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供给侧改革对钢铁业产能退出的影响研究
  随着国内宏观经济各项投资增速的下滑， 产业下游需求进入弧顶区，供需错配的矛盾较以往更为明显，而传统经济“三驾马车”中的出口和投资也出现边际效用递减的趋势，通过进一步的增加基建投资也无法解决目前钢铁产业供需错配的问题，但近期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无论是对钢铁产业本身的调整还是对钢铁相关产业的影响来看，都极有可能成为破除目前产能退出僵局的突破口。
  但是目前行业内部对供给侧改革内涵的认识仍停留在联合减产、行政性强制退出等表面甚至错误的认识上，因此本文拟从新供给经济学、钢铁产业的结构性失衡、新一轮供给侧改革的逻辑等方面，来分析此轮供给侧改革对钢铁行业产能退出会有怎样的影响。
  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出现了一波 的集中投产潮，直接导致了近几年供需矛盾的激化，钢厂逆市扩张的根本原因是当时我国的应对措施依旧停留在基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思路上，希望继续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来拉动“三驾马车”中的出口、投资、消费以达到平稳过渡的目的，因此在4万亿投资的拉动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由2007年的13.7万亿迅速增加到2014年的51.2万亿，投资规模增长了273.7%，且投资项目多集中于用钢量较大的“铁公基”领域，直接带动我国粗钢产能由2008年的4.23亿吨上升到2014年的10.4亿吨，增幅为145.9%。
  产能增加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产能利用率的大幅下降，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全年粗钢产量为8.23亿吨，较2008年的4.89亿吨增加了68.3%，产能利用率则由2008年的86.5%下降至2014年的79.1%，尽管中央和行业内部不断呼吁化解过剩产能过剩，但实际上却陷入越减越多的怪圈，根本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在对行业的行政干预中依然是基于需求管理的思路，由此可见，供给侧管理被中央的采用对于破解钢铁产业的出清障碍或许会起到根本性的作用。
  1.2钢铁行业产能退出引入供给侧管理思想的意义
  研究供给侧改革对钢铁产能退出的意义就在于，目前无论是地方政府的政策层面还是钢企自身，对于这一轮改革的深刻内涵以及制度制定仍停留在表面，甚至是曲解，这是由于经济学近代的发展中本身就经历了供给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交替出现的过程，而我们在改革开放前期的前30年里西方国家基本上是处于凯恩斯主义主导的阶段，因此在国内的经济政策中也带有明显的需求管理思想，如信奉“三驾马车”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但是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却导致了美国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的质疑，也伴生了对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思路的质疑，在就是政策的关键性事项上美国实际上是从“供给侧”的角度进行全局性的结构调整，而不限于货币总量调节或需求侧调节。
  钢铁行业的矛盾作为需求侧管理思想下负面影响的产物，本身在产能过剩行业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而且其需求端与宏观经济的变化密切相关，因供给侧改革必然会对钢铁的供给和需求端产生双向影响，研究其两侧的影响有助于提前为行业调整提供思路与方向。
  1.3本文的研究目的及意义
  尽管对于目前经济发展的动力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但是在中央新供给侧改革的思路下推进钢铁过剩产能的退出仍是一个较新的课题，已有的研究多数只是从影响钢铁产能过剩的一方面原因如退出壁垒，或者是较分散的理论来提出对应的解决措施，本文将通过新供给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本次供给侧改革会对钢铁产业的产能退出产生哪些实质性的影响，钢铁产业结构会有怎样的变化，以及制度设计方面建议。
  二、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础
  尽管“供给侧改革”在近期才被中央频繁提起，但其背后的新供给经济学却是近代经济学长期发展的产物，其发展路径概括来说就是“古典主义的供给思想—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供给学派与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复辟—新供给经济学”，可见供给侧管理的发展呈现出与凯恩斯需求侧管理交替上升的趋势。
