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论春秋时期楚国对内部变乱的措置
  大体上来看，楚国内部在遭遇多种变乱之时多数采用的解决办法是以暴力为总特征的武力手段，这也是历朝历代政权处理变乱问题时所依凭的最有效率的措置办法，其效果最为显著，攘除元凶恶首则祸乱自平。
  中央力量对内乱的军事打击
  《左传·庄公十八年》载：“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阎敖尹之。”斗缗据权县而叛之事，其给楚国中央政权应是带来了很大消极作用。权县是楚国首设之县，而楚国在此设县之用意即是建立一军事重镇以有力管控权国故地与人民。
  在此万分紧急的情况之下，楚武王以迅速的行动率领军队将斗缗“围而杀之”，这可看做是楚国中央政权针对内乱所进行的首次军事行动回应，其最大的特征就是果断与彻底。尽管斗缗作为楚国先君若敖之裔本与楚王有着同样的血脉，但楚武王仍然以强而有力的武力打击将其剿灭，其目的明显是要防止叛乱在鞭长难及的边地死灰复燃。
  紧接着，楚武王“迁权于那处”，即是在平叛之后采取了将权国遗民强行内迁至楚国腹心地带的举措，以此达到便于统治的目的，进而将边地权县再度发生叛乱的潜在可能性降至最低。同时，斗缗据权县而叛之事应该给了楚国很大的影响，至此之后楚国每消灭一个国家都会将其设县，然后将其遗民迁往他处，而不是再以官吏在故国之地统治当地遗民。
  更为有力的中央军事打击来平定叛乱的例子体现在斗越椒之乱上。楚庄王九年（前605年），时任令尹的斗越椒杀死了司马𫇭贾便准备攻杀庄王，但庄王最初的考虑是想以谈判的和平方式进行解决，于是“王以三王之子为质焉”即以先君文王、成王、穆王之子孙作为人质而进一步相商，不料斗越椒却并不接受，于是庄王率领的楚国中央武装力量与其进行了坚定的正面对抗。
  “秋七月戊戌，楚子与若敖氏战于皋浒。伯棼射王，汏辀，及鼓跗，著于丁宁。又射汏辀，以贯笠毂。师惧，退。王使巡师曰：‘先君文王克息，获三矢焉。伯棼窃其二，尽于是矣。’鼓而进之，遂灭若敖氏。”
  可见激烈的战斗下斗越椒差点射中庄王，而庄王本人亦冒着生命危险以楚文王灭息国的旧事向怯战的麾下军士鼓舞士气，进而王师以迅雷之势扫平了斗越椒的人马，夺取了战役胜利，并且就此将掣肘楚国公室多年的若敖氏公族的力量彻底消灭。
  地方勤王对内乱的军事打击
  除了中央的武装力量对内乱进行武力干预外，楚国地方大臣在危难时刻亦会以武力进行介入。在庄王刚刚即位之年，以“申公子仪父（斗克）为师，王子燮为傅”，二人皆因不得志即趁着令尹子孔与大臣潘崇讨伐群舒之际在在郢都发动叛乱。
  “师还至，则以王如庐”，到达庐邑之后“庐戢棃及叔麇诱之，遂杀斗克及公子燮。”从文献上分析，庐邑的大夫庐戢棃及其佐叔麇二人得知了庄王被劫持的状况后应是将斗克和公子燮诱骗入城，随即在自己的地盘以武力控制了作乱的祸首并进而将其立即处死，从而解救了庄王。
  二人之举毫无疑问是作为外臣以武力进行勤王来平息内乱，但从整体上来看，这次内乱应不具备一个很大的规模，杨伯峻注：“度其势不能敌子孔，乃挟持庄王而离郢都。”斗克等人是在令尹子孔大军归来之时推测自己难以匹敌而挟持庄王仓皇出逃的，因此也能够判断其可能并没有多少随从，这也就说明了庐戢棃二人为何能如此轻易地平定这场叛乱。
  然而，在楚惠王时期发生的白公胜兵变与之相比则严重得多。惠王被白公胜劫持，同样也遭遇了庄王曾经所遇到的险境。此时，重任落在了当初极力向令尹子西表示反对接纳白公胜的叶公子高的身上。“叶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闻之，以险徼幸者，其求无餍，偏重必离。’闻其杀齐管修也而后入。”
  叶公子高率领部队，在白公胜将民怨激化到顶点之时入郢都勤王，到达前线之后：
  “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盗贼之矢若伤君，是绝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进。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国人望君如望岁焉，日日以几。若见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奋心。犹将旌君以徇于国，而又掩面以绝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进。遇箴尹固，帅其属将与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国矣。弃德从贼，其可保乎？’乃从叶公。使与国人以攻白公。”
