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洋务运动对文化的影响
  　　北洋海军和甲午战争前的中国军事变革
  　　一、北洋海军是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观念发生重要变革的产物。
  　　任何军事变革，都是以军事观念的革新为先导。清末中国军事观念的革新，是北洋海军创建发展的思想前提。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林则徐、魏源等就提出了改变中国军事积弊、革新军事的思想，但未被清政府接受。在战后20多年时间里，没有采取措施革新中国军事。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的残酷现实，使清政府产生了极大震撼。中国朝野深感“夷祸之烈”以及中国“创巨痛深”。在中国国防面临着深重危机的形势下，清朝当局的军事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对北洋海军的创建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是出现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变局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军事自强的主张。
  　　认为当今西方入侵中国的“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1]，中国面临的是“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2]。所谓“变局”，最主要的是中国国家安全受到西方国家海上侵略的严重威胁。对此阐述得最深透的是李鸿章。他指出：“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3]面对这样的“变局”和“强敌”，清朝当局认识到，“外洋之为中国患如此其烈，实为亘古所未有”[4]，“今日之最重要最先者，莫过于驭夷一事”[5]，必须“实力讲求战守，期得制伏之法”[6]，去应对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奇局”[7]，以挽救中国日趋衰败的形势，重振摇摇欲坠的清王朝。
  　　对“变局”的认识，直接导致了清政府军事自强思想的提出。1864年6月，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即将被镇压下去时，总理衙门上奏清廷：“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自洋人构衅以来，至今数十年矣。迨咸丰年间，内患外患一时并至，岂尽武臣不善治兵哉！抑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故不能所向无敌耳。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岂可偷安苟且，坐失机宜。”[8]提出了练兵、制器，实现了军事自强的主张，代表了清朝最高统治当局当时军事变革思想，激起了巨大反响。
  　　由对“变局”认识而产生的军事自强思想，是推动中国近代海军创建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说，没有军事自强思想的提出，就不可能有北洋海军的创建。
  　　二是“师夷长技”已由鸦片战争时有识之士的呼声，成为清政府军事变革的指导思想和重要实践。
  　　“师夷长技”的思想是林则徐、魏源最早提出来的。但真正将它变为中国军事革新指导思想并付诸实施的是洋务派。1860年曾国藩就提出：“驭夷之道，贵识夷情”，“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9]。随着洋枪洋炮在湘淮军中的大量使用，清朝统治当局对西方新式武器装备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师夷智”以变革中国军事成为洋务派的共识。他们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觅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10]。提出不仅要将自制和外购西方船炮作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而且要学习西方军队训练方法、军事人才的培养选拔方法等。“师夷长技”是近代中国军事变革的起点和突破口。在“师夷长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不仅向国外购买新式船炮，而且创办了近代军事工业和新式海军学堂。这些，都为北洋海军的创建提供了物质条件。北洋海军成军，是实践“师夷长技”思想的结果。
