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上个世纪80年代，唐德刚先生曾在台湾《传记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就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精妙概括。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构思之前，首先便要肯定一个“绝对”是非，而是非一旦绝对化，则20世纪的历史研究就被拉回到古希腊诡辩时代，从“寻找真理”堕入“证明真理”的框框中去了。真理既然只许证明，不许寻找，则亚里斯多德的“辩证法”便成为证明真理唯一的法宝了。中世纪的“上帝”既可由辩证法证明其存在，则上帝以下的真理就不必多说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有许多概念，例如“阶级斗争”，便是中世纪“上帝”这一绝对真理的延续。概念既然绝对化，只容“信仰”，不许“探索”，则科学就变成了神学。{1}因此，以神学为法则，再回头来探索历史，往往流入重复、阉割、陷害历史真相的泥潭。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最令别派史家诟病的地方。
  因此，笔者认为要深化革命史研究，引入社会文化基础就成为必然，但加强新革命史研究，要做到这些，估计还不是历史研究灵性的全部。真正新革命史研究必须汲取实证学派及解释学派的相关优点，开辟新的研究范式。一般而言，历史研究视角的选取、运用都是以史料的解读为基础的，因此史料是第一位的，但如深化新革命史研究，还需汲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相关社会科学一些可资利用的理论、方法，来达到“深描”革命的历史文化基础，发掘革命微观困境及其整合，探寻革命及其消解的意义价值等。
  这无疑表明，建立在允许矛盾及非逻辑存在的多元实证基础之上的历史研究，同样也需关照那些要求自洽，且整合于逻辑的相关建构理论，如此才能走出黄宗智先生所言的理论上和话语上的“二元困境”{6}。
  历史已沉默不语，可史家应该激动不已。因为社会风潮及相关技术已为史家的研究从社会、经济的客观性维度向话语、文化的表达性维度转移做好了铺垫，史家应该具有这方面“鲜活”的眼光，注重思想力的挖掘。
  当历史转入近代，中国的王朝体制逐渐被民族国家体制所取代，这是一种由被迫走向主动的大转型，但大转型同样带来多重困境与危机。当国人面对民族、国家危机时，他们对危机的看法、估计、认识、了解迥异：有的认为某个领域有严重危机；有的认为另一领域危机更多；有些人认为这些危机并不迫切，可以渐进去解决；而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国面临一个全面危机，各个领域危机犬牙交错构成一个整体联盟，而这个全面危机必须全面解决、尽快解决，没有迟缓的时间与空间了，要解决的方法只有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又必然是全面的。换言之，全面危机必须全面解决，而全面解决只有社会革命。这大体能够概括近代以来激进主义思潮演绎成因及路径。
  那么这些激进的建构理性主义思潮是如何“发生”、“发作”的？又是怎样与政党制度相勾连的？在具体践行中，国共两党组织力深入中国社会样态如何？透视了怎样的比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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