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美国研究》1994年第2期美国土著部落地位的演变与印第安人的公民权问题
  下文便就这些问题略加讨论。
  一、土著部落与美国的早期关系
  但无论怎样，在与美国的关系中，土著部落处于近乎“外国”的地位;印第安人并未受到美国的政治控制，而是美国政治体系以外的居民;因而在制订《联邦宪法》之时，绝对不可能考虑到印第安人的公民权问题。
  大约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土著部落的地位陷入难于摆脱的困境，无论对印第安人抑或是美国政府，都成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
  切罗基族长期生活于美国南部地区。
  根据与美国所签定的条约，切罗基族在佐治亚一带享有独立和主权。
  这被认为是美国政府对部落地位所做出的新的解释。
  马歇尔在判词中指出，印第安人与美国的关系，属于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的一种特殊类型:一个部落对美国来说，既不是“外国”，又是拥有特定地域和独立主权的“nation”;〔3〕某一州的法律不能在部落领地内生效，处理与印第安人的关系的职权乃系联邦专有;说到底,部落乃是既非独立又非从属的“nation”，它们在与美国的关系中，属于“国内依附族群” (domestic dependent nations)，类似“被监护者与监护人”的关系。
  但是，马歇尔的判决有美国政府的强大实力作为后盾，其所确立的是一种“被监护者与监护人”的关系模式，并使殖民地时期便一直存在的“父权主义”(paternalism)获得法理上的意义。
  二、美国政府对部落主权的剥夺
  在白人心目中，部落主权乃是“文明开化”的障碍，因为印第安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即以部落为依托而存在，美国如能完全控制印第安人，其由狩猎状态向文明生活的转变，便会更为容易而顺利。
  对部落主权的剥夺，是以武力的征服为先导的。
  到1871年，土著部落在名义上享有的主权实体的地位，亦因美国政府终止与之签订条约的作法而被废除。
  〔9〕因此，要求废止与部落缔约的作法和呼声，一直不绝于耳。
  “委托管理论”指的是美国政府受部落的委托，代部落管理印第安人的财产及其他事务。
  部落政府的另一条臂膀，也随美国政府强化对保留地印第安人的司法控制而流于无形，作为部落主权象征的司法权，因而不复存在。
  这就是所谓“任意权力原则”(plenary power doctrine)，后来成为美国政府处理印第安人事务的又一重要工具。
  土著部落所受到的另一次更沉重的打击，来自1887年的《道斯法案》。
  因此，这个法令遭到许多部落的抵制。
  可见，经过武力征服、保留地制度、废止条约方式和份地分配运动，土著部落遭受一次又一次重创，由原来的主权实体演变成被监护对象，进而丧失司法权、财产管理权和土地权利，失去对其成员的政治控制，沦入名存实亡的状态。
  美国政府虽然没有在任何一项法令中明文宣布废除部落，但其实际对待部落的措施，却一步一步导向对部落制的毁灭性打击。
  三、印第安人的公民权问题
  待部落制被基本打碎之后，全面授予公民权的时机亦告成熟，印第安人在一夜间俱悉成为美国公民。
  早在1855年，美国国会即授予怀恩多特人公民权。
  1916年，最高法院也推翻从前的判决，延缓授予公民权的进度。
  美国政府对授予印第安人公民权表现出犹疑反覆和举棋不定，主要是由于公民权问题并不简单等同于打破部落制，而涉及多种至为重要的环节。
  〔21〕1911年最高法院在另一案件的判词中对上述原则作了引伸:“没有能力的人，尽管是公民，或许也不会有控制其人身与财产的完整权利”，而且，“公民身份中并未包含与对印第安人土地的监护相冲突的东西”。
  这种政策上的矛盾和草率，给印第安人造成许多难于弥补的损失和苦难。
  〔23〕上述各州均为印第安人人口最多的州，它们有关选举权的规定，把绝大多数印第安人拒于美国政治的大门之外。
  在没有为上述问题找到切实的解决办法之前，美国政府并未停止授予印第安人公民权的工作。
  但是，《印第安人公民权法案》并没有给印第安人的公民权问题划上句号，也没有给土著部落地位作出最后的结论。
  四、部落的兴衰与印第安人的命运
  而印第安人则不然。
  美国政府未能理解部落在印第安人历史和文化中的这些重要性，以种族利己主义为指针，以文化偏见为出发点，欲毁灭部落制而后快。
  打破部落制所产生的一个长远的后果，便是土著社会演进的阻断和社会结构的瓦解。
  印第安人的经济和战争活动，一般都在部落的主持下进行。
  土地的流失则是打破部落制给印第安人带来的最直接的损失。
  而且，摧毁部落和授予公民权，不仅未能改善印第安人的处境，反而导致他们生存条件的急剧恶化，给他们造成深刻的文化危机。
  切罗基人的遭遇便可作典型例证。
  所以，对印第安人来说，利害攸关的不是美国公民权，而是部落存在的权利;不是政治上的平等，而是政策上的特惠。
  历史事实业已证明，部落的兴衰与印第安人的命运之间，存在一种休戚与共唇齿相依的关系。
  部落地位遂得以复兴。
  1934年，国会制订《印第安人改组法》，宣布停止实行份地分配，承认土著文化的价值，恢复部落制，帮助印第安人重建部落政府。
  但是，《印第安人改组法》并不能一劳永逸地维持部落制的合法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化思潮再度主导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政策，终结联邦对部落的特惠政策，解散部落以使印第安人成为完全的美国公民，这样的措施一度付诸实施，再次对部落的地位造成威胁。
  〔33〕至此，文化多元主义最终取代种族同化而成为美国政府印第安人政策的精神原则，部落的合法地位方获得可靠的保障。
  然而，部落制的恢复和自决运动的进展，却同时给印第安人的政治地位带来困扰。
  1968年，在民权运动的推动之下，美国国会制订《印第安民权法》，本意是将美国宪法前10条修正案的原则平等施于印第安人，但一些部落则以其干涉部落主权而加以抵制，使得联邦最高法院不得不在1978年的一项判决中，提出用部落习俗和传统来解释民权法，使该法与自决趋势调和起来。
  据有关资料，1980年美国印第安人部落获官方正式承认者有504个，另有100余个人群的部落地位尚待联邦认可。
  〔35〕每个部落均据有土地，设立政府，制定宪法，对保留地内的各项事务拥有决断之权，并通过各种途径参与联邦有关印第安人的决策。
  今天回顾历史，可以体会出美国土著部落兴衰中所包含的种种深沉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