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浅析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深层原因及影响
  宋朝科举制度的完善与成熟使得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宋朝的官僚队伍中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加，改变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员结构，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养，并逐渐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那么问题来了，在中央集权高度集中的时代，皇帝为何甘愿与士大夫一起共治天下呢？我们下面就来探析一下这背后的深层原因。
  我们知道，隋唐时期是科举制度确立与发展的重要时期，此时的门阀士族虽然都已经衰落，但仍然还存在有较大的势力，因此，科举出生的官员在整个的官僚体系中所占到的比例其实并不大，大多数的官员仍然是通过门荫、荐举、军功、胥吏等途径进入仕途。唐朝前期，由于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存在，朝廷要员基本都是贵族子弟。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皇权的不断集中，个人的才能逐渐成为选拔官员的重要标准。士族地主不断衰落，门阀制度日渐崩溃，再加上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尤其是在安史之乱以后，那些有才能的贵族子弟则越来越少，门荫制度逐渐走向衰落。
  这里我们要补充的一点是，隋唐时期关陇军事贵族之所以会兴起，主要是因为他们是隋唐两朝的建设参与者，简言之就是，隋唐两朝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才建立起来的。而他们的衰落主要是因为皇帝想要加强皇权统治，所以便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官僚体系，以此来和关陇贵族做对抗。通过看隋唐两朝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隋唐两朝很多皇帝的诸多行为，其实都是在与关陇军事贵族做对抗。
  在门荫衰落的情况下，士族子弟转而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科举考试内容中的诗赋文章在客观上要求应试者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这成为了做官的基本要求。士族之家的经济条件好，获得知识的成本低，这就使得他们有能力为子弟提供更好的文学教育与政治能力的培养。而且，唐代科举没有锁院、弥封、誊录等制度，请托公荐之风盛行，这使得权贵子弟科举及第的机会大大增加。科举及第之后，士子们还需要通过吏部铨选才能被授予官职，在这方面权贵子弟的优势更加明显。即使在进入仕途后，权贵子弟也可以通过自身的社会关系迅速获得升迁的机会，从而世袭到高位之上。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层层的限制明显不利于寒门子弟，譬如我们在上文所说的唐高宗朝科举出身的十一名宰相中，只有两人是寒门子弟，其余九人均出身于官宦世家。唐武宗时期的宰相李德裕甚至提出了：“朝廷显贵须是公卿子弟”的主张。此时的科举制度已然变成了高级官员子孙世袭高位的工具而已，已经完全失去了原本选贤举能的作用。
  除了贵族之外，唐末五代时期，藩镇割据，常年混战不休，国家的军政大权都掌握在武将手中，社会风气变成了“重武轻文”，形成了所谓的“武人政治”。而这也正是宋朝统治者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唐朝后期藩镇割据形势
  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之后，门阀制度已经崩溃，士族地主衰落，寒族地主兴起，他们要求在政治上获得更多的权力，而宋朝统治者也需要他们的支持。宋开国之初，便采取了“崇文抑武”的政策，统治者对于科举考试也进行了大规模的舆论宣传。尤其是在宋朝前期的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时期，为了扭转五代时期的重武轻文的风气，宋朝统治者试图通过变革科举考试制度，大量录用文官以压制武将。
  改革后的宋代科举制度，加速了宋朝实行崇文抑武，以文御武的国家政策的推行，取士名额大量增加，更加公平合理，大量的寒门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贵族政治与武人政治便被终结了。于是，与科举制度相伴而生的文人政治便逐渐取代了贵族政治和武人政治，宋朝由此建立起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士大夫政治”，或称“文官政治”。
  宋太祖像
  中国封建社会官员的来源主要有科举、世袭、恩荫、荐举、胥吏入流、进纳买官、军功补官等；而科举入仕途的官员在宋代全部的官员中所占的比例是不断增加的，尤其是在高级官员方面，进士科出身者成为宰相等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
