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赵之谦的《异鱼图》因其描绘的内容和方式突破了十九世纪传统艺术史的普遍经验而成为一种“奇趣”，但究竟如何解释这种“奇趣”的来源，却已经超出了图像学与风格学的范畴，需要从晚清的现实环境和学术潮流中寻找线索，因为毕竟画家仅仅是赵之谦的一重身份，他同时还是学者与官僚。而且，如果我们将赵之谦的“奇趣”创造置于他的视觉经验和当时公、私收藏的紧张关系下考虑，也将为我们思考他此时的题材创新及此后的笔墨创新提供新的角度。
  赵之谦（1829—1884），字益甫、撝叔，号冷君、悲盦、无闷等，自署二金蝶堂、苦兼室、悔读斋，浙江绍兴人，一生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正是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社会内忧外患不断、变局渐趋剧烈的时期。身处其中，赵之谦既是学者、官僚，也是“四绝”兼具的艺术家，他的现实态度、学术理念与艺术表达，对于了解这段特殊历史语境下儒家精英在画学和思想层面因应求变的探索，无疑具有典型的参考价值。
  赵之谦的绘画，以传统花卉题材为主，不乏大量具有吉祥寓意、雅俗共赏的牡丹、寿桃等内容，而创作于咸丰十一年（1861）的《异鱼图》，无论在内容还是表现形式上，都展现出了迥然不同的趣味和风格。而且，这种特殊性不仅在整个十九世纪的中国画坛尤为突出，也突破了此前的艺术史经验，堪称“奇趣”。那么，这种“奇趣”仅仅是赵之谦个人的“孤趣”么？其题材和表现形式的特殊性与十九世纪中国社会文化语境又有哪些关联？
  《异鱼图》是赵之谦在温州期间完成的系列作品之一，此前他还画了《瓯中草木图》（四屏）和《瓯中物产卷》，而且据赵之谦自署“瓯中物产第一本”推测，此类作品原计划可能不只这三件。咸丰八年（1858）赵之谦离开驻防常山的缪梓军中，结束了他追随缪梓的幕僚生涯，返回绍兴老家，并于次年八月在浙江乡试中得中举人。咸丰十年（1860）三月，太平军攻陷杭州，时任浙江盐运使兼按察使的缪梓在城破之后力战而死，同时殉节的还有着名的画家戴熙和“西泠八家”之一的钱松。而此时的赵之谦，可能正在赶往北京参加春闱的路上。其北行为战乱所阻，慌忙奔归，回到浙江时杭城已破，不得已经澉浦由海路至余姚得返绍兴老家。赵之谦世居绍兴，与浙北杭、嘉、湖三府皆为经济文化繁荣的江南腹地，对于当时风物迥异、地处浙南的温州并不熟悉。咸丰十一年应友人之邀前往温州，应是为一家十口人的生计所迫。避乱归乡的赵之谦处境窘迫，行至处州（今浙江丽水）已经资斧断绝，甫抵温州便要向友人举债度日。而根据江弢叔“时撝叔方佐东瓯戎幕”的说法，赵之谦此行在温州仍重操旧业担任幕僚。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浙江各府相继被攻陷，唯有温州幸免，虽然也遭到金钱会的冲击，但总体局势还算稳定。因此，赵之谦游走于温州瑞安、永嘉等地的戎幕生活虽依然窘迫，相较于浙江其它各府战乱频仍的情况，却也称得上是“邑小官事闲”。
  逗留温州期间，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地理环境给来自浙北繁荣富庶之地的赵之谦带来了全新的风物体验，肆虐的飓风和蛇鼠虫蚁的侵扰令他印象深刻，而瓯中特有的植物、海产也引起了他的考证兴趣。追溯赵之谦早年的学术经历，其最初受到的学术训练即为占据清代学术主流的汉学，不过大约十岁以后的七年间，他却醉心于宋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晚清“汉宋合流”的学术倾向。