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浅析：中国封建时代，全国政治中心由西北向东北转移的基本脉络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奋六世之余烈，率领着秦国的“虎狼之师”，先后消灭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秦朝。至此，开启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纵观这段漫长的封建历史，全国的政治中心呈现的是由西北向东北转移的趋势，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秦汉时期，唐宋时期，元明清时期。国家首都的选择，全国政治中心的转移，考虑最为重要的三个因素无疑是安全性、战略性和外部敌人的位置。
  首都的安全性，看重的是它的地理位置，追求的是一种易守难攻的地形；战略性，考虑的是全国的均衡，避免畸轻畸重；而外部敌人的位置，在封建时代这一点尤为重要。只不过每个时期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全国政治中心的转移，也是为了呼应时代的变化。
  这个时期全国的政治中心，不管是秦朝还是汉朝，都是集中在西北的关中平原地区，即：秦时的咸阳，汉时的长安！
  "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关中平原地区历来被称作“天府之国”，沃野千里，但是经过常年战争的洗礼后，这里并非是秦汉帝国的经济中心，这个时期的经济中心是比关中平原还要富庶的河北河南一带。但是作为政治中心，这里可谓是上上之选。“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阻山带和，四塞之地”，就军事关塞而言，关中地区东有潼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易守难攻。
  安全性不仅重要，而且秦汉时期主要的外来入侵的敌人以西北地区的戎族匈奴为主。可以说，匈奴帝国的统一是和秦朝统一六国是在同一时期的。而匈奴屡次进犯边境，入侵中原，则是以争夺河套平原、河西走廊地区为主。据史书记载，公元前215年，匈奴就曾被蒙恬逐出河套以及河西走廊地区。
  全国政治中心落地关中平原地区，即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也是由于这一时期外部势力匈奴的强大，虎视眈眈着中原王朝。正所谓压力所向，实为首都所向，而首都所向，就是全国物资财富和注意力之所向。西汉将首都定在关中长安，不仅使得全国的物资大量涌入西北，确保了西北经济的繁荣，还能抵御匈奴。换言之，东汉放弃长安，间接导致了西北经济的凋零，带来了羌族的动乱，更是种下了董卓之乱的祸根！
  唐朝李世民统治时期，大唐帝国的首都依然还是长安，主要原因是帝国需要依靠关中的军事力量。关中不仅是关陇集团的所在地，遍布着府兵，已经形成了一种高度的军事化。
  虽说唐朝前期全国政治中心依然是处在关中地区，但是纵观整个唐朝，这以趋势已经有所变动，那就是政治中心徘徊在长安与洛阳之间。究其根源，和政府的粮食紧密相关。到了唐高宗时代，由于政府规模的急剧膨胀，长安城人口剧增，粮食成为了一个大问题。此时的长安城经济和交通上的劣势已经突显。一遇到关中歉收，就形成了皇帝带着文武百官到东都洛阳“就食”的局面。
  到了武则天时期，洛阳被定为成帝国的真正政治中心，改为“神都”。可以说武则天和唐太宗李世民对于定都的选择出发点都是源于关陇集团，出于安全性考虑。只不过李世民是依靠关系，而武则天是为了摆脱关陇集团，抹掉唐朝的痕迹，以建立她的大周帝国。
  全国政治中心的开始有东移的趋势，外部敌人的威胁依然不能忽视。从唐朝中后期开始，契丹、女真、后金相继从东北崛起，此时的西北方倒是相对安全。
  当赵匡胤从后周崛起而建立的北宋王朝时，虽然东北方外部敌人的崛起依然存在着威胁，但北宋既没有选择易守难攻的昔日繁华长安城作为都城，也没有选择洛阳，而是定都在易攻难守的汴京（即开封）。从外部威胁方面来看，北宋依然掌控着燕云十六州这一道作为抵御东北强敌的屏障；从战略角度来看，汴京是作为控制南北经济的不二之选。
  我们都知道，魏晋时期全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向南转移，而隋炀帝更是修建了直通南北的大运河。在古代交通条件尚未发达的情况下，漕运是南方的经济资源运输到北方最为便捷和省时省力的手段。以往江南的粮食若要送到长安，需要走两千多里的路程。大致可分为三段，从江南到洛阳一段可走大运河，从陕州到长安一段，有现成的广通渠，而洛阳到陕州这一段，中间有三门峡，船只不能过往，只能靠走崎岖山路。
  晚唐的历史其实是一部运河争夺史。而汴州（北宋称汴京），是运河中的一个关键点，它控制着汴河到黄河的入口，这样也就基本上截留了漕运至南向北运输的财富。
  长安和洛阳的衰落，政治中心的东移，唐朝是缓冲期，而宋朝则是转折点！
  元明清时期的全国政治中心，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以北京（元朝称大都）为中心。在忽必烈的带领下，以蒙古铁骑横扫四方建立起的元朝，基本可以忽略外部威胁这一因素，毕竟元朝的历史几乎是一部对外征服的历史。定都在大都，是考虑全国的均衡：向北可以控制长城以北的地区，向南可以掌控漕运，向东可以开发海运。
  到了明朝前期，虽然朱元璋建都南京，但只是权宜之计。毕竟当时的全国尚未统一，北方还掌握在元朝的势力手中。即便当朱元璋把元朝的势力驱逐到大漠之后，虽然考略到南京作为全国性的首都存在偏安一方的弊端，也曾研究过迁都的事，但还未实施这个计划就去世了。
  朱棣即位后，于永乐元年，诏以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北平处于北方农业区与牧区接壤处，交通便利，形势险要，是汉蒙各族贸易的中心以及北方政治与军事要地，定都于此不仅可抗击自北入侵的蒙古人，且可进一步控制东北地区，由南则可统领中原，有利于维护全国统一。自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全国的政治中心“重新”回到北方。
  清军入关之后，北京依旧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封建时代全国政治中心的转移就此定下了格局！
  秦汉时期，北方一直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由于中国封建时代的刚刚起步，都城的选择往往是以安全性和抵御外族势力为主。自魏晋以来，随着全国的经济中心南移，而政治中心依旧是以北方为主，并非不能将都城转移到经济中心地区，而是为了全国的均衡，避免畸轻畸重。所以我们纵观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历史便会发现，就算经济中心东移、南移，都城的选择都是和经济中心错开的，这即是全国政治中心的大趋势，也是呼应历史变化的同时，让经济与文化可以保持一定的流动性。只有这样，南北均有辐射中心，对于古代中国如此的一个超级大帝国来说，这样才能使得各个区域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史记》、《资治通鉴》、《旧唐书》、《宋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