  子高碰见了带领部队准备帮助白公胜的箴尹固，并且成功说服了他在关键之时倒向自己这一方，这说明了尽管此时楚国最核心的大臣子西、子期已经罹难，但像箴尹固这样在混乱状态下，有一定实力但对形势判断不明而不得不作出站队选择的楚国大臣应不在少数，也说明了此时郢都范围内应至少还有相当一部分部队暂时没有被叛军所完全掌握。
  同时，从郢都百姓的态度可以清晰地看出国人对白公胜作乱一事明显表示大为不满，从而将此时前来勤王的叶公视为救命稻草与莫大希望，而如果将这些力量全部团结起来并加以利用，局势是大有回旋余地的。于是子高就汇集了从方城之外带来的楚国边军与国都内可以利用的部队，再加上国人的集体力量，共同将白公胜及其党羽彻底剿灭。
  在国家还未遭遇整体性的动乱之时，楚国中央政权内部在一些忠臣的倡导下，可能会肃清掀起内变的奸臣来达到最快平息内变造成的负面影响。楚成王八年（前664年），先君文王之弟，于此时担任令尹的子元在伐郑归国后住进了王宫，进而“斗射师谏，则执而梏之。秋，申公斗班杀子元。”
  从斗班的行为来看，其是出于对楚国的忠心而走出了这一步。而子元为文王之弟，成王之叔，且又身居令尹高位，但是其行为已然展露出其人品低劣且于君不忠，尤其是其将大臣斗射师擅自扣押禁锢，可说已然是处于发动政变的前夕，斗班将其诛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阻止了潜在发生更大规模变乱的可能性，提前以武力将楚国从可能面临的危险中挽救了出来。
  如上所述，针对企图颠覆政权或祸乱朝纲的变乱，楚国总体上采取的方针是以武力手段解决。然而同时还存在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对变乱之后的国家社会整体进行良好的善后处置，以期将国民的生活恢复如常？
  对于这一点，首先可以从令尹子文的作为中找到些许答案。前已述及，子元的胡作非为使得其被斗班诛杀，从而阻止了可能发生的更大变乱，而子文则是在此乱局之后接过了令尹的重担，但就任之后他立即作出的选择却不是像子元一样享受高官厚禄。
  《国语·楚语》载：“昔斗子文三舍令尹，无一日之积，恤民之故也。成王闻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于是乎每朝设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禄，必逃，王止而后复。……对曰：‘夫从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旷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无日矣。’”
  在此之中，我们看见的固然是斗谷於菟体恤百姓、清廉自守的高风亮节，以至于堂堂令尹甚至没有多余的钱财粮米，乃至需要楚成王来接济。但从反面也可以看到，在经历了武王、文王时期的多次对外用兵，以及成王弑堵敖的内变和此时子元之乱带来的重大负面影响，楚国在成王当政早期的中央财政和民生问题应该是相当严重的，因此才会出现“民多旷者”的状态。
  也正因如此，令尹子文才不得不拿出私财“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出于现实情况的迫切需要，也是其为妥善处理子元之乱之后续的必要举措。
  后世的楚康王曾对令尹子庚言到：“国人谓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不穀即位，于今五年，师徒不出，人其以不穀为自逸，而忘先君之业矣。”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徐元诰.
  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