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礼学传承与君权政治：子夏氏之儒对法思想史的影响
  原标题：礼学传承与君权政治：子夏氏之儒对法思想史的影响
  
  
  【摘要】子夏深得孔子礼学真传，乃儒家传经之鼻祖。然子夏之学有其特质：极明外王故益偏实用，由末达本而周审治道，重礼规容以彰明规范。子夏传学于西河，为魏文侯及法术士之师，堪称先秦儒法之桥梁。对于中国传统法思想的发展，子夏及其“西河学派”意义深远：其先文后质，极重礼制，秉持孔门对传统规范体系的尊崇谨守，开启了后世儒家执经义占据制度话语权的经学谱系；其务利尚功，尊君贵势，蕴涵启示战国法思想的实用理路，预示着儒家忠孝观与法家势术论于君权意识形态的融通。【关键词】儒家；法家；子夏；经学；礼；西河学派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孔子办学，开启儒宗。孔门弟子三千，亲炙师教者七十余人。孔子殁后，后学固阐弘儒学，然旨趣有殊。观诸《论语》，孔门弟子于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各有所长，言说旨趣亦互有分歧。战国荀况独宗仲尼、子弓，贬抑“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三派“贱儒”（《荀子·非十二子》），韩非谓“儒分为八”，皆为明证。儒虽八分，但因孟荀之显耀，后人将儒家后学析分为两条线索：曾子、思孟一派求内圣、讲心性、贵仁义、重传道；子夏、荀子一系求外王、称事功、隆礼法、重传经。儒学之流变与儒法之关联者千丝万缕，尤其孔门弟子思想对战国法思想的启示意义仍待挖掘。目前法史界研究者对儒家后学颇为淡漠，以致仅能从孔孟荀与申商韩对观儒法两家之法律思想。本文将渐次爬梳子夏氏之儒的言论思想，并探讨其与法家思想之关联及其对法思想史的影响。一子夏生平及其思想特质子夏（前507年－约前420年），姓卜，名商，温人，善于文学，孔门十哲之一。在学术史上，子夏乃继孔子之后系统传授经典的第一人，被后世誉为传经之鼻祖。《隋书·经籍志》曰：“孔子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而子夏为之传。”子夏的诸多言论思想均谨持儒门教义：对“学”的倡扬，对“德”的界定，对“仁”的申说，对“君子”、“小人”的辨析，无不是对孔子思想的忠实继承。《论语》本身就记载子夏的思想言论，可以说子夏既是儒家学说的创立者之一，又是传统中国经学和史学的奠基者。
  
  
  子夏像战国初年，子夏到魏国西河一带教学禄，开创“西河学派”。统合《吕氏春秋·当染》、《史记·儒林列传》、《后汉书·徐防传》、《经典释文·叙录》等文献记载，子夏居西河之际，盖有弟子门人田子方、段干木、吴起、曾申、子弓、李悝、禽滑厘、公羊高、谷梁赤、高行子、子伯先等约三百余人。同门曾参深责之曰“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礼记·檀弓上》），子夏名声之隆、学派之盛可见一斑。结合其时政治背景观之，魏文侯师事子夏，谘以国政，西河门人趋附新魏，积极出仕，故子夏氏之儒“比较注意与统治者的合作，与子思、孟子一派的抗议精神和批判精神不同”。而据《墨子》、《荀子》载，子夏又是一个好力勇者，不乏斗争批判之独立精神，这对大刀阔斧、积极进取的士人也是一种安身立命的品格。子夏创立的西河学派中，确涌现出大批叱咤魏国政坛的治世良材，可谓战国前期法家成长的摇篮。由于西河学派注重政治事功，志于变法改革，因而实际上构成由儒家向法家、兵家过渡转变的重要环节。对于子夏氏之儒的思想史意义，郭沫若先生独具慧眼，认为法家出于子夏氏之儒，“李悝、吴起、商鞅都出于儒家的子夏，是所谓子夏氏之儒”，甚至连黄老学派的慎到，其“明法”主张也是“受了子夏氏之儒的影响”。由此得出结论：“前期法家渊源于子夏氏，子夏氏之儒在儒中是注重礼制的一派。礼制与法制只是时代演进上的新旧名词而已。”根据《论语》中子夏的言行、孔子对子夏的告诫、子游对子夏门人的轻蔑，以及《韩非子·显学》中所列儒家八派中不见子夏一派等事实，郭氏断言子夏有法家精神，至战国时代已别立门户，不为儒门正宗所重视，却为法家后劲所承祧。 究子夏之学，虽深得孔子真传谨守儒门教旨，然相较曾子、子游、子张，子夏氏之儒又有其思想特质。在儒学内外之分问题上，曾子专求内圣，子夏极明外王；在儒学本末关系问题上，子游重本求末，子夏由末达本；在仪礼态度问题上，子张黜礼随俗，子夏重礼规容。“极明外王”，故益偏实用并强调事功；“由末达本”，即谨持经验主义而周审治道；“重礼规容”，则彰明规范以序差等。凡此数端，无不转为后来荀韩一系的思想特征，对战国法思想的演进乃至汉儒的术化影响深远。二重礼精神与制度话语之传承
  
