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互联网行业拒绝交易的规制与边界
  在互联网平台之间的竞争中，我们可以发现，“拒绝交易”与“兼容”，成了高频出现的一对词语。
  但是，无论如何，慎用反垄断法，而非积极扩张，才是反垄断执法真正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该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认定被一系列企业控制着铁路桥及转运和仓储设施构成了关键设施，而这些企业拒绝与其他铁路公司分享这些设施的行为，也因此构成了拒绝交易的反垄断行为。
  因此，现代关键设施原则的最早案例往往追溯到美国最高法院1973年的Otter Tail Power案，在该案中，一些市政公司想从其他企业那里购买自己所需的用电，在这一背景下Otter Tail Power拒绝向向这些市政公司销售电力。
  显然，Otter Tail Power的意图是想要“捆绑”住这些市政当局。
  正是因为这些难以回答的问题，在随后的单方拒绝交易行为的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往往对关键设施原则采取回避的态度，如Aspen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绕开了关键设施原则，而在Trinko中美国最高法院则对关键设施原则“既不承认也不否定”。
  Aspen案及其适用的限缩
  在此后2004年的Verizon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则不无紧张的分析到:
  通过对关键设施原则以及单方拒绝交易的案例的梳理，可以看出，如果说早期反垄断法在针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用力过猛，而要求禁止“屏蔽”必须“兼容”的话，那么反垄断法自身的发展恰恰说明这种必须兼容的“猛药”并非反垄断法所应当充当的角色。
  网络“拒绝交易行为”的反垄断法适用
  一方面，互联网行业尤其是社交网络的发展，使得互联网经济具有更强的网络效应。
  在这种背景下，屏蔽与兼容，就转化成为了网络效应是否产生垄断，兼容义务是否导致流量的“劫掠”。
  2008年发生在美国的LiveUniverse案正是互联网行业“拒绝交易行为”反垄断法适用的标志性案例。
  面对传统的拒绝交易问题的网络时代的纠纷，一审法院以并不存在事实上的排他性行为而驳回了LiveUniverse的诉请。
  虽然，美国最高法院从在Aspen案中确立了强制交易的义务，但是正如在Aspen案之后的Verizon案等法院所认定的那样“Aspen案只是反垄断法第2条适用的最外部的边界”。
  在Trinko案中，更进一步确认Aspen案只适用于拒绝交易的主体之前自愿地进入到了交易之中，但是随后为了获得竞争中长期排他而带来的收益拒绝了交易因而造成了短期福利的损失。
  概括起来，能够看到，在网络行业中适用传统反垄断法的单方拒绝交易原则，并没有脱离传统原则的适用条件与边界，即，从形式上来看，适用单方拒绝交易原则的情景已经随着关键设施原则的衰落与拒绝交易规制原则的限缩而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仅在存在事前对双方都有价值的交易而被单方解除时才能够得以适用;而从实质的角度来看，是否适用反垄断法对“屏蔽“行为进行规制，也并非当然直接的适用，而需要考虑经济理性。
  “拒绝交易行为”的经济理性与边界
  反垄断法并非钳制经济的“紧箍咒”
  在网络行业的“屏蔽”行为的分析中，道理也是一样。
  事实上，如果在微信等网络行业的案例中适用反垄断法，一方面要求需要证明微信等网络企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而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容易认定的问题。
  另一方面，拒绝交易行为的规制也需要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不考虑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时，也还可以分析拒绝交易行为排挤竞争的效果——事实上，在无法认定市场支配地位时，反垄断法的适用也就因此终止了。
  通过前文的分析，能够看到，传统的关键设施原则已经逐渐衰落而为法院拒绝援引，更多的转化成为规制的义务，而非反垄断法适用的原则。
  同时，单方拒绝交易的规制，在摒弃了更为严格的关键设施原则后，也呈现出适用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的趋势。
  在适用单方拒绝交易规制的网络反垄断法案例中，裁判者更为强调Aspen案只能适用于传统存在自愿交易并且交易是有利的情形之下的单方拒绝交易行为。
  这种形式上的限缩，正来自于对反垄断法功能不断清晰的认识:那种对反垄断行为认定困难而导致反垄断法很少适用的“叹息”，显然误解了反垄断法的真正意涵:反垄断法从来都是为了能够让经济更好的发展，而非让竞争者获得更多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