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洞见与不足:读苏力的《法律与文学》(2)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三、社会科学与“文学”材料:再论窦娥的悲剧
  法律与文学的社会科学进路，如前文分析过的，把文学以及文学故事所依托的历史事实当作科学意义上的“材料”或“证据”。
  这一进路是可行的，正如苏力在赵氏孤儿的复仇故事的分析中展示的;但是另一方面，文学以及文学故事所依托的历史事实又不同于科学意义上的“材料”，有着自身的独特语境，如果社会科学分析和理论建构忽略了这些语境，就可能会导致理论建构的瑕疵乃至失败。
  本节我的分析对象是本书的第三章《窦娥的悲剧》。
  顺带需要提及，本章是权术所有章节中最富争议的一章，赞扬者认为苏力重构了窦娥冤的司法悲剧;而对本章的批评也为数不少。
  有批评者指出，苏力的对窦娥的悲剧的重构忽视了文学鉴赏、文学史和法制史知识的考虑。
  批评者对《窦娥冤》的许多细节问题辨析，在我看来是言之成理的;然而类似的批评的论点比较分散，缺乏法学意义上的理论自觉，没有对苏力的理论框架做深入地讨论。
  本节，我将讨论苏力在《窦娥的悲剧》一章中的社会科学分析的三个问题，主要阐明文学语境对理解文学文本的重要性。
  (一)戏剧场景与司法证据
  在苏力看来，窦娥的悲剧性在于，“一个没有强有力自然科学技术和实证科学研究传统和法律职业传统支持的司法制度中，哪怕裁判者很有良心和道德，也将注定不可能运送正义。”
  (页154)在本节，我的第一个切入点便是，缺乏科学技术是否是窦娥冤案的元凶。
  在我看来，戏剧鉴赏知识以及法制史知识的某些瑕疵，导致了苏力把戏剧场景等同于司法意义上的证据。
  苏力认为，公堂之上，桃杌并不了解张驴儿父子、窦娥以及蔡婆婆的背景，因而是从陌生人的角度听取双方的陈词。
  对一个现代社会学意义上的调查材料来讲，苏力的判断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苏力的判断所依据的材料，是一部中国古代(元代)的一个戏剧文本。
  戏剧文本并不能简单等同于社会学调查的材料，更不能把戏剧展示的公堂审问的细节简单等同于历史的真实情景。
  正如一个戏剧学专家指出的，元杂剧的人物，是类型化的人物， 剧中人分别由末、旦、净、杂等脚色行当来扮演，其中反面人物往往由“净”装扮。
  《窦娥冤》中的桃杌即是中国古代传说中“四凶”之一梼杌，由“净”来装扮。
  张驴儿父子。
  赛卢医。
  不仅如此，人物类型化还表现为关汉卿给人物的取名的褒贬上。
  元凶是祷机， 极恶之人张驴儿是畜生，窦天章本是天章云锦，娥乃美好女子，端云义含祥瑞，蔡婆老姐卜， 只有夫家的姓氏，赛卢医是个带讽刺意味的浑号， 泛指平庸，张父写作幸老， 系老男人之角色，一名差人叫张千， 亦属符号， 倘有第二位差人， 必李万无疑，其他人等如抵候、抵从、监斩官、公人、刽子、解子、州官、吏， 也只有职业上的区分， 无须在个性上多费笔墨。
  桃杌自谓云:“我做官人胜别人， 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当刷卷， 在家推病不出门”，在戏剧鉴赏的语境中，此处突出的是一个昏庸贪婪的官吏形象。
  对此，苏力辩解到，元朝初期(1276年或者更厚)官吏没有俸禄，靠收取诉讼费维生以及维持，因此桃杌的言词不算贪污，他仍然算是清廉而平庸的官吏。
  首先，《窦娥冤》的创作时期是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之后，此时元朝官吏普遍都有俸禄。
  当张驴儿拖着窦娥来到衙门时， 这位堂堂“父母官”竟然对着张驴儿下跪: “但来告状的， 就是我衣食父母。”
  正如康保成教授分析的，当这位涂着三花脸的太守大人向张驴儿下跪的时候， 窦娥的悲剧命运也就注定了。
  不可思议的是，苏力居然放过了这个关键的细节，而判定桃杌是一个清廉敬业的官员，转而展开长篇大论的关于刑讯逼供和证据问题的论述。
  此外，桃杌的审讯也缺乏最必要的法律程序。
  从元代司法文献得知， 凡发生命案， 受理此案的官员务必要亲临现场验尸， 而街坊邻居乃至里正、社长等， 都是必须到场的重要证人， 他们的证言将被写成“文状”， 是定罪的证据。
  苏力强调桃杌已经履行了必要的职责，但是仅仅从审判中桃杌的基本行为我们可以发现，他根本没有履行基本职责。
  那么，在接触窦娥的审判对古代审判的“刑讯逼供”的辩护和科技问题的重构可能是打错了靶子。
  此外，对苏力论《窦娥冤》的证据问题的法制史细节，已有比较细致翔实的批评，我就不掠人之美。
  或许有人会批评，我对桃杌在《窦娥冤》中的言行的某些摘录不能作为司法意义上的真实情景，因为这可能仅仅是关汉卿的艺术加工或创造。
  我同意这样的看法。
  这一看法恰恰说明，在分析文学材料之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真实的“材料”。
  戏剧对人物言行的表现的真实性是一种艺术的真实，依赖于读者的感同身受，这并非科学意义上的“真实”。
  我们以窦娥的艺术形象来进一步分析这点。
  (二)道德形象与利他主义
