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严格的近代意义上的民法典，但是却不能说中国古代不存在民事法律。作者在15年前《论中国古代民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已经阐明了这一观点。尤其是清代在继承前代民事法律的基础上，在民事制定法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其突出表现是《大清律例》中《户律》例文的增加，以及《钦定户部则例》的多次编纂及颁行。
  刑法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占有主导或支配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明代始，中国古代法典编纂体例发生了重大变化，确立了以国家机关——吏、户、礼、兵、刑、工分类的法典结构体系。使得法律调整的对象更为明晰和集中，适应了宰相制度废除后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同时也为民事法律从传统的诸法合体的法典体例中脱胎出来，进一步实现民刑有分创造了条件。
  自隋唐以来，实行尚书省下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分辖四司的中央行政管理体制。各部的第一司名称与部名同，称为子司，又称头司或本司。如户部四司为户部、度支、金部与仓部。这种体制带有专业分工的性质，是不断演进的结果，因此800年间递相因沿。但至明洪武十三年废除中书省以后，六部直接听命于皇帝，凸显了六部作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的地位。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统辖、管理与领导，改行省设三司——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分掌各省行政、民事和司法。三司互不统属，听命于中央，实现了六部对地方的条条管理。由于地方刑名钱谷是大政，事务冗繁，已非原有四司所能涵盖，因此户、刑二部打破了四司体制，向按省设司转变。
  明初设六部时，“户部权最重”（注：邓之城：《中华二千年史》卷五。）。朱元璋说：“古者六曹之设，任天下之务，次独户曹。”（注：索予明：《明太祖御笔释例续编》，《故宫季刊》2卷3期。）按以职设官、以官统事的机构设置原则，户部掌管民政、财政事务，其中民事工作相当繁重，如田土侵占、投献、诡寄、影射，禁止户口隐漏、逃亡、朋充、花分，禁止违反律令规定的继嗣、婚姻，以及民间交易等也多归属于户部。
  刑部的改革与户部同步进行。最初设总部（后改为宪部）、比部、都官部、司门部。后按地区划分，改为河南等十二道。宣德十年，与户部一样，定为十三清吏司。司下不再分科。刑部受理天下刑名，但民间狱讼，非通政使司转达于部，刑部不得听理。直到嘉靖三十九年，五城御史才接受民间词讼，“不复遵祖制矣”。
  清代在明代建制的基础上，户部增置江南司，为十四司，刑部于明十四司外，增置直隶、奉天、督捕（原隶兵部，康熙间改入）三司，另分江南为江苏、安徽二司，共为十八司。
  刑、户两部按布政司辖区，分设主管司，属于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这表明了封建社会晚期行政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打破了隋唐以来的六部二十四司体制。
  户、刑二部按地区管理体制的确立，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中央对地方直接统属的发展趋向，也是商品经济关系发展变化的需要。商品与交换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民事争议骤然增加，使中央政府过去的管理体制已无法应付。
  值得一提的是，户部也是第一个设置二个侍郎的部，这也反映出原有户部体制不能适应民政财政事务繁多而不得不加以变革的事实。
  户部突破传统四司体制，而按省设司，属垂直型条条管理。这种变革要求法律与之相适应。清末沈家本指出：明废丞相制后，“政归六部，律目亦因之而改。千数百年之律书，至是而面目为之一大变者，实时为之也。”（注：沈家本：《重刻明律序》。）日本学者内藤乾吉也认为自明代始，律例采《周礼》六官法，自有渊源，“可作种种考虑”。其中之一是为适应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注：《大明令解说》，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着选译》第八卷，第390页。）
  与之相对应，在法律编纂的内容上，也反映了民事法律重要性提高的趋向。如《唐律疏议》五百条三十卷，其中户婚、厩库共四卷，计七十四条，占全部篇幅的1/7。而《大明律》四百六十条，户律共七卷九十五条，占全部篇幅的1/5弱。清乾隆五年律，户律仅有八十二条，而至晚清修律前，户律例文已达三百例，150年间增长近四倍，其中相当部分含有民事制定法的性质。
  清因明制，法律编纂体例和国家机构设置，基本沿袭明朝。但在依法调整社会关系方面，均较明朝有较大发展。清人曰：“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论。独至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已着有成宪，既备既详，未可轻议。”（注：《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应诏陈言疏》。）这里所说的“成宪”主要指《会典》及各部则例。
