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过账制度的产生
  第一节 过账制度的产生
  对过账制度，长期以来有学者予以关注与考察，有确凿可信的材料证明至少在19世纪中叶，宁波钱业就推行过账制度，并通过上海为舞台，向全国推广，成为全国钱业普遍遵从和有效实施的管理制度和规则。
  《鄞县通志·食货志》辑录有同治三年前的钱业《庄规》，其中有条款如下：“—议外行划账，其数以三十元起码，多则照数，须于当晚抄录，次早汇集公所划清，如少数未符，不虑徇情，公议照罚。—议同行持簿来对者，账上设有未符，无论同行外行，数目不合当时道明指驳，勿得含混答应，希图隐匿，倘至受错之家查出，不惟所错之数，照数加罚并须倍罚。”
  同治三年为1864年，此项《庄规》证明至迟1864年宁波已经全面系统地实施了过账制度。作为一个相当完善有效的系统工程，其发轫、草创、试行、完善、修缮应该不是一己之力或一役之功，所以学术界争论点就集中于大致何时宁波钱庄开始施行过账制度。
  日本著名中国经济史专家斯波义信详尽、翔实、系统地研究了明清以降的宁波商业和社会，在《宁波及其腹地》一文中说：“过账制度确实是在十六世纪六十年代到十七世纪二十年代由宁波人所创立。”这纯粹是一种推测，缺乏足够史料支持。
  美国著名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认为，宁波钱庄的过账制度可能与16世纪开始在日本流行的“大福账”有关，宁波钱业借鉴了这一体系并加以改造。
  王恭敏先生认为过账制度应该产生于1843年至1844年之间，也即宁波开埠后。
  叶世昌先生在《中国古近代金融史》中认为：过账制度的产生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理由是制度的完善是系统工程，应该有一个准备、酝酿与过渡的时期。
  《宁波钱业会馆碑记》记载：“今宁波钱肆通行之法，殆庶几矣。海通以来，宁波为中外互市之一。地当海口，外货之转输，邻境物产之销售，率取道于是，廛肆星罗。吾闻之故老，距今百年前，俗纤俭，工废著，拥巨资者率起于商人。习踔远，营运遍诸路，钱重不可赍，有钱肆以为周转。钱肆必富厚者主之，气力达于诸路，郡中称是者可一二数。而其行于市，匪直无银，乃亦不专用钱，盖有以计簿流转之一法焉。大抵内力充，诸肆互相为用，则信于人人，故一登簿录，即视为左券不翅也。其始数肆比而为之，要会有时。既乃，著为程式，行于全市。其法，钱肆凡若干，互通声气，掌银钱出入之成。群商各以计簿书所出入，出畀某肆，入由某肆，就肆中汇记之。明日，诸肆出一纸，互为简稽，数符即准以行，应输应纳，如亲授受。”
  徐寄安1932年著有《过账须知》一书说：“考过账制度之起源，盖在逊清咸丰年间。是时流行于市面之货币，除现银外，厥惟铜钱，营金融业者多以钱为中心货币，钱庄命名之由来，即在于此。铸钱之铜多取给云南，洪杨作难，滇道绝阻，原料之供给短缺，市上所有货币，不足以供需要。东南乃有钱荒之患，时上海市场犹属草创，东南沿海商业，宁波实执牛耳，钱荒之患，当为殊甚，乃谋增加货币效用之办法，过账制度遂应用而生……初以制钱过账，海禁即开，社会多用墨洋，固而易钱为洋，沿用迄今，已有八十余年历史。”
  徐寄安的过账制度起源的说法为后人接受，成为主流观点。徐世治在《宁波钱业风潮报告》一文也是这种观点的沿袭。季素曼也基本引用于此。
  成稿于1936年的《鄞县通志·食货志·钱庄》也是这样记录的，但又提出，张恕所撰的《碑记》讲到咸丰二年（1852年）鄞县县令段广清发布的告示中有“地丁钱每两照甬江过账钱二千陆百文，秋米每石照甬江过账钱肆千陆百文”这样的话，那么过账制度应该更在咸丰之前。
  段光清在《镜湖自撰年谱》咸丰二年里，曾说过“又鄞县一缺，向无公用，今定每两二千六百，无分红白，民间既不偏枯，官用亦足开销”，两相印对，《碑记》的记述是可靠的。《年谱》一书是被后人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不存在《鄞县志》作者从中参考的问题。在1858年他又准确地记述了“进出只登账簿”的过账方法。
  至此可以清楚地知道，至少在1852年，过账制度的影子已经在宁波钱庄投射，并且被地方政府所承认并应用于主要的财政经济活动。那么太平天国运动导致钱荒而催生过账制度的说法就不怎么可靠了。《钱业会馆碑记》作于1926年，据它的记述，百多年前，当在1826年前，叶世昌先生也是依据这一材料推算的，故此对过账制度的确切时间就难于统一了。
