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大国蝶变: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
  我国进入了中高速增长的发展阶段，正经历增长动力转型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
  如何理解面临的形势、把握机遇、推进改革、部署工作将影响地方和企业的未来。
  这也必将预示着，中国正在由过去以依靠资本、资源和劳动力的投入，以量的扩张的为特点的追赶型经济，全面转向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期。
  然而，创新驱动与投资驱动是两种不同的增长机制，需要不同的发展环境。
  如何最大程度发扬企业家精神
  如何鼓励“创造性破坏”并对冲其风险
  如何培育创新驱动小环境，并重新定义中小企业在创新生态链中的价值
  更重要的是，如何化解传统科研院所与企业“两张皮”问题，为经济增长转型提供创新“源动力”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勾勒出中国新常态下经济换挡的路径选择。
  一、第三次产业革命
  在最近五年间，趋势学家美国的里夫金和英国的麦基里分别作出了世界“正孕育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判断。
  这一观点引起发达国家的高度关注。
  尽管对这一判断还存在争议，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诸多征兆已经显现，这是不争的事实。
  当前，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已经形成;信息技术、制造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交叉融合，互联网、物联网正在向各个领域快速渗透。
  革命性新技术的群体性突破，预示着工业领域正在发生一场革命性变化。
  他将对全球的工业发展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引发一场关系各个国家和企业未来的竞争。
  很多工业化国家及时发现了这一趋势，并着手部署。
  如 2009年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发布《重振美国制造业》的振兴框架;德国国家科学与工程院2013年4月发布“实施工业4.0的建议”。
  这个建议很快被政府 接受，作为德国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国家战略。
  世界诸多互联网企业大跨度向新兴领域渗透，布局未来;传统制造业企业则纷纷调整战略，借力信息化、智能化，实现结构性转型升级。
  种种迹象显示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初显端倪。
  新工业革命所指的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技术群体性突破，极其渗透到整个经济社会所引发的多维度、系统性变革。
  概括地讲有几个要点:
  1.催生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是互联网、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先进制造等技术的群体性突破，随着新技术的进一步突破，新工业革命将步步深化;
  2.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新能源是这一轮产业革命的普适性、标志性技术;3D 打印、智能机器人、电动汽车是标志性装备和产品;
  3.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是支撑新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
  4.互联网、物联网深度渗透与多技术的交叉融合，不断孕育产生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
  5.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是先进制造业发展重点突破的核心领域。
  制造业将转向智慧工厂、智能制造，实现“规模化生产个性化产品”，迎来制造业服务化时代;
  6.可再生-分布式能源-智能电网，智慧城市、智能楼宇、智能交通将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活形态的变迁。
  新工业革命将改变生产方式、生产组织，一方面将促使传统产业全面改造升级，另一方面还会出现大量新产业、新业态，使部分传统产业被替代。
  这一过程将大大提高 资源效率和生产效率，改善人和自然的关系，使生产、生活更加绿色，实现可持续发展;将大大改善生活、改变生活方式。
