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摘要】就租佃关系对传统农业近代化的影响，学界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分析他们的论证后，本文认为其观点并非根本对立，只是他们讨论的对象有所不同。中国地域范围广阔，租佃关系因环境的不同，也具有多样性。故在讨论租佃关系与农业改进时，需要明确研究对象，所得结论也不可随意发散、迁移。就民国后期四川租佃关系而言，其租额高、租期不固定、以纳谷为主的交租方式等，均制约了稻作改良的开展。因而，改造传统农业，须利益合理分配与新技术推广并重。
  租佃关系是土地私有制下，地主与佃户间因土地租赁所形成的一种利益分配关系。地主是土地所有权者，“其核心利益是按质按量收取地租”；佃农是生产与经营者，“其核心利益是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排除地主的干扰，实现利益最大化”。在实际中，地主与佃农的身份亦有交叉重合之时。因此，便衍生出多重身份与称谓上的不同。从分配形式上看，地租常有定额租与分成租两种。“定额租”是指以土地亩数为单位，规定应交纳的地租额度，其最大特点是租额不变，无论丰歉，佃农均要交纳规定的地租，除非遇到大灾年份，在颗粒无收的情况下，地主才会考虑免租或减租。“分成地租”是指收获物以一定比例，在地主与佃农间进行分配。以往的研究通常认为，分成地租更不利于发挥佃农的生产积极性，经济激励机制具有严重缺陷。在定额租制下，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更为简单化，平时“田中事，地主一切不问，皆佃农任之”，除“交租之外，两不相问”。所以，方行认为“在定额租下，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已充分分离，佃农成为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他可以排除地主参与分配增产成果，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但是，与分成租相比，定额地租“常常意味着失去了由地主提供的，对佃户的生存安全至关重要的大量帮助。其中包括：地主对生产成本的负担、低息生产贷款、食物贷款、患病期间的帮助以及对于地主的财物如竹子、木头和水的使用权、还有垦殖山坡、种植蔬菜作物的权利”。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地主与佃农在订立租佃关系时，对于地租计算方式的选择，常由各地租佃习惯及土地等级决定。
  对于租佃制与中国传统农业改进间的关系，过去的研究者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旧式租佃关系阻碍了中国农业的近代化；另一种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以马若孟，赵冈为代表。这两种观点表面上看似对立，实则并非水火不相容。因为，他们所论述的对象不同：有的以江苏立论，有的则以河北、山东为据。这些省份虽同为中国，但其实际的经济情况并不完全等同。正如张家炎在研究江汉平原上的租佃关系时所指出“要了解中国的租佃关系我们必须关注空间差异与环境条件所起的作用”。所以，笼统地说租佃关系对于农业改进有或没有阻碍，都不准确。中国地域之大，各地差异明显，即便同一形态的租佃制度，在不同地区的效果也大相径庭。若想用某一结论概括所有，是难以实现的。故，本文试以民国时期四川的稻作改良为例，来讨论旧式租佃关系对于农业改进活动的影响，以补已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民国时期，四川的佃农数量居全国之首。据中央农业实验所的调查数据，自民国元年（1912）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四川自耕农的比例由30%降至24%；半自耕农则由19%增加到24%；佃农本来就多，由51%增加到52%。民国三十年（1941）成都平原及川东地区的佃农数量皆达69%。四川佃农数量的地域分布特点，是成都平原及川东地区最多，川西南区其次，川西北区最少。另，四川佃农的人口比率，亦占农民人口的绝对多数，据郭汉鸣、孟光宇等人的统计，川东区佃农人口的比率占56.6%，川西南区占51.3%，川西北区占30.7%，成都平原占55.2%，平均则为48.3%。若与占总人口23.8%的自耕农相比，相差一倍有余，而且那些自耕农兼佃农的人口占15.9%。由此可见，四川佃农占农民中人口的比例之高，数量之大。
