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试论重庆地区的旧石器工业
  重庆地区的旧石器考古工作同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起步阶段情形大致相同，都是伴随外国地质考察团寻找古生物化石、调查古人类化石及遗物的过程中逐渐萌芽而产生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至 20 世纪后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重庆自然博物馆在长江沿岸和三峡地区高海拔山地开展过数次考察，发现了一批哺乳动物化石、巨猿化石、零星人类化石和部分旧石器遗址或地点[2]。伴随三峡工程建设，一大批旧石器遗址被发现，三峡地区成为古人类起源与演化的重要中心之一[3]。此后重庆地区的旧石器考古工作持续发展，以巫山玉米洞遗址 [4] 为代表的洞穴遗址是这一时期旧石器考古的重要成果。一、发现概况重庆地区目前发现的旧石器遗址或地点近百处，主要分布在长江沿岸和高海拔的丘陵山区。旧石器早期遗址发现较少，属于这一时期的洞穴遗址有巫山龙骨坡遗址[5] 和巫山玉米洞遗址[6]。龙骨坡遗址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古生物化石和石制品。韩非对遗址不同层位（C Ⅱ、C Ⅲ）出土的 17 枚哺乳动物牙齿化石开展 ESR 和 U-series 测定，遗址南北剖面的年代有较大的差值，结合生物地层和磁性地层信息，他认为出土“人类”化石和石制品的 C Ⅲ 2 层位的时代被确定为 2.2Ma[7]。玉米洞遗址经过几个年度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制品，初步测年结果显示，该遗址年代为距今 40万—8000 年，属地质时代的中更新世至全新世 [8]。旷野遗址主要有丰都烟墩堡遗址[9]和九龙坡玉龙公园遗址 [10]。烟墩堡遗址地处长江四级阶地，先后进行四次考古发掘，出土一千余件石制品。根据沉积物性质，结合第四级阶地堆积物的古地磁测年，初步认为属于中更新世早期 [11]。玉龙公园遗址地处长江的第五级阶地，是后续三峡时期重庆主城区的重要考古发现。通过对长江五级阶地的年代测定，结合遗址埋藏情况，初步认为其年代属于早更新世晚段，距今可能 140—100 万年 [12]。旧石器时代中期，洞穴遗址仅发现有兴隆洞 [13]遗址，该遗址属于山原期夷平面下的洞穴遗址，年代为距今 15—12 万年。旷野遗址有高家镇、冉家路口、井水湾、枣子坪、池岭坝、范家河、乌杨、大地坪、藕塘、庙沟 [14]、河湾 [15]、唐家坝 [16]、石盘村 [17]等。其中，秀山河湾与合川唐家坝分别处于乌江和嘉陵江的河流阶地上，初步认为属于旧石器中期，具体资料尚未发表。其余遗址均处于长江两岸的第三级和第二级阶地上，年代主要集中在距今 14.3—7.8 万年。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发现较多，如穿洞[18]、马家湾洞 [19]、迷宫洞 [20]、雷坪洞 [21]、老屋基洞 [22] 以及新近发掘的犀牛洞等。目前，经过测年的洞穴遗址中，犀牛洞年代最早，为距今 4.5—4.1 万年。马家湾洞距今 3—0.96 万年，年代可能还需进一步校正。迷宫洞最晚，距今 1.3 万年左右。旷野遗址主要有铜梁张二塘 [23]、大山坪 [24]、桃花溪 [25]、大河口 [26]、横路、鱼复浦等，这些遗址既有经过考古发掘的，也有部分遗址为调查确认。年代多集中于 3 万年以内，部分遗址可能进入新石器时代。二、工业系统的划分张森水先生提出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存在“南、北主工业二元结构，区域内存在若干文化变体”的论述，北方以小石器或石片石器为主，南方则以砾石石器为主 [27]。这是老一辈学者基于研究材料从宏观视角对中国旧石器考古进行的理论探索，为后续旧石器考古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高星、裴树文通过对三峡地区旧石器考古材料的综合研究，揭示了三峡地区更新世人类适应生存方式的变迁 [28]。何锟宇结合地理、地貌环境和石器工业特点将四川盆地划分为川东平行岭谷区、盆中丘陵区和盆地西缘区，认为川东平行岭谷区、盆中丘陵区的石器工业体现了华南砾石工业的特点，但二者存在一定区别 [29]。武仙竹对重庆地区的旧石器材料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总结了重庆地区的旧石器文化与其它区域之间的文化关系 [30]。贺存定从多个维度论述了重庆地区旧石器的研究成果，并对未来工作进行了展望 [31]。这些都是对重庆地区旧石器研究的有益探索。上述研究成果多数是建立在三峡库区发现的考古材料的基础上，而对非库区遗址、库区洞穴遗址的综合研究深度不够，尤其是对洞穴遗址和阶地遗址的比较研究亟待加强。（一）旷野遗址的石器工业特征这一系统包含了从早期到晚期的河流阶地遗址，其工业特征概括如下：1. 原料制备与利用这类遗址凭借临水的天然地理资源优势，从更新世早期至晚期均以河滩上丰富的河卵石为原料，就地取材，因地制宜，是这一类石器工业原料制备的共性特征。直到晚更新世末期，部分遗址才开始了对优质原料如燧石、石英等的系统开发利用，但是开发力度有限。2. 