  　　三是在对中国海防危机有了较清醒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海陆并重的国防思想。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当局对中国海防形势的严峻性有了较清醒的认识。左宗棠在创办福建船政时指出：“自海上用兵以来，西方各国火炮兵船直达天津，藩蓠竟成虚设，星驰飚举，无足当之。”[11]中国万里海疆，已直接暴露在西方列强的进攻面前。这种分析代表了清朝当局对海防形势的基本认识。据此，清政府提出：“海防诸大端，天时人事，无可再缓”[12]再不“切筹海防”，“后患不堪设想”。强调“御外之道，莫重于海防；海防之要，莫重于水师”[13]，“欲整顿海防，势不能不用兵轮船”[14]，提出了“另立海军”[15]以取代旧式水师的思想。这是清朝当局军事观念的一个重要革新。经过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后开始的第一次海防筹议，清廷确立了陆海并重的国防方针，强调“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亟宜未雨绸缪”，“通盘筹划”[16]，逐渐举行，持之以久，“以为自强之计”。将海防建设提到与陆防同等重要的地位，是近代中国军事观念的一个重要变革和进步。
  　　总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对中国面临着千古“变局”认识的基础上提出的军事自强思想、师夷长技思想、另立海军取代旧式水师的思想和实行陆海并重的国防方针的思想，是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观念变革的最突出表现。这些观念的提出和付诸实践，直接推进了北洋海军的创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北洋海军的成军是清末中国军事观念变革的产物。
  　　二、北洋海军的成军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变革最突出的成果。
  　　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军事自强，其实质是军事变革。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军事自强以“练兵”和“制器”为中心展开。所谓“制器”，就是外购和自制新式船炮，改进中国军队装备，实现“船坚炮利”；所谓“练兵”，一是按勇营制度改造绿营，建立“练军”。将裁留的湘淮军改为“防军”，按西法进行操练；二是创建新式海军；三是创建新式海陆军学堂，培养军事人才。其中，又以创建新式海军为军事自强的最重要内容。北洋海军的成军集中体现了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变革成果。
  　　第一，北洋海军成军和北洋海防建设成就，是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变革在实现“船坚炮利”方面取得的最重要成果。
  　　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变革的主要举措和目的是师夷长技，实现船坚炮利。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状况有了明显改观。陆军中冷兵器已基本被淘汰，后装线膛枪炮取代了前装滑膛枪炮，中国军队武器装备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更新；海军新式舰船日渐增多，南洋海军和福建海军初具规模。而北洋海军成军更显示了中国军队在实现“船坚炮利”方面取得的成果。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时，有“定远”、“镇远”2艘铁甲舰，“济远”、“经远”、“来远”、“致远”、“靖远”、“超勇”、“扬威”7艘巡洋舰，6艘“镇”字号炮舰，6艘鱼雷艇，3艘练习舰，1艘运输舰，数量、性能均居中国其它几支水师之冠，其实力在远东各国海军中亦首屈一指。北洋海军的旅顺、威海军港堪称远东一流。旅顺、大连、威海、刘公岛、山海关、大沽口等地的海防炮台火炮数量之多、建筑和装备近代化程度之高，是中国其它沿海口岸无法比拟的。此外，将铁路、电报用之于海防，也以北洋为最早最有成效。可以说，北洋海军的成军和北洋海防建设成就，代表了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变革在武器装备方面取得的最高成就。
  　　第二，北洋海军集中展示了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变革在教育训练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
  　　创办新式军事学堂培养人才，改革军队的训练内容和方法，是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变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教育训练的变革虽然在陆海军中都或先或后、或多或少地展开，但从成效来说，北洋海军最为集中和突出。
  　　福建船政学堂是清政府创办的第一所新式海军学堂，它为中国各支海军输送了一批新式管驾人才，其中的佼佼者大多集中于北洋海军，如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方伯谦、叶祖珪、邓世昌、邱宝仁、林颖启、萨镇冰、李和等，都曾任北洋海军主要舰船的管带，还有许多人担任北洋海军舰船的大副、二副、管轮。严复最初是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后来任总办。他们的军事才能是在北洋海军期间展现出来的。他们对北洋海军的建设和作战作出了贡献，鲜明地体现了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教育变革的成果。