  子夏氏之儒，常被视为儒门中极重礼制的一派。诚然，孔门弟子鲜有不重礼者，若悖反礼教，则实可另立门户，正如墨翟“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繁扰而不悦”（《淮南子·要略》），而创“非儒”之墨家学派。故能号称孔门重礼派者，对作为日常行为规范的礼仪必倍加谨慎恪守。如果说子贡是亦步亦趋地维护孔子，子游更加看重礼的意义，则相对而言子夏认为礼的仪节和意蕴同样重要。《论语·八佾》载：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绘事后素”如何解？子夏问“礼后乎”何意？注家歧异颇多。考虑到前后语境及子夏思想特质，大概子夏彰明的是“礼”对人之成就的关键意义，展露出一种重礼的观念取向，孔子从谈话中颇受启发，不吝溢美，可谓教学相长。但在另一场合，孔子却批评子夏“不及”。子贡问孔子：“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孔子曾说“师也过，商也不及”，朱熹注曰：“子张才高意广，而好为苟难，故常过中；子夏笃信谨守，而规模狭隘，故常不及。”可见，在对待礼的问题上，“笃信遵守”的态度使得子夏更加注重的是作为制度规范形式的礼文。《论语·颜渊》载子夏曰：“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孔子家语·弟子行》曰：“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说之以《诗》曰：‘式夷式已，无小人殆。’若商也，其行可谓不险矣。”不管言论还是行为，子夏日常行为对礼制仪节的恪守可见一斑，孔子亦偏于认同。《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为人性不弘，好论精微，时人无以尚之”之评价，可谓其处世之一贯风格。其门人亦如此，《论语·子张》载：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旧注多以此阐明子游与子夏在教育弟子方法上的分歧，其实，这一冲突反映了子夏门徒对礼制细枝末节的重视，是子夏“先文后质”之旨趣与门规使然。子夏氏之儒对日常规范细微形式的重视程度无以复加，以致后来同样“隆礼”的荀子竟讥讽子夏氏之儒为“贱儒”：“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荀子·非十二子》）有论者评曰：“子夏对礼的重视往往流于细枝末节……这在主体性的培养上便显得有所不足。”一语中的，这一偏失折射出孔门“文学”、“德行”二科之异趣，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所谓“史”者，本义“掌文书，多闻习事，而诚或不足”，此处兼虚浮、死板、精巧、文雅诸义。以“史”的气质理解子夏氏之儒长于文学、重视礼制之特征，更可洞识其学对传统经典与固有礼仪的谨守传承，最终也历史地成为礼学之符号，礼官之化身。荀子之前，作为孔门中最重视“礼”的一派，子夏氏之儒自然聚焦于制度规范的建构方面。这并不是说儒家他派不关切于此，即便侈谈心性学说的思孟也不乏邦国制度的规划陈说。然而，个中差异在于，重礼的学说易于赋予制度一种总括性的规范形式，并可能由此推衍出一种强调客观化、普遍化的社会规范思想。孔祥骅认为：“子夏属孔门的外观的礼乐学派，他强调通过外在的礼乐制度来约束人的言听视动。”姚中秋说：“孔门之中，子夏大约具有最为强烈的礼法意识，这构成子夏理念、价值之基底。……子夏通六经，故对历代之礼法、制度，均有较为深入的思考，这些经验，有助于设计新制度。”在社会规范的意义上，若摈弃门户之见，“礼制”与“法制”，可以理解为制度称谓随时代演进的改头换面。