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德川时期等级制度森严，为何农民还能经商、做工人、参军？
  德川幕府建立以前，日本经历了长达百年的战国混战状态，在此背景下，实现统一，结束混战，还社会以稳定和安定就成了共同的心声和期盼。于是"战国三杰"应运而生，他们主动承担起统一国家的重任，织田信长在世时统一了日本1/3国土，丰臣秀吉继承信长的遗志，终于在1598年控制日本全境，可惜这一年他去世了。这样统一全国的使命就落在了德川家康的身上，而家康不辱使命，通过关原一战，终于扫清一切障碍，建立了德川幕府。
  为使社会稳定持久，避免再次陷入战乱死循环，德川家康开始实行严厉的等级制度，就是基于"士（武士）农工商"的划分标准，将社会上的所有人进行等级化，给他们贴上标签，并规定各阶层的人不可越界、不可通婚，按照现时从事的职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不得改变，就农民而言，必须交出武器，在所属藩内当好农民本色，并将种地职业传给子孙后代，安分守己，不得越雷池一步。
  为落实这一精神，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家康之孙家光即位后，强行要求各地农民到佛寺登记，以确认其身份。1665年，德川幕府加大管控力度，就农民的宗教信仰情况再次要求他们前往佛寺登记，以便进一步从政治和社会层面加强控制。
  那么，在此情形下，农民是不是真的成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成天与土地打交道，毫无其他作为呢？
  事实上，并没有想象的那般严重，农村自治权和农民自主空间都很大，日后，他们还办起了家庭工厂，摇身一变成了商人，或越界成为佣工，或参军当了战士，所有这些都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这可从当时的城市经济繁荣和人口城市化看出端倪。到1700年，约300万日本人住在一万人口以上的城镇，城市化率为10%，即便以居住在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而论，城市化率也有5%-6%，以总人口3000万计非常可观，而同期欧洲的城市化率仅约2%，足可见德川幕府的国家治理还是比较成功的。
  既然城市人口如此众多，他们的衣食及日常用度也就不菲，而其来源与农村息息相关。因为维持城市经济主要靠若干米商，米商的货源来自于大名藩地的米禄，大名从米商手中获取米款后，发给江户和藩堡的武士及其他工作人员俸禄，米商再将稻米卖给城市居民以回笼资金，这样城市就以稻米和米商得以维系，形成良性循环。
  而一旦大名的米禄出了问题，城市经济和人口就将不保，而米禄归根结底要由藩地内的农民来提供，收成好，大名的米禄就多。那么大名的米禄如何保持稳中有进呢？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必不可少，正是农民拥有相当大的自主空间，田地怎么种才能产出多，他们说了算。
  基于此，幕府及藩政府便与乡村达成默契，只要农民按期缴税，至于村中事务一概很少介入，而负责农村治安的武士也不常进驻村中，这样不被完全控制的农民，他们的潜能便得以发挥。
  在此情形下，农民积极改良耕作方式，农产品产量不断得到提高，稻米收成好，大名的米禄也就丰盛，整个城市也就进入良好运作状态。而不少富裕的农民在征得幕府批准后，他们不仅可以外出旅行，还可以移居城市，脱离农村，成为町人。
  农民在幕府时期总人口中占有80%的比重，因此成为主要的被控制对象。但农民和农村又是城市的衣食父母，如果将其当成笼中之鸟看待，不给任何自主空间，他们的劳动创造热情就无法激发出来，农业生产积极性很难提高，则土地出产就有限，土地价值得不到有效利用，导致稻米之类的粮食作物的产量上不去，则大名的米禄何来，他们如何过上体面的生活，甚至整个城市的繁荣发展都将无法维持。
