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田雪原：目前计划生育政策需要调整
  中国社会科学院 田雪原
  人口发展战略“三步走”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马寅初新人口论翻案为契机，展开人口理论拨乱反正，明确了中国人口问题属人口压迫生产力即人口和劳动力过剩性质，取得从上到下大力控制人口增长的普遍共识。
  学术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包括本人在内逐渐形成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调整人口结构于一体，全面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三步走”人口发展战略。
  第一步，“控制”、“提高”、“调整”相结合，重点在人口的数量控制，把高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的转变。
  第二步，在稳定低生育水平和走向人口零增长过程中，大力提高人口素质和适时调整人口结构，逐步实现由“控制”为重点向“提高”、“调整”为重点的过渡，促进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
  第三步，零增长以后，由于人口的惯性作用将呈一定程度的减少趋势，再依据届时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资源、环境状况，作出全方位理想适度人口的抉择。
  所谓全方位理想的适度人口，即不仅数量是适当的，而且素质是比较高的，年龄、性别等的结构也是合理的。
  如此，当前的人口发展战略，应锁定在以人口零增长为数量控制目标，同时兼顾素质提高、结构调整的全面性和合理性，充分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以及资源、环境需要，逐步完成由数量控制向质量提高、结构调整为重点的过渡，为第三步全方位理想适度人口战略目标的实现打下坚实基础。
  一个时期以来，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讨论升温，在《人民日报》2009年12月4日《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一文发表后达到高潮。
  国内外数十家媒体或转载该文，或发表评论和文章，不同观点和主张竟相亮相。
  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类：
  基本的观点是，放弃以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为支撑的计划生育政策，放开生育二孩或多孩限制。
  国内外“放开论”有所不同：国内主要是知识界部分人士，将生育权纳入人权视野，认为规定生育指标和限制生育数量有“侵权”之嫌，应还生育权于个人和家庭，不能由政府说了算。
  国际社会表现为对中国生育政策的不理解和质疑，个别人则是别有用心。
  如美国人口普查局约翰·艾尔德（John S Aird），20多年前便撰著《屠杀无辜——中国强制性的计划生育》，肆意攻击中国的人口政策等。
  二类为“稳定论”。
  提出稳定人口生育政策不动摇，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不动摇、干部守土有责不动摇等稳定现行人口政策口号。
  理由是：虽然中国实行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政策三四十年来取得卓著成效，人口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人口过剩与资源短缺、社会经济不发达的根本矛盾还未解决，人口零增长还未到来，计划生育政策不能松懈。
  而且，政策“调整”会造成认识和思想上的混乱，带来意想不到的矛盾和问题，打破人口和计生工作的连续性与正常工作秩序，于人口事业的健康发展不利。
  三类为“调整论”。
  提出要尊重人口变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经过一代人（25-30年）之后，履行当初作出的承诺，对以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为核心的现行生育政策，适时作出科学和必要的调整。
  本人属调整论者。
  历史的节点
  笔者注意到，实际上，“稳定论”论者也在探讨“完善政策”的一些路径，提出“双独生二”等微调方案。
  只是这样修修补补的“完善”，与明明白白的“调整”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距离，而且至今仍主要停留在字面“方案”上。
  如此坐失良机，无疑是对“调整论”的一种否定。
  显然，准确地把握“调整”的时点至关重要，只有不失时机地启动调整，才能事半功倍；相反，如果错过最佳时点再进行调整，很难避免事倍功半的可能。
  那么，人口生育政策调整的最佳时点在哪里呢？
  其实这个时点在政策最初制定时，即已明确。
  会议先后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人民大会堂举行，最后在勤政殿讨论由本人受命起草的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
  《报告》反映了与会同志的共识和某些问题的讨论情况。
  与会者一致赞同加大控制人口增长的力度，赞同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但是对生育一个孩子可能产生的问题，主要是会不会引起人口智商和智能下降、劳动力短缺、老龄化不堪重负、家庭“四二一”代际结构（四个老人、一对夫妇、一个子女）、性别比失衡等，认识不尽一致。
  于是便暂时休会，查找资料，进行论证，有了明确意见后再行复会讨论。
  这使会议时间延续了两个月，次数也达五次之多。
  会议形成的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指出，为了尽快和有效地控制人口数量增长，需要大力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但是这不是最好的办法，而是在当时人口增长势能很强的形势下，没有办法的一种办法。
  《报告》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既非权宜之计，搞个三年五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也非永久之计，如果搞上50年、100年，则由此带来的的各种问题将变得异常尖锐；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目标为控制一代人生育率的一项特殊政策。
  因为控制住一代人的生育率，也就自然地控制了下一代做父母的人口数量，从而起到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作用；同时一代人过后，通过对生育率的适当调整，可以使老龄化等问题得到缓解，控制在可以接受范围之内。
  如此，达到既使人口数量增长得到有效控制，又使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不致过于严重的目的。
  这一思想在其后（《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得以公开发表出来：“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解，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可见，1980年作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时，已经给出这一政策调整的时间表：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25年左右最多不超过30年。
  也恰在这一节点前后，出现人口生育政策讨论热。
  如今，这一节点已经过去三年。
  但要清楚：越早调整越主动，难度越小；越晚调整越被动，难度越大。
  一个简单的事实明摆着：目前每年约有600万独生子女进入生育年龄，越晚调整积累起来处于生育年龄的独生子女越多，“稳定论”忧虑的生育率“反弹”势能就越强，“一独生二”的调整压力就越大。
  调整的要点
  三年前，即生育政策调整最佳时期结束前夜，笔者除在内部刊物、还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公开发文，重申1980年提倡生育一个孩子时的初衷，也是《公开信》作出的承诺，适时调整人口生育政策。
  提出三条具体调整建议：
  其一，全国不分城乡，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结婚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现在即可实施。
  实行“双独”结婚生育两个孩子，生育率升高极其有限，可不附加任何条件。
  其二，农村一方为独生子女者结婚，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现在就可以开始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开始实施。
  对于农村说来，由于独生子女率较低，“一独生二”影响有限；对于城镇说来，由于独生子女率普遍很高，双独结婚和生育占比也很高，一方为独生子女另一方为非独生子女结婚和生育占比不会很高，对生育率影响也有限。
  特别是“十二五”开始后，城镇30岁以下育龄妇女将进一步减少，影响会更小一些。
  然而，对于“一独”方的父母家庭养老和改变家庭代际年龄结构说来，有着现实的、不可替代的意义。
  其三，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农村可不分性别普遍生育两个孩子。
  当前全国农村实际的总和生育率仍在2.0上下，如果除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外均不得生育三个及以上孩子能够做到，实行“限三生二”政策生育率可大体上维持现在的水平，不会造成大幅度反弹和影响人口零增长目标的实现。
  不分性别的“限三生二”，改变目前农村只有独女户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对治理出生性别比升高，则可能是一剂药到病除的良方。
  如今三年过去，笔者仍重申上述“双独生二”、“一独生二”、“限三生二”生育政策调整方案。
  只是由于三年来政策基本未动，进入婚育年龄独生子女人口增加上千万，调整起来“反弹”的力度要强一些。
  不过三年时间进入婚育年龄独生子女的增加毕竟有限，如果下定决心立即着手进行调整，“反弹”对生育率的影响还不会很大。
  越早调整“反弹”的势能越小，越晚调整“反弹”的势能越强，付出的代价和带来的困难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