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苏轼在清代论诗绝句中的形象及其文学批评分析
  论诗绝句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的一种独特样式，其以规范的绝句体式谈诗论艺。自杜甫创作《戏为六绝句》伊始，经历代诗人的书写与开拓，至清代已经非常完善与成熟，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内容也更加精细，大到一个时代的诗歌风格，小到某位诗人的一首诗歌，皆可作为其论述内容。但从整体创作情况来看，以精辟的语言对有显著成就的诗人及其诗歌进行品评仍是清代论诗绝句最重要的创作形式，而苏轼作为我国伟大的文学家之一，自然会被清人重点关注并成为其论诗绝句中重要的书写内容，这其中不乏新材料、新观点，但学界尚未对此有所关注与讨论。一、清代论诗绝句中的苏轼形象1.文才卓绝，文学成就卓著苏轼论诗推崇天成、自然、神韵，这与诗人的才气息息相关，而作为诗坛巨匠的苏轼，其才气自然不下苏李、曹刘、陶谢，甚至直追李杜。其诗也绝不像王夫之所言“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那般偏以学问为诗，实则深具才气。清代诗人对此有着清醒的认知，清人吴景旭《言诗十绝句》（其四）称赞苏轼文笔洗练，作诗如江水倾峡而出一样流畅。此外，清代诗人还在他们的论诗绝句中毫不讳言地指称苏轼才华横溢、诗坛少有人能与之相抗衡，如屈复《论诗绝句三十四首》其二十一，以简单、直露的语言表达他们对东坡的推崇。并称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方式中常见的一种，其中蕴含着对作者文学成就、文学特色的考量，见证着不同时代、不同流派文学风格的取向，对作家文学地位的确立也起到重要作用。清代诗人就常在论诗绝句中把苏轼同前代大诗人并称来谈论苏轼的文学才能和文学地位，如焦袁熙《论诗绝句五十二首》（其四十九），陈启畴《与晴峰鏊论诗十首》（其三）其构思过程同叶燮《原诗》中：“如苏轼之诗……此韩愈后之一大变也，而盛极矣。”“杜甫之诗，独冠今古……其才力能与甫抗衡，鼎立为三”无二，皆是把苏轼与杜甫、韩愈等诗坛巨匠并称，从而衬托出苏轼卓绝的文才和极高的文学成就。2.尽忠于君，难易忧国之心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后，仍效仿杜甫“一饮一食，未尝忘君，”可见其忠君报国、存心忠厚的一面。而后代诗人对此也有清晰的认知，并于诗歌中对苏轼的这一品格给予赞扬。如王惟成《论唐宋诗绝句诗四首》（其十一）言明了苏轼与欧阳修一样怀有高尚的节操，有着尽忠于君之心，即使身处困境，也希望能够为君分忧。另如王柘《读苏文忠公集》（其一）该诗把苏轼与汉代名士贾谊相提并论，更多是考量到两人相似的人生际遇和均怀有赤诚之心。贾谊受到打压与排挤被贬后，仍然心忧家国、一如既往地上疏劝谏皇帝，不易其忠君爱国之心。二、对苏轼诗文的批评以言简意赅的语言来评价或阐释所论之人的诗风或诗歌特点是论诗绝句应当承担的文学使命，清代论诗绝句明显继承了这一文学批评功能，其中对苏轼诗歌的探讨多集中于苏轼和韵诗的创作、佛学对苏轼创作的影响和苏诗风格。1.论苏轼和韵诗创作黄维申的《病中读宋四家诗各题一绝》（其一），诗中所谓“和韵”是古代一种重要的诗歌创作形式，指依照别人诗作的原韵作诗。黄维申于其诗中称苏轼和韵诗的创作成就已经超过了使此类诗歌达到初步繁盛的元稹、白居易二人，这并非虚言。清人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说》中是言元稹、白居易、皮日休、陆龟蒙在次韵诗的创作上颇具技巧，但也有较多勉强凑泊之处，而苏轼以其卓越的才气弥补了元、白、皮、陆的不足，并且在次韵诗的创作上有较大的开创。