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2017年，又该如何进行反腐？“要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坚决减少腐败存量，重点遏制增量。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特别是第一、第二种形态。充分发挥反面教材的作用。深刻剖析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典型案件，查找症结，堵塞漏洞。在各级党校开设警示教育课程，忏悔录能公开的都要公开，发给原单位党委（党组），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开展扶贫领域专项整治。”[③]这也就是说，接下来的反腐工作力度还将继续保持过去的态势，继续对反腐进行高效、有力度地监督和查处。
  问题是，对于反腐而言往往需要群众地监督和配合，否则将会耗费不少政府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那么，什么样的反腐比较省力呢？显然，因为网络反腐是不二的选择，一方面，它有便捷性、及时性的特点；另外一方面，网络自身的跨时空可以帮助监督者很快提交问题，不再如过去那般，还要去实地“告”。
  与此同时，我们把“腐败”与“反腐”放在“权力博弈”的框架下来进行讨论，尤其要思考，作为举报者的网民与被举报者的官员，如何在网络上进行博弈？这也是反腐时代的“网络政治”需要考虑的重大课题，对中国而言意义深远。
  这也就说明，中央的政策往往在地方政府的执行过程中遇到了一定的障碍，而根本原因是“地方只为自身的利益考虑”，或许没把中央的政策当回事。于此，中央的“治权”（国家与政府的治理能力）在地方社会中就陷入到了“失灵”和“空转”的状态（诸多研究乡村治理的作品中对此种现象提到的颇多）。周雪光在《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2月版）一书中把这样的“失灵”原因归结为中国自古以来的“官僚体系”的问题，尤其是权力授予的问题，导致“宏观上，中央与地方关系在集权与放权的抉择中轮番交替，自上而下的运动式治理整顿在不同的领域中重复出现，林林总总的政治教育运动延绵不断，法律制度的发展举步维艰。从微观上来说，诸多基层问题，例如政策执行不力，变通与共谋等——急药慢攻，反复治理，但仍旧痼疾难除，去而复来。”（第8页）
  进一步说，如果中央的“治权”得不到切实保证就会导致“选择性的治理”（刘晨，2014）和“象征性治理”（田先红，2016）等局面。这势必会影响中央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与“形象”。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重塑“治权”。反腐恰好是一个比较合理和理性的方法。
  同时，要创新监督机制和强化监督就需要引入新时期的利器——网络。众所周知，在2014年9月，国家正式把“网络举报”纳入到了“正规军”当中，这意味着我们的反腐体系在不断的完善，进而形成了“运动式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网络反腐”的四维一体模式
  就在反腐越来越深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央的“治权”也可以通过网络来达到“冒”过地方干部，尤其是“冒”过某些地方干部对人民诉求和表达地阻拦，从而获得百姓的心声和服务百姓。一方面，这是网络本身的特性决定，即跨时空性，另外一方面，因为地方腐败分子会想尽一切办法来阻碍自己因为被“监督”、被“举报”而截留举报者，甚至身体（如关小黑屋等）。他们心里很清楚，“一票否决制”意味着什么。所以，在“阳光下运转”的权力体系，就会更加留意或转变态度一些，而网络时代的反腐和过去的那种反腐比较起来，就显得更加有“治权”，有“贯彻力”，而不至于“中央说一套”，“地方做一套”，如果地方不做，那么老百姓就可以通过网络来把问题反馈给中央。
  （1）反腐方式线上化。如今，网络举报在微博社区比较常见，甚至是新的一种“常态”。据我们在网络社区中观察，现在实名举报的数量日益增多，而且举报的形式还出现了新的形式，即网络举报中的“视频举报”或“视频抗争”[⑦]（刘晨，2016），而不再是“文字+图片”举报。并且，现在用的最多也可能是最管用的一种方法就是“网络举报”。2010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实施的专题调查显示，58.6％的人认可目前网络在青年参政议政方面的作用，其中24.5％的人表示作用‘非常大’。特别是78.3％的人认同网络举报对治理腐败能起很大作用。”[⑧]为什么会是这样？
  （a）原因。在本文看来，主要是因为“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吴毅，2007）。——“随着政治的世俗化，农民维权的合法性困境确已降低，但中国改革开放的单项度特征决定了它并不可能因此而打破权力体系统摄经济与社会的基本格局，相反，单项度的改革却在以市场或法律的力量强化权力机器运作与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尤其是在县乡基层社会，因人际流动和社会分层小于城市社会等方面的原因，权力机器在失去神圣不可冒犯之特征的同时，却日益呈现出以官权力为轴心来编织地方社会的经济、利益与人际互动关系的结构之网的趋势，地方经济活动往往围绕‘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而展开，而具体的社会成员也往往因各自在这一结构之网中的位置而决定其特殊的地位与资源占有和分享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一般的经济活动是无法不受这一关系之网的影响的，而官民博弈即使出现，也同样无法不受这一结构之网的约束，从而显示出对维权行为的重重阻碍。”
  （b）困境。与此同时，当结构性因素导致利益表达不通，从而选择网络反腐的时候，受理举报的领导干部又出问题，例如2015年，“国家信访局原副局长许杰受贿受审。据检方指控，许杰于2006年至2013年间，利用担任国家信访局副局长的职务便利，单独或者伙同他人，接受相关单位和个人的请托，在修改信访数据、处理信访事项、承揽业务等方面提供帮助，为此先后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款物折合人民币550万元。”[⑩]可想而知，作为国家的信访局的副局长如此腐败，那么老百姓还怎么指望可以“伸冤”呢？还怎么可能把“状子”递上去呢？如此，才会有民众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局面，可损失最多的并非是地方干部，而是党的形象与政府合法性。所以，要想百姓不采取网络进行抗争，就必须打通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上述中我们所说的“结构性因素”，另外一个就是避免“受访者的腐败”，否则老百姓真的会“走投无路”。
  诚然，网络政治从本质上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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