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海岱先民早期的海上对外交流
  原文载于：《学习时报》2023年3月10日作者：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赵燕姣先秦时期海岱地区的陆地边缘，北起今冀鲁交界处的漳卫新河，经莱州湾南岸，东北经蓬莱角绕过成山角，折向西南至苏鲁交界处的绣河河口，全长约3345公里。此外，还有星罗棋布的近海岛屿299个，其面积虽仅有93.6平方公里，却与陆地构成了完整的沿海地区。海岱地区的整体地形呈现出大海与高山辉映、半岛与山地结合的特色，优越的近海地理位置使得海岱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就走向了海洋，沿海地区更是留下了分布广泛的涉海遗存。环境学研究成果表明，“大理冰期”后气候变暖，雪线上升，冰川大规模消失，海水漫入三海平原（渤海、黄海及东海）后形成了大洪水。这场滔天洪水几乎淹没了先民在三海平原创造的早期文明，而华夏早期文明正是由这群劫后余生的先民所缔造的。早在旧石器时代，海岱先民就开始掌握一定的渡海技术，开始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至新石器时代，宛如珍珠串一般的贝丘遗址更是见证了这段“以海为生”的无声历史。史前时期海岱先民已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开始了文化交流，最初的交流极有可能是借助星罗棋布的庙岛群岛。庙岛群岛的南端距胶东半岛的蓬莱仅3.5海里，北端距辽东半岛的大连老铁山22.8海里，岛与岛之间最宽处也仅有22.8海里。行至辽东半岛后可沿辽东半岛的东海岸、朝鲜半岛的西海岸靠陆地的近海处航行，而朝鲜半岛南端与日本九州岛之间只有180公里左右的朝鲜海峡相隔，且中间尚有巨济岛、对马岛和壹岐岛等岛屿相连，最窄海峡处也仅46公里。海上距离如此之近，即使是借助原始的海上交通工具也可在列岛间往来，且受日本海左旋回流的影响，在朝鲜半岛北部至日本邪马台国之间早有一条“循海岸水行”的古路线。除“循海岸水行”的古路线外，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极有可能在春秋战国时就可直航。大量的出土材料证实，来自战国时期齐国的考古实物主要发现于朝鲜半岛南部的韩国境内，而在朝鲜半岛北部则主要是来自燕国和赵国的考古实物，这一情况表明当时齐国走的极有可能是海路，从山东半岛沿海的港口出发，经庙岛群岛走海路进入朝鲜半岛，这是一条相对安全又便捷的航路。独特的制陶工艺。龙山文化以磨光黑陶著称于世，而在日本九州绳纹文化晚期同样分布着以“黑色磨研土器”为主要特征的陶器圈。龙山文化在绝对年代上比日本九州绳纹文化约早一千多年，日本学者贺川光夫认为绳纹文化晚期的黑陶受到了龙山文化的影响，且认为这种烧制黑陶的方法是从绳纹时代后期中叶（公元前1500年前后）由九州向北推广一直到达北海道。自龙山文化以来，素面夹砂红褐陶一直是东夷文化的独有特征，这种在陶器表面再涂有一层红色陶衣的现象在日本弥生文化中期须玖式陶器中也同样被发现，至于龙山文化晚期的素面鬲以及岳石文化夹砂陶器表面常见的篦刮纹，也与绳纹后期开始常见的刷目纹相同。水稻。日本弥生文化是以稻作农耕为主要特征的考古学文化，而据日本农学家的研究，日本原先并没有野生稻，日本的稻米应是从大陆上传播过去的。至于其传播路径由于胶东栖霞杨家圈遗址发现稻谷遗存，有学者进而提出一个从山东半岛经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再到日本九州，以接力棒的方式传播过去的说法，简称“北路接力棒说”，此说又因大连大嘴遗址和朝鲜平壤附近的遗址都发现了稻谷遗存而得到了相当的证实。另有学者提出中国江南和朝鲜半岛在先秦时期已存在直航，考虑到古代越人的航海技术及海流、季风等自然因素，我们并不排除这种可能。多条的传播路径加速了日本水稻的引进，极大地促进了日本文明的进程，也改变了日本人的饮食生活。支石墓。支石墓又称“石墓”，周代和秦汉时期广泛分布于中国东北南部、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一种重要墓葬形式，以四周立石、上盖巨石板为基本特征，是古老的巨石崇拜观念在丧葬习俗上的反映。有学者从其发生和存续的时间顺序上分析得出，东亚地区的支石墓似乎最初是在中国辽东半岛以及渤海湾沿岸一带出现，然后传播到朝鲜半岛，后又传播至日本九州的北部地区，到了公元2世纪之后支石墓在东亚地区悄然消失。这种独特的丧葬方式不仅在辽东半岛有发现，在海岱地区亦多有发现，其中最有名的当数日本考古学家岛居龙藏1928年在淄博淄川区王母山上发现的一座石棚。不仅如此，现今胶东半岛仍保留了不少以“石棚”命名的村，另外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种存在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期的考古遗存“南黄庄文化”，其分布范围与胶东半岛保存的石棚地名惊人的吻合，且有学者发现日本“弥生文化石棺墓与山东省乳山市南黄庄墓地中石板墓相似，用较薄的石板组成石棺”。