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子平命理与《珞琭子三命消息赋注》
  （一）徐子平首先确立了四柱论命的框架。古法模型实际上是五柱论命，即年、胎、月、日、时，共五柱，徐子平取消了其中的胎元一柱。这是符合常理的。事实上，一般人并不清楚自己结胎的月份。十月怀胎只是按正常情况而言的。有些人可能不足月就生下来了，而有些人则超过了预计的胎月时间。所以循例按十个月来推算，显然不精确。这样处理后，八字结构就成了比较稳定可靠的命造结构形式了。同时，它不再如古法模型从年柱下手，而是以日干为重。这样，分析的“契入点”从原来的年柱移到了日柱的天干这一个字上，把它作为整个八字结构的“核心”，然后以此核心来建立一套分析程序。这就形成了不同于古法模型的一种新的分析“模型”。这里是说“以日干为重”，这是因为徐子平当时才从古法模型中脱胎出来，虽然改变了古法，但有些地方尚因袭古法之意，而稍加修正。在古法中，年之干支为三元，即干禄、支命、纳音身，此三元均可为主来论命。徐子平则改变了古法，以日干、日支、以及支中所藏人元为三元。而且对地支所藏天干的具体内容，即人元，或称“地支藏遁”，在注文中已基本完成。所谓“地支藏遁”，是指地支中所藏有的天干成分，称为“人元”。比如，地支“子”，内藏癸水；地支丑，内藏己土、癸水和辛金，等等。我们将在下一章详述。徐子平的注文，在此三元之中，以日干为重，日支及支中人元次之，这样仍还有因袭古法之意。到了南宋末徐大升的《子平渊源》，则完全“以日为主”，即以日干为主了。为什么古法以“年”、而今法以“日”为出发点呢？台湾地区梁湘润认为：“人生贵贱之定位——由出生世家（年为本）之贵族制，改至个人努力有成（日为主）之平民制。故改‘年’为本，为‘日’之平民制。”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命理学萌芽于东汉末，经三国、两晋、南北朝，以及隋、唐，到唐朝中叶李虚中，才形成了古法模型。而自魏晋以来的中国政权，几乎都为世族所操控。所谓世族，是指世代高官而且世袭封爵的家族。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拥有特殊的优越地位，形成门阀士族。官员的选拔，都控制在世族权贵的手中，于是，“上品无寒族，下品无士族”。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与专长。这样的现实状况，反映在早期命理学上，自然是以表现出生家族的“年”为论命的出发点。古法模型正是承继了这样的传统。然而，隋唐以后，君主们开始致力于摧毁门阀。但一些世族对朝代的建立曾有功劳，所以君主是用比较温和的政策改革来削弱世族，将其逐渐排除。而隋唐出现的科举制度，使平民百姓中的读书人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成为统治集团中的成员。这样，门阀制度才逐渐被以个人文化水平考试为依据的科举制度所取代。徐子平的今法模型把论命的核心由“年”转移到了更多地观察个人情况的“日”上，正是经历了这种历史演变的现实状况的投影。（二）就是《濯缨亭笔记》提到的“专主五行，不主纳音”。徐子平的注文中虽有一次提到纳音，但并没有使用纳音五行来做推算工具。这样，放弃纳音，使用“正五行”——天干地支原有的五行内容——来论命，使分析手段不仅相对简化，而且也比较连贯一致。（三）徐注文中十分重视“财官”。“财”指钱财；“官”即官贵。既然用正五行，所谓“官”，就是克制日主的五行；所谓“财”，就是日主所克的五行。比如日主是木，那么五行金就是日主的“官”；而五行土，则是日主的“财”。而且，徐子平还强调“财官”本身所临之地的旺衰状况。这是早期命理的显著特征，也是命理推演中世俗价值观的体现。（四）注文也谈到日干强弱，也就是日主本身的旺衰状况。但八字结构中日干的强弱与财官的旺衰之间，则更着重财官的状况。（五）在此注文时，八字的“十神”系统尚未完善。所谓“十神”，就是日干与其他成分的阴阳五行之间关系的代名词。注文中有正官（官印）、偏官（七煞、鬼）、印绶、正财（财帛）、比肩、劫财（败财）、寿星等名称，尚无偏财、伤官、食神、偏印等名称。（六）注文中出现了三十五个神煞。《李虚中命书》中有十二个为徐子平所采用。因为注文是在“神煞”的名称下谈论后来所谓的“十神”的，因此，谈神煞时，注文用“百煞”作为凶煞的总名，但不包括“天乙贵人”之类的吉神。（七）注文对“大运”与“小运”同样运用，但摒弃了古法的“气运”。在论运时，十分注意《消息赋》所称的“根在苗先，实从花后”，并在注文中强调“欲知运内吉凶，先看根元胜负”。就是说，八字是根据，大运的吉凶要以八字结构为归宿。注文对大运、小运和流年予以同样的重视，只是当时流年太岁尚无专用名词，注文中使用了“生年太岁”、“行年太岁”、“逐年太岁”或“流年岁命”等不同的名称。（八）注文讨论了不少命格，如“应格之命”、“可作两府之上贵格”，但尚未见到“格局”这个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