  押租是指佃农在佃田时给地主的押金，是佃农的信用保证。在租佃关系中，押租的出现，地主是绝对受益者，通常会加重佃农的负担，又被称为“隐租”。在地主方面，押租主要有两种作用：其一，借此可以窥测佃农的财力，能限制那些贫穷的佃农争佃，进而保证地主利益的最大化；其二，押金是地主获利的有力保障。在交纳押金时，地主便规定：佃户故意拖欠租谷、粮食荒歉、佃户迁去时，如有损失房屋、竹、木、用具等、佃农有不法行为等情况出现时，地主有权勒扣押金。即便租期满时无上述情况，地主退还佃农押金，但因通货膨胀之故，佃农实际利益仍受巨大损失。赵宗明记录了巴县一位冯姓佃农于1941年，向当地地主佃租20余亩田耕作，并交押租一万元。当年一万元的购买力是八石黄谷或十疋土布。但耕种一年后，地主撤佃，退还押金一万元。而此时，一万元法币仅能购买一石黄谷或半疋土布。这位农民以此一万元再无法佃租田地，只有沦为下苦力的雇农了。
  民国时期，四川省内盛行押租的地方以成都平原为最，占91%以上；川东区次之，占90%强；川西南区又次之，占66%强；川西北区为最少，亦占40%。押租盛行的地方，常为人地关系紧张的地区。在人多地少的地方，佃农租种同样数量的土地所付出的代价势必更大。关于押租的金额各地不一，通行的标准为：上田为地价的5%；山田为1%。但在实际操作中，常有因人情而减少或因争佃而加多的情形出现。民国后期，随着四川佃农人数的增加，押金的数额也普遍提高。在吕登平对四川9个地区押租情况的统计中，即可反映出四川押租金额的基本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在川西灌县、郫县、成都、新繁等土地肥沃、人地关系紧张的地区，押租金额始终较高。另据吕登平统计，单从押租金的额度看，民国时期“四川租佃压金，已有增进之趋势，其平均率比从前增加百分之十以上。至每亩压金与田租之比例，在川东为百分之八十；川西为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当然，押租的最终去向，也会因其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单纯的押租，仅做佃户信用保证，租佃关系结束时地主退还给佃农；还有一种押金，由佃农一次预支地主押金若干，地主以此资本生息算作地租，本金在退佃时还予佃农。如上文所述，押租名义上是要退还给佃农。但是，在租佃关系存续期间，这笔押金因通胀造成的损失，最终的承担者是佃农，且退租时能否全额退还押金，也还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押租本身对于佃农是不公平的。一般佃农为租佃田，因无力交押金只有通过借贷的方式。据统计，四川有76%的佃农所交的押租来源于借贷。这无疑又增加了佃农一笔额外的开支。
  民国时期，四川的佃农向地主交纳地租的额度之高，在全国范围内少有出其右者。收获之后，佃农通常只能得田中正产物总收获量的十之一二以至十之三，其余则须悉归地主，如成都平原，田每亩产量二旧石者，须纳谷一石六斗；川东南北等处，“田面”产量一石者，须纳谷七八斗。四川交租习惯，多以水稻为主；佃农的主要收入，则来自水稻之外的小春或旱地作物。故，即便租额如此之高，这种租佃关系也能维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只是，此种交租方式对后来的农业改进，尤其是与水稻相关的农业改进工作产生极大的制约，后文再详述。从全川范围来看，平均谷租率约60%以上，分区的情况大概是：“成都平原谷租额普遍为百分之六十四强，最高竟达百分之八十四；最低亦百分之四十。川南区普遍为百分之六十二弱，最高达百分之七十一，最低亦百分之三十八。川东区普遍为百分之五十九弱，最高达百分之六十六，最低为百分之二十八。川西北区普遍百分之五十八弱，最高达百分之六十四，最低为百分之二十九”。当然，这种地租率的计算方式，只计算了田地的正产物，而没有考虑地主的投资及其本该获得的收入。为此，卜凯提出了一套名为“公允地租率”的计算方式，即“将地主与佃农两方面所分配的田场总收入的多寡，按照他们两方总支出的多寡而成正比例分配。”此法从理念上看，虽更有利于公平分配，但在执行中却有一定困难，因为，地主与佃农双方的所有支出很难完全用现金来衡量，如“地主的资本利息与佃农的劳动能力及管理能力的报酬”都很难用现金衡量。所以，卜凯提出了多种修正方法，并最终得出一计算公式。据此公式，李德英算得成都温江县的公允地租率为58.83%，此租率虽较其他算法的租率低了20多个百分点，但其仍然反映出，佃农需将一半以上的收获物作为地租交给地主的事实。
