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陆铭:疏解“低端人口”的一些误区
  城市体系的合理化必须以生产要素流动为前提，以企业自主选
  受这些认识误区影响，倾向于依赖，而不是市场机制，来城市化过程，导致城市化政策和现实情况之间存在大量矛盾。
  由于政策存在误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受阻，效率恶化，地理劣势地区数量型扩张带来的债务负担加重，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针对以上认识和政策的误区，本文提出，在经济政策上，当前中国的城市化需要在五个方面进行政策调整:
  5、在大城市人口增长过程中，应注重都市圈和城市内部的科学规划，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有效应对城市病的挑战。
  从中国城市化领域的争论中可以看出，对城市化过程存在一些担心。
  主要的有:担心城市化导致耕地减少;担心城市扩张会导致污染，交通堵塞等城市病;担心农民工市民化会给财政带来巨大压力;
  人们很容易认为城市化将占用大量耕地。
  当前的问题是，农民出现了“双重占地”的现象，即，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需要为外来人口增加居住和基础设地，而农民因为未在城市扎根，还要在老家占用甚至扩建住宅。
  另外，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量实行退耕还林，导致耕地减少，而这却常常被误以为是城市化造成的。
  人们往往简单地认为，城市病是因为城市人口扩张带来的，这并不符合国际经验。
  从美国城市发展历史来看，在拥挤方面，虽然大城市总体上来说通勤时间更长，但是，在1980-2000年期间，大城市规模不断扩张，而城市规模与通勤时间的关系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更重要的趋势是，在大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出现了人口和就业岗位的同时郊区化，这样，大城市那些住在市郊的居民也并不需要长时间地赶往市中心上班，同时，这部分居民也更多地开车。
  随着城市长大，污染会更严重，这也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另外，大城市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大城市的产业结构更以服务业为主，相比工业城市更有利于减少污染排放。
  地方反对户籍的背后，是他们认为赋予农民工市民化待遇将让地方财政背上巨大的财政包袱，并且短期看没有实际的经济效益。
  二是在核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中进行了大量重复计算。
  利用2002年数据的研究表明，如果控制住居民的其他特征，非本地户籍人口比本地居民的消费水平要低大约30%。
  城市化进程从本质上来说是企业和个人根据收益和成本的比较进行的生产和居住地选择的结果。
  在现代经济中，知识越来越重要，而知识的生产和需要人与人之间互动，因此，城市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强。
  在过去30年间，大量的人口向东南沿海城市集聚，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
  广东省吸引了最多的人口转移，占比从1982年的5.23%提高到2005年的22.37%，转移到长江三角洲的占比也从11.27%提高到20.58。
  在人口继续向东南沿海大城市集聚的同时，在2003年前后，通过行政干预的手段让经济资源(包括建设用地指标和资金)在区域间的配置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形成了明显的政策拐点。
  现代经济增长中，集聚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对于第二、三产业发展均有推动作用。
  靠行政性的力量以削弱大城市的增长来促进中小城市的增长，其结果可能是对中小城市的增长也不利。
  自从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城市间的经济活动集聚度有非常显著的提高，而人口(无论是城市的总人口还农业人口)集聚程度均提高有限。
  在1990至2006年期间，所有城市样本平均的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为每年7.77%，而同时期的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仅为4.56%，两者相差3.21个百分点。
  首先，试图使用行政指令分配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尝试导致了扭曲及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
  大城市中大量非户籍人口的存在也带来了一定社会隐患。
  如前所述，一方面，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经济集聚趋势仍在继续，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进一步吸引劳动力流入。
  另一方面，明显加强了通过引导资源向部流动的政策措施，在2003年前后形成了政策上的拐点。
  事实上，行政配置资源的政策效果却并不强，从每一年企业数量的变化可以看出，东部企业的数量占比在2003年后并没有减少，这一比重从2003年的73.2%变为2007年的74.1%。
  在2002年到2009年期间，东部地区的就业增长率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部地区的就业增长率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从就业角度来看，部的投资推动型的经济增长在创造就业方面的效应却不强。
  在大约2004年之后，表面上看起来，中国的部省份的P增长速度快于东部省份。
  从总的负债率来看，部省份的负债状况同样令人堪忧。
  我们由2013年公布的每一个省的债务存量数据，计算了每一个省债务除以P的比率。
  中国的城市常住人口中，有着相当一部分的非本地户籍人口，并且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这一部分人口的比例在不断提高。
  城市内部的二元社会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存在，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后果，不利于城市的和谐发展。
  与此同时，城市的外来人口却缺乏有效的利益机制，在公共参与方面，外来人口表现得更为消极，其中部分的原因是现有制度对他们的公共参与形成制约。
  而这些相对弱势的外来人口还出现了聚居在一起的现象，这就可能通过社区内的相互影响加剧社会风险。
  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始终是中国收入差距巨大的重要因素，而如果进一步把地区间收入差距分解成城乡收入差距和城市内部、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会发现地区间收入差距与城乡间收入差距大有很大关系，地区间收入差距中70%- 80%可以由城乡间收入差距来解释。
  由于城市化和经济集聚是与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同时发生的，因此，很容易引起两者存在关系的。
  韩国在1994年基本消除了城乡收入差距，斯里兰卡和中国也在1995年将城乡收入比降至1.4以下。
  城市化降低收入差距的机制有两条:首先，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城市部门，可以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其次，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可以获得更多的人均耕地资源，有利于实现农业规模经营。
  但是，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分割政策使得劳动力流动受到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规模不足，流入城市后所获得的收入和所享受的公共服务和城市居民还是有很大差距。
  尽管城市化本身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由于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及经济等其他因素有更强的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未在城市化进程中缩小。
  当前，阻碍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和地区间流动和再配置的制度主要就是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
  当前，大多数跨地区流动的劳动力以大城市为就业目的地，因此，户籍制度所造成的矛盾在大城市更为突出。
  只要户籍制度不是立即取消的，那么，就存在如何制定落户标准的问题。
  因此，落户标准应以就业和缴纳社会保障的记录为主，并以在一地工作和居住的年限作为落户的排序条件。
  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应与人口流动方向一致起来实施“土地与户籍制度联动”可以使建设用地指标配置与人口流动方向一致起来在增量的建设用地指标上，已经提出要与吸纳的外来人口数量挂钩。
  同时，放弃宅使用权的农民能够优先获得城镇户籍，借助于这一建设用地指标而实现的城镇近郊土地增值收益还能够为进城农民获取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而筹集新的资金。
  这一方案将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相分离，在现有土地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使得土地使用权成为可以跨空间再配置的资产，并且使其价值与原宅的区位脱离，因为它的价值体现在它可以被用来将较发达地区城市近郊的农业用地为建设用地，实现城市土地的增值收益。
  宅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成为有价值的资产，有利于提高农民(特别是偏远地区农民)的资产收入。
  农民在转让了宅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使用权后，其承包的农业用地则可以有偿地转让给农村集体，或以转包、入股等形式分享未来农业经营收益。
  因为公共服务提供是具有规模效应的，在劳动力流动的情况下，人口流出地将面临公共服务提供的困难。
  未来，中央向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应更多地投向地方的公共服务和有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减少直接的生产性投资。
  因为任何生产性的投资都将面临市场竞争的检验，如果竞争力不足，那么，在人口流出地的生产性投入反而可能带来低效率和财政负担。
  土地与户籍制度联动的目标是促进生产要素在地区间再配置，因此必然涉及到中央和地方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关系调整。
  大城市应在科学测算未来人口增长的基础上，规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