尤其战国时代“重礼”与“重法”之所由通，或已不在于实质规范内容之取舍，而在于系统化、制度化治理模式的强调。所谓实行新法，在涤除旧礼的同时，却需要附载旧礼系统中规范形式体系的某些要素。管仲行霸道而倡四维，子产铸刑书而述礼义，皆是如此。商鞅以前，战国政治家之理念与实践，亦未抛却这种指向规范形式的体系观念与传统话语，子夏氏之儒无疑是一个重要源泉。余英时说：“韩非、李斯曾师事荀子，是荀子弟子。但韩非、李斯是法家代表人物，这与子夏的两个弟子李悝、吴起也是法家人物的情况非常类似。这说明在儒学内部，如果非常强调礼和礼治的一面，很容易走上法家道路。因为礼与法原本就是相通的。”虽然子夏氏之儒是孔门中注重礼仪规范与制度系统的一派，但据说在战国之时难称嫡系正宗。秦汉以降，子夏氏之儒跻身儒学正宗，不仅成为礼教的渊源，而且传《诗》、《书》、《易》、《乐》、《春秋》，合撰《论语》，被视为孔门中唯一“兼通六艺”者。郭沫若认为，这些都是古文家们所伪造的传统。其所以然的缘故，是秦尚法而汉尊儒，法与儒在事实上已混为一家，故而后起的古文家们在方便上便大捧其子夏了。是否伪造另当别论，子夏氏之儒于汉代作为经典学术话语权之象征，却值得注意。这一过程伴随着儒家对法术思想的化用与制度话语权的掌控。此盖所谓“儒学术化”，不管就儒生的政治合作态度，还是就儒生制度建构的抱负，皆可与重礼派的子夏氏之儒在汉代的地位上扬相印证。于学统权威、礼制话语、经义诠释三端，子夏氏之儒无不渗透并支配着法律儒家化进程。首先，在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诗》、《易》、《春秋》等儒家经典在法制体系转型的历史中频繁登场，这一现象的实质是一番学统承继、话语因袭的儒学发展史。学术的薪火相传，思维的代相沿袭，乃是正统官学自居之儒学与时俱进的必然。这，便仰赖子夏开启的传经系统。子夏在孔门属文学科，为孔子作春秋之左膀右臂。《春秋公羊传》徐彦疏引《闵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故“孔子以春秋属商”（《孝经钩命诀》），在春秋学谱系中，子夏上承孔子，下启三脉：一曰“左传”。刘向《别录》：“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荀卿。”钱穆以为：“子夏居西河，晚年失明，疑左丘失明，或自子夏误传。”二曰“公羊传”。据何休《春秋公羊传·序》唐徐彦疏所引戴宏序说，《公羊传》乃子夏传公羊高；三曰“谷梁传”。据杨士勋《春秋谷梁传序·疏》，《谷梁传》乃子夏传谷梁赤。《春秋正义》曰：“孔子授《春秋》于卜商，卜商又授之弟子公羊高、谷梁赤，又各为之传，则今《公羊》、《谷梁》二传是也。”宋人洪迈已对子夏传经之贡献有高度概括，至曰“于诸经独有书”。清人陈玉澍作《卜子年谱》谓：“无卜子则无汉儒之经学……汉儒之言经学者必由荀、毛、公、谷而溯源于卜子。”古时诸儒皆深刻察见子夏氏之儒为汉学大宗，构成儒学谱系的关键一环，今人亦认为子夏堪称中国经学史上一位“导夫先路”的人物。
  
  
  《春秋公羊传注疏》其次，儒家对制度体系话语权的本能追逐，实因其为“官学”不可或缺之内核。秦朝法家独宠，“法治”话语曾笼罩着整一帝国，却随暴秦遽灭而旁落。汉初儒学之所以渐次“术化”，逐步荣登官学，一方面仰赖儒者辈出迎合帝王，故有秦汉博士制度的依托效用，另一方面凭借显扬德礼、贬抑法刑之论占据制度话语，则是儒学体系朝向法制思想层面拓充趋势。就前者言之，博士制度实导源于子夏西河学派及魏文侯政教。陈玉澍说：“为博士置弟子不始于汉而始于魏。魏有博士，文侯之为也，卜子之教也。”就后者言之，礼制话语权威实渊薮于子夏氏之儒，而盛隆于荀学。《礼记》、《孔子家语》、《说苑》皆记载子夏多次问于孔子，以至“蹶然而起，负墙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礼记·孔子闲居》）揆诸各处问学记录，尤以涉礼之事居多，故子夏确深得孔门礼学真传。后据贾公彦《仪礼注疏》，时人皆云子夏作《丧服传》，师师相传而为《仪礼·丧服》。于是，子夏所传丧服制度最终成为中华法系“准五服制罪”制度之渊源。所谓法律儒家化亦“以礼入法”之过程，作为礼制话语之渊薮的子夏氏之儒诚影响深远。合言之，不管从儒者的培育还是从礼学的张扬，汉儒官学化之契机皆有以子夏为其权舆者也。最后，儒家对制度原则话语权的掌控，还离不开一种“经义诠释术”。