  　　从北洋海军自身来说，其军事教育变革的力度和取得的成效，也是显著的。北洋1881年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虽晚于福建船政学堂10余年，但其办学质量却很快超过了福建船政，而且各项规章制度进一步完善，为尔后其它一些水师学堂效仿。除天津水师学堂外，北洋又陆续创办了威海水师学堂、旅顺口鱼雷学堂、天津海军西医学堂，培养各类海军人才。可以说，通过创办海军学堂培养人才，变革旧的军官培养选拔制度，北洋海军在当时中国各支海陆军部队中是做得最好的，成效也最突出。
  　　北洋海军训练的内容和方法，同旧式水师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它参照英国海军部编的《水师操练》进行单舰训练；参照英国海军的《轮船布阵》、《舰阵图说》进行阵法训练。不仅操演枪炮，更训练阵法，在众多的阵法中，以鱼贯阵和燕行阵为最基本。北洋海军每日有小操，每月一大操，两个月一会操，还建立了检阅制度，每年一会哨由北洋大臣检阅，每三年由清政府大臣会同北洋大臣检阅一次。
  　　北洋海军还聘请了一批洋员为各学堂、鱼雷营、机器局和舰船的教习，聘请外国教习，本身就是一种革新。这批教习对北洋海军的教育训练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任北洋海军总教习多年的琅威理为例，他不仅“教演水师尤为出力”[17]，而且“具备各种海军作业的经验，是为任何级别的军官所绝对不及的”[18]，无论是指导作业还是指挥训练，琅威理都严格要求，一丝不苟，而且十分注重纪律，“一时军容极为整肃”[19]。尽管1890年琅威理去职后，北洋海军的训练和军纪开始松懈，滋长了注重形式、忽视实战训练等倾向，但是，北洋海军的训练内容、方法和成效，仍然是当时中国各支海军中最好的。这是甲午战争前中国海军教育训练变革成果的突出体现。
  　　第三，北洋海军首开清末军制变革的先河，其制定的章程是甲午战争前中国军制变革的初步成果。
  　　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军事变革，主要是革新武器装备和教育训练方式，军事制度变革基本未实行。革新军制的思想只在少数人中萌生，北洋大臣李鸿章是这方面的代表。他说：“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驱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成法。”[20]主张对中国军队体制“量加变通”[21]尽管李鸿章只是主张对中国旧兵制适当进行一些变通性改革，而不是从根本上变革中国旧军制，其革新军制的思想和举措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但他对北洋海军在制度上实行的某些变革，却代表了甲午战争前中国兵制革新最早的成果。
  　　1888年颁行的《北洋海军章程》是近代中国军制革新的重要尝试。这部章程是参照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海军的规章制度制定的，是北洋海军师夷长技的产物。在它以前，虽然也有过湘军兵制对绿营兵制的变易，但湘军兵制仍然是从中国传统兵制中找出路，从根本上说未摆脱中国旧兵制的束缚，没有本质的突破。
  　　《北洋海军章程》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革新。章程共有船制、官制、升擢、事故、考校、俸饷、恤偿、工需杂费、仪制、钤制、军规、简阅、武备、水师后路各局等14项内容，在船制方面，对北洋海军各类战船编制体制作了较明确细致的规定，是中国海军按照舰船性能进行编组的开端；在官制方面，不仅设立了较明确的等级制度，而且对军官的选拔、晋升、服役年限等作了较明确的规定。军官应受过专业训练，从海军学堂毕业生中选拔；军官的服役有一定的时间和年龄限制；军官的晋升要考核业绩，依次序进行；对海军学生的选拔考试方法也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使北洋海军官兵的选拔召募，打破了绿营因袭了几百年的世兵制，是制度上的革新。章程还参照英国海军制度，对北洋海军的俸饷制度作出了明确细致的规定，使北洋海军的俸饷比绿营，比“练军”和“防军”都有明显的提高。《北洋海军章程》对海军的后勤保障在制度上作了较多的革新，规定建立海军天津支应局、天津军械局、天津官电局、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旅顺船械局、旅顺军械局、旅顺船坞、旅顺水师煤栈、旅顺水师鱼雷营鱼雷厂、旅顺水师养病院、威海行营机器厂、威海水师煤栈、威海水师养病院等后勤保障机构，并委以专人负责。这是甲午战争前中国最早建立的具有近代涵义的后勤保障机构和后勤体制。此外，章程对训练、军纪、赏罚、抚恤等也作了较明细的规定。尽管《北洋海军章程》中还保留着许多新旧杂陈的内容，许多新规定还显得比较粗浅，而且在实践中也未得到很好的贯彻，但这部章程的制定，是甲午战争前中国在革新军制方面的一次重要尝试，它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甲午战争前中国军制革新的初步成果，是甲午战争后中国军制全面变革的先声。
