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随着《太平天国之秋》的译本在台畅销，史蒂芬．普拉特（StephenR.Platt，以后称：裴士锋）的第一本着作也在今年出版，即由其博士论文而改写的《湖南人与现代中国》。此书接续1995年至2010年间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之高涨，藉由讨论湖南人在十九后半叶、二十世纪初巨变百出的中国史上之角色，试图从一个以北京及通商口岸为核心的主流叙述，转向承认刻板印象中保守落后的湖南省之重要性，甚至点明湖南己身的民族主义及其根生低故的传统，来脱离中国民族主义对歷史诠释的垅断和扭曲。
  裴士锋认为，早在十九世纪中叶，湖南菁英奠基了以王夫之崇拜为中心的自我认同，以之克服了湘省于中原文化圈中的边缘性，然经歷湘军大败太平天国势力所带来的苦难及光荣，其发展出以湖南（或楚）为核心且颇有普遍性的爱国主义（所谓的regionalpride），并且宣扬湖南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使命。
  裴士锋以「草根民族主义」（grassrootsnationalism）指称这样的认同观，即具有强烈的地方性、奠基于区域文化的特殊象徵、透过人际网络及私人媒体推广的一种爱国主义，而与之对立的，乃是「以国家为导向的民族主义」（state-lednationalism），也就是透过国家教育体制、政治宣传、官方媒体传播的一种意识形态。本书所讨论的湖南人属于前者，也因此经常与官方及保守份子所代表的中央主义（centralism）处于矛盾的立场，导致两者在晚清至民国初年的二十几年内，往往发生冲突，致湖南的民族主义最后也败于中央政府为了巩固新国家而渲染的国族主义。
  然而，对治史者来讲，裴士锋的着作似乎太过于忽略了前人之研究，最明显的问题大概就是关于中国民族主义及一般民族主义的讨论。裴士锋虽提出上述的「草根」、「以国家为导向」两种民族主义，但其仅作为一种分类，且本书未提供此基本定义，导致其虽然趣味丰富，却在其所选定的学术领域中难以发挥多大的影响，最终也不会提供读者更多关于中国民族主义本身的启发（毕竟李达嘉、杜贊奇等人早就析论过具有「地方」色彩的民族认同，尽管其何以界定「地方」是一个仍待讨论的问题），甚至也难以将中国晚清以来强而有力的民族主义思潮放在一种全球性的讨论脉络，也因此对关于民族主义性质的争议（此认同是现代形成中才出现的，还是古典时代早就有的？）未有贡献。
  换言之，研究民族主义的关键不在地缘，而是回答关于其本质的问题，即为何在近现代许多地方能发展出一个极度普遍的认同观？以省为认同的价值观，却为何始终无法胜过更大且模煳的中国论述？
  要回答此问题，除了讨论传统上中央与省间的关系，也必须分析晚清时出现的一些年轻菁英，逐渐超越传统士绅的认同观，而裴士锋所选的湘省其实可以作为很好的例子，但因为作者执着于地理上海岸城市与内地湖南省之虚拟对立，又似乎在情感上对湖南有着一种浪漫的想像，导致其分析在这方面其实有预先立场之嫌，故只不过在地图上修改民族认同的范围，却不大处理这些新知识份子在思想上的演变，也不多讨论其与观众、地方菁英的关系。
  简而言之，裴士锋所质疑的非是民族主义本身，而是以中国为对象的民族主义之合理性和代表性，故以湖南人的非凡主义（exceptionalism）取代之，因而自己塑造一个湖南人与中国、其他省截然不同的形象，也往往化小如广东、浙江等省的省籍主义，以成立湘省独特的假设。这种前提之下，作者夸张地把湖南如此庞大的省视为「地方」，假定其因此就比较不会面临对关于其想像及凝聚力的质疑〔如中国曾被费约翰（JohnFitzgerald）说成是「无民族的国家」──即「nationlessstate」〕，因此可以作为较为真实的民族认同对象。
  裴士锋这样能以湖南的「地方」取代中国──「帝国」，但不会真的逃避安德生《想像共同体》里对民族国家的基本疑问，因为其所描述的湖南民族主义，最后仍是少数属于精英阶层的人所鼓舞的。虽然可以说湘军的经验产生一种跨越阶级的认同，不过那只是一时的，而「以天下为己任」的湖南观以湘绅为核心，也明显地把湖南与（朝廷为主幹的）天下绑得紧紧的。到晚清最后十几年，新知识份子才因与士绅日趣矛盾，又希望可以鼓动支持者，所以把它转换成较为积极的，且与清廷处于对立的省籍认同，而王先谦等士绅就激烈地反对湖南独立的论述。
  当然，裴士锋或许沒这个意思，并非企图加入关于民族主义本质的争辩，仅希望可以补充关于湖南人对己省的认同；在这方面其书算是成功的，也毫无疑问地有学术价值，毕竟他注意到湖南的独特性，而避免将之视为十八同质性高的省之一。
  不过，裴士锋的研究恐怕也面临一个矛盾的情况：本质上似乎还未脱离中国民族主义。因为以看似于较为合理的「湖南认同」，来取代中国民族主义，实际上仍运用了民族主义者的逻辑，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容易遭熟于史料且持有民族情怀的学者以无数的反证「修正」其湖南说；另一方面，作者也经常被自己的分析对象「背叛」了，因为其湖南民族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也都强烈地鼓舞中国的民族主义，导致裴士锋只好以「有所选择」地採用特定的史料，也因此自己似乎像民族主义者一般，压抑湖南及中国认同的复杂性、多声性。
