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先后出台了汽车限购措施，遏制车辆过快增长。限购政策下，由于购车指标有限，出现了大量“借名登记”、“车户分离”等车辆的形式物权和实质物权相分离现象，引发诸多有关车辆所有权的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就是在限购政策下，车辆实际出资人和登记所有权人不一致时车辆归谁所有，实际出资人能否取得车辆所有权。机动车所有权的取得可以通过买卖合同的方式继受取得，所有权的转移一般以实际交付为要件。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在罚款任务量化的指挥棒下，极易引发乱罚款现象，不仅损害了被罚对象的合法权益，更消弭了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和政府部门的公信力。着名思想家卡尔·波普有句名言：“人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不科学的在指标化的考核制度，容易让一个“好人”变成“坏人”，进而出现违法乱纪的行为。根据现代的法治理念，罚款从来就不是执法的目的，而是一种引导人们遵纪守法的辅助性手段。过度依赖罚款这一手段，职能部门就会通过奖惩的畸形办法诱使基层滥用罚没权，权力一旦没有了约束，势必损坏公众的合法利益。政府部门维持机构运转所需费用，如果须通过指标化任务完成，就容易出台不合法的政策为乱收费、乱涨价、乱罚款披上“合法外衣”。要杜绝这种考核量化指标思维，需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政府部门评估考核体系。(叶鹏)。
  何霁霏除了谎称能办理京A牌照、购车指标外，还利用曾是4S店员工的身份，以购买优惠车、收取置换车辆差价、维修费骗钱，甚至骗走一受害者一辆高档豪车，而他提供的购车发票、提车手续等均为假的。证据显示，一些被害人根本没有购车指标，辗转托到何霁霏准备花5万元办到指标，结果何霁霏说“既然买车要上牌照，索性就上一个京A的牌照”，于是费用涨到了10万元。多名被害人无法获退赔案件审理期间，何霁霏的律师称，何霁霏确实有渠道能办下正规京A车牌，本案被害人中非富即贵，往往好车想要配个好车牌。当他们发现身边有人确实通过何霁霏“办成”了，才找到何霁霏。真真假假掺在一起，有些人受骗了。律师恳请法庭考虑，何霁霏明知他人报案还在现场等待，能如实供认犯罪事实，取得被害人谅解，希望从轻处罚。但是，法院认为，何霁霏多次诈骗，致使多名被害人遭受巨大财产损失且无法退赔，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故对其判处无期徒刑。(记者张媛）。
  从近年来陆续被平冤的错案来看，事后反思都指向了侦查阶段的“命案必破”。鉴于此，河南省公安厅去年初曾下发通知，废除“破案率”等指标，改“命案必破”为“命案一起都不能错”。废除不合理的执法司法指标，是所有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都应当去践行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决定对现有执法司法指标进行全面清理，有助于确保“法制统一”原则在全国的实现。取消不合理的执法司法考核项目是众望所归，在落实这一决定时，应防止“指标”的变装重现。在“大数据”时代，执法数据和司法数据将被重新定位和利用，也必将大大提升我们认识执法规律和司法规律的效率。只不过，这时的“数据”将不再是体现官员政绩的亮丽外衣，而是执法司法随社会发展不断完善与改进的重要参照。特约评论员王灏军。
  事实上，“点招”的暗潮涌动为一些招生骗局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为教育特权提供了牟利的空间。在计划录取时代，高校的“预留指标”对于调节各地的招生计划，具备一定积极意义。随着价值观、道德观的日渐滑坡，校园失去了学术严谨的清雅之气，“点招”亦不可避免地沦为权钱交易的筹码。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点招”的危害毋庸置疑，一是为权力寻租提供平台，滋生教育腐败，众多高校招生处长落马就是明证；第二，当平民子弟寒窗苦读，千军万马争抢高考独木桥，而权贵子弟“独辟蹊径”，置规则而不顾，轻而易举获得名校资格，损害了以公平为准的高考，破坏了教育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