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的发展样态、实践困境与制度反思 ——基于21份政策文本的分析
  党和政府高度关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匹配程度，用一系列制度杠杆架起产教之间的合作桥梁，持续赋能产教融合新生态。面向未来，我国将继续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营造产教融合与城市发展的互动生态，这也要求职业院校开设更多紧缺型、需求型、高端型专业，为形成紧密对接产业链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模式按下“加速键”。以制度杠杆撬动产教融合切实落地，需要各地政府的积极配合与主动作为。产教融合试点城市（以下称“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名义推进，在区域内部建立城市为节点、行业为支点、企业为重点的改革进路，重点聚焦于各地区的发展规划与资源布局，以此推进服务于区域产业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改革。目前，包括天津市津南区、河北省唐山市、辽宁省沈阳市等在内的21个城市或地区被列为产教融合型城市，其相关政策也在相继出台中。从区域分布上看，产教融合型城市数量按照区域发展情况实施部署，华东地区占比最多（占42.86%），其次为华中地区与华南地区（分别占14.29%），形成了“东部聚集，西北分散”的建设态势。从建设目标上看，产教融合型城市被赋予“深入落实产教融合”“加强经验总结推广”的具体要求，充分体现出职业教育推动改革向更深层次挺进的发展新理念。基于此，系统剖析产教融合型城市整体情况与发展样态，把握产教融合型城市在新发展阶段下的实践困境与行动方略，为加快区域产教融合发展、职业教育适配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指导与借鉴意义。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以点带面，充分体现出我国职业教育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形成“产教良性互动、校企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围绕适应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制定政策规划，激发产教融合的支撑势能。由于产教融合的本质意蕴寓于各地相关政策的具体文本中，而政策文本又是由一系列单元内容与政策工具组成的，因此，本研究将通过分析21份政策文本内容，以探求产教融合型城市的整体建设情况、模式的不同构面以及区域的特色发展状况。实施产业端、教育端、城市端的创新融合，完善区域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体系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而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应成为促进国家产教融合建设体系构建的重要子工程。产教融合型城市是指产业端与教育端有机匹配、互相融通、协调发展的一种城市发展类型，其建设目的在于通过灵活多样的资源共享机制进行资源优化配置，打破职业教育和产业互动低迷的状态，实现专产有序衔接和良性互动，最终推动城市价值的最优化创造。2021年7月，发改委和教育部联合公布了21个产教融合型城市名单。产教融合型城市名单公布之前，已有城市或地区结合区域实践特征出台相应政策，形成了“国家、省域、地方”三级联动的产教融合发展局势。截至2022年10月，21个产教融合型城市皆已完成相关政策的发布（表1），部分地区的所在省份还结合区域所需出台了相应的省级实施意见。通过分析政策文本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建设目标等要素发现，产教融合型城市直面产教融合这一议题，结合区域发展特色，着力形成产教统筹融合、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各地均具备扎实的产教融合建设基础，前期的建设机制和政策体系已经基本建成，面对新的发展要求，各地依托产业园区、功能性项目、服务平台等实体化载体，设置更灵活多样的建设形式与手段，从而优化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的供给结构。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以点带面，充分体现出我国职业教育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来制定政策规划。由于产教融合型城市的建设蓝图蕴于各自政策文本之中，因此，分析相关政策目标对把握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的战略布局有促进作用。