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解读中华法系的本土性
  农本主义的经济形态、稳固的血缘地缘关系、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以及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构成，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形成、发展乃至司法实践具有深刻的影响。
  分析总结中华法系与传统国情的内在联系，不仅可以准确地抽象中华法系的特点与发展规律，而且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以历史借鉴。(一)中华法系与农本主义的经济型态
  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小农自然经济结构始终居于统治形态，而且自商鞅变法奖励耕战以后，农本主义更成为历代奉行的国策。
  中国所处的内陆性的地理环境也为农本主义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客观条件。
  其后，南北朝着名的科学家祖冲之制定了《大明历》。
  这说明清朝统治者从实践中认识到细故如不及时解决，也会酿成事端。(二)中华法系与稳固的血缘地缘关系
  中国古代是沿着由家而国的途径进入阶级社会的，因此宗法血缘关系对于社会和国家的许多方面都有着强烈的影响。
  自秦统一以来，立法权便高度集中于中央，集中于皇帝。
  明太祖朱元璋，便命李善长等“日具刑名条目以上”，“吾亲酌议焉”。
  洪武三十年大明律成，负责修律的刘惟谦在《进明律表》中说:“每一篇成，辄缮书上奏揭于西庑之壁，亲御翰墨为之裁定……在司法方面，唐太宗于贞观初期坚持“人有所犯，一断于法”，为历代所称道。
  即使末代封建王朝的清朝，康乾之世皇帝也力求司法公正，以维持社会的安定。
  康熙二十二年康熙帝(1683年)曾就秋审下谕:“人命事关重大……情有可原，即开生路。”康熙四十年(1701年)康熙帝在诏书中再次表露了他对秋审的重视和对刑部的批评，“朕详阅秋审重案，字句多误，廷臣竟未察出一二，刑部尤为不慎，其议罚之。”雍正三年(1725年)五月二十七日雍正帝在上谕中自称:“临御以来，钦恤刑狱，每遇法司奏谳，必再三复核，惟恐稍有未协。”《白虎通》的‘三纲六纪’把当时社会所有的人际关系都规定了。”(P.87)在中国古代法律中，三纲六纪法律化为法典的基本内容，表现了中华法系儒家化的基本倾向。
  明太祖朱元璋从统治经验中认识到“礼乐者治平之膏梁，刑政者救弊之药石”，惟有“以德化天下”，兼“明刑制具以齐之”，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汉时董仲舒还运用阴阳五行之说，阐明刑罚不中所带来的后果:“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蓄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熬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他所说“穷天人之际，穹古今之变。”这是周初从商末滥刑肆杀，招致亡国的历史教训中所总结出的，对于后世极有影响，历代的开明之君多以减少死刑，重惜民命相标榜。
  隋文帝时鉴于地方州郡县滥用死刑，激化社会矛盾，故而规定:“诸州囚有处死，不得驰驿行决”;“诸州死罪不得便决，悉移大理案覆，事尽然后上省奏裁”，从此将死刑的执行权收归朝廷，由皇帝亲自掌握，成为一项定制。
  对此嘉庆帝御批如下:“一命一抵原指械斗等案而言，至寻常斗殴，各毙各命，自当酌情理之平，分别实缓，若拘泥‘一命必有一抵’之语，则是秋谳囚徒，凡杀伤毙命之案，将尽行问拟情实，可不必有缓决一项，有是理乎，命仍照原拟入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