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中国民法典的编纂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一工作不仅涉及民法的宏观理念和制度架构，更涉及大量微观而且具体的规范设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者更具有重要性，因为我国立法者正在编纂的民法典不仅用于展示，还要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得到实际的适用，并作为法官裁判案件的依据。没有良善的、切合生活实际的具体规范，民法典的宏观结构再合理独特，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基于这一考虑，笔者于本文中拟考察一个具体的制度设计层面上的问题，并且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当下中国民法典编纂中表现出来的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意见。
  笔者于本文中试图讨论的是一个似乎早有定论，在先前的理论研究中没有引发过多关注，但具有重要的实务意义，因此需要借助于本次民法典编纂，予以彻底解决的问题：某人根据法定的程序被宣告死亡的时候，其死亡日期究竟应该如何确定？关于这一问题，自我国《民法通则》实施以来，我国法大体上一以贯之地维持着同一个规范模式，也就是将宣告死亡的判决做出之日视为被宣告死亡之人的死亡日期。[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36条就是这么表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征求意见稿》第43条仍然维持了相同的规范模式，规定“被宣告死亡的人，宣告死亡的判决做出之日视为其死亡的日期”。
  自我国《民法通则》实施以来，一直被维持的这一规范模式，是合理的吗？笔者认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这一规范模式已经导致了司法实务上非常不合理的结果，并且这种规范模式的不合理性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认识到，以致于最高人民法院已经通过司法解释的明文规定，试图曲折地规避我国《民法通则》上的这一规定导致的负面影响。但非常可惜的是，中国民法典编纂者对这些工作视而不见，仍然试图在未来的中国民法典中延用不合理的规则。这种情况不能不让人怀疑中国民法典编纂的理论准备和研究工作究竟是否具有足够的严谨性和科学性，中国的民法典编纂工作是否抓住了真正的重点。
  在阐述自实施我国《民法通则》以来一直得到维持的，将宣告死亡的判决作出之日视为被宣告死亡者的死亡之日的规范模式的不合理性之前，首先来看一则具有高度典型意义的案例。2006年7月31日，陈某向保险公司投保一年期“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其中约定意外身故保额10万元。2006年9月1日陈某在外出之后失踪，下落不明。2011年10月，陈某被法院宣告死亡。同年12月，陈某女儿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申请。保险公司提出，因为法院宣告陈某死亡之日即为被保险人死亡的日期，在宣告死亡之时，保险合同早就过了有效期，因此不予赔付。[2]对于这一案件，如果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来处理，保险公司提出的抗辩理由是完全成立的。但问题是，这种规范模式将使得在宣告死亡的情况下，几乎所有那些保险期限较短的意外伤害保险受益人的理赔诉求落空。原因很简单：根据我国《民法通则》施行以来的我国法上关于宣告死亡的规定，从某个自然人下落不明之时，最短要经过2年3个月的时间（在一般的下落不明的情况下这个期限则是5年3个月）,而通常的意外伤害保险期限往往只有一年或两年。如果以宣告死亡的判决宣告之日作为死亡日期，在很多情况下，由于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期限已经届满，受益人根本不可能获得保险公司的理赔。出现这种结果，显然是不能被接受的。
  正因为实务中这种情况大量出现，逼迫司法者对此作出了规范层面上的回应，其表现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第2款的规定：“被保险人被宣告死亡之日在保险责任期间之外，但有证据证明下落不明之日在保险责任期间之内，当事人要求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的这一规定非常耐人寻味。它在“死亡之日”之外，又赋予了“下落不明之日”重要的法律效果，非常具有创造性。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方面的解释，之所以有这一规定，就是为了解决《民法通则》实施以来，机械地将宣告死亡的日期与死亡宣告判决做出的日期二者等同起来所导致的弊端。按照《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的这条规定，期限较短的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中，受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就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决。因为受益人可以通过证明被保险人出现下落不明的状况之日，处于保险责任期间之内，从而可以主张保险金。如果必须要在现行法的框架之下来解决问题，人们就不得不承认，《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的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可谓“曲线救国”的思路，其出发点和用意值得肯定。但仔细考虑起来，这种思路仍然存在若干问题。
  首先，这一规定明显违反保险合同的约定。因为保险合同明确约定的是被保险人的“死亡”,才是触发保险人一方的保险金支付义务的前提条件。因此被保险人“死亡之日”是一个有严格的法律内涵的条件，不能随意被置换为“下落不明之日”。“下落不明之日”,只是表明某个自然人处于无法与其他人取得联系的状况，而“死亡之日”是一个会引发系列的法律后果的重要时间节点。一旦该自然人被宣告死亡，从这一天开始，死者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消灭，继承发生，婚姻关系消灭（虽然是附条件的）,各种以权利人继续存活为条件的公法上的给付义务，例如政府养老保险计划下的给付养老金的义务，社会救助框架下的补助金的给付义务等，都归于消灭。私法层面上的以死亡为生效条件或解除条件的各种法律关系一并发生新的变化。甚至法律层面上对死者名誉的保护，对死者人格利益中具有财产要素内容的保护等特殊规定，也开始发生效力，相关的保护期限都从这一天开始起算。
