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实现农业现代化 共同性与独特性
  从世界范围来看，成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都具有如下共同性：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发达经济体的农业发展都经历了农业产值份额与就业份额的同步下降阶段。经过较长时间的结构变迁，发达经济体农业的这两项份额均收敛于2%左右。从历史过程看，这两个指标的下降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当农业产值和就业份额分别处于10%～20%、30%～40%时，农业就业份额出现第一次快速下降；当农业产值、就业份额分别处于5%、10%左右时，农业就业份额再次出现快速下降。发达国家的农业转型不仅表现为农业份额的下降，更具实质性的是出现了农业工业化，即农业要素组合实现了升级：土地、劳动、资本、技术、服务等不同种类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组织化、专业化带来农业分工与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农业产业链条延伸，市场化程度深化，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性提高，农业产业体系不断成熟，农业竞争力得以增强。农业生产率提高是农业现代化的根本标志，按2015年美元不变价计算，高收入国家的劳均农业增加值为4万美元，与这些国家其他产业的劳均增加值相当。技术进步是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发达经济体的农业科技贡献率通常在80%左右。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共同体现为农业的高报酬。以美国为例，从土地报酬看，1992—2021年，美国农田年均回报率为11.2%，超过股票与黄金的回报率；2015—2020年，美国稻谷亩均净利润从91.48美元增加至195.28美元。从劳动回报来看，1989—2019年，美国农业小时工资从5美元增加到15美元，增长速度快于非农工作。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快速城市化阶段后，城乡关系由对立走向融合发展，表现为：在城乡双向流动中实现人口融合，2019—2020年，美国都市核心区净流失250万人，郊区净流入259.5万人，86.1万人迁入乡村地区；土地利用混合性和多样性的空间融合，形成一套乡村、城市和自然融合共生的土地利用系统；乡村经济非农化以及多样化，城乡经济不断融合。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我国农业遵循农业现代化一般规律，整体呈现向现代化转型的趋势与特征，具体如下：1952—2020年，农业产值份额从51%下降至7.7%，与发达经济体的结构趋同。农业就业份额的阶段性快速下降，第一次是在1992—1997年，就业份额与产值份额分别从58.5%、21.3%下降至49.9%、17.9%；第二次是在2003—2020年期间，就业份额与产值份额分别从49.1%、12.3%下降至23.6%、7.7%。农村劳动力利用更加集约，以三种粮食作物为例，亩均用工天数从11.10日缩减至4.44日。农地向规模化经营方向发展，2020年承包地流转率达34%。农业经营主体呈多元化发展，2010—2020年土地流入专业合作社和企业的比例由11.9%、8.08%增至21.52%、10.44%。现代要素投入增加，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96%，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1.25%。2012—2021年，我国单位面积耕地农业增加值从3.74万元/公顷增加至6.79万元/公顷，人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从1.98元/人增加至5.09元/人。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1%。1995—2017年全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在1.87%～2.68%之间。2020年，全国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16.69万亿元。三种粮食作物1978—2020年间的每亩净利润从-2.18元增加至47.14元，每50公斤粮食主产品的净利润从-0.43元增加至4.95元。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双向配置与互动显著增强，资本下乡速度和规模增加，社会资本下乡主体已超15万家，累计投资额超2万亿元。有一定比例的劳动力回流农村。乡村业态、产业、功能愈益多样化。乡村空间正在重新定位，乡村文明得到重新重视，乡村价值得到重新认识。我们要建设的农业强国、实现的农业现代化，既有国外一般现代化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14亿多人口的中国，任何时候都必须自力更生保自己的饭碗”“农业强，首要是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必须强”。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面对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的国际形势，只有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增强农业供给能力、产业韧性与稳定性，才有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底气与战略主动。改革开放初期，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主要集中在农地层面，现在已拓展至集体建设用地层面。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农村的基础制度安排，是我国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深化农村改革，必须继续把住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这条主线，把强化集体所有制根基、保障和实现农民集体成员权利同激活资源要素统一起来”。