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生态环境损害事实的司法鉴定认证规则
  字号:生态环境损害事实的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对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所涉及的“确定污染物的性质;确定生态环境遭受损害的性质、范围和程度;评定因果关系”等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的活动。
  在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案件中，法官与当事人无论是运用司法鉴定还是其他的科学证据，其目的都在于努力还原构建“相对真实”的事实。
  之所以提出“相对真实”，就是要看证据规则对事实的证明要求是完全与历史情况一致的“客观真实”，还是通过有限的证据拼图所拼凑出的“法律真实”，抑或依照现有科学技术所还原出的“科学真实”，为此建立科学的面向环境损害事实的司法鉴定认证规则显得尤为重要。
  生态环境损害事实司法鉴定认证难题
  首先，法庭对案件事实证明达到“客观真实”的价值追求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因为人类对事物的认识通常是不够全面的，而且环境侵权诉讼通常会受到期限、规则等多种因素的限制。
  例如在河流水污染案件中，水体所具有的流动性决定了只有污染瞬间的监测数据能够还原的真实情况，其他时间点的检测结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环境污染的真实情况。
  因此如果要求法院认定的所有侵权事实都符合“客观真实”的标准与发生的情况不存在偏差，是很难实现的。
  在环境诉讼中，如果能将污染事实还原，明确因果关系，准确计算出恢复生态环境所需的成本，毫无疑问将最大限度地实现环境正义。
  然而不得不考虑的是，在进行诉讼证明的过程中，若依据“客观真实”进行证明，实体公正将很难通过程序公正实现，进而必然对相关价值目标的实现形成阻碍。
  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与郭某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详见京03民终3781号民事判决书)中，目前国家没有对居民楼内电梯产生噪声进行评价的明确标准，而依据《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进行的检测并未包括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室内噪声排放限值(倍频带声压级)，《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总则部分只规定应当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故法院认为依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和有关标准，并不能认定保利公司在事实上构成了环境噪声污染侵权。
  其次，追求“法律真实”并非证据不足时的得过且过。
  在诉讼的证明活动中，法官通过事实依据、经验法则等对事实关系的认定符合相关法规，达到从法律的层面可待证事实判定为真实的程度，就可以认定达到了“法律真实”的客观要求。
  换而言之，在法律事实的要求下，必须对案件事实展开详细的调查，该事实只可以将证据作为核心，证据证明的结果就明确了具体的事实关系，司法机关也只按照该证据证明的事实作为主要依据作出裁判。
  而从理论上讲，“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不存在任何冲突，而且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客观真实”是司法实践过程中不断探寻的目标，而“法律真实”则是制度理性所衍生出的结果，它更为注重程序的具体化，尽可能地实现“制度上的真实”，对“客观真实”并不具有排斥的态度。
  比如在祝某某与三亚市汤他水利水电工程管理处水污染责任纠纷案(详见琼民终497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调查发现，一是事实表明汤他水库之水适于养殖观赏鱼，可见汤他水库管理处将汤他水库之水排入区间水库，不会发生足以造成观赏鱼死亡的危险。
  二是根据取样于区间水库库心作出的《监测报告》(SHC-J2017112)，证明区间水库的总体水质类别为劣V类，但并不能证明汤他水库之水排入区间水库后造成区间水库总体水质变成劣V类，亦不能证明区间水库总体水质为劣V类，是观赏鱼死亡的直接原因。
  因此，法院认为“不能推定”死亡于区间水库的观赏鱼与汤他水库管理处排放汤他水库蓄水的行为存在因果联系。
  也就是说，按照现有证据不能完全还原案件客观事实，也确实存在着法庭推定出基于现有证据所反映的“法律事实”的情况。
