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如何评价敦煌写经书法的艺术价值？对于书法初学者来说，写经体书法值得临习吗？ 
  敦煌遗书是书法文化艺术史中的奇迹，它再现了一段中国文化艺术的历史真实，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历史辉煌。许多专家学者对其所进行的潜心研究及其成果构成了敦煌学。其中敦煌遗书的文字形式及其书写特征给中国书法研究创造并展示了一个新的空间和领域。近10余年来，有不少学者就敦煌遗书在书法研究及其形成发展中的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和探究，笔者就敦煌遗书中所呈现出的书法艺术特征予以分析和探讨。
  一、敦煌遗书的书法创作特征
  著名美学家 
  宗白华先生在《略谈敦煌艺术的意义与价值》一文中提出，中国艺术有三个方向与境界。第一个是礼教的、伦理的方向。三代钟鼎和玉器都联系于礼教，而它的图案画发展为具有教育及道德意义的汉代壁画（如武梁祠壁画等），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也还是属于这范畴。第二是唐宋以来笃爱自然界的山水花鸟，使中国绘画艺术树立了它的特色，获得了世界地位。然而正因为这“自然主义”支配了宋代的艺坛，遂使人们忘怀了那第三个方向，即从六朝到晚唐宋初的丰富的宗教艺术。这七八百年的佛教艺术创造了空前绝后的佛教雕像。也就在这一佛教文化极为盛行的时期，以佛教经典为书写内容的敦煌遗书形成了。在藏经洞遗书中，写经占最大比例。据国内外公布的敦煌遗书编号及目录估计，大约有32 000多卷，约占遗书总号的85%。全部写经，有不同名目之佛经约40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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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经是佛教为弘布流通经典，用纸墨抄缮，进行广泛传播佛教经典的一种活动形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写经作为一种心灵寄托的形式，长期在民间广泛流行。从本质上讲，写经是以佛教的信仰崇拜为心理基础，以寺院佛殿为集散中心的一种全社会投入的文化活动，人们正是通过抄写佛经这种形式来表示对佛门的皈依，表达自己对佛祖的虔诚和奉献，及其对社会所尽的功德。其性质属于宗教活动，尽管形式多样，但总是作为宗教信息的载体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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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处于自身发展的需求，对于佛教经典翻译、记录、和传抄过程的文字形式相当重视。正是在这种精神支撑下，生活在这一漫长时期的人们，无论是官吏与庶民、僧俗与百姓，都以最高的热情、最大的毅力、最真的虔诚，一代接着一代，积极地参与这场写经活动。于是象敦这样的众多寺院，便成了集中书写佛经和收藏经卷，实现人们精神归宿的最佳场所。
  敦煌遗书正是在这佛教十分盛行的时期，在远离中原大地的西部戈壁这一非常特殊的地区和特定的时期形成的。从敦煌遗书中的写经内容看，抄写佛经对抄写者来说是一件非常神圣的行为，无论是僧人日课之作，还是俗人亲手所为，无论是书写的高手所作，还是书写的低手所抄，他们完全以虔诚而崇敬的心理，支撑着自己的书写行为。正是抄写的佛经内容，决定着他们的抄写态度和抄写时的心理变化及其心灵状态。对每一个抄写者来说，面对抄写的佛经，无疑充满着对佛教的神秘、崇敬，对自己人生的无限寄托和理想追求等多样的综合心态。因此，庄重和严肃是书写者在书写过程中的基本要求和正常的心理状态。因此，写经抄经的行为过程，对佛教来说，是作为修行的一种手段和基本方法，一方面是为了阐宣教化，明道宏法，垂示后人。另一方面是写经人写经过程中须止观修持，心情虔诚，除俗去妄，以佛学教义为止归，就是说信佛的内在体悟比外在形式更重要。在心灵极为纯化的状态下书写的，又在藏经洞里沉睡了上前年的手写佛教经文，神奇的出现在今人面前时，人们的思想几乎被深远、神秘和肃穆、敬仰的神情所包围和笼罩。人们通过佛经形成的庄严过程和当今物化出的一种神秘肃穆，透射出对观赏者的心灵震撼。书写者正是通过书写的行为，追求自己或他人理想的实现、痛苦的解脱、灾难的消除、情境的转移、美好的重现、心灵的寄托等等。这一切的心理活动在瞬间全部转化为审美的最高境界，庄严崇高的理想追求和精神世界的无限净化，对佛教的神秘转化为对书写形式的理想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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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敦煌遗书的书法艺术特征
