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摘要】随着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的深入人心，注重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绿色经济理念逐步形成。将资源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成为研究热点。文章从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和绿色GDP的认识出发，系统分析国内外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研究状况，指出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存在的问题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方向。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被人类的接受，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受到全世界的普遍关注。以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出发点，将自然资源与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化”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绿色国民经济经济核算、构建绿色国民经济分析方法体系就成为研究热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即是在现有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上，考虑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将经济活动中的自然资源耗减成本与环境污染代价予以扣除，进行资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描述经济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可持续发展的分析、决策和评价提供依据。为进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而确定的一整套理论方法即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又称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联合国有关文献使用的概念是SystemofIntegratedEnvironmentalandEconomicAccounting，缩写为SEEA)。
  如同GDP是传统国民经济核算(SNA)的核心指标，绿色GDP则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绿色GDP是在对现行SNA中GDP进行修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目前学术界对绿色GDP尚无一个权威的定义，但各种定义的根本原则是一致的，即它们都是在考虑了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损耗和环境的破坏的基础上对GDP进行修正来定义绿色GDP。目前，国内较为一致的观点是：绿色GDP是在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础上，扣除经济发展所引起的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后得到的一个总量指标，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考虑了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以后的经济活动之最终成果。绿色GDP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保护和谐度越高，反之亦然。
  在人们对绿色GDP的种种争议中，有四种观点值得特别关注，即绿色GDP万能论、绿色GDP迫切论、绿色GDP简单易行论和绿色GDP无用论。绿色GDP万能论的持有者认为绿色GDP是完美的、是万能的，他们把目前经济建设中产生的问题，归结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欠缺，认为只要进行了绿色GDP核算，就可以解决环境问题，就可以转变目前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绿色GDP迫切论的持有者主张应尽快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并以其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首要指标，在短期内迅速以此来衡量经济运行情况和政府的能力。绿色GDP简单易行论的持有者认为绿色GDP这个指标能否计算只是资金投入的问题，只要政府肯投钱、研究人员肯出力，环境成本和资源损耗就能得到合理的量化。与绿色GDP万能论相反，绿色GDP无用论持有者认为绿色GDP没有什么用处，没有必要核算，根本不是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统计指标，对绿色GDP持有抵制的态度。
  笔者认为，绿色GDP是在GDP的基础上考虑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是一种兼顾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保护的指标。其反映的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追求的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是效率与速度的协调发展。从全世界的角度看，对绿色GDP进行了近40年的不懈探索，我国对绿色GDP的关注与研究也有20多年的历史，这本身就说明绿色GDP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必要性。此外，不少人把绿色GDP核算等同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认为只要有了绿色GDP就可以反映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实际上，就像GDP是国民经济核算的产物一样，绿色GDP来自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色GDP核算离不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因此，应当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绿色GDP，即不能人为地夸大其作用，盲目崇拜，也不能消极地认为其无用甚至抵制，既不能轻言简单，也不能急于求成，应当充分认识到这是一个相当艰巨而又复杂的过程，需要不断地探索，不断完善其理论基础，积极稳妥地推进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
  近年来，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在许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西蒙等人(Simon，2000)的《绿色国民核算》就综合反映了绿色核算的最新成果。他从国民账户的历史出发，提出了绿色国民核算的方法、模型、构造与应用等。哈特维克(Hartwick，2000)的《国民经济核算与资本》分析了纳入环境资本后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账户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和经济方法的改进。巴特尔穆茨等人(Bartelmus，1998)的《环境核算的理论与实践》分析了国际收入与财富在资源环境方面的应用，提出了关于资源环境核算的框架、理论与方法。马肯亚等人(Markandya，1999)在《欧洲绿色国民核算――四国案例研究》中，根据荷兰、英国、德国、意大利四国绿色核算实践，对自然资源和污染物排放量的核算进行了研究。在上述理论推动和联合国、欧盟、世界银行、经合组织及多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下，目前已逐步形成若干重要的核算体系，包括：联合国等的《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缩写为SEEA)、美国亨利・佩斯金(HenryPeskin)教授的应用于菲律宾的《环境与自然核算项目》(缩写为ENRAP)、欧盟统计局的《欧洲环境的经济信息收集体系》(缩写为SERIEE)、荷兰统计局的《包括环境账户的国民核算矩阵体系》(缩写为NAMEA)。相比之下，当前比较权威的是SEEA核算体系。SEEA体系是惟一获得国际权威性机构认可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其统计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且其卫星账户与总量指标相协调，该体系的编制方法已被20多个国家或地区采用。目前SEEA已经有了1993-SEEA，2000-SEEA和2003-SEEA共3个出版物，它们分别标志着SEEA发展的不同阶段。1993-SEEA提供的是理论框架，2000-SEEA提供的是操作指南，2003-SEEA则是实践经验的总结，SEEA已从理论走向实践。但就目前来看，SEEA仍然处于研究过程中，其中一些内容至今还存在争论，有待于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随着对环境与资源问题的日益重视和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核算方法研究的不断完善，一些国家在资源与环境核算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挪威、芬兰、德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澳大利亚、日本、前苏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菲律宾、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印尼海地、萨尔瓦多、泰国、巴西等20多个国家的政府或研究机构开展了自然资源核算或环境核算理论、方法的研究与实施方案的探索和试验，目前探索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国家的数量呈上升趋势。
