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田小娥”角色法理分析
  一、“田小娥”女性角色概述田小娥是陈忠实笔下《白鹿原》里颇具争议的一位女性，诸多学者或从女性主义、或从封建礼教、或从文学评论的角度分析这一角色，但总而言之对她的分析始终离不开“荡妇”形象，亦即陷于以“性欲望”反对压迫的阐述思路。但当我们尝试用女性主义的眼光来分析，应该明白“性”只是陈忠实文学叙述中的一个切入点，也是社会百态的其中一种“状态”，单纯就此论述总归停留于理论而无益现实生活。在分析田小娥这一形象时，我们应把握以下两种角度：1、批判主义角度在肯定田小娥对封建礼教反抗的同时，也应否定以“性”来反抗这一方式的不恰，同时要以客观批判的角度看待由男性执笔体现男权思维的女性人物描述。西蒙·波伏娃说：《白鹿原》中描绘了诸多女性，她们具有丰富的人物性格，对封建传统或逆或顺，在男性世界或为“贤妻良母”或为“荡妇妖女”。每种形象的背后既有文化的影子、也有时代的局限、更有制度的摧残，田小娥无疑是一位饱受争议的女性。她被父亲卖给郭举人做小妾，成为泄欲的工具，并未得到作为人的尊重。出于对爱情、自由的强烈愿望，田小娥主动引诱黑娃，被发现后成为白鹿原上人们口中“丢脸丧德的女子”。随后田小娥选择与黑娃私奔，但黑娃因为参与农民运动失败而逃离家乡丢弃田小娥，致其陷入水深火热中。之后又被人利用勾引未来的族长白孝文，在男人们的摆布和压迫下，田小娥最终死于梭镖之下。“女性在电影中隶属符号话语系统，是一道风景，女人的话语权基本上被男人包围。”[①]田小娥不幸的一生的确是被男人所包围的，从被卖到荡妇再到弃妇，这一过程贯穿了男权的压迫、田小娥作为女性的反抗以及反抗的失败。她充满不甘和勇气，这一点甚至让守活寡的冷秋月产生羡慕。田小娥的荡妇形象是建立在传统儒家文化“克己复礼”的基础上，“性”是她唯一的武器，她通过毁灭自己打破枷锁。白嘉轩所维护的“正统”不曾将女人看成人，白鹿原这一宗法社会完全是由男人来主导的，田小娥是一个“他者”角色。“性自由”是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的普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崛起、国内外文化的交流互鉴、传统思想的更新改造，向往和享受“性”是“天经地义”之事。但我们不能脱离伴随中国人成长的道德评价，“绝对的自由即非自由”。“滥性”是陈的文学叙述方式，但这种反抗手段不符合社会价值观（无论从前还是现在），因为田小娥虽然据此挑战了男人的世界和族长的权威，但也构成对维系整个社会存在之道德基础的颠覆。法是人们生活意义的规则体现，现代之法虽赋人民权利，但自由不是冲破道德边界，法律对于生活道德也要顺势而为，“性”反抗的方式无论基于人伦还是法律都万不可取。同时《白鹿原》也体现了浓厚的男尊女卑的女性观，正如南帆所言“儒家文化对于女性的轻视是《白鹿原》始终不肯放弃的一个观念。”[②]当我们阅读这一作品时，尤其是男性应该着眼于对女性的社会不公。2、现实主义角度文学影视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既有伦理色彩也有规则意义。正如从“秋菊打官司”这一著名影视作品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性知识”[③]对于乡村司法的重要意义、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冲突不适、熟人社会“情理法”的复杂交织、同时我们也更深层次地看到从上而下“送法下乡”的顽强阻力（人们对国家正式法律的规避，选择“法外之法”解决纠纷）。同样，对于田小娥这一形象的分析绝不能仅仅停留在评论层面，而应首先从现实生活出发联系事例进行剖析，其次要落脚现实生活提供相关建议，本文的二、三部分正是做这样的工作。杨一绛把对白鹿原女性人物的分析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在压抑中认同，而是在压抑中反叛，三是在压抑与反压抑中寻求平衡和协调而导致人格分裂的女性形象”[④]，田小娥正是在压抑中反叛。她遭受了两种压抑，或者说她成为了两种角度上的“他者”。性别秩序中的“他者”。田小娥“未嫁从父”“既嫁从父”，她的一生都被男性支配而毫无话语权。田小娥的反抗从追求人性自由，向纵欲偏移将她塑造成“荡妇”，这是陈忠实对田小娥的不公。当视眼腾挪于今，新中国成立以来，《婚姻法》的出台从制度上终结了封建婚姻制，但仍有糟粕思想残留下来，包办婚姻、买卖婚姻、早婚等现象依然存在。