  敦煌遗书以民间书写为主的表现形式，流露出淳朴消散的自然美感。写经作为一种职业，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在特定的地区和范围内，逐步形成、发展和延续着。如果分析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员构成，无论是僧人书写者，还是民间抄经受，或者是官方抄经人，他们都不是同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最高地位的体现者和拥有者，更没有受到同期最高的文化教育。正因为书写者受到文化教育和书写能力的限制，他们用尽自身的全部才思，力图达到他们所期待的最佳书写水平和效果，事实上理想化的书写目的的追求不一定全部能实现。这是因为经书抄写者的书写水平，与同期的代表书法文化前沿的书写能力和水平相比，还是显得民俗、自由、不规范的成分多了些。“古代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对自然美的独特发现，源于中华民族的特殊审美心理的长期积淀。他们无须为书法的绝对完美而大伤脑筋，因而也就没有刻厉娇饰的痕迹，那里面表露的多是清新与活泼，没有拘谨甚至看不到太多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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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段评价民间书法的佳语，写经书法在书写的技巧上具有民间书法的特征和风格，在书写过程中，尽管心理上以流传诵读、修行功德为目的，抄写时必然力求规范齐整，以恭敬表达对佛的皈依，但正是这种想写好而能力达不到，想规范而规范不了，想文人化而文人化不了的努力竞争中，留下了既与官方正体不同，也与文人书写相勃的自然书写形式和现象，留下了淳朴而消散的经体书法样式，留下了质趣而天然的特殊审美现象。柴剑虹在谈论学习启功先生鉴赏与研究敦煌写本的体会时议论说：“敦煌写经，有许多是当时一般信众为做功德而请人抄写的，写经多为文化程度较低的“经生”，若与朝廷专门颁发的“标准经卷”相比，似可目之为“俗写”，艺术水平会有高下之分;但重要的是它们非但不伪，反而常常不乏真率可爱之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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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民间写经的形成和发展相平衡的经典书法文化，在敦煌遗书的形成过程内，其书写及其要求已经是非常丰富、发达、成熟了。而与成熟的文人书法相对应的这种不成熟的写经体却自成体系，以生动、自然、质趣为特征的经体书写，自行独立发展，逐步形成了与碑帖相对应的独立书法书体样式，显示了民间的、鲜活的、自然生命的活力。这如同甲骨文和金文的书写者，本来非常愿意把字书写的规正统一，易于释读书写传播，但由于书写工具、载体、方法、能力的局限，又无法实现理想追求一样。可正是它们的不规正的书写，所呈现出的苍茫、朦胧、漫漶、残缺的美感，打动了当代书法文化艺术的创造者，使早已失去生命力的甲骨文、金文，成为当今的最佳书法创作样式之一。同理，正是写经人想写好而由于书写能力的局限，所表现出的淳朴自然的审美理想和感受，也正是规范的文人书写难以表现的审美特征，这种非自觉而流露出的自然美，在较为理智的文人规范的书写中是无法找到的。特别是行书、草书写经的出现，却给写经书法带来了新的生机。这些作品不追求严谨的法度、优美的体形，不讲究用笔技巧的工拙，而是以发掘自我灵性的途径，追求自我情感的抒发和创作过程中个人心理上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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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敦煌遗书对书法艺术的贡献
  在以写经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的敦煌遗书中，留存了王羲之、欧阳询、柳公权、唐太宗等著名书法家的经典名帖。这一方面反映了经典书法文化艺术在同一时期，对其他社会领域中的传播、渗透和影响，即主流书法文化对寺院经书书写在敦煌遗书书体形成中的推动作用；同时也说明在包括写经在内的其他书写领域对经典名家名帖的崇尚、学习、向往和追慕。
  正是这些经典名帖的留存和传播，给众多的写经人寄予了重文尚法的追求和理想。抄经的人们尽管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对经典名帖难以完全消化或吸收，但他们仍然将这些经典作品作为学习临摹的范本和样式。从这里也能看出写经是长期形成的相对独立的书写形式，但它仍然时时受到经典书法文化艺术的影响和精神折射，而不断的融合、完善、发展、完善的一种包容式的书写体式。从数量上说，这类作品并不多，除了欧阳询书《化度寺邕禅师塔铭》、柳公权书《金刚经》、唐太宗书《温泉铭》外，还有王羲之十七帖临本《瞻近》和蒋善进临真草《千字文》。这些作品展现了书法同期的最高水平，特别是古帖临本?俏娜耸榫砥⒌闹苯恿髀叮峭谑榉ㄉ竺乐械淖罡呔辰纾渎啪涫榉ㄎ幕募壑岛鸵庖濉Ｕ庑└呙畹奈娜司淞倌∽髌肥鞘榉倌≈械母卟愦巫髌贰?