总的来说，苏轼在和韵诗的创作中投入了大量的热情与精力，创作数量多是一方面，形式上也丰富多样，出现了又和、再和、重和，自和，追和古人等丰富的形式。清人徐兆英于《读东坡诗集》（其四）中言及苏轼和韵诗的创作，他强调苏轼博学多才，把和韵诗的创作视为文字游戏，往往一套诗韵可次韵多次而不落俗套，以叠韵诗创作之工衬托出东坡才大力雄。由上述可见，苏轼的和韵诗数量多、创作技艺精湛的特点已为清代诗人所共识。2.论佛学对苏轼创作的影响苏轼年少得志，其才能受到宋仁宗和欧阳修等人的高度评价，但后因政治斗争而一度被贬，使其空有一腔抱负却无处施展。除了短时间的低落消沉外，其对待生命的态度总体上来说是旷达乐观、洒脱随性的，这与其接受佛老思想具有密切的关系。而反过来，佛老思想又对其文学思想和诗文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清代论诗绝句中对此亦有深刻地揭示。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谪的苏轼，在黄州遭遇了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痛苦，在反思往昔、返观内照的过程中，他对佛学的接受较之以前更进了一大步，其《黄州安国寺记》中言明自己愿意诚心归佛，洗净杂念、消除尘俗的妄想，成就自己的虚寂清净之心。其诗如《送刘寺丞赴余姚》《和子由四首·送春》《南都妙峰亭》皆借助《华严经》中“法界观”的佛学思想来阐释自己泯除机心后淡泊宁静，圆融无碍的精神境界，这也同样表现出苏轼把佛学思想援引入自己诗歌创作之中的现象。佛教华严法界观之于苏轼的文学创作而言，确有重要的影响，而清人在他们的论诗绝句中也认为华严经等佛教经典对苏轼诗文创作影响深远。3.论苏诗风格清人论诗绝句还对苏轼诗歌风格进行了讨论与揭示，通过对比苏轼与黄庭坚的诗歌风格，突出了苏诗之“豪”。苏轼是“豪放派”大家，其诗歌常有豪放超脱、旷达不羁之作，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此诗作于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苏轼遇赦北还之时，全诗表现了其九死不悔的豪放气概和坚定自信之心，语中显有对昔日政敌的调侃和嘲弄。除此以外，清人朱庭珍还论及苏诗呈现“自然”“天成”的风格，作《论诗》（其十一）为文“随地而出”“行止天成”，能够达到融通无碍的境界。他自己也言：“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认为天工自然之美是诗文、绘画创作的至高境界。鉴于此，朱庭珍在其诗中把苏轼与推崇“自然”“浑融”的庄子、李白相提并论。此外，徐兆英还谈及苏轼诗词创作不拘成法，诗《读东坡诗集》（其一）是说苏轼作诗虽不拘格律，诗歌境界却高妙，作词不泥于音律，但词作艺术水平高绝，而这同样是建立在东坡才华横溢的基础之上的。三、评述与苏轼相关的文学论题苏轼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大家，围绕他自然会产生许多与文学相关的话题，后代文人多有对之进行阐释或论争的，清代诗人的论诗绝句就对苏轼“穷而后工”的文学创作历程和元好问对苏诗的褒贬态度等诸问题给予关注与讨论，这也值得我们留意并作进一步阐释说明。1.揭示苏轼“穷而后工”结合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历史看来，“穷而后工”似乎适合诗坛中诸多身处困窘而文学成就突出的诗人，但这一理论是否同样适用于宋代天才式诗人苏轼？