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刍议民族民间体育项目演变历史
  从纵向的时序发展上分析，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与体育变迁是以“游牧化” 为主线的。
  华夏民族原本肇始于五六千年前的黄河流域， 同时期或稍晚长江流域亦有中华先民的印记， 最新的考古发现更是将这些时间节点不断前移。
  刍议民族民间体育项目演变历史 一、 民族融合与民族民间体育变迁: 以“五胡内迁” 为中心民族体育的变迁发展是民族民间体育变迁史的首要研究领域， 尤其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民间体育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要求研究者回溯民族融合历程, 仔细搜寻和体悟多民族杂居共处的诱因及其影响。
  到东汉末年， 由于中原王朝统治根基动摇， 战争频频, 少数民族部落不断南迁， 开始大规模与汉族原住民杂居相处, 民族融合空前加速。
  魏晋之际， 在北方汉族人口锐减的情况下, 胡族内迁形成高潮。
  二、 国都迁移与经济重心南移对民族民间体育的影响:
  两宋之际， 原来定都汴梁(今河南开封) 的北宋遗民， 扶老携幼， 千里南迁临安(今浙江杭州临安)， 受战乱时局的影响以及对命运等问
  题的消极理解， 虚无消极和及时行乐的观念形成一时之社会风气， 对市民生活的各个层面产生了 重要影响。路歧即是在广场街市、 偏远乡村流浪卖艺者。
  一方面, 中原地区的民族民间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影响了 南地的体育活动和项目 变迁, 南方体育日益中原化和统一化。
  如盛行于中原及北方民族的摔跤运动在南宋有了充分的发展，四水潜夫的《武林旧事》、 灌园耐得的《都城纪胜》 和无名氏的《西湖老人繁盛录》 等， 都对这一时期的相扑记载非常详尽。
  另一方面， 南方土著的体育形式如耍龙、 溜索(怒族)、 独木舟、 抢花炮(侗族)、 爬花杆(苗族) 等， 逐渐影响了 中原南迁人口的体育形式和活动习惯, 这个过程又是与复杂的宗教冲突、 生活习俗矛盾及民族和战相交叠的， 其融合和接纳可谓来之不易。
  在长期的共处格局下, 不同民族和地域人群之间， 要么选择和平共处, 要么选择规避远迁, 最终形成了 相对稳定的南地生活场景和体育格局, 即相对于古代地域特色鲜明的新的“不中不南的新体育”， 逐渐凝
  练出具有中华民族整体特征的全新现当代民族民间体育格局。
  在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史上， 还有多次类似的经济重心变迁图景, 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和改变了不同区域的人力资源分布与资本流向， 以致改变了 社会文化和社会风气， 从而成为影响社会潮流、 教育理念和体育娱乐活动的重要诱因。
  例如， 在中国古代民间体育发展进程中, 风筝和弹弓的发展曾经深为历代研究者所重视， 世居江南的满族贵胄后人、 文学巨匠曹雪芹就是风筝制作和放飞名家， 其关于风筝制作的专书流传后世， 体现出高度的民族性、 迁移性和家国特色。
  三、 社会变革、 文化分野与体育风气变迁: 以“唐宋变革和文化内向” 为着眼点在讨论民族民间体育融合变迁的过程中, 我们逐渐关注到社会变革和文化分野对民族民间体育的影响这一重要话题， 认为体育风气变迁与社会变化、 文化分野具有重大而密切的关联。
  1. "唐宋变革论” 与古代社会的平民化走向对民间体育的促动 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 历来为东亚各国尤其是日本学者所重视和推崇,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日本著名历史学者内藤湖南 (即内藤虎次郎, 1866—1934 年) 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唐宋变革论”。
  根据李华瑞、 葛金芳、 牟发松等学者的译介和研究, 所谓唐宋变革论主要是指唐宋 2 个朝代， 虽然是先后继起和互相关联的， 但从社会风气、 政治体制、 经济环境和国际交往等因素分析， 唐代是中国中古时代的截止期， 而宋代是近世中国的开端。
  内藤湖南试图通过其历史分期方法的解析和透视, 说明唐宋之际中国历史
  发生的巨大变革性发展。
  这些情况无疑为民族民间体育活动和竞技娱乐活动的
  广泛开展奠定了 社会和思想基础。
  此外， 由唐入宋的古代市民社会和富民阶层逐渐兴起和发展, 极大地影响了 古代社会体育娱乐与运动休闲风气,健身养生活动更加平民化和大众化， 体现出较强的时代特征。
  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传世作品仅有 2 幅: 一幅是为海内外所熟知的《清明上河图》，展示了 北宋东京汴梁的市民社会场景; 另一幅是《金明池争标图》(一般认为此图为张择端早期作品， 另一说此图为南宋摹本)， 描绘了 宋太宗赵光义在端午佳节到来之际, 在皇家园林琼林苑中的金明池与民同乐， 共同观赏军士龙舟竞渡、 争夺锦标的胜景, 这种统治者与市民共同参与观赏性体育活动的情境， 充分体现了 宋代开启的市民社会与市民体育的崭新图景。
  2. 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对民族民间体育的抑制 美国早期汉学家普遍把中国宋代类比欧洲近世社会, 得出了 与上述中日学者相类似的观点， 即认为宋代市民社会的真正形成成为影响和改变后世中国文化社会面貌的基本依据。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刘子健做出了 与众不同的解读, 他认为所谓宋代工商业的兴盛和富民阶层的崛起其实只是一种社会表象, 与欧洲近世社会“形同实异”， 本质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尤其是两宋之际出现的文化分野更是决定了后世中国社会与西方的发展脉络渐行渐远。
  北宋前中期, 皇权受到以宰相为核心的廷臣团队的制约,皇帝和臣下形成了互为拱卫、 相互掣肘的稳定格局; 然而北宋后期屡被北方少数民族渗透侵扰’ 直至“靖康之变” 的严重局面。
  这种情形极大地刺激了 宋朝君臣的心理和军队、 百姓的士气, 进而对既有的宫廷制度和政治文化产生巨大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 皇权极大膨胀, 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政
  治文化倾向于由“外王” 而“内圣”， 强调文化内向， 整个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转向封闭和保守。
  自此以后， 以科举为主导的文人社会掌控了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的话语权， 传统武术和民间体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压抑，习武之人被视为粗鄙之辈, 民间体育项目多被讽作斗鸡走狗不务正业， 这种文化对体育的压抑传承良久， 危害不小, 马球运动在南宋时期的式微便是一个例证。
  此后， 中国古代体育项目和体育文化的传承成为民族民间的自发行为， 失去了坚实的社会政治支撑和足够的文化支持。
  3. 中国特色民族民间体育的曲折、 独立传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有关社会变迁和文化分野对古代民族民间体育的影响出现了 内在矛盾的一面， 即“平民化” 和“文化分野” 交叠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