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基于实证研究基础上的核心要素抽取，银行贷款加速到期条款可定义为一种在银行借贷合同中所设立的，当借款人违反合同约定从而危及贷款安全时，银行则可以要求借款人在约定的到期日前付清全部余额的条款。从形成权的法理基础、借贷双方利益衡量以及相关条文历史解释等角度出发，加速到期条款的法律性质应当界定为借贷双方约定的解除权条款。在加速到期条款的司法规制中，应注重各方利益的衡平。在具体适用时，应当把握其核心标准―贷款安全；在法律效力上，要参照现行法关于法定解除的既有规定，且考虑加速到期条款中条件设置的宽严程度；要在主客观相综合的基础上，适当参酌借款人违约的主观因素。此外，还须充分考量其中关涉的社会利益，秉持整体和发展的视角，合理强化其与国家经济政策之间的联动关系。
  银行贷款加速到期条款关涉银行与借款人之间在发生违约情况下的利益重大调整，对于这一条款的内涵界定、法律性质、规制手段等，目前却还缺乏明确阐释。这就导致在相关案件裁判中，对于加速到期条款的制定、适用及法律效力等往往难以进行有效审查，在很多情况下，只能笼统地予以认可或否定。本文在结合实证研究与法理论证的基础上，依照内在逻辑统一与利益相对衡平等主要原则，对上述问题进行重点剖析，以为相关制度完善及司法实务提供参考。
  由于银行贷款加速到期条款并非法定范畴，而是更多来自于对法律实践的概括总结，在缺乏严密规范的情况下，各个银行制定条款时，任意性较强，不相统一，自然就难以得出足以全面涵摄所有实例的周延概念。从若干主要银行常见贷款合同范本入手，可得出初步认识。具体而言，《中国银行信用贷款合同》第12条、《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第16条、《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贷合同》第8条、《中国建设银行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第13条，有加速到期条款的内容。
  1．在这些合同范本中，加速到期条款均被列入违约责任部执这符合加速到期条款的自身属性，提前还款剥夺了借款人的期限利益，类似于一种惩罚性措施。一般而言，作为平等的民商主体，借款人如果凭空负担这项义务，无疑有违公平、等价原则，而若将其作为借款人违约之后所归加的责任，则能更好地与合同法的内在理念相契合。但是，违约条件的设置也并非毫无约束，尤其是处于优势地位的银行以格式条款的形式制定违约条款时，更要适当考量双方权利义务的平衡。细察加速到期条款适用的条件，便能发现，其往往相对偏向贷款方利益，尤其是我国合同法在违约归责部分已采取严格责任原则，对义务履行方的要求已经很高，在此情况下，这类条件似乎显得对借款人过于苛刻。因此，要对银行贷款加速到期条款的正当性进行证成，还必须对其合理性基础作进一步的探究，而这主要表现为贷款安全及其背后的金融安全。
  2．对于前述条款，按照危及贷款安全标准的明晰程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明确指出以危及贷款安全为条件的。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贷合同》为例，其中约定当危及贷款安全时，加速到期条款生效。另一类是虽未明确提及，但以危及贷款安全为内在标准的。以《中国银行信用贷款合同》为例，其中列举的情形虽然多达7种，但仔细梳理，可以发现主要分为以下几类：借款人违反合同重要约定，这使得贷款人债权实现面临直接威胁；借款人抗拒贷款人监查，这使得贷款人难以对贷款风险进行有效评估和处理；借款人存在影响履约的其他情形。虽然严格而言，这些可能并不涉及借贷双方主要权利义务关系，但在客观上却危害了贷款人经济利益，或是展露出义务人的主观恶意，或是削弱其还款能力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危及贷款安全。