  关于租佃关系的公平性问题，难以定论。若从投入与获得的比率来看，地主始终处于优势地位，佃农终逃不掉被剥削的命运。但在承认私有制的前提下来考量这个问题，地主作为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种子、农具等的提供者，在获益时有所多得，也并非完全不可接受。只是，地主与佃农的分配比例需合理。从这个层面上看，平等的租佃关系并不是要收入分配的绝对公平。但其至少应包括这样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收获物的分配办法须按照投入与收益的比例来计算，卜凯提出的“公允地租”计算法，较为符合实际情况；其二，租佃关系确立后，双方必须如约履行。租佃关系存续期间，任何一方不可随意变更事先约定的条款。
  如果某地的租佃关系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么，我们可以视其为平等的租佃关系。以此标准来衡量民国四川的租佃关系，所得结论是这一时期四川的租佃关系是不平等的：其一，从收获物的分配比例看，若采用只计算正产物的分配方式，其为“二八地租”即地主占八成，佃农占二成，乃绝对不平等；若采用公允地租的计算方式，其分配比例为50%强。地主比佃农多8.83个百分点，虽也未达到完全公平，但相较于第一种分配比例，地主与佃农间的收入差距缩小了许多。其二，从双方对租约的信守程度上看，地主违约时有发生，主要表现为：随意升租加押、租期不固定、副租较多等，地主的这些行为无疑都会加重佃农负担，削弱其改良农业的经济能力，并最终导致租佃关系恶化。分述如下：
  “升租”是指提高租额；“加押”是指增加押租金。据孟光宇对四川租佃习惯的调查报告称，地主视任意“升租加押”为分内应有之权利，佃农唯恐换佃，不敢不从。“升租”多发生于佃农头年收成较好的年份，地主见其收获颇多，便想提高地租以获益更多。地主“加押”的理由则更多：“地主任何需要，均被视为正常之加押理由向佃农索取。其押租总额甚至高于地价以上者”。这种情况在川北地区的蓬溪、射洪等县盛行。
  在四川，佃农租佃土地多无定期，租约中常见之规定如“承佃年限不拘”、“随年耕种”等。这种租期极富弹性，理论上在双方租佃意向有变时，便于及时解除租佃关系。但在人地关系紧张的四川大部分地区，这样的规定使佃农的利益更加得不到保障。地主可以随时单方结束租期，寻找更有经济实力的佃农，而佃农则无心对土地及农业做出更多改良的投入。况且，因租期不定，地主常以结束租佃关系为要挟，迫使佃农接受其加租、加押的要求；佃农为减省搬迁及另租土地的麻烦，往往只有接受地主所提的要求。此又加重佃农负担，使其更无力投入农业的改良。
  副租是指正租以外佃户对地主所送的各种物资。民国四川地区交纳副租甚为普遍，尤以乡村地区为烈。副租的表现形式大致可分三类：一为贡献实物，在正租之外佃农还需向地主提供柴草、蔬菜等副产。作物新获后，佃农须及时挑选精美者送与地主，是谓“尝新”或“送新”。二为人情往来，即地主家中有红白事及逢年过节时，佃农须送礼并帮工。地主与佃农间这种人情交际关系，多为佃农单方奉献。三是义务劳动，农闲时，附近佃户须轮流派工至地主家义务帮工跑路。其实，学者所谓的“副租”，即是农村生活中维持关系的日常人情往来。这种人际交往很难以直接的经济利益得失来衡量，其通常被认为地主与佃农和谐关系的体现。应该说，这种“副租”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助于租佃关系的维系与农村社会结构的稳定。但是，若在高额地租率的前提之下，还盛行这种以人情往来为主的“副租”，这无疑会加重佃农负担，激化主佃间的矛盾。
