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唐代自首制度和现代自首制度的区别
  一、古代自首制度 　　早在西周《尚书.康诰》中就有记载：“……乃有大罪、非终，及惟眚灾，适尔，即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意思是，如果犯罪人如实交代犯罪事实，那么，尽管罪行很严重，也可以不杀他。秦汉是我国自首制度的确立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魏律》改秦汉的“自出”、“自告”为“自首”，从此，“自首”一词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所采用，沿用至今。 　　唐律对历代法律进行总结，对自首制度作出了更加细致的规定。由于唐律体现了中国封建立法的最高成就，且此后各个朝代的自首制度基本沿袭唐朝的规定，因此，本文主要介绍唐律的自首制度。 　　《唐律疏议·名例》对自首作了一般性规定：“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原其罪。”意思是，在犯罪行为未被发觉前主动到官府认罪的，构成自首，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自首原则上必须由犯罪人亲自实施，然而，为了充分发挥自首的作用，唐律又规定了自首的其他形式： 　　（一）代首 　　《名例》曰：“即遣人代首，若于法得相容隐者为首及相告言者，各听如罪人身自首法；缘坐之罪及谋叛以上本服期，虽捕告，俱同自首例。”根据《疏议》的解释，“遣人代首”是指罪犯派人代为自首，并且被派之人不受亲疏关系的限制；按照法律规定属于可以容隐犯罪者的亲属去自首或者告发的，都听由依犯罪者本人自首的法律处理；被缘坐的人以及犯谋叛罪以上不被缘坐的有服丧期的亲属，将罪犯捕捉到官府，即“捕告”的，也将产生与犯罪人亲自自首相同的效果。 　　（二）共同犯罪者之自首 　　《唐律疏议》规定：“诸犯罪共亡，轻罪能捕重罪及轻重等，获半数以上首者，皆除其罪。”意思是，共同犯罪人逃亡，罪行轻的人可以抓捕罪行重的人自首，罪行相当的人可以抓捕一半以上的人至官府自首，以减免刑罚。 　　（三）首露 　　对于盗窃、诈骗等财产性犯罪，唐律亦规定了自首制度，称之为“首露”。即凡是盗取、诈骗他人财物的，如能向财物的主人自首交代，同到官府自首的性质一样，可以免除处罚；如果知道有人将要告发而向财物主人首露的，可获减罪二等的处理；犯盗窃、诈骗罪之外的罪，虽然不是向官府自首，能悔过还主的，则可获减罪三等的处理。 　　（四）职务犯罪的自首 　　《唐律疏议》规定：“诸公事失错，自觉举者，原其罪；应连坐者，一人自觉举，余人亦得原之。其断罪失错，己行决者，不用此律。其文书稽程，应连坐者，一人自觉举，余人亦原之，主典不免；若主典自举，并减二等。” 　　唐律也规定了不能自首的罪行。已对他人造成损伤，损坏财物无法赔偿的，如毁弃官印、官文书等私人不能赔偿之物，事发在逃的，私越度关及实施了强奸的，私习天文的都不得自首。 　　自首者，得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自首不实不尽者，以不实不尽之罪罪之。 　　二、现行自首制度及其与古代自首制度之差异 　　刑法第67条第1款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此为一般自首。第2款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此为特别自首。 　　古代自首制度与现行自首制度均重视犯罪人投案的主动性，均强调成立自首必须在犯罪事实或犯罪行为被司法机关或官府掌握之前，且要求犯罪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若成立自首，犯罪人得享减轻或免除处罚的待遇。然而，所处历史时期的不同决定了二者在成立范围及限制方面的差异。 　　（一）自首形式之差异 　　唐律的自首包括各种不同的形式，如代为自首。而现行自首制度则不予承认。2010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指出，犯罪嫌疑人被亲友采用捆绑等手段送到司法机关，或者在亲友带领侦查人员前来抓捕时无拒捕行为，并如数供认犯罪事实的，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因此，不成立自首。然而，如果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的，视为自动投案。由此可见，现行刑法不承认代为自首，但承认一定条件下的委托自首。 　　笔者认为，在古代，家族观念很强，个体独立性较差，且与连坐等刑罚相关，因此，采取代为自首的方式具有合理性。一方面，促使家族对每个成员的行为进行管控，形成严密的互相监督的网络；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家族利益，避免家族因家族成员的严重犯罪而遭致严重的损害，知情者往往愿意揭发其他成员的犯罪，以获得整体减轻处罚的效果，这不仅有利于整个家族的繁衍，也有利于快速打击犯罪。而现代社会更加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和罪责自负原则，每个人均要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负责，犯罪人以外的其他人都不应该因此而遭受刑罚株连。