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职业技术大学现代化治理体系研究
  当下我国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处于《中国制造2025》等发展战略实施的新阶段，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迫切需要，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和就业的急切要求，紧扣全球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脉搏，《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系列文件提出，加快推进我国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一环，自2019年国家启动职业本科试点以来，目前全国已分批设置了32所职业本科学校。作为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新型院校，职业本科学校需要构建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现代化治理体系，主动承担职教本科改革创新发展的重要时代使命，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进一步推动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为响应工业4.0背景下智能工厂、智能制造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近年来我国高职院校办学规模扩张加快，让本就吸引力不足、社会认同度不高的职业教育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也对完善职业技术大学现代化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内在要求。职业技术大学治理体系构建的首要工作是厘清其内涵要义，树立正确的治理理念，明确治理思路。职业技术大学现代化治理体系是高等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把握职业院校治理体系的内涵是理解职业技术大学治理体系内涵的前提和基础。我国学者围绕职业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涵开展了诸多相关研究，其中，刘冬冬提出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本质上是探讨职业教育如何从“管理”传统样态向“治理”现代形态不断转变的过程，具体包括现代治理理念、多元治理主体转变、法治治理方式、多元制衡机制、多元化复合制度。韩连权认为，高职院校治理体系是指参与高职院校治理各要素构成的有机的、协调的、动态的和整体的制度运行系统，包括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及治理文化四个不可或缺的构成元素。潘海生提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了多元参与的治理主体、内外协同的治理结构、多管齐下的治理机制以及强而有力的治理能力的现实内涵。现有研究在对职业院校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内涵释义中，主要提出治理理念的转变、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机制的协同性等多个内涵维度。高校办学定位是指办学者根据现有办学起点及外在要求明确高校的办学目标以及确定人才的培养模式。职业技术大学的办学定位直接关系到职业技术大学治理体系的构建，对其治理体系的明确和构建具有导向作用。2021年教育部印发的《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明确提出“坚持面向市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坚定职业教育定位、属性和特色，培养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相关政策也明确指出，职业技术大学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主动服务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服务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对接新职业，将课程内容对接职业标准、教学过程对接生产过程，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纳入教学标准和教学内容，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是全国第一所公办职业技术大学，其办学定位是把学校建设成为大国工匠的摇篮，在这一办学定位的指导下，该校致力成为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示范，为同类院校发展理念与办学定位提供了借鉴思路。依据现有职业院校治理体系内涵相关研究成果，结合职业技术大学办学定位和办学理念，可以将职业技术大学治理体系的内涵释义为：面向市场，对接产业发展与转型、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以培养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进而推进技能社会建设，并为大国工匠的培育与锻造奠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制度、治理文化等要素紧密衔接的高质量治理生态体系。厘清职业技术大学治理体系的内涵是治理基础，深入探讨职业技术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特征对明确治理方向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全面领导是确保职业技术大学现代化治理体系科学有效、规范运行的前提和基础，学校应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推进职业技术大学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贯彻落实《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相关政策的重要举措。