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分裂的西方”及其底层逻辑
  90高龄依然笔耕不辍
  他更愿意接受哪一个身份——哲学家、批判理论家、社会理论家，还是公共知识分子？
  混沌的时局可能也放大了哈贝马斯思想的歧义性。
  在该书中，哈贝马斯结合对时局的冷眼观察，探讨了多方面的问题：从原教旨主义的成因，到第二次海湾战争中伦理、政治正当性问题；哈贝马斯尤为关注的是欧洲内部对欧盟的不同设想以及发展速度差异；最后，他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式的单边霸权主义，建议在康德世界共和国理论基础上，建立多极的新世界秩序。
  这些话题跨度极大，表面上主要关乎政治事件和局势问题，但笔者认为，在看似“散点”的叙述背后，哈贝马斯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焦点或者“底层逻辑”——即“对话”。
  “对话”主题日益凸显
  哈贝马斯曾在《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一书中这样总结自己的学术研究：“公共领域、对话和理性这三个概念实际上贯穿了我的学术工作和政治生活。”
  哈贝马斯在涂尔干、米德和科尔伯格等学者的影响下，建立了自己的对话伦理学。
  哈贝马斯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了“普遍的有效性要求”：首先，说出某些能明白的东西；其次，提供（给听者）某种东西去理解；再次，由此使自己（说话者）成为可以理解的；最后，与他人达成理解。
  “对话”这个主题结合了哈贝马斯个人的生活史和时代的背景。
  “对话”的凸显本身可能是对当下世界经历巨变的理论反应。
  因此可以说“对话”就是其理论的一个底层架构。
  面对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难题，虽然不能说哈贝马斯给出了完美的解决方案，但他却明确指出了病灶所在。
  霸权的根本在规范层面上
  哈贝马斯甚至想象了一种“善意的霸权”：“即便我们从最好的情况出发，以为领导该霸权的是具有最高尚动机、最智慧的政治家，但是‘善意的霸权’也会遇到不可克服的认知困难。”
  因而哈贝马斯提出，要回到“接受一种意见和意愿形成的话语程序的检验”，即包容所有相关方的对话，这就要求大国具备交换视角的能力。
  交互主体的对话模式
  哈贝马斯意识到，“……
  哈贝马斯指出的出路依然是依赖于语言。
  “在任何情况下，一个解释必须要跨越双方的解释学前理解差异，无论文化差异是大是小，时空距离是长是短，语义差别是大是小。
  从根本上来说，所有言语情景都要求这种对称性。”
  也就是要学会在对话中转换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
  哈贝马斯很清醒地认识到，双方如果带有好的意图，没有暴力，对达成共识会有帮助，但并不充分。
  西方内部存在一条深刻的鸿沟，其他区域也不能幸免。
  标记出一条人类的“底线”
  人们当然可以认为，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过于理想化，在现实政治中几乎没有可行性。
  对话伦理学或许是哈贝马斯全部思想的底色，而这一底色在时局的映衬下很可能标记出了一条人类的“底线”。
  利益是多变的，不存在永恒的利益；但真朋友和假朋友还是有区别的——后者看重短期的利益和交换，可以回避任何价值承诺；而前者未必在所有问题上全然一致，但必须彼此坦承其核心规范。
  （刊于2019年8月24日解放日报读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