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系统论视域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刻内涵、结构样态与理论特质
  自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首次提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一概念以来，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关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表述先后经历了“提出——加强——必须促进”的发展过程，这充分凸显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于处理我国民族关系问题的极其重要性，俨已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与之相应，学界也掀起了关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热潮且持续至今，而这一切的研究皆以深刻把握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科学内涵为前提基础。当前关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涵研究，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或同一视角的不同侧重点予以了相应探讨，基本达成这样一个共识：民族交往、民族交流、民族交融具有层层递进的关系。如金炳镐认为“民族交往是民族关系的具体形式、民族交流是民族关系的具体内容、民族交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本质要求”，从本体论视角阐释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相应实质所指；杨生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这三种“实质所指”具有层层递进、互相存在着不可分割和不可替代的关系。郝亚明认为“交往就是促进族际接触族际互动，交流就是增进族际理解消除族际偏见，交融就是化解族际矛盾达成民族团结。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展示的就是从族际接触到族际理解再到族际团结逐步递进的过程”，从群际接触理论出发，通过阐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相应功能作用，进而明确其内在递进关系。李晓霞认为“民族群体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最终体现在个体交际层面。交往、交流、交融可解读为行为交往、思想交流、感情交融，其重在持续交往、平等交流、包容性交融，交往交流的最终结果在于交融”，从个体交际视角探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分别在人的“行为——思想——心理”等方面的相应体现及其递进逻辑。杜娟认为“民族交往为不同民族之间相互接触提供了条件，民族交流则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涵化提供了条件，而文化涵化的结果是共同性增多、差异性缩小，体现了民族交融的过程性”，从文化涵化理论视角论述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递进性。综上所述，当前学界关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涵研究已取得了诸多丰富的有益成果，皆相应论述了民族交往、民族交流、民族交融的概念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也就是将民族交往、民族交流、民族交融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这与一直以来党中央并列式表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的用意不谋而合。然而，关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一整体的结构样态、作用机理和理论特质“是什么”的问题，却需在理论上深入探讨，以期形成一套有着较强解释力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体系。据此，从系统论视角来探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本原理问题，具有重要研究价值。鉴于“要素对于理解事物普遍联系性的揭示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要科学把握系统论视域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本原理问题，需以深入理解民族交往、民族交流、民族交融的深刻内涵为前提。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根据“现象与本质”这对范畴的辩证关系，将民族交往与民族交流的社会活动看作一种社会现象，而将民族交融看成是这种社会活动现象所对应的本质要求，具有合理性。如果从活动的过程来看，根据“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分别将民族交往与民族交流看成是交际形式与交际内容的关系，相应地，对民族交融就应当从交际过程的作用效果层面来加以理解。（一）民族交往是民族关系的交际形式，强调交往的强度与广度“交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专门对“交往理论”进行系统阐释，但在其诸多著作文献中却以兼论的形式对人类社会的“交往现象”进行了深入剖析和论述，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交往发展规律。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一切交往行为的产生皆缘于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的需要，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这就充分说明了人的一切交往活动都是感性的、具体的；同时，由于人是社会的人，“社会交往过程其实是人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的过程，这种过程实质是人的本质之间的相互交换”，也就是说，人的社会关系的建立、更新与拓展是社会交往过程的必然结果，交往成为联结人际互动的中介桥梁，这种交往包含个人之间、社会团体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可见，“交往形式”与“交往关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核心概念。据此，民族交往属于人类社会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交往首先是一种民族关系的交际形式，具有实践性和中介性特点。其中，就中介性而言，为维护良好的民族关系，应提高民族交往强度，通过频繁地交往互动过程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了解和信任，进而达到弥合族际区隔的目的。就实践性而言，为获取更多的交际资源以发展自身，应扩大民族交往广度，通过空间、经济、文化、社会和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交往，进而为消除族际区隔营造良好环境条件。