赵之谦复归汉学最初可能是因为师从沈复粲学习金石学的缘故，二十岁的时候则开始追随缪梓学习考证学。根据赵之谦的回忆，他在缪梓幕中每日与胡培系、胡澍、王晋玉及缪梓的几个儿子一起“稽考辩难”，而考证的范围也非常广泛，政务、律例、历史、地理、遗闻故事等都有涉及。这段幕僚生涯可以看作是赵之谦为以后步入官场所做的准备，而在中国古代文官体制下，赵之谦学习官僚政务仍然是借助学术的方法，考证由此成为赵之谦处理学术和现实事务的共同思维方式，而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文官群体中也非常普遍。不过，突如其来的战乱让赵之谦无暇沉浸在学术考证的世界，何况这种考证工作还需要依托相关的文献典籍和学友间的推敲讨论，而赵之谦家所藏书籍此时都在战乱中散佚。直到在温州安定下来，赵之谦与友人的学术交流才重新变得频繁，考证活动也才具备了客观条件，此时经常往来的有：江弢叔、丁蓝叔、王云西、陈宝善、刘拙庵等人，而现存《章安杂说》一书即作于此时，考证议论庞杂，涉及：书法、碑刻、绘画、文学、史事、医药、戏曲等内容。
  《异鱼图》所涉及的考证对象有十五种，包括：沙噀（海葵）、章拒、锦魟、海豨、剑鲨、鬼蟹、虎蟹、阑胡（弹涂鱼）、石蜐、鱼孱鱼（龙头鱼）、骰子鱼（箱鲀）、竹夹鱼（舌鳎）、琴虾、马鞭鱼（鳞烟管鱼）、燕魟。题记文字所涉及到的考证内容除了直接得自于当地人的口述，使用的文献则至少有《南越志》、《蟹谱》、《桂海虞衡志》、《瑞安县志》四部。至于赵之谦是否也熟悉从明代杨慎的《异鱼图赞》到明末清初胡世安的《异鱼图赞补》这一文献系统，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确证。虽然从考证内容来看，赵之谦与胡世安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此时赵之谦的图绘考证行为在其“知己”眼中，却并非是书斋中打发时间的自娱自乐，其中另有一番特殊意义。
  前文提到的《瓯中草木》（四屏）是为时任永嘉县令的陈宝善所作，而《瓯中物产卷》则在咸丰十一年十月江弢叔离温赴闽时相赠，唯有《异鱼图》被赵之谦一直藏于行箧，随其在战乱中南下福建、北上京师。那么，在这段辗转经历中，都有谁参与了赵之谦这幅作品的观赏活动呢？
  通过《异鱼图》的题跋可知，从咸丰十一年到同治二年，先后获观此图的有江弢叔、陈宝善、刘焞和胡澍四人，其中刘焞与陈宝善的题跋都着眼于《异鱼图》所绘对象的“奇形怪状”，而江弢叔与胡澍则对这种“奇趣”背后的学术与现实动机做了进一步诠释。
  在官受其知，时又参其军。
  悲来激肝肺，不忍身独存。
  谋人军师败能死，律以春秋无罪矣。
  惟公死事尤惨烈，受诬六年此昭雪。
  疏草木，注虫鱼，非我撝叔事，然且为之枉其心矣。今天下之怪物不在鳞介，亦既时产于海滨，撝叔今年客瑞安，既饱见之，使能以笔为刀而尽脍焉。弃其残者于海，必且化为十百千种异鱼而为画所不能尽矣！时撝叔方佐东瓯戎幕，故记之如此。辛酉十月九日，长洲江湜。
  负笈杭州从溧阳缪武烈公梓习制举业，君弱冠以前所作时艺，不甚合绳墨，而时有英锐之气。至是，武烈公教以古文之法为时文，君乃大喜，每闻公绪论，条记为一编，曰尊闻录，心摹手追，务竟其学。
  由此可见，赵之谦与胡澍的治学思想都深受缪梓的影响，且胡澍的《事状》中，亦称赵之谦等人为同门。胡澍于咸丰九年安徽乡试中举，以此推断，二人几乎在同一时间离开缪幕，且都在次年北上参加会试途中遭遇太平天国战乱而折返。胡澍祖业遭战火焚毁，幸家眷无恙，此时杭城已被攻陷，无奈只得奔走浙东，促成了胡、赵二人在兵荒马乱中短暂的相聚：
  乱离得欢喜，团聚从患难。
  寄居于我室，谈笑恒彻旦。
  僦屋更比邻，酒食互相唤。