基于对21份政策进行目标提炼，可将它们大体归纳为几种不同的建设模式：一是以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为主导开展的产教融合行动，这种模式注重教育端的作用，更关注职业院校布局与专业设置对于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结构的适配性，更多从教育内部的视角考察产教融合的发展程度，江西省景德镇市和湖北省襄阳市主要采取该模式；二是继续延续和加强校企合作制度，以此为抓手推动各地在产教融合事业上的持续深耕，这种模式要求校企之间形成稳定、长期、深入且有实质性进展的资源交换与育人合作联系，该模式在探索过程中也相应形成了订单班、定制培养等人才培养模式，目前，辽宁省沈阳市、江苏省常州市、浙江省宁波市、安徽省合肥市、山东省济南市、河南省郑州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8地将建设目标定位于此模式；三是以打造产业园区为主要的行动方向，该模式主要围绕产业园区的各项功能，吸引大批职业院校、高校、科研院所与行业企业驻扎园区，为产业园区的升级培养适用型、嵌入型、实践型的技术技能人才，天津市津南区、浙江省杭州市、福建省泉州市、山东省青岛市、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四川省宜宾市6地均采用该模式；四是以形成多功能的产教融合平台或联盟为建设核心，虽然21份政策文本中皆有提及相关建设内容，但从整体上看，主要开展该模式探索的产教融合型城市并不多，河北省唐山市、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临港新片区、广东省广州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陕西省咸阳市5地在进行该模式的探索，该模式大力支持构建合作平台或产教融合联盟，鼓励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第三方组织等不同主体结为合作伙伴，并充分利用制度工具帮助这些主体巩固形成共生关系。以上四种模式是各地探索产教融合创新方案过程中，统筹考虑区域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区域特色、教育定位等多重因素后形成的决策，能够体现出各地在深化产教融合改革进程中的战略布局、政策倾向与实践属性。产教融合型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其产业发展需求强烈，职业教育发展氛围良好。在建设过程中，各地除了关注国家层面对产教融合改革要求外，还立足自身的地缘优势与特色，呈现出一系列的个性化建设态势。一方面，立足内部绩优的前期禀赋，根据地缘优势和区域特征开发产教融合实践方案。地缘优势是经济、教育和技术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的客观反映，它为产教融合型城市供应了物质养分与制度支撑。以广州市和深圳市为例，两地作为我国地理上的“南大门”，处于南海航运枢纽的重要位置，广东珠三角9市已联手港澳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广州市和深圳市正着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特色职业教育园区与经济协同发展示范基地，继续发挥前期优势。与之类似的还有沈阳市、常州市、景德镇市、济南市、青岛市、郑州市等地，这些城市的政策文本中都重点突出了前期的建设优势，试图在巩固区域产教融合的前期资源积累条件下继续深化发展。另一方面，多地基于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整体趋势，制定特色鲜明的产教融合促进政策举措。处于职业教育提质培优新阶段，产教融合型城市依据经济与产业发展态势提出要构建产业园区和联盟，支撑产业经济转型升级，以提高职业教育助推区域发展的适应性。例如，天津市津南区提出打造“天津智谷”津南区、海河教育园区、滨海新区；河北省唐山市提出组建产教融合联盟、搭建科技攻关型产教融合创新平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临港新片区则是在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的牵头下，会同区内外龙头企业、核心院校、重点行业组织、专业研究机构等联合组建临港新片区产教融合联盟；浙江省宁波市重点打造“五个一批”，即一批产教联盟、一批示范基地、一批试点企业、一批重大平台（项目）和一批育人项目。可以看出，各地基于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的良好契机，结合各地优势实现了跨界跨领域的产教融合改革，极大增强了我国产教融合发展高度与探索深度。21个产教融合型城市对国家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政策做出了积极回应，并制定了差异化明显的相关政策。而对产教融合模式的政策选择是各地在产教导向性与专产互动性两个因素驱动下生成的结果。为此，制定出产教融合模式的分析框架（表2），以助于继续深入挖掘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的具体情况。当各地政府制定产教融合政策时，要根据发展导向和互动行为调整政策选择，以使产教融合型城市在未来发展中满足一定的技术要求和社会期望。在政策落地时，积极推进产教融合的力度值得肯定，但不同模式也暴露出一些共性问题，需得到深入讨论。教育主导型的产教融合模式是基于教育端需求形成的与产业界高度融合的合作模式。在明确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背景下，从教育端需求出发的产教融合更关注区域内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重视职业院校在产教融合中的重要地位，该模式有助于建立贯彻类型化、体现特色化、着力全面化的产教融合制度。然而，当前职业院校开展校企合作的能力受诸多主客观、内外部因素的困扰，开始逐渐偏离重视实践性、应用性的原定轨道，长时间停滞于某一个阶段难以突破。景德镇市明确指出了2022年和2025年的发展目标，但目标要求主要从当地的职业教育结构、办学条件、办学模式转向等教育内部要素提出。