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时代呼唤新的中国家训:经济发展与中国家教文化演进和现代化
  自秦汉以来，中国经济从庄园经济发展到小农经济，再发展到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先后经历了农业、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三种生产方式。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决定治理结构。
  换言之，家训家教内容是对家国关系需求的回应。
  可以说，自古以来，中国的家训和家教文化是随着经济发展而发展、演进的。
  经济发展与家训演变
  中国很早就有家谱，也很早就有家训。
  但家训与家谱合一，是近世之后才有的事情。
  在唐代及之前，家训和家谱应该是分开的。
  唐代之前，所谓“玉牒”或“谱牒”，只有皇族或王公贵族家族才可以有，用于序世系、别亲疏。
  宋代之前，一般老百姓可能有家族但无家谱，有家训但可能不成体系。
  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发展和朝代更迭，中国宗族经历了“贵族―士族―家族”的发展过程。
  在贵族社会、士族社会和宗族社会里，都存在规范家庭或宗族子弟行为的教条，即家训家教。
  自古三代到秦汉皆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贵族把握国家行政和经济大权，而且可以世袭。
  虽然说商周的井田耕作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奴隶 , 商周时期亦非奴隶制社会，但是奴隶一直存在。
  汉代虽然没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但存在大量官私奴婢，总量在300-500万之多。
  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王权和国家是一体的，不仅是奴隶，平民也一定程度上依附于贵族，一般的小农或平民很难形成相应的抗衡势力。
  因此，这个时期的家训主要体现在贵族言论对子弟的教化，以维持权贵家庭的繁衍和兴盛。
  比如西周姬旦诫子“德性广大而守以恭”，东汉蔡邕《女训》中的“心一朝不思善，则邪恶入之”，三国诸葛亮《诫子书》中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等，均是教育子弟的名句。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豪强手中，破产农民却是无立锥之地。
  为了得以继续生存，他们只得投靠依附于大地主，形成庄园经济。
  庄园经济具有规模化、综合性和独立性特点，基本可以实现自给自足。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并惠及子孙，庄园经济逐渐形成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封建经济组织。
  魏晋时士族坐大，沿袭了自秦汉以来的选拔官员方式或重要官职占有，比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兰陵萧氏等，皇帝登基均要取得士族的支持，形成“国家― 贵族(士族)―庄园”的治理结构。
  与此相对，门第较低，家世不显的家族则被称为 “寒门”“庶族”等，他们即使也拥有一定的土地和财产，其成员也基本没有入仕的机会。
  在这个治理结构下，门阀制度盛行，谱牒成为士族间婚姻和仕宦的主要依据，于是士族家谱(家乘)开始迅速发展起来了。
  因为要入仕以及与皇权制衡，所以读书和教育等培养人才措施对一个士家大族而言，非常重要。
  一个体系化的《颜氏家训》应运而生，成为中国古代家训的集大成者，至今仍有诸多教育意义。
  比如在“教子篇”中，开篇即有“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
  在“勉学篇”第一句即“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
  说到底，《颜氏家训》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提供了家庭教育的内容，有利于维持宗族发展，方便子弟入朝为官，也回应了当时皇权和国家的需要。
  #《颜氏家训》
  该书成书于隋文帝灭陈国以后，隋炀帝即位之前(约公元6世纪末)，是颜之推记述个人经历、思想、学识以告诫子孙的著作。
  作为传统社会的典范教材，《颜氏家训》直接开后世“家训”的先河，颜之推并无赫赫之功，也未列显官之位，却因一部《颜氏家训》而享千秋盛名，由此可见其家训的影响深远。
  被陈振孙誉为“古今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重要典籍，这不仅表现在该书“质而明、详而要、平而不诡”的文章风格上，以及“兼论字画音训，并考正典故，品第文艺”的内容方面，而且还表现在该书“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的现世精神上。
  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严重冲击了这个治理结构。
  九品中正制的官员选拔制度瓦解了，开科取士制度为寒门子弟向上流动提供了一个重要通道。
  从宗族来讲，寒门宗族由于“朝中有人”，进而发展成为一方势力。
  特别是入宋以后，科举对一个宗族的兴亡举足轻重，甚至可以说，科举为平民化宗族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力量。
