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民族团结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关系？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56个民族，少数民族有1亿多人口，分布在全国各地，民族自治地方占国土面积的64%，西部和边疆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每一个民族都是祖国大家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每一个民族居住的区域都是祖国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各民族的前途命运与祖国的前途命运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家统一是各族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每个民族的生存发展、繁荣进步，首先取决于国家的命运，取决于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保持国家的统一，维护领土的完整，实现人民的团结，离不开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只有民族团结，人民才能幸福安宁；只有民族团结，祖国才能繁荣昌盛；只有民族团结，才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　　一、和谐是人类社会共同的理想追求　　古往今来，各种文明相互激荡，在历史的长河中奔腾不息；各种文明交相辉映，使世界绚丽多彩。不同的文明各具特色、各成体系、各有地域，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追求相近的理想目标——向往实现社会的平等、安宁、和谐、和平。　　(一)“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在中国古代经典论述中，“和”指和睦、和平、和谐；“合”指结合、融合、合作。“和合”并举，意为和谐、协调与合作。　　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思想家就对“和合”思想进行了论述。儒家创始人孔子把“和”视为做人处事的重要标准，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认为礼的作用，和睦是最重要的。他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命题，深刻阐述了“和”不必一定要“同”，而“同”者也可能“不和”，以及善待自己更要善待他人的道理；实际上，孔子最早提出了求同存异、和衷共济的思想。在儒家看来，“同”并非“和”的先决条件，能在“不同”中求“和”才是最高的境界。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说，要办成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合作。中国古代另一大思想流派道家提倡“天人合一”，即人要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在尊重与保护自然中谋生存，求发展。《礼记》中描绘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的理想社会；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要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这些思想虽然带有不同时代和提出者阶级地位的烙印，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和睦和谐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合”思想是中国古代先哲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本质的概括。它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如阴阳、天地等，但同时又把具有差异性的事物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如阴阳和合、天人合一等；它并不否认矛盾的存在，但主张防止过度的矛盾和冲突破坏不同事物相互依存、共同存在的环境基础。秦汉以后，“和合”思想被普遍应用，渗透于各个时代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　　“和合”思想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往、吸收、融合，对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在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化特点与差异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减少摩擦、增进共识，弘扬“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显得更为重要，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包容、相互尊重、相互交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此，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向世界表明，不断发展的中国，将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存、共生、共赢的“和合”思想，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二)西方文化中的和谐思想。　　尽管东西方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就和谐这个理念来说，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宇宙的普遍规律，世界各民族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对此都有一定的认识；在西方文化中，“和谐”观念也有深厚的思想根基。　　西方早期朴素唯物主义认为，联系世界万物的标准就是和谐。西方人的“和谐”观是建立在“差异对立”的哲学思想基础上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自然追求对立，对立产生和谐”。柏拉图认为世界一切事物都会从“无秩序变成有秩序”。而毕达哥拉斯则明确提出：“和谐起于差异的对立”。西方早期的这种文化思想后来具体体现在西方民主的进程中。古希腊创造了人类最早的民主制，几百年后的罗马相继出现了比较发达的民主共和制。　　近代西方哲学的主题，就是在理性指导下，通过遵从自然对立的必然性，使人的自我身心和谐，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康德首先提出：人为自然立法，实现人的自由与自然规律的统一和谐。黑格尔则用辩证法进一步完善西方文明传统的和谐观念，认为：和谐的本质就是对立统一。正是这些文化理念，使得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三种基本的社会形态逐渐形成：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奠定了西方和谐社会的法制基础；洛克等人设计的三权分立机制，确立了国家权力的运行的平衡；约翰·密尔等人对公权和私权的界定，形成了公民和政府协调相处的框架，最终，发展成为以“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的现代西方自由社会的和谐文化理念。　　实现社会和谐也一直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向往的理想社会状态。把建立和谐社会作为社会发展目标，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体系中很早就有表述，特别是在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未来社会构建模式中，和谐社会成为了一个共同的价值追求。1803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发表《全世界和谐》一文，指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必将为“和谐制度”所代替。1824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也以“新和谐”命名。1842年，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把社会主义社会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并指出新社会的“和谐”是“全体和谐”。