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考古学研究古村落的成功尝试岭南是我国古村落保存最多最好的地区之一，从我来到中山大学时起，就对这里的古村落发生了极大的兴趣。
  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在黑龙江省考古研究所服务期间领衔“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聚落考古计划”项目，一个是新的工作单位中山大学考古专业是以民族考古学为特色的。
  做“七星河计划”时，严文明先生曾对我说，七星河流域历史时期的聚落形态可以为认识中国史前时期的聚落形态提供借鉴;到中山大学后，张忠培先生曾对我说，做岭南的古村落调查可以为中国的聚落考古学研究提供民族考古学的参考个案。
  其实，对古村落感兴趣的学科不止考古学一门，早在考古学的关注之前，许多学科曾对古村落做过调查和研究，诸如社会学包括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建筑学、人文地理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其中尤以社会学和建筑学为突出。
  社会学的古村落研究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最为著名，该书成书于1930年代末，以其家乡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为研究对象，用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描述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换体系，探讨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分析导致乡村经济变迁的动因。
  大约同一时期写成的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是又一部名著，作者考古学研究古村落的成功尝试许永杰(中山大学南中国海考古研究中心，广东广州市510275)遍访了湖南凤凰、乾城、永溪三县的村村寨寨，详细地记录了湘西苗族的历史沿革、自然环境、经济生活、家庭结构、婚葬习俗、政治组织、土地制度、巫术宗教、歌舞语言、故事歌谣等，在《苗疆的人生地理》章中，专门辟有《聚落》和《房屋》两节。
  建筑学的古村落研究主要是关注村落的民居建筑，1930年代末，“营造学社”刘敦桢等对西南地区的民居展开调查，1957年出版《中国住宅概说》，该书对中国远古至近代的民居做了全面而系统的介绍与研究。
  2007年陈志华等的《中华遗产·乡土建筑》丛书8册出版，其中包括地处岭南的《梅县三村》，该丛书首先从古村落的人文历史入手，讲述村落建造的历史，再介绍当地的地理地貌，还原建筑的空间环境，最后谈到具体的建筑物，以及建筑的形制与功能。
  2008年出版的陆琦《广东民居》一书，主要有民居的自然环境、历史沿革、文化宗教、空间形态、建筑分类、建筑风格、建筑技术、装饰手法等内容。
  晚近，考古学也开始关注古村落，并涉足古村落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对村落的营建理念、村落的形态分类、民居的时代特征和类型划分等进行了初步的归纳研究。
  2009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湘西道县濂溪水上的楼田村调查、勘测和发掘，2011年出版《濂溪故里--考古学与人类学视野中的古村落》报告。
  建筑学部分是对现存古民居等建筑的分类、风格和特征记述，以及建筑内涵的探讨;考古学部分是通过地面现存建筑的调查，确定村落的布局和民居等建筑的形式，通过发掘揭露业已消失于地面的早期村落遗迹，与相关文献记载互证，重建村落发展脉络;人类学部分是对村落的地理位置、地理环境、周边村落、村落沿革、家族墓地、社会组织、经济生活和生活习俗的调查。
  2005年，台湾学者陈玛玲发表了《Saqacengalj聚落模式与形貌:一个旧社的考古学研究》一文。
  上举三个考古学对古村落研究的个案，闽北古村落调查属于区域古村落的研究，濂溪故里调查属于单体古村落的研究，Saqacengalj调查属于废弃古村落的研究。
  大旗头村虽建筑保存完好，村落布局完整，但是由于村内的居民已经迁出，缺少人气，感觉更像是一座古建筑博物馆或者是古村落废墟;新田村和鱼鲜村除建筑保存完好，村落布局完整外，村内的居民仍在村内居住，人气盎然，俨然是古代村落的活化石。
  饶平凤山楼村与新田村和鱼鲜村属于同一类型，都是那种有村民居住的古代村落的活化石。
  民居、祠堂和庙宇等不同功能的建筑空间位置固定，错落分布的空间位置有效地发挥着功能互补的作用，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聚落。
  凤山楼村是一处理想的聚落考古学研究的古村落。
