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论述王阳明与马克思思想之异同
  王阳明与马克思作为中西方哲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在各自阵营都有着开创性的理论建树。王阳明在对宋明理学研习与坎坷经历的影响下将心学发展完备，并掀起了儒学在封建王朝下最后的惊涛；而马克思批判性地继承并发扬了德国古典哲学，开创了辩证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宣告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鼓舞并推动了此后一百年的工人运动。
  然而这两位先哲虽在思想上有些许不同之处，却也有许多共同的真知灼见。共同之处体现的是他们作为思想家所共有的情怀；而不同之处则既有他们思想的独到之处，亦有时代的烙印。
  一、辨析王学之误解
  首先，亟须澄清的一点便是王阳明心学不应被单纯视为唯心主义而因此遭全盘否定。我们应当了解唯物主义唯心二分法是西方哲学家用于简单区别哲学门派的方法，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哲学的区分。正如蔡仁厚先生所言：“中国先哲讲学，自有宗趣，自有义法，与西方学问的轨辙不尽相同”且“以西方哲学的模式，来排比肢解中国的学问，是出主入奴的做法。”显然，蔡先生极力反对国人以西方哲学的分门别类之法肢解中国哲学，毕竟中国哲学家的体系建立与思维路径是与西方哲学家不尽相同的，我们为何要屈尊而以西哲之条理划分中哲之系统呢？因此，张岱年先生认为：“我们对于中国哲学加以分析，实乃是‘因其固然’依其原来隐含的分理而加以辨析，并非强加割裂。”因此如果我们要了解王阳明哲学，当抛却惯有的西式视角去割裂其思想，而从其言语中细细揣摩完整的义理。
  其实王阳明的心学体系既不好归于唯心主义亦不好归于唯物主义，他是不偏于心也不偏于物而独拈“感应”一词：“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又道：“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其所强调的心与物之间的联系，失去这个感应，心没有存在的意义，物也失去了主宰。正是人心之感应使得心与物互为其根，相辅相成，而这种理念都无法完完全全为唯物或者唯心所包含。
  接下来我们着重辨析“南镇看花”一段来进一步说明王阳明的“感应之说”。《传习录》有载：“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日：‘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和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树，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过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乍看确似唯心主义无疑。然先生所表达的蕴意绝不止于字面意思。我们联系阳明先生对“物”的释义，便会发现其中别有洞天。先生曾道：“我解‘格’作‘正’字义，‘物’作‘事’字义。”故其训“物”为“事”，所言之物皆是事而非客观存在之物。那么在“南镇看花”中“看花”便是一物。人未见花，确无“看花”一物显于心，只是沉寂在心底；人来看花，“看花”便显于心，所谓“颜色一时明白过来”便是视觉上的刺激使人心感应到花的鲜艳。而“归于寂”与“明白过来”都是“看花”在心中的状态，看与不看仅改变其状态而未影响其存在，故曰：“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而再深入剖析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人心与事物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事物对人的作用。单论看花一事，人未见花时，心花同归于寂。从视觉感受上说，我们便无法切身感受到花的芬香与艳丽；而从认识层面上讲，既然未见到花，那么藏于花后的知识及规律便无法为人所知；最后从精神文化上考虑，倘若世间所有人皆未曾见过花，那么世界将会缺少多少美景而变得昏暗无味。鸟语花香，蝶戏丛中的田园月光将不复存在。而因这些良辰美景所引发的诗人的浪漫思绪与哲学思辨更是荡然无存。这对于人类情感的抒发与一些思想的产生将是毁灭性的，而我们几千年来的精神财富也会有一个巨大的缺口。
  另一方面，人对事物的作用便是赋予事物意义。王阳明对此有一段鞭辟入里的话：“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他虽未否定事物的客观存在，却认为当意不物上时，物为“寂”的状态，这即是冯友兰先生所言的“无明”的“有”，事物虽存在却无意义。正是人心之本体——良知对事物的感应，事物才变得有意义。
  辨析大众对阳明心学的这一误解，主要是为了缩小人们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阳明学的距离感，进而我们可以细致地讨论其异同。
