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探究辛亥革命中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会党
  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近代历史走向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一方面，随着甲午战败，帝国主义群起瓜分中国，造成了世纪之交严重的民族危机，震动着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另一方面，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产生了民族资产阶级，兴起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此时势力已经遍布全国并且曾经不断举事的会党组织适逢其会，自觉投入或不自觉地被卷入民主革命的浪潮，在政治的旋涡中一显身手。
  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中，起先锋领导作用的是一批知识分子。这一近代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群体（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主要是通过向国外大批派遣留学生、在国内兴办新式学校等途径造就出来的。
  19世纪末叶他们的阵营还很小，到了20世纪初，已成为一支人数众多的队伍，至1905年光留学日本的学生已达万人以上。
  这些知识分子不同于旧式的士大夫，他们有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热忱，具有较多的世界知识，大多接触并接受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和文化思想，开始形成一种新的理想和价值观念，他们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要求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变革。
  清末留学生
  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弱小，而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思想觉悟的超前，使他们难以获得本阶级的理解与支持。现实的需要使他们不得不求助于其他的社会势力——他们相中了会党组织。
  因为一方面，他们中的许多人或出身于中下层社会，或因社会动荡自身经济地位下降，对下层群众的生活斗争相对了解，比较同情，易于接近。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本身力量的单薄，又不可能沉下去深入农村码头矿山直接做下层群众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俯就现实，把主要精力用于联络现成的遍布全国的会党势力，想利用会党组织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最早代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联络会党者，是孙中山和他创立的兴中会。
  早在广州博洛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校就学时，孙中山就结交了三合会的头目郑士良，通过郑的介绍，孙中山大开眼界，开始真正了解到秘密社会的许多内情，产生了联络会党的志趣并着手进行。
  兴中会成立以后，孙中山通过郑士良等人积极联络广东各地的会党，并吸收了大量的会党分子参加兴中会。正是依靠会党作为基本的群众队伍，孙中山才得以在1895年和1900年连续发动两次武装起义，即广州之役、惠州之役。
  尽管兴中会联络会党所举行的两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但它标志着近代中国的秘密会党和下层群众的斗争，开始向较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过渡。会党活动的这一转折，赋予其新的活力与意义。
  连清朝统治者也感到，此时的会党已“非寻常会匪可比”，认为“乱党会匪时相勾结，在会均属可虑”。
  兴中会的创立
  革命党人从初步联络会党的实践中进一步认定，在革命的艰苦年代，坚决响应革命并可以依靠的，“只有会党中人耳”，更加坚定了联络会党的决心。
  孙中山进一步考虑到，联络会党不能局限于沿海边缘地区，必须向内地渗透、发展。
  他一面派人继续联络珠江流域的三合会等秘密会党，一面派兴中会会员毕永年偕日本人平山周深入长江一线联络哥老会头目，在香港开会设盟，结成兴汉会，并与以唐才常为首的自立会领导骨干约定在湘鄂粤数省同时大举。
  随后唐才常便与林圭、秦力山以及吴禄贞等人一起，“共商拟于长江沿岸利用会党举义”，并立即着手广泛联络长江会党、组建自立军的工作。
