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
  1931年12月，井冈山苏区向上海第二临时党中央紧急支援的“特别经费”——120两黄金——在转运途中，连同负责解运的地下交通员一起神秘消失。
  该案引发了上海中共中央的极大震怒，迫使当时上海地下与工人运动的诸多计划均因经费匮乏而流产。由于该案发于白区，又处在顾顺章、向忠发等大批高级领导人叛变、上海临时中央四处躲避的艰难时局下，这起巨额经费失踪案最终只能不了了之。直到十九年后的1950年，才由中央特批的“悬办”工作组第三组侦查员们侦破。
  案件背景
  要说清这起案件，先得了解一下中共党史上的临时中央。1931年9月中旬，党史上的第二个临时中央在上海诞生。当时，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只有周恩来、卢福坦、陈绍禹（王明）、刘少奇四人，仅占政治局成员的四分之一，他们已失去“代表多数”的作用。同时，周恩来将赴中央苏区工作，陈绍禹将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这样一来，上海的政治局成员远远不足半数，按照党章规定，政治局已不能行使其职权。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中共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并提出组成人员的具体建议。据此，1931年9月中旬，周恩来、王明、张闻天、秦邦宪（博古）等四人在博古家里开会商议此事。商议的结果是，由博古、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报请共产国际审批后，第二个临时中央随即投入工作。
  本案发生的时间，即第二个临时中央开展工作后不久的1931年初冬。临时中央在处于白色恐怖中的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加之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以较高的社会身份作为伪装，大上海的十里洋场，所需经费无论再怎么节省，也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这样，当时的临时中央不但无法开展正常工作，连中央机关自身的安全都无法保障。
  革命时期的林伯渠可此时的处于地下活动中的临时中央既无法筹款，也不能开展募捐，就只能通过两条渠道解决这个难题：一是由苏区建立的红色苏维埃政权拨款，二是向共产国际申请援助。但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共产国际采取敌视态度，因而莫斯科方面的拨款不能通过银行、邮局汇款，而是安排秘密交通员从境外辗转进入中国，其中曲折多多，风险极大，所需时间少则两三月，多则半年。因此，当时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博古起草密电，与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取得联系，让即予拨款。当时苏区的经济情况不容乐观。但是，苏区政府还是全力支持临时中央，决定拨给临时中央黄金一百二十两（按十六两一市斤之旧制）。由主持苏区财政工作的林伯渠指示苏区银行“按额调拨”，最后送来的是一堆各式各样的打土豪没收来的黄金首饰，于是就请金匠把首饰制作成十两一根的金条，装入一口按照金条尺寸专门制作的白铜小盒，盒口用锡焊封。
  事发经过
  林伯渠手书的“快”字符信考虑到这笔数额巨大的经费从江西送往上海得经由若干个地下交通员之手，这就有一个交接验核的过程，交割成功后，下线交通员得给上线交通员一个确认收货的凭证：这个凭证是一个银元大小的汉字，由林伯渠亲笔书写，写后请刻章店铺用经沸水反复煮过的硬木刻成一枚比象棋子薄些的印章样的东西，刻成后按笔画破解成七件。七个笔画代表着七个地下交通员，事先将各个笔画和锁具、钥匙各一分寄至（或者送达）预定交接地的地下交通站。上下线交接时，凭暗语相认，以下线钥匙打开上线的锁具确认，交割完成后下线交出笔画，上线则把他掌握的锁具交给下线。上线凭笔画向组织证明他已经完成了使命，已变成上线的原下线交通员则用上线给他的锁具去与下一站交通员接头。完成使命的交通员返回后把收条凭证——笔画交给组织，组织则按照规定的方式把这一特殊凭证辗转送交苏区汇总。
