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霍俊阁 | 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的限定与适用
  作者 | 霍俊阁西南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本文原载《深圳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为应对低龄未成年人实施恶性犯罪问题，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刑法》第17条第3款，确立了核准追诉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规定。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规定一经出台，就受到了理论学者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围绕如何适用其“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的实体要件，以及“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程序要件，相关论者进行了阐释解读和讨论。但是，当前有关如何适用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规定的研究，忽略了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规定中的核准追诉的内涵。在认知和适用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规定过程中，应当明确低龄未成年人之核准追诉的内涵。因为“概念是人类认识活动中最基本的思维形式之一，它是思维结构的最小单位”。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的内涵，构成了认知和适用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规定的基础单位和重要前提。若搁置对核准追诉内涵的辨析，不仅无法厘定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规定的罪名要件的解读分歧，而且难以体系化适用其情节恶劣要件，也容易使其运行陷入规范冲突。基于此，本文将在阐释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规定之情节要件与罪名要件的具体适用。在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制度由立法规定转入司法运行过程中，必须首先明确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的内涵。可是，从我国《刑法》第17条第3款的规范文本来看，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究竟是指核准立案还是核准起诉尚无法得出确切结论。因为自增设时效核准追诉制度时起，有关核准追诉之“追诉”内涵的解读就未达成共识。如果认为“追诉”的含义是追究刑事责任则会认为“核准追诉”是指核准立案，如果认为“追诉”的核心是起诉又会认为“核准追诉”就是指核准起诉。同样，在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的内涵解读中，上述对“追诉”内涵的不同理解，也会产生类似的分歧。例如，有论者认为，《刑法》第17条第3款中核准追诉的法律效果是对案件能否启动刑事追诉程序，而不仅仅是提起公诉，即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指的是核准立案。相反观点则认为，追究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时应当先立案后核准，如果最高人民检察院不予核准再撤销案件，即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是指核准起诉。而且，在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规定与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规定之间的体系关系、时效核准追诉制度相关规定、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工作的职责定位等方面，也难以确定低龄未成年人的核准追诉究竟是指核准立案还是指核准起诉。第一，从《刑法》第17条第3款与第2款的关系来看，低龄未成年人的核准追诉既可以解读为核准立案也可以解读为核准起诉。由于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规定与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规定，分别属于我国《刑法》第17条第3款和第2款，解读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内涵时应保持二者的关系协调。但是，刑法立法并没有明确二者是何种关系，既可以认为二者是并列关系也可以认为二者系补充关系。如果认为二者是补充关系，会认为依据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规定，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者原则上一律不负刑事责任，只是在其符合核准追诉情形且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后才应例外地负刑事责任。按照这一解读就会认为，公安机关只有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核准追诉决定后，才能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予以刑事立案，即会认为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指的是核准立案。如果认为二者是并列关系，则会认为虽然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者在符合八种情形时应负刑事责任，但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者在符合核准追诉情形时也应负刑事责任，只是需要最高人民检察院再次作出核准追诉的决定。按照这一解读则会认为，公安机关可以直接对符合核准追诉情形的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予以刑事立案，无需待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核准追诉结论。换言之，如果按照这一思路，会认为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指的应当是核准起诉。第二，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来看，难以就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内涵得出唯一结论。因为该司法解释针对的是刑法第87条中的时效核准追诉规定，而《刑法》第87条的时效核准追诉与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在核准追诉起因上，前者是因超过追诉时效而需要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后者是因为不能确定低龄未成年犯罪人是否应负刑事责任而需要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在核准追诉效果上，前者是行为人犯罪时就应当负刑事责任且经核准追诉后仍应负刑事责任，后者则因附加了“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等核准追诉条件，而难以判断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时是否就应当负刑事责任，需要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后才能确定其应负刑事责任。