实现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首先要实现人的现代化，治理主体要熟悉职业教育理论和规律，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需求导向、服务发展，积极主动通过引用市场和社会元素为治理体系增添活力，建立以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制度、治理文化四个维度为主体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厘清四大元素彼此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建构科学的权责分配制度，最大限度地处理好民主、效率、公平三者的关系，形成以融合性、发展性、创新性、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治理形态。1.融合性。在治理主体上，建立政府、学校、行业、企业、社会、家长、学生、第三方评价机构等利益相关主体协同治理机制，构建开放式沟通平台以及平台对话机制，强化内部治理体系建设，融合内、外部治理，多管齐下，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治理过程和结果维度上，融合民主化与法制化的治理机制，兼顾民主与效率。在人才培养上，融入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充分利用行业企业等相关主体的特色优势，兼顾职业属性和本科层次定位，实现培养目标与行业企业需求的精准对接。2.发展性。在治理理念方面，增强院校研究意识，构建专门的院校研究机构，引进专业的研究人员，为学校治理现代化改革注入源源不竭的发展动力。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关注人才发展的长远性与全面性，专注于培养综合职业素质、生产一线知识、实践性技能，注重挖掘人才职业发展潜力，专注培养“一专多技”“一精多能”等跨领域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塑造匠心人才。在人才培养通道方面，建立完善双轨并行的发展体系，纵向促进中等职业教育、专科层次职业教育、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纵向贯通、有机衔接，横向拓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人才流动通道。在教育客体上，面向人人发展职业教育，发挥职业教育在社会继续教育领域的独特功能，引领并践行终身教育思想。3.创新性。顺应产业转型升级趋势，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面向新时代的复合型高素质应用人才，提高解决生产实践问题的能力。创新院校治理结构和治理制度，以完善院校内部治理结构为基础，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结构，从院校治理制度的生成、建设、执行、监督、改进等多个环节层层推进、严格把关，创新科学评价制度，完善质量监测与保障机制，搭建校企合作院校治理平台，鼓励专业的社会第三方机构参与教育质量评估。完善资金投入和运转机制，通过社会服务和社会资助等多渠道筹措资金，创新科研方法，加大科研成果资金转化力度，加强资金管理，提升资金利用率，提高院校治理物质保障水平。4.智能化。抓住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契机，提高院校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校园治理能力与水平，对接产业智能转型升级。创新治理决策方式，强化数据意识，引进和培养数据人才，提升数据获取和整合、分析和阐释、预测和决策的能力，加强数据安全管理，构建以大数据为内在基础的、多元利益主体协同运行的治理体系，提升管理效率和治理质量，提高治理决策的科学性和精准性。加大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提高信息技术在学校治理活动中的利用率，建设智慧学习工厂，对接信息社会产业需求，打造开放、共享的信息化教育平台，构建科学、高效的智慧人才供给链。（一）治理决策缺乏科学管理理念指导职业技术大学是为社会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主要阵地，建设职业技术大学现代化治理体系是改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结构、增强职业本科教育社会适应性的重要抓手。治理现代化的内核之一是学校利益相关者参与学校重大事项的决策模式现代化。当前，职业技术大学治理决策仍沿袭传统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主要依靠领导班子根据“上级指示”和“惯例”研究决定，缺乏科学的理念指导，较少从校本学情和实地调研出发，在实践中必然会产生诸多问题。1.决策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割裂。治理决策的关键在于把握决策主体和决策客体两个关键要素。传统决策机制受层级管理体制的影响，处于不同层级组织的成员仅对自己的工作岗位负责，决策主体与客体之间是相对独立的，两者之间容易沟通不畅，引发信息不对称现象，甚至导致决策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出现割裂和断层。职业技术大学作为一个管理组织，既具有自身的办学育人特性，也具有一般管理组织的共性。在实践中，部分学校由于缺乏科学管理理念指导，盲目照搬传统办学模式，导致信息堵塞、即时反馈处理机制薄弱，难以搭建联动互通的精密信息网络，最终造成决策未经实践论证，实践中缺乏适应性与协调性，大大削弱了实际效果。2.校本特色不鲜明。职业技术大学处于新型院校转型期，在改革实践中容易出现为满足“国家标准”而产生决策的生搬硬套行为。部分学校未能以校本需求为导向，没有根据实践开展因地制宜的创新，缺少对校本办学定位、专业建设等校情的差异化研究。对树立特色治理目标的战略地位意识不到位，盲目照搬先进经验和模式，使做出的治理决策没有体现自身的办学特色，学校内部治理机制呈现高度重合性，发展趋同化现象严重。3.治理决策不够合理，效能较低。