  在环境诉讼中，科学技术的加入通常会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第一种是法律事实能够对客观事实进行有效体现，进而明确案件真相;第二种是两种事实存在一定偏差，进而造成真相出现扭曲的情况。
  因此，涉及科学技术“推定”的问题就不应当作为能否认定其所反映的事实是否真实，而应当考虑司法如何对待技术的问题了。
  根据2018—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省级高级法院发布的环境司法典型案例，并通过裁判文书网检索出其裁判文书，经统计，所有案件中举示涉及环境损害类科学证据(含司法鉴定)共计589个，其中举示鉴定意见142次，采信140次，完全不予采信的仅2次。
  结合笔者对司法机关的近年判决的数据分析，发现绝大部分环境案件都牵扯到司法鉴定问题，至于司法鉴定所还原的科学事实“究竟有多少似真性”，依然是值得思考的。
  生态环境损害事实的司法鉴定认证规则建构
  在“客观真实”“法律真实”与“科学真实”的认定标准皆面临质疑的时候，建构相对公正的认证规则 就显得尤为必要。
  本文总的思路是以“科学真实”为基础要求，务必实现“法律真实”，并以追求“客观真实”为最高标准来设定相应的认证规则。
  环境损害鉴定机构的品格证据认证规则
  如果要降低司法鉴定意见类证据证明力，最为普遍的方法是对提供证据的机构和人的状态情况、过往经历、利害关系等因素进行质疑。
  这是由于品格与其提供证据的可信度存在紧密的联系，而品格特性的提出就是为了提升或降低证据的可信性。
  需注意此处说的是证明力而非证据能力，如果涉及证据能力则应质证鉴定机构与鉴定人的资质问题。
  品格证据既可以适用于机构也可以适用于个人，只是品格之于机构与个体最大的区别是:对机构来讲，应当以鼓励采取正确的行动为一般，以制裁其错误行为为特殊，对个体来讲，应当以鼓励其不犯错事为一般，以颂扬其品德为特殊。
  因此不可以将其一概而论，对于机构与个体而言，无论哪个更适用品格证据，也不可以争论负面品格证据与优良品格证据孰是孰非，而是应根据法律实践情况与社会常理，将两类证据融入至证明力的评价体系中。
  就鉴定意见而言，所应当考量的品格证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鉴定机构在业界的声誉。
  在早期对于品格证据的本源性内涵来讲，“声誉”是最符合其目的的解释。
  通常来说，鉴定机构声誉的产生经历的时间较长，该过程一般情况下是由同行基于鉴定机构长期的行为所产生的统一看法，而且在特定情形下，“声誉”能够有效地体现被评价者的品格。
  不管社会发展状况出现怎样的改变，鉴定机构与其他同行皆存在于共同发展的时空当中，必然会给予该机构积极的评价或负面评价。
  如果这些同行针对某个评价形成共鸣，便产生该单位的“声誉”。
  第二，该鉴定机构所具有的倾向性。
  鉴定机构存在采取特定行为的倾向，而此类倾向通常是指“该单位时常实施的行为，或某行为所体现的不易变化的特点”。
  比如某鉴定机构或鉴定工作人员在特定类型的鉴定事项总会作出的一致性较高的鉴定意见，这就很难排除长期从事环保工作的鉴定人对环境侵权行为的极端排斥。
  例如在诸多环境侵权诉讼中，因为鉴定人员对案情有了简单了解之后，按照鉴定工作的要求，鉴定人员应与委托方针对事实关系进行沟通，委托方通常将相关要素进行暗示，在绝大部分条件下，其能够对鉴定人员的判断产生影响。
  第三，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违规情况。
  在我国司法鉴定管理制度中，鉴定机构由于具有某种前科而在鉴定活动中资格被否定是存在的，例如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如果有违法行为，给予停止鉴定业务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
  也就是说如果违规情节并不是非常严重，通常不会撤销登记，在过了制裁期之后该单位的业务依然能够顺利开展，以往所发生的违法行为并不能对其形成更严重的影响。
  很显然这样的处罚力度并不足以震慑鉴定机构依法鉴定，因此，如果将鉴定机构提供的鉴定意见所具有的证明力作为制裁对象，加入特定的评价机制，将会倒逼鉴定机构的业务行为更加规范。
  毕竟当事人选择鉴定机构的目的是打赢官司，如果其鉴定意见的证明力不足，就相当于工厂的产品质量存在瑕疵，自然就得不到市场的认可，今后接受委托鉴定业务也会大受影响。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将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全部的往事都看作品格证据，只需要关注与待鉴定的事实关系应当具有明显关联性的违规情形即可。
  鉴定意见概率表达认证规则
  概率从本质而言是数学概念，并不属于证据的类型，但其在证明过程中主要可以被用于认定事件发生概率的量度。
  比如在环境损害因果关系的司法鉴定中，特定污染物和损害结果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这两部分鉴定成功的关键在于检材的“客观真实”。