  这段比邻而居“谈笑彻旦”的时光，无疑是二人情谊的生动写照，而胡澍终究惦念故土，于当年八月冒险再返绩溪，不料绩溪旋即为太平军攻破，胡澍只得避走，以致音讯断绝。从胡澍离开绍兴，到他再次与身在温州的赵之谦取得联系，这段时间对于赵之谦而言可谓惴惴难安，刚一收到胡澍的来信，便喜不自胜回以长信，表达挂念之情：
  脱难来无人，寄书苦路断。
  问讯到杭州，揣测疲晨旰。（六月十四，梦人述君噩耗。自四月后叠发三书金华，来者又不知里郑在何所，因以书寄杭州，而君果在）。
  同治元年，太平军再次攻占杭州，胡澍又失去音信，此时赵之谦在给钱式演示篆法的《峄山刻石》篆书册中，既称“荄甫陷杭城，生死不可知”。而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年十二月，赵之谦再次北上京师准备参加同治二年（1863）的会试，竟得以在北京与胡澍重逢，且沈树镛、魏锡曾等金石艺友也先后抵京，四人以京师金石碑版既富，相与考证研究，“奇赏疑析，晨夕无间”，因刻“绩溪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以志其盛。而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与《六朝别字记》亦脱稿于此时。
  客居北京期间，赵之谦向胡澍出示了《异鱼图》，并请其为该图题写引首。胡澍以篆书题写图名，并附有一段跋文：
  图异鱼，非好异也，他鱼不待图也。撝叔少颖悟，长多能，近大肆力于经世之学，图缋其余事。然此卷足备一方物产，非寻常写生可比。方今圣人在上，中外一家，涉重洋如履平地，使得尽有。撝叔者随所见而悉图之，将以广见闻、资考订，不更快乎哉！同治二年春莫绩溪胡澍题耑并记，时同客都下。
  胡澍的题跋指出：“好异”并非此图的目的，“奇趣”的直接来源是考证名物，而更深一层则是为了“足备一方物产”，这既和一般意义上文人怡情遣兴的写生不同，也同汉学末流空疏泥古的训诂考证拉开了距离，具有明确的现实目的。所以，“奇趣”与“考证”的根源都在于赵之谦的经世之学理想，与此学术人生的大道相比，绘画亦不过是追求这种理想过程中的一种记录方式。那么，赵之谦的经世之学思想究竟从何而来，又有哪些特征呢？只有解开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异鱼图》“奇趣”的思想动机与晚清社会思想潮流间的紧密关系。
  胡澍对于赵之谦致力于经世之学的评价，不只出现在《异鱼图》的题跋中，在其为赵之谦《二金蝶堂印存》所做的序言中，也强调“撝叔素覃思经世之学，薄彼小技，聊资托兴，随作随弃，常无稿本。”事实上，赵之谦的经世之学思想，并不是客居北京之后才产生的，在创作《异鱼图》的温州时期，他就曾表达过想要续编《经世文编》的愿望，而这部由道光年间江浙布政使贺长龄主持，魏源编辑完成的140卷巨着，往往被视为是晚清经世致用思潮兴起的重要标志。以此往前追溯，赵之谦经世之学思想的源头，则在于缪梓的影响，这同时也解释了为何江弢叔与胡澍独具慧眼，注意到了《异鱼图》“奇趣”与“考证”背后的思想动机。
  在时任江西建昌知县的董沛为缪梓所做的墓志铭中，称他：少以诗文驰誉天下，既长，讲经世之学，凡练兵、筹饷、治河、防海、行盐、转漕诸大政，抉擿其利病，皆有论譔。
  晚清中国社会，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儒家精英开始积极寻求经邦治国之策，主张学以致用，倡导经世入世，强调学术研究着眼于现实政治与社会民生，因而形成了继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之后，又一次经世致用思想的高潮。在这股潮流的推动下，立志于安邦治国平天下的学者和官僚，在抨击时弊、倡导变革、改良制度、边疆史地研究、撰修当代史及“师夷长技”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探索，而缪梓正是经世派的一员。