  这个出自林伯渠之手的作为凭证的汉字：“快”。至于哪七个地方，根据保密规定，林伯渠是不知道的。
  特别经费运送线上的第一个交通员是1931年11月6日从瑞金启程的，按预定的路线，应该是这样的：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这条路线有些绕，但安全系数大。满打满算，用一个月时间是可以到达上海的。可是，等米下锅的临时中央从11月底开始发电向苏区询问，一直到12月22日，一共发了五封催询电报，苏区这边于是意识到出问题了。直到1932年元旦那天下午，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拿着业已收到的“快”字的前六个笔画来请他鉴定是否原件，他方才意识到那笔特别经费出了问题。
  初期调查
  “快”字的最后一笔——捺，始终没有送到苏区。苏区政治保卫局于是启动了调查措施。经林伯渠确认，已经送来的那六个笔画确是原件，刻章匠也确认是由其亲手制作的东西。于是，苏区政治保卫局断定：特别经费在运送过程中，前几站均无问题，事情出在松江至上海的那一站。
  苏区政治保卫局试图对此事进行调查，可是，以当时的条件，想去远离江西苏区、紧靠上海的江苏省松江县进行调查，那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不说其他，光是潜入白区的安全风险就高得难以预料。当然，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请机关设于上海市区的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人员协助调查。苏区这边也确实这样做了。上海的特科情报人员将目光锁定在那位承担最后一站运送特别经费使命的秘密交通员。可是，已经找不到此人了！
  不了了之。十八年前的调查结果就是这样的。
  特别经费未能送到上海，产生了以下严重后果：因没有资金及时营救，九名被捕的同志遭到杀害；一次预先布置好的为配合“一·二八淞沪抗战”而举行的日资产业大罢工流产；三名伤病的地下机关同志因无医疗费用及时救治而死亡；四名牺牲烈士的家属因未能获得组织及时的经济救助而流落街头，最后失踪，等等。
  在紧接着到来的反围剿、长征、抗战、内战的风起云涌，这起发生在1931年冬的案件虽然不得不暂时湮没在了纷纭变幻的革命大潮当中，但它却从未远离几位当事人的心头。因为这起事件，造成了许多被捕同志的牺牲、增加了临时中央在上海的工作困难。
  重启调查
  1949年11月下旬，公安部、社会部向华东局、东北局、华北局的公安部、社会部发出机要件，要求对件内所注明的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前我党我军各个历史阶段的若干起尚未侦破的悬案进行调查。分发给华东局的案件中有一起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经华东公安部、社会部研究决定由上海市公安局进行调查。
  本来，按照行政区划来说，该案应该交由苏南行署公安处去调查，因为松江其时属于苏南行署管辖。可是，以苏南行署公安处的警力和能力，恐怕难以胜任，所以最后还是决定交由上海市公安局承办。同时下达给上海市警方的还另有五起其他历史悬案。为此，上海市公安局决定抽调一批精干侦查员组建一个名唤“悬案调查办公室”（简称“悬办”）的临时办案机构。“悬办”下设六个调查组， “特费失踪案”由第三组负责调查。
  第三组有蒋某某、徐某某、胥某某、邬某四名侦查员，蒋文增为组长。四人接受任务后，随即从“悬办”杨家俊主任那里调取了华东公安部转来的卷宗。干员老蒋一把材料拿到手里，就马上掂出了这个案子的调查难度：卷宗袋轻飘飘没一点儿分量！打开一看，果不其然，就是一份两页纸的材料，是关于该案案情的简单介绍，下面倒是盖着中央公安部、中央社会部的印章。四个侦查员传阅后，马上研究怎样着手进行调查。讨论下来，最后决定去北京，向林伯渠秘书长当面了解情况。
