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宋继唐之后，海运事业又有新发展，近海航线已由交广闽浙江淮扩及密州，海外航程已达非洲海岸。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航海技术及造船工业的进步，另一方面是推行发展海外贸易政策。就航海技术而言，宋人发明指南针，以磁针导航，是航海技术上一项重大的突破。宋时造船工业进展也显，已能制造大型海船，长阔达数十丈，可运载数百人及大宗货物。这些都为发展海运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北宋颇重视对外贸易，对海外商贾采取招诱奖进政策。南宋因军费之需，积极发展海运，开展对外贸易，对外商尤为优待。由于海运发展，外贸兴旺，故两宋曾先后在广州、泉州、温州、明州、杭州、澉浦、江阴、秀州之华亭县、青龙镇和上海，以及密州，这些外商聚集之城镇，设置市舶司或务，专职管理对外贸易。
  元朝海运事业及对外贸易，发展更为显着，近海开辟了扬子江口至直沽的航线，远程海运达阿拉伯和非洲东北海岸，最远的达到红海岸内之墨迦。元政府还加强对海运管理，并由政府建置航线的航标，以确保航行安全。元人重视海外贸易，并参照宋制，制订市舶法规，加强对外贸易管理。元代曾在外商聚集之七个港口城镇，即广州、泉州、温州、庆元、杭州、澉浦及上海、设置市舶司，办理外贸事宜。
  明朝亦重航海，永乐年间郑和数下西洋，成为我国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由于明代外贸政策与前代不同，虽设市舶，仅理朝贡贸易，并无一般互市活动。所谓“朝贡贸易”，即是有贡则许市，非贡则否，且市亦免税。所以明代市舶之设，实为专理贡舶搴务，与前代市舶判然不同。明代曾先后在广州、泉州、宁波及太仓设置市舶司。这种贡贸不唯无利，且成为负累。明因防海寇，严禁人民下海与外商互市。虽然政府推行封锁政策，但民间犹私与外商交易，尤其闽浙一带为盛。例如吕宋到明万历时，前往贸易之福建商人竟达数万，又如爪哇，永乐时已有华人建置的新村，其他各国华人前往贸易的亦比比皆是，可见海禁之令，实亦形同虚设。嗣后鉴于实际需要，明政府亦不得不换头换面，以海防官给船引，许外商入境贸易，以征收水饷陆饷之名代征商税。
  清朝政府海禁颇严，海运事业鲜有发展，对外贸易一直采取限制政策。康熙时曾一度开放广州、漳州、宁波、南京作通商口岸，并宣布对来华商船减免商税，故一时沿海商业颇为繁盛。嗣后又关闭其他口岸，仅留广州口岸通商，还规定外商要交纳高额商税，故外贸又呈萎缩之势。所以鸦片战争前，清代对外贸易是颇为有限的。
  后期封建社会，南宋及元仍继承中期封建社会传统，重视海港城市建设，这两代先后扩建泉州，便是例证。其时广州、泉州等海港城市不仅规模宏阔，规划也颇先进。明以来由于政策不同，海港城市建设也蒙受影响，有的旧海港城也有所扩展，如明之广州，但亦不过就前代基础加以适当的调整补充而已，这段时期并无重大的新港建设活动。
  清乾隆时进一步推行闭关政策，除广州外，其余港口尽行封关。此时不仅无新港建设可言，旧港亦多逐渐委弃。所以这段时期海港城市规划基本上实处于停滞不前状态。由此可见，后期封建社会前阶段，即南宋及元时期，海港城市建设有较大发展，规划水平亦日新月异。进入后阶段，即明清时期，以政策变化，海港建设渐渐转入低潮，海港城市规划自亦少新的建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