汉人谓“经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后汉书·徐防传》）可以说，子夏开启的经学，推助后儒进军制度原则话语领地。《论语谶》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唐人李鼎祚谓：“原夫权舆三教，钤键九流，实开国承家修身之正术也。自卜商入室，亲授微言，传注百家，绵历千古。”可见子夏开创之传经系统，其旨趣在于发掘经文之微言大义，实乃一种深得儒学真谛的“以述为作”的创造诠释术。通过经典言论阐释政治原理与制度原则，恰需发扬“微言大义”的学术思维，因为它既能彰显厚实的学术权威，又能使诠释者不拘执经文而游刃有余。遍观汉晋儒者经义决狱、引经注律、以经立法之事，常以六经微言夯筑制度话语权威之基础。尤其作为经学章句的支流，汉晋律学对儒家掌握法制体系解释权举足轻重。法律儒家化进程中，汉有郑氏章句、晋有张杜律注，皆功莫大焉，诚可谓子夏氏之后劲。三功利态度与君权政治之重构孔子常对工艺末作嗤之以鼻，樊迟就因学稼、学圃而被斥为“小人”（《论语·子路》）；孔子亦对异端学说颇有微词，曰“攻乎异端，斯害也矣”。（《论语·为政》）子夏云：“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该语虽为“君子不器”之注脚，表明君子不拘执小道的立场，但毕竟没有否定“小道”，即异端学说或工艺末作的存在价值。而据说这是子夏接闻于孔子之言，也可能反映孔子眼中子夏拘泥小道细节的缺点。后世国典《白虎通》“辟雍”篇亦宗斯言。其实，学问之经世致用以佐君王，应有周遍详尽的全局眼光。有观于“小道”，能观于“小道”，不啻为一种开放胸怀，亦是政治理论家应有的社会关怀与实用态度。孔子教导“士志于道”、“君子不器”，而子夏却揭示“道不离器”的至理。“道不离器”，正是子夏政法思想的基本姿态，在韩非对儒者坐而论道、空谈仁义的鄙夷中，也能发现神似的态度。儒法皆明治道以干世主，此其同也；而战国之际“由儒入法”的思想转型，无不呈现出从宏富广博的道德理想，缩聚专注于立竿见影的法政技术这一思想演变规律，商鞅由“帝”而“王”而“霸”便是一个缩影。子夏“观小求近”之心，其实是这一务实思想趋势在孔门后学中的反映。
  
  
  《论语》子夏氏之儒的言论和思想，确实不无些许异样色彩，呈现与儒门迥异的风格。依照孔门四科之分，子夏为“文学”而非“政事”，却道出了一句脍炙人口的经世格言——“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在当时，学仕本无二致，“政事”既为孔门四科之一，则孔子自然不乏劝学求仕之辞，曰“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以至责丈人不仕，教子张干禄，皆无足怪。只是，孔子尚时常流露出对“学而不仕”的赞许态度。至于子夏，学仕二者相辅相成，曰：“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之有也。”（《韩诗外传》卷五）“学”是安国保民的前提，故所学不外乎经世之道，其最终意义为谋求政治事功。这是法家的立命之本，也是后儒的仕进之心，更是古代一切实用性学说的真实本质。甚至后来子夏氏之儒皆秉持“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的交往态度，已略失孔门温厚教旨，充斥着一种功利态度。《尸子·君治》载子夏将君民关系比作鱼水关系，《礼记·乐记》载子夏“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之言，皆忠实于民本德治之义。而子夏对治人内在精神状态的阐释中，则透露出一种落脚于政治事功的旨趣。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其实，儒法两家之法律思想都离不开“信”这一范畴，儒家主“信以守礼”，法家言“信赏必罚”，皆各自阐释了礼法两种规范的内在信奉或实践效果。子夏“信而后劳”、“信而后谏”之义，既不乏儒家反躬修身之意旨，又颇有执政事功之追求，尤以其弟子吴起徙木立信之事可为注脚。（《韩非子·内储说上》）至于子夏本人的政治实践，曾先后仕卫、鲁、魏。