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一体双权”:中国政治学的一个分析框架
  在《中国政治学的转型:分化与定位》一文中,景跃进教授将政治共同体确立为中国政治学的逻辑起点,揭示维系中国大一统的集权逻辑,搭建了一个国体、政体和政治共同体“三位一体”的中国政治学分析框架。
  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现代性的国家共同体;现代性国家共同体既服从统一逻辑,又遵循共和逻辑。
  在《中国政治学的转型:分化与定位》一文中,景跃进不仅提出了“重置中国政治学的逻辑起点”这一重大问题,而且以“将政治共同体带进来”的命题对此问题给出了明确回答--政治共同体是中国政治学的逻辑起点并具有优先性,“在价值等级中政治共同体应当占据最高的位置”;由此出发,在揭示“政治共同体的维系与(西式)公民个体自由两种价值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紧张”这一中国政治发展的“天生难题”之后,提出了“在政治共同体原则优先的前提下,充分发展公民权利”的中国政治发展实践的平衡方案和中国政治学学术研究的国体、政体和政治共同体“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
  为了论述简便,我们不妨梳理一下景跃进的分析思路:从对中国政治学知识现状的反思切入,提出了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新进路,包括以下四个环节:(1)回到起点:回到中国政治学的起始之点、缘起之地--政治共同体是中国政治学的逻辑起点。
  如果说以上理解和归纳大致没有误读,那么,本文的商榷与对话将围绕“起点、逻辑、框架和理论”四个环节来展开。
  一、起点:政治共同体的现代定位
  面对中国政治学多元分歧的格局,景跃进确信,只要政治学人的研究继续滞留在体制或政体等制度层面,根本性的分歧就难以消除;而要超越分歧,谋求共识就必须寻找一个更高的平台。
  其实,政治学的逻辑起点除了政治共同体以外,个体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
  从近代人类的政治实践来看,选择政治共同体还是个体作为政治运行的立足点,政治制度的安排或设计确实会有完全不同的格局;就方法论而言,这牵涉到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根本对立。
  不过,无论选择哪一项作为逻辑起点,都不意味着对另一项的绝对排斥。
  由此来看,面对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实践的一个基本历史事实--整体或共同体始终是中国政治运行的立足点,维护大一统的共同体已成为华夏民族一种文化心理情结,把政治共同体作为中国政治学的逻辑起点确有历史理据的支撑。
  景跃进文中的“政治共同体”当然是指“国家”,不过,不仅仅指作为统治组织或统治机器的国家(state),而是指整体意义上的国家共同体,这是一个“有组织的、拥有国内和平与领土完整以及不受外国干涉的政治统一体”,或者说是“确立了一种在地域上完整的政治统一体”。
  显然,这种国家共同体既不是传统的城邦共同体,也非古老的帝国,而是现代国家共同体。
  相对于传统国家共同体,现代国家共同体不仅具有独特的基本元素,而且处于一种更为复杂的内外关系格局之中。
  简言之,现代国家共同体所处的内外关系格局清楚地表明,国际关系中的竞争与交流、博弈与合作的前提是国家共同体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统一与独立,而内政中统治与治理的关键在于理顺国家共同体内部统治机器与大众及公民个体的关系,其实质是如何优化国家权力结构的安排、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以切实维护和保障人民大众的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体的合法权利。
  这样看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逻辑出发点确实不是传统的城邦、家族王朝或帝国政治共同体,而是现代性的国家共同体。
  二、逻辑:统一逻辑和共和逻辑
  原因在于,景跃进过于强调了维系中国大一统政治共同体的集权逻辑及其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现代国家共同体的另外一项逻辑--共和逻辑。
  其实,遭遇这种紧张性是世界上超大型国家共同体难以逃避的命运,也是政治学人必然面临的难题。
  统一逻辑是指维护和确保国家共同体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族一体、内外安全是现代国家共同体的内在要求。
  共和逻辑是现代国家共同体中民之权利(益)与国(state)之权力关系的本质定位,即属于国民的国家权力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内在地要求其必须维护国家共同体的共同利益、保障全体国民的整体利益和个体公民的合法权利。
  三、框架:以“一体双权”替代“三位一体”
  不过,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能否构建一个替代“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从而为更好地解释中国政治的经验事实以进行理论创新提供富有启发性的学术支撑
