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劳动者阶级为什么如此贫困？
  摘要：中国社会目前已分化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劳动者阶层目前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在四个阶层中属弱势群体。劳动者阶层在工资、教育、医疗、住房、下岗、就业、劳动保障等重大社会问题上，其利益被严重剥夺。
  公正与正义具有时代的概念，应当有一个时代的衡量标准。横向的比例比较最能说明公正与正义的程度。本文通过横向比例对比分析，认为造成劳动者阶层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国民收入的分配不公正。劳动者阶级在一次分配中工资所占比例过低；在财政支出的二次分配中，国家对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比例过低，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甚至低于落后国家而逼近世界倒数第一。这与我国的经济总规模位居世界第四、外匯储备总额高居世界第一形成鲜明的对比。非是财力不能，而是愿不愿意把资金投向与劳动者阶级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领域。极低的工资收入、高昂的大学学费、高昂的医疗费、高昂的房价、极低的生活保障，劳动者阶级就只能挣扎在贫困缐上。解决劳动者阶级的贫困状况，唯一的出路是劳动者阶级有效的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进行非暴力的阶级斗争，参与一、二次分配的决定过程。这是劳动者阶级获得经济解放的唯一途径。
  中国社会目前已分化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其中劳动者又分为三个子阶层：发展型、温饱型、贫困型。劳动者阶层目前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在四个阶层中属弱势群体。劳动者阶层沦落为弱势群体，表现在对政治权力、经济资源的拥有和对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微乎其微。
  中国的收入分配出现严重问题，贫富差距过大，基尼系数已达0.47，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缐（警戒缐为0.40），在工资、教育、医疗、住房、下岗、就业、劳动保障等重大社会问题上，劳动者的利益被严重剥夺，社会出现严重的不公正。
  公正与正义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准则，是人类社会应当追求的最高目标，劳动者阶级当然有权利追求这一最高目标。公正与正义，包括机会公正与结果公正两个方面的内容，本文讨论结果公正。劳动者阶级为什么如此贫困？主要原因之一是分配不公正，具体表现在对国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上。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正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初次分配主要解决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分配问题，衡量一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正的主要指标是分配比率，即劳动报酬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如果劳动者的报酬总额占ＧＤＰ的比重越高，则说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正。目前我国总工资占GDP的比例为15%左右，资本主义国家为5060%之间，如美国，国民总产值的70%是劳动报酬。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目前初次分配存在着资本所有者所得畸高、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局面。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逐年下降，1991年为15.3%，1996年为13%，2000年下降到12%，2004年为12%，2005年下降到11％，同时，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持续扩大。
  瑞典的劳动所得（工资加雇主为其支付的相当工资总额约40%的社会保险金）与资方所得（利润加折旧费）相比，在二次大战战后初期为1比1，六十年代为2比1，七十年代为3比1，八十年代为2比1，有些年头甚至达到4比1。中国的这一比例恰恰相反，2004年为0.65比1，远远低于瑞典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的比例水平。劳动者的工资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例如此之低，工资低就再所难免了。
  2003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一国的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过渡时期，也是该国公共产品需求快速扩张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现代化是以公共服务为基础。中国正步入公共产品需求的大扩张时期，人们由对满足温饱需求已开始转为对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性公共服务的需求，但目前这些公共产品的供给却远远不能满足。很明显，资本家、中产阶级对社会公共产品的依赖程度很小，而劳动者阶级对此依赖程度很高。如大学学费，年学费为2千元或者是1万元，对资本家、中产阶级无所谓，但对劳动者阶级而言，2千元，有可能上得起，1万元，上不起甚至是家破人亡，近几年时有报导因出不起高昂的大学学费而自杀的事件。比较不同国家对社会公共产品的投入，能够让我们清晰的看清这一问题。
