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山西省“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研究
  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管县的地级市大多是不符合宪法规定的“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缺乏法律依据；第二，“省管市、市管县”增加管理层次，提高行政成本，降低行政效率；第三，规模小、辐射功能弱的地级市，“小马拉大车”，并未带动所辖县发展；第四，普遍存在市“吃”县、市“刮”县、市“卡”县、市“压”县、市“挤”县现象，市县矛盾突出；第五，在中心城市和其所辖县经济实力相似的地区，“市管县”体制制约县的发展和大都市圈的形成；第六，“市管县”往往背离市带县、工农互补的初衷，重工轻农、厚城薄乡，从而使其经济绩效并不突出，等等。
  ２００２年起，浙江、湖北、河南、广东、江西、河北、辽宁等省先后开始了“强县扩权”的改革，把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到一些重点县，在经济管理方面形成了近似于“省直管县”的格局。
  ２００５年６月，国务院总理***在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试点”。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加快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和‘乡财县管乡用’财政管理方式的改革”。
  山西省率先响应国家的改革，发布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规范省市县财政体制和在３５个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县实行“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试点的通知》，决定从２００７年１月起，在３５个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县实行“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试点改革。
  新华社授权播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２００９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将粮食、油料、棉花和生猪生产大县全部纳入改革范围。
  稳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鼓励有条件的省份率先减少行政层次，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２００９年７月，财政部发布了《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提出到２０１２年年底，力争全国除民族自治地区外全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
  因此，本文选择以“山西省‘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研究”为题，分析山西省的“省直管县”运行情况，为全面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提供政策建议。
  朱广荣等．关于“市管县”体制改革的构想．《中州大学学报》．２００９，４．Ｐ２５－２８山西省“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研究二、文献回顾（一）国外文献回顾 绝大多数国家的财政体制都是一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政治体制。
  １．乔治施蒂格勒（Ｇ．Ｓｔｉｇｌｅｒ） 美国经济学家乔治施蒂格勒在１９５７年发表的《地方政府功能的有理范围》中，对于为什么需要地方财政这一基本问题作了公理性解释。
  ２．奥茨（Ｗ．Ｅ．Ｏａｔｅｓ） 奥茨的分权理论主张最优的政府规模与提供公共产品的空间覆盖范围一致，每种公共产品的受益区域内应有一个政府，每种公共产品应该由最小政府来提供，没有外部性的政府结构才是最优结构。
  他强调公共产品的成本与受益的外部性在政府结构形成中的作用。
  ３．特里西（Ｒｉｃａｒｄ．Ｗ．Ｔｒｅｓｃｈ） 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西从“偏好误识”说明了地方政府存在的必要性。
  他指出，一个社会并不能获得完全的信息，其活动也并不是完全确定的。
  假定地方政府相当了解本地区居民的偏好，而中央政府则对全体公众的偏好不太清楚，那么中央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就会发生偏差，只有由地方政府来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社会福利才可能最大化。
  ４．布坎南（Ｂｕｃｈａｎａｒ） 布坎南运用“俱乐部”理论来解释最优地方政府管辖范围的形成问题。
  所谓“俱乐部”理论，就是把社区比作俱乐部，研究在面临外部因素的条件下，任何一个俱乐部如何确定其最优成员数量。
  其理论核心为：一方面，随着俱乐部接收新成员的增加，原有俱乐部成员所承担的成本会由更多的新成员分担；另一方面，新成员加入过多会随之增加拥挤成本，产生外部负效应。
  显然，一个俱乐部的最佳规模，应确定在外部负效应所产生的拥挤成本山西省“省直管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