妇女地位并未因《婚姻法》出台就取得同男性一致的地位，对于女性地位的研究，我比较认同张彤的三个角度，她研究了农村精英女性的“经济地位、家庭地位（家务劳动时间、家庭重大事项决策权）、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政治参与度）”[⑤]，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可以发现农村精英女性在上述三个方向的地位均弱于男性，更毋庸谈农村普通女性。儒家文化中的“他者”。白嘉轩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田小娥偷情黑娃、勾引白孝文、通奸鹿子霖，都是对这两种权威的激烈反抗。田小娥本是被卖的苦命女人，但郭举人借着一夫多妻制和封建伦理道德实施着变态要求，田小娥以“性”来反抗，沦为违背儒家道德“不守贞节的女子”。无论是从家长权威还是伦理权威来看，田小娥俨然成为儒家文化中的“他者”。反观现实虽未有《白鹿原》里儒家文化“他者”形象来的直观强烈，但在农村社会并不鲜见，一部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足以说明[⑥]。李雪莲婚前与其它男人好过但婚后忠诚尽责，其仍被污名化为儒家文化的反面角色潘金莲，无形中极大增加了李的申诉难度。范宁分析这一角色时讲到，“李雪莲从未意识到在她污名化表象的背后，是以贞洁与否作为女性评价标准的不公。在父权制社会中，这套不合理的评价体系是由男性制定的，女性多数时候只能被动地接受，再内化成自己的观念与行为准则。”[⑦]二、农村女性地位较低的现实分析——以离婚为主题白鹿塬上的“大人们”口是心非，对道德准则阳奉阴违，封建宗法制度早已腐烂不堪，这也显现了革命的必要。“田小娥”不仅仅是文学人物，也不是极端个例。党在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无论是在制度保护还是文化倡导中，男女不平等的地位发生了极大改变，但我们也无需讳言：现实农村社会女性地位的解放仍未完成。我们对于田小娥的探讨不能局限于文学素材，也不能局限于“性”这一角度，而应放大田小娥，将其转化为农村女性，使其置身当今社会发展中进行考察。农村女性社会地位较低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教育程度低、部分地区婚嫁习俗陈旧、男性强势文化压迫、生育赡养观念落后、女性就业机会少等，在此我们选取“离婚”这一主题详细论述。（一）以“离婚”为主题之原因以“离婚”为主题，是因为上述影响女性地位的原因几乎是以人的一生为线，婚姻是这条线上的枢纽。而之所以谈论“离婚”，是因为离婚作为一个变量内含各种纠纷矛盾、对立冲突，在这种拉扯中我们更能瞥见女性地位的劣势。选取农村妇女而非城镇妇女，并非是说只有农村女性地位低于男性，好像城镇女性就和男性完全平等。而是因为农村在物质资源、精神文化资源和政治资源上无法比肩城镇，所以男女性别问题的矛盾冲突更大，对女性地位的探讨更加直观。同时这也是苏力所说的“为什么基层”的问题，“首先，我有这样一个判断，中国的问题仍然主要是农村的问题。中国最广大的人口仍然居住在农村，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就是农村社会的现代化。”[⑧]（二）农村离婚原因分析1、婆媳关系失衡。千百年来，婆媳关系之难实是令人无奈。南宋陆游因母亲不喜其妻而被勒令休妻，留下一首《钗头凤》使人叹惋。时至今日，摆在法院民庭案头的仍有层出不穷的婆媳争端。这里面有新旧三观的碰撞带来的摩擦，“当地大部分年轻人结婚后依然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而当地老人又掌握家庭权力，喜欢干涉年轻人的生活，希望年轻人按照他们的要求生活，而年轻一辈媳妇则不希望老人对其生活指手画脚，而是主张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为此，她们容易与老人产生冲突、引发婆媳矛盾。”[⑨]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婆媳纠纷看似是两个女人的“战斗“，但归根结底还是男女地位的失衡，因为婆婆始终是在为男人为夫权所站台。2、家庭事务商议权、决策权旁落。衡量一个女性的地位，文化意义是无法量化的，故而将其转化为家庭事务商议权和决策权具有现实意义。这两项指标可以等同于“话语权”，我相信以它来表现女性地位至少在村庄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异议。