  　　第四，北洋海军甲午战争中的作战是清末中国军队作战方式革新的重要体现。
  　　甲午战争前，随着中国军队武器装备和教育训练的革新，中国军队的作战方式和战术战法也开始发生变革。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的作战，体现了这种变革。
  　　北洋海军同日本海军进行的黄海之战，不仅表现了中国海军、甚至表现了整个中国军队作战方式的变革和进步。这次海战是中国海军以新式舰船同资本主义列强进行的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海战，也是“世界史上第一次蒸汽机舰队的海战”[22]。这次海战表明，中国海军的作战方式和方法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性变革，已经与当时世界海军武器装备和海战战术变革发展的形势基本适应了。这是中国海军作战的一个显著进步，意义不应低估。
  　　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还实行过其他一些方式的作战。1894年10月，获悉日军将在花园口登陆，北洋海军舰船奉命开至大连湾，协同陆军进行抗登陆作战，尽管北洋海军在花园口抗登陆作战中表现不佳，无战绩可言，但运用这种作战方式是以前未曾有过的。1895年1月，日军在山东荣成湾登陆后，分两路进犯威海，在威海刘公岛港内的北洋海军，与陆军协同进行了长达1个月之久的基地(城市)保卫战。这也是近代中国前所未有的陆海协同作战方式。同旧式水师时代的作战相比，这些都是一种革新和进步。
  　　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的作战，虽然从总体上说战略战术思想比较落后，但也运用了一些新的海战战术，如舰队列阵炮仗，鱼雷攻击，舰队炮台相依辅作战等，这是中国军队在战术上发生变革的重要体现。
  　　三、北洋海军的兴衰成败暴露了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变革的缺陷。
  　　北洋海军的兴衰成败，是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变革的缩影。它既集中体现了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变革的成果，又暴露了中国军事变革的缺陷，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
  　　第一，面对19世纪世界军事变革迅速发展的形势，清政府没有紧紧地把握好机遇，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跟上世界军事变革的步伐。
  　　19世纪是世界军事迅速发生变革的时代。19世纪上半期，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基本完成。工业革命的成就为海军装备技术的革新创造了重要条件。在此基础上，世界海军由风帆战船时代向蒸汽铁甲舰船时代过渡。各主要海军国家都开始制造铁甲蒸汽战舰，使用后装线膛枪炮和无烟火药。潜艇的试验在进行中。水雷和鱼雷作为一种新式海战武器开始投入使用。海军作战方式和方法发生了重要变化。制海权理论成为各主要海军强国的军事战略理论。马汉海权论的提出是19世纪海军军事理论发展的最重要成果。
  　　面对世界军事的变革发展，中国却错失了两次有利的机遇。
  　　第一次是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近20年的时间。这个时期是西方国家海军由风帆战船向蒸汽铁甲战船时代过渡的重要时期。在了解夷情的基础上，林则徐、魏源等提出了师夷长技建立新式船炮水军，与敌海上争锋的思想。国内一度兴起了议海防、办水师的热潮。政府官员乃至民间商绅或向国外购买轮船改装为兵轮，或在国内开始仿造新式轮船。这为中国建设新式海军提供了一个有利时机。但是，由于清政府对世界军事变革发展的形势没有清醒的认识，《南京条约》签定后便“雨过忘雷”，继续实行“防民胜于防寇”的方针，将加强海防、建设船炮水军的各项举措都压制下去了。这次机遇的错失，使中国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海军建设，在起点上就同西方国家拉开了很大差距。北洋海军的建设发展也因此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许多复杂艰巨的困难。
  　　第二次是北洋海军成军至甲午战争的近7年时间。1875年第一次海防筹议决定创办南北洋海军后，中国海军建设进入了一个发展时期。这时，中国建设海军的各项措施，从总体上看顺应了世界海军军事变革的潮流，基本把握住了历史提供的机遇，因而才有北洋海军的成军和南洋海军、福建海军的初具规模。但是，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清朝当局认为渤海门户“已有深固不摇之势”，中国海军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没有在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继续发展北洋海军并建成其它几支海军。中国海军下一步应如何建设，清廷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和方针，中国海军的进一步发展失去了目标，实际上停顿下来，在19世纪末期世界海军军事变革的潮流中落伍了。
