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执政的极权主义
  汉娜·阿伦特本文选自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译者林骧华。此书曾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但年代稍有久远，亦未见重印。在各种因素合力作用下，已几近绝版。现华文市场上流通的，主要系台湾左岸文化和商周出版的版本。本书以纳粹德国与苏联为范本，是为讨论极权主义时不可缺少的经典。本文摘选自第十二章：所谓极权国家。本文经过删改（我也不想的）。实际上，执政的极权主义的吊诡是，在一个国家内拥有全部政府权力工具和暴力工具对极权主义运动来说并非好事。它不顾事实，严格坚持虚构世界的规则，使它越来越难维持，但又必须像以前一样坚持自己的本质。权力意味着直接面对现实，而执政的极权主义时常要注意去克服这种挑战。宣传和组织再也无力宣称不可能的事情可以成为可能，或者不可思议的事物可以是事实，或者疯狂的坚强可以统治世界；极权主义虚构的主要心理支撑——积极地厌恶现状，群众拒绝将现状当作唯一可能的世界来接受——不再存在；从铁幕后面泄露的每一点真实咨讯，都对抗来自非极权主义一方带有很大威胁性的现实洪流，比起反宣传之对于极权主义运动来，这是对极权主义控制的更大威胁 ······吸引极权主义状态观察家注意的。当然不是它的独一 (monolithic) 结构。相反，一切严肃的研究者至少都认为有一种双重权威——政党和国家——并存(或冲突)的现象。再者，许多人强调极权主义政府奇特的无形状态 (shapelessness)。汤玛斯.马沙利克 (Thomas Masaryk) 很早就发现“所谓布尔什维克制度从来就只是完全缺乏制度”；实际上在第三帝国。“即使是一位专家，如果他想阐明党和国之间的关系，他也会被逼疯！也经常有人观察到，这两种权力源——国家与政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表面权力和实际权力之间的关系。所以政府机器通常被描绘成无权的一面，它掩着并保护了政党的真正权力。第三帝国行政机器的各个层次属于一种奇特的机构复制现象 (duplication of offices)。纳粹异想天开地根据党的机构设置来彻底地规定国家机构的每一个部门设置: 魏玛共和国将德国分成州或省，纳粹则加以复制，分成大区 (Gaue)，尽管边界线不完全一致，但是每一个特定地区即使在地理上也归属两个完全不同的行政单位。纳粹的复制机构是一条原则。而不只是为了向党员提供工作机会。实际政府与表面政府之间的区分，在苏俄以非常不同的形式作为开端，而走向同样的发展。 表面政府原先产生于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 (All-Russian Soviet Congress) 在内战期间丧失影响力和权力，被布尔什维克党取代。这一过程开始于红军独立自主、重建秘密警察作为党的机构而不是苏维埃代表大体的机构；1923年，斯大林任党的总书记(General Secretary)的第一年，这一过程就完成了。从那时起，苏维埃成了影子政府，通过由布尔什维克党员构成的细胞——由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指派，向中央委员会负责的实际权力代表——在政府中产生作用。后来发展中的关键要点不是党征服了苏维埃，而是“尽管做起来毫无困难，布尔什维克不废除苏维埃，而是利用它们作为自己权威的外部装饰性象征”。因此，表面政府与实际政府共存现象部分地是革命本身的结果，同时也开始了斯大林的极权主义专政。然而，当纳粹简单地保留现有政府机构，却剥夺了它的一切权力时，斯大林却必须复活他的影子政府：它在30年代失去了一切功能，并且在俄国半被遗忘。斯大林使苏维埃以苏联宪法作为象征，既存在，又无权（在俄国，宪法对生活和法律丝毫不具的实际意义）。表面上的俄国政府完全缺乏必要的辉煌传统，因而明显地需要成文法的神圣光辉。极权主义蔑视法律和合法性。它在苏联成文宪法中（就像从未被遗弃的魏玛宪法一样）为自己的无法律性找到永久背景，找到对非极权主义世界的永久挑战，以及可以每天显示它无援和无能的标准。