  于是，次日——1949年12月6日，蒋、徐、胥、邬四人登上了北上的列车。抵京后，等了三天，就见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林老日理万机，但还是给了他们二十分钟时间，于是侦查员就有了如上所述的那番对该案背景、情况的了解。那么，地下交通员的情况呢？林老不无遗憾地说，如果邓发同志还在，他可能说得清楚。
  但林老还是向侦查员提供了一条线索：记得瑞金派出的那个交通员好像姓秦，曾给高自立同志当过警卫员。
  高自立这个名字，如今大多数人听着都会觉得陌生，可在当年江西苏区，那可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是1925年参加革命的老一辈革命家，井冈山时期是与罗荣桓、粟裕一起担任连队党代表的战友，后来又担任红三军团政委兼军委书记，组建中华苏维埃政府时，他是土地人民委员（相当于如今的国土资源部长）。新中国成立后，高自立在东北担任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书记。
  侦查员随即离京前往沈阳。他们还算去得及时，高自立当时因长期操劳已经患病，不到一个月后（1950年1月9日）就去世了。当时，侦查员未能见到高自立，但达到了此行目的，高自立看了递交的条子后，答称：警卫员小秦，江西萍乡人，在解放军第十三兵团任职。
  十三兵团当时在广西，于是，侦查员调头南下奔赴南宁。
  初露端倪
  专案组从南宁开始，一路摸排到了当年最后一位转手的地下交通员刘某某（除案件经办者外，本文当事者均隐去本名，下同）。侦查员向其调查那次去松江跑交通之事，刘某某说那次跑交通还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是他最后一次为组织上效力。
  刘某某回忆说，1931年12月1日晚上七点多，在从金华来的上线交通员手中接收了黄金之后，他于12月3日上午七点抵达了松江。他在车站旁边的一个小摊上吃过早点，就去了“汉源栈房”。第二天下午，刘某某在客栈门前听到一个三十五六岁、穿戴黑色衣帽的人向客栈账房打听是否有一个杭州来的竹行先生来住。刘某某估计来人是接头的下线了，当下就与他搭上了话。
  对方冲他上下一打量，微微点头。于是，刘某某就邀其去房间。两人对上了暗语、钥匙以及“快”字信符的倒数第二个笔画——撇。至此，交割完成了。对方冲刘某某点点头，拎着装着特费的小皮箱一声不吭地出门而去。
  刘某某返回杭州后的第五天，有一个地下党员来竹行取走了那个“撇”。至此，刘某某的任务就算网满完成了。而他的地下生涯也结束了——之后一直到杭州解放，再也没人来跟他联系过。他估计是掌握他这个关系的上级领导出事了。按照当时组织上的规定，脱党这么长时间，他已经不是党员，早巳还原成一个寻常百姓了。不过，杭州解放后他还是去找了军管会、市委反映当年的情况。正因为他的反映，这次侦查员才得以打听到他这条线索。
  这样， “悬办”第三组终于查摸到了当年运送特费的秘密交通线上的最后一道环节：松江的那个穿黑色棉袍的男子。那人拿到货后去了哪里？为什么没把特费送到上海，甚至连人也失踪了？要查明这个疑团，得去松江撞运气了。
  1950年2月1日，第三组的四名侦查员从上海前往松江开展调查。
  陷入迷局
  蒋某某四人抵达松江县城后，先去专区公安处。如此重要的案件，自然得到了公安处的积极配合，当即指令松江县公安局指派专人陪同上海同行调查。松江县公安局指派了侦查员老马，会同蒋某某四人随即开展工作。
  但时隔多年，当年见过那个黑衣交通员一面的客栈账房实在无法提供更多有价值的线索，于是专案组又请刘某某再仔细的回忆了当时的细节，在侦查员耐心的启发下，刘某某终于回忆起，十八年前那个黑衫黑帽的男子在验证过“特货”后，从钱包里取那个木质的“撇”时，他无意间朝对方打开的钱包里瞥过一眼，看见里面有一张薄薄的折拢起来的蓝色的纸——一张当时客栈通用的押金票据。
  30年代的松江城是个小地方，拢共也就那么大一点儿，城里的老住户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可本地的客栈老板、账房先生都不认识这个黑衣交通员，再加上这张票据的细节。因此，可以排除对方是松江城厢人。而且这种特殊的地下任务，此人必定是小心谨慎，定是提前数日就在松江投宿等候。
