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王利华:关于中国近代环境史研究的若干思考--“近代中国的人与自然”笔谈(一
  一、 人与自然关系演变是近代史的一个基本问题
  人与自然关系和人际社会关系是两大基本历史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该书主题是意识形态，对人的肉体组织和地质、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没有展开阐述，但经典作家的思想立场非常明确:没有“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就没有人类的历史;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人与其所处自然环境的关系，是首先需要确定的历史事实。
  史学的要义在于“通变”，中国史家向以“通古今之变”自期。
  然则，“古今之变”并不限于社会和人事，更本底的变化在于“天人之际”。
  任何学科的视阈拓展、思想转轨和范式更新，都具各自的内在逻辑和外部机缘。
  当历史进入20世纪后期，工业文明覆盖全球，社会经济迅猛跃迁，生态危机也骤然加剧。
  我们或应尝试建立一种生态学的近代叙事、论说方式。
  它并非否定或取代“革命史”“现代化”范式下的民族、阶级、社会、经济分析，而是要增加一个新的视角(生态系统变迁视角)和维度(人与自然关系维度)。
  二、 近代环境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及其展开路径
  近代中国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社会巨变，也开启了自进入农业时代以后最广泛而深刻的人与自然关系变化。
  自然环境的基本面貌、生态系统的主要类型及其结构性要素的显著变化，是近代环境史叙事的基础内容。
  无限庞杂的事实、错综纠缠的关系令人坠入重重迷雾。
  从个人肉体到社会肌体都必须拥有一定的物质条件才能存在，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首要关系是物质关系，而经济活动是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相互作用的主要界面。
  近代中国人与自然关系变迁，既具有内生的动力，亦缘于一系列外源性因素的刺激、碰撞和嵌入。
  那时，化石能源逐渐替代生物能源成为驱动社会运行的主要能量基础;资本家、雇佣工人、新式企业和大机器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瓦解并取代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汽车(公路)、火车(铁路)、轮船(港口)和电灯、电报、电话、电唱机等改变物流、旅行、通讯方式，改变天空、大地、江海景观，甚至颠覆时空观念和情感模式;自来水、抽水马桶和城市供排系统，则启动至今仍难评估其巨大而深远生态影响的新陈代谢革命。
  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离不开自然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是历史性的，精神联系同样具有历史性。
  环境史研究不是单纯考察自然，还要重新认识社会。
  要之，在波澜壮阔的近代历史运动中，中华大地人与自然关系在众多社会性因素的驱动下发生了巨大变化，反过来，近代社会也在不断变化的生态环境中重新厝置和建构。
  三、 近代环境史研究中应当特别注意的若干问题
  一要区分“近代环境问题”和“近代性(现代性)的环境问题”。
  近代中国处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阶段，同时深陷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困境，新老环境问题层垒叠生，历史情形错综复杂。
  二要关注环境问题的历史继承性和延续性，不能只就近代谈近代。
  时彦检讨中国环境问题，每指其具有结构性、叠加性、压缩性和复合性等诸多不利特征，因发达国家在几百年中陆续出现的各种问题，在当代中国数十年中迅速集中出现。
  三要采取全球历史视野探察近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生态关联。
  在世界现代化全景之中，中国无疑是一个经历独特的重要板块。
  生态关联当然还包括精神层面，特别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
  但历史车轮没有也不可能停歇于近代，社会文明总是在否定之否定中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