  如上文所述，四川的租佃问题较其他省份均为严重。在四川的租佃问题中，如租额高、租期不固定、随意加租等都会影响佃农对农业技术改良的热情。除此之外，四川还有一些租佃习惯对于农业改良，尤其当时针对一年一季的冬水田作物栽培制度的改革，也是不利的。
  其一，纳租以谷为主、杂粮归佃农的习惯不利于稻作（冬水田）的改良。四川各地的纳租习惯，向以水稻、玉米等大春作物为主，田地正产物多归地主，佃农所得不过十之一二以至十之三。其补救之法是小春作物悉归佃农。除此之外，还流行一种“搭配”办法，以补佃农之不足。即在冬水田与旱田较多地区，地主通常在水田之外搭配一些山地给佃农，山地所产尽归佃农。此法是为弥补冬水田无小春，及水田需投入较多的资本与人力的弊端而设。如地主无山地可与配搭，则须降租一二成，以为弥补。这样的搭配办法是对佃农收益的一种补充，有利于租佃关系的维系，但其弊端则是不利于水稻的改良与环境保护。首先，人自身的趋利性使无论是佃农还是地主，都要想法在既有的这种“搭配办法”的租佃关系中，尽量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地主的出发点是要尽量保证水稻产量的稳定，或使其有所提高；佃农的初衷则是要在种好水田的基础上，尽全力经营山地，因为山地所产皆归己有。他们基于保证各自利益的行为，使当时计划于冬水田推广冬季作物的改良措施难以全面展开。其缘由正是“佃户在冬季常竭其力，以求旱地作物之丰收，不顾分其力于他处。同时地主因欲维持稻租之充足，又须极力保蓄水田之肥力，不使有所损耗，因此亦不愿将水田供作冬作之用”。其次，如此缴租习惯加剧了四川山地环境的恶化。四川盆地自乾嘉以来，已是人满为患，人地关系较为紧张，盆地周边山区在得到开发的同时环境也遭毁坏。1931年，董时进在调查四川农村经济时所见情形，便是四川盆地内部土地利用情况的真切反映：
  川省有一种景象，最易使人注目者，厥为土地开辟之状况。由峡溯江而上，沿岸所见，有倾斜不下七八十度之山地，概经开垦，石岩之上，凡有一勺泥沙，亦无虚置。土岸田畔之垂直而上，亦少未种植者。由渝至蓉，所经山坡，远望一似荒秃，及接近始知其由脚至顶。无一非耕地。龙泉驿山坡可谓高而急，然半山之上犹不乏水田，山顶之上不乏旱田。“无旷土”之理想，川省内地可谓已完全达到。惟此等山坡、山崖，生产力既低，工作复困难，只适于造林放牧之用。
  与山地之极度开垦同样令董时进等人所惊奇的是，四川那些位于“山脚及其附近较平坦肥沃之水田之闲置”情形。那便是广泛存在于四川丘陵地区的冬水田。显然，在董时进等人的眼中，四川这种“肥沃之水田仅种一季，而瘠薄之旱田，每年反须收获二三次”的农业布局是极不合理的。其既不利于粮食总产的提高，又不利于环境的保护。
  其二，不合理的租约也不利于佃农对农业技术的改良。在四川的租约规定中，租佃关系存续期间，佃农在土地方面的投入与改良，退佃时是得不到地主补偿的。而湖北江汉平原的租佃关系规定，退佃时地主需要支付佃农在改造土地上的成本投入。冬水田改种冬作是一件需投入极大人力、物力的工作，与种一季之后蓄水相比，改造冬水田无论是种两季稻，还是改种冬作，均需佃农更多的投入而收获却很少。这就使佃农并无改良佃地的动力与愿望。所以，孟光宇建议“必需规定佃农租种田地之后，对于田地施行改良，其所费资额，通知业主，于佃约解除时，业主须赔偿之”。
  其三，地主随意加租的习惯阻碍了双季稻的推广与冬水田的改造。在杨开渠改革四川稻作制度的计划中，推广双季稻以延长稻田的利用时间是主要办法之一。然，冬水田由单季稻改种双季，稻谷总产量提高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地主的加租行为，因租制为分成租，故地主有正当理由提出分租要求，佃农最后所获仍然很少“依旧贫乏如故，不愿再对耕地有所改进”。因此，囿于租佃关系的制约，民国时四川双季稻的推广工作始终未能大规模开展。直到20世纪50年代生产关系变更后，双季稻才得以推广。