  康熙初年开始按六部统编则例，于八年颁行《六部考成见行则例》，不久又颁行《新定六部考成见行则例》。而作为上述则例缩编的《六部成语》（满汉合璧），成为“清代满汉士子入仕捷径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注：王钟翰：《清代六部成语词典》《序》。）。于此可见其重要性。
  康熙十二年，颁行《六部题定新例》，这是清朝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则例书，其目的是使“用法者唯其所从”，“奏法者”能有“所守”。康熙皇帝对编纂则例的立法工作十分重视，经常令“将所察则例开入本内”（注：《康熙起居注》第1947页。）。在涉及旗民间的民刑立法时，更为慎重。如康熙十八年讨论修订法律时，当时旗民案件由刑部审结，左都御史魏象枢建议“斗殴小事，悉归州县审结，大事方将赴刑部告理”，康熙说从前旗民案件归州县管理，“遂有言庄屯受屈者”，后归章京审理，民人又多苦累，“故立法甚难”，为此他令九卿等确议具奏。（注：《康熙起居注》第一册，第544页。）每遇大“灾异”，便令各衙门重新核实原有定例是否有差谬，如十八年京师大地震后，他几次召集大学士、九卿等议“应行应革之例”。但总的趋向是，坚持法令的稳定性。当时身为都察院长官的左都御史魏象枢也持此议，认为“凡事皆有定例。从来一法立，则一弊生。目前亦无必当更改之法”。大学士明珠也赞成道：“若欲改立一法，则一弊复生，实有如宪臣魏象枢所言者，似于治理未为有宜。”（注：《康熙起居注》第一册，第520页。）
  经康雍两朝的休养生息，尤其是在“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刺激下，清代人口急剧增长，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至乾隆时期进入极盛之世。与此相适应，法律修纂也加紧进行。自乾隆中叶始，六部则例开始分部编纂，而且形成定制。有清一代户部则例的编修情况，据民国初年《清代则例参考书目》（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藏书。），介绍如下：
  1.《钦定户部新例》，不分卷，有乾隆十六年五月例，钞本四册。
  11.《钦定户部则例》，一百卷，宗室戴龄纂，同治十三年修，六十册。
  单行则例的增多是适应乾隆以后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社会经济转型的需要。
  实际上，户部所订则例远比以上所列要多。据同治四年纂修户部则例大臣所奏，“计自乾隆四十一年至咸丰元年先后十三次奏请纂辑成书”，（注：《钦定户部则例》（同治四年）卷首。）按此，五十三年间平均每四年续修一次。远超出律例“五年一小修”的规定。据此推断《户部钦定则例》至少有十六部之多。纂修次断之多，在六部中称最，这与该部事务繁杂，民事案例不断出现有直接关系。
  《则例》与《大清律例》不同，须要不断续修。乾隆曾明确指出：“各部为直省案件总汇，其常行事例多有因地因时，斟酌损益者，不得不纂为则例，俾内外知所适从。然甫届成书，辄有增改，故每阅数年或十余年，又复重辑一次，并不能为一成不易之计。”（注：《清高宗实录》，卷九六三，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壬申。）由于户部为钱粮总汇，涉及民政事务繁杂，“例案较繁，兼有随时更改之处”，因此，“若非续纂通行，恐今昔事宜，难免歧误”，（注：《钦定户部则例》（同治四年本）卷首，《奏折》。）这也是乾隆四十一年至咸丰元年间前后十三次编纂颁行《钦定户部则例》的主要原因。章学诚曾说：“今六部条例须十年一修，十年之中，改易旧例，已奉明文，虽前例已刊，后例未出，人亦不能作弊，正相同也。”（注：《章氏遗书》卷二七，《通志检稿》，《湖北通志辨例》。）
  编纂《则例》是重要的立法活动。大体说来，采入《则例》的条款经过由案到例的编纂过程，一般经过臣僚或各部奏请开馆、皇帝下旨勒限修纂、各部选择提调总纂等官编辑、部堂官复核后缮具黄册进呈、皇帝御览后旨命颁行、户部刊刻、各省及中央有司请例等过程。由于皇帝对《则例》的编纂颁行自始至终起领导作用，尤其是涉及重要变更事项及条款要单折请旨，因此，《则例》均为“钦定”。
  在编纂的各环节中，纂修官的选任至关重要，因为《则例》“一经编辑成书即为将来办案程式，若办理不得其人，或借手吏胥，词意含混，易滋上下其手之弊”，因此嘉庆十六年，当“清厘例案之时”，皇帝发布上谕，“着各该堂官等择其在署年久、熟谙政务、平素端谨之人，责令详慎修辑，务使义意贯通、词句明显，以便永远遵守。”（注：《钦定户部则例》（同治十三年本）卷九十八，《通例》。）嘉庆的这一上谕被载入《钦定户部则例》“通例”门中。
  编纂官确定后即开馆修纂，编纂的原则大体如下：
  一是将皇帝自上届《则例》颁行以来发布的上谕载入新纂则例中，以为指导。但由于上谕多已纂入《会典》，为免重复，自同治四年户部则例始，“凡有关例义”的上谕，照旧载入，“有应遵纂例文者，即敬谨补纂”，“其无关例义者”“例内不复恭录”。这既保证了皇帝的上谕作为修例的法源，同时对无关例义的上谕“不复恭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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