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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广州起义之前的1911年1月，香港同盟会谭人凤来汉与孙武、胡瑛等商讨起义发难地点。胡瑛认为，湖北受限制太多，敌人调兵，朝发夕至，难作持久抵抗。谭则主张广州首先发难，湖北响应。惟孙武力主在武昌发难，他认为，武昌新军集中，内部发动成效显著，为首义打下了稳固的基础；以兵力论，发难非从武昌入手不可。并历数武昌首义的有利条件：张之洞督鄂以来，在武汉建立了钢铁厂、兵工厂、火药厂、造币厂，很有成绩，武汉可谓械精饷足之区；武汉是水陆交通中心，江南有湘赣呼应灵通、粮秣运输的便利，江北有武胜关险要可守，东南半壁，传檄可定；瑞征当道，主张铁路收归国有，同载泽表里为奸，国人恨之人骨，义旗一举，全省百姓鄱能为我所用。兵力、武器、地势、人情这四个优越条件，是广州无可比拟的。 
  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在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企图策划长江流域起义，派人到武汉与文学社、共进会联系，加速了武汉革命团体准备起义的进程。两个革命团体的有识之士，深感起义责任重大，日益产生了联合起义的思想倾向。经过几个月的多次协商，于1911年8月最终决定联合。这期间，湘鄂粤川等地的保路运动风起云涌，四川尤甚，已发展成保路起义。清廷慌了手脚，四处调兵遣将前往弹压。9月21日，廷令端方督率鄂军迅速抵川，鄂军第八镇所属第十六协大部分兵力人川，另一部分兵力驻防汉阳、汉口和市外他县，省城内外兵力仅十四个标约七千余人，其中参加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和倾向革命的兵士约古三分之一以上。战争打响以后，还会发生官兵反正。形势对武昌首义极为有利。9月24巳。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胭脂巷11号共进会机关召开有双方负责人和各标营代表六十余人参加的联合会议上，议决了发动起义的计划，并确定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负责人选，军事上，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惟举为参谋长。政治上，共进会负责人刘公被推举为政治筹备处总理。起义总指挥部设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机关内，政治筹备处设汉口宝善里14号。起义日期走为1911年10月6日(中秋节)。在分途准备中，痛感时间紧迫，起义日期又延至10月11日。这时，在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担心武汉一地发动起义靠不住，黄兴也有十一省同时发动起义方能取胜的说法。这些消息传到武汉，又使武汉的一些领导人一度迟疑。 
  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共进会机关制造炸弹，不慎爆炸。俄国巡捕闻声前往搜查，受伤的孙武与萁他在场的人迅速脱逃，但起义的文件、印信、旗帜等重要机密被搜走。与共进会机关相邻的刘公寓所亦被查抄，刘公之弟刘同等四人被捕。湖广总督闻报搜查和提审情况，深感事态紧急，立即下令全城戒严，按址搜查革命机关，按名册搜捕革命党人。武汉三镇，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当日下午5时左右，在武昌小朝街起义总指挥部的蒋翊武、刘复基等军事负责人，得知汉口出事，起义计划暴露，深感已是千钧一发时刻，如不尽快动手。就将坐以待毙，于是断然决定起义提前至当晚十二时发动，以中和门(今起义门)外炮声为号，随即派人火速向新军各兵营革命党人秘密传递起义命令。 
  当晚小朝街起义总指挥部被包围，军警破门而入。刘复基慌忙中投弹未炸被捕，彭楚藩亦被捉，蒋翊武因身着长袍玛褂且蓄长辫未被军警注意，乘隙脱逃。党人杨宏胜在给各营送弹药途中被军警跟踪，投弹失误自伤而落入敌手。由于全城戒严，城门紧闭，命令未能按时送达城外炮队，当晚十二时起义计划未能实现。 
  10月10日晨，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志士在湖广总督署英勇就义的消息传开，军警的搜捕仍在紧张进行。许多革命党人和发动起来的新军兵士自忖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求生。起义形势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晚七时许，驻中和门内第八镇所属工程兵第八营营房里、首先发生兵士哗变，响起了枪声，有几个官佐被击毙，该营党人总代表、新军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熊秉坤见状，立即率数十名起义士兵奔向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库。在本营驻防军械库兵士的策应下，占领了军械库，并打开了库门。起义部队得到军火，士气大振。这时，聚集在楚望台的起义士兵约三百余人。由于孙武负伤住院，蒋翊武在军警搜捕时脱逃，其他起义领导人或殉难，或被捕，现场上群龙无首，无法统一指挥。在场职位最高的熊秉坤，以总代表的身份负责现场指挥，尽力稳住军心。这时，有士兵建议，把起义时躲避起来的左队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