  民国时期，四川不合理的租佃关系是阻碍农业改进工作的重要因素之一。1941年，沈宗瀚于《大公报》上发表《减免四川粮荒须生产技术与租佃制度并为改进》一文，唿吁改革四川租佃关系是改造冬水田、提高粮食产量的前提。沈氏称，因1940年川中米价昂贵，“地主贪图厚利，强令佃农蓄冬水，以备翌年种稻”。正因为冬水田对于种植水稻的重要性，地主对于冬水田秋冬蓄水的问题十分关心，而佃农因在忙于旱地耕种，难免会疏于对冬水田的管理，故冬水田蓄放水问题，易成为四川租佃纠纷的原因之一。因此，沈宗翰指出，那些仅主张在“易旱之区域，减少水稻靠天田之面积，以增种小麦杂粮之面积”的单纯技术上的改进办法“纵使劝导推广，亦难达到目的”。若要解决四川粮荒问题，租佃关系势必改革，主要办法便是“将租佃缴谷制改为种稻缴谷，种麦缴麦，种杂缴杂。如此，则佃农不受缴纳租谷之限制，得以自由择种，非特旱灾得以避免，而租佃制度亦因以平允矣”。沈氏正确地指出，四川以谷物为主的交租形式对当时农业改进的制约，但其只改革缴租形式便能使四川“租佃制度以平允”的希冀，又有些不切实际。
  对于如何改革四川的租佃制度，郭汉鸣、孟光宇等人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他们在全面调查研究四川租佃关系之后，指出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八项措施：一是确定租额，二是限制押租，三是保障佃权，四是改革租地、改良旧习惯，五是废除预租制度，六是灵活确定纳租物，七是废除中间人制，八是取消副租。此八项改革措施是就四川租佃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所制定。虽指向性明确，但规定过于生硬，操作性不强，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四川租佃关系恶化的趋势，如1948年政府推行的“二五减租”运动，本是政府希望帮助佃农调整不公平的租佃关系的一项重要政策，但因地主阶级的反对、政策本身的不切实际性等问题，其在执行过程中困难重重，引起了不断的租佃纠纷，最后佃农的利益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受损严重，“落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下场。
  正如赵宗明所言，“诚然，四川的农业实在需要技术的改革，以为增产的途径，但如果不求得租佃问题的合理解决，即使增产有望，也不能改进农民的生活，因为生产尽管增多，而增加的收入部分只不过饱肥了地主，根本没有佃农的份，何况大部分的农民已经长期压在高额的地租之下，几乎透不过气来，日与饥饿死亡的恶魔挣扎，对于新的‘科学农业’实在无法接受”。
  中国近代租佃关系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然而就租佃关系对于农业改进的影响，学者们因研究的地域不同，所给出的结论也截然相反，刘阳对近代江苏棉种改良的研究与马若孟对于河北、山东农业经济的研究，所得结论就大相径庭。我们不能简单地判断二人的研究谁是谁非，因为中国地域之大，租佃关系在不同地方也呈多样性。故我们在研究时，最严谨的方式是就事论事，不可随意发散、迁移结论。就本文所研究的四川来看，在传统农业近代化的过程中，旧式的租佃关系制约了新技术的推广，不利于农业改进。这与刘阳对于近代江苏棉业改良中租佃关系的制约作用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不过，我们并不能以此认为，民国时期中国所有地区的租佃关系均制约了农业改进工作的开展，这一问题还需要丰富深入的个案研究，才能给出准确的判断。
  [2]具体约有七类：“有地出租不自耕者，为地主。有地自耕一部、又出租一部者，为地主兼自耕农。有地出租、反而又佃耕他人土地者，为地主兼佃农。有地完全自耕者，为自耕农。有地自耕、同时又佃耕他人土地者，为自耕农兼佃农。自己无地、佃耕他人土地者，为佃农。自己无地、受雇他人从事农作者，为雇农。”参见无名氏：《四川租佃关系之研究》，《四川财政月刊》1948年第14期。
  [7]如山东历城贫瘠的土地适用分成租；较肥沃的土地适用定额租，以使佃农与地主都能得到较好的收入；湖北江汉平原上，地势低下易受水灾的田，则多实行分成租以便于地主与佃户共同分担灾害风险。参见美]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5页；张家炎：《克服灾难：华中地区的环境变迁与农民反应（1736-1749）》，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140页。
  [8]刘阳：《封建租佃关系对于近代江苏棉种改良工作的制约》，《兰州学刊》2011年第9期。
