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从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影响深远的宗教本土运动或宗教复兴思潮，特别是以“道门”“教门”名义出现的教派宗教运动①。近现代的教派运动或道门运动，堪称是一种本土主义的“济度宗教”(salvationistreligions)类型。这场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宗教济度运动，之所以成为一种精神性的浪潮和本土性的群众运动，在于它更立足于中国宗教谱系自身的历史脉动和内生的思想肌体，具有中国文化之连续性的内在逻辑和自在自成的基本的价值向量。它不仅是一场以复兴、传承文化传统为主导的、混合型的宗教本土运动，同时又是一种以复古和存续文化传统之面目呈现的批判性、革新性的信仰自觉运动，并不同程度地参与全球化的宗教思想对话，和积极谋寻迈向现代化的精神实验。这场济度宗教运动由于它的实验性(本邦意象和异邦想象)和急迫性(所谓的“天时紧急”“救劫”)，以及自我道统传承与批判路径选择的错综复杂性，不免与中国及周边民族-国家的建构和多元的政治意识形态发展的理路相互冲突，从而陷入了种种的精神癔症。
  撇开针对“道门”或“教门”之流行的政治意识形态判断，我们必须认真反思的问题是，为何近现代济度宗教运动具有快速发展的内在动力，并广泛地传播到海外华人社会？中国的济度宗教的发展趋势是否有规律可循，是否具有其自身的增长的极限？本文拟从梳理“宗教内卷化”(religiousinvolution)范畴入手，反思中国的济度宗教的发展困境及其“去过密化(去内卷化)”的可能性，希望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济度宗教的有效治理的理论问题②。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讨论是一个理论诠释上的初步梳理，因此略去了相关的史实叙述，有兴趣者可以查读各类有关近现代民间宗教或道门的各类书籍，比如我的老师马西沙先生的《中国民间宗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