  　　19世纪的最后10余年，对中国海军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所谓机遇，从国内看，是中国海军建设已取得较好的成绩，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从国际上看，这个时期英法与俄国在远东地区的争夺正处于力量暂时均衡状态，远东形势相对稳定缓和，这对中国的发展来说是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所谓挑战，不仅表现为世界主要国家海军武器装备在继续不断地更新，大舰巨炮成为海军建设的潮流，更表现为日本海军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情况下，只有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认真应对挑战，才能真正把握住机遇。然而，在相对和平和稳定的环境下，清政府丧失了危机感和军事变革的紧迫感，没有拿出任何应对世界军事变革深入发展和日本海军崛起并图谋侵略朝鲜、中国的措施，因而又一次错失了发展中国海军的机遇，终于酿成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覆没。这是一条深刻的历史教训。
  　　第二，清末中国军事变革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没有先进的军事理论作指导。
  　　北洋海军的创建和成军，是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观念更新的产物，又是中国军事观念更新不彻底的产物。缺乏先进的军事理论指导变革，是北洋海军在19世纪后半期世界军事变革潮流中落伍乃至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反侵略战争的需求，是19世纪60年代后清政府实行军事变革的基本动因。清政府的军事变革是被动的，是对西方列强侵略作出的反应。面对急剧变化的国防局势，清政府实行军事变革以应对船坚炮利的强敌显得比较匆促，不具备条件对军事变革问题在理论上作出充分的研究准备。因而，从一开始，清政府的军事变革就没有先进的军事理论作指导。
  　　清政府实行军事变革是以“中本西末”的理论为指导的。所谓“中学为本”，就是保留中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所谓“西学为末”，就是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它虽然视西方科学技术为“末”，但毕竟承认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和可用性，对中国长期存在的视西方科技为“异端邪说”、“奇技淫巧”的保守思想来说，是一种否定和突破，从而为洋务派师夷长技、引进西方先进军事技术，改变中国军队装备落后状况提供了一个合法的理论依据，推动了中国军队装备和教育训练的革新，也推进了北洋海军的创建和成军。
  　　“中本西末”的理论指导，又使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变革产生了很大的局限性。一般说来，军事变革应同时在武器装备、军事制度、教育训练、军事理论和作战方式及战术等几个主要方面展开。然而，受“中学为本”的影响，甲午战争前中国却严重忽视了军事制度和军事理论的变革，师夷长技主要限在军事装备和教育训练方面，中国的军事制度和军事理论甲午战争前长期处于陈旧落后的状况。这是“中本西末”思想指导造成的消极结果。这种消极结果在北洋海军中也体现出来。《北洋海军章程》的制定和颁行，虽然首开了近代中国军制革新的先河，但这部章程对军制的革新还是很不完善的。不仅新旧杂陈，而且对军队的指挥体制、兵役体制、编制体制、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变革，还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对海军军制的革新还是表层的，而不是根本性的。同甲午战争后中国在军制方面革新的力度和深度相比，还存在相当显著的差距。
  　　清末中国军事变革还忽视了军事理论的革新，致使北洋海军军事理论同西方国家先进的海军军事理论相比，表现出很大的差距。19世纪60年代后，清政府在实行军事自治、筹建新式海军过程中，曾就海军建设问题多次展开过讨论。但是，这些讨论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如何认识海防形势，要不要建设海军加强海防，海军舰船是自制还是外购，海军如何组建，海军人才如何培养，海军经费如何筹集等实用性问题展开的。对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海军，这支海军的战略使命和任务是什么，如何运用这支海军，这支海军的建设方针和发展方向等问题，几乎从未有过深入的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正确的、符合世界军事变革发展潮流的思想理论。致使中国海军建设运用，长期缺乏先进的海军军事理论作指导。低层次的中国海军军事理论，必然导致清末海军的建设运用在低层次进行。清末中国海军一直被视为一支配合陆军防口守岸的工具，从清朝统治当局到海军将领，包括曾留学西方的北洋海军将领，都未形成运用海军争夺制海权的思想。而19世纪后期，对制海权问题的认识如何，已成为一个国家海军军事思想优劣的重要标志。中国海军没有先进的军事理论指导，海军的建设发展就难以有正确的方向和途径，其战略战术也必然是落后的。北洋海军的兴衰成败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军事变革没有实行相应的政治变革和经济变革与之配合。
