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网络空间主权的国内法建构
  (一)网络空间主权的法制化
  1. 从“政治性主权”到“法律性主权”
  主权首先是一种先于法律的政治存在，一个政治范畴。
  政治性主权和法律性主权的两分法契合了主权的双重性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既是统一的，又是可分的;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
  2. 网络空间中的主权性权力/权利
  如前所述，网络空间以互联为特色。
  任何人在无需中央机构允许的情况下，都能为网络添加节点和纽带，从而使得网络空间从单一网络发展到多个独立和互联的网络共存。
  据此，网络空间呈现出一个扁平化和多中心的场景。
  另一方面，网络空间还是一个“互动空间”。
  这里的“互动”首先指涉的是全球范围内网络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对话，其次表征了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网络设施和网络信息之间的交错与转化。
  3. 网络空间主权的法律界定
  主权概念需要法律化，为增进法律的操作性和明晰性，类似地，网络空间可以进一步简化为“网络设施、网络主体和网络行为”三要素。
  综合主权的二元论以及网络空间要素的提炼，本章将法律框架下的网络空间主权定义为:(1)国家按其意志在领域内对网络设施、网络主体和网络行为所拥有的“最先权力”、“最终权力”、“普遍权力”;(2)国家向其他国家主张的、对网络设施、网络主体、网络行为享有的“单边权利”和“共治权利”以及相应的合作义务。
  从此出发，我们将首先从内部主权的层面建构网络空间主权国内法体系，然后在本章的第五部分尝试从外部主权的层面提出网络空间主权国际法体系。
  ( 二)网络空间主权的国内法体系
  1. 网络空间最先权力:网络基本法制定权
  立法权是主权者的首要特权(thefirst prerogative)，在网络空间亦是如此。
  对此，我们可以从程序和实体两个面向做进一步展开。
  一方面，受限于人民主权原则，国家要促成受其立法权影响的个体或组织在审慎论辩基础上做出决定，通过将边缘化的非国家主体引入网络空间基本法制定过程之中，使网络空间主权的正当性得以增强。
  另一方面，受限于网络空间的权力分散特性，国家不再是网络空间中的“中心行动者”，而应从平等参与及协同共治的理念出发，区分网络设施和网络信息，融汇政府主导、政府指导下行业和企业自律以及行业和企业主导不同模式的比较优势，推动网络空间治理从“碎片化”走向综合。
  在行业层面，虽然中国互联网协会也已在全国普遍成立，但在某种程度上独立性欠缺，无从发挥凝聚行业共识、树立行业准则、践行奖惩机制的作用。
  在企业层面，网络服务提供者掌握着用户信息，创设了信息交互平台，提供了传递公众利益和意见的通道，国家应将其视为政治过程的参与者，在广泛授权的基础上严格限权，以达到行业利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平衡。
  2. 网络空间最终权力:简约行政管理权
  其一，在规则适用上，简约管理意味着国家优先依循由非政府网络主体共同制定或认可的并依靠成员以自律方式实施的“软法”，而非国家法。
  3. 网络空间普遍权力类型化的司法管辖权
  (l) 网络设施:领土原则
  (2) 网络主体:国籍原则
  由于网络空间的虚拟性，网络主体的地理位置往往难以判断，但其国籍通过信息技术和线下配合却容易获得，并由此成为确定管辖权的重要方式。
  面对被告依据WSE设在安提瓜岛这一事实提出的管辖异议申请，法庭认为基于Jay Cohen的美国国籍，驳回其请求。
  (3) 网络行为:效果原则
  原文载《网络主权论--法理、政策与实践》，黄志雄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7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