这些政策文件在职业教育领域内提出了宏观性的指导意见，但对于职业教育与产业对接的程度上缺少具体的、可操作化的要求。从政策制定角度看，强化职业院校在产教融合中的作用有助于提升教育质量，但也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对优质企业资源的吸引力度。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若一味强化职业院校自身发展需求，往往会导致产教融合中的“脱嵌”现象。一方面，在政策中过于拔高职业院校的地位，会弱化对企业需求的精准挖掘和针对性服务，这与强化企业的职业教育办学主体地位、增强产教融合质量、高效满足产业界需求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背道而驰。另一方面，一些产教融合型城市制定的相关政策虽对企业在产教融合中的定位、功能与作用做出明确规定，但在企业的经营规模上没有提出明确要求。一些企业不论在技术资源和人才资源上，还是在实习实训场地、设施和培训能力建设上，都存在较为明显的“短板”，难以帮助职业院校实现产教融合进阶式发展的目标。概言之，教育主导型的产教融合模式是一种较陈旧、不开放的办学模式，它过分强调教育端的主体地位，虽具有便于管理、易于推进、提升职业教育地位的制度优势，但其并未将企业的主体性地位作为主要考虑要素，不利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对于形成开放性高的产教融合实践有一定阻碍作用。校企合作型产教融合模式是当前职业院校与企业建立的一种最为常见的合作模式。目前，我国在该模式上已锚定了职业教育的办学机制、办学主体、教育教学、资源建设等多个要素，因此相关政策在所选取的激励工具上也呈现出综合性的特征。对沈阳市、常州市、宁波市等8个产教融合型城市政策进行梳理发现，政策基本都从财政、金融、土地或信用等方面对校企合作提出了制度支持。例如，沈阳市支持有较强代表性、影响力和改革意愿的企业申报省“产教融合型”企业认定，被认定的企业可按规定享受“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支持；宁波市对纳入市级及以上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试点范围，兴办职业教育符合规定的投资，可按投资额的30%比例，抵免该企业当年应缴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此外，部分产教融合型城市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支持举措，如合肥市对在校企合作中成绩突出的企业给予表彰和奖励，并优先支持企业技术改造、新产品研发等项目建设。相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校企合作型产教融合模式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实施过程中过度重视企业资源投入，轻视办学产出效果的问题。结合对政策文本的分析发现，多地对参与合作或职业教育办学的企业是根据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免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税收的，这种激励手段相对单薄，无法真正调动企业深度参与产教融合的热情。原因在于，从政策的实施情况来看，仅根据投资额的多少计算税收抵免额度，易导致企业只关注如何从“硬”投入上增加投资额，从而获得更多的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税收抵免，而不会从根本上关心如何加大人力资源等“软”投入并确保能够深度参与育人过程，这极大降低了产教融合的实践效果，使产教融合陷入形式化的窠臼。校企合作型的产教融合模式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模式，在该模式的指导下校企之间架起了合作桥梁，企业会主动与职业院校签订人才培养或招工用工契约，但扁平化的激励手段未能真正激发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主动性，该模式易导致零碎、短期的形式化现象。校企入园型产教融合模式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在城市内设置产业园区，聚合政府、学校、行业企业等多方力量，形成教育、生产、社会服务等多功能的综合体。产业园区的本质是波特（Michael E.Porter）所提出的“产业集群”，即在某一特定区域内生产要素与生产资源的集聚。上述理论将校企入园型的产教融合定义为一种基于实体的资源运行空间，它具有吸纳、利用资源的能力。有研究也指出，“职教园区”“科技园”等概念尚不足以把握产教融合的本质。这说明仅关注园区名称而不厘定其内涵，易造成产业园区建设功能的混淆。而在建设中，产教融合型城市充分彰显不同区域的人才需求多样性与聚集性，所打造出的产业园区差异化明显。产业园区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实现区域内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的分工协作，形成生产链、技术链和人才链的精准对接。在园区内，职业院校的专业培养目标指向性明确，人才培养体系必须要与企业生产链、技术链高效对接。例如，青岛市专门设置了针对园区的建设方案，推进了两类园区的支持制度与保障机制，重点对接的产业得以框定与明确，同时厘清了入园各类机构的运行模式，为打造科技创新创业策源地打下坚实基础。