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德国设计历史与设计理论 
  [德]伯恩哈德·E·布尔戴克Bernhard E.Bürdek,翻译:徐恺、王玥然
  内容摘要 本文首先以德国设计历史为线索,梳理了从19世纪至今,不同阶段德国设计理论的主要观点和产生背景,以及设计方法、范式的转变。继而,作者集中评述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德国设计界具有代表性的6位设计师,他们分别是:路易吉·克拉尼、迪特·拉姆斯、哈特穆特·艾斯林格,以及近年来的设计新秀康斯坦丁·戈西葛切奇、斯蒂特凡·迪斯茨、塞巴斯蒂安·赫克纳。最后,作者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理论对设计和设计理论的影响。他总结,设计必须反映社会、技术以及经济变革的过程,并通过相应的概念使其可视化。
  当人们谈及欧洲设计史时,通常都会从18、19世纪开始。当时兴起的工业革命,推动了社会各项活动的发展,形成了今天众多欧洲国家的设计历史。
  开端
  严格地说,设计史的起源要早得多,即大约两千年前。罗马艺术家、工程师和建筑师维特鲁威(约公元前80年-公元10年)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其中,他的《建筑十书》是最早、最完整的关于建筑设计原则的书籍。这些设计原则仍可应用于今天的产品设计。维特鲁威认为,所有的建筑设计都必须包含以下特征:
  1.坚固 2.经济 3.美观
  这一理论不仅适用于建筑设计,而且尤其适用于产品设计。严格地说,维特鲁威创造了一种功能主义的概念。这一概念直到20世纪,在德国设计界依然非常盛行。20世纪末出现的新设计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产品设计。因此,在本文中,笔者会针对设计历史与设计理论的关系进行探讨,而这些对德国设计而言尤其重要。同时,本文的写作也基于笔者2015年出版的著作《产品设计的历史、理论与实践》(History,TheoryandPracticeofProductDesign)。(图1)
  19世纪
  设计的开端源于19世纪下半叶如火如荼发展的手工艺传统,特别是使产品价值更加可视化的对手工产品的装饰。作为最重要的建筑师、广告设计师之一的彼得·贝伦斯(PeterBehrens),于1906年7月开始在德国通用电气公司(AEG)担任艺术顾问。他关注的并不是个别传统手工艺产品的设计,而是为普通大众消费者服务的、大工业批量产品。贝伦斯摒弃了当时的青年风格,而专注于产品制造成本的降低、实用性的提升,以及良好的可维护性。他不仅称得上是德国第一位“工业设计师”,也因其在公司中承担的重要项目,而被视作第一位“企业设计师”。(图2)
  20世纪初,德意志制造同盟(DeutscheWerkbund)成立。作为一个由艺术家、手工艺家、企业家和政论家参与组成的机构,其目标是通过教育和宣传来推动工商业的繁荣发展。同一时期,在奥地利、瑞士、瑞典和英国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组织。其共同的目标都是改善当时新的工业产品的质量,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同时探讨并推动工业标准化、规范化以及艺术个性的发挥。
  包豪斯
  包豪斯大概是德国在世界上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设计机构。1919年,它在魏玛成立,1925至1932年迁往德绍,1932到1933年又被迫迁到柏林,最后在当时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分子的政治压力下被迫解散。包豪斯的创始人兼第一任校长是建筑家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Gropius)。他制定了艺术与技术新统一的办学理念,其口号是:“技术不需要艺术,但艺术一定需要技术。”这一时期不仅在德国,也在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其他欧洲国家,飞速发展的工业大批量生产,急需与此相适应的专业人才。包豪斯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在民众间普及艺术。可以明确地说,虽然今天在德国,人们不讨论所谓“社会设计”,但其与包豪斯所进行的实践却没有什么不同。