  苏力认为，窦娥为避免蔡婆婆被打而主动承认自己下毒，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利他主义行为”(页128)，这在常人看来不近人情。
  为了免除蔡婆婆专业昂一个并无直接血缘关系的长者不受刑讯，窦娥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和名誉，超出了一般人能理解和接受的情理范围。
  在苏力看来，刑讯一般不会有生命危险，因为有法律限制;但是他忽略了一个细节，桃杌几乎是对张驴儿言听计从。
  在升堂审问中，张驴说窦娥“赖骨顽皮， 不怕打的”，桃杌马上听他指挥， “与我选大棍子打着。”
  以张驴儿之横霸，桃杌之狠毒，蔡婆婆被拷打当然有生命危险，窦娥深知这一点。
  因此，窦娥愿意主动牺牲自己，直接原因是因为蔡婆婆年老体弱，很有可能会经不起拷打。
  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源于关汉卿对窦娥这个传统中国遵循“妇道”的节孝观的小女子的塑造。
  尽管，在今人的价值判断中，窦娥牺牲自己的做法难以理解，没有必要且价值不大。
  但是在古代中国的节孝观中，窦娥的做法完全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要求。
  传统中国的伦理道德观的文字表述浩如烟海，我们无须在过多引用，这里引用德国人黑格尔的一个判断:“道德在中国人看来， 是一种很高的修养。
  但在我们这里，法律的制定以及公民法律的体系即包含有道德的本质的规定，所以道德即表现并发挥在法律的领域里，道德并不是单纯地独立自存的东西。
  但在中国人那里， 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
  黑格尔虽非中国人，他对道德(义务)在中国人的精神和生活世界判断却属真知灼见。
  正是在道德形象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窦娥的悲剧所在。
  窦娥年幼父亲便因为高利贷而将她出卖，丈夫早逝，流氓地痞逼婚，官吏贪酷昏庸，而她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包括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想做一个守妇道过安稳日子的小女人而不得。
  这样一个悲剧怎么不令读者动容呢
  正因为窦娥的形象在传统中国道德观中是如此光辉，她尽了一切可能尽的道德义务，她的冤屈和反抗才能如此强烈，才有可能撼动代表秩序的“天地”，从而感天动地。
  用我们的今天的价值观看，窦娥的守节、牺牲都显得过于死脑筋或者不值得，乃至受到传统道德的桎梏，乃至可以说是“愚昧”。
  但是从窦娥的时代，以及传统中国的读者的角度看，窦娥的形象是可以理解乃至值得感动的。
  需要指出的是，支撑窦娥的一系列价值体系，在传统中国的物质和社会条件下，可以得到一个唯物主义或者社会科学的合理性论证，这一过程类似于苏力对包办婚姻制度的合理化论证。
  (三)灵魂观念的虚妄与真实
  苏力运用科学常识和常情去猜测和论证窦娥道德动机，却忽略了窦娥只是关汉卿笔下的一个文学人物。
  关汉卿在窦娥身上寄托了艺术和道德理想，因此我们并不能用知识和常情来理解窦娥的献身精神。
  正如无法用现代科技来理解窦娥临刑的誓言，以及窦娥化为鬼魂寻父窦天章诉冤一样超自然现象。
  苏力认为这超自然证据和灵魂反映了缺乏科学技术条件下的人们绝望中的希望(页147)，并认为只有父女之情才能超越证据的缺乏和人类能力的局限。
  在我看来，苏力此处的判断又犯了用现代人的视角去判断古人的问题。
  首先，超自然证据和灵魂，在我们今天的世界观和知识看来，可能是一种迷信或者虚妄，但是在中国古代，普通民众普遍相信超自然和灵魂的存在，这是一个历史经验，我们无法用今天的知识和价值观去批判。
  需要补充的一个为苏力忽略的历史细节，窦天章的官职为肃政廉访史，在关汉卿创作《窦娥冤》的时代民族歧视严重，根本不可能有汉人成为这样的高官。
  这一理想化的细节简化了现实中窦娥的冤屈昭雪的艰苦性，是戏剧创作的需要，也进一步说明把戏剧文本直接视为社会科学研究材料的危险性。
  作为小结，通过本节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文学(戏剧)文本不能简单视为社会科学分析的材料，并非所有的文学文本都与社会科学分析对材料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的要求兼容。
  它有其独特的美学乃至意识形态追求，不能被社会科学方法所简化。
  不仅如此，文学文本还存在的复杂的历史语境问题。
  这一点也是法律与文学的社科进路需要特别注意的。
  文学材料可能存在不同版本，不同历史时代不同版本的区分，以及对关键的文学/历史材料的选取，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科学的制度建构。
  忽略了这些要点，而试图把法律与文学的社会科学分析提升到某种制度或历史“决定论”的高度，就可能面临无法自圆其说的问题。
  下一节我们以苏力的对《梁祝》悲剧的分析为例展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