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骗取贷款罪系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增设，该罪的立法用意在于：刑事司法中对贷款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难以证明，针对此缺陷，该罪是补救性立法，只要客观上使用了欺骗手段并且确实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了重大损失或具有其他严重情节之行为，就适用该罪名，以全面维护金融管理秩序。具体骗取贷款的行为方式包括：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等。
  骗取贷款罪“骗取行为”的理解，需要结合刑法规定的诈骗类犯罪来解释。“骗取”与“诈骗”行为的客观特征相同，有着共同的逻辑结构，骗取贷款罪要求行为人的欺骗行为造成银行等金融机构陷入认识错误并发放贷款，从而使行为人获取贷款，并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刑法的目的与任务是保护法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任何侵犯法益的行为都必须规定或者认定为犯罪”，要“采取谦抑的法益保护原则”。贷款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基于自由协商达成的合意，因此，是否必须将所有提供了虚假资料的违规、违法贷款行为均纳入刑法领域予以规制，必须在刑法的语境下考量。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的无罪判例表明，在骗取贷款罪案件中为当事人作无罪辩护，辩护律师应该从本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出发，关注银行是否遭到实际损失，银行是否真实受骗，行为人是否有行骗的故意等方面。
  笔者通过比对23个骗取贷款罪无罪判例和数百个有罪判例（本文仅作部分列举），通过分类整理，总结出如下几类无罪辩点，以供参考。以下为本文内容提纲：
  主要辩点4：原判认定行为人构成骗取贷款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无法认定行为人采取了欺骗手段，即使最终未能归还贷款，亦不构成骗取贷款罪。
  裁判理由：骗取贷款罪是指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本案中，1、根据证人贺某、张某某、蔡某的证言以及判决书等书证，证实袁某某经张某某介绍认识北海支行行长蔡某，经与蔡某、信贷部沟通，袁某某向北海支行提供贷款资料进行审查，在苗新花到场签字前银行已完成了贷款的审查程序，符合贷款条件，且信贷员不认为有欺诈行为，银行也按合同违约提起了民事诉讼并已判决生效；2、根据证人苗某乙、程某甲的证言，证实是袁某某让二人担保贷款150万元；3、根据被告人苗新花的供述、证人苗某甲的证言，证实贷款当日，是袁某某让苗新花和苗某甲签订购买水泥、钢筋的合同，签订合同时信贷员在场，说明银行知道合同的签订情况；4、根据被告人苗新花提供的袁某某于2015年3月11日出具的贷款情况证明，证明中提到张某某帮袁某某办理贷款情况，并说袁某某有贷款，让苗新花做借款人，贷款当天袁某某给苗新花打电话让她到北海支行签字，因信贷员说大额贷款都有协议书要签，并拿了样板协议，袁某某让苗新花和苗某甲签订了购买合同，贷款第二天，袁某某打电话让苗新花给他人还款。根据上述证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苗新花具有骗取银行贷款的主观故意，在袁某某未到案的情况下，认定被告人苗新花构成骗取贷款罪的证据不足，事实不清，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理由：被告人戴某甲虽然是汨罗市某乙制品公司的股东，与戴某乙又是父子关系，但公诉机关提供的现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戴某甲并未经手负责管理公司财务，只负责公司生产，汨罗市某乙制品公司向汨罗市某某资产公司申请借款时，被告人戴某甲的具体行为只是在汨罗市某乙制品公司申请贷款的承诺书、股东决议书、公司授权委托书上签字，以个人名义签订反担保保证合同，属于有限公司股东正常的履职行为，不是刑法上的欺骗行为；被告人戴某甲向汨罗市某某担保公司考察人员所作的公司经营状况还好的陈述，对借款的取得不具有实质性积极作用，该行为也不能认定为刑法上的欺骗行为。而公诉机关提供的汨罗市某乙制品公司借款时向汨罗市某某资产公司、汨罗市某某担保公司提供的汨罗市某乙工艺制品有限公司虚假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相关材料以及相关合同，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戴某甲伪造并提供这些材料；在借款发放过程中，借款的办理及转移，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被告人戴某甲参与了策划、经手办理。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戴某甲具有骗取贷款犯罪或者其他犯罪的故意。