  与此同时，资源成本优势的重要性减弱， 产业的规模经济特点将被弱化，各个国家和企业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在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将重新洗牌，竞争力随之此消彼长。
  华为认为，这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智能化，包括智能产品、智能设备，万物互联和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应用等核心系统。
  例如智能电网、智能交通、智能制造、智能医疗等， 从而改变各个行业的生产方式，创新构造一个信息背景下的新的产业生态和商业文明。
  其中有两个根本性的基础，一个是万物互联;一个是万物互联基础上的智能应用。
  这就使信息产业成为所有产业的基础和驱动力，在重构产业的同时，也在重构信息产业的技术和产业格局。
  华为的定位是希望成为这次工业革命成功的推进者。
  在我国在工业化中后期、比较优势转换、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时期与第三次工业革命交集，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也存在着严峻的挑战。
  作为全球第一的制造大国，我们受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影响将远远超过其他新型工业化国家，也使我们具有更好的条件实现超越式发展。
  当前，是继续沿着传统工业化的道路走下去，还是与时俱进，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
  这直接影响未来的国家竞争力和竞争地位。
  这表明我国正积极部署参与第三次工业革命，抢占先机。
  二、追赶型经济与创新型经济
  30多年来，我国主要依靠资本、资源和劳动力的投入以量的扩张实现经济增长。
  这种增长方式走到了尽头，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也到了必须转换的临界点。
  在经济发展追赶期，主要任务是发展基础设施、能源、基础原材料、基本生活品和基础制造业，目的是构筑工业化的“铺底经济存量”。
  这期间的特点:第一，这是重复已工业化国家经历过的过程，有现成的模板可以效仿;二是同质化的基础性产品和服务的刚性需求可以预测;三是所需要的是成熟技术，可以从国际市场多渠道购买;四是这些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涉及国土空间规划，与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有很强的相关性，政府有一定的信息优势;五是这些产业和产品的投资规模特别巨大， 规模效应特别明显。
  这些特点使“政府主导、举国体制、依托国企”的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发挥到了极致，使我们较快地越过了经济发展的追赶期。
  由于从资源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相对迟缓，许多产业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在既有产业持续过量投资，产能超常规过剩;二是很多产业逐渐进入前沿，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引进和模仿，继续前进已经找不到方向。
  但是，多数企业没有以自主创新来弥补技术引进和模仿的缺口，像华为一样挺身以自主创新引路，他们或陷入过度投资的泥潭不能自拔;或开始远离制造业，转而投向房地产或虚拟经济。
  创新驱动与投资驱动是两种不同的增长机制，需要不同的发展环境。
  为创造相应的发展环境，需要深刻地理解创新增长的特点:
  1.创新是基于市场导向、由企业家精神推动的增长。
  创新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政府无法预知未来，不是规划、审批所干预的范畴。
  只能由市场主体分散决策，独立决定自己想做的事。
  2.竞争性市场是创新的平台。
  市场为创新提供导向、激励和溢价变现的通道，消化试错成本并分散失败的风险。
  尽管创新可以造就谷歌、苹果、华为、阿里，但更多的创新却以失败而告终。
  可是市场的强激励却会吸引越来越多创业者和投资人甘愿冒失败的风险而倾心于创新。
  3.创新是试错的过程，创新的方向无法准确预判、谁能成功无法预知，只能在大量进入者竞相探索中日渐明朗，并使成功者脱颖而出。
  因此应鼓励而不是限制新的进入者。
  4.创新意味着“创造性破坏”。
  革命性的新概念、新技术、新产品会引发新旧替代。
  它既会加速产业和企业的兴衰，也会加速劳动力的流动，还会加速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
  必须及时以新的标准替代旧的标准、及时更新规制和游戏规则。
  大公司试错成本高，本能地追求成功率和稳定性。
  而中小企业试错成本低、决策机制灵活，承担着新技术、新产品探路者的角色，并为大公司的技术集成提供技术要素。