  还有两则材料讨论过宁波钱庄的过账制度问题。一是1918年因为宁波金融市场严重的现水问题导致钱庄停止过账，引起各方震动，时宁波旅沪同乡会专门呈文北洋政府财政部。其中说“伏查吾甬商埠数百年来习惯，全恃过账为信用，故称之曰过账码头，而现洋之流通无几，商业则极繁盛”。
  另一则材料也是因该现水问题，宁波钱业同业公会在宁波旅沪同乡会出面调停时致书该会的《甬江钱业对于革除现水之意见》，“钱业庄规向例缺单庄家，其所划缺单应向多单认息拆借，而多单庄家亦不能将所多划洋逼令缺单还现，同业互有多缺，互相通拆，以划还划，向不取现，行之百余十年，成为惯例”。
  把过账制度说成数百年历史，虽与斯波义信说法一致，却是不可靠的。它只是为了强调而加重说的，它可能把宁波钱庄的历史与过账制度的历史混同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解读出宁波钱庄至少在18世纪初就已经很活跃了。
  1918年上推110年，大致在19世纪初期。此话出自钱业中人，且有确切的时间表，与碑记也较接近，应该是相对可信的。
  钱业是一个封闭的专业集团，以学徒方式相传，传说中的可信程度应该颇高。我对上述材料进行详细认真的研究和解读，试图找到共同的基点来说明过账制度发生的机理。以作者在金融界服务十几年的经验知识，自以为找到了一种比较符合逻辑的，能够对上述说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其实是人们对过账制度的认知产生不同解读而导致了理解上的差异。罗马不是一天筑成的，作为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是关乎民生经济最重要元素的金钱的交易，岂可能闭门造车，一夕而就。即使能形成完整的制度设计，还有市场接受性问题，只有通过不断试错试行，修改、修订、修正，最终达到完善、完备、完整、完竣。
  试将过账制度系统分解为三个主要阶段与过程：记账阶段、过账阶段、票据交换阶段。也就是说，过账制度是从19世纪10年代记账阶段开始形成，历时几十年时间，直到1856年形成同城票据交换模式最终完竣的。
  记账阶段就是开户。以前钱庄的借贷都是现金交易，客户的借款都是记录在钱庄自己的统一的账簿下，没有分户账。随着宁波商人的对外拓展，产生了较大规模的汇兑业务的市场需求。而且这种汇兑业务是经常性发生的，它与钱庄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现金太重且有安全性问题，所以要借助钱业的汇兑网络，“钱重不可赍，有钱肆以为周转”。商人们在外经商，资金流动也很频繁，按过去做法，都是单独交易。汇出交付现金，汇入则提取现金，钱庄是纯粹的中间服务。慢慢地，为了方便和提高效率，钱业发现，可以给客户一个分户，汇入汇出都在这一账户下进行，也可以一次性存入，分次汇出，外地的大宗汇款也不必急于提取，先存放在钱庄中此一账户下，因为钱庄业都是拥有巨资的富商大户开设，所以信用卓著，且负无限责任。对客户来讲，每天现金搬来搬去，存在安全性问题。另外，货币要清点，辨别真伪（在今天都是个问题），钱业有鉴别专家，具有相对优势，如果有假币混入，从常识上讲，也会起争执。对钱庄来讲，账户开设，总有未被提取的资金，就可以将之运用，只要流动性不出问题，又能把客户稳定巩固住，《碑记》就是从这一角度说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伊懋可所说的借鉴日本的“大福账”的记账办法也是有可能存在的，但不能肯定。因为记账方法，没有很大的技术含量，我国本土也很容易被开发使用，而且中国的商业远比日本发达。
  过账阶段。过账即转账，就是把钱从甲账户转到乙账户。它是承接了记账阶段而来的，记账只是对本账户项的收入付出发生的记载。过账涉及不同账户的转移。记账相当简单，过账就复杂多了，涉及收、支与钱庄三方，由客户双方认可，钱庄证实，这需要相应的制度配套，否则会产生纠纷。最初是在同一钱庄开户的行号账户之间转账，只要交易双方能证实这笔交易的真实性，账户上也有足以支付的资金，钱庄从中划账就可以了。这也开始进入过账制度的核心问题，通过钱庄的金融中介服务，以开户结算的形式颠覆了传统的现金交易模式。商家之间买卖可以不必考虑真金白银，代之以一种“虚本位”的过账洋，这就是为什么段光清县令发布公告中提及甬江过账钱问题。