  对于这样的利害关系，幕府、藩政府一开始就心知肚明，故而从实际出发，只要农村和农民的税收按时缴纳，至于他们具体的农业操作也就懒得去管，对农村和农民的自身事务也会给出一定的开放态度，这样农村便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农民的自主性也很高。
  据日本相关文献记载，某小镇在1855年前的上百年时间里，依托当地特色农产品棉花和蚕丝，搞起了家庭纺织业，未曾想百年后该镇面积在原有基础上翻了三番。
  尽管由原料到产成品需要12道工序，但是这些家庭企业能够有效开展分工合作，经营有声有色，使得棉布和丝绸备受市场青睐，成了紧俏商品，难怪"纺织商汇聚于此，雇佣妇女纺织谋生。附近地方人士亦蜂拥至此镇，于此租房居住，有时甚至远租周围穷乡僻壤的地方"。
  可见，原本被幕府牢牢限定在土地上的农民，现在他们的自主空间更大，已经不满足于当地道的农民，而是要寻求突破，谋求新的出路，"脱农经商"。当然，前提是这些农民能够按期缴税，而赚到钱的家庭企业主自然不在乎纳税，只要官府对他们的营生不插手、不介入。
  这种纺织业小镇只是一个缩影，在其他农村，由于气候、土质等地理环境的不同，出产的农产品也就有别，这就给了当地农民创造发展产业的机会，于是诸如清酒业、酿醋业、干果业、陶瓷业、家具业、染料业等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产业便蓬勃发展起来，成为地方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由此被冠以农村"原始工业化"的美名。
  随着产业的发展，这些以家庭为主的企业规模越做越大，内部分工也越来越细密，逐渐形成产供销一体化，产品远销至外地市场，像丝绸还一度出口到当时的中国。
  农民是幕府时期的主力军，而智慧和能量往往蕴藏于民间。全国80%的农村人口，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人力资源。既然有赖于农民提供衣食，日常所需亦无不源自百姓生产和制造，则与其严格控制农民，不如给予他们以较大的自主空间，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统治阶层提供源源不断的服务。
  基于此，农民才能够着眼于本地特色农产品，发展个体产业，进行深加工，由原来的普通原料，变成品种丰富多样、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此间，农民的身份已然发生了改变，蜕变成商人，而这与幕府实行的严格的身份统治已经相去甚远。
  既然家庭制造业风风火火，发展势头强劲，免不了要招兵买马，而附近男女农民便成了工厂的主要工人。根据工种的特点，这些男女农民被分成年度工人、季节工，还有部分成了流动性较高的日薪工人。
  就纺织业而言，包括纺纱、织布，抽丝、织丝等多种工序，每一道工序都要细心，对于这样的细活，需要大量的女工操作，于是农村妇女便成了纺织厂招工对象的不二选择。
  这些女工来自四面八方，有的甚至突破藩的界限。对于离家较远的女工，她们只好在工作地点居住，在正式前往工作时，其父母会事先与企业主订立一份类似合同的书面协议，其中涉及工作时限及酬劳等。个别有能耐的女性，她们会被聘用为业务主管，领取不菲的薪水，而普通女性多以计件取酬。
  此外，一些农家女子还会成为帮佣，充当保姆，也有家境贫寒的年轻女性到镇中开设的妓馆从事皮肉交易。
  当然，纺织业也并非清一色女性，有些工种也需要男工，除了纺织业，其他如清酒业、干果业、漆器业、陶瓷业、家具业等，大多招用男性农民充作工人，毕竟这些工作需要一定的体力。
  在不耽误农时的前提下，农民可就近或到较远的村镇务工，赚取额外酬劳，一方面可用于缴纳赋税，此外对改善日常生活也不无裨益。
  幕府时期，2400万农民占据着人口总数的近八成，他们的生活有着落，将军、大名、武士等贵族的生活才有保障。在以农业为主的时代，统治者要想过上体面奢华的生活，只有努力剥削平民百姓，但要是农民一贫如洗，自顾不暇，统治阶层也无计可施。
