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稗编》唐顺之（1507～1560），明代儒学大师、军事家、散文家。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学者称“荆川先生”。武进（今属江苏常州）人。嘉靖八年会试第一贡士。官翰林编修，后调兵部主事。为人文武全才，当时倭寇屡犯沿海，唐顺之以兵部郎中督师浙江，曾亲率兵船于崇明破倭寇于海上。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凤阳，至通州（今南通市）去世。崇祯时追谥襄文。唐顺之学识渊博，对天文、地理、数学、历法、兵法及乐律皆有研究。他是明中叶重要散文家，与王慎中、茅坤、归有光等被称为“唐宋派”。其文学主张早年曾受前七子影响，标榜秦汉，赞同“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中年以后，受王慎中影响，察觉七子诗文流弊，尤其是散文方面，七子抄袭、模拟古人，故作诘屈之语。于是抛弃旧见，公开对七子拟古主义表示不满，提出师法唐宋而要“文从字顺”的主张。他一方面多推崇三代、两汉文学传统，同时也肯定了唐宋文的继承和发展。提出学习唐、宋文“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在其选辑的《文编》中，既选了《左传》、《国语》、《史记》等秦汉文，也选了大量唐宋文，并从此逐步确立了“唐宋八大家”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唐顺之又提出诗文写作应“直据胸臆，信手写出”，要师法唐、宋而“卒归于自为其言”。要有“真精神”及“千古不可磨灭之见”。并以“未尝较声律、雕文句”的陶渊明与“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的沈约加以比较。说前者的作品为“第一等好诗”，指斥后者之作“不免为下格”。唐顺之上述见解在其后期着名作品《答茅鹿门知县书》中，较全面表露出来，其反七子模拟、剽窃倾向异常鲜明、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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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人，目犍连尊者问：“仁者，你是什么因缘而生天呢？”他说：“我以前是做生意的，我就发一个愿：我今生不管怎么样，讲真实语，不打妄语。发这个愿，终生奉行而生天。”目犍连尊者听到以后，就产生疑惑了。回到人世间问佛陀：“佛陀，生天要修很多的十善业呀，这两个人只修一个善法，就为什么生天呢？”佛陀说，他们修的善法，背后有一个咒愿力，他们这个善法，是有一个坚定的愿力在支持，所以一个善法就够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修善跟发愿不同。发愿就是说你用你的生命去实践它，就叫发愿。而修善就是说——我看心情了，我心情好就去做，心情不好就不去做，那么你这个人叫是个好人。所以你看，一生只持一个戒——不发脾气，就生天了。这个人一生只做一件善事，唯一的善事——不打妄语，他生天了。为什么？因为它背后有一个愿力在支持，重点在那个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菩萨修完以后，一定要会归一个“大愿平等方便”？你许下一个愿力以后，所有的功课做完，一定要把它回归到你的愿力，每天去长养这个愿力，把它养得又强又壮，临命终，它才能够产生主导的力量。你要去灌溉它，用你的智慧水，用你的功课去灌溉这个愿。
  但是这个愿，第一个，要注意平等，还有“无有断绝”，不能有对立。你不能够发愿说我要度化一百个众生，这样子对不对？不可以了！不能设定一个有相的东西，不能说一百个我要度化众生可以，不能说一百个、两百个，不能有断绝。“以随顺法性无断绝故”，不能有时空、时间性的断绝。
  第二个，不能有空间性的对立。你不能说：“诶，我只摄受台湾的众生”，不可以！因为不平等。不平等你就不能跟法性相应，你就启动不了法性的功德。法性有六种功德：“大智慧光明义故、遍照法界义故，乃至于常乐我净义故……”。但是你要打开这个六种功德的门，必须第一个，空间上要平等，没有对立；时间上没有断绝。
  不管你发什么愿，都没关系。“我不打妄语”这个愿，第一，我不管是对台湾人、美国人、新加坡人、大陆人，我没有对象，没有这个空间的对象；第二个，“我不打妄语”，没有时间性，白天、晚上，一路做下去。这种愿，就是随顺真如，“以随顺真如，法性没有断绝故；以随顺真如，平等无二，不念彼此，没有对立故，究竟寂灭故。”
  你的愿要满足两个条件：时间、空间都没有穷尽，什么愿都没有关系，就叫菩提本愿，而且你必须要用你的生命去实践你这个愿力，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