机构复制与权威划分，实际权力与表面权力共存，这些都是以制造混乱，但不足以解释整个结构的“无形状态”。人们不应忘记。只有一座楼房才能有结构，而一种运动——如果这个词根据纳粹意指的内容来认真准确地理解——只能有一种方向。任何形式的法律结构或政府结构对于运动来说都只会是一种障碍，而运动却需要朝着某一个方向增加其推进的速度。即使在执政之前，极权主义运动也代表了那些不愿再生活在任何一种结构之中(更不用说它的性质)的群众；群众开始行动，目的无疑是冲破由政府保证和决定的法律和地理边界。因此，根据我们对政府和国家结构的概念来判断，只要这些运动发现自己仍然身受一块特定领土的限制，必然需要尝试摧毁一切结构，而出于这种有意摧毁结构之目的。单纯地在党内及国家机构内复制一切机构，都还嫌不足。由于复制牵涉到国家表面和政党内核之间的关系，最终也会导致某种结构，而政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会在一种法律规定中自动结束，这种法律规定限制并稳定了它们各自的权威。复制机构看来是一党专政中“政党-国家”合一的问题造成的结果，实际上只是一种更复杂的现象中最显着的迹象，信个现象更好的定羲是单位的多重衍生(multiplication)。而不是复制。纳粹并不满足于在旧省份之外再建立大区，而且还根据党内组织机构的不同设置来划分和设立地域区;冲锋队的分区单位既与大区不符合，也与省份不符合;另外，它们与党卫军的分区也不一样，与希特勒青年团的分区机构也不对应。这种地理上的混乱还须加上一种事实：实际权力和表面权力之间原先关系尽管不断变化，却总是在重复自身。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居民不仅同样生活在权力竞争中经常互相冲突的各种权威之下，例如行政机构、政党、冲锋队、党卫军;他从来不能肯定地、明确地知道他应该将哪一种权威置于其他权威之上。他必须开发第六感觉，以便在某一特定时刻知道该服从谁，该忽视谁。另一方面，那些不得不执行上级根据运动的利益而认为真正必要的命令的人——这些命令和政府的措施有矛盾，当然只能托付给党的菁英组织——情况也并不见得怎样好。这些命令大多数“意图模糊，发布时希望接受者会认出发令者的意图，并且相应地作出行动”。因为菁英组织也并非只有义务服从领袖的命令（这在一切现存的组织中都是委托性质的），而是“执行领导者的意志”。” 而且，从党内法庭中对“过分行为”的长期审讯过程中可以搜集到的情况来看，二者绝不是同一回事。唯一的区别是，菁英组织由于特别被这类目的所灌输，早已被训练得能理解到某些暗示，意味的不只是单纯的字面内容。极权主义统治机构内部运动的动力产生于一个事实；领导者经常变换实际上的权力中心，将权力中心转移到其他组织，但是并不解散或者甚至公开暴露被剥夺权力的群体。在纳粹政权初期，或会纵火案发生之后，冲锋队立即成为真正的掌权者，而党却成为表面权威；然后权力从冲锋队转移到党卫军，最后从党卫军转移到保安局。权力机构被剥夺权力，从来不假装是领袖的意志。但是，不仅领袖的意志如此反复无常。如果与东方专制君主相比，后者的一时兴致倒是稳定的范例了；实际秘密权力与表面公开表现之间连续变化的倾轧，使事实上的权力位置在定义上变成了神秘之物。统治集团成员本身在秘密的权力层级中也从来无法确信自己的地位。例如，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尽管在党内资格很老，表面权力和职位不断上升，但是仍然谈论要制造一系列东欧国家。作为反对莫斯科时的安全屏障，当时握有实权者早已认定，无论何种国家结构都无法挽救苏联的失败，东欧占领区居民已经变成了无国籍者，因此可以将他们消灭。换言之，既然知道应该服从谁，一种相对稳定的层级制度会带来极权主义统治真正缺乏的一种稳定因素，那么，纳粹经常推翻真正的权威，公开地制造新的统治样式，相应地使旧样式变成影子政府——这种游戏明显地可以无限玩下去。苏维埃与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最重要区别之一是，每当斯大林在他的运动内部将权力重点从一个机构转移到另一个机构时，倾向于将前一个机构连同它的人员一起清除，而希特勒尽管嘲笑那些“无法跳过自己影子”的人，但是很愿意将这些影子调到另一个部门继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