石器组合与特征从早更新世到晚更新世，砍砸器和刮削器一直是主要的石器类型，这与南方主工业的石器组合特征相吻合。从早到晚，砍砸器似乎由盛而衰， 刮削器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似阿舍利技术组合的手斧、手镐、薄刃斧和大型石刀仅在旧石器中期部分遗址出现，比例较低、特征不够显著；尖状器、锥、钻、凹缺器、石球等类型较少。从更新世早期到晚期，石器整体开始向长宽等比小型化趋势发展（图一）。图一 旷野遗址出土的石制品1、2. 石核（井水湾 FJ2115、高家镇 FG981653）3~8. 砍砸器（井水湾 FJ2095、高家镇 FG982054、烟墩堡 FY01461、鱼腹浦 YFP111、冉家路口 FR0956、高家镇 FG981025）9、10. 手镐（高家镇 FG981313、冉家路口 FR1338） 11. 两面器（冉家路口 FR1109） 12. 薄刃斧（冉家路口 FR0921）13~18. 刮削器（冉家路口 FR1206、井水湾 FJ0129、烟墩堡 FY00152、枣子坪 FZ061、洋安渡 YAD862、鱼腹浦 YFP900）19. 尖状器（枣子坪 FZ0033） 20. 凹缺器（冉家路口 FR1180） 21. 刮削器（冉家路口 FR1050）22~27. 石片（井水湾 FJ2279、冉家路口 FR1392、井水湾 FJ1775、和平村 HPC032、和平村 HPC063、和平村 HPC023）3. 剥片策略与技术缘自丰富的原材料，石核剥片率低，高效石核较少，3个及以上剥片面的石核较少，多台面石核比例较低。从更新世早期到晚期，剥片主要使用锤击法，摔碰法居次，碰砧法少见。尤其是摔碰法的出现，为获取大型石片奠定了技术基础，从旧石器中期开始，摔碰法用于石核剥片，直至晚更新世晚期。基于大石片和扁平砾石毛坯制作的手镐、手斧和薄刃斧是阶地遗址石器组合的鲜明特色。4. 石器毛坯与加工技术以片状毛坯制作石器在三峡库区阶地遗址中的比例较高，除高家镇遗址片状毛坯比例较低（48.12%）外，其他遗址的比例基本都超过 60%[32]，块状毛坯比例较少。所以有学者认为，以这样的标准判断三峡地区的石器工业，存在部分遗址属于石片石器工业可能 [33]。诚然，这些片状毛坯的比例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诸如发掘区域、面积、遗址性质以及研究者个人对石器的主观认识等。在南方主工业中应当有一定比例的石核充当着砍砸器的角色，在部分研究文章中被认定为石核，这也是造成片状毛坯比例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体来看，从更新世早期到晚期，片状毛坯一直占主导地位，并在晚更新世晚期，片状毛坯的比例达到最高。石器的加工技术方面，采用硬锤锤击法贯穿始终，加工方式多为反向加工，复向加工也有一定比例，加工随意，器物刃缘不平齐，形态不规整，精制品较少，这种迹象在晚更新世晚期有所改善。（二）穴居遗址的石器工业特征这类遗址主要分布在距河流较远的丘陵山区，主要有龙骨坡遗址、玉米洞遗址、兴隆洞遗址、穿洞遗址、马家湾洞遗址、迷宫洞遗址、雷坪洞遗址和老屋基洞遗址。1. 原料制备与利用穴居遗址的原料制备策略同阶地遗址相同，都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不同之处在于穴居遗址的原料主要来自周边的石灰岩。到晚更新世晚期，开始有目的地采集、开发和远距离搬运优质原料，如马家湾洞遗址原料均采自附近的燧石；迷宫洞遗址原料来自附近高阶地，岩性以石英岩为主，另有部分燧石。2. 石器组合和特征从早更新世开始，直至晚更新世早期，砍砸器和刮削器一直是主要的石器类型，同时还有手镐、薄刃斧、石刀、尖状器、凹缺器、锥、钻等各类器物，工具多为权宜性工具。似阿舍利技术产品多“神似而形异”，充当大型尖状器和砍砸器的砍伐、切割、刨挖等功能。器物整体尺寸偏大。晚更新世晚期开始，砍砸器比例降低，刮削器仍然占据主要地位，不见或少见似阿舍利技术产品，凹缺器、尖状器、锥、钻等器物常见，且都呈小型化趋势（图二～四）。图二 巫山龙骨坡遗址出土的部分石制品1、8. 钻 2. 两极石锤 3、6、7、13. 薄刃斧 4、9、10. 砍砸器 5、12. 原手斧 11. 手镐图三 巫山玉米洞遗址出土的部分石制品1. 双刃刮削器（T6 ⑥ :712） 2. 复刃刮削器（T6 ⑤ :576） 3. 单刃刮削器（T6 ⑩ :1141） 4. 双尖尖状器（T6 ⑦ :858）5. 雕刻器（T5 ② :42） 6. 矛形器（T8 ② :375） 7、10. 锥钻（T5 ⑤ :422、T7 ② :161）8、9. 凹缺器（T7 ② :451、T8 ② :534） 11. 单尖尖状器（T6:1479）图四 奉节马家湾洞遗址出土的部分石制品1、2、4、5~8、10、11. 石片（T1 ② :31、T1 ⑤ :27、T1 ② :38、T1 ⑤ :90、T1 ② :39、T1⑤ :94、T1③ :70、T1② :47、T1④ :84） 3.钻（T1③ :61） 9.双台面石核（T1⑤ :118）12. 直刃刮削器（T1 ⑤ :98） 13. 凹缺器（T1 ⑤ :97） 14. 单台面石核（T1 ② :56）15. 角尖尖状器（T1 ② :34）3. 剥片策略与技术早更新世至晚更新世晚期之前，剥片程序基本缺失，充分利用原坯形态单向简单修理形成“修边器物”[34]；从晚更新世晚期开始，对优质原料的采备使得剥片程序再度出现，剥片方法主要为锤击法。