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英国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研究的特征与启示
  随着中国“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借鉴与反思成为新热点。在中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文化研究关注度不断提升的背景之下，本文将着重通过对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进行述评，以呈现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大众文化研究的图景。
  开辟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
  英国伯明翰学派发端于20世纪后半叶，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的一个分支。其主要代表人物与作品有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等。英国伯明翰学派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入手展开对文化的研究，开辟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归纳起来，英国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研究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秉持文化唯物主义，突出文化与经济的“接合”关系。20世纪英国学术界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化理解倾向，一些学者认为文化是被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但是英国伯明翰学派清醒地批判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化认识倾向，同时纠正了关注文化精神内涵的精英主义文化研究倾向。英国伯明翰学派在对平民文化进行多方考察之后，为文化赋予了新的内涵，提出了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的观点，主张从物质生产过程来全新地理解文化。在文化与经济关系上，斯图亚特·霍尔有效借鉴了葛兰西的“接合”理论，其秉持的是文化与经济的“接合”关系，而非文化与经济的决定关系；强调文化与经济创造性联结的动态过程，即“接合”是在差异中寻求统一。文化生产与消费成为英国伯明翰学派有关文化研究中最关键的两个主题。威廉斯提倡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研究文化生产，并把此命名为“文化唯物主义”。
  随着文化工业的发展，文化消费迅速成为社会的主流。英国伯明翰学派认为大众文化的意义是在消费实践中建构的。正如约翰·菲斯克所言，消费的过程是意义产生的过程。消费已经不单纯只是对商品的消费，而且也包含了对文化产品的消费。消费是文化再生产的前提，消费所追求的不仅是实用价值，更多的是身份象征和意义显示。大众文化不同于一般商品，因为在文化经济系统中流通的不是通常意义的货币，而是意义和快感。为此，默克罗比提出综合性消费模式，他提出不仅要检查文化生产的意义，还要检查意义产生的过程。
  二是突出大众的主体性。受众观是英国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英国伯明翰学派成员认为受众是被动接受文化产品。其后，霍尔提出了著名的“编码解码”理论，认为受众对文化产品并非被动接受，而是在解读文本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性。学派成员具体考察了受众在文化生产与消费中的具体作用，提出了生产性受众观。约翰·菲斯克提出，受众自身又可成为传播者，受众无法决定文化的生产，却可以选择文化的消费，在此过程中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新文化。
  三是从微观层面解剖并批判性分析文化权力运作。这也是英国伯明翰学派有关大众文化研究的重要特征。受葛兰西“文化霸权主义”理论的影响，斯图亚特·霍尔认为大众文化并非是同质的，而是实施霸权和反抗霸权的场所。约翰·菲斯克特别重视对大众文化受众的抵抗式阅读和创造式阅读的研究。他提出了从精英式人文主义视角、从权力模式的架构下分析消费文化以及将大众文化视为斗争战场，探究大众的文化创造力等。在《电视文化》一书中，约翰·菲斯克进一步提出了生产性文本概念。他认为在受众眼中文本的价值在于其可利用性，文本的意义是多元的，文本的阅读方式与消费模式也是多元的，这正如“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受众文本阅读方式不一定合乎规矩，其结果有可能不符合传播者的期待，因此文化的生产者需要创造出能衍生出多元意义的动态开放性文本。约翰·菲斯克认为受众具有拼装的能力，即将文化商品进行一系列再组合和再创造。对受众“拼装”能力的分析凸显出英国伯明翰学派对受众的文化创造性的理性认知。
  合理规范和有效引导大众文化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期，总会出现文化创新发展的迫切需求。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正迈向现代信息社会，大众文化以各种形态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以其所蕴含的商品和科技意识冲击着传统文明，深刻重构了人们的生存方式与思维模式，重塑了社会文化生态。
  当下，中国正面临一个全新的新时代文化生态语境。文化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关键环节之一。依据马斯洛需求理论，获取物质财富是大众的基本生存需要，而繁荣文化有利于大众自我实现的高层次需要。当前大众审美日益多元化，大众文化关注世俗生活，缓解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因而当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必然也包含了对更多高质量大众文化的需要。
  中国大众文化兴起于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借助媒介快速传播的大众文化快速发展，形成了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并驾齐驱的文化态势。但是，中国大众文化在自身发展过程之中，客观上面临着西方国家文化霸权的强烈冲击，存在着大众文化监管体制不完善、大众文化发展唯消费化和泛娱乐化等诸多问题，需要及时妥善加以应对。
  对此，一方面，我们应全面认识大众文化的多重影响，抑制大众文化的批量复制、庸俗化等消极因素，学习并且借鉴英国伯明翰学派有关大众文化研究的有益成果，运用跨学科交叉分析法等，加强学术界对大众文化的整体性研究，肯定并发挥作为“受众”的广大民众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创造性。
  另一方面，我们应客观看待当前大众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突破传统精英文化的束缚，弘扬人文精神，重建人文理性。必须不断完善大众文化产品的评价体系，健全文化管理体制，合理规范和有效引导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积极创作并传播形式多样、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作品，不断满足新时代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文化生活的需求。
  （本文系华东政法大学2019年思想理论教育、党建理论研究会课题（A-0499-19-105-2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标题：《英国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研究的特征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