  3.相关指导性文件对于加速到期条款的规定，可以作为概念界定的一个重要指引。1994年试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在部分省（区、市）试行“借款合同文本”的通知》中，关于加速到期条款的适用条件共有三项，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第一项是借款人拒不履行合同；第二项是借款人抗拒监督检查；第三项是存在其他危及贷款安全的情形。第一项的直接拒付，主观恶性最强；第二项则导致银行对贷款风险失去监查可能，主观恶性其次；第三项则主要是在借贷关系之外危及贷款安全的客观情形，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借款人所能把控。可见，这些条款主要是按照借款人的主观恶性强弱进行分类，对危及贷款安全的情形做出规范。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可以对银行贷款加速到期条款概念初步界定为：是指在银行借贷合同中所设立的，当借款人违反合同约定从而危及贷款安全时，银行可以要求借款人在约定的到期日前付清全部余额的条款。
  1．从法理角度而言，应尽量保持解释整体的融通自洽。按照第二种观点的解释，加速到期条款所约定的条件一旦成就，条款则生效，贷款人不需通知，借款人即应承担提前还款的义务。然揆诸前述加速到期条款的内容，为确保贷款方利益周全，其所规定的生效条件往往较为严苛宽泛，相对人事先难以准确判定条件成就与否，若法律实践中如此适用，则极易引发纠纷。为解决这一问题，第二种观点便将银行要求借款人提前还款的权利设计为一种复合性权利，认为其中含有作为形成权的“通知到期权”。[1]但形成权是一种依单方意思表示便可直接变动法律关系的权利，相对人无法参与，却有容忍义务。正如曾世雄先生所言：“形成权乃私法上之利器，威胁法律关系之稳定。”[2]而法律之所以赋予行为人约定此项权利的自由，乃是出于对商法中意思自治的高度尊重。在银行借贷合同中，银行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尤其是加速到期条款在此类合同中已成惯例，借款人意思自治空间受到严格限缩，在此情况下，如果允许银行于既有的典型形成权之外再随意创设其他类型，在某种程度上有违于形成权的法理基础。
  2．从利益衡量的角度看，应注重双方权利义务分配的公平合理。无论依照前述何种观点，一旦银行贷款加速到期条款生效，借款人的核心利益―期限利益都将丧失，因此，在此之外的权益得失便占据了重要地位。正如前述，若依第二种观点，则银行可不进行通知而径直启动加速到期条款，相对人的权益将处于极为脆弱之地位。如果视之为约定解除权，对相对人发生效力须以通知为前提，一旦相对人不服，可立即提起诉讼，行权人则应当说明理由；若以约定解除权论，由于可通过约定同时解除双方所有的合同权利义务，仅保留结算和清理条款效力，所以能防止借款人在核心利益已丧失的情况下，依然承担其他义务，相对而言更利于维护双方利益平衡。
  3．对合同法第二百零三条的理解，应结合历史解释及制度目的。合同法第二百零三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人可以停止发放借款、提前收回借款或者解除合同。”其中将提前收回借款与解除合同并列，这也成为主张加速到期条款非约定解除权条款的重要论据。笔者认为，对于条文涵义的理解不能只简单从字面文义出发。以违反借款用途为条件的提前收款在我国立法上有其渊源，早在1981年制定的经济合同法第四十条就规定：“借款方不按合同规定使用政策性贷款的，应当加付利息；贷款方有权提前收回一部分或全部贷款。”这是因为政策性贷款的用途关乎国家的信贷政策、产业政策等，且在当时金融状况下，更对国民经济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85年颁布的《借款合同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借款方不按合同规定的用途使用借款，贷款方有权收回部分或全部贷款。”在此处，条款的适用对象有所扩大，这是因为普通贷款的使用若违反约定用途，也会产生贷款人未曾预料的风险。1999年，经济合同法废止，合同法颁布实施。无论从立法承继的角度出发，还是考虑到当时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合同法第二百零三条借鉴上述条款，突出强调借款用途的重要性，并对相关违约责任单独予以特别规定，都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这并非意味着这一条款可以理所当然地类推适用到其他违约情形上。正如前述，基于我国借款合同的特殊发展历史，借款用途在其价值评定体系中占据了特殊地位，因而，这一条款可视为一项具有承继性的特别规定，即在借款人违反借款用途的情况下，法律出于其危害性之严重，直接赋予贷款人以特别的权利，使其可以不解除合同即行使停止贷款、提前收款的权利，以切实保障贷款安全与贷款目的之实现，并作为对借款人的适当处罚。