  首先，他们根据会党流浪江湖的特点，在长江一带的城市码头开办会馆，设立机关，招待会党。通过这些馆栈机关，广泛联络江湖人士，指导各地的会党工作。
  其次，他们按照会党结拜的传统，开堂放票，招纳会众。为了迅速将大批会党群众招募进自立会，唐才常等仿照哥老会开堂放票的办法，开立了富有山堂，印制富有票，作为入会凭证，广为散发。据张之洞事后的调查报告，富有票实际散发出去的有20余万张，大批会党分子加入自立会。
  哥老会成员
  最后，针对会党分散、并立的状况，以富有山堂统一长江会党的组织和宗旨。当时长江地区的会党虽然人数多，势力大，但山堂林立、互不统属，这对于发动武装起事很不利。唐才常等通过开立富有山堂，将长江地区会党的各主要帮派势力招纳进来，基本统一了长江会党的山堂名号。
  在招纳数十万会党成员的基础上，唐才常建立了一支拥有7军40营的武装队伍——自立军，其中总会亲军10营，左右前后中5军各5营，先锋军5营，分驻大通、安庆、汉口、常德、新堤等交通和军事重镇，总人数在2万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自立会领导人已经很注意利用会党关系做各地驻军的工作，他们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策动驻军。
  所谓打进去，就是利用驻军中的会党成员或派会党分子混入其中，在军内散发富有票、发展力量，据张之洞奏报，混入各营兵勇及长江水师的“富有票匪”甚多。
  所谓拉出来，就是将驻军官佐拉进自立会，然后利用他们统带的兵力。如张之洞的威字营统领黄忠浩，就是经沈荩再三劝说而参加了自立会，并担任了自立军中的统领。
  张之洞像
  1900年正当北方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时，八国联军入侵，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唐才常等决定乘机起义。
  原定于8月9日农历中元节长江各路兵马同时大举，但因为康有为、梁启超的海外汇款迟迟不到，起义被迫延期。
  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15日，慈禧、光绪西逃，形势异常紧张。唐、林临时决定，不等汇款，22日起兵（原拟展至23日），计划先占领汉口，夺取汉阳枪炮厂，然后渡江攻击武昌。
  偏偏参加自立军的红教会徒邓某因与一理发匠争吵被告发捉拿，张之洞从中尽悉自立军起兵计划，先发制人。他征得英国领事的同意，于8月23日清晨，派兵包围英租界李顺德堂及宝顺里自立军机关总部，逮捕并杀害了唐才常、林圭等20余人，接着又大兴党狱，惨杀自立军骨干千余人。
  自立军起义是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内地大规模联合会党进行武装起事的开端。
  它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它的会党工作存在着严重的弱点。它没有一个有效动员和牢固联合会党群众的纲领口号，会党分子对其宗旨并没有真正了解。唐才常等人的工作，主要依靠少数会党头目。
  八国联军侵华成为起义的契机
  而即使对这些头目，也主要靠报名领款、月给洋银的办法拉进会中，再通过这些人去散放票布，招募会众。
  这些会党头目见自立会富而多资有油水，纷纷参加；一旦经费拮据，即离队而去，甚至叛变。
  自立会虽以富有山堂的名义把长江会党统一起来，但实际上它还是一个哥老会洪门组织，并没有什么升华、提高，只是组织机构和领导成员比一般哥老会要臃肿庞杂得多罢了。
  各地会党组织仍然自成系统，唐才常虽然掌握了总部和各路军的领导大权，但在起义过程中，具有实际号召力和指挥力量的仍是会党头目，特别是自立军基层组织的领导权，仍由会党头目所操纵。自立会对会党的原有组织并没有进行认真改造。
  会党骨干分子大多染有流氓无产者的恶习，以这种人组织起来的军队如果不经过严格的教育改造，其组织纪律之差是可以想见的。自立军起义的过程中，会党纪律的败坏突出表现在：走漏消息、不听指挥、放纵恣肆、为害百姓，而这些都是使起义流产失败、失去民众支持的重要因素。
  自立军的这些血的教训与它们在联络会党方面的一些成功经验，直接地为此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继续开展会党工作提供了借鉴。
  会党组织有其局限性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各地大规模开展会党工作、会党同革命派进一步联合，是在同盟会成立前后。
  由于各地区局势本身的不同，革命派力量的不平衡和会党势力的不同状况，也由于革命派内部对会党认识的差异，从事会党工作的时间先后、长短不一，会党和革命派互相联合的程度各不相同，情形错综复杂。其中以长江地区革命派的会党工作成绩最为显著。
  因为革命党在这个地区力量比较集中，会党组织在这一带的势力也最为强大。同盟会成立前，光复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在这一带广泛联络会党，进行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活动。同盟会成立之后，革命派在这里又做了大量的工作。