  裁判理由：关于抗诉机关所提，被告人邵某某使用他人信息获取银行贷款并私自改变贷款用途，属于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的抗诉意见，经查，关于邵某某使用他人信息取得银行贷款，是银行工作人员提出并要求其实施的，其目的是为了规避S信用社贷款60万元的贷款限额的限制。并不是邵某某的主动决定实施行为。从办理贷款及办理催款转贷的过程中看，银行对邵某某为贷款的实际使用人至始至终是明知的，并没有产生错误的认识。故被告人邵某某使用他人信息取得银行贷款的行为不能认定为骗取手段。关于邵某某改变贷款用途，经查，邵某某取得贷款后用于浴池经营，并未用于贷款合同约定的购买工程器械的用途。但邵某某将贷款用于浴池经营的行为依旧属于用于生产经营的行为，并未挥霍取得的贷款，其在贷款存续期间一直按照约定偿还贷款利息，后又全额归还贷款本金，没有给S信用社造成任何损失和风险。故被告人邵某某虽然改变贷款用途，但不能认定为骗取手段，对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不能予以支持。
  参考有罪判例：(2016)浙0109刑初1813号，根据在案证据可以证实被告人朱某某虚构贷款用途，且在贷款发放后没有按申请时的用途去使用也没有变更申请用途，且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符合骗取贷款罪的构罪要件。
  裁判理由：2008年7月14日，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应用集成膜技术日处理印染工业废水2000立方米节水技术改造项目”获得平湖市经贸局备案，因要申报国家项目，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张斌让范兆科制作“印染生产线系统节水项目书”，项目总投资为5300万元。2009年2月，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对该项目制作了可行性研究报告。2009年11月，国家发改委通过了该项目的申报。但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未按要求建设节水项目，而采用廉价设备替换项目中的高价设备等手段，以达到通过国家验收的目的。2010年8月，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以节水项目名义，向兴业银行嘉兴分行申请专项资金贷款3000万元。为顺利取得贷款，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及被告人张斌隐瞒了上述情况，并向银行提供虚假的工矿购销合同。2010年8月30日、9月26日，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与兴业银行嘉兴分行签订两份合计3000万元的节能减排专项借款合同。后兴业银行按约将3000万元发放，由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支配使用。至案发，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仅归还本金400万元及相应利息，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
  关于上诉单位七彩凤公司、上诉人张斌及其辩护人提出其行为不构成骗取贷款罪的问题。经查，原判认定上诉单位七彩凤公司、上诉人张斌构成骗取贷款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上诉单位七彩凤公司、上诉人张斌及其辩护人就此所提意见成立，予以采纳。嘉兴市人民检察院就此所提检察意见，亦予以采纳。
  骗取贷款罪的客体是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机构的信用安全，而根据《刑法》175条之一规定，构成本罪行为人的行为必须“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有其他严重情节”，《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二十七条规定，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等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或者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等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或者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多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的，以及其他给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应予立案追诉。但是司法实务中，不能机械、孤立的套用该追诉标准，如果发行为人骗取贷款一百万元以上，或者多次骗取贷款，但未造成经济损失，未利用贷款进行任何非法活动，并未给金融管理秩序造成实际危害，自然不能以该罪追究刑事责任。
  裁判理由：虽然上诉人邓宏在向兴业银行东莞分行申请贷款的过程中提供虚假的贷款资料，但该笔贷款最终由担保人远大担保公司代为偿还，并未给兴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实际损失，亦未利用贷款进行任何非法活动，未给金融管理秩序造成实际危害，不属于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规定的“有其他严重情节”，上诉人邓宏的行为不符合骗取贷款罪的构成要件。上诉人邓宏以欺骗手段获取银行贷款，但未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也不具备其他严重情节。原判认定上诉人邓宏犯骗取贷款罪的定罪不当。上诉人邓宏及其辩护人所提不应以骗取贷款罪追究邓宏的刑事责任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某，予以支持。
  裁判理由：被告单位交大扬华公司及被告人王晖、徐洪良在银行机构开具敞口银行承兑汇票的过程中，确有使用虚假购销合同的欺骗手段，并且实际取得敞口贷款共计3.90916亿元，但涉案的3.90916亿元均已正常归还结清，未造成实质危害，可不以犯罪论处。