  6.创新的风险性，使它更加依赖直接融资，而非间接融资。
  灵活的融资方式是创新的助推器。
  当前的紧迫任务是改变发展环境，从适合投资驱动向更加适应创新驱动的转型。
  三、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是以资源，包括资本资源、自然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的效率提升而获得的经济增长。
  效率提升的空间是无限的，这种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
  效率提升的源泉来自于创新，包括过程创新，即提高劳动、资本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产品创新，即研发新产品;组织创新，即使生产要素的组合更加有效率。
  是这是一个依托技术进步不断创造高效率的部门，并使全社会的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和存量资产动态地流向这些部门的过程。
  也就是不断地更新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使高效生产力不断取代低效生产力;高效企业取代低效企业;高效率的就业岗位取代低效率的岗位。
  如果说，经济扩张阶段的增长基本是 各个企业增加值的总和的话，那么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则是高效率产业、企业的产生和扩张，抵消低效率产业和企业的萎缩与关闭后的增量。
  竞争是效率的源泉。
  尽管竞争可能造成重复投资和企业倒闭，看似浪费，但竞争会使高效企业脱颖而出，加快淘汰落后的企业。
  正是创新所引发的“创造性破坏”，使新的创新不断 替代旧的创新，才能保障经济效率的持续提升。
  例如，苹果智能终端的出现，顿时使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等巨型公司从皇冠上坠落，但却引发了一场改变人们 生产生活方式的移动互联信息革命。
  因此，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就要创造条件鼓励既有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新兴企业的崛起及扩张，同时为曾经辉煌但已落后的企业开启退出通道。
  目的是使失去竞争力企业占有的有效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土地等流向高效率的部门，确保全社会资源的平均效率始终处于上升之中。
  就是说，高效生产力不断产生和扩张，落后生产力不断萎缩和退出将成为常态。
  此时，生产要素的可流动性至关重要。
  只有建立“生得顺利，退得顺畅”的产业生态，才能保持经济 活力。
  当前，投资驱动时期的主导产业及其关联的部门的衰退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境外转移是GDP增速下降的直接原因，它的影响还将继续。
  此时如果不能通过创新不断培养出能发挥引领作用的行业以10-20%的超高速增长，很难想象被巨大传统产业稀释后整体增长速度能保持中高速水平。
  因此，新常态下增长前景最直接的观察窗口和政策的着力点就是主导产业的转换和发展状况。
  GDP是创新滞后的变量。
  因此无论对政府部门还是对企业的考核不应再关注GDP这样的一个结果变量，而应该关注这一结果发生之前的一些变量，如制度环境的改善、研发投入变化。
  经济增长动力的替代要经历一个过程，作为后发展国家，在经济转型时的政策把握，有两个方面值得重视。
  第一，一方面要把更多资源投向创新，如对研发的投资、提高员工技能的投资、开拓市场方面的投资，还有激发创新者的投资;另一方面在城镇化、区域均衡发展和基础设施短板等有潜力的方面保持一定的投资强度，以保持 必要经济增长。
  第二，一方面要培养新兴主导产业，促进增长方式转变;另一方面要促进旧有产业的提升、挖潜，为近中期的经济增长提供基础性支撑。
  四、构建创新驱动的产业生态
  当我们立志成为创新者时，创造性破坏就将成为必须遵循的游戏规则;当我们下决心向创新驱动转型后，就必须完善社会基础设施，准备迎接创造性破坏。
  这种破坏是很残酷的。
  它所破坏不仅是既有的技术、产品甚至产业，还包括既有的生产组织、生产模式。
  导致某些既有产业的萎缩、既有的企业倒闭、既有的工作岗位的消失。
  例如电子商务的快速增长就使每年成千上万家门店倒闭、几百万就业岗位消失。
  当前，我国相当多的产业产能超常规过剩，明显进入了边际效益递减 的阶段，倒逼经济转型的力量已经形成。
  但是困扰我们的是现在的产业生态还不适应新旧转换的需要，商事制度改革使企业“生”的问题有所改善，但产业退出仍十分艰难。
  包括投资、人员、存量资产等生产要素的流动，特别是跨区域、跨所有制的流动和重组都有极大的障碍，阻碍了低效率的资源顺畅流向高效率。
  美国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
  危机后，一些巨型公司轰然倒下。
