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众所周知，时至欧洲宗教改革年代，圣经阐释学的主体一直围绕着基督教神学信仰做文章。然而进入18世纪以后，这种局面逐渐改观，富于新时代气息的圣经历史批评和文学批评以不可遏制的生命力破土而出，为阐释学的变革注入勃勃生机。所谓“新时代气息”，表现为一种启蒙主义的原则立场，特指将圣经阅读坚定地建基于“理性”基础上，自觉而明确地贯彻“经验证明”的哲学思维模式，以及合乎“语法和逻辑”的实际运作方式。这使圣经被日渐呈现在众目睽睽之下，遇到批判性的细致审读，更多地被视为一部饶有趣味的古代文集，而非由上帝启示而凝聚成的神圣文献。
  英国学者安东尼·科林斯(AnthonyCollins)是圣经历史批评的先驱者之一。他于1707年发表《关于运用理性的论文》，又于1724年出版《基督宗教之背景与理性的对话》，辩称早期基督教文献其实是对更早的希伯来圣经叙事文本的改编(Collins，1976：254)。换言之，基督教的《新约》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旧约》的特定阅读方式，是将《旧约》当成《新约》未来人物、事件的原型、寓言和预告的结果。历史上的某种文学遗产被科林斯设想为考察基督教起源和性质的答案，可见他是一个自由思想家和新型阐释者，与此前的所有释经家都迥异其趣。
  进入18世纪，圣经阐释学终于大规模游离于教会及其怀有宗教动机的敬虔信徒，而在另一个读者群中找到新的阅读焦点，连同其相应的阅读路径和方式。那个读者群云集于学术界，主要是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他们的基本目的是学术研究，惯用方法是对文本内外的事实进行科学分析和理性辨思。在18世纪的英格兰和德意志，圣经研究逐渐成为一种建立在怀疑论基础上的学术性事业，那时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Gibbon)出版了史学巨着《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1788)①，为历史研究设立起一套全新准则，其间未给宗教信念留下任何可资表达的文本空间。这种学术理念成为圣经学者赖以效法的楷模。
  这种学术旨趣充分表现在一群英格兰自然神论②者的论着中，他们观察人类事务时尝试将宗教排除在外。他们声称上帝是个远离人世的角色，创造世界后就将其置于一旁，让它按自身的设计运行；这“恰如一个钟表匠为钟表上足了发条，让它按照自身的规律运转”(Riches，2000：77)。在他们看来，圣经中载有上帝干涉人世、影响自然规律的故事，企图把一套据称由上帝创造但却违背自然道德的法律体系强加于人，那个体系理应受到质疑和抨击。他们还抨击某些教义——由于秉持那些教义，正统基督徒将圣经宣布为神圣启示的至高载体，其中不含任何谬误；然而他们却发现，圣经内部存在着种种混乱记载和相互矛盾的说法。他们乐此不疲地从希伯来律法书中寻找“摩西之谬”，即各种彼此抵牾、重复而难以圆通的叙述，亦从四福音书中查找各言其事、互不合拍的记录。为了强化嘲讽意味，他们甚至将这类章节编进一些有趣的形式，如想象使徒们正在受审，接受盘问，看其辩词是否站得住脚——这方面的上乘之作是托马斯·舍洛克的《见证人受审》(Sherleok，1729：203-204)。
  那么，当年的事实是否如同莱玛鲁斯所论，当耶稣宣告上帝之国将临之际，其目的乃是从政治上推翻世间的统治势力即罗马帝国?这显然是一个历史问题，对它的回答必须借助于历史学研究的工具和手段。莱玛鲁斯的着作开辟了历史人物耶稣研究之先河，致使后来相关主题的论着层出不穷。对此，20世纪初期的阿尔伯特·施韦泽(AlbertSchweitzer)在其经典论着《探寻历史上的耶稣》中曾予以综述，表明欲复原历史人物耶稣，最重要的是将其置于公元一世纪宗教信仰及运动的情境中；进行这项历史考察无疑需付出巨大努力(Schweitzer，1998：28-33)。
  莱玛鲁斯的论着再度表明，阐释学与神学之间历来有着相互依存关系。莱玛鲁斯实际上充分利用了“历史的耶稣”与“信仰的基督”之间的潜在分裂，这种分裂早已呈现在宗教改革家菲力普·梅兰希顿(PhilipMelanchthon)的忧郁论述中：“除非有人知道基督为何以肉身降世，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解了他的生平故事，能使人得到什么益处?”(Jasper，2004：71)莱玛鲁斯将这段论述中的对立元素简单地互换了位置——倘若在梅兰希顿那里，信仰的基督优先于历史上的耶稣，且向人们启示了历史的耶稣，那么在莱玛鲁斯看来，人们一旦运用历史批评方法找到历史上的耶稣，就可能全然丢弃信仰的基督。
