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当然也是人间佛教思想在大陆继续展现其全貌的六十年。本文把这六十年划分为三大阶段，主要通过对各阶段的代表人物的评述呈现概貌．其中，1949年一1966年，可称为大陆佛教为扭转当时内战造成的社会无序状态与太虚圆寂后教界呈现出群龙无首局面而展开的重建阶段。这一阶段前期，以中国佛协的成立与各项工作的推展为表征，大陆佛教组织得以重建，活动得以延续，但其后期萧煞之气已降临。由此，在1966年一1978年的阶段，中国佛教经历了严峻考验。1978年至今，可谓大陆佛教恢复与发展阶段。在这三大阶段中，人间佛教思想的提倡、重新阐发与实践无不或暗或明构成主线。
  自从人间佛教首创者太虚大师于1947年逝世后，在海外，“在教内呈现的一片荒凉景象中，慈航法师在南洋依然吹起佛教革命的号角。”在大陆，则由巨赞法师等使佛教改革继续推进。而人间佛教，本为太虚教理革新与教制改革思想的凝聚。巨赞（1908——1984）俗姓潘，名楚桐，江苏江阴澄江镇贯庄村人。他当年依却非法师出家就是出于太虚的介绍，也早就接受、信奉并大力弘扬太虚人间佛教思想，主张佛教应在符合佛陀本意（契理）的原则下，顺应时代的发展（契机）而不断发展。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提出佛教“生产化”和“学术化”两个基本改革方向，指出佛教的目的是“因为看见了生物的互相残杀，和感于人世无常——生老病死的苦痛，可以说完全为的是人生问题。”然而，尽管当时巨赞为实现太虚思想作了多方面努力，但终因时局动荡，机缘未就，不仅未能付之实践，而且巨赞甚至还为此遭受保守势力的谩骂攻击，甚至受到了生命威胁。这使巨赞进一步认识到“佛教这一个阶层，和整个社会是分不开的，整个社会没有改革，佛教内部的革新也无法进行。”
  此后，巨赞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维护佛教在大陆应有的地位。在整理佛教，培养佛教人才，提高佛教徒素质方面，巨赞做出了很多努力。
  其次，是加强对佛教徒的“改造”。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巨赞认为佛教革新也可推动展开了。他积极配合当时在各地展开的思想改造运动，甚至以为改革佛教的重点是对佛教徒的“改造”。他认为由于当时“僧伽分子太杂，一般知识水准太低”以至佛教徒“趋于顽劣，做尽许多佛法所不容许的事情，”甚至“嫉妒障碍，分党分派”，导致许多信奉佛法的人“不愿意在中国寺庙里削发”，甚至出家了还要还俗。因此整理佛教首先要革除追求安逸享受，脱离社会，远离民众的弊病，要培养佛教徒深入社会、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疾苦、解除群众苦难的精神。为此，他在北京成立了佛教徒学习会和僧尼训练班，让他们通过学习，搞通思想，认清时代，“提高僧尼们的政治觉悟和对于佛教的体认，使能从工作中实践佛教的真精神，增进修养。”同时巨赞提出，僧尼既是如法如律的佛教徒，又是劳动生产者。因此必须发扬百丈“农禅并举”的传统，让僧尼从事生产，使“僧尼们参加劳动生产，达到自养自给、丰衣足食以配合国家生产建设”，这样既可以使出家人老者有所养，少者有工作，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又可以使僧尼适应社会需要，通过劳动，真正融入社会，体味人间疾苦。1950年巨赞与周叔迦等人在北京开办大雄麻袋厂，组织僧尼参加生产，不久该厂聚集了一百多位僧尼群众。在巨赞等人的倡导下各地寺僧纷纷响应，集资办厂，掀起生产热潮，走上劳动白养道路。仅半年时间，全国佛教徒就开办了纺织、颜料、化工等几十家工厂，太原白云寺僧众还于1958年开办中医医院。正如巨赞所言：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无法维持，活都活不下去，那里还有信仰或修行可言呢？”因此巨赞等大力倡导的生产自养的办法既安置了大量僧尼，又服务于社会，沟通了佛教与社会的联系，这种福慧双修，既重视社会责任，又顾及生死解脱，既自利又利他的修行理念吻合特定时代的要求，可以说是人间佛教契理契机原则在当时的变通。如果没有“公私合营”的变故的话，从生产开始的自然发展这一条路，无疑会通向由佛教界自办现代慈善、文化教育诸事业。