《论语·子路》载：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夏约24岁时曾任鲁国莒父邑宰，并问政于孔子。孔子倡因材施教，其教诲必有所指，盖子夏为莒父宰之时，或偏执于执政之功利效果。正如任继愈所说：“从孔子对子夏这一告诫可以看出子夏是注重功利的，表现出他有法家的思想倾向。”可想而知，在孔子的观念中，当时持功利态度之政治家的最大缺陷，就是欲立竿见影速收政效，并常辅以强硬的变法措施与刑罚手段来推动实现。晋铸刑鼎，孔子贻书，“贵贱不愆”、“民在鼎矣”之言，皆足表态。按纯儒之王道理念与长久眼光，这种急功近利的态度诚不可取，所收功效亦无非一时“小利”，不足成就仁德礼乐之治的“大事”。故孔子叮嘱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此所谓“小人儒”，即孔子所言“见小利”、“喻于利”之徒，朱熹评曰：“子夏之病常在近小。”而在子夏看来：“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如果说仁德乃儒家不二法门，则子夏对此持一种更为权变的态度，行之于政治，岂管仲、子产之徒欤！概言之，孔子屡屡箴训子夏切忌流于功利思想而拘于政刑制度，确可反映子夏的功利实用变法取向。清人黄式三曰：“赵鹿泉谓莒父下邑，政久废弛，民亦无多望于上之安全尽善者，子夏急图改弦更张，或以规近效，期小康，则迫而致之，苟而安之矣。……后世之称盛治者，辄言霸王道杂弊，亦同此无欲见小之心也。此黜霸崇王之政也。”此为一种合理之推断，且洞见子夏不及王道，近于霸道之功利倾向。结合日后子夏及其西河学派对中原变法的影响，则子夏早已表露的改弦更张、急功近利的执政态度，可谓李悝变法强魏、吴起变法强楚、商鞅变法强秦的先导。子夏近利，亦尚贤。《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子夏承孔子知人尚贤之微言，以舜汤之选贤为樊迟解惑，旨在说明“仁者”是治道之基本规范，决定着国家的治乱兴衰。其中，子夏推崇不分亲疏而“选于众”。在儒家“从周”的姿态与语境中，“举贤才”有时脱离不开世卿世禄的旧制事实。而子夏于此所述之理虽然简单，却能申明选于众而得贤才的治术，与后来《孟子·告子下》那番君人举贤、士人自强的说辞或可对观，都是一种镌刻着时代印记的政论言辞。子夏为魏文侯师，其贤能政治理念更与魏文侯之政交相辉映，西河学派的大展宏图，便是战国新兴之士风云际会的缩影。在社会阶层急遽流动，下层民众跃升士人并活跃政坛的战国时期，子夏“选于众”的择贤方式，与墨翟尚贤论类似，是这一时期阶层流动、士人兴起的思想反映。诸如此类涤除世卿世禄遗风之选贤理念，实为法家见劳授赏、因功予爵考绩准则的前奏。《论语·学而》载子夏云：“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服侍父母要竭尽全力，服侍君上要有献身精神。置诸传统政治虽可理解，仍不免流于移孝作忠的逻辑与奴化的尊君观。无独有偶，子夏曾与魏文侯谈论“乐”，并借题发挥肆意阐述一套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祅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之纪纲。”（《史记·乐书》）这种“父子君臣以为之纪纲”的宏大治道言说，在孔学与法家之间有重要的联接意义：一方面，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主义，在现实政治的运用操练中，必然淬炼为法家式的君人固势之术；另一方面，法家的尊君重势任术观，亦离不开纲常伦纪的深厚撑持。《韩非子·忠孝》：“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深明此理，故发“三纲”之绪，或蒙子夏启发。这并非臆想，因为韩非在力倡君主专制论时，就曾述子夏引“春秋弑君杀父”为鉴，阐“明主”重势抑下之术论。《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载：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凡奸者，行久而成积，积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杀，故明主难绝之。