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摘要】国内外乡村振兴的理论转向和实践逻辑均非常注重乡村的文化取向。在乡村振兴战略下，以余姚市梁弄镇革命老区为例，对乡村振兴的文化传承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认为文化传承和文化反哺并重，通过传承将记忆转变为技艺，通过反哺提升乡村现代化，是老区代际文化传承的破题之道，通过乡风建设、乡智培训和乡愁重构等实现能力再造，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经验借鉴和路径选择。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福特主义理论逐渐衰落、跨学科研究的兴起以及20世纪后半期西方学界对于农业政治经济学的反思等都是促进海内外乡村振兴研究向前推进的理论思潮。国内外乡村振兴研究主要涉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地理学等学科，研究的主题主要包括城乡关系、农业经济、产业融合、基层治理、乡村景观、乡村社区、乡村社会建设等方面。
  就理论转向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意识到以往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重政治经济而轻社会文化，长期忽视乡村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内容，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开始发生转向，乡村振兴不应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议题，它应该超越产业发展和经济范畴，涵盖经济、社会、民主法治、生态、文化多个领域，更多地关注乡村性、乡村文化传承、乡村日常生活和秩序重构等文化取向维度的研究议题，即形成了乡村振兴研究视角的理论转向。如，有学者认为当今乡村传统文化呈现碎片化，乡村文化的主体性逐渐消失，乡村传统文化的价值回归、文化重构与保护传承能使人们形成相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能通过增进彼此认同来提高诚信度和凝聚力，从而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认为乡村文化是维持乡村秩序的基础，乡村文化公共性的消解使乡村秩序失去了理论基础，乡村文化公共性再造涉及乡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应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把乡村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调动起来；日本“造村运动”的成功在于调动了村民自主性与积极性，焕发了村民热爱自己故乡的文化情怀，从而推动了乡村再造目标的实现。
  就实践逻辑而言，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重视乡村社会文化建设。例如，日本的“造村运动”，其最终目标是“造人”，发掘生活在本地的年轻人的热情和积极性，以生活工艺运动为载体，培养出一大批既具有实践能力而又能扎根于本地区的人才，振兴和传承乡村传统文化；韩国的“新村运动”，特别注重在精神上启蒙，政府主要强调“勤勉、自助、合作”的精神文化，创新农村文化建设；德国的“村庄更新”，非常强调文化认同，对一些试图吸引企业投资的村镇来说，如何改善维护其地方特色风貌，提供良好的生活空间，是其能否成功的关键；台湾省的“富丽乡村”，认为文化是富丽农村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即以人为本，尊重当地人的生活习俗和生活追求，将农村文化和农民生活纳入建设规划；以及其他如以恢复乡村价值为依归的美国乡村小城镇建设，以建设乡村文化景观为目标的瑞士乡村建设计划，以重塑乡村农业繁荣为价值的加拿大农村协作伙伴实践等等，均在文化振兴的引导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乡村发展道路。我国自20世纪30年代，就兴起了由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等人为代表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认为近代中国衰弱的问题在于文化失调，为了使中国社会形成“新秩序”，他成立了乡农学校来实现文化重构，主要针对乡村领袖、成年农民和乡村运动者，以使农民的精神复苏而产生进取心和团结心，发生文化自觉，并有齐心合力解决问题的机会；晏阳初则倡导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乱。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国内外乡村振兴的理论转向和实践逻辑均非常注重乡村的文化取向。可见，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审视和观察乡村的视角也应该发生转向，在各种“缺”（钱、人、市场、技术、信息）的纷繁复杂中挑战先入为主的“匮乏视角”，去发现并激活乡村民众和乡村社区所蕴含的巨大文化潜力，探讨“如何重拾乡村的文化价值，如何激发乡村的内在活力，如何传承乡村的文化传统，如何实现乡村文化的创新发展”。