  第三，创办全国性佛教刊物，沟通各界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面对佛教颓靡不振，佛教徒思想混乱，无法适应社会剧变的状况，巨赞与赵朴初、陈铭枢、周叔迦等人商议，提出要想发扬正确的佛学，符合如来随宜说法、实相常新、适时便巧的宗旨，必须在首都创办一个全国性的佛教刊物，及时传达政府的宗教政策，反映全国佛教界各种情形，纠正佛教界内错误思想，这样才能发扬释迦牟尼佛的真精神，振兴佛教。为此，巨赞与喜饶嘉措、赵朴初、陈铭枢、周叔迦等人在1950年6月发起成立了现代佛学社，负责出版《现代佛学》月刊，由陈铭枢任社长，巨赞任刊物主编。《现代佛学》是巨赞佛教学术化激进思想的体现，也是贯彻政府宗教管理政策的喉舌。该刊主要任务是“传达政府的宗教政策，和处理佛教问题的方针；用科学的历史观点，重行批判并确定佛学的真实价值之所在……纠正我国佛教界内一向因袭讹、穿凿附会的谬误思想，以便进而改革佛教现行的制度；联系国内外佛教徒，为争取持久和平、人民民主而努力。”此后，巨赞全身心的投入刊物的编辑中去，几乎所有的佛学论文都由巨赞亲自编辑审定，在大家努力下，仅用三个月的时间，《现代佛学》创刊号就出版了。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现代佛学》即成为其会刊，到1964年因故停刊时，总共出版了l44期。十余年间，《现代佛学》发表了高僧大德大量的佛学论文，推进了佛学理论尤其是人间佛教理论在特定时期的曲折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一60年代初，该刊在国内佛教界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应该承认，人间佛教本质上就是中华佛教的现代转型，现代佛学应为现代佛教的先导。尽管当时在海峡两岸，太虚及其人间佛教思想都遭受非议。但巨赞所传播的基本思想理论，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保留了人间佛教的内在精神，对此后海峡两岸人间佛教思想蔚为主流，起了一定积极的作用，这其中长期担任《现代佛学》主编的巨赞是功不可没的。该刊作为沟通政府和佛教界的桥梁，也及时宣传了政府的宗教政策，有效地稳定了佛教界的情绪，凝聚了全国佛教界力量。
  第四，筹建中国佛学院，培养佛教人才。巨赞认为，“佛教之所以衰落在于没有人，要整理佛教当然还是人；人的培养在于教育。”佛法的弘扬最终要靠佛教徒，因此人才培养是振兴佛教的关键。巨赞法师历来重视佛教界人才的培养。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巨赞就先后担任过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沩山佛学社等佛学院的教师。1947年巨赞在杭州创办武林佛学院并担任院长。这些都属太虚一系创办或主持的佛学院，巨赞大力弘扬太虚首倡的人间佛教思想。他要求学生勤读佛书的同时，还要兼读文史哲，要关心国家大事，阅读报纸新闻，充分体现了人间佛教佛法不离世间的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巨赞更是积极筹备建立佛学院。早在1952年中国佛教协会筹备成立时，巨赞和赵朴初等人就提出，要举办佛教院校，培养佛教人才。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马上着手筹备建立佛学院。经过多方努力，1956年，中国佛学院在北京法源寺正式创立，喜饶嘉措任院长，巨赞任常务副院长。他不仅担任佛学院的领导工作，还亲自授课，核定教学内容。中国佛学院旨在培养“热爱祖国、拥护和平、具足正信、能发扬佛教优秀传统”的佛教人才，成立后可谓群贤毕至，人才荟萃，师资阵容强大，学员素质整齐，学员学修一体，解行相应，1956——1966年十年间，总共毕业了近400名学员，这些学员毕业后，大都成为各地佛教界的骨干力量。至20世纪80年代，赵朴初提出把人间佛教思想作为中国佛教协会指导思想之所以得到全国响应，与这批骨干力量的拥护是分不开的。
  值得注意的是，巨赞认为整理佛教的一个重要步骤是整顿丛林。他认为“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的本意，在于便利参学，策励深造，使丛林成为实践佛理的道场，也就是真正实行六和的僧团。”而当时由于丛林制度受到宗法社会的侵蚀，只便利了少数的当权者，甚至因“经忏发达，道场变成营业性质，”这使巨赞深感痛心。为此，巨赞和赵朴初等人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还提出了新丛林计划，这一计划初衷不坏，旨在从佛教界自身改革做起，以防政治运动冲击，但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明显受前苏联计划经济影响等，加上不久后大陆“文革”爆发，该计划并未实施。