他在书中提出了空想的共产主义计划，认为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待遇平等，平均领取生活必需品，能使整个社会“和谐与自由”。马克思称这本书是工人阶级“史无前例的光辉灿烂的处女作”。　　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勾画了美好社会的蓝图，指明了实现美好社会理想的正确途径。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马克思、恩格斯设计的未来社会——“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蓝图中，处处闪耀着和谐社会的思想。比如，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不和谐的同时，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在揭示社会主义建立的前提条件时，提出了发展生产力，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思想；在构想“自由人联合体”时，提出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思想；在分析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时，提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的和谐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思想；等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社会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极大地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形成和谐的关系。　　二、我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毛泽东同志指出：“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　　民族的产生和存在与国家的产生和存在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今世界，约有3000个民族，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由多民族组成，几乎没有纯粹的单一民族国家。在多民族国家中，由各民族共同利益而构成的国家利益至高无上。任何单个民族的利益，都必须服从国家的整体利益。中华民族已经走过了5000年辉煌壮丽的文明历程。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共同开拓了幅员辽阔的国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发展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一部厚重的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国各民族诞生、发展、交融并共同缔造统一国家的历史。著名历史学家、民族教育家王锺翰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人民大众对本国、本民族的历史不了解，或者不能正确了解，怎么能叫他们热爱本国、本民族呢？从当代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来看，多民族国家的人民如果把爱本民族与爱祖国、爱兄弟民族对立起来，热衷于民族纷争，那么怎能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呢？我国的前途命运需要我们把热爱本民族与热爱祖国大家庭里的每个民族成员结合起来。我们要想建设好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要加强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每个成员对本民族的历史的了解和热爱。”(《就民族史的教学和科研问题答》)　　(一)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　　从远古时期，我国各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之上。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5000年来特别是秦汉以来的2000多年里，在各民族长期交往融合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秦朝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统一。同时，我国从秦汉起就陆续在今广西、云南、贵州、海南等地设置郡县，在今新疆地区设置西域都护府，在西北的羌地设护羌校尉，在东北乌桓地区设护乌桓校尉，历史上第一次把这些边疆民族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的有效治理版图之内，奠定了尔后统一多民族中国疆域的基础。正如著名学者任继愈所说：“秦汉开创了支配中国两千年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此后，统一成为主流，被认为是正常的，分裂被认为是不正常的。”　　隋唐时期在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基础上建立了比汉朝疆域更为广大、民族更为众多的统一格局。唐朝设立安西和北庭两大都护府，管辖西域地区，设道、府、州或羁縻府、州，管辖中南和西南各少数民族。唐朝统一领导和治理下的各民族蓬勃发展，促进了唐朝国力的强盛和疆域的扩大。宋朝虽然先后与契丹族的辽朝、女真族的金朝长期并立，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交往十分密切。　　元朝时，今天的内蒙古、新疆、广西、云南、贵州等民族地区，都在行省的管辖之下。设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设澎湖巡检司管理澎湖、台湾，同时在云、贵、川、康等民族地区设土司制度，加强了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统辖。清朝经过康、雍、乾三朝长达140多年的不懈努力，从东北、蒙古、新疆、西藏至我国南部、东部的整个地区，各民族都统一在祖国版图之内。清朝进一步奠定了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增强了多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综观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过程，其间既有全国统一时期，也有诸雄对峙割据时期。但统一是常态，每次分裂割据对峙之后，都使统一的范围越来越大，制度越来越完善，参与统一事业的民族越来越多。而分裂是历史变态和迈向更高统一的过渡时期。凡在历史上促进中国统一发展的历史人物，无论他是哪个民族，通常都被推崇为大英雄；而凡制造分裂的人，也无论他是哪个民族，都被贬斥为历史的罪人。总之，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中国各民族根本和长远利益之所系，是各族人民共同的愿望和追求目标。　　(二)建立在兼容并蓄基础上的国家统一。　　地理条件殊异、民族成分众多的中国能凝结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疆域广大的中国能成为世界上惟一从古到今始终保持统一格局和文明传统不断的国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得益于中国特有的地理条件。中国东面和南面是茫茫大海，西边是世界屋脊，西南是高山深谷，北面是无垠的戈壁和草原，四周皆有天然屏蔽，因而构成亚欧大陆上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一方面使先进的中部和东部农业民族区成为中华民族凝聚的核心，另一方面使中国历史上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具有较强的经济互补性和相互依赖性。这和欧洲农牧结合的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无论是汉、唐还是元、明清，无论是汉族掌握中央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掌握中央政权，都离不开这一凝聚核心。　　第二，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制定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国家统一和促进民族交流的政策。