然而，部分城市虽在政策中明确提出了建设产业园区，但建设还停留在政策中提出的“打造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打造产教融合综合服务平台”“打造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联盟）”等项目，并未深入地从制度搭建、发展导向、对接企业、管理模式等角度做系统规定，相应的政策支撑度低。同时，从国内产教融合现状看，目前，我国产业园区多出现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内陆大中城市，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财政投入与收益的平衡问题将更为严峻，亟待进一步强化和细化相关政策。联盟组建型的产教融合模式是指由地方政府牵头，汇集各级各类院校、行业企业、金融机构、科技服务机构及其他社会组织等优质资源力量，紧密对接区域产业体系，打造出集多种功能为一体的集团式组织。该模式主要表现为：在一定区域内，多所院校与多家行业企业等绑定资源，共同培养高适应性的技术技能人才。然而，由于这种模式具有前瞻性与探索性，当前，各地组建产教联盟的具体行动也不尽相同，在政策制定中也表现出一定的偏差。首先，部分城市在政策中明确指出要组建“产教融合型联盟”，但具体要求还停留在“园区建设”和“五业联动”层面。国际研究表明，金融资本介入下的空间集中型联盟会对地区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减少产业推进过程中的各项限制。因此，联盟组建型的产教融合模式除了要纳入职业院校、企业等主体外，必须要将引入金融机构资本，从而形成支持协作的创新联合体。其次，主打组建产教联盟的产教融合型城市制定的相关政策缺乏联盟成员的协作规范。产教联盟是一个涉及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复杂系统，其内部本身就蕴藏着复杂的运行机制，包括各种资源资产的评估、界定、交融、转让、划分等行动，若产教融合支持政策的供给力度因指导细节的缺失而有所降低，将加剧国有资产的进一步流失，区域内的职业院校“事业单位法人”和“准公共产品”的公益属性将有所染指。最后，联盟组建型的产教融合模式目前仍处在探索阶段，相应的发展路径缺乏法律程序的正当保护。目前，产教融合型城市的相关政策中尚未出现相应的法律风险责任承担主体，致使地方政府与学校、企业等都缺乏推动产教融合改革的决心。国有资本的流转流动，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核心，地方政府应针对产教融合型城市在建设产教联盟过程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具体对象，制定相应的规范程序，以确定操作方式在可控、统一的模板下持续推进工作。探索具有产教融合型城市特征的产教融合实践方案，增强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对推动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具有深刻意义。各级各类政府和教育机构要在提升职业教育政策前瞻性、激活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服务性、发挥区域创新协同优势性上采取必要的支持行动。公共政策分析专家邓恩（William Dunn）认为，政策以预期结果作为决策依据和指导，其价值在于对采取行动之前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以提出解决实践问题的最优解。在产教融合型城市相关政策的制定上，也必须具有前瞻性的战略眼光。一方面，将职业教育融入城市发展规划和各类产业发展规划之中，是一个内外部关系互相融合与制约的过程，因此需要时间上的积累与内部机制的协调。本质上，深化产教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需通过制度设计和组织创新将产教融合机制纳入教育、生产和技术应用三大体系中，把人才培养、产业转型升级、社会服务三大职能通过产教融合有机整合起来。一直以来，我国产教融合制度一直备受关注，《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强调，要“建设一批产教融合试点城市”“积极培育市场导向、供需匹配、服务精准、运作规范的产教融合服务组织”，可以看出，推进形成人才培养、科技服务、技术创新等为一体的发展机制是我国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的要旨。尽管产教融合型城市备受各界重视，并逐步构建起具有特色的制度形态，但还存在过分关注教育端发展、忽视产业真实需求、忽略企业主体地位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需高度的敏锐性与预判性，要根据地缘特征、产业结构、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及时做出研判和调整。事实上，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对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要求正越来越高。理论和实践均证明，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水平会影响其国际竞争力水平。通过对21份政策文本的分析发现，除了个别地区选择了教育主导型的产教融合模式以外，绝大部分地区在面对产业竞争的新格局和技术变革的新环境时，都建构了以产业发展为主的产教融合支撑制度。产教融合面向的是现代化建设需要，对于职业院校而言，要通过精准预测人才需求和及时研判技术创新趋势，来优化现有的专业布局和专业建设质量，以适应城市的发展动态。