或生产方法的环境措施；二是总协定第20条b款和g款是否有适用范围的限制，即国内措施是否具有域外效力问题。
  1991年美国和墨西哥金枪鱼案以后，GATT对环境与贸易问题的立场发生了微妙变化。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马拉喀什协定》中正式将环境保护、稀有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列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目标。并且成立了“贸易与环境委员会”，对贸易与环境的关系在WTO法律框架内进行专门研究。此外，WTO法律框架内的其他一些条约也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环境保护。其中，《贸易技术壁垒协议》和《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最为密切。值得关注的是，这两个协议虽然允许国家在处理国际环境标准上享有更大的灵活性，可以在有选择的基础上采取措施，但都规定了“最少贸易限制”原则，即成员国在适用有关技术或检测标准时，应考虑尽量减少贸易的负效应这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