因此，难以参照有关时效核准追诉的相关规范性文件，准确解读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的内涵。既然低龄未成年人的核准追诉存在核准立案与核准起诉的不同理解，那么适用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制度时，首要的就是明确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的内涵。因为刑事立案与起诉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案件处置环节，各自有着迥异的运行体系和适用方案。将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的内涵确定为核准立案还是核准起诉，会使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制度的司法适用呈现出不同的运行轨迹。笔者认为，从实践运行角度来看，应当认为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不是指核准立案，而是指核准起诉。若认为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是指核准立案，则公安机关处置此类案件时，应当先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而后才能予以刑事立案，即先报请核准追诉后刑事立案。但是如此一来，就会使低龄未成年人的核准追诉制度，与刑事案件的立案规定、提请审查批捕的期限规定、全面客观的证据收集原则相冲突。第一，“核准立案”的理解与一般刑事案件的立案规定相冲突。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78条的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予以刑事立案或者不予刑事立案，均应当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换言之，如果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存在犯罪事实且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立案；如果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存在犯罪事实，或者虽存在犯罪事实但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则应当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不予立案。可是，若将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的内涵理解为核准立案，就意味着只有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予以核准追诉的决定后，公安机关才能对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予以刑事立案。这就导致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核准追诉审查结果出来之前，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无权批准对低龄未成年犯罪人的刑事立案或者不立案，从而引发与一般刑事案件立案规定的冲突。第二，“核准立案”的理解可能使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突破提请审查批捕的法定期限。通常，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案件系社会公众广泛关注且案情复杂多样的案件，如果低龄未成年犯罪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82条的规定，则公安机关对其应当予以先行拘留。同时，从我国《刑法》第17条第3款的规定来看，需要报请核准追诉的低龄未成年犯罪人，必然具备“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的情形。参照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法定刑来看，这一情形可能使低龄未成年人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那么，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1条第3款及《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63条的要求，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且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行为人应当予以逮捕。即使认为应当严格限制和尽量减少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使用逮捕措施，但因此类行为人有较大的主观恶性，也不满足《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63条第2款有关罪行比较严重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不批准逮捕的条件。所以，根据《刑事诉讼法》及《刑事诉讼法解释》的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对符合条件的低龄未成年犯罪人予以先行拘留，且低龄未成年犯罪人符合逮捕的条件。既然如此，公安机关在先行拘留低龄未成年犯罪人后，就应当遵循《刑事诉讼法》第91条的期限要求对其提请审查批准逮捕。换言之，除系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之外，公安机关在先行拘留低龄未成年犯罪人后，一般最迟应当在七日内向同级检察院提请审查批准逮捕。可是，提请审查批准逮捕需要在刑事立案以后才能适用。而在将低龄未成年人的核准追诉理解为核准立案情形下，是否应当对低龄未成年犯罪人予以刑事立案，需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核准追诉的审查结论后才能决定。只有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了对低龄未成年犯罪人的追诉，低龄未成年犯罪人才应当负刑事责任，公安机关才能对其予以刑事立案并提请审查批准逮捕。可从实然角度来看，无论低龄未成年人的核准追诉采取直接还是逐层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方式，其报请审批环节、案件审查环节、文书制作环节等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制作《报请核准追诉案件报告书》的期限为受案后十日内，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是否核准追诉决定的期限为受案后一个月至一个半月内。所以，在七日的法定期限内，公安机关极可能无法对先行拘留的低龄未成年犯罪人提请审查批准逮捕，从而造成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对提请审查批准逮捕法定期限的突破。第三，将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理解为核准立案，容易使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偏离全面客观地证据收集原则。