部分职业技术大学长期照搬传统治理模式，导致决策欠缺协商、对话意识，互动模式不完善，权责分配不清晰，尤其没有广泛从行业、企业了解行业发展前沿资讯和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互动与衔接关系弱，制约与监督机制不完善，执行稳定性较差，尚未形成决策信息的数据支撑和科学论证，仅凭决策者的惯性思维拍板定案，使决策结果缺乏科学性和可靠性，难以保证治理效能。（二）多元治理主体内外融通受阻现代化治理与传统管理的区别之一在于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和开放性，职业技术大学的职业性和高等性也决定了其治理结构需要校内教师、学生和校外政府、行业企业等多主体的内外融通。但在当前的职业教育环境下，学校治理对办学利益相关主体的需求、存在的利益冲突、利益间的协调与均衡等问题关注度不够，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对话平台、长效的利益保障机制，无法让多元利益相关主体有效参与学校治理。1.多元治理主体缺乏自主治理意识。作为办学主体，部分职业技术大学治理组织结构单一，根据“校—院（系）—室”设置形成科层管理闭环，不能将校外利益相关主体纳入治理结构，校外力量在学校治理中长期“缺位”。近年来，职业院校已广泛提出建设多元利益相关主体沟通平台，但由于沟通平台的非独立性和非自主性，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不高，导致多部门协调缺乏统一，工作实效性较弱。同时，校内与校外相关主体由于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却没有在共同目标下协调统一，难以形成学校发展合力，也没有形成协同发展职业教育的新格局。2.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缺乏客观条件支撑。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不断推进，为适应社会发展变化，职业技术大学的专业建设、师资配置、人才培养模式等办学环境发生深刻变革，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深度在根本上决定了学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当前产教融合缺乏常态化和制度化的平台支撑，校企合作办学形态单一，二者运行模式不完善，导致出现办学资源分配不够充分和合理、校企“合而不深”等底层问题，大大减弱了学校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三）治理制度难以适应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纵观全国职业技术大学的发展历程，职业本科院校试点的建校基础包括民办专科院校独立升格、公办专科院校独立升格、公办优质职业院校与独立学院合并转设等多种形式。受不同建校基础的制约，多数职业技术大学的治理制度体系仍未摆脱原有办学思维惯性，相关制度建设缺乏职业本科教育的系统性与规范性，使得依法治校缺乏明确的法理依据，学校治理陷入“徒有其表”的困境。1.职业本科制度体系建设滞后。从职业专科院校升格为职业本科学校之后，职业技术大学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理顺办学机制、统一治理理念、调整治理结构，学校治理制度也将面临批量的“废、改、立”。部分学校由于对制度体系的战略价值缺乏深刻认识，在进行制度建设时缺乏多方面的有效监督，导致文件滞后性情况大量存在，影响了治理实施效果。2.职业技术大学治理缺乏高度建制化。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学校教育制度的一次变革，本质是职业教育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建制化。从当前职业院校的内部治理机制运行上来看，部分学校的校、院（系）两级管理中的权责利还不够明确，与两级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相对应的制度体系还不够完善。只有完善人事改革机制、考核机制、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等体制机制，理顺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的管理体制和治理逻辑，系统建构该类型教育的治理制度体系，才能实现职业本科学校的建制化，提高治理效能。（四）治理文化桎梏于行政文化职业技术大学现代化治理水平的差异本质上是治理文化的差异，治理文化是大学治理的隐形推动力，其先于大学治校行动并指导行动的价值引领，根植于大学治校的灵魂深处。当前学校治理的深层矛盾就是治理文化桎梏于行政文化，甚至有的职业院校不谈治理文化，仅依靠行政管理思维来主导治理活动。职业本科学校现有管理体制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学校治理仍然处在行政权力一家独大的模式之中，标榜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模式流于形式。学校行政权力行使治理活动的主要领导权，事关学校发展大局的治理决策一般直接由学校领导层集中审议，治理行为的实施依赖于行政机构“自上而下”的逐级推进，各类治理主体缺乏治理自觉和治理动力。市场权力和学术权力式微，多元利益相关主体不能真正有效参与学校治理，导致协同治理的效率和活力无法得到发挥与释放。职业技术大学是培养复合型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主要阵地，在构建技能型社会的时代背景下，职业本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受到全社会关注。职业技术大学现代化治理体系是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重要基石，聚焦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的突出问题，总结现代化治理体系的优化路径应主要集中在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制度与治理文化四大要素上。其中，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制度是治理体系中的显性要素，治理文化是隐含在大学治理行为底层逻辑的隐性要素，同时也是指导治理行为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源泉。