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知识群体给福建民众粘贴的“喜讼”标签，民众对“贪官”、“劣绅”的控诉，既折射出“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治”与“被治”的政治关系，也体现了清代福建司法实践的地方特点；官员与乡绅之间的相互“抹黑”，似从司法层面反映了知识群体内部“在朝者”与“在野者”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联。
  在古代，地方政府是朝廷制定颁布的各种全国性律法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的“解释人”与“执行者”，因此，对某地区的司法实践予以史学考察，既有助于了解古代国家基层治理的具体情况，也可以透视地方社会历史情态的诸多面相。清代福建地域特征明显，地方官吏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往往在坚持律法原则的同时兼顾地方风俗，朝廷也会对地方司法实践给予一定程度的弹性指导，官吏、士绅、民众群体的司法形象鲜明呈现了三者在国家政治秩序中的位置关系。
  庞大的宗族组织、较为商业化的沿海经济、日益增多的海外交流以及形式多样的方言习俗，是清代福建较为明显的地域特征。因此，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地方官吏须充分考虑当地的特殊情况，予以变通处理。雍正年间，徐士林在福建汀漳道任上时，经常遇到朝廷律法与当地风俗人情不相符合的情况，如在房屋买卖中，“漳属向有租地盖屋”的习惯，所以房产交易须与地产交易有所区分，即“卖屋不卖地”。因此，徐氏在办案过程中遇到法有明文“闽省”却“无此人情”时，往往也将当地实情作为取证依据，并认为如仅对律文“拘文牵义”，恰是“不知律”的表现。
  福建与中原地区山水隔阻，族群成分复杂，习俗语言各异，常被形容为“汉夷杂处”之地。因此，如何顺利推行朝廷律法，便成为地方官的重要任务。道光年间，陈盛韶先后任职于福建建阳、古田、仙游、诏安、邵武等地。他认为，治理地方要遵循“顺势而为”的原则，即“为政道，顺而治之则易，逆而强之则难”，主张在顺应地方风俗人情的基础上“以夷治夷，因其俗而抚恤则安”。如果推行律法时过于“事无巨细”，则“反致纷纷争讼，嚣然不靖”。陈氏将治理心得总结成《问俗录》一书，记载了大量“因地施法”的实例，如面对仙游、建阳频繁的宗族械斗、田讼及坟讼，陈盛韶并没有动用国家机器强制解散当地的强宗大族，而是“选立族正，责成父兄，法周官调人之设，以解民厄难”。面对台湾闽人与粤人的持续械斗，他主张“交由地方处理”，让地方官于闽人与粤人中各选一位有家产、才干和声望的人充当“总理”，“总理”根据纠纷程度轻重采取相应措施，“遇两有嫌衅，即出为理处。倘已成讼端，即为酌情度，分断平允，彼此输服。如已成分类，即迅速会营弹押”。王廷抡甫任汀州府知府时，面对频繁的户婚、田土、人命盗窃、山场钱债等纠纷，严格依法审判。但是，当意识到这些纠纷直接关系百姓生活，且在商业化较为明显的福建地区比较普遍后，他倾向于采用“姑宽”或“薄责，以自新”等“攻心”式治理策略，收效甚大。
  虽然朝廷对地方官听讼活动的基本要求是“依法审判”，但福建由于历史和自然因素，地域特征较为明显。所以，地方官吏在司法实践中兼顾当地特性，并以较为宽容的态度对待地方惯习与朝廷律法的差异；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多元的审判依据和“因地施法”的治理策略，不仅未削弱朝廷律法权威，反而强化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收到了较好的治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