  　　任何时候，军事变革都不可能单独进行，而必须有相应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的变革与之相配合，否则，军事变革是难以深入持久进行的。
  　　甲午战争前中国实行军事变革时，没有同时进行政治变革和经济变革。新的军事变革同旧的政治经济产生了严重矛盾。北洋海军的建设发展之所以步履维艰、困难重重，从深层次的原因看，就是因为它是在当时中国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下进行的。
  　　清末政治制度同一切封建政治制度一样，表现出严重的陈腐性。清政府中存在一股腐败落后的政治势力，形成为力量强大的顽固派，对军事上的每一项变革措施如购买新式船炮、购置铁甲舰、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修建铁路、架设电报等几乎都横加反对和阻挠。认为师夷长技会破坏中国“忠君亲上”的“人心”，导致“以夷变夏”。“师事洋人，可耻孰甚”。“不可购买洋机器、洋船”，“不可仿照制造，暗销我中国有数之帑项，掷之汪洋也”[23]。中国政治制度中长期存在的顽固政治势力，是中国军事变革的严重障碍。
  　　清末政治制度又呈现出自身的特点，这就是随着湘淮军势力的崛起，出现了地方督抚专权的局面。这是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开始军事自强时中国政治的一个显著特色。这种政治局面，深刻地影响着甲午战争前数十年间中国的军事变革，使清末中国军事革新的展开产生了严重的分散性，畛域攸分，互相制约，难以形成合力。中国近代海军不是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而是由各地督抚分区组建就是一个明证。1885年10月海军衙门成立，企图实现对中国各支海军“统辖画一之权”[24]，但是，由于“中枢之权势太弱，一任督抚之私顾封疆，不能联系各军为一队”[25]，中国海军仍旧未实现组织上的集中统一，其建设发展仍然受到不同利益的政治集团严重制肘，清政府无法也无能改变这种局面，从全局的高度采取措施，推进中国海军的革新发展。
  　　此外，清末中国各级政权的运行机制极为落后陈腐，办事推诿应付，效率低下。政治运行机制的弊端，也严重阻碍了中国近代军事变革。
  　　从经济上看，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变革是在未触动旧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
  　　19世纪的世界军事变革，是以各资本主义强国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为基础的。对于近代新式海军来说，它既是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产物，又需要近代工业作支撑。然而，近代中国军事变革却是在封建的自然经济基础上进行的。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差距，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代中国军事变革的前途命运。
  　　北洋海军兴衰成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由于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制度未发生根本变革，仍然以封建的小农经济为主，因此，中国海军的建设只能是保卫海防的单纯军事需要，而不可能同国家发展海外贸易的经济需求联系起来，海军的变革发展也就失去了内在的经济驱动力。这是北洋海军成军后中国海军的变革发展即停滞下来的重要经济原因。
  　　为造船制炮改进海军武器装备，清政府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兴办了一批新式军事工业，随后又兴办了一批近代民用工业，以解决造船制炮的机器和原材料问题。但是，很长时间内，这些企业在经营方向和管理方式上是旧的。所谓“官办”和“官督商办”，实际上是以封建方式去经营管理近代企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则实行限制压迫政策。由于没有改变旧的生产关系，甲午战争前，无论是清政府办的新式工业还是民族资本创办的新式工业，其中的大多数发展都面临着重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