  宗族为了自身发展，用系统化、规范化的训言劝导子弟“修齐治平”、读书报国，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哪个家族为官者众，这个家族就越兴旺。
  因为读书为官的收益太大了，以至于宋代就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诗句。
  另外，黄巢叛乱给唐朝致命一击，也消灭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门阀大族，羁绊中国几百年的政治势力被彻底瓦解了。
  士族被灭，庄园经济随之消失。
  门阀制度瓦解，社会秩序重构，人口大规模流动，都促进了宋代小农经济的迅速发展。
  小农经济形态的特征是规模小，经营分散。
  但与庄园经济相比，存在致命的局限是，无法实现统筹管理、规模化生产，比如粮食品种筛选、水利灌溉、乡村公共道路的维护等。
  用现代经济学术语解释就是，缺乏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另外，这种生产方式也无法共担社会风险，因为门阀士族瓦解后，庄客、雇工对庄园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也瓦解了，庄园对庄客的疾病、养老、贫困等风险的责任也随之消失。
  因此，自宋代开始，平民家族的兴起不仅有政治因素，经济因素，还有社会因素。
  从政治因素上来说，因为科举制度，家族的治理更愿意积极回应国家需求，比如税收、水利建设、劳役和兵役等;从经济因素上来说，互助的集体劳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农业生产上公共产品缺失问题;从社会因素来说，宗族的经济实力提升，通过义庄义田对鳏寡孤独的救助，有报团取暖性质，比较典型的就是范仲淹在苏州所创的“范氏义庄”，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政府社会责任的不足。
  宗族的发展，逐渐成为国家公共服务不足的补充，以及对国家功能延伸不足(皇权不下县)的替代，进而形成宗族治理的“家国同构”机制。
  为维护一个家族的繁衍，家族发展过程中衍生出治理规约、习俗倡导和价值引领。
  因此，在修家谱的同时，必须要把这些内容融合进家训、家教和家族文化中去。
  到明清特别是清末到民国时期，几乎各大姓修谱，皆把这些内容作为必备要素放入。
  家训发展的三个里程碑
  从内容上看，作为传统社会的典范教材，《颜氏家训》直接开后世“家训”的先河，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理论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是中国家训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
  《颜氏家训》的内容，也是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符合社会需要的。
  魏晋南北朝之前当然也存在“家训”，但是那些更多是权贵的家训、私言，其训诫对象或者是太子或者是家庭子弟，比如刘邦的《手敕太子文》、曹操的《诸儿令》等，尚不能说是对一个宗族或者家族的训言。
  随着生产方式变迁，在隋唐以后，庄园经济逐渐让位于小农经济，这种生产方式到明清时代发展达到顶峰。
  与之呼应的是，小农经济时代的家训也发展到顶峰，以《朱子家训》(又称“朱柏庐治家格言”)为代表，这是中国家训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
  在《朱子家训》中，很多内容是反映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下中国传统社会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规定得非常详细，用非常简练的语言，规范了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
  同时，《朱子家训》回应了国家需求，还有一些如“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都是国家迫切所需要的，点出了家国的顺序是先有国后有家，指明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
  #《朱子家训》
  《朱子家训》仅524字，精辟地阐明了修身治家之道。
  其中，许多内容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特点，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勤俭持家，邻里和睦等，为历代儒客尊崇，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
  《治家格言》以“修身”“齐家”为宗旨，集儒家做人处世方法之大成，思想植根深厚，含义博大精深。
  《治家格言》通篇意在劝人要勤俭持家安分守己，将中国几千年形成的道德教育思想，以名言警句的形式表达出来，可以口头传训，也可以写成对联条幅挂在大门、厅堂和居室，作为治理家庭和教育子女的座右铭，自问世以来流传甚广，被历代士大夫尊为“治家之经”，清至民国年间一度成为童蒙必读课本之一。
  这些内容，从家族长辈口中说出，比朝廷的说教要管用的多。
  一些同时代及清代后期的家训，甚至把拖欠国家税收的行为纳入家法处置，包括罚款、杖责，甚至逐出宗祠等处罚，不能不说，这是宗族自保的一个丢卒保帅的高招。