今田常之为乱有渐见矣，而君不诛。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简公受其祸。故子夏曰：“善持势者，蚤绝奸之萌。”《说苑·复恩》载：“子夏曰：‘春秋者，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又有汉儒董仲舒以子夏之言发挥君术要义：“卫子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胁穷失国，揜杀于位，一朝至尔。”（《春秋繁露·俞序》）叙述春秋弑君亡国之事，固为儒家学说的基本主题。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子夏传经而申明君人南面之术，皆为儒术对专制政治之贡献，后者从君王祸难中悟出“善持势者，蚤绝奸之萌”的应对思路，更直接成为法家理论的治术进路。援引子夏之言首尾照应，韩非借用其君主禁奸除患以巩固势位的说辞，有力阐扬了君王“势”论，“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法家虽反对法先王，但也能敏锐察觉传统文化中对新君政治有利的因素，这些话语又不能不从儒门卓著的传经学统与尊君理论中获致。韩非援引子夏之言，无非以《春秋》之“旧瓶”，装战国新王专制之“新酒”。故春秋君道大义，儒法所由通，清人章学诚早已洞见：“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如此看来，战国申韩之术论、势论，不乏导源于子夏氏之儒“春秋”话语与礼制思想的成分。步如飞说：“子夏在研读《春秋》的过程中，逐渐体会到维护礼制的重要意性，……这种维护礼制的思想被荀子弟子韩非子利用，并当作自己‘法术势’学说的理论依据，成为后世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一把利剑。”于是，韩非借儒家“君君臣臣”之义，申绝奸之术以固君势，其实揭示了秉春秋大义之儒家，与极言君势之法家在国家本位、君主至上的价值观上“二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在这一话题上，韩非祖述子夏而非作春秋之孔子，着实耐人寻味。儒分为八，取舍不同，盖子夏重礼制、倡功利、明君术、授李吴，不管从思想内容还是师承关系来说，均与战国法家堪称“近亲”。故韩非宗之，必有所本。综上所述，子夏氏之儒有观小道，务求速利，尚贤选众，孝亲忠君，执势绝奸，不啻为儒家思想的创新，亦是战国法家的先声，还昭示着先秦儒法治道思想的融通性。四结语揭橥子夏法思想之旨趣，可洞明春秋战国之际儒法思想递嬗线索之二端。一方面，子夏氏之儒传学西河，佐助文侯，开战国霸道变法之盛况。魏文侯执政五十年间，任用一批勇于改革的士人，在政治、经济、法制、军事上实行重大改革，宣布一个富国强兵、以富兼人时代的来临，揭开了战国法术时代的序幕。儒家“西河学派”的弟子，以及深受改革思潮影响的士人，执政于各国力推富国强兵之变法，如李悝在魏，吴起奔楚，商鞅入秦。作为强魏缩影的西河地区，实是战国时期主张并推进变法的思想家、政治家、战略家、外交家的诞生地和策源地。法家先驱李悝的“废除官爵世袭制”、“尽地力之教”和“善平籴”等改革措施，或许与其师子夏重视功利、“选于众”思想不无关系。另一方面，孔门教旨也经由子夏氏之儒遍播三晋之地，并孕育着战国末期荀学的隆盛。严耕望说：“三晋早萌法家思想，子夏行仪又似近法家，遂下启法家之发展，而儒家之在三晋，反有声光顿息之势。”荀子虽批判子夏，但其“隆礼重法”之学实受三晋学术影响，而承继子夏氏传经系统与君势政治之余绪。故清人汪中认为：“荀子之学实出子夏、仲弓也。”合而观之，子夏氏之儒及其“西河学派”早在先秦法律思想史中便富有里程碑意义，而其所开辟一种以儒家经学礼论掌控制度话语权的谱系，一种以功利实用宗旨启示政法权变策略的理路，一种以孝亲尊君论构建纲纪意识形态的策略，对中国法思想传统之启示亦宏富深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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