  [9][美]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9、79、118页；赵冈：《简论中国历史上地主经营方式的演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0]张家炎：《克服灾难：华中地区的环境变迁与农民反应（1736-1749）》，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124页。
  [11]对于民国时四川农业改进的过程，可参考李俊：《抗战时期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研究》，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20]31旧石=1.035市石，折合大米156市斤，稻谷108市斤，参见徐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4页。
  [24]按照卜凯的计算公式，（佃农多得或少得之百分数）=（佃农收入/业佃总收入）100-（佃农支出/业佃总支出100）。见《中国农家经济（上册）》，第216-218页。
  [25]李德英：《国家法令与民间习惯：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租佃制度新探》，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34页。
  [28]郭汉鸣，孟光宇在全面研究四川的租佃关系之后，认为民国四川租佃问题，较全国各地均严重。其表现可简单归纳为四点：其一，租佃比率高。四川佃农占48%，仅次于广东省，居全国第二位；其二，佃耕面积大。全国承佃面积平均为30.73%，四川为79.7%，高于广东的76.95%，居全国第一位；其三，租额高。其四，租期不固定。参见：《四川租佃问题》，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155页。
  [29]“冬水田”是广泛存在于四川地区的一种农业防旱技术，它的主要特点是稻田秋收之后，随即翻耕蓄水，以保证第二年水稻能及时栽插。从第一年10月至第二年4月，全年有将近6个多月的时间，稻田处于蓄水休闲状态。民国时期，在改进农业为支援抗战的时代需求下，在农学家们看来冬水田这种土地利用率极低的耕作习惯需要废除，具体办法主要通过水旱轮作，推广双季稻，改种旱作等方式来提高冬水田的土地利用率。故改进冬水田成为当时稻作改进与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要内容。但因为租佃关系的限制，也制约了冬水田的改进工作。参见：拙文《冬水田技术的形成与传播》，《中国农史》2013年第4期；《四川冬水田的历史变迁》，《古今农业》2014年第1期。
  [30]四川农作物每年两熟：一是小麦、大麦、豆子、油菜等冬季作物，俗称“小春”；一是稻米、玉麦等夏季作物，俗称“大春”。地主收租只及大春，但租率之高，往往将佃农大春的收获全数取而无余。参见四川省稻麦改进所经济部调查股：《灾荒打击下的四川粮食生产》，《建设周讯》1937年第3期。
  [32]董时进：《考察四川农业及乡村经济情形报告》，北平大学农学院，1931年2月；《中国农村经济资料》，（台湾）华世出版社，1978年，第819页。
  [33]董时进：《考察四川农业及乡村经济情形报告》，北平大学农学院，1931年2月；《中国农村经济资料》，（台湾）华世出版社，1978年，第819页。
  [34]张家炎：《克服灾难：华中地区的环境变迁与农民反应（1736-1749）》，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143页。
  [38]沈宗瀚：《减免四川粮荒须生产技术与租佃制度并为改进》，《大公报》1941年7月7日。
  [40]沈宗瀚：《减免四川粮荒须生产技术与租佃制度并为改进》，《大公报》1941年7月7日。
  [42]李德英：《生存与公正：“二五减租”运动中四川农村租佃关系探讨》，《史林》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