  道光二十八年（1848）吴文镕抚浙时，“银贵钱贱”所导致的百姓赋税沉重及政府财政恶化等问题已经凸显，很多致力于经世之学的官员如贺长龄、吴嘉宾、徐鼐等都意识到其对社会造成的冲击并积极寻求解决的办法。致力于革除弊政，于吏风士习、海防、漕运、盐务等皆有建树的吴文镕亦亟思变通之法，而帮助他两次草拟货币改革方案奏疏的，正是缪梓。同时，缪梓还撰写了《银弊论》，主张“易银以钱而济钱以钞”，可见其深思熟虑。咸丰二年，缪梓擢升杭州同知，时太平军占据金陵，又逢江淮大旱，关系朝廷命脉的大运河受阻，南粮无法北运，户部下令亟筹变通之法。而漕运问题，此前也已引起了经世派的关注，因南方各省的漕粮都要经运河北运，其间几经转手、层层盘剥，糜费惊人，已为沉弊。包世臣、林则徐、陶澍、魏源、贺长龄等经世派官员，都曾提出过改革之法。借此机会，缪梓再次上书提议采用陶澍的以海运代漕运之法，终获施行。凡此币制、漕运等事，都表明缪梓在经世之学方面，既具深思，又得实践，其一生功名政绩皆出于此，自然也要言传身教，将其传于致力于举业的门人。
  缪梓对于其幕僚的影响，其实呈现出了一条晚清思想和知识传播的特殊途径，赵之谦、江弢叔、胡澍、胡培系等人不仅是缪梓的幕僚，帮助处理政务文牍并领取酬劳，同时也得到了缪梓的教导和训练，因而成为其门人弟子，思想上亦深受其影响。赵之谦在《书江弢叔伏敔堂诗录后》记述自己的求学经历：
  余四岁授书于里塾师，得章句。十三岁以前，自读宋五子书，求性道。十四岁弃之，为辞章之学。二十岁又弃之，为考证之学，学于溧阳师（缪梓）。师教学不薄辞章，不右宋，不左汉，主于有用。师以余为可用，日令读律例、视簿书，访求遗闻故事，考载记，按图籍，识古法以准今时。征成败利钝之故，观斟酌变通之机，凡七八年，新无成，旧则尽弃。
  由此看来，赵之谦从缪梓那里继承的这套学术思想，体现了晚清儒学在汉、宋调和与经世致用方面的新特征，而不论是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还是乾嘉学派的训诂考证，其根本都统摄于经世致用的现实目的之下。具体到《异鱼图》，赵之谦所考证的对象，都是他在温州亲自经历、在现实生活中能够见到的海产，这些海产对于本地人而言可能非常熟悉，往往也是桌上的佳肴，而对于初来乍到的赵之谦而言却是全新的对象。赵之谦考证的目的在于了解一地的物产与风俗，这种“经世”态度使他与乾嘉以后汉学末流斤斤于文献中晦涩空疏的名物考证拉开了距离。而且，赵之谦的考证跋文也表明，他的考证工作并非那种抽象的从文献到文献的论证，更在现实观察和文献考证的基础上，吸收了当地“土人”在生产、生活中积累总结的经验和认识，可谓是对其“资考订、广见闻”的经世思想的具体实践。
  在“考证”和“经世”的思想动机之外，我们不禁会问：《异鱼图》的“奇趣”是否只是晚清学术思想的一次偶然跨界？这种对于“奇趣”的审美追求，能否在晚清艺术史的上下文中找到合理的解释？
  如果把《异鱼图》的创作阶段归为赵之谦客居北京以前的早期风格阶段，那这一时期他能接触到哪些画作，对哪些画家的风格比较熟悉并能够在自己的创作中加以借鉴学习呢？通过梳理赵之谦这一时期的作品和题跋，我们大致可以还原出他的经验范畴，其中包括：陆治、徐渭、张彦、周之冕、陈洪绶、王武、恽寿平、石涛、蒋廷锡、马元驭、边寿民、邹一桂、李鱓、李方膺、张敔、八指头陀、任熊等人。这些人中，赵之谦最熟悉的是李鱓的风格，其次是恽寿平、石涛、李方膺等。通过对这些作品的临摹学习，赵之谦掌握了牡丹、荷花、芭蕉、梅花、菊花等常见题材的表现方法，形成了他早期绘画的主要面貌。不过，如果以时间为线索观察这些作品，从咸丰十一年前往温州开始，有两个特别的现象值得关注：一是赵之谦在题跋中写明临仿别人的作品明显减少；二是他开始在题材上进行突破，尝试表现很多超越他个人艺术史经验的内容。这两个现象可以看作是赵之谦个性意识凸显的直接体现。