我们不妨从清人对苏轼的相关评价来探究这一问题，秦焕在《苏东坡》一诗中有言：苏东坡正值前途一片光明之时却因党争屡遭贬谪，而这苦难的贬谪经历使其诗文创作水平得以进一步提升，只是该诗的最后一句用了“琢磨”一词，意义稍显不同。该词出自《诗经·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谓卫武公研究学问、陶冶品行讲求精益求精，而秦焕用之形容苏轼，意指东坡诗歌创作水平本就就高超，而曲折的经历使得其才能发挥地更为彻底，其作品艺术水准得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另有宫尔铎《读元遗山王渔洋论诗绝句爱其文词之工惜其所言尚非第一义漫成此作以质知音》（其七），此诗既言明了苏轼虽历经沧桑却不改其忠君爱国之心，同时也通过“纵横健笔老尤奇”一句阐释出儋州困窘的经历使得苏轼本就卓越的创作水平得以更进一步，登峰造极。综合上述来看，以“穷而后工”来形容苏轼曲折的人生经历与其极高的文学成就间的关系是合适的。难以否认的是，苏轼诗文艺术水平之高超、文学成就之突出，就与其曲折的人生经历存在着强烈的联系。他在贬谪、迁徙的过程中尝尽苦涩、受尽冷落，内心郁积着悲愁、愤慨，待得喷薄而出形之于诗，往往是优秀的诗篇，恰如洪亮吉在《读史六十四首》（其四）中看来，恰是不断被贬的悲惨遭遇使得苏轼卓绝的文才得以发挥出来，进而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乌台诗案后，逃脱死地的苏轼并没有忘却自己在牢中的屈辱与惊恐，他在黄州对以往进行痛切地反思，并在接受老庄佛禅思想的基础上从精神层面对自己进行超越，这种思想与精神层面的改变促进了苏轼文学创作观念的转变。最明显的便是随物赋形观的提出，在此种创作观念的影响之下，创作主体能够突破自我的局限性，进入主客交融、物我合一的浑融境界，从而创作出浑然天成的文学作品，验之于诗，其于黄州所作之《红梅三首》《东坡八首》《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等诗，较被贬之前诸诗作，诗笔更显精致流利，诗境愈加清旷简远。2.解读元好问对苏诗的评价元好问曾在其《论诗三十首》（其二十二）中评价苏轼、黄庭坚的诗歌创作，现在看来，遗山此诗确有语焉不详之处，以致后人在解读和阐释的过程中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与争议，争议集中体现于元好问对于苏、黄诗歌的褒贬态度上，而这一问题亦被清代诗人置于论诗绝句中进行讨论。譬如沈德潜在其《戏为绝句》（其六）中肯定苏轼为北宋诗坛中绝无仅有之诗人的基础上批评那些随意嘲笑挑剔前贤的后辈诗人。“沧海何妨有横流”一句是通过解释苏、黄开创新体对诗坛及以后诸家并不造成坏的影响来替苏轼推责，回护之意十分明显，此外，其在《说诗晬语》之中对此亦有论述。沈德潜不仅认为苏轼继韩愈之后又为诗歌开辟了新境界，而且不满元好问对苏轼的批评，认可苏轼在突破唐体方面所作的贡献，此论与其上述论诗绝句互为表里。另有许愈初在《论诗绝句》（其十六）中，他认为正是由于江西诗派中人拾苏、黄之牙慧导致了宋代诗坛脱离正轨、纷乱混杂的局面，而元好问于苏、黄之后诗坛横流泛滥之际，不习苏、黄之遗韵，却能拨开迷雾，别开生面，此论颇似元好问在《自题中州集后五首》（其二）中对江西诗派的鄙薄之语。四、结语清代诗人立于文学批评的角度利用论诗绝句言简意精、凝练含蓄的长处对苏轼及其诗文进行品评，并对前人已经发表了的关于苏轼的评论作了更进一步的探索与阐释，同时又有自己的见解与看法，虽是各抒己见，但也能够总结出来共通之处，这对研究苏轼及其诗文具有一定的作用。此外，论诗绝句中有关苏轼的描写及文学批评对于当今苏轼研究来说还是较为新颖的材料，能够为我们研究苏轼提供新的视角与切入点，因此其具有继续深入研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