  在包豪斯,所有学生的学业都是从“预备学徒”开始的,以此接受一系列艺术与技术结合的基础培训。然后,学生必须选择进入一个工坊展开专业学习。这些工坊涉及印刷、金工、细木工、摄影、舞台、书籍装帧和陶瓷等。每一个工坊都有两名教师带领:其中一位是“造型大师”(艺术家),另一位是“手工艺大师”。这样做的目的是同时提升学生的动手制作能力和艺术造型能力。更重要的是,这一教学理念使学生不再逐个学习,而是从实验的分析与讨论中得到知识。这些知识之后就会继续凝聚成普遍的“造型理论”。这种教学理念不仅在20世纪初的设计教育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也对今天的设计教育有着长远影响。
  一个重要的案例就是格罗皮乌斯的“功能分析”。其中,外形是由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产品的本质即是为了满足某种功能。理解这些之后,才可以真正开始设计流程。对当时而言,产品必须符合“耐用、经济、美观”的标准,而这也是当今重又流行的“社会设计”的观点。
  弗洛里安·阿诺德(FlorianArnold)在其奥芬巴赫设计学院(HfGOffenbach)的博士论文中指出:在格罗皮乌斯与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之间有着一种联系。尽管他们二人从未谋面,但彼此都为了现代生活的合理化,而对“本质”有着深刻的追求。
  20世纪,这种科学化的造型形式不仅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也是其特殊历史功绩。然而,过去几年来——不仅在德国,也在全世界——对设计教学持续的科学化改革,却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其所涉及的不再是造型,而是学科间、多学科甚至跨学科的主题。设计师自身也越来越远离其真正的核心权能——造型。
  通过对多种学科的研究与学习,包豪斯的教师和学生对造型有了一个全面的理解。回顾历史,我们由此可以明确地将这种对20世纪产生深刻影响的风格称为“包豪斯风格”。(图3)包豪斯对全世界都有着重要影响。在美国和拉丁美洲,包豪斯的教育理念得到了充分实践。由此看出,包豪斯的确可称得上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设计教育机构。杭州的包豪斯博物馆也显示出中国人对其意义的深刻认识。
  乌尔姆设计学院
  另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设计教育机构是乌尔姆设计学院。包豪斯的校长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在1955年乌尔姆设计学院的开幕演讲,也暗示了这两所学校之间的延续性。对格罗皮乌斯而言,这关系到整个时代在建筑、产品设计以及视觉传达设计中,实际的(功能的)、美学的和心理的需求的平衡。曾就读包豪斯的马克思·比尔(Max Bill)成为乌尔姆设计学院的第一任校长。与包豪斯不同的是,乌尔姆不教授纯艺术,而更关注实际应用领域,尤其关注造型学科中的科学基础。
  1958年至1962年间,乌尔姆开设了很多其他领域的课程,如人类学、数学、经济学、物理学、政治学、心理学、符号学、社会学、科学理论等。时任校长的托马斯·马尔多纳多(Tomás Maldonado)认为,乌尔姆学校的教学工作应建立在精确的基础之上。这番努力对于二战后的德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类似的努力,在如美学、哲学以及其他科学领域也在着手进行,宛如一场全新的欧洲启蒙运动。(图4)
  在乌尔姆设计学院,其教学仍然是以格罗皮乌斯的“本质研究”观点为出发点的。因此,讲师汉斯·古格洛特(Hans Gugelot)就针对产品的使用问题与学生们一起做了一些基本分析。毕业于乌尔姆设计学院,并在之后成为奥芬巴赫设计学院讲师的理查德·费舍尔(Richard Fischer),继续推动了这一思考并发展出了“预示功能”的设计理念。这种设计理念使用户能够通过视觉观察来理解产品如何正确使用。这种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与唐纳德·A·诺曼(Donald A. Norman)提出的“可供性”概念相类似。在詹姆斯·J·吉布森(James J.Gibson)的“生态知觉”的进一步研究中,涉及的是如何向用户直观地显示产品的操作方法。这一理论在今天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回想一下那些五花八门的数码产品,它们几乎不向用户透露任何使用方法。在界面/交互设计中,这一现象得到了充分研究,并为新产品发展出了能够被人所理解的用户界面。对此,1980至1990年在奥芬巴赫设计学院展开了形式多样的“先例”研究与开发(同时也收集了众多对于用户而言简单明了的预示案例)。这些研究在其他更广泛的领域里同样具有参考价值,并成为设计的学科核心。在“产品语言理论”中,这种造型基础得到了深入的探讨。(图5)