（二）民族交流是民族关系的交际内容，强调交流的精度与深度如前文所言，人的社会关系衍生于社会物质生产实践过程，为达到实践目的，人们采取了一定社会交往形式（如合作），并在社会交往实践过程中根据自身发展需求选择相应社会交流内容。从这个角度看，民族交流其实质就是民族关系的交际内容，而不同民族成员的不同发展需求又往往导致其相互间交际内容的不同。在马斯洛看来，“人是一种不断需求的动物，他总是在希望着什么”，这种需求自下而上可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而这五层需求的满足取决于人们在空间、经济、文化、社会和心理等方面的交流情况，这些方面构成了人们社会交流的交际内容。同理，民族交流亦是如此，比如：追求所处物理空间的人居环境质量与生理需求相对应、掌握一技之长以谋生与自我实现需求相对应、推崇民俗风情的互学互鉴与尊重需求相对应、强调社会风险隐患的治理效能与安全需求相对应、享受互助互爱带来的积极情绪体验与归属和爱的需求相对应。由于不同的人及其各自不同人生成长阶段的发展需求往往具有差异性，为更好地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人的相关利益，这就要求各民族在交际过程中不仅要精确找准各自需求的关切点，强调交流的精度，还要努力促使相应需求的满足向着更高层次递进，强调交流的深度。就俗语而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三）民族交融是民族关系的交际效果，强调交融的效度与限度从哲学上看，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并在两者的相互作用下推动事物向前发展，与之相应，民族交融就可以理解为民族交往与民族交流互为影响过程中民族关系的一种发展状态或样态，也可以理解为各民族交往交流的一种交际效果。而要科学把握民族交融，需明确两个问题：交融的基础和指向“是什么”。关于民族交融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在斯旺（Swann WB）和杰滕（Jetten J）等人看来，融合有局部和扩展之分，其发展过程表现为：在个体经验作用下由局部融合通过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逐步演变为扩展融合，而融合的动力源于群体成员的共同经历和对群体共同特征的认同。可见，认同是融合的基础。由于群体认同的实质是“群体成员在主观上所具有的群体归属感”，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言，这种群体归属感就滋生于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进一步讲，就是要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政治、文化、社会和心理等方面的认同。在此基础上，进而促使各民族在交往交流过程中实现在空间、经济、文化、社会和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交融；同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要强调这些交融的效度。关于民族交融的指向“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各民族间的交际过程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或取得什么样的效果的问题。而谈到交融，往往就会想到融合，但不少学者又往往狭义地对“融合”与“同化”进行等同化理解，通过从实践、道德和价值等层面论证“同化”的危害性，进而提出“‘三交’之‘交融’不是‘同化’，也不等于‘融合’”的观点。很显然，这种理解具有狭隘性。从广义上看，所谓“融合”应主要包含三个层面：其一，同质性融合。也即同化，民族同化一般表现为“一个民族接受另一个民族的民族特征，逐渐丧失自己的民族特征，最终变成另一个民族的现象”，在一定区域内实现了两个名义上的民族之间高度同质。虽然十九世纪的欧洲在建构民族国家过程中强制推行民族同化策略取得了一定成功，但在二十世纪却完全失效，这一策略遭到了同化对象的相关少数民族的强烈抵制和极力反抗，“20世纪没有一个颇具规模的少数民族被同化”，“而今天，这样的强制性的民族政策将取消一个国家进入欧洲组织的资格”。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25多亿人，占全国人口8.89%，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长10.26%。可见，当前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规模庞大，且呈不断扩大的发展趋势，要实现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同化显然不具现实性。其二，共同性融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族际之间乃至族内各成员之间的互为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如此，民族同化主义必将走向失败，即使苟延残喘地奋力推行，也只能自取其辱、徒劳无功。而就现实性而言，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常态化频繁交际具有不可逆性，且随着交际范围的不断扩大，交际内容已扩展到诸如空间、经济、文化、社会和心理等人在现实生活中所能涉及的方方面面，而如何更好地将社会各族人群的零散交际要素整合、凝聚起来，就必然涉及民族交融的“融合”问题。在此情形下，谈论“民族融合”问题，就必须将其置于能够包容族际差异性的大前提之下来进行。对此，有必要引入社会学的“social integration”概念——社会整合。在哈贝马斯看来，社会整合包含社会性整合与系统性整合两种形式，“现代社会不仅通过价值、规范和理解过程进行社会性整合，而且通过市场和以行政方式运用的力量进行系统性整合。货币和行政权力是以建构系统的方式来进行社会整合的机制”。可见，这种整合强调的是身处一定国度的人对其所处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准则、经济生活方式、政府治理体系等方面共同性因素的信服和遵从，通过这些共同性因素将社会各构成要素衔接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人际差异性因素的同质化消除。而民族融合作为社会整合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看，民族融合就意在通过各民族在空间、经济、文化、社会和心理等方面的“混融”形式——减少差异性与增加共同性，在消除民族隔绝或隔阂的相互接近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民族文化生态，打造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进而超越民族主义思潮中文化多元主义与同化主义的对立。其三，差异性融合。恩格斯曾在阐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时简要论述了“民族融合”问题——共产主义社会是否还讲民族？其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指出：“按照公有制原则结合起来的各个民族的民族特点，由于这种结合而必然融合在一起，从而也就自行消失，正如各种不同的等级差别和阶级差别由于废除了它们的基础——私有制——而消失一样。”从中不难看出，恩格斯所说的“民族融合”强调的是民族特点的消失、族际差异的消弭，是预测性的。这种预测基于这样一种逻辑：以唯物史观为逻辑起点、勾勒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为逻辑中介、国家或民族间的隔阂与界限的消除为逻辑终点，最终推理出国家或民族现象必然走向消亡——人类社会走向大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差异性融合并非意味着民族个性的丧失，而是民族个性的全面、彻底解放，每个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进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这种“自由”个性与同质性融合相对应的压迫个性有着根本区别。