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中国改革的独特历程，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和流派也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释。
  中国40年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是始终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积极进取，遵循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中国改革的独特历程，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和流派也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释。
  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一场制度变革，而这场制度变革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及传播过程相重合，这也使新制度经济学成为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影响最大的一门经济学科。
  一是科斯提出的产权理论。根据科斯第二定理，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情况下，初始产权的界定非常重要，不同的产权界定将导致不同的经济效率，因此产权制度的初始设置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而从中国改革的实践可以看到，农村中农民承包农地期限的延长、农民承包地经营权的流转，城市中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抓大放小”等，无不有着产权理论的深深印记，我国的改革正是向着明晰产权、保护产权的方向推进的。周其仁认为，通过重新界定产权，制度成本显着下降，经济活动的绩效明显提高。
  二是威廉姆斯等提出的交易费用理论。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交易的效率就是经济运行的效率，交易费用越低则经济活动的效率就越高，因此，交易费用最小的制度就是最有效的制度。我国的一系列改革又有着降低交易费用的目的。微观层面，企业内部逐步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机制，就是为了降低内部组织成本和外部监督成本等。宏观层面，政府对经济社会管理的改革，包括“放管服”、商事制度改革、推出负面清单等，也都以节约交易成本为目的。
  三是诺斯等提出的制度变迁理论。诺斯根据主体不同将制度变迁划分为两种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前者是一种自下而上引发的变革，后者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变革。科斯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原因就在于存在着两种不同路径的改革：自上而下由政府推动的改革（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诱发的边缘革命（底层创新），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在具体的改革实践中，先试点后推广、先局部后全国，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从而形成了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渐进式改革模式。
  四是张五常等提出的县际竞争理论。张五常认为，县际竞争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经济困境中出现奇迹的主要原因，是21世纪初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认为，各个县好像是一个个企业，县际之间的竞争就像公司间的激烈竞争，县际竞争使得工业类聚的集中发展非常显着、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受到压力加速，同时也协助了减少贪污，正是这样的竞争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实际上，县际竞争也可扩展到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竞争。刘鹤指出，中国每个成功的省，甚至各个成功的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其独特之处在于激励经济发展的不同变量作出了极不相同的贡献，但在本质上又有相似之处。
  五是刘鹤等主张的文化因素论。刘鹤认为，经济增长表面的决定因素是资本、劳动力、技术和地理优势，但是最终起作用的是文化和习惯的遗传，按照循序渐进的传统和中庸文化特点摸索改革路径。朱天也认为，高储蓄率和较高的公民教育水平的确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动力，而这主要来自于重视储蓄和教育的中国文化。
  一是钱纳里提出的对外开放理论。根据钱纳里的两缺口模型，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对于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起飞有重要作用。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来看，开放的作用丝毫不亚于改革。刘鹤指出，开放使中国及时利用了人类社会发展经济最好的实践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对外开放也对旧的计划体制起到冲击、震撼和瓦解的重要作用。通过采取外向型经济政策、设立经济特区、人民币大幅贬值、加入世贸组织等一系列日益深化的改革措施，中国得以建立起与国际经济的紧密联系，并充分享受到全球化红利，进而将整个经济体系嵌入到全球分工链条，依托低劳动成本等综合比较优势，以最快的速度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并改进经济流程，催生了庞大的工业化浪潮。
  二是格申克龙等提出的后发优势论。从这一理论来看，中国在1978年之后的迅速发展得益于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既可以发明新产业、新技术，也可以从高收入国家借鉴比自己现在用的技术好的成熟技术，进入比自己现在的产业附加值高的成熟产业。这种技术和产业借鉴大大降低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成本与风险，从而可以获得更快发展。不过，杨小凯认为，还应关注后发劣势，后发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但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会触犯既得利益。其结果是，后发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快速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可能导致失败。
  三是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特殊之处，就是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一方面，改革期间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张迅速，得以大规模吸纳就业，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转移，从而把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化为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经济活动人口比例高且就业率较高，使得社会储蓄总量大，经济活动中的剩余总量也大。这帮助中国在这一期间达到了很高的储蓄率。人口优势蕴涵的高储蓄率的实现，还有赖于市场化改革为储蓄和投资创造的逐渐改善的环境和机制。