  产品语言和产品语义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今设计界极为时兴和具有重要意义的产品语言学,已经在乌尔姆设计学院开始了初步探讨。1961年,乌尔姆设计学院的学生克劳斯·克里彭多夫(Klaus Krippendorff)在他的毕业论文《物品标志以及符号特征的研究》中,已经对当时流行的,尤其是马克斯·本泽(Max Bense)的符号学展开了研究,并试图使其有助于产品造型设计。多年后,其具有传奇色彩的著作《语义转向》(The Semantic Turn)出版(2006年),并于2013年出版了德语版本。他本人则将此书视为设计的一个崭新基础。
  还需一提的是,早在1939年,德国经济学家威廉·菲尔斯霍芬(Wilhelm Vershofen)就曾指出,必须区别商品(产品)的基本效益与附加效益。其基本效益源自技术-功能的成果,除此以外的产品特性则表现在针对消费者心理-精神上的附加效益中。这些“效益”的总和,可视作一个有销路的产品的核心功能。
  企业经济学家特奥多尔·艾灵格(Theodor Ellinger)在他关于“产品信息功能”(1966年)的研究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且描述了对于某一商品(产品)某种需求增加的消费者的基本需求和附属需求。产品一个非常重要的附加功能是“信息功能”。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产品所具有的能力和任务即“信息”。艾灵格写道,所有从产品中散发出的信息,可以用“产品信息”这一上位概念来加以描述。这些信息从产品中散发出来,使得产品具有了多层次和“象征性的语言”。这种语言远比一般语言要全面丰富得多。对此,他使用了“产品语言”概念。这一概念囊括了非常多的表现形式,如尺寸、形状、物理表面结构、运动、材料特性、功能实现的种类与方式、颜色和表面形象、声音和音调、气味、温度、包装,以及对外界影响的抵抗力。所有这些信息都对产品的潜在购买者起着强大的积极或消极作用。
  德国设计史学家格特·泽勒(Gert Selle)在他1973年出版的《设计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ieund Utopiedes Design)一书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思考,并指出产品对消费者而言就如“符号”一般,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其合法性不是随时都能辨认的。因此,“产品语言”是高度冗余的,它既好记又易于理解。从“产品语言”中我们可以说,设计物品(产品)不仅是功能的载体,更是信息的载体。
  这些研究与思考共同奠定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奥芬巴赫设计学院所发展的“产品语言理论”的基础。如今毫无疑问的是,产品的“信息交流功能”比实用性功能更加重要。对此,笔者曾于2008年撰文《从功能到意义》(From Function to Meaning)论述。意大利符号学家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提出:物品都具有第一功能和第二功能。其中,第一功能是指产品实现其功用的实用性,第二功能则是指其对每一个使用者而言所具有的内涵或意义。也就是说,在实用功能以外,还有美学的或语义学的功能。
  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后现代以来,这一顺序发生了改变。这一时期无论是在建筑还是设计中,首要关注的都是语义学问题,其次才是功能性问题。换言之,对翁贝托·艾柯而言,整个世界都是由符号(意义)构成的,并且从这些符号中能够看出文化的状况。今天,如果我们审视一下那些形形色色的智能手机,便能更容易地理解艾柯的理论:这些智能手机的功能大体相似,而区别却在于它们的符号特性和产品语义。
  关于设计方法
