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界定法社会学领域三个标尺以及理论研究的新路径
  回答当然是:非也。
  我曾经在日本的学术圈内为厘定法社会学的疆域提议过这样的约法三章:(1)研究的内容聚焦于正式法与非正式法的相互作用。
  下面我就以这三个方面作为线索和尺度，对法社会学的形成、发展以及现状进行简单的描述和分析，并试图对理论创新的前景作出粗线条的勾勒。
  进入十九世纪之后，越来越多的法学家和社会思想家开始关注行动规范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影响。
  到十九世纪末，出现了法社会学的固定名称。
  法社会学的广泛流行和成熟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第一、在欧洲，除了对法律现象感兴趣的社会思想家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之外，受到严格的专业训练的法律人――例如盖戈(TheodorGeiger,1891-1952)、卢曼(NiklasLuhmann,1927-1998)――也开始瞩目法社会学，并试图为这门科目奠定科学的基础。
  另外，与职业法律家的参与相关联，司法社会学这一具有明显的实务指向的研究分支也方兴未艾。
  第二、在美国，通过继承霍姆斯(OliverW.Holmes,Jr.,1841-1935)的现实主义法学和庞德(RoscoePound,1870-1964)的社会学的法律学或者法的社会工程学的传统，形成了法与社会的研究范式。
  第三、在日本战后法制改革中爆发影响深远的法社会学论争，结果是采取现代化立场、进行经验性科学研究的学派成为法律学理论的主流。
  第四、在法社会学领域建立了庞大的国际性组织――最有代表性的是1962年设置的法社会学国际委员会(RCSL，以欧洲为根据地)、1964年设置的法与社会学会(LSA，以美国为根据地)，并且开辟了培育学术成果的基地――例如1966年创刊的权威性杂志《法与社会评论(LawandSocietyReview)》、名牌大学的法社会学研究中心等。
  不言而喻，法社会学兴隆的背景是社会科学的长足进步以及社会结构改革的需要。
  由于社会结构本身的剧变，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法社会学研究原有的基本范式开始动荡和改组，而新的替代性基本范式尚未确立，只是出现了许多中范围或小型的理论模型以及经验分析的成果。
  由此可见，社会人必然是关系性存在物;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社会人的行为方式实际上不外乎研究人际关系的各种类型、关系网络的各种变化和相应的效果以及法律秩序与关系秩序之间的各种组合。
  有必要指出的是，对于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的理解和处理，在法律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
  但是，社会学者的切入口则很不一样。
  根据1970年代初期的统计，美国的法社会学研究者中法律科班出身的人数占总数的39%，而社会学专业的出身者的比率是60%;但是其他国家的构成则颠倒过来，法律学者占52%、社会学者占29%。
  然而，无论是侧重法律学还是社会学，无论是只研究与规范有关的边缘现象还是把规范本身也纳入研究的射程之内，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基本的趋势在扩张，这就是法社会学在基本范式转变之际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这样的特征:强调互动关系和涵义甚于强调恒久制度和功能。
  法律的实施不再被理解为一种单行道的强制作用，而是一种双向行为的动态;在这个过程中，法律运作的主体和对象都不能完全孤立起来看待。
  在当代社会，对法律的信赖最终有赖于使用法律和服从法律的人们的民主性同意。
  从审判的角度来看，现代法律学本来提供的只是一种单纯的制度设计。
  自从法律现实主义对事实认识的不确实性和法律解释的主观性提出质疑后，上述单纯的制度设计开始受到修正。
  在这里，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基本上都是消除恣意的余地、维持审判的客观性和中立性，原有单纯设计的基本框架依然得到维持。
  但是，在正式法与非正式法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活跃或者在理论上得到强调之后，中立第三者的客观性视点就会相对化，甚至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视点，是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构思的那种所有参与者之间的交涉、争议、沟通、论证以及合意形成。
  对上述演变趋势如何进行价值判断，那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