  二、宣扬人的主体性
  论及阳明心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重点，其均指向了人的主体性。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明确指出旧唯物主义的重要缺陷——人的主体性被忽视，他们往往有纯客观主义的倾向，否定人之于这个世界的作用，马克思的突破就在于对人的主体性的呼唤。同时，王阳明道：“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内外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天下之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思，格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者，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弊，所以复其心体之同然。”王阳明通过对为物欲遮蔽之人的批判，与对良知明于心的圣人的刻画，反映了社会的腐朽的同时渴望人性得以回归。
  其实儒学向来便是以人的生命为中心的学说，宣扬人们朝着圆满的德性生命而发展的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儒学家指引人们充实、涵养自己的本性并变化形体中驳杂的气质，最终使得天理流行于身，人便与天德天道合而为一，此之谓“天人合一”。而道德上的达成又兼以外在的事功的完成，如此内外贯通，人在道德与实践上取得双向的圆满，所谓“内圣外王”便是此理。不过，无论“天人合一”还是“内圣外王”都是由人的主体性而展开，只有人才有能力去完成这项伟业，王阳明作为宋明大儒其学说自然亦离不开人。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西方的哲学思维往往囿于世界论思维范式与意识论思维范式，要么剥离人孤立的看世界，要么避开世界单独讨论人。马克思超越了这两种思维模式，他从孤立思考对象的方式中摆脱出来而建立人与自然的关系，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并进而将无产阶级看做一个整体，鼓励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并解放他们自己，她将每个人的命运连接在一起，并为着自己乃至全人类的自由而奋斗。而这就与中国哲学家的思维不谋而合。
  而观其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则能知晓二人学说对人主体性大力推崇的原因之一。王明生活在明朝中后期动荡不安的时代。彼时理学在统治阶级的操纵下变成统治工具，八股科举使得书生拘于句读只会循规蹈矩作无用之虚文而无经世之才。学风日益功利而世人堕入虚伪与欺诈的深渊。以阳明先生的话，便是：“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于声誉。其出而仕也，理钱谷者则欲兼夫兵刑，典礼乐者又欲与于铨轴，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世人涂以追名逐利为目标，终日献笑争妍，而其饱读诗书只为博取名利。同时边界也遭受着长期的战乱与骚动，少数民族侵略与农民起义四起各方，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僵局之中。百姓深受其苦而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王阳明不忍漠视其惨状便自幼立圣人之志，想为社稷安宁而奋斗。因此纵观他的一生，我们可以发现他一直致力于平定战乱与讲学四方，期盼唤醒人们的良知而带来百姓安康与社会和谐。
  马克思则生在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展开的德国社会，此时地主经济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膨胀而底层劳动人民遭受着资本的剥削与压榨。面对着贫富差距的极度扩大与腓特烈威廉四世的暴政，马克思亦是早年便有为人类而工作的志向。纵使他一生四处奔波，居无定所却始终有着解放全人类的抱负与对自由王国的构想。
  时代的黑暗并未遮蔽他们内心的光芒，反而激发出他们对全体人类自由的呼唤。那根植在他们思想体系中的人的主体性，则为我们展示哲学家们对人类的终极人文关怀与独特的圣贤情愫。
  三、说理风格与论证逻辑上的差异