根据我国《刑法》第17条第3款的规定，符合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规定的行为人，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核准追诉决定后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案件的定罪量刑，离不开证据的审查判断”。一旦认定低龄未成年犯罪人应负刑事责任，公安机关就必须对其予以刑事立案，并运用刑事侦查手段收集案件证据材料。此时，我国《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91条强调，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公安机关应当全面、客观地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全面客观地证据收集原则要求公安机关在侦查低龄未成年犯罪人案件时，既要收集低龄未成年犯罪人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涉案证据，以客观公正的办理低龄未成年犯罪人案件，又要收集低龄未成年犯罪人不应负刑事责任或者无罪的涉案证据，以防止先入为主的对案件事实作出片面评价。但是，如果将低龄未成年人的核准追诉理解为核准立案，采取先核准追诉后刑事立案的办理顺序，则会使公安机关在收集低龄未成年犯罪人涉案证据时背离该原则。因为“从实然层面看，在最高检核准追诉的情况下，行为人在某种程度上就很难不负刑事责任了”。如此一来，公安机关在办理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案件时就会形成追诉偏见。在追诉偏见影响下，侦查机关很可能对潜在的无罪证据作出无关解释，将之排除在案件材料之外，从而使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案件的证据收集背离全面客观的证据收集原则。而且，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旦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就说明公安机关在初期调查核实中获得的证据，已经能够证明低龄未成年犯罪人应当负刑事责任，且刑事立案结论获得了同级检察机关及其上级检察机关、最高检察机关的认可。既然在调查核实过程中掌握的证据材料已经足以支撑案件的刑事立案、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那么受“将撤案作为衡量侦查工作的负面指标”的影响，公安机关在后续侦查中就容易不再全面客观地收集低龄未成年犯罪人无罪或者不应负刑事责任证据，以回避可能带来的撤案风险。因为如果公安机关严格遵循全面客观的证据收集原则，则可能在刑事立案以后收集到低龄未成年犯罪人无罪或不应负刑事责任的证据，这将否定之前的核准追诉工作并导致撤案。与之相反，如果将低龄未成年人的核准追诉理解为核准起诉，则能够明确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刑事立案与核准追诉的先后顺序，形成先予以刑事立案后报请核准追诉的运行体系，避免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制度运行遭遇前述冲突。因为在公安机关对低龄未成年犯罪人立案以后，可以及时采取相应的刑事强制措施。如果“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不予核准追诉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撤销案件，犯罪嫌疑人在押的，应当立即释放，并依照有关法律采取相应措施”；如果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核准追诉决定则应当予以起诉。而且，将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内涵理解为核准起诉，是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保护原则的要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条要求，保护未成年人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该原则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延续之前规定所确立的保护原则，对罪错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确立具有重要启发作用。未成年人的地位也决定了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性，即使是对于有罪错的未成年人，国家也应该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教育和矫治。在具体适用中，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保护原则要求“把未成年人放在权利主体地位，同时强调双向保护、特殊保护。如果只是单纯、一味地轻缓，则会导致在个案中背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这在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中，就要求应当将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内涵理解为核准起诉。第一，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强调低龄未成年犯罪人抗辩权，宜将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理解为核准起诉，以使律师辩护意见能够进入核准追诉程序。在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案件中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首要的应保护低龄未成年犯罪人提出辩解进行抗辩的权利，应当在核准追诉程序中维护其抗辩权。因为低龄未成年犯罪人及其监护人因法律专业知识的缺乏，通常难以在核准追诉过程中提出有效抗辩，需要专业律师的介入帮助其行使抗辩权。但是在当前没有明文规定应当听取律师辩护意见的情形下，律师意见无法直接进入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程序。如果将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限定为核准立案，采取先报请核准追诉后刑事立案的运行顺序，律师辩护意见就难以进入核准追诉程序，无法帮助低龄未成年犯罪人行使抗辩权。相反，如果将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理解为核准起诉，采取先刑事立案后报请核准追诉的运行顺序，则律师就可以自低龄未成年犯罪人被第一次讯问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时起，以辩护人身份参与案件办理。基于此，律师有关低龄未成年犯罪人无罪或不应负刑事责任的辩护意见，就能够进入核准追诉程序。因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1条的要求，在案件侦查终结前，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侦查机关应当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并记录在案，辩护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还应当附卷。这就使律师辩护意见能够以书面形式附随于案卷的方式，进入低龄未成年人的核准追诉程序。