  供给侧管理的思想萌芽于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萨伊定律则认为:“产品一经产出，从那一刻起就为价值与其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则为供给思想带来了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静态均衡模型。
  这一理论在经历了第一次凯恩斯主义之后发展为“供给学派”，对解决滞涨问题的探索令供给侧管理的思想再度发展，认为“供给侧”并非是由需求派生的次要因素，而是更为主要的因素，主张降税来刺激经济长期增长。
  但是在滞涨影响消退后，政府更偏向于通过基于萨缪尔森的“逆周期”思路进行调控，可见需求侧管理因其短期调控效果更为明显的优势而常常出现在政府需要进行强刺激的时候，这与我国2008年金融危机后采取的措施一致，但当时美国却是通过“供给侧管理”的思路对国内经济进行调控，而传统供给侧经济学的思想也获得了一轮新的发展，贾康(2014)将此定义为新供给经济学。
  三、需求管理思想下的钢铁产能过剩形成机理分析
  3.1我国钢铁产业产能过剩的现状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步伐加快带动钢铁需求增加，不过2000年之前粗钢产量增加仍十分平缓，当年我国全国粗钢产量仍在1.29亿吨的水平上，年增幅在5%上下，但是2000年以后随着住房政策的改革，商业地产迅速发展，并且在“三驾马车”的思想带动下，固定资产投资出现大幅增加，2001-2008年我国粗钢年产量始终保持在20%左右的幅度高速增加，短短8年粗钢产量增加到5亿吨。
  而2008年之后，粗钢产量并没有因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下滑，增速仅在2008年下滑到2.8%之后再度回升到10%以上，且由于基数的增加，绝对量的增幅实际上远超金融危机之前。
  与之相对应的粗钢表观消费量在2006年之前仍高于粗钢产量，此后除了4万亿投资的高峰2009年略高于产量外，其他年份表观消费量均低于粗钢产量，且有差距有逐步拉大的趋势。
  图1.1中国粗钢产量与表观消费量趋势图
  当然表观消费量与粗钢产量的差距拉大与出口量的增加有直接关系，内需增速的下降迫使国内企业只能加大对外出口力度，出口量大幅增加以及与周边国家的钢铁贸易摩擦均是我国钢铁工业产能过剩所导致的结果。
  3.2需求侧管理体系下钢铁产能过剩原因分析
  对于我国钢铁工业产能过剩的形成原因，产业界及学界都进行过大量的分析，从经济层面来说低端产品重复建设以及低集中度是直接原因，但涉及如此大范围的供需错配，根本原因是凯恩斯主义需求侧管理的缺陷所引起。
  从理论特征上来看，需求侧管理主张的是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维持繁荣。
  而我们通过对国内产能过剩原因的分析也不能看出其中的联系。
  改革开放以后地方政府成为当地招商引资的主体，往往通过各种优惠措施甚至是财政补贴的方式吸引企业投资，短期来看降低了钢厂的投资成本，增加了钢厂的盈利预期，但长期而言扭曲了钢厂投资的风险预估，一些不具备区位优势的地区也通过政府招商的方式建立投资钢厂，造成了供需的错配。
  2008年后我国的宏观调控采取的是较为激进的刺激措施，其中透露出的是萨缪尔森的“逆周期”调控思想，由于投资的领域绝大多数是基础设施，而释放的大量资金令房地产投资出现了一波小高峰，钢铁产业得益于资金的流入和需求预期的增加同样出现了投产高峰，据钢铁资讯机构Mysteel调研数据显示，仅2008年-2014年期间新增的高炉产能就达到6.17亿吨，超过建国以来到2008年之前的产能总和。
  但是由于基建投资本身回报周期较长，且“逆周期”调控本身而言是将今后的投资提前释放，因此在配套的产能投资上会出现盲目乐观情绪，导致供需的错配发生。
  钢厂的关停倒闭除了贷款和政府税收的影响外，还意味着将会有大量工人的失业，同样意味着社会总需求的减少，这显然是违背坚持低失业率的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因此在保增长稳就业的中心思想下，不少生产企业成为了依赖政府补贴生存的僵尸企业。
  四、引入供给侧改革后对钢铁行业的影响分析
  从上文中列举的导致产能过剩的原因中我们可以看出，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与政策导向有着十分深刻的联系，而政策导向又与当时的执政理念有关，如“GDP保8”、“保就业稳增长”、“投资、消费、需求三驾马车”等，此轮中央密集的提起“供给侧改革”，实际上是从根源上来改变此前不合理的政策与制度，因此相较于仅仅在财政、税收、关税等单一角度的调整而言显然会更有系统性的效果。
  对于供给侧管理的理解，如果用一条逻辑线条进行概括可以归纳为:经济增长-增加供给-增强刺激-利用减税-减少干预，其政策主张集中在减税和减少政府的干预上。