  西方哲学家历来注重思辨与理性，强调因果必然性而推崇缜密的逻辑推理，并渴望通过某种方式得到纯粹的知识。马克思继承了这种严谨的学术风格，是故其文章文风端正，层层展开，由深由浅入深，几乎没有任何逻辑漏洞。在其将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构建了一个庞大、先进、不断进步且精微的辩证唯物体系。它的唯物观包括物质观、意识观、实践观以及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和“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并且提出了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开辟了新的唯物主义，也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其精深的哲学体系诚可谓渊综广博而成一家之言。
  相比之下王阳明则与其大相径庭，阳明先生从不以著书立传为人生追求，不会对其理论进行严密的论证，他所重视的是学者各自都依心体去身体力行，而不是终日辩论谈理，他曾表达对圣人著书的看法：“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字。”又说：”人心天理浑然,圣贤笔之书,如写其传神，不过示人以形状大略，使之因此而讨求其真耳；其精神义气，言笑动止，固有所不能传也，后世著书是又将圣人所画模仿誊写，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亦远矣。”阳明先生不希望学者“只是在文义上穿求”而拘泥于文字，他想引导学者对经典的体悟与心上求索真理最终步入圣境。因此先生自己便不做深奥的文章，而是宣扬简易功夫，再加上阳明先生讲学时的幽默风格与对圣贤经典的透彻理解，其留下的语录充满着生活趣味，整卷《传习录》虽然记录的零零散散，但是中国古代书生谈话的儒雅与由内而发散发的书卷气便藏在这零笺碎墨之中，那引人深思的哲言又饱含着诗者的浪漫。
  而在体系建立之上，阳明先生则是以“心即理”为基石而展开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进行讲学，并未对为何“心即理”等命题成立有大篇幅的严密推理，这是王学的特色也是他的不足。他以一句“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真骨血也”而直接宣判良知的合理性。王阳明通过对圣贤书的研读与自己几十年的宦海沉浮建立了心学体系，所谓实践出真知用在王阳明身上再贴切不过。而他所强调的便是一个主宰：“天地气机，元无一息之停。然有个主宰。故不先不后，不急不缓，虽千变万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时，与天运一般不息，虽酬酢万变，常是从容自在，所谓‘天君泰然，百体从令’。”正是这主宰在阳明先生心上生生不息，他方能运筹帷幄决胜四方。自平定赣南匪寇至扫荡宸濠兵变再到广西镇乱并破断藤峡之贼，王阳明依这心体的主宰从容不迫而败千军万马，以少胜多早成其行军打仗的常事。如此功绩在此又何需精细的证明。而我们现在往往因其文言表达方式与轻松的语调而对心学不屑一顾，殊不知那是先生对经典的琢磨与世上的历练千辛万苦而得来的，字字句句均是真性情与大体魄的流露。
  四、真理的讨论
  作为思想家，所有人都无法绕开对真理的探讨，王阳明与马克思也不例外，而他们对于何为真理的阐述以及延伸的命题的讨论都独具特色。
  马克思通过对唯理论与经验论关于真理来源的探讨的整合，找到了两阵营的思想统一体——实践，其作为连结主客体的中介而兼具主客观优越性。在马克思看来，真理是客体的规律由实践转移到主体再是主体通过实践把主体的这些观念转移到客体上并加以检验而产生的。这个过程中人的认识不断修正与完善，从而逐渐靠近真理，而善作为一种价值评判尺度，亦是人类不断交往实践而形成的普遍准则，它虽然具有普遍性能为大众所接受，却不具备先验性而是由人们实践而来。
  这便与王阳明的良知学迥然不同。首先，王阳明将真理仅仅限制于“良知”即至善之理：“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并道：“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他认为“良知”是至高无上的“天理”在人性的中的内化，是作为心之本体而存在着的，其至善无过而合中正之道。他毕生都在推行着“良知”的教化工作，着重于对”良知“的宣扬与对人欲滋长的现状的批判。
  其次，不同于马克思认为善是众多个体在长时间实践中得到的观点，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与生俱来的，且个体间的良知并无差异：“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量;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再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其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精金，比之万镒，分量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王阳明通过精金的比喻，强调所有人在道德层面上的平等与成为圣人的自由，鼓励世人不以才力之限而放弃对良知的追寻。