因此，将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理解为核准起诉，能够使律师辩护意见进入核准追诉程序，更有利于维护低龄未成年犯罪人的抗辩权。第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强调的双向保护，要求将低龄未成年人的核准追诉理解为核准起诉，以实现行为人与被害人的保护平衡。由于“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被害人绝大多数是他们的同龄人甚至年龄更小的未成年人”，在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既要保护低龄未成年犯罪人，也不能忽视保护低龄未成年被害人。而在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制度中，最有利于低龄未成年被害人保护的措施就是先行立案，这能够有效防范其再次实施恶性犯罪，并最大限度的弥补低龄未成年被害人所遭受的心理伤害。如果无法对此类低龄未成年犯罪人予以先行立案，将难以通过刑事强制措施约束低龄未成年犯罪人，会使其在报请核准追诉期间处于无效监管状态，难以最大限度的保护低龄未成年被害人及其他潜在的低龄未成年被害人。因此，对未成年人的双向保护，要求应当准许公安机关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先行立案，宜将低龄未成年人的核准追诉理解为核准起诉。在将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内涵理解为核准起诉前提下，对低龄未成年犯罪人予以核准追诉，要求其应符合“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的要件。其中，致人死亡、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结果要件，与“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程序要件规定的较为具体，在适用中并无太大争议。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制度的适用争议，主要在于如何认定“情节恶劣”的情节要件，以及如何理解“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的罪名要件。因此，在将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理解为核准起诉情形下，有必要明确其情节要件与罪名要件的适用问题，促进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制度的妥当运行。“情节恶劣”是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的要件之一，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是否作出核准追诉决定的重要依据。与其他要件相比，“情节恶劣”要件因具有显著的概括性、个案化特征而较难把握，学者们就其认定要素选择提出了多种不同方案。如，有观点认为，认定“情节恶劣”要件，需要重点把握犯罪动机、犯罪手段、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以及被害人人数、身份、有无过错等特殊情形，且正向从宽情节不宜一律减轻恶劣程度。也有观点认为，“情节恶劣”对犯罪行为、对象、结果、手段、动机等客观罪行和主观罪过的评价，且应当主客观统一起来考虑，但不包括犯罪人一贯表现等情节。尽管在“情节恶劣”要件的认定要素上存在着一定的认识分歧，但共识性的内容是，学者们普遍认为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制度中的“情节恶劣”是一个需要整体评价的要件。“应在综合衡量主观和客观方面的各种要素后，判断是否属于‘情节恶劣’的情况”。这就表明，在公安机关对“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低龄未成年人予以刑事立案以后，并不意味着其行为就已经达到了应当被起诉的程度。在此基础上，还应当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行为进行是否“情节恶劣”的整体评价。在满足“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要件前提下，如果案件“情节恶劣”则应予以核准起诉，如果案件不属于“情节恶劣”则不予核准起诉。既然如此，在核准起诉定位下适用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制度中的“情节恶劣”要件，其实就是审查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整体上是否有起诉的必要。换言之，“情节恶劣”要件的认定与起诉必要性审查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在满足我国《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的其他要件前提下，如果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具有起诉之必要，应认为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符合“情节恶劣”要件；如果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具有起诉的必要，应当认为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行为不符合“情节恶劣”要件。据此，可以以起诉必要性审查标准为依据，认定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制度中的“情节恶劣”要件。同时，鉴于起诉必要性审查在标准上需要考虑犯罪事实状况、犯罪嫌疑人个人情况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等因素，在程序上需要遵循程序启动、案件调查、审查决定、救济程序的环节设计。对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制度中“情节恶劣”要件的认定，应当考虑犯罪事实状况、犯罪嫌疑人个人情况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等因素。除此之外，依据起诉必要性审查标准认定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制度中的“情节恶劣”要件时，还应注意以下两点限制。其一，不应一律将犯罪手段残忍作为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中“情节恶劣”要件的认定因素。虽然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司法实践，普遍将犯罪手段残忍作为“情节恶劣”的认定因素，但认定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制度中的“情节恶劣”要件时却不应如此。因为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的结果要件，已经被明确区分为“致人死亡”与“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两种情形。那么，是否应当将犯罪手段残忍作为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制度中“情节恶劣”要件的认定因素，就需要区分“致人死亡”与“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两种情形处理。在“致人死亡”情形下，应当将犯罪手段残忍作为其“情节恶劣”要件的认定因素，但在“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形下，不应当将犯罪手段残忍作为其“情节恶劣”的认定因素。