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党和国家重视法制建设，加大立法工作力度，军事立法也开始进入全在恢复和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2000年颁布的《立法法》确立了军事机关的立法权之后，标志着我国军事立法工作开始纳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轨道。本文结合实际对军事立法的概念、特征、体制以及目前军事立法理论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进行归纳与分析，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自从最高人民法院对齐玉苓一案的批复发布以后，关于宪法司法化的问题，再度成为宪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从齐玉苓案发生的社会背景分析开始，针对什么是宪法司法化、宪法司法适用的必要性以及我国法院适用宪法的条件等问题，对于齐玉苓案进行了理性的分析，认为这不过只是一个对普通案件的普通的司法解释。
  诉讼时效关系着诉讼的胜败，意义十分重大。随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证明责任的研究也如火如荼地开展，但是鲜有学者对诉讼时效的证明责任进行系统研究和专门论述，导致理论和实践的混乱。本文试析了有关诉讼时效的证明责任研究的必要性，纵缆了国内外有关理论研究，并重新审视了我国现行有关法律规定，据此笔者提出了有关诉讼时效的主张责任和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
  宪法是法治存在的基本要素与核心要素。宪政基本范畴的困境，在于宪法正当性、价值性和确定性、实效性在逻辑上的悖反，而聊以弥补这一缺憾的希望即树立宪法权威信仰及实现宪法救济。笔者试图利用经验哲学和逻辑分析作为思考的基点，豁然发现中外经验与宪法诉讼、宪法判例之间存在着因果关联。因首这一条道路，笔者尝试探索历史的、西方的违宪审查模式，希望能够为中国的宪法司法化提供佐证。
  法治的实现，需要一部具有最高权威性的宪法；而宪法权威的确立，又有赖于法治建立，宪法权威与法治是一种互动与平衡的关系。我国宪法发展演进的历史表明，在没有法治的环境下，宪法仅仅是一部根本法或是一种宣言而已，树立宪法权威无从谈起；而宪法权威的缺失，则“依法治国”的方略也吸能是一句口号。由此，树立宪法权威应成为当务之急。
  物上担保也称为担保物权，既是债的担保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物权法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外民法关于物上提保立法的分析，结合我国的现状，提出正在制定的物权法应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物上担保体系，并对物上担保的竞合进行分析，设计了解决方案，对物权立法和民事审判实践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提出了在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制定完备的物权法的必要性以及我国物权立法的难点，即公有财产如何纳入民事法律规范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物权体系的设想。
  作为限制人身自由行政强制措施，收容遣送制度曾在我国历史上发挥过一定的作用。民主法制的进步和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收容遣送制度的不合法性和不合理性逐渐暴露出来。本文分析了我国收容遣送制度的现状，并提出了取消收容遣送制度的设想。
  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是人类社会正在并将继续进行的一场深刻革命。在信息社会的争讼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电子证据的有无及确立与否。电子证据的证据地位目前已趋认同，但相关规范却零散无章。与视听资料、书证、鉴论结论等相比较，电子证据与其固不相同，在我国，电子证据应单列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
  我国刑法中的教唆犯分为两种：共犯教唆犯和单独教唆犯。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主要是以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大小标准进行分类的，但教唆犯却按分工为标准进行分类。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只具有从属性，而不具有独立性。本文将就教唆犯的性质、存在范围及其立法缺陷予以探讨。
  再犯句括一般再犯和特别再犯两种。本文对再犯的概念、构成要件、处罚原则及再犯与累犯、惯犯的关系问题作了探讨，以期引起我国刑法学界对再犯制度的深入研究，并完善我国刑法中的再犯制度。
  知识产权的独占性或专有性，使知识产权领域滥用权利垄断的现象大量产生。从法理的角度分析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领域权利滥用行为进行规制的必要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首先对知识产权领域中垄断行为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然后着重判析了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的必要性、执行依据及其规制的对象，最后对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制度之间的制衡关系进行了理性的思考。
  本文从法理学角度对WTO机制下的技术法规的概念作出了界定，对技术法规的内涵特征和法律属性进行了法理分析，以图阐释技术法规的这一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为我国入世后完善技术法规体系建设提供基本理论借鉴。
  辩诉交易最早产生于美国并广泛适用于英美国家，后来被意大利、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借鉴和移植。目前，中国部分学者提议在中国建立类似程序。为对这一制度进行全面客观的认识，本文在对其全面介绍的基础上，对这一程度在高效之下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批判性思考，并就我国借鉴程序的相关前景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沉默权制度是西方诸多国家刑事诉讼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一项重要制度，其历史源远流长。英国是沉默权制度的发源地，美国在继承和发展沉默权制度上有着特殊的贡献，不仅第一个在宪尖中明确加以规定，而且其确立的米兰达规则成为西方沉默权制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也接受了这一制度，但由于法治传统的差异，其沉默权制度呈现出英美法系国家不同的特征。二战后，国际社会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唿声高涨，作为在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的一项重要制度，沉默权制度的价值与功能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沉默权逐渐成为国际人权法上的一项基本上人权。
  在经济全球化和投资争议大量产生的背景下，有必要重新审视和研究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这一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重要国际法原则。本文从横向角度，分全球、区域和双边三层次分别对比考察该原则在当今国际投资法制中的地位和各国对此的态度，最后提出我国应对该原则采取灵活务实态度，区分投资争议的种类和性质以确定是否要求先作尽当地救济。
  我国《合同法》已规定了可得利益的违约赔偿。本文认为，可得利益是指合同债人在合同全面适当履行的基础上，依事物通常进行或者依特殊情况，特别是依已采取的措施或准备，可预期取得的财产增值利益。肯定可得利益的违约赔偿既是完全赔偿原则的要求，也是损害赔偿宗旨的要求和维护合同的严肃性、保持交易秩序的要求，同时也符合世界合同立法的潮流。确定可得利益赔偿的数额，可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约定法”、“比照法”、“差额法”和“估算法”。
  本文通过对法美学与真善美关系的历史追溯，正确地区分了法美学与现代主义法学、后现代主义法学的不同之处，提出了超越法学伦理化倾向的法学人文化新路向，并阐述了法美学的基本主张。本文对于重新认识我国的法哲学、法理学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