  回过头看，以巨赞法师为代表的中国佛协领导层推动的“生产化”方向没错，因为这既是中国佛教“农禅合一”优良传统的体现，也属太虚早期人间佛教思想的内涵。但在当时照搬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误导下，在工业、手工业领域由佛教徒创办的私营企业、合伙企业，甚至自愿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都被纳入地方国营或政府主导的集体经济框架内，尽管许多四众弟子都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但从身份上看，不能不成为庞大国家机器上的小小螺丝钉。在农村，人民公社化也导致了类似的后果。以致人间佛教应有的自主性的生产事业及有可能在此支撑下建立的慈善、教育文化事业都落空了。但这些都不是巨赞法师等所能左右的。至于其“学术化”主张更应得到肯定，因为长期以来，如何提高僧尼素质始终是摆在中国佛教界面前的最迫切问题，也唯此才能解决。
  20世纪60、70年代，中国佛教正面临着严峻的时代考验。正果法师（1917—1988）是能够经得起时代考验的典型的大陆提倡人间佛教代表人物。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有人劝他赴港台，但正果坚持佛教在祖国大陆，我也应留在大陆。1950年，汉藏教理院由西南文教部接管，宣布停办，留下的学生被安排在重庆市暑期学苑学习，待分配丁作。正果法师赴京，与法尊法师同住在北海公园内的菩提学会，协助法尊翻译当时政府交办的材料，回答佛教信众提出的有关教义等各种问题。1954年，以研究唯识学闻名的北京三吋学会邀请正果担任研究室主任，指导有兴趣的僧俗研究法相宗与唯识学。1956年秋，中国佛学院在北京成立。他应聘主讲佛学课程，后担任教务主任。1957年，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1962年，任中国佛协副秘书长。“在十年混乱中，他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1973年中国佛教协会开始恢复工作，他回京襄理会务。看来正果法师是为数很少的当时最早恢复工作的佛教界人士之一。这可能与他经历比较单纯、个人历史清白有关。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起，正果法师就长期从事国际佛教友好交往与海外联谊工作。1961年，他随中国佛牙舍利护持团前往斯里兰卡访问。1963、1964、1978年，他前后三次出访日本，在日本佛教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在中国佛教经历严冬之后，百废待兴的第一春，正果担任了中国佛协副会长，成为赵朴初的主要副手，分工领导中国佛协的教务，在实践人间佛教理念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从1978年起，被选连任第五届、第六届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1980年冬，当选为中国佛协副会长，被任为中国佛学院副院长，推为北京广济寺住持。翌年冬，当选为北京市佛教协会首任会长。1982年，他率领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访问了泰国。他对人间佛教的推进，根据他在中国佛协第五届全国代表会议上代表第四届理事会所作的《工作情况报告》，主要有六方面：
  1、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建议通过立法加以保障。当时全国汉传与少数民族佛教重点寺院名单的确定及具恢复与重建，都与赵朴初、正果法师等作了大量调查研究与建言的巨大努力分不开。