近代以前的其他世界文明古国，如罗马帝国、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帝国、拜占庭帝国，主要是建立在军事征服的基础之上，实行的又是对异民族的强迫同化政策，所以一旦军事力量削弱或瓦解，基础即随之动摇坍塌，统治便难以为继，无法再度促成统一的恢复。而中国，先秦时期就形成了华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华夷五方格局，称“五方之民”，构成“天下”，共称天下的观念和大一统的理念深入人心，历久弥坚。这种大一统是建立在“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礼记·王制》)，即保证大政整齐、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多种族群、文化、语言、宗教兼容并存，共同发展。这就使得中国历史上民族间的相互学习，形成了中华民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特点，中华民族的共性日益增强，促进了祖国统一的发展与巩固。　　第三，经过历史发展和锤炼，形成了把我国各民族维系于一个统一的大家庭中而世代传承的三个纽带：一是国家的长期统一；二是各民族相依共存的经济文化联系；三是近代以来各民族在抵御外来侵略和长期革命斗争中的休戚与共的关系。从我国各民族相依共存的经济文化联系来看，由于中国特有的地理条件，各民族之间很早就形成了经济文化上的互补互济和互相信赖的关系。无论是国家统一时期，还是暂时分裂阶段，这种各民族间经济与文化的天然联系都不曾被割断。如历史上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进行的“茶马互市”、“盐铁贸易”等，既满足了中原农业、交通和军事的需要，也满足了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所需，促进了经济互补和共同发展。同时，从先秦即已开始的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形成了中国民族分布大杂居、小聚居的基本格局。从历史记载来看，汉族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迁移和少数民族向中原地区内迁的数量都很大。如秦始皇曾迁内地50万人到岭南戍边；汉武帝迁上百万军民到西域屯田；明朝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卫所，屯田的规模更是空前，仅云南一地就将近15万军户，使明代云南的汉族人口超过当地各少数民族人口的总和。少数民族内迁见诸史籍的，如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率4万余人归附汉朝；西晋末年关中人口百万，内迁的“戎狄居半”；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随行的鲜卑人数以十万计。这种迁徙、融合更加强了各民族间业已存在的经济、文化联系。总之，各民族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中国这一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亲密关系，这是巩固祖国统一赖以存在的深厚基础和内在动力。　　(三)各民族共同捍卫祖国统一。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从沿海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继而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我国的边疆民族地区。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中国各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西方列强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同仇敌忾、共御外侮，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过程。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就有汉、蒙、满、藏、羌、彝、土家等各族军民奔赴前线，共同战斗。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天津大沽炮台的满、汉守军和蒙古族骑兵，迎头痛击英法联军。西藏军民在隆吐山战役和江孜战役中，先后给英国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在中法战争中，壮、彝等族人民坚决反击法国对中国西南的侵略。东北地区的满、汉、达斡尔、鄂温克、赫哲等族人民，西北地区的维吾尔、柯尔克孜、回、蒙古等族人民，先后同沙俄入侵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新疆各族同胞的大力支援下，左宗棠率领的清军迅速击溃中亚浩罕国阿古柏的侵略，重新收复了新疆。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自觉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而奋斗。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族人民组成东北抗日联军，海南琼崖纵队，滇桂黔边区纵队，冀中、渤海回民支队，大青山蒙古族游击队，与全国抗日力量一起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百年以来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团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人民共同努力构建美好家园的开拓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人民内求统一、外御强敌、反对分裂的奋斗史，就是一部各族人民互相交流、共建文明的创造史。　　三、民族团结是中国繁荣发展的强大动力　　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多民族国家内各民族的大团结。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凡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都希望中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1992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进一步强调：“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丧权辱国、人民遭殃。”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上针对当前民族团结形势明确指出：“民族分裂势力越是企图破坏民族团结，我们越是要维护民族团结，筑牢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共同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钢铁长城。我们要着眼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始终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好，保持和发展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经历了三次剧变，彻底地改变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和现状。第一次是社会形态的改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开辟了中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新时代，“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第二次是政治形态的改变。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族人民在事实上获得政治上的平等，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从1947年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建立至今，我国共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1173个民族乡。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占民族自治区地方总人口的47%，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5%。民族区域自治完全符合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第三次是经济形态的改变。