  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收入的12%。在发达国家中，社会保障的支出一般占到财政支出的30%左右。
  1996－1997财政年度，在英国中央财政支出总额中，社会保障支出约占32％，卫生及社区服务支出约占17％，教育支出约占12％；2004，我国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总量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25％，美国为75％；近年来，我国每年在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重逼近世界倒数第一，除了柬埔寨、辛巴威等国比我国低之外，绝大部分国家都是高于我们。马来西亚，1999年养老退休8.2%，社会保障13.3%，社会服务34.5%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合计为56%。
  地方财政支出也是如此，如对浙江与部分西方国家地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比较，在西方发达国家财政支出中，教育卫生保健支出大都占到1/3以上。浙江教育支出和卫生保健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別为18.13%和5.48%，合计为23.61%，美国为53.3%；德国州级财政为30.7%；教育支出英国为29.2%。浙江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4%，其比重分別比美国、德国州级财政低13.5和13.7个百分点，比英国地方财政低9.2个百分点。
  横向的比例比较最能说明问题，也最能说明这方面我国的公正与正义的程度，公正与正义具有时代的概念，应当有一个时代的衡量标准。大学学费、医疗费用的高昂，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在国家的财政支出中，教育、医疗的投入比例过低，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甚至低于落后国家而逼近世界倒数第一。这与我国的经济总规模位居世界第四、外匯储备总额高居世界第一形成鲜明的对比。非是财力不能，而是愿不愿意把资金投向与劳动者阶级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领域。劳动者阶级在一次分配中工资过低；在财政支出的二次分配中，国家对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过低，导致高昂的大学学费、高昂的医疗费、极低的生活保障，劳动者阶级就只能挣扎在贫困缐上。
  在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中，利益受损的是劳动者阶级；在二次分配中，利益受损的仍然是劳动者阶层。为什么利益受损的总是劳动者阶级？原因很简单，劳动者阶级只是名义上的国家主人，而实际上早已沦落为弱势群体。劳动者阶级除了拥有能够出卖的劳动力外，沒有其他任何稀缺资源，而劳动力本身作为商品在目前处于过剩状态。劳动者唯一拥有的资源是人数众多，占人口的80%左右。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80%的人的意志应当佔据意识形态的主流，国家的政策、方针、法律法规应当由大多数人说了算，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但劳动者阶级一盘散沙的无组织状况，使人口众多这一资源不能转化为有效的政治资源。
  在一次分配中，即在工资数额的确定过程中，瑞典社民党在支援工人组织起来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同时，还支持总工会与雇主协会进行谈判，并于1938年达成了通过谈判解决工资和劳动条件问题的协定。在社民党的支持下，议会于1972年通过了《股份公司和经济组织中职工代表权法案》，使雇有25人以上的企业理事会中都有职工代表。之后又通过《就业保护法》和《劳动环境法》，对企业主解雇职工的权力进行了重要限制，并加强了工会在劳动环境和工作条件等问题上的发言权。1976年通过的《劳动生活中的共决权法案》又规定了企业一切重要决策事先都要听取工会意见，从而进一步限制了资产阶级的权力。
  美国着名杂志《时代》週刊最近做了一个报导，有两个清洁工。一个清洁工叫克雷格·钟斯在辛辛那提工作，职务是清除垃圾，这在清洁工中也是最髒最累的活儿。他每晚工作4个小时，一周工作5天，时薪6.5美元，一个月500多美元。他租最便宜的房子，每月租金215美元，再扣除电话费和水电费，剩下的钱够吃饭就不错了。另一个清洁工在匹兹堡，名叫罗比·格瑞。她负责一个会议中心的卫生，工作环境乾净得多，每週工作40个小时，一小时12.52美元，年收入26000美元。同时，她享受健康保险、三周的年假和三天的个人假期。罗比和她收入类似的丈夫，不仅买了房子，还把两个女儿都送进了大学。两个清洁工的命运为什么如此不同呢？因为克雷格背后沒有工会，而罗比则是工会会员。在匹兹堡，强大的清洁工工会集体和雇主讨价还价，要求"生存工资"。
  决定工资水平这样的集体性专案，只能通过集体谈判来解决。而中国目前基层工会的现状是有名无实甚至无名，不可能有效的代表工人的利益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基层工会组织的缺失，使全国性的组织只能是一摆设，无涓涓溪流，大河只能是一乾枯的河床而已，毫无实质性的意义。
  解决劳动者阶级的贫困状况，唯一的出路是劳动者阶级以行业工会、农会等方式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参与一、二次分配的决定过程。国际歌裏说的好，从来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一切靠自己。当今中国，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四个阶层并存共生已成事实，全体劳动者团结起来，进行非暴力的阶级斗争，是获得经济解放的唯一途径。
  3.陈伯君，《劳动力成为商品后政府的责任是什么？》，网路，《学说连缐》，2006年5月7日；
  7.齐志宏，《多级政府间事权划分与财政支出职能结构的国际比较分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06年3月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