顺应城市化进程带来的乡村结构变化，我国进一步推进“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的农地“三权”分置制度创新，在依法保护集体所有权和农户承包权的前提下，平等保护经营主体依流转合同取得的土地经营权，通过土地经营权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实现了以土地为核心的农业要素重组。我国要求在减排固碳的同时，还要做到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降低自然资源消耗和污染，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近年来推出了一系列农业减排固碳战略、政策和技术措施研发推广等，已基本建立了农业农村绿色低碳转型的战略、政策和技术体系。从全国来看，我国农业碳排放总体强度较低，单位农业GDP碳排放、人均碳排放及人均农业人口碳排放均远低于美国。此外，稳扎稳打推进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持续加强农村道路、供水、能源、住房安全等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独特性由悠久的农耕文明和村落秩序系统铺就：农耕文明的基本特征是以家庭为单位，充分利用土地和劳动力，通过农业、工业及副业互补形成乡村丰富的生产生活格局；村落则是一个由地理空间、经济活动空间、社会关系和制度秩序组成的系统性结构。中国农民在这个乡村系统中创造和传承了丰富的农耕文化传统，形成了独特的乡村文明。这些悠久的农耕文明与乡村传统文化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的根脉和底色，我们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要利用好传统农耕文化和乡村文明中的优秀基因，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优秀传统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在农耕文明的赓续中建设农业强国。新中国成立后，开启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实现发展赶超，形成了乡村服务于城市、农业服务于工业的城乡关系格局。改革开放将农民纳入现代化进程，城乡融合已成为当前破局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策略。我国农业仍然承载着近2亿人的就业，农村是近5亿农民常住的家园，面对如此庞大群体的农民人口，其生计、生产和生活仍事关全局。同时，农民的市民化将创造巨大发展动能，几亿农民整体迈入现代化会释放巨大创造动能和消费潜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因此，我国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加快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也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以要素重组升级推动农业产业革命是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在中国式现代化大棋局中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在充分认识我国农业发展独特性的同时，推动以要素重组升级为核心的农业产业革命，最终把我国建成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必须提高农民市民化程度，实现进城农民平等就业和平等分享公共服务，让农二代真正融入城市，享受到住房、教育等保障，成为真正的城里人。破除城乡二元体制，解决困扰农业和乡村结构转型的制度性障碍，在此基础上实现农业要素重组和村庄重构。基于我国要素禀赋特性，提高农村的土地生产率、土地报酬、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我国人多地少，提高土地生产率必须从长计议，一是提高土地利用率，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地尽其用；二是提高土地报酬，实现从提高单位土地产出向提高土地报酬的转变；三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每个农业劳动者的增加值，提升农业劳动效率；四是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强种业竞争力，改进农业技术适配性，提升农业装备效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中国的农业因为人地关系制约长期处于小、散、杂状态，导致农业产业化弱、同质化强、市场化能力弱。必须推进以产业规模化为牵引的农业产业革命。各个县应基于自身资源优势，形成规模化主导产业，在产业规模化基础上形成土地经营规模化，进而围绕“一业”推进生产要素组合和升级，形成“一县一业”的产业体系，即在产业和土地规模化基础上，形成加工、储藏、研发一体的产业体系。一是拓展对农业内涵的认识。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不断挖掘与满足市场对农业的多元化需求，丰富农产品供给结构。二是提高农产品复杂度。增加农产品文化含量，赋予农产品知识含量，开发多样化农产品，实现农产品由土变特，提升农产品价值。三是以农业为基础，实现一、二、三产业深度交叉融合发展，打破传统农业单一生产模式，走生态低碳发展道路，发展休闲农业、生态农业、定制农业等新业态，充分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提高乡村经济活动复杂度。提升农业人力资本，吸引更多企业家关注农业发展农业，成为农业企业家，鼓励在外的农村青年回乡创业、从事现代农业，加大有质量的农民培训，提升他们与现代农业的衔接能力。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组合效率，提高农业各要素的匹配度，提高农业要素配置效率。改变乡村服务城市、农业服务工业的传统定位，乡村应是与城市平等的发展空间。随着城乡融合的深入发展，乡村产业多样化和经济活动复杂化是其中应有之义，必须加大土地制度、规划制度、金融制度等改革，改善乡村发展环境，稳定各类主体在乡村发展的预期，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