在矛盾论看来，差异即矛盾，“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只是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及同一矛盾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斗争激烈程度不同，其斗争形式也有所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矛盾斗争性的完结，而是伴随事物矛盾运动发展过程的始终。从这个意义上看，任何社会发展阶段的人总是有差异、有矛盾的，只是身处共产主义社会的人际差异性矛盾其斗争形式是非对抗性的，这与差异性融合以促进人的自由个性发展为指向相对应；而身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发展阶段的人际差异性矛盾其斗争形式则不同程度地具有对抗性色彩，这与同质性融合以维持人对人依附的压迫个性为指向相对应。总的来看，一定社会的民族融合形式及程度总是与其所处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紧密相连，从根本上取决于相应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时期，为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被统治的民族往往自发地、被迫地接受统治民族推行的思想观念体系和行为规范准则，实现了同质性民族同化，但这种民族融合在多方面因素影响下往往极易引发诸多不确定性冲突隐患。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时期，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为更好地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自身利益，本着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处理原则，各民族自觉地、主动地尊重和接受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行为习惯范式，实现真正的民族融合，这种民族融合有助于更好地打破民族隔绝状态、消除民族隔阂心理，进而建立深度认同的和谐民族关系。正如列宁所言“只有被压迫民族的真正的解放，民族压迫的真正根除，才能导致各民族的融合”，其义正在于此。从发展过程上看，这种民族融合将前后分别经历共同性融合与差异性融合这两个发展阶段，这是由公有制生产方式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根据我国当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这就决定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所贯彻和落实的“民族交融”理论与政策，只能是着眼于“差异性融合”层次、着力于“共同性融合”层次。所谓系统是由事物内部互为联系的构成要素按照特定规律有机组合而成的结构性整体，这种结构的内在构造与外在形态往往决定了系统特定功能的发挥效果及程度。任何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总与其系统性构造结构紧密相连，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亦如此。加之，任何大系统都是由若干子系统组成，这就决定了大系统与小系统的运转功效都将受到彼此的制约。由此，探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系统性结构，不仅要从狭义上深入剖析其本体结构及外延结构，还要从广义上全面考察其所处大系统的总体结构，从而全面、深刻把握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的结构样态及作用机理。（一）本体结构：民族交往、民族交流、民族交融间的协同与共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一种民族交际关系，它由民族交往、民族交流、民族交融等要素构成，而不同要素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过程形成了独特的系统性本体结构。在系统论看来，系统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是系统存在、运行的内在根源，而系统要素间的不同次序排列及其耦合程度，又往往决定着系统运转的质的规定，也即是：通过要素间的协同与调节，促使系统功能产生整体性效用而非简单的要素叠加之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由民族交往、民族交流、民族融合等要素构成，三者并非互为割裂、互为排斥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共生体。从静态上看，民族交往、民族交流，民族交融间的协同共生关系表现为这样一种关系：民族交往是前提基础，民族交流是核心关键、民族交融是效果保障。没有多种多样的民族交往形式，民族接触的机会与可能将完全丧失，民族交流交融将无从谈起；没有花色繁多的民族交流内容，民族隔阂的藩篱将很难消除，即使民族交往形式丰富多样，但民族融合往往具有表面化、浅层化；而没有浑然一体的民族融合程度，民族团结的力量将难以生成，进而阻碍民族交往与民族交流的深入推进。从动态上看，民族交往、民族交流、民族交融间的协同共生关系表现为“动力——目的——升级”的相互作用关系（如图1所示）。交往是人的交往，人的社会属性与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决定了人的交往只能是具体的、实践的行为活动，而“作为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的交往是民族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和结果”。与之相应，民族交往成为推进民族交流、民族交融的发展动力，由于各民族间的交往实践绝非漫无目的的，需根据一定发展需求选择相应民族交流内容来满足，进而实现民族交融的大团结局面。而只有实现真正的民族交融，才能促进民族交往形式和民族交流内容的提档升级。（二）外延结构：空间、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方面嵌入的联结与整合从人的本质来看，人是现实的、实实在在的人，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离开了人际互动，人的生存和发展将寸步难行，这就决定了身处一定地域空间的社会人之间必然在经济、文化和心理方面形成相互交织的关系格局。空间、经济、文化、社会和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必然成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内涵指向的外延范围，这五个方面的相互联结与整合，形成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的外延结构（如图2所示）。人们对空间的认识，通常将其与场所等同看待，但在空间社会学看来，空间具有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之分。其中，物质空间以物质性的存在为指向；精神空间表现为一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等方面相互交织的多义现象——社会关系的产物。