为此，对于部分以职业教育为主导的地区，应更加重视从宏观政策层面推进产教融合的实质化进展，破除仅关注教育端的倾向，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展现出职业教育与其他要素协同创造价值的理念。鉴于此，政策的制定上需从两个方面进行改进：一是加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尤其是企业（产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高度对接，“四链”有机衔接，克服教育为主的不协调问题。二是转变职业院校传统的办学观，深刻把握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中非教育端的重要地位，增强职业院校的技术创新服务能力，促使职业教育主动渗透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校企合作是推动形成校企优势互补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职业院校利用与企业的合作式办学，通过订单式、委托式、定制式的培养方式，在职业教育资源与产业布局匹配过程中发挥企业的办学主体作用。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视角看，行为主体在制度运行过程中是“具有利益偏好的理性经济人”，它将“掌握一定的行动资源”和“运用行动资源实现自己目的的能力”。德国双元制办学的成功经验表明，必须重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主动性。随着职业教育与企业技术创新联动性的持续增强，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水平越来越显著地取决于与企业的密切联系程度。站在产业发展的角度，关键性技术的突破也越来越依靠专业布局和人力资本的精准化匹配。基于上述思考，必须改变当前校企合作型产教融合模式中的关系结构和资源分配方式。由于制度在减少不确定性、调整关系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形成紧密型的制度网络将提升职业院校与企业在产教融合中的对等地位，强化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在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的过程中，资源交换是各地校企合作得以顺利开展的逻辑基础，也是各地区优化职业教育的重要抓手。需关注的是，企业参与产教融合时，产生的利益冲突就蕴含在校企进行资源交换的过程中。具体而言，产教融合型城市在制定政策时仅考虑了校企合作的理想状态，并未考虑到现实中存在各种资源交换不对等问题，忽视了校企合作的实然情况。目前，绝大多数产教融合型城市对参与产教融合的企业所提供的资金支持相对有限，与企业投入的高资源成本相比，预期收益使企业产生参与的挫败感。本质上，资源交换是不同主体之间进行利益交往的形式，相关的政策制定不应只局限于资金、场地、设施、设备等“硬性”要素，在人才培训、定向岗位支持、技术服务等“软性”要素上也可以形成相应制度网络。现代化治理模式正加速到来，教育界与产业界纷纷意识到传统的碎片化、单主体、扁平态的资源交换模式已无法适应错综复杂的产教融合现实问题，亟须构建新理念下的新制度。第一，国家可以针对校企合作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制定国家层面的《校企合作促进条例》，并将鼓励包括企业在内的各类社会主体参与职业教育的相关内容纳入其中，明确多元主体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责权利，强化校企合作的制度保障。第二，应优化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的分类管理机制，以深化产教融合改革为突破口，促使不同类型、条件的地区形成多元化、个性化的产教融合发展模式。第三，各地区应结合自身发展情况及时调整产教融合政策的实施，对于产教融合强势地区应该通过独特的优势制度，体现出区域职业教育布局的总体要求和竞争发展需要，坚持“以政府调节为主体、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原则设置制度网络，既要避免与国家要求脱节，也要杜绝各地同质化的现象。产教融合的理想状态离不开组织层面的一体化构建，优化以园区为依托的产教融合模式为职业院校、头部企业、行业协会等多元主体提供了一致的目标、互补的结构、共利的平台。而发展校企入园型的产教融合模式不仅是理念问题，也是制度问题，在制定具体政策时应注重加强对区域内各组织之间合作关系上的治理。制度包含政策、产业、技术和人才等要素，涉及地方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等多个利益相关者，这些要素与主体以协同流动的方式，推动产业园区从低质低效逐步转向优质高效，提高要素供给质量和主体之间的配置效率，引导各类优质资源不断更新迭代产生协同优势。产教融合型城市制定的相关政策可归纳为两类：一种是行政控制型政策手段，即地方政府通过行政规划，基于区域发展规划动态调整产业园区建设情况，这种情况带有强制属性；另一种是行政监管型政策手段，会基于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实际需求和竞争情况，引导产业园区的建设，具有自愿自发的特征。整体上看，产教融合型城市所制定的相关政策和所选择的社会支持手段偏重于行政控制型的政策手段。随着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潮涌，针对某一产业而建的产业园区在各地纷纷建设起来。