其兼济天下、淑世济怀的圣者情怀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良知以外的知识，王阳明亦未否认其存在而称之为“节目时变”或“名物度数”，但将他们与良知分了个本末：“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节目时变之不可预定，犹方圆长短之不可胜穷也。故规矩之诚立则不欺以方圆，而天下之方圆不可胜用矣。尺度诚陈，则不可欺以长短，而天下之长短不可胜用矣。良知诚致，则不可欺以节目时变，而天下之节目时便不可胜用矣。”这段话充分表现了王阳明对良知与事物上的知识的关系之认识。在他看来尽管知识无法穷尽，但只要我们能致得“良知”自然遇事则决，且依“良知”指引不断学习新的知识。王阳明的伟大之处，便在于拔高了“良知”的地位，使之以超越其他任何知识的状态而存在。“良知”从原来的伦理学概念上的道德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亦成为人们实践认识事物的形而上依据。
  而如果人们颠倒本末而遗弃“良知”的指导性作用，便会有巨大的祸患：“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使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目上考所，形迹上比拟。知识越广而人欲欲滋，才力欲多而天理欲蔽。”对良知的错误理解与圣人的局限性认识，导致许多学者误入歧途而舍本求末。由于他们在本心上的体悟不够使得知识增长的同时人欲不断滋生，如此下来知识便失去了其意义而沦为人谋取利益满足欲望的工具，社会安宁也因此一步步走向崩塌。因此王阳明心学体系中“良知”的至上地位也凸显了心学的价值。
  总而言之，王阳明体系中唯一之理——至善只是马克思所言的真理的一部分。这在我看来并无高下之分，这是他们的侧重点不一样，马克思鼓励全体人类去实践-认识-检验-实践而不断拓宽人的视野从而得到解放。王阳明则是推崇良知的发用引导百姓从心体上用力再由心体指引而去实践，使得人的行为符合“良知”，而不违背天理。在此基础之上，人无论怎样认识事物都不会逆反历史潮流而对社会产生危害，天下自是一片太平。
  五、知行关系的思考
  马克思对知行的思考实际上就是真理与实践关系的探讨，不同于康德对“现象”与“物质体”的区分并认为人无法跨越二者之间的鸿沟而把握事物的本质，马克思则认为思维能通过接触现象认识事物，而这个过程伴以实践而完成，实践产生并检验真理而真理，又能指导实践双方互为其根又共同发展。人在过程中不仅扩大了对真理的认识，而且通过实践不断地改造世界，使之更符合人的理念。主客观的不断统一与人类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所希望的理想状态，而这也是知行不断发展的结果。
  王阳明关于知行的思考则是经历了两个阶段：从“知行合一”到“致良知”。“知行合一”是王阳明早期的思想结晶。其诞生于龙场悟道之后，此时王阳明谪居贵阳蛮荒之地，蛊毒瘴疠，蛇虺魍魉。王阳明于这千死万难中体察以往之学，纵观儒释道终日端居澄默，久之心中洒洒而悟得“知行合一”之旨。
  一方面王阳明认为：“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既然物为意所在，而意之本体又是心之知觉，那么心与物本来就是一贯而成的。同时阳明先生道：“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又言：“行之明觉精察便是知，知之真切笃行处便是行。”二者本就是为一体而不可分割，因此行时当有头脑而有条不紊，并依循“良知”如此才可为真行;而知若不行亦不可谓之真知。唯有知得真切笃行且落实到社会之中，知才是真知。
  另一方面，王阳明秉持着“知行合一”功夫当日日进行而不间断的观点：“人不用功，莫不自以为己知学，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尘，一日不扫，便又有一层，着实用功，便见道无终究，愈探愈深，必使精白无一毫不彻方可。”功夫当持之以恒而不可一日有所间断。久之，私欲隔除而良知显现，方是“盈科而进”，渐渐步入圣境。
  不过“知行合一”的产生，从根源上讲是阳明先生对早年所学及人生经历的总结，而从时代的背景上看到的是阳明先生针砭时弊救天下于水火之中的情怀使然。“知行合一”的提出，主要是先生为了纠正以下弊病：
  其一，彼时朱熹的“先知后行”观点风靡天下，学者往往陷于经书诵读而在行上怠惰。王阳明批判道：“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阳明先生言辞恳切，一语道破知行分隔之缘由--私欲隔断。学者只是为了功名读经作文，从未真正用心领会圣贤之道并予以实践。因此先生要求学者先统一知行，而后于心上求理。
  其二，王阳明对行的解释是不同于程朱的，他在程朱所言的“行”基础上增加了人的思想行为。因此心中有一恶念即是恶行。王阳明解释道：“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先生立言宗旨便是要人们重视心中的恶念，不因其未表现于外便不重视，而是要当机立断将其扫除廓清且要彻根彻底。如此日夜长久功夫下去，人中人心中渣滓便得以清，“天理”遂流行于形体之中而生生不息，所谓“变化气质”便是如此。
