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我们先来讨论风俗系统与其它社会工具系统之间的冲突。一般来说，这种冲突多发生于人类文明社会的早期历史之中，尤其以风俗传统与行政系统的冲突最为常见（行政系统是早期文明中最重要的社会工具，详《文明的演化》一章）。拿我们比较熟悉的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来做例子，如希腊伯里克利时代的着名悲剧《安提戈涅》中，国王禁止安提戈涅为她的哥哥举行葬礼，因为她哥哥触犯了国家的法律。而古老的社会风俗却要求安提戈涅为其兄举行葬礼，由此产生了行政系统与风俗系统的剧烈冲突。再拿中国历史上的着名的周厉王被逐事件来做例子：公元前8世纪中叶，周厉王为了解决皇室的财政问题，下了一道命令，要求把全国的“山林海泽”之利上收王室管理。但按照传统风俗，“山林海泽”之利是属于地方及民间的，这样，行政系统与风俗系统就发生了直接的冲突。一开始是周厉王用暴力止谤，钳民之口，最后是国人暴动，驱逐了周厉王而代之以“共和”，风俗传统（在市场系统及地方行政系统的帮助下）最终取得胜利。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个中国早期文明史上非常富于戏剧性的例子。春秋时期齐国的某个国君非常荒淫无道，以致和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这当然严重违反了几千年的风俗，于是这个昏君为崔杼所杀。事情还没有完。同样是按照风俗传统，当时的史官如实地记录下了这个事件，写明“崔杼弑其君”（即：崔杼违反了行政法则）。崔杼自然大怒，于是又杀了这个史官。继任的新史官（按风俗传统新任史官必须是前任史官的家族成员，在这里是其弟弟）依然坚持“兼笔直书”的风俗，于是再被杀。第三个史官（另一个弟弟）上来后，仍然坚持按风俗真实记录，毫不让步，结果崔杼只好做罢。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风俗传统具有多么大的力量，足以使下层级的行政官员杀死上级、上级不得随意任命新官员、下级官员可以不服从上层级的行政官员所下达的有违风俗的命令，等等。
  除了上面所说的比较明显的例子之外，实际上还有许多不十分明显的例子，但若仔细分析，我们仍能在这类冲突的背后发现风俗传统的影子。让我们来看另一个中国早期文明史上的着名例子。我们知道，在周武王临死前，由于其子年幼，于是他委托周公来辅佐执政（摄政）。但这个行政决定实际上在某一方面是严重违反风俗传统的。因为无论是按照普遍的长者为尊的风俗，还是甚至按照刚被推翻不久的商朝的“兄终弟及”（按长幼顺序）的风俗，担任摄政的都应该是周公的兄长“管叔”，而不应该是周公。于是，这就引发了以周公为一方，以“管、蔡”为另一方的剧烈冲突，最终结果是实际力量及能力更强的周公获胜，风俗失败。另外，前面（第三章）我们提到的成文法的出现，也可以看作是行政系统和风俗传统之间的冲突、最终行政系统获胜的结果。如《淮南子・要略》所说：“晋之故礼未灭，韩国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后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后相谬，百官背乱，不知所用，故刊名之书生焉”。
  我们再来看一下风俗传统与市场系统之间的冲突。我们先来看美国历史上的两个较典型的例子。一个例子是禁酒令。我们知道，美国早期的移民主要是信奉新教的清教徒，而按照他们的宗教传统风俗，是禁止饮酒的，于是就有了禁酒令。但这样一来，就影响了经营销售商们的利益，也就是和市场系统发生了冲突。经过反复较量，最终禁酒令被取消。再一个就是19世纪中叶美国的南北战争，南方畜奴的传统（风俗系统）与北方大工业的自由劳动力的要求（市场系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终以市场系统的胜利而告终。另外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发生在18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它在相当大的成分上也是市场系统与风俗系统之间的一次剧烈冲突。一些领主及许多因商富裕起来的农民，强行或半强行地侵入按风俗传统来说是属于全体社会成员共有的“公地”（山林荒泽），由此和贫困的农民产生剧烈冲突。最终，强势的市场系统取得了胜利。