  赵之谦的视觉经验表明，他所能接触到的绘画作品主要是明清时期的写意绘画，对于更早的绘画风格，显然缺乏了解。这种视觉经验的局限，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康、雍、乾三代宫廷书画收藏的迅速膨胀，公、私收藏的竞争关系，导致民间书画收藏的萎缩。到了道、咸年间，身处浙江的赵之谦所能接触到的私人书画收藏基本上都是“近代”的作品，风格主要是常州派与扬州派。所以，当赵之谦想要寻求绘画方面的突破创新时，并没有元代赵孟頫那样的复古资源。直到后来赵之谦前往北京，接触到大量金石拓片，才为他提供了超越传统卷轴画系统的新资源，让他在“奇趣”的追求方面实现更为深层的笔墨语言和审美趣味的蜕变。不过，温州期间赵之谦能接触到的金石碑拓相对有限，金石入画的条件并不成熟。但是，视觉经验的局限并没有遏止赵之谦创新的冲动，正如其作诗“务为新奇”，作画也追求“非世眼所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赵之谦的“奇趣”追求能否实现呢？事实上，在赵之谦客居温州以前的作品中，就已经出现了诸如芋花、天南星等题材，而且他也会特别强这些都是“古无画者”的新尝试。这意味着，在金石入画以前，赵之谦曾经试图通过题材的突破实现“奇趣”的审美追求。而温州新奇的风物，恰恰为他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因此《瓯中草木图》《瓯中物产卷》《异鱼图》这一系列作品都集中创作于这个时期。
  公、私收藏的竞争关系与赵之谦视觉经验的局限是清代中期以后艺术史的大环境，而且从乾、嘉金石学的兴起，到晚清金石收藏、考据与艺术转化，已经揭示出一条审美趣味在公、私收藏关系影响下实现转变的线索。赵之谦对于“奇趣”的审美追求，既有他个人性格的成分，更是晚清艺术史大环境的影响，而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始于题材的突破，最终完成于形式语言的变革。
  所以，今天对于《异鱼图》中“奇趣”的解读并不只于一个维度，思想史、艺术史等不同维度的交错，才能构建更加立体多元的定位，呈现不同领域之间丰富的互动关系。
  章拒：大者名石拒，又名章举、章锯、射踏子，总称章鱼，八足中二足最长，足上密缀肉如臼，臼吸物绝有力，潮至能以足碇石自固。腹下有管，唿吸不已，身亦时时鼓气。常就浅水佯死，鸟下喙则举足取而食之，且能食蟹。大者食之令人胀满，煎樟木水煮之，则无恙。中无骨，与乌鲗异。
  鬼蟹：蟹谱载，沈氏子食蟹得背壳若鬼状者，眉目口鼻分布明白，盖即此也。土人唿关王蟹，或以亵也，易名霸王蟹，皆未安，因定为鬼蟹云。
  阑胡：俗唿跳鱼，志称弹涂。头上点如星，目突出，聚千百盎中，跳掷无已，间亦挺走如激射。覆地一夜，旦发视之，骈首共北，修炼家忌之同水厌。
  石蜐：形如龟脚，土人唿以龟脚，一名紫蜐、一名紫□、一名仙人掌，南越志云得春雨则生花，惜未之见也，亦名石鲑，疑错，出者即花。
  骰子鱼：通身皆骨，大仅如此，周匝幺二三四五六点皆备，惟黑赤色及上下位数无定耳。鱼中形，此最怪，不可食。
  竹夹鱼：俗唿榻鱼，一名土鳢，鲽类也。每潮涨时，渔者以手平浅涂如榻，标以竹，潮至，鱼上则贴其间，以锥按标取之，一锥必七八。
  到底是什么让今天的雕塑如此有“活力”？
  小伙不仅长得帅画画也这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