  纵观敦煌写经书法的发展，无论是哪个朝代或哪个大的历史阶段内，写经书法的作者都不是著名的书法家，而且多数身处偏远的西北角隅，但他们始终没有和内地的士人书法家失去联系。他们常常受到士人审美意识的影响，学习士人书法的风貌，有时还反作用于士人书法，形成相互影响、相得益彰的格局，共同反映了古代书法艺术的审美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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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遗书的抄写年代，最早的《大般涅磐经》为西晋时代所书，即公元305年。最晚的一个写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为宋代所书，即公元1002年。敦煌遗书在这近八个世纪的形成、发展、演变过程中，一方面它极大的浓缩和再现了这一漫长历史时空的丰富内容，展现了这一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相关问题的全部内涵；同时全面缩影了这一时段的书法文化演进的全过程，全面体现了中国书法在字体书体流变过程中形成的真实面貌及其过度特征。敦煌遗书形成的时代，正是中国汉字发展最关键的时期，也是书法书体变化最复杂的历史阶段。从汉字发展的角度分析，篆、隶、楷三种官方正体和行、草两种文人书写等五种字体全面形成，其中官方正体中的楷体字以便于书写的优势，得到了长足发展，在众多的使用场合几乎替代了篆、隶字体，并在自身的纯化和简化的过程中，形成了独领风骚的历史事实。从书法发展的立场和视觉分析，楷书从汉末魏晋的形成到中唐的定型，中间形成了无数中丰富的面目，无论是工具、载体、风格、样式等方面都创造了历史的最高成就。行草书却以流动书写和极度表情的优势，充斥了文人的文化交流和传达性情的精神领域，掀起了行草书书写的最高潮，成为行草书的颠峰时期。这一时期所涌现出的著名的书法家的名字，与他的作品和成就一起，牢牢地镶嵌在中国书法史和中国文明史的历史长廊。
  敦煌遗书就是在这种书体字体无限变化和不断发展演进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它最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汉字书写的演变过程，它给后人揭示了以刻石为主要呈现形式的背后，客观地存在着先民徒手书写在纸卷上的书法真迹。它在书写中的丰富变化和字体及字型结构的演进过程，给书法创作和研究提供了最佳也最真实的参照对象。敦煌遗书中篆、隶、楷、行、草五种书体全有表现的书作样式。其中篆书有《篆书千字文》、隶书有《晋人写经》《大涅磐经》等最为典型，而遗书中的行、草、楷这三种书体的作品最为精妙，除了它所具有的文字演变书写的参照价值之外，在书法艺术的创作上更具有丰富的借鉴价值。行书中《劝纳谏文》后记、《大涅磐经疏释》等作品，流露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精神气息；草书中《贤护经疏》《法华经疏》等作品，表现了章草与今草的衔接和过度，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书法创作的借鉴价值。如果说五种书体中最有独立审美价值和创新意义的要推以楷书面目出现的敦煌写经体书法。它真实地再现了楷书形成、发展到定型的全过程，并在丰富多变的楷书形态中，最后沉淀了一种具有强烈风格特征的敦煌写经体楷书。其中从《法句经》《十颂比丘戒本》《成实论卷第十四》《华严经》《太上洞玄灵宝智慧上品大戒》《大云经疏》等遗书中，完全可以看到楷书发展演变成熟的过程和全貌。同时也可以看到写经体书法的艺术特征和在当今书法审美中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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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分析敦煌遗书中的书法艺术特征对开发敦煌书法文化艺术价值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站在对敦煌遗书的书法的立场思考，敦煌书法为传统帖学开辟了暂新的视野和境界，它原始地再现了以二王为代表的、以书写为表现手段的真正的帖学面目，以独特的书写样式改变了人们对帖学形成的偏见和长期欲以否定的观念。同时为当今书法创作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表现形式，敦煌书法让人们真正认识了，与书法艺术真正自觉后所留下的古人汉字书写的痕迹，从而推断出同期书法家书写的动作和过程。书法艺术的真正审美价值就在于它的书写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碑帖给人的是结构和布局的宏观感受，由于载体和制作的技术差异和时空所带来的限制，人们只能在铸造和刻印的碑帖中推测和借鉴，而在敦煌书法的作品样式中，我们完全可以分析并推测到书写者书写的原始形态，特别是毛笔运行的角度和感受，所有书法所具有的书写情怀完全可以从遗书的字迹中寻根究底、吸收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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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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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沃兴华.敦煌书法艺术[Z] .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
  但是我认为初学还是以法度较严谨的唐楷为主，敦煌写经书写性太强，容易走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