  吴敏的《凤山楼-聚落考古学视角中的粤东古村落》一书是考古学对古村落的研究，既是一个以考古学者的眼光考察古村落的民族考古学的个案，又是一个以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古村落的聚落考古学的个案。
  聚落考古学是二战后出现的一种考古学的阐释方法，英文settlement是栖居或定居的意思，它包括人类活动留在地表的所有栖居痕迹，包括从狩猎采集者临时营地到都市城址在内的所有形态。
  由于聚落形态很大程度上是由广泛认同的文化需求所直接造就的，因此它们为考古学文化的功能性阐释提供了一个战略性起点。”循此，在吴敏《凤山楼-聚落考古学视角中的粤东古村落》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相关研究内容。
  属于历时性的历史演进研究主要是沈氏一族于闽粤两省交接区域的几度迁徙以及凤山楼的营建和发展历程。
  沈氏在鸟仔寮村居住的后期，着手在山脚下营建新村-凤山楼。
  清乾隆嘉庆年间，沈氏族人全部迁入凤山楼。
  第一阶段是围楼的营建，初建的凤山楼是围绕沈氏宗祠而建的由寨内、寨围构成的双环形围楼，楼内凿一井，楼西建一庙--祭祀祖先神武德侯祖。
  一楼一祠一庙一井是凤山楼村最初的结构。
  第五阶段是村落的外围建设，主要是非民居的建设，有1967年在后头山开辟的集体晾谷场和粮仓;1978年开始在东扩村落以东营建的碾米场、养殖场、屠宰场等作坊，塑料加工厂、食品加工厂和不锈钢门窗加工厂等小工厂;1984年和1996年“凤山小学”的兴建和扩建;1990年凤山楼前场埕的扩展、新池塘的开挖和戏台的搭建等。
  共时性的空间位置分析主要是一定区域内的相关聚落空间位置、自然环境与村落选址，凤山楼村建筑类型及空间位置和村落布局，影响凤山楼村布局结构的社会因素。
  在闽粤两省交接区域分布着多处沈氏宗族的自然村落，凤山楼村是其一。
  饶平凤山楼村、沈屋村、赤坑村、诏安科下村等沈氏村落插花式的坐落在他姓村落之间，为他姓村落所围绕(如凤山楼村东有张厝寮村、林厝寮村、许厝寮村，南有下乡村、涂楼村、灰楼村，西有洋东村、西山村，北有市田村、曲河村)，而沈氏血缘村落则彼此隔离较远(最近的凤山楼村和赤坑村也相距2.5千米)，这种空间位置关系，当是出于规避本族的地利之争。
  地域交接的广东饶平黄冈河流域与福建诏安东溪流域，有着相同的地形地貌和自然资源，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有着相同的生计方式，人们在村落的选址上也有着相同的理念-背靠山丘，面向田野。
  凤山楼村的民居建筑以村中偏西的三环相套的围楼最具特色，寨内、寨围和寨畔都是由俗称“布袋间”的前窄后宽呈扇形的单间房屋并联而成的环形建筑。
  另外，还有数量较少的被称作“爬狮”或“下山虎”的三合院民居建筑，被称作“四点金”的四合院建筑，这两类建筑主要位于村落的东扩区。
  凤山楼村的建筑技术时代特点鲜明。
  营建于清代的围楼是土木建筑，寨内、寨围和寨畔的墙基均以碎石垒砌，墙体用三合土夯筑，木梁瓦面。
  排房是由纵长方形的“竹竿厝”排列成的，初时的竹竿厝平面为纵向单间，厅房合一，一户一间。
  由于两侧为其他厝屋限制，无法横向发展，谋求扩大空间只能是纵向发展，由一进而两进、三进，厅与房分开。
  围楼是粤北和闽南的特色建筑，排房是粤东的特色建筑。
  地处闽粤交接区域的四处沈氏村落，在方言和建筑形式上充分体现出这种地缘特点。
  凤山楼村围楼早于排房的建筑时序，与该村沈氏由“客家人”而“潮州人”演变吻合。
  聚族而居的围楼最大功效在于防御，沈氏南涧公放弃鸟仔寮村兴建凤山楼，主要是为避让官府的兵剿。
  随宗族繁衍，分支公派的形成，凤山楼村沈氏除全族都在沈氏宗祠厚德堂祭祀南涧公外，各公派也都建有各自的祠堂祭祀各自的祖先。
  凤山楼村的社会维系纽带还有各种民间信仰。
  吴敏以考古学者的眼光审视，带着考古学关心的问题，对凤山楼村做了全面的考察和记录。
  吴敏的研究为学界提供了可以参照的聚落考古学研究古村落的模式:这就是从戈登·威利的聚落考古学定义出发，对古村落进行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的考察和研究，历时性的研究关注居民的迁徙过程、村落的营建时序、建筑风格的演变、建筑技术的进步;共时性的研究关注建筑的分类和功能、村落的空间布局、区域内相关聚落的空间位置、居民的生计方式等，在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的研究基础上，考察决定村落布局与结构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
  凤山楼村聚落考古学的成功实践，前提是扎实的田野调查。
  吴敏读研是考古学专业，读研前曾受过建筑学的训练，读研期间又曾受过人类学的训练，是我学生中做古村落研究的不二人选。
  本文标题: 许永杰:考古学研究古村落的成功尝试本文链接: (转载时请保留) 同类头条• 龙湖古寨:千年岁月变迁，国宝级古建筑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