  同城交换阶段以我的研究，这一庄规订定在1856年，理由是在《庄规》中有一条：“一议英洋虽已行用，所畅通者宁绍上海而已，故佛洋仍旧通用，然价目不同，应听来人，或英或佛，收付交易，公平作价，勿得抬抑，以翼招徕。”佛洋指西班牙（佛朗哥）银元，英洋即鹰洋，指墨西哥银元，因银元上铸有墨西哥国徽鹰图案。墨西哥原为西班牙殖民地，产银，佛洋原来也多由墨西哥产。1821年，墨西哥独立，开始铸造鹰洋。1854年前后开始流入中国。“1855年，外商采取步骤把墨西哥银元（俗称鹰洋）当成货币，就像在广州做过的情形一样。”，宁波、绍兴、上海之间联系密切，鹰洋的使用应该几乎是同一时间的，所以说《庄规》订于1856年是比较接近事实的。
  1856年正是太平天国运动时期，那么与徐寄安的说法正是相吻合的。太平天国1851年起事，到1853年定都南京，由气势如虹转入对峙阶段。云南回民、贵州苗民相率起事，才致云南之铜无法外运，政府因缺乏原料不能铸造钱币。市场中的货币供应量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不适应，就患钱荒，而钱荒最为严重的是宁波。由于实行金属货币的国家垄断制度，现金的严重缺乏使得商品经济基础上的交换与生产受到影响。用现代货币银行学理论很能说明问题，全社会货币供应量必须与社会经济规模相适应，除非经济是零增长，不需要增加货币供应量。宁波之所以患钱荒最严重，恰恰在于它出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对货币供应量的需求更大。原因在于对外开放后，从事外贸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许多宁波人转而从事外贸业务，并开始以上海为据点，这可以从两件事情上体现出来。一是宁波籍买办开始登上国际经贸舞台，出现了穆炳元、杨坊等著名的买办，并提携、培养、吸收了一大批同乡买办，很快地超越了广东籍买办，这部分人贸易资金来源的初始阶段主要依靠母体宁波供给。其二从外贸总额上可以发现，经过短暂磨合期以后，中英贸易又开始迅速回升并快速发展。1844年，刚刚开放之初，英国人抱有很大的期望，乐观主义占上风，输华物品达230万镑，但是英国人不了解中国人的消费需求与偏好，贸易遭遇冬天，到1852年才恢复到250万镑。其三是交易规模大幅度提高。以上海为例，1843年来沪船只44只，共8，548吨。五年后，1848年计有133只，共52，574吨。1843年平均每艘船载重不到200吨，1848年达到400吨。同样船货物的价值也大为增加，所需资金量必大增。
  经济在增长，产业规模在扩张，渴望从制度渠道获得资金来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恰好发生太平天国运动，不能获得正常货币供应的补充，还承担着筹措军饷的军需任务，这迫使宁波人面对和思考，“谋增加货币效用之办法”，实行同城范围的全面性的转账结算和票据交换制度，开始了实体货币（M0）到信用货币（M1）的革命性变革，货币供应量的定义被第一次深化，用一种虚洋本位与现金货币进行制度对接，货币效率得以提高，同样的经济规模所需的现金量更少，从现象上看是节约现金，本质上就是创造货币。
  记账是一种自我支付，没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应该是从汇兑发展而来，伊懋可所讲的日本的大福账，也类似于此。大福账是日本大阪地方药材商给零售商的赊账记事本，在此账本上记录一定时期内的收付情况，待年底按欠账余额向零售商收款，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联与必然性。但是不同账户的转移支付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它是传统金融的最主要的制度创新。它大致从1844年开始，而且很难说是完全本土的，尽管它带有浓厚的本土色彩与钱庄特征，我认为它的出现多少受到西方银行制度的影响，或者宁波钱庄业部分地接受了西方银行业转账支付的基本原理，加以中国化的改造与表述，以至于我们后人从形式上看不出两者的关联度。