  在阐释学发展史的大背景中观察洛斯，能发现他对圣经文本的关注其实依然是历史性的。一如18和19世纪的主流圣经学者，在他那里，阅读就要追溯隐藏于文本中的历史渊源和条件，诸如古代宗教仪式。那些历史性元素能为适宜的解读投下亮光，即如考古挖掘能从古文物隐藏了千百年的地下发现真相。洛斯的经验表明，研究者应当小心翼翼地剥除包裹在文献外围的层层泥土(包括后人对原始文本的增补)，以求找出深藏于文本内核中的真理。现在，受益于洛斯的发现——阅读是一种感受性事件，是对情感的激活——人们有可能秉持着希伯来诗人的反应和体验，充满激情地诵读甚至咏唱那些诗篇。圣经文本终于越过教会及其神学论争的高墙，成为所有人都能鉴赏和享受的艺术品。
  塞姆勒(J.S.Semler)是德国哈尔大学神学教授，基督新教信义宗评论家。他以严格尊重史实的方法研究圣经文本，率先提出重要证据，否认经文系“据神圣启示写出且全然无误”之说；还否认正典的权威性，指出早期犹太人的弥赛亚教义与后来基督徒的基督教义之间判然有别(塞姆勒，1986：343)。塞姆勒(1760：160)对阐释学理论及其与读者接受圣经的关联性做出深入思考，在一部出版于1760年的着作中写道：
  简言之，阐释学技巧中最重要的事，是人们能否恰当而精确地了解圣经对语言的运用，能否辨析和描述某一圣经论断的历史环境；以及当今的某人能否以其所处之变化了的时代和环境所要求的方式，对那些事物进行评说……阐释学的所有其他问题，都能被浓缩进这两件事中。(Frei，1974：109)
  这是一段相当专业化的论述。18世纪中后期，伴随着塞姆勒一类研究者，理性主义圣经阐释学终于毫无保留地走进大学课堂。在这段话中，一位博学的教授正在向其学生们演讲，要求他们将宗教信仰悬置起来，而运用特定技巧投身于批判性的阐释学实践中。从事这项工作需要精确的语言学知识，了解圣经成书时的历史条件，并具备清晰的“文化相对论”意识，敏锐地把握其自身所处的文化状况，及其与圣经时代文化的差异性。
  塞姆勒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发现了貌似统一的圣经是由许多残篇汇编成的，并致力于将那部传统上被视为天衣无缝的正典拆解开来。回眸历史，可知基督教圣经在教会发展史的最初数百年中逐渐形成既定的篇目，成为判断神学教义正统与否的权威性尺度，那种权威性又由马丁·路德的“唯独圣经”原则予以再度确认。在近乎两千年间，圣经正典始终是权威性文献的汇编，依据那批文献，基督教的神学传统得以衡量、承袭并维系下去。从教会的初始岁月开始，确认四福音书一类着作具备正典资格，而《雅各的原始福音》《多马的少年福音》《尼哥底母福音》一类“伪福音书”不具备正典资格，就是解经家们极其重要的使命。虽然正典篇目的构成并非稳如泰山，其中一些遭到了质疑，如马丁·路德主张删掉《启示录》，而另一些“典外之书”则被唿吁接纳进来，包括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然而正典一经确立，其篇目就有了总体上的稳定性。它保证了圣经的统一性，及其作为一部综合性文献汇编的权威性。现代学者穆勒(C.F.D.Moule)在其《<新约>的诞生》中辩称，《新约》各书之间固然存在种种差异和相互矛盾之处，其全集却保持了显着的统一性——这一事实表明，“上帝的手臂”在编纂过程中发挥了潜在作用(Bammel，1970：154)。应当认为其见解不无道理，因为无论《新约》抑或《旧约》，都是按照统一的信条反复筛选篇目后才渐次汇编成正典的。
  然而，塞姆勒看来，圣经的所有卷籍并非同等重要，亦非具备相同的历史可靠性；其中一些可能更为真实也更加适用，另一些则较为逊色。他在一部论述圣经正典的着作中指出，固然往昔的传统断言圣经所有内容都有相同的神圣性，但是，目光敏锐且博学多闻的读者应当运用适当的学术标准，在那些可靠与不甚可靠的经文之间做出清楚的判断。塞姆勒特别强调，读者要学会依据自己的理性加以判断。这类言论对圣经的统一性和权威性显然构成了直接而严重的威胁，从中可见，批判性阅读或科学阐释学正在理性主义指引下与过往的传统相抗衡，那种传统宣称圣经是上帝话语的记录，全部圣经都是作为上帝圣言汇编起来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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