  裁判理由：被告人肖某某于2010年7月30日提供虚假的产品购销合同和变造虚假证明从望春门信用社获得贷款400万元，借期两年，到期后，被告人肖某某归还了400万元贷款。2012年9月3日被告人肖某某再次以变造虚假证明、提供虚假购销合同等方式从望春门信用社获得贷款600万元，借期三年。该600万元贷款在案发时尚未到到期也未还清（到期日为2015年9月）。2015年12月25日被告人肖某某与湖南湘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望春门支行（原湘乡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望春门信用社）签订了该600万元贷款的续借合同，借期19个月，到期日2017年7月9日。
  被告人肖某某骗取贷款未给银行造成损失，也无其他严重情节，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肖某某犯骗取贷款罪不成立。
  裁判理由：被告人张恩英及辩护人关于“被告人张恩英构不成骗取贷款罪、合同诈骗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本院认为，被告人张恩英向银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同时又骗取担保人的信任，以申请贷款的方式获取资金后，自己没有还贷能力，而由担保人代为偿还全部贷款，这种通过向银行贷款的方式骗取担保人财产的行为，表面上看是骗取银行贷款，实际上侵害的是担保人的财产权益，犯罪对象并非银行贷款而是担保人的财产，其行为不构成骗取贷款罪，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对被告人张恩英和辩护人关于“被告人张恩英构不成骗取贷款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裁判理由：公诉机关指控的9笔贷款，均由常熟市国发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发公司）提供担保，被告人方某某将自己实际控制的连云港土地向国发公司（承诺）抵押作为反担保。在国发公司对常熟市中旗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申请贷款所做的调查报告中显示“企业实际控制人是方某某”、“借款主要用于房地产开发”，国发公司证人金某、沈某等人的证言笔录亦证实其均知道被告人方某某贷款资金用途不实、财务资料有水分。在中信银行对常熟市方氏商标织造有限公司向其申请贷款的审批表中显示“从经营需求看，主要是法定代表人方某某在连云港东海县投资房地产”、“考虑到本次授信由政府控股背景的国发公司提供担保，能有效控制最终授信风险……拟继续授信”，中信银行证人何某的证言笔录亦证实方某某后来几年向银行贷款是为了周转贷款、续贷。可见，国发公司、中信银行人员对于被告人方某某申请贷款的财务资料虚假、贷款实际用途与购销合同不符均是明知的。同时，亦无证据证明涉案四家银行对贷款的申请资料、资金用途进行了实质审查，并因虚假的财务资料、购销合同而受骗。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方某某具有骗取贷款的主观故意、涉案银行因虚假的财务资料、购销合同而陷入错误认识从而发放贷款。此外，被告人方某某未利用贷款进行非法活动，涉案贷款8700万元，其中700万元已经归还，4000万元已由国发公司代偿，被告人方某某尚有土地未及处理，现有证据亦未能证明其行为会给银行造成多少实际损失、是否破坏了金融管理秩序并应科以刑事处罚。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方某某实施了骗取贷款的犯罪行为，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方某某犯骗取贷款罪的罪名不能成立，应予纠正；对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该辩解、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裁判理由：盈晖公司在2009年至2012年间多次向南浔银行东迁支行申请贷款并续贷。相应证人的证言可证实，钢材市场内的商户贷款时系先向市场部提出，由市场部汇总后再向南浔银行东迁支行申请。在2012年8月份，该行已知晓钢材市场经营行情较差，贷款存在较大风险，但出于银行经营上的考虑，仍在盈晖公司归还贷款后予以续贷。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南浔银行东迁支行在2012年8月份系因被告人肖国安提交虚假资料而陷入错误认识继而发放贷款，故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肖国安犯骗取贷款罪，证据不足。
  裁判理由：这两笔贷款在获得太湖县农商行的批准后，城西支行作为贷款方与严炜签订了借款合同，太湖县农商行系城西支行的上级，对贷款有最后决定权，根据该行出具的《关于对严炜在我行贷款行为的看法》，其明确表示之所以向严炜发放涉案两笔贷款，是基于严炜对这两笔贷款均依借款合同的约定提供了较完备的抵押担保，如果严炜没有提供抵押担保，该行不会向严炜发放贷款，也就是说直接影响该行最终决定贷款给严炜，是其提供了相应的真实抵押担保，即使严炜在申请贷款时有一些欺骗行为，如在《个人贷款客户面谈记录》中没有如实申报自己对外举债、夸大收入及所承包工程规模之行为，但这些欺骗行为与其取得贷款间没有因果关系，故被告人严炜相应获取贷款的行为不构成骗取贷款罪，对被告人严炜及辩护人此项辩解和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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