  至于理念系统与风俗系统之间的冲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更是经常碰到的。拿当代西方来说，西班牙有斗牛传统，这属于风俗系统，而与之对立并主张取消斗牛的环境、动物保护人道主义者就属于理念系统中的一支。再比如在中国的大都市中发生的是否禁止燃放鞭炮的争论,主张准许燃放的一派,就属于风俗系统,而主张禁放的一派就属于理念系统(环境保护、节约、安全等理性思考)。冲突的最终结果是达成妥协，有限制地允许燃放。当然，中国近代史上取消妇女缠足，主张婚姻自由（反对父母包办），也都是属于理念系统在反对某些它们认为不合理的旧风俗。
  最后再说一种比较复杂的冲突。在前面第六章的讨论中，我们曾说过，在文明社会中，三大社会工具系统的一些行之长久的规则也会渐渐地转化为一种新的社会风俗，而这种新的风俗和某些旧的风俗也会产生激烈的冲突。举一个中国文明早期的典型例子。我们知道，在尧、舜、禹的时代，行政最高统治者的继承是采取的禅让制（任命制），长期下来，这也就形成一种风俗传统了。但随着文明社会的不断发展，无论是由于市场系统的出现，还是由于行政系统规模的不断扩大而不得不引入市场系统的规则，总之，私有制早晚得出现，继之而来的就是社会中血亲继承制的出现。时间久了，这个血亲继承制也会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风俗。最终，在降低成本要求的推动下，这个血亲继承制的社会风俗也会渐渐浸入到重要的社会分工职位的继承上去。再最后，早晚有一天，这个血亲继承制的风俗就不可避免地要与最高行政首领的禅让制（旧风俗）发生矛盾、产生冲突。我们知道，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这个冲突最终爆发就发生在大禹死后。大禹的儿子推翻了大禹靠禅让制指定的接班人，自己取而代之了，新风俗战胜了旧风俗。当然，从更本质的意义上说，是新风俗背后的社会工具（规则）战胜了旧风俗。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种冲突类型，即：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原来由某个社会工具的规则所转化来的风俗，与该社会工具所产生的新规则所发生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当代文明中屡见不鲜。这方面最典型的，当属市场系统中使用贵金属为货币的风俗与使用某个抽象符号（纸币）为货币的新规则之间的长期冲突。我们知道，货币本身实际上是一种中介信用的标志，这种信用在长期的试错发展中最终落实到以某个贵金属的稀有性（不易假冒仿制）做为担保。但随着市场系统的不断发展，以贵金属为最终担保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客观上已要求用一种政府发行的抽象符号为货币，以政府做为最终的信用担保者。但在旧风俗的强大影响下，这个新的规则极难建立。再加上政府本身的一些缺陷（刚开始时缺乏经验，且政府本身易腐败等），情形就更是如此了。
  拿中国历史来说，从秦始皇的统一货币开始，一直到汉武帝最终发行面值和实际重量相符的五铢钱，其间经过了多次反复，最终才达成一定的妥协：货币由政府统一发行（统一担保），但不得使用抽象符号（面值与钱币的实际铜重必须一致）。再拿西方市场系统已经极度发达了的近代来做例子，确保贵金属货币制（风俗）的一派与取消贵金属货币制（新规则）的一派也是经过了反复的拉锯战，最终还是首先达成妥协：可以使用纸币，但必须保证纸币可随时兑换成贵金属，也就是金本位制。又经过长期的发展，随着人们对抽象纸币的逐渐习惯，以及对政府制约力的不断加强，最终直到上世纪70年代，做为过渡措施的金本位制才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到现在也没有彻底退出，还具有相当的影响），货币一律由政府担保的抽象符号来担任。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风俗，尤其是由社会工具的规则转化而来的新风俗，所具有的巨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