  而更需要做出科学判断的是污染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鉴定。
  须知，此处的因果关系与法律语境下的因果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根据《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II版)》对于环境科学语境下的因果关系的表达如下:“污染环境行为与环境损害间的因果关系判定包括环境暴露与环境损害间的因果关系判定和环境污染物从源到受体的暴露路径的建立与验证两部分。”
  其中该《方法》继而又做出具体解释:环境暴露与环境损害间的因果关系判定应符合环境暴露与环境损害间存在时间先后顺序，二者关联具有合理性、一致性、特异性等特点，且环境损害发生在特定的环境暴露条件下，不由其他原因导致。
  同时，由于环境暴露与环境损害间可能存在单因多果、多因多果等复杂因果关系，因此，对环境暴露与环境损害间关联的特异性不作强制性要求。
  而在我国《侵权责任法》中，表达为“污染者应当就……
  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由此法律上对因果关系的认知就是“存在”或“不存在”。
  根据上述表述，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所要求的因果关系强调了污染行为与污染结果之间的必然客观联系，超越了法律意义上因果关系要求的高度盖然性标准或疫学因果关系标准的证明标准。
  也正是这种高标准的技术要求，导致许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并不能给出明确的“存在或不存在因果关系”的鉴定意见，转而按照科学表达为“按照现有证据，不能排除因果关系的存在”之类的模糊性表达，而这种概率性科学判断极大地干扰了法庭的价值判断。
  因为法官对于各类侵权诉讼给出的判决应具有确定性，故即使法官对事实关系的认识存在或多或少的模糊性，也决不可以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使用如同天气预测的语言。
  为此，对于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的概率性表达有必要做出专门的规则限制。
  为此，应当正确对待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因果关系的鉴定方法和鉴定结论。
  首先，从方法上讲，应当严格执行不同鉴定事项的国家标准和推荐方法，做到方法的科学性。
  其次，从鉴定意见上看，应当明确科学判断与法律价值判断的界限，即如果不能得出因果关系存在或不存在的结论，就应当如实写明“环境暴露与环境损害间在时间上先后顺序，环境暴露与环境损害间的关联在不同时间、地点和研究对象中重复性验证的结果”等鉴定的事实性结论。
  最后，对于超越科学判断，在不能基于科学知识做出科学的因果关系结论时做出的关于“不能排除因果关系”“可能存在因果关系”的模糊表述，则不能被法庭采信。
  除非依据可靠的科学技术，比如基于医学、生物学、毒理学等理论解释环境暴露与环境损害关联性的机理，可以明确得出所谓因果关系存在的或然率，否则，是否存在盖然性因果关系或疫学因果关系应当由法院依职权组织法庭调查并作出法律判断。
  总之，对待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的概率性表达，对于可以定量分析的证明对象而言，可以把已经制定出的详细参考标准与检验结果进行比较，最后得出准确的鉴定意见;而针对必须定性分析的证明对象而言，因其不存在特定的比对标准，应当将观察目标与目标整体所处的环境展开综合性的研判。
  可以说，两类分析方法在本质上具有明显区别，这也造成评价两类方法的标准不相一致，所以我们必须先对分析的对象进行明确，达到“不以定性的标准对定量的对象进行质疑，不通过定量的要求对定性标准进行调整”，并且对于以概率性表述来证明案件事实的，应当慎重采信。
  鉴定意见裁决性意见认证规则
  鉴定意见从本质而言只是一类间接证据，对案件裁决性方面的问题应由法官负责，裁决性问题绝大部分为法律问题，比如环境侵权责任要件、量刑情节等，而并不是常规的事实问题。
  假如鉴定意见针对某些案件问题发表了自身的意见，只会对法官的判断结果产生影响，在某些情况下还会造成鉴定意见取代法官的决定。
  但是，鉴定意见在案件审判过程中仅仅是负责针对某个法官无法解决的问题为其提供帮助，所以他只掌握与该问题有所关联的部分内容，因此他也无法在这种情况下给出符合事实的判决结果。
  为此，应当明确鉴定意见不能对裁决性问题发表自身的意见。
  假如在司法实践中鉴定意见对裁决性问题表达了自身的意见，该部分意见即便与案件存在关联性，也应该将其排除。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意见可采性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