为回应这种新趋势，产教融合型城市不仅要通过职业教育与企业的联动来推动产教融合创新发展，以实现专业建设与产业转型的协同，而且要设置紧密型的治理制度界定政府、职业院校、企业等主体之间在园区内的合作，综合采用政策杠杆撬动区域产教融合的升级，以强化地方政府对于职业教育的支持。实际上，国外最先开启了园区助力下的产教融合模式。1951年，斯坦福大学建立了国际上首个工业园区，为之配备了相应的企业与研究院所，并成立了创新创业基金、创业孵化器和创客工厂等多种形式的混合政策工具来构建教育、产业之间的灵活治理模式，促使产教两端有机衔接。通过建设产业园区来推动区域产教融合事业的发展已成为学界共识，但迫于资金、场地、技术、管理等各种因素的限制，产教融合型城市在园区组建方面还面临着诸多困境。在推进校企入园型产教融合模式时，需基于发展共识将职业教育发展理念深度植入产教融合的整体规划中，形成规范、长效的治理契约。第一，形成以发展目标为导向的治理理念。地方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瞄准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技术和重要环节，提升园区建设的针对性以及职业院校布局的精准性，避免功利化的园区布局。第二，拓宽相应的治理手段。针对产业园区内各主体的治理手段必须涉及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社会服务、交流合作等方方面面，必须通过技术工具赋能治理手段促进产教融合成果转化应用，逐步探索互利共赢的校企联动合作机制。第三，关注多元的治理对象。产业园区的建设突破了职业教育内外部的限制，通过资金、知识、技术、人力资本的资源交换，促使园区内主体之间的有机融合，此时必须混合运用行政管理、制度倾斜、激励手段等多种工具，增强园区协同发展的质量与效能。产教联盟是一个汇聚多元主体、汇集多方资源的实体化、集团式组织，它紧密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需求，集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产品研发、金融流转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组建产教联盟已成为国内许多地区探索产教融合改革的创新范式，并日渐成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对于职业院校而言，可以与行业中的领军企业联合，共建高端化交流合作平台，并以此为载体开展“产学研训创金”一体化的产教深度融合活动。相较于其他模式，联盟组建型的产教融合模式具有一个显著特征：在联盟中，各主体都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独立法人，按照“法人—多元化调控模式”（Corporate-Pluralist Steering Model）行使自身权利与义务，对于联盟中的各项事务，它们都是合法化参与其中的。同时，地方政府虽然通过制定政策与规划引导区域内产教联盟的组建，但政府与行政部门不会直接干预产教联盟实体的管理和运作，它们仅作为联盟一员参与各项事务的讨论协商，并在开展全局性规划与协调、提供公共服务、监督等职能上承担主要责任。总之，深化产教联盟的组建是产教融合型城市先行探索和引领的创新模式，从对相关政策文本的分析中可知，组建产教联盟体现了鲜明的产业主导和协同共生特征。为了推动跨界融合的产教联盟创新探索，国内已形成多种模式的有益尝试。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为发挥教育资源集聚优势，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大批量在区内组建产教融合联盟，紧盯区域内产业转型升级需求，通过共建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开展现代学徒制、“订单班”等各种试点，深化产教融合联盟改革落地生花；中国建设银行组建了新金融人才产教融合联盟，联盟中的各单位把企业选人、育人、用人的环节向前伸展至学历教育阶段，助力新金融企业更直接参与教育、更精准选育人才、更全面衔接供给、更高效满足需求。综合来看，类似的产教融合联盟在近几年发展迅速，并且在推动精准对接产业需求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立足于新发展格局，随着技能型社会建设步伐的推进，我国开始更加关注多元主体支持下的协同式育人，力图在跨界融合的协同理念支持下占据人才培养和技能匹配的制高点，赢得领跑优势。为此，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巩固这种协同优势：首先，要通过联盟制度完善主体间责权利平衡机制。要从制度设计层面解决产教联盟组建过程中各主体的权力范围，避免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为协同创新夯实基础。其次，要加大有效制度供给，构筑风险分担机制。有关部门在制度架构上，要进一步完善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管理机制，妥善建构主体间的风险分担机制，通过合理配置联盟主体之间的发展风险，合理调配收益与风险的最优配比，有效维系“政用产学研”协同关系。最后，消除主体间壁垒，建立利益协调机制。需要规范各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关系，通过主体对产教联盟的贡献程度而建立利益分配原则，以此增强主体服务产教融合的质量与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