  2、指导恢复与建立各省、市、自治区的佛协组织。仅六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佛协组织就先后开展了会务工作，其中新建的缺乏工作经验的市、县佛协的比例很高，仅仅答复处理他们以及佛教徒的来信来访，就达八干余件。正果不仅亲白答办其中一些信访，还就其指导方针指出：提倡人间佛教思想，主要是从理论上去探索：发扬三个传统，就是从实践上明确。这就是说，针对着各地普遍存在的劫难后余悸尚存的心理，凡是符合这几点的，各地佛协都可以自己放手干，不必畏首畏尾。根据胡绍皆的考证，这三点都依据中共领导人讲话以及政府关于宗教工作的政策性文件，即“一是团结与动员信教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主要指生产建设，这是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一条；二是进行宗教历史文化研究；三是开展宗教方面的对外友好交往。”这是赵朴初提出人间佛教三个传统的背景，也是在当时条件下最具有可行性的三个方面，但人间佛教理念的展开，包括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决不限于这三方面。这三方面很重要，但也不能把人间佛教思想狭隘化。
  3、把培养僧才作为佛教恢复发展的头等大事，也是当时急需解决的迫切问题来抓。1980年9月，中国佛学院北京本部得以恢复。随后，陆续开设了中国佛学院苏州灵岩山分院以及南京栖霞山分院。1986年中国佛学院开始办研究生班。这些在当时全国宗教教育系统中都走在前列。同时，中国佛协选派了研修生、留学僧前往日本、斯里兰卡深造，对地方佛学院的开办和建设作了一系列的推动、协助工作，覆盖了八个省、市、自治区，佛教教育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未有的兴旺景象。对面广量大的工作展开中出现的问题，当时中国佛协也能迅即展开调查研究，提出对策。如1987年在北京召开了汉语系佛教院校工作座谈会，整理了《座谈会纪要》供各地参照，1983年后，经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上报审定，公布施行了理事会《关于汉族地区佛教寺庙收徒传戒问题的决议》，制约了滥收滥传现象。1982年，针对佛教经典、图书出版难，中国佛协邀请多省市佛协代表举行“佛书出版流通座谈会”，拟定《纪要》，报请审定后实施，初步解决了问题。
  4、佛教学术文化研究工作取得可喜成绩。其中包括《法音》以及《法音文库》的创办、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的设立、金陵刻经处的恢复、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成立、中曰佛教学术会议的举办、许多佛教论着的出版发行等。
  5、加强了国内各民族佛教界的团结与联系，推动汉传佛教大力支援少数民族地区佛教。
  6、与港澳佛教界、海外华人佛教界的联系交流有了迅勐发展，襄助推动香港天坛大佛的兴造。正果法师还特别强调：“我们一直深深怀念台湾佛教界同胞，希望有更多的台湾佛教徒回大陆参拜佛教圣迹”。同时，积极开展与世界各国佛教界的友好交往，接待应邀来访的各国佛教界人士达六百五十起，七千七百五十四人之多：并组团出访了日本、印度、朝鲜等国，参加了许多国际宗教组织的会议。这些活动很重要，但也占用了赵朴初、正果法师等佛协领导人大量宝贵的精力与时间。
  正果法师总结说：这一时期，中国佛协“会务是大大发展了，工作是有显着成绩的，是我会成立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这一总结并未有丝毫夸大，相反，实际工作情况很艰难。一是由于极左思潮的泛滥与强行灌输，民众中视佛教为迷信，排佛、反佛情绪仍很强烈，工作阻力大。二是“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绳”，在经历浩劫的僧人与居十中疑虑很重，许多事儿其实并不大，但都需要中国佛协出面鼓励推动。三是“大跃进”时期献庙易，而当时要求占有原属佛教的房产、文物的单位、个人放弃则难上加难，往往需要当事人、地方佛协反复申诉，中国佛协多次推动，由政府宗教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出面才能收回，有些寺院化了几年、十几年才解决问题。万事开头难，中国佛协的工作干头万绪，都压在以赵朴初为首，正果法师等为辅的人数不多的工作班子身上，好在那时社会清明，人们精神振奋，中佛协成绩斐然，其中也有正果法师立下的很大功劳。但毕竟因为在最艰苦的岁月，正果法师的身体受到很严重摧残，数十万言的唯识学专着《辨了不了义论讲义》也被毁，只留有《佛教基本知识》、《禅宗大意》、《止观述要》等论着行世，惋惜了！