  大体而言，革命派在各地联络会党的工作分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调查。主要是调查当地秘密会党的系统、分布及其内部状况。陶成章“蓬头垢面，芒鞋日行八九十里”，走遍金华、衢州、严州、处州、温州、台州六府，终于把这一带秘密会党的情形摸清，并通过与各地会党头目的协商沟通，使各府会党纠合为一。
  革命党人纷纷剪辫
  第二步是宣传教育。最主要的做法是传送有关革命书刊。当时最流行的宣传品是《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书籍和《国民报》、《浙江潮》、《新湖南》等报刊，革命派的散发传布，使得这些革命书刊传遍各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三步是组织联合，把那些分散的会党纳入一个统一的组织，置于革命党的领导之下，这也是最困难的一步。
  以上述工作为基础，同盟会和其他革命团体还多次发动以会党为主力的反清武装起义。
  比如1907年光复会的徐锡麟、秋瑾利用会党力量发动皖浙起义。1909年共进会孙武、刘英等联络长江南北会党密谋两湖军事暴动。孙中山则直接领导同盟会在华南沿海和沿边地区连续发动了6次以会党为主力的武装起义，即1907年的饶平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和1908年的马笃山起义、河口起义，然而这些起义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失败。
  鉴湖女侠秋瑾烈士
  一系列会党起义的失败，充分暴露出革命党人会党工作中的严重缺陷：
  他们一般只是联络会党头目，不注重广泛发动会党群众；只满足于反满的宣传，不去深入进行民主革命的教育；重视利用会党的好勇斗狠，但无法克服会党纪律松弛的现象；在组织上不管采取何种方式与会党联合，都迁就、保留会党的组织系统，不能对会党进行彻底的组织改造。
  即使像光复会在浙江联络会党工作做得那样深入，但加入光复会的会党成员仍未脱离原来的组织系统。革命派除了联络少数会党头目，或在联合组织中空挂几个首领名目之外，实际并不能领导和控制会党，组织分散，号令不一，迅速瓦解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革命党人自己没有能力改造会党，在多次起义失败后，反而产生了埋怨会党的情绪，认为“会党发动易，成功难”，一些人提出要改弦更张、别图良法。于1908年以后，不少地方的革命党人将工作的主要目标从会党转向新军。
  革命党人自己没有能力改造会党
  尽管从1908年开始，一些地方的革命党将工作的主要目标移往新军，但会党工作并没有因此沉寂下来，会党也没有因此失去它的重要作用。
  应该说，会党和新军是辛亥革命中两支基本队伍，在推翻清王朝的决战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抛开新军许多是穿上军装的会党分子这一点不说，在辛亥各省独立的过程中，会党自身的参与和作用也是很为突出的。
  武装起义前夕，四川哥老会在保路运动中“众哥弟振臂一呼，四方响应”，保路同志军的起义，吸引了两湖的清军，掩护了武昌首义，而保路同志军起义的胜利，更为武昌起义作了前导。
  武昌首义、湖北独立，新军起了主要的作用，但武汉三镇以外其他地区的光复，会党功不可没。特别是鄂北襄樊一带的江湖会动作快，响应起义迅速，襄阳府及其所属的谷城、枣阳、均州等的光复主要应归功于会党之力。
  清末新军
  湖南的光复，也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党的领导下，由会党和新军联合促成的。1911年，焦达峰利用会党的关系联络新军，并在新军中拥有了相当的实力。应该说，这两种力量是焦领导湖南独立，担任湖南都督的最大本钱。后来焦要援鄂，会党闻讯，又纷纷前来投军，不到一星期即有18000多人被编入陆军各镇之中。湖南民军的支援，大大加强了湖北军民抗敌的决心和实力。
  陕西是哥老会活跃的重要地区，各种各样的山堂为数不少，成员包括汉、回、蒙各族群众。此外关中地区还有为数不少的“刀客”，僧人中还有一个具有相当历史的慕亲会。井勿幕领导下的同盟会陕西分会以“通统山、同盟堂、梁山水、桃园香”统一了陕西的会党势力。陕西独立，会党充当了主力，在抗拒清军44个营的进剿时，会党立下了功勋。
  其他如四川、两广、福建、云贵、江浙等省的会党也多纷起响应，协同革命党人推翻清朝的地方政权，迅速促成各地的光复。
  结语：综上可见会党是辛亥革命中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不应该忽略，会党是作为一种破坏力量投入辛亥革命的，它在破坏清王朝统治机器的同时，对于革命阵营和社会秩序也在不断释放着破坏的能量。随着各省独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会党的反清联合已经不可能再继续下去，等待着会党的是革命党对它们的抛弃和当权者对它们的镇压。
  辛亥革命成功的背后不能忽视会党这一特殊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