  根据波特和施瓦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经济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要素驱动阶段（人均GDP小于2000美元）、效率驱动阶段（人均GDP在3000—9000美元）和创新驱动阶段（人均GDP大于17000美元）。改革开放之初，通过改革，内外部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要素充分流动起来，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顺利由要素驱动阶段过渡到效率驱动阶段。不过，由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重政府轻市场”的现象仍然突出，效率驱动仍有上升空间。一些大城市和富裕省份目前已经进入到创新驱动阶段，企业成熟度和技术水平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存在着樊纲等提出的“改革成本”问题。相对激进改革，渐进改革实施成本偏大，但摩擦成本较小，因此总成本相对更小，在权衡改革收益和改革成本之后，我国选择了渐进改革的路径，这使得改革进程中始终贯穿着利益诱导、利益补偿、利益替代的主线。
  一是由易到难推进。先选择阻力最小和风险最低的领域作为改革的起步环节，积累改革经验，取得改革成就。我国改革首先从成本最低、阻力最小、容易形成激励机制的农村部门启动，在农村见效之后，再启动城市改革。这也是科斯所言的“边缘革命”。
  二是通过利益补偿化解改革阻力。中国改革之初选择的是一条“帕累托改进”的路线，即在放开非计划系统束缚的同时，对计划系统给予适当的“利益补偿”。例如，对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提价，相应给城市居民增加副食品补贴，允许与农产品相关的工业品相应提价等。后来又采取了“利益替代”策略，在旧体制外围培育效率较高的新体制（非国有经济），从而有效缓解了旧体制内部的利益冲突。
  三是通过“价格双轨制”来演绎市场关系。价格双轨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特色之一。通过双轨制，在体制之外创造出市场关系，为市场替代计划打下了坚实基础。除了价格双轨制之外，还包括汇率双轨制、工资双轨制、房价双轨制以及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等。
  四是通过分权来转移改革成本。改革之前，中央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政府自主权有限。为有效推进改革，中央政府采取给地方政府适当分权的办法，承认地方利益，调动地方积极性，并在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竞争关系，使地方政府成为改革的有利推动者。
  五是由局部制度创新带动全局制度创新。与渐进式改革模式相适应，改革一开始就采取了先推试点、以点带面的做法。最典型的就是经济特区的设立。这种做法有利于积累经验，降低改革风险，同时，局部制度创新的示范效应又可带动制度创新扩张，从而大大降低了改革的实施成本。
  许小年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认为改革开放实际上走了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驱动经济增长，可称为“斯密模式”。第二条道路是通过增加资源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可称为“凯恩斯模式”。
  许小年认为，在改革开放前半段长约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靠的不是政策性的投资拉动，而是市场机制和民间活力，不靠资源投入数量的增加，而靠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的提高。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转向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模式”。凯恩斯主义政策刺激了短期的需求，但长期内无法实现可持续的增长，而且养成了对刺激的依赖。由于政府资源投入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无止境地借债，也不可能无限度地发钞票，同时加之“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发生作用，因此依靠政策性投入推动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在克鲁格曼等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主要在于政府有针对性地选择了新古典的“药方”，并采取了渐进的实施方式。以汇率制度为例，计划经济时代，人民币被严重高估，成为中国“外汇饥渴症”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开始采取双轨制汇率，官方汇率仍然高估人民币，主要用于控制进口、节省进口资本品的费用；市场汇率基本随行就市，用于鼓励出口。这是典型的重商主义政策，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原理的灵活应用。1994年之后，两种汇率实现并轨，人民币对美元的价格被固定在8.25元上，直到2005年；之后，人民币进入一个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时代，但仍然以保持汇率的稳定为基本目标。固定汇率制度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出口，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代价是牺牲了工人工资的上涨。其他例子包括价格双轨制、国企改制、产业政策，等等。这种选择性地应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药方”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东亚成功经济体的共性。
  政治经济学从政府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出发，认为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政府在三个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是姚洋等提出的中性中央政府论。中性的中央政府可制定有利于长期发展的制度和政策。改革启动之初，中央政府摈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转而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通过一系列中央会议和五年计划，制定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和政策。刘鹤指出，政府重视发挥国家发展战略的导向作用和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重视发挥中国政治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是改革开放成功的最大经验之一。
  二是张维迎等提出的分权理论。给予地方政府收入权是中国财政分权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财政分权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张维迎认为，地方分权调动了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地区间竞争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市场化转变，成为推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最重要力量之一。李稻葵认为，通过行政分权以及市场经济的推进，地方政府与新兴企业家阶层的积极性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形成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趋势，整体上推进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三是巴里路诺顿等提出的官员选拔体制。诺顿指出，“领导们竞相将自己的拥护者提拔到关键的位子上，以便在重要的时候获得关键一票。一个领导提拔手下的能力，以及阻碍对手提拔手下的能力，对于建立和巩固他自己的权力至关重要。”这种双向负责制度引发了激烈的升迁竞争，官员特别是地方政府官员展开了包括GDP在内的一系列竞赛，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增长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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