一般而言，人们总是在与自然物质空间的互动中生存、生活和发展，在生产物质资料的同时生产精神资料，也就是“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交织在一起。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这就从根本上明确了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产生次序的先后性及其相互之间的作用关系。由此可知，空间（尤其是物质空间）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经济、文化、社会和心理等方面的嵌入提供了交际场域。反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嵌入的不断推进，既有助于民族交际空间的拓展，又有利于通过民族隔阂的消除实现民族交际心理的深度融合；而心理方面嵌入的不断推进则既有益于强化各民族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嵌入走向深入，又有助于扩大民族交际空间的再生产，尤其是精神空间的再生产。（三）总体结构：“1+2+3+4+5”上下贯通的衔接与联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总是将其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结合起来进行表述，强调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就从宏大视角明确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的出发点、立足点、着眼点、支撑点、关键点和落脚点，形成了“1+2+3+4+5”的总体结构（如图3所示），民族交往、民族交流和民族交融发挥了承上启下的贯通作用。系统论视域下，在深入论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刻内涵与结构样态的基础上，还需科学把握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特质，也即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和层次性，为更好地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一）整体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的存在形式整体性是系统论的首要观点，强调系统的构成要素按一定形式相互联结起来的有机统一特性。如果一个系统的内在构成要素相互独立、互不关联，系统所具有的特定功能将难以发挥出来，所谓的系统也将失去存在意义，也就失去存在的现实性和可能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是一个由诸多构成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而成的有机统一整体。既如此，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的价值内涵及内容构成的深刻把握，就应当从整体视角来加以考察，深化理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的运行发展规律和功能结构布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要实现其整体效能的最大化发挥，不仅有赖于各构成要素的有序正常运转，更得力于所有构成要素间的良性互动与密切配合。这就需要坚持以系统思维方法为指导，全面考究系统构成要素间互为联结的逻辑关系，明确系统结构的存在形式及作用机理，通过构建协同推进的联动机制，促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的最大化整体效能得以最终生成。因此，决不能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的各构成要素采取孤立、片面的形式加以研究，单纯地仅就民族交往、民族交流或民族交融进行割裂探讨而忽视其内在关联性，亦或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主线、时代主题、价值引领、基本要求和目标指向等方面避而不谈，这都极易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的运行带来动力不足、机制不畅等问题，进而弱化或消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整体效能的正常发挥。据此，探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存在形式的整体性，就是要“把研究处理对象看成各个要素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不仅要注重探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的狭义性结构——本体结构与外延结构，明确其构成要素及作用机理，更要强调探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的广义性结构——总体结构，通过全面考察党的民族工作的工作主线、目标指向、价值引领、基本要求和时代主题，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明确思路原则、强化动力支撑、奠定思想基础、指明前进道路、提供现实依据，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构成要素间形成一个相互协作的有机整体，共同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整体效能的生成与扩大。（二）动态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的运行过程正如事物存在与发展的状态是静态与动态相统一的原理一样，静态是相对的，动态是绝对的，绝对的运动构成了事物发展过程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不断演进的助推动力，运动的消失意味着事物的发展过程走向终结、消亡。系统作为一种事物，是由运动着的诸多构成要素整合而成的有机体，其运行状态的稳定性是相对的，而波动性则是绝对的，系统的生命在于运动，其动力来源于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和系统内部要素的相互联系。动态性是系统运行过程的一般特征，这种动态性一般表现为两个方面：历时性动态与共时性动态。其一，关于历时性动态方面。“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也就是说，中华各民族间形成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命运共同体，并非古已有之的本然面貌，而是在历经几千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逐渐演变而成，也即是：共同开拓了辽阔疆域、共同书写了悠久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文化、共同缔结了深厚情感，这个过程并非一如既往地和谐友好相处，时而还会爆发一些对立冲突风波。但从总体上看，友好是民族关系发展史的主流，冲突只是在某个历史节点对民族关系发展造成了一定消极影响，这是无数历史发展事实业已证明了的。其二，关于共时性动态方面。这主要是针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构成要素的运行方式而言，由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各构成要素具有相对独立性，这就决定了这些构成要素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具有其独特性。