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自由民主制与民粹式民主的政治理念，同时诞生于欧洲启蒙时代（又称理性时代），两者分別主要在于对自由概念诠释不同。自由民主制度认为个人自由不应受约束，尤其是来自政府的管制。自由主义大师伯林（IsaiahBerlin）称之为消极自由（negativeliberty），基本上视之为所有人的天赋人权；在此制度下，政府被赋予有限度权力，藉以保障市民个人权利免受不公平损害，或免受別人侵扰。
  至于民粹式民主制度下，自由的意义在于体现公意（generalwill），为追求集体目标而参与民主政治活动，例如集体政治运动、公民投票或全民普选，是谓积极自由，因为其中既包含共同体验，并且涉及对共同目标的追求；独立自主个人共同行动中拥抱的集体诉求，对社会、个人都是一种解放，自由是个人尊严的体现。
  我想分析一下哪种民主制度最切合本港所需。
  我认为香港不应拥护民粹式民主理念，原因有下列九个，其中三个属普遍性质，适用于所有国家及社会，其馀则针对香港的独有情况。
  理由一，关乎信念问题。民粹主义者信奉公意的理念，他们假设所有个人都服膺同一套关于自身处境和利益的信念，这种假设也许偶能适用，例如在奥运会中一同为国家队打气，又或者遇到外敌入侵，人人同仇敌忾，合力保家卫国。
  不过，除非遇到此等特殊情况，否则难望在正常情况下，所有人皆拥抱共同信念，反而个人信念各有不同，才是各地社会的普遍现象，在现代多元社会就更尤甚。那怕在全民团结一致的短暂时刻，也难免出现叛国、绥靖主义者，又或想法独立及异见分子等。
  「人类本来就有共同信念」是启蒙时代德国大哲学家康德（ImmanuelKant）始创的理念，他试图以人类尊严取代神的尊严，就连神学的光环也一併摘除。
  事实上当时在法德两国，启蒙运动差不多等同于反宗教；但这个时期为不少自由民主制奠定基础概念的苏格兰哲学家，却是备受敬重的教会人物，既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又同时致力于当时的新学探索，他们的学说更直接影响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总统（JamesMadison）。
  法国启蒙时代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曾以「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话闻名于世，也对当时的苏格兰哲学家甚为佩服，并且表示：「说到文明理念，我辈概以苏格兰为马首是瞻。」
  理由二，源自对歷史恶果的恐惧。伯林审视民粹式民主对人类的影响，不但识別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更体会到积极自由是暴政的根源。
  1994年，已届暮年的他在一次接受荣誉博士学位时指出，20世纪的种种可怕经歷，实源于各种革命意识形态和革命运动，演辞中写道：「如果你确信人类的一切问题在某程度上总有解决办法，而且只要人人都为达成理想而努力，必能构思出理想中的社会，则你和你的追随者就必须相信，要打开通往理想国度之门，需不惜任何代价。面对如此绝对又简单的真理，只有愚不可及和居心叵测之徒才会拒绝接受；拒绝接受的必须加以劝告，要是不听劝告则须立法禁止，法禁不绝则即使动武甚至採取恫吓或杀戮手段，亦要使其就范。」
  伯林还作出如此忠告：「因此，我们必须权衡利害，讨价还价，甚或作出妥协，也要避免一种生活形式遭反对者粉碎。我明白青年男女怀着理想、一腔热诚，绝不会甘于跟随这样的旗帜，会视之为太懦弱、太守规、太平庸（bourgeois）、毫不激动人心；但请相信我，一个人总不能事事如愿，不但实际上行不通，理论上也无法办到。拒绝面对现实，一味追求单一而凌驾一切的理想，把它当作唯一真理，只会招来镇压；随之而来的是摧毁与流血；理想主义者的行动就如不断打鸡蛋也煮不成奄列，眼中变得只有无数的人、无数的蛋去打破，原本满腔热血，到头来却忘了目的是为煮奄列，而只顾打鸡蛋。」
  理由三：触及逻辑分析。黎卡（WilliamRiker）教授曾经指出，民粹主义者的理念是透过民主活动找出公意；公众谘询、公民普选、全民投票，都是藉以找出公意的民主政治活动；这些民主活动过程的结果成为体现集体诉求的宝贵成果。假如任何方式均无法找出公意，社会就无从得知其集体抉择为何。