  文化就是记忆的一种形式，文化传承是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现代汉语词典》对“传承”一词做了简短的界定，传承即“传授和继承”。文化传承涉及一个社会如何以某种方式将社会成员共有的价值观、生活态度、知识体系、谋生技能、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模式一代代传递下去，它是文化或文明积累的基本方式，也是一个民族或社会能够不断前行的基本条件。在乡村振兴战略下，通过“文化传承”使得新一代不断继承和创新先进传统文化，通过“文化反哺”使得老一辈感知新问题、接受新事物，从而走向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珍视历史传承，延续乡村文化脉络，守护乡村文化生态，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基本要求，也是乡村文化创新的基本要素。
  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与过去和未来均有关联。文化记忆既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过程，即记忆及其传承、保存和延续的过程，又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结果，即被筛选、被揭示、被重新发现和重新建构的一个结果。乡村振兴战略下，要保护乡村风貌、传承乡村文脉、留住乡村记忆、建设美丽乡村，必须注重文化记忆的当代重构和代际传承。如何将记忆转变为技艺，实现文化记忆的当代重构和传承，是代际文化传承的破题之道。
  文化传承和创新有助于非遗文化的“活化”。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还涉及遗忘和隐瞒，遗忘和隐瞒导致传统的消失和断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是乡村记忆的必然要求，在保护和传承中创新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村落中培养本土文化传承者，积极发掘本土优秀民间艺人，尤其是非物质文化传承人，鼓励吸纳具有文艺专长、创意特长、工匠精神、热心基层建设的有志有为青年投身到乡村振兴、乡村文化建设中，是实现非遗文化“活态”传承、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如，通过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梁弄大糕的制作技艺传承、“甩酒甏”、“舞龙灯”等传统技艺的传承等，实现了地域感知(senseofplace)和历史感知(senseofhistory)的传承与创新。
  文化的传承不仅包括了对文化的继承、传播，更包含对文化的创造性发展。新一代年轻人拥有的信息量、知识面、社会适应能力、创新能力和市场活力等方面的优势，从而在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进程中“无论在消费意向、审美情趣，还是在生活方式、社会态度层面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和改变着他们的父辈”，这一现象也被学者称为“后喻文化”或“文化反哺”。美国人类学家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将人类社会由古及今的文化分为三种基本形式：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国内学者周晓虹也提出，文化反哺是在急速的社会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它标志着人类社会原本由父及子的文化传承模式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或代际颠覆。造就文化反哺的动因包括社会变迁的提速、同辈群体的影响和大众传播的普及，而文化反哺最重要的社会意义则在于它改变了文化或文明传承的方向，或者说造就了一种全新的文化传承方式。
  可见，在急速的社会变迁的巨大推动之下，施教者与受教者之间，角色也会发生转换，新的文化传承模式的出现具有其历史必然性。文化反哺是以积极进取、开放创新和开拓未来为使命和精神的文化，具有开拓性、创新性和反哺性，它改变着乡村文化的内容、结构和传递模式，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动力之一。而如何从受教转向为反哺，探寻文化反哺的新时代价值和创新，是代际文化传承的又一破题之道。
  互动性。年轻一代对年老一代的文化反哺，具有一定的反身性、互动性和重构性，不仅意味着亲子关系的平等化、互动化，还意味着传统农村社会治理的秩序重构。如调研访谈中一些青年提到，他们在城市引入的一些先进的养殖技术或栽培技术在村里推广时，往往最初不会被父母所接受，经反复说明、沟通交流后，才能使得父母最终同意和接受。当然，父母对地方性知识的了解也可以为子代提供诸多改进意见，使得养殖技术或栽培技术更因地制宜获得成功。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实现文化传承和反哺。