  人间佛教作为佛教的现代型态，与现代新儒学等传统文化的新形态一起，正在曰益展现出东方文明在2l世纪仍有巨大的生命力。作为太虚人间佛教思想在大陆的主要继承者，赵朴初正如李家振居士硅：言：早就“一生奉行人间佛教”。但在50—70年代前期，他只能是暗中坚守。自1979至1994，即从中共11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至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的一段时期，国家落实宪法关于宗教信仰自由规定的时期，这一时期中虽也有曲折，但总的来说，是朴老一生中为人间佛教事业贡献最多最有成效最辉煌的十五年。至1994年4月14曰，朴老因接待工作与旅途疲劳，当晚发高烧，住进北京医院达年余之久，还屡屡病危。这说明88岁的老人已不胜工作重负。其后他老人家虽继续为佛教恢复发展做了很多很多，但毕竟已力不从心……无论如何，赵朴初这一时期作为大陆提倡人间佛教的旗手，是当之无愧的。
  1978年11月19日，朴老来到镇江，他对茗山法师说：“我们宗教界人士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我们要一起怒力，尽快恢复寺院”。随后赋诗《壮观亭得句》一首，寓意深长：“关心岂限眼前事，启后宜先天下忧”。
  1979年，中国佛教协会会务重新公开启动，在朴老推动下，第一批全国重点寺院开始恢复。金陵刻经处的恢复也大有进展。他还率领中国宗教代表团至美国普林斯顿，参加了第三届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代表看中国宗教重新参与了国际宗教组织的活动。1981年，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恢复，并根据朴老建议，更名《法音》。
  从此，迎接鉴真大师座像回国、接待世界宗教者和平使节团、出席世界佛教领袖和学者会议、荣膺日本佛教传道协会功劳奖、日本佛教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庭野和平奖、出席在日本比睿山举行的世界宗教首脑会议、会见“世宗和”主席、出席泰国国际佛教学术交流会议、出席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纪念曰中佛教友好交流暨中国佛协成立40周年大会，提出中、日、韩三国佛教黄金纽带关系构想……朴老为国际佛教交流与世界和平事业的长年辛劳投入一发而不可收，直至卧床。
  从1983年起，142个重点寺院包括句容宝华山隆吕寺、陕西扶风法门寺、新吕大佛寺、天台山国清寺、普陀山、峨眉山、九华山、五台山、嵩山少林寺、上海龙华寺、北京法源寺、贵阳弘福寺、苏州西园寺、寒山寺、洛阳白马寺、开封大相国寺、大足圣寿寺、广州光孝寺、沈阳长安寺等等，次第恢复。这些寺院都是在朴老灌注心血，克服种种困难，有的甚至是极大阻力后得以重光。在它们恢复的带动下，全国大批中小寺院也获恢复、重建。然后是庄严的香港天坛大佛、无锡灵山大佛在朴老的关怀下相继建起……1990、1991年，朴老先后主持了我国藏传佛教座谈会、南传上座部佛教座谈会，以后还表彰上座部佛教工作有成效，多次强调：“藏语系佛教博大精深，在整个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要加强我国三大语系佛教的交流与合作。”同时，他还心系着海峡两岸佛教。
  寺院好比全国佛教布局恢复的骨架，而僧尼与广大信教群众乃是其血肉。因此，朴老亲自起草了《关于佛道教寺观管理试行办法草案》，针对有的地方园林部门、文管部门的干涉，强调由僧人管理寺院，指出“居士可以公开信佛，也可以重建居士林。”骨架血肉有了，最紧要的便是思想灵魂。朴老在其一生主要着作《佛教常识答问》中首次重提人间佛教思想，在1983年中国佛协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朴老进而把提倡人间佛教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指导方针，强调要发扬“‘人间佛教’的积极进取精神。”这的确道出了灵魂所在。紧接着，发扬三个传统，加强五个建设成为围绕这一思想灵魂的展开。于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佛教慧命得以重续。关于他的人间佛教思想主要内涵此不赘述，须补充的是在人间佛教思想中，还贯串着如何改革历史遗留下之缺陷与继承发扬优良传统的主线。因此在佛教制度改革方面，朴老在1980年提出：“我主张不烧戒疤，因为戒疤从元代开始，古代也不烧，外国也不烧。”法尊法师依据《瑜伽菩萨戒本》，支持了朴老的见解。但同时，朴老也强调要继承发扬汉传佛教素食、独身、僧服的传统。其后，通过中国佛协颁行《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传戒实施暂行办法》及一系列文件，实现了制度化，巩固了改革成果。总的来说这一改革是成功的，得到了国内外肯定。当然，这些由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实施，有些内容、形式还可以斟酌，但其精神无疑值得发扬。