  换言之，如果家训不能回应国训，这个家训并不能教育族人实现自保，其存在的意义就不大了。
  所以有人说，清朝就是用《朱子家训》治天下的。
  200多年以后，清帝退位。
  从政治上看，中国没有迎来改朝换代，不再实行科举考试，传统的“国家―士绅―家族(家庭)”结构也摇摇欲坠。
  从经济上看，自鸦片战争开始的近代工业化，导致了人口第一次在市场引导下大规模和有序流动(其间因战争导致的流动也有)。
  一个越来越近的陌生人社会，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熟人社会。
  这个变化的最大影响是，国家治理方式向现代转型、士绅阶层不再是一个稳固的甚至有稳定上升通道的群体。
  由于人口大规模流动导致家族体系的瓦解，需要重新构建一个“国家―社会―家族(家庭)” 的治理结构。
  《钱氏家训》应运而生，成为中国家训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
  《钱氏家训》为什么是第三个里程碑
  为什么说《钱氏家训》是中国家训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呢
  是因为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中国经济发展到清末民初，自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特别是洋务运动之后，中国工业化的速度明显加快。
  新式工厂、新式学校、新式生活等近代工业化的标志性特点，逐渐在中国东部特别是沿海地区，像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发展起来。
  因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基地在江南，这里生产力发达，最早脱离了小农经济生产方式。
  以上海为龙头，与周边苏州、无锡、南通、湖州、杭州等形成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先驱之地。
  上海逐渐发展成为当时中国的特大型城市，成为集商业、金融、工业、房地产业等为一体的多功能经济中心。
  在这种生产方式下，依附于小农经济的家族和宗族的熟人社会，被工业化的陌生人社会所取代。
  在这种生产方式下，传统家训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一个依托于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多元化非均质社会，需要一种新的家训来维系宗族的教育功能。
  一个脱离封建皇权的中央政府，仍然需要家族在“修齐治平”、教化族人、维持社会稳定方面有所回应。
  这个家训因宗族强关系的消失而失去家法强制力，因土地制度瓦解而失去宗族救济功能，因社会流动而失去了对族人的控制。
  对家族而言，也迫切需要有一套规范，来教育族人如何修身、如何持家、如何睦邻、如何为官。
  特别是持家，不能有太多的封建色彩的内容，睦邻的对象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为官是需要有一定情操和智慧的。
  《颜氏家训》是教育士族子弟的，陌生人社会虽然存在，但并不是重要问题。
  《朱子家训》训诫对象是小农经济生产下一般家族农民，对陌生人社会应对、如何为官都很少涉及。
  因此，20世纪20年代，由钱文选采辑的《钱氏家训》应运而生，与前面两个里程碑家训具有明显的区别。
  一是全面回应了工业化初期国家对家族的需求。
  在当时的北洋政府时代，军阀混战，国际势力介入、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等因素导致宗族势力日渐弱化，新旧思想交替 , 各种思潮层出不穷 , 给社会价值观造成严重冲突和混乱，传统的宗法社会受到极大的冲击。
  因此，那个时候不仅钱家，中国各家族都在大规模修谱，各家族都意识到价值观混乱带来的问题。
  因此，《钱氏家训》在语句采辑上，不仅吸取了钱氏以及各家族家训精华，也吸取了中国传统格言中为人处世精华，吸取了儒释道精华，试图构建出一个适应工业化社会生产方式的家族教育价值观。
  二是在篇章结构上回应了工业化社会的需求，分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篇。
  而《朱子家训》和《颜氏家训》里面都没有分这些篇章。
  这说明，出洋看过世界曾为驻外公使的钱文选在采辑《钱氏家训》时，就为族人应对即将来临的工业化社会做好准备。
  《钱氏家训》在内容上从个人和家庭，延伸到社会和国家。
  “社会篇”的目的在于，如何让家族成员面临一个工业化的陌生人社会。
  “国家篇”的目的在于，在取消世袭制之后，国家由家(姓)天下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后，个人如何做官来更好地报效国家。
  特别是“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这样的话语，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家国同构的色彩。
  钱文选(，钱镠第三十二世孙。
  上世纪20年代，钱文选首次恭辑成《钱氏家乘》，收录了《武肃王八训》、《武肃王遗训》和《钱氏家训》三部分内容。
  三是继承了千年的家教文化。
  《钱氏家训》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并继承了《武肃王八训》和《武肃王遗训》的核心内容，这个内容钱文选总结为“顺天、孝亲、爱民”。