  其三，王阳明针对人们常慕求表面功夫而不着实用功提出批判：“人却说他做的当理，只心有未纯，往往悦慕其所为，要来外面做的好看，却与心全不相干。分心与理为二，其流至于伯道之伪而不自知。”正是不知“知行合一”，许多学者以为表面做的像便是悟得天理，实际上心尚未通彻，行又有何意义。知行并进而合一才是真悟得道理明白。
  此外，“知行合一”这一工夫论的产生必须有“心即理”的本体论作为前提。这样践履功夫方有着落：审查过往和克制当前皆当依循“良知”。因此“知行合一”与“心即理”是不可分割的，而这就衍生出了王阳明最为核心的理论“致良知”。
  “致良知”作为王阳明晚年思想的核心，其功夫直截了当却浩博渊邃，涵盖了王阳明毕生所学之精华。《明史王守仁传》载：“其为教，专以致良知为主。”王阳明自己也评价道：“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足见致良知之于心学体系地位之高。
  那么我们首先应当清楚何为“良知”。依先生之意，从根源上讲，“良知”是“天理”在人心的内化；而从组成结构上来看，良知即是孟子所言“是非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与“恻隐之心”的统一体是每个人天生对善的追求的德行。王阳明曾以“易”释“良知”：“良知即是《易》，‘其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其活泼变动的气象自是跃然纸上。
  而所谓“致良知”则是先生对《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种修身功夫的糅和：“区区专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实去致其良知，便是诚意；著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王阳明将其打通一贯而独拈“致良知”，蕴意深远而又简易明了。
  谈完“致良知”的产生缘由及组成，我们再来深入剖析其内在的精神义理。
  一方面，“致”有“至”的意思，“致良知”可理解为“至良知”，即抵达良知明于心的境界。《大学》所谓“止于至善”便是“致良知”如此解释的依据。先生希望学者时时用功使“良知”渐渐显于心中，最终于止于至善，这也符合儒家一直所言的中庸之道。
  另一方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能表现出良知对外的感应，比如看到路上有陌生人受伤也会心生恻隐。但仅仅有这种情感还达不到“致良知”的地步，我们还需将其扩充于更多的外物之上，如阳明先生所言便是：“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良知。”这是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整体性说法，他们只是扩充良知的过程中不同的阶段。王阳明以“致良知”一言以蔽之便是其高明之处。
  若要扩充的完完全全则免不了一番洗伐克治的功夫：“戒慎恐惧是致良知的功夫，学者时时刻刻常睹其所不睹，常闻其所不闻，功夫方有实落处。久久成熟后，则不须用力，不待防检，而真性自不息也。”初学者当时刻用功，提醒自己致知于外物，不断审察克治自己的念头且扩充良知于外。久之，天理流行心间，无需刻意用功，只是顺应良知而行，常是从容自在，洒洒落落。
  观阳明先生的思想历程，从少年对佛道的痴迷到中年“知行合一”的提出再到“致良知”思想的成熟，王阳明在不丢失儒学对行的重视的思想基础之上，一步步拔高了“良知”的地位。王阳明讲学高屋建瓴，精确的把握那时学子求学弊病所在，而揭示“致良知”引导学子以实在之功光复心之本体。实践是“良知”扩充的唯一途径，而“良知”又使得实践不盲目有头脑，这便是其知行观的精髓所在。
  六、二人思想体系之利弊
  任何思想无论再怎么伟大，而高明都终究无法逃脱时代的束缚，王阳明与马克思义不免于此，当今的社会形势与他们的时代已经有所区别，我们应当辩证的看待各自的利弊，进而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进而为我们所用。
  首先论及“利”，阳明心学的优越性在于统一程朱的“道问学”与二陆的“尊德性”之说，从而使二程所言的“敬、义夹持”与“明、诚两进”两种功夫的割裂得以整合。而通过对朱熹“格物致知”的全新诠释与《大学》中“八条目”的统摄，王阳明将宋儒所谈论的各种修身功夫合并而得“致良知”，足以见其学说微言大义而不脱儒门。并且王阳明不立学术之作而以讲学阐明圣道故更易为大众所认识。贺麟总结到:“只要能对儒家思想加以善意同情的理解，得其真精神与真意义所在，许多现代生活上、政治上、文化上的重要问题，均不难得到合理、合情、合时的解答。”因此凡学心学者往往能直指其心而少走弯路，再加上先生对儒释道思想的透彻理解，其理论并不因为简单而显得单薄，反而简明扼要。故不论才力多少，只要接触心学些许时间便能晓其梗要而指导自己生活。
  马克思主义哲学亦是囊括多个学术而成一家之言，且体系渊综广博。作为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其思想不仅具有严密精微的体系且有着唤起人们改天换地的革命热情的独特魅力，这也使得他成为我国一百多年来历史进程的重大推动力。
