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清军改土归流——奠定版图·千秋伟业
  自秦汉以来，中央政府对于广大的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始终以册封为主。
  唐代羁縻州达800多个。
  这些羁縻州的少数民族首领实际上就是割据一隅的土皇帝，中央命令无法在这些蛮荒之地得到有效执行。
  这给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自明清开始，中央政府大力推动边疆地区的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本质上是废除世袭的土司制度，改为中央派流官治理。它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制度的变革，还是民族观、国家观的重大转变——让边疆地区的少民们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一点至关重要！
  历史上，改土归流做的最彻底的封建王朝是清朝。
  在清代，尤其是雍正、乾隆年间，中央政府在西南地区有意识地、大规模地推行“改土归流”，最终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西南地区的民族割据问题，极大地加强了中央的权威。
  一、无处不在的土司
  所谓的土司制度，实质上是一种“羁縻政策”。
  唐代，羁縻制度达到了顶峰，根据统计，唐代羁縻的都护府、都督府、州、县大约800多个，他们“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只是名义上的册封。
  到了宋代，疆域急剧缩小，册封的羁縻机构就主要集中于西南地区。
  蒙元帝国建立后，征服了大理王国，在西南地区大量册封少数民族为宣慰司、宜扰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
  它们表面上是朝廷任命，实际上是世袭，因此总称之为“土司”。
  明朝建立后，继承了元朝的土司制度体系，并加以完善，将土司制度推向了成熟。
  但是，这些土司在地方自成一统，不听中央号令，为非作歹、残害一方，甚至屡屡勾结外国进攻内地（如明清时代的木邦土司）。
  清朝云贵总督鄂尔泰就曾指出“土蛮不耕作，专劫杀为生，边民世其茶毒。”“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自元迨明，代为边害。”
  在经济上，很多土司采取奴隶制，例如丽江土司的奴仆就多达2300多人，可见对百姓的压迫有多重。
  明代，明军曾在西南地区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战争，削弱了土司的势力。
  1413年灭思州土司，设置了贵州省；
  1600年灭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设置了遵义府和平越府；
  1630年平定水东之乱，设置开州。
  明军发起的战争为后来全面的“改土归流”打下了基础。
  但是，明代的“改土归流”带有偶然性，并未成为国家大政方针。
  因此，直到明朝末年，西南地区的土司依然大量存在，十分复杂。
  清朝建立后，力图打破传统“华夷之辨”的思想，主张“合天下为一家。”
  尤其是雍正皇帝，他在《大义觉迷录》中阐释了自己的思想，认为华夷只是经济社会上具有差异，并非种类上有不同，认为华夷都是中国人。
  二、四川、云南的改土归流
  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提出“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建议在云贵地区推行“改土归流”。
  雍正立即批准了鄂尔泰的建议，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正式拉开帷幕。
  但是这些世世代代的土司家族怎么可能把世袭特权拱手相让？
  清军与边疆土司之间爆发了多次惨烈的战争。其频度和烈度远远超过了历朝历代。
  在川南，乌蒙土府、镇雄土府、东川土司、沙马司、建昌土司、凉山土司、雷波土司、阿卢土司先后多次叛乱，兵力最多时达到了近十万。
  云贵总督鄂尔泰不断动用军队镇压，最终平定了四川土司之乱。
  云南方面，已经被革除的镇沅土府刁瀚“不肯献所占民田”，并纠集当地少数民族进攻镇沅府知府刘洪度，将其杀害。
  清军闻讯后，立即发动了反击，平定了叛乱。
  随后，清军向西挺进，到达孟养土司。
  明代，明军曾经出动12万大军进攻孟养，结果明军一来，这里的土司就逃到缅甸，明军撤退，他们又回到原地，让明军十分头疼，“自明以来无善策”。
  鄂尔泰则带领大军“深入数千里，无险不搜。”
  彻底击溃了滇西的土司势力，实现了改土归流。
  三、贵州的改土归流
  贵州的情况又和云南不同，这里地形复杂，少数民族众多。
  由于贵州势力较大的土司都已经灭亡，出现了“土司单弱，不能管辖，故苗患更大”的局面。