  我国关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的研究起步略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目前，中国的环境资源核算研究大多分为环境污染损失核算研究和资源核算研究两个方面。对中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最早也比较全面的研究是过孝民、张慧勤于1984年开始主持的《公元2000年中国环境预测与对策研究》。该项研究在计量方法、数据处理、结果表述方面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被冠以“过――张模型”，该模型重在对污染损失的计量。1988年由李金昌主持进行了《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侧重探索将自然资源环境核算纳入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与方法。20世纪90年代初由金鉴明主持的“中国典型生态区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研究，在生态损失的计量研究上取得了进展，使得人们对中国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有了一个大致的量化概念。
  从国内的各学术研究机构来看，1988年受国际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首次尝试进行了关于自然资源核算的研究。1996-1999年，北京大学研究小组应用投入产出技术，提出可持续发展下的绿色核算，即对资源、环境、经济的综合核算，重点对核算模式、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讨。2000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设计了以绿色GDP为核心指标的核算体系，并以北京市为对象，系统地进行了1997年的环境质量和资源资产的经济价值和绿色GDP测算，得出在扣除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带来的损失后，北京市的绿色GDP为当年核算GDP的74.9%。
  在政府层面上，开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的部门主要是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做了大量的研究实践工作。2004年3月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启动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简称绿色CDP核算)研究》项目，开展环境污染核算研究工作，初步建立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并于2005年在北京、天津、重庆、河北、辽宁、浙江、安徽、广东、海南、四川10个省市启动了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是依据《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和《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而建立的。《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侧重于对资源的核算，同时兼顾了环保支出与环境成本，主要对资源耗减价值核算、环境退化价值核算和资源管理与环境保护支出核算进行研究。《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侧重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实物量与价值量核算以及环境保护成本的核算。基于环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是一份可以为全国及局部地区进行环境核算提供具体指导的框架性指南，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在上述两个核算体系框架的基础上，完整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分为自然资源耗减成本核算和环境退化成本核算两部分，其中环境退化成本包括环境污染损失和生态破坏损失。自然资源耗减成本核算具体包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等五大类；环境污染损失具体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污染等三大类。
  2006年9月，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环保总局联手首次正式发布了《中国绿色GDP核算报告2004》。报告指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该报告是第一份基于全国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的环境污染核算报告，是迄今为止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最新、最权威的研究结果，标志着中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不过，由于部门局限和技术限制，此次核算未包含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态破坏成本，只是计算了部分环境污染损失，一个完整的绿色GDP还需要更为艰苦的工作。
  考察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国外的研究起步较早，理论较为完善，国内的研究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有待在指标体系的构建和配套机制的完善上加强研究和规范。二是国外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成果尽管丰富，但相当多的指标体系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在具体的实施上需要有所发展。三是从指标构建来看，各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容虽不相同，但指标构建方向都是社会、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体系。四是核算方法总体上讲侧重于实物核算，价值核算由于涉及内容的复杂性，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核算方法的多种多样，导致了计算结果难以统一，相互间的可比性差。五是从目前国际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和效果看，虽然在具体核算项目选择、定价方法和评价有效性方面各有千秋，但普遍存在具体核算过程的实现和核算精度受数据资料基础约束的问题，而且往往编算范围越宽泛，这种影响越突出。总体来看，由于绿色GDP在数据获取和核算方法上存在很多困难，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形成一套国际公认的绿色GDP核算制度，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计算出完整的绿色GDP数据。目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仍然是一个充满探索、实验的研究领域。
  目前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基本上处于对国际成果的跟踪状态，还不能全面、系统地把握整个SEEA(2003)所提供的理论与方法。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和《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初步构筑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框架与基础，但它们对实际数据测算工作的理论支持和指导程度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一是资源环境的产权划分难以实现。除了已探明、确定归属的自然资源，大量的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产权归属确定十分困难。二是资源环境的定价较为困难。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关键点就是资源和环境的价值计量，资源和环境大多数无法从市场价格中寻找参照，而目前所提出的各种估算方法还难以形成统一的、举世公认的标准。三是资源环境损失与经济发展缺乏同步性。通常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直接环境损失人们往往能够计算，但却很难预料到间接的后果和长期的损失。四是按地域扣减资源环境损失很难实现。由于环境污染具有“开放性”，当环境损耗跨地区时，无法确定该损耗的具体归属。
  资源和环境的统计指标体系和调查渠道还不健全，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的核算资料主要靠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广泛设立网络式检测站点直接进行测量来取得原始数据，这就使得有些资料难以全面采集，有些数据的采集成本非常昂贵，数据的可得性和准确性存在很大的缺陷。
  一是环境法规、统计法规的不完善，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有关的环境统计规划、统计制度和统计标准还未出台，导致统计的不完整和不精确。二是评价标准的不完善，资源环境核算本身就极具复杂性，而我国还没有建立针对资源环境核算的工作规程、制定评价和评审的标准。
  加强对森林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等地上资源耗减的估价方法研究，实现宏观耗减核算与微观企业耗减核算工作一体化。目前对环境损失的估价方法都具有很强的个案性和特殊性，应进一步探讨模型化、标准化的评估方法。加强对生态成本计量和评估研究，使其研究成果能够应用到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实践领域中。
  会计核算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微观基础，借鉴国外经验，加速我国绿色会计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建立科学合理、系统完整并符合国情的企业绿色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建立完整的绿色会计信息系统和企业绿色报告信息披露制度，设计与制定具有操作性的绿色会计准则。
  从反映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环境污染等角度建立起一套科学、完整的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统一统计调查方法，完善统计报表制度，对核算口径、核算方法、数据质量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和标准，相关部门建立必要的数据信息交换机制，为后续研究和核算工作的开展提供技术和数据保证。
  综上所述，我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任重道远，应坚持科学性、理论性、前瞻性和适用性原则，以联合国SEEA2003为指南，加快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研究和制度建设，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