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雁塔圣教序》作为楷书经典，是我们学习楷书绕不过去的一件重要的作品。它对于从楷书向行书过渡的问题，也往往是作为一个很好的练习对象。它虽然身为楷书碑刻，但如果放在今天的观念下来看，它可以看成是一个行书碑刻。它的行笔轨迹以及它的动态美中充满了行书的意味，而且在唐代初期，用行书的意味来写楷书是很普遍的。宋代人认为书至颜鲁公就已经到头了，其实颜鲁公所处的时代，确立了楷书的模范意识。虽然我们说隋代是楷书的成熟期，到唐代以后楷书基本上就定型了，所以唐代是固定发展阶段。而褚遂良正好处在楷书从隋代到初唐承接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南北风气，继续发展的状态，向唐代楷书独立发展的现状过渡的时期。不仅是书法角度，从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这些不同方面来观察，也正好是处在这样的阶段。
  自从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以来，唐代的立储以及皇位继承成为了困扰唐代帝王的难题，这已经形成了症结。唐太宗选谁为太子的问题上特别烦恼，不同的意见非常多，在这个基础上，大多数人围绕立储事件进行一系列的活动。在永辉六年九月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废王立武”事件，李治要废掉由李世民定下来的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这个事件是唐代在玄武门事变以后的又一大风波，当时由李世民培养和提拔起来的一批忠臣义士，以南方的江左仕人为代表的拱卫李世民的近臣纷纷受到打击，褚遂良也不例外。褚遂良是在这个事件中受到挫折最大的代表，这个事件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变了他家族的命运，从此一蹶不振。废王立武事件之后，由武则天协助李治治理朝政的垂帘听政式的格局，慢慢地变成了武则天走向前台把持着整个朝政。这对于唐代文化走向也起到很重要的引导作用，从这里开始的唐代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真正地从初唐的氛围里走了出来了。虽然历史学里面说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是不分家的，但从文化上讲，它有一个过渡，有一个相对明确的节点，褚遂良实际上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书风正好是从由魏晋南北朝承袭而来的旧风格向唐代的新风格过渡。我们通过《雁塔圣教序》不难看出，《雁塔圣教序》一改初唐像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以及欧阳询的《九成宫》，以高挑修长为美的风格。隋代的楷书总体上以方扁为主，略存古意。为什么代表隋代的典型风格是以方扁为主，而到了唐代初期却形成了以修长为主的风气，这难免会让人感觉矛盾。我们从《董美人》《苏孝慈》《龙藏寺》这些碑刻去看，它们普遍是方阔宽扁的，存有北魏遗风的风格，和北魏时代的元氏墓志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从欧阳询、虞世南到后来的褚遂良，再到薛稷、薛耀兄弟，其实很清晰地勾勒出了唐代初期以及向中期过渡的两个阶段。由于最高统治者的观念，以及文化圈子的改变了，导致了初唐时代的两次非常重要的变化。这两次非常重要的变化是我们理解唐代书法史和理解唐代书法风格的变迁非常重要的命门。如果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我们对唐代的书法发展有真正的理解。
  在讲《智永千字文》的时候说到，隋代因为杨坚时期比较主要，杨广时期特别短，导致杨广的文化新政没有真正的推广开，所以总体上受到杨坚时代的影响较多。杨坚是北周的旧观念和势力，所以杨坚是北魏文化的延续。所以在那个时代，无论是《董美人》还是《苏孝慈》，或者是河北地区的《龙藏寺》，他的风格主要停留在北魏的风气之中，但是有一定程度的吸收和借鉴了南方的温文尔雅、珠圆玉润，形成了北方重气质，南方重绮丽的风气对比。在隋代有合流的现象，但又保持了北方的旧传统，奇怪的是李唐世家更多地受到了随着陈后祖来到关陇地区的南方文人的影响。在王褒以后，这些南方最早来到陕西的这批人，在北方掀起了一种潮流，虽然他们是阶下之囚，但却在文化上受到了重视，因为对于北方的汉族仕人和已经深度汉化的少数民族仕人来说，南方人无疑给他们带来了在他们思维里想象的汉代和西晋以来的真正的古法，所以他们很受追崇。在文化上来讲，在北方地区他们是地位很高的。而从江左地区初到北方的人，他们又怀有另外一种想法，有点像“围城”心态，南方的怀念，是因为他们离开北方太久，他们怀念汉代、西晋的碑刻，所以欧阳询到了北方以后，每看到一块碑都很激动，甚至在碑下面扎个帐篷，一看就是三天。这种心驰神往，无以言表。而北方人一看到南方的读书人来了，也是欢呼雀跃，因为一套由汉代流传下来的典章制度和文化遗存在这些人身上继承下来了。