  如雷曼兄弟公司破产、通用汽车公司破产重整、摩托罗拉移动被谷歌收购、柯达破产，英特尔等一批巨型公司大规模的并购重组等陆续发生，经过这一轮存量调整，加上脸谱、特斯拉等新兴公司的产生和智能移动终端、3D打印、页岩气等革命性新产品和新兴产业的兴起，美国产业的竞争力明显上升。
  期间美国政府没有太多的干预，即便那些巨型公司破产和重组也未对社会造成大的震荡。
  重要的是美国已经建立了完备的承接企业生生死死的“基础设施”，形成了创新驱动的产业生态。
  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我国企业的生生死死将成常态，这正也是经济活力的重要表现。
  近年我国压缩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如此艰难，不是政府态度不坚决，而是还没有建立起退出通道。
  建立能使企业“生得顺利，退得顺畅”的体制和生态环境已经成为经济转型绕不过去的问题。
  在向创新驱动转型中，不是政府要求企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而是加速自身改革，着力改变适应投资驱动而不太适应创新驱动的发展环境，将主要精力转向创造适宜创新的产业生态，而这是当前所有创新主体所渴望而又难以获得的公共产品。
  一.改变政府主导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的局面，完善法制的市场环境，放开准入、鼓励竞争，使市场成为所有居民创新、创业的平台，并对他们一视同仁;使所有的人都可以通过学习和创业改变命运，而不是靠与政府关系;
  二.是推进鼓励独立思考而非机械式学习的教育体系，办好大学，做好研究生项目，源源不断提供新理念、新知识、新人才;
  三.是由于知识创新具明显的外部性，政府要重视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扮演知识经济的共同投资者，使企业能将创新的外部性内部化;
  四.是健全社会保障体制，承担起“保险人”的角色。
  保障劳动者的流动能力，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使下岗人员有接受培训和再就业的通道、使创新创业失败者始终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五.是修改破产法，完善破产和解和破产重整的条款，建立企业再生机制，打开企业退出通道;
  六.是创新更加依赖股权融资，应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使创新创业的不同阶段都能获得相应的融资支持。
  五、尊重企业家的首创精神，确立企业的主体地位
  企业创新，是由企业家推动、以盈利为目标、具有很大风险的经济活动。
  企业家、创业者更贴近市场，具有更强的敏感性去发现技术的市场价值、有更强的意愿探索可 应用的领域、扑捉市场的机会。
  他们还能将创新活动所必需人才和资金，以及物质条件整合起来，由他们组织和指导，进行目标导向的创新实践。
  尽管我们不断听到 企业在创新方面获得成功的好消息，但可以肯定的是，大量创新活动却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有数据显示创新型中小企业成活超过五年的不足20%。
  因此创新只能是 创业者和企业家为追求更高回报而心甘情愿冒失败风险的市场行为。
  因此，必须承认企业独立的主体地位，尊重企业家的首创精神，创新的方向、路径应当由他们自主决策、自担风险。
  要改变传统的市场准入和行政许可的逻辑思路，政府不是做出规定，允许创业者和企业做什么，而是守住法律底线，防止出现大的负外部性，明确市场主体不能做什么。
  除此之外，都是创业者和企业家可以自主决策、放手施展的空间。
  审批经济造就不出谷歌、苹果;腾讯、小米也不是“审批”出来的。
  在我国不知有多少可能成长成华为的幼苗止步于行政许可的大门之外了。
  六、精心培育创新驱动的小环境
  很多地方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城市的目标。
  这一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要看本地能不能有效聚集创新资源，以及这些资源能否发挥应有的效率。
  因此区域经济竞争力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创新活动比任何其他投资对环境条件的要求都更加苛刻，人才、技术、资本有很强的流动性，每个城市可以引进全国、甚至全球的创新资源，但本地的资源也可以外流。
  而创新资源的流向则取决于哪里有更加适宜的创新环境。
  良好的创新生态，包括“软环境”和“硬环境”。
  概括地讲，就是基础设施;公司创立和退出的方便性;大学的水平和教育发展程度;人员的素质和人才流动的灵活性;诚信环境和融资成本;风险投资、管理咨询、注册会计师等专业服务水平;技术和产权交易市场发育程度;当地经济活动与国际市场对接的程度;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政府监管的规制性、稳定性和透明度;政府的服务能力和行政效率等。
