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多管齐下道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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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问题重在多维度治理建设 一、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社会发展发生重大战略转移，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
  但现实中往往被理解为经济本体论。
  这种思想认为“人类的思想形态和道德生活乃物质环境的反映和为物质条件所决定。
  这种思想对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影响深远，它是当前我国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它不仅不是解决道德教育问题的有效方法，相反却引发了道德教育的危机。
  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因此，经济与伦理的关系可以用哲学本体论方法对伦理予以根源上的探究和揭示。
  从哲学层面上说，伦理在最终的根源意义上说是由经济所决定的，经济构成伦理的本体，这是伦理的本体属性。
  但对伦理“真”的揭示，其真理性仅限于哲学本体论层面。
  然而经济本体论却将经济与伦理的辩证互动关系理解为简单的机械的决定关系。
  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决不是单一的决定性，也不是简单的决定一反作用的关系，而是辨证的矛盾运动关系，亦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的“决定”，是整体意义上而不是要素意义上的决定。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都是由诸多要素构成的有机体，伦理和经济只是分别隶属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中的一个要素。
  有机体之间对应的决定关系，显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决定关系。
  所以，经济本体论是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机械运用和泛化。
  经济政策作为一种手段可以十分有效，不过只有在塑造它的文化价值系统内它才相对合理。”由于社会将发展经济即单向度的物质总量的增长为目标，根植于人类生物本能的“经济冲动力”成为社会前进的唯一主宰，社会不再关注伦理、道德与道德教育对于建构社会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重要性，相反因其对于“经济冲动力”的制约作用，而成为经济发展所极力挣脱的束缚。
  在这种社会世俗化中，伦理、道德、道德教育被迫退隐，生活变得无聊。
  意义世界由自在的伦理智慧向自为的个体道德转换的链条断裂，一方面社会失去了凝结群体的共同精神而因此失序;另一方面，无意义感也是个体乃至于群体自戕的原因。
  经济本体论却剥夺了伦理作为人文精神核心构成的地位，否定了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合理性，使凸现人类自由本性的伦理沦为经济的附庸，这本质上是对伦理的辱没。
  经济本体论遮蔽了道德教育的人性基础。
  道德教育的重要理论前提是对人性的理解和认同。
  在道德教育看来，个体自在地分享人的类本质，即道德和自然被设定为潜在的和谐，虽然两者在个体身上是现实地分离的，但道德教育相信人能够克服异化完成向实体的回归。
  这是道德教育作为一种人文精神对人性的基本信念，是道德教育的基础。
  但是，经济本体论遮蔽了道德教育的基本前提，它将人理解为纯粹的自然存在，个体内部不再有自然与道德的潜在统一和现实的对立。
  既然没有这种个体与实体的分离，那么也就没有统一和转化的必要，道德教育亦不必存在。
  生来就没有内在矛盾和冲突的人只能是自然人，是与动物一样的存在。
  在这种生存状态中，没有伦理、道德对人自然本性的束缚与引导，只有自因此，经济本体论实际上在最根本的层面上误读了人，以自然作为绝对本质的人只是现象学意义上的人，丧失了人的本质规定性，换言之，被幽禁于本体世界的人已沦为动物。
  既然将人囿于本体世界而设定为自然的存在即动物，就是否定和消解了人的道德责任。
  人的道德是由其物质条件决定的，随物质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因而人不仅是被自身欲望所主宰的本体性存在，而且是被外在的物质条件所决定的存在，个体从根本上说没有意志自由，因此也不负有任何道德责任。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这种对人的自然属性和主观任性的纵容，使得物质决定论成为道德丑恶现象的天然庇护者，这更加重了社会丑恶现象的泛滥与道德沦丧的速度与广度，加重了道德危机。