  然而就在佛协四届二次会议后不久，法尊法师圆寂。经历劫难考验的前辈相继而寂，使得佛教教育事业发展更加突出与紧要。继1982年在南京栖霞山办第一期僧伽培训班，及其后在九华山办职事培训班，1986、1992年，朴老两次专门召开佛教教育会议，筹措教育资金，大声疾唿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还是，第三仍然是培养人才。在他的直接关怀下，中国佛学院、闽南佛学院首先恢复，各地佛学院相继建立，并选派了一批批学僧先后赴斯里兰卡、日本、英国等国留学，只是全国三十多所佛学院至今的发展以及学僧情况与朴老的期望仍有差距。
  为了给佛教恢复发展争取更大空间，1990年，朴老针对有些地区出于部门利益，阻碍中央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宣传“宗教是精神污染”，“反对宗教迷信”等口号，强调佛教“是反对迷信，提倡正信，反对污染，强调出污泥而不染的”。他最后总结说：宗教“是文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之所以提出这点，决不是朴老不懂信仰对于宗教之重要。而因其一，从社会现实出发，就需要突出宗教的文化性，因为文化的空间无限广阔，凡是人所创造的一切成果，皆可称为文化。这在当时条件下，打破了对宗教活动的狭隘限制，更容易促使那些对佛教怀有偏见的人们改变看法。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创建，也直接受到朴老提出的这一观点的推动。其二，朴老对在国内尚未引起应有重视的宗教社会学的“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形式”观点也很了解。1993年，方立天教授向朴老介绍了我国台湾佛教的重慈善事业、重学术研究、重禅修、重文化教育四种类型，朴老颌首并说：“你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台湾的宗教，这很好啊！”这清楚表明了此点。
  为了使佛教恢复发展有切实保障，朴老与宗教界领袖一起，提出了对1978年宪法阐述的宗教信仰自由条款的修改意见，并被宪法修改委员会采纳，载入1982年宪法。他还对刑法修改提出有关建言，也被采纳入相关条款。1988年4月，朴老就在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宗教立法问题刻不容缓。有了宗教法，宪法规定的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才能具体化，并得到切实的法律保障……有了宗教法，宗教徒与非宗教徒，群众与公职人员在涉及宗教的问题上才都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在他主持下，中国佛协起草了《宗教法》建议草案，报送全国人大。十午后他又强调，中国正在实行依法治国，宗教法是形成与之相配套的单项行政法规及地方性法规的基础。制定宗教法是朴老毕生关注的大事。
  作为当时中国佛教领袖，朴老审时度势，率先从佛教国际交往入手，展开了国内佛教恢复的外在布局，重续了内在慧命，抓住了佛教未来发展最重要的一环，并为之打开了空间，努力争取切实的法制保障。这五方面，正如韩国佛教宗团协议会徐义贤长老所说，表明了朴老“在困难时期保存和恢复了佛教”。同时，所有这些当然并非朴老个人所能成就，而依靠着国家与整个佛教界的共同努力，但又如新加坡普觉寺住持宏船法师所反复强调的那样：“一佛出世，千佛扶持，赵朴老就是这个出世的佛，我们都是扶持他，拥护他。”这也是对朴老作为人间佛教旗手的肯定，但朴老生前对人间佛教在大陆的局限有深切的省思，就是他“不希望这些（人间佛教）思想只停留在口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