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邓涛|中原屏藩 西陲支点——哈密在清朝西北边疆经略中的特殊地位
  一、 清代中央政权对哈密地区的统治
  （一） 清之前哈密与中原政权之间的关系
  元明之际，叛服靡常”
  （二） 清代对哈密的长期稳定统治
  顺治五年（1648年），甘肃一带爆发米喇印和丁国栋领导的绿营兵“反清”事件。
  康熙前期，噶尔丹带领下的准噶尔部崛起并逐步统一了原明瓦剌部（以下称漠西蒙古），势力日益强大，哈密地区逐渐成为漠西蒙古的势力范围。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漠西蒙古噶尔丹覆亡，哈密正式归附清朝，“其地始内属，授为札萨克一等达尔汉，以旗编其所属，视各蒙古”。
  （三） 清代哈密与中央政权关系大事记表
  表1：清代哈密与中央政权关系大事记
  二、屏藩中原和进取西域的依托和支点：哈密的政治地位
  （一）清代西北边疆局势与哈密驻军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朝在哈密重新修筑回城，官兵和回王同城驻扎。
  雍正七年（1729年），清朝决定分北路和西路两路大军进攻漠西蒙古，并筹备出兵事宜。
  雍正九年（1731年）六月，清朝北路军在和通淖尔被漠西蒙古击败，清朝不得不进行战略防御。
  彼时，哈密驻防将领和兵丁多从甘肃轮换，并非定制，“哈密年满防兵，今应派换，向来于安、甘、凉、肃各提镇内，就近拣派”。
  （二）哈密地区是清朝保卫中原的屏障
  在统一哈密之前，清朝即已将哈密视为应对漠西蒙古的前哨。
  防守机宜，最关紧要。”
  可见，在清朝统一漠西蒙古之前，哈密被视为抵御漠西蒙古、保卫陕甘的要地。
  清朝统一西域之后，哈密的中原屏藩地位有所下降，提督不再驻防哈密即是这一形势的体现。
  清末同治年间，西北地区爆发了回民事件，新疆亦陷入混乱，阿古柏乘势侵入新疆，回民军队、阿古柏军队均对哈密地区造成了威胁。
  （三）哈密地区是清朝治理新疆的支点
  从乾隆朝出兵统一漠西蒙古，到清末西北战乱再生，在历次中原出兵进取新疆的过程中，哈密一直是清朝进军的支点和基地。
  同治年间平定西北之后，清朝于光绪初年相继收复了南疆各城，而俄军则盘踞伊犁不肯归还并且咄咄逼人，左宗棠决定以武力逼迫沙俄归还伊犁。
  此后，左宗棠抵达哈密，筹划恢复伊犁，哈密成了清朝恢复北疆的后方。
  光绪十年（1884年）七月，新疆建省前夕，清廷下谕：“新疆防务，经刘锦棠随时布置，该大臣驻扎哈密，足资控驭；伊犁有金顺防营，兵力亦尚敷用。”
  三、西域稳定的重要保障和支撑：哈密的边储价值
  路从此地分南北，官出斯途合送迎。”
  （一）哈密屯田对西北驻军的支撑作用
  多种形式的屯田相结合，使得清朝在哈密地区的屯田颇有成效，如雍正八年（1730年），“哈密塔尔那沁等处屯田，收获青稞麦子共四千六百石”。
  道光朝时，哈密地区塔尔那沁、蔡巴什、牛毛湖屯田有地近一百一十三顷。
  同治朝新疆变乱后，清朝在收复新疆时首先确定了在哈密屯田的进取方案。
  （二）哈密粮饷储备是新疆稳定的物质保障
  同时，为做好粮饷储备，清朝持续在哈密建设仓廒。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廷在哈密“建造仓廒五十间，廒神庙三间，斗级房二间，大门一间”。
  除了储备粮食，亦储备银两，“安西哈密地方，先因地处极边，议令该处多贮银两备用”。
  哈密粮饷储备不仅仅供应哈密一地，而是供应全疆，即“哈密为办理粮饷总汇之区，各处拨运及防兵口粮，皆取给于此”。
  巴里坤路径稍僻，应改贮哈密”，哈密成为清廷接济土尔扈特部部民银两的存贮地。
  （三）哈密军火储备对清朝经略新疆的支撑
  无论是雍正朝、乾隆朝出兵同漠西蒙古作战之时，还是清后期边疆危机时，清朝始终重视在哈密地区储备军火。
  而左宗棠不只在哈密储备军火，还计划在哈密制造军火，他认为，“现在北洋淮军多用毛瑟枪……
  四、管理边疆朝贡和贸易的依托：哈密的枢纽作用
  （一）哈密是管理朝觐使者的地理枢纽
  一是哈密是清朝管理漠西蒙古进京使者的依托。
  此外，哈密亦是漠西蒙古降人的重要接纳地。
  可见，哈密是接纳漠西蒙古降人的依托。
  二是漠西蒙古使者赴西藏熬茶布施亦需经哈密。
  三是新疆藩部朝觐时从哈密换乘官马。
  土尔扈特部回归后，前往热河朝觐，亦经哈密，其“行至哈密，再动用官项，由肃州、凉州一带沿边，前往热河”。
  四是浩罕国等外国使者朝觐，亦在哈密接受招待并被护送出境。
  （二）哈密是新疆重要的互市和贸易之地
  清朝统一漠西蒙古之前，漠西蒙古不时请求在哈密贸易，一方面是哈密靠近漠西蒙古，贸易成本低；二是使者可以在哈密处理一批老弱牲畜，再将健壮牲畜赶赴肃州等直省地区贸易。
  总体来说，清廷原则上禁止漠西蒙古在哈密贸易。
  漠西蒙古在哈密贸易虽非定制，但有时清朝会提前预备银两，以备漠西蒙古前来贸易。
  可见，清朝在处理漠西蒙古至哈密贸易问题上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
  乾隆中叶清朝统一新疆之后，布鲁特、安集延等国商人开始经南疆赴吐鲁番、哈密等地贸易，但乾隆帝对此并不支持，原因是“其来往途次，恐生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