也许是燧石、石英等原料容易获得，所以石核的利用率普遍较低。4. 石器毛坯与加工技术以块状毛坯为主制作石器几乎贯穿了整个更新世，片状毛坯比例极低。晚更新世之前，石器一般简单加工修理即予以利用，或者以接近器物形态的自然石块、石片为主，简单锤击修理加以利用，不追求形式规范和外在美观，体现了古人类既被动、又灵活利用天然毛坯形态的适应行为。在玉米洞遗址，这种方式修理的石器几乎伴随了遗址的始终。从晚更新世开始，石器加工方法仅见锤击法，加工方式多为单向加工，交互加工和错向加工少见。修疤较少且大小不一，刃缘不平齐，加工程度不高，对毛坯的改变较小。总体来看，石制品形态不规则，加工简单、粗糙、随意，这可能与石灰岩原料的可塑性差有关。从上述材料来看，重庆地区旷野遗址与洞穴遗址的石器工业在原料制备策略、石器组合和特征、剥片策略与技术、石器毛坯与加工技术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依据不同的工业特征将重庆地区的石器工业划分为两大系统：一是以河流阶地遗址为代表的旷野遗址工业系统，一是以洞穴遗址为代表的穴居遗址工业系统。三、两个石器工业系统的比较研究人类行为是人类与文化共同进化的产物 [35]，文化是在生物世界的进化史上出现的最有效的适应方法 [36]。面对不同的气候环境和栖居系统，人类总能创造性地用文化的手段去适应。对古人类栖居方式的研究，可以揭示古人类在一定区域自然环境和资源驱动下的适应生存方式和文化技术演变 [37]。对两个工业系统的梳理可以发现，旷野系统与穴居系统在原料制备方面表现出大致相同的策略，呈现出不同的结果，前者以河滩砾石为主要原料，后者多以石灰岩为主要原料，直至晚更新世晚期才出现对精致原料的系统利用。在石器组合方面，二者基本呈现出与华南主工业相吻合的石器组合，但是旷野系统的似阿舍利技术产品在技术和形态方面更加趋近洛南盆地的阿舍利技术产品，穴居系统的似阿舍利技术产品可能仅是充当一般砍砸、切割、刨挖等实用功能的器物。在剥片技术方面，两者的区别较大。前者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有一套简单的剥片程序，进入旧石器时代中期，剥片程序稍微多样化，工具中出现少量两面修制的手斧、手镐，还出现用大石片毛坯修理成型的薄刃斧与石刀等。尤其是摔碰法生产大石片技术的产生和应用一直延续至全新世时期，影响深远。后者的剥片程序在晚更新世晚期之前基本缺失，剥片类产品占比极低。剥片可能较多采用摔碰法，锤击法和碰砧法少见，摔碰法能在玉米洞遗址大行其道，是基于原料资源的被动选择和主动适应 [38]。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相对优质原料的开发利用，使锤击法剥片再度成为主要剥片手段，剥片程序简单。在石器毛坯与加工技术方面，二者也表现出了较大的区别，前者从更新世早期到晚期，片状毛坯一直占主导地位，并在晚更新世晚期，片状毛坯的比例达到最高。而后者的块状毛坯几乎贯穿了整个更新世，片状毛坯占比极低。在石器加工技术方面，前者采用硬锤锤击法修理贯穿始终，加工方式多为反向加工，器物修形较后者更加精细、系统，精制品较少。后者在器物修型方面表现更加粗糙、随意，不追求形式规范和外在美观，多为权宜性工具。四、结语与讨论一个区域或者一个遗址石器工业面貌与原料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石器原料关乎史前人类的生产生活，对石器原料的分析涉及史前人类的石器技术组织、人群迁徙与交流 [39]。原料与石器工业面貌、文化传统 [40]、石器技术以及石器经济形态有很大的关系 [41]，这种关系也是古人类对原料的认知能力的反映。造成上述两个系统不同的适应策略的主要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原料，无论是河滩砾石还是石灰岩，古人类都能够充分利用大自然给予的先天资源，以满足生产生活为主要出发点，就地取材，机动灵活的开发、创新各类器物类型。丰富的原材料为古人类节约了制备原料的时间成本，但是并未在石器的精致程度上有明显体现，阶地系统的遗址石器精制品较少，高效石核比例低，就是最显著的特征；而穴居类遗址因为石灰岩的可塑性差的先天劣势，石器整体为权益性工具。适应策略方面，相较于穴居类遗址，阶地遗址的古人类适应策略在石器技术的表现上显得更加多变，更多地是主动适应，尤其是采用摔碰法产生大石片的剥片技术的出现，体现了灵活多样的制作技术；而穴居类遗址则是讲求简单、合理、务实、高效的适应策略，更多地是被动选择。但是，无论哪一种适应策略都体现了古人类对石器原料、剥片技术认知能力的进步，完美诠释了中国古人类因地制宜性和与环境的和谐性，务实性与灵活机动性的行为模式 [42]。注释：［1］吕遵谔．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世纪回顾：旧石器时代考古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4．［2］杨华．三峡远古时代考古文化［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07：3．［3］高星，裴树文．三峡远古人类的足迹：三峡库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现和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10：1 － 181．