  选择性。代际之间的文化反哺中也存在着一定的“文化过滤”，是一种对知觉、观念、情感和道德在内的包容性判断，新老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文化并置”和文化选择。如调研访谈中一些青年和父辈都提到，关于生活方式、婚恋观念等方面的新潮流、新观念、新器物，父辈可能会进行选择性的接受，而并不会全盘吸纳。
  多维性。文化传承和文化反哺不仅体现了一种家庭内的纵向延续，还涉及到整个社会文化、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建构过程，即，文化反哺不仅单单表现在子辈与父辈的代际之间，还表现为先进者对落后者、外来者对本地人的群际之间、城市对农村的地域之间、其他产业对农业的产业之间。
  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新乡贤、农村大学生、青年返乡农民工、大学生村官和年轻基层干部是“文化反哺”的主体。他们构成了农村与外界交往的主力，他们拥有信息量、知识面、市场意识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的优势，掌握了对农村进行“文化反哺”的话语权、影响力等“反哺能力”，从而在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进程中无论在器物层面还是精神、意识层面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和改变着他们的父辈。
  农村的青年外出将资本、技术、知识、信息从城市向乡村转移，在乡村的父辈中传播现代意识、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成为当前农村青年反哺父辈的时代缩影。
  文化反哺提升农民“人的现代化”。青年一代掌握了经营方面的新知识和体现先进生产力的新技能，具有现代的互联网思维、信息观念、技术观念、现代管理观念和市场意识。青年一代返乡就业为农村经济发展带来资金的同时，也有助于提高老一辈的农业技术、劳动技能、科技素质、商品意识、品牌意识、市场思维和管理理念，使老一辈更从容应对市场化和现代化，突破陈规陋习，大胆创新创业。如，镇上的年轻人黄翀夫妇让梁弄大糕首次“触网”。当时，夫妻俩苦口婆心用新时代发展思维和案例说服父亲，将已停产十几年的传统糕点的制作工艺传授他们，不仅传承了父辈的手艺，注册了“尚六合”品牌，还根据现代市场需求、市场竞争趋势，不断开拓创新，先后研制了紫薯、松花、芝麻、黑米、抹茶、玉米等新口味的大糕，经过近三年的发展，客户遍布长三角以及辽宁、广东等地。他们创新了传统技艺的同时，也让老一辈感受到互联网思维的巨大力量，实现了代际之间的文化反哺。如今，年长一辈也纷纷加入，梁弄镇上的大糕店从2014年前的几家，迅速增长至如今的92家，2017年总销售额上千万元。
  文化反哺促进农业的产业转型升级。青年一代对市场有较强的敏锐度，同时，外来的专家学者和资本助力老区振兴，也可以实现群际之间的文化反哺，树立老区发展新范例。如，梁弄革命老区大胆创新求发展谋发展，积极发展智慧经济，先后引进了中小学生素质教育实践基地、台湾健峰培训城，大力发展教育培训产业，形成了老区新产业，提升了老区文化品质。同时，建成浙江省委党校四明山分校、四明湖国际会议中心，成为余姚最大的会议培训基地。2016年全镇接待会议培训人员突破10万人次，直接经营收入突破1亿元。特别是2016年中国机器人峰会永久落户梁弄镇，并以此打造国内智能经济交流的高端平台，引来了众多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专家、长江学者、外籍专家等专家学者为梁弄的发展建言献策。2003年，横坎头村在宁波市农科院的指导帮助下，建起全镇第一个樱桃种植基地。经过几年培育，樱桃每亩产值在万元以上。尝到种樱桃的甜头后，村民纷纷效仿，目前种植规模已超过1000亩。
  文化反哺推进农村的共建共治共享。由于代际鸿沟的存在，不同代人之间在价值观念、行事原则、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隔阂甚至冲突，而文化反哺则有利于弥合人群之间的差异和隔阂，形成建设农村共同致富的合力，有利于农村社会治理。如，2003年，受“要把梁弄建设成为全国革命老区全面实现小康样板镇”的鼓舞，村里陆续办起了十几家农家乐，第一个办起的“百丈农家”农家乐，通过一家人奋斗，如今每年已有近70万元的纯收入。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深入，民宿经济的兴起，也吸引了年轻创客来村里投资创业，他们投资上千万元将村内一处老房子改建成一家文化主题民宿，并设立了贫困学子助学基金，以年总营业额的2%作为助学基金，资助四明山地区的贫困学生。
  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反哺”现象已经出现，作为一种新型文化传承模式，文化反哺的结果导向就是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实现乡村能力再造。能力再造过程包括资本积累能力再造、就业能力再造及社会风险应对能力再造等。简而言之，文化反哺的最终导向应是“从颠覆、成长走向共生与契洽”。文化传承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再生产，是群体的自我完善，是社会中权利和义务的传递，是地方意识的深层次积累，是纵向的“文化基因”复制。这种“再生产”不能是因循守旧的重复生产，这种“复制”也不可以是照搬照抄的简单复制，都需要与时俱进的创新重构。无论是物质空间层面的革命历史遗迹、古迹建筑、古镇古村，还是精神层面的革命精神、乡村价值观、宗族文化、民俗仪式、习俗节庆、生活方式等，乡村所保留的文化基因是重塑地域文化弥足珍贵的内核，是记住乡愁的灵魂，也是实现老区建设能力再造的重要路径。