  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批评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理解为经济本体论的思想，认为这种发展战略的失误与教训是忽略了精神文明建设，认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不能一手软，一手硬，两手都要硬。
  实际上，这种“一手软，一手硬”的现象依然存在，这是经济本体论思想在作祟。
  二、要更加注重建构价值理论及其文化生态。
  专家们强调指出，价值理论是社会发展的灵魂，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等理论文化，会使社会放弃、远离对道德精神的追求，会使人唯利是图，忘记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社会中存在的道德冷漠、自私甚至戾气都和利己主义有关;而把人等同于经济人的理论，会导致自我逐利是必然选择的价值观思维，导致对人的精神人格和美德人性的不确定。
  当前在文化大发展的战略部署中，全社会上下尤其是学术界、理论界、决策层，一定要充分认识到价值理论建构是文化大发展的核心基础。
  与此同时，要继续注重全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引领和舆论氛围建设问题，反思社会现行的道德教育方法、机制以及核心价值观如何大众化的问题。
  必须加强道德教育，克服社会诱导不力的现象。
  邓小平同志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
  几年来，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道德水平下降了。
  追求眼前实惠而放弃远大理想，计较个人私利而不顾国家、民族整体利益，鄙薄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而崇洋媚外等思想倾向增长了，浅薄、庸俗甚至腐化、堕落的不良风气发生了，建国初期就早已绝迹的种种丑恶现象再度出现了。
  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在坚持正确的社会诱导的前提下，加大道德教育的力度，用以矫正这种不良现象。
  道德教育，是一种集体活动，是一个活动群，他是在以情动人、以行感人、以理导人、以境育人这样的一些方式中，也就是在情、行、理、境这些实践中，对人进行品质的培养。
  比如，对儿童的道德教育，应该以形为主，以高尚的形象使他们在具体中逐步学习道德品质;对青年，应该以情为主，拨动他们的心弦，点燃他们的激情，使他们在感染中逐步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质;对中年，应该以理性为主，让他们在抽象中去理解道德的具体，自觉地去做有道德的人;对老年，就应该以境为主，使他们在宠杂的环境中去自我开发道德规范，自我完善自己的品质。
  其次，要处理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国家的政治法律机制。
  专家提出，许多年来社会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步伐很大，但在社会运行中关于管理主体人及其责、权、利的机制规导方面建设有限。
  当前社会中的大量假冒伪劣、坑蒙欺诈等不良现象都和管理监督环节失范有关，而腐败渎职、权钱交易、欺瞒舞弊、不作为或乱作为，也都和公共权力缺乏应有的制约和问责有关。
  所以，进一步加大以制约腐败和问责为中心的政治机制的完善改革是一个势在必行的问题。
  五、法制建设是重建道德信仰的有力法律保障。
  斯宾诺莎认为 “如果某一个国家比别的国家邪风更猖撅，犯罪更普遍，那一定是由于这个国家谋求和睦不足，法制不够昌明，而且未能建立起完全的国家权利之故”。
  健全并细化各种相关法制及其他管理制度。
  法律与道德的相互促进还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没有法治的环境，道德在很大程度上会成为一种空洞的说教;如果只讲法律不讲道德，法律也得不到有效的实施。
  还需要借助制度的支持,仰仗制度的约束来弘扬道德的行为,抑制不道德的行为。
  在这方面,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堪称“亚洲花园”之国的新加坡,就人们的道德义务或责任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条例和禁令,并对违反者进行严厉的惩罚和制裁,凡是违反社会公德的人和事,诸如随地吐痰乱扔烟头杂物、乱涂乱抹、公共场所吸烟、嚼口香糖、在地铁吃东西、18岁以下人喝酒、上厕所不冲水、乱穿马路、涂抹钞票、放鞭炮、从楼上往下扔垃圾等都要课以罚款,或戴上“垃圾虫”标记在原地罚搞卫生一周,或判鞭刑,拘留甚至坐牢。
  美国的国会下属机构设有“道德立法委员会”,并有“道德法”规范人们的行为。
  法国刑典规定,任何人对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采取个人行为,或者能唤起救助行动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处五年监禁并科50万法郎罚金。
  德国 法律把法定或约定养护义务的人的遗弃无自救力的人的行为,定为遗弃罪。
  瑞士、波兰、挪威的法律规定,不为他人伸张正义者,均要被处监禁或罚金等。