  基于这样的背景，农民利用附近村镇制造业优势，寻求适合自己的工作，适当赚取额外报酬，一些女性甚至打长工，为家庭谋取较为稳定而长期的经济收入，他们对于官府的苛捐杂税也就能够应付，而这正是统治者希望的，于是对于农民半工半农的身份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得过且过，农民的自主空间由此得到彰显。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气势汹汹来到日本海域，"踹开"日本国门，逼迫幕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引起各地勤王志士的强烈不满，他们在攘夷失败后，转而进攻幕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武装倒幕运动。
  其间长州、萨摩等雄藩的倒幕派声势浩大，他们决意推翻幕府的意志坚不可摧。1864年，在遭遇倒幕失败后，长州志士并没有消沉，反而愈挫愈勇，他们一方面购买西式武器，并采用西法组建非正规部队，一方面突破幕府对农民身份及不准农民携带武器的限制，大量招募农民入伍。
  这里不得不提长州藩志士高杉晋作，他的"奇兵队"威震南北，气势不凡，但在军队建制上，并不限于武士，而是将农民纳为队伍的一员。一直以来，对于农村和农民事务很少介入的德川幕府，此时更是无暇顾及，而长期遭受幕府统治和剥削的农民，对于能够参军感到无上光荣，精神为之一振。
  1865年，高杉晋作带领这支由农民和武士混编的奇兵队再次展开进攻，由于农民参军积极性很高，他们斗志昂扬，冲锋在前，从而一举夺得藩领导权，进而拉开了推翻幕府的序幕。
  1866年，各地农民借着武士革命的风暴，先后举行了上百次起事，从而将幕府逼近死胡同，迫使最后一任将军德川庆喜不得不在次年"大政奉还"，这样长达260余年的幕府统治终于寿终正寝。
  在两百多年里，农民一直在幕府身份统治下苦苦挣扎，力求突破这种限制干一番事业，尽管幕府也都给予了相当大的自主空间，但这都是基于幕府既得利益考量的权宜之计，希望"农民过的生活就是不死不活"的观念从未改变，生怕农民势力壮大后对其不利。
  而今到了最后关头，面对内忧外患，幕府对农民的控制愈发力不从心，则农民的自主空间也就相对更大，在身份角色由农民转为商人、工人后，最终又变为军人，而这一角色却扮演了幕府掘墓人形象，一举将长期压迫他们的统治者送上了西天。
  纵观幕府整个统治期间，农民尽管受到严格的身份统治，地位低下，但自主空间一直存在，虽然这种自主性并非幕府心甘情愿给予，却是的的确确客观存在的。
  作为全国人口中的最大群体，农民不仅要为自身生存考量，还要为上层统治者提供生活所需，而农民要是陷入绝境，统治阶级也没有好日子过。鉴于此，只要农民按时足额缴税，对农业生产和农民自身事务少干预、少介入，给予农村和农民以较大的自治权和较高的自主性，实为幕府的无奈之举。
  拥有难得的自主权利，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发挥，他们努力提高耕作技术，不断挖掘土地价值，使得粮食产量能够保持稳定的增长势头，这样大名的米禄便有了保障，而米禄是城市米商的主要来源，亦是维系城市经济繁荣发展的动力源泉。
  农民的自主权利还体现在身份的转换上，进入18世纪以后，一些村镇的新兴制造业蓬勃兴起，当地农民充分利用本地农业资源，发展特色产业，由于经营有方，农产品一直保持产销两旺势头，由此为幕府创造了可观的财税收入；农村新兴制造业的异军突起，也带动了周边富余劳动力的就业，不少男女农民应招成为家庭工厂的佣工，他们根据工种的不同，领取着相应的酬劳，一来可用于缴税，二来也有利于改善生活；幕府晚期，内忧外患，农民的自主空间进一步变大，此时幕府已经无暇顾及，力不从心，只好任其参军，而当上军人的农民狠狠地给了幕府统治以有力一枪，致使其坠入深渊而不拔。
  其实，农民的智慧和力量从来都是巨大的，只是幕府统治者很少关注而已，"兵民是胜利之本"，如果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当时的藩军和农民力量，则幕府的基业何至于在西方列强到来时倒下？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这样的教训不能不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