  黎卡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KennethArrow）所创的社会选择理论（theoryofsocialchoice），在选择多于两个目标的情况下，无论利用那种收集标准以归纳个人选择，都不可能从中釐清社会整体的真正要求。换言之，在A、B、C三项选择之中，根本无法避免出现偏好循环（preferencecycles），即A排序高于B，B又高于C，C又高于A，出现令精神分裂的循环序列，社会抉择因此无法确知。
  既然无法确知社会整体抉择，民粹式民主自然无法实现。通过种种民主手段达致的政治效果，也就不再是「公意」的珍贵体现，不过是政治手腕的效果，甚或歷史上或某些环境下出现的意外而已。
  理由四，一个国家断不可能同时出现两种对立的公民意愿，公民意愿是国家主权的一种表述。假如香港自行表述另一种公民意愿，难免演变成带有僭越国家主权的意味，本土主义若全面转化成民族主义，只怕难免会进一步变为分离主义。
  中国作为民粹式的宗主国，不会容忍一个特別行政区僭越主权的另类表述，即使全民投票，亦可视为僭越主权之举。北京早已作出制订反叛乱法例即《基本法》第23条的规定，可见早已有见及此。只有自由民主制中的消极自由，才有望见容于中国主权之下。
  理由五，在于香港所承袭的各种制度，例如法治、新闻自由、低税率、自由市场、强大的公民社会，作用都在于保障消极自由，在本地发展自由民主制也就顺理成章。立法会议员不得就财政预算提交私人条例草案的规定，已令基于群众的自下而上政治参与，以及为执行公意而策动的群众行动白费心机，在本地建立民粹式民主必然面对障碍重重。
  理由六，在建立广获支持政党及联盟的过程中，实在难以避免造成社会分化。《基本法》要求政府以行政主导，用意即在限制政党日益壮大而夺权，但亦造成政党基层日形分化，新一代在党内晋升无望，往往另组新党，在政治策略上更龃龉频生。在政党无法广获支持的情况下，民粹政治运动变得激进、充满无政府主义色彩，并流于分化及边缘化，以致逐渐疏远大多数群众，失败告终。
  理由七，香港人口和社会均属高度多元，个人自由备受保障，人人得以自由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年轻人独立自主、富于创意、教育程度高且忠于理想，但即使崇尚民主理想及民主的生活方式，香港青年却并非人人醉心政治。
  这与200年前工业化年代的贫农大众绝对不可同日而语，民粹式民主只会对疏离的激进分子有吸引力，否则在本地社会难有市场，无奈政制发展进度缓慢，令社会上不安的一群日益疏离而转趋激进。
  理由八，行政长官角色矛盾，究竟代表北京政府还是香港市民？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有关矛盾较小，行政长官只不过是任期与权力均有限的官员，只须善侍二主，以防被解僱；然而民粹式民主则要求行政长官代表他们心目中的全港市民公意，无疑置特首于与北京政府抗衡境地。
  理由九，在于香港若能制定可行的政制发展模式，无疑可供北京政府在改革国家政制方面作为参考。西方各国及日本的民主政体，即在法治和政治问责原则下，基于政党竞选执政的模式建立而成，虽然以往尚算行之有效，但近数十年来，西方国家及日本政府往往陷于政治僵局。一旦政府渐倾向于受有组织的小众问责，反会令整体管治的问责性愈见丧失。
  香港能否在《基本法》框架中找到出路，提升以行政主导的政府的代表性、获广泛民意支持的问责性以及认受性？若能成功，则香港经验堪足为中国甚或世界各地提供借镜。香港人虽然未必具备足以解决目前困境的智慧，但事已至此，实也別无选择，但愿改革之需终能激发创意。
  现任香港大学金融学院经济学讲座教授、黄乾亨黄英豪政治经济学教授，曾担任香港大学首席副校长。香港经济研究中心创办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曾任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及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曾任多个政府委员会委员，包括中央政策组（兼任）、行政长官特设创新科技委员会、策略发展委员会、经济谘询委员会、外匯基金谘询委员会、医院管理局、房屋委员会、工业及科技发展局、土地及建筑谘询委员会、亚太经济合作理事会（香港委员会）和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1999年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银紫荆星章，表扬他对香港教育、房屋、工业及科技发展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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