  至此，专案组已经统一了下一步的调查思路：调查松江城里所有的旅馆。
  然而遍查当时松江的所有旅馆，却没有查到一个符合特征的旅客。
  这时，第三组收到了市局“悬办”通过部队机要员捎来的工作情况通报。通报中说了各组的办案进度，第三组与另外两个组并列末位，这使蒋某某等四人顿感脸面无光。不过，通报中也有对第三组有启发的经验介绍。承办…军统’、‘中统’迫害民主人士系列案”的第五组的调查就有较大收获，该组的经验是：不厌其烦，向看似无法调查的方向伸出调查触角。蒋某某看着似有所悟，对另外三人说我们手头这个案子是否也存在这种“看似无法调查的方向”呢？
  四个侦查员议下来，觉得这个方向似乎是存在的：黑衣交通员并未入住旅馆，而是借宿于松江城里的某户与其有亲友关系的居民家里。
  侦查员于是就决定顺着这个方向伸出触角开展调查。这就需要请松江城厢镇派出所协助了。不过那时开展此类工作远比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便当得多：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生活模式，街坊邻里间的关系几近透明，谁家来过什么客人、请过几次客，不但户主一家记得清清楚楚，就是邻居也回忆得起来；最关键的一点是：派出所通过全镇各居民委员会可以比较容易地向全镇各家居民查询。
  可结果却使侦查员大失所望，是清一色的“没有查到”四个字。
  无语之后，蒋某某就说看来松江这里已经没啥线索可以调查的了，我们回上海吧，过了春节再作计议。其余三个侦查员也无办法，只有点头赞同。这时，侦查员胥某某向蒋某某请假，说这边的松江军分区司令部有他一个叫山东老乡，是司令部的参谋，已经四五年没见过面了，想乘这个机会去看看对方。
  没想到，这一去，竟然获得了一条线索！
  突现黑衣人
  胥某某去军分区司令部后，立刻往众侦查员下榻的旅馆打了—个电话，说杜参谋请蒋某某三位一起过去吃个便饭。盛情难却，蒋某某三人于是就去了军分区司令部。杜老乡是个热情豪爽的山东汉子，让伙房给炒了四个菜，买了两瓶白酒，请胥德深四人畅饮。众人吃着，觉得菜肴炒得极好，赞不绝口。杜复明觉得很有面子，就唤出厨师老柏来跟客人见面，说上次华东军区副司令许世友来松江视察，也是老柏掌的勺，许司令也称赞了，还敬了老柏一杯酒呢。侦查员于是就请老柏入席一起吃。
  席间闲谈时，杜老乡问起胥某某等此次来松江出差的事由，胥某某说是调查一桩十八年前的案子，费了好大劲还是没有头绪。这时，一旁的老柏忽然开口了： “我知道那年头松江这边还有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哩，不知道你们调查过没有？”话一出口，四个侦查员的眼睛立时齐崭崭地盯着老柏，静候厨师往下说。
  民国年间，松江地面的一些党政军头面人物摆宴席，常把老柏请去掌勺。松江城里的保安团司令部经常要举行军事会议，所以老柏去的次数尤其多，就跟保安团司令部的那班人混熟了，对那里的情况也了解了一些。那时保安团只有团长有一辆自备小车，交通不便，这样参会军官的住宿就成了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保安团司令部内就设立了一家有五十张床位的招待所。
  招待所对内营业，但也接受社会旅客，但必须有保安团连长以上熟人介绍并要取得一名营级军官的签名担保方可入住，当然是收取费用的。不过，由于有严格条件，能够人住的人也不多。而知道保安团内部招待所可以入住非保安团军人的，那就更是微乎其微了。这可能也是侦查员之前调查时没人提到此处的原因。
  蒋某某、徐某某等四名侦查员闻讯大喜，问下来，关于保安团的档案都堆在库房里。一查，发现那年12月1日至5日那几天中，符合侦察目标的嫌疑人只有一个：来自上海一家药铺的梁某某。其担保人是保安团营长。梁某某于12月1日中午入住，至12月4日清晨离开。
  线索再断
  四个侦查员分两路到上海进行查摸，一共花了三天时间，获得了以下情况：梁某某说话带上海郊区口音，听说是江苏省嘉定人。梁某某为人谦恭，内向敛言，正直仗义，再加上他那手技艺，使其成为“祥德源”上下都很喜欢的一个人。老板把他视为第一心腹，不但店里的事情桩桩跟他商量，有时甚至家里拿不定主意的事儿也要问问梁先生。