  基于上述对国家共同体的现代定位和统一逻辑和共和逻辑的分析,我尝试提出“一体双权”的分析框架(见下图),向景跃进和同行学者请教。“一体”是指现代国家共同体以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族一体等为核心内容的一体格局和统一状态,这是上述统一逻辑的具体体现,这里不再赘述;“双权”则包括“民权”和“国权”,处理二者之关系的制度安排事关共和逻辑能否得到实现。
  此处对“民权”的分析和定位立足于共和逻辑,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共和国精神保持一致:在整体意义上,“民权”乃是指人民主权,诚如宪法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共和逻辑的根本体现;在部分的意义上,“民权”也指作为中华民族之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根据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在宪法总纲的第四条中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在个体意义上,民权则指“公民权利”(包括公民相应的义务)(civil citizenship),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对此有详细的规定。
  “国权”即国家权力。
  西方政治学界对国家权力进行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分析,例如,著名学者迈克尔·曼(Micheal Mann)就把国家权力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型,即国家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 of the state)和国家基础权力(infrastructure power of the state)。
  相对于“三位一体”的中国政治学分析框架,“一体双权”最主要的优势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理性面对结构难题。
  第二,精准定位价值关系。
  就“一体”“民权”“国权”三大基本元素的价值定位而言,一方面,不在价值等级中将政治共同体视为最高的位置,也不简单地在共同体统一价值优先前提下兼顾民权,而是立足国家共同体的现代品质,把统一逻辑和共和逻辑共同作为现代国家共同体不可分割的两大内在要求,在价值上将维护国家共同体的统一格局--“一体”和落实共和逻辑的“民权”有机统一起来;这意味着在现代国家共同体中,国家的一体统一和民权的实现、保障具有同等价值,一体统一的共和国是中国政治学追求的理想所在。
  第三,清晰构建问题框架。
  “一体”与“国权”。
  “民权”与“国权”。
  政权与治权。
  总的来看,相对于“三位一体”,“一体双权”分析框架的优势不仅在于逻辑上更为自洽,而且在于揭示了现代国家共同体中的“三角(‘一体’、民权与国权)”结构关系以及其中蕴含的难题,并在精准定位价值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研究问题框架。
  四、理论:从对话、解释到创新
  第一,“一体双权”的分析框架为中国政治学与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政治学对话提供了开放的交集空间。
  “一体”层面:“国族构建”(nation-building)。
  “民权”层面:人民主权和公民身份。
  “国权”层面: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
  第二,“一体双权”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更理性地看待当代中国政治体制。
  第三,“一体双权”的分析框架在一定意义上有可能促进我们在解释中国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以回应来自理论和实践的挑战。
  就回应这一“最大挑战”而言,“一体双权”分析框架可能的启发意义在于提示我们:政治合法性的建构并不能简化为公民个体仅仅以投票的方式对选票竞争者表达认可意愿的程序实施,而是体现在执政者与民众(包括公民个体在内)双向互动的持续过程中:一方面,政治合法性的建构取决于执政者在维护国家共同体的一体统一、保障民众共同利益、维护合法的民族权益以及公民权利等方面的实际作为与现实成效;另一方面,政治合法性的建构也有赖于民众(包括公民个体)以多种方式、各种途径有序参与社会政治实践以及通过合法程序表达对国家统治与治理的肯定、支持和认可。
  这意味着中国的政治学者需要全面揭示中国政治中执政者与民众(包括公民个体)多层次(从中央到基层)、多层面、多维度的互动经验,借助对这些丰富而复杂的实践经验的分析和解释,不仅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合法性的评价指标体系,而且提炼相关学术概念,提出新的学术命题,创新政治合法性的理论体系,从而最终超越中西经验,建构一个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政治合法性理论。
  需要说明的是,“一体双权”的分析框架是笔者受景跃进提出的“三位一体”分析框架的启发而初步思考的结果,期待景跃进和学界同行批评指正。
  责任编辑: 杨明 一审:张潇丹 二审:陈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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