  唐朝初年时，常科进士及第者每年平均只有十人左右，明经科的录取名额也通常不会超过进士的三倍，而且，根据唐朝制度，科举合格者想要成为官员的话，还需要经过吏部的铨选。因此，每年通过科举入仕的人一般只有几十人而已，但是唐朝每年入流的官员却多达成百上千人。由此可见，科举入仕的人数比例之低。此外，在高级官员方面，科举出身者所占的比例也比较低。根据有关学者考证后得知，在唐高宗时期，科举出生的宰相总计十一人，其中寒门子弟出身的只有两人，其余九人都是士族子弟。
  但是在此之后，形势开始逐渐发生逆转。随着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参加科举的人数不断增加，录取的名额也逐渐扩大，科举出身者在高级官员中的比例不断增加。在武则天时期，除了开设常科以外，经常开制科以笼络人心。武则天在位时期的宰相中，科举出身者人数增加到二十人，占到宰相的二分之一；玄宗开元年间，宰相共计二十七人，科举出身者就达十八人之多，超过三分之二，比例相比以前又有所增加。唐宪宗以后，进士出身者在宰相中所占到的比例已超过半数以上，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数据还在不断提高。
  到了宋代时期，科举取士已经成为朝廷官员的主要来源之一，科举出身的官员所占到的比例都比较大。有学者根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四《嘉定四选总数》统计：嘉定六年（1213年），四选名籍共计38864人，其中科举出身者达10925人，其比例为28%，门荫补官为22116人，比例为占比57%。当然了，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嘉定四选总数》中所统计全部官员并不是都有实际的差遣，相比于科举出身的人，门荫补官及其他出身者获得实际差遣的机会要小很多，因此，在获得实际差遣的官员中，科举出身者所占到的比例可能会更高一些。
  在像宰相这样的高级官员方面，科举出身的人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宋太祖本人也表示：
  “宰相须用读书人。”
  在北宋各朝的宰相与副宰相中，科举出身者占绝大多数，甚至在宋英宗和宋神宗时期，宰相与副宰相全部都是科举出生。据统计，北宋时期的宰相共有71人，其中科举出身者就有65人，占到了92%；副宰相共计153人，其中科举出身者就有139人，占到了91%。南宋时期，科举出身者在官员中的比例则不断提高，甚至在高级官员的比例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这极大程度影响了明清两代的官僚结构。
  科举制度改变了官僚结构，科举出身的文官的比例不断增加。这不仅使得许多有识之士有了入朝为官，从而实现自己人生抱负的机会，体现了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的社会传统，而且科举考试的考试内容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士人们接受系统的文学与政治教育，使得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以及治国理政的相关知识。这也就使得宋王朝拥有了一支强大的官僚队伍，他们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与行政能力，极大程度上促进了朝廷行政效率的提高。
  与恩荫、胥吏、军功等出身的官员相比，许多士大夫们出身贫寒，更加了解民间疾苦，在施行国家政策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会考虑到普通民众的利益得失，且能从更加长远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注重调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士大夫政治之下，宋朝通过科举考试广泛吸收各阶层和各地域的士人进入到朝廷的官僚系统中来，为宋代的官僚系统不断补充新鲜的血液，以此来促进官僚队伍的新陈代谢。通过这样不断的吐故纳新，宋朝政府能够及时地为各地机构补充空缺的官员，并将年老力衰与违法乱纪的官员清理出官僚队伍。
  宋朝士大夫
  此外，科举出身的文官深受儒家理念的影响，希望皇帝能够不横征暴敛，也不能轻易发动战争，认为国家应该要“藏富于民”，而频繁发动战争必将造成整个国家的不稳定乃至是灭亡。宋朝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士大夫政治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且这种士大夫治国的政治模式对于君主的暴政起着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富弼就曾对宋神宗说过：
  “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
  士大夫政治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则是配合宋朝的崇文抑武政策，造成人们对于读书人的尊重，在社会上兴起了读书人应举之风气，上至官宦世家，下至贩夫走卒，无不寄希望于科举考试，一度形成了“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的局面。
  总而言之，科举制度成为宋朝选拔官员的重要方式之一，改变了宋朝的官僚结构，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文官政治，终结了贵族政治与武人政治，这有利于暴政的防范，从而促进社会上读书应举风气的形成，同时也极大的保障了普通士人参与政治的渠道，加强了宋朝的皇权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