  其次，因死亡而发生的这些法律效果密切结合在一起，彼此相互影响，立法者不宜将其中的任何一种法律效果单独摘出，将其转移到另外一个时间节点上去发生，否则就会导致各种法律效果之间的体系性的不协调。《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试图将保险人的保险金支付义务的发生转移到被宣告死亡者下落不明之日。这样做的出发点固然是好的，但如果保险合同约定被保险人有保险费支付义务，而在被保险人下落不明之后到被宣告死亡期间并未根据合同的约定，支付相应的保险费，那么是否可以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认为保险费支付义务已经从其下落不明之日开始停止了呢？还有，如果保险人一方的保险金支付义务表现为按照年份履行，每年支付一笔定额的保险金，那么保险人的保险金支付义务是应该从被保险人下落不明之日开始起算还是从被宣告死亡之日开始起算？如果在被保险人处于下落不明状态之日到其被宣告死亡的期间，受益人死亡，那么是发生转继承的关系（也就是相关的保险权益由保险金受益人的继承人予以继承）,还是由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来直接获取呢？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之下，这些问题似乎都不太容易获得一个妥当的解决方案。
  最后，这一规定其实重构了保险合同的利益结构。需要考虑到，从概率的角度看，某人下落不明之日与可能的死亡之日未必契合。《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的这个规则，在有些时候对保险人存在明显的不公平。例如在上面提到的案件中，如果假设陈某处于下落不明的状态之后，其实是在两年后在一个其家人不知道的地方实际死亡了，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有效期为一年的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已经免除了，但由于司法解释将其责任发生的时间节点提前到陈某处于下落不明的状态之日，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无法被免除，从而过于加重了保险公司一方的责任。如果把这一条的适用予以绝对化，就相当于在根本上重构了保险合同的利益结构。这样做究竟是否妥当，显然值得反思。
  笔者作出以上论述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反对《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而是提醒人们注意，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要在该司法解释中创设这么一条似乎有些“怪异”的规定，其根源在于现行法上的宣告死亡中死亡日期认定的规范模式存在重大缺陷。正是这一缺陷，导致保险法司法解释的制定者不得不“艰难突围”,寻找变通方法，来解决现实中面临的具体问题。这种努力当然值得肯定，但由此导致的体系不协调以及显着改变合同利益结构的问题，的确也不容忽视。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立法者不能反思和改良我国法一直坚持采用的传统规范模式呢？难道这一模式真的就如同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天经地义”的吗？根本不是。通过比较法上的考察，人们将不难发现，中国现行法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法，其实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通常做法是相背离的。换言之，我国法上存在的问题，其根源在于没有能够遵循大多数国家法律在这一问题上通常的（也更具合理性的）做法。
  比较法上的有关考察，不妨先从最受中国民法学界关注的德国法的经验谈起。德国法严格区分通过法院判决宣告某人死亡的判决本身及该判决中如何确定死亡时间。这二者被认为是不同的两个问题。根据德国《失踪法》第9条第2款的规定，死亡宣告通过初级法院决议作出，在决议中需要确定死亡时间，原则上该时间为“根据调查结果被认为最有可能死亡的时间”。[3]事实上，在德国法上还存在一个独立的“确定死亡时间”的程序。如果某人确定死亡，但不知道其具体的死亡时间，由于死亡时间的确定对于相关的当事人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法律意义，但缺少相关当事人处于失踪状态这一要素，所以不能采用宣告死亡的程序。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适用确定死亡时间的程序。确定死亡时间的程序与宣告死亡的程序有些类似，也是由初级法院通过判决来确定那个最有可能作为死亡时间的一个时间节点，并且做出推定，死亡就是在这一时间发生的（德国《失踪法》44条）。
  总的来说，在德国法上，宣告死亡与确定死亡时间被认为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前者主要解决某个自然人处于下落不明的失踪状态达到一定的期限之后，法律上可以通过宣告死亡的方法，推定其死亡，从而终结其在法律世界中的主体资格的问题。从其规范性质上看，有关法条其实是授权性质的规范。而确定死亡时间则主要是一个事实的查明和推定的问题。因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德国法要求法院根据调查结果去确认一个最有可能的死亡时间，并将其确定为死亡时间。理解了这一点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德国法上并不将宣告死亡的判决作出之日与确定死亡的日期等同起来，这是因为，这二者不可能等同。
  再来看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条的相关规定：“受死亡宣告者，以判决内所确定死亡之时，推定其为死亡。前项死亡之时，应为前条各项所定期间最后日终止之时，但有反证者，不在此限。”人们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清晰地区分了宣告死亡的判决作出之日与确定死亡之日。这二者不是一回事。因为根据该条的规定，在宣告死亡的判决中，必须确定死亡之时。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条第2句还规定了确定死亡日期的推定规则，以及通过反证推翻相关推定的可能性。可以说，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的规定与德国法模式是相通的。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给出了一些判断标准，以帮助法官做出判断；后者则赋予了法官在死亡日期的认定上的更大的自由裁量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