  那次梁某某离沪去松江进货后，过了大约三四天返回药铺。那天，梁某某是上午九点左右回来的，和以往每次去外地出差一样，回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每人送一样小礼品。然后，梁某某喝了一杯茶，对老板说： “我这次出差有点儿累，这会儿想先去睡一会儿，下午再来向您报告一应情况。老板点头说好，还关切地询问要不要去找西医看看。梁某某微笑称谢，摆手说不必，然后就离店而去。这一去，竟再也没有回来！
  那天下午，老板等到四点多钟快打烊时还没见梁过来，只道他生病了，就差学徒前往其下榻处看望。下榻处不远，也在法租界。学徒骑着店里送药的自行车过去也就十来分钟，速去速回，向老板禀报说那里是铁将军把门，没有人。郭老板立刻亲自赶去，果然！向邻居探问，都说梁先生已经走了好几天了，没有回来过。老板立刻向法租界巡捕房报告，巡捕请了锁匠把房门打开，里面整洁如常，却一眼就可看出确实已经数日没住过人了。
  巡捕房把老板带去询问，发现其并无卷款潜逃之嫌，也无其他案件牵扯，因此也就没有立案，甚至连笔录也没做。这件事渐渐地就无声无意地过去了。这家药铺的人，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梁某某。
  峰回路转
  第三组在对药店的调查中找到了梁某某的照片。经刘某某辨认，确认就是当年的那个与刘某某接头并交割了“特费”的地下交通员。2月26日，四名侦查员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
  侦查员分析，梁某某是平静地结束松江之行返回药店，然后不露声色地消失的。而从事后药店老板以及法租界巡捕房去其住处查看和向邻居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他其实自12月1日上午离开住处后就没再返回过。因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梁某某对于自己的“失踪”是有准备的，也就是说，正是他自己制造了失踪。梁某某为什么要制造失踪？显然与他作为地下交通员所完成的任务有关。可能是梁某某在完成交割后有意或者无意间发现他所运送的“货”竟然是一百二十两黄金，从而起了贪婪之心，于是，他就决定侵吞黄金，然后远走高飞。
  之前，侦查员了解到梁某某是嘉定人氏，那干脆就到嘉定去查查，指望能够撞到好运。
  这个运气还真给他们撞到了。侦查员到了嘉定县城，通过公安局找到几个中药店铺的老板、账房、老药工师傅开个座谈会，请他们回忆一下嘉定地面上以前是否有过一个在上海法租界工作的名叫梁某某的老药工。结果，最后一个到场的老师傅说：还调查什么，梁某某就是我收的第一个学生子（沪语，即学徒）。
  侦查员得知这个情况，自是喜不自胜。可是，往下就喜不起来了。据老爷子说，梁某某家住嘉定南门外，婚后生育了三个子女。其妻小名贞姑，黄渡镇人，原无业，后来梁某某忽然失踪，光靠以前的积蓄难以谋生，就把嘉定这边的房子卖掉后拖着三个子女回黄渡娘家做起了小生意。那还是民国二十年左右的事儿，后来情况如何不清楚。
  第二天，3月2日，第三组一干人顺着老爷子的指点去了吴淞江畔的黄渡古镇。查了半天，竟然让当地民警给打听到了：贞姑大名叫陈某某，以前确实住在长街上，后来全家搬走了。什么时候呢？邻居回忆说是抗战时期，大概民国三十一年前后吧。
  民国三十一年就是1942年，那年他们全家搬到哪里去了呢？这个，那么多邻居没有一家知道的。他们是那年秋天的一个夜里悄悄走的，反正家里打开后门就是河浜，一条小船载走了他们，听说东西都没带，光带走了各人的衣服——那是第二天听贞姑的姆妈说的，她们是住在一起的。不过，她也没说过贞姑去了哪里。
  走得如此神神秘秘，颇有当年梁某某的行事风格，侦查员越发怀疑：难道是梁某某在与家属中断九年联系后，忽然把他们接走了？
  “那么，那位老太太如今还在吗？”
  “没了！今年正月里走的。不过老太太死时，贞姑回来了。”
  侦查员寻思那就有戏，既然来办丧事，那就会跟其他亲戚接触，接触之中难免要说说各自的生活、家庭成员状况什么的，只要贞姑说过片言只语，那就可能成为线索。赶紧找贞姑家的亲戚去调查吧。抵达黄渡的第三天下午，侦查员终于获得了一条线索：贞姑后来果然是被其夫梁某某接往上海浦东的，现住在浦东洋泾镇!