因为在此情形下，我国《刑法》第17条第3款已经单独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作为了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的要件之一，这就说明犯罪手段残忍因素此时不再属于“情节恶劣”的涵摄范围。如果在此情形下再次将犯罪手段残忍作为“情节恶劣”要件的认定因素，会导致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重复评价，这将违背罪刑均衡原则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其二，不应将犯罪的社会影响作为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中“情节恶劣”要件的认定因素。虽然有观点将社会影响作为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情节恶劣”的认定因素，但这一做法并不妥当。从之前的低龄未成年人犯罪事件来看，此类案件的社会影响是否恶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闻媒体的报道，可是“媒体是否报道以及何种媒体报道、何时报道，都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如果将犯罪的社会影响恶劣作为“情节恶劣”的认定因素，难免会导致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的随意化。且社会影响恶劣并非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必备的定罪因素，其在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中有时只是作为量刑因素予以考虑。如果将犯罪社会影响作为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情节恶劣”的认定因素，会使“情节恶劣”在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案件、故意伤害案件中成为必须考虑的定罪因素，使其在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案件中获得普遍的定罪功能。这与其他未成年人或者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案件、故意伤害案件处置相比，明显会加重对低龄未成年人的刑罚，不符合“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政策要求。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还需满足“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的罪名要件，这构成了对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的重要限制。如果低龄未成年人犯罪不符合该罪名要件，则不应当进行核准追诉。可是，如何理解“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这一要件还存在不同认识。一种观点从量刑均衡角度，认为“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罪名限定于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两罪”，即该罪名要件中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指的是具体罪名。相反观点则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题的答复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有关问题的答复》等规范文件，认为本款中的“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是指实施故意杀人行为、故意伤害行为。但是，主张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的罪名要件是指实施故意杀人行为、故意伤害行为的观点，并不妥当。原因在于，在坚持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罪名要件是指实施故意杀人行为、故意伤害行为的立场上，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在核准追诉过程中究竟应当以何种罪名评价低龄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如果认为，“凡是在犯罪过程中包含故意杀人行为、故意伤害行为，尽管根据刑法规定应当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之外的其他罪名，也可以由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人构成”，即认为低龄未成年人可以直接构成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之外的其他罪名，则会不当扩大刑法处罚范围。因为按照这一解释思路，低龄未成年人在实施决水、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等犯罪中致人死亡的也应当负刑事责任，且低龄未成年人应当负决水、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等罪的刑事责任。可是，决水、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不是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应负刑事责任的范围。这就使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应负刑事责任的范围，超出了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应负刑事责任的范围，即不当扩大了对低龄未成年犯罪人的刑法处罚。我国《刑法》第17条第3款增设的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制度，有效回应了社会公众对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的关注，推动了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完善。而对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规定的认知和解读，既要从静态的规范层面展开，又要兼顾其在司法中的协调运行。在此基础上，应当认为低龄未成年人的核准追诉指的是核准起诉。以核准起诉内涵为指引适用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规定时，应当将其罪名要件理解为触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罪名，而非是指实施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的犯罪行为。同时，在核准起诉内涵指引下，应当超越凌乱的要素列举式认定方法，依据起诉必要性审查标准认定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的“情节恶劣”要件，从而推动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情节恶劣”要件认定的统一化、标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