  一个地区如果能建立起自由创业、创新和分散决策的体制机制;严格的实物产权、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环境;鼓励竞争、崇尚创新、宽容失败社会文化，就能充分调动企业家精神，使那些有创新欲望的人有充分施展才能的条件、使那些成功的创新能得到应有的回报、使创新失败的人有机会东山再起。
  使这里的创新 有更高的效率和成功率。
  创造区域市场环境的主体是政府。
  即便在一个国家的同一大环境下，不同城市小环境的差异仍对创新资源的聚集和效率产生很大影响。
  不仅硅谷、新竹、班加罗尔说明了这一点，而且近年深圳的发展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事例。
  企业家无力改变外部环境，但他们可以在不同地区之间选择。
  因此，地方政府关注本地产业升级的重点不是直接指挥企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而是实施有利于调动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政策，下大功夫创造有利于创新资源聚集的区域市场环境。
  七、产业的跟踪与跨越
  日本和韩国大体用了25-30年做到了技术自立。
  产业跟踪是依附于先进企业的经营方式。
  它的“依附性”决定，如果不能实现技术自立，永远不能成为领先者。
  对于我们这样的经济大国，技术“跟踪”是不可持续的。
  一. 是任何基于新技术的产品都有一个寿命周期。
  最初，由于它具有“人无我有”的“唯一性”，而奇货可居，可以获得超额利润。
  这就是“先者为王”。
  例如，2010 年“卖疯了”的iPad 和iPhone, 毛利率高达200%，苹果公司赚得盆满钵满。
  随着“唯一性”的消失，利润渐渐回落。
  跟踪者往往只能在利润下降周期进入。
  只不过没有用于自主研发，而是通过购买专利、知识产权、技术转让或关键零部件等形式，把钱交给了外国公司，增强了他们的技术能力。
  跟踪者的研发成本确实发
  生了，但本国的研发人员却没有获得参与研发活动的机会，企业的研发能力未能因此而提高，很难有翻身之日。
  三.是跟踪者没有核心技术，很难建立自主品牌。
  从外部获得的往往是市场价值大部分已经实现后的“技术残值”。
  由产业跟踪到技术自立，是一次非常艰难的跨越。
  但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要毫不犹豫地向前。
  如果当年没有“两弹一星”的突破，很难想象我国怎能走到今天;而载人航天、超级计算机、高速铁路等的成功，甚至使发达国家也刮目相看。
  八、创造适应经济转型的金融生态
  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顺利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能否有更多的资本和资金流入。
  有统计显示，2008年，以色列的人均风险资本投资是美国的2.5倍，欧洲国家的30倍，中国的80倍，印度350倍。
  以色列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创新的国度”，包括风险投资在内的良好金融生态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
  目前，我国创新 资源迅速增长，有专家判断“进入了井喷阶段”。
  政府应进一步鼓励风险投资，特别是偏早期的天使投资和孵化基金。
  风险投资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弥补了银行信贷的失灵，更加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是它们针对各类项目的市场判断力和专业化筛选能力，以及它们对创新企业在治理结构、决策、改进管理等方面的辅导、服务和引领作用。
  科技创新型企业因其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得到了各国政府融资支持。
  美国的中小企业投资公司、日本的中小企业投资育成公司、以色列的TOZMA风险基金和中国台湾省的育成中小企业开发公司、中国台湾中华投资开发公司等，这些有政府背景、按市场方式运作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都以 较大的杠杆效应增加了对创业、创新的资本供给，成为活跃创新的催化剂。
  实践证明，对新兴产业的选择、创新及新技术的前景的判断不是政府之所长。
  资本市场的价值发现能力、资本的配置和监管、以及包括股权在内的激励机制，是经济转型的一个关键因素。
  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的转型，就是资本配置的转型;这一转型的进展，决定经济转型的进程。
  近年，我国风投和产业基金有了较快发展，特别是创业板的推出，使创新企业的发展环境有了较大改善。
  但与发达国家 完善的金融体系、中小企业政策性融资和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支持体系相比，我国创新型企业的融资环境仍需进一步完善。
