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2009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中英文摘要: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
  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提供知识增量。
  从问题的提出来看，我们认为联盟信任问题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问题。
  从经验层面来看，联盟政治现象贯穿于人类国际关系史。
  研究联盟信任的形成，对于我们理解国际政治中的联盟政治现象，如联盟困境、联盟背叛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但是，与信任问题的实践重要性相反，国际关系研究中信任研究的理论化与系统化努力却不多见。
  理性主义者大多借鉴经济学中博弈论的分析框架，认为信任实质为一种理性计算的结果;社会心理学学者将信任看作是一种情绪，一种有助于我们合作的积极情绪。
  我们在分析联盟信任形成问题时，综合了理性主义与社会认知两种不同的角度，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解释模式，亦即弱式理性主义解释和社会归因理论解释。
  这也是我们在研究假定中试图综合以及调和有限理性与情绪理性假定的努力。
  当然，根据初步的理论解释力比较，我们认为社会归因理论解释要强于理性主义的解释。
  换言之，理性变量要产生信任，无论是情绪性信任，还是工具性信任，都必须经过社会认知这一中间变量的环节。
  在群体组织层次讨论联盟信任是如何以及何时形成时，我们认为群体身份决定着群体的归因方式的异同。
  基于大多数联盟为战略性联盟的认识，我认为大部分联盟信任的形成是一种工具性信任的形成，而情绪性信任只是出现在特定条件下以及特定联盟组织中。
  作为将心理学的基本理论与范式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一种努力，本文所采取的心理学理论范式为社会认知理论。
  当然，在如何解释联盟信任形成问题时，我们也提供了另外一种理性主义的解释模式。
  社会认知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始于1970年代后期。
  国际政治认知研究的研究进展包括由认知相符/一致理论向社会认知理论的转变，以及情绪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
  在我们的研究框架中，信任程度随着积极情绪水平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本文的问题可以转化为:作为一种情绪的信任是如何出现以及何时出现的
  联盟信任的工具性与情绪性变迁机制是什么
  有哪些变量和因素影响着联盟信任的形成和变化
  从这个角度来说，本文的研究属于探讨情绪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这一研究课题。
  而情绪与认知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于世界政治事务的意义，成为2000年以来政治心理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应用的最前沿问题。
  具有情绪的信任是一种对于可信性的“安全信念”，而没有情绪的工具性信任只是一种刺激反应的结果。
  情绪性的信任能够保持联盟的稳定与发展，工具性的信任则无法实现这个功能。
  本文的分析并不在于仅仅强调情绪对于世界政治事务的重要性，而是着重解释联盟群体内情绪性信任的生成机制。
  在北约形成过程中，我们选取两个国际危机/冲突事件作为考察北约联盟信任形成的个案。
  选取国际危机/冲突作为分析信任形成的个案，这是因为联盟作为一种军事战略组织或者安全共同体，其功能在于军事承诺与义务的规定--只有在危机或战争中，盟友之间的承诺与义务才得以最好地体现。
  其实，我们探讨信任的一个首要前提是，信任的形成必须建立在声誉的形成之上。
  如果盟友之间没有形成决心声誉，遑论情绪性信任的形成。
  在本文的具体史实分析与验证中，北约盟友之间对于合意行为与结果倾向于进行属性归因:将美国的决心捍卫盟友利益的行为视为联盟群体的内在属性之故，而将不合意的行为与结果看作是外在情境使然。
  例如，对于朝鲜战争的“潸然落幕”，北约盟友并没有对美国及北约联盟进行尖锐的批评，而是将不合意的结果归因为各种外在因素。
  如此，在史实阐述与分析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北约盟友在集体认同基础上之联盟归因，这种倾向于内群体的社会归因产生倾向于情绪性的信任。
  如果以跨大西洋联盟作为分析联盟信任形成的个案，那么我们将发现弱式理性主义的解释同样有效。
  理性主义与社会认知的解释各有所长，可以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在情绪的生成机制当中，理性行为与认知机制均能产生情绪。
  简而言之，国际关系的政治心理学研究，其理论假定历经了理性假定，至有限理性及情绪理性假定的演变。
  由此观之，心理学的研究基于对理性假定的挑战，但终归又回到了理性假定。
  这也表明，国际关系中心理学研究的目标并不在于非理性分析，而在于理性分析。
  在情绪理性假定当中，我们又可以分别对应于个体层次的情绪理性以及群体层次的情绪理性。
  本文的研究立基于情绪理性，重点探究群体情绪理性--情绪性信任的生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