张彤在研究农村精英女性地位的毕业论文中，将家庭重大事项决策权细化为三个指标，即可支配钱数、重大问题的决定者、生育决策者，通过《当代中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资料》现实，在这三项指标中男性均大幅度超越女性。但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即便在女性主导家庭事务的范例里，占相当大一部分的原因不是女性地位的高扬，而是出自丈夫不愿劳心家庭生活的无奈，女人们的“管事”来自男人的“不爱管事”，实际上妇女承担着更多的家庭义务，妇女仍被甩手的男人所支配。3、经济权分配不均。在家庭事务中，经济权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分析农村女性地位要拿捏“经济权”这个主要原因。与城镇生活相区别的是，农村妇女大多没有接受高等教育，她们的就业机会、范围十分有限，所以在“开源”方面具有天然劣势。那么在家庭事务中，很有可能看男人“脸色”行事。丈夫掌握了开源的绝大部分，而农村地区出于传统风气，大家都把“男人被女人管住”视为男人的不硬气，这种氛围本身就建立在对女性地位的歧视之上。而“男人被女人管住”，其实指的就是“男人的钱被女人管住”，如果没有经济权，丈夫再怎么“嘴硬”手也会软。但现实中，经济权的平均分配是不大可能的，农村妇女掌管钱财的名目是“补贴家用”。经济权的旁落，也是造成不稳定婚姻的一大原因。4、丈夫“不正经”使家庭生活陷于困境。在农村社会，甩手掌柜并不罕见，这里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多以男性为主，男人无法顾家是迫于生计。但我实地看到许多扎根乡土的家庭，他们生活生存的范围几乎都在一乡一县之内，多以农业渔业养殖、开超市、木石电水等工匠、红白喜事等对土地依赖程度高的手段为生。他们并不存在不顾家的情况，但在实际的生活中能看见，不少被人称为“不正经的男人”是婚姻“过不下去”的重要原因。他们有的在外纵娱而懈于小家庭生产生活，形式以打牌、麻将为主，其输赢之数甚大，妇女无法忍受丈夫的不负责任；有的爱走“快车道”挣快钱大钱，要么参与赌博，要么盲目借贷激情投资致使血本无归，债台高筑使妇女不愿再过担惊受怕的生活；有的因为“大男子主义”盛行，脾气暴躁爱喝酒，打骂之行屡调不解、屡禁不止。出于丈夫“不正经”的行为，使家庭生活稳定的基础被破坏，我们不难看到丈夫无所顾忌的行为背后，是妇女权利地位的低垂。（三）农村地区离婚调解的反思当下农村离婚率居高不下，并非反映“送法下乡”的效果显著，我们应该看到背后诸多的不安因素,是妇女在婚姻中的忍无可忍,还是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被轻视，以至于无法取得婚姻里的平等权、主动权，导致积累的矛盾被激发。因为我们都知道乡村生活“情理法”复杂交织，大多时候法是排在末位的。法律通过实体或程序规定讲究“人人平等”，多年前在家乡亲身观看了一场农村离婚调解，村民W和妻子F夫妻感情破裂，W不务正业喜好饮酒，酒后经常打骂F。同时W的父母因为生育和经济问题，对F没有什么好脸色，常常在与他人的交流中侮辱F，F无法忍受便产生离婚的念头。W的父母得知后心态着急，便召集了几位“大人”(乡土社会中的权威人士)以期调和。在调解中，所有的长辈先将W痛斥一番，随后以W和F的一双儿女作为主干原因各自展开说教，无外乎是婚姻还没有走进死胡同、W可以认错悔改、为儿女多着想等。在那一晚后，F放弃了离婚的念头，但事态只是暂时平息，甚至可以说它离人们想象中的图景越来越远，夫妻离心离德，多年以后W和F还是以离婚收尾。在这一真实事例中，调解带给了女性更多的伤害：1、违背女性自主意愿。权威人士的调解不是真正为了解决纠纷，而是为了制止纠纷，他们不关注对错，即便他们知道W是一个地地道道不正经的男人，但是大人们不会为妇女F站台，因此调解丧失了平等性，这就是家长权威的压迫。2、持续忍受不公对待和变本加厉的“报复”。婚姻有“幸福”到“不幸”，但几乎没有听过“不幸”到“幸福”，所谓破镜难圆，婚姻生活的裂缝一旦形成，就很难再恢复如初。，对女性毫无保障可言，所谓“保证书”白纸黑字也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W在调解后安生了一段时间，但随后便无所顾忌依旧我行我素，而W的父母自F想要离婚之后，无论在言在行，对F更加刻薄尖酸，常常在W和F的生活中添油加醋“使绊子”。3、丧失女性隐形权益。在调解后，F和W外出务工，承担辅助性工作，一双儿女由W的父母在老家抚养。