  应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针对创新创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量身定制融资工具，形成不同的融资方式和融资机制。
  应加快创业板上市由核准制改为注册制，取消必须盈利的门槛，较大幅度 地增加上市企业数量，真正发挥“创业板”激励创新的作用和机制。
  新技术创业企业都进入主板和创业板是不太可能的。
  要开通和完善三板和四板市场，支持不同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和分流的需要。
  技术的“生产”重要，技术的“流通”同样重要。
  创新型企业不一定都得一直做到最终产品和产业化。
  创新的技术发展到哪一个阶段，作为技术要素都有它的价值、都有它的买主。
  要建立和完善技术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和并购市场，使各个阶段的技术或连同企业一起都可以通过市场变现。
  特斯拉汽车公司是斯坦福大学硕士生马丁•艾伯哈德2003年在(Martin Eberhard)创立，次年斯坦福大学硕士辍学生、风险投资人伊隆•马斯克(Elon Musk)加盟。
  特斯拉2003年成立，进入了研发和开拓新产业的“烧钱”过程，十年后才开始盈利。
  上市前的8年，在没有任何盈利的情况下获得了六次资本投资，才使得公司的创新和研发没有中断。
  可以说，特斯拉是VC和PE孕育的结果，是资本推动着的创新。
  上市后尽管公司还在亏损，但此后两年间又三次定向募集、一次公开发行，股价还上了涨了60%。
  一个专业投资咨询机构评论，特斯拉的创建只有一个目标:就是用“硅谷的”方式，而非“底特律的方式”彻底改变乃至颠覆传统汽车制造行业，改变人们的驾驶体验。
  九、中小企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在发展传统产业的过程中生产了“大企业崇拜症”。
  多年来，结构调整的目标往往是“压小让大”。
  把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对立起来、把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对立起来的理念和做法不利于建立良好的创新生态。
  技术变革存在不确定性，有效的创新机制往往需要强烈的产权激励，敏锐的价值发现能力，灵活的决策机制，尊重个人的制度安排和既勇于冒险、又有利于分散风险组织和机制。
  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由于更加符合这些特质，成为技术创新的一支生力军。
  在革命性新技术出现时，大企业往往因对传统技术的依恋和大量存量资产的拖累而踌躇和犹豫。
  而科技型中小企业却可以从中找到施展的机会，愿意以更高的热情义无反顾地推进新的技术变革。
  从产业发展的历史看，无论是计算机、互联网还是新能源汽车，任何一个产业都是在一项或一组重大技术突破的基础上，附之一个庞大的技术群而发展起来的。
  其中科技型中小企业处于不可或缺的地位:第一，它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持续的技术来源;第二，它是 建立完整的产业链的主要力量;第三，它是围绕新兴产业开拓增值业务的主力;第四，它是推动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市场的主角;第五，它是新兴优势企业的生长点。
  在我国的技术创新体系中，中小企业的作用被严重低估了。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对新技术和市场最为敏感、创新活动最为活跃、最敢于冒风险一只 生力军。
  技术创新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存在巨大不确定性。
  从全社会的角度看，中小企业是试错成本最低的一群。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小企业是以自身的“生和死” 在充当着新技术、新产业探路者的角色，为大企业的技术集成进行着铺垫。
  但是，按照传统的做法，当一些产业被国家重视时，政府就会制定产业政策，设定发展目标、设立进入门槛作为提供资金、税收等支持的条件，而中小企业往往被排斥在外。
  换句话说，我们产业政策的出发点忽略了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生力军作用。
  与我们的政策理念不同，发达国家把大量的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看作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
