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从西方现代设计史中探寻中国建筑如何“现代主义化”
  虽然大多数人似乎已经承认，现代化与西化不能划等号，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全盘西化，但从实际所见，我很怀疑我们对这个问题到底认识到了一个什么深度。
  这个时期，建筑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现代建筑的萌芽，其第一声号炮是1851年建成的伦敦“水晶宫” ，第二炮是1889年在巴黎耸起的埃菲尔铁塔 。
  20世纪初，包括 表现派 和 风格派 在内的大部分新艺术流派对于建筑的探索更多的还只是注目于外在的形式方面，仍属于 现代建筑的前期 ，从 德意志制造联盟 继续下来的包豪斯学派 ，才是真正触及到现代建筑的本质性内容的成熟的建筑运动，其最重要的代表就是1926年在德国德绍建成的由格罗庇乌斯设计的包豪斯新校舍，最近它已被列入为人类文化遗产。
  一股重新唤起人性、人情的思潮兴起，建筑的精神性意义重新得到重视。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正统“现代主义”建筑对着干的，但仍然是采用现代的材料，现代的结构和施工技术，一般地说也还是坚持了对功能合理的追求，所以也可以看作是对传统“现代主义”建筑的发展和补充，是“现代主义”在战后出现的新动向，可以被称之为“ 晚期现代”（LastModern） ，其最早的代表作可追溯到朗香教堂（1953年），悉尼歌剧院（1956年）应也属此类。
  由此可见，就建筑来说，“现代”的概念是发展的，从“现代主义萌芽”到“现代主义前期”到“现代主义”，再到“晚期现代”，概念都处于发展的过程当中。
  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西方，“现代主义”当初面临的功能、经济等重要课题已不再成为问题，人口呈下降趋势，建筑也基本饱和了（有些国家甚至取消了建筑系），相对来说，人的精神需求则急剧高涨，要求重建建筑的精神价值。
  但人们又找不到精神价值的依托，萨特的存在主义更促成了强调自我，突出个人思潮的膨胀，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出现了所谓“后现代主义”（Post Modern，“后现代主义”中所指的“现代”仍是“工业化时代”的“现代”，不是“信息化时代”的“现代”。），公开宣布向经典现代主义挑战，宣称现代主义已经死亡，反对“房屋是居住的机器”、“少就是多”、“装饰即罪恶”等口号。
  塞特集团乐此不疲，有许多这样的作品，有的把好端端的一个房角故意“甩”出去，断裂茬口破破烂烂，好像刚刚弹射出去不久，人就在破角处出入，被“甩”出去的部分则砌在旁边作为雕塑。
  还有一些建筑，也都富有“奇异”的意味，比如加上“ 高技派 ”、“ 解构主义 ”等各色学术头衔的种种主义等，都可以纳入于“现代派”之列，1977年在巴黎建成的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 、1989年 巴黎维莱特公园 等，就是它们的代表。
  巴黎维莱特公园
  对于解构主义，前卫人士曾赞不绝口，据说其哲学高深得很，凡夫俗子是搞不懂的。
  维莱特公园的作者屈米自己解释说，三个互不相关的“体系”（即在120米方格网交点处放置的一些勉强可称之为“建筑小品”的东西构成的“点”、由横七竖八的道路组成的“线”和大片绿地展开的“面”）完全偶然地重叠到一起，将会产生各种各样事先谁也想不到的景象。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副主任姜奇平先生也认为：“软技术、文化力逐渐取代硬技术，成为了产业核心竞争力。
  但事情显然还有另一面，东方的知识和价值体系，在物质资源和能源越来越稀缺的大背景下，在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方面，可能取得不亚于西方话语权的价值认同。”
  坚持东方价值同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相匹配。
  这也是人类进步和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