（一）树立数据驱动决策的院校研究治理理念，保障科学决策院校研究发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基于校本数据分析和横向数据对比的决策信息支持系统，帮助大学开展“自查”“自诊”“自改”，以“知己知彼”视角服务于大学决策。院校研究的本质特征是数据驱动决策，即“无数据不决策”，立足广泛的信息收集与数据分析开展实证研究，帮助学校全面认识校本运行情况，为科学治理决策提供支撑。随着中国数字时代的到来，数据分析技术的飞速发展为院校研究和开展职业技术大学提供了技术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以数字化转型驱动治理方式的变革。院校研究理念为职业技术大学现代化治理改革注入了新活力，助推学校在激烈的职业本科学校竞争中坚定类型特色、实现内涵式发展，职业技术大学应该从意识、机构、人力、数据体系四个方面深入贯彻院校研究理念。1.树立院校研究意识，深化院校研究理念。职业技术大学作为新型院校，治理体系与治理模式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完善，院校研究通过对学校重大发展问题开展系统、科学的实证研究，基于数据分析为治理决策提供支持，为职业技术大学提供了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科学理念与行动指南。学校领导者应从观念上引领办学利益相关主体积极参与院校研究，从制度上明确院校研究在治理决策中的必要性，逐步形成以院校研究为抓手进行自我探索与改进的内在动力和制度保障，营造开展院校研究的良好氛围，推动治理决策体系和治理行为模式的优化。2.合理设置专门的院校研究机构，强化研究功能。在以往的职业院校职能处室设置中，不同的部门会承担部分院校研究功能，如校长办公室收集学校运行基础数据，教务处收集教学数据，质量管理办公室评估教学质量、监督教学运行，高职研究所为学校提供管理决策咨询，分散的部门和功能大大减弱了信息反馈作用的发挥。在职业技术大学的新型治理体系中，要以制度化方式确立院校研究机构的主要职责和功能，使研究机构参与从学校运行状态数据采集到数据平台建设管理与运维、从实证调研到数据加工处理、从信息挖掘与呈现到提供决策咨询的一系列环节，充分发挥院校研究机构的“智囊团”功用，促使学校的相关决策更为科学、合理，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3.培养并选拔专门的院校研究人员，提升团队创新能力。院校研究本质上是基于数据分析为治理决策提供支撑，对此，学校应组建由具有信息技术学、统计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学科背景教师构成的专业团队，建立并完善相应的岗位标准和培养培训制度。由专业团队综合运用数据信息分析技术，在多源异构的数据中捕捉数据、清洗集成、可视化处理，与质性研究相结合判断信息真伪、挖掘底层教育问题、把握教育逻辑与规律，而后总结信息提出方案，为学校发展提供有效的战略决策咨询。4.构建校园大数据体系，为决策提供支撑。开展院校研究数据调研的前提是有数据，数据的采集和储存依赖于大数据体系的完备度和安全度。职业技术大学应围绕学校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特征，统筹全校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全覆盖的数据采集布局，形成内外联动的校园大数据体系，为学校管理者综合分析学校发展情况提供依据。（二）优化多元相关利益主体治理结构，形成治理合力职业技术大学治理要打破传统模式下“政府—学校”对大学绝对管理权的壁垒，根据职业本科教育的类型特点和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目标，以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突破口，积极引进校外力量参与大学治理。1.构建多元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协调机制。职业教育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要吸引各方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探索政府、学校、行业、企业、社会、家长、学生、第三方评价机构等多元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平等协商的治理新格局。不同主体对待学校治理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政府、学校是办学主体；行业、企业既是校企合作的重要参与者，也是育人成果的享用者；社会、家长、学生是教育的监督者和受益者，身担教育管理与评价的责任和义务。对此，职业技术大学应正视行业企业等不同治理主体对学校人才培养的利益诉求，在多元治理主体间探索建立利益协调和博弈机制，凝聚“提高治理水平、提升办学质量”这一核心意识，寻求利益最大公约数。尤其要充分发挥企业在开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面的作用，调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使其主动参与到职业技术大学的治理体系中。2.发挥学校治理主体的中枢功能。充分发挥学校在多元治理主体中的中枢纽带作用，从内部管理入手，自上而下提高校院（系）两级治理能力，强化教师与学生在学校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切实发挥教代会、学代会的民主管理和监督作用，唤起教师、学生对学校治理的集体认同感和参与感，让其成为有公民精神和批判意识的学校治理参与者。同时，学校应主动引进校外力量，借助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在学校治理和发展中的指导作用，探索企业和学校在组织机构、培养模式、质量标准等方面的整合模式，全面性、多样化地开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现教育资源的共建与共享。3.优化民主畅通的多维立体沟通平台。建立并完善以理事会、校友会、校企合作委员会、教育基金会等为代表的多维立体沟通平台，明确各方的组织性质、人员组成、权责利范围，以及不同平台间的权责分配、信息互通机制，构建多方参与、平等对话、渠道畅通的民主管理与协商模式，让多元利益主体都有发声平台和表达自身意愿的机会。