  道德制度的功能主要在于,以利益为杠杆,对道德觉悟高的个体,激励他们先进更先进,并对其有益于社会和他人的言行进行奖赏和褒扬;对道德觉悟低的个体,惩处他们的不道德言行,并对其有损于社会和他人利益的行为进行制裁。
  利益(包括直接或间接的物质和精神利益)是隐藏在个体行为背后的根本动因。
  “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6奖赏和褒扬会使人们得到某些物质上或精神上的满足,而这种满足感对他们的道德行为无疑会起着支持、鼓励、诱导和推动的强化作用。
  而惩处和制裁则不仅可以迫使受罚者在社会组织的禁戒、禁止、阻斥的面前改弦易辙,而且也会对那些道德觉悟不高甚至低下、自律精神较差的人产生一种强大的压力。
  正如密尔所说:“使这人欲求美德,使他觉得有美德是快乐,或者,无美德是痛苦。
  为善联想快乐,为恶联想痛苦,或者尽力使人经验到:行善 自然有快乐;为恶自然有痛苦,这样才可能召致人志在美德,而且等到意志坚定时,就无须想到快乐痛苦,也会行动了。”7(论个体道德需要培养的途径)目前社会上许多问题还存在法律和制度规范缺位的现象。
  当扶助老人会有被讹的后顾之忧，当选择道德反而会负重守德成本，人们的道德热情、社会的道德风气一定会因伤不起而发生变化。
  而一个社会如果做缺德事得不到抑恶责罚，就会助长缺德的生态氛围。
  利益追求主体在进行失信还是守信的道德选择中，如果计算出守信成本远远大于失信成本，就会选择失信。
  如果社会具有对道德失信行为责罚的设计机制，使缺德者在失信、守信博弈中深切体会缺德带来的风险和过高成本，就会规导他们放弃选择失信。
  在一定意义上，是外在强制性的制度和规矩教育失信者学会选择诚信道德。
  总之，当社会制度安排不能有效维护道德取向时，不道德现象就会普遍出现。
  四、全社会应该有计划地开展行业、领域的专项调研和整治。
  与会学者充分肯定了当前我国逐步开展的法制部门清网行动、打黑除恶专项整治，以及在公安交通领域、广电媒体等行业开展的各种专项行动，提出企业等其他行业领域也应在政府主导下成系统地进行质量安全和企业诚信的重点治理。
  学者们强调专项整治不是搞运动，而是期望集中对目前道德问题严重的环节进行关注，查找漏洞和薄弱环节，进而推进设计完善制度机制的建构工作。
  四、协调道德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提高民族的道德素质。
  没有协调就没有发展，这个问题我们一度还不能认识。
  我们过多地肯定了经济的发展速度，结果热情战胜了理智，使我们误入歧途走了很远。
  其实作为意识形态，作为道德，潜移默化于社会的运行之中，就像生病，慢慢积累，最后爆发，这就是人们说的“病来如山倒”。
  道德建设，如抽蚕丝，要有“百年树人”的功夫，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但我们忽略了这一任务，把经济数字看得太重，出现了一软一硬。
  这种倾向，现在看，已初露端倪，束缚了社会的发展。
  人的素质高了，经济落后还可以搞上去;人的素质低，上去的经济还可以下来。
  忽略了协调，潜疾病于身体之中，待到病发，已很难治。
  总之，社会道德问题很大很复杂，上述问题是与会各方专家、学者对道德问题及其治理建设的一些思考和建议，但相当程度上也表达了目前学界对社会道德问题成因的积极思考和诊治建议。
  多管齐下道德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价值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基础，必须大力推进。
  在认清其主要思想障碍及其成因的基础上，为了切实有效地推进其建设，似宜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社会主义道德价值体系的理论研究和宣传。
  如既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要尊重他人的同等权益;既希望别人遵守规则，也约束自己不违反规则;既要求别人不欺诈自己，也要求自己对他人讲诚信;既享受社会赋予的权利，也承担相应的社会义务;既索取于社会，也贡献于社会;既受惠于前人，也造福于后人。
  总之，要通过加强有关研究和宣传，使人们对道德价值体系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既熟悉内涵又把握整体;使这一体系通过充分显示其科学性，强化其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性。
  (二)要健全和强化践行社会主义道德价值的激励督导机制。
  各级领导机关、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要进一步重视道德价值建设，以求实创新的态度健全和强化有关机制。
  比如，像“普法”一样组织开展“普道”活动，适当扩大道德模范的评选规模和频度，加大对其人其事的宣传力度，营造全社会重荣辱、敬模范的浓烈氛围。
  同时，对践踏道德底线的人和事，要及时曝光，并严肃有关法纪，给予应有惩处;还可借鉴国外的“道德黑名单”制度，使人畏于背德犯义。
  要在管理指导思想上真正突出公正价值，改革导致不公正的政策、制度和机制，在人力可控的范围内，尽量实现规则和结果的相对公正。
  从而使人们心平气顺，乐于向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