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论检察监督调查核实权的审慎行使
  ——以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为视角
  【出处】《人民司法（应用）》2014年第1期
  【中文关键字】检察监督；调查核实权
  但是，也应该看到，司法者权力行使得当则有效促进司法公正、公平，彰显法治正义；否则，若无相应规制，将导致权力滥用，破坏原、被告诉的平衡，致使参与诉讼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处于长期不稳定状态。
  一、检察监督调查核实权的沿革与性质
  检察监督调查核实权的沿革
  涉及检察监督调查核实权较早并具有规范性效力的条文性规定出现在2001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人民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当中，其第17条规定：“人民检察机关审查民事、行政案件，应当就原审案卷进行审查。
  但是，在该条款中并未明确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监督调查核实权的实施对象。
  诉讼当事人诉至法院，希望得到公正判决以支持己方之主张。
  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履行检察监督职责时所具备的调查核实权系最高权力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形式授予的公权力。
  权力规制的可行性
  1.原则性规制
  法律监督原则在2013年民事诉讼法中再一次明确。
  检察机关不应成为任何一方当事人的代理人，而是代表国家对法律的统一适用进行监督的权力机关。
  诚实信用原则逐渐被确立为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在2013年民事诉讼法中以法律形式予以明确。
  2.效果性规制
  以民事诉讼法第六章的相关规定规制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的可行性毋庸置疑。
  但如前所述，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据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制民事诉讼法确定的调查核实权，存在下位法规制上位法的不能或者越位规制的嫌疑。
  而笔者认为这种规制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
  简而言之，审判即是法官在民事诉讼法定程序内通过对诉讼当事人双方提供的予以证明己方主张的证据进行梳理，藉此待证事实无限接近客观真实从而作出公允的判决。
  在此过程中，法官无限接近客观真实从而作出公正判决的主要途径就是在一系列证据制度、规则下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对符合“三性”的证据加以认定。
  检察机关调查核实的证据也必须经过当庭出示、充分质证才能被法官所采信。
  四、整合现行证据制度合理规制调查核实权
  严格践行证据时效制度
  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核实权严格遵循证据时效制度基于“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力上睡觉的人”的法治理念，这无关乎公平正义。
  否则，与诉各方权利义务将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这是其一；其二，这也有利于技术处理某些情形下逾期提供证据的司法尴尬。
  检察机关取证人员出庭接受质证，排除非法证据
  非法证据的排除在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定》中有相应条文规定。
  我国证据制度中虽未有明确检察机关取证人员出庭接受质证的强制性规定，但在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定》中都有类似如“证人应当出庭作证”、“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当事人可以向勘验人发问”等规定。
  诸如此类规定，究其立法目的无非是对证据的来源、真实性、合法性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以确定证据的效力。
  这里的“并回答当事人的质疑”也就意味着证据的提供者即检察机关取证人员应当出庭接受质询。
  检察机关取证人员出庭接受质询的范围应当限定在：取证人员身份的合法性；启动调查核实程序的原因和必要性；调查核实权行使的过程及措施陈述。
  严格限制检察机关的委托鉴定权限
  鉴定申请提出与否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组成部分，带有浓重的私法色彩，检察机关的介入难免造成公权力过度干预私权的现象，严重侵害诉讼当事人的处分权。
  况且在司法实践中，若由检察机关委托鉴定时，其就鉴定机构选择、待证事实鉴定必要性判断标准、待鉴定标的物选择、鉴定费用的承担等具体事宜均缺乏操作性和程序支持，而这些在庭审过程中直接影响法官对鉴定结论的采信。
  另外，案件待证事实如若需要鉴定，本身就存在一个专业性的问题，检察机关缘何判断？
  前述所涉相关法律条文对有权提出鉴定申请的主体规定十分明确，即诉讼原、被告当事人，另外法院为查清案情需要也可依职权委托鉴定。
  就公权力层面来讲，法无明文规定即为禁止，因此检察机关无权就案件相关事项单方委托鉴定。
  再审程序应就检察机关调查核实的证据进行庭前交换
  相对于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核实权的优势地位而言，诉讼当事人的应辩显然处于弱势地位，仅仅要求该证据当庭出示远不足以弥补这种证据对抗上的悬殊差距。
  {2}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1页。
  {3}何家弘、刘品新：《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5}何家弘、刘品新：《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7}毕玉谦：《民事证据原理与实务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序言。
  {9}莱奥·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