［4］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市巫山县玉米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18（1）：3 － 16．［5］黄万波，方其仁，编著．巫山猿人遗址［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1 － 230．［6］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市巫山县玉米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18（1）：3 － 16．［7］韩非．电子自旋共振（ESR）测年方法在我国早更新世考古遗址年代学研究中的应用探索［D］．北京：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2012：1 － 208．［8］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市巫山县玉米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18（1）：3 － 16．［9］冯兴无，裴树文，陈福友．烟墩堡遗址研究［J］．人类学学报，2003（3）：177 － 191．［10］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九龙坡玉龙公园旧石器遗址调查发掘简报［J］．长江文明，2013（3）：1 － 9．［11］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市巫山县玉米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18（1）：3 － 16．［12］韩非．电子自旋共振（ESR）测年方法在我国早更新世考古遗址年代学研究中的应用探索［D］．北京：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2012：1 － 208．［13］黄万波，徐自强，等．14 万年前“奉节人”——天坑地缝地区发现古人类遗址［M］．北京：中华书局，2002：1 － 83．［14］高星，裴树文．三峡远古人类的足迹：三峡库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现和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10：1 － 181．［15］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考古 60 年［J］．四川文物，2009（6）：32 － 45．［16］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合川市文物保管所．重庆合川市唐家坝遗址抢救性考古发掘简报［J］．四川文物，2006（S1）：12－21．［17］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市大渡口区文管所．重庆大渡口区旧石器地点调查简报［J］．长江文明，2014（1）：1 － 10．［18］重庆师范大学，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市穿洞旧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J］．考古，2016（6）：3 － 10．［19］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奉节县文物管理所．重庆市奉节县马家湾洞遗址 2014 年度发掘简报［G］// 武仙竹，主编．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技术（第一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210 － 216．［20］黄万波，等．巫山迷宫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1999 年试掘报告［G］// 龙骨坡巫山古人类研究所．龙骨坡史前文化志（第 2 卷），北京：中华书局，2000：7 － 63．［21］刘武，高星，裴树文，等．鄂西—三峡地区的古人类资源及相关研究进展［J］．第四纪研究，2006，26（4）：514 － 521．［22］张兴永，孙志彬，陈祖军．四川黔江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及打制石器［C］// 中国地质学会长江流域第四纪地质及流域开发问题学术会．1986。转引自赵殿增．四川十年考古收获［J］．四川文物，1989（5）：8 － 16．［23］李宣民，张森水．铜梁旧石器文化之研究［J］．古脊椎动物学报，1981（4）：359 － 371．［24］贺存定，魏光飚．重庆合川大山坪旧石器地点石制品的初步研究［J］．边疆考古研究，2014（15）：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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