古人视死如生，如此古老且独特的丧葬仪式皆可证海岱地区在两周时期与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已存在文化交流。青铜器。铜器作为国之重器在先秦时期备受统治者的重视，铜器作为一种合金，基本成分为铜、锡、铅等。日本列岛虽有铜矿却不出产锡，故中外学者多认为日本铸造青铜器的原料是从我国输入的。北京大学教授陈炎曾指出：“日本在西海岸发掘出的中国春秋时期的青铜铎350件，与朝鲜出土地完全相同。这说明，早在2700年前，中国的航海先驱者，已经开辟了从山东半岛出发，经朝鲜半岛，再东渡日本的航路，并把中国文化传入朝鲜和日本”，深埋于山里的这些铎或是战败后所弃，或为祭山神所用。韩国全罗南道的完州上林里曾出土26把铜剑，而这种平直刃长剑并不是来自毗邻朝鲜半岛并有着陆路相连的燕国，这种带宽浅血槽的铜剑来自齐国，属于战国时期的齐式剑，考虑到这些剑尚未经磋磨和开刃，极有可能为祭器。此外，韩国庆尚南道的蔚山市曾出土一件铜鼎，鼎腹满饰圆形的小“铸物固定痕”，而这种“铸物固定痕”乃齐式铜鼎所独有，这一现象表明当时极有可能已有齐国贵族逃至韩境。齐国的丝绸。齐国“通商工之业”的革新开放措施使得“齐冠带衣履天下”，便利的地理位置更使得齐国的丝绸甚至远销至日本列岛。日本考古学家在佐贺县高来郡弥生文化的墓葬中发掘了纺织品，它是被放在墓葬的陶瓮中的，是一寸见方的残布片，经测定经线40—50根，纬线30根，与齐国所产丝绸大致相同。由此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就开辟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开创了以国家形式倡导和组织的主动对外贸易先河，而这一切远早于汉代张骞的“陆上丝绸之路”。朝鲜文皮。在“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的齐，我们竟然发现了与朝鲜半岛进行贸易的珍贵记载，《管子·揆度》载，齐桓公曾问管仲：“吾闻海内玉币有七筴（通惬，满意称心之意），可得而闻乎？”管仲对曰：“阴山之礝碈，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发、朝鲜之文皮，一?也；汝、汉水之右衢黄金，一筴也；江阳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边山之玉，一筴也。”管仲回答之一的“发、朝鲜之文皮”，此处发、朝鲜均为部落地名，发的位置大致在朝鲜半岛北部及辽东半岛东部一带。管仲把发和朝鲜的文皮看作与其他地区出产的珠宝、玉器一样珍贵，是天下最好的商品，说明彼时朝鲜与齐国已有了商业往来，而朝鲜的文皮就是输入齐国的重要商品之一。水晶。韩国金海市良东里遗址曾出土一串包括两颗水晶在内的项链，与淄博齐都南马坊大墓出土的水晶极其相似。而中国古人素有珍玉之传统，然齐国所辖之领地玉料产地并不多，所以就出现了大量使用水晶或滑石制品替代玉器的现象。江苏东海县战国时原为齐国领地，这里一直以盛产水晶而闻名，而同时期朝鲜和日本又罕见水晶制品，所以极有可能良东里遗址所出水晶来自齐国。随着水晶的流入，传统的玉文化也自然而然地传至朝鲜，进而影响了当地人的审美文化。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相信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时期，中国大陆就曾有人陆续到过朝鲜和日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绳纹文化时代尚处在刀耕火种阶段，尚没有青铜器、铁器和纺织工具，而弥生时代的标志则是农耕和青铜器的出现，而导致这种巨变的原因极有可能是外来人群的大量迁入。中日学者早年曾对临淄地区古人群及日本弥生人群作了人类学的相关研究，表明2000年前及2500年前的临淄人的骨骼形态学特征与日本北部九州的弥生人相近，同属蒙古人种的东亚类群。日本弥生人的最近源流可能与中国大陆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古代人群有关，而日本绳纹人则应另有不同的时空层次来源，如此种种皆可证日本弥生时代的文化与海岱先民有着难以割舍的渊源。纵观海岱先民的早期海上对外交流，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更是开创以国家形式倡导和组织的主动对外贸易的先河。尽管这种早期远距离的文化交流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不同文明的未来走向，但彼此间的交相辉映同样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以海岱地区为基点的东夷文化向四周诸文化辐射着极其灿烂的光芒，并同诸文化相得益彰创造了古老的东方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