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我国税收原则
  从税收发展史看，虽然在任何时期，人们对税收原则的看法都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总的来说，随着的发展、政府职能的拓展和人们认识的提高，税收原则也经历着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而且，这种过程仍将继续下去。
  如在中国先秦时期，就已提出平均税负的朴素思想，对土地划分等级分别征税;春秋时代的政治家管仲则更明确提出“相地而衰征”的税收原则，按照土地的肥沃程度来确定税负的轻重。
  西方则在16、17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就已提出了比较明确的税收原则，如重商主义后期的英国学家威廉穧配第就初步提出了“公平、便利、节省”等税收原则。
  但一般认为，最先系统、明确提出的税收原则是亚当穧斯密的“税收四原则”，即“公平，确实、便利、节省”原则。
  此后，税收原则的内容不断得到补充和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集大成者阿道夫穧瓦格纳提出的“税收四方面九原则”，即财政原则，包括充分原则和弹性原则;国民原则，包括税源的选择原则和税种的选择原则;社会公正原则，包括普遍原则和公平原则;税务行政原则，包括确实原则、便利原则、最少征收费原则即节省原则。
  而在现代西方财政学中，通常又把税收原则归结为“公平、效率、稳定”三原则。
  公平这是税收的基本原则。
  从历史发展过程看，税收公平经历了一个从绝对公平转变到相对公平，从社会公平拓展到公平的发展过程。
  “不患寡而患不均”，社会公平问题历来是影响政权稳固的重要因素之一。
  反映到税收上来，也自然要求同等对待，即要求税收也要遵循公平原则，取消免税特权。
  而公平标准之所以从绝对公平过渡到相对公平，并强调纵向公平，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这一方面激化了社会矛盾，使绝对公平失去了社会基础，要求富人多纳税的呼声日高;另一方面，两极分化也在客观上导致市场运行的结构性矛盾，不可避免地出现社会有效需求不足，需要政府通过税收来调节收入分配，以减少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和矛盾。
  同时，随政府职能的扩大，财政支出激剧增加，从而加大增税压力，而税收的分配对象是国民财富，要拓宽税源，提高税负，自然需要更多地依靠纳税能力较强的富裕阶层，即需要考虑按纳税能力征税。
  在西方税收中，公平通常是指社会公平，瓦格纳就称之为社会公正原则。
  而在现实中，政府征税，不仅要遵循社会公平的要求，而且要做到上的公平，也就是说，在现代中，税收原则事实上不仅包括社会公平，还包括公平。
  税收的公平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首先是要求税收保持中性，即对所有从事经营的纳税人，包括经营者和投资者，要一视同仁，同等对待，以便为经营者创造一个合理的税收环境，促进经营者进行公平竞争。
  增值税的盛行、税税率以比例税率为主等都是这种公平要求的反映。
  之所以强调税收的公平，是与的发展分不开的。
  的发展使、企业成为重要的纳税主体，它们与个人相比，要求方面的公平比社会公平更迫切、更现实。
  而且，公平也是税收效率原则的必然要求。
  税收效率原则也是税收的重要原则之一，而效率与公平是辩证统一的，特别是公平是以效率为目标的，要使税收有效率，就需要公平。
  税收公平，特别是公平，对我国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税制建设与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因为，我国市场发育还相当不健全，存在不公平竞争的外部因素较多，同时，适应市场发展要求的税制体系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如何使税制更具公平，以为市场发展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税收环境，是我国进一步税制改革的重要研究课题。
  税收效率原则，就是政府征税，包括税制的建立和税收政策的运用，应讲求效率，遵循效率原则。
  税收不仅应是公平的，而且应是有效率的，这里的效率，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行政效率，也就是征税过程本身的效率，它要求税收在征收和缴纳过程中耗费成本最小;二是效率，就是征税应有利于促进效率的提高，或者对效率的不利影响最小。
  税收的效率是税收效率原则的更高层次。
  税收分配必然对的运行和资源的配置产生影响，这是必然的客观规律。
  但税收对的影响，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影响的程度如何、范围多大，则是有争议的，在认识上也存在一个不断的发展过程。
  反映到税收的效率方面，则有不同层次的理解。
  首先是要求税收的“额外负担”最小。
  所谓税收的额外负担，简单地说就是征税所引起的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它是税收行政成本以外的一种损失，即“额外负担”，因此，相对于税收行政成本，通常又将之称为税收的成本。
  亚当穧斯密虽然没有提出税收的效率原则，也没有提出税收额外负担或税收成本的概念，但他认为，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自我调节的运行是最佳的，也就是说，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是最好的，任何税收的开征，都会对良好的运行产生不利的影响，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