从这个意义上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其构成要素总是遵循各自内在规律进行相应发展，凸显了这种运行方式的共时性特征，具体而言，就是各构成要素在实际运行时并无明确的先后时序之分、是同时进行的。（三）开放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的边界状态不同系统之间有着明确的边界分野，但边界分野并不意味着一定系统的有效运行只能依赖于内部构成要素间的相互作用，还有赖于系统与外部环境在物质、信息、能量和资源方面的互动交换，呈现出系统间边界状态的开放性而非封闭性。开放性是系统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与保障，离开了开放性，系统的运行就犹如一潭死水，逐渐陷入难以为继的自灭境地，开放性是系统的重要特征。鉴于“科学的系统是可以变化的、开放的、有多种分类可能性”，作为一个科学的系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将不可避免地具备开放性特征。对此，在系统论视域下研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仅要注重在理论上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的本体论做深入探讨，更要强调在实践上明确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与外部环境互动交换的现实要求。自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各族人民的共同期盼，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此情形下，党的民族工作领域始终将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空间、经济、文化、社会和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置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系统布局之中，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子系统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系统的整体推进，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系统反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子系统的优化升级。同时，也必须深刻认识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有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家国情怀，更有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情怀。正如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所指出的那样：“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通过促进世界不同国家或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传播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物质、政治、思想、社会和心理基础。（四）层次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的结构演化一般而言，系统运行要达到预期效果，尤其是要实现理想状态，就要求一定系统的构成要素间必须紧密配合、协同推进，而非各行其是、相互掣肘，体现了系统运行的内在规律性。在此基础上，由各构成要素所组成的系统结构的演化过程绝非紊乱无序、杂乱无章的，而是条理清晰、层次分明的，“层次性是结构的基本特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结构有着鲜明的层次性，主要体现在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其一，关于横向方面的层次性。就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本体而言，如前文所述，民族交往是民族交流交融的前提基础，民族交流是民族交往交融的核心关键，民族交融是民族交往交流的效果保障。从逻辑关系上看，民族交往居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本体结构的最底层，而民族交流与民族交融则分别居于中间层和最高层。同时，从发展的角度看，系统运行的过程总是表现为由简单到复杂、低级到高级的阶段性更替、演化，民族交往、民族交流、民族交融作为一个相互连贯的有机整体，其发展过程往往分为若干个周期性发展阶段，而后一个周期性发展阶段总是对前一个周期性发展阶段的深化和完善。很明显，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取得的发展成效往往具有差异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将直接影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下一发展阶段的优化提升。其二，关于纵向方面的层次性。从生态学意义上看，这种层次性系统结构呈现如下：以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为统领，置于生态位的顶阶位置；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则居于次阶位置，并将其贯穿于党的民族工作的方方面面，融汇于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民族事务法治化治理和民族风险隐患防范化解，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的多层次结构更为直观、形象地呈现出来，从而多维、立体地构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的生态位坐标体系。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组成部分，习近平关于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系列论述，既是对历史上党的民族工作的经验性总结，又是对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对于铸牢以“五个认同”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此，科学把握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意涵有着极端重要性，既不能简单化表面理解民族交往、民族交流、民族交融“是什么”的问题，更不能片面性忽视其内在关联“怎么样”的问题，而应在系统论视域下全面、整体、深入考察其深刻内涵、结构样态及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通过揭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的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层次性等理论特质，为理论向实践的转化明确现实要求，也即是：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实践中，要突出交际目标的引导力、强调交际过程的贯穿力、注重交际要素的整合力、强化交际成效的聚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