  3月4日晚上，洋泾镇上的钟表匠、五十六岁的申某某——即当年的临时中央地下交通员梁某某，被“悬办”第三组请进了上海市公安局。
  案件内幕
  与此同时，在梁某某的提示下，侦查员在梁某某的住处灶膛下挖出了一份密藏于陶瓷药罐里的文件——是上海曹家渡一家旅社为梁某某出具的证明。
  到案后，梁某某向第三组的侦查员作了以下陈述——
  当时，梁某某不知道自己这次执行的是什么任务，只知道领导向他交代使命时严肃地叮嘱：人在物在！物丢，要掉脑袋！于是他一路小心谨慎，在完成了交接手续之后，立即启程返沪。
  那时，敌人对来自浙赣闽“赤区”方向的列车都盯得很紧。组织上考虑到安全，交代梁某某应走水路。
  吴淞江在当时乃是强盗出没之地，当地不少住户白天是良民，晚上作江匪。因此梁某某一路小心谨慎，搭乘了强盗不会下手的轮船。到了曹家渡码头已是凌晨，眼见就要到家，梁某某这才松下一口气，他叫了辆崭新的黄包车，想要返回其法租界住处。不一会，就上了苏州河上的“曹家渡桥”。正在年轻的车夫费力地拉着车上坡时，两个推车人随即上前帮忙推车。
  老上海有许多衣食无着的流浪汉，专门在桥上或者坡道旁等候，为有钱人推车赚取小费，因此梁某某并未在意，谁知就在这时，毫无防备的梁某某突然被这两个推车人用一条毛巾捂上了迷药！
  等到第二天晚上，梁某某被店小二唤醒时，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一家旅社的床上，头脑犹自一片迷糊。此时梁某某突然想起自己的秘密使命，急忙查看。自己的行李都还在，可是另一个装“特货”的小皮箱却不见踪影。再一闻，自己浑身的酒味，只一思索，梁某某就明白自己是中了专事坑蒙拐骗的“白相人”的道儿了。
  这个铜箱里装的是什么？领导没交代，可一看那不成比例的体积与重量，就知道那肯定是黄金。这么多的黄金！难怪领导要说“人在货在”了。在那个年代，许多事情发生后是没有条件调查的，组织上没有理由相信自己的解释，那就只有被“执行纪律”。
  梁某某决定趁此刻还有决定权的时候，给自己留条性命。于是他让小二立即找管事的来！
  被吓坏了的店小二急忙找来了旅社的乐姓经理，听梁某某说丢了一箱黄金，经理惊得目瞪口呆。梁某某赶紧指出尚有补救之法。于是，当下就唤来了店中所有见证过此事的人，一起出具了一张说明梁某某是如何在昏迷中被人送到旅社等等前后事由的证明。并在每一页纸上署了名以作证明。
  梁某某收起后，叮嘱说日后不管何人来此询问今日之事，都请避而不谈。但如果来人以上海话发音“捻七”（当天系阴历十月廿七）为暗号，方可讲出实情！说罢起身而去。
  为使日后万一被组织上发现，对今日之事进行调查时留下另一条证据，因此，梁某某才决定在出走前回一趟药店故意留下了供调查员追查的线索。
  从此上海滩少了一位巧手药工，多了一个钟表摊。在艰苦隐忍了十年后，抗战爆发，梁某某终于得到机会，潜往黄渡，将全家秘密迁往洋泾团聚。
  听完梁某某的自述，侦查员们无不目瞪口呆，便于次日立即前往曹家渡的那家旅社核查。果然如梁某某所言，侦查员直到说出暗号“捻七”，乐经理这才松口，所言情况与梁某某一致。
  案件真凶
  至此，侦查员们研究认为“特费”被劫基本上是可信的。
  这样，目光就该转向十八年前那个寒冷的清晨发生于曹家渡桥头的巨案了。经过梁某某自己的分析与侦查员们的研究，认为此案乃系街头流氓自行为之，而非敌人或帮派蓄谋。
  那么从何下手呢？侦查员的想法是：求助于所有旧上海的老警察。经过上海市公安局的同志们的走访，终于把这些老刑警都召集了起来开会。
  但这下可就热闹了。这些老刑警有一半以上直接参与过对这种案件的侦查。因为这种麻醉抢劫在当年那是比比皆是，多成了无头之案不了了之。大家七嘴八舌，只是得出了可能是几个“熊孩子”受当时这股不良风气的引诱，纠合起来作下了这样一起巨案的结论。他们作案的成功仅仅是一种巧合。加之此案系地下党秘密经费被劫，当年本来就没有报案，当然也就没有被这些老警察们侦破了。
  最后，这些旧刑警建议：去提篮桥监狱，向那些解放前就被关进去的在押犯当中寻找线索。
