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梁丹丹：理论语言学对病理语言学的贡献
  语言交叉学科
  理论语言学对病理语言学
  1925年，美国成立了 美国言语矫正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Speech Correction ），后该学会又先后更名为美国言语及听力学会（American Speech and Hearing Association），美国言语、语言及听力学会（American Speech-Language-Hearing Association，ASHA）。
  从以上学科发端和学会发展的背景看，该领域早期更强调言语和听力部分，语言的概念进入这一领域较晚。
  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包括了言语语言治疗师在各种临床环境下会遇到的所有障碍。”
  （露易丝·卡明斯文 2019）
  但目前各个学科的融合仍有待提高，总体而言， 该学科的语言学基础仍十分薄弱 。
  一、理论语言学对障碍描写的贡献： 区分语言障碍与言语障碍
  ASHA（1982）将语言定义为“复杂而动态的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用于各种方式的思维和沟通中”。
  言语是人类的神经肌肉将语言表达为声音产品的过程。
  典型的例子是口吃和迅吃。
  以上对语言障碍和言语障碍的描写已成为病理语言学界的共识，但这种共识的达成经历了较长时间，如果没有理论语言学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且将其有意识地运用到病理语言的研究之中，这种清晰的认识就不可能形成 。
  二、理论语言学对障碍解释的贡献： 两种对立的解释视角
  如何解释以上所描述的语言能力和其他认知能力之间的分离表现？
  模块论 提出，智能组织“为有其特定结构和原则的、有区别性的认知能力”，这些能力彼此独立地执行功能（Chomsky 1989：46）。
  神经建构主义 认为 ，大脑是一种自我建构的器官， 语言不是大脑与生俱来的模块装置，语言是儿童在建构的基础上学习到的 。
  再以威廉姆斯综合征患者为例 ，20世纪9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早期对这些综合征患者拥有较高语言技能的看法并不能完全准确地描述该类患者的语言特征 。
  基于语言是模块化还是非模块化的不同观点， 研究者针对语言障碍的解释提出了非常多的具体假说， 根据其所持理论立场，这些假说又可分为 领域特殊论 和 领域一般论 两大派。
  三、理论语言学对障碍评估的贡献： 以语言样本分析为例
  常用的评估方法有3种 ：常模-参照评估、标准-参照评估和动态评估。
  所以，动态评估必须和常模-参照评估或标准-参照评估结合使用，因为单次的能力测试必须借助这两种方式中的某一种进行。
  以上是一名6岁的高功能自闭症儿童讲述的无文字图画书《青蛙，你在哪里》的内容。
  对比下面6岁的典型发展儿童讲的同一个故事：
  所谓NDW，指在100个话句的语言样本中不同的词语的数量。
  四、理论语言学对障碍干预的贡献
  语音障碍的干预方面，区别特征等音系学理论已被应用于语音障碍的诊断和治疗方案的制定中。
  语义障碍的干预方面，语义场理论等语义学理论为词汇语义干预方案的制定提供了支持。
  语用障碍的干预方面，语境理论等语用学理论贯彻于语用干预之中。
  五、汉语障碍的评估与干预
  成人障碍以 失语症 最具代表性。
  国外常用的失语症检查量表有美国的波士顿诊断性失语症检查（The Boston Diagnostic Aphasia Examination，BDAE）、加拿大的西部失语症成套测验（Westerm Aphasia Battery，WAB）和日本的标准失语症检查（Stangdard Language Test of Aphasia，SLTA）。
  儿童语言常用的评估方法有观察法、访谈法、测验法以及语言样本分析法。
  标准化测验是语言能力评估中最主要的正式评估方法， 目前国内常用的标准化测验工具有：
  （3）语言行为里程碑评估及安置程序，适用于任何语言落后的个体，评估自闭症儿童以及其他发展性障碍儿童的语言和社会能力。
  除此之外，还常用一些如Gesell发育量表、韦氏学前儿童智力测验量表、0～6岁小儿神经心理发育量表、贝利婴儿发展量表等工具对儿童的语言能力及其他发展能力方面进行评估与诊断。
  康复与治疗方面，目前针对聋人的语言康复研究和实践取得了最为丰富的成果。
  现已研发出可有效改善听觉功能的电子设备，例如人工耳蜗等。
  借鉴国外的经验，我国学者也对汉语儿童语言障碍的干预进行了摸索。
  比如自2013年以来华东师范大学刘巧云团队探索并创建了 阶梯式儿童语言干预模式 （简称阶梯模式）的基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