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如果说“站起来”着眼于为中国实施现代性创造政治基础，“富起来”着眼于在经济领域实施现代性，那么“强起来”着眼于在中国大地上全面实施现代性。从“片面现代性”向“全面现代性”的发展，就是从“大国”向“强国”的提升。其中，根本的是从数量向质量的提升。
  尽管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中国自近代以来还是走上了实现现代化的征途。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过程，实际上是在现代化道路不断前进、现代性在中国大地不断实现的过程。
  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的片面、畸形发展，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主要视角。如果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视为“一元现代性”，那马克思要求的是“多元现代性”，即在经济发展、政治建设、文化创新、社会进步以及人的现代转型等方面全面赋予现代性的价值。
  新中国的成立让我们“站起来”，此后中国走上了“富起来”的道路，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更是走上了“富起来”的快车道。不过，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加以对照不难看出，这种“富起来”主要是现代性在经济领域的实现。当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选择先在经济领域实现现代性，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当今天中国站到“强起来”的历史起点之时，就必须实施“全面的现代性”。
  不全面实施现代性，中国进一步走向“强起来”是不可能的。在中国，“强起来”是“富起来”的升级版；与此相应，“全面的现代性”也是“片面的现代性”的升级版。“富起来”的中国往哪里去？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两个阶段”的发展战略。这“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全面、生动地描述了中国如何从“片面现代性”走向“全面现代性”，即必须全面提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
  如果说“站起来”主要着眼于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政治层面，着眼于为中国实施现代性创造政治基础，“富起来”主要着眼于解放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层面，着眼于在经济领域实施现代性，那么“强起来”主要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着眼于在中国大地上全面实施现代性。从“片面现代性”向“全面现代性”的发展，就是从“大国”向“强国”的提升。其中，根本的是从数量向质量的提升。
  现代性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中国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由资本、现代性本性所决定的负面效应也逐步显露。
  在“富起来”的日子里，这些负面效应可能还不怎么明显。但在“富起来”的基础上走向“强起来”之时，这些负面效应就会变得更加显眼，就成了必须正视的问题。人们的目标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各种目标组合在一起的。在特定历史时期，往往突出某一目标而忽视其他目标，从而为了实现某一特定目标而不惜采取一些损害其他目标的手段。例如，为了“富起来”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资本，对利用资本可能带来的有损于其他目标实现这一点，就难以加以过多考虑。现在在目标系统中，“强起来”成为主要目标，那对资本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就非但不能忽视，而且应着重加以克服，否则就无从谈及“强起来”。
  面对这些负面效应，我们千万不能做以下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因为现代性带来了磨难，使人们失去了诸多美好的东西，所以憧憬前现代性的生活，甚至产生干脆放弃对现代性的追求、使中国成为一块置身于世界之外的“非现代化圣地”的意念。
  第二种选择：现代性是人类的必由之路，西方人走过的道路中国人也得跟着走。现代性的正面效应和负面作用都不可避免。我们只能置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于不顾，继续沿着原先的路走下去，让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彻底经历一次西方式现代性“洗礼”。倘若现在就着手去解决，只能干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实际上，以上两种选择都是“死路”。前者要中国重新走回头路，后者则会葬送中国，很可能中国人还没有充分享受现代化成果，所付出的代价就已把我们拖垮了。就此而言，中国要进一步“强起来”，必须做出第三种选择，那就是正视它、克服它。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批判现代性是为了超越现代性，而且实现现代性也是为了超越现代性。实际上，已经基本实现“富起来”的中国，完全有条件超越现代性，进行新的现代性建构。
  首先，中国近代以来对实现现代性的探索，本就具有“另类现代性”的特性。一方面，中国抱有学习西方现代性的兴趣；另一方面，我们又对西方式现代化持有一定的警惕。这种复杂的心态表明，中国人具有超越现代性、追求“另类现代性”的基础特质。
  其次，中国是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方案必然置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框架之中，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导向决定了中国对于现代性的一般逻辑及其内在弊端保持高度清醒，决定了中国存在对现代性的可能性超越。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启和推进过程，让我们看到了实现现代性、超越现代性的实践过程。有人提出，中国正在追求一种与传统现代性不一样的“新现代性”。这是用另一种表述来说明中国正在超越现代性。与此相应，党的十九大所制定的一系列发展战略和方针也包含着超越现代性的因素。
  比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奋斗目标，这一奋斗目标显然是超现代性的，突破了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已接近于马克思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要求。
  再如，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其中的许多内容，都是超现代性的。
  此外，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表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强决心，提出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这些新发展理念和世界历史的眼光，实现了对旧的现代性发展理念的突围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