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周易》的身世
  关于卦象身世，文献记载大都经不起推敲，这里综合文献及考古材料支持作必要交代。
  传说五千多年前由伏羲氏首创八经卦，与云贵一带巫文化结合后，沿巴蜀、荆楚传入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带。一路上不断吸收四面八方占卜理论，到商周才成熟起来。有几方面证据支持：一，蓍短龟长，占卜尚龟甲，古代使用的龟甲来自南方的海龟。二，《周易》以筮占替代卜占，卜占用龟甲或牛羊等肩胛骨，筮占用蓍草，蓍草学名云南蓍，原产地在南方。三，早期用于灼烧龟甲专用的荆条称为楚焞，是南方荆楚之物。四，大量证据表明，中原巫文化的主干源自云贵、巴蜀一带，早期祭祀和占卜与巫文化密不可分，事实上占卜乃巫师集体智慧的结晶。五，有学者论证了，贵州赤水河关岭一代的水书《黑白书》是《易经》的雏形，有一定合理性。即便如此，从《黑白书》到《周易》也已发生质变，前者依然停留于“术”的层次，后者已成为百科全书和承载“道”的巨著。
  如前文所述，卦象实质是由数转化而来的四维模型。古人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其中隐藏的秘密，依目前证据只能存而不论。因此，这里只讨论卦象与数的转换问题。这和玩扑克牌一样，如果没有既定规则、即打法，游戏就无法进行。如何获取卜筮数据并将之转换为卦象，及如何将当前人事与卦象对应起来，同样需要一套约定的法则，即“筮法”。研究表明，春秋战国时多种“筮法”并存，却只“大衍算法”流传，后经朱熹整理沿用至今。这里有两个问题：一，“大衍算法”是否为《周易》本来的“筮法”？二，“大衍算法”是否合理，或者说有没瑕疵？读完本书后，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判断。
  《周易》发展到西汉，先后引入阴阳学、地支、五行及纳甲法，使之愈加饱满而精彩，并促成了两个学派：一是重视阴阳哲学研究的义理派。代表作先后有《易传》、费氏易、王弼《周易注》、程颐《周易程氏传》等。二是重视天干地支、五行、纳甲法及河图洛书等于预测研究的象数派，引入这些变量是为了追求精确计算。主要有孟喜易、《焦氏易林》、京房易、郑玄易、《周易集解》、邵雍《皇极经世》、朱熹《周易本义》、《奇门遁甲》、尚秉和易学等。
  据传，《周易》有《连山易》和《归藏易》两个前期版本。西周乃至春秋似乎三《易》并存，其它两个版本逐渐被淘汰，这应该是《周易》相对成熟的缘故。
  相传周文王遭帝辛囚禁羑里城期间，重叠八经卦为六十四卦的说法不能排除。虽然考古发现在文王之前就存在重卦，客观上也需要一个定型或优化的时间点。
  《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马王堆帛书《要》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说孔子专注于《易》，出即随行，坐则置于案前。《论语·述而》载孔子自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此“大过”与《大过》之义实有不同，历来被误解（参见《大过》篇）。战国前后，儒家门人借孔子之名撰“十翼”，包括《彖·上》《彖·下》《象·上》《象·下》《系辞·上》《系辞·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计十篇，用于解释和发挥《周易》。“十翼”又称《易大传》、《易传》，是后来学《易》者必经之门户。“翼”，犹言如虎添翼之功效。《易传》以哲理为主而不弃卜筮之形骸，兼儒道之思想，以致后人对是否出自儒家之手表示怀疑，事实上是《周易》固有形象的反映。《要》载，“《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孔子自称重义理、轻卜筮。《易传》首开《周易》哲学之门，后人将之归功于孔子，似乎已成公论。
  《周易》已习惯被认为包括经象与《易传》。本来经、传是分开的，东汉时郑玄始将之合而为一。魏晋时王弼把《彖》《象》按六十四卦拆开，分别系在卦爻辞后面，又将《文言》拆开，附《干》《坤》之后，这就是今天通行本的样子。
  关于《周易》成书时间，传统认为是西周初年，此说法因存在明显破绽遭到诸多学者质疑，主要原因是经文有涉及晚于西周初年的人物和事迹。《周易》一词及经文最早出现于《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672年，但《左传》一般被认为是战国中期的作品。此外，《论语》、西晋出土的汲冢竹书、1973年长沙出土的马王堆帛书等皆有涉及《周易》。上述这些作品皆形成于战国时期，也就是说，至今未发现早于战国的涉及《周易》的有力证据。学界普遍认为孔子研究并私授过《周易》，虽然只有间接证据。大致有两个原因：首先，从大量无论文献或考古发现都指向孔子；其次，确实找不出第二个有能力洞察《周易》思想价值的适宜人选。权且暂定《周易》成书最晚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即以公元前500年为下限。天津师范大学周宝宏、王业奇发表于《周易研究》2016年第6期《<周易>经文词义时代考（十二则）》一文，从训诂学角度证明《周易》中某些字词的含义到西周晚期才出现，从而作出《周易》成书于西周晚期的判断。根据对本书的释读分析，尤其是《蛊》《噬嗑》《离》《萃》等卦所展示的史实和观点，更符合西周晚期社会状况。综合而言，在新的证据出现之前，暂定成书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是相对合理的。
  我们之所以能有幸瞻仰《周易》，因其历来被视为卜筮之书，过去的统治者没有感受到威胁而放任流传。现在看来，显然是作者早已预见到风险，事先采取规避措施，以保证《周易》当迎来合宜天时，才允许“自见大人于天下”。今天如果就是作者认为的恰当时机，是否意味着，我们亟需先哲智慧“驰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