  挖掘老区红色基因，构建红色文化生态。红色文化是革命老区乡风文明建设的源泉，老区具有工业基础薄弱、商业文化不发达、人力资源匮乏等发展劣势，但具有敢于担当、勇于奉献、吃苦耐劳的优良革命传统，也有生态资源等后发优势。老区奔小康，应立足基因，建好新村，引回“凤凰”，唱好文化，振兴乡村。通过返乡青年、助乡人才带回新理念、新文化、新技能，开拓亲代视野，挖掘红色文化内涵，发挥乡村文化特色，传承文化精髓，创新文化财富。用革命者的奋斗精神，改造整治农村环境，革新产业生产方式，不断提高农民收入，提升老区文明程度。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导向作用、凝聚能力、塑造功能、激励效应，创建具有历史传承、时代特征、地方特色的老区文化体系。
  实施“旧燕归巢”工程，破解乡村振兴人才瓶颈。广大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随着城市化进程，形成了大量农村人口尤其是年轻人向城市的单向流动，由此造成农村人口和青壮年劳动力的严重流失。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让外出的人才和年轻人回归农村创业创新，带动村民致富，应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也是文化反哺的现实要求和必然逻辑。首先，通过配套有效的政策措施，包括投资用地、土地流转、财政和融资、政务服务、优惠激励、政治培养等，鼓励在外的农村大学毕业生、新乡贤、各界人才“旧燕归巢”，使他们在家乡拥有创业创新的良好环境和“用武之地”。其次，要激发他们回报乡梓的动能，发挥“领头雁”作用，把市场、资金引入乡村，把新的发展理念、生产技术、运作模式、管理经验、文化文明带入乡村，进而带动父辈学习进步，反哺乡村。
  实施“引凤来巢”工程，培育乡村振兴人才价值。建立开放、包容、市场导向的人才发展环境，吸引各地的外来人才关注和支持老区发展，为老区服务。一是引进懂“三农”、懂技术、懂市场、懂金融的，有志向有情怀有责任的专业人才，产学研结合，投身乡村振兴，引入高科技、信息化、大数据等理念，辅导发展农业知识经济和大数据应用，激发生活在本地农村的年轻人的内生动力，培养一批既具有知识能力而又能扎根于农村的新人才。二是通过“请进来、走出去”，与政府部门、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市场主体等合作，开展各类型各层级各技能的教育培训、学习考察，开办各类补习班，如农村技术讲习班、电商讲习班、农家乐民宿讲习班、妇女讲习班等，定期派村干部、大学生、家庭妇女等去外地访问考察，开阔视野，使他们成为土生土长又掌握现代科技知识或一技之长的乡土人才，将更多的老农人、新农人培养成为农村骨干队伍、技术员队伍、农民企业家队伍和能工巧匠队伍，推进乡村人才振兴。
  赓续乡村文化，留住乡愁之魂。乡愁不仅仅是空间上的距离，时间上的差距，更是对根植于乡村的传统文化的守望。当乡愁赖以生发和寄托的古老村落、历史街巷、传统民居、自然山水等不复存在，人们的乡愁就会失去源头和方向，故土情怀也将失落与泯灭。因此，留住乡村、传承文化是重构乡愁的必然之举。实施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工程，开展“拯救老屋行动”，再造乡土建筑、建筑系统和生活系统。开展“乡村文脉重寻，诗词重吟”“手工艺传承”“乡村民俗节庆”与“地方戏曲”等乡村文化复兴和乡愁重忆活动，复兴民间戏曲、非遗手工艺技术和农耕技术，打造乡土家园意象系统，重建传统生活文化图景。挖掘乡村文化，传承乡村文化，发展乡村文化，才能复兴乡村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重构。乡愁的核心是乡土文化、特色人文，是发生过的，现在仍然起着积极作用的文化遗产。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乡村必须振兴，传统文化复兴是重新构建乡村社会的基础，是重构乡愁的基本要求。复兴文化要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创新传统文化赓续方式，如老区以革命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传承赓续，建设农村文化礼堂、发展红色旅游乡村旅游，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通过继承革命志，提振精气神，奋斗新乡村，再造当下的文化精神力量，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元素与当代文化需求要求相融合、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协调，使乡村文化焕发出新的动能和生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
  （7）米德着：《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周晓虹、周怡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