  再论及“弊”，马克斯主义哲学作为精妙完备且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其本身并无缺憾。但是因其庞大与复杂以及诸多解读的书籍不够通俗化，很多人很难去系统的学习而觉得枯燥无味。因此南开大学的陈晏清教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中大力提倡教材改革，只有让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更加通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更好的在大众中流行。
  王阳明心学则有着儒学家历来有的通病，金岳霖先生指出其中一点为“逻辑和知识论的意识不发达”。而王阳明的学术思想中确实未有许多逻辑推理与对知识的论述，不讲究严密的去审慎问题，而是追求单纯且一以贯之的主旨，如此别无歧路。陈寅恪先生对此谈到：“其言之道德，惟重实用，不穷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缺乏探索精深理论的思想，历朝历代对科技的发展不重视。王学虽然博大精深，却也没有这方面的思考，这是它的局限性也是时代的悲哀，我们应当摒弃它的成见而发掘其本质的人文精神，并不断的使之传承下来。
  七、终极理想与启示
  生于昏庸腐朽的王朝中，马克思与王阳明对社会都有着不满与批判，希望通过努力去除社会弊病，正因此他们都有一个对理想社会的构建。
  马克思认为人类在不断的改造自然而朝着理想社会世界飞跃，这以人类的劳动时间缩短为标志，因为那意味着人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去思考，而最终实现真善美的统一。随着个体自由的不断扩大，无产阶级将完成全人类的解放。
  王阳明对理想社会的描述主要体现在《拔本塞源论》中。这篇被刘宗周先生称赞为：“快读一过，迫见先生一腔真血脉，洞彻万古”的文章饱含着阳明先生对社会的期望与对全人类自由的追求。王阳明先生写道：“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常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上播种，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轻重，劳逸为美恶。”王阳明此语从心体上出发，强调学校以成德为基，因材施教，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才能并让他们成才之后各司其职。而这些职业均分担着社会不同的劳动促使社会整体的发展。并且只有类别之分，而无高低贵贱之分。
  《拔本塞源论》不同于阳明先生的其他言论的独特之处在于王阳明在本文不谈个体用功和心体修养，而是以全人类为主体探讨理想人类社会中所有人的德性生命与社会分工。其涉猎政治、农业、礼乐、经济等多个方面，表现阳明先生对社会局势的精准把握，而他在文末留下的痛呼亦将其愤世嫉俗的情绪展现的淋漓尽致：“呜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圣人之学乎？尚何以论圣人之学乎？士生斯世而欲以为学者，不亦劳苦而繁难乎？不亦拘滞而而险艰乎？呜呼！可悲也已!”言词激励而句句切中时弊，那是他看透世事与人心险恶后的无奈与善良，纵使满腹经纶亦是无济于天下太平。
  基于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将自由建立于劳动时间缩短的基础上，认为人类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经济发展繁荣时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所有人和谐平等的生活在理想社会中；而王阳明承继孔孟思想，认为自由平等当以道德圆满的建立为基础，呼吁全社会人良知的回归。这看似两种不同理想社会的构建，实际上殊途同归。试想，如果没有良知的醒悟，无产阶级怎会奋起反抗夺取自己的自由，而资产阶级又怎会放弃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因此马克思所说的基于劳动时间减少的肉体上的解放与王阳明推崇的“致良知”后道德的圆满，本质上所描绘的是同一个世界。只不过因为研究角度不同，故其论述之语相异。但当我们细致研读他们的著作与言论，方揭开其面纱而感受到他们讲学立传背后的终极人文关怀与圣者之忧。
  最后以阳明先生之箴言共勉：“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而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非夫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者，吾谁与望乎？”
  良知人心，万古永存，英雄当各自相励，使心体明于天下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