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18世纪末，正值中国“康乾盛世”，亚当 斯密说：中国虽然富有，但已经发展到了极限，理由就在于缺乏自由贸易，贫富过于分化，权势阶层得到了过份保护，百姓权利毫无保障。言外之意，当时的中国经济无论多么发达，就因为不是建立在公众权利基础上，故不可能成为“世界体系”中心一分子。 个体的自由和尊严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 以儒学为思想基础的宗法专制的核心是严格的上下、亲疏、贵贱等级体系——三纲六纪。直至秦代“君之于臣，父之于子，都是有生杀权的，到了后来则适用于君臣而不适用于父子之间了。” 而直至清代仍然坚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原则，“父母控子，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审讯。”而在经济上，父母、祖父母在，不准“别籍异财”——分家和拥有私财，从而剥夺了个人独立的经济基础。 在三纲体系控制下，个人只是宗法关系中的一颗棋子，人际关系毫无平等可言。 尽管清代县以下没有政府机构，体现三纲六纪秩序的族规族法牢牢控制着每个人，个体的婚姻自由，经济活动的自由，说话的自由等等，无不被剥夺或受到严格的限制，个体的尊严和创造自然也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