  在经过了凯恩斯主义的两轮“复辟”之后发展出来的新供给经济学实际上是传统供给学派理论的升级，学界在近年的经济理论反思中认为，“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不可偏废一方，认为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是强调市场、政府各有所为，认为在新经济时代应该以创新意识来明确的指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元动力”。
  从社会发展的层面上来说，新供给经济学认为供给侧的升级换代可以决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人类文明的进步正是由供给端不断的升级来推进的，由于新供给经济学是一个系统性的经济理论，因此对于我国钢铁产业今后的影响也必然是多方位的:
  4.1政府定位的转变及影响
  实际上，从2014年底开始政府的职能转变就已经悄然开始，2014年9月国务院相继发布43号和45号文，分别对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和预算制度改革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43号文将商业地产开发等经营性项目剥离，公益性项目推广PPP模式，此举有助于减少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而45号文则取消了预算外支出项，此举将有效减少政府三公经费和一些灰色地带的支出。
  我们从中不难看出这两份文件分别对应着减少政府干预和减少财政支出，随后在62号文中更是剑指地方政府不合理的财税优惠政策，其背后代表着政府招商引资的角色将逐步转变为民生和市场经济的保障者，过剩产能、“僵尸企业”显然不应该是政府保障的对象，这对于钢铁行业而言有两层影响:一是对于亏损钢企的直接补贴将缺乏政策支持，补贴资金或将用做鼓励产能退出、保障关停企业职工利益方面;二是对于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必然不会采取类似于“四万亿”的大规模宽松货币做法，因此今年PPP、地方债置换等成为基建项目融资的新方式，但从资金到位角度来看必然会慢于直接的货币宽松政策，对于钢铁需求而言仍是压力重重。
  4.2财税相关政策调整
  供给侧改革的另一个核心是减税降费，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企业盈利，同时通过利率市场化的方式降低财务成本，这对于钢铁企业来说表面是利好实际上影响并不大。
  首先是减税降费，尽管钢铁企业曾是地方的纳税大户，但目前全行业亏损之下为了保证企业不倒闭，政府早已通过减税或是补贴的方式减少了企业这一部分的负担。
  由于银行的缩贷，钢铁企业民间融资的比重越来越大，利率下降基本上对民间资本的影响并不大。
  不过供给侧改革的另一目标是优化产业结构，因此对于我国自给率不高但需求较大的品种可能会出台相关的税收减免措施，而对于过剩品种税收方面自然不会有减免的可能，因此财税政策对于钢铁行业而言可能会作为引导产品结构升级的工具使用。
  4.3要素供给的改善
  供给管理还包括改善要素供给，其中的重点是推动科技创新，促进技术进步，提升人力资本。
  长期经济增长的研究中提出，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是人均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长，之二便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体现在技术进步上。
  这一点恰恰是我国钢铁业的短板，从量上来看，我国早已是钢铁生产大国，但是从质上来看，我国较邻国日本仍有差距，如果无法摆脱缺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的困局，则难以打破钢铁行业低价低利润竞争的格局，因此今后改善的重点必然是由钢铁大国向钢铁强国转变。
  除了通过财税政策的引导之外，笔者认为国内钢铁业存在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也是行业升级的障碍，只要仍有僵尸企业继续阻碍行业整体盈利的提升，企业就难以从价格战的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转向技术升级，因此产能的退出是要素供给改善的必经之路。
  我国钢铁行业正值重要的转型期，而供给侧改革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一次重要转变，对相关产业政策、政府职能转变、过剩产能退出等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主要表现在:僵尸企业“僵而不死”的状况可能被打破，落后产能的退出从政策到地方政府的执行都会有更强的动力，但是需求端难以出现量上的好转，钢铁需求总量的下滑将成为常态。
  可以说供给侧改革是中央政府下的一盘大棋，环保、财税政策、进出口政策、地方政府改革等都是这盘棋局上的棋子，今后的关键就看能否下好这盘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