  在设计史中,乌尔姆设计学院对设计方法研究的推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上所述,德国设计是从传统手工艺中发展而来的。1945年后,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大规模工业生产,并取代了传统手工艺在设计中的作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乌尔姆设计学院已经认识到仅凭艺术直觉进行设计的方法是远远不够的。由此开始了对英美“设计方法运动”的研究,该运动中的学者包括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阿尔杰和海斯(Alger&Hays)、布鲁斯·阿彻(Bruce Archer)、莫里斯·阿西莫夫(Morris Asimov)、布罗德本特和沃德(Broadbent&Ward)、S·A·格雷戈里(S.A.Gregory)、C·J·琼斯(C.J.Jones)等。该运动的首要任务是寻找可以兼容高度发达的工程设计的设计方法,通过采用专业术语和过程,使设计成为能被工程师认可的、可靠的合作伙伴。20世纪60年代,乌尔姆设计学院聘请系统理论学家霍斯特·里特尔(HorstRittel)来校任教,构建设计教育新的重心。尽管20世纪60年代末已经显示出过于死板僵化的设计方法甚至会对设计起到反作用,乌尔姆设计学院的人们却并没有意识到当时兴起的(阿多诺、哈贝马斯、马尔库塞等人的)批判理论会对设计产生重要的影响。正如20世纪上半叶包豪斯的情况一样,1968年底乌尔姆设计学院也因为一些政治原因而关闭了。
  1969年,在乌尔姆设计学院的旧址上开设了隶属于斯图加特大学的环境规划学院,教授与设计相关的规划专业。由于乌尔姆环境规划学院与斯图加特大学之间的一些矛盾,该学院于1972年底再次关闭。因为斯图加特大学当时希望成立自己的规划院系,并将办学地从乌尔姆转移到斯图加特。
  纵观设计史,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自20世纪70年代起,设计(产品造型)就已成为企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技术、经济与设计之间紧密的相互作用已被人们熟知,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了相关的设计方法。1966年,由米歇尔·法尔(Michael Farr)撰写的《设计管理》(Design Management)一书在英国出版。而这只是众多全新研究活动的开端。20世纪80年代,在德国也开始了关于“设计管理”的讨论,并认识到设计将对企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范式转变
  20世纪80年代,欧洲发生了设计研究的范式转变,而且在德国尤其明显。1978年,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Jencks)出版了其非常重要的著作《后现代建筑的语言》。在1980年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出现了大量引发轰动的建筑项目,这些项目标志着全新的建筑发展方向。在德国,建筑师们也在为冲破功能主义建筑的桎梏,开始了一种新的形式语言的探索。
  在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有两个标志性的设计运动:
  其中之一,是所谓的“新德国设计”运动。这一运动彻底抛弃了原有的功能主义设计原则,是一种折中主义运动。诸如“Bellefast”
  “Kunstflug”“Pentagon”之类的设计组织,有意识地从艺术家式的创作方式出发,消除了艺术品与粗劣作品的区分,并于1986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以“感觉拼贴——感官生活”的座右铭为主题举办了一场大展。(图6)
  与此相反的另一个运动,就是个人电脑在设计学校以及设计工作室中的出现。当时引入的所谓“计算机辅助设计”的“CAD”概念,准确地说实际就是“计算机辅助绘图”。奥芬巴赫设计学院之类的高校,就为运用这一全新的设计工具而投入了巨大的精力。
  在20世纪80年代末变得愈发明显的是,界面与交互设计对于新系统的使用者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以使用者的习惯去适应工程科学为导向的系统是非常困难的事。好在随后在德国涌现出的一批设计事务所,如皮克斯公园、皮克斯工厂、视觉与设计等,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使得设计师的职业领域变得更加广泛。无论是在亚洲、美洲或欧洲,如今设计师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产品世界的数字化过程,导致更多势必会给使用者带来直观体验的全新应用。如此一来,设计就不再是发明新产品,而是使越来越复杂的产品世界变得清晰可视。
