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周平:中华民族的两种基本属性
  为此，追溯以“ ”( nation) 概念来指称的人群共同体的形成以及该概念的传播，是一个无法回避也不能忽视的环节。
  以及今天被界定为现代国家的国家都首先出现于欧洲，是欧洲历史发展的产物。
  在欧洲，“罗马与野蛮世界( 日耳曼人、凯尔特人、斯拉夫人)的相遇……
  开启了中世纪时代。”
  其间，“一方面是林林总总的封建邦国，另一方面又是凌驾于这些邦国之上的一统权威---教皇，罗马教皇成为整个西欧社会的无上权威。
  教皇把这些大小邦国联结而成为一统的基督教世界。”
  在这样“一个天主教大世界，没有‘国家’，只有‘领地’”，王权、教权、贵族、民众成为持续而稳定的社会政治力量。
  在这四种力量持续而长期的互动中，王权最终胜出并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建立了王朝国家。
  在此过程中，民众也从依附性、地域性的关系中逐渐挣脱，演变成为效忠国王并由此而获得庇护的臣民。
  商品经济和城市化进程为社会流动提供的空间的扩大，又促进了臣民经由对国王的效忠及由此获得庇护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体制化，促成其朝着国民的方向演变。
  同时，这样的人口个体也在王朝国家的框架内被持续地整合，逐渐朝着整体的方向演进。
  最终，“国王的神话粉碎了领土割据，建立了适应经济需要的辽阔共同体，所有居民都被忠君的思想联结在了一起”，成为一个以“nation”来指称的人群共同体，即 。
  中国在近代与构建了 国家并在此框架下创造现代文明的西方国家的碰撞中陷入生存危机后，在自救图强道路的探索中、最终选择了以现代国家取代王朝国家的根本性改造，进而实现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
  于是，与现代国家即 国家相关的“ ”“国民”等概念被引入到国内。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奋斗和发展史中，现代国家的构建是具有广泛而深远影响的重大成就，吸引了众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
  相当多的研究从政治思想、政治革命、制度构建等角度进行，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可是，现有的研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人的因素即人口社会政治身份的改变，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变量，对现代国家的构建及运行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中国自秦统一并建立中央集权的王朝统治体系起，就进入了王朝国家时代。
  王朝国家这样的国家结构或制度框架，对人口的社会身份并无特定的要求。
  社会人口散居于差异性极大的不同地域，并处于具体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如在村社、家族、家庭甚至于氏族中，从而被塑造成为依附性、地域性明显的社会身份。
  从总体上看，他们都是皇帝的臣民，实际上却是村民、氏族民、家庭成员等依附性、地域性的具体身份及其社会行动者，与国家直接相对的个体性社会政治身份并未真正出现。
  王朝国家以强权为特征的统治体系，就是建立在此种社会身份基础上的。
  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国家议题形成时，人口的社会政治身份并无根本的改变，总体情况仍然是“财富差别悬殊的水平阶级结构，与以家族关系和地缘为基础的垂直原则相交错。
  特别在华中和华南，扩大的宗族世系是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
  “宗族纽带与乡村纽带常常相互增强，村民们在自我保护和维持村社资源方面有共同的利益。”
  因此，便形成了梁启超注意到的一个重要事实: “欧美各国统治之客体，以个人为单位; 中国统治之客体，以家族为单位。
  故欧美之人民，直接以隶于国，中国之人民，间接以隶于国。”
  由于缺乏一种统一的组织或整合形式将人口联结成为整体，社会人口便处于一盘散沙的状况。
  或者说，尚未形成一种广泛且有效的人口组织形式将分散的人口组织起来，是中国人一盘散沙状态的根源所在。
  但是，当这个古老的国度于近代选择了 国家后，尤其是国家议题形成以后，这样的人口社会身份与新的国家体制之间的不适应性就凸显出来了。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的日本，刚好在现代国家构建中经历了这样的矛盾，并通过国民塑造解决了这个问题。
  日本开启现代国家构建时，“没有国民，……
  人民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为古代的道理服务的精神奴隶”，这成了现代国家构建的严重障碍。
  于是，“形成 一体化意识，具有国家连带感，实现对国家的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实现 独立和个人的独立自尊--作为近代国民的基本要求开始迫切地提到议事日程上。
  锻造出这样的国民，……
  直接关系近代日本国家的生死存亡”。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最早也最有效率的铸就了近代国民，这是其国家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面对这样的现实，梁启超“深感中国现代转型所缺乏者并非戊戌变法时致力推行的‘新制度’，而是支撑这些制度的新‘国民’。”
  “国民问题被看作是中国问题的总根源”。
  于是，他提出了“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以及“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等看法，进而将“国民”概念引入到国内。
  随后，国民观念便在国内得到了迅速传播。
  当时，为了表达对非国民的人口身份的贬斥，“奴隶”概念便硬生生地被创造出来，用以指称非国民人口的社会身份。
  国民概念引入国内后，便迅速与中华现代国家的议程和实际进程相结合，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的人口国民化的过程。
  在这样一个长期的进程中，经过现代国家议题形成时期、国家形态巨变时期、现代国家框架形成时期和国民属性的人民性改造时期的塑造，中国在长期王朝国家条件下形成的传统人口形态，最终转变为国民这样的一种全新的社会身份。
  样的人口国民化进程，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进程相伴随并相适应，也为其提供了必要的支撑。
  不过，经由如此一个人口国民化过程而使传统人口实现去依附性、去地域性的多种机制和环节，逐渐地塑造出来的国民这样一种个体性的社会政治身份，并非散兵游勇式的孤立存在。
  他们在逐渐成为国民个体的同时，也在一步步构建起来的现代国家框架中实现重新整合，而且这样的整合过程即国民整体化的过程是在“ ”的族称下实现的。
  因此，经由这样的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过程的塑造，传统的社会人口便在“化众为民”的基础上经历了“聚民为族”的整合，最终成了一个以“ ”为族称的整体。
  抗日战争胜利后，作为一个现代 基本成型并浮出水面之时，中华现代国家构建中的国民塑造也基本完成。
  1946 年底召开的国民制宪大会形成的《中华民国宪法》，以“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和“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的规定，对人口的国民身份进行了宪法确认，从而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所有中国人的国民身份，标志着中国近代人口国民化的基本完成。
  但是，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现代国家构建所确立的国民身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即缺乏以工农大众为主要内容的人民性。
  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的那样: 资产阶级总是隐瞒政权的阶级属性，“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壮大以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方案就破产了，因而必须使“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
  在此过程中，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对此前形成的国民身份进行了人民性改造。
  新中国成立之时，也就是对国民身份进行的人民性改造实现之时，毛泽东正式宣告: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并整合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之中。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时期，由于国家发展阶段的特殊形势， 的多族聚合体的属性受到重视和强调， 的国民共同体属性则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被忽视了，因而便处于虚置的状况。
  文章原载于:山西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
  另一篇 在国际人权话语斗争场，少数民族权利保护是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所谓“人权指责”的主要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