  第三组于是立即起草了一份协查通知发往提篮桥监狱。提篮桥监狱收到协查通知后，通过对在押犯进行调查，得来了许多线索。期间，包括旅社经理也提供了几条重要的线索，但这些线索到最后却都没有了下落。
  就在侦查员们焦头烂额之际，突然，从提篮桥监狱中传来的一条线索，终于让真相大白！
  大盗伏法
  前面说过，“悬办”第三组曾经在3月8日召集了十八名解放前的旧警察开会。会后不久，其中一位曾姓警察因受一位旧同僚案件牵连被抓进了提篮桥监狱。
  曾某那监房一共关了二十来个人犯，人犯待在里面不需要劳动，整天就是闲磕牙瞎聊天消磨时间。同监的人犯听说这个曾老头儿以前乃是巡捕房的刑警，如获至宝，都盯着请他聊聊以前破案的事儿。
  闲着也是闲着，大家就聊了起来。有一天就说到了曹家渡那桩黄金大劫案。第二天，有个同监人犯悄悄把曾某扯到监房一角，向他咨询有关检举揭发的政策问题。
  曾某是老刑警，一听顿时明白有戏。一问之下，这个冯姓犯人要检举的正是自己昨日所讲的黄金大劫案，于是立即就让他说出来听听。
  冯某某是个家境殷实的摩托车商人的儿子，他有个表兄，名叫吉某某，年长他十岁，那年二十五了。吉某某的家境远不如表弟，就时不时到阿姨家来蹭饭。
  1931年，冯某某的十五岁生日，家里早在前几天就开始筹备了，无业人员吉某某自然要来帮忙，于是就住进了冯家。对于冯某某来说，那是极欢喜之事，因为这个表哥太会玩了，而且还会邀请他的两个结拜兄弟阿古、小克来一起玩。
  冯某某记得那段时间表哥经常玩的就是拉黄包车。冯某某的老爸“摩托阿飞”置办了一辆崭新的日本黄包车，仅仅过了一年又有了一辆七成新的小轿车，那是人家作为债务抵押给他的。小轿车进门后，那辆黄包车就成了这几个熊孩子的玩具。后来，这车干脆就被吉表哥拉回了自己家。
  一直到大约这年的12月上旬的某天，吉某某忽然把车擦拭得光洁一新地送回来了。从此，吉某某对黄包车就不感兴趣了，而且人也不大过来了。后来听说他开始做生意了，在公共租界开了一家南货店，竟然经营得很好，还开了一家分号。
  当下，老刑警曾某听冯某某如此这般说下来，寻思听上去是有点儿像，于是就对冯某某说，要求直接向看守所所长报告。
  接到冯某某的检举后，“悬办”第三组全体出动，于5月11日夜审冯某某。发现冯某某交代的那辆黄包车的牌照，竟然与乐经理提供的牌照号码只差一个数字！
  侦查员当即出动，连夜拘留了吉某某，同时对其住所和店铺予以搜查，搜得白铜盒—个，后经梁某某与刘某某辨认，正是当年装纳“特费”黄金的那个。
  吉某某被捕后作了交代，其作案情形确如侦查员事前的分析。当年意外得手后，三人随即断绝来往。抗战胜利后，吉某某曾在外滩偶遇阿古，方知小克1937年就在青帮铲除汉奸的作战行动中殉国了，阿古在北京路经营一家五金店。
  1950年5月12日晨七时，第三组拘捕了另一案犯阿古，并对其所开的五金店及住宅进行了搜查，未获赃物，但有黄金首饰十四件，疑系用其所劫黄金打造，遂予没收。
  在对另一案犯阿克家的搜查中，其父母主动交出儿子诀别时交给他们保存的黄金二十两。经当年打造金条的瑞金老金匠辨认，确系出自其手。
  至此，这起发生于1931年的巨案终于破获。
  1950年11月18日，吉某某、阿古以抢劫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梁某某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当时尚未有“玩忽职守”、“重大责任事故”等相应的罪名，他是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的，但判决后却被释放了。回家后，梁某某于1959年病殁。
  因检举而立功的冯某某半年后获释；旧刑警曾某的行为也被视为“重大立功”，且经调查认定其确实与原同事无涉，于当年7月间释放，由区政府将其安排到物资公司当了一名看门人。
  特别经费失踪之谜至此结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