  20世纪末,设计的战略潜力被人们所认识。对于设计师而言,设计任务的范畴也在不断扩展。哈特穆特·艾斯林格(HartmutEsslinger)的上海视觉艺术学院(SIVA)的事业联系就是此中典型。由此,一种新的、全面的设计正变得愈发清晰。(图7)当今德国,越来越多的设计事务所开始关注设计、品牌、界面/交互设计的合作。这一前途无量的领域,对于经营数码相关产品的公司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然而,不仅是设计历史与理论的关系非常重要,亚洲、美洲或欧洲各国家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也非常重要。德国有着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其历史可追溯到中世纪。到了20世纪,有很多形形色色的中小型企业无法负担自己的设计部门,转而寻求与自由设计师的合作。只有真正的大公司才能养活属于自己的设计部门,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汽车行业。
  六位德国设计师
  如果从设计史视角看“德国设计”的话,在20世纪下半叶(主要是1945年二战以后),有三位非常重要的设计师不得不提。他们是路易吉·克拉尼(LuigiColani)、迪特·拉姆斯(DieterRams)和哈特穆特·艾斯林格。 路易吉·克拉尼
  生于1928年。早年在柏林学习雕塑和绘画,之后在巴黎索邦大学学习空气动力学。20世纪50年代开始为汽车设计塑料车体,之后还设计了家具和日用品。其设计受空气动力学因素的强烈影响,以此创作适应人类的产品。在他的设计中,几乎找不到直角和纯平的表面。20世纪80年代后,克拉尼前往日本,设计了符合人体工程学的佳能T90相机。20世纪90年代,他活跃于中国,并在上海崇明岛上设计了一个生态城市。克拉尼在德国设计界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他从不关注产品的功能-实用条件,而是更关注其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把手和生态学的造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克拉尼经常发表反对在德国本土占统领地位的功能主义传统的观点。(图8)
  迪特·拉姆斯
  生于1932年。早年在威斯巴登学习建筑和室内设计,1955年起任职于博朗公司,并于1961至1995年间领导该公司的设计部门。拉姆斯绝对是克拉尼的反面:他将自己功能主义的格言“更少的设计就是更好的设计”应用于各种产品的设计中。其理念与设计在德国有着绝对的权威地位。(图9)
  哈特穆特·艾斯林格
  生于1944年。早年在施韦比施格明德学习设计,并在斯图加特学习电子工程。在学生时代,他就建立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艾斯林格设计”,并在当时德国的高保真音箱公司维嘉(Wega)从事设计工作。随后,他任职于日本索尼公司,开始了自己的国际事业。
  通过与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合作,艾斯林格获得了世界性影响。他的设计哲学被称为“情感化设计”,旨在以产品来改善使用者的交际。艾斯林格经常视其设计活动对企业有着战略性的影响。他关注的不是单个产品,而是发展一种特殊的设计语言(比如为苹果公司开发的具有传奇色彩的“白雪公主”风格)。由他成立的“青蛙设计”事务所曾为多家世界跨国公司进行过设计,这些企业包括罗技公司、太阳微系统公司、NEC公司、汉莎航空公司、奥林巴斯公司等。“青蛙设计”事务所的重要标志就是其超凡的技术实力。2005年,艾斯林格卖出了自己在“青蛙设计”中的股份,并在上海视觉艺术学院(SIVA)领导“德稻战略设计与创新大师班”,致力于培养“明天的领袖”。
  近年来,有三位设计师新秀尤为值得关注,他们是康斯坦丁·葛切奇(Konstantin Grcic)、斯特凡·迪茨(Stefan Diez)、塞巴斯蒂安·赫克纳(Sebastian Herkner)。 康斯坦丁·葛切奇
  生于1965年。早年受过家具细木工训练,之后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学习。毕业后在英国设计师贾斯珀·莫里森(JasperMorrison)的事务所工作,并受其影响。1991年起,他在慕尼黑建立了自己的设计事务所。目前他已是德国当下最负盛名的设计师之一。他的工作重心在于家具和灯具设计,其设计客户有马吉斯(Magis)、维特拉(Vitra)、阿弗雷克斯(Arflex)、阿泰克(Artek)、劳芬(Laufen)、弗劳思(Flos)、弗劳拖拖(Flötotto)、沃派尔和布鲁诺(Wallpaer&Briono)、普朗克(Plank)、无印良品(Muji)、凌美(Lamy)以及克拉西康(Classicon)等。(图10)
