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霍加特的文化研究理论
  --“文化主义”路径和民族志方法
  王庆卫，男，山东济南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9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0181期 第105-112页
  对霍加特思想中的英国文化主义传统进行分析时，应充分注意阿诺德和利维斯的影响，这有助于理解霍加特对无产阶级文化的支持立场及其方法和观念上的矛盾，从而较全面地评价霍加特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创意义和理论得失。
  霍加特/文化研究/文化主义/民族志 Hoggart/cultural study/culturism/ethnography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11&ZD078)。
  期刊名称: 《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8)01-0105-08
  作为伯明翰学派的早期代表，霍加特的研究受英国文学批评传统影响至深。
  利维斯特别重视语言在文化中的重要性，并由此把文化研究的重点放在文学上。
  在他看来，文学批评和大学文学系的任务就是培养这种感受力，因此也要求文学必须有道德价值，必须促进社会的健康。
  利维斯将传统的英国乡村社会称为“有机社会”，对其怀有深深的眷恋，认为现代人失去了有机社会及其代表的生活文化，失去了民歌、舞蹈、村舍和手工业所代表的生活的艺术，失去了那种有序的生活方式，那种源自远古经验的交谈的密码。
  他对当下社会的文化健康状况深感忧虑，认为当今的文化处于危机之中，现代工商业和广告文化助长了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生产的标准化、生产过程中文化水平的降低标志着社会和文化的沦丧。
  二、霍加特对利维斯文化观的修正和对民族志方法的继承
  他通过将工人阶级文化区分为前后两期，强调了工人阶级文化自身发展中的对立，从而淡化了文化与文明相对立的问题。
  “左派利维斯主义”作为批评方法，延续了利维斯文学批评的文本细读方法和“民族志”方法，同时其研究不局限于文学文本本身，而是采取了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等多重视角，将报纸、杂志、酒吧、流行音乐和广告等多种现象作为文本加以解读。
  他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出发写作《识字的用途》这一著作，为自己立定了明确的讨论对象:工人阶级的文化。
  《识字的用途》一书主要分为两个部分:“旧秩序”(older order)和“让位于新”(yielding place to new)，分别对应于前期工人阶级文化和后期工人阶级文化。
  在前一部分中，霍加特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介绍了20世纪30年代工人阶级的各种生活休闲方式，如工人俱乐部、铜管乐队、旧式杂志和海滨假日等。
  霍加特写道:
  找几个工人问问他们对宗教的理解，他们会轻易但非毫不在意地给出诸如下列答案之一:
  “做好事”，
  “基本的礼貌”，
  “救护瘸腿的狗”，
  “友善”，
  “待人如己”，
  “我们应该帮助他人”，
  “帮助邻居”，
  “从错误中学会认识正确事物”，
  这就是他们一直以来给孩子报名参加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的主要原因。
  在后一部分中，霍加特则强烈批判了以美国流行文化为代表的大众娱乐文化对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巨大冲击。
  尽管面临着不令人乐观的大众文化境况，霍加特仍然寄希望于当时工人阶级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文化传统的延续，相信工人阶级有强大的能力去创造和选择大众文化，希望工人阶级发挥自身的创造力，适应和吸收新秩序中有益的东西而忽略掉不利的因素，从而改造并创建属于自己的文化。
  三、霍加特文化研究的开创意义
  他坚持相信，只是出于阶级偏见，批评家们将工人阶级的文化误认为是大众文化;这打破了英国传统学术研究中利维斯主义精英意识的狭隘。
  正如本·阿格尔在《作为批判理论的文化研究》中指出的，“文化不只是高雅文化作品和知识的贮藏库，而且使我们成为人类的知识和活生生的经验构成的人类学整体。”霍加特的文化研究在方法上运用了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学批评的跨学科的视角，对文化作为内嵌于生活方式中的意义的阐释研究，运用了民俗学和人类学方法，展示了一个置身于这种生活和文化之中的人所看到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民族志”。
  但霍加特的理论有其局限性和不足。
  另外，霍加特忽略了两个时代之间必然存在的承续关系，以文化断裂的眼光看待他所处的时代，全书充满了继承自利维斯的浓厚的怀旧情绪。
  除了霍加特之外，英国的文化研究学者中的保罗·威利斯、E.P.汤普逊等人也都也都受到利维斯主义影响，呈现出“文化主义”理论特征，并采取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它抑制了人类学固有的那种代人说话的冲动，尊重亲历的经验，“我们可以把民族志方法看作文化研究者为了克服自身的偏见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以求获得更真实、更正确的再现而采用的策略”。
  比如:思考如何对继承传统与符合时代要求兼顾的问题，探索文化市场的培育与文化政策法规如何发挥引导作用的问题，研究如何将激发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力与国家发展的宏观文化目标相结合，以及如何将文化的民族性与开放性相融合的问题，等等。
  在这些方面，霍加特的文化研究能够给予我们大量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启迪。
  ①在这里，“人类学”模式是指文化研究着眼于人类日常生活层面，探讨其中的物质与精神、价值与规范等多个层面。
  ②本文霍加特的论述乃引自英文原著，笔者自译。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45、8、97-99、11页.
  特里·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斯图亚特·霍尔:《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及文化转向》，见张亮编:《英国左派思想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8、43页.
  本·阿格:《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张喜华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