  钱文选在核心思想上继承并发展了“八训”和“遗训”，在语言上沿袭了“《朱子家训》”，将20世纪上半叶人们在转型社会时期的需求，特别是如何继续发挥家庭在稳定社会、传承文化与文明、维护国家政权等方面的作用，做了详细的规定。
  《钱氏家训》博采众长也体现得非常好，比如第一句话“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
  采自袁崇焕宗祠联。
  家庭篇“子孙虽愚，诗书须读”，采自《朱子家训》。
  这种兼收并蓄的风格，反映了钱文选考虑将优秀传统家教文化灌输给族人子弟的良苦用心。
  新时代中国家训需要回应的四个问题
  《颜氏家训》时代，强调个人、家庭应该怎么做。
  而到《朱子家训》的时代，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家族的、家庭的力量在教育家族的子孙该如何行为处世。
  到《钱氏家训》的时候，因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需要，在吸收上述家训优秀内容的同时，其强化了国家和社会的概念。
  当然，随着当代经济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与100年前相比，中国经济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实行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生产方式也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并向后工业化迈进。
  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国梦” 时代。
  而社会结构和政治运作方式，也出现了根本性的不同。
  《钱氏家训》当然有其时代局限，需要进一步改革，甚至可以说，时代呼唤第四个里程碑式的家训问世。
  这第四个里程碑式的家训，不必为一姓所有，可以称为中国家训。
  这个中国家训需要回应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如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有效对接，创作一份既有传统家教文化特色，又能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相呼应的新家训。
  这个新家训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价值方面的空缺，如孝悌、睦邻、勉学等。
  二是如何对接工业化生产方式下社会保护机制重建问题。
  以养老为例，在国家保护的公民权利基础上，社会化保护机制包括政府统筹和商业保险，都在发挥作用。
  但是，养老不能离开家庭，家庭和国家如何分工，也是回应家训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如，体现在家训中的家族互助，在当下失去宗族和义庄的现实基础上，如何发挥宗族互助机制。
  三是如何解决传承主体流动性大和传承机制弱化问题。
  工业化生产方式导致的人口大规模流动和宗族瓦解、家庭小型化和核心化，导致了传统家族教育传承机制的断裂。
  如何在一个陌生人社会的国家里重塑宗族社会的核心价值并教育族人，又不至形成利益集团而危及社会安全
  四是如何从家训家教体现我们的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
  在发展经济方面，中国与世界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在文化发展和道路选择上，中国与世界的普遍经验又有诸多不同。
  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时代，我们不仅要与西方在竞争中体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的家教体系和家教文化，也是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如何将相关内容嵌入，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
  当然，新家训并不是要否定老家训。
  一些传统家训核心价值，仍然值得继续继承。
  比如《颜氏家训》里的劝学、教子等内容，《朱子家训》里的勤俭节约内容，《钱氏家训》里的家国情怀内容，均应该在新家训里得到体现。
  特别是《钱氏家训》的“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2009年被温家宝总理诠释后，几成国训，更应作为重要的内容予以传承。
  总之，新家训在理念上，要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契合;在约束机制上，要与法治社会相匹配;在传承导向上，要与现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
  时代需要我们对中国传统优秀家训，再一次做一个集大成式的归纳，形成一个与当代社会契合的、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第四个里程碑式的新家训。
  用这个思路整合出来的新家训，必定能够回应当代的国家需求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目标。
  在培育人才方面，起到学校教育所不能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