  斯特凡·迪茨
  生于1971年。早年就读于斯图加特造型艺术学院,毕业后在康斯坦丁·葛切奇位于慕尼黑的设计事务所工作。2003年他创办了自己的设计事务所,其业务重点包括家具设计、桌面配件、箱包和珠宝等。
  不论是葛切奇还是迪茨,他们在德国都继承并发扬了功能主义传统。他们设计的产品向来有极高的使用价值,并蕴含创新的造型手段。(图11-13)
  生于1981年。早年就读于奥芬巴赫设计学院,深受该学院发展的产品语言学影响。如今,他已是世界范围内最受欢迎的产品设计师之一。他在伦敦跟随斯特拉·麦卡特尼实习之后,于2006年起在自己的设计事务所从事情感化的家具产品设计。产品中蕴含的情感元素是其设计的重要标志。其事务所的重要客户有克拉西康(Classi Con)、德顿(Dedon)、丰塔纳·阿特(Fontana Arte),莫罗索(Moroso),普尔博(Pulpo)、卢臣泰(Rosenthal)、非常木材(Very Wood)等。(图14-16)
  在德国,还有众多不同的设计师,他们共同促成了产品文化的形成。这些设计师包括维尔纳·艾斯林格(Werner Aislinger,建筑+设计,未来主义概念)、托比亚斯·格劳(Tobias Grau,灯具设计)、斯特凡·海利格尔(Stefan Heiliger,家具设计)、彼得·马利(Peter Maly,家具设计)、英格·毛雷尔(Ingo Maurer,灯具设计)以及尼尔斯·霍尔格·莫尔曼(NilsHolgerMoormann,家具设计),等等。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德国设计师,是长住米兰并在斯图加特造型艺术学院任教的设计师理查德·萨珀(Richard Sapper,1932-2015)。在意大利时,他曾——最早与马尔科·扎努索(Marco Zanuso)一起——在多家公司任职。他设计的众多产品都成为20世纪的设计传奇,比如“TS502”收音机,为卡特尔(Kartell)公司设计的儿童椅,为阿特米德(Artemide)公司设计的写字台灯“Tizio”,以及为阿莱西(Alessi)公司设计的畅销产品“9090”咖啡机。此外,萨珀还是IBM公司的顾问,并且于1992年设计了第一款笔记本电脑“ThinkTank”。
  除了这些个人主持的设计事务所之外,在德国还有很多其他为国家和国际企业服务的设计事务所,比如凤凰设计(PhoenixDesign)、西格设计(SiegerDesign)、巴尔斯基设计(BarskiDesign)、ID有限公司、unit-design有限公司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久居法兰克福、从事艺术与设计工作的托比亚斯·雷贝格尔(TobiasRehberger)。他在2009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中,凭借咖啡厅的室内设计获得“金狮奖”的“最佳艺术家”称号。
  除此以外,在德国还有许多企业有自己的设计部门。这些设计部门也为德国产品文化的高标准做出了贡献。德国有着一系列强大的中型企业,它们以技术为导向并具有极高的创新能力。当然,那些诸如交通工具、机械、电子产品、家具等领域的少数大型企业,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设计与社会
  当今社会的国际化趋势毋庸置疑,设计与各自的社会文化语境紧密联系。正如所见到的那样,社会经济条件决定、影响和改变着设计活动。比如,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全球汽车工业中的一种特殊车型——SUV(运动型多功能汽车)正越来越多地决定着公共交通。这种原本设计用来越野的车型,现在却更多地用于城市通勤。这里,它所具备的实用性功能远少于它的符号价值。这种车型都设计得十分高大,也更安全,因而常被用来接送孩子和学生,使他们在途中得到更安全的保障。
  还有上文已经提到的智能手机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功能上这些手机都大同小异,但是在符号和设计语义上却有着细微的差别。美国苹果公司成功发展了所谓的产品“社群”,其中更蕴含着一种社会现象。
  据报道,前段时间中国北京刚入学的大一女生,央求母亲为自己购买苹果产品套装——iPhone、iPad和MacBook,其原因仅是为了能够融入学生“社群”。这的确可被视为一种社会现象。
