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基督教文化以为天上权威是神、上帝；儒家文化最早典籍《尚书》里，天上权威也是“天”、上帝。只是秦始皇造了“皇帝”一词，作了上帝的代替品，并且自以为贵于上帝，国人的上帝意识才被淡化了。但中国也不缺“祭天大典，”每遇严重天灾，视为“天谴”，“民主”皇帝下“罪已诏”颁布天下，以求上天垂怜赦罪消灾。可见上帝的威荣足在皇帝之上，世俗权力还是受制约的，这样的记载史书上也有不少。
  原来人类本就有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的全球意识。人与上帝的关系，东方与西方人在认识上，除了使用的语言符号差异外，原来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周代能享国八百年，就得力于“天民合一”的精神被普遍接受，上帝成了道德规范的立法者（《尚书·洪范》）和伦理行为的监督者与审判者的时候，掌权者不能不考虑上天的存在，“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以免“覆舟”之虞。因为人不是神，人会犯错误；钱财不是神，会诱惑人、束缚人、使人以之为偶像，作为上帝代替品，居生活中首位，这就破坏了人与上帝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
  中国人与上帝的隔阂始于何时？源自秦代的“焚《诗》《书》”，“以吏为师”的意识形态大蜕变而出现的自我中心“人的神格化”。由于把受造物作为偶像，作为上帝的代替品，甚至他们的臣僚，死后也被塑像供奉，其流毒就是二千年的中国伦理观反复出现的高位缺失。人受制于偶像迷信，成了偶像的奴隶。不是神的“神格化”、“偶像化”的后果，是人的人格的淡化、学术文化的退化、人道主义的弱化，和对人的生命和心灵的轻视。这种偶像迷信造成人与上帝之间的隔阂，后来发展为把中国人固有的上帝观、全球意识的上帝观、硬说成是西方的专利，而加以拒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不受制约的权力会滋生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理论上，明白权力必须受制约、受监督，与在实践上接受公开监督，特别是来自人民群众的监督，毕竟不完全是一回事。幸而权力必须受制约，现在已经成了亿万人民的普遍认识，而监督渠道不畅，也达不到制约的目的。只有学会怎样克服扰乱这一代人的精神罪恶，才能脱离以追求特权为目的和谋取不义之财的社会罪恶。因为人一生的作为，都是由心发出。正心为上，正罪次之。心不正，则罪不止，而且交叉感染，比“虎力拉”传染病为甚。
  《尚书》的意识形态，寻求人与上帝的和谐关系的“天人合一”本来也就是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这也是唯一可以与全球意识接轨的。面临一个全球意识的新世纪，重建“天人之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关系，避免因严重忽略人的灵魂，而把人和地球引向毁灭的危险，是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和人类的共同责任。房龙《宽容》一书，是表述和探讨人类思想发展史的，他的结论一定会令高度现代化的人们自负扫地。他说：“如果我们知道自已是什么人—是古时住在山洞里的人的当代化身，是叼着香烟、驾驶着福特汽车的新石器时代的人，是坐着电梯上公寓大厦的穴居人—那对我们精神健康倒更好些。”然而，对所有的精神革新、追求真理、公开监督表示不宽容，以为根本不需要认识自己的人而言，这实在是十分宽容的评价了。
  做了大哥的女人，就是这么幸福！
  鲜肉嫩模老干部，今年跨年该看哪一家？
  平凡的水果世界，平凡中的不平凡。今朝看水果是水果，看水果还是水果，看水果已不是水果。这境界，谁人可比？在不平凡的水果世界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正月是农历新年的开始，人们往往将它看作是新的一年年运好坏的兆示期。所以，过年的时候“禁忌”特别多。当然，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不一样，过年的禁忌也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