在婚姻结束前的最后几年，F丧失了工作的主动权，可支配收入不足以支撑她硬气的离婚。其次，丧失了儿子的抚育权，一双儿女与她聚少离多而和W的父母有天然的亲近感，最后在法院诉讼中只获得了女儿的抚养权。最后，成为了乡村生活中被人指点的对象，大多批评她狠心不顾念孩子的未来、或者在外出工作时行为不检点等。从上我们能看到，农村离婚调解不是万能公式，我们不能对妇女权益的损害视而不见，权威人士的调解从一开始就选择站位，这种调解本身就带有不平等，是短暂性而非实质性和终局性的。三、强加上去且暂无头绪的办法所谓的“田小娥”式悲剧角色的解放，就是指在新时代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解决农村女性地位的不平等，以下我将简要叙述我个人的一点想法。（一）促进婚嫁观念移风易俗近些年对高价“彩礼”的讨论显见与线上线下，意见分歧很大，各地风俗差异显著，不少形成了对某一地区的集中批判，比如江西地区上饶的鄱阳县、景德镇的乐平市较为突出。江西农村地区彩礼负担重，年轻男子结婚难为人所诟病。高价彩礼虽由女方获得，不代表就由结婚的女子带入小家庭，在农村地区有不少现象是，女方父母在收取高价彩礼后并不返还给女儿，而是留给儿子结婚时花销或者留着自己快活。这样就人为加重了新生小家庭的经济负担，恶化婚嫁习俗风气，这样“嫁女儿”变质为“卖女儿”，女儿被当作获利的工具。随着女儿嫁入夫家，因其父母的做法更导致她不被夫家尊重，其地位可想而知。虽然某些政府大力倡导移风易俗，但效果极不理想。我认为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宣传主体的错位，移风易俗工作的展开大多是县级政府制定相关材料下派给各乡镇政府，各乡镇政府本身编制有限、基层考核任务重、重点中作中心工作繁多，根本很少有精力专门组织具体工作，结果要么印发相关标语手册敷衍了事，要么把任务派给村组草草了事。可问题是任务到了村一级，宣传人员本身就是村庄生活的一份子，他本身就被彩礼习气所包围，又如何客观地看待高价彩礼现象呢。并且倘若农村出现高价彩礼现象，是否有专门的反映渠道？违反时又将如何进行处罚呢？这就同时出现了宣传和监管的不力。2022年8月27日，《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通知印发，其中的“主要措施”板块更多是对党员党组织、县级政府关于高价彩礼整治的考核说明，并未给出具体的指导措施。在此，我建议由县级政府成立专门移风易俗办公室，细化考核指标、制定奖惩措施、疏通投诉和受理渠道、专门培训村官移风易俗工作开展，尤其有必要讨论在地方性法规层面进行相关奖惩措施的立法商讨。（二）加大乡镇教育投入、倡导新型抚育赡养观念教育是千秋大计，但目前我们国家的教育资源多集中于东部地区、集中于省会城市和经济较发达市县乡镇幼儿园和中学的硬件与软件都很难比上区县，硬件的问题尚好解决，而软件的升级尤其困难。优秀教师、年轻教师不愿走向乡镇，乡镇教师的招考也比较简单，招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且乡镇教师限制较多上升空间有限，这都不利于乡镇教育的良性发展，建议教育和财政部门协调规划，加快扩展乡镇学校教师学习交流渠道、优秀教师坐校培训指导、提高乡镇教师福利待遇等。现代教育带来了认知边界的高筑，所以人们社会行为的正常模式都可以经由知识吸取所了解，故而知识量少的往往被知识量多的所“支配”，农村女性要提高自己的地位必须要接受良好的教育，一来扩展眼界不被乡村陋习所束缚，二来可以通过教育走向城市走向高等教育破除资源限制，提高女性的就业机会。同时我们要倡导新型抚育赡养观念，农村地区对于生儿子仍然具有执念，认为只有儿子才能延绵血脉，养儿才能防老才能光耀门楣。我们应该大力倡导新型抚育赡养观念，生儿生女都一样，女儿同样可以也必须承担赡养父母的法律义务，儿子女儿享有相同的继承权。在农村地区，可以通过党员先行示范、最美家庭评选、村干部专题教育大会进行。[①] .——[J].,2009,23(03):32-34.[②] 南帆.文化的尴尬——重读《白鹿原》[J].文艺理论研究,2005(02):62-69.[③] 200044-45149[④] .“”“”——[J].(),2014,35(01):58-63.[⑤].1949-1995[D]..,2021.[⑥] “”[⑦] .“”——[J].,2022(05):130-135.[⑧] 20007[⑨] .[J].(),2022,(01):162-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