  因此，他主张自由放任政策，在税收上认为政府征税应越少越好。
  这实际上是以税收对的影响总是消极的，税收总是不利于发展的看法为立论前提的。
  因此，从逻辑上讲，在政府必然要征税的前提下，自然要求政府征税要尽量减少对行为的扭曲。
  再加上不同的征税方式，对的影响或说扭曲程度是不同的，因此，政府应选择合理的征税方式，以使税收的额外负担最小。
  那么，怎样的征税方式对的扭曲更小呢
  通常认为，要保持税收中性。
  税收效率的第二层次的要求是保护税本。
  瓦格纳对亚当穧斯密的不干预政策提出了校正，认为税收具有促进发展的积极作用，政府征税应尽量避免税收对的不利影响，而发挥税收对的促进作用。
  基于此，他提出了税收的国民原则，包括税源选择原则和税种选择原则。
  认为，为保护和发展国民，使税收趋利避害，政府征税应慎重选择税源。
  原则上，税源应来自国民收入，而不应来自税本，税本，就是税收的本源。
  这犹如树上摘果，果是源，树是本，我们只能摘果，而不能伤树。
  税收税率的第三层次，也是最高层次，是要求通过税收分配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它基于对税收调控作用的积极认识。
  认为税收不只是消极地作用于，由于市场并没有如亚当穧斯密等古曲学家所说的完美和有效，现实中存在市场失灵，因此，有必要政府进行干预，而税收分配就是政府干预的有效手段。
  从税收本身来说，不合理的税制固然会引起资源配置的扭曲，因而存在税收的成本，但若税制设计合理，税收政策运用得当，则不仅可以降低税收的成本，而且可以弥补市场的缺陷，提高的运行效率，使资源配置更加有效。
  这就是说，不适当的税收会产生额外负担，征税具有成本，具体表现为资源配置效率因征税而下降;而适当的、合理的税收，则会产生“额外收益”，征税具有效益，具体表现为资源配置效率因征税而提高。
  税收效率原则的高层次要求，就是要积极发挥税收的调控作用，以有效地促进的发展。
  西方现代税收理论中的税收稳定原则，实际上就属于这一层次的效率要求。
  它强调通过税收的内在稳定机制和税收政策的相机抉择来熨平波动，以实现的稳定增长。
  从税收效率的不同层次可以看出，税收是否有效率，必须结合运行本身的效率来考察。
  如果运转本身是高效率的，则应以税收不干扰或少干扰运行视为有效率，即以税收的成本最小作为判断税收效率的依据;而当运行处于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状态，则税收效率应反映在对运行的有效干预。
  总之，遵循行政效率是征税的最基本、最直接的要求，而追求效率，则是税收的高层次要求，它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税收调控作用的认识的提高。
  这里，“需要”是指财政的需要，“可能”则是指税收负担的可能，即的承受能力。
  遵循适度原则，要求税收负担适中，税收收入既能满足正常的财政支出需要，又能与发展保持协调和同步，并在此基础上，使宏观税收负担尽量从轻。
  如果说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是从社会和角度考察税收所应遵循的原则，那么，适度原则则是从财政角度对税收的量的基本规定，是税收财政原则的根本体现。
  因此，政府征税，选择的税源要充沛，收入要可靠;弹性原则则要求税收应具有良好的增收机制，以便在财政支出增加或其他非税收入减少时，确保税收收入能相应增加。
  显然，这些都只是单从财政需要方面来要求税收的，并没有考虑的现实可能。
  这说明，税负过高和过低都不好;税负过低，就不能满足政府的正常支出需要;税负过高，则不仅不会增加收入，反而会制约的发展。
  作为理论上的原则要求，从性质上说，适度就是兼顾财政的正常需要和的现实可能，从量上说，就是力求使宏观税负落在或接近拉弗曲线上的“最佳点”。
  税收的法治原则，就是政府征税，包括税制的建立和税收政策的运用，应以为依据，依法治税。
  前者要求税收程序--包括税收的立法程序、执法程序和司法程序--法定;后者要求征税内容法定。
  税收的法治原则，是与税收法学中的“税收主义”相一致的。
  在以前的税收原则理论中，虽没有明确提出法治原则，但对征税内容要求规定明确，则早已成为大家公认的税收原则。
  如我国西晋典农校尉傅玄提出了“有常”原则，即赋役的课征须有明确固定的制度。
  亚当穧斯密则更将“确实”原则列为四项税收原则之一，认为征税日期、征税方法等征税内容应明确告诉纳税人，不得随意变更。
  确实原则作为税收重要原则一直为后人包括瓦格纳在内所接受。
  但要使征税内容“确实”，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以形式加以规定。
  其实，不仅征税内容需要法定，更重要的是，征税程序也需要法定，即通过规定，来明确和规范整个税收分配行为。
  从税收实践看，税收与是密切相关的。
  税收分配的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和规范性，都是以税收的法定为基础的。
  也就是说，税收法治原则，从根本上说，是由税收的性质决定的。
  因为，只有税收法定，以形式明确纳税义务，才能真正体现税收的“强制性”，实现税收的“无偿”征收，税收分配也才能做到规范、确定和具有可预测性。
  这对决策至关重要。
  因为，对经营者来说，税收是一种很重要的经营成本，税负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投资决策，因此，如果税收分配不规范、不确定，税收负担无法进行事前预测，那么，投资决策分析就难以正常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