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1808年10月1日，在埃尔富特，歌德与拿破仑帝相遇。对于与命运搅和在一起的戏剧性悲剧，拿破仑予以否认：“今天为什么还关心命运？强治（politics，[译注]译为‘强治’是为了行文方便)就是命运”。不再像古典戏剧中深不可测的诸神，而是像拿破仑这样的恶魔式人格性编织了人类命运的诸般谜线，正如歌德的好友艾克曼所以为的。[1]“强治即命运”这一晦涩难解的公式，伴随着其“悲剧色彩的”暗流，开始在德国的争论中日益流行。黑格尔以更为普遍的术语解释了拿破仑的这一名句：人类不再服从古人的命运，因为命运已经被强治取代，而强治带来新的悲剧，这是就环境之不可抵抗的力量宰制所有人的个体性而言。
  歌德和黑格尔都认为拿破仑是“世界-历史个体”。对黑格尔来说，这意味着拿破仑是世界精神的“经理”(Geschäftsführer des Weltgeists)。与亚历山大和凯撒一样，他们注定要宣告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将世界提升到更高的普世性。这些英雄是旧秩序的伟大摧毁者，并借着理性的狡黠，成为新秩序的创造者。在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中，强治之新命运的实质是自由意识，根据这种自由的意识，这些英雄就是进步的“代理人”。这是一个强调性的“强治”观念，它超越了行政和公共事务的日常业务，指向了所谓的历史过程的运动。这里关心的问题并不是要详细解释黑格尔有关强治在塑造人类命运上的能动作用(agency，按行文，后面也译作代理)。坦白说，拿破仑对于整个欧洲大陆，尤其是中欧来说，确实是人格化的命运。
  在埃尔富特的贵族院(Fürstentag)，拿破仑正处于权力顶峰。他已经重塑了欧洲的政治风景：在1803-1806年间，神圣罗马帝国的古老秩序四分五裂，一千多年的历史被征服和消除。人们经历了深远变迁的关键时期。传统生活方式的突然中断迫使他们面对这样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力量影响了社会的命运？如何理解看似散漫无定的现实？拿破仑漫不经心的评论把现代时期的真实摆到了前台。
  这一统揽性的强治理念表述出，在我们的时代，秩序和失序之间互动的根本经验。对合理性的反身性追求——那将消解“强治作为命运”这一简洁的、局部性观念——只能根据理论上有根基的政治（the political）概念来回应。卡尔·施米特，在20年代战后危机的影响下，试图再思强治的本质。他把原初性和自主性赋予强治，也就是黑格尔“强治http://t.cn/Aigdnu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