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还原
  【英文标题】 The Reduction of Question Realm of China Bioethics
  【内容提要】 中国生命伦理学在问题域上呈现日益明晰的还原路径:由“历史还原”展现其文化路向;由“逻辑还原”凸显其原则进路;由“实践还原”揭示其难题取向。
  【关键 词】 生命伦理学/问题域还原/中国
  然而，如果着眼于生命伦理学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所展现的伦理世界观的重大变革来看，生命伦理学无疑代表了对一种新型伦理形态进行理论反思或问题诊治的伦理学理论形态或道德哲学形态--究其根本，则涉及一个内涵生命科学、医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之生态文化系统，且作为这样一种生态文化系统而担负着重整人类伦理生活形态的医疗实践运动之重任。
  一、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文化、原则与难题治理
  这里所说的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就是对问题所由以产生的“条件”或“境域”的判析，它们为设计具体问题及其解题路径(包括价值评判)提供背景支援、问题方式、思维取向和价值标准。
  第一，“以文化为问题取向”的生命伦理学。
  第二，“以原则为问题取向”的生命伦理学。
  以原则为问题取向的生命伦理学往往搁置具体内容上的道德争议，重点聚焦于一种程序合理性的价值共识。
  第三，“以难题治理为问题取向”的生命伦理学。
  以上三个方面构成了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还原的基本层次。
  因此，“问题域还原”对我们而言具有了双重意义。
  二、问题域的非连续性:从“一般性话语”到“具体项目”
  一般说来，生命伦理学的不同形式都有自己的传统和思想流派渊源，即使是在同一种类型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亦有明显的传统和流派上的分殊。
  比如，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存在儒家、道家、佛家之间的差异。
  当人们考察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陈述是否推进认知发展时，其中一个重要的(也是最为基本的)参照系乃是:在将一种生命伦理学的论述与其竞争的传统和自身的传统进行比较时，勘定该生命伦理学论述的解释力和理论成就。
  (一)“一般性话语”分析旨在辨识中国生命伦理学的文化路向与原则进路
  中国生命伦理学的“一般性话语”分析只有从“问题域还原”的层面上，才能辨识生命伦理学的文化路向与原则进路的各自问题范围及其功能边界。
  一般说来，“伦理普遍性”与“法律规范性”的关系可以表述为:伦理是在“文化认同原理”和“价值普遍性承诺”的论辩、反思和批判的意义上为规范体系的应用(特别是立法实践)提供应然性之评判、正当性之理据和善的目标参照，它在“活得好”与“做得好”两个方面关涉权利、义务和责任问题，并将之融合到道德论辩和法理依据的分析之中，为规范诉求的解决，特别是立法实践提供原理支持、原则辩护和价值引导;法律则是通过强制性的规范体系--包括立法、判例和针对案例的司法解释，体现伦理的价值、原理、原则和规范，它在强制性规范或判例的“适用”层面以不容争辩的形式关涉权利、义务和责任。
  如果说中国生命伦理学的“一般性话语”在文化路向与原则进路两方面关涉“伦理”与“法律”，那么避免二者之间的“层次混淆”和“层次化约”便成为中国生命伦理学语境重构的必然抉择。
  此乃我们所主张的“一般性话语”分析的认知旨趣之所在。
  (二)“具体项目”治理旨在诉诸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实践智慧
  我们注意到，对生命伦理学的“具体项目”的关注正在日益成为中国内地生命伦理学研究的焦点或热点，特别是生物伦理领域的公共道德论辩亟须在医疗政策和医疗法律层面寻求解决之道的情况，使得“具体项目”治理成为嵌入中国生命伦理学之“问题域”且对之进行实践还原的重要契机。
  从21世纪现代医疗技术和医疗实践领域的最新进展所激起的“具体项目”作为难题治理所牵涉的伦理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广度和深度看，人们确乎捕捉到了一种“伦理之复兴”的世纪征候⑥。
  (1)伦理与伦理之间的冲突，即在一种伦理体系中得到允许的行为，在另一种伦理体系中可能是被禁止的。
  (2)道德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即同一种医疗行为可能存在着不同的道德辩护理由。
  (3)伦理与道德之间的冲突，这主要表现为单位人的组织伦理与个人道德良知之间的冲突。
  解决此类难题的实践智慧是通过区分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利的界限来寻找合适的伦理调节机制。
  (4)伦理与法律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为:现有伦理上的析理无法为法律上的适用提供依据，而现有法律规范或解释又无法体现伦理的价值、原则和道德理由，于是出现了伦理失灵和法律失灵的情况;又或者，伦理上的支持和反对都符合法律解释原则，而法律上的支持和反对都有强有力的伦理上的支持⑧。
  (三)“具体项目”与“一般性话语”之关联旨在展现生命伦理学的双层伦理路线
  这两大挑战的矛头直接指向在“微观-宏观”之沟通的问题域中处于生命伦理学实践层次上的策略性筹划与处于历史或逻辑层次上的解释性架构之间的非连续性关联。
  这两种路线的区分，其基本认知旨趣是依据“具体项目”在治理生命伦理学难题时所涉及问题的“难易”程度和所涉及一般性话语的“深浅”程度，进行问题域的勘定。
  所谓第二层次伦理，是指居于非核心层的程序伦理，又可称之为“二线伦理”。
  不难发现，第一层次的伦理与高新生命科学技术有关。
  第二层次的伦理问题与常规医疗技术中的生命伦理问题有关。
  甘绍平将之归于程序伦理问题(二线伦理)，我们称之为第二层次的伦理问题，主要涉及病人个体权利的保护、医生的义务与责任以及在医疗技术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的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
  论文的形成得益于四次重要的讨论以及在研讨中发言的孙慕义、何伦、戴庆康、范志军、王俊、程国斌、聂春雷、万旭、方兴等诸位学者的贡献，在此谨致谢忱。
  ②参见田海平:《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及其研究展望》，《东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③关于“途中道德”的论述，这里借用笛卡尔的表述形式。
  ④参见田海平:《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及其研究展望》，《东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⑤参见陈元方、邱仁宗著:《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⑥吉尔·利波维茨基谈到，随着生物伦理热点问题讨论的发力，人们惊呼“21世纪有可能就是一个伦理的世纪”。
  ⑦例如，可能两种法律解释都是正确的，但它们彼此相互冲突;又如，在是否立法--比如针对安乐死或医助性自杀的药物和技术的应用问题--以及如何立法等问题上皆存在着相互抵牾的主张，且似乎各方都能自圆其说。
  ⑧参见田海平:《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及其研究展望》，《东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⑨此处概述的“伦理分层方法”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问题域还原”的方法，由于受到篇幅和论述主题的限制，此处不便详细展开。
  ⑩此段论述中的内容参考了程国斌在讨论中的发言以及他提供的关于现代医疗技术的分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