  举例而言，在书中，杨毓麟是主导湖南民族主义发展的角色，不仅撰写了被裴士锋视为具有宣言地位（manifesto）的《新湖南》一书，后来也帮忙出版造成湖南民族主义高峰的《洞庭波》一期刊，至少在作者的论述中相当一致地标榜湘省的民族认同。
  但当《新湖南》1903年在东京出版后，杨毓麟就在同一年于《游学译编》上发表了〈满州问题〉一篇，其中讨论清廷、东三省遭受日本、俄国的威胁，以相当激烈的语气唤醒读者，指出此事对中国将来的发展之危害。这篇里杨氏仍提倡「一省独立则足以号令全国」的道理，但此理念以沒落为文章次等的主张。杨氏唿吁的关键不是湘省的自立，而是中国主权的保护：因为「夫中国主权，非满州政府所私有也，国民之公主权，一家一姓不得私有之」，所以宣传「吾国民…知死蹈死则可以独立，可以与满政府宣战而保存主权」的道理，显然地在《新湖南》仍刊印时已转向以全中国（即清帝国）为范围的论述，而其于《新湖南》所鼓吹的一种以省为核心的多元主权模式，因东三省的危机而简化为中国单一的主权。
  《新湖南》与〈满州问题〉的主要共同点反而是对于观众的鼓动，也就恰好能反映华兴会员周震鳞关于湘人当时于日本的活动，即杨氏等人撰文的主要用意就在于，鼓动年轻学生投入革命阵营，也就「从文化教育事业入手，兴学办报，制造舆论，盡情抨击清朝政府的腐朽政治，特別着重揭露它丧权辱国的媚外政策，从而唤起全国人民的爱国革命思想。而且通过兴学办报，得以培养革命青年，作为革命运动的前驱。」
  然而，杨毓麟当主编的《洞庭波》呢？裴氏风认为其「在形象和措词上…带有更顽强的湖南味」，也恰好强而有力地表达在其核心的文章里，即〈二十世纪之湖南〉。该文不仅以满人或外国人为湘人之仇敌，甚至诉诸「还有…其他的汉人」威胁湖南，且强调湖南不仅作为省而已，而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种族」（race）或「民族」（people），故彰显「湖南分离主义仍在迅速茁壮」。不过，从内容和现实政局而论，《洞庭波》却延续了周震鳞上述所描述的叙述策略而已，恰好接续《新湖南》的作风：〈二十世纪之湖南〉内容的前半的确如裴士锋所说，诉诸他省的抨击，指出湖南在新政运动为梁启超等立宪派人物诱陷，但裴士锋未讨论的后半里，以统一德国（而非是率领普鲁士独立！）之俾斯麦为笔名（即铁郎）的陈家鼎，却改口而重新号召湘省对天下的责任，而劝读者迅速以「起义」、「外交」、「预备革命」等方略悔过湘军的原罪，甚或主张放弃「省界」且依据「德美联邦政体」建国。[2]总之，以全文来讲，裴士锋并未提出湖南独立而对抗他省的主张，反而是诉诸一种联省革命。
  从时代背景而论，当时湘籍的激进份子准备参与萍浏醴起事，而当刘道一等人离开日本参加起事后，陈家鼎等负责宣传的作者乃致力于唤醒舆论上的支持，盡量抨击革命派的对手，如清廷、立宪派、官绅等，以拉拢湘省「青年」加入该场革命运动。然而，到1907年1月，起事的情势逐渐衰颓，而《洞庭波》似乎立即改名《汉帜》，发扬汉族（而非是省）为核心的宣传符号，以〈论各省宜速响应湘赣革命军〉等文劝他省革命派人接续起事。可见，无论是《洞庭波》或着《汉帜》，这两个姊妹期刊各有其实际的目的，而不是渲染湖南民族主义或「狭隘的地方主义」之媒介而已。
  基本上，湘人省籍认同在歷史上的影响力不用否认，也可以说它具有爱国或爱省主义的性质，甚至表面上反对清朝，然而，裴士锋强调湘人时常与中国而处于对立的处境，又称此为湘人最主要的认同观，无论是在宏观的歷史视野，还是以单独文本为基础的分析，实比较难成立。而这原因，并非因为中国民族主义更为真实，毕竟各种各样的知识份子仍花了十分多的力气，且透过不同的方式，才把民族认同从精英阶层，逐渐推广至所有居住于全体中国人民，而这种情形，即便在拥有国立教育体制的中共，也其实未变，显露民族主义本身尽管外貌高昂，其本质乃颇为薄弱。
  在此不多讨论语汇及知识层面，如何约束晚清省籍认同的想像及发展，但另外也可以从时代背景看出一些阻碍以省为对象的民族主义成为主流的因素：前往日本的留学生，其当初的确适合省籍意识的宣传，毕竟其生活环境至此以己省为核心，故他省学生迅速回应《新湖南》、《新广东》一类书，自己出版《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等具有省籍色彩的期刊。然而，经过这些新知识份子在陌生地的日本加入方兴未艾的留学生社群，即一个勉强可以沟通且共享「清人」、「华人」等身份，再加「取缔规则」、「拒俄义勇队」等活动发生，且革命等思想越来越强力地被宣传，该批主要由省籍界定的青年已经升为–或者被逼迫（参考「取缔规则」事件或〈公致江苏学会书〉一文中所显露的高压手段，如封杀、暴力等等）──全国性（national）的新知识分子。
  尽管专业的歷史工作者或许会对《湖南人与现代中国》有些惋惜，在某些湖南民族论述时似乎过度地牵强，对史料的解读也可能有过度简化的疑虑，但这并不影响作者以地域主义挑战大一统民族主义的壮举，这种对大一统民族主义的质疑态度与决心，正好提醒了我们在解读歷史时应有的警觉与距离。
  [1]周震鳞，〈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页33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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