决定刑罚时，还要考虑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若代为自首，则很难判断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是否降低，如此一来，便很难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反之，如果犯罪分子具有合理的理由，便可以委托他人代为投案，尤其是在犯罪分子为了减轻犯罪后果的场合，如交通肇事后及时将受害人送往医院救治，犯罪分子往往没有时间及时投案。然而，相对于那些不顾后果实施犯罪的人，该类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并不大，如果否认这种情况下的委托自首，则犯罪人丧失了自首这一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量刑情节，对犯罪人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基于以上考虑，现行刑法不承认代为自首，但承认一定条件下的委托自首。 　　（二）自首范围之差异 　　对于那些已经造成损害且无法恢复原状的罪行，在唐律看来，没有成立自首的余地。现行刑法则没有限制成立自首的犯罪的范围，只要满足自首的条件，均可成立。由于古代具有很浓重的报应刑观念，且以国家为本位，因此，如果造成的损害无法弥补，或者犯罪侵犯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则应严惩犯罪人，以儆效尤。如果承认这种情况构成自首，那么不仅受害人的报复情绪难以平复，一般的正义情感得不到满足，封建国家受到侵犯的危险也将增大，因此，统治者不承认这种情况下的自首，有其政治利益上的考量。而现代社会，刑法不仅仅强调对犯罪人的报应，还重视对其进行教育、改造，因此，不限制可以成立自首的犯罪的范围。当然，并不是说犯罪人一旦自首，即使犯罪情节极其恶劣，也可以获得减轻处理。刑法仅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换言之，自首者是否获得从宽处罚以及从宽处罚的幅度，还要考虑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危害后果等因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被害人的心理，避免自首成为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逃避刑罚处罚的工具。 　　（三）自首内容之差异 　　古代自首要求犯罪人如实供述自己的全部罪行，自首不实或者不彻底的，以不实不尽之罪论处。而现行刑法不要求犯罪人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而只要求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四）共同犯罪情形下成立自首之差异 　　针对共同犯罪的自首，唐律规定，罪行轻的人抓捕罪行重的人得成立自首，罪行相当的人得抓捕一半以上的人至官府方成立自首。而现行刑法仅要求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及其所知的同案犯。笔者认为，出现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侦查手段的不同。在古代，侦查手段极其有限，即使犯罪人供述了其他的同案犯，也很难追捕成功。因此，古代官府要求自首者将其他同案犯抓获，以减轻官府的负担。而在现代，科技发达，侦查手段多样，只要知道犯罪嫌疑人的相关信息，便能对其进行定位，迅速将其抓获。因此，对于公安机关而言，更重要的是获取犯罪嫌疑人的相关信息。由此便出现了上述规定的差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法律制度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物质发展水平的制约。 　　三、结语 　　虽然古代和现代均有自首制度，但历史时代的不同决定了二者存在差异。我们很难得出哪种制度设计更优，因为它们的存在都有合理性，都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在比较的过程中，笔者也认识到，任何制度都不能孤立地予以考察，而应该联系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加以分析，这样，或许更能了解制度的存在方式及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缓刑，不是刑罚的种类，只是刑罚执行的一种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对被判处拘役（管制除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节和认罪、服罪、悔罪表现，认为原判刑罚可以暂缓执行，规定一定期限的考验期，在考验期内没有发生法定的撤销缓刑的情形、原判刑期不再执行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也就是说如果在缓刑执行期间犯罪人又又违法行为那么其一定要去服刑，当然还要重新审理新的犯罪行为。$P$      关于量刑制度的标准问题，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比较受推崇的一种观点是以判例制度维护量刑标准的统一。当然这个理论建构还要很长时间，现在只是在争论到底有没有一个标准可以确定这个问题。$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