  所以初唐时期，南方文化的发展速度比北方要快，虽然他们也继承了汉代晚期和西晋时代的隶书风格。当北魏时代已经形成洛下新风的时候，南方人还在坚持着西晋以来的旧传统，但是他们又受到南方精巧美观的影响，所以他们又开始追求精巧美观的风格，到了南朝的时候就字就显得很修长。在历史上，南朝人说王献之的字是“新体”，那是相对于东晋的王羲之一代人来说，认为他的是新体。而当时王羲之来的时候，他们也把王羲之的字当成所谓的新体，也、是相对于西晋的旧传统、东汉的旧传统来比。王羲之、王献之的时代的风格特征相对于钟繇的字，就感觉钟繇特别明显的特征就是方阔古朴，用笔朴素，从神态来看，还未脱离真正的东汉隶书的味道。到了王羲之父子就不一样了，王羲之的字趋于平和，恰到好处，宽窄胖瘦，大小对比都掌握在非常雍容和谐的度之中。但王献之的作品就不一样了，王献之的草书把东汉以来字字独立的小草书的感觉演化成为连绵的，强调纵势，强调上下连续的关系。这种强调纵势本身只是强调书写的速度，在人们日益变化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对于书写效率的提高有一种天然的追求。就像我们的网络也是越来越快，所以任何一个时代都和现在一样，它的发展都是在追求快，很少有时代来追求慢.所以求效率求高效的社会发展必然会产生新的追求，导致了人们在写字的时候也要追求快。在追求快的过程中，过去的取横式的字就会耽误时间，所以为了追求速度，把向左右两边摆开的字全部收拢，形成向下的趋势，进一步强化纵势，这是书法史上一次非常重大的变革。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二王父子脱颖而出，所以在强化纵势的历史背景下，字的字势也开始发生改变，因为人们已经习惯性的向下走，因为它方便连接，所以越写越长，慢慢地形成一种审美。南朝人的字慢慢开始向上下发展，所以南朝人写字，无论是楷书还是行书，普遍比较高挑，最具代表的就是欧阳询和虞世南的字都很高调，《淳化阁帖》里面南朝名臣的字就能看到他们实际上还是比较修长的，他们相比东晋人变得非常明显的修长高挑。在初唐的时候，李世民对王羲之的推崇，隋代杨坚以来的重宽博的习风慢慢地被高挑的姿态美的风格所替代。无论是李世民、虞世南、陆柬之的行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写得很高挑修长，率意自然，这实际上就是风气的变化，这种风气变化的最根本动因是影响时代观念的一群人，被他们的观念做引导。
  李世民推崇南朝的书家，南朝的书家又向北方学习，他们之间逐渐相互融合，共同发展，成就了初唐的特殊风格。欧阳询就是典型的代表，既保留了南方的高挑修长，又吸收了北方的苍茫厚重，甚至嶙峋的力量。而虞世南既保持了南朝的修长高挑美感，同时他又不像南朝碑刻呈现出的秀美风格。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的一些字里面，非常清晰的可以感觉到虞世南的用笔是浑厚朴素的，他不虽然属于南朝风格，但整体上而言，还是极大程度地吸收了北方内在的审美质感。所以任何一个时代它都是复杂的各种问题纠结在一起，不是一个单像的问题，综合之美当然是一种追求，但是每个时代的综合之美又有不同的体现。
  比如说唐太宗要推行某种政策，让大家去实行是不行的，他要慢慢地推进。他废掉建成太子，后来又废了自己的太子，立李治为太子的时候，长孙皇后的兄弟长孙无忌实际上是当时的实际掌权人之一，他是很不愿意的，所以李世民故意让太子给他提意见，太子进言以后表现很好，于是唐太宗在长孙无忌面前去夸他。李世民说人在一起待久了会相互影响的，他曾经御临天下，虚心正直，所以才有了魏征这样的跟他进言献策，他也能虚心接受。后来魏征死了，又有刘基、陈文本、褚遂良继续跟他进言献策。从旧唐书来看，褚遂良确实爱提意见，他并不单纯是我们想象中的只是一个书法家而已，他曾官至中书令，属于宰相级别的，可以说是位极人臣。唐太宗说李治在这种风气下熏陶，所以才会给他提建议。他实际上是想让长孙无忌接受他，长孙无忌也不得不接受。所以书写的风气也好，时代的风气也好，都是由许多人相互之间共同养成的。李世民喜欢南朝人，南朝人不配合也是不行的，南朝人帮李世民把王羲之带到了北方成为主流以后，他们也不完全是学王羲之，他们还要注意和北方仕人的平衡融合。所以文化的方向和风格的发展背后其实透出了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