  基于它巨大的正外部性，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借助市场力量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2000年，《欧洲小企业宪章》提出，“小企业是欧洲经济的中坚力量”，“只有把中小企业的发展提到优先议程，欧洲试图在新经济中引领潮流的努力才能成功。”我们应改变政策理念，改革传统做法，进一步确认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并认真解决政策歧视、市场准入难和融资难等发展瓶颈。
  十、产学研结合、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结合
  在追求创新的发展过程中，仅有产学研的结合是不够的，只有加上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互补与合作才能形成高效率的创新生态。
  现在，对“产学研”结合讨论和关注较多，但忽略了中小企业在其中的重要作用，难以有好的结果。
  在科研、转化与产业化的长链条中，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处于不同位置，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也有分工。
  大学是当代知识创新和前沿高技术最重要的源泉。
  大型企业尽管在原始性技术创新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它强大的产业能力和在复杂的“技术集成”中的重要地位却是其他机构无法替代的。
  因此，大型公司必须拥有强大的核心技术和技术能力，其重要表现是能敏锐地扑捉全球相关技术信息、善于发现新技术的市场价值、具有从 全球获取技术资源的本领，并有能力将新技术集成于特定产品。
  在我国，大学与企业“两张皮”，科研成果与产业化过程脱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将创新的知识转化为可应用技术的纽带。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业者和技术骨干大都来自于大学和科研机构，并通过多种形式与其保持联系。
  这就使它们可以较方便地获取技术信息和知识创新的溢出效应。
  科技 企业另一头连接着市场，它们迫于生存的压力比任何大企业都有更强的动力吸纳创新的知识并将其转化为新技术、新产品。
  甚至一些创业者就是为使某项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价值而“下海”的。
  知识创新与产业化应用之间的空档恰恰就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活动的广阔天地。
  他们一边吸纳大学和科研机构知识创新的溢出 效应，通过再创新将其转化为有市场价值的最终产品，或可应用的技术;另一边，以大量的、多样化的转化成果为大企业的技术集成和产业化提供技术支持。
  产学研结合有多种途径、多种机制。
  但一般而言，这是在优势互补基础上的利益结合。
  这种结合不是靠政府来安排，而是在政府提供的政策环境中，院校、科研机构、中小企业、大型企业在市场作用下，各自发挥优势，自由选择的结果。
  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规制应当促进产学研各方都能扬长避短。
  大学的科研成果不一定都得自己做技术转化;中小企业的每项转化成果，并不一定都由自己去规模化生产;大型企业所需的技术也并非每项都得“自主开发”。
  依托市场化、专业化的金融服务、技术服务的支撑与撮合，众多创业者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吸纳院校科技活动的扩散效应、吸引院校流出的人才，并发挥科技园区技术创新的集聚效应，为大型企业的技术集成提供充足的技术来源;大型企业则可以利用其组织平台和资金实力，将大量、分散的科技成果经集成、整合和再创新，开发出有品牌支撑的市场主流产品。
  这一过程不断循环，就会出现新产品层出不穷、产业升级不断发生的生动 局面。
  近年，跨所有制的壁垒、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割裂有上升的趋势。
  一些垄断企业自行扩展垄断链条，国有企业更倾向于在体制内部建立产业联盟，形成配套。
  如电网企业把“网”的天然垄断性延伸到输变电装备、施工、电缆;央企在内部建立电动汽车产业联盟，整车、电池、电控、电机自成体系。
  一些大企业在研发和创新方面，也倾向搞封闭式、大而全、不求人。
  大企业往往是中小企业创新产品和技术转化成果的市场，这个市场空间没有很好放开， 致使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受限;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合作互补的局面未能很好形成，导致创新体系的结构性低效率。
  不仅使大企业创新成本上升、周期加长，也迫使小 企业做长产业链，招致创新创业的成功率下降。
  世界路由器巨头思科、著名的医药公司辉瑞，以及西门子、菲利浦、近年崛起的苹果等公司等，都是在不断集成科技 型中小企业技术成果中占据了全球领先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