  在21世纪,对设计的思考有着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即产品的意义不再是由设计师赋予,而是通过各自的社会团体实现的。这不禁让我们又回想起了SUV车型的鲜活案例。
  此外,还有一些与设计密切相关的理论概念。美国社会科学家托尔斯坦·邦德·凡勃伦(1857-1929)在其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一书中就已经指出:不同的社会阶级总是有着各自的界限,通过“炫耀性消费”,这些无形的界限便得以显现。而产品则是这种“炫耀性消费”最合适的载体。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1930-2002)在他的《细微的差异》论文中,对其祖国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指出各地具有的独特的生活方式,会对人们的品位产生深刻的影响。其理论的出发点在于,产品具有划分和赋予阶级的特性。也就是说,产品通过标记出持有人的区别,来对他们进行划分。对此,上文提到的智能手机就是绝佳的案例。
  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1919-2007)在他的《物体系》一书中,展开了社会-经济学分析。这一研究对设计具有特殊的意义。他对人与物(产品)之间的关系形成进行了详细阐述,并指出通过这种关系可以产生社会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他认为,“物品语言”同时也暴露出了其与使用者之间的矛盾。
  德国社会学家格哈德·舒尔策(生于1944年)在德国出版了一系列社会分析著作。他的核心理论是在设计中反映出来的“日常生活的美学化”的观点及相关结论。产品的体验功能较其实用功能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更深的影响。对此,他详细阐述了若干所谓的“设计师家具”。这些家具被购买的原因,更多的是因为其语义-象征性功能,比如身份象征,而并非其实用功能。舒尔策还对遍及世界并深刻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购物中心、健身馆和休闲-体验公园展开了论述。格哈德·舒尔策的理论贡献在于为我们研究“社会符号学”构建了一个社会环境,其“产品语言理论”也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石。
  20世纪80年代,法国的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等人发展出了所谓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该理论试图消除“对象”和“主体”之间的哲学区分,并引入“网络”的概念。因此,这一网络理论将重新阐明产品的含义,特别是社会的维度将被重新审视和阐述。今天设计真正的(学科的)职责领域恰恰就在于此。相比产品的功能主义而言,设计更应首要以社会条件(或者说语境)为导向。
  这些方法和理论虽然只能缓慢地进入设计历史与理论之中,却是符合21世纪发展方向的,它将决定性地改变设计历史与理论。设计必须反映社会、技术以及经济变革的过程,并通过相应的概念使其可视化。对此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大众汽车公司于2017年在日内瓦车展上展出的“Sedric”(自动驾驶汽车)的研究。(图17)
  作者简介:
  伯恩哈德·E·布尔戴克(Bernhard E.Bürdek),教授,曾在著名的乌尔姆设计学院工业设计专业和斯图加特大学经济专业就读。1972年,他开始在奥芬巴赫设计学院任教,1997年晋升为长聘教授;2012年获得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他长期从事设计方法、设计理论和产品策划(战略设计)方面的教学研究。2013年退休。
  自20世纪70年代,布尔戴克教授同时从事设计实践和设计咨询工作,完成多个工业设计项目(如AGFA、奥迪、汉莎航空、Drägerwerk、SAP、德国电信,沃达丰),以及多个设计题目。90年代之后,他涉足人类交互设计领域,并合伙成立设计事务所Vision&Gestalt。布尔戴克教授著述丰硕,他的书曾翻译成中文、荷兰文、英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出版。他还兼任巴西、中国、墨西哥、罗马尼亚等全世界多所院校的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