  为什么这样说呢？虽然没有直接史料记载，但我们能找到间接的比较有说服力的证据。宁波对外开放的正式实施是1844年1月1日，在英国人来到宁波前，宁波商人就已经满怀期待，抱着很大热情，宁波道台陈子骥、宁波知府李汝霖在当时的奏折中写道：“嗣因各处商民，纷纷运货到宁，候期交易，而啰酋杳无来浙之信，不特货物偷漏堪虞，人心亦未定。”但是当双方进行交易的时候，发生了障碍，“夷人与内商交易，多系以货换货，并非专用现银，若货物不能流通则内商罕至，夷商坐困而船到渐稀，其税必致短绌”。双方彼此缺乏信用与了解，也没有合适的金融制度为之服务，这使贸易双方都存在极大的不便。不过宁波地方政府在此前已经有一定的准备。当时宁波地方官府指定久安、源和、久和三家钱庄代售洋商进出口税，从这条史料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并作合理的逻辑推演。
  第一，钱庄业当时已经有代收代付的服务功能，说明记账功能仍然存在，地方政府把财政收支账户开设在钱庄中，既免去现金点收、鉴别、保管的麻烦，又能获得一定的利息收入。这些收益利息可能没有列入财政预算，就有可能导致官员自肥，钱庄起到了地方国库的职能，这与段光清县令发布的布告是一致的。
  第二，当时钱庄尚不具备转账支付的功能，这一金融服务才使得物物交换成为常态。如果钱庄存在转账支付的功能，钱庄的金融中介可以方便双方的交易，而不必采用易货这种最为原始的方式。
  第三，它是有记载的最早的钱庄与洋人的接触。当时英国的银行制度已经成熟，商人们对银行开户转账、结算已经非常的熟悉，并成为常识，在双方接触的过程中一定会将相关的西方先进金融制度与作业模式做一定程度上的介绍，也会抱怨中国旧有的金融制度的落后性。这一先进的制度就被往来的三家钱庄移植仿效，以一种完全中国化的面目出现，他们能想象到的也就是这么多。他们没有亲自去过西方，账号管理、支票转账是没有概念的，但在设计思路、基本理念上所能达到的功能基本近似，因此这几家与洋人有接触往来的钱庄中观察力敏锐、创造力强的就开始试行转账支付的办法，然后从庄内划转开始演变到联庄转账，“数肆比而为之”。
  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完全本土化原创的可能性，但可能性应该是比较小的。
  那么这里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它产生于宁波，而不是广州、上海等其他地方呢？从理论上说，广州人与西方的接触更早，西方的银行制度应该是先向他们传播的。我的理解是因为广东实行的是特许贸易制度，所有的西方人被限制只能与指定的公行往来。公行充当了经纪人的角色，彼此经常打交道，相互熟悉信任。西方人把整条船上的货物交由公行出售，货款由公行代收，出口货物也由公行采办，货款从中抵扣支付，也就是说公行已经包含了简单的支付功能，也就不需要另外的金融服务。广州城内的金融服务与外商是阻断的。故此，一直存在“夷欠”问题，即公行拖欠应该给外商的货款。乾隆二十四年，发生了资元行拖欠东印度公司的货款五万两，致洪仁辉入京告御状的风波。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英江宁条约》中中国赔款2，100万两，其中就包括广州公行的夷欠300万两，这是很多书上选择性回避的问题。
  上海呢？宁波发生钱患，货币供应量不足是催生这一制度的外在要素，上海没有出现钱荒的问题。同样是战争，怎么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呢？这完全是租界的缘故。当然宁波也有类似于租界的外国人居留地，但其规模很小，人口不多，以至于在财政上难以负担建立一个公共自治管理机构的需要。我们知道，太平天国战争使浙江大地遭受极大的蹂躏与毁灭，而上海却因为战争格外繁荣起来。很多人怀着对战争的恐惧前去租界寻找避难所，租界的人口因此由20万增加到50万人，新增加的30万人中，浙江的地主富商占据了相当的比例。他们在去上海租界的同时，也一定会把财产携带而去。上海一下子集中了江浙两地的财富，货币短缺的问题也得到了缓和。在太平天国占领宁波的时候，宁波人也把上海作为主要的避难所。“时宁波殷户，皆在上海逃难未回”，一定也把宁波市场的现金大量地输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