  苗民凶悍无比，散处各地，贵州地势又多险山。
  因此，贵州的“改土归流”难度最大、用兵最多、战斗最激烈。
  例如，1727年，清军进入贵州雷公山一带，和这里的生苗发生了激烈的战斗，费时两年才基本让生苗归顺。
  从雍正六年到雍正十一年，清军大举进攻苗岭“化外生苗”地区，经过多次惨烈的战斗，最终征服了这里的生苗，设立了古州、台拱、清江、都江、丹江、八寨六厅，合称“新疆六厅”。
  新开辟的土地规模非常大，“辟地二三千里，几当贵州全省之半”。
  此后，清朝在黔东南驻扎了6000人，后来增加到了15000人。
  在湖南和广西地区，由于经济较为发达，因而“改土归流”比较顺利。
  许多土司看到了时代趋势，甚至主动申请“改土归流”。
  例如永顺、保靖、桑植、容美四大土司先后奏改郡县，其中永顺土司彭氏“自请献土”，后来又有15家土司联名自请改流。
  四、乾隆帝的决心：改土归流不可逆转
  雍正末年，改土归流的形势风云突变！
  1734年，贵州黎平人包利在古州自称为“苗王出世”，以此号召苗民反清，苗民蜂拥而起，聚众2万余人。
  之后，苗民攻占了凯里、黄平、余庆等地，向镇远、思州等府推进。
  事态发生后，雍正帝立即调动6省2万余清军进入贵州平叛。
  然而，清军在贵州未能迅速平定叛乱，叛乱范围波及到了整个黔东南。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雍正帝去世了。
  1735年，乾隆帝上台。
  这是24岁的乾隆面对的第一个挑战，他将平定苗乱作为当时最重要的事情，“苗疆用兵，乃目前第一要务。”
  当时，朝廷的许多大臣攻击鄂尔泰，主张停止改土归流，甚至提出放弃“苗疆”，实际上雍正晚年也有过放弃苗疆的想法。
  乾隆大不以为然！
  他首先将主张放弃苗疆的大臣张照拿下，表现出要平定苗疆的决心。
  随后，乾隆任用湖广总督张广泗总理苗疆事务，并将平叛不力的元展成、董芳、哈元生等革职拿问。
  当年十二月，张广泗在凯里兵分三路挺进苗疆，总兵力达到了1.2万人。
  随后，三路清军以围攻的方式对清江（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发动了进攻。
  清军在年底攻破了几十个较大的苗寨，苗军伤亡惨重。
  至1736年三月，清军已经攻破了200座苗寨，苗王包利被迫退守雷公山。
  雷公山盘亘数百里，地势崎岖、森林密布。
  苗王包利将雷公山的道路挖断，以图据守。张广泗则扼守各个路口，四面搜剿。
  到四月，包利被俘，苗民士气大落。五月，清军结束了雷公山之战。
  九月，清军平定了整个苗疆。
  平定苗乱后，乾隆下令“永除新疆苗赋”（此处的“新疆”指黔东南苗疆）。
  此外，清军还在1747和1771年，两次发起了著名的“大小金川之战”，不惜斥巨资，动用最精锐的索伦、健锐营官兵，彻底征服了川西最强大的藏族土司——大金与小金。
  从而在中原王朝几千年的历史上第一次掌控了嘉绒藏区，为彻底征服西藏奠定了基础。
  1795年，乾隆六十年正月，贵州、湘西的苗疆再次发生大规模暴乱。
  以松桃石柳邓、凤凰吴天半、乾州吴八月等为首的苗民发动起义。
  乾隆帝派福康安率大军围剿，苗军屡战失利。苗民首领吴八月被俘。
  1796年，一代名将福康安积劳成疾，病逝于军中。
  九月，新任清军统帅，由乾隆朝第一猛将海兰察一手带出来的索伦悍将额勒登保兵分四路，进攻平陇，经过3个月的激战，苗疆之乱被彻底平定。
  题外话：乾隆帝给他儿子嘉庆留下了一批悍将，其中的额勒登保、德楞泰、勒保被称为嘉庆朝军事上的“三驾马车”。
  五、雍正、乾隆“改土归流”的历史影响
  根据统计，雍正、乾隆年间一共废除了上百个土司。
  雍正、乾隆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在中国边疆治理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在政治上，大量的土司被革除，土地纳入中央的直接管辖，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
  在经济上，大量的土地被开发出来，人口增加，使得西南地区的经济从蛮荒状态走向繁荣。
  通过“改土归流”，许多土司占有的土地被重新分配给当地百姓，缓和了激烈的社会矛盾。
  例如东川一带，土司占有“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土地分配后，“屯田东川，岁收二万石”。
  国家又将美洲传来的高产作物，如玉米、甘薯等在西南推广种植，加速了土地的开发利用。
  在文化上，清朝在各府州县设置学校。
  康熙年间，在云南建立99所学校，而雍正年间更是建立了148所。
  大规模的学校、书院设置，加速了汉文化、儒家文化在西南地区的传播，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另外，清朝还在西南地区革除陋习，禁止仇杀、抢掠人畜财物、杀牲，一些部落的原始社会习俗也被废除。
  客观地说，雍正、乾隆父子大力推行的改土归流货真价实的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