1978年改革开放，经过30年的努力，各族人民在经济上普获实惠，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民族地区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日益呈现又好又快的局面。一是综合实力显著增强。2008年，民族地区经济总量由1952年的57.9亿元增加到30626.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92.5倍。二是特色经济初步形成。通过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民族地区已成为我国重要农畜产品和重要工业产品的生产基地。新疆的棉花产量居全国第一，天然气产量居全国首位，是我国重要的能源生产基地；内蒙古牛奶产量居全国第一，原煤产量居全国第二位。广西已建设成为全国最大的蔗糖生产和综合利用基地；云南鲜花产量连续十多年位居全国第一。青海、西藏等民族地区充分利用发挥区域特色，使旅游业成为本地区的新兴产业，同时成为国家重要的资源战略接续区。三是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1952年，民族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为3.76亿元，1978年为76.6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长了20.39倍，年均增长24.34%)，2008年达18453.4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78年增长了240.72倍，年均增长60.33%)。国家在民族地区安排了一批重大项目，修建了一批铁路、机场、高速公路、水利、通信等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重点项目的实施和完工，增强了民族地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四是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2008年，民族地区实现外贸进口总额607.5亿美元，与2002年的112.4亿美元相比，增长了5.4倍。五是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民族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07元增加到2008年13170元，增长了30多倍；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分别由1978年的138元增加到2008年的3389元，增长了19倍。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有了大幅度提升。可以说，现在是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最快的时期，是各族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同时也是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最好的时期。这些成就来之不易，得益于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得益于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得益于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益于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团结奋斗。　　四、民族团结是关系国家和各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团结就是生命，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希望，团结就是胜利。各民族团结友爱，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生动体现，是中华民族繁荣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民族团结见证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光辉历史。　　《伊索寓言》中有这样一句话：“一致是强有力的，而纷争易于被征服。”民族团结关系各族人民的幸福安康，关系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祖国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我国教育家徐特立说过：“人民不仅有权爱国，而且爱国是个义务，是一种光荣。”一个家庭不团结，可能亲人反目；一个民族不团结，可能一盘散沙；一个国家不团结，可能分崩离析。我国各民族在历经数千年的迁徙、贸易、婚嫁、交融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错杂居、共生互补的格局，孕育了团结友爱的宝贵传统。近代以来，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饱受欺凌。当时西方人普遍认为中国必然像奥匈帝国等多民族国家一样，分裂为无数个单一的民族国家。但是，他们的预言失灵了。中华民族不仅没有分裂，反而“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打败了侵略者，赢得了民族的独立、自由和统一。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浴血奋战、浴火重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各民族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形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一体的命运共同体。在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过程中，不仅民族团结友爱的优良传统得以空前的光大，而且中华民族从自在的联合走向自觉的联合，团结一致走上了通向伟大复兴的崭新征程。　　(二)民族团结谱写着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华美乐章。　　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开辟了各民族团结友爱的新纪元，中华民族展现出巨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展现出无比的自信心、自豪感。新中国成立60年来，各族人民高举民族大团结的伟大旗帜，和衷共济、和睦相处、和谐发展，携手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壮丽史诗。　　60年来，中华民族在前进过程中克服了来自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自然界的种种困难和考验，顶住了来自国内外的种种压力和挑战，使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航船乘风破浪、胜利前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各民族始终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同心同德、并肩战斗。今天，“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已经成为各族人民的自觉行动，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已经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追求。这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　　(三)民族团结将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未来。　　今天，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往开来、意气风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民族复兴的神圣使命把各民族紧紧地凝聚在一起。讲任务，是56个民族共同的任务；讲成绩，是56个民族共同的成绩；讲困难，是56个民族共同的困难；讲前途，是56个民族共同的前途。只有56个民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携手并肩、团结奋斗，中华民族才能焕发出无比磅礴的伟大力量，民族复兴的伟业才会展现出宽广灿烂的光明前景。
  民族团结才能使全民族齐心协力建设国家，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族团结是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