如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董事会制，法律规定董事会是学校最高决策机构，成员必须由学校、企业以及其他社会各界的代表人士构成。通过多维平台建设，促使各方治理主体加强交流、合作，共同参与学校治理。（三）健全职业本科学校治理制度体系，规范治理行为制度是一切行动的准则，治理制度是大学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载体，规范了治理主体行使治理权力的全过程。职业技术大学应转变传统职业教育思维，从顶层设计出发，将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理念融入学校治理建设，尽快建立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治理制度体系。1.完善以章程为核心的治理制度体系。章程是大学自主办学、依法治校、规范行使各项治理权力的总纲领，“双高计划”明确指出，要健全内部治理体系，完善以章程为核心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体系，推进学校治理能力现代化。职业技术大学应将章程的修订与完善作为大学治理的首要任务，构建以章程为主、其他规章制度为辅的治理制度体系，健全教学与科研、教师与学生、课程与实践、管理与服务等保障学校健康运行的相关制度，全面覆盖大学治理的“神经末梢”。其他规章制度应以修订后的章程为统领同步修订，保持与章程的内在统一，通过制度体系内各项制度的耦合性与衔接性，实现职业技术大学治理体系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2.形成科学公正的制度生成程序。制度存在的本质是对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它直接影响了学校不同类别教育资源的配置，因此制度内容必须科学合理、公平公正。在制度生成阶段，职业技术大学应当健全立项、调研、起草、审查、征求意见、二轮修正、专家论证、依法审定等制度生成程序，梳理和完善具体的办事流程，规范开展制度建设。对制度相关内容开展研究，进行本土化调研，保证制度在本校实施的合理性。明确制度审核与监督机构，制度内容会涉及部分群体的切身利益，为避免制度在制定、执行中出现部门间的责任推诿或利益倾斜，应由指定机构统筹制度生成程序并监督后续的执行。3.提升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在制度执行阶段，应建立宣传、培训、评估、反馈等为主的制度执行程序。任何一项新事物的出现都要经历发展、适应、被接受的过程，新制度在执行初期需要制定者对制度执行的主客体定期开展宣传与培训，扩大制度的认知度和影响面，明晰制度执行的价值和内涵，强化执行主客体对制度的认同和理解。制定执行标准，制度执行者要严格遵守标准，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公正性和公信力。建立制度执行评估与反馈机制，及时发现并纠正制度及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四）打造职业技术大学特色治理文化，强化治理效能不同于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制度等大学治理基本构成的一般要素，治理文化影响并统领职业技术大学治理过程中组织结构、管理制度、运行机制等治理活动。职业本科教育的类型特点决定了职业技术大学治理结构的跨界属性，不同利益相关者面对共同的大学治理活动，需要有共同的治理文化作为引领，其对治理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直接决定了治理效能。1.打破行政管理独断藩篱。针对职业教育管理部门长期存在条块分割严重、协调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职业技术大学应突破行政管理思维，将单一的自我管理转变为多维度治理，将闭塞管理转为开放共治，形成多维度多主体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治理的新格局。要从行政管理理念和体制机制改革入手，树立依法治校、科学治理的管理理念，按照现代管理理念和治理模式来制定行政制度，充分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加大其在学校治理中的话语权，以治理文化凝聚治理行动。2.紧扣特色治理文化建设关键词。打造特色治理文化应重点把握“职业技术”和“大学”两个关键词，“职业技术”要求学校治理以技术技能的创新与应用为核心，整合校内外教育教学资源配置，与社会发展、市场需求、产业转型升级、企业用人标准紧密结合，提高职业教育适应社会需求的能力；“大学”意味着全人教育，要求学校治理应坚持立德树人、德技并修，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治理文化，关注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将专业技能、职业精神、人文素养有机结合，帮助学生提升综合能力素养，成为有道德、有知识、有能力、和谐发展的“职业人”。3.提升文化凝聚力和价值认同感。价值认同是职业技术大学形成治理共识、汇聚治理力量最持久、最深沉的要素。院校治理文化是多元利益主体价值整合和价值认同的思想基础，深入挖掘职业教育本科治理文化内涵，打造多元特色治理文化体系，为汇聚价值认同、形成大学治理的内在凝聚力筑牢基础。通过强化价值认同和凝聚力机制建设，深入促进多元利益主体参与学校治理的积极性，促成学校治理多元利益主体共同发展，增强协同治理文化发展的持久力和生命力。鲍东杰，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高职所所长，教授，硕士；郑煜煊，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高职所，讲师，硕士；吕